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管理措施篇1
作者简介：石岳峰，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田温室气体排放。
基金项目：Climate,FoodandFarmingResearchnetwork(CLiFF)资助；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专项（编号：KYCX2011036）。
摘要
农田是Co2，CH4和n2o三种温室气体的重要排放源,在全球范围内农业生产活动贡献了约14%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58%的人为非Co2排放，不合理的农田管理措施强化了农田温室气体排放源特征，弱化了农田固碳作用。土壤碳库作为地球生态系统中最活跃的碳库之一，同时也是温室气体的重要源/汇。研究表明通过采取合理的农田管理措施，既可起到增加土壤碳库、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又能提高土壤质量。农田土壤碳库除受温度、降水和植被类型的影响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受施肥量、肥料类型、秸秆还田量、耕作措施和灌溉等农田管理措施的影响。本文通过总结保护性耕作/免耕，秸秆还田，氮肥管理，水分管理，农学及土地利用变化等农田管理措施，探寻增强农田土壤固碳作用，减少农田温室气体排放的合理途径。农田碳库的稳定/增加，对于保证全球粮食安全与缓解气候变化趋势具有双重的积极意义。在我国许多有关土壤固碳与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尚不系统或仅限于短期研究，这也为正确评价各种固碳措施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增加了不确定性。
关键词农田生态系统；温室气体；秸秆还田；保护性耕作；氮素管理；固碳
中图分类号S18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1-0043-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1.008
人类农业生产活动产生了大量的Co2,CH4和n2o等温室气体，全球范围内农业生产活动贡献了约14%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58%的人为非Co2排放（其中n2o占84%，CH4占47%）[1]。在许多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农业更成为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源，同时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带来了粮食需求的大量增加，使得未来20年中农田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会有所增加[2]。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升高可能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已受到各国的广泛重视。
农业生态系统中温室气体的产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土壤中的有机质在不同的气候、植被及管理措施条件下，可分解为无机C和n。无机C在好氧条件下多以Co2的形式释放进入大气，在厌氧条件下则可生成CH4。铵态氮可在硝化细菌的作用下变成硝态氮，而硝态氮在反硝化细菌的作用下可转化成多种状态的氮氧化合物，n2o可在硝化/反硝化过程中产生。在气候、植被及农田管理措施等各因子的微小变化，都会改变Co2，CH4和n2o的产生及排放。
而通过增加农田生态系统中的碳库储量被视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农田土壤碳库除受温度、降水和植被类型的影响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受施肥量、肥料类型、秸秆还田量、耕作措施和灌溉等农田管理措施的影响。通过增施有机肥、采用免耕/保护性耕作、增加秸秆还田量等措施，可以减少农田土壤Co2净排放量，同时起到稳定/增加土壤有机碳含量作用。农田碳库的稳定/增加，对于保证全球粮食安全与缓解气候变化趋势具有双重的积极意义[3]。中国农田管理措施对土壤固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壤碳的固定、累积与周转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反馈机制，正确评估农田土壤碳固定在温室气体减排中的作用，加强农田碳汇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农田固碳
土壤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成分，它与大气以及陆地生物群落共同组成系统中碳的主要贮存库和交换库。土壤碳分为土壤有机碳（soilorganiccarbon,SoC）和土壤无机碳（soilinorganiccarbon,SiC）。SiC相对稳定，而SoC则时刻保持与大气的交换和平衡，因此对SoC的研究是土壤碳研究的主要方面。据估计，全球约有1.4×1012-1.5×1012t的碳是以有机质形式储存于土壤中，土壤贡献给大气的Co2量是化石燃料燃烧贡献量的10倍[4]，因此SoC的微小变化都将会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土壤碳库与地上部植物之间有密切关系，SoC的固定、累积与分解过程影响着全球碳循环，外界环境的变化也强烈的影响着地上部植物的生长与土壤微生物对土壤累积碳的分解。
Lal认为SoC的增加可以起到改善土壤质量，增加土壤生产力，减少土壤流失风险，降低富营养化和水体污染危害的作用，且全球耕地总固碳潜力为0.75-1.0pg•a-1,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剔除全球农业固碳1600-4300mta-1（以Co2计），其中90%来自土壤固碳[5]。农田生态系统是受人类干扰最重的陆地生态系统，与自然土壤相比，农田土壤在全球碳库中最为活跃，其土壤碳水平直接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和调控空间大，农田土壤碳含量管理及对温室气体影响机制正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农田管理措施是影响SoC固定、转化及释放的主要因素，同时还受土地利用方式、气候变化等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因此对农田碳库的评价及调整措施需全面考虑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
2农田固碳措施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近年来，农田土壤固碳的研究已经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一大热点。大量研究表明，SoC储量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采用保护性/免耕措施、推广秸秆还田、平衡施用氮肥、采用轮作制度和土地利用方式等，上述管理措施的差异导致农田土壤有机碳库的显著差别，并影响农田温室气体排放水平。
2.1保护性耕作/免耕措施
保护性耕作作为改善生态环境尤其是防治土壤风蚀的新型耕作方式，在多个国家已经有广泛的研究和应用。中国开展的保护性耕作研究证明了其在北方地区的适用性[6]，并且已进行了保护性耕作对温室效应影响的相关研究。统计表明2004年全球范围内免耕耕作的面积约为95mha,占全球耕地面积的7%[7],并且这一面积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常规耕作措施会对土壤物理性状产生干扰，破坏团聚体对有机质的物理保护，影响土壤温度、透气性，增加土壤有效表面积并使土壤不断处于干湿、冻融交替状态，使得土壤团聚体更易被破坏，加速团聚体有机物的分解[8]。免耕/保护性耕作可以避免以上干扰，减少SoC的分解损失[9]。而频繁的耕作特别是采用犁耕会导致SoC的大量损失，Co2释放量增加，而免耕则能有效的控制SoC的损失，增加SoC的储量，降低Co2的释放量[10]。west和post研究发现从传统耕作转变为免耕可以固定0.57±0.14mgCha-1yr-1[11]。但对于保护性耕作/免耕是否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效应尚不明确，这是由于一方面免耕对减少Co2排放是有利的，表现为免耕可以减少燃油消耗所引起的直接排放；另一方面，秸秆还田以后秸秆碳不会全部固定在土壤中，有一部分碳以气体的形式从农田释放入大气[12]。
免耕会导致表层土壤容重的增加，产生厌氧环境，减少SoC氧化分解的同时增加n2o排放[13]；采用免耕后更高的土壤水分含量和土壤孔隙含水量（waterfilledporespace,wFpS）能够刺激反硝化作用，增加n2o排放[14]；同时免耕导致的n在表层土壤的累积也可能是造成n2o排放增加的原因之一，在欧洲推广免耕措施以后，土壤固碳环境效益将被增排的n2o抵消50%以上[15]。但也有新西兰的研究表明，常规耕作与免耕在n2o排放上无显著性差异[16]，还有研究认为凿式犁耕作的农田n2o排放比免耕高，原因可能是免耕时间太短，对土壤物理、生物性状还未产生影响。耕作会破坏土壤原有结构，减少土壤对CH4的氧化程度[17]。也有研究表明，翻耕初期会增加土壤对CH4的排放，但经过一段时间（6-8h）后，CH4排放通量有所降低[18]。
总之，在增加土壤碳固定方面，保护性耕作和免耕的碳增汇潜力大于常规耕作；在净碳释放量方面，常规耕作更多起到Co2源的作用，而保护性耕作和免耕则起到Co2汇的作用；在碳减排方面，免耕和保护性耕作的减排潜力均大于常规耕作；由于n2o和CH4的排放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因此耕作措施对这两种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2.2秸秆管理措施
作物秸秆作为土壤有机质的底物，且作物秸秆返还量与SoC含量呈线性关系，因此作物秸秆是决定SoC含量的关键因子之一。秸秆还田有利于土壤碳汇的增加，同时避免秸秆焚烧过程中产生温室气体。因此，秸秆还田是一项重要而又可行的农田碳汇管理措施。秸秆还田以后，一部分残留于土壤中成为土壤有机质的来源，另一部分将会以Co2气体的形式散逸到大气中，因此，随着秸秆还田量的增加Co2排放也会增加。有研究表明，秸秆经过多年分解后只有3%碳真正残留在土壤中，其他97%都在分解过程中转化为Co2散逸到大气中[19]。秸秆还田会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而有机质是产生CH4的重要底物，因此秸秆还田会增加CH4的排放。综合考量，秸秆还田措施会引起CH4排放的增加，但直接减少了对Co2的排放，同时秸秆还田相对提高了土壤有机质含量，有利于土壤碳的增加，对作物增产具有积极作用。
秸秆还田措施对农业生态系统C、n循环的影响可表现为：一方面由于供n量的增加，可促进反硝化和n2o排放量的增加；另一方面表现为高C/n的秸秆进入农田后会进行n的生物固定，降低反硝化n损失；同时在秸秆分解过程中还可能产生化感物质，抑制反硝化[20]。我国采用秸秆还田农田土壤固碳现状为2389tg•a-1，而通过提高秸秆还田量土壤可达的固碳潜力为4223tg•a-1[3]，与国外研究结果相比较，Vleeshouwers等研究认为，如果欧洲所有农田均采用秸秆还田措施，欧洲农田土壤的总固碳能力可达34tg•a-1[21]。La1预测采用秸秆还田措施后全球农田土壤的总固碳能力可达200tg•a-1[22]。随着农业的发展及长期以来氮肥的过量投入，氮肥损失也是日益严重，可通过秸秆还田措施与氮肥的配合施用降低氮肥的反硝化作用及n2o的排放。但秸秆还田后秸秆与土壤的相互作用异常复杂，因此需要进一步开展秸秆施入土壤后与土壤的相互作用机理及田间实验研究。
2.3氮肥管理措施
在农田生态系统中，土壤中的无机氮是提高作物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氮肥投入能够影响SoC含量，进而对农田碳循环和温室气体排放产生重要影响。长期施用有机肥能显著提高土壤活性有机碳的含量，有机肥配施无机肥可提高作物产量，而使用化学肥料能增加SoC的稳定性[23]。农业中氮肥的投入为微生物生长提供了丰富的氮源，增强了微生物活性，从而影响温室气体的排放。但也有研究在长期增施氮肥条件下能够降低土壤微生物的活性，从而减少Co2的排放[24]。有研究表明，Co2排放与土壤不同层次的SoC及全n含量呈正相关性，说明在环境因子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土壤SoC和全n含量直接或间接地决定Co2排放通量的变化[25]。对农业源温室气体源与汇的研究表明，减少氨肥、增施有机肥能够减少旱田CH4排放，而施用缓/控释氮肥和尿素复合肥能显著减少农田土壤no2的排放[26]。但也有研究表明，无机氮肥施用可减少土壤CH4的排放量，而有机肥施用对原有机质含量低的土壤而言可大幅增加CH4的排放量[27]。长期定位施肥实验的结果表明，氮肥对土壤CH4氧化主要来源于铵态氮而不是硝态氮，因为氨对CH4氧化有竞争性抑制作用。此外，长期施用氮肥还改变了土壤微生物的区系及其活性，降低CH4的氧化速率，导致CH4净排放增加[28]。全球2005年生产的100mtn中仅有17%被作物吸收，而剩余部分则损失到环境中[29]。单位面积条件下，有机农田较常规农田有更少的n2o释放量，单位作物产量条件下，两种农田模式下n2o的释放量无显著性差异[23]。尿素硝化抑制剂的使用可以起到增加小麦产量，与尿素处理相比对全球增温势的影响降低8.9-19.5%，同时还可能起到减少n2o排放的目的[30]。合理的氮素管理措施有助于增加作物产量、作物生物量，同时配合秸秆还田等措施将会起到增加碳汇、减少Co2排放的作用。同时必须注意到施肥对农田碳汇的效应研究应建立在大量长期定位试验的基础上，对不同气候区采用不同的氮肥管理措施才能起到增加农田固碳目的。
2.4水分管理措施
土壤水分状况是农田土壤温室气体排放或吸收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目前全球18%的耕地属水浇地，通过扩大水浇地面积，采取高效灌溉方法等措施可增加作物产量和秸秆还田量，从而起到增加土壤固碳目的[31]。水分传输过程中机械对燃料的消耗会带来Co2的释放，高的土壤含水量也会增加n2o的释放，从而抵消土壤固碳效益[32]。湿润地区的农田灌溉可以促进土壤碳固定，通过改善土壤通气性可以起到抑制n2o排放的目的[33]。土壤剖面的干湿交替过程已被证实可提高Co2释放的变幅，同时可增加土壤硝化作用和n2o的释放[34]。采用地下滴灌等农田管理措施，可影响土壤水分运移、碳氮循环及土壤Co2和n2o的释放速率，且与沟灌方式相比不能显著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35]。
稻田土壤在耕作条件下是CH4释放的重要源头，但通过采取有效的稻田管理措施可以
减少水稻生长季的CH4释放。如在水稻生长季，通过实施一次或多次的排水烤田措施可有
效减少CH4释放，但这一措施所带来的环境效益可能会由于n2o释放的增加而部分抵消，
同时此措施也容易受到水分供应的限制，且CH4和n2o的全球增温势不同，烤田作为CH4
减排措施是否合理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定量实验来验证。在非水稻生长季，通过水分管理尤
其是保持土壤干燥、避免淹田等措施可减少CH4释放。
许多研究表明，n2o与土壤水分之间有存在正相关关系，n2o的释放随土壤湿度的增加而增加[36]，并且在超过土壤充水孔隙度（wFpS）限值后，wFpS值为60%-75%时n2o释放量达到最高[37]。Bateman和Baggs研究表明，在wFpS为70%时n2o的释放主要通过反硝化作用进行，而在wFpS值为35%-60%时的硝化作用是产生n2o的重要途径[38]。由此可见，wFpS对n2o的产生释放影响机理前人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因此有必要继续对这一过程深入研究。
2.5农学措施
通过选择作物品种，实行作物轮作等农学措施可以起到增加粮食产量和SoC的作用。有机农业生产中常用地表覆盖，种植覆盖作物，豆科作物轮作等措施来增加SoC，但同时又会对Co2，n2o及CH4的释放产生影响，原因在于上述措施有助于增强微生物活性，进而影响温室气体产生与SoC形成/分解[39]，从而增加了对温室气体排放影响的不确定性。种植豆科固氮植物可以减少外源n的投入，但其固定的n同样会起到增加n2o排放的作用。在两季作物之间通过种植生长期较短的绿被植物既可起到增加SoC，又可吸收上季作物未利用的氮，从而起到减少n2o排放的目的[40]。
在新西兰通过8年的实验结果表明，有机农场较常规农场有更高的SoC[41]，在荷兰通过70年的管理得到了相一致的结论[42]。Lal通过对亚洲中部和非洲北部有机农场的研究表明，粪肥投入及豆科作物轮作等管理水平的提高，可以起到增加SoC的目的[31]。种植越冬豆科覆盖作物可使相当数量的有机碳进入土壤，减少农田土壤Co2释放的比例[39]，但是这部分环境效益会由于n2o的大量释放而部分抵消。氮含量丰富的豆科覆盖作物，可增加土壤中可利用的碳、氮含量，因此由微生物活动造成的Co2和n2o释放就不会因缺少反应底物而受限[43]。种植具有较高C：n比的非固氮覆盖作物燕麦或深根作物黑麦，会因为深根系统更有利于带走土壤中的残留氮，从而减弱覆盖作物对n2o产生的影响[44]。综上，通过合理选择作物品种，实施作物轮作可以起到增加土壤碳固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
2.6土地利用变化措施
土地利用变化与土地管理措施均能影响土壤Co2，CH4和n2o的释放。将农田转变成典型的自然植被，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措施之一[31]。这一土地覆盖类型的变化会导致土壤碳固定的增加，如将耕地转变为草地后会由于减少了对土壤的扰动及土壤有机碳的损失，使得土壤碳固定的自然增加。同时由于草地仅需较低的n投入，从而减少了n2o的排放，提高对CH4的氧化。将旱田转变为水田会导致土壤碳的快速累积，由于水田的厌氧条件使得这一转变增加了CH4的释放[45]。由于通过土地利用类型方式的转变来减少农田温室气体的排放是一项重要的措施，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以牺牲粮食产量为代价。因此，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如中国这样的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只有在充分保障粮食安全等前提条件下这一措施才是可考虑的选择。
3结语与展望
农田管理中存在显著增加土壤固碳和温室气体减排的机遇，但现实中却存在很多障碍性因素需要克服。研究表明，目前农田温室气体的实际减排水平远低于对应管理方式下的技术潜力，而两者间的差异是由于气候-非气候政策、体制、社会、教育及经济等方面执行上的限制造成。作为技术措施的保护性耕作/免耕，秸秆还田，氮肥投入，水分管理，农学措施和土地利用类型转变是影响农田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方面。常规耕作增加了燃料消耗引起温室气体的直接排放及土壤闭蓄的Co2释放，而免耕、保护性耕作稳定/增加了SoC，表现为Co2的汇；传统秸秆处理是将秸秆移出/就地焚烧处理，焚烧产生的Co2占中国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3.8%，而秸秆还田直接减少了Co2排放增加了碳汇；氮肥投入会通过对作物产量、微生物活性的作用来影响土壤固碳机制，过量施氮直接增加no2的排放，针对特定气候区和种植模式采取适当的氮素管理措施可以起到增加土壤碳固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旱田采用高效灌溉措施，控制合理wFpS不仅能提高作物产量，还可增加土壤碳固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间套作农学措施、种植豆科固氮作物以及深根作物可以起到增加SoC的目的，减少农田土壤Co2释放的比例；将农田转变为自然植被覆盖，可增加土壤碳的固定，但此措施的实施应充分考虑由于农田面积减少而造成粮食产量下降、粮食涨价等一系列问题。
