微观经济学字母代号涵义篇1
【关键词】微博新词汇；构成方式；语言规范
微博是一种通过关注机制分享简短实时信息的广播式的社交网络平台。它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娱乐以及百姓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以其用户量巨大、信息快、传播速度快的特点，极大地促成了微博网络文化的生成，许多微博新词新语也应运而生。网络语言已渐渐成为汉语词汇系统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之一。本文针对微博新词汇的使用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并就如何规范网络语言提出了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微博新词汇的构成方式
微博新词汇与传统汉语词汇构成方式有很大的差异，一般词汇严格按照语法规则及构词法构成，而微博新词汇则是网友在日常表达中随意运用、创造的，有极强的随意性，基本上无章法可循。如果没有使用微博的习惯与接触网络文化的背景，大众很可能无法理解微博新词汇的含义。本文以一些使用频率较高的微博新词汇为对象，对其构词方式进行梳理，最后系统地总结了微博新词汇常用的几种构词类型，并列出实例辅证，力求研究翔实、准确。
（一）字母的缩略化。因微博字数容量的限制，字母缩略化的现象很容易在微博上出现，其特点就是言简意赅。通过英文字母和汉字的读音相同或相近的角度谐音，字母也有了非常大的表情达意的功效。例如：CU的读音跟英语Seeyou谐音，就是“再见”的意思；英文大写字母GG，汉语拼音跟“哥哥”谐音，GG常用来指“哥哥”，mm用来指“妹妹”；烘焙机跟英文单词homepage谐音，网络上人们常用烘焙机指个人主页。
（二）数字的特指化。用数字代替语言，利用数字的谐音，婉转地传情达意，增强语言的渲染力，从而产生特别的效果。例如：2333表示大笑，笑得打滚，多的那个3是滚出来的影子，所以有些人也喜欢用很多3来加强效果；201314表示“爱你一生一世”，因为谐音，2013年1月4日也就成了一个特殊的日子，很多情侣因此选择在这一天永结百年之好；520表示“我爱你”，简单的网络流行语言，表达的是人们对爱情的美好向往，每年的5月20日就成了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
（三）数字和字母组合以及汉字和英语组合。网络新词语不再拘泥于传统的词语构成法，各种汉字、数字、字母或者特殊符号混杂在一起，怎么方便怎么用，新词新意层出不穷，五彩纷呈。例如：3Q=thankyou，表示“谢谢你”。3的汉语读音和thank第一个音接近，字母Q的读音和这个句子中剩下的读音接近，3和Q组合在一起，既方便键入，又非常调皮活泼，大受青少年网民的青睐。3H学生，是三好学生的意思，这个词也是利用数字与字母读音和汉语拼音谐音组成的。用……ing表示进行时，如：无限郁闷ing，表示此时此刻郁闷的心情；8错、8给，利用8是不的谐音，表示不错、不给的意思，形象而生动，给人声音和视觉的冲击，很容易理解并使用。
（四）文字谐音转义。谐音转义的使用在网络中大量存在。在极具传播力的微博平台，因为转发和评论的互动，使得这类活泼灵活的表达技巧和方式更受欢迎。例如：酱紫=就这样子呀，童鞋=同学，稀饭=喜欢，有木有=有没有，鸡冻=激动，霉女=美女，菌男=俊男，桑心=伤心，神马=什么，帅锅=帅哥，灰常=非常，表嘛=不要嘛，等等。
“蒜你狠”“豆你玩”“棉花掌”“糖高宗”“苹什么”等新词汇不断在微博上涌现出来。在百度百科“蒜你狠”词条的定义是：“蒜你狠”成为时髦用语是源于2010年大蒜价格疯涨超过100倍，甚至比肉、鸡蛋还贵。在百度公布的2010年网民搜索风云榜显示，在2010年网民点击检索的十大网络新词中，“蒜你狠”位列第一名。
（五）非语言符号的运用。网友们还大量运用非语言符号来代替言语，如早期的“”“”等，还有微博运营商目前推出的大量表情符号。非语言符号的使用与微博转发的便捷性有关，转发者在承接原创微博的同时加入简单的符号，这既符合微博信息简洁且迅速的特性，还表达了转发者模糊的情感态度。如最近“。。。。。。。”被广泛使用，用以表达内心的无语感；（？）表示惊讶，（_）表示怀疑，（）表示没办法等等。
（六）词义转化。在原有的词义中大家随意转化成相关的引申义，扩大词义范围，在日常生活中有更好的表达效果。例如：天然萌、天然呆，原指动漫人物形象可爱，现在评论别人微博中趣事时常常用“你天然呆啊！”。节操，即（在这里词义的感彩发生了变化，与过去相比多了调侃意味，并没有那么严肃）。例如：你的节操掉了一地。相反来说，无节操就是指没有节气操守，做人没有原则。
（七）名词动词化。例如：“汗”表示惭愧，用汗很形象地表达了惭愧时流汗尴尬的状态；“汗”也被用来表示吃惊，因为吃惊而大汗淋漓了。
（八）方言化。很多网络新词来源于方言。最典型的是“二”这个字，常用于形容一个人分不清场合，掂不出轻重，说话不过大脑，做事不想后果。例如：那个人二得很！“二”字还用来形容自己听到惊人且不能理解的言论时的心理状况，如“我二了”；再比如形容某方面比较强悍，带有戏谑，如“那家伙踢球二得很”。
东北方言中“人”的发言和“银”一样，现在往往用“银”来指“人”了。还有像用“哇凉哇凉”来说明对某事或某人寒心了。
（九）特殊格式。微博中句法格式要求不严格，形式感更强的“段子体”受到创作者的热烈追捧，并且一经个别网友运用立即引起大量网友效仿，传播力极强。例如：“好坑爹啊！！！坑爹啊！！！爹啊！！！啊！！！！”起加强语气的作用，没有褒贬等语气色彩，其中句子中的字逐句减少，格式体现出规律性，标点符号叠用！！！！表示使用者强烈的情感表达愿望；555，呜呜呜（哭）的谐音，如果想表示伤心欲绝，可以用更多的555555……来表示，这类格式都强烈地体现出网友创作的随意性和创意性。
（十）口语化表达。口语化、通俗化、事件化的表达方式也是微博大量新词汇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转发性微博中，简短的口语表达更受欢迎。如“赞”“顶你”等简短的口语词汇频繁地出现在原创微博的转发中，既表达了转发者对原创作者的支持，同时也体现出微博词汇的随意性与便捷性。微博语言多是写作者即兴或者随意的语言，对句法要求不是十分严格。例如：
噗：在网络用语中，常有“我倒”的含义。形容发言者对所见所闻的极其无语，内心所要表示出的状态。也有“噗”一声笑了的意思，表示某事出乎意料，或者对某种程度雷人的事情，怀有一种嘲笑、偷笑的态度。网友们还经常使用“噗哈哈哈哈”的表达方式，表达大笑不止的状态，很有画面感。
点赞：微博排版中，一条新的微博右下角有个大拇指竖起的图标“赞”，点一下表示支持。网友们在浏览微博时，不想发表评论但表示支持态度时，顺手点赞，这已成为很多网友的习惯。
亮瞎：一般是形容帖子楼上的内容太过夸张震撼（贬义），太亮了，让人承受不起。这既表现了对帖子内容的排斥，也体现了网友的态度，用经济、简洁的词语精准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这样的微博新词汇还有很多，如躺枪、中国大妈、逗比、丝、团购、秒杀、房嫂等词的走红，因其新闻含量高、与时政相关，还由于其含义能精准地概括某一社会现象或内涵。
微博新词汇就像新生事物一样，发展日新月异，且明显具有时事性的特点，受众非常广。在流行之后都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并衍生出相关的“周边产品”。越来越多的谐音词诞生并风靡网络，这些具有娱乐和乐观精神的新名词也成为网络上的一大看点。
二、微博语言对规范语言的负面影响
为了提高速度，网民们挖空心思“创造”出令人新奇的“网语”，这种另类表达因为简洁直观、通俗、风趣、幽默、个性化，很快就成为他们的通行语。而这些并没有在大部分成人中实现“扫盲”，反而成了大多数中老年人进入网络的最大障碍。提意见叫“拍砖”，强烈支持叫“狂顶”，看不懂叫“晕”，尴尬叫“汗”……这一连串的用词让许多成人面对屏幕不知所云。还有些词，如“我伙呆”“喜大乐奔”等，更是让许多人一头雾水，这无疑给我们的网络交流设置了障碍，影响了更多人融入网络平台。
（一）构成形式多样但不规范。网络语言五花八门，大量的词语不符合现代汉语常规，违反了汉语正常的构词规律和语法规则，对现代汉语规范化发起了挑战。如十动然拒、男默女泪、累觉不爱、人艰不拆等词。
（二）语言运用规则的失范。网络语言随意的成分太大，怪词、错字、别字随处都是，省略句多，造成句法成分残缺和词性的变化。规范的语言被所谓的幽默调侃代替。对尚无辨别能力与正在学习汉语使用的学龄儿童及汉语学习者来说，有很强的负面影响。
（三）文化审美由雅文化走向俗文化。网络语言的简单直接破坏了文字的内涵和美感，传统书面语言的深厚意蕴将面临挑战，传统语言的雅文化日渐被网络的俗文化所取代。网络语言具有的快捷、简略、杂糅等特点，决定了网络语言好比是一种富含添加剂的速食，青少年吸食过多，反而会影响其吸收丰厚而典雅的中华文化。文字与词汇本是汉语文化的载体，越来越多的俗文化侵占了雅文化的地位，对汉语文化的传播十分不利。
三、对微博新词汇规范的建议
微博新词汇形式多样，富于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词汇在网络上的迅速发展和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微博新词汇的主观性、随意性和局限性，对现行的语言规范有一定的冲击，已引起社会的关注。抵御这种冲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对这些网络词语进行规范，寻求一种既符合网络语言特点，又不违反语言规范，具有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的有效途径。
（一）客观地分析和对待网络语言，让其合理地存在，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纵观汉语的发展史，语汇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地推陈出新。失去生命力的词汇在不知不觉中消失，新的词汇总是被大众广泛应用。以官名为例，“尚书”“侍郎”“大夫”“陛下”“太师”等只能出现在历史剧中了，生活中已失去用武之地。而网络中盛行的“白领”“闺蜜”“粉丝”却焕发出勃勃生机。网络语言更多地有着生动幽默的表达效果，不仅丰富了现代汉语语料库，还有利于培养青少年的想象力、审美鉴赏能力和语言创新能力，优点谁都不能予以否认。
（二）尊重个性表达。青少年是鲜活的生命个体，有其独特性，他们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得到认可后所获得的成就感。因为各自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环境不同，对事物的感悟理解也各有千秋，所以他们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积累运用规范语言，而不至于死搬硬套去使用网络语言。因此，我们既要看到网络语言引发的语言规范应用问题，也应看到它对语言发展的积极作用。教育和引导学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培养健康的语言文字运用观。
（三）加强对网络语言的使用引导。面对网络时代语言中的不规范现象，主流媒体和新兴媒体要加大对网络语言的宣传引导力度，承担起传播语言规范的功能，形成宣传声势。通过持续不断的宣传，引导人们充分认识语言不仅仅是个人现象，更是一种社会规范。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传承优秀文化每一个网民都要承担责任，绝不能只顾自己高兴随意放纵自己的不规范语言，言无遮拦。各级各类学校要加强对青少年网络语言的教育引导，纳入国民教育范围，引导青少年认清自身的语言责任，使学校成为语言规范的主要阵地。
（四）利用法律杠杆尽快制定规范网络语言的管理办法等。日益流行的网络语言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何规范和引导网络新词新语的发展，北京广播学院语言传播研究所所长于根元教授认为，首先应制定网络新词新语规范的基本原则，研究哪些词语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国家相关部门和各个网站应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规范引导网络语言的正常发展。对一些粗俗的、不文明的语言现象要制止，对一些特别的语言表达方法要观察、分析、探讨。目前，国内已有地区开始制定有关规定，如上海推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对网络用语作出这样的规定：“国家机关公文、教科书和新闻报道中将不得使用不适合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则的网络语言。”福建等地将对如何规范网络用语进行立法讨论，等等。因此，各级政府有必要对网络语言进行规范和清理。
网络语言是社会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必然产物，也是汉语言发展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如何趋利去弊，促进汉语言的健康发展是应该引起语言学家和广大群众高度关注的问题。基于网上交际的互动性特别强这一特点，语言文字部门应该同宣传、传媒等机构密切协作，加大宣传和监控力度，在大力倡导网民规范自己语言文字的同时，纠正和劝导网上不规范语言现象，传播文明，引领风尚。只有这样，才能使网民逐步提高自身素质，规范网络语言，准确理解传统语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内涵，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
参考文献：
[1]汪丽娟，李晓.微博传播中的舆论引导策略[J].新闻爱好者，2011（17）.
[2]郑勇.网络谐音词语研究[J].文学艺术，2012（8）.
[3]冯念，冯广艺.网络词语的谐音及规范问题[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1）.
