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的微观经济学篇1
微观经济学边际效用分析
边际效用作为微观经济学中消费理论的基础概念，对微观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推动作用，边际分析法作为标记效用在微观经济学中的主要表现形式，对微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具有重要的分析作用，所以，经济学家只有掌握边际效用的相关知识，才能够对微观经济学具有更好的理解能力，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
一、关于微观经济学-边际效用的相关概念
1、微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又被称为个体经济学，属于现代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分支，是一门以社会中的单个经济单位所产生的经济行为作为研究主要目标的科学，因此，微观经济学也被称为市场经济学。
2、边际效用
边际效用的含义是，在一定的时间内，由于消费者新增的一个单位的商品或是服务所带来的相关的新增效用，也就是说，在外界相关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某种商品随着消费量的增加，从此件商品增加的每一个消费单位之中所获得的满足程度被称之为边际效用。在边际效用中，商品的消费量是自变量，由商品消费量增加而产生的效用是因变量。
3、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
首先假定消费者对某一商品的消费量保持不变，那么，该消费者从此件商品所增加的每一个消费单位中所获得效用的增量是递减的，这就是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通过对该规律的透彻掌握，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消费者所进行的消费行为。
二、在微观经济学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边际效用的意义
1、边际效用对微观经济学的意义
边际效用对与微观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通俗的来说，正是由于边际效用的出现，才使得商品使用价值、消费者消费目的以及消费者消费感受三者进行了紧密的联系，同时，经济学家也通过边际效用的帮助对消费者在收入确定的情况下，针对商品价格的约束所表现出来的理性消费的行为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因此，边际效用在很大程度上使微观经济学从传统的唯物主义的困境中得以解放，使微观经济学成为一门具有实际意义的社会科学。
2、边际分析法对微观经济学的意义
边际分析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针对经济活动进行分析的方法，通过把进行追加的支出和收入进行比较，得出数值相等时的临界点，也就是所得利益、投入资金以及输出过程中产生的损失相等时的点。随着边际分析法的逐渐普及，对不同经济变量间的数量关系进行分析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这对于微观经济学的意义在于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对各种经济学现象进行解释，同时为经济学家进行经济均衡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边际效用在微观经济学中的应用除了应用范围最广的递减规律以外，还包括成本的递增规律、产品边际转换率的递增规律等等，由此可以看出，边际分析法在经济学家对微观经济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三、对边际效用中递减规律问题的分析
1、边际效用是否唯心
虽然消费者自身的心理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在对商品进行消费的过程中给消费者带来的满足感，即商品的边际效用，但是，由于消费者具有个体差异性，所以不同的消费者必然会拥有不同的消费偏好和倾向，这就决定了不同的消费者对于同样一件商品在效用评价方面必然会有所不同，但是并不能因此把依存于让消费者心理而产生的效用评价与心理学或是唯心主义划上等号。虽然社会的经济和科技正处于高速发展的过程之中，但是在现阶段人类所达到的科技水平仍旧具有极大的局限性，这就导致了经济学家无法直观的对消费者在进行商品消费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应的边际效用进行衡量，但是并不能以此而否认边际效用的存在，因为在对商品进行消费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商品效用是可以被消费者所感知的，商品关于物质方面的属性以及消费者在进行消费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主观感受都是有客观依据所支持的，由此可以看出，边际效用是客观存在的，而并非是由消费者的心理因素所虚构出来的，但是想要对边际效用的存在进行否定却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事情，因此，作为具有客观存在性的边际效用与唯心主义从本质上就背道而驰。
2、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是否唯心
通常情况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消费者所共有的生理和心理基础是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原因，这里需要重点进行强调的是，虽然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是依托于消费者的心理活动而产生的，但是这与唯心主义具有本质上的不同。虽然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无法通过实质性的物质进行准确的衡量，但是，通过在可控的条件下进行实验，已经将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进行了证实，这说明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同样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不能因为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的产生是以消费者主观的心理感受为基础，就认为该规律是主观唯心的，如果仅仅因为无法被衡量就说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是唯心主义的，那么我们就会进入思想的误区，从而影响边际效用在微观经济学中的运用。
3、货币在应用边际效用时是否遵循递减规律
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曾在《世界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货币具有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这一观点，但是由于货币具有流通手段、价值尺度、储藏手段以及交易媒介四种职能，不同的职能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因此，马歇尔提出的理论仅仅适用于贮藏手段和价值尺度这两种货币职能，这是由于边际效用在应用到消费的过程中时，针对商品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原则。但是对于货币的储藏手段这一职能来说，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即使适用，也只有在拥有了大量货币的人身上才能体现。除此之外，由于过量发行货币而导致的通货膨胀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当做是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的应用，所以，在货币的发行量正常并且进行正常流通的基础上，经济学家在消费者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对通过商品价格的约束所形成的理性的消费行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就可以对由于通货膨胀的原因而造成的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进行忽略。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于除了以上两种货币职能之外剩下的流通手段和交易媒介的职能来说，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并不适用。实际上，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在微观经济学中具有普遍适用的特性，该规律是一个具有客观存在性的经济规律，同时它又没有特定的阶级属性，并且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最后一点，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层次的世界，而经济只是占据了世界中的某一个层次，所以经济学在很多时候都与法律和政治紧密相连，这种情况的出现就导致了某一现象通过微观经济学中边际效用的相关知识进行分析具有合理性，但是在法律或政治的层面上来看，就无法实行，因而，在运用边际效用进行微观经济学的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与其他领域进行结合，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综上所述，边际效用的合理应用对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具有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这就需要经济学研究者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水平，通过对边际效用在微观经济学中应用到的相关知识进行透彻的理解，达到促进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的目的。参考文献：
[1]黎有.微观经济学理论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边际效用”分析[J].金田，2013（04）：172.
[2]邹传伟.银行宏观审慎监管的基础理论研究[D].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2013.
[3]陈凯.基于习惯形成和地位寻求的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15.
[4]朱海洋.连锁商业视角下的消费环境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研究[D].复旦大学，2013.
[5]方培培.资源约束下的适度经济规模问题研究[D].天津财经大学，2012.