在我国许多有关土壤固碳与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尚不系统或仅限于短期研究，因此为正确评价各种管理措施下的农田固碳作用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增加了不确定性。本文结果认为，保护性耕作/免耕，秸秆还田，合理的水、氮、农学等管理措施均有利于增加土壤碳汇，减少农田Co2排放，但对各因素协同条件下的碳汇及温室气体排放效应尚需进一步研究。在未来农田管理中，应合理利用管理者对农田环境影响的权利，避免由于过度干扰/管理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结合农田碳库特点，集成各种农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的保护性方案；努力发展替代性能源遏制农田管理对化石燃料的过度依赖，从而充分发掘农田所具有的增加固碳和温室气体减排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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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inevaluationtheeffectofCarbonSequestrationStrategieson
GreenhouseGasesmitigationinagriculture
SHiYuefeng1wUwenliang1menGFanqiao1wanGDapeng1ZHanGZhihua2
（1.College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alSciences,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Beijing100193,China;
2.CollegeofResourcesScience&technology,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abstract
agriculturalfieldisanimportantsourceforthreeprimarygreenhousegases(GHGs),includingCo2,CH4andn2o.UnreasonableagriculturalmanagementsincreaseGHGsanddecreasetheeffectofsoilcarbonsequestration.agriculturalactivitiesgeneratethelargestshare,58%oftheworld’santhropogenicnoncarbondioxide(nonCo2)emission,andmakeuproughly14%ofallanthropogenicGHGemissions.andsoilcarbonpoolisthemostactivecarbonpoolsinecosystems.inaddition,soilcarbonpoolcouldbeasourceorsinkofGHGs.
碳排放管理措施篇2
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能源结构优化以及应对原有粗放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已成为近年来中国政府的工作重点。为此，政府相关部门（如环境保护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在行政管理方面，不断加大淘汰落后产能、企业节能减排等系列强制性措施的力度。
而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多轮次国际谈判和磋商的过程，也从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我国相关措施的开展进程。同时，相关国际经验和合作框架也给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具经济和市场效益的思路。
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政府在碳排放权交易方面的积极探索。2014年10月15日，由安永和碳信息披露项目（CDp）联合的“2014年CDp中国100强气候变化报告”指出，“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灵活的减碳措施，与淘汰落后产能和企业节能减排等强制性行政措施形成良性的互补。”
系列强制性行政措施
自国务院2010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以来，淘汰落后产能进一步扩大深化，工作考核制度和工作分工不断完善，淘汰落后产能行业从“十一五”初期的13个扩大到2012年的21个。
2011年至今，工信部共公布了8批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共计涉及企业7885家。从2010年起，工信部开始公布淘汰落后产能的年完成情况，更准确、即时、全面地跟踪淘汰落后产能进度，完成情况透明度不断提高。
在促进企业节能低碳行动方面，通过《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实施方案》（2006年）、《关于印发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2011年）等政策性文件，国家发改委等中央部委已陆续开展了多个行业的重点耗能企业节能行动，超过一万家企业被强制纳入方案。
同时，近年来实施的低碳省市和低碳工业园区政策，这引发了全国性的低碳城市摸索，从节能减排力度和覆盖范围上对上述文件中提及的“万家企业”进行了补充。
作为市场机制的碳排放交易权
作为创新解决方案，碳排放权交易是强制行政措施下的市场机制，其灵活多样的履约途径和潜在的金融开发潜力让其备受关注。目前，国内7个试点省市碳市场已全部上线，强制纳入2247家企业，总配额量超过12亿吨二氧化碳。
上述各试点管控范围和强度一方面反映了该试点省市的经济增长特征和现有产业结构特点，反映了7个试点的能源结构情况，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在试点期不同阶段，试点市场对不同产业/企业和不同能源类型的偏好程度和管控进度。
2014年，7试点中仅5个，深圳、上海、北京、天津和广东，执行了管控企业2013年排放量的履约。履约情况一方面突出反映了各试点的机制完善程度和体制建设现状，另一方面也考验了管控企业对碳约束的认知程度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首个履约期突出显现了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问题：1）不理解碳排放权交易原理及机制，观望和消极应对情绪严重，2）没有建立统一的温室气体数据收集及处理体系；3）没有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内控及决策体系。短期来看，这使企业被动接受政策变化，增加生产运营成本；长期来看，将降低企业竞争优势，影响投资者信心。
CDp报告发现与建议
从淘汰落后产能和企业节能减碳行动这两个强制性行政手段，顺利过渡到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手段相辅相成，这给企业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同时也使自愿信息披露具有别样的意义。企业应抓住机遇，有计划地系统披露环境信息，把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性措施和成果与利益关联方分享，通过互动，提升其在公众中的形象和声誉，增强投资者信心。
在分析中国气候变化、低碳发展、环境保护和能源安全等一系列可持续发展议题的同时，“2014年CDp中国100强气候变化报告”还展示了CDp中国100强企业在碳管理、气候变化风险与机遇、以及信息披露方面的绩效表现。
根据此次报告问卷的回复情况来看，企业逐渐意识到披露信息环境的重要性，所披露的企业数量和回复质量上升速度也极快。回复企业从2013年的32家增加到2014年45家，增加40.6%。42家企业还通过其他途径如企业年报、其他合规性文件等披露了应对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的表现。
另一方面，随着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开展不断深入，纳入企业范围进一步扩大。45家调查企业中，超过13家（29%）企业被纳入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中，16家（36%）企业纳入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
企业对气候变化的认识，集中表现在其气候变化风险识别深度和战略制定成熟度上。相较往年，此次报告中企业识别的风险和机遇数量均有明显增加。2014年，回复企业共识别出25个气候变化风险，19个气候变化机遇。96%的企业识别出潜在的对企业业务经营、收入或支出可能产生影响的气候变化风险，56%的企业识别出了全部风险。
尽管如此，从回复结果看来，节能减排项目和应对气候变化举措在碳减排结果上一致，但绝大多数企业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在目标、组织结构和战略层面上并未统一。可以看到的是，一些企业正尝试把这两个目标及其应对措施统一起来，但现阶段结果并不理想，企业仍需做出更多努力。
碳排放管理措施篇3
背景
2011年7月15日，国际海事组织Cimo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第62次会议通过了“新船设计能效指数”和“船舶能效管理计划”eeDi两项标准。这是imo历史上首次通过适用于所有国家船舶的，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强制性能效标准。
2012年2月，就在26个国家代表齐聚莫斯科制定反对欧盟航空碳税的一揽子报复性方案，欧盟刚刚承诺将“有条件暂停”航空碳税法规部分内容的时候，欧盟财长会议却提出将在2012年6月份增加“航海碳税”，制定出全球航空和航海运输行业碳排放税的征收价格单。“航海碳税”的提出，令人感觉欧盟的反应似乎正在情绪化。
2012年3月2日，国际海事组织环境保护委员会第63次会议落幕。作为联合国主管海运事务的专门机构，国际海事组织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如何引入市场机制治理全球航海碳排放。但各方代表争执不下，依然没能达成统一意见。国际海事组织的计划是，争取在2015年之前，确立市场机制措施以控制航海业的碳排放。
2012年10月，在航空碳税遭遇阻力而“气急败坏”的欧盟称，将在2013年引入一项针对航运业的措施，用以监控、核查和报告航运业的温室气体排放。上述措施是建立未来可能的市场机制的第一步，这些市场机制包括将航运业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声明还指出，如果在2013年1月1日之前，在航运业碳减排在imo层面没有达成共识，那么欧盟将考虑立法，将航运业纳入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从而削减航运业碳排放。
“航海碳税”迈出第一步
欧盟委员会于2014年11月27日通过了一项旨在减少国际航运业碳排放的法案，这是首个针对航运业碳排放的监管法案。该法案要求船舶监测其碳排放指标，监控影响气候变化的污染物指标。虽然该法案内容并未明确要求加收“航海碳税”，但欧盟官员称该法案是走向“航海碳税”的第一步。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imo）数据，国际航运业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全球总排放的3%。据估计，若没有进一步的监管出台，这一数字将在2050年蹿升至18%。
碳排放管理措施篇4
关键词：森林碳汇；外汇管理；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92(2010)09-0019-03
森林碳汇是指森林植物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被或土壤中，从而减少该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由于森林吸收二氧化碳投入少、成本低、简单易行，森林碳汇功能日益受到重视。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后，欧美各国已将扩大森林覆盖面积作为未来30-50年可行性高、成本较低的减缓气候变暖的重要措施。当前，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在积极利用森林碳汇应对气候变化。
我国政府正在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缓解全球气候变暖做着不懈努力。大力推进植树造林、保护森林和改善生态环境，增加碳汇能力，是我国政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一项重要措施。随着森林碳汇交易的迅猛发展，我国将发生越来越多的森林碳汇交易，这必将涉及跨境资金的流动。美国森林碳汇交易机制及成功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一、美国森林碳汇交易机制
(一)建立集中碳汇交易市场机制
这类市场一般包括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碳汇信用项目交易市场。目前，美国已成立多家二氧化碳排放交易机构，其中从事森林碳汇信用交易的机构主要有4个：一是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二是加州气候行动登记所：三是区域温室气体排放倡议：四是国家自愿申报温室气体排放计划。其中。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影响最为显著。交易时，森林业主经营的碳汇项目要经美国森林碳汇认证机构认证，并获得政府颁发森林碳汇交易许可证或碳汇信用项目注册登记证后才能向交易所申请上市交易。
(二)建立森林碳汇风险保障机制
目前，美国建立了以下四方面的森林碳汇风险保障机制，一是发展森林碳汇保险市场。开设自然灾害、病虫灾害、政治及政策以及远期风险保险等保险品种。二是设立森林碳汇期货商品，为森林碳汇交易双方提供套期保值交易业务，减少碳汇价格风险损失。三是建立森林碳汇提供者互助基金，以互助形式分散个别森林碳汇提供者的土地价格风险和政治、政策风险。四是建立证券化交易的森林碳汇市场，让市场制度和规则清晰化、标准化、减少不确定性，提高森林碳汇交易商品的流动性，最大限度节约交易成本，降低风险损失。
(三)建立森林碳汇交易中介服务机制
主要包括相关独立认证和监测(检测)机构、独立资产评估机构、独立审计机构、相关机构等。这些机构属于营利性的独立中介机构，依法独立从事业务活动，除依法接受行业协会或行业监管部门的业务监管外，其执业活动不受其他政府部门的干预。
(四)建立森林碳汇交易监管机制
一是美国国会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全国森林碳汇交易。二是政府设立监管部门对相关交易所、中介机构以及交易主体进行业务监管。三是设立行业协会，以加强对行业的执业指导，并协助政府监管部门工作。
二、美国森林碳汇交易实践
(一)政府出台政策。激活森林碳汇交易市场
如对森林业主主动参与森林碳汇项目的，实施减免财产税的政策，鼓励其积极参与销售碳信用：对二氧化碳排放企业，实施强制分配排放指标政策，促使其积极获取碳信用。
(二)交易所搭建交易平台，推动森林碳汇交易
政府主要负责制定规则和监督管理，而排放权价格制定、买卖等具体交易，更多地依靠市场本身去完成。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是美国碳信用的初级商品交易市场，成立于2003年，是全球第一个也是北美地区唯一的碳汇交易所，该交易所交易系统有三个组成部分，
1.交易系统。该系统用于交易所注册用户通过网上执行交易，其最大特征是价格公开透明。该系统还能阻止匿名交易和通过私人谈判达成的双方交易。
2.清算和结算系统。该系统每天从交易平台得到所有交易活动的信息，从而处理所有交易活动，并把每天和每月的交易传递给会员。
3.注册系统。用于记录和确定会员减排量和交易的碳金融工具。
(三)森林业主参与碳汇交易方法
1.明确森林业主经营的森林碳汇项目。美国规定森林土地所有者必须经营造林方案、森林可持续管理方案、生产长存木材制品方案等三种森林碳汇项目其中一项，方可参与碳信用交易。
一是造林方案。所需土地必须是在过去50年以来的无林土地或1990年以来的无林地。该方案是基于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提供的碳累计表，被森林业主们用于计算造林方案的碳汇。在合同期间，无论树木稀疏，还是砍伐都是允许的，除非土地所有者在树木稀疏之前就选择可持续地管理森林。目前，植树造林是美国森林业主经营最多的森林碳汇项目。
二是森林可持续管理方案。包括已被第三方认证为可持续管理的现有的林地。在合同期内，碳储量的增长必须超过树木稀疏、砍伐或者死亡导致的碳移除，即森林业主最后赚取的碳信用额等于可持续管理森林产生的碳信用额减去林地流转和森林灾害造成的碳移除，加上用于生产长存木制品的碳信用额。在美国，管理森林的方案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是生产长存木材制品方案。此方案下，碳信用额是基于对该木材制品使用的预期或堆填100年后的碳汇来计算的。例如，用于单户住宅建筑或家具的松木或硬木锯材都是长存产品，比用于纸张或托盘的纸浆用木材将获得更多的碳信用额。
2确认森林业主森林碳信用额。碳信用是碳汇的市场用语。由公吨等值(mte)来计量。通过计算森林容积，可将其转换为碳交易的重量。当树木成长时，参与碳信用交易的森林业主可以赚取和销售碳信用。通过计算机模型，土地的生产力和增长率以及林段的碳汇都能做调整，对可赚取的碳信用额进行测算。如，大部分的落叶(硬木)地区的森林每年每英亩碳汇不少于2吨。
3.森林碳汇交易的具体流程。美国参与交易的商业实体大部分是大公司或其他煤、天然气或石油的化石燃料的厂商。当参与企业达不到减排目标，就必须从其他个体(超额完成减排目标)或是从碳汇项目，购买碳信用额度，“抵消”超额的排污指标。而森林业主由认证机构认证后进入碳汇交易市场，通过碳聚合者出售碳信用给这些实体。信用额则由在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注册的企业实体(大型)或碳聚合者(小型)来交易。
三、对我国外汇管理的启示与借鉴
我国开展森林碳汇相对较晚，但发展势头较好。我国政府于2001年启动了全球碳汇项目，对开展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及其相关工作给予了充分重视和积极支持。自2003年底，国家林业局针对气候谈判出现的新进展，成立了国家林业局碳汇管理办公室，国内推行碳汇项目试点和研究与日俱增。2007年，颁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强
