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环境导则篇1
关键词：沈阳市；土壤；环境功能
中图分类号：S15；X1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2）17－3736-03
FunctionalZoningofSoilenvironment：takeShenyangCityasexample
DULi－yu1，LianGCheng－hua1，SUoLi－zhen2，wUYan1，wenXiao－qian1，ZHaoYu－guang1
（1．LandandenvironmentCollege，Shenya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henyang110866，China；
2．ShenyangenvironmentalprotectionBureau，Shenyang100161，China）
abstract：Functionalzoningofsoilenvironmentisthefoundationofscientificmanagementandconservationofsoilenvironmental．BasedoninvestigationofsoilenvironmentalqualityinShenyang，theleadingfunctionofsoilenvironmentwasdeterminedbyanalysisonthecharacteristics，qualitystatusandecologicalsensitivityofsoilenvironment．thestudiedareawasdividedinto4soilenvironmentalfunctionalzonesonthefirstgrade，15sub－zoneswhichwerefurtherdividedinto1617soilenvironmentalfunctionzonesonthethirdgrade．Correspondingconservationandconstructioncountermeasuresofthekeyregionswerediscussed．
Keywords：Shenyang；soil；environmentalfunction
土壤资源是国家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壤环境状况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人民的身体健康以及国家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土壤环境保护，防治土壤环境污染，是中国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1］。
土壤环境功能区划与规划是区域环境规划的组成部分，是在以土壤污染状况为主的土壤生态环境现状调查和土壤环境敏感性评价的基础上，依据区域土壤环境生态服务功能的重要性、相似性和差异性而进行的地理空间分区，是土壤环境规划的基础工作，也是建立土壤环境质量监督制度的前提。
由于受污水灌溉和工业“三废”污染的影响，沈阳市的土壤污染问题比较突出。当前城市建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又给土壤环境保护和农产品安全生产增加了新的难度。因此，为保证沈阳市的土壤质量，确保粮食和蔬菜等食品质量安全，优化城市和农村发展空间，加强土壤环境监测和监管力度，在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开展土壤环境功能区划和规划工作十分必要［2，3］。
1功能区概况
沈阳在地质构造上属于新华夏系第二隆起带和第二沉降带的交接处，断裂构造非常发达。地貌以平原为主，东北和东南部是辽东低山丘陵起伏的延伸部分，北部是辽北丘陵延伸部分，中西部是辽河、浑河冲洪积平原。地势由东北向西南，两侧向中部倾斜。全市境内主要有辽河、浑河等大小河流15条，属辽河、浑河两大水系，水资源总量近31亿m3。
沈阳地处北温带亚洲季风气候区边缘，属于受季风影响的湿润－半湿润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期，降水集中，日照丰富，昼夜温差较大，冬寒漫长，年平均气温为8．3℃，南与北和东与西之间相差1℃左右；年平均降水量为716．6mm，全市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年日照时数约为2516h。土壤的成土母质有残积物、坡积物、洪积物、黄土状亚粘土、第四纪红色粘土、淤积物、风积物和湖沼沉积物等几种类型。沈阳市土壤类型较多，根据成土条件、成土过程和属性，可以分为7个土类17个亚类53个属143个种，其中棕壤、草甸土和水稻土是主要的耕地土壤，各类土壤总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93．2％，其中耕地土壤占土壤总面积的88．0％。
2土壤环境功能区划的原则
1）可持续发展原则。土壤环境功能区划的目的是促进区域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避免因盲目开发而造成土壤环境的破坏，增强土壤的生态环境支撑能力，促进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始终贯穿区划与规划过程。
土壤环境导则篇2
土十条细则最新版全文土壤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关系美丽中国建设，保护好土壤环境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土壤环境总体状况堪忧，部分地区污染较为严重，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之一。为切实加强土壤污染防治，逐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制定本行动计划。
总体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和xx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着眼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为核心，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为出发点，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风险管控，突出重点区域、行业和污染物，实施分类别、分用途、分阶段治理，严控新增污染、逐步减少存量，形成政府主导、企业担责、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促进土壤资源永续利用，为建设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的美丽中国而奋斗。
工作目标：到20xx年，全国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到2030年，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全面管控。到本世纪中叶，土壤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主要指标：到20xx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0%左右，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0%以上。到203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5%以上，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5%以上。
一、开展土壤污染调查，掌握土壤环境质量状况
(一)深入开展土壤环境质量调查。在现有相关调查基础上，以农用地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为重点，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20xx年底前查明农用地土壤污染的面积、分布及其对农产品质量的影响;20xx年底前掌握重点行业企业用地中的污染地块分布及其环境风险情况。制定详查总体方案和技术规定，开展技术指导、监督检查和成果审核。建立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定期调查制度，每20xx年开展1次。(环境保护部牵头，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参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落实。以下均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落实，不再列出)
(二)建设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统一规划、整合优化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位，20xx年底前，完成土壤环境质量国控监测点位设置，建成国家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充分发挥行业监测网作用，基本形成土壤环境监测能力。各省(区、市)每年至少开展1次土壤环境监测技术人员培训。各地可根据工作需要，补充设置监测点位，增加特征污染物监测项目，提高监测频次。20xx年底前，实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位所有县(市、区)全覆盖。(环境保护部牵头，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等参与)
(三)提升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水平。利用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农业等部门相关数据，建立土壤环境基础数据库，构建全国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平台，力争20xx年底前完成。借助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拓宽数据获取渠道，实现数据动态更新。加强数据共享，编制资源共享目录，明确共享权限和方式，发挥土壤环境大数据在污染防治、城乡规划、土地利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环境保护部牵头，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林业局等参与)
二、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建立健全法规标准体系
(四)加快推进立法进程。配合完成土壤污染防治法起草工作。适时修订污染防治、城乡规划、土地管理、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增加土壤污染防治有关内容。20xx年底前，完成农药管理条例修订工作，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20xx年底前，出台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废弃农膜回收利用等部门规章。到20xx年，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立。各地可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土壤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国务院法制办、环境保护部牵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等参与)
(五)系统构建标准体系。健全土壤污染防治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20xx年底前，农用地、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完成土壤环境监测、调查评估、风险管控、治理与修复等技术规范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制修订工作;修订肥料、饲料、灌溉用水中有毒有害物质限量和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等标准，进一步严格污染物控制要求;修订农膜标准，提高厚度要求，研究制定可降解农膜标准;修订农药包装标准，增加防止农药包装废弃物污染土壤的要求。适时修订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明确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要求。完善土壤中污染物分析测试方法，研制土壤环境标准样品。各地可制定严于国家标准的地方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环境保护部牵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质检总局、国家林业局等参与)
土壤环境导则篇3
关键词：土壤污染；土壤修复；修复责任；修复基金；
作者简介：幸红(1966~)，女，广东梅县人，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广东财经大学法治与经济发展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环境法教学与研究工作。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环保部门和国土部门曾于2014年4月联合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该公报显示：中国的土壤污染占比16.1%，其中耕地污染又占比19.4%。且通过对南北方土壤污染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南方问题更为突出，尤其是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而在西南、中南地区则主要表现为土壤重金属超标。公报称，当前中国的土壤环境“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1]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由于经济起飞早、发展快，比其他地区更早遭遇土壤污染环境问题。2013年7月广东省人大组织全国人大代表就土壤污染治理专项调研，提供数据显示，珠三角地区近三成的土壤属于三类、劣三类，不适宜种植农作物。由土壤污染引发的农产品安全质量问题逐年增加，其中广东番禺区金山村农田使用“垃圾肥种菜”曾引起全国广泛关注，对民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因素造成不良影响。但当地依然在种菜，污染土壤未见修复，未有任何污染土壤监测数据。广佛及周边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是广东土壤重金属严重污染主要分布区，佛山、南海、新会和广州白云区超标率达到50%。[2]尽管大部分污染企业已搬迁，但残留于土壤的重金属元素如同一颗颗“化学定时炸弹”，成为生态环境安全隐患。由于土壤污染检测标准滞后，广东省环保厅、国土厅、农业厅三个主管部门表示目前对广东土壤污染程度的数据掌握还不够全面和深入，主要涉及全省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污染土壤范围、种类和层级，重点污染区域和污染的危害程度等。