微观经济学字母代号涵义篇2
一、“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
正确界定“汉字文化”的概念，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是汉字文化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目前，人们对于“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汉字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总体的研究力度还不够，挖掘还不太深刻，概括也不太全面。我们认为，界定“汉字文化”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着眼。宏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的起源、演变、构形等基本规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微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自身所携带的、通过构意体现出来的各种文化信息。宏观的汉字文化是建立在微观的汉字文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在研究的步骤上，应从微观起步，逐步积累材料，总结规律，然后再上升到宏观的研究上。但微观的研究并不是对单个字符的孤立分析，而是要从整个汉字系统出发，着眼于宏观的背景，并以宏观的研究为最终目的。无论是宏观的汉字文化研究，还是微观的汉字文化研究，都必须围绕汉字这个中心，要以汉字的自身因素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不能脱离汉字，把本不属于汉字的东西生拉硬扯进来。
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汉字”和“文化”各自的本质。就汉字而言，它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它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满足有声语言的不足。对此，清代陈澧曾做过精彩的描述：“盖天下事物之众，人日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成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构成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1](p8)意义是抽象的，是感觉器官所不能感知的；声音是一纵即失的，只能作用于听觉器官，而不能作用于视觉器官，它虽然能够成为意义的符号，但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却无法传之异地，留于异时。而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思想交流。这种需要，促成了文字符号的诞生。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以一种特殊的符形将汉语的意义和声音物化下来，从而扩大了汉语的交际功能。可见，汉字的最根本的功能是记录汉语，是否与汉语的词相对应，是判断某一符形是否为汉字的决定性条件。汉语是各种社会文化的载体，汉字记录了汉语，因而也就与文化发生了联系。就文化而言，由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就成为难题，各家之说竟多达几百种。有人认为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活动，有人认为文化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也有人认为文化泛指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我们比较倾向于17世纪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的说法。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应该是上下位的种属关系。然而，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汉字这一结构成分必定要跟其他成分发生关系，所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的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中除汉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元素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王宁先生曾作过明确的辩证：“‘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实际上属于文化项之间的相互关系范畴，具体说，它是指汉字这种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文化项之间是彼此有关系的，在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时，一般应取得一个核心项，而把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文化项看作是核心项的环境；也就是说，应把核心项置于其他文化项所组成的巨系统之中心，来探讨它在这个巨系统中的生存关系。如此说来，‘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就是以汉字作为核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2](p78)许多学者谈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时，总是笼统地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简单地对应起来，让人觉得汉字似乎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这种割裂“汉字”与“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汉字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它既是各种文化项之一，又是书写和表达其他文化项的载体。它通过记录语言中词的方式，保存了词的意义所反映的各种文化信息，因而同其他文化项之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汉字的悠久历史与其跨时代性的特点，更使它具有了很大的文化考古价值，成了研究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重要依据。汉字与文化的这种密切联系，使得二者之间具有着特殊的互证关系。人们既可以从汉字的角度去研究文化，挖掘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构形等各种规律中所包含的整体文化特质和具体文化信息；又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汉字，探讨其他文化项对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这使汉字文化的研究对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汉字文化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
二、“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区别
在汉字文化研究领域，一些人往往混淆“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将汉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当成汉字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影响到汉字文化研究的科学性。
其实，“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汉字和汉语虽然同是文化的载体，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差别。就其构成要素来说，语言只有音、义两要素，而文字则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的音、义要素是从汉语那里承袭过来的，而形体要素才是它自身所独有的。字形虽然与音义有关，但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作用和价值，具有自身的构造规律和系统。这就决定了汉字既与汉语有密切关系，又与汉语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与文化发生关系，一方面是以汉语为中介的，即通过记录汉语而成为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由于汉字形体的特殊性，使得汉字具有了汉语所不具备的文化功能。汉字是表意文字，特别是早期汉字，形体与所记事物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可以从字形当中，窥探出与所记事物相关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有些是词义能够反映的，有些是词义所不能反映的。从主观上讲，汉字构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汉语中的词，它的表意特征是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也就是说，人们采用表意构字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据形知词，而不是据形知物。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汉字的表意构形不仅记录了词，而且还记录了除词以外的其他信息。如甲骨文中的“王”字，除了记录了“王”这个词外，还以其像斧头之形的构形告诉人们，古代统治者是靠武力统治天下的。这些信息，由于远古文献的贫乏，我们无法从“王”的词义本身获得。在最初造字时，古人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将这些信息保存在字形之中，而是由于当时统治者必然拥有武器，人们看到武器极易联想到拥有武器的人，于是，便用武器之形作为记录“王”这个词的字形，以期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联系。后来，统治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王”的词义也随之改变，人们通过“王”的词义本身已无法了解到古代统治者的特点，而“王”的字形则成了古代统治者形象的历史见证，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文化考古价值。由此可见，汉字的文化功能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汉语中的词，一个来源于汉字的自身形体。前者是汉语的文化功能在汉字形体中的物化，是与汉语文化相重合的，因而仍应归于汉语文化的范畴。后者是汉字自身所独有的，因而才是真正的汉字文化。
在具体研究中，不少人把汉语文化贴上了汉字文化的标签，把许多本属词汇范畴的现象也归到汉字身上。如有人在名为汉字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用《说文》“牛”、“马”二部字多的事实，去印证我国古代曾经历过畜牧业时代。我们且不说这种印证有何实际价值，仅在理论上，就存在着混淆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倾向。“牛”、“马”二部的字多，只能反映出当时语言中与牛、马有关的词多，除此之外，汉字字形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因此，对“牛”、“马”二部字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只能算是词汇文化问题，而不能称为汉字文化。假如把属于词义的东西都归于汉字，汉字的文化功能就确实无所不包了。如果这样的话，任何文字都是记录词义的，因而也就必然记录文化，那么，汉字与其他文字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研究汉字的文化功能，必须从汉字的特殊构形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出汉字文化的本质特点。
三、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
对汉字的文化功能把握不准，甚至随意夸大，是目前汉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较严重的问题。不少学者受“汉字优越论”的影响，将汉字夸得神乎其神，说“汉字是一串怪异的密码”，“是古代社会的活化石”，“每个汉字都成为了一定文化的镜像”。这些说法明显与汉字文化功能的实际量度不相符合。
汉字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互证关系，但这种互证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化对汉字的证明功能要大于汉字对文化的证明功能，因为汉字毕竟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尽管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备最终确认文化的功能，更不具备确认文化所属时代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一定要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在这方面，王宁先生等人所著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可谓成功的典范。该书《前言》中明确表示：“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线条、笔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也就把《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这个题目给糟蹋了。”[3](p2)
汉字创造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录语言，而不是为了细致描写文化。汉字字形所体现出的除词义之外的其他文化信息，只是其创造过程中的副产品。如果将这种副产品上升为其主要功能，就会导致对汉字本质的误解。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摆放汉字的位置，不能正确看待汉字和文化的关系。他们不是把汉字看作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了考证和确认文化的灵丹妙药，试图通过汉字构形去构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于是，他们任意夸大汉字的文化功能，将本来毫无联系的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牵强附会在一起。如有人说：“它的存在无疑是一个活化石，能使我们透过文字的静态形体步入到古人动态的文化意识中去，把文字内蕴所包含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观念以及古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认识事物的方式等揭示出来。汉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4](p15)作者把汉字比喻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脊梁”，说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似乎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汉字字形当中找到根据，这无疑是对汉字文化功能的过分夸张。我们认为，汉字构形当中确实保存着不少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它对文化的反映是有限的，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因而，仅靠汉字构形无法确认文化，更无法全面构建古代的文化系统。
汉字构形系统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很强的历史层次性。但当汉字积淀为一个完整的构形系统时，这种历史层次性已深深地隐藏在整个构形系统的背后，变得很难甚至无法考察了，因而也就无法运用汉字去确认文化所属的时代。汉字构形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现象，究竟应归属于哪一历史层面，是很难有确切的结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汉字考证文化时，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要尽可能排除主观随意性，在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之间建立起客观、真实的联系。有人不了解这一点，而是笼统地不分时代层次地去考察汉字的文化功能，其结果只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如同样是《说文·女部》字，有人根据从女的字多，认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完全可以从汉字字形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说文》中女部下面有258个字，可以看出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5]；又有人认为，女部中的“大量贬义词，反映了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下，受歧视受侮辱”[6]；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的结论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文·女部》字本身的复杂性，它们决不可能是同一时代产生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反映某一个时代的社会观念。究竟哪些汉字起源于母系社会，哪些汉字起源于父系社会，现在已无法考察，所以，单凭女部字，既不能证明“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也不能证明“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一文[7]，更是试图通过女部字去描述古代妇女地位的演变史。作者认为，我国古代妇女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地位极尊，从商代开始由尊向卑转化，到西周以后地位极卑，这种演变过程都可以在汉字构形中找到证据。作者似乎对哪个字起源于什么时代、反映哪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胸有成竹，但实际上，他在证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地位高时，用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在证明商代是妇女地位的转化期时，用的还是甲骨文；甚至在证明西周时期妇女地位低时，仍然用甲骨文就已产生的例字。那么，究竟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现象，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商代的现象，又有哪些甲骨文预先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现象呢？这种缺乏历史观念的做法恐怕值得商榷。
汉字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个字符的存在都受着系统的制约，它既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字符相联系，又以不同的构形与其他字符相别异。联系和别异是每个字符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是汉字符号的本质内涵。汉字符号的系统性特点要求我们在分析汉字构形时，一定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而不能孤立地分析单个字符。有些学者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汉字字形，习惯于到字形当中去为某种文化现象寻求印证。如有人认为甲骨文“母”字中的两个指事符号象征“胸前两乳十分发达”，并据此论证原始社会存在女性生殖崇拜。[8]我们认为这种论证是十分牵强的。汉字造字最初采取的是依类象形的方法，而象形就是要突出事物的显著特征，只有如此，才能将相类似的事物区分开来。如“牛”、“羊”二字的构形就突出了牛角和羊角一个向上弯、一个向下弯的特点，从而使二字的形体有了明显的区别。“母”字的构形之所以突出两乳，也是出于与其他字符相别异的考虑，因为“女”字所表示的母亲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难区别，除了母亲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较为发达外，其他特征很难在字形中体现出来，于是，古人便在“女”字的基础上加上表示乳房的两点，作为“母”字的构形。这种构形，既保持了与“女”字的联系，又体现了与“女”字的区别，显然是为了满足汉字构形系统性特征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表示什么生殖崇拜。可见，汉字是一个具有严密系统性的符号体系，每个字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整个系统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为了一时方便而胡乱讲字，否则就会造成讲了一个乱了一片的严重后果，给读者造成困惑。
总之，“汉字文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违背汉字的发展规律，也不能违背文化的发展规律。汉字文化学是科学，不是幻想，更不是个人无根据的联想和猜测。”[9]汉字构形确实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在研究汉字文化时，一定要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用谨慎的态度去操作，要树立正确的汉字文化观念，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合理分析汉字的构形；要明确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弄清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正确认识汉字文化学方法的适用对象，避免出于赶时髦心理的随意滥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汉字的文化功能得到正确的体现。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既需要有坚实的汉字学功底，又需要有较高的文化学修养，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1]陈澧.东塾读书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2]王宁.汉字与文化[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6).
[3]王宁，等.《说文解字》与汉字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4]李逢甫.汉字的文化积淀[J].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1996(3).
[5]陈建民.语言与文化漫话[J].宏观语言学，1992(1).
[6]何毓玲.从《说文·女部》窥古代社会之一斑[J].古汉语研究，1996(3).
[7]殷寄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5).
[8]李家祥.原始生殖崇拜在甲骨文中的表现[J].贵州文史丛刊，1995(2).
