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管理的特征篇1
关键词：泥石流；油气管道；危害特征；对策
前言：泥石流这种地质灾害的破坏力较大，且发生时间短，虽然其活动范围有限，但在发生过程中仍然会为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大损失。如果油气管道埋藏地区出现了泥石流，那么就很有可能产生造成管道外漏现象，对管道的运行安全产生威胁。因此，需要分析泥石流对尤其管道产生的危害，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对危害进行防控的相关对策，以保证油气管道的安全。
一、危害特征
我国疆域辽阔容易产生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地区较多，如甘陕地区、新疆地区等，这些地区岩体的完整性相对较差，风化程度高，有很多倾斜的洪积平原，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频率较高。祁连山地区的泥石流灾害发生比较频繁，一般发生在降水强度相对较大的六七月份，大量的降雨为泥石流提供了有利的水源条件。泥石流在发生过程中会产生非常强大的冲刷力与淘蚀力，很容易削减管道埋藏深度，甚至导致管道外漏，从而威胁管道运行安全[1]。从我国西气东输工程线路来看，泥石流灾害的发生地域较广，但发生频率并不高，所以，泥石流灾害的突然性更强，破坏程度也相对较大，对油气管道有很大的潜在危害，需要重视平时的预防与控制工作。
二、危害机理
泥石流这种地质灾害有着很强的突发性与破坏性，其对油气管道的危害机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管道选线方面
在油气管道的铺设过程中，选线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选线工作做得好，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自然灾害对管道的影响，反之，则会导致工程付出更大代价，甚至整个线路都无法使用。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其一，对泥石流的危害性评估不准确，让管道处于泥石流的潜在发生区；其二，没有在选线以前完成对泥石流的危害性评估，导致在选线时对灾害没有充分考虑，未对灾害危险性评估结果进行充分利用[2]。
（二）在建管道方面
在对油气管道进行施工的过程中，地质环境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施工产生一些扰动，包括工程载荷、水文变化、开挖堆填、热力作用、爆破震动等，在这些扰动中，水文变化与开挖堆填是对地质环境产生影响较大的两个主要方面，会对环境产生一些灾害性效应。在管道施工过程中，如果存在边坡失稳、水土流失、水文变化等情况，再遇到强降雨或地震，就很容易诱发泥石流，不仅会破坏在建管道，还会威胁相关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
（三）已建管道方面
在管道长期以来的运营过程中，难免会遭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一旦管道遭到一点破坏，就可能会引起全线管道的中断，因此，必须第一时间对其进行整治，以确保油气的输送安全。已建管道工程无法重新设计，在运营过程中，主要面临以下三方面危害：第一，很多管道在设计过程中会运用一些支撑架，这些支撑架如果遇到泥石流，很容易损坏，从而使油气管道遭到破坏。第二，如果油气管道铺设在泥石流堆积扇上，一旦发生泥石流，就会产生堆积现象，这种现象虽然不会对管道造成实质性的破坏，但会为管道以后的维修工作带来一定困难。第三，泥石流的冲刷能力非常强，会将用于埋设管道的土层剥离，造成管道，从而威胁管道的运营安全。
三、防控对策
针对泥石流对油气管道工程的危害特征与危害机理，本文提出以下几方面防控措施：
（一）拦排护相结合
该措施主要指的是将拦挡方式、排导方式以及“三护”方式结合起来，形成对泥石流的系统防御体系。这一措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缩小泥石流的危害规模，削弱泥石流成因，与传统单一的防控措施相比，能更加有效的保护油气管道[3]。三种防控方式还可以自由组合，以适应不同条件下的泥石流沟谷，如排导与拦挡结合的方式主要适用于排拦条件与携沙能力较差的沟谷；排导与护岸结合的方式主要适用于倾斜角度较大、流域面积较小等沟谷；排导与护坡结合的方式主要适用于坡面泥石流。
（二）综合治理方式
主要包括生物工程、土建工程、行政管理等相关治理措施，其范围囊括了整个流域，不仅治水，而且治山；不仅治沟，而且治坡；不仅治上游，而且治下游，让流域中的每一项工程都在相互独立的基础上，相互联系，能够独立发挥效益，也能够通过综合方式发挥出更大的综合效益，形成健全完善的综合治理体系。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有效抑制泥石流灾害的产生于发展，从根本上控制泥石流所产生的危害。但需要注意的是，泥石流沟谷的自然条件并不相同，所以在进行综合治理的过程中，需要以实际情况为基础，有针对性的运用治理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治理效果。
结论：
综上所述，泥石流对于油气管道来说，有着非常强的破坏力，对于管道选线、在建管道以及已建管道，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需要运用拦排护相结合以及综合治理等相关措施，对油气管道进行有效防护，以降低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对油气管道的破坏，确保管道的运行安全。
参考文献
[1]穆树怀，王腾飞，霍锦宏等.长输管道施工诱发地质灾害防治――以中缅管道云南段为例[J].油气储运，2014，10：1047―1051.