人类活动产生各种污染物，一些污染物进入土壤后，在一定范围内能被土壤自我净化。但进入土壤污染物的数量和速度超出土壤的净化能力时，就会造成土壤内部生态环境失衡，导致土壤的结构组成和功能失常，破坏土壤正常功能，降低土壤环境质量。土壤处于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之间的过渡地带，是有机界和无机界的重要环节，是环境各介质的重要纽带，土壤不仅在本系统内进行能量和物质的循环，而且与水域、大气和生物之间进行物质交换，一旦发生土壤污染，污染物质在各环境介质之间相互传递，形成“交叉感染”，威胁整个生态环境安全，危害人体健康、土壤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土壤污染修复技术的研究上，中国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在研发水平还是在应用经验上都有较大差距。表现在：一是中国目前没有将土壤看作一个独立的环境要素给予立法保护，尚未制定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门法律，土壤污染修复法律法规分散，缺乏针对性和操作性。虽然中国现行的一些法律法规对土壤污染防治做出了一些规定，对改善中国土壤污染状况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重点关注的是土地管理和利用、土地规划及权属等问题，其规范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特别是在防范土壤污染、划分不同功能土地污染、选择土壤污染控制方式及分担责任等方面均未做出明确的规定，缺乏系统性和可行性，操作起来难于形成合力。二是土壤污染修复管理标准滞后，场地调查、风险评估缺失。目前，中国污染土壤风险识别和风险预测的质量标准尚未明确，相关风险管理方法体系和法规保障体系也未做规定。三是土壤修复责任不明确。承担土壤污染责任的主体界定模糊、污染者承担的修复义务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四是土壤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不健全。中国的国土、环保、农业等部门管理职权均涉及土壤环境管理，造成监管职权不集中，各部门之间缺少协调联动制度保障和约束机制，无法对污染者进行强有力的惩治，违法成本较低。五是尚未形成一条土壤环境保护产业链。由于缺乏统一的监管机构，导致土壤污染修复产业未能形成一条良性的产业链。
中国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开展一系列环境修复工作，其中“国家973项目———东北老工业基地环境污染形成机理与生态修复”项目在中国土壤修复方面取得了实践和技术进展。但由于中国没有专门的《土地污染防治法》，目前的政策法规体系中虽然有一些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如2010年环境保护部完成的《污染场地环境管理暂行办法》、2011年国家批准的第一个“十二五”规划———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等，提出明确中国的土壤环境保护和治理目标，严格把控新增土壤污染、加强被污染土壤的环境风险控制、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等主要任务。2014年3月环境保护部制定了《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等5项污染场地系列环保标准，明确了土壤污染评估和修复标准，规范了土壤修复市场技术标准，但仍未涉及法律、管理要求，也未提及土壤修复的质量标准。2015年1月《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618-1995)修订草案已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业界期待更具操作性的规范出台。
一些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专门的污染土壤修复的地方政策和法规。例如2007年北京市印发的《场地环境治理及修复管理办法》、沈阳市出台的《污染场地环境治理及修复管理办法(试行)》和2008年重庆市印发的《关于加强我市工业企业原址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作的通知》。2015年湖北省率先开展试点，首部土壤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湖北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草案)》进入审议阶段。上述政策、标准实施，为中国制定专门的土壤环境保护立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但由于文件层级较低，条文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规范约束力滞后，法律强制力不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法为土壤污染修复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当前学术界在土壤污染修复研究的主要代表作有：王欢欢的《城市历史遗留污染场地治理责任主体之探讨》剖析了城市历史遗留污染场地治理责任原则和不同主体承担责任事由。[3]李挚萍的《环境修复法律制度探析》指出应将环境修复作为一项新的管制工具和救济工具进行设计，应采取切实可行的环境损害的救济措施对受损害的生态系统的功能和结构进行修复，对受到破坏的生态系统内外关系进行修复。[4]王江、黄锡生的《我国生态环境恢复立法析要》强调对已经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事后救济，根据生态环境退化程度进行事后恢复。[5]王树义的《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污染防治法的几点思考》指出中国目前的土地污染防治法律规定不能满足土地污染防治的需要，需制定专门的土地污染防治法规，调整土地污染防治活动。[6]周启星、宋玉芳的《污染土地修复原理与方法》对土壤污染区别于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特点作了详尽的阐述，[7]盘志凤的《广州市环境修复立法条件研究》从特定区域角度提出土壤污染修复原则和框架。[8]
综上所述，中国土壤修复研究，正经历着由理论、实践研究向实用阶段的过渡，由于中国土壤污染修复机制还处于探索阶段，指导性规定较多，可操作性不强，缺乏具有强力约束机制的政策体系和法律规制，带有较强的片面性和人为性。专门研究污染土壤修复所涉及的法律问题鲜有书籍提及，观点多放在修复方法和技术层面上，而非法律制度的具体构建，从而造成实践中土壤污染修复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障碍。
二、中国土壤污染修复面临的主要困境
目前中国土壤污染修复面临土壤污染标准缺失、信息不清，治理责任主体不明，治理修复基金无法保障等问题。表现在：
(一)土壤环境质量评估标准滞后，评估系统不健全
中国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存在诸多缺陷，未能结合中国土壤多样性、区域差异性、土地利用方式多样性和污染物多种性等特质制定相应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表现在：
1.现有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缺乏科学性。过于强调全国限制标准的统一性而忽略了不同区域地球化学条件差异性。中国1995年出台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已不能适应现行土壤的现状，没有根据土壤的用途对土壤进行分类，监测指标少(只包括8种重金属，2种有机物残留指标)，标准宽松，无法与其他领域指标对接，例如一些区域的土壤虽然没有超标，但蔬菜铅含量超标，是因为食品卫生标准对铅含量的定值较低。几十年来，中国的土壤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重金属污染，还增加多种有机污染，由于没有制定监测标准而无法进行监测，从而威胁土壤环境质量和人体健康。
2.评估主体不明确，导致执行不力。中国现行法律中，对土壤环境质量的评估仅是原则性规定，没有明确专门的土壤质量评估机构。由于评估工作涉及事项多、耗时长、花费大，在专业和技术方面要求较高，加上中国土壤类型繁多，污染物种类复杂多样，环保、草原、国土、农业、林业、建设、卫生等多部门参与其中，出现各管理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的现象。
3.评估程序不清晰，土壤数据信息模糊。土壤评估工作顺利进行的前提是合理设计土壤评估程序。实践中土壤环境质量评估程序为：首先进行土壤污染源调查，其次是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评估，最后是土壤环境质量分级认定。但由于中国目前尚未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对于土壤环境质量评估的规定只是散见于法律法规中。当前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配套性文件也仅仅在技术层面上笼统规定了土壤环境质量的评估工作，而关于评估程序的启动条件、评估工作的后续跟踪监测、公众参与程度却均未涉及，初始的土壤数据库信息真实性令人质疑。
(二)修复土壤污染的责任主体不明确
土壤污染责任主体的确定是修复土壤污染的重点和核心问题。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于合理利用土地以及防止土壤污染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这些专门的法律条款中未确立土壤污染责任追究和相关的赔偿机制，对责任主体、污染者应尽的义务缺乏明确的规定。中国环境污染治理责任长期贯彻“谁污染，谁治理”原则，但当污染者不明、无力或不愿承担责任时其实效大打折扣，实务中出现多个污染者之间相互推诿的现象。局限性表现：其一，在当前价格体系下，部分资源价格偏低，无法承担环境污染治理的全部费用；其二，土壤污染从产生到造成损害滞后时间较长，具有隐蔽性、长期性和累积性等特点，而且土壤污染对人体健康产生损害的途径较为复杂。同一区域如有若干土壤污染责任主体时无法合理分配土壤修复治理费用，在实务操作中遭遇困境；其三，中国很大一部分土壤污染是老工业企业历史遗留原因造成的，责任认定与污染发生的时间相距甚远，土地使用权频繁更迭但缺失用地记录和土地污染历史数据、企业发生变更或消亡但难于确定债务的继承者等因素，使得真正的污染者或责任者难于确定或查找。[3]无法依据现有的“污染者负担”原则追究责任人。现任企业受自身规模、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限制，修复能力有限，再加上土壤污染修复耗资巨大，目前土壤修复责任大部分由政府承担。
(三)土壤污染修复的基金管理模式滞后
中国土壤污染修复资金的主要模式是政府性基金。由于土壤污染责任人存在特殊性，加之土壤污染具有长期性和潜伏性的特点。政府性资金是“污染者付费”失灵在土壤修复问题上的必要补充。[9]数据显示，中国环境修复资金超过75%的比例是由政府承担的。而政府资金多来源于财政拨款和行政收费，资金来源较为稳定和持久。但政府性基金资金主体和来源单一，没有吸引私人资金投入，造成资金投入不足，加大了政府治理土壤修复的财政负担。且缺乏独立核算系统，不具备即时支付功能，面临土壤污染可能引发突发性事件所需的大量资金缺乏救济的及时性，造成土壤修复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此外，由于基金管理办法缺乏责任管理体系，对于产权模糊而需确定的土壤污染责任人缺失追责功能，使政府性基金执行法律强制力较低，追究污染者及其应当赔付法律执行力不强。
三、相关国家土壤污染修复制度的比较和启示
(一)域外相关土壤污染修复机制介绍
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较早凸显出土壤环境恶化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关注土壤污染，在生态修复技术日益发展的支持下，许多国家逐步将生态环境修复要求制度化，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机制体系，例如德国、英国、美国、荷兰、欧盟等纷纷开展了土壤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制定或完善，不仅有效遏制了土壤污染，还整治和修复了已污染土壤，为中国土壤污染修复机制构建提供借鉴和参考。
德国针对土壤污染制定了专门的《联邦土壤保护法》，并整合涉及土壤领域的其他法律，实现了土壤污染防治系统化、专门化。法律一方面规定要减少和避免土壤污染；另一方面还明确规定需清理被遗弃的污染场地，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污染场地管理体系，明确要求事先对污染场地进行调查、识别、风险评估以及修复，才可以重新投入使用。“德国近期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实践主要包括法院的司法判例发展以及土壤污染防治政策的整合两个方面。”[10]
根据英国《环境保护法》规定，污染场地修复资金实行等级责任制，由土壤污染“适宜人”负担清理整治费用。具体分为两个层级的责任主体：第一层级是排放污染物至土地的公司或者个人，或明知会发生土地污染行为而又允许其发生的人，其承担土壤污染治理第一责任；第二层级主要是当前土地所有者或者业主。当无从找出原始污染者，则由第二层级责任主体承担。
欧盟《土壤框架指令》草案规定，各成员国防止土壤污染，列明污染场地清单并对这些污染场地进行修复。另外，草案还要求成员国需采取措施针对修复含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场地的技术进行交流，寻求最佳解决方案。
荷兰是较早为保护土壤立法的国家之一。其在1983年颁布了《土壤修复临时法案》，1994年出台了《土壤保护法》及土壤质量规则和标准。确立了土壤修复的目标值和干预值。其中，低于或处于目标值水平的土壤质量是符合标准的，是安全的、可持续的，具备生命所需的全部功能特征。若超过目标值水平，说明土壤功能特征已受到严重破坏或威胁，必须受到强制干预。
美国对修复污染场地实行的是超级基金责任制度，其最显著的特色是设定排污企业的可回溯的严格责任与连带责任。是基于污染者付费原则建立的，授权美国环保署对全国污染土地进行全面管理，并责令责任者必须对污染特别严重的场地加以修复。明确规定了污染责任人和被追索污染责任人对土壤进行修复的义务，从而保证了修复污染土壤的追索权利与执行力度。只有发生不可抗力、战争、第三方作为以及以上三种原因综合情况下，上述责任主体才可以不承担治理费用，而由超级基金来支付治理费用。[11]这从根本上解决了污染者之间相互推诿问题，确保受污染土地得到及时修复。
据调查：美国只有15%的污染土壤场地修复费用是依靠超级基金本身解决的，80%以上的场地是通过对污染者进行追责，使其支付了修复费用。因此，只有建立污染追责体系，才能让更多的污染场地找到为之付费的责任者。
(二)发达国家土壤污染修复经验对中国的借鉴
上述各国在各自相关土壤环境保护机制的约束和指引下，积极开展工作，使土壤污染得到了有效的遏制，被污染的土壤得到了有序的治理。其先进经验与治理措施为解决中国土壤污染修复存在的问题，提供以下启示：
1.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名称和功能各异，但共同点是与相关法律法规相配套，建立专门的土壤污染治理法律机制，为保护土壤、治理污染场地提供相应依据。设立土壤保护和污染治理咨询与指导相关机构，建立污染土壤公共信息管理数据库。
2.土壤修复理念是保护土壤的特殊功能，根据土地的特殊功能和风险等级，确定污染区域，区分不同污染地区和污染类型的特点，采取相应的修复标准。
3.实行污染责任追溯制度，即“谁受益，谁治理”“谁开发，谁付费”。建立污染者的追责体系，让尽可能多的污染场地找到应当为之付费的责任者。
4.实施土壤污染动态监测评估机制。近几年，发达国家加强了对于土壤污染防治与风险评估的关注，特别是系统研究了土壤重金属污染风险评估，对土壤环境质量不是简单地做出“达标”或“不达标”的评价，而是采用基于风险评估方法实施土壤污染管控和土壤修复措施。加强土壤污染常态化监管。建立污染场地信息库，对修复中和修复后的场地以及再开发情况进行公示，包括土壤污染面积、水平、种类、重点区域和对污染隐患的危害程度等数据信息。
5.建立污染土壤修复基金机制。促使排污企业形成只要排污便有风险的理念，无论当初是故意违法排污还是达标排放，均要对环境事故隐患进行治理和赔偿，从而强化企业的责任与义务。
四、完善中国土壤污染修复法律机制的思考