微观经济学字母代号涵义篇3
关键词：数学符号 数学语言 科学 简洁 相通
我们天天接触数学，但是很少有人对数学语言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譬如数学语言的产生、发展和形成；数学语言与一般语言有哪些不同，具有哪些特殊性；数学语言在促进人类文明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如何学好数学语言等等。从而使数学语言象汉语语言学那样成为一门独特的语言学科——数学语言学。本文只研究数学语言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更多地是与一般语言（汉语语言）进行比较而言的。下面只从数学符号的科学性、数学语言的简洁性、数学语言的相通性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1、数学符号的科学性
数学符号是数学文字的主要形式，它是构成数学语言的基本成份。
1，2，3，4，5，6，7，8，9，0，这十个符号是全世界普遍采用的，它们表示了全部的数，书写、运算都十分方便。这10个符号常被称为阿拉伯数字，实际上却是印度人创造的，只是经过阿拉伯传到欧洲。这是印度对人类文明的一项重大贡献，这一贡献的意义也可能是今天的人们不易觉察的。但是，18世纪一位法国著名数学家曾说过：“用不多的记号表示全部的数的思想，赋予它的除了形式上的意义外，还有位置上的意义，它之如此绝妙非常，正是由于这种简易得难以估量。”
关于“位置上的意义”，指的是数字的进位表达。比如说724，它实际上是7×100+2×10+4，可是它只需简写成724就明白了。此外还有空位的问题，假若有个数字是7×1000+2×100+4，那该怎么写呢？现在我们是很容易回答了，不就写为7204吗？可是，在最初的数字符号系统中是没有0这个符号的。有的用一个点来表示：72•4有的用一个方格来表示；有的干脆就拉开一点写，表示空一位；……但这些写法的不准确、不方便是显而易见的。直到使用了0这个符号，问题才得以解决。而0这个符号比其他符号的出现晚了好几百年。如果年看72004这个数字，我们能更清楚地体会到0这个符号的特殊意义。
数学的简洁不只表现在数字符号上，还表现在其他符号上，表现在命题的表述和论证上，表现在它的逻辑体系上，总之，表现在思维经济上。
数学符号有许多种，除了前面提到的数字符号外，还有代数的符号，通常用英文字母或希腊字母表示。在笛卡儿时代，以英文字母的开头几个表示已知数，如a、b、c、…，以英文字母的最后几个代表未知数，如x、y、z，或以a、b、c、…代表常数，以x、y、z代表变数。现在，这已不是固定的了，在某种约定之下，a、b、c、…也可代表未知数，也可以表变数，x、y、z也可以代表已知数，也可以代表常数。还有一些特殊的常数，如π,e。还有另一些表现数量的符号，往往是其他类型符号的组合。
数字研究的对象已不只限于数，还研究形，表示三角形，表示四边形，表示圆。
数学研究的最一般对象是集合，而表示集合的符号常常用英文字母的斜体，如a、b、c、d、x、y、z等。某些特殊的集合又用特殊的符号表示，例如，用n表示自然数集，而实数集则用r表示，n与nature(自然)一词有关，r与real（实的）有关。特定的集合组成空间，空间有时用s表示，s与space(空间)一词有关，但也用其他字母表示空间。这些符号的运用使得数学语言变得简练。
还有一类符号是表示关系的，通过种种关系起联结作用。常用的如等号=，近似等号≈，全等号≌或。还有不等号≠，＜，＞，<<。∥表示平行关系，表示垂直关系，与表示元素与集合之间的关系，表示集合与集合之间的关系，表示蕴涵关系等等。
还有一大类是关于运算的符号。+，－，×，÷是四则运算符号。是开方运算符号，sin,cos,tan是三角运算符号，lim是极限运算符号，d，是微积分运算符号。表示若干项乃至无穷项求和，表示连乘（若干因子或无穷个因子），！表示阶乘，,是集合论中的运算符号。映射是比运算更普遍的概念，f，g，h等常被运用作映射符号。
微积分是英国人牛顿和德国人莱布尼茨彼此独立发现的，牛顿和莱布尼茨使用的微分符号却是不同的。牛顿创立了微分符号，比如说的微分用表示，可是牛顿的这一符号对于高阶微分并不方便，并且不宜于表现微分与积分的关系，因而实质上并不十分科学。相比之下，莱布尼茨的符号在这两方面都比牛顿的符号更加科学合理，它反映了事物最内在的本质，减轻了想象的任务。诸如这样的优美的式子，是在莱布尼茨符号下才能出现的。而英国人却以牛顿为自豪，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由于他们长时间固守牛顿的符号，使英国数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所以，数学符号的科学性直接影响着数学语言的质量，影响着数学及数学教育的发展。
2、数学语言的简洁性
数学语言非常简洁精确，它具有独特的价值，它是科学语言的基础。
从宏观来说，人们常以“成千上万”来研究多，再多就是“百万”、“千万”了，更多则是“亿万”。可是，数学能作出更简洁也更明确、更有力的表示，比如说，1025、286243这样巨大的数字，一般语言就说不太清楚了。
从微观来说，日常语言之中，“失之毫厘，廖以千里”，用一毫一厘来形容微小，还有形容体积之小的，时间之短的，距离之近的。但是，没有比10-15，10-45这样一些表达更能说明问题，它也更简洁、更明了。
[a,b]仅由a、b、[]这三个数学符号表出，但如果比用一般语言描述就成为“大于或等于a，小于或等于b的一切实数的集合。”除去标点还得需要20个符号，其中18个汉字。
若对任何使得对任何n,m>n，有，则数列有极限。这是著名的柯西判别准则。如果要用一般语言是无论如何也表示不清的，
作为有理数、无理数、代数数、超越数、实数、虚数之间关系之一的式子，是各种数的大统一。用数学语言来表达是这样的简洁、明晰。
数学语言有其独特之处，有其独特的价值，它不仅是普通语言无法替代的，而且它构成了科学语言的基础。越来越多的科学门类用数学语言表述自己，这不仅是因为数学语言的简洁，而且是因为数学语言的精确及其思想的普遍性与深刻性。
我们看看下面几个式子，就能明白物理学是如何用数学语言来表述的。
f=0
f=
f=
第一、二两个式子分别表达的是牛顿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第三个式子说的是万有引力定律。
惯性定律说的是，在没有外力的条件下，物体保持原有的运动（或静止）状态，然而简洁的数学式f=0（c是常数）表达了定律的实质。
第二定律说的是，力与质量和加速成正比，数学式子f=表达了这一点。当质量是常数的时候，式子可写为f=，又可用a表示加速度，因此牛顿第二定律又可以表示为人所共知的形式f=ma。
万有引力定律说的是，任何两个物体之间都有引力存在，其大小与两物体质量之积成正比，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式子f=又是多么有力地刻画了这一思想。
3、数学语言的通用性
数学语言与一般语言相比，它具有无民族性、无区域性，它世界上唯一的通用语言。
数学语言是人类语言的组成部分，它与一般语言是相通的，而且可以说是以一般语言为基础的。一般语言掌握得如何，直接会影响数学语言的学习。但是，一般语言学得很好的人也不一定能掌握好数学语言，它们毕竟有差别。
一般语言具有民族性、地区性，一般语言与民族、地区文化有极密切的联系。不同地区语言的差别可以很大，这种差别主要指符号及法则体系的不同。例如，英语与俄语，不仅符号表示的差别很大，而且语言规则的差别也很大；至于汉语，它与英语、俄语的差别更大，从书写来看，汉语是方块字，从读音来看，英语、俄语是拼读法，语法的差别也特别大。
就是同一民族，书面语言完全相同而发音很不相同的情形更多，例如同讲汉语，北方与南方就有很大不同，北京话与广大话很不相同。而且，目前世界上的语言就多达2500—3000种，其中仅美洲语言即有1000多种，非洲语言也近1000种。100万以上人口使用的文字则只有140种。这140种之中，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最多，约占世界人口的20%；其次是英语，约占6%；再次是俄语、西班牙语、法语，使用这五种语言的人占世界人口的40%以上。
但数学语言没有地区性、民族性。全世界因为地区之不同、民族之不同而有二、三千种语言（远远超过全世界国家的数目），可是，全世界的数学语言只有一种。
这种语言符号，全世界的中学生大学生们都认识，同一种书写、同一个含义，只是读音一般有所不同而已。
从以上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由于构成数学语言的数学符号科学、简洁，而导致数学语言具有不同一般语言的特殊性，也就是具有科学性、简洁性、相通性。对数学语言的研究，不仅能促进数学及数学教育的发展，而且也能对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进步起到积极作用。
正因为数学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那它在数学教育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1、掌握数学语言是学习数学知识的基矗一方面，数学语言既是数学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数学知识的载体。各种定义、定理、公式、法则和性质等无不是通过数学语言来表述的。离开了数学语言，数学知识就成了“水中月，镜中花”。另一方面，数学知识是数学语言的内涵，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掌握，实质是对数学语言的理解、掌握。一个对数学语言不能理解的人是绝对谈不上对数学知识有什么理解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掌握数学语言是学习数学知识的基础，数学语言教学是数学教学的关键。
2、掌握数学语言，有助于发展逻辑思维能力。
逻辑思维是思维的高级形式。在各种能力中，逻辑思维能力处于核心地位。
因此，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是数学教学的中心任务。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什么样的思维依赖于什么样的语言。具体形象语言有助于具体形象思维的形成；严谨缜密、具有高度逻辑性的数学语言则是发展逻辑思维的“培养液”。
3、掌握数学语言是解决数学问题的前提。
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是数学教学的最终目的。“对一个问题能清楚地说一遍，等于解决了问题的一半。”解决问题的过程是一个严密的推理和论证的过程，正确地理解题意，画出符合要求的图形。寻找已知条件，分析条件与结论之间的关系，有关知识的映象，解题判断的形成，直至解答过程的表述等，处处离不开数学语言。
4、掌握数学语言，有利于思维品质的形成。
数学语言的特点决定了数学语言对思维品质的形成有重要作用。严谨、准确是培养思维的逻辑性、周密性与批判性的“良方”；清晰、精练对培养思维的独立性与深刻性有特效。
5、掌握数学语言，能激起学习数学的兴趣。
数学的语言美具有自己的特点，它是一种内在的美，表面显得枯燥乏味，其实却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充分理解、掌握它，就能领略其中的微妙之处，感受其中的美的意境，从而激起学习、探究的兴趣。
数学语言作为一种表达科学思想的通用语言和数学思维的最佳载体，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叙述语言、符号语言及图形语言，其特点是准确、严密、简明。由于数学语言是一种高度抽象的人工符号系统，因此，它常成为数学教学的难点。一些学生之所以害怕数学，一方面在于数学语言难懂难学，另一方面是教师对数学语言的教学不够重视，缺少训练，以致不能准确、熟练地驾驭数学语言。
接下来根据数学语言的特点及数学要求，谈谈教学中的实践与认识。
首先，注重普通语言与数学语言的互译普通语言即日常生活中所用语言，这是学生熟悉的，用它来表达的事物，学生感到亲切，也容易理解。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的学习，都必须以普通语言为解释系统。数学语言也是如此，通过两种语言的互译，就可以使抽象的数学语言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借鉴，从而能透彻理解，运用自如。“互译”含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将普通语言译为数学符号语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数学化”，例如方程是把文字表达的条件改用数学符号，这是利用数学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必要程序。二是将数学语言译为普通语言。数学实践告诉我们，凡是学生能用普通语言复述概念的定义和解释概念所揭示的本质属性，那么他们对概念的理解就深刻。由于数学语言是一种抽象的人工符号系统，不适于口头表达，因此也只有翻译成普通语言使之“通俗化”才便于交流。
其次，注重数学语言学习的过程，合理安排教学
数学概念和数学符号的形成一般包括逻辑过程、心理过程和教学过程三个环节。逻辑过程能够揭示概念之间的各种逻辑关系，便于对数学结构从整体上理解，有助于学生对数学本质的理解与认识。心理过程是指学生从学习数学语言到掌握数学语言的过程，这种过程往往是因人而异。数学符号和规则从现实世界得到其意义，又在更大的范围内作用于现实。学生只有在理解数学语言的来龙去脉及意义，而且熟练地掌握他们的各种用法，从而得到理性的认识之后，在数学学习中才能灵活地对它们进行各种等价叙述，并在一个抽象的符号系统中正确应用，从而达到对数学符号语言学习的最高水平。教学过程则是教师具体对某个数学符号进行讲解、分析、举例、考查的过程，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驾驭数学语言。
1．善于推敲叙述语言的关键词句。
叙述语言是介绍数学概念的最基本的表达形式，其中每一个关键的字和词都有确切的意义，须仔细推敲，明确关键词句之间的依存和制约关系。例如平行线的概念“在同一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直线叫做平行线”中的关键词句有：“在同一平面内”，“不相交”，“两条直线”。教学时要着重说明平行线是反映直线之间的相互位置关系的，不能孤立地说某一条直线是平行线；要强调“在同一平面内”这个前提，可让学生观察不在同一平面内的两条直线也不相交；通过延长直线使学生理解“不相交”的正确含义。这样通过对关键词句的推敲、变更、删简，使学生认识到“在同一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直线”这些关键词句不可欠缺，从而加深对平行线的理解。
2．深入探究符号语言的数学意义。
符号语言是叙述语言的符号化，在引进一个新的数学符号时，首先要向学生介绍各种有代表性的具体模型，形成一定的感性认识；然后再根据定义，离开具体的模型对符号的实质进行理性的分析，使学生在抽象的水平上真正掌握概念（内涵和外延）；最后又重新回到具体的模型，这里具体的模型在数学符号的教学中具有双重意义：一是作为一般化的起点，为引进抽象符号作准备，二是作为特殊化的途径，便于符号的应用。
数学符号语言，由于其高度的集约性、抽象性、内涵的丰富性，往往难以读懂。这就要求学生对符号语言具有相当的理解能力，善于将简约的符号语言译成一般的数学语言，从而有利于问题的转化与处理。
3．合理破译图形语言的数形关系。
图形语言是一种视觉语言，通过图形给出某些条件，其特点是直观，便于观察与联想，观察题设图形的形状、位置、范围，联想相关的数量或方程，这是“破译”图形语言的数形关系的基本思想。例如，长方体的表面积教学，学生初次接触空间图形的平面直观图———这种特殊的图形语言，学生难于理解，教学时可采用以下步骤进行操作：①从模型到图形，即根据具体的模型画出直观图；②从图形到模型，即根据所画的直观图，用具体的模型表现出来，这样的设计重在建立图形与模型之间的视觉联系，为学生提供充分的感性认识，并使它们熟悉直观图的画法结构和特点；③从图形到符号，即把已有的直观图中的各种位置关系用符号表示；④从符号到图形，即根据符号所表示的条件，准确地画出相应的直观图。这两步设计是为了建立图像语言与符号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利用图形语言来辅助思维，利用符号语言来表达思维。
总之，在数学教学中，教师应指导学生严谨准确地使用数学语言，善于发现并灵活掌握各种数学语言所描述的条件及其相互转化，以加深对数学概念的理解和应用。
参考书目：
1.张楚廷数学文化[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2.邓东皋.数学与文化[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微观经济学字母代号涵义篇4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大学英语；人文功能
一、生态语言学述评
当今的生态学已由自然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发展到文化生态、精神生态层面，生态学中的人文性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生态学”已不再局限于某一专业领域，生态世界观作为科学研究的一种新的范式，提供了科学认识其他领域的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以语言学为例，研究者在研究语言的同时，更需要及时观察和探讨语言与周围环境及社会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语言作为符号研究固然必要，但与创造和使用符号的人、与应用语言的环境联系起来才具有现实意义，生态语言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生态语言学又称语言生态学，指借鉴生态学原理研究语言，《语言与逻辑辞典》将其定义为“在人种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这些领域中对语言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1]。