危机管理的特征篇2
〔关键词〕多模态信息；相似度计算；Folksonomy；RDF；文本聚类
〔中图分类号〕G250.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6）12-0036-04
〔abstract〕inaBiGDataenvironment，thesourceofthecrisisiscomplex，byusingwordsimilaritycomputationandnetworkusersfreemarkingtechnology，thepapertransfedthemultimodalcrisisinformationintoasingleinformationsource，andanintegratedmodelfortheextractionofcrisisinformationwasestablished.theintegrativecourseincludedthreeprocesses：collectinformationandextractfeatures；describeandstoragemetadata；dividethefeaturedomain.Realizingtheintegrationofdifferentsourcesofinformationsources，thepaperprovidedauniforminformationplatformforemergencyresponseofthecrisis，toprovidecaseanalysisandintelligencewarning.
〔Keywords〕multimodaldata；similaritycomputation；Folksonomy；RDF；textclustering
随着2015年“8.12”天津港的爆炸事件，应对突发事件的公共危机安全问题愈发受到了全社会的强烈关注。回顾近几年的公共安全突发事件[1]，既有诸如“汶川”大地震的地质自然灾害，也有诸如“H7n9”禽流感的公共卫生事件。在网络化和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大数据环境下，面对诸如此类的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危机信息的呈现方式和载体形态逐渐多样化，采集的信息样本除了传统的结构化数据外，还有半结构化的文本数据和非结构化的图像数据。海量的多模态危机信息使管理决策部门迷失在信息的洪流中，给危机管理应对过程的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理带来了巨大障碍，如何把形态各异的不同载体形式的海量危机信息进行统一标准和规范的整合与组织，为危机应对提供情报支持，是应对公共危机预警机制的重要环节，并受到了国内情报学领域专家的高度关注和积极探索。
毕玉青通过分析发现信息化社会中公共危机载体形态呈现出规模海量、影响广泛、未知性强、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大数据特质，提出应对危机管理的政府管理建议，从而提高危机应对的有效性[2]。
熊枫从传统政府危机信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出发，结合当前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政府危机信息管理带来的契机，进而深入探讨大数据时代政府有效管理危机信息，以弥补传统危机信息管理之不足的策略[3]。
武汉大学的李阳等通过分析大数据环境下的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情报需求，提升应急决策情报支持能力，探索一种新的应急决策情报支持架构――以情报工程化为主导、情报平行化为支撑的“两融合”应急决策情报服务模式[4]。
吴春玉从政府决策过程入手，在分析不同决策过程信息需求的基础上，选定政府决策信息源，借鉴信息资源库的建设方法，构建政府决策信息采集模型[5]。
通过笔者对当前危机信息的相关文献整理研究后发现，危机情报的应急处理基本上都是围绕大数据环境下的情报需求，从研究作用机理入手，构建危机应对管理模型。本文通过理论研究和实例分析，使用词语相似度计算和Folksonomy自由标记语言，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手段，整合海量数据下不同载体形态的危机信息数据，按照统一的元数据标准规范进行存储，把多模态的危机信息转化成单一的情报信息源，聚类划分文本内容特征域集，从而为危机管理中的决策部门提供精准的危机情报。