中国土壤污染修复产业处于探索和技术示范阶段，相关法规、标准和制度尚在完善中。未来出台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应结合中国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土地经营权人混杂(包括合资和独资)、土地资源稀缺等现实情况，针对与土壤污染相关的土地利用项目建设、土壤环境影响评价与质量控制、土壤污染风险评估与治理及其修复等进行规定。修复污染土壤不应以达标为目的，而应该以可持续再利用为终极目标。因此，污染土壤的修复，必须针对未来的土地使用目的，评估未来的使用人、土地周遭居民、生态环境所可能面临的污染风险，促使土地可以重复再利用。[12]
(一)完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和风险评估体系
从保护人体健康角度科学区分不同土壤类型与不同污染成因，修订土壤环境标准质量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体系(包括土壤污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对人体、动植物健康风险的评估)。建立国家和地区污染土地和场地信息档案，根据土壤类型分布的自然规律、土壤利用方式差异性以及潜在环境健康风险，对土壤环境按照污染程度实行“分级、分类、分区”方式管理，建立自然土壤、农业土壤、工业建设用地土壤的环境质量标准体系。
中国虽然已出台多个规范性和指导性的调查评估导则，然而实践中的土壤质量环境仍具有较强的异质性和不确定性。土壤环境标准应该与各区域土壤母质结合起来，根据不同区域地球化学条件差异性，评价不同的土壤环境质量。结合区域具体情况，针对特定区域土壤污染不同情况、土地利用功能不同和土壤水文地质的差异，鼓励地方政府制定《土地环境质量标准》的地方标准，提高指标严格度，增加指标包含的元素，以满足各地不同的土壤保护需要。例如广东一些喀斯特地貌特征的场地，因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性影响采样密度，无法精准确定具体的污染边界。针对环境敏感区或重金属本底值较高、污染较重的地区因地制宜地严格实施，执行更加严格的地方环境标准。2014年5月15日颁布的《广东省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方案》是地方立法中率先提出按照耕地受污染程度实施分类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对未受污染的耕地土壤，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护；对受污染程度较低，尚可作为耕地的土壤，采取调整种植结构、调控农艺、治理土壤污染和修复等措施，确保耕地的安全利用；对受污染严重且难于修复的耕地，及时调整种植结构，不适宜种植的土地，列为农产品禁止生产区。
此外，应建立土壤环境质量信息档案制度。对土壤环境系统进行调查、监测、质量评估分析后，将获取的受污染土壤面积、污染物种类、数量、污染程度、污染扩散的范围等信息和资料成果进行汇集、整理、立卷归档，记录跟踪土壤的使用变化，尤其重点勘查曾发生污染事故的区域和危险物质作业场所涉及的土壤高污染风险的敏感区域，明确责任主体，实施污染责任追责和土壤修复。
(二)设立责任认定规则，针对不同责任主体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
土壤污染修复责任机制在“谁污染，谁治理；谁投资，谁受益”的前提下，灵活运用“污染者付费，受益者分担，所有者补偿”的原则。以法律形式确立责任主体，明确其对污染损害承担连带责任和与之相关联的追偿责任，且具有溯及既往的法律效力。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土壤污染修复治理责任人较为分散，可能涉及多个责任人。许多污染是由于企业、工厂对土壤污染的忽视造成，但一些企业经历了改制、合并等过程，使历史遗留的责任识别十分困难，如果要进行严格的归责，将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巨额的执法成本，因此无法照搬美国超级基金法，将沉重的治理责任加在经济实力并不稳固的国内企业上。
依照“污染者付费”原则，污染者(污染物的生产者、利用者和处置者)应承担土壤污染的“无过错责任”，如果他们共同实施环境侵权行为，造成损害，应承担连带责任。而污染物的运输者、土地开发利用者和使用人承担“过错责任”，地方人民政府承担“补充责任”。当污染责任方无法识别或无力支付土壤修复费用时，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承担“兜底补充”性质的修复责任。
(三)建立土壤污染专项修复基金，完善多渠道的融资机制
土壤污染修复投资大，耗时长，技术难度大，花费较高的社会和经济成本，需持续专门的资金支持。借鉴美国超级基金机制和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优先建立部级和省级的土壤污染修复专项基金，完善其功能，支持修复被污染的土壤。为经济实力不足的企业暂时分担部分修复费用，使其逐步偿付应该承担修复费用。当污染者不明或无力承担责任时，先由专项修复基金支付，再向污染者进行追偿。从而避免因漫长的诉讼或寻找责任人的过程而延误了土地修复工作进程。
土壤环境导则篇4
[关键词]污水灌溉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潜在环境风险评价
[中图分类号]F407.1[文献码]B[文章编号]1000-405X（2015）-7-356-3
1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区概况及数据采集
研究区位于该市西北郊沣惠渠灌区，面积14.27km2，介于北纬34°18′～34°20′，东经108°20′～108°50′之间，属暖温带半干旱大陆季风性气候，年均气温13.4℃，平均降水量580.17mm，全年盛行东北风和西南风;该区地势平坦，海拔380～385m，成土母质为冲积性次生黄土，土层深厚，质地匀细，以黄绵土（按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为石灰干润雏形土，CalcaricUsticCambosols）为主，土壤养分含量较高。
本研究经多次实地走访、查阅相关资料，在当地农户协助下确定农田污灌年限及离灌渠距离，于2010年5月小麦收获前，按随机均匀布点方式采集农田土壤样品52份。在每个样点周围5m×5m正方形范围内设置6～28个样品采集点，在每个采集点用塑料铲取表层土壤（0～20cm）0.5kg，均匀混合后取2kg装袋带回，并用GpS记录正方形中心位置为该采样点坐标，样点分布见图1。采集土样在室内阴凉处自然风干，捡出石块、根须等异物，用木棒、玛瑙研钵等工具磨碎后过100目尼龙网筛，装瓶备用。土壤重金属含量（as、Cd、Cr、Cu、Hg、ni、pb、Zn）参照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进行测定，并在测试过程中加入标准土壤样品（GSS17和GSS19）进行质量控制，分析过程所用试剂为优级纯;土壤pH值按土水比1∶2.5比例混合、搅拌、静置，pH计测定。
1.2数据处理
在本研究中，对土壤重金属数据整理和描述统计用excel2010完成，统计分析用SpSS19.0软件完成，研究区及样点分布图用arcGiS9.3.1软件完成。
2结果与讨论
2.1土壤重金属含量及富集状况
表1为研究区污灌农田土壤重金属描述统计结果。8种土壤重金属平均含量分别为as9.88mg・kg-1、Cd1.45mg・kg-1、Cr88.41mg・kg-1、Cu52.24mg・kg-1、Hg1.38mg・kg-1、ni34.14mg・kg-1、pb55.01mg・kg-1和Zn151.16mg・kg-1。经与当地背景值比较发现，Cd、Cr、Cu、Hg、ni、pb和Zn7种元素的平均含量均高于自然背景水平，其中Cd、Cu、Hg和Zn的富集比例达到100%，Cr、ni和pb的样品富集个数也分别有43、42和51个;在8种土壤元素中，仅有as的平均含量略低于背景水平;按富集比例排序为Cd=Cu=Hg=Zn>pb>Cr>ni>as，前7种元素在表层土壤中已呈现不同程度累积，仅有as保持相对清洁。此外，通过比较各元素富集倍数还发现，土壤Hg和Cd的平均含量分别达到本地区背景含量的10倍和5倍，表明该区由于长期污水灌溉，已导致农田土壤Hg、Cd元素的显著富集，应引起农业环境部门重视。
在地球环境化学中，土壤元素的累积通常伴随变异性的增强。因此，作为反映环境变量总体波动特征的参数―――变异系数，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于表征各元素的累积状况。由表1可知，8种土壤重金属变异系数介于10%～90%之间，Cd的变异系数最大，为85.84%，其次为Zn和Hg，分别为64.29%和61.68%，as的变异系数最小，仅为12.86%。土壤重金属按其变异系数大小可排序为Cd>Zn>Hg>Cu>Cr>pb>ni>as。其中，ni和as的变异系数介于10%～15%之间，属弱变异，反映该两种元素可能受自然成土因素长期均一化作用，所受人为干扰较少，致使其变幅较小;其余6种元素的变异系数主要集中在25%～100%之间，属中等强度变异。由此不难发现Cd、Cr、Cu、Hg、pb和Zn除了具有较高富集系数外，同时还具有较大变异性，这预示着长期污灌对其含量分布存在更多人为因素的扰乱。
2.2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
经上述统计，发现Hg、Cd、Zn、Cu、pb、Cr和ni已在表层土壤中有不同程度富集。为合理规划农业生产结构，保障土壤资源可持续利用，本研究选用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作为污染评价阈值，对8种重金属污染现状进行评价，结果见表2。
由于该区土壤pH值介于7.91～8.89之间，呈微碱性环境，故选择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pH>7.5的二级限量值作为污染判断阈值。由表2可知，8种土壤重金属中，仅有Cd、Hg的单项污染指数平均值大于1，分别为2.42和1.38，属中度污染和轻度污染;其余6种元素的污染指数均低于0.70，总体为清洁水平。按单因子污染指数平均值依次排序为Cd>Hg>ni>Cu>Zn>as>Cr>pb。
分别将52份土壤样品的重金属含量与污染限量值比较后发现：①所有样品as、ni、pb含量均低于国家土壤环境质量二级标准25、60mg・kg-1和350mg・kg-1，属清洁或警戒水平;②所有样品中，有2～3份土样的Cr、Cu和Zn含量高于其对应限量值，达到污染水平，其中有1份样品的Zn含量超过污染标准（300mg・kg-1）2倍，属中度污染，其余为轻度污染;③对于Cd、Hg而言，则分别有42份和30份样品的污染指数大于1，其余未超过污染标准，在所有已污染样品中，分别有38.46%和42.31%的样品Cd、Hg含量达到所规定的轻度污染，19.23%和7.69%处于中度污染，剩余23.08%和7.69%达到重度污染;④由于该区土壤Cd、Hg污染较为普遍，已导致所有样品综合污染指数较高，其中76.92%的样品受到不同程度污染，仅有不足5%的样品综合污染指数低于0.7，处于安全水平。
从评价结果来看，该区农田土壤Cd、Hg、Cr、Cu、Zn5种元素已表现出不同程度污染，其中Cd和Hg污染尤为严重。由于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中pb、Cu和Zn的污染限量值分别为350、100mg・kg-1和300mg・kg-1，尽管此3种元素的富集比例均已超过98%，但其含量仍远低于污染限量值，从而导致其污染指数普遍较低;而对于ni而言，即使其富集倍数仅为自然背景水平的1.09倍，但由于其污染限量值仅为60mg・kg-1，从而导致其平均污染指数仍较高于Cu、Zn、pb等元素。
2.3土壤重金属环境风险评价
8种土壤重金属的环境风险系数（eir）及综合危害指数（Ri）如表3所示。由表可知：①as、Cr、Cu、ni、pb和Zn6种元素的环境风险指数eir均低于40，其污染风险轻微;②而对于Cd元素而言，仅有30.77%的土样污染风险处于轻微水平，其余69.23%的eir≥40，其中，80≤eir<160的样品占25.00%，eir≥160的样品达到13.46%，总体上讲该区土壤Cd具有较强环境风险;③相对元素Cd，Hg的毒性响应系数则更高（tir=40），其平均eir值达到了221.57，具有强污染风险，在52份土壤样品中，Hg的eir均大于80，其中介于80～160之间的样品占42.31%，而大于160的样品则有57.69%，可见该区土壤具有极强Hg污染风险，应高度重视;④按照各元素平均eir大小排序为Hg>Cd>pb>Cu>as>ni>Cr>Zn。
本区土壤Cd、Hg具有较强污染风险，从而导致其综合环境风险增强，平均Ri值达到335.16，总体处于强风险水平;在52份土壤样品中，51.93%的样品呈现“强”或“极强”环境危害。可见，长期污水灌溉已对当地农业安全生产构成严重威胁。
在本研究中，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结果与环境风险评价结果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主要区别在as、pb和Zn3种元素。as虽在本研究中富集倍数最低，尚未受到污染，但由于其生物毒性效应较高（tir=10），其环境风险也随之上升;反之，由于Zn是一种重要的植物营养元素，其毒性响应系数最小（仅为1），其环境风险亦降至最低;而元素pb由于其风险评价参比值较低（Cin=25mg・kg-1），导致其在环境风险中的排序相对污染排序有所上升。
在本研究中，污染评价是通过实测值与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限量值比较而实现的，主要侧重揭示外源重金属的土壤累积程度，强调农田土壤按照国家限量标准是否达到污染水平;而环境风险评价则除了考虑工业化以来各种人为因素引起表层土壤重金属累积程度外，还侧重考虑了不同元素对生物的毒性影响，并通过加权求和突出了多元素污染风险的协同效应，这为决策者从作物安全角度理解重金属污染、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
3结论
（1）在长期污灌条件下，灌区土壤重金属按污染指数由强至弱依次为Cd>Hg>ni>Cu>Zn>as>Cr>pb，其中，Cd和Hg污染尤为严重。
土壤环境导则篇5
鉴于土壤及土地退化对全球食物安全、环境质量及人畜健康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的现实,从土壤圈与地圈—生物圈系统及其它圈层间的相互作用的角度研究土壤退化,特别是人为因素诱导的土壤退化的发生机制与演变动态、时空分布规律及未来变化预测与恢复重建对策,已成为研究全球变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将继续成为21世纪国际土壤学、农学及环境科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迄今为止,有关土壤退化的许多理论问题及过程机理尚不清楚,还没有公认的或统一的土壤退化指标和定量化评价方法[1]。因此,及时了解国际土壤退化研究的最新动向,并结合我国实际创造性地开展该领域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生产意义。
1土壤退化的概念
土壤退化(Soildegradation)是指在各种自然,特别是人为因素影响下所发生的导致土壤的农业生产能力或土地利用和环境调控潜力,即土壤质量及其可持续性下降(包括暂时性的和永久性的)甚至完全丧失其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学特征的过程,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退化过程,是土地退化的核心部分。土壤质量(Soilquality)则是指土壤的生产力状态或健康(Health)状况,特别是维持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持续土地利用及环境管理、促进动植物健康的能力[2]。土壤质量的核心是土壤生产力,其基础是土壤肥力。土壤肥力是土壤维持植物生长的自然能力,它一方面是五大自然成土因素,即成土母质、气候、生物、地形和时间因素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带有明显的响应主导成土因素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特性;另一方面,人类活动也深刻影响着自然成土过程,改变土壤肥力及土壤质量的变化方向。因此,土壤质量的下降或土壤退化往往是一个自然和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动态过程。根据土壤退化的表现形式,土壤退化可分为显型退化和隐型退化两大类型。前者是指退化过程(有些甚至是短暂的)可导致明显的退化结果,后者则是指有些退化过程虽然已经开始或已经进行较长时间,但尚未导致明显?