目前生态语言学研究有三个热点问题：其一，语言的多样性问题，众多学者对语言的多样性是语言作为人类知识和经验存储器的基本条件这一点已形成共识。其二，保护濒危语言、“弱语言”问题，2003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了关于濒危语言问题的专家会议，一些语言学家还提出了拯救濒危语言的具体方略。其三，语言人权问题，一些语言学家提出了反对“语言帝国主义”、“语言谋杀”，维护语言人权的理念，并讨论了多语教育问题，及母语教育和外语学习的关系。本文正是从第三点出发，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探讨生态系统的变化和发展给外语教育所带来的启示和影响，以及如何通过大学英语改革实现语言生态系统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二、大学英语教学的生态环境
生态语言学中的语言环境准确地说应该叫做“语言生态环境”。李国正在他的《生态汉语学》一书中，将语言生态环境分为外生态环境系统和内生态环境系统，外生态环境系统包括自然、社会、文化及人群系统，而内生态环境系统则指任何特定语言单位与其他单位的关系。本文正是借用李国正的这一划分，尝试剖析大学英语教学的生态环境，相比研究语言的各构成要素（语音、语义、词汇、语法）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机组合为主要内容的内生态环境，本文重点阐释大学英语教学的外生态环境。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大学英语教学外生态环境的结构属性和自身特点，作者试图将大学英语教学分为宏观生态、中观生态和微观生态三个层面：大学英语教学的宏观生态是大学英语教学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环境；大学英语教学的中观生态是关于学科和课程的生态，包括大学英语教学政策、外语课程的内涵和价值取向等；大学英语教学微观生态是关于外语学习中的个体因素，即直接参与者，包括外语学习者的观念和心态。希望通过对大学英语教学所处的外部生态环境的层层梳理，剖析影响大学英语教学发展的生态因素，并进一步揭示，为维护语言生态的和谐、平衡、健康发展，大学英语教学的必然转向。
1.宏观生态环境
大学英语教学的宏观生态是大学英语教学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环境。近年来，受到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附加在英语头上的考级证、毕业证、学位证、职称评定等外在因素过多过杂，本末倒置的教学导向，备受诟病，英语教学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而与此同时，全国普遍出现了母语弱化的现象，“中国人汉字书写能力变差”等新闻屡现报刊，这也加剧了人们对强化母语、弱化英语的讨论。多种原因导致英语改革的呼声一直居高不下。2013年10月21日，北京市教委公布中高考改革方案的征求意见稿，北京2016年高考英语满分由150分减为100分，其中听力部分占30分，阅读写作等占70分，同时语文由原来的150分增加到180分。并有进一步消息表明，教育部计划从2017年起，英语不再参与到统一高考中，而是推广实行社会化一年多考制。对此，北京市教委主任线联平表示，以社会关注度高的中高考作为教育改革的切入点，是想通过考试命题分值的变化、难度的降低以及招生方式的更加合理化，给全社会和全体家长、学生、老师释放一个明确的信号，必须在中学、小学乃至幼儿园，在教育教学的全过程，转变教与学方式，彻底摒弃死记硬背、重复训练的僵化学习、复习方式。
如果说以往高考改革增加英语分数权重的初衷是为了彰显外语重要性，那么这个作用已经达到了，适得其反的是，高权重分数驱使学生花大量时间去获得作为敲门砖作用的应试能力而却忽略了作为交流工具作用的语言能力，偏离英语教学的目标。因此，高考改革是为了促使英语教学由分数外延的重要性向质量内涵的重要性转变。在这样一个宏观生态环境下，作为英语教育者，我们应该认识到，此次英语、汉语分值的变化只是教育改革的一个切口，通过这个切口，以考改促教改，一则改变当下英语教学中愈演愈烈的应试化和功利化的教学模式，回归育人为本的教育规律；二则着眼于促进社会公平，发挥社会阶层调节器之功能，增强年轻一代的对中国文化、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打通人才培养的立交桥。
2.中观生态环境
大学英语教学的中观生态是关于学科和课程的生态，包括大学英语教学政策、外语课程的内涵和价值取向等。《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明确指出：大学英语课程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课程，也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大学英语教学除了训练语言技能，更应该是了解和习得一种异邦文化的过程，同时通过中西文化的交融，也是一种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等的学习过程。此外，大学英语课程作为一门基础课程，一方面，学时最多、持续时间最长、人力物力投入大、受益面广、影响也较大，在高校基础教育中的地位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大学英语的内容包罗万象，几个学期的课文内容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天文地理、历史哲学、伦理道德、民俗宗教、艺术欣赏、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知识，其文中潜在的一些价值观念，比如自由、民主、平等、才能、正义、责任等正是时代所需要的。
然而长期以来在课堂中，部分教师以应试为导向，只重语言知识传授，轻实际交际能力和文化素质培养，重工具性，而忽略大学英语的人文性，造成了多年来，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仅仅片面侧重单词记忆和语法要点讲授，不仅脱离了语言的真实环境，生硬地将英语语言本身和其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所承载的宝贵人文精神剥离开来，而且由于大量的词汇语法，题海战术，应试压力，英语占用了学生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同时将注意力都放在了培养学生的英语读写能力，导致学生的英语听说水平普遍较差，完全偏离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以上所述的综合因素在根本上导致了目前大学英语教学费时低效，应试英语、哑巴英语和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作弊屡禁不止等诸多不良现象。
3.微观生态环境
大学英语教学微观生态是关于外语学习中的个体因素，即直接参与者，外语学习者的观念和心态。当今的“90后”大学生与以前的大学生相比，其成长、成才的时代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从主流上看，这一群体是积极向上的，但由于其特殊的成长背景，使这一群体中一部分人存在着严重的理想信念缺失问题，即对英语所承载的西方文化认识片面，对自身的母语文化认可度低，贬抑汉字汉语和中华文化，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是国内外局势的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全世界各民族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90后”大学生的国家和民族意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资产阶级利用他们先进的技术和经济的高度发展来大肆宣传他们制度的优越，而我国则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政治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没有足够的政治辨别力，当前的“90后”大学生面临着信仰危机。其次，是西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在当前，中西方国家的交流不局限于经济，人文领域也不断交流，西方价值观对“90后”大学生的个人价值观带来了诸多影响。由于大学生没有能力反思西方模式的合理性，产生了对西方价值观的片面理解和误解，甚至是盲目崇拜和跟从，导致部分“90后”大学生在个人理想的选择上更重视较低层次的享受和追求，我行我素，宣扬自由，崇尚个性，产生了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和实惠主义倾向。2013年五四青年节，号召全国各高校要在广大青少年中深入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国家和政府已经把青少年的理想与信念教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何教育学生学会判断和抵制不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落后文化和极端思潮，使好的文化成为一种完善自身发展的正能量，已成为高等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所谓“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外语教学工作者更是首当其冲。
三、大学英语教学人文功能的回归
在高等教育领域，如何将教书和育人有效结合，一直是一个核心问题。如钱冠连先生（2000）所言，“人类各民族的语言都不仅是一个符号体系或交际工具，而且是该民族认识、阐释世界的一个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因而具有民族性、人文性。”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大学英语教学除了训练语言技能，更是了解和习得一种异邦文化的过程，同时通过中西文化的交融，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一种富有前瞻性的思维方式，一种创新的精神，一种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近年来，国家教育部及人民群众所呼吁的让英语回到它本来的位置，正是号召这一英语教学本质的回归。
综上所述，从生态语言学视角分析，通过梳理大学英语的外部宏观、中观、微观生态环境，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要由形式改革转向内容改革，实现从“知本”向“人本”的过渡，构建人本主义的外语教学理论框架，即达到英语学习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和谐统一，这也是实现外语教学最终目的的必然选择。一方面，英语作为一门语言，本身就具有鲜明的人文属性、积极的人文价值取向和特殊的教育教养作用；另一方面，作为高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学英语教学的显性目标是教授英语语言和文化，让学生获得生存技能和手段，其隐性目标则是实现学生的主体个性全面合理发展，获得人的生存价值。
实现大学英语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既是目的，也是手段。首先，从教学过程来看，语言课程的设计克服一味地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可以改善原本单方面侧重单词记忆和语法要点讲授，脱离了语言的真实环境，将英语语言本身和其所承载的宝贵人文精神剥离开来的状况。教师在进行语言技能讲授的过程当中，将课文与作者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历史背景及其所蕴含的文化理念与语言特点和表达方式相结合，而不是单词的生硬记忆和句型的机械理解，可以加深师生双方对英语语言的理解，提高大学英语教学的有效性；其次，从人才培养角度来看，发挥大学英语教学的人文功能，更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可以突出对学生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大学英语课程作为高校非常重要的一门基础课程，内容包罗万象，学时多、持续时间长、受益面广。尝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对中西文化和是非伦理的判断能力，在教学中采用“融入式”的教育模式，让学生能够在世界人文知识和中华文明财富的熏陶下，提升道德素养、创新精神和人文情怀，实现理智、道德、情感的成熟，实现专业教育与人格养成并重；最后，从生态语言学角度来说，物种的多样性对应了语言的多样性，语言的多样性必然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通过实现英语教育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有望改变长久以来母语与外语相对立的局面，消解文化冲突，促进文化融合，甚至产生互利作用，达到双赢的目标，维护语言和文化生态的和谐、平衡、可持续发展。
毋庸置疑，学习外语可以开拓视野、陶冶情操、丰富心智、锻炼思维，而事实证明，准确有效的学习方式不但不会弱化母语学习，还能对母语学习产生正迁移。比如，最近刚刚结束的全国汉字听写大会，在众多名校当中，夺冠的并非知名文科院校，而是杭州外国语学院，分别斩获个人和团体第一名。这绝不是偶然，杭州外国语学校的学生从小学习英语，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他们的思维能力和记忆能力，开拓了他们的视野，深化了他们对文化的认知，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记忆汉语。这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英语学习和母语习得相互促进的有利证明。不仅如此，发挥大学英语教学的人文功能还在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优化教学过程、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提高教师素养、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等方面具有改革意义。
参考文献：
[1]语言逻辑辞典[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5.[2]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3]范俊军.生态语言学研究评述[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
[4]黄知常，舒解生.生态语言学：语言学研究的新视角[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5]钱冠连.语言全息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微观经济学字母代号涵义篇5
关键词：称谓内涵；演变；社会意识
中图分类号：H1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882（2015）05-055-01
引言
语言，是用来表达人类思想的工具，是人际交流的重要媒介；社会生活层面发生变化，语言也会随之而变。反之，因其本质属性，语言也能微妙地反映生活现状及社会变化趋势。任何对话，都需以称谓开始。称谓选择的恰当与否，决定了对话的进展程度及效果。
社会意识是抽象的，称谓却让这触不可及的事物具象化。从可触及的称谓的使用变化上，可窥见社会意识这抽象化事物的变化。
在本文中，拟分析“小姐”这一称谓，以此为代表分析从古至今人们对女性的态度的发展变化过程。
一、称谓和社会意识的关系
称谓，是由婚姻、社会关系、身份、职业等而建立，也能表明人际间亲疏关系。社会意识，由文化习得来实现，是对社会及文化现象的较客观认识。称谓具有使一段对话开始的社会功能。社会意识与社会内涵相互影响，前者变化，后者随之变化。
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了解其间的关系在指导人们人际交流方面的行为具有建设性意义。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复杂的变化，变化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断发展的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影响称谓的内涵变化。例如，秦始皇以前的君主都自称“寡人”，之后却是以“朕”自称。
二、称谓内涵的发展
（一）理论基础
索绪尔的历时研究是在历史长河中研究语言的变化，而共时研究通常是以固定的时间段为观察点来研究。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才能较好地分析社会意识和称谓内涵的关系。
（二）案例分析