调，植树造林、保护森林、最大限度地发挥森林的碳汇功能等是应对气候变暖的重要措施。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林业局等部门积极搭建碳汇信息交流平台，组织实施全球第1个CDm森林碳汇项目和多个森林碳汇试点项目。由国家林业局与意大利环境和国土资源部签署的中国第1个森林碳汇项目落户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双方约定，在第1个5年有效期内，意大利投资153万美元，在敖汉旗荒沙地造林3000km2，项目产生的可认证的二氧化碳减排指标将归意大利所有，通过该项目碳汇交易筹集了生态补偿资金，减轻财政补偿公益林的压力。
随着森林碳汇交易的发展，我国将发生越来越多的森林碳汇交易，这必将涉及跨境资金的流动。作为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部门，外汇管理部门应从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完善相关市场机制以及引导外汇指定银行等三个方面针对涉及跨境资本流动的森林碳汇交易做出相应对策。
(一)制定规范和鼓励森林碳汇交易的外汇管理政策措施
在“五个转变”的指导思想下，外汇管理部门应以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为目标，立足科学监测，增强服务意识，结合我国实际制定出规范和鼓励我国森林碳汇交易中涉外交易的外汇管理政策措施。首先，规范不同类型的森林碳汇交易在国际收支申报中的类别归属问题。碳排放权交易，由于其涉及国内接受国外提供的技术援助等情况，应属服务贸易项下的其他商业服务：碳汇信用项目交易，不论是境内机构或个人在国内交易平台上与国外交易者交易还是在国外交易平台上与国外交易者进行交易，均是建立在排放权基础上的交易，应属资本项目项下的其他无形资产的所有权转让。其次，在明确不同类型的森林碳汇交易的国际收支申报类别的基础上，分别制定不同的政策优惠措施。若是碳排放权交易，可针对现行的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政策，在收结汇和售付汇上适当放宽事前审核：若是碳汇信用项目交易，针对现行的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政策，做适当调整。此外，针对个人进行森林碳汇交易的，可适当放宽个人外汇管理办法中个人收结汇的限制。通过制定相关政策优惠措施。鼓励社会实体和企业、个人参与森林碳汇项目，开展森林碳汇交易。
(二)建立和完善森林碳汇交易市场机制
积极与国家发改委、国家林业局等部门共同合作，建立和完善森林碳汇交易市场机制。一是建立我国森林碳汇交易市场机制，搭建交易平台，如通过人民银行碳金融试点平台――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进行森林碳信用的交易。二是建立我国森林碳汇交易风险保障机制、中介服务和监管机制。通过发展森林碳汇保险项目、森林碳汇期货产品、建立证券化森林碳汇交易市场等方式建立森林碳汇交易风险保障机制，降低碳汇交易风险。积极创建我国森林碳汇认证、服务机构等中介机构，为交易双方提供服务。设立全国性的森林碳汇交易监管机构，加强对交易市场、交易行为、中介服务等的监管，规范森林碳汇交易。
碳排放管理措施篇5
关键词：低碳碳关税路径
一、低碳时代“碳关税”研究概述
（一）碳关税的概念及提出
碳关税是欧美发达国家设计的由其海关对不实施碳减排限额的国家或地区的高碳高耗能产品征收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碳关税”概念最早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起因源于美国拒绝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逃避其作为温室气体最大排放国应承担的减排义务。加之《京都议定书》规定发展中国家暂时不承担减排份额，因此签署了该议定书的欧盟国家认为若只有其实行成本较高的碳排放交易机制，对欧盟各国国内的高碳产品竞争极为不利，因此多次提出对未履行《京都议定书》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而美国虽然在国际社会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但是在国内立法中却吸收了碳关税的概念，于2009年6月通过《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对在2020年未达到美国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将征收高额的边境调节税，其实质就是碳关税。
可见，虽然欧美各国对碳关税的理解有别，征收的碳关税的数额和名目也各不相同，各国征收碳关税的法律规制也千差万别，起始征收的时间也互不统一，但有两点是不可否认的：一是碳关税必须征收；二是碳关税可以避开国际贸易规则的硬性约束。这样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就可以打着“生态”经济的幌子，把大多数的环境成本施加于发展中国家。事实上，欧美碳关税的矛头就是针对碳排放限制较低的国家，而这些国家绝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因此，碳关税一经提出，就遭到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然而国际社会对此态度却模棱两可，wto和联合国共同的一份报告曾指出：“只要起草得当，理论上可以使这样的税收符合wto法律，但很难证明它们并非一个幌子，目的是对国际贸易进行非法限制”。wto虽然也怀疑碳关税对贸易限制的非法性，但也为碳关税的合法存在留下了空间。
（二）碳关税的实质
通过碳关税的产生过程可知，碳关税目前属于个别国家的国内措施，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虽名为“关税”，但其表现形式不限于关税一种，还可以是国内税费、配额或者许可证等（李晓玲、陈雨松，2010）。碳关税表面冠以保护环境之名，实质却是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边境贸易限制措施，它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出现的新型贸易壁垒，是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集中体现。碳关税违反了国际社会的诸多原则和规则。
违反公平互利原则。公平互利原则是二战以来国际经济新秩序得以建立和赖以发展的基石。公平意味着实质而非表面的平等。发达国家在过去几百年通过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获得了经济的飞速发展，污染环境的高耗能产业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才刚刚起步，高耗能产业仍占经济发展的大部分。发达国家此时要求以环保名义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措施，对其本身没有重大影响但对发展中国家却是致命打击。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停滞对全球经济有害无利，从而间接地影响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是一种公平互利的国际交易原则，发达国家模糊这一国际原则，试图用环保的外衣达到其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碳关税战略”实属损人不利己的一种表现。
违反wto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原则。wto的国民待遇要求一个成员国给予另一国的产品待遇不低于本国产品的待遇，即内外平等；而最惠国待遇则要求一方已经或将要给予其他任何国家或地区的优惠必须自动地给予所有的成员，即外外平等。而目前碳关税所依托的碳排放计算标准并未统一，不同方法计算的结果也大相径庭。除了计算方法的差异外，统计方式也存在差异。一国国内产品的碳排放通常是测算的实际碳排放量，而该国对其他国家产品的碳排放量通常是根据该国该类产品碳排放量总体水平的平均值，并非实际碳排放量。计算方法和统计方式的差异使得内外、外外的碳排放量结果必然存在差异，从而难免违反wto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
二、碳关税对我国的影响
对于我国来说，碳关税的影响并非有害无利，其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一）积极影响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迅速崛起的一员，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理应承担很多的责任和义务。这一点我国政府并没有回避。碳关税对我国来说，尽管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甚至是对目前经济发展的一种阻碍，但从我国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种外力驱动和鞭策。奥巴马游说国会通过《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所强调的原因是“美国需要调整自身，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这个新的发展方向就是低碳经济的发展，是新能源、智力电网和生物技术，这些产业成为美国新的产业选择和战略选择”（高静，2010）。其原因同样可以成为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方向，尽管这是奥巴马表面的说辞，但从长远角度分析，以新能源为主导的低碳经济必然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及早顺应这一趋势，对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我国来说意义重大。
（二）消极影响
尽管从长远来看，碳关税对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有着极为积极的影响，但对经济发展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我国来说，碳关税的征收对我国近一个阶段的影响仍是消极者居多。
1.国际层面的影响。一是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碳关税的征收将对我国出口贸易造成严重的阻碍。目前我国对外贸易中高耗能产业仍占多数。2007年美国进口的高耗能产品有11%来自我国，其中混凝土占19%，钢铁占15%，纸品占12%（李伟、杨青，2010），而美国2009年通过的《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所要征收碳关税的产品正是针对钢铁、水泥、玻璃、纸浆、纸、化学制品、工业陶瓷等高耗能产品。可见美国在立法之初其实已经将我国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若碳关税开征，我国出口贸易势必受到严重影响。二是对国际贸易秩序的影响。作为一种隐性的贸易壁垒，碳关税的开征势必激发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矛盾。作为深受其害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也必将会采取一定的应对措施，比如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而这种方式旷日持久，耗费精力，同时胜负难料，很容易将我国的相关产业拖垮。而我国如若采取一些报复性的贸易壁垒措施，又势必使原本复杂的国际贸易秩序变得更加混乱，对我国相关产业的正常发展极为不利。
2.国内层面的影响。碳关税的征收，势必会造成我国国内钢铁、造纸等高耗能产业的成本上升，企业责任增加，同时，对上下游产业也会造成连锁反应。要么被淘汰，要么产业升级，若企业被淘汰会直接造成大量的劳动者失业，而若产业升级，科技含量的提升也使得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也会间接造成部分劳动者失业，两方面都会对我国国内劳动力就业造成冲击，从而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产生不良影响。
三、我国应对碳关税的措施
（一）国际层面的应对措施
1.开展“环境外交”积极推动国际气候与贸易谈判进程。一是制定合理的自愿减排标准。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挑战，每个国家都有义务保护环境。发达国家开征碳关税的一部分原因也在于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确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在2009年12月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会议即哥本哈根会议上，我国承诺的到2020年将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40%-45%的目标并未达到国际社会所希望的程度。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应真正意识到低碳经济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作用，转变观念，变被动为主动，提升经济发展中的科技含量，实现更多行业的技术创新，从而为制定符合国际社会认可的减排标准夯实基础。在今后的国际谈判中，我国应根据自身发展，制定合理的自愿减排标准，积极推动国际气候变化以及国际贸易领域的相关谈判进程。二是呼吁合理分配碳排放权。当然，在自我约束的同时，我国还应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应对发达国家不合理的碳排放份额的分配。发达国家也经历过高污染、高能耗的发展时期，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也是理所应当。因此我国在国际谈判中，应呼吁坚持公平互利的原则，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为依据，督促发达国家为其已经造成的污染负责，为发展中国家赢得应得的碳排放份额，从实质公平的角度合理分配碳排放权。三是参与制定国际碳排放量参考标准。鉴于目前国际社会并未有统一的碳排放量参考标准，碳排放计算方法的不同会导致迥异的结果。因此，研究碳排放计算方法，积极参加相关国际谈判，参与制定国际碳排放量参考标准，使国际标准充分考虑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水平，是我国在国际气候问题上应始终努力的方向。
2.wto框架下我国应对的措施。一是在wto框架下否定碳关税的合法性。wto对碳关税的态度模棱两可，对我国是一个不利的信号。一旦碳关税开征，由此会产生纠纷。若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wto可以迫于发达国家的压力，引用Gatt第20条环境例外条款，以碳关税是应对气候环境恶化所采取的措施为由，将其纳入环境例外条款。而碳关税的征收可能会违反wto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在此情况下，我国应充分利用wto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进行抗辩，否定碳关税的合法性。
二是利用Gatt第20条环境例外条款采取应对性措施。由于wto肯定了碳关税的合法性，所以发展中国家要想否定它是很困难的。此时，发展中国家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效仿发达国家提出的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碳关税”措施，提出自己的“类碳关税”应对措施。如可以对稀土等我国蕴含丰富但发达国家匮乏的用于武器制造的战略资源进行出口管制，同样可以以Gatt第20条保护自然资源的例外为由采取征收出口关税、发放许可证等方式进行控制。当然，这种做法的合理性是存在争议的，在正常的国际贸易往来中，还是应积极地采取其他措施加以应对。
（二）国内层面的应对措施
发展低碳经济并增强出口企业竞争实力。国际层面的应对措施只是短期收效的路径，真正能够抵御碳关税不利影响的途径只能是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研发低碳技术，以绿色能源产业替代目前的高耗能产业。首先，政府制定低碳经济发展的规划，给予低碳技术研发更多的支持。其次，企业应把目光放长远，不贪图由高耗能产业带来的短期利益回报，应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绿色能源产业，真正以保护环境为己任，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企业在低碳时代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实力。
建立自我约束的“碳税”制度。碳税是与碳关税不同的概念，它是一国以保护环境为由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费，属于国内环境税的一种。我国目前并未建立碳税制度，但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开征，并被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同和推崇，它被认为是目前一国国内削减二氧化碳排放的一种有效手段。我国建立碳税制度，一方面可以通过国内税收的强制措施对高耗能产业进行约束，增加其生产成本，迫使其改善生产技术，真正实现低碳经济。另一方面，从国际税收层面来讲，我国在国内对相关企业征收碳税，就可以避免发达国家在相关产品进口时征收碳关税。因两个国家对同一纳税人的同一课税对象征收两次税收会构成国际双重征税，而国际双重征税早已通过各国签订的双边协定加以管制。因此，建立碳税制度，考虑我国实际情况对碳税进行立法约束，是应对发达国家碳关税的有力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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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管理措施篇6
关键词：绿色经济；碳排放总量管制和交易制度；出口退税；碳许可费
中图分类号：F17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1.0013.06
为有效应对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和气候变化，奥巴马政府提出以发展绿色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国际竞争力为核心的经济刺激计划。本文分析了奥巴马政府绿色经济新政的内涵、主要内容、技术支持及政策扶持措施，指出发展绿色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大潮，也符合我国实际，我国政府和企业应积极应对，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
一、绿色经济新政的产生背景及其内涵
（一）绿色经济新政产生的背景