2全球土壤退化概况
当前,因各种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所引起的土壤和土地退化问题,已严重威胁着世界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据统计,全球土壤退化面积达1965万km2。就地区分布来看,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的亚洲、非洲土壤退化尤为突出,约300万km2的严重退化土壤中有120万km2分布在非洲、110万km2分布于亚洲;就土壤退化类型来看,土壤侵蚀退化占总退化面积的84%,是造成土壤退化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退化等级来看,土壤退化以中度、严重和极严重退化为主,轻度退化仅占总退化面积的38%[3~6]。
土壤环境导则篇6
关键词：德国《联邦土壤保护法》；立法体系；法律制度；启示
中图分类号：D912.6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土壤污染事件，如湖南郴州土壤砷污染事件、湖南大米镉含量超标事件等频繁发生[1]，直接威胁着我国农产品品质与食品安全以及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乃至国家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土壤环境保护工作已成为我国环境保护的重要工作之一。为应对当前中国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下降，土壤污染对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的威胁，以及土壤环境保护形势严峻等问题，国家加强了综合预防与治理重金属污染土壤的工作。2011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了我国首个“十二五”专项规划――《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2]。根据该规划的要求，到2015年，全国重点区域铅、汞、铬、镉和类金属砷等重金属污染物的排放量比2007年削减15%。在土壤环境保护法规体系建设方面，2011年12月15日国务院在《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指出，完善环境保护工作的政策措施之一是加强法规体系建设，即“研究拟订污染物总量控制、饮用水水源保护、土壤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3]；2013年1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2013〉7号）中将“研究起草土壤环境保护专门法规，制定农用地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土壤环境保护，新增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被污染地块环境监管等管理办法”等作为相关工作的保障措施之一[4]。因此，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进一步深入开展我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研究工作已迫在眉睫。
与此相对，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国已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土壤环境保护立法体系，其中，作为采取独立立法模式代表性国家的德国，已构建了以欧盟相关土壤保护指令和政策为指导，以《联邦土壤保护法》为核心，以《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场地条例》、《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联邦污染控制法》、《肥料法》和《土壤评价法》等联邦法律为配套，以地方各州土壤保护法为补充的土壤环境保护立法体系。此外，从德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的实质内容来看，德国在注重土壤自然功能保全，农业用地土壤肥力的保持和恢复，以及水土流失面积的控制等的同时，也加强构建了污染场地修复、可疑场地的调查、监测和控制等法律制度，为我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提供了宝贵的立法经验。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德国《联邦土壤保护法》为中心，对德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进行系统研究，总结德国土壤保护立法的成功经验，为我国制定《土壤环境保护法》提供借鉴。
二、德国土壤环境保护的立法体系
围绕欧盟法规指令、德国联邦立法、州立法，以及国家环境政策和经济刺激计划等，德国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有关土壤环境保护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学者盖伊等人在2009年的一项关于可持续农业和水土保持的项目研究中指出，德国当时有43项关于土壤保护的法律和政策。尽管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但与其他欧盟国家相比，该数量仍属相当多之列[5]。具体而言，德国有关对土壤保护问题进行规制的法律文件主要包括《联邦土壤保护法》、《土壤评价法》、《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场地条例》、《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等。此外，作为欧盟硝酸盐指令（eU-nitratesDirectiveCom1991）在国家立法层面的体现①，德国于1996年1月26日制定了《肥料法》来规范农业生产中肥料的正确施用，土壤附加物质，栽培基质，以及根据良好农业规范原则（Gap）的植物救护，尽可能地提高肥料养分利用率和最大限度地避免因养分流失而造成的环境污染[6]。作为德国土壤保护领域较为普遍适用的激励机制政策，德国实施了“农业环境计划（aeS）”[7]。
从总体上而言，德国已逐渐形成以欧盟相关土壤保护指令和政策为指导，以《联邦土壤保护法》为核心，以《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场地条例》、《肥料法》、《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联邦污染控制法》和《土壤评价法》等联邦法律为配套，以地方各州土壤保护法为补充的土壤环境保护立法体系。
（一）欧盟法规和指令
欧共体于1972年颁布的《欧洲土壤》首次将土壤列为需要重点保护的环境要素。自欧盟成立以来，土壤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目前仅有九个欧盟成员国颁布了针对土壤保护（特别是土壤污染）的专门立法。有多项欧盟政策（如有关水、废弃物、化学品、工业污染预防、自然保护、农药、农业等政策）对土壤保护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制定此类政策的最初目的不是为了土壤保护，不能确保欧洲所有土壤得到相当程度的有效保护[8]。为了加强对欧洲土壤的保护，应对日益严重的土壤污染及退化问题，欧盟委员会于2006年9月22日通过了《土壤主题战略》，2007年11月由欧洲议会正式通过了《土壤框架指令建议书》。2012年2月13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土壤主题战略的实施报告》，较为详细地汇报了该土壤主题战略从2006年通过以来的实施情况和目前正在进行的活动。该报告指出，2004年全欧盟27个成员国投入资金约52亿欧元，用于对土壤进行修复治理，其中德国占比重达21.6%，为所有成员国最高；而欧盟预计于2007-2013年间投入31亿欧元作为工业场地和污染土地的修复费用，匈牙利、捷克和德国是获得配额最多的国家，分别为4.75亿、3.71亿和3.32亿欧元[9]。
在农业土壤保护方面，于2005年9月的《欧盟农村发展条例》鼓励成员国采取特定行动保护土壤②。根据《欧盟农村发展条例》的规定，欧盟成员国可依照农业环境计划为支持农业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各类措施提供资金投入；各成员国可自由选择农业环境计划的适用层级。德国根据《欧盟农村发展条例》的规定，制定农业环境计划，将该计划作为全国农村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并允许各州根据自身需要选择和指定具体措施[10]。
另外，依据欧盟2003年共同农业政策改革要求，德国于2004年颁布了《直接支付义务法案》。该法案包括环境、食品安全和动物福利标准等内容。具体而言，在土壤保护方面，要求保持“良好农业和生态环境”（GaeC），如果农民违反相关规定，则会减少其农场补贴，甚至须支付罚款。此外，根据《直接支付义务法案》第2条规定，为减少水土流失，在每年农地收获后一定时期内，禁止40%的可耕地耕种；为保持土壤的有机质，须通过至少三种作物的轮耕轮作并进行年度土壤测试[11]。另外，该法在2011年修正案中强调了对土壤中有机物质的保存和土壤结构的保护[12]。
（二）全国性土壤保护立法
1.《联邦土壤保护法》。
《联邦土壤保护法》是一部旨在规范垃圾填埋场、工业场地等土壤污染问题的部级正式法律规范，是德国唯一的有关土壤环境保护的单独立法。作为德国土壤环境保护领域的基本法，该法主要包括总则，原则与义务，关于污染场地的补充规定，农业土地利用和最终条款等5部分共26条。其中，第一部分是总则，主要就该法的立法目的、定义、适用范围进行了规定。
第二部分是原则和义务，主要就预防原则，当事人修复被污染土地的义务，土壤物质参数值，风险评估和调查命令等进行了规定。根据预防原则，财产所有人、场地占有人和可能致土壤特性改变的行为人应当对其使用场地的行为或造成影响的行为负有防止土壤有害转变发生的风险预防义务。关于污染场地的识别及修复参数，该法第8条规定了启动参数值、行动参数值、预防参数值等三类，并明确规定在联邦政府组织有关当事人听证之后，经联邦参议院同意，应当就此颁布法定条例，明确各参数值③。
第三部分是有关污染场地的补充规定。本部分就污染场地的识别，补救的调查和规划，有关部门的监管及企业自我监控等内容进行了规定。具体而言，该法第11条规定“州法律可以关于污染场地和可疑污染场地识别的规定”并将权利下放至各州。第13条规定主管部门可以要求第4条的修复义务方进行必要的调查，并提交包括风险评估和补救调查的概要，预补救土地当前使用情况和未来使用计划、对补救对象及相关必要的净化措施，安全防范措施，保护限制措施，自我监控措施，相关措施的实施计划日程表等内容的修复计划。此外，主管部门也可以要求第18条规定的专家作出修复调查和补救计划。在计划未制定，未在规定期限内制定，以及制定的计划不符合要求等特定情况下，主管部门应当增补补救计划。
第四部分是农业土地利用的规定。该部分仅设第17条明确规定良好农业规范，即要求州法律规定的农业主管机构应当传达良好农业规范的有关适合场地方式利用土壤、保全或改良土壤结构、考虑土壤类型和土壤湿度、保存土壤自然结构要素、避免水土流失、轮耕轮作以保全土壤生物活性等理念原则，并详细阐明良好农业规范的表现。
第五部分是最终条款，明确了本法前文所提到专家调查主体、听证、州法律制定的授权等内容，以及欧共体决议的遵从，国防的特殊规定，费用的承担，价值补偿和有关罚款的规定④。
2.《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场地条例》。
根据《联邦土壤保护法》第6、8、13条的规定，联邦政府于1999年7月17日颁布了《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场地条例》。该条例共14条，主要就可疑场地的调查和评估，土壤不利转变和污染场地的补救，水土流失引起土壤不利转变的预防，土壤不利转变形成的风险预防等内容进行了规定。此外，立法者还制定了四项规定具体事项的实体性附件，以执行该条例内容。附件1规定了有关污染场地、可疑场地、土壤退化的调查过程中取样、分析方法和质量保证的内容；附件2详细规定了行动参数值、启动参数值、预防参数值，以及允许的附加污染额度；附件3规定了补救调查和补救计划的具体要求；附件4规定了在调查和评估因水土流失引起的土壤不利变化时的相关要求，运用水土流失预测模型，做好水土流失易发区的土壤保护预防工作[13]。
3.《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
于1994年9月27日颁布的德国《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1996年10月7日生效，其后多次补充修订），是德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总纲领，它把资源闭路循环的思想推广到生产部门，规定废弃物处置的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循环利用―无害化处置的优先顺序。其中，该法涉及土壤环境保护的条文有第8条、第10条、第36条。即第8条是有关要求农用地土壤利用中物质循环及废弃物管理的规定；第10条关于“废弃物处理应当不使公共利益受到损害，表现为不使水体和土壤受到有害影响……”的规定，体现了废弃物处理的基本原则；第36条关于“当有合理理由怀疑某垃圾填埋场会引起土壤有害转变，或对其他个人或公众带来危险时，则应当按照《联邦土壤保护法》相关条款的规定对其进行污染土壤的识别、检查、评估和修复”的规定，是对联邦土壤保护法的具体落实⑤。
4.《土壤评价法》。
于2007年12月20日由德国联邦议院通过的《土壤评价法》（2008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主要立法目的是，从税收的角度创立一个对农业土地进行评价的统一基础，建立一个土壤信息系统，以发挥保护土壤的作用。该法共分为总则、土地评价的特殊规定、程序性条款、评价委员会和最终条款等5个部分共20个条文。2012年2月23日颁布的《土壤评价实施条例》对该法进行了具体细化和补充⑥。
5.其他涉及土壤保护的规定。
在德国其他单行法中，也大量包含了对土壤保护的相关规定，对德国土壤保护专门立法规定进行补充。如：德国于1977年颁布的《肥料法》规定其立法目的之一为保持和改善土壤肥力，特别是土壤腐殖质的保护；2009年1月9日联邦议院通过了新《肥料法》，继续强调保持土壤肥力的立法目的，同时对土壤环境进行保护和保全的条款几乎贯穿全法，如第1条立法目的，第2（1）（6）（8）条对肥料、土壤调理剂、生长媒质等相关术语的规定，第3条适用范围，第5条市场流通，第10条科学咨询委员会等条款，都对土壤环境保护进行了规定⑦；2009年德国《联邦自然保护法》（2009年8月6日颁布，2010年3月1日生效，）第1条第3款规定，为了维护自然生态长久平衡……土壤应当在生态平衡条件下以实现其自身功能保全的方式加以保护……[14]此外，德国其他涉及到土壤保护的全国性法律主要还有：1998年1月1日生效的《空间规划法》第二条关于空间规划的基本原则的规定⑧、《垃圾处理法》、《联邦大气污染防治法》、《联邦森林法》、《联邦自然保护法》、《肥料法》、《化学品法》等⑨。
（三）州和地区土壤保护立法
为贯彻落实《联邦土壤保护法》并对该法的内容进行进一步丰富和补充，德国各州分别制定了地区性土壤保护法，主要包括《下萨克森土壤保护法》、《巴伐利亚土壤保护法》、《萨尔州土壤保护法》、《萨克森-安哈特土壤保护实施法》、《不莱梅土壤保护法》、《图林根土壤保护法》、《巴登-符腾堡土壤保护和污染场地法》以及《莱茵兰-普法尔兹土壤保护法》等⑩。
三、德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从德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的发展及其内容来看，笔者认为德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中的相关经验值得我国在有关土壤环境保护立法时借鉴。
（一）采取独立的土壤环境保护立法模式，构建完整的土壤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采取独立的土壤环境保护立法模式，对土壤污染防治相关制度进行系统规范，有利于一国系统规制土壤污染防治制度，有效预防和治理被污染土壤。
从德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模式与体系来看，德国采取的《联邦土壤保护法》独立的立法模式，并辅之以其他相关法律规范进行系统调整，对土壤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从德国有关土壤环境保护的法律渊源来看，在欧盟相关法规、指令及政策的指导下，德国通过制定国内法律法规或相关政策以加强土壤保护，各州政府则又根据联邦法制定州法律，以确保联邦法和其他上位法在地方各州的适用，构建了以欧盟相关土壤保护指令和政策为指导，以《联邦土壤保护法》为核心，以《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场地条例》、《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联邦污染控制法》、《肥料法》和《土壤评价法》等联邦法律为配套，以地方各州土壤保护法为补充的土壤环境保护立法体系。在德国完整的土壤环境保护立法体系之中，《联邦土壤保护法》对土壤保护发挥的积极功能尤为显著。德国联邦议院和德国农业协会等高度赞扬该法是处于土壤保护法律体系架构的最顶端，发挥统帅作用[15]。作为德国土壤环境保护基本法的《联邦土壤保护法》，调整范围比较全面广泛，覆盖到了工业污染场地的修复、垃圾填埋场地的治理、农业土地利用等基本内容，规定了预防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公众参与原则、协同合作原则等基本原则，在十多年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欧洲其他国家，如比利时和英国，很多科学类出版物均以德国《联邦土壤保护法》作为模版，以探求其立法的发展。