身边的微观经济学篇2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案例教学；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1
《微观经济学》是国家教委规定的高等院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也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必修课和专业基础课。该课程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应用经济学的思维方法来分析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和存在问题，同时为今后的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经济理论基础。由于《微观经济学》存在大量的定量分析方法和一些复杂的经济学模型，即便是一些理工科的学生都无从下手，而独立学院的经管类专业学生更是望而生畏。因此如何生动形象地讲好该课程体系的有关内容，是独立学院教学人员的一大难题。1908年，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首任院长经济学家盖伊（edwinF.Gay）开启了案例教学法在商学院应用之先河，实践证明案例教学法也是《微观经济学》教学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下面笔者结合自身教学谈谈案例教学法在《微观经济学》教学的应用中应注意的几个方面：
一、案例的选取应针对独立学院学生特点，紧密围绕现实生活
案例教学法的应用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案例的选取，案例的选取既要能够很好的阐述出微观经济学涉及到的理论和知识点，又要能针对独立学院学生的特点，激发学生对经济学的主动学习兴趣。由于独立学院学费较高，大部分的学生家庭都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或从事一些商业活动，学生普遍对现实的经济活动有一定的接触和参与。因此在引入案例时，应紧密围绕学生能经常接触到的经济现象，这样学生更容易接受，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也能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比如：在讲授均衡价格理论时可以选择当前物价上涨的新闻来进行分析，并利用“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糖高宗”、“苹什么”、“葱击波”等网络热词来抓住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此基础上再去结合对理论的讲解让学生真正理解供求法则和市场价格的形成；也可以和学生一起分析当前社会的一些热点问题，比如影响房地产的价格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并加入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和学生进行互动讨论，如“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丈母娘的需求’吗？”
二、案例的选取要兼顾趣味性和时效性
随着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学生接受信息的渠道愈来愈多元化，这也对新时期的教职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为了在教学中与学生更加贴近，必须主动适应变化，不断更新思想，将微观经济学的教学与学生感兴趣的话题紧密结合起来，启发学生思维。比如在讲述沉没成本时，当时学生们都在热议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就可以将这部电影联系沉没成本讲解，付钱后发觉电影不好看，理性的决策应该是退场去做别的事情，不该考虑沉没成本的损失。讲述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时可以用热播电视剧《武林外传》的人物来引出案例：吕秀才经营着一家祖传酒馆，每个月的经营收入为100两银子，其中买菜40两银子，大厨李大嘴工资是15两银子，大堂经理白展堂工资是10两银子，洗碗工郭芙蓉和迎宾小姐祝无双工资都是5两银子，看似吕秀才挣了每年都挣了25两白银，实际上吕秀才并没有把隐性成本考虑进去。因此教师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收集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并进行一定的加工和修改，这样做不仅在教学中可以避免纯粹讲述理论时的枯燥性，还能使案例形式新颖、趣味横生，能很好的改善教学效果。
三、对图形的讲解一定要引入案例
独立学院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普遍是文科生，理科基础较差，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兴趣不大，而微观经济学有大量的图形要进行讲解，这对独立学院的教学人员是一大教学难题。因此在引入图形进行讲解时一定要注意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特别注意要和案例很好相结合才能提起学生的兴趣，并让学生理解。比如讲解需求曲线时，可以引入某种具体的商品讲解并假设某种特定的场景，当商品的价格特别便宜时，顾客会抢购，商家第二天可能会涨价。反之价格特别贵，商家卖不出去会考虑降价，通过案例的情景一步一步引导出需求曲线的图形，学生就更容易接受和理解。在讲述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之间的关系的图形时，可以假定：全班的平均身高是1米65，现在新加入了一位同学，假如是姚明同学，身高是2米26，姚明的身高就相当于此时的边际成本，而全班的平均身高就由于姚明的加入而增加，也就是当边际成本线在平均成本线上方时，平均成本线上升，反之，若新加入的同学是潘长江，身高是1米50，平均身高就会下降，所以当边际成本线在平均成本线下方时，平均成本线下降。这样通过鲜活的案例来解释图形，就能够将原本枯燥深奥的图形变成现实生活中具体的场景分析，不仅学生易学，同时也增强了课程的趣味性。
四、微观经济学案例教学环节的实施
案例教学法实施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教学人员观念的改变，也就是必须改变传统的以讲授案例为主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的核心是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因此如何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案例教学过程中，变被动为主动是案例教学法的核心问题。具体方法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案例的展开不断的进行提问对学生进行引导，也可以和学生一起讨论案例中的问题并引导学生来通过案例去理解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授课方法可以依据教师的个人风格形式多样化，也可以按照具体情况随时调整；在案例讲授过程中，教师可以合理运用声音的大小、语调的抑扬顿挫、表情的丰富程度、语言的幽默诙谐来提高教学效果；在选取案例时还可以让学生自己查找相关案例，通过个人准备、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现场考察等形式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案例中，更好的挖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参考文献：
[1]杨玉娟，初凤荣.案例教学法在《微观经济学》中的应用[J].华章，2012（33）.
[2]唐晓燕.试论微观经济学案例教学法的运用[J].中国证券期货，2012（9）.
身边的微观经济学篇3
abstract:inaccordancewithdifferentsubjectsofstudy,westerneconomicsaredividedintomicroeconomicsandmacroeconomics,andthemicroeconomicsisthebasisofmacroeconomics.However,inthespecificcontents,theyarestrictlydividedintotwopartsagain,andtheyremainindependent,andbasicallydonotmatterincontent.Forexample:inthetheoryofthefirmsprofitsmaximization,itonlystudiestheconditionsofasinglefirm'sprofitmaximization(resourceutilization),butdoesnotcontactmacroeconomicstoconsidertheissuesaboutresourcesallocationanddoesnotcontacttheconsumerbehaviortheorytoconsidertheutilitymaximizationproblemofconsumersanddoesnotcontactpriceelasticityofcommoditypricetoconsidertheissuesaboutdecisionofmakers.thisarticleintendstoexploretheseissues.