以金融创新为主要特点的美国住房泡沫的破裂给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经济造成了重创，世界能源危机的冲击更使世界经济雪上加霜。2009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世界金融稳定性报告》反映，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出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全球贸易量10多年来首次下滑，与2007年相比，2009年全球失业人数增加5100万人。为此，美国、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均宣布实施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再次实践凯恩斯主义的减税、扩大内需、投资社会基础设施的政策主张，以拯救世界经济。
美国在制定经济刺激计划时，奥巴马政府提出了“聪明的支出”（wiseSpending）计划。“聪明的支出”是指经济刺激计划既要应对当前危机，更要着眼于未来，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着眼于未来就是要在刺激经济、增加就业的同时，兼顾气候变化、节能环保、减排二氧化碳，以获得新的竞争力。因此，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实质上就是发展绿色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国际竞争力。
（二）绿色经济新政的内涵
2009年2月24日，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施政演说中，提出了发展绿色经济的基本纲领。一是今后10年，每年向可再生能源、清洁煤技术、二氧化碳回收储藏技术、环保车等低碳技术、绿色能源领域投资150亿美元，共计1500亿美元，创造5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以发挥促进美国经济再生、创造就业和市场需求的作用。二是实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管制与排放权交易制度。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是，到2020年使温室气体排放量以2005年为基准削减17％，到2050年削减83％；从2012年起的10年中将碳总量通过拍卖等方式分配所产生的1.5亿美元的收益用于鼓励低碳技术创新。到2015年生产并且销售100万辆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使可再生能源在电力供应中所占比例到2012年提高10％，到2025年提高25％。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美国政府支持的重点：一是投资建设“智能电网”，为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接入电网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二是为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以及氢气燃料电池的开发和商用，对其提供融资担保和补助，投资建筑节能改造工程，特别是在政府机构设施的节能改造方面；三是提高普通家庭住宅以及公共设施的能源效率；四是对清洁煤技术和二氧化碳回收储藏技术的研究开发；五是培养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领域的专业人才等。
综上所述，绿色经济新政的实质是通过投资基础设施，扩大内需，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危机，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它并非仅追求眼前的经济复苏，而是更加着眼于中长期的增长，重视技术与产业创新[1](p51-55)。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1月第12卷第1期蓝虹：奥巴马政府绿色经济新政及其启示
二、绿色经济新政的主要内容
（一）要以领导者的姿态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众所周知，如果任凭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模式持续下去，不仅会耗竭世界经济发展的资源，而且会使人类面临最严峻、最大的挑战——因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世界经济发展需要走绿色经济发展之路。绿色经济新政认为，发展低碳技术和清洁、可再生能源能将成为美国抓住新的全球市场，推动经济增长，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措施。虽然挑战巨大，任务艰巨，但充满了机遇，前景十分光明。美国不仅要把发展绿色经济、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作为能源政策的中心，作为经济刺激计划的重心，以推动美国经济增长，提高经济竞争力，而且要以领导者的姿态，推动全球绿色经济的发展，提升美国经济在21世纪的领导地位。
《2009年美国绿色能源与安全保障法》是奥巴马政府绿色经济政策创新的“集大成”之作，构成了美国向绿色经济转型的法律框架，由绿色能源、能源效率、温室气体减排和向低碳经济转型等四个部分组成[2](p57-65)。该法案明确规定，必须对美国的电力公司、石油企业和大型制造业企业设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并实施排放权交易制度；同时提出了美国温室气体总量减排目标。
（二）大力发展绿色能源
美国绿色能源政策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可再生能源。法案提出，2011年美国风能、生物能、太阳能和地热等可再生能源所产生的电力占电力公司发电总量的比例要达到6％，以后逐年上升，2025年达到25％，以此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各州政府也要采取有关措施，促进此比例逐步提高。二是二氧化碳回收与储藏。为确保煤炭在美国未来能源消费中持续占主要地位，明确将促进二氧化碳回收与储藏技术的发展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要求政府制定鼓励政策，明确技术标准，以促进二氧化碳回收与储藏技术的广泛应用。三是低碳交通。要求联邦政府制定低碳交通运输燃料标准，促进先进的生物燃料和其他清洁交通运输燃料的发展。批准政府向城市、州或公营公司、汽车厂商提供拨款或贷款担保，以扶持电动汽车的大规模示范项目，促进电动汽车发展。四是智能电网。要求采取措施促进智能电网的推广和使用，例如推广使用智能电网，应用软件减少企事业单位的高峰用电，同时促进新型家用电器适应智能电网性能。要求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改革地区规划流程，实现电网现代化，并做好敷设新型输电线的准备，以便传输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电力。五是允许各州能源办公室建立州能源与环境发展基金，以便共同资助联邦政府扶持的清洁能源和能效项目。
能源效率政策也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建筑的能源效率。法案规定，可对采用建筑物能效先进标准的州和进行节能改造的商业建筑及住宅提供援助，以提高建筑物的能源效率。同时，要求环境保护署制定建筑物能效评估办法。二是电器能效。法案要求制定关于照明能效标准的协议和其他电器的附加协议，并使之上升为法律条文。要求能源部加快制定能效标准，完善披露程序。规定向大量销售“最佳节能”电器的零售商提供财政补贴。三是交通运输的能源效率。法案要求环境保护署制定针对机车、船舶和非道路污染等其他可移动性污染源的减排标准。同时，要求各州制定目标、措施等，减少交通运输部门产生的温室气体。四是公共事业的能源效率。法案要求将配电公司和天然气输送分配公司纳入到提高美国能源效率的行列，明确每个输送分配公司都必须证明其用户达到规定的电力或天然气消耗水平，并以2012年度为基准，到2020年累计节省电力15％、累计节省天然气10％。五是行业的能源效率。法案要求能源部制定行业能源效率标准，并争取获得国家标准研究院的认可。同时，还要求制定奖励方案，鼓励提高热电联产工艺的效率。
(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1.缓解全球变暖效应方案。该方案规定，要将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5万吨以上的电力事业单位、石油公司、大型企业等企事业单位作为减排对象(上述单位的排放量占美国排放总量的85％)，并按照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实施排放权交易制度，促进其大幅度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上述这些企事业单位必须购买联邦政府所发放的按吨计算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许可证（又称为“排放交易配额”）。联邦政府每年发放的排放交易配额将逐步减少，以确保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2.明确追加的碳减排目标。该法案要求环境保护署签署协议，防止滥砍滥伐，以便实现追加的碳减排目标。到2020年，这些追加的碳减排量将达到2005年美国碳排放量的10％。
3.确立碳抵消目标。法案规定，被确定为减排对象的企事业单位在排放量超过配额的情况下，可以较低的成本从其他渠道获得“抵消”减排。每年允许的碳抵消总量不得超过20亿吨，可在国内外平均分配抵消额。使用抵消方式的企事业单位必须按照每抵消4吨排放量需提交5吨抵消排放权的原则实施。
4.保障与监管碳市场的透明度和流动性。法案要求对碳配额和碳抵消市场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保障市场的透明度和流动性，对欺诈行为和操纵市场的行为给予严厉的惩罚。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碳排放配额和抵消市场。总统应根据政府机构有关工作组的建议，将碳排放权衍生商品市场的监管责任下放给相应的机构。
（四）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
1.在确保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法案规定对能源消耗量大且生产的商品在全球范围内交易的企业实施“退款”或“退税”措施，以弥补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所带来的额外成本，从而确保美国制造商在与国外企业竞争时不会处于不利地位。如果上述措施仍不能有效解决美国企业的竞争优势问题，应制定“更为宽泛的调整”方案，要求进口商负担相应的碳排放配额费用，以提高进口品的价格。
2.在绿色就业机会和劳动者转型方面，法案制定了若干条款以增加绿色就业的机会。如要求教育部应扶持各高校设立有关绿色经济的课程，培养学生从事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和其他形式的气候变化缓解方面工作的能力；要求劳动部实施提高社会人员从事绿色经济能力的培训。
3.在出口低碳技术方面，法案规定美国应采取措施鼓励在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广和使用低碳技术，并明确只有参加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条约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拥有实质性减排目标的国家才有资格获得美国的资助。
4.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应成立一个跨部门的委员会，以确保其对全球变暖的影响能够做出适当反映。每个联邦机构应制定相应计划，审核气候变化对其职能范围内事务的影响，并提出应对措施。联邦政府还要建立一项气候变化适应基金，扶持州、地方和种族开展相关项目。同时，规定联邦政府应成立自然资源与气候变化应对专门小组，以协调联邦政府各机构做好自然资源使用的有关应对工作。
三、发展绿色经济的信息技术支持
目前，美国政府推动可再生能源产业与it产业的结合，既为发展绿色经济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也成为发展绿色经济的一大亮点。例如，美国加州硅谷风险投资的主要对象已从信息技术转向可再生能源，实现了可再生能源产业与it产业的结合。据统计，在金融危机最为深重的2008年，全世界的风险投资对信息技术的投资金额比2007年减少了15％，而对绿色能源的投资却增加了2倍。
以硅谷为核心的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对发展绿色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投资绿色能源。例如美国英特尔公司出资5000万美元建立制造太阳能电池的新企业，2009年下半年投产，宣称到2010年要使温室气体比2004年减排30％，成为节能环保的先进企业，并在自己的产品开发中积极应用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发高性能的微处理器。二是将it技术应用于绿色能源和节能领域，促进it技术与绿色能源的融合。例如，惠普公司和太阳能电池的生产制造商联手，把自己的半导体三极管技术运用到太阳能电池的生产制造中，以提高太阳能电池的能源效率。三是研发节能减排的it新技术。例如，谷歌在2007年建立了“ReC”(比煤炭更便宜的可再生能源之意)的部门，与美国的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全世界招募优秀的科研人员和商务专家，开发低价的可再生能源。参与在加州莫沙漠的大规模太阳能发电研发计划，为25万户家庭提供电力，每年可减排50万吨二氧化碳。同时，还在总部推进绿色楼宇改造，与日本夏普公司合作研究利用太阳能发电，以满足公司总部40％的电力需求。此外，谷歌还与英特尔合作从事it系统“电力零损耗”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经对伺服器的电源进行改良，使电源利用效率达到90％，计划到2010年通过提高计算机和伺服器的能源效率，使全世界计算机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每年削减5400万吨。
四、推动实现绿色经济新政
目标的政策措施（一）加大对发展绿色经济的扶持力度
1.积极参与能源技术研发与示范项目，帮助企业穿越技术创新的“死亡之谷”。所谓“死亡之谷”是指从技术发明到技术开发与推广对私营部门变得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以至于他们愿意继续研发和推广技术的这一段时间。在美国，能源部是先进能源技术研发与示范项目的最大的政府投资者，主要负责推动能源技术创新初期的直接融资。同时，其他机构，包括农业部、商务部、国防部、内务部、交通运输部与环境保护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航空航天局等也都制定各自的能源研发示范方案，帮助能源企业开展能源技术创新。部分州政府也在新能源技术的开发与推广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美国能源部的科学办公室负责基础能源科学与研发项目之间的协调工作，支持早期阶段的高风险、高回报研发项目，建立了一个能经受失败并能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的机制，以使项目主持人愿意冒险和尝试。此外，对示范项目和技改研究建立了良好的管理和明确的目标，以及针对有限、分散产品的长期投资和能够在必要时通过结束项目减少损失而不因此遭受惩罚的机制[3](p1240-1247)。
2.大幅度减少能源技术企业和项目的税收，刺激私营部门的研发投资。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和美国商会均建议政府永久减免目前实施的研究与实验项目的税收，并扩大减免税收的研发项目的范围。主要理由有：一是永久减免目前实施的研究与实验项目的税收，将给私人投资者带来更高的预期收益，这一点对于持续多年的研发项目尤为重要。关于研发项目税收减免有效性的综合研究表明，研发成本每降低10％便能刺激短期研发水平增长1％、长期研发水平增长10％。二是在支持私营部门开展研发活动方面，美国已落后于日本等主要经济体。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曾是世界上研发项目税率最低的国家，但是到2004年，美国在研发税收减免方面的排名下降到了世界第17名，远落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目前，美国对研发项目税收的减免比例从20％提高到40％，激发了更多的研发活动，提高了美国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的竞争力。同时，美国进步中心建议，政府还应该对参与在其他国家实施的示范项目的美国企业实行税收减免。
（二）提升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1.积极促成签订有约束力的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协议。如果能够促成此协议的签订，对美国和其他主要碳排放国家的碳排放行为将会形成共同的约束，所有国家均将按照协议要求，约束本国企业实施碳减排，从而在美国强制要求本国企业进行碳减排时，与其他国家企业处于平等的竞争环境，有助于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同时，协议也是解决“碳泄露”和遵守wto问题的最有效方式。“碳泄露”是指实施碳排放限制国家的企业，为了规避本国严格的碳排放限制，将生产场地转移到对碳排放限制不严格的国家，本国碳排放的降低只是向海外转移了，而且也造成了尚未转移的企业与转移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如果签订了协议，主要碳排放国家将均实施严格的碳排放限制，碳排放量较高的企业也就没有必要将生产场地转入其他国家，从而避免了“碳泄露”。如果签订协议的某个国家没有严格执行协议，其他国家可能将对其企业实施制裁，这就涉及贸易壁垒问题以及是否遵守wto有关协定问题，对此可以按照所签订协议的有关规定予以解决，而不必提交wto仲裁。
2.稳步实施对能源消耗量大的出口导向型企业退税政策。目前，由于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性温室气体排放协议尚未签订，因而各国执行的温室气体排放标准不完全统一，甚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实施温室气体排放限制，在此情况下，受美国碳排放限制政策的影响，美国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将会因碳排放限制产生额外成本，降低其国际竞争力。因此，美国政府需要向受碳排放限制影响的企业提供退税。退税只限于设在美国且产品在全球进行交易的制造企业，包括符合特定条件标准的钢、铁、纸浆、纸、水泥、橡胶、基本化学产品、玻璃和铝等。退税采用“基于产量”的刺激措施，对与行业内其他企业相比，在碳排放水平方面每年不断改进的企业予以奖励。
3.适时启动征收边界调整碳许可费。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退税措施仍不能有效提升有关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美国政府将实施所谓的“边界调整”方案。根据该方案，如果一个国家对其碳排放没有足够监管的话，对于那些进口其生产的温室气体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商，将要求其缴纳碳排放许可费，以涵盖进口产品的碳含量。如果没有缴纳碳许可费，就将禁止这些货物进入美国市场。边界调整碳许可费也被称之为“碳关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未实施碳排放限制国家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为美国商品与其竞争创造了公平的环境，有助于提升美国商品的竞争力[4](p35-41)。