当然，该法有些条款如关于良好农业规范（Gap）条款的规定较为模糊，并未明确规定强制机制保证良好农业规范的实施，因此，该条款更像是参照而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从而被联邦环境部称为“无牙的老虎”[16]。
与此相对，我国目前有关土壤环境保护的立法主要散见于《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以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水污染防治实施细则》、《农药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矿产资源法》、《水法》、《森林法》、《草原法》等与土地生态安全相关的法规法律之中，尚未形成完善的土壤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这种现状的显著缺陷是，一方面国家因缺乏专门针对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控制的立法而影响政府有效遏制土壤污染的步伐；另一方面，我国这种对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采取附属于其他法律法规的立法模式，不仅导致我国有关土壤环境保护与土壤污染防治法律规范因缺乏系统性而不利于系统规制有关土壤污染控制措施，而且还造成我国目前有关土壤污染防治行政管理主体林立、职责分散而不利于集中、统一管理，从而出现了“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复合污染的局面”[17]。有鉴于此，我国应尽快借鉴德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经验，着手制定中国的《土壤环境保护法》，系统对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土壤治理等相关制度进行规范，并以此为基础，重点加强有关落实《土壤环境保护法》关于保护土壤和防治污染土壤措施的相关立法，逐步构建中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体系。
（二）加强配套性地方性法规及政府规章的制定，推动《土壤环境保护法》的真正落实
根据《联邦土壤保护法》第21条关于各州需制定各州的土壤保护法律规范的规定，德国联邦各州纷纷制定了各州的土壤保护法，为实现《联邦土壤保护法》奠定了有力保障措施。如下萨克森州于1999年2月19日颁布与实施的《下萨克森土壤保护法》，就信息报告和公示义务、土壤计划区域、污染场地索引、环境卫生咨询部、土壤信息系统、土壤保护主管部门以及费用与处罚等进行了规定；此外，该州于2010年4月29日制定了《下萨克森土壤保护和污染场地专家和主管部门条例》对州立法进行了补充。巴伐利亚州于1999年2月23日颁布实施的《巴伐利亚土壤保护法》（2011年4月14日修订）就土壤有害转变和污染场地的登记、监测、危险预防、土壤信息系统、主管部门和其他政府办事处的职权与职责、资产负债表与财政管理、最终条款等进行了规定。此外，德国《专项基金条例》与《土壤保护和污染场地专家条例》等对其进行了补充。萨尔州于2002年3月20日颁布实施《萨尔州土壤保护法》（2007年11月21日修订），就总则、土壤信息系统、特殊条款、数据保护和数据传输与费用、责任部门、监督和处罚等进行了规定。萨克森-安哈特州于2002年4月2日颁布实施《萨克森-安哈特土壤保护实施法》就总则、特定土壤保护、土壤和污染场地信息和数据保护、赔偿金、补偿金、索赔请求、费用、主管部门、技术监督等进行了规定。不莱梅州于2002年8月27日颁布实施了《不莱梅土壤保护法》就总则、土壤的保护、有关土壤质量和污染场地的信息系统、赔偿金和最终条款等进行了规定。图林根州于2003年12月16日颁布实施的《图林根土壤保护法》（2007年12月20日修订）就立法目的、信息报告和公示义务、土壤有害转变的补充规定、专家和研究所、关于土壤质量的信息系统、关于污染场地的信息系统等进行了规定。柏林州于2004年6月24日颁布实施《柏林土壤保护法》主要就立法目的、相关部门义务、信息公示的义务、通行权、土壤有害转变的补充规定、主管部门采取的措施、关于土壤质量的信息系统、数据处理系统、专家和检查机构、处罚等进行了规定。巴登-符腾堡州于2004年12月14日颁布实施的《巴登-符腾堡土壤保护和污染场地法》（2009年12月17日修订）。就总则、土壤保护区、土壤信息、调查和监测、赔偿金、费用、主管部门、处罚等进行了规定。此后该州《评估委员会条例》（2010年7月19日）对其作进一步补充。莱茵兰-法尔茨州于2005年8月3日颁布实施《莱茵兰-法尔茨土壤保护法》就总则、特定地区的土壤保护、土壤信息、数据保护、主管部门、处罚和最终条款进行了规定B11。从各州相关土壤保护法的内容来看，各州法律规范的内容主要是对联邦法的具体补充和细化，并就实施程序进行了具体规定。此外，针对联邦法规定的土壤保护制度，各州根据其州土壤保护法建立了更为完善的土壤质量信息系统与污染土地调查与监测制度，确保了土壤信息的公开、传输及各州在土壤保护方面的交流合作B12。
德国这种加强联邦与州之间共同实现土壤保护与污染防治的立法经验有利于实施《联邦土壤保护法》，最终实现土壤保护与土壤污染防治目的。一方面，联邦政府充分发挥其联邦制国家优势，在联邦层面制定统一的专门性保护土壤和土壤污染防治的《联邦土壤保护法》，从总体上规范有关土壤保护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措施，为各州实施土壤保护和土壤污染防治措施指明方向；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又通过将政府权力下放至各州，各州根据《联邦土壤保护法》制定符合各州具体实际情况的土壤保护法，最终形成全国土壤信息系统和配套制度，较好地保证了联邦法律和州法律在各州的实施。另外，德国联邦/州土壤保护工作小组（LaBo）、州环境部长会议（UmK）等机构，则保障了联邦法律在全国的统一实施，也为各州土壤环境保护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交流平台B13。
与德国的土壤保护制度相比，我国当前不仅缺乏全国性的专门规范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土壤防治的专门立法，而且地方性法规及政府规章，如2006年3月浙江省颁布的《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规定对污染土壤要实行环境风险评估和修复制度），2007年1月北京市环保局印发的《场地环境评价导则》（规范了在北京市范围内从事场地环境调查，评价的工作程序和技术方法），2007年5月重庆市颁布的《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在转产或搬迁前，应当清除遗留的有毒有害原料或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并对被污染的土壤进行修复），2008年6月重庆市印发的《关于加强我市工业企业原址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作的通知》（提出了要严格执行污染场地的风险评估），2007年6月沈阳市环保局、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联合印发的《沈阳市污染场地环境治理及修复管理办法（试行）》（对污染场地的评估与认定进行了规定），2008年《环境保护部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环发[2008]48号），2009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南京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被污染土壤的处置和修复费用，无明确责任人或者责任人丧失责任能力的，由同级人民政府承担），2010年上海市制定的《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暂行）》（对展览会用地环境质量进行规定），2011年1月1日《鞍山市环境保护条例》（生产经营单位在转产或者搬迁前，应当清除遗留的有毒、有害原料或者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并对被污染的土壤进行修复）等相关规定，也仅仅是针对污染场地进行的相关规定，无法发挥全面保护土壤环境的积极作用。此外，由于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全国性土壤环境保护法律，也容易造成各地有关土壤保护与污染土壤整治的相关立法随意性大，操作性不强等缺陷，无法满足全国土壤保护大局需要[18]。有鉴于此，借鉴德国有关土壤保护立法的经验，我国应在制定一部专门性《土壤环境保护法》的基础上，要求各省市结合其自身实际情况，制定配套的地方性规章以贯彻落实《土壤环境保护法》，并建立全国性土壤信息系统，保证土壤环境保护基本制度的统一实施，接受全社会广大公众的监督。
（三）确立健全有效的土壤环境保护法律制度
土壤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是土壤环境保护法发挥土壤保护功能的保障，因此，在德国《联邦土壤保护法》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系列土壤环境保护法律制度[19]。如德国《联邦土壤保护法》第9条和第13条明确规定了土壤污染调查和风险评估制度，主管部门在有充分怀疑表明土壤有害转变或污染场地存在的情况下，有权要求土地所有人或占有人、污染行为人及继承人就相关污染物的类型、扩散或总量进行必要的调查和评估；该法第2条及第11条规定了污染场地识别和登记制度，并由各州土壤保护法对污染场地位置、类型、污染程度等内容进行详细的补充；该法第15条明确规定了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统计制度，主管部门应当监控污染场地和可疑污染场地，并要求相关义务人采取自我监测措施；该法第19条规定了土壤环境信息公开制度，联邦政府设立全国性土壤信息系统，各州政府在其辖区设立和运营土壤信息系统，将有关主体对特定区域土壤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及土地利用状况调查数据收集并公布，以供政府决策参考及社会监督；该法第4条、第13条规定了污染场地修复治理制度，明确了土壤修复的责任主体包括状态责任人和行为责任人，要求相关义务人采取净化措施、安全防范措施、保护限制措施等，制定修复计划[20]。这些制度的确立和各州立法的具体细化与落实，对德国土壤环境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比德国完善的土壤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我国的土壤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还存在土壤污染调查及监测方法不规范、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不完善、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措施力度不够、土壤环境保护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有鉴于此，我国在制定《土壤环境保护法》时，应在坚持“保护优先、风险管控”和“分区、分类和分级原则”的基础上，明确规定土壤环境保护规划制度、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制度、土壤环境质量调查制度、土壤污染管制区制度、土壤污染监测与应急预警制度、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制度、土壤环境保护补偿、土壤环境保护法律责任制度等基本制度，以实现保护和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保障人体健康，促进可持续发展之目的。
注释：
①除了硝酸盐指令外，欧盟涉及到土壤环境保护的指令还有水框架指令（2000/60/eC），关于环境保护，尤其是污泥农用时保护土壤的86/278/eeC指令，关于废物的75/442/eeC指令，关于废物填埋的1999/31/eC指令，关于废物焚烧的2000/76/eC指令，关于城镇污水厂废水处理的91/271/eeC指令等。参见胡必彬的《欧盟土壤生态环境现状及保护战略》一文，《北方环境》2004年第5期，第52-58页。
②《欧盟农村发展条例》是由欧洲农村发展农业基金项目于2005年9月，参见欧盟官网关于欧洲农村发展农业基金项目的简介，网址：http：∥europa.eu/legislation_summaries/agriculture/general_framework/l60032_en.htm。
③根据该条规定，《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场地条例》附件二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即只有首先确定合理的土壤质量标准参数，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程度不同类型污染场地的识别和登记，针对不同类型污染场地，确定当事人责任的大小，采取措施的程度、资金分配的多少。
④德国《联邦土壤保护法》，参见德国环境部网站http：∥bmu.de/en/service/publications/downloads/details/artikel/federal-soil-protection-act-and-ordinance/[2013-1-17]。
⑤1994年德国《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于1994年9月27日颁布，1996年10月7日生效，其后多次补充修订，参见http：∥iset.ge/old/upload/German_Closed_Cycle_act.pdf[2013-1-17]。
⑥Germany：SoilValuationact。参见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法律办公室数据库，http：∥/cgi-bin/faolex.exe？database=faolex&search_type=query&table。
⑦1977年《肥料法》于1977年11月15日生效，2006年12月9日修订，2009年1月9日被新《肥料法》（Fertilisationact）废止。http：∥/cgi-bin/faolex.exe？rec_id=068706&database=FaoLeX&search_type=link&table=result&lang=eng&format_name=@eRaLL[2013-1-17]。
⑧德国《空间规划法》第2条：大空间和跨地区的剩余空间结构应予以维持和发展。剩余空间对有效的土壤、水资源保持、动植物环境及气候的功能应得到维持或恢复。
⑨参见杨枫编译的《联邦德国的土壤保护和土壤保护法》，http：∥/websnapshot？ie=utf8&type=bin&url。
⑩除了勃兰登堡州，德国其他所有的州都颁布了自己的土壤保护法。参见Stephanmitschang.SoilprotectionLawintheeU.internationalVerlagderwissenschaftenFrankfurtammain2008，206。
B11主要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法律办公室数据库，见网站http：∥/。
B12早在1983年，德国一个政府间合作平台就已经存在，即土壤保护信息资源特别工作小组。1991年，联邦/州土壤保护工作小组成立，这是德国州环境部长会议的一个下属委员会，小组成员包括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最高土壤保护机构，主要讨论政策范围、解决方案并且提出建议。LaBo为各州进行土壤立法及土壤保护经验交流提供一个平台，它的主要任务即确保土壤保护法在全国的统一实施，并且为该法的修订起草建议书。参见德国环境部编写并的《德国联邦政府土壤保护报告》，详见Federalministryfortheenvironment，natureprotectionandnuclearSafety.GermanFederalGovernmentSoilprotectionReport，2002（6）：14。
B13德国联邦政府在环保部长会议下面设了一个联邦/州土壤保护工作组，工作组实行理事会/全体会议制度，下设3个委员会，分别负责法规制订、预备性土壤污染调查以及历史遗留污染调查。按照字母顺序，由各州轮流担任理事会会长，任期两年。委员会向理事会报告需要处理的议题，理事会对议题和当前重要问题开展讨论并形成报告，环保部长会议对理事会报告进行审议和批准。参见《德国如何防治土壤污染？》一文，中国环境报2012-08-14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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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文颖.周生贤在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视频工作会议上强调坚决打好重金属污染防治攻坚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eB/oL].[2011-02-21].http：∥/zhxx/hjyw/201102/t20110221_200992.htm.