关键词：厂商理论；利润最大化；边际分析法；思考
Keywords:manufacturer'stheory；profitmaximizationmarginalanalysis；thinking
中图分类号：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08-0138-02
0引言
传统西方经济学依据高等数学中关于连续函数取得最大值的必要条件，论证了生产者（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是mR=mC，对此结论，本文有不同的看法，本文认为：对厂商利润最大化理论的分析和探讨，除必然需要站在生产者的角度分析外，还需要把它放在更加广泛的环境中考察，这样才可能得到更加客观和更加实际的结论。
1传统生产者行为理论的具体内容
1.1传统厂商利润最大化理论边际分析法的基本推导西方经济学中的厂商利润最大化理论主要探讨厂商如何在投入（成本）既定的情况下获得最大的利润（产出）。具体包括了边际成本分析法和边际收益分析法。边际分析法利用高等数学中原函数（总利润函数）的一阶导函数（边际效用函数）的值为零时，原函数可取到最大值的原理，论证了生产者在投入（成本）即定的前提下（假定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变）生产某种商品要取得总利润最大（即：tR-tC的值最大）的原则是mR-mC=0，亦即mR=mC，实际上，（tR）′=mR，（tC）′=mC。也就是说，能满足mR=mC时的商品生产量能够保证生产者实现利润最大化。
1.2传统厂商利润最大化理论边际分析法的基本分析框架西方经济学把生产者生产商品所付出的所有投入称为总成本（tC），把生产者每增加一单位产量所增加的总成本称为边际成本（mC）；把生产者销售商品所得到的所有收入称为总收益（tR），同时，把生产者每增加一单位的销售所增加的收益称为边际收益（mR）。依据传统厂商利润最大化理论，以下（如表1）是一个生产者生产（销售）一种商品的短期均衡表（以垄断市场的短期均衡为例）。
单纯从数学角度分析：当一个连续函数的一阶导函数的值为零时，该函数能够取到最大值［实际上，mR=（tR）＇］。按照这一数学结论，在假设tp函数为连续函数的前提下，tp要取得最大值，即tR-tC的值要最大的必要条件是mR-mC=0,亦即当mR=mC时，厂商的总利润tp为最大。从表1的情况来看，当厂商的生产（销售）数量为5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厂商得到最大的总利润60。
1.3基本作图根据以上表格，传统教课书作出了mR,mC曲线和tp曲线，如图1。
从图1可以看出，当销售量Q=5时，mR曲线与mC曲线有唯一交点，此时mR=mC，同时，tp取得最大值60。
2对传统厂商利润最大化理论的思考及修正
2.1对厂商利润最大化时的生产量（销售量）和tp曲线图形做法的思考及修正依据上表1可知，实际上能满足总利润tp的值为最大的销售（生产）量可以是4也可以是5，亦既在(生产)销售量为4到5这个阶段存在一个总利润保持最大值的平台期。所以，严格来讲，tp函数的图象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抛物线，而是在抛物线的顶端应该有一条平行于Q轴的线段aB，如图2。
图2才真正反映了表一中厂商销售（生产）量、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和最大利润之间的相互关系。
2.2对厂商利润最大化条件的思考和修正从表一和图二能够看出，厂商利润最大（60）时的销售（生产）量可以是4也可以是5，但是从不同的角度并把宏微观经济学其他理论结合起来分析，利润最大时的销售（生产）量则有不同的结论。
2.2.1单纯从厂商的角度来考虑，最优生产（销售）量应该为4。这是因为在保证总利润tp为最大的基础上，厂商生产（销售）更多的产品意味着厂商在生产技术不变和其他要素投入不变的前提下需要增加一种要素的投入，这意味着生产成本的增加，同时也意味着固定资产（机器设备）的更大损耗。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假设厂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利润最大化，而利润最大化首先要满足的必要条件则是成本最小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单纯从厂商角度考虑，其最优的生产（销售）量为4，而并不是大多数传统教材中认为的5。
2.2.2从商品价格弹性理论和厂商所生产产品的可替代程度的角度来考虑，如果该厂商生产（销售）的产品需求弹性很小甚或无弹性，并且该产品的替代品（包括完全替代品和不完全替代品）很少甚或没有，则意味着该厂商有能力在产品质量不变的前提下向市场（消费者）索要更高的价格，牟取更大的超额利润。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厂商最优的生产（销售）量应该为5。
2.2.3单纯从消费者角度来看，厂商的最优生产（销售）量应该为5。这是因为当厂商生产并向市场投入更多的产品时，既市场供给量加大时，依据供求定理，产品的价格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而产品价格的下降意味着在消费者收入既定的条件约束下，花费相同的收入会取得更大的效用（即收入效应：产品价格下降，消费者收入不变但其实际购买力增加）。
2.2.4抛开以上三种考虑角度，单纯站在宏观经济学资源配置的角度来分析，厂商的最优生产（销售）量应该为4。这是因为在销售量为4时，厂商已经取得了总利润tp最大。如果厂商继续生产，不但意味着厂商自身生产成本和固定资产损耗加大，而且意味着资源配置的低效和无效。多生产一单位产品（生产量从4增加到5）而投入的生产要素可以在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下配置到能够更有效利用（或更需要）该生产要素的生产上去，最终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
综上所述，对西方经济学中厂商总收益最大化问题的探讨不能仅仅局限在厂商自身的角度来思考，而应该同时结合宏微观经济学中的其他相关理论综合进行考虑，这样才能不断促进宏微观经济理论的融合，不至于让人们产生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完全割裂和西方经济学中各个理论相互割裂的印象。也只有这样，对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才能得到更加客观和更符合实际的结论。
参考文献：
身边的微观经济学篇4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教学体系；教学模式；教材规范化
1引言
从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大学教育后，其教学安排一直是被分微观、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所用教材基本上是以西方经济学为名称，最近在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阶段教学中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但是初级、中级、高级微观经济学这3类的边界区分不明一直是现在大多数大学教学安排面临的问题，没有形成一个循序渐进的微观经济学的教学体系，学生在学习初级、中级、高级微观经济学时学习难度加大，教师的教学工作安排也出现重复内容的低效率问题。
2微观经济学教学现状
微观经济学的学科特点是以一系列假设条件为前提，在众多的前提与假设条件下得出一系列理想的模型，这样才能对经济的运行规律有一定的认识，之后修改前提和假设，再加入现实因素，使得经济学与现实情况更为贴近，并为现实经济提出有效的指导建议。目前的微观经济学教学体系并不是十分全面，不能满足在教学上的授课需要。
2.1理论体系庞大且复杂抽象
西方经济学各个学派观点不一或有时出现观点相互交织等情况，这样就形成了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理论体系，教师授课内容覆盖面广，涉及知识众多，学生在短时间内难以理解其本质，把握不住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进入高年级后仍对经济学的基本框架茫然失措，缺乏尝试。
2.2教材内容难以适应教学需要
由于经济学的内容比较晦涩难懂，因此对于教材的选择难度也是比较大的，目前的经济学教材主要有高鸿业，宋承先等国内学者编写的教材，同时还有曼昆，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等编写的经济学教材。实践中的初级、中级、高级微观经济学的教材各不统属，缺乏系统性。教材体系的建设不仅要考虑到学术界的研究结果，还要尽可能考虑到学生的特性、信息的接受能力，教学各环节的安排要循序渐进、科学合理。
2.3教师教学形式、手段单一