在古装剧中，只有权贵家庭里的女子可被称为“小姐”，可见，那时的“小姐”这一称谓是社会地位高的象征。人们尊敬并向往这些能够被称为“小姐”的女子。反之，今日的“小姐”这一称谓，多重内涵集于一身，在使用上稍有不慎，也许就会得罪他人。
“小姐”的内涵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变化，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女性的态度。最开始，“小姐”只是一普通称谓。汉代的《说文解字》中记录，“姐”起源于四川方言，意为“母亲”，可见，当时“姐”毫无疑问是褒义的。
但随着朝代的更替，社会意识的发展，它逐渐转向贬义。发展到宋朝，人们在“姐”之前加上“小”，即“小姐”来称呼那些从事于低端服务行业的女子，如宫廷里的女仆、等。显然，此时的“小姐”必定不可用来称呼权贵人家的女子。到元朝中后期，因社会的发展及社会文化意识的变化，“小姐”不再具有贬义的内涵――此时它是对女子的通用称谓，可用来称呼任何阶层、任何行业的女子。在王实甫笔下，崔莺莺就是被称为“小姐”的女子；可见，该称谓在当时是褒义的。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该称谓的内涵仍是褒义的，直至民国早期。但新中国成立后，“小姐”的内涵经历了巨大变化。那时，工农兵成为国家的主人。该称谓被贴上了“资本主义”的标签，被称为“小姐”的女子被归为资本主义等，并成为“懒惰”的代名词。可见，当时工农兵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欺压生活，一翻身做了主人，就必定是对之前压迫他们的阶层深恶痛绝厌恶不已；“小姐”这个旧时可称呼权贵家女子的称谓自然也就转为贬义色彩。与此同时，“小姐”的褒义内涵只限于外国的年轻女子。但随着新中国的发展，社会意识逐渐开化，“小姐”的内涵不再局限于贬义。1993版的新词词典中将其定义为穿着时髦的年轻女子。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经营模式被鼓励，各种行业新兴发展，“小姐”又在无形中被冠以贬义，称呼卖街女。当今，其褒义与贬义共存，但都保存了其最初的指向：女性。
总问言之，“小姐”这一称谓的内涵变化如此微妙，在使用中要格外注意。只有了解了当时的社会存在社会意识，才能全面的把握称谓内涵的变化，才可以在使用上不犯常规性错误。
中国是个农业社会，长时间处于农耕文明。农耕需要力量、耐力和体力。与柔弱的擅长女红的女子相比，男性的彪悍和强壮的体力更能胜任田间的劳作。上天赋予了男女不同的分工，但正是这分工让处在中国农耕文明中的男性成为了社会的主导。久而久之，因女性的体力不太适合田间的高强度劳作而只能窝在家主内做家务女红，女性逐渐被认为是男性的附属品。归根结底，这还是由当时的社会意识来决定的。
例如，在宋代，城镇经济迅速发展，是经济地位决定了女性的地位低下，女性被认为是男性的玩偶和生孩子的工具。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男性就会狂妄自大地认为女性只是附庸品而别无他用，“小姐”这一称谓的内涵也不可避免地被加上了贬义的色彩。殊不知，他们忽略了本质――男女只是生理机能致使分工不同而并无优劣之分。但触不可及的社会意识――在此为女性被认为社会地位低下――可以通过称谓内涵的变化来微妙地捕捉。
三、现实中社会文化意识在称谓内涵中的应用
在称谓的选择上，要适合彼时的语境。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发展历史，某一称谓的内涵也许在此时仍同时存在，如此处的“小姐”。称谓本身无所谓客观与否，全由它所使用的语境来决定。有些女性也许希望被称为“小姐”，因为她们重视的是“小”，是想保持年轻；而有些卖街女却可能对“小姐”深恶痛绝，这完全是需要语境的。
同时，思想也应与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意识相匹配。如今我们处在一开放包容的环境中，称谓的褒贬内涵也许同时存在，这就要求人们在使用中小心谨慎。了解主流社会文化意识，才能在称谓的选择上游刃有余。
参考文献：
[1]陈建民.语言文化社会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
[2]常敬宇.汉语词汇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微观经济学字母代号涵义篇6
关键词：汉字美学；书法艺术；明式家具；现代家具设计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各大经济体的完善以及文化交流的日益加强，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且向往着优质的生活，而不再是整天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奔波劳碌的苟且。人们对这种需求层次的不断追求，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人们在选购沙发时，在其能够满足安全性和舒适性的前提下，造型的美观和设计的内涵也成为人们决定购买与否的主要参考因素。汉字美学既符合东方审美观，又独具中华文化内涵。汉字，中华文化特有的载体，承载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与文明。汉字的发展经历了由具象到抽象、由简至繁的过程，体现出古人的智慧以及对自然的敬畏。近期，《汉字英雄》等科教栏目受到了广大群众的追捧；2008年奥运会的会徽设计，就是由篆书书写的“京”字演变而来。这一现象说明汉字美学重新受到了关注。但却很少有人探究汉字美学与现代家具设计存在的联系，也极少有人将汉字艺术应用到现代家具设计中。
1汉字美学的概念
从文字的起源来看，从石壁上的壁画发展到象形文字，再由象形文字演变成汉字。汉字中的偏旁部首都是由自然界的事物经过抽象所提取出来的。与西方的字母不同，汉字具有物象之本的实在意义。汉字的种类繁多，书写字体也包罗万象，古时候有金文、甲骨文、篆书、隶书、行书、楷书等，到了近现代又有繁体和简体之别。每种字体都有其特有的美学特征，种类繁多的汉字美学为现代家具设计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家具设计与汉字美学的相通之处不仅仅表现在造型方式上，更多还体现在设计美学当中，庄重稳定的对称之美和饱含张力的韵律之美。正如楷书中的“北”“中”“林”等字的写法。清中期“一桌两椅”式的布局方式与中国汉字中的左右对称结构都体现着庄重稳定的对称美。汉字不仅具有形态美还具有意境美，汉字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包含美好的寓意和象征。例如，清代家具中出现的吉祥图案，“福、禄、寿、喜、财”“和合”都包含美好的寓意和象征意味。书法艺术是汉字美学最具表现力的艺术形式，无论是楷书的内刚劲而外温润，行书的遒劲郁勃，草书的一气呵成、始终一贯，无不体现汉字美学的魅力。纵观历史，书法作为每个朝代的中心艺术，它的发展势必会影响其他艺术门类。尤其是在家具与建筑领域，明式家具和中国的园林设计就是很好的证明。同样，家具与建筑领域也诠释了中国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书法艺术与明式家具在文化内涵上的一致性，使书法韵味在家具设计中显得格外浓郁。在明式家具的发展过程中，书法的韵味也得以彰显。在中国的园林与传统建筑中，无论是布局结构还是室内外装饰上都能看到中国书法对其的影响。比如，张德祥所著《张说木器》一书中提到书法和绘画影响了明式家具造型。
2汉字美学在古典家具中的应用和表现
明式家具是中国古典家具领域的代表，凝结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更成为世界家具发展史上的一朵奇葩。不论是从美学鉴赏的角度还是从功能实用的角度来看，明式家具都有不可比拟的成就。明式家具因其制作工艺的特殊性，被赋予“巧而得体，精而合宜”的艺术特点。明式家具造型简约，以简洁的线条为主，运用富有韵律感的曲直变化，形成了明式家具至精至简的表现形式。书法艺术用一根普通的线条，凭借一支软笔，这无比简单的形式，竟书写了令世人惊叹的艺术成就。书法艺术与明式家具两者之间的艺术特点不谋而合，这一点绝非偶然。书法艺术对明式家具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要从明式家具发祥地开始。不同地方的人会受其地域文化的影响，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家具亦如此。明式家具的发祥地在苏州。苏州地处江南，自古就是经济发达、文化汇集的地方，文人墨客、富人商贾聚集在此，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明代，大量的文人墨客出现才将历朝历代都作为中心艺术的书法艺术深深地融入了这座古城之中。明代的家具制作，绝大多数都有文人的参与，他们既是文人也是匠人，这与明式家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密不可分。江南素有小桥流水、文人的温文尔雅以及书法的笔酣墨饱等人文风光，造就了文化艺术上的清新淡雅、言辞婉转之风，这也必定会体现在家具的设计风格上。其实，当时在家具制造领域苏州并非一家独大，不过比起京作和广作，苏作家具不如京作那么雍容华贵、富丽堂皇，也不同于广作的体大宏伟、通体雕刻，苏作家具表现出的造型精巧、素雅至简，更具文人风范。其次，在明式家具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建筑和园林的影响。苏州的园林作为江南园林的代表，本着“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原则，集古建筑、文学、书画和雕刻等元素于一身，使其在世界园林史上占据较高地位。这一切又源于书法艺术，无论是布局结构还是室内外装饰上都能看到中国书法对其的影响。符合书法中提出的朴素辩证观，强调最普遍、最简单的观点，这也正是《老子》所倡导的万物皆生于一。最后，以图1、图2中的家具与书法为例，阐述汉字美学对明式家具造型的影响。如图1所示，此罗汉床为鼓腿彭牙大挖腿，一目了然这与书法笔画的造型相吻合，绝非单纯的巧合所能解释。图2中，方凳的腿足属于马蹄足，马蹄足是明式家具中较为常见的一种腿足，四条腿足并不是绝对的垂直，下端略微向里回转，所成弧线必然自然柔和，使人赏心悦目。在硬笔书法中讲究的是横平竖直，但是在软笔书法中则不然，而是讲究笔触的变化和运笔的韵律。图2为软笔书法中的笔画，讲究的是笔触线条的曲直变化，这与马蹄足的弧线柔和、悦目不谋而合。正如第一点所述，明代的家具制作绝大多数都有文人的参与，他们既是文人也是匠人，这与明式家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密不可分。文人自幼学习书法，书法中的美学思想早已悄无声息地融入文人的审美观念当中，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明式家具的形成。
3汉字美学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应用
3.1优势
从汉字的构字法出发，其分为六种形式，分别是形声、指事、象形、意会、转注、假借。从这六种形式不难看出，汉字的构型具有规律性和独特性。形声字是由形旁和声旁构成，形旁主字的含义，也称意符；声旁主发音种类，也称声符。形声字是最能产的造字形式。简单概括，形声字包含的意符和声符，二者缺一不可。例如，“茱萸”两字皆以草字头为形旁，是指草本植物，而声旁为“朱”和“臾”。“朱”代表红色果实，“臾”代表乔木植物。正如家具中的主从关系。象形文字是由图画文字演化而来，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我国采用的汉字是现存世上为数不多的仍在使用的象形文字系统。象形文字具有极强的语意性，让人一目了然。如列举图片中的象形文字和一目了然的家具。让象形文字的特点服务于现代家具设计领域，从而使家具更朴素、直白地表达其深刻的内涵。将汉字美学中的书法艺术与现代家具设计相结合，更能体现出家具本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
3.2应用
汉字作为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沉淀形成的语言符号，是一整套符号系统，是承载和传播中华文化的载体。符号化的含义是用简单的事物来替代复杂的事物的一种方式。汉字符号具有极强的辨识度和文化内涵。汉字符号记录了中华千年文化的发展历程。汉字符号具有双层含义，既包括形而上的精神层面也包括形而下的物质层面。物质层面包含汉字的形体美，精神层面包含美好的寓意和象征，如“和合”象征相亲相爱、和谐和平。符号化的家具从造型上向人们传达思想情感和文化内涵，汉字符号会为设计师提供更多的元素，同时还会使他们的设计更具个性。若能将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融入家具设计中，必然会激发国人的爱国情感。这对传统文化来说是一种继承和发展，也能将我国的千年历史和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呈现给全世界。汉字的构型结构能为家具设计者提供更多的创作灵感。汉字的结构大致可分为七种：一是左右结构，二是上下结构，三是左中右结构，四是上中下结构，五是半包围结构，六是全包围结构，七是镶嵌结构。多种的构型结构为家具设计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如图3中的“宋”和“立”。此图中“宋”和“立”这两个字是用篆体书写的，它与明式圈椅中的椅圈的造型极其相似，这并不是偶然。虽然汉字只有七种主要结构，可是通过组合、拆分、重复等方式后，就有了千百万种可能。两个字或者四个字组合又会组成词汇或成语，就有了特定的文化内涵，为现代家具设计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在今天，汉字美学融入现代家具设计早已不是纸上谈兵。例如，2012年米丈堂木作成立，创始人卢志刚设计的缘圆椅以“书法为魂，以木为体”，如图4将文人风骨与书法之中的铮铮笔意相结合，外秀其灵动，内敛其锋芒。缘圆椅的形与义都与书法分不开，设计制作在保证理性严谨的同时不失笔意之精髓，造型流畅典雅，“笔锋”坚实有力。
4结语
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产物，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智慧，同时也是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活化石”，我们应该继承它、发扬它。汉字美学在古典家具中的应用案例的确不少，比如，上文中提到的明式家具。改革开放以后受到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汉字美学这一概念逐渐淡化。今天的汉字美学不是创新而是一种回归，回归传统，回归自然，回归到生活中。家具是人们生活起居必不可少的重要物件，人们的大多数时间都有家具的陪伴。将汉字美学融入现代家具设计当中必然是一种全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我们可以从家具设计的领域中体会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文化。《论语》中也有“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的句子。研究汉字美学的同时兼顾现代家具设计的理念，让汉字美学更多地为家具设计服务，从而使我国家具设计领域绽放光彩。
参考文献：
［1］…胡飞，杨瑞.设计符号与产品语意［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
［2］…范昕.汉字艺术在中国现代家具设计中的应用研究［D］.东北林业大学，2010.
［3］…纪方圆，黄迅，钟畅.汉字符号下的家具设计研究［J］.家具与室内装饰，2015（03）：11-13.
［4］…李伟华.中国书法艺术对明式家具的影响研究［D］.南京林业大学，2005.
［5］…张克非.二十世纪国外优秀家具设计扫描［D］.鲁迅美术学院，2004.
微观经济学字母代号涵义篇7
关键词：新媒体;孝文化;传播;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2-0018-02
孝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之一，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孝文化在社会群体尤其是大学生群体中的认知逐渐淡薄，传承逐渐退化，实践逐渐受到轻视。有鉴于此，必须利用新媒体的传播优势，提高孝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传播深度和广度，从而实现孝文化传播效果的有效性，提升大学生的孝文化素质。
一、当前大学生群体中的孝文化传播困境
（一）认知困境
由于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利益群体与阶层的不断分化、新时代的人们自主性增强、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逐渐淡漠，导致作为中国优秀文化和社会优良传统的孝文化在大学生中认知模糊。济宁学院大学生被调查数据中：能够说出五种（或五段）以上古人孝文化经典格言的大学生仅占20%左右，能够清晰说明我国传统孝文化的历史渊源以及发展脉络的不足17%，能够具体对于“孝”和“顺”二字进行语言学系统文字解释的约占12%。这些调查数据说明，即使处在儒家圣地曲阜的济宁学院的大学生群体对于孝文化的认知也是比较有限的。
（二）实践困境