[3]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的通知”（国发42号）[DB/oL].（2011-12-20）[2011-12-20].http：∥/zwgk/2011-12/20/content_2024895.htm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2013〕7号[DB/oL].（2013-01-28）[2013-01-28].http：∥/zwgk/2013-01/28/content_23208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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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arolineSchill.GermansoillegislationandlandcareinaustraliaandGermanylessonslearnedforeffectivesoilconservationiniceland[J].Garoarsholmurproject，Reykjavik/Husavik，2011（6）：1-27.
[8]europeanCommission.Soilenvironment[DB/oL].（2012-11-27）[2013-1-17].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soil/index_en.htm
[9]europeanCommission.theimplementationoftheSoilthematicStrategyandongoingactivities[R].Brussels，2012，om（2012）46final.
[10]LouwagieG，GaySH，SammethF，Ratingert.thepotentialofeuropeanUnionpoliciestoaddresssoildegradationinagriculture[J].LandDegradationandDevelopment，2011，22（1）：5-17.
[11]pragerK，Hagemannn，Heynn，SchulerJ.incentivesandenforcement：theinstitutionaldesignandpolicymixforsoilconservationinBrandenburg（Germany）[J].LandDegradationandDevelopment，2011，22（1）：111-123.
[12]CarolineSchill.GermansoillegislationandlandcareinaustraliaandGermanylessonslearnedforeffectivesoilconservationiniceland[J].Garoarsholmurproject，Reykjavik/Husavik，2011（6）：1-27.
[13]秦天宝.德国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与实践[J].环境保护，2007（5）：68-71.
[14]FederalLawGazette2009，parti，no.51，p.2542ff[eB/oL].[2013-10-17].http：∥bmu.de/fileadmin/bmu-import/files/english/pdf/application/pdf/broschuere_bnatschg_en_bf.pdf.
[15]CarolineSchill.GermansoillegislationandlandcareinaustraliaandGermanylessonslearnedforeffectivesoilconservationiniceland[J].Garoarsholmurproject，Reykjavik/Husavik，2011（6）：1-27.
[16]pragerK，Hagemannn，Heynn，SchulerJ.incentivesandenforcement：theinstitutionaldesignandpolicymixforsoilconservationinBrandenburg（Germany）[J].LandDegradationandDevelopment，2011，22（1）：111-123.
[17]陈伟，夏保强.“刮骨疗毒”土壤污染治理困局待破[n].经济参考报，2012-06-14（5）.
[18]王树义.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几点思考[J].法学评论，2008（3）：73-78.
土壤环境导则篇7
关键词：土地、资源、环境、评估
1、土地整理资源环境影响分析
土地整理在增加耕地有效利用面积、提高耕地质量、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益，在当前的土地管理以及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目前增加耕地数量仍然是土地整理的主要目标和动力，因而出现了片面追求新增耕地数量，而不重视土地整理活动可能对所在区域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的情况，存在着诸生物多样性、水资源、土壤资源和景观多样性等方面未能同步增强的问题。
1.1、对生物资源的影响――生物多样性
土地整理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增加耕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因此，原有未利用地上的原生、次生自然生态系统将被单一的农作物所替代，景观多样性将降低，某些生物的生存空间遭到破坏，导致植物、动物的物种多样性的降低、病虫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在土地平整工程中，机械对土壤的扰动，使土壤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破坏了土壤中的微生物生境，从而导致土壤微生物大量死亡；混凝土渠道的修建虽然提高了水的利用率，但却导致渠道中水生生物的死亡。
为了营造水生生物生存的环境，通过排水沟设计为水生生物提供避难所。土地整理中排水沟通常不加衬砌，而且在田块的较低部位，由于地下水的渗漏，即使在最干旱的晒田期也能涵蓄一定的水量来保证水生生物的存活；田块间的田埂、道路两侧的农田防护林则可以成为一些动植物的栖息地，对减少病虫害的发生、维持农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有着积极作用。
1.2、对水资源的影响
土地整理中土地质量的提高、耕地和经济林面积增加，都要求有足够的灌溉水源作保证，土地的生产潜力必须依靠水分保障才能发挥，这样就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同时，如果水资源利用不当，也会导致大量水资源浪费、水源短缺、土地质量下降等诸多问题。同时不同的土地整理方式对地下水位也有直接影响，进一步影响到灌溉水源的稳定及土壤的盐碱度。因此在土地整理的过程中要防止滥用水资源，合理高效地运用水在土地整理过程中的作用。
1.3、对大气资源的影响
土地整理活动对大气及相关生态过程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地表植被覆盖状况、土壤结构与质地，以及改变水文结构、地形地貌等间接方式表现出来。主要反映在造成大气污染、影响局地小气候过程及区域大气质量状况等方面。前者如荒地开垦、林地砍伐、草地过牧等导致地表，从而造成大气中粉尘、杂物的浓度增加；后者如农田防护林带网的建设，不仅可防风固沙和改善农田小气候，还会通过涵养水分、净化空气等改善农田周围地区的大气环境质量。
1.4、对土壤资源的影响
在土地整理方案的实施过程中，土壤的各种性质及相关生态过程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先，土地整理改变土壤结构。如荒地垦殖改变原有土层结构；筑路及村镇建设机械压实土壤破坏土壤结构；坡地开垦扰动地表、坡面，引起或加剧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其次，改变土壤质地。农地耕作势必导致地表土层土质疏松和粒度细化，在山地区将易导致水土流失，在干旱地区又可能为扬尘、沙尘暴等。再次，土地整理对土壤肥力也有巨大影响。为追求提高耕地产出率而一味加大耕地垦殖力度或不顾土地适宜性要求调整土地整理利用方式，反而会造成土壤肥力和生产力降低，甚至引发一系列灾害，如造成土壤侵蚀、土地荒漠化。最后，在土地整理过程中大量使用化肥、农药不仅会对土壤造成污染，还会杀害土壤中丰富的微生物，造成土壤污染并加剧土壤退化。
1.5、对生态资源的影响
在土地整理中，各种灌溉排水设施、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未利用土地的开发，会减少生物的栖息地，使生物生存环境破碎化和土地利用景观单一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区域内土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简化，破坏生物多样性。特别是当前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进行土地整理时，过分追求高品位的设计，在田间大量铺设混凝土路面和沟渠，减少了绿地面积和生物栖息的场所，使得区域生态系统简化，影响了景观多样性。
2、土地整理资源环境效应评价研究
土地整理资源环境效应评价是指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根据选定的指标体系，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从资源环境系统层次上，运用综合评价的方法评定土地整理实施后带来的生态环境的性质及状态变化的结果。它对于全面系统地分析土地整理的资源环境影响、保护区域生态系统及其资源环境平衡、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2.1、评价指标的选取原则
2.1.1、典型性原则。资源环境的组成因子多，各因子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构成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评价指标体系不可能包括生态环境的全部因子，只能从中选择最具有代表性、与土地整理活动有关的最能反映生态环境本质特征的指标。
2.1.2、全面性原则。土地整理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多方面，多维度的，包括了大气、水文、生物、土壤、生态等各个方面，各因素共同组合成一个复杂综合题，每一部分都不能孤立。因此，选取指标要尽可能地反映生态系统各个方面的特征。
2.1.3、综合性原则。资源环境是自然、生物和社会构成的复合系统，各组成因子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每一个状态或过程都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每个指标都应是反映本质特征的综合信息因子，能反映资源环境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特征。
2.1.4、简明性原则。指标选取以能说明问题为目的，要有针对性地选择有用的指标，评价方法尽可能地简单。
2.2、评价指标的构建过程
2.2.1、明确研究对象――土地整理资源环境效应。
2.2.2、内涵分析――土地整理资源环境具体影响因素及内涵。资源环境是有众多因素组成的复杂综合系统，包括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气候资源及其他资源数量与质量，充分认识这些可能影响将有助于综合分析总体的资源环境效应（见图1）。
2.2.3、指标选择。在分析完内涵与具体的因素方面后，便是针对各方面大指标选取一个合理且具有代表性的二级指标，进而细化出各量化的三级指标（即末级指标）。各指标的具体细化及分类有利于资源环境效应的量化研究。
2.3、评价指标的建立
2.3.1、生物多样性指数指评价区域内生物多样性的丰贫程度。生物多样性是资源环境系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物丰度决定着资源环境系统的面貌，是反映资源环境质量最本质的特征之一。生物的多样性可依据其种类分为植物及动物。植物的分布及其数目、总类共同构成植物的多样性，而动物的多样性则以动物的种类数量和人类居民点的分布及密度为代表。综合以上植物、动物（一般动物与人）的各方面，生物的多样性丰贫程度也就一览无余。
2.3.2、水资源指数用于反映被评价区域水的丰富程度。水在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作用，是生态系统物质流与能量流的重要载体，也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物质，尤其在西部干旱、半干旱生态系统中，水是资源环境系统的决定因素。在土地整理的具体实践中，水资源的分布又被划分为滩涂、河流、湖泊三个方面。单从这三者的数目上笔者难以断言水资源的丰贫，因此笔者引入了流量、储蓄量和湿度等动态因素，以便更直观全面的把握水资源的总量多少。