微观经济学应用性较强，不适应使用单一的教学形式与教学手段。目前多数教师仍然习惯于传统的教学形式，仍然采用教师讲学生听的满堂灌模式。忽视了与学生之间的互动，缺少启发性。使得学生只限于理解和记忆老师上课讲授的教学内容，很少主观上去理解思考与总结。
3微观经济学教学体系改革的原则
3.1基础性原则
微观经济学课程体系的基础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基础性强，概念和原理抽象，并且使用大量的数学模型，逻辑严密；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重点讲解这些基础性的重要概念及原理，并结合相关数学模型详细演绎基本原理。二是微观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科基础平台课，是对整个学科的一个纵览和基础研究方法的介绍，在学生系统学习专业知识中有着基础性的重要作用；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侧重理论原理的讲解，以便于学生专业知识的学习与拓展。
3.2差异性原则
差异性是指微观经济学课程体系中三门课程相关内容各有侧重且层次不同，一方面，初级、中级、高级微观经济学作为相对独立的三门课程，其课程内容和教学重点、难点各有侧重，从而避免了教学过程中讲授重复内容的低效率问题；另一方面，作为相对独立的课程，应有其相对系统且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由于初级、中级、高级微观经济学共同组成微观经济学课程体系，从而，相关理论三门课程都有涉及，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区分层次，重点讲授。
3.3整体性原则
遵循整体性原则，要求从总体上把握课程的体系架构以及各部分内容的来龙去脉，并确定理论形成的范式，让学生做到目标明确、任务具体、方法清晰，为学好课程奠定基础。
3.4综合性原则
一般来说，综合是按照事物本来面貌、运动的本来过程、系统的本来结构所进行的概括，是对概念结构系统中的内涵与外延的协同组合。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庞杂，既涉及以价格理论为核心的由供求理论、消费者理论、生产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等构成的理论体系；又涉及众多学派，代表人物及其观点，这些理论及观点有的相互补充、相互完善，有的则相互排斥、相互对立；涉及的知识领域面非常广阔，同时涉及如数学、金融学、财政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领域。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教学内容的合理安排，按照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构架，高度系统地概括总结。
4微观经济学课程体系边界的界定
4.1教学内容的合理选择
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基本要求是使学生掌握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提高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培养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作为理论经济学的基础和核心，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庞杂，涉及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方法；涉及众多学派，代表人物及其观点；同时涉及相关学科知识领域。从而，在教学过程中要求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做到轻重有别，主次分明。
4.2教学层次的合理区分
初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作为独立的一门课程，它们拥有各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加上共同构成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相关内容未免重叠。在各自的课程讲授中，可以遵循差异化原则，在教学过程中区分层次，重点讲授。如相关数学模型，初级微观经济学主要运用这些模型解释对应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中级微观经济学则运用这些模型探讨这些理论的内在逻辑及联系；高级微观经济学则根据相关理论的内在逻辑及联系，修正相关数学模型，进而提出新的理论模型。
4.3教学手段方法的科学运用
由于微观经济学是经济管理学科的基础理论课，这些教学方法手段在微观经济学和其他相关应用学科的运用也应各有侧重。如案例教学在微观经济学侧重于帮助学生理解相关概念、理论，分析相关理论形成的环境及逻辑思路；在相关应用学科侧重于帮助学生理运用微观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事物产生、发展的内在逻辑联系及环境，便于学生更好地掌握相关应用经济理论。实验教学手段除了达成微观经济学和相关应用经济理论的教学目的外，其本身也是相关应用经济学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相关数学模型，除了应用于分析微观经济学相关理论形成的环境及逻辑思路，以及计量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理论及数学模型分析经济实践外，其本身也是计量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弈分析也是类似情形。
5微观经济学教材体系建设
5.1当前微观经济学教材应用述评
从微观经济学教材建设历程与当前高校微观经济学教材使用现状看，大体上是两条腿走路，一是直接引入西方原版教材或翻译教材，如萨缪尔森《经济学》、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二是在引入当代经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上，结合中国的数据和案例国内自己编著的教材，如上述提到的梁小民的《西方经济学导论》、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
目前高校普遍存在微观经济学不同阶段教材混用情况，如初级微观经济学用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中级用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中级用范里安的《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不同授课老师所选各阶段教材不是一个体系的，这会造成相关知识点的脱节，导致学生在学习本课程时困难增加。
5.2微观经济学教材体系重构
教材体系的建设不仅要考虑到学术界的研究结果，还要尽可能考虑到学生的特性、信息的接受能力，教学各环节的安排要循序渐进、科学合理。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探索出初级、中级、高级微观经济学的边界区分方案，最终形成一个循序渐进、科学合理的教村体系，以避免重复授课，教育资源浪费、低效率等现象。
身边的微观经济学篇5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 m.h.outline of 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 public finance.new york：harper&brothers 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