1tF.iDF、Folksonomy、RDF的概念及其模型
1.1tF.iDF的概念及定义
著名的信息检索系统Smart中提出过一套词语权重的计算方法，这种度量词语在文档中反复出现程度的形式化指标称为tF.iDF。tF.iDF是信息检索领域常用的方法[6]，计算词语的tF.iDF权重值，权重得分高的词语就是文本文档的主题词和关键特征词。
tF.iDF的定义如下：
定义1：假定文档集中有n篇文档，词项i在ni篇文档中出现，并且fij为词项i在文档j中出现的次数，词项i在文档j中的tF.iDF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tFij.iDFi=（fij/maxkfkj）log2（n/ni）
tF是词项频率，是指词项在文档中出现次数和文档中所有词项出现的最大次数的比值，那么文档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词项的tF值是1，文档中其余词项的频率都小于1；iDF是逆文档频率。
1.2Folksonomy的概念及模型
随着weB2.0的兴起，淡化了信息提供者和信息使用者之间的界限[7]，网络用户越来越多的参与到资源的组织和共享中去。用户通过自己的主观认知和对资源的理解程度，对网络共享资源进行标记和整理，使得资源更加具体化并便于检索。从而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文献分类方法――自由分类法，即Folksonomy标记语言。
Folksonomy包含资源、标签和用户3个属性，基于Folksonomy的自由分类法是通过鼓励网络用户的兴趣爱好，针对网络资源标记标签的过程。譬如网络用户a和网络用户B，针对共享资源S1和S2，都标记了自己的标签Label1、Labe2、Labe3、Labe4。Folksonomy模型如图1所示。
1.3RDF的概念与定义
资源描述框架（RDF）是面向语义web的标准框架，是语义关联数据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语义网的基本特征是面向文本所表示的数据，实现计算机自主阅读和理解的网络化搜索模式。语义网通过使用RDF资源描述框架直接进行深度的资源描述，RDF以标准的XmL形式表达，提供一种表述、交换和利用元数据的框架[8]。
RDF的定义如下：
定义2：RDF通常采用三元组（R，D，F）的资源描述框架来描述信息资源或数据对象，其中R是表示资源信息或者数据对象的本身。di∈D={d1，d2，……dm}（i≤m），D是表示资源的m个属性，或者是事物的某些特性。fi∈F={f1，f2，……fm}（i≤m），F表示资源的每个属性相对应的键值等具体内容。
2多模态危机信息的组织整合模型研究
网络泛在环境下，突发事件的危机数据来源复杂多样，因此采集获得的信息具有多元性和不确定性。危机信息的来源包括诸如危机管理平台以及遥感监控平台等途径，危机管理平台记录和收集了大量的文本类型数据集，而遥感监控平台则记录了大量的图像类型数据集。危机数据的组织整理是获得危机情报的基础工作，危机信息的组织整合过程包括数据集合内容特征项集的提取、信息的RDF资源描述存储和文本内容特征域的聚类划分3个阶段。危机信息的组织整合模型如图2所示。
2.1内容特征项的提取
针对收集整理过程中生成的文本和图像数据载体信息，需要通过使用文本表示语言和网络用户自由标记的途径，把不同模态的危机信息源转化成计算机可以理解和阅读的单一的自然语言信息源，即通过文本数据和图像数据的语义降维模式，把多模态的信息源转化成基于内容特征项的词语集合表示。
2.2元数据的统一存储
危机信息经过特征项的提取后，通过使用基于语义分析的RDF本体语言来描述危机信息的属性和概念，生成危机信息的资源描述框架，从而进行更深层次的资源信息组织。根据语义网技术RDF三元组的定义，重新进行深度的描述和整理，使非结构化的数据有序化、结构化和整体化，从而为危机信息数据的采集和萃取整合提供数据级的保障基础。
2.3文本内容特征域的聚类划分
经过信息的整理和特征项集的采集提取之后，形成了以内容特征项集作为标识的词语集合。为了聚类发现已经存储的信息特征项集，通过采用计算词语集合的文本相似度距离来进行聚类计算，把规范化的信息集进行自组织分类，从而为危机信息的预警分析提供相同类型的案例。
3多模态危机信息的内容特征项提取