大学生群体对于孝文化绝不仅仅在于了解与认知，更重要的还在于在社会、在家庭中身体力行地实践，但是调查发现大学生群体的孝文化实践同样甚不乐观。对于“如果发现老年人跌倒了，你是否无条件去扶起他（她）”，大多数大学生（超过72%）对此持否定态度，只有少部分大学生持有“先拍照再去扶老人”或“直接拨打110或120”，“无条件去扶起老人”不超过5%，在小群体半提纲式访谈中甚至持有“不去扶起老人”观点的为100%。对于“你多长时间与父母交流”的问题中，每周超过3次的大学生比例仅为11%，每周1次以上仅为26%，承认“与父母交流经常不通畅”的大学生比例为则为27%，认为“与父母存在代沟，思想观点差距大”的则高达45%。
（三）传承困境
由于认知淡漠和实践的弱化，导致孝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传承遇到严重的约束瓶颈，部分大学生对于孝文化传承持有怀疑或轻视态度，在新时代的孝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不够积极主动。在“你是否熟知古代二十四孝的故事”，56%大学生选择否定答案;“你是否了解《新二十四孝》的内容”调查中，23%的大学生选择“不了解”，45%的大学生选择“不完全了解”;在“你是否主动去阅读《孝经》等古代孝文化典籍”，54%选择否定选项;在“你对于传统孝文化怎样评价”的问题上，18%的大学生选择“仅仅是古代的文化”，13%的大学生选择“在新时代已经不太适用”。
大学生群体对于孝文化的文化内涵认知不清晰，对于孝文化的具体实践不主动，对于孝文化的文化传承在一定程度上比较消极，存在着认知困境、实践困境与传承困境，亟需加以与时俱进的改革与创新，在这些方面，新媒体恰恰具有宣传教育的传播优势。
二、新媒体传播孝文化的优势
大学生群体是新媒体尤其是互联网以及智能手机拥有量最大、普及率最高、使用率最频繁的群体，是对大学生群体的文化思想影响最深入的传播媒介，能够有效地破解孝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的认知困境、实践困境与传承困境。
（一）深化孝文化认知
对于文化的深入认知离不开媒体的宣传教育，而且要求这种宣传教育要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由于新媒体（网络、智能手机、“三网合一”的媒介融合传播平台等）集成了文字语言、图像视频、短信通话等传统媒体的多种功能（例如传统书籍只能具备文字功能、收音机只能具备言语功能），具有视觉、听觉等多种生理感受的综合刺激效果;并且由于新媒体具有传播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传播方式多样的特点，因此新媒体的生动丰富性在孝文化的传播中愈来愈占据主要地位。通过新媒体的丰富生动与大信息量的传播，孝文化在大学生中的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就会极大提高孝文化传播的效果与效率。
（二）强化孝文化实践
孝文化传播的最终目的是在生活中践行孝文化理念、付诸于实践中。新媒体具有虚拟性，但是同样具备虚实转化的空间与发展前途。在新媒体传播时，通过虚拟性大学生获得了孝文化的文化认知与文化内涵、文化理念，促使他们对于新媒体传播中的正能量信息和孝文化传统实践的案例进行反省与思考，深入学习我国孝文化经典论述（如我国儒家典籍和历史有关案例论述）与深度理解我国孝文化传统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形成较为深厚的孝文化素养;同时通过新媒体的虚实转化优势，在生活中践行孝文化，首先针对自己的父母和长辈的孝文化实践，并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推己及人，在社会中形成人人敬老、护老、助老的良好文化氛围。这种虚拟与现实的传播的结合，对于孝文化的弘扬和建设具有很大的强化作用。
（三）促进孝文化传承
毋庸讳言，我国的传统文化具有精华与糟粕之分，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样，对于我国传统孝文化我们也要辩证地去认知、实践，更重要的是在新的社会语境中、在新媒体的传播新模式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孝文化在新时代、新传播中实现新发展、发展新受众。这需要我们利用新媒体的传播新方式、新手段，拓展传播新途径，扩大传播新群体。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孝文化传播中，这一点尤为重要，从传播方式来说，新媒体具备互动性，能够实现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互相反馈与相互促进;从传播途径来说，新媒体具有广泛性，能够实现多路径的综合性和全覆盖传播;从传播群体来说，新媒体具备大众性以及分众性相结合的特点，能够实现全体性与分众针对性的优势。这些特点对于孝文化的高效传播、广泛传播具有促进作用。
三、新媒体传播孝文化的措施
（一）利用新媒体传播的丰富生动性优势深化认知
首先要做到孝文化传播内容的丰富完善，扩大孝文化传播的信息量。曾经讲到“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1]，我们要利用古代有关典籍、案例资料进行现代新媒体技术的转化，把古代书籍文字、图像雕塑、历史传说等珍贵的历史文献以及实物进行数字化转换和保存，进行数字化内容的传播，对于新媒体传播来说，“数字化使其成为可能”[2]，数字化是新媒体独特的信息存贮技术和传播平台的支撑;其次，要实现孝文化传播载体的媒介融合。传统媒体各具优势，即使在新媒体广泛普及和迅猛发展的今天，传统媒体也还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与存在的价值，指出：“大力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1]，整合各种媒体的优势，如“三网合一”等媒介载体的充分融合，使得孝文化信息的丰富性与表现形式获得更大发展与更大拓宽。这些传播信息与传播载体各有优势，但是只要通过媒介融合、综合利用，就能够使得孝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传播深入学生学习、生活和娱乐的方方面面，使得孝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潜移默化，取得孝文化传播的强效果。
（二）利用新媒体传播的虚实转化性优势强化实践
使孝文化从古代书籍资料中走出来，走到线上仅仅是孝文化传播的第一步，关键还在于实现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结合，使得大学生经过选择、利用、吸收与实践，走进现实生活，新媒体“不仅仅是一种人际交流的时尚手段，更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3]。新媒体可以首先充分利用开辟孝文化网络课堂，同时积极开展孝文化社会实践。例如微信圈中关于孝文化实践的心得与实践活动经验的交流，以及通过新媒体实践中的宣传、跟进报道、采访记录、辑整理与宣传，都可以吸收大量大学生参与和互动，使得大学生能够感到新媒体在孝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有参与感、成就感，使大学生“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者”[4]，在这种虚拟与现实的互动中身受孝文化的熏陶与教育，同时，在自己的生活中，利用新媒体主动学习孝文化、与父母长辈进行文化思想的交流，真正做到“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大学生”的宣传理念，也会使得大学生在选择接触中领会孝文化的深刻内涵与现实意义，进一步促进大学生对孝文化的践行与弘扬。
（三）利用新媒体传播的拓展创新性优势促进传承
文化传承是孝文化传播的目的所在，因此首先开辟文化传承的新路径，在传播学意义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与大众传播是孝文化在大学生传播中的三种主要途径，我们既要综合这三种路径，也要对于三种路径分别赋予传播和传承的意义和任务，使得大学生个人、学生群体、高校组织、大众传媒之间构成立体网络式的“传播合力”机制;其次要拓展文化传承的新群体，大学生群体是新媒体使用与接收宣传的重点人群，他们各自有自己的思想与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我们既要针对不同接受特点、不同心理性格、不同文化背景，采取分众化的传播方式，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同时也要基于统摄多元化思想意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强化宣传教育，涉及到孝文化方方面面进行“友善”理念的尊敬老人的品德教育，这种教育应该是大学生在孝文化传承中共同遵循的价值观法则。
孝文化应该成为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基本价值观的应有之义，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认知学习孝文化、传承孝文化、践行孝文化，而这是孝文化传播中新媒体的真正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荷）丹尼斯・麦奎尔著.崔保国，李琨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微观经济学字母代号涵义篇8
——泉州古城德育系统分析及现实意义
主席指出“要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就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泉州府志卷二十风俗》记载：“有教化而有人心，有人心而后有风俗。”文明教化功能是刺桐城有别于其他古城最特别的功能。1933年整个中华民族已经面临着“以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危难之际，弘一法师于1938年重书朱熹“满街都是圣人”的评语，这不仅仅在于泉州有许多读书人，而是在接触了众多三教九流的平民之后，感受到泉州老百姓的明理识体、与人为善。西街免费奉茶20多年的苏老伯和黄阿姨应该就是两位先贤心目中的圣人。这样的淳朴民风是由于古城自身构建了一个小至家庭、大至全城、逐层递进，融合软硬件的自我教化（德育）系统，这个教化（德育）系统是一代代泉州人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泉州古城教化（德育）系统解码
古城的文明教化系统由硬件和软件两大系统组成，两大系统各有不同展示方式，硬件系统为软件系统提供载体，软件系统为硬件系统注入内涵，各个子系统之间也相互补充、融合共振。
（一）硬件系统。硬件系统主要由民居门匾、宗祠祖厝、古街老巷、牌坊牌匾、铺境宫庙、宗教场所等构成。
（1）民居门匾。
古城很多自建民宅的门楣上往往会有一块刻着“衍派”、“传芳”的石匾，比如曾姓的“龙山衍派”和“三省传芳”、杨姓的“弘农衍派”和“
四知传芳”、张姓的“清河衍派”和“百忍传芳”等等不胜枚举。“
衍派”的郡望文化让我们知道乡愁的原乡、传承家国情怀，李亦园教授的父亲李根香先生“江城日日咽悲笳，更值春来苦忆家。一树刺桐红似火，窗前偏着故园花。”一诗中饱含了对泉州的浓浓思乡之情。“传芳”的堂号文化提醒各姓后昆坚守并弘扬各自先祖诸如“三省”修身操守、“四知”廉洁品行、“百忍”和合理念等传统嘉言懿行，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在地化生动诠释。
（2）宗祠祖厝
古城内不乏众多聚族而居的宗族，由此保留至今的诸多宗祠目前依然发挥着自我德育的重要作用。一是家训族规的教化，比如开闽三王祠就专设了家训馆。在家训馆中除了展示“
孝父母、笃友恭、勤耕织、慎交友、端品行、尚忍让、遵俭约、儆懒惰……”的《开闽王氏族规》之外，还展示了10多幅来自泉州、福州、福清、政和等地及有名望的王氏家族的家训、祖训、勉读诗等。二是寻根问祖的教化，比如紫云黄氏后人每当回到开元寺檀越祠时，都要念诵那首《认祖诗》：五子五安各千秋，本是开元共一流。欲晓紫云真命脉，源头始祖在泉州。三是奖掖族内学子，比如东观西台吴氏大宗祠每年都举行吴氏学子奖优大会。四是学有所成先祖的学术研究，比如龙山曾氏大宗祠的曾公亮学术研究会、东观西台吴氏大宗祠的吴鲁文化研究会等。
（3）古街老巷
远起唐宋肇始的甲第巷、近至建国后兴的爱国路，千年古城的一众老街巷充分体现了泉州人坚守传承的主流价值观，一如执节巷、义全街、爱国路、忠义巷的爱国情怀；二如孝感巷、前（后）孝悌巷、礼让巷、顶（下）孝友巷的和孝文化；三如甘棠巷、模范巷、范志巷、镇抚司巷、民权路、民生路的为民理念；四如东鲁巷、文魁巷、文胜巷、桂坛巷、一峰书、彩笔巷、究史巷的崇文思潮；五如甲第巷、南俊路、台魁巷、道才巷、梅石路、曾井巷的重才情结。
（4）牌坊牌匾
历史上泉州古城内外有数百座牌坊，由于各种原因历史存汰以及复建者仅剩寥寥几座，但这也说明了古城百姓价值取向的变化。比如留存的东门外急公尚义坊、模范巷小山丛竹坊说明了对于慈善和教育的坚守，复建的北门街孝德流芳坊、破柴巷正气坊、状元街内台执法坊说明了对于孝道、正气、法治理念的传承，几十座贞洁牌坊的尽毁体现了尊重女性的文明理念。此外，关岳庙内朱熹所书“正气”木匾、五塔巷李廷机故居门楣“贤相里”石匾、黄宗汉故居内咸丰皇帝赐题“忠勤正直”石匾、陈庆镛故居自题
“实事求是”
石匾、小山丛竹书院内弘一法师书“过化亭”木匾、济阳别墅内民国总统徐世昌颁发的“急公好义”木匾、原平水庙莲心庵洪承畯所书批判其兄洪承畴的“大無良心”木匾等诸多褒贬皆有的牌匾也见证了古城百姓的人心向背。
（5）铺境宫庙
文化如水，可导可疏不可堵。古城的铺境宫庙经过“还神于人”、强化被崇拜祭祀人物的人格道德内涵、弱化其唯心神秘内容之后，就能消除封建糟粕，充分发挥民间信仰对于普罗大众的价值观引领，比如花桥慈济宫的仁爱文化、北门通天宫的精忠报国文化、通淮关岳庙的信义文化、府城隍庙戒犭贪壁的自律文化。铺境宫庙信众众多，是古城教化系统的基石，百姓来到铺境宫庙，一是受铺（境）主的道德感召以完成思想上的向善，二是通过添加香油钱，再由宫庙行善救困来实现行动上的向善。无论是传承一百多年坚持运转的花桥宫义诊施药所，还是只能引起我们回想场景的一堡宫“拱紫书舍”义学旧址，都是众多铺境宫庙践行施仁行善义举的缩影。
（6）宗教场所
千百年来，古城内几大宗教在以“念佛不忘救国”的弘一法师为代表的各自优秀宗教人物的言传身教下，积极践行慈悲、博爱、和平等方面的人类共同价值观。比如以开元寺僧义波、宗善为代表的众多佛教僧侣参与建造的古代泉州几大名桥和灯塔助力了古刺桐港的繁荣；道教吴夲真人悬壶济世和裴仙公斩蛇护民一直让民众口口相传；基督教创办的惠世医院由福医大附属二院薪火相传继续造福泉州百姓；天主教徒陈光纯先生主办了泉州第一所由华侨创办且免费入读的启明女校。在古城我们看到了相容、相融、相助的世界多元宗教博物馆，一是相容，半城烟火半城仙，不大的古城内几大宗教和睦共处、相安无碍。二是相融，对于世界而言，不同宗教包容已属不易，但在古城不同宗教还能相互包融，德济门遗址出土了一块两面分别刻着古基督教十字架和伊斯兰教云月图的石墓盖；佛教的开元寺原样保留印度教的匾额、须弥座和梭柱；清净寺内中亚风格门楼和闽南传统民居样式明善堂共存；民国重修的儒家泮宫门楼嵌入基督教的小天使；儒家的晋江县学棂星门移作天后宫山门。这些不同宗教元素的融合在古城内比比皆是且毫无违和感。三是相助，元朝伊斯兰教徒的蒲氏家族捐资重修道教的清源山纯阳洞；明朝儒家的李光缙主持修缮伊斯兰教清净寺；明末天主教徒郑芝龙重修佛教开元寺大雄宝殿。博大兼爱的古城教化系统实现了不同宗教的相容、相融、相助，以泉州模式为世界复杂的宗教冲突展示了中国思想、理念、路径的实践。
（二）软件系统。软件系统主要由家乘族谱、乡规民约、名家著述、戏曲讲古、诗词楹联、方言俗语、民风民俗等组成。
（1）家乘族谱。
一是记载家训族规，比如芦山苏氏族谱记载苏廷玉家诫“读书要学为人，作文乃其余事。以明理为人，则是好人，以明理为文，则是好文。”二是扬善惩恶，延续“不求身前利、但留身后名”的泉州风骨，记录各姓先人的嘉言懿行教化后昆，并为正史丰富各位名宦、贤良的事迹。在惩恶方面，《南外天源赵氏族谱》录有54条“南外赵氏家范”，其中一条为“不得苛虐贪婪，如有赋墨以污家声者，则于谱上削其名，死则不许入祠堂”。三是字辈传承，比如紫云黄氏的字行“先人贻礼则，奕世种书田。文章昭国瑞，忠孝本家传。行达明新学，修崇德性坚……”，共计60字的字行蕴含了德育子孙的良苦用心。
（2）乡规民约。
泉州的乡规民约历史悠久、内容多样。明朝崇祯年间立于西街奉圣宫《奉圣约所碑》上的“六喻”还在继续教育周边百姓要“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清朝同治年间立于城东昭宝宫的《凤屿渔业乡约碑》记载了调解两家族的捕鱼纷争而颁布新的渔业规章制度。而著名的《龟湖塘规》是蔡襄主政泉州时指导百姓为保护晋南水利龟湖塘而设立的一部乡规民约，明嘉靖年间泉州知府童汉臣看到《龟湖塘规》，认为“管水之有塘规，犹治民之有法律”。
因宋代塘规已经数百年，时事变更不同，于是与民商定《续议塘规》十八条，自明代续订《龟湖塘规》以后，龟湖百姓就一直遵循这一规约，直至民国时期还在重新翻印这部《龟湖塘规簿》。
（3）名家著述。
泉州历代名家著述众多，其中大量关于品德修行的文章、谏疏就鲜明地体现了泉州人的人文性格和价值取向。比如欧阳詹的《自明诚论》提出要敢“言人之所未言者”的不拘古求创新，开启了“泉州风骨”。以陈庆镛为代表的一众泉籍官员的谏疏文章往往体现“善者可以为法、恶者深以为戒”的价值观。吴桂生的《泉俗激刺篇》全面深刻地揭露和鞭挞清末泉州社会黑暗、风俗败坏的部分陋习，并相应提出革新除弊的建议，其中的械斗篇指出“蔑天理、无人心，械斗祸最深”，并提出“劝君快设小学堂，学堂不兴祸不止”的对策建议。其首开系统化倡导移风易俗之先河，让我们看到了不护自家短、敢揭自家丑的“不破不立、爱深责切”泉州风骨另一面。
（4）楹联诗词。