london：george 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 public finances：anintroductory textbook.homewood：richard 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 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 newyork：john 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 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 ina 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 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 b. ）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 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 ed：modern public 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 of 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london： 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 public 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 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文革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高潮。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高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身边的微观经济学篇6
关键词：边际分析边际效用作用
一、边际的含义
经济学中的边际指的是因变量随着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的程度，即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因变量会因此而改变的量。边际的概念植根于高等数学的一阶导数和偏导数的概念。在经济学中根据不同的经济函数,我们可求不同的边际。如边际成本、边际收入、边际效用、边际消费、边际储蓄等。
二、边际分析特点及对经济学发展的作用
边际分析是马歇尔二百多年前创立的,它告诉我们人们在作决策的时候,除了应用绝对量作决策参数外,更应该运用增量参数进行决策。这种方法有以下几个特点：1.边际分析是一种数量分析，尤其是变量分析，运用这一方法是研究数量的变动及其相互关系。这一方法的引入，使经济学从常量分析发展到变量分析。2.边际分析是最优分析。边际分析实质上是研究函数在边际点上的极值，要研究因变量在某一点递增、递减变动的规律，这种边际点的函数值就是极大值或极小值，边际点的自变量是作出判断并加以取舍的最佳点，据此可以作出最优决策，因此是研究最优化规律的方法。3.边际分析是现状分析。边际值是直接根据两个微增量的比求解的，是计算新增自变量所导致的因变量的变动量，这表明，边际分析是对新出现的情况进行分析，即属于现状分析。这显然不同于总量分析和平均分析，总量分析和平均分析实际上是过去分析，是过去所有的量或过去所有的量的比。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各种因素经常变化，用过去的量或过去的平均值概括现状和推断今后的情况是不可靠的，而用边际分析则更有利于考察现状中新出现的某一情况所产生的的作用、所带来的后果。
边际分析法在1870年代提出后，首先用于对效用的分析，由此建立了理论基础——边际效用价值论。这一分析方法的运用可以说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的革命，具体说它的意义表现为：
1.边际分析的运用使西方经济学研究重心发生了转变。由原来带有一定“社会性、历史性”意义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纯粹研究如何抉择把有限的稀缺资源分配给无限而又有竞争性的用途上，以有效利用。2.边际分析开创了经济学“数量化”的时代。边际分析本身是一种数量分析，在这个基础上，使各种数量工具线性代数、集合论、概率论、拓扑学、差分方程等，逐步渗入经济学，数量化分析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特征。3.边际分析导致了微观经济学的形成。边际分析以个体经济活动为出发点，以需求、供给为重心，强调主观心理评价，导致了以“个量分析”为特征，以市场和价格机制为研究中心的微观经济学的诞生。微观经济学正是研究市场和价格机制如何解决三大基本经济问题，探索消费者如何得到最大满足，生产者如何得到最大利润，生产资源如何得到最优分配的规律。4.边际分析奠定了最优化理论的基础。在边际分析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从理论上推出了所谓最优资源配置，最优收入分配，最大经济效率及整个社会达到最优的一系列条件和标准。5.边际分析使实证经济学得到重大发展。研究变量变动时，整个经济发生了什么变动，这为研究事物本来面目、回答经济现象“是什么”问题的实证经济学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从平均分析进入到边际分析,是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一个重大发展和转折,意义十分重大它表明数学对经济学的渗透迈出了重大一步。希克斯1946年的《价值与资本》与1947年萨缪尔逊的《经济分析基础》全面总结和发展了边际分析阶段的研究工作,使边际分析达到顶点,从而成为经济学史上的两部名著边际分析阶段,形成和发展了一大完整的微观经济活动行为理论,提出了一般经济均衡问题,建造了一般经济均衡的理论框架,创立了当今的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垄断竟争理论及一般经济均衡理论的数学基础，因此边际革命的影响是深远的。三、边际分析在经济分析中的两个简单应用
1.应用实例：最佳产量的确定
(1)不计税收下,最佳产量的确定
结论：利润在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时的产量水平上达到极大值。此时的产量水平称为最佳产量水平。
例1某食用油生产厂的收人函数R()=6140-302（元），成本函数C()=102+60+1200（元）,其中为每周产量（单位：吨）,求最佳产量和每周预期利润。
解:由已知边际收入R‘()＝6140-60,边际成本C’()=20+60,由上结论有：6140-60=20+60解得=76,即每周最优产量76为吨,预期利润为L(76)=R(76)-c(76)=219040元。
(2)赋产量税后,最佳产量的确定
例2：在例1的已知条件下,若每吨产量缴纳t元产量税,求最佳产量和每周预期利润。
解:由已知吨应缴纳元的税。则该厂利润为：L()=R()-C()-t
由前面结论可得最佳产量为边际利润为零时的产量。即由L’()=0,解得:。
这样产量税将影响最佳产量水平,当然对预期利润也有影响,且赋税越高,最佳产量水平越低。
2.应用实例——确定白酒储存期
例3假定有白酒100吨,现价8元公斤,多陈一年可增值2元/公斤,贮存费每年10000元,因贮存酒积压资金引起机会成本每年增加105p.r,（其中105为酒的贮量,p为当年白酒价格,r为利息率,且假定r=10%),那么这些酒须储存多久效益才最大呢
分析:假设须贮年才最佳,由已知可得如下函数关系；
(1)年增加的总收人函数R()=105×2＝2×105（元）
(2)年增加的贮存总成本C()=10000+×105×10%[(105×8+2×105)/105]=90000+200002（元）
(3)年净增利润函数L()=R()-C()=2×105-(90000+200002)=110000-200002
此时边际收人R’()=2×105,边际成本C’(×)=90000+40000
因为当R’()=C’(×)时利润最大,所以有2×105=90000+40000，即＝2.75（年）
由于驻点唯一,故只有当储存期为2.75年时,企业才能获得最佳经济效益,其最大净增利润为151250元。
由上进一步表明边际分析这种以微积分为工具,以经济现象为内容的数学分析方法已深深融人到了经济学中,并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身边的微观经济学篇7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б婧妥市抛纯鼍涣嫉闹魈澹捎谒谴嬖谘现氐牡赖路缦蘸凸蟮募喽匠杀荆鹑诨钩鲇谧陨砦冉「囊螅滞辉赣肫浞⑸璐形孕纬梢衅毡榈摹跋Т被颉吧鞔毕窒螅醣艺叨哉饫嘀魈宓耐蹲室找膊幻飨？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张曙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身边的微观经济学篇8
一、激发学生兴趣，化深奥抽象为浅显易懂
微观经济学的内容较为深奥、抽象，文字、公式以及图表较多，在教学中，容易因为学生们缺乏兴趣而效果低下。教师应该多采用新闻事例以及身边的经济现象对知识点进行描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并让理论与实践更充分的结合。教师亦可借助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做一些生动活泼的课件以打破课堂的沉闷。并优化教学方式，化抽象为具体，变困难为简单。同时，教师应该多向学生介绍学习经济学的好处，并向其讲清楚经济学学习的难度，督促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巩固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学习。