公共危机信息采集的数据主要来源有两种：一种来源途径是危机管理平台通过采集网络社交网站的舆论信息而形成的文本数据；另外一种来源途径就是通过城市摄像头等传感设备采集到的图像数据格式。由于文本文档和图像文档都是不属于结构化的数据形态，为了使计算机能够识别和存储采集的危机信息，需要通过使用词语相似度计算和Folksonomy自由标记语言，转换成基于内容特征项的词语集合。
3.1文本数据的内容特征项提取
文本载体类型的数据信息组织和存储，需要对文本文档的内容进行字词切分处理后，从文字中抽取能代表文档内容特征和彰显文档主题特征的关键词。把获得的关键词作为文档的项特征集合表示，使用文本内容的项特征集来描述相应的文本文档。描述主题的特征词的提取可以通过计算词语在文档中的重要程度来形式化表示，tF.iDF是信息检索中常见的形式化表示模型。
tF.iDF模型是测度词语在文本中重要程度的量化表示。其中tF是通过统计学的知识来衡量词语的重要性，是词语项在本文档中的出现频率，与词语在文档中出现次数成正比。iDF是逆文档频率，是样本集合中文档总数与出现词语项文档数的比值的对数，与词语项在样本集合中出现的次数成反比，tF.iDF模型通过测度tF和iDF的乘积，通过抑制单纯的词语频率度量方法，调整tF权值，可以有效的区分不同文档。
通过计算词语的tF.iDF权重值，选择tF.iDF计算得分最高的m个词语作为文本文档的特征词项，从而把文本载体型数据描述成m个词语项的集合进行信息存储。
文本载体型数据的内容特征项提取算法如下：
输入：n篇文档
输出：n个集合，每个集合包含m个词语
Begin
Step1.使用2-shingling算法进行字词的切分处理
Step2.调用停用词表删除文档中的停用词
Step3.计算词语文档中的tF.iDF权重，选择权重最大的m个词语作为文本的特征词项
RepeatStep1，Step2，Step3
Until所有文档处理完毕；
文本数据的内容特征项提取，即是通过使用词语相似度计算的表示算法，使用特征词语集合来表示文本内容，从而把获取的危机信息文本载体型数据进行结构化的统一表示和存储。
3.2图像数据的内容特征项提取
图像数据的计算机存储是以图像的像素数组来构成，我们可以计算图像像素的平均数目等简单属性，但是无法给出任何图像特征的内容项。但是自由标记语言使得我们对图像内容的辨认和识别有了可能性，Folksonomy的自由标记语言允许和鼓励用户对网络上导航的图像信息数据库进行标记，因此针对图像数据的存储可以通过采用用户自由标记的关键词tag项作为其内容特征的识别方法，使非结构化的图像载体类文件可以通过结构化的数据表示。
大数据环境下，Folksonomy中海量的用户参与资源信息的标记为我们确定图像的特征词项提供了数据基础，偶尔的错误标记也不会对该图像内容属性造成大的影响。自由标记语言统计图像的用户标签频次，通过可视化技术使资源的标签按照频次多少进行上浮和下沉，然后选择标引频次最高的关键词作为该图像的特征词项，从而完成图像载体形态数据的结构化表示过程。
图像数据的内容特征项提取算法如下：
输入：n个图像
输出：n个集合，每个集合包含m个词语
Begin
Step1.计算图像的所有标记词语的频率次数
Step2.选择频率次数最高的m个词语作为文本文档的特征词项
RepeatStep1，Step2
Until所有图像处理完毕；
根据图像数据表示的处理算法，把获取的危机信息图像格式数据进行文本表示，把图像数据的用户标记进行频次统计，提取对应的关键词项集合。
3.3特征项集的RDF描述存储
文本文档格式和图像格式的危机信息数据经过提取代表内容特征的词语集合进行表示，萃取后的词语集合不但能够代表相应的数据源特征，而且能够把不同的数据来源进行归一化处理，转换成能够被计算机识别存储的结构化数据。
基于语义网关联数据挖掘算法的出现让突发事件应对相关的危机全数据采集成为可能。语义网是新一代的互联网核心，语义关联数据模型是指基于语义关联的数据表达和结构组织模型，该模型不但包含资源信息，同时也包含信息之间异构的语义结构。从而进行更深层次的资源信息组织，为危机数据的聚类计算提供基础条件。
危机信息中的资源描述框架中，R是危机信息来源，D是危机信息的内容特征属性，F是能够表示该危机内容特征的属性值，即特征项的集合。使用RDF三元组来表示和描述归一化处理后的危机数据，可以更深层次的揭示危机信息的内容特征属性，同时是非结构化的危机数据有序化。危机信息的元数据的RDF/XmL表述如下：
〈？xmlversion=″1.0″？〉
〈rdf：RDF
xmlns：rdf=http：∥/1999/02/22-rdf-syntax-ns#
xmlns：dc=″wB000002″〉
〈rdf：Description〉
〈dc：feature〉
〈rdf：Bag〉