考虑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尚未实施温室气体排放限制，且采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实施边界调整碳许可费必须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渡期。目前美国已提出将启动边界调整碳许可费的日期推迟到2020年。此外，在实施退税和边界调整碳许可费过程中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要尽可能的公开和透明，以便有关国家提早准备，以避免不必要的贸易摩擦。
（三）努力提升碳管理能力和水平
1.制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管制与排放权交易方案。实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管制，不仅会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而且按照市场规则通过拍卖方式分配排放许可证还可以合理确定碳排放许可证的价格。碳排放许可证价格的形成又会刺激高效利用能源、促进低碳技术创新和升级、提高清洁能源技术和产品出口能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这将会促使企业、消费者和政府将排放温室气体的成本计入他们的日常工作，并将美国与全球碳信用市场连接起来。此外，拍卖碳排放许可证取得的收入还可用于支持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因此，加快制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管制与排放权交易方案，有助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企业加大低碳技术创新力度，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提升国际竞争力。
2.促进企业提高碳管理水平。碳管理是指促使企业生产的商品碳排放量最小化，并且提供低碳型商品和服务所采取的措施。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管理。企业要求自己的供应商减少零部件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或进一步要求供应商制定削减零部件生产过程中碳排放量的计划。二是碳足迹管理。要求在商品上标明其生产与消费全过程的碳排放信息[5](p76-80)。三是碳信息披露。披露对象是股东、投资者、消费者，披露的主要内容包括削减碳排放的经营战略、碳排放管制所带来的风险、碳排放量等。目前，碳管理不仅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新标准，而且将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确保中长期收益的重要手段[6]（p515-520）。
五、评析与启示
（一）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促进发展绿色经济的技术创新
从奥巴马政府发展绿色经济的实践看，当前绿色经济发展呈现与高科技融合的显著特征，特别是信息技术在其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为此，美国政府出台了多项扶持政策，如积极参与研发与示范项目，帮助企业技术创新穿越“死亡之谷”；大幅度削减能源技术企业和项目的税收，刺激私营部门的研发投资等。我国政府要积极借鉴美国的经验，采取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方式，加大对发展绿色经济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一是加大财政投入，为绿色经济技术创新提供资金保证。对涉及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创新和重大项目，要继续加大财政资金直接投入的力度。二是充分运用财政扶持政策，引导企业进行绿色经济技术创新。财政扶持资金必须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撬动民间资本特别是高新企业的资金投入，增强企业创新绿色经济技术的资金实力。同时，尝试建立“低碳基金”，给予企业绿色经济技术创新直接的资金支持。三是用好税收优惠政策，强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约束作用。如对研发和引进绿色经济技术的企业给予一定额度的税收减免，对生产高科技绿色产品的企业适当下调税率，以增强企业实施绿色经济技术创新的动力。四是加强政府投资、银行贷款和直接融资等多层次、多元化的融资体系建设，尤其是银行要加大对低碳企业技术升级改造、产业链整合项目的支持力度，支持低碳企业进行相关的商业融资、低息融资等，解决促进绿色经济技术创新的资金瓶颈。
（二）积极推动资源价格改革，增强企业创新节能减排技术动力
前文分析表明，奥巴马政府实施的温室气体总量限制和排放权交易制度，虽然在短期内给有关企业带来了额外成本，但由于通过拍卖方式分配温室气体排放量，形成了可预期的碳价格，这将有效刺激企业创新高效利用能源和碳减排技术的积极性，最终实现降低碳排放、提高企业收益与提升美国国际竞争力三者的共赢。因此，我国需要借鉴美国的经验，积极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发挥市场在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虽然在初期因能源价格改革导致能源价格上升，会造成有关企业成本上升，但从中长期看，将会增强企业创新节能减排技术的动力，提升市场竞争力。资源价格改革的核心和重点是建立一个完善的资源价格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资源开采过程中的合理补偿标准（或体现为合理的价内资源税）；二是资源开采、运输、使用过程中的各项成本（直接成本）；三是资源消耗过程中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治理成本（环境成本）。为了克服资源价格改革对民众生活造成的不利影响，政府可通过减税等手段舒缓上游涨价对中下游企业和居民的冲击，同时将资源税所得高效、公平地返还民众。
（三）引导企业积极发展绿色经济，提高国际竞争力
目前，美国政府已经致力于实施温室气体总量限制制度，对本国企业提出了明确的减排目标，并决定于2020年开始对进口商品启动边界调整碳许可费。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也在促进本国企业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的同时，计划对进口商品征收类似于边界调整碳许可费的“碳关税”。上述分析表明，发展绿色经济不仅是提高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我国企业扩大对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出口的重要措施。对此，我国政府和企业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一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贸易结构。政府应引导企业，自主实现低碳技术升级改造，逐渐加大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积极开发绿色新能源，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提高自身的产品竞争力。同时，政府应鼓励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的发展，降低产品碳排放密集度，实现国家产业整体向低能耗、低排放、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转化，以有效应对“碳关税”。二是以应对“碳关税”为契机,加速开征国内资源环境税。一方面对钢铁、焦炭、电解铝等能源密集型产品继续征收高额出口关税,同时大力促进高新产业和服务业的对外贸易,鼓励企业“走出去”,拓展海外投资,以规避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开征的“碳关税”;另一方面加快开征国内资源环境税,对“两高一资”和高碳排放产品加征资源环境税,将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征收的“碳关税”先由国内征收,税收资金可用于发展绿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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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管理措施篇7
一、英国促进低碳的主要激励措施
（一）气候变化税
为了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英国政府在其“气候变化计划”中，提出了一项实质性政策手段，即气候变化税。其实质是一种“能源使用税”，计税依据是使用的煤炭、天然气和电能的数量，使用石油产品、热电联产和可再生能源均可减免税收。该税征收目的主要是提高能源效率和促进节能投资，并非是为了扩大税源，筹措财政资金。其税率按电当量计算，气态燃料为0.15p/kwh（p为英便士，1便士约为0.15元人民币），燃煤1.17p/kg（相当0.15p/kwh），液化石油0.96p/kg（相当0.07p/kwh）、电力0.43p/kwh。自2001年4月1日开始向工业、商业及公共部门（住宅及交通部门、居民除外）征收。在征收气候变化税的同时，英国政府调低了所有公司替雇员交纳的社会保险金比率（调低0.3%）。
该税种一年大约筹措11―12亿英镑。其中，8.76亿英镑以减免社会保险税的方式返还给企业，1亿英镑作为节能投资的补贴，0.66亿英镑拨给碳基金。据测算，至2010年英国每年可减少250多万吨的碳排放（相当于360万吨煤炭燃烧的排放量）。而对于能耗高的产业，企业可与政府协商达成碳减排协议，明确到2010年的减量目标，可减免80%的气候变化税。英国的这一税种，具有极为鲜明的特征。一是采用价格杠杆，提高能源效率，促进能源结构调整（各种能源品种的税率不一样，热电联产、可再生能源可免税）。二是原则上为财政中性税种，总体上没有增加企业税负。三是对于能耗大户不搞一刀切，而是明确减排目标，适当减免税收，维护了企业的竞争力。四是针对工商企业和公共部门（不针对居民家庭）效果好，政治风险低，对选民的直接冲击小。五是形成社会舆论，提高公众意识。因此，英国的气候变化税是一种积极有效、负面影响小的政策工具。
（二）碳基金
碳基金是一家由政府投资并以企业模式运作的独立公司，成立于2001年。公司的目标是通过帮助工商业和公共部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捕获低碳技术的商业机会，从而帮助英国走向低碳经济；其工作重点集中在减少碳排放上，中短期重点是提高能源效率和加强碳管理，中长期重点是投资低碳技术。
碳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是英国的气候变化税，每年有大约0.66亿英镑。
资金使用主要有三个领域，一是促进研究与开发；二是加速技术商业化；三是投资孵化器。在低碳技术的选择上，碳基金注重技术评估的科学性，以降低市场风险；主要筛选标准是碳的减排潜力和技术成熟度，并注重成本效率。在企业选择上，碳基金主要关注年能源成本在300―400万英镑以上的大企业，因为大企业的排放多、能源消耗高。
以企业模式运作的英国碳基金，有着严格的管理和制度保证。一是由17人组成碳基金董事会，其成员来自政府部门、企业界、工会、学术界、非政府组织等，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并且只有在企业界的董事占多数时才能召开董事会，以保证企业的利益不被忽视。二是碳基金公司获得拨款前须提交工作计划及优先领域，然后与政府协商，以保证政府的导向得到体现。三是聘请独立机构进行评估，确保资金使用效率。四是运作的服务导向，使企业在接受服务中受益，自愿节能降耗。五是在低碳技术的选择上，注重技术评估的科学性，用科学的技术筛选方法，降低市场风险。
尽管碳基金的规模并不大，但其运作卓有成效。2003年首期选择了50个能耗高、节能潜力大的大型企业进行试点，提供免费碳管理服务。这能够为企业识别节能和减排潜力，识别投资机会，为企业带来较多的利益。因此，企业一般都乐于接受碳基金所提供的服务。
（三）温室气体排放贸易计划
这一计划于2002年启动，是英国政府控制气候变化战略的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是在欧盟和国际温室气体排放贸易启动前，获得温室气体排放贸易的经验，以保证英国的竞争优势。由于欧盟排放贸易已在2005年开始实施，为了与欧盟的政策相协调，该计划将于2006年12月31日结束。参与这项计划主要途径有三。
一是直接参与，企业自愿承诺一定的排放上限。考虑到这一承诺有风险，政府5年内拿出2.15亿英镑作为奖励资金(每年0.43亿英镑)，用于鼓励企业加入排放贸易。2002年3月24日的拍卖会上，共有34个部门的企业获得2.15亿英镑的奖励资金，条件是到2007年12月年均削减400万吨Co2当量。
二是协议参与，通过与政府签署《气候变化协议》，企业获得80%的气候变化税的减免优惠。如果企业不能实现协议承诺的减排或提高能效目标，企业将补交全部气候变化税。但企业可以通过与其他企业的排放贸易，达到预定目标。协议目标每两年更新一次，并在2010年达到最终目标。协议参加者的排放贸易为每两年一次。除钢铁和航空部门已经承诺了绝对排放上限外，其他42个部门同意达到能效目标，即每吨产品的排放量（碳/吨产品）。钢铁和航空部门可以直接参与排放贸易。
三是项目参与。这一机制目的是鼓励那些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况的单位进行减排，包括电力、交通以及终端用户（如合同能源管理公司，emC）等。参加该计划的主要筛选指标是能否比“正常情况”时实现额外的碳减排。
二、从企业行为看英国激励措施的效果
我们对总部位于苏格兰的纽卡斯尔啤酒公司进行了调研。该公司是全球最大的6家啤酒企业之一，享有欧洲10大啤酒品牌中的3个品牌。2005年，产能超过87亿品脱，年营业额49亿英镑，是英国金融时报指数100家企业之一。
啤酒并不是高能耗行业，但该公司把气候变化作为战略性问题对待。它们认为，一是气候变化可能改变农业生长模式，进而改变公司的原材料供给。二是气候变化会改变消费者行为，如当气温高于33℃时，消费者就会以水来代替啤酒。三是气候变化会影响啤酒生产供水。四是气候变化引起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五是气候变化会给企业生产工艺上带来一些影响。六是存在新的气候政策风险。
作为试点企业，该公司认为，参加碳管理计划有许多好处：一是树立良好商业声誉和企业形象，有利于吸引投资商和股民。二是碳管理实施的能源评估能够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三是减少能源成本风险损失。四是可对未来法律和更高的减排目标尽早采取应对措施。五是减缓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六是培养和完善能源管理队伍。
在试点过程中，经评估该公司约有5.7万吨Co2的减排潜力，相当于目前年排放量的16%。由于该公司跨国经营，为此专门成立能源小组，分析如何应对政府的低碳政策。企业已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把酒糟用于燃料，进行废热回收、酒瓶回收等。
可见，英国企业对于政府的低碳激励政策，应对是积极的，在其决策思维方式上已超出了“节能降耗”的目的，开始形成了气候变化意识。这种意识十分有助于企业配合，主动参与。
碳排放管理措施篇8
关键词：电力企业；绿色低碳；运行发展
一、电网低碳发展的概念
低碳发展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是指在保证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双赢之策”和必由之路。其实质在于提升能效技术、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生态平衡。电网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产业，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载体，在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电网低碳发展目标分解
围绕电网绿色低碳化发展的总体目标，研究其发电侧、电网侧、用电侧的低碳目标，细分形成“降低生产碳排放”、“减少运行损耗”、“负荷整形”以及“用户低碳节能理念”四个子目标。
为实现电网低碳化子目标，剖析智能电网低碳产生低碳效益的具体实施路径，得出包括接纳可再生清洁能源、降低线损、电动汽车发展等6个具体实施路径。
三、电网低碳化运行发展思路
电网低碳化是响应电网企业深化“两个转变”发展方式号召的重要发展思路，旨在通过内部低碳运营，提高自身节能减排，高效运作，推进清洁能源发展，培育电网低碳运营理念和公司低碳管理理念；通过外部低碳引领，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发展，推动电能替代，服务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建设绿色产业链，引导电力用户绿色消费、低碳生活，培育需求侧节能用电理念，促进全社会节能减排。
四、电网低碳化发展的建议与启示
（一）发挥绿色低碳电力生产引领作用推进高效清洁能源发展
建立低碳电源电网一体化规划低碳电源电网一体化规划过程中，电网企业需要将发电侧的碳排放水平纳入电网规划目标中，保证国家制定的电力系统碳减排指标能够充分消化。其次充分发挥能源管理部门在能源领域标准管理方面的作用，尽快完善可再生能源发电电源接入配电网的并网国家标准。
建立发电权交易低碳化，实现电力节能减排和交易共赢。拓宽发电权交易的开展范围，进一步完善电力交易机制。可以尝试推行水火发电权交易。水电超出计划电量和必须跨省消纳的水电电量，由水电企业购买火电机组（本省或受电省）的发电权，以火电机组电价结算该部分电量进行。进一步加强发电权交易和其他电力交易品种的协调衔接，引导市场主体采取理性的市场博弈策略，促进行业良性、健康发展。
（二）充分开发电网企业自身运营全过程减碳潜力
加强基于绿色电网的降损管理，提升低碳化管理水平通过研究针对智能电网的降损措施及整合型的网损管理对策。在坚强智能电网降损环节，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如基于智能电网反馈技术，加强线损统计管理；合理规划输配电路径及新技术应用等方式降低网损，提高低碳化效益。
SF6作为六种温室气体之一，随意排放后产生的温室效应影响是二氧化碳的近2万4千倍。应在智能电网推广建设过程中引入科学的管理手段和技术完善维护措施，减少SF6气体泄漏；并建立完善SF6回收机制。
（三）促进需求侧全面节能，推进电能替代
电网企业应鼓励发展电能替代项目，比如扶持电采暖等政策，对居民相关改造进行适当财政补贴，提高用户的积极性。其次，电网企业还应充分挖掘潜在目标客户，扩大电能市场。同时对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进行终端能源竞争力分析，寻找论证可能存在煤改电、油改电、气改电的领域、行业和设备。只有政府部门、电网企业和市场三者共同推动，才能最终电能替代工程真正成为一项利国利民的举措。