2.3.3、大气状况指数主要用于反映土地整理对大气的影响。其质量的高低及气候的差异。由于从根本上土地整理区域中的大气状况是由通过改变地表植被覆盖状况、土壤结构与质地，以及改变水文结构、地形地貌等间接方式表现出来。所以笔者将最直接的决定因素植被覆盖状况及数目引入指标，以便于更全面的了解大气状况的指数高低。
2.3.4、土壤资源指数指评价区域内土壤质量、结构及污染情况。土地整理的直接对象是土地，这也是土地整理资源环境影响效应中最关键的因素。人类不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对资源环境系统产生的压力超过了资源环境系统的承载能力，资源环境系统功能不断衰退，土地污染是生态系统退化的重要表征之一。与此同时，土壤的质量、结构及肥力也是评价指标的重要方面，通过实验调查易于获得数据。
2.3.5、景观多样性指数是指不同类型的景观要素或生态系统在结构、功能方面的多样性。景观是一个大尺度的宏观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的景观要素组成的，具有高度空间异质性的区域。笔者主要从其数量结构及空间格局两方面选区指标分析（见表1）。
2.4、评价指标的计算方法
2.4.1、赋予评价指标权重。通过对每个因素的性质、特点及对土地整理过程的影响的分析，确定每类及各项指标及其中各项在整体指标体系中的重要程度，赋予相应的权重，以达到评价的科学合理。首先，评价出个大类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在整体影响中的权重。主要方法为专家打分法，以此对各一级指标权重赋值。其次，在依据各二级指标在各自相关领域中的重要性程度进一步对其赋值，三级指标赋值也采用的类似效果。
在具体的权重确定过程中，除了采用特尔菲法以外，还参考了文献，以此确立的权重具有说服力和科学性（见表2）。
2.4.2、评价指标分值的计算。在对具体土地整理的项目进行打分时，先按各指标分别进行评定，再进行加总评价。
首先，依据土地整理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打分。针对其调查结果，以100分为总分评分。在评分过程中，分为四个等级，其中等级一≥85；等级二为≥70并
再次，评价。依据总分值对土地整理中的资源环境效应进行评价。其等级分类与上述分等类似。即分为四个等级，其中等级一≥85；等级二为≥70并
3、结语：
地整理投资项目涉及面广、综合性强，且项目类型多样。总体来看，我国土地整理项目的资源环境评价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体系，资源环境评价的地位还没有法律规定，部级的资源环境评价机构尚未建立，项目的持续性评价和环境、社会影响评价还很薄弱，评价数据尚未建立，资源环境评价的信息反馈机制还不完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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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环境导则篇8
关键词：农田土壤环境；取样；规程要求
中图分类号：X53文献标识码：a
农业环境质量的优劣，决定所生产农产品的质量。农田土壤监测是农业环境监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土壤取样则是监测的基础工作，做好土壤取样，为农田土壤环境监测奠定基础。
1采样准备
1.1采样器具的准备
采样前要准备好所用器具，包括铁铲、铁镐、竹片、木片等工具，卷尺、标尺、样品袋、标本盒、照相机等器材，样品标签、记录表格、铅笔等小型用品，以及工作服、雨具、防滑登山鞋、安全帽、常用药品等安全防护类用品。
1.2现场情况调查与资料收集
采样前调查和收集有关监测区域的地理位置、自然植被、水文状况、气候、自然灾害、土壤类型、土地利用与农作方式。农药、化肥和各种工业与城市废物施用等有关情况与资料。调查和收集有关监测区域的社会环境情况与资料。调查和收集有关监测区域土壤的成土母质、层次特征、背景含量、肥力水平及污染状况等土壤质量情况与资料。
2农田土壤监测采样点布设原则
农田土壤监测点一般实行污染布点法，把监测点布设在怀疑或已证实有污染的地方，布点应优先照顾那些污染重，影响大和对农业生产比较重要的地方，监测点布设重点应是：污水灌溉的农田土壤；厂矿企业和城镇周围的农田土壤；大量堆放工业废渣、城市垃圾地点周围的农田土壤；长期受工业废气和粉尘影响的农田土壤；大量施用农用化学物质，如农药、化肥、农用塑料等的农田土壤；长期施用污泥，城市垃圾和其他固体废物及其以废物为原料制成的肥料的农田土壤；有人畜地方病或公害病地区的农田土壤，以及怀疑有其他污染的土壤。
农田土壤监测点的布设要根据土壤污染类型而定。水质污染型土壤监测点应随污水灌渠的流向来布设。布点密度一般可随水流距离的增大而减少。大气污染型土壤样点布设应以大气污染源为中心，在一方或几方呈扇形布点，监测点布设的重点应放在主导风下风向，离污染源越近，节点越密，反之可适当稀疏。农业污染型土壤：使用城市垃圾、污泥、化肥、农药引起污染的土壤，均为农业污染型土壤。土壤监测可根据污染物的散布范围均匀布点，但把布点的重点放在污染负荷较大的田块上。固体废物堆污染型土壤监测时样点布设应以污染源为中心，结合常年主导风向和水土流失方向，按圆周或扇形布点。点的密度随污染源距离增加而减少。
3样点布设方法
在环境条件和污染分布比较均一的监测区，采用网格布点法。选用1/50万～1/5万地形图按等距离划分方格，每方格为一采样点。方格代表面积的大小根据调查精度要求而定。在环境因素和污染分布复杂的监测区，根据环境因素的分布带，划分成若干环境单元，在备单元内布点。单元内可按不同概率随机布点法或简单随机布点法布点。在受点污染源污染的地区，采用放射型布点法。以污染源为圆心，划同心圆，同心圆的间距视实际情况而定，在半径线与各圆周交点上布设样点，在污染分布的主导方向（水的流向、主导风向等）上的60°～100°的角内，适当增加采样点。监测区域样点数的确定，大面积普查时，样点布设很稀疏，每个样点代表面积较大（由工作要求定）。详细调查时，特别是在污染较重的地方，样点布设要密。但同一环境单元至少要布设3个样点作为重复。
4样品采集
4.1农田土壤剖面样品现场采集
为了解土壤剖面各自然层次污染物的含量水平，了解污染物在土壤中垂直向下迁移运动的情况及污染物影响深度时，有必要进行剖面取样测定。土壤剖面样点点位应选在能代表调查区主要土壤类型特征和污染程度的地方。土壤剖面挖掘深度要根据调查目的和剖面实际情况确定，耕作年代较久的旱地和水田土壤，观察和取样到lm深度即可。果园土壤可观察取样1.5～2m深度。当地下水位较高时，挖至地下水位即可。山地丘陵土层较薄时，挖至母质风化层即可。土壤剖面坑的观察面是垂直、向阳的，坑的大小以方便取样观察为原则。土壤剖面样品采集，用剖面刀将观察面修整好，自上而下削去5cm厚，10cm宽呈新鲜剖面，准确划分土壤层次，分层按梅花法采样，自上而下逐层采集中部位置的土壤，分层混合均匀，各取1kg作为样品，分层装袋记卡。
4.2农田土壤样品现场采集
农田土壤监测一般是采集耕作层土样。在采样点周围处采集若干点的耕作层土壤，经等量均匀混合后的土样代表一个取样点的土壤样品。组成混合样的分点数至少有3个。混合样品采集方法有：
4.2.1对角线法
适用于污水灌溉的农田土壤，由田块进水口向出水口引一对角线，至少分五等分，以等分中点为采样分点，土壤差异性大，可再等分，增加分点数。
4.2.2梅花点法
适宜面积较小，地势平坦，土壤物质和受污染程度均匀的田块，设分点5个左石。
4.2.3棋盘式法
适宜中等面积，地势平坦，土壤不够均匀的田块，设分点10个左右；但受污泥、垃圾等固体废弃物污染的土壤，分点应在20个左右。
4.2.4蛇形法
适宜面积较大，土壤不够均匀且地势不平坦的田块，设分点15个左右，多用于农业污染型土壤。
种植一般农作物每个分点处采0～20cm耕作层土壤，种植林果类农作物每个分点处采0～60cm耕作层土壤。土壤样品一般在收获期与田间作物样品同步采集，重点污染物项目每年测定1次，其他污染项目每3～5a测定1次。每个混合土样采集1kg，混合土样需各点等量采集后均匀混合，用四分法弃取，直至混合样重1kg为止。
所采的土壤样品装入塑料袋内，外套布袋。填写土壤标签一式2份，1份放入袋内，1份扎在袋口。
4.3采样现场记录
采样同时，要作好记录。填写土壤标签、采样记录、样品登记表，并汇总存档。填写人员将采样点准确标记在野外实际使用地形图上，并与记录卡和标签的编号统一。采样结束后，将记录卡片，样袋标签，采样点位图等进行核对。准确无误后方可撤离现场。
土壤环境导则篇9
关键词：水利水电工程；生态环境；影响；对策
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升，城市化进程加快都推动了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和发展。水利水电工程可以为人们提供能源，满足人们的正常生活生产需求，因此水利水电工程规模扩大。但是水利水电工程如果没有进行良好地规划，对周围环境进行有效勘测，就会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造成严重后果。因此，提高水利水电工程的科学性，重视生态环境，保持生态平衡，减少污染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途径。
1水利水电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对水文形式和气候的影响。水利水电工程的开展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水利水电工程的开展需要对周围环境进行相应的改造，对环境造成一定破坏。在施工过程中水利工程需要对周围的树木以及植物等进行砍伐，对于动植物的生存带来威胁。绿色植被覆盖率低，容易造成水土流失，减少森林面积，对于气候以及温度等都造成的影响，破坏地理环境的平衡。水利水电工程在建成之后，蓄水量增加，水蒸气等增加，因此空气湿度较大，土壤中的水分含量增加，改变了土壤质量。蓄水在经过太阳的长期照射之后，会形成大量的水蒸气，水蒸气上升到云层中会增加降水的次数，加大降水量，影响气候。水利水电工程会积蓄水源，因此导致上游水位比下游水位高出很多，在遇到干旱等极端天气时，水量减少，就会造成下游水量骤降，形成断流现象。破坏水质，形成淤泥，堵塞河道。水利水电工程影响植被的正常生长，妨碍植物的发育，因此需要对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进行监督，对于建设过程以及建设方案制定审查机制，实现动态管理。对不同的地区进行勘察，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方案，提高经济效益。影响土壤条件。土壤是受到气候以及水文条件的影响的，因此在水利水电工程开展过程中蒸发量加大，对于土壤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土壤长期存在于雨水之中，酸碱度失衡，酸性物质较多，土壤的营养流失，不利于植被的生长。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完成之后，在投入使用的过程中地下水出现波动，水位随着工程的应用出现变化，因此降低了土壤的养分，直接影响农作物产量。土壤环境的变化使得土壤中的生物数量减少，导致生物的失衡，对地区环境造成破坏。影响水生物生存环境。水利水电工程对于地下水的水质以及地下水位造成了影响，因此水中生物的数量以及质量都会受到影响，蓄水量较大，水位提高，因此水流变慢，水中的生物以及营养成分都沉淀到水底，水中的生物种类繁多，部分生物需要在浅水区进行捕食，但是由于水位的变化，导致必须到深水区，这就导致大量生物无法适应变化而出现死亡，水生物种类的减少，严重破坏了水中环境的生成。当然水利水电工程不止对水中生物造成了威胁，同时对于陆地生物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工程的建设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面积，因此陆地生物可以自由活动的环境和范围在缩减，生活环境更加艰巨，导致陆地生物竞争压力加大，不仅对于动物生存带来挑战，同时加大了环境的污染，不利于生物的生存。