〈rdf：li〉关键词1〈/rdf：li〉
〈rdf：li〉关键词2〈/rdf：li〉
〈rdf：li〉关键词3〈/rdf：li〉
〈/rdf：Bag〉
〈/dc：feature〉
〈/rdf：Description〉
〈/rdf：RDF〉
危机信息的特征词项集合通过上述的RDF语义关联结构来描述和存储，把非结构化的多种数据存在形式转换成统一的、计算机可以识别的语义结构表示，为危机信息的聚类分析和情报预警提供数据级的基础保障。
4基于map-Reduce的危机信息聚类研究
公共危机信息经过采集后，形成了以内容项为特征的词语集合，因此可以通过采用计算不同词语集合之间的相似度距离来进行聚类计算，把采集的公共危机进行自组织分类，自动聚类已经存储的危机信息特征项集合，发现该危机的类型并建立危机模型，从而在危机预警期间为危机的管理决策部门提供相同类型的分析案例和预警方案，提高突发危机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
本文词语集合之间的组织分类采用距离计算中的Jaccard距离度量。给定词语集合a和词语集合B，那么词语集合a和词语集合B的距离计算公式如下：
Jaccard（a，B）=1-Sim（a，B）（1）
Sim（a，B）=a∩B/a∪B（2）
假定词语集合a={关键词1；关键词2；关键词3；关键词4}和词语集合B={关键词1；关键词2；关键词3；关键词5}，因此集合a和集合B的并集共有5个关键词语，集合a和集合B的交集是3个相同关键词，由公式（1）、（2）可知，词语集合a和词语集合B的距离Jaccard（a，B）=1-3/5=0.4，假定给定的距离阈值是0.5，距离阈值可以根据分类的实际效果进行设定。由于Jaccard（a，B）
在网络泛在环境下，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危机信息是单个人和单台机器无法计算和处理的。面对海量的数据，分布式的高效存储系统具有高度的容错性和并发性，是处理海量数据的基础条件，同时分布式的高效处理系统就更加显得非常重要。map-Reduce是非常强大的分布式计算方法，通过使用map-Reduce计算模式的投影算法能满足非关系型危机数据的分布处理需要，支撑起组分异质型数据的融合处理，从而满足海量数据的同步计算和分布处理，保障大数据环境下海量危机信息数据的分类组织，为危机的预警管理提供情报支持。
5结束语
针对危机信息中常见的两种存在形式，本文通过使用词语相似度计算和Folksonomy自由标记语言，把不同模态的危机信息源转化成单一的基于内容特征项的词语集合。然后通过使用基于语义分析的RDF本体语言来描述危机信息的属性和概念，生成危机信息的资源描述框架，聚类划分文本内容特征域集，把规范化的信息资源进行自组织分类，从而进行更深层次的资源信息组织和整合，为危机信息的预警分析提供相同类型的案例。但是还要加强其他信息情报机构的参与和纵向合作[9]，为危机管理中的决策部门提供精准的危机情报，从而积极发挥情报效用，为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进行案例分析和情报预警。
参考文献
[1]郑红玲.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领导科学，2010，29：55-56.
[2]毕玉青.基于大数据视野下的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6，（2）：14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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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阳，李纲.工程化与平行化的融合：大数据时代下的应急决策情报服务构思[J].图书情报知识，2016，（3）：4-14.
[5]吴春玉.政府决策信息采集模型研究[J].情报科学，2006，（3）：373-376.
[6]覃世安，李法运.文本分类中tF-iDF方法的改进研究[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13，（10）：27-30.
[7]余本功，顾佳伟.基于Folksonomy和RDF的信息组织与表示[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14，（11）：24-30.