碳排放管理措施篇9
一、边境碳调整措施的类型
关于边境碳调整措施（BorderCarbonadjustments，BCas）的含义，不同的学者和组织都进行了相应的界定。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2007）认为，边境碳调整措施指进口国对出口国未在生产过程中实施同等减排措施的产品采取的单边措施，以此来弥补进口国因采取减排措施而导致的损失。由此可见，边境碳调整措施是一种针对进口产品所采取的贸易措施，通过对来自不符合减排要求国家的进口产品施加一个碳成本，创造一个进口国认为的公平市场环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在2009年关于贸易和气候变化的报告中，把边境碳调整措施分成三类：对碳税或能源税的边境调整、对碳排放交易机制的边境调整和其它边境碳调整措施。
（一）对碳税或能源税的边境调整
碳税是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主要包括两种：一是基于碳含量对化石燃料征收的消费税；二是基于产品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所征收的税。能源税指基于能源含量而征收的税。虽然碳税和能源税的税基不同，但它们都对减少能源消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有一定的作用。
Gatt边境税收调整工作组在1970年的一份报告中采纳了oeCD对“边境税收调整”的定义，边境税收调整指任何全部或部分采取目的地原则征税的财政措施，这种措施使得出口产品与同类国产品相比，能够全部或部分免除在出口国家征收的税，此外，进口国对进口产品征收与同类国产品相似的全部或部分税收。
对碳税或能源税的边境调整是指实施减排措施的国家对来自于未实施减排措施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同类国产品需缴纳的碳税或能源税，对出口产品退还已缴纳的碳税或能源税，以此来保证实施不同减排措施的国家的产品处于同样的竞争环境。
（二）对碳排放交易机制的边境调整
碳排放交易机制指在控制碳排放总量的前提下，碳排放权可以像商品一样在特定市场中进行交易。欧盟于2005年正式启动碳排放交易机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美国和一些其它国家也把碳排放交易机制纳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中。碳排放交易机制为碳排放设置了一个上限，在限额内这种市场机制可以促使碳排放的企业合理使用配额。
对碳排放交易机制的边境调整是指进口商或国外出口商被要求在拥有排放权的前提下，其产品才能进入进口国。一般来讲，此种措施要求进口商或国外出口商提交排放配额或排放信用，以此来抵消进口产品的竞争优势；或者要求进口商或国外出口商在进口国市场以与国内产业同等的条件购买排放配额。
（三）其它边境碳调整措施
为了促进某些国家加强实施减排措施，其它的边境碳调整措施也被提出来。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对来自于未实施减排措施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进口费或高关税，因为有些学者认为未实施减排措施等于给予了进口产品变相的补贴，应该予以惩罚；另一类是针对运输环节，如对过境货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征税。
二、边境碳调整措施在操作中的困难
（一）测定特定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困难
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需要对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精确测定，但目前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能源管理和监测方面水平较低，各国产品生产过程中燃料与能源的种类及使用效率等存在不同，因此精确测定特定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非常困难，尤其是对能源投入在最终产品中没有物理体现的产品。
目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主要提出两种解决方法，一是产品进口时提交其生产过程中涉及排放问题的相关证书或标志；二是按照进口国的“主要生产方法”或“现有最佳技术”测定进口产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一种解决办法的困难在于国外生产者不愿或无法提供其产品生产过程的相关信息；第二种解决办法虽然不用识别进口产品的具体生产方法，但“现有最佳技术”的确定存在一定的困难，而且还必须被贸易伙伴所接受。此外，若出口国采用的生产方法和技术比进口国的“主要生产方法”或“现有最佳技术”还先进，那么该方法对这类出口国就有失公平，不利于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目标的实现。
（二）排放交易机制中碳价格确定的困难
在排放交易机制中，碳排放配额的分配有多种方式，既有免费分配的，也有以拍卖的方式从政府购买的，还有在排放交易市场中购买的，这样就使得排放交易机制中碳价格的确定非常困难。碳价格不确定，就无法恰当实施对碳排放交易机制的边境调整。确定排放交易机制中碳价格的关键在于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而实际上各国由于发展水平和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差异，建立碳排放交易机制将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三）认定同类产品的困难
Gatt（1994）非歧视原则适用于“同类产品”，但其文件中并没有对“同类产品”给出明确的定义。在认定“同类产品”的过程中，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能否基于生产方法和生产过程（non-product-relatedproductionandprocessmethod，简称npRppms）来认定。一般来说，Gatt（1947）禁止基于生产方法和生产过程来认定同类产品的做法。wto上诉机构在两次金枪鱼―海豚案中判定美国不能由于捕捞方法的不同而对进口产品进行限制，但是在海虾―海龟案中，虽然谴责了美国采取的歧视措施，但是认为这些歧视措施有其存在的基础。可见，海虾―海龟案的判决中虽然没有明确认可npRppms，但认为在某些条件下，这些歧视措施符合Gatt第20条的例外条款。这就使得基于npRppms来认定同类产品的做法变得模糊，由此可能引发某些国家寻求实施基于此法的贸易限制措施，不利于国际贸易的顺利发展。
（四）确定适用范围的困难
根据边境碳调整措施的现有规定，该措施将会适用于因为实施减排措施造成竞争力下降或存在碳泄漏风险的行业，而确定这些行业在实际操作中是非常困难的。首先，这些行业的标准不明确。其次，相关行业竞争力的下降或转移是否是由于实施减排行动引起的也不易确定。再次，若边境碳调整措施适用于制成品行业，由于制成品涉及多种原材料和零部件，而它们又有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搜集相关能耗及排放数据存在极大困难，因此降低实际操作的可行性。
（五）确定实施目标国的困难
边境碳调整措施实施的目标国主要针对未实施进口国认可的减排措施的国家，如美国在2009年《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中规定，对来自未采取“相当”（comparable）减排措施的国家的某些进口产品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其中，“相当”一词缺乏明确的解释，这就容易造成确定实施目标国的困难。在相关术语没有达成一致的前提下，若进口国武断地对某些国家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不仅会造成贸易争端，还会阻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三、边境碳调整措施实施的可能效果
（一）保护进口国相关产业竞争力
实施减排措施的国家认为，无论是采用碳税还是采用排放交易机制，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相关产品的成本，从而影响企业或行业的竞争力，尤其是那些易发生竞争力损失的行业，如钢铁行业、水泥行业、造纸和纸浆行业、化工行业等。
关于边境碳调整措施对保护进口国相关产业竞争力的问题，虽然有些学者（ismer&neuhoff，2007）认为该措施能够有效弥补实施减排措施所带来的产业竞争力的损失，但是大部分实证研究显示保护效果有限，且这种效果取决于碳调整措施的具体实施方式。
实证研究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主要是因为减排措施对相关行业或企业带来的成本增加在总成本中的比例很小。此外，许多国家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竞争力损失问题，采取了一些补偿机制，如对能源密集型产业采取全部或部分减税。因此，边境碳调整措施对保护进口国相关产业竞争力的效果有限。
（二）防止碳泄漏
碳泄漏是指由于某些国家采取了强制减排措施，而未采取强制减排措施的国家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的情况。实施严格减排政策的国家认为，碳泄漏不仅会使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而且还会导致本国碳密集型产业转移，进而影响本国的就业和产出。边境碳调整措施通过增加进口产品的成本，降低进口产品的竞争力，可以抑制对外国碳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从而降低外国碳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或阻碍本国相关产业转移至外国，以此来防止碳泄漏现象的发生。
对于碳泄漏的研究，国际学术界一般采用碳泄漏率来衡量减排政策的影响。虽然碳泄漏现象存在某种理论上的风险，但由于碳泄漏衡量问题的复杂性，迄今为止，国际学术界对碳泄漏幅度的研究结果差异很大。大部分学者认为，边境碳调整措施对防止碳泄漏有一定的效果，但对这种效果的大小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三）促使有关国家承担强制性减排责任
承担强制减排责任的国家认为，若某些发达国家或温室气体排放量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强制减排责任，就会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带来严峻挑战，因此希望通过边境碳调整措施对这些国家施压，促使这些国家承担强制性减排责任。2006年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提议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时，明确表示此举在于使美国重新回到多边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但实际上，此举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美国仍然游离于多边约束机制外。美国在联邦气候政策中也提到了将对没有采取与美国相当措施的国家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此举在于迫使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承担强制性减排责任。
边境碳调整措施能否促使其它国家履行强制减排措施？大部分实证研究认为边境碳调整措施的这种影响力不足。Houseretal（2008）认为美国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对中国影响不大，因为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五类碳密集型产品只占中国经济产出的0.2%，即使算上对所有国家的出口，也只占中国GDp的1%。
由于边境碳调整措施所涵盖的非减排国家出口商品的种类非常少，只能对某些特定行业造成不利影响，对非减排国家的整体经济影响非常有限，因此这种措施很难成为约束非减排国家承担强制性减排责任的有效工具。此外，边境碳调整措施还容易引发相关国家的冲突，阻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
四、中国应对边境碳调整措施的策略
（一）密切跟踪和研究边境碳调整措施的进展
目前，国际上提出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的主要是欧盟和美国，因此应密切注意它们关于边境碳调整措施的规定。欧盟最新的排放交易指令2009/29/eC扩大了原有排放交易机制的实施范围，并将其纳入到“气候行动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中。该计划将实施“碳均衡制度”，即对进口商应用欧盟内部的标准，如要求其提额。该项规定主要是为了保护欧盟内部的碳密集行业及贸易暴利行业。美国在2009年《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中规定，自2020年起，对来自于未采取与美国相当措施的国家的某些进口产品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此外，在2018年1月1日前，其它相关国家若未能与美国在温室气体减排领域达成多边协议，该法案将授权总统建立一项国际储备配额计划，要求进口商品只有在进口商购买或提交国际储备配额前提下才能进入美国市场。虽然欧盟和美国在相应的立法中都对边境碳调整措施进行了规定，但其将来是否实施，什么时候实施及实施的具体形式都有可能会随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密切跟踪和研究边境碳调整措施的进展，将有利于我国在应对上做好准备。
（二）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并提出相应主张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是当今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最重要的机制，我国要积极参与其中，要对边境碳调整措施提出相应的主张。首先，坚决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个原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领域内达成的共识，应该共同遵守。而边境碳调整措施的现有安排违反了该原则，为了更好地推进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进行，发达国家不应对发展中国家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其次，坚持在多边谈判框架下来探讨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反对单边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由于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气候状况是一种公共产品，因此只有在多边体制内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反对以边境碳调整措施为代表的单边解决方案。再次，团结其它的发展中国家，以共同应对发达国家提出的边境碳调整措施。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具有相似的利益诉求，边境碳调整措施总体上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基于共同的利益，我国应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有利于更好地应对边境碳调整措施。
（三）寻求法律解决途径
发达国家一旦对我国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引起与贸易有关的冲突，我国可以利用wto和UnFCCC的相关规定，利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我国的贸易利益。首先，若发达国家维持边境碳调整措施的现有设计，这违反了UnFCCC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wto的“非歧视原则”等，那么这种边境碳调整措施是不能适用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其次，若边境碳调整措施的现有设计有所改变，试图从wto例外原则上寻求突破，进而可以合理地对发展中国家实施该措施，因此，我国要认真研究wto例外原则以及与此相关的判例，从中提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证据和主张，来对抗发达国家对我国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再次，即使边境碳调整措施可以实施，我国也要寻求对自身有利的策略。因为边境碳调整措施中涉及的一些术语缺乏明确界定，如美国提出的“类似的努力”（comparableefforts）。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国可以和相关国家和机构进行磋商，尽量降低边境碳调整措施对我国的不利影响。
（四）积极减排，走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
虽然发达国家提出边境碳调整措施主要是为了维持自身竞争力，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但是目前气候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若不改变这种状况将会对人类生产和生活带来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我国要在自身能力许可的范围内积极减排，走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一方面，我国通过采取积极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减少发达国家对我国实施边境碳调整措施的可能性及实施力度，最大程度地降低边境碳调整措施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为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子孙后代的利益，低碳道路是我国必然要做出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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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齐炜.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边境碳调整措施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1.