2加强水利水电工程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水利水电工程在设计以及施工过程中，需要加强环保意识，在设计阶段对周围环境进行勘察，并且根据周围环境的实际情况，合理制定设计方案，保证工程的实施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时刻遵循环境保护原则。施工人员在施工过程中按照设计方案的理念和思路开展施工，提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进行规划，每一个环节会对生态造成影响，因此要注重细节，提高重视。在施工前对可能存在的动植物的种类以及栖息环境进行分析，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尽量保持原有的生态平衡，避免对动植物的生存造成威胁。并且在建设过程中，使用环保的建设材料以及先进的建设技术可以有效缓解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要加大对环保材料的应用和探索。因地制宜是一种重要的原则和理念，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特征和特色，在建设环节需要根据地质、土壤以及水文等等的原有风貌对工程进行调整，有利于保持原来的风貌。对于当地的水生物等的生活规律进行研究，鱼类生存以及产卵的区域等要尽量避开，保证生物的自由生长。构建完整的评价体系。构建完整的评价体系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有效对工程的建设进行控制，生态环境评价体系的建立需要提前对当地的环境进行勘察，对于原有的生态数据进行收集着整理，然后建立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在工程建设后与原有环境数据进行对比。体系的建立是对环境进行全面的评价，覆盖范围广泛，数量众多，种类多样，因此具有参考价值。在进行生态环境的评估时保证体系符合实际情况，并且这种体系在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过程中得到有效应用。预测评估也是重要的步骤，在工程开展前，相关专业人员要进行预测和判断，制定应急措施，在遇到问题时可以有效应对，及时拿出解决方案。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在工程开展过程中需要经过多种步骤，因此对于生态环境要想做到完全无影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尽量降低对环境的影响，保证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补偿机制的建立可以有效弥补这一问题。生态补偿方案可以有效监督企业提高环保意识，在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制定过程中要严格遵循“谁损害谁补偿”的原则，对于务实环保的企业和个人进行处罚，可以有效控制对生态的破坏行为。划分补偿的具体范围以及明确补偿的具体条款，通过生态补偿，不仅可以缓解当地在环境治理当中的经济负担，同时可以有效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工程的建设资金中应该预留出针对生态环境的补偿资金。采取植物保护措施。植物保护对于气候以及温度、水文、土壤等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为了防止土壤的营养失衡以及水土流失等现象，可以采取植物保护措施，这种措施主要是利用植物的生长特性进行的，植物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对土壤进行保护，一种是地上，一种是地下。地上的保护主要是通过在土壤中种植大量的植物，植物的生存可以对降水进行阻拦，避免降水对土壤带来的冲击，可以有效缓解土壤的流失程度。植物在土壤上的落叶等可以将雨水等进行拦截，从而减缓土壤吸收水分的时间，延长渗透时长。地面上的植物也可以起到栅栏的作用，从而减弱了径流的冲刷力。地下的植物可以通过吸收水分，固定土壤和水源，保证土壤的营养，减少水土流失，提高土壤存水量。
土壤环境导则篇10
关键词科学施肥；农业生态文明；土壤；水；大气；江苏盐城
中图分类号S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14）06-0259-02
党的十报告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建设农业生态文明就是使农业生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生态系统的最优化和良性运行，实现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的基础内容，尤其在江苏，人口稠密、农业资源相对稀缺，建设农业生态文明显得特别重要。
科学施肥作为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其能增加农作物的产量，改善农产品的品质，改良与培肥土壤，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生态文明的建成。反之，化肥的过量和不合理施用，致使氮、磷、钾的流失风险加大，水体富营养化，能源浪费，污染生态环境，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阻碍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为此，研究施肥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找到不合理施肥对土壤、水、大气产生影响的痕迹，为辅助政府决策和指导农民科学施肥提供数据支撑，为建立生态文明和建设美丽盐城提供技术支持。
1肥料在盐城市农业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1.1盐城农业发展离不开化肥
世界各国尤其是人多地少，耕地资源不足的国家，其农业大都以化肥为肥料主体，通过增施化肥来达到粮食增产的目的。盐城市粮食增产中化肥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盐城市每1kg化肥养分可增产粮食6kg，化肥施用总量从1982年的18.17万t增长到2013年的59.29万t[1]，人多地少的市情决定了盐城市化肥消费量还将进一步增加。
1.2建立美丽盐城离不开化肥
资源与环境是建立美丽盐城的基础，物质生活丰富，人民生活小康，生态环境良好是基本要求。这些都离不开肥料，它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资料，是农作物生长的“粮食”。在农业生产体系中，土壤肥料发挥着纽带作用，关乎盐城市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因此，要合理利用土壤肥料，使农业达到可持续发展，建立农业生态文明，进而建成美丽新盐城。
1.3科学施肥能促进农业生态文明建设
科学施肥可以改良和培肥土壤，提高土壤肥力，从而提高农作物抗倒伏、抗病害等能力，使农作物根茎更粗壮。肥料资源可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但是耕地数量刚性减少，因此，只有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才能提高人们的生产生活水平，只有科学施肥，才能保证生产得到更好的发展，促使农业生态文明建成。
2盐城市施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2.1肥料施用与土壤生态环境
2.1.1土壤酸化和板结。土壤酸度受化肥影响较大，甚至会导致土壤酸化[2]。硫酸钾在石灰性土壤中会生成硫酸钙，因此长期大量施用硫酸钾，土壤中的钙会逐渐减少，土壤板结[3]。省市耕地质量监测点监测结果表明，2013年盐城市土壤pH值平均7.67，与第2次土壤普查的7.93相比，下降了0.26；耕层土壤容重平均值为1.29g/cm3，比第2次土壤普查时增加0.03g/cm3。
2.1.2肥料中含有对土壤有害的物质。肥料不可避免的含有一些有害物质，国标虽对含有的部分有害物质含量做相应的规定，但长期施用，土壤有害物质必然会富集。长期施用化肥导致的土壤重金属累积及其对粮食品质和土壤污染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4-5]。虽然监测数据表明，盐城市耕地土壤环境质量总体良好，但是与2006年相比，土壤环境质量指标铜、铅、镉、铬、砷、汞分别提高了26.07%、22.20%、-0.93%、19.23%、3.00%、32.43%。此外，市场上假肥料屡见不鲜，部分含有过量有害物质。盐城市在委托检测磷肥样品中曾测试到含有过量三氯乙醛的肥料样品。幸亏发现及时，如施用轻则减产，重则绝收，甚至对下茬产生危害[6]。问题化肥导致的事件在山东、河南、河北、辽宁等地曾多次发生，受害品种包括小麦、花生、玉米等10多种农作物[3]。
2.1.3土壤次生盐渍化。土壤中的硝态氮含量随施肥量的增加而增加[7]。调研数据显示，盐城市化肥的不合理施用主要表现在化肥总施用量过大以及氮、磷、钾比例失调，其中氮肥施用量占绝对优势，氮肥又以酰胺态氮、铵态氮为主。与大田作物相比，在设施栽培中土壤盐渍化现象尤为明显。温室大棚内土壤水分蒸发快，大量施用化肥，容易使保护地硝酸离子大量剩余与迅速累积，加速了土壤盐积和次生盐渍化。监测数据表明，盐城市非保护地栽培土壤含盐量为0.03‰～1.32‰，平均值为0.30‰；保护地栽培年限1～2年的大棚土壤含盐量为0.94‰～2.06‰，平均值为1.21‰；3～5年的大棚土壤含盐量为1.56‰～4.72‰，平均值为2.46‰，6～9年的大棚土壤含盐量为2.32‰～6.07‰，平均值为3.87‰，10年以上的大棚土壤含盐量为2.18‰～8.98‰，平均值为3.71‰，随着大棚使用年限延长，土壤含盐量呈现逐年积累趋势。
2.2化肥施用与水环境
2.2.1水体富营养化。美国环保部门研究指出，农业生产中的化肥导致氮、磷等营养元素大量进入水体，其占比分别为29.1%～67.5%、25.0%～45.9%，从而导致水体富营养化[8]。以盐城市区饮用水源（蟒蛇河）为例，蟒蛇河中叶绿素a2.30mg/L，总磷0.11mg/L，总氮1.97mg/L，透明度0.11mg/L，高锰酸盐指数5.1mg/L，综合评定其营养指标42.1，属中营养状态[9]。蟒蛇河上游几乎没有厂房，主要污染源头为龙岗镇排放的大量生活污水以及河沿岸农田肥料流失[9]。
2.2.2污染地下水。地下水硝酸盐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为化肥的长期大量施用[3]。氮肥进入土壤后，经硝化作用产生硝酸根，除了被作物吸收利用外，其余的硝酸根不能被负电的土壤胶体吸附，因而随降雨下渗而污染地下水[10]。施用氮肥不仅增加了土壤表层硝酸盐含量，同时也容易造成大量的硝酸盐被淋洗到深层土壤，形成对地下水的潜在威胁[11]。盐城市44个监测井的地下水良好的仅占23.5%，主要污染因子为亚硝酸盐氮、氨氮、铁等。与2001年相比，地下水质下降2个级别，农田施用氮肥对地下水的污染很普遍。
2.2.3影响作物品质及食物链。施用氮明显增加土体各土层中的硝态氮含量，增加植物体内硝态氮含量，当累积达到一定的程度后会使其产品品质明显降低。硝酸盐有2种形态的化合物，分别是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它们对植物基本无害，但对动物和人的机体有较大的毒性，特别是亚硝酸盐，其毒性要比硝酸盐高10倍[12]。人体摄入的硝酸盐有81.2%是来自蔬菜，而施入土壤中的各种氮肥又是蔬菜累积硝态氮的主要来源。周浩[13]从盐城市蔬菜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等地采集了42个品种265份蔬菜样品。检测样品中硝酸盐污染严重的占23.0%，高度污染的占19.6%，中度污染的占11.7%，轻度污染的占45.7%。硝酸盐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根菜类>嫩茎叶花菜类>薯芋类>鲜豆类>葱蒜类>茄果类>水生蔬菜类；而亚硝酸盐含量均相对较低[13]。
2.3化肥施用与大气环境
化肥特别是氮肥对大气环境影响较大，其作用机理是氨挥发导致大气中氮含量增加[3]。硝化及反硝化释放n2o到大气中造成温室效应，氮肥的施用对其他温室气体CH4及Co2的释放也有影响。盐城市的调研结果显示，采集的125个样品，农村大气环境全部满足2级标准要求。得到的结论与相关研究报道不一致，可能与研究对象不同有关。但不能否认施肥对大气环境的不利影响，仍应重视。
3科学施肥促进盐城市农业生态文明建立的对策
3.1规范肥料市场秩序
确保肥料没有问题是科学施肥的前提。假冒伪劣肥料不但对农作物的生长没有任何益处，反而会破坏土壤结构，不利于农作物生长。肥料是假的，再好的施肥技术都没有用。因此，国家应加强对化肥产销的宏观调控，依法规范肥料生产、销售、使用、管理行为，严格肥料市场准入和生产经营管理。此外，根据盐城市土壤现状，贯彻“控制氮肥、减少磷肥、补充钾肥，增施有机肥”的方针政策，合理利用市场调控，提高有机肥的补贴力度，减少氮肥和磷肥行业补贴的力度。
3.2积极开发应用各类有机肥资源
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农民施用有机肥，积极推广有机肥积制技术，提高有机肥的质量和使用比例，将各项有机肥生产与使用的政策更加具体化。如：推广秸秆腐熟还田、提高人畜粪便利用率、发展经济绿肥如粮肥、菜肥、饲肥兼用、推广使用商品有机肥，以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目的。
3.3继续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工作
根据土壤性状、肥力状况及不同作物的需肥特性，对大量元素肥和中微量元素肥、有机肥和无机肥进行适量配比平衡施用即为测土配方施肥，其是一种科学施肥方法，不仅可提高养分利用率，还可促进农业高产、优质和高效。测土配方施肥应以粮、棉、油为重点，全面建立测土配方施肥的技术指导体系和产销供应体系，提高基层农技人员和广大农民科学施肥的技术水平，以改善农田生态环境，促进盐城市农业可持续发展。
3.4积极推广应用具有环境友好特性的新型肥料
复合化、高浓度、专用化是当前肥料的发展方向。当前，盐城市应积极推广应用具有环境友好特性的新型肥料，如缓效肥、高浓度专用复合肥、控效肥，有利于提高化肥利用率的各种无害添加剂，药肥、除草肥等多功能肥料，以及与土壤施肥配套的叶面肥、滴灌肥等。
3.5建立行之有效的平衡施肥推广运行体系
平衡施肥作为维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可改善作物品质，提高作物单产，减少肥料污染。农业主管部门应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建立起长效的推广运行体系。按照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科研为基础、农民为对象、推广为纽带为基本原则，通过各环节的有效配合与互动，推进盐城市农业施肥体系向着企业有效益、农民得实惠、土壤环境得到良好保护的和谐发展目标迈进，最终实现农业生态文明。
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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