二、引导接触热点，化被动接受为主动融入
新闻每天都在更新，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多接触财经新闻，探讨经济热点。一来，注重经济热点的学习更加贴近社会生活，可以培养学生的经济思维，有利于其日后的工作生活。
二来，对于经济学的初学者来说，微观经济学就是厚厚的充满了难懂的数学公式和文字图形的教材，微观经济学里面的专业术语和统计数据让他们觉得既枯燥又无味。而教师利用经济热点来引出知识点则可以让课堂更加活跃，打破学生“理论无用论”的错误观点。另外，与学生们共同探讨经济热点，还可以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加强师生间的互动。在帮助教师自身水平提升的同时，也能开阔学生视野，巩固其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提高其理论联系实际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关注学习进度，变死记硬背为有效引导
正如我们前文所分析的一样，经济系文理兼收，学生的数学水平参差不齐，学生即使有在大一时学过微积分，但也不能保证每个同学都能熟练的把微积分的知识运用到微观经济学的课程中。为了能让学生更好的学习微观经济学，理解书本中繁复的公式以及图形，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就应该多注重基础的知识。例如“弹性理论”，在碰到这类需要用到微积分知识的课文时，不应该就微观经济学的课本理所当然的向学生授课，而应该更注重学生对微观经济学中与微积分相对应的那些知识的熟悉、掌握程度，举一些简单的数学案例，先简明扼要向学生讲解一下相应的数学知识，激起学生对微积分的记忆，再进行微观经济学的教学，这样定然能让同学们更容易理解微观经济学中的经济模型和数学公式。
另外，微观经济学还有很多坐标曲线，如“消费者行为理论”中，就有一般商品的价格-消费曲线、需求曲线、吉芬商品的价格-消费曲线等十几种曲线。虽然每条曲线都易于理解，但是容易弄混。有一句这样的谚语“tellme,iwillforget;show’me,imayremember；involveme,iwillunderstand.”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中，很多时候都只能做到“tellandshow”这样的话，学生就很容易忘记，不利于学生的理解和掌握。所以我们在教学当中，应该更注重学生的参与程度。例如，我们在讲曲线的时候，我们在向学生讲解的同时，也要在课堂上给学生留有自己画的时间。这就要求我们做好课前的备课，在讲解课本的同时，举几个例子，让学生自己动手操作，引导学生自我思考，并最终将所有知识掌握，铭记于心。同时，也能让学生在自我操作的过程中，加深对课程的理解，熟悉概念原理，并能在操作的时候纠正学生的错误，起到巩固知识的效果。
四、重视学习形式，化结果检测为过程调控
身边的微观经济学篇9
关键词：合理国债规模；资源配置；经济稳定
一、当前国内研究国债合理规模的四种思路及其不足
1.当前国内研究国债合理规模的四种思路
研究要否控制、如何控制国债规模的出发点是合理国债规模的确定。对此，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沿着四条思路展开：
思路一，从资源配置、微观财政角度，认为一个国家的国债适度（或最佳）规模是指能使国债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净正面效应最大化的国债规模。从而国债的效率规模在国债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的那一点上。
思路二，从经济稳定、宏观财政角度，基于“双缺口”宏观经济模型，认为在理论上国债的最大规模就是能够弥补社会总供求“缺口”的规模，当年国债规模不能超过储蓄大于投资的余额。
思路三，借鉴《马约》方法，对中国适度赤字率与警戒线进行估计。诸如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gdp）不超过60%；国债依存度（当年债务收入/当年财政支出）不超过20%；国债偿债率（当年债务偿还额/当年财政收入）不超过10%；当年财政赤字/gdp比例不超过3%；等等一般性经验指标。
思路四，从国家信用和财政风险角度，认为国债的最大限度就是以政府丧失信誉以至国债发行困难为止。最佳国债规模就是在这个最大限度的国债规模之内发生的较为合理的国债规模，进而通过对我国财政风险进行探讨以确定合理国债规模。
2.四种研究思路的不足
深入分析上述四种思路发现，思路一和思路二是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立足于规范的市场经济背景，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个角度出发，把财政和市场看作资源配置的两种不同方式，其目标都是资源的高效、充分运用。
微观经济学中，当分析单个经济项目或单个经济部门的最优决策——局部均衡时，其遵循的经济原则是：部门边际成本=部门边际收益。当把财政与市场看作是两种相并列的资源配置机制时，在资源的总量既定的前提下，二者的资源配置量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且互为机会成本。因此，当同时分析政府和市场的最优配置量——一般均衡时，其遵循的最优原则应该是：配置到每个经济主体的资源的边际净收益（边际净收益=边际收益-边际成本）相等，或者是每个经济主体的边际机会成本相等时，政府和市场各自配置的量达到最优状态，由此确定政府可支配资源的量的边界。
思路一采用的是部门分析——局部均衡分析法，而经济的宏观稳定、有效的运行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基础上的。局部均衡分析结果与一般均衡分析结果相统一的前提是：完全竞争市场、完全信息、资源调整在瞬间完成，等等。然而，现实中的资源调整是需要时间的，信息是不完全的，特别地，我国目前是一种市场不完全的转轨经济。换言之，思路一的最优决策原则是有问题的，正确的决策原则不是部门边际收益等于部门边际成本，而是各个经济部门的边际净收益相等或边际机会成本相等，即应遵循比较效率原则。
从“双缺口模型”的角度，认为政府的目标是使社会投资水平与社会储蓄水平的均衡。问题是，市场部门不愿进行投资和消费，表明市场部门认为这样做是不合算的，是没有效率的。从静态的角度看，尽管这时候政府部门进行投资能弥补供求缺口，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投资就一定是高效的（比市场效率高）和有效的（净收益为正）。换言之，政府投资弥补供求缺口并不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反而有可能是资源配置的劣化，即产生“挤出效应”。从动态的角度看，尽管政府配置资源本身没有资源配置效率，但如果它能改变市场主体对投资、消费的成本和收益的主观评价（预期），增强信心，进而启动市场，即产生“挤入效应”，则是可行的，这就是凯恩斯极端意义的“在地上挖坑又填平”的理由，否则财政没有投资的必要。
思路二尽管能实现社会总供求的平衡，但它既有可能产生“挤出效应”，也有可能产生“挤入效应”，其净效应取决于二者的权衡。避免“挤出效应”，扩大“挤入效应”的前提是：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很高，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很完善。这个前提条件在我国目前显然不具备。
因此，市场不投资并不必然意味着要扩大政府资源配置规模，政府可采取其它手段（如明晰产权、金融深化、构建有利于投资的税收制度等）以降低市场主体的边际成本或增加边际收益，稳定市场主体的预期，刺激市场投资；即便政府有介入资源配置的必要，也并不必然意味着要采用国债手段，还可能有更为高效的手段，例如减轻税、费负担等刺激手段。
思路三和思路四是运用管理学方法，立足于财务管理，从政府本身的负债能力出发，用研究企业财务的方法来研究政府财务。这两种思路是从政治和财务会计角度、财政风险控制角度来研究国债规模的，注重财政资金的流动性约束，强调财务收支平衡。其认为公债作为一种扩大预算收入的手段，依托国家信用，被政府运用来改变支付的时间流程，常以用国债负担率、偿债率、国债依存度等各种指标作为安全线。