危机管理的特征篇3
现代社会及其运行机制的深刻变化导致现代危机特性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跨边界传播日益成为现代危机的本质特征。近年来国内外几乎所有重大突发事件或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发展与演变，都可以在跨边界传播特征框架下进行解释。跨边界传播本质对现代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提升跨边界协同治理能力，识别危机的传播边界，防范与阻断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扩散能力日益成为现代危机管理的核心能力。
[关键词]
现代危机；风险；危机管理；跨边界传播
transboundarySpread：essentialCharacteristicsofmodernCrisis
Yanganhua1tongXing2wangGuanqun1
（1.Schoolofmanagement，JiangsunormalUniversity，Xuzhou221009，China；
2.SchoolofGovernment，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93，China）
abstract：thenatureofthingsisthestartingpointformantounderstandthings.thenatureofthingsisdeterminedbytheiressentialcharacteristicswhichdistinguishonethingfromanother.onlywhenwerecognizetheessentialcharacteristicsofthings，canwereallygettoknowtheirnature.Forcrisismanagement，thereisnodoubtthataprofoundknowledgeandanaccurateunderstandingoftheessentialcharacteristicsofcrisesarethekeytoeffectivecrisismanagement.However，animportantissue—thecharacteristicsofcrises—hasbeengenerallyignoredinacademicresearch.whattheacademiccircleknowscurrentlyaboutthecharacteristicsofcriseshasbeenproventobeinsufficienttoreflectthenatureofmoderncrises，whiletraditionalcrisismanagementbasedonthesecharacteristicsisinappropriateaswell.therefore，athoroughstudyoftheessentialcharacteristicsofmoderncriseshasbecomeapressingtaskfortheacademiccircle.
profoundchangesinthemodernsocietyanditsworkingmechanismhavebroughtfundamentalchangestothecharacteristicsofmoderncrises，increasinglymaking″transboundaryspread″thekeycharacteristicsthatdistinguishmoderncrisesfromtraditionalcrises.Specifically，theemergenceoftransboundaryspreadastheessentialcharacteristicofmoderncrisesisnotonlydirectlyrelatedtothepotentialnatureofcrisesinthecontextoftherisksociety，butalsoturnsouttobetheinevitableresultofsystemicrisksinthemodernsociety.theever-increasingcouplingofcriticalinfrastructuresinthemodernsocietyfacilitatesthetransboundaryspreadofmoderncriseswhileglobalizationintensifiesit.
ononehand，thetransboundarynaturereflectsthecharacteristicsinwhichmoderncrisesspread；ontheotherhand，itrepresentsitsabilitytocrossaboundary.inmodernsociety，onceacrisisoccurs，itcanspanmorethanoneboundary.theboundaryacrosswhichcrisesspreadhasbecomeobscureandevendisappearedinmostcases.thetransboundarynaturetendstomakeaconventionalcrisisdevelopintoanunconventionalone.inrecentyears，theoccurrenceandevolutionofalmostallmajoremergencyeventsorpubliccrisesbothathomeandabroadcanbeinterpretedwithintheframeworkofthenatureoftransboundaryspread.Comparedwithtraditionalcrises，onceamoderncrisisoccurs，itmayspanthepoliticalboundary，thefunctionalboundaryorthetemporalboundary，andsometimesevenmultipleboundaries.thistransboundarynaturecandirectlyleadtorapidescalationofthecrisis，whichmaysignificantlyincreasethedifficultyofmanagement.
thetransboundarynatureofmoderncriseshasputnewdemandsoncrisismanagement.theabilityofboundary-spanningcooperativegovernance，therecognition，preventionandinterdictionoftransboundaryspreadofcrisishaveincreasinglybecomethecorecompetenceofmoderncrisismanagement.