碳排放管理措施篇10
关键词:碳交易市场；法律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DF46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604(2012)03-0022-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FX080）
作者简介：李挚萍，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从事环境资源法研究；程凌香，博士研究生，从事环境资源法研究。2010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国内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并在2011年德班气候变化大会上承诺愿意有条件接受2020年后的量化减排协议\[1\]，这将使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减排压力，建立国内碳交易机制和市场迫在眉睫。影响碳市场未来的因素很多，其中最具决定性的是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框架约定和各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与碳交易相关的法律政策包括三个层面：对碳交易制度有影响的宏观法律政策、建立碳交易制度所直接需要的法律依据、规范碳交易有序进行的交易规则。这里之所以将法律法规和政策作为一个整体来谈，首先是因为基于政治原因，制订相关法律法规的难度大，许多国家的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战略的行动计划首先体现在国家和地方的政策之中；其次是由于碳交易在各国都是新生事物，通过灵活性较强的政策先行调整有助于逐步完善碳交易的规则体系。本文主要从以上三个层面分析碳交易相关立法政策的现状、中国存在的差距及需要努力的方向。
一、对碳交易制度有影响的宏观法律政策
（一）国际层面的法律基础
目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nationsFrameworkConventiononClimateChange,UnFCCC,以下简称《公约》）以及《京都议定书》（Kyotoprotocol,以下简称《议定书》）是各国气候变化立法的主要国际法依据。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参加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155个国家签署了《公约》，其第2条提出的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能够可持续地进行的时间范围内实现”。第3条明确规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风险预防及最低成本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约》在规定所有缔约方应承担的义务的同时，为附件一国家即发达国家缔约方规定了不同的义务。同时，《公约》第一次采用了“共同执行”的条款，指出通过国际合作完成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方式，这也被视为议定书中“三大交易机制”的起源。
1997年12月11日，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议定书》，其对碳市场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明确了市场机制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全球高效减排的重要作用，刺激各国探索利用市场机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也堪称最成功的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和碳市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二是制定了三种市场机制，即国际排放交易机制（internationalemissiontrading,简称iet）、联合履约机制（Jointimplementation,简称Ji）、清洁发展机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简称CDm）。三是为发达国家设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量目标。这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迫使签约国家将这份国际协定中的义务转化为国内法律和义务，促进了国内碳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二）国外的立法实践及借鉴
为发展低碳经济，实现减排目标，世界主要国家都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激励机制。但因各国政治经济体制、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等的不同而使环境保护法律及制度设计各异。
欧盟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积极推动力量之一，为保证其成员国实现在议定书中承诺的减排目标，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温室气体减排的政策和法律，构成了欧盟范围内的规范体系。欧盟委员会于1998年的《气候变化:后京都时代的欧盟战略》(ClimateChange:towardsaneUpostKyotoStrategy)\[2\]中首次提出“建立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设想，并于2000年正式将排放交易体系作为履行议定书义务的可能措施写入欧盟委员会《欧盟气候变化计划》(europeanCommission.europeanClimateChangeprogramme)\[3\]，在该框架下，欧盟及其成员国以及各利益相关集团都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成本效益的减排措施，其中就包括建立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和进行相关立法。同年在《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绿皮书》(europeanCommission.GreenpaperonGHGemissionstradingwithintheeuropeanUnion)\[4\]中，碳排放交易正式成为欧洲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一个主要部分\[5\]106，绿皮书中提出排放交易“将是(欧洲)共同体履行(减排承诺)策略的一个基本和主要的部分”，描绘了覆盖全欧盟的排放交易体系的大概轮廓，并建议该体系从2005年开始生效，以便共同体及其各成员国在2008年国际排放交易机制实行之前获得经验。
绿皮书后，排放交易制度在欧洲的地位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2008年1月23日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气候行动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ClimateactionandRenewableenergypackage),同年12月17日获欧盟议会正式批准。与以往政策相比，在关于排放交易方面该计划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新特点：一是从更加积极的层面扩大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二是制定了符合公平效率原则的责任分担机制；三是制定约束性可再生能源目标；四是制定了碳捕获和封存(CarbonCaptureandStorage,简称CCS)以及环境补贴的新规则。
以上法律政策不仅成功将碳排放权转变为具有商业价值的商品，使欧盟站在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制高点，促进了成员国国内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建立，增加了欧盟排放贸易体系中参与者的积极性，鼓励各方低碳技术领域加大投资，引导其市场参与者选择最为经济的方式实现限制排放的目标并达到其减排标准，确保欧盟整体以最经济的方式履行《议定书》的减排承诺，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强制性减排交易体系和制度树立了榜样。
英国于2000年11月的《英国气候变化方案》（UKClimateChangeprogramme,简称UKCCp）是英国实行碳减排交易的重要政策基础,该方案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英国排放贸易机制（UKemissiontradingScheme,简称UKetS），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跨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详细表明了英国如何实现在2008—2012年期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之下减少12.5%的京都目标以及如何进一步实现到201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之下减少20%的国内目标。最让世人关注的是2008年《气候变化法案》(ClimateChangeact2008)的出台，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而建立具有法律约束性长期目标的国家\[6\]30。该法案设定了一个全国性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中长期目标：以1990年为基准，英国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到2020年要减少34%，到2050年减少80%，同时就管理和应对气候变化提出了新的建议和措施。2010年4月颁布了《能源法案》(energyact2010),引入了碳捕获和封存激励机制和强制性价格补贴政策，这些政策和法律是英国对国际社会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呼吁的回应，展示了英国致力于寻求解决气候变化难题的决心，也为英国减排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效的保证。
美国虽然拒签《京都议定书》，但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的国会议案，如《清洁空气法修正案》(theCleanairactamendmentof1990)、《气候管理和创新法案》(ClimateStewardshipandinnovationactof2007)、《全球变暖污染控制法案》(GlobalwarmingpollutionReductionactof2007)、《气候管理法》(ClimateStewardshipactof2007)、《减缓全球变暖法案》(GlobalwarmingReductionactof2007)、《低碳经济法案》(LowCarboneconomyactof2007)、《气候安全法案》(ClimateSecurityactof2007)、《美国电力法案》(americanpoweractof2010)等，这些法案通过为中长期温室气体排放量设定阶段性减排的比率目标以及对各种减排措施进行规定，控制整个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2007年10月提出的《安全气候法案》(SafeClimateactof2007),包含对全部六种温室气体运用科技手段、经济手段、外交手段进行非常综合的管理控制，为联邦层面的碳市场机制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法律政策基础\[7\]。
（三）中国的现状及努力方向
我国与碳排放交易相关的宏观法律政策已基本具备。2007年6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正式颁布实施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是我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面的政策性文件，也是发展中国家颁布的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此方案对今后我国要采取的举措和达到的目标进行了全面的安排和部署，可以说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纲领性文件。2011年我国出台一系列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政策支持力度更是前所未有，3月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探索建立低碳产品标准、标识和认证制度，建立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制度，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8月颁布《“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提出要推进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完善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建立健全排污权交易市场，研究制订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的指导意见。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建立自愿减排机制，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1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白皮书，指出“十二五”期间，中国将重点从“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包括逐步建立跨省区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等11个方面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11月17日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要求推进环境税费改革，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12月先后了《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和《“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在规划中提出要“健全排污权有偿取得和使用制度，发展排污权交易市场”；要求“十二五”期间将探索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包括建立自愿减排交易机制、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加强碳排放交易支撑体系建设等内容，对“十二五”期间开展节能减排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作出了全面部署。
此外，我国先后颁布或修订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法律中也确立了大量有利于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法律制度和措施，如《矿产资源法》(1996修订)、《电力法》(1995)、《煤炭法》(1996)、《节约能源法》(2008修订)、《可再生能源法》(2010修订)、《循环经济促进法》(2008)、《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5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修订)、《清洁生产促进法》(2002)等。
从上述情况看，我国政府对碳交易、碳市场的理念和机制的认可度已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从政策基础、法律框架还是市场监管等角度来看，碳市场的发展还缺乏实施的基础，主要表现在：一是以政策为主导的规范体系缺乏权威性、确定性和可操作性。目前，中国的碳交易主要是依靠政府及其政策等单一的行政手段推进，市场机制十分缺乏。二是缺乏国家层面的气候变化法。在中国温室气体是否为一种污染物定性未明，现有的污染物控制制度及措施、法律责任能否用于温室气体减排领域尚不清楚，温室气体的监管机构尚未明确；此外，目前的环境法律责任太轻，执法不到位等情况还较为普遍。这都表明我国还没有形成较为完善的控制温室气体的法律制度体系，这也导致实行碳交易还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
“十二五”期间，我国应积极推进气候变化立法进程，以此作为统筹碳市场发展的重要法律基础，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法规，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机构及其职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与规划，减缓气候变化的主要领域和制度措施，适应气候变化的主要领域和制度措施，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创新等内容做出规定\[8\]，为我国碳市场机制的建立提供最基本的法律基础。通过宏观政策引导作用，利用税收、信贷等经济手段，引导排放企业的碳交易行为，保证碳交易市场的稳定运行。同时，还应制订重点企业和项目合作的激励措施，对新进入的企业，对积极减排、积极出售排放权的企业，应依据企业的生产技术及条件给予适当的有偿分配激励政策，完善碳交易市场竞争机制。在条件成熟时，修改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具体规定控制温室气候排放的措施、义务和法律责任。