在古城内的寺庙、祠堂、民居等都保留着很多内容凝练、立意深远的楹联诗词，一如开元寺楹联“佛国独推晋水，桑园首倡好施”、承天寺楹联“省欲去奢，但觉心香心佛在；施恩祝福，总为苦海苦人多”；二如执节宫楹联“执秉刚强兼毅发，节该忠孝并清廉”、溪灵宫楹联“公私份上如深省，善恶心中可自知”；三如泉州金紫杨氏家庙楹联“继祖宗一脉真传，曰清曰白；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四如甲第巷庄长恭故居大门保留“为善最乐，在福则冲”八个大字、王宫林子哲故居对看堵上雕刻“善念长存积自深，慈祥为本祸难侵。能行孝悌兼仁义，于穆之中鉴此心”。此外，泉州还有一种特色诗——签诗（灵签），签诗中虽有唯心主义的宿命论和不可知论的负面内容，但其内容的架构却是基于儒家的仁爱、忠孝、信义等思想，比如关岳庙签诗第三十签柳毅传书“公谨守莫欺心，自有亨通吉利临”，还有花桥慈济宫签诗第五十八签臧哀伯谏纳郜鼎“非君之物切勿取，举国君臣共俭约”。
（5）戏曲讲古。
清人吴桂生在其《泉俗激刺篇》中指出“优孟衣冠寓劝戒”。地方志书亦记载“赛社演剧，在所不禁。取古人忠孝节义之事，俾观者之所兴感，亦有裨于风教。”大梨园的“上路”流派大多演绎忠孝节义的剧目，比如《朱文》、《蔡伯喈》。而高甲戏由宋江戏演变而来，更是主打忠义主题且更富草根气息。打城戏《目连救母》正反两面警示的“戏谏”功能更是独树一帜。早前在古城南门、旧中菜市、威远楼、花桥宫等地方都有说书场，讲古说书既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文化娱乐方式，也是很多老泉州人知事明史的主要途径，讲古大多取材泉州的民间传说，既有正面的郑成功驱荷复台、俞大猷抗倭的爱国故事，也有抨击不孝子孙的阿公不值一个锡夜壶等反面故事，讲古作为一种传统的草根文化雅俗共赏、寓教于乐。
（6）方言俗语。
泉州百姓口口相传的大量方言俗语保留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智慧，一如个人层面的“站着东西塔，躺着洛阳桥”和“
德行若好，风水免讨”倡导立德修身，“爱拼才会赢”和“少年不打拼，老来没名声”重视自立自强。二如家庭层面的“也着箠、也着糜”突出家教要严、“富贵不离祖，贫困不离某”和“兄弟若同心，田塗变黄金”强调家庭成员的同舟共济。三如社会层面的“千银买厝，万银买厝边”和“有千年延陵吴，无千年陈桂洲”重视邻里和谐相处、“说话像石顶錾字”诠释了对信用的坚守。这些金句良言都生动体现了泉州人为人处世的价值观和哲学思维。
（7）民风民俗。
古城风俗丰富多样，其中有些与他处不同的“讲究”另含深意。一是教育小孩吃饭时碗内不能剩米粒，否则长大会麻面，体现对劳动果实的爱惜；二是泉州人称呼“几只蚕”为“几仙娘仔”以及称呼桑叶为“娘仔叶”，
体现对生产资料的感恩；三是教育小孩称呼月亮为“月娘”而且不能用手指月，体现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四是不能践踏写有文字的纸张并且要将字纸拾起并放到专设的“字纸亭”，
体现对知识的尊重；五是将油条方言别称“油炸鬼（桧）”，体现对奸佞的愤怒和鄙视。
二、泉州古城教化（德育）系统的特点
（1）教化的定位，务实为民。泉州古城的教化之所以能由百姓代代自觉相传，是由于其务实地转化为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强劲动力。一是接受了教化，百姓有了家国观，让华侨青年李子芳舍弃国外的安逸回国投身危险的革命事业并最终以血荐轩辕。二是接受了教化，龟湖塘百姓坚守塘规数百年，破解零和博弈难题，使得晋南械斗消弭、致力生产，为今天的晋江经验打下了坚实的人文底蕴。三是接受了教化，从业者不忘初心，吴亦飞以范仲淹名言“不为贤相，当为良医”和“先忧后乐”为志，以“范志”为店名并一生坚守从业之德。四是接受了教化，泉州商人义利并举，大至修桥梁、造灯塔、兴水利，小至施医赠药、开设义学女校，为富者有仁兼济、贫困者穷不堕志。这些都是教化而让百姓得实惠，所以老百姓支持教化、维护教化、传承教化。
（2）教化的载体，融入生活。漫步在这座千年古城，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蕴含教化的各种载体已经自然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左手油炸鬼、右手千金谱，出行走街坊、回家见堂号，驻足戏台前、品茶讲古场，宗祠聆家训、故居忆风骨，寺庙静心灵、铺境拜英模，蒙馆明人伦、学堂习焚书。身处这处处皆有德育载体的教化之城，无论男女老幼、鸿儒白丁、五行八作，教化熏陶一个都不落下。
（3）教化的实施，自我组织。古城的教化，主要由百姓家庭以及宗族、铺境宫庙、宗教团体等传统社会组织自发组织实施。比如郡望堂号、家训、方言谚语主要由各自小家庭自我传承，而族规宣导、惩恶扬善则由宗族主持，行义施仁、酬神唱戏、乡规民约大都由铺境宫庙操办。这些百姓自发的社会组织一是各行其是，比如铺境宫庙在各自相应的区域范围和特定时间节点组织活动，约定俗成互不干扰，多而不乱。二是制约平衡，古城的教化系统之所以相对稳定传承千年，一方面是各个社会组织的包容性，另一方面是各个社会组织力量尤其是宗教间的互相制约、牵制，避免出现某一股力量一家独大、以大欺小、影响稳定的局面。
（4）教化的内容，赋予美感。古城之教化能够让百姓入心入脑关键还在于被赋予美感。一是教化之语言有韵律之美，比如清人编写的闽南方言儿童启蒙读物《居家必备千金谱》，从其开头“字是随身宝，财是国家珍，一字值千金，千金难买圣贤心”可见该书语言简练押韵、朗朗上口。二是教化之文字有书法之美，古城内很多郡望堂号、牌坊牌匾、楹联诗词都是优美的书法作品，其中不乏蔡襄楷书、张瑞图草书、林翀鹤行书、曾遒榜书、李叔同弘一体等大家之作。三是教化之事例有生动之美，用戏曲讲古表现的忠义仁爱故事生动形象、诙谐幽默，让百姓在一笑之中潜移默化得到熏陶。四是教化之建筑有协调之美，比如戒犭贪壁将交趾陶的外来工艺和红砖雕的本土工艺联袂呈现，开元寺大雄宝殿的印度教须弥座、梭柱、匾额都和主体佛教建筑和谐融为一体，圣公宫清代壁画《公显圣在海驱除水族救船户庇民》、东岳庙廿四孝的彩绘、开闽三王祠的事迹浮雕都让建筑与教化相得益彰。
（5）教化的思维，正反辩证。富美宫的楹联“为恶到时终有罚,
秉诚处世总无忧”生动体现了古城教化的辩证思维，那就是扬善惩恶两手抓。正面扬善比较常见，而反面鞭挞的也有不少，著名如李贽对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重农抑商、假道学、社会腐败大加痛斥批判，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其后吴桂生以诗歌集《泉俗激刺篇》全面鞭挞清末泉州政治黑暗、社会问题、迷信恶习等丑恶现象。一贬一褒的莲心庵“大無良心”匾和甘露戒坛“清净法身”匾见证了洪承畯在国家义和兄弟情之间的抉择。而方言谚语“有千年延陵吴，无千年陈桂洲”辩证体现泉州人居安思危、不恃强凌弱的远见卓识。近千年“油炸鬼”的叫法延续至今，不变的还有古城百姓的善恶观。
三、泉州古城教化（德育）系统的现实意义
主席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泉州古城教化（德育）系统的现实意义一是可以让我们借鉴古城教化系统的实践经验，这个主要布局古城以外新城区的德育工作。二是可以继续发挥古城教化系统的德育功能，这个关键是要保护好古城的教化系统。
（一）借鉴古城教化系统的实践经验。
我们总结经验，就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新城区的德育工作在借鉴古城教化系统定位务实化、载体生活化、实施自主化、内容美感化、思维辩证化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因时、因地、因物、因人创新。（1）因时创新，方言讲古的内容也要与时俱进，比如增加廖俊波、陈其伟等道德模范人物的故事，一是让讲古有了更多的展示舞台，二是让道德宣讲更形象、生动、接地气。（2）因地创新，在公园等公共空间因地适景地注入主题文化内容，比如在大坪山公园可以体现泉州历代名人的爱国格言、诗词等；在刺桐公园可以主打歌咏刺桐花的诗词等。（3）因物创新，一些住宅小区里面的楼栋可以在原来阿拉伯数字或者英文字母序号的基础上，增加富有德育或其他文化内涵的楼栋名。（4）因人创新，比如引导中学生做十六周岁时小范围家庭聚餐，不要大宴宾客，同时在学校和家长的指导下，给自己取个“字号”作为微信名，引导学生明理、立志、修身。
（二）继续发挥古城教化系统的德育功能。
要让古城教化系统继续为新时期的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关键是做好硬环境和软环境的保护工作，硬环境主要是指保护好各种蕴含德育内涵的物质载体，软环境主要是指能让教化系统发挥作用的生态环境。
（1）硬环境的保护。在做好各种蕴含德育内涵物质载体的保护工作基础上，还可以从客观解读、酌情复建、辩证传承三个方面着手巩固夯实。一是客观解读，就是给各个德育载体配置标识铭牌，避免产生不解和误读。比如执节巷来源于诸葛廷瑞坚守国家气节，但很多人会误解为封建礼教的妇女守节；又如有些铺境宫庙的信众“有样缀样，人行缀人行，人喊缀人喊”，不知所拜何人、铺境主为何被祀。二是酌情复建，就是对于一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德育载体酌情予以复建，比如原本立于宋代泉州治所（旧址在中山公园）前专门放置戒石的戒石亭。三是辩证传承，就是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对于形式和内容进行适当的创新，比如古城里有些民宅在大门门楣上刻上“奋发图强、饮水思源、励志抒怀”等内容，这是对于堂号文化内容上传承的创新，而有家文创企业将郡望堂号做成高档皮具钥匙牌，这又是对堂号文化形式上传承的创新。
微观经济学字母代号涵义篇9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对文化的定义，目前通常使用的文化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所谓传统，不外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稳定的组织结构和思想要素的、前后相继的、至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特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道德风尚等深层文化的社会心理的行为习惯。”[1]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只有优秀的传统文化才能成为推动国家不断前进的内在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结晶，从总体上看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脉的伦理本位文化，包括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心怀天下的忧患意识，求真务实的治学品行，止于至善的崇高追求等。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高职教育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从世界的大局看，21世纪世界各国激烈竞争，将不仅体现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实力的较量上，也体现在国民的文化底蕴、民族精神和精神文明水准的较量上。……我们培养的人才必须有深厚的优秀的民族文化底蕴……”[2]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增强国家软实力，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2014年教育部印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则明确指出以推进大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一体化为重点，强调分学段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高职教育中既非常重要又十分必要，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高职院校学生普遍传统文化素养较低。一方面我国现行的高考制度决定了进入职业院校的学生普遍文化基础薄弱，文言功底差，人文知识相对缺乏，他们课余时间又大多被网络占据，阅读功利性强，阅读传统文化经典少，这使得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隔膜；另一方面他们热衷于时尚文化、消费文化，生活离传统文化太远，他们吃的是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等洋快餐，看的是日剧、韩剧、美剧、英剧，过的是西方情人节、圣诞节、万圣节，追的是世界潮流。二是长期以来高职教育过分强调其职业属性，过分注重学生的职业技能，对人文素质不够重视，人文素质教育工作比较薄弱，在课程开设方面也存在“重技能轻人文”的现象。很多职业院校除国家规定的政治类课程外，人文素质类课程开设偏少，专门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更是少之又少，这也导致学生系统接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机会就非常少。
高职教育培养的是“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仅让学生掌握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熟练的职业技能是远远不够的，还需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其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专业素质及职业素养，成为一个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信仰和智慧，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提高学生文化素质，培养高素质人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下，高职教育正步入由规模发展向内涵发展转变的关键时期，在高职教育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显得尤为迫切，在不增加课程、课时，不给学生增加负担的情况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则是一种双赢的选择。而语文作为高职院校为数不多的人文素质类课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相融合具有天然的优势。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高职语文教学的相关性
现代文学大师王蒙先生曾发表过《学好中国语文是弘扬中华文化的前提》的文章，呼吁重视语文教学，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张雪辉在《重视传统文化传承的理念与语文教学转向》一文中指出：“倡导传统文化的传承是当今语文教学的重要取向。”[3]语文学科的人文属性决定了语文教育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三个层面的主要内容：一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家国情怀教育；二是以仁爱共济、立己达人为重点的社会关爱教育；三是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人格修养教育，这也正是高职语文课程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所在。[4]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以从明朝末年著名儒者顾炎武身上感受；仁爱共济、立己达人、崇德弘毅可以从《论语》里学习；正心笃志可以从《大学》里汲取。高职语文教材可以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因为无论哪个版本的高职语文教材，都离不了中国古代经典作品，从先秦诸子散文到诗、词、曲、赋、小说等，无一不积淀着丰富的文化知识，蕴含着中华民族古老的智慧，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高职语文教学的融合策略
（一）课程定位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尽管语文课程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但高职院校的语文课程却面临较为尴尬的境地，该课程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有些高职院校根本不开设语文课程，有些高职院校虽然部分专业开设语文课程，但课时数量少，课程定位也不是非常明确，仅仅把语文课程当作点缀，一旦课时紧张，随时面临被砍的命运。有鉴于此，高职院校的语文课程定位应进一步明确，应把该课程纳入人文素养类课程体系，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重要的课程目标之一，在语文教学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样既明确了语文课程在高职院校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又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功能，一举两得，两全其美。
（二）课堂教学贯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1.营造氛围，激发学习兴趣