Keywords：
moderncrisis；risk；crisismanagement；transboundaryspread
事物的性质是人类认识事物的起点，事物的本质特征则是决定事物性质并使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性，只有当我们认识事物的本质特征时，才算真正认识了事物。对于危机管理而言，深刻认识与准确把握危机的本质特征无疑是有效进行危机管理的关键。而在对危机的研究中，学术界却普遍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对危机本质特征的深入研究。当然，目前也有一些学者对危机的特征进行了简单分析。概而言之，这些特征包括：不确定性、突发性、公共性、威胁性、无序性、紧迫性、变异性、破坏性、隐蔽性等等。这些特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危机的某些性质，但不足以反映现代危机的本质特征，基于这些特征之上的传统危机管理也已变得不合时宜。要想对现代危机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把握，必须找到其更为根本性的特征。
近年来，一些学术眼光敏锐的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危机的另外一大特征——跨边界性。国外学者Quarantelli、Boin、Birkland、edwards、Hermann、Lagadec、Lodge、Rhinard、Roe、Santella、ansell等基于危机的跨边界特性及其引发的连锁后果，对跨边界危机的概念、特征及治理方向等方面展开了研究，乌尔里希·贝克（wulrichBeck）等风险社会理论研究者也意识到了现代风险的跨边界传播性；我国研究者马奔、钟开斌、吕志奎、西宝、郭雪松、朱正威、金太军、沙勇钟、吕孝礼、马永驰等也从不同角度对跨边界危机及其治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遗憾的是，这些研究虽然看到了现代危机的跨边界特性，但都只是将其视为危机的特征之一，因而未能准确把握现代危机的本质及其与传统危机的根本区别。本文认为，尽管现代危机具有众多特征，但以跨边界性最为根本。如今，跨边界传播不仅仅是危机的一般性特征，而且已经成为其本质特征。我们之所以将其视为现代危机的本质特征，是因为跨边界传播不仅是现代危机所有特征中最根本的，而且也是将现代危机与传统危机区别开来的特征。近年来国际范围内几乎所有重大突发事件或公共危机的发生、发展与演变，都可以在跨边界传播特征框架下进行解释。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尝试探讨四大问题：如何认识现代危机的跨边界本质？跨边界传播何以成为现代危机的本质特征？现代危机是如何进行跨边界传播的？现代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本质对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一、跨边界本质：现代危机再认识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因人为原因发生爆炸，大量放射性物质外泄，强辐射的碎片四处飘落，其影响跨越了地域和时间的界限，很快成为一场永久性的世界性大灾难。这场危机在苏联全国和周边国家引发了恐慌，极大地破坏了周边的环境和生态，而且造成了一批先天残疾的“切尔诺贝利婴儿”，使几代人都生活在核辐射的阴影之下。“非典”发生后，我国政府初期应对不力，使之迅速从医疗系统蔓延至全国社会网络，最终成为一场全球性危机。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从一个最初的化工厂爆炸事件迅速演变成了一场跨省、跨流域的饮用水危机。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也是由最初的三鹿奶制品问题扩散至整个奶业生产体系，进而演变成整个社会的婴幼儿健康危机以及国人对乳业乃至整个饮食行业的信任危机，并最终对整个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产生严重影响。日本2011年大地震及同时大规模迸发的海啸、水灾、火灾，造成房屋、车辆、船只以及大量关键性基础设施的连锁性大毁坏，进而引发核泄露而造成严重的核威胁，不仅使离震中地区三百多公里的东京和首都圈出现大面积停电，给交通、企业等带来很大影响，还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恐慌，从而形成了一场罕见的地震、海啸、核辐射组合成的复合型巨灾。
上述危机的特点非常相似：它们影响与威胁多个地区（国家甚至全球），破坏关键基础设施与各政府部门的功能，升级迅速，在扩散的过程中变幻莫测[1]195。与传统危机相比，现代危机一旦发生，其影响和危害已经不再主要局限在事发地，而往往会迅速跨边界传播，即现代危机与灾害的跨边界性质已经越来越凸显，相对于危机的其他特性而言，跨边界传播日益成为现代危机的本质特征。除了上述危机之外，9·11恐怖袭击、千年虫危机、疯牛病、H1n1疫情、卡特里娜飓风、汶川地震和Bp漏油事件等等所表现出的本质特征，莫不如此。显然，对危机特征的传统分析已经难以反映现代危机的这些重要变化。