二、建立碳交易制度所直接
需要的法律依据（一）国外的立法实践和借鉴
碳商品主要依靠法律来决定它的可交易程度和交易规则，立法对碳市场的发展起到基础和保障作用。美国区域温室气体行动(RegionalGreenhouseGasinitiative,简称RGGi)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hicagoClimateexchange,简称CCX)的发展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证。RGGi是美国第一个强制性、市场驱动的二氧化碳总量控制与交易的体系，也是全世界第一个拍卖几乎全部配额而不是通过免费发放形式运作的碳排放交易体系，2009年RGGi启动当年的交易额约为同期CCX交易额的三分之二，次年其交易额迅速增加了10多倍，而CCX的交易额却降低了84％，此时RGGi的交易额是同期CCX交易额的43倍多\[9\]。很显然RGGi的发展比CCX要好得多。究其原因，RGGJ覆盖州的10个州的政府在立法上采取了具体行动,而芝加哥交易所的碳交易缺乏联邦和地方政府层面的立法支持，从而限制了它的发展，最终导致CCX在2010年12月31日结束了其开展整整八年的碳限额交易。
立法能够有效抑制市场失灵和负外部性，因此，为了保护碳市场的健康发展，政府应该针对碳限制和碳交易制定相应的法律，规定明确的市场规则和控制目标。否则人们无法看到碳减排的政策走向及市场的长远前景，严重影响他们加入市场的意愿和决心。目前,美国虽然还有美联邦层面的碳交易法律法规，但各州先于联邦出台了碳交易法律法规，这些法案虽然只是区域性碳排放权交易法律体系，但是它们都致力于美国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排放权交易，将诸法案与其他法案的接轨也考虑在内\[10\]。另外，从近年美国各项法案的内容来看，一系列对于排放配额的分配、拍卖、储蓄、借用和交易以及减排信用额度的取得与使用等相关方面的规定均为碳交易机制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
欧盟2003年10月出台的《在欧盟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机制指令》（Directive2003/87/eC）是欧盟规范碳排放权交易的基础性法律文件。指令为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配额交易机制设计了基本原则和制度，规定了排放交易机制适用的范围，温室气体排放许可的条件和内容，排放权批准、分配、转让、放弃和注销的相关方法和程序，成为欧盟排放交易机制运行的最根本的法律保障。2004年，欧盟对该指令进行了修改，增添了将欧盟排放权交易机制与《京都议定书》的灵活机制连接的内容（被称为“连接指令”），该指令的核心是承认《议定书》项目机制的信用额相当于欧盟排放交易机制的排放配额，允许欧盟排放交易机制内的企业使用项目机制的信用额以满足其减排义务，从而搭建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与京都机制以及其他国家如日本和加拿大的排放交易机制的桥梁。2009年，欧洲委员会对排放权交易机制指令进行了再次修改，改善并扩大了现有的排放权交易机制的适用范围，并将由在第一和第二交易阶段所适用的成员国设定各国排放总量的方式转为由欧盟委员会设定唯一的欧盟整体排放总量，同时规定从第三交易阶段开始拍卖将逐步代替无偿分配的方式。此外，在成员国国内法层面，国家分配方案(nationalallocationplan,nap)则是保证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运行的基本前提。
（二）中国的现状及努力方向
一个完整健康、高效的碳市场需要具备诸多条件：首先要明确设置碳排放总量，使碳排放配额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目前，国内还没有明确的减排配额体系，即使确定排放总量，技术手段也难以确保碳排放额的公平分配，在诸如碳交易标的物的确定、排放源的监测核查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其次要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对排放额度进行监督管理。同时还要建立独立的第三方核证机构，形成较完善的统计、监测、核查体系和监管制度等，确保碳交易产品减排量的真实可信\[11\]。这些都需要用完善立法加以解决。
我国至今尚未出台全国统一的关于碳交易的法律。对二氧化硫等大气污染物实行总量控制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等规定也都散见于《大气污染防治法》及《水污染防治法》等单行法中，与之相配套的相关法律法规也不健全。我国目前唯一的碳排放交易方面的法律法规是2005年10月12日由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外交部和财政部联合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但因只是一部针对CDm项目运行管理的部门规章，其法律位阶较低，适用范围有限，而且该办法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双方的权利、法律责任和义务、技术转让、防止价格恶性竞争等方面都没有明确规定。尽管这些年我国在二氧化硫排放交易试点过程中取得一定成功经验，一些已经实施或者将要实施排污交易制度的地区在地方立法或者规章中对排污交易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详细规定，如《江苏省电力行业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2002)、《山东省电力行业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暂行管理办法》(2007)、《湖北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试行办法（草案）》(2008)、《浙江省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暂行办法》(2010)、《湖南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暂行办法》(2010)等,但由于只是地方性法律法规，如果发生跨地区交易，则需要更高层次的法律来规范跨省或市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我国排污权交易实践证明了法律保障的重要性。我国于2000年在修订后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将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进行了法律确认，理论上具备了二氧化硫排放交易的政策基础，然而相关实施细则在此后的十几年一直未能出台，得不到体系内的法律政策的支撑、辅助与配合，排污权交易在推行过程因孤立无援而收效不佳。
因此，我国推行碳交易制度必须立法先行：首先，应制订一部囊括排放权交易基本问题的专门性法律，如《温室气体排放法》，其内容包括碳排放权的法律定义与属性，碳排放权的许可、分配、交易、监测与管理、碳排放权交易的资格与范围、碳排放权交易双方和权利义务、碳权交易场所资格与管理、违反相关权利义务的法律责任及纠纷的解决等等。其次，出台与之相关配套政策法规，主要是指行政法规层面对我国开展碳排放交易的管理规定，主要内容应当包括碳交易试点的区域范围、行业部门、管理机构、运营机构与监督机构的设置、总量目标与配额分配、交易、监测与管理规则等。另外，还需要制订一系列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我国碳排放交易的具体操作进行规定，主要是对上述两个方面法律规定的细化和补充\[5\]344。在推进碳交易市场过程中，不仅排放交易制度要立法，而且相关配套和支持政策也要立法，除了基本的法律法规条款之外，实施细则、法律解释、部门规章、地方法规等也要尽快确立和颁布，否则有可能会出现与二氧化硫排放交易试点相同的问题。
三、规范碳交易市场的法律
（一）国外的立法实践和借鉴
2008年英国在其制定的《关于碳抵消交易出售者的最佳行为指南草案》（DraftCodeofBestpracticeforCarbonoffsetproviders）中，鼓励低碳生产、生活，减少碳排放；避免碳排放的转移；确保碳减排计划持久；碳减排量在交易前需经过认证，且认证方法和程序必须透明；避免对碳排放进行重复计算等，其目的在于增加消费者对碳抵消交易及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作用的理解和消费者对碳抵消交易产品环保性及其价值的信心，向英国碳抵消负责部门提品质量及认证标准，发展并保持英国在全球碳市场乃至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地位，并为全球碳交易市场提供强有力的政策基础。
2008年由澳大利亚商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CarbonClaimsandthetradetradepracticesact)公布的《碳主张和交易实践法》对企业碳主张规定了相关权利和义务，企业不能有误导或欺骗行为，需要对其碳主张进行准确描述；在交易时，要对其减排量进行认证，保证其质量符合随后出台的《国家碳抵消标准》，同时明确了相关政府机构的职责\[12\]33。
在规范碳交易市场的交易行为中，碳交易所的行业规则至关重要。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交易所的规则集中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交易主体资格的审核。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对进入交易所的交易主体从申请者的行为能力、机构设置、准入标准、授权许可等方面都做了严格规定，并且交易所对申请者的排放情况、检测报告和排放量报告的准确与可靠性负有复核权，只有符合这些规则的申请者才能成为交易所的会员会员制是国外各大交易所的共同特点。欧洲气候交易所根据参与目的不同将会员分为三类，分别是：以办理自己的业务为主也为客户办理业务的普通参与者、仅办理自己业务的贸易参与者和办理自己的业务并为个人参与者办理业务的个人参与者。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会员也分三类：一类是基本会员，另一类是协作会员，还有一类是参与会员。英国对碳排放权交易的参与者则分为直接参与者、协议参与者、项目参与者和没有减排目标和减排项目的个人和组织四类。。
二是注册与交易平台。注册系统不仅承担着排放配额的在线储备功能，还负责记录配额的持有、交易、排放及履约提交情况。注册系统的效率、安全以及是否与交易平台匹配是一个排放交易体系能否有效地发挥经济功能的硬件基础，也是衡量该排放交易市场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eUetS不仅每个成员国都设有一个全国性的交易平台，而且在欧盟层面还有一个独立的集中注册平台，即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独立交易日志(CommunityindependenttransactionLog,CitL)，它将所有成员国的国家注册平台链接起来，追踪并记录了这些交易平台所有的发售、交易、取消或存储eUa的信息，成员国还需向该注册平台报告管制对象的配额和核实排放量数据。该交易平台于2008年实现了和联合国独立交易日志(independenttransactionLog,itL)的对接。
三是交易的产品与标准。目前国际碳市场交易的标的物主要包括配额(allowance)和信用(Credit)两种，交易的产品形式主要有现货、期货和期权交易。交易标准则因交易的形式不同而不同，主要包括黄金标准(GoldStandard,简称GS)、自愿碳标准(VoluntaryCarbonStandard,简称VCS)、自愿性核证减排标准(StandardforVerifiedemissionReductions,简称VeR+)，以及中国国内温室气体减排标准——熊猫标准(pandaStandard,简称pS)等。
具体到交易的程序和交易规则,如登记注册、碳排放配额的监测、报告与核实、碳排放配额的转让程序和方式、碳排放配额的上交、碳排放配额的清除、碳排放配额的储存、碳排放配额的注销、交易清算、交易登记等则与其他期货商品基本无异。
（二）中国的现状与努力方向
建立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制度的核心问题是设定国家强制碳减排的目标，将企业的自愿减排转变为强制参与，从而实质推进我国碳交易发展。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尚不具备承担温室气体减排国际强制性义务的条件，与碳交易紧密相关的强制减排立法时机尚不成熟。因此，碳交易目前相关立法中应与《公约》及《议定书》内容保持一致，主要是体现法律引导而非强制。即将出台的《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办法》将从交易产品、交易主体、交易场所、交易规则、登记注册、监管体系等各个方面，对自愿减排交易市场进行详细的界定和规范。该办法的出台必将带动更多中国企业参与国内自愿减排市场，推动自愿减排市场蓬勃发展\[13\]。但是由于在这个办法涵盖的内容有限，没有对自愿减排标准及定价规则进行规定，此外，碳交易过程涉及的规则众多，不是一个办法可以解决的。
另外，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碳交易场所，没有统一的碳交易规则可以遵循。虽然近几年我国一些地方性碳交易场所不断成立，但这些地方性的碳交易所存在着人为的市场分割现象，严重影响到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自2008年北京、上海和天津成立了三大环境交易所之后，武汉、重庆、广州、大连、杭州等城市纷纷跟进\[14\]。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正在筹建的碳交易所已经多达100多家\[15\]。从实际效果来看，由于目前国内尚未赋予碳排放权商品属性，也没有形成碳排放权的分配机制，碳交易所大多并无实质性业务，只有一些零星的交易，没有形成规模。同时，由于市场交易主体严重缺失，众多企业对碳交易还没有形成概念，也不知道该怎么交易。尽管也有部分企业投身自愿减排行列，然而，自愿减排的企业并非主流。在碳排放难题集中的钢铁、化工、冶金、建筑等领域，碳排放大户鲜有去交易所进行碳交易。
因此，制定碳交易法律，完善碳交易规则，建立起值得依赖的碳交易体系和国内统一的碳交易场所当务之急。具体内容应当包括：第一，确立交易主体会员制度，为注册会员提供全国统一的碳交易数据记录服务；第二，为注册会员提供全国统一的会员交易往来信息和市场价格行情信息；第三，有效协助注册会员减少排放，监督会员的交易执行情况；第四，处理交易所内每日的活动信息，并将当日所有处理结算后的交易数据传达给注册会员，提供市场监视和确定的排放数据\[16\]。第五，在建立我国碳交易场所的过程中，我们还应充分吸收国外先进国家的经验，与相关机构密切合作，建立与国际市场接轨的交易平台，开发与国际挂钩的期货、期权交易，使二氧化碳排放权可在国际上自由流通，丰富我国碳交易的金融产品品种，客观上增加碳市场的流动性，并增加我国在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从而增强我国在国际低碳经济中的竞争力\[17\]。
此外，一个严密、灵活、应对能力强的监管体制对碳市场的健康发展也就至关重要。如何衡量碳交易市场的绩效，如何保证碳排放总量的限额没有被突破，如何杜绝碳市场的操纵和垄断现象，这些都需要一个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所以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建议建立一个由环保部门、金属监管部门和交易所等有关各方协调的三级监管体系。环保部门负责碳交易权的总量控制以及碳排放监测标准和操作办法的制定；金融监管部门对碳交易市场的正常动作进行监管；交易所主要功能是包括制定交易环节、结算环节、交割环节和违约处理方面的制度，反映给环保部门等主管部门，监控企业碳排放权数量的登记和交易，另外交易所还应起到市场价格监测，交易操作等职能。
四、结语
碳市场作为一种外部性产品市场，难以自发生成，碳市场由法律政策催生，注定其从诞生之初便带着政府创立的鲜明色彩。宏观法律政策是碳交易机制形成的基础；与碳市场直接相关的法律是碳交易长足发展的关键；具体的交易规则是碳交易得以顺畅进行的保证。我国在这三方面存在问题：一是宏观法律政策不健全。二是专门法律有缺失。三是具体规则不完善。可能的应对方案是明确政策导向、制定《气候变化法》和完善相关配套机制；制定《温室气体排放法》及相关配套和支持政策，实施细则、法律解释、部门规章、地方法规等也要尽快确立和颁布；尽快出台《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办法》及具体的碳交易规则。
在碳交易市场的建立过程中，要处理好几个重点和难点：一是要注意公平与效率的冲突与协调。公平性与效率是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中的两个主要准则，公平性原则下，难免牺牲效率；效率原则下，又不能保证公平。现阶段在碳交易市场的建立过程中，如何体现公平原则优先，效率原则为辅助，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双赢，应当着重考虑；二是要注意排放权分配中的多种利益的平衡。碳交易主体拥有合法的碳排放权是碳交易的前提条件。如何通过构建碳交易法律制度，实现地区间、行业间和企业间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的公开、公平、公正是整个碳交易市场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三是注意处理好碳排放权交易与碳减排执法、法律监督、处罚机制的关系。完善的法律需要良好的执法、监督和处罚机制来体现，如果这些机制缺失，再完善的法律也会形同一纸空文。如何有效发挥执法、监督和处罚机制的作用，是保障碳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最终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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