教师要善于营造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氛围，引导学生关注传统文化，如可借“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成语英雄”等电视节目的东风，组织一些相关的课内外活动，引导学生关注汉字，发现汉字之美；可在每次课前安排学生分享传统文化小故事，推荐传统文化经典作品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学习经典作品时，教师可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利用丰富的教学语言吸引学生亲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还可通过多媒体手段，从视听的角度营造学习中华优秀传统的氛围，让学生直观地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灿烂和美好，从而使学生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进而承担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
2.专题教学，构建知识体系
目前，高职语文教材中涉及的传统文化或显或隐于各篇课文之中，呈散点分布，不成体系，为更好地贯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可对教材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散点进行梳理，使其更系统，更有条理，然后再进行重点讲解，如可把体现儒家思想的篇章集中起来进行专题讲解。这样有利于学生更系统地，更深入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其人文素养。条件成熟的高职院校可自编教材，根据专题自选篇目，更好地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功能，也更适合本校学生的文化基础和思想实际。
3.重视诵读，体悟母语之美
诵读是传统语文学习最重要的手段，诵读的过程就是语言积累的过程，诵读的形式也不必拘泥，读、诵、吟、唱均可，诵读的素材主要是古诗文，语文教材中古诗文占相当大的比例，这些古诗文兼具音韵美，语言美，意境美，最能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通过诵读这些作品能够让学生亲近母语，体悟母语之美，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三）第二课堂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在充分发挥语文课堂教学主阵地作用的基础上，也要通过第二课堂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生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1.建立“语文与传统文化”微信公众号
针对高职院校学生“机不离手”的特点及阅读习惯，申请一个“语文与传统文化”微信公众号，吸引学生关注，通过该公众号与学生开展传统文化方面的互动。该公众号可由语文教研室负责日常运作，由教师选择和推荐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作品，或者推荐一些优秀的视频材料；或者选取学生感兴趣的影视剧，娱乐节目中涉及的传统文化知识、内涵进行讲解或者进行批判，还原历史原貌，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还可推送校内外与传统文化相关活动的信息等等，消除学生与传统文化之间的隔膜，让学生感受到传统文化就在身边。
2.复兴传统节日活动
传统节日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传统节日众多，每一个节日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承载着优良的文化传统，传统节日文化是重要的语文课程资源，许多诗词歌赋中均有提及。挖掘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复兴传统节日活动，在此过程中，学生必然要去研究与节日有关的古诗文，探究古人在节日中进行哪些活动，从中可以了解传统节日的由来，当时的民风民俗，亲身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便于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传承传统文化精神。复兴传统节日活动从召集到举办全程都可通过“语文与传统文化”平台进行推送，形成二次传播效应。
3.成立传统文化社团
高职院校的学生对社团活动较为热心，教师应鼓励热爱传统文化的学生成立相应的社团，如“国学社”“汉服社”“曲艺社”“书画协会”等，学校对这些社团应重点扶持，积极鼓励其开展活动，通常学生对自己同学办的活动或演的节目会更感兴趣，关注度会更高，但指导老师也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把好质量关，这样才真正达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效果。如上述传统节日活动的复兴也可由社团承办。
4.开展“寻根”实践活动
微观经济学字母代号涵义篇10
文化符号学，龚鹏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符号。初文与字母一汉字树，饶宗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高友工，三联书店，2008
从“文”到“文学”的变迁表明，中国文学观念受到现代西方影响，逐步转换为对“心声”的诉求，强调文学作品与主体心灵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这里的文学作品主要被理解为那种在场的声音语言，然后才是作为语言之记录的文字。但即便如此，百年文论进程中仍有不少学者尊重或坚持传统思路，看重文字(而非直接的语言)与文学的相关性。这种复杂的情况，最突出莫如鲁迅。鲁迅的新文化新文学立场非常鲜明，但1926年在厦门大学时撰《中国文学史略》讲义(后改名《汉文学史纲要》)，则以“自文字至文章”开篇，强调自古以来由文字而成就文章，以形声为主的汉字可“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以至“其在文章”“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对文学的理解上，鲁迅坚持“感动”的指标，但在相当程度上调整了早年的文学“心声”观念，即转而坚持文学与“文字”较强的相关性。这一思路既有西来影响，但更源自师辈学术及其背后的小学传统：章太炎《文学总略》有“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的说法，而刘师培《文章源始》则明言：“积字成句，积句成文，欲溯文章之缘起，先穷造字之源流”。百年文学中不少学者有类似的思想，比如周氏兄弟、朱自清、郭绍虞、台静农等，都一直深受“语”与“文”对待问题的缠绕。笔者以为，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之“文字性”及其现代际遇的把握。
，概括地说，“文字性”就是中国文学和文化在很多深层方面的以文字为准、系于书面文字甚至最终归于文字化的特点。当然，在特定的具体情况中，“文字性”的内涵可以不一而足。比如，就古典时代的文学和文化而言，它可能体现在作为文学的语文层面上的“文字化”取向，也可能是文人雅士透过视觉化的文字艺术而突出出来的趣味情怀，更可能是整个文化传统所体现出的深察名号、专论字义的行为模式和潜在的文化意识。
首先看文学的语言文字层面。在中西文学传统的比较中，语言性取向和文字性取向的差异相当突出。西方因为拼音文字的关系，言文一致，大体均以语言为其基型。而汉文学在古代往往言是言，文是文，并且如章太炎在《书・订文》中所言的“文因于言，其末则言擎迫而因于文”。也就是说，古代长期的文学和文化传统是，语言往往趋向于文字，才能更好地发挥影响，体现价值：正所谓“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此中分析而言，所谓“文”，相当意义上即是指篇章文字的取向在文化整体中的规定性和影响力。“言”之“文”大抵即如孔子所坚持的“雅言”，或者是数千年来作为统一的文化共同体所采用或接纳的文字化传统。在特定场合说话写文章做事情，必须突破现场语音的具体性和随意性，而诉诸规范化的文化模式和语文样式，以实现某种超越和提拔，获得相应的普遍性。郭绍虞先生认为，长期以来汉语反过来受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连续性的文字的规定与影响，理应称为“文字语”。这是相当有道理的。由此看来，中国文学或汉文学与西方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就有大为不同的地方，即文学在文化落熟的中国或汉文化圈，名为语言艺术，其实是文字艺术。
那么，古代民间就没有口传的文学吗?当然有。但在传统中国，总的情况是“言语文学，厥科本异”，民间风俗与书面雅言“沟分畛域，无使两伤”。并且“言语仅成线耳，喻若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可以想见，没有形诸文字，也往往在历史流传中消逝无形。而作为直接现实的，则是被纪录下来的、同时亦被文字化的文学。即就近世古典小说言，在唐宋以降，由讲唱变文和说话而来的小说其实越发文人化，“讲的故事”渐被“看的小说”取代，而就社会地位而言，过去的职业编书人或说话人也远不及吴承恩、吴敬梓、李汝珍、纪昀和曹雪芹这样的文人小说家。大的趋势即是：语言艺术变成了语言文字艺术，最后乃或变成文字的艺术了。
五四是个古今中外各种思潮交锋剧烈、文化方向纷纭的时代，如同在多重歧路口急于抉择。也正因此，对自己文化与文学的根性问题往往未及深入追问，文字性即是诸多问题之一。而在当代中文学界，相关追问和探讨日渐出现，并且这种追索已经深入到社会文化深层次的内在肌理。这方面目前看到的最为深广的研究，当数龚鹏程的《文化符号学》。在龚氏看来，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传统的骨干即在“文”，“文是由文字崇拜、文人阶层、文学艺术等所形成之相关文化状况……不知此，即不能体会中国人的行动、思维与感情，亦不能切察中国社会之底蕴。”该著气魄宏大，内涵高迥，其核心观点即在强调，中国文化中无论是文人还是儒道释，无论各类文艺还是各家学术甚或文吏政治，都存在浓重的尊崇文字、文书化、文学化的传统。而这一点与西方文化重视语言、逻辑和(句子)文法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定势颇不相同。中国文化在语文训诂、思维方式和文学写作诸方面都突出体现出“专论字义”的作风和特点，“训诂明而义理明”的夸说更体现出深入骨髓的“深察名号”的正统名分意识和行思方式。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是颠扑不破的，“名”落实于现实生活中，当然可以是人们言语中的名号，但更可能是、并且一般都要落实到某种如同器物一般的“名字”：“名”在古代即训为“字”!通过这种“哲学文字学”对中国文化深层肌理的探讨和描述，龚氏宣称，由文字而文学进而文化，整个古典中国社会生活都充分地文字化、文学化，形成了一个以文字文化为核心的文学社会。
就不同角度和现象而言，“文字性”特点和取向并不容易捕捉，并且对其内涵的把握和理解也不一而足。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总是无可避免地涉入汉字、文学与文化的关联域及其逻辑和历史根源的分析。这实在是一个幽微难言而不易把握的境界。其中的研究思路之一就是设想“文字性”特点有其文化基因上的特异性，亦即在世界范围内看来的汉文字的特异性。早期进入中土的传教士提供了初步的他者意识和语言学把握，但更多基于经验的认识和把握上的困难而对汉语文颇多恶声。目前看来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确实需要很好的语言哲学(就汉语文而言或可称“语文哲学”)高度。比如德国思想家、教育家洪堡，他提出了迥异于时俗的理解：虽然中国人并不追求语法的精确概念和表达的清晰性与逻辑性，但这并不能排除汉语文在形式上没有的东西可能意味着深厚的思想和文化，所短之处实则优
势所在，现代人所熟悉的独体(实体)的分析的思维所不能把握的内涵很可能在中国人的关系化、结构化的思维和语文中包含着，并且中国思维和文化较多地带有审美和伦理的色彩。这些观点竟然成为相当多一部分中国文化学者的基本思路，至今仍然值得细细审度。
对这个问题另有一种探讨思路，就是具体化到语言文字之学的历史研究，或者从追源早期中国文字和文字文化的生成逻辑入手，并且必须在比较语言学的角度与其他早期文明进行比对。也就是说，需要经验的实证史学的印证。在百年相当实证化的学术传统中，人们对此相关的具体细节和科际整合的成果的期望非常之高，但是目前看来，这方面似乎成果也比较有限。饶宗颐的《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在穷诸方资源多方比勘后，有如是比对：“古代交通困难，人民各安其居，不相往来。我想每个地区可能有它自己的语言。观扬雄在西汉所调查，其复杂可见，三代以前更难以想象，由于方言的复杂，唯有用文字来作为控制工具，幸而汉语是单音语系，一字一音。文字主要作用在于记名(包括物名、私名、族属之名)，在古代汉民族圈内，文字的社会功能，不是口头语言而是书面语言，在这种情形之下文字与语言是游离的。不像西亚，文字必须与语言结合，为了方便才发明字母来记录口头语言，才可取得语、文必须一致的效果。”也就是说，其一，文字系统的生成及其使用状况也必须结合着古代经济技术基础及相应文化分层的状况，即在古代(尤其是上古)文字是属于上层阶级并且较多用于相应文化圈内的精英交流和外交鼎鼐的。正是这种在地的特殊性，孕育了前现代世界各大文明自身的特色、政治文化的内在机制，以及各具特色的文字文化。其二，与苏美尔文明的文字文化注重财产记录和经济计算、古埃及文字文化注重年历记时和符咒通神不同，古代华夏民族直至汉代的文字文化从总体上看其主要功能在于记名，书以记姓名、主名山川。犹有进者，饶氏对汉字对文化的规定性状况及其历史演化有较为深入的辨析：“汉字属单音制，在形成的过程上，大体保持一字一音，文字的构造，以形声字为主，占最高的百分比，由一个形符与声符组成。形符主视觉，声符取其读音，与语言维持相当联系，前者保存汉字的图象性的美感，形符声符二者相辅而行，双轨并进，形成了文学上的形文与声文结合的文章体制，奠定汉字不必去追逐语言，脱离了语言的羁绊，在政治生活上，文字使用于政令上礼制上作为某种印信的工具，其名字可以识别，简单明了，不必与语言结合，所以我说汉字是用文字来控制语言，不像苏美尔等民族，一行文字语言化，结局是文字反为语言所吞没。”这种观点看来是从另一个角度发明了鲁迅先生“自文字至文章”的思路。基于科际整合，进一步的梳理和深描汉字发生学的脉络和文字文化的生成缘由，需要更多平实征信的历史印证和文化比较，很值得期待。
也有不在文字文学和文化的起源学而从中国抒情文学传统之书写机制上着手，专力于探讨汉语文之“文字性”潜能及其利用的思路。在这方面探讨最深入和成果最细致的当数高友工的《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他认为，汉文字自有特点，但中国抒情传统之形成其实更多地在于中国人的使用偏好：由于中国的孤立语，由于中国的象意字，也许更由于中国人对内在意象的重视，竟能用我们最古老的文字语言来象征，舍细节而取主旨，轻实证而重印象，以至现实时间反而要通过心理空间来表现，“内在经验居然能用纯形象语言的象征来保存。这是文化史的一个关键。它奠定中国语言，甚至思想的发展方向，决定了文学和美学的理想。”与前一种思路显然相同，高氏不欲将“文字性”或“文字文化”这些范畴本质化，而专从汉语文的使用状况上来把握汉文字之艺术潜能的思路。他在文字使用或功能的角度上突出了“中国的文字语言”的潜能及其在抒情传统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中国的抒情美典不是建立在日常普通交流上的，只有“在语言的运用上着重文字的内涵，而忽视文字的外指，也就是在语言的运用上不取代表而走象意的路；使语言脱离实存，集中在它的性质、本性，也就是把语言视为和音乐、抽象美术一样的媒介”，正是在这种“文字语言”的基础上，复杂的抒情才可能诞生，中国特色的抒情美典才可能生成。西方美典从美感经验的条件上看以外观和代表为主，走向对单个艺术品的分析、解释和评价，而在中国抒情美典，则以内化和象意为主，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都需由形窥神，趋向主体经验和理想。因此文学和文化(包括文字、诗文、书法乃至绘画一切文人施为)都特别重视一种有限制的艺术形式，很容易孤立地来看，而非融入人际活动的现实讯息的传达。独立的书语倒与个人内心情态、活动可以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一种书写活动心态，进一步就成为更趋极端的艺术活动类型。“文字语言”已然成为一种艺术形式。从总体上看，这种研究掘进到中西比较、史论相融而抽绎原理的理论化阶段，发人兴味，也难能可贵。
上述两种思路一者着力辨析汉字特性把握传统文章体制摆脱语言羁绊的历史演化轨迹，一者把握文字潜能和主体取向之两相契合造就民族文学抒情美典的审美机制。前者聚焦于在作为基础的文字系统的起源，后者突出了主体书写对文字体制及其潜能的利用。但显而易见的是，二者都突出了中国特色的“文字语言”相对于西方语文的特点及其在民族文学和文化传统中的基础性地位，都把握住了传统文人对“书面雅言”和“文字语”的重视。如果再考虑到传统文化落熟期唐宋以降如古文一派如桐城文人如何利用典籍文选大力诵读以“因声求气”等等诸种功夫，中国文学和文化及其文字书写的基本面貌也就呈现出来了――真正如徐梵澄所言在《澄庐文议》中所言“两千多年来知识分子的心力皆用在文字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