但是，“马约”国债警戒线指标产生的背景是市场经济，政府、市场分工明确且相对稳定，而且是经验指标和事后的检验标准，或者说是政府财务运行状况指示器。其中，国债负担率是存量指标，指出在一定时期内，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缺口累积允许达到的限度；其余的是流量指标，指出在一个财政年度内，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缺口允许达到的限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其隐含的前提是：政府和市场的分工明确，财政收支制度完善，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体且功能强大，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国债仅能起补充作用，不是主要的。其重要意义在于：超出这个限度则意味着应通过调整财政收入和支出以压缩国债规模，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准确把握国债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指标的经济学含义。我国政府与市场分工不明确，财政收支制度是不完善的，因此思路三的逻辑显然与上不符。正确的思路应该是通过转换政府职能、调整财政支出、调整非债务财政收入以控制国债规模。
从国家信用和财政风险（显性负债、隐性负债、或有负债）的角度研究合理国债规模比较符合中国国情，非常有现实意义。然而财务风险是与资产和收入流相对的，如果注意到我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国有资产的处置、非债务财政收入的调整等制度安排是不完善的，那么如何评价财政风险的标准就是模糊的，因此思路四的方法论本身就不合理，需要进一步精确化。
四种思路的共同不足在于，它给人一种错觉，似乎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很高，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清晰，政府财政收支制度完善而有效，留下来的问题是所谓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和gdp缺口的度量、政府财务运作技巧等问题，也即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但在我们看来，转轨时期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既不完善也不稳定，市场化程度不高，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清晰，政府财政收支制度不完善，因而合理国债规模的确定更重要的就不是一个技术性的操作问题，而是一个制度构建问题。我们更愿意从财政制度构建、特别是国债和税收制度构建的角度来研究合理国债规模进而控制国债规模。
二、税收、国债的性质和功能比较及其相互替代
上述分析意在表明，不考虑我国经济的转轨性质、不考虑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的不完备性，直接基于规范的市场经济和完善的财政制度，从经济学——资源配置效率和平衡社会总供求缺口的角度、从管理学——国家信用和财政风险以及国债警戒性的角度来研究合理国债规模，进而论证合理国债规模、国债发行或国债规模控制的必要性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从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和财政收支制度的实际状态看，我国的经济市场化程度并不高，财政收支制度并不规范，国债的存量规模不大，但增量规模很大；从市场经济中财政制度安排的实际状态看，现行的国债已超出了其适用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税收的职能，然而这种替代的效率却是值得研究的。
1.税收、国债性质的比较
从经济特性的角度，市场经济通常被划分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两个并行不悖的部门，分别供应公共品和私人品，且私人部门是主体，公共部门起补充作用。静态地看，公共商品和私人商品的最优配置量在遵循比较效率原则基础上，由生产可能性曲线与建立在效率和公平基础上的社会福利函数共同决定。
动态地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共商品范围也是历史的、发展的。既有狭义的公共商品如基础设施、国防等经常性的公共商品，还有一些广义的、不确定的公共商品如经济萧条、重大自然灾害等“或然性”的公共商品。我们认为，税收是经常性公共商品的价格与“或然性”公共商品的期望价格之和；国债则是“或然性”公共商品被实际提供时而向选民预征的税收，或者被理解为“或然性”公共商品的实际价格与期望价格之差。
从财务管理的角度看，公共财政实质上是公共部门财务，为公共部门提供公共商品融资，遵循事后的收支平衡原则。其主要融资手段是税收和国债，国债是债务收入，其存在的前提是持续经营，税收是公共部门的销售收入。因此，从公共财务的角度来理解公共财政，似乎更能看到税收和国债的区别。与私人部门类似，公共部门的财务收支平衡应该建立在形成销售收入的税收上，而不能建立在发行国债上，至少从长期来看应坚持税收与支出的平衡。换言之，债务——国债是要用将来的销售收入——税收偿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债是一项待摊费用。
2.税收与国债功能的区别
（1）财务管理——组织财政收入上的区别。比较分析财政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三项职能会发现，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两项职能是经常性地发生的，且大致相对稳定，因而一旦作出了一个较为准确的测算后就必须构建相对稳定的财政收入制度与其相协调。税收就是着眼于相对稳定、长期的制度性按排，而非立足于短期的权宜之计。当然税收具有一定的反经济周期的稳定功能，但这只是派生功能。经济稳定则是“或有事项”，具有不确定性，通常对应的是相机抉择的财政收入制度安排。换言之，如果按财政支出的可预见性程度划分，则确定性支出（以概率为1发生或不发生）以税收解决，各级政府在预算的编制、执行中不能调整税收规模，在经济运行状况和制度税收制度既定的条件下，税收规模是一个自动产生的被动结果：“或然性”支出（以概率为p发生或不发生，0因此，从财政收入结构看，税收占绝对的主体地位，国债收入则不是每年都必须有的。正常年景下，经常性的、制度性的财政收入流必须与经常性支出流和“或然性”支出的期流相匹配，季节性的收支缺口（经常发生）由短期国债来平衡；中、长期国债对应临时性的应急之需——“或然性”支出的实际发生。在短期，临时性的收大于支形成财政盈余，临时性的入不敷出则由政策性、相机的财政收入（国债）来补充；在长期，财政应坚持收支平衡原则，制度性的、相对固定的财政收入（如税收）应与财政支出平衡。因而，国债和税收的组织财政收入的职能是有差异的。我国多年来国债规模持续攀升、国债依存度严重超标，无疑表明国债替代了税收组织财政收入的职能。
（2）经济功能上的区别。国债替代税收无论是从宏观经济稳定还是从微观资源配置看，其效率都值得怀疑。
如果我们立足于广义的公共商品，则更多的是关注国民经济宏观供求平衡问题、财政的宏观效率问题，主要表现在平衡社会总供求缺口上。总供求缺口往往起因于经济稳定、战争等“或然性”公共商品的需要。国债是相对独立于当年gdp的，正是这种相对独立性使国债能直接改变当年gdp，缩小实际gdp与潜在gdp的缺口，平衡总供求缺口，使其直接的宏观调控功能强于税收。因而国债总体来说是相对灵活、短期的政策选择，不是微观财政政策工具，而是一种“相机抉择”的宏观财政政策工具。然而这种“相机抉择”是政府的抉择而不是市场的抉择，抉择的失误会导致“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出现资源的劣化配置，牺牲了微观配置效率。
在税率和税基既定的情况下，税收收入则依附于当年的gdp，随着gdp的确定而被动地确定，除非修改、调整税收制度，政府不能调整税收。然而恰恰是税收导致的这种“财政拖累”使税收对经济起着“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这种税收对经济的依附性使得税收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的效率要求。当然，如果把税制的设计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捆绑在一起，税制本身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便失去，而具备了类似于国债的“相机抉择”功能。
因此，国债的“相机抉择”功能在顾及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有可能丧失微观配置效率；而税收兼有“自动稳定器”功能和“相机抉择”功能，能较好兼顾经济稳定和微观配置效率。
如果局限于狭义的公共商品，则更多地是关注微观的财政配置效率问题，其主要表现在对经济主体特别是对私人主体决策的影响上。李嘉图等价定理基于两个假定：（1）纳税人具有充分理性，能够计算他的公债受益份额和成本份额；（2）税收当公债替税时，所减的税是一种总额税，减少的税负是均匀地落在边际消费倾向相同的每个消费者身上。认为只要税收的现值不变（现在的税收加上未来的税收的总现值），税收的时间路径对家庭预算约束没有影响。或者说，政府增加公债发行，尽管现在税收减少了，使得现在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但是有远见的家庭会意识到未来的税收负担将会增加，将不会改变它们现有的消费水平，会在保持平衡的消费水平的基础上调整他们的储蓄决策。无论政府是以征税还是以政府借款方式来增加收入，其最终效应相同。
而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很少具有完全的理性。个人是一个有限理性的动物。公债较之于税收来说，个人对于自己在一个经济社会中所承担的公共商品的成本和所享受的收益之间的份额配比是不确定的。公债幻觉能使纳税人在政府利用发行公债筹集财政资金时，并不感受到所负担的成本，而同时却享受到了政府利用公债进行诸如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收益，会改变当期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与财富存量，从而会改变消费支出与资本积累水平。如果受益的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受损的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则总消费量必定会扩张。反之，就必然会缩小。这样，以公债替税会引出不同的个人行为，会引起经济行为和总消费量的变动。换言之，从微观经济的角度看，用国债替代税收是有效率差别的。
三、结论及建议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国债和税收的性质，还是从组织财政收入、宏观稳定经济、微观配置效率角度看，二者都是有差别的，启动内需比发行国债存在更可行的财政收支制度选择。
我国持续多年不断攀升的国债规模肯定是不正常的，它实际上意味着政府替代了市场、国债替代了税收，折射出财政支出的“越位”、税收的“缺位”，其结果是国债的“越位”。而这种替代却未必是有效的。我们知道，国债=财政支出-（税收+收费），这个等式表明政府非债务收入既定时，国债决定于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决定财政支出制度的构建；财政支出=税收+收费+国债，这个等式表明财政支出既定时，国债决定于财政收入制度的构建。研究合理国债规模进而控制国债规模无疑应从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收支制度着手。
1.推进市场化财政制度安排
（1）改革财政支出制度，推进公共商品和私人商品的“分口供应”。应深化市场化改革，从政府与市场分工的角度出发，调整财政支出范围，改变私人商品的公共供给现状，同时从宏观和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保护私有产权、放松管制、打破垄断以激活民间投资与消费。只有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分工相对明确的市场经济中，谈公共部门的收支平衡、政府的经济稳定功能才有意义，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负担过重的问题，这也是债务负担降低的基本前提。如果政府支出范围无限，没有一个明确的划分依据，由税收制度的相对稳定而产生的税收收入的相对稳定必然导致收支缺口，发行国债就不可避免。
（2）改革财政收入结构，强调税收组织财政收入的功能，提高税收的依存度。“税小”是“费大”的原因，它同样是“债大”的原因。控制国债规模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在于千方百计提高税收的依存度。否则，财政赤字的加大仍会推动国债发行规模的相应增加。因此，从根本上说来，支出规范时，控制国债规模的着眼点只能放在税收的增长上。应把税收政策的主要着眼点转到制度创新的轨道上来。在现有税收规模不减甚至有增加的前提下，对现行税制作局部性的调整，把结构性减税的意图纳入“费改税”进程，通过规范收入机制的安排加以实现。
（3）改革与完善现行税制。我国目前的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强调了税收组织财政收入的功能，忽视了把所得课税作为政府调节经济的工具来使用。相对于所得税来说，流转税不适宜作为政府调节经济的工具，因为它作用机制迂回、间接，税收的最终归宿不易把握，忽视了税收对经济的“自动稳定器”功能，或者说税收的自动稳定功能并不明显。应调整税制结构，强化税收调节经济、稳定经济的功能。改革生产型增值税为收入型或消费型增值税、加大出口退税力度、统一企业所得税、完善个人所得税、调整消费税等，并调整税制结构，加大所得税的比重，以此启动市场投资和民间消费、增强税收的“反周期”的经济功能。
2.要努力建设限制财政收入的制度
布坎南曾通过对政治决策过程的经济学分析，认为民主过程决定的国债规模具有自我膨胀机制，应通过制定制度规则决定国债规模，主张复归古典财政原则。民主-宪政-秩序是民主社会应遵循的逻辑，应特别重视财政立宪。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收入、政府垄断收入和收费收入，这些都是由宪法、法律、规章固定下来的，要改变财政收入，就要通过相同的政治程序。如果在现有的法律设施条件下存在很多可以增加财政收入的路径，这本身就表明要完善法制，尤其要完善限制性的民主财政制度建设。
（1）对政府债务的问题要作出限制。现在我国只有对地方政府不准举债平衡预算的限制，对中央政府的债务没有任何规定。政府债务是延迟的税收，因此对政府债务的程序、规模、使用方向等方面是应该有限制性规定的，地方债务这种笼统的限制办法也不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2）完善税费改革，加强税收征管，取消不合理收费，规范合理收费，将部分收费改为税收，加强税收征管。这就要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既研究什么地方可以组织财政收入，又研究什么地方不可以组织财政收入。可为和不可为都要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参考文献：
[1]张春霖。如何评价我国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j].经济研究，2000，（2）。
[2]刘迎秋。论我国现阶段的赤字率和债务率及其警戒线[j].经济研究，2001，（8）
[3]贾康，赵全厚。国债适度规模与我国国债的现实规模[j].经济研究，2000，（10）。
身边的微观经济学篇10
广告是广告主以促进销售为目的,付出一定的费用,通过特定的媒体传播商品或劳务等有关经济信息的大众传播活动。广告投资在企业营销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2001年,仅美国的广告支出就多达2300亿美元。如果将这个数字分配到美国约2.8亿人身上,平均每人支出将超过800美元。[1]传统的营销理论主要从宏观的层面阐述广告投资对企业营销的巨大促进作用,微观层次的数量分析却很少见,下面我们就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广告投资。
一、广告投资的重要性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设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价格定为p,广告支出为a。我们用下面的图来分析企业不做广告与做广告时的利润差别。aR和mR是企业不做广告时的平均收益和边际收益曲线,而aC和mC是它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曲线,在微观经济分析中我们知道,企业最佳的生产产量为Q1,此处mR=mC,需求曲线aR和供给曲线Q1相交得到价格p1,它的每单位利润是p1与平均成本C1之差,此时企业的总利润0是由浅色小阴影四边形给出。
现在假设企业投入广告,适当的广告投资会促进企业销售的增加,这将引起企业的需求曲线向外向右移动;新的平均收益和边际收益曲线由aR、和mR、给出,广告是一种固定成本,广告投资会导致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上升到aC、,但边际成本不变。做广告时,企业生产Q2(此处mR、=mC),需求曲线aR、和供给曲线Q2相交得到p2。它的总利润?仔1由大四边形给出,从图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投资广告后企业利润比以前要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