基于对现代危机这种跨边界传播特性的认识，美国灾害社会科学的集大成者、灾害研究中心（DRC）的创始人恩里克·克兰特利（enricoL.Quarantelli）等用“跨系统社会断裂”（trans-systemsocialruptures）来描述这类扩散速度极快、破坏力巨大的危机，旨在强调这类危机跨越不同的社会边界、瓦解不同社会系统结构的特征，并将其特征归纳为六大方面：（1）跨边界传播；（2）传播速度极快；（3）超越了传统的时间范围，丧失了传统危机发生与演变的明确起点和终点；（4）破坏潜力巨大，人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5）事发当地应对危机的传统模式已经难以奏效；（6）尽管应急响应组织和人员是主要参与者，但会有一些其他的应急举动出现，并会出现很多非正式的临时性做法[2]2627。荷兰知名危机管理学者阿金·伯恩（arjenBoin）等直接将这类危机命名为“跨边界危机”（transboundarycrises），即“当表现形式复杂多样，生命维持系统、功能或基础设施受到严峻威胁，以及失效原因或补救方案尚未清晰时，我们称之为‘跨边界危机’”[3]286。阿金·伯恩将其特征归纳为五个方面：（1）极易跨越地理边界、功能边界和政治边界，传播速度快，破坏潜力巨大；（2）对关键基础设施具有潜在的影响；（3）难以界定明显的起点和终点，没有明确的（至少不是一个）归零点（groundzero）；（4）现有的政治社会结构决定了人们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预防和充足的准备；（5）传统危机的应急结构在应对此类危机时具有结构[4]368。
相对于危机与灾害研究者而言，风险社会理论研究者似乎更早地意识到了风险的跨边界传播特性。风险社会理论的重要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将对全球风险的感知概括为三大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去所在地化（de-localization）
另外两大特征为不可计算性（incalculableness）和不可赔偿性（non-compensatability）。贝克还进一步指出，全球风险社会各种灾难在政治层面上的爆发将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全球风险社会的核心含义取决于大众媒体、政治决策和官僚机构，而未必取决于事故和灾难所发生的地点。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9·11”事件后的全球风险社会》，编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2期，第7083页。
，而不可计算的各种风险的去所在地化发生在三个层面：（1）空间层面。新的风险并不遵守民族国家的界限或者任何其他界限。（2）时间层面。当下对未来各种灾难的预测再也不能依赖于过去的各种经验；各种新风险具有很长的潜伏期，以致人们现在不能限制它们的长期影响。（3）社会层面。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时段的效果链（chainsofeffect），因果关系安排可能不再具有任何可靠性（例如金融危机）[5]134。正因如此，核风险、化学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生态灾难风险已彻底摧毁了风险计算的各大支柱。首先，某一地点所造成的灾难不再只是局限于此时此地（localization），而经常构成一种无法弥补、具有全球性损害的灾难，所以风险计算中的货币赔偿概念失灵了。其次，在最致命的灾难过程中，风险计算这一理念所赋予的关于事故善后处理以及对结果进行预警监测的安全概念也没有意义了。再次，因灾难性事故在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范围与界限完全消失了，风险计算变得无法操作、无法推算。最后，灾难性事故产生的影响或呈快慢交叉、疾缓重叠之态，使风险计算成了一个没完没了、有始无终的状态[6]102。
生态学者皮尔特·斯特多姆（pietStrydom）也指出，生态风险“是全球性的，超越了地理界限和限制，突破了政治边界，影响到微生物界以及大气层；在时间上，它们是不可逆转的，对人类和物种的后代产生了消极影响”[7]83。基于此，贝克认为，“全球风险社会的新的涵义依存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运用我们的文明的决策，我们可以导致全球性后果，而这种全球性后果可以触发一系列问题和一连串的风险”，并进而指出，“伴随着过去关于核能问题的决策和我们当今时代关于基因技术应用、人类基因、纳米技术、计算机科学等问题的决策，我们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预测、不可控制、不可言传的局面，这种局面将使地球上所有生命都面临灭绝的危险”[8]72。
可见，现代危机的跨边界特性已开始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只不过他们还只是将其视为危机的众多特征之一，这种认识已经不足以概括现代危机的本质。笔者认为，跨边界传播特性已经成为现代危机区别于传统危机的最根本特征。所谓跨边界传播，一方面是指现代危机的扩散性，同时还表明其跨越边界性——现代危机一旦发生，就可能跨越一个甚至多个边界传播与扩散，其传播的边界已经变得模糊，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消失了。跨边界传播的结果则是常规危机演变为非常规危机。当危机与灾害跨越边界传播时，常规危机往往会迅速演变成非常规危机。不过，要理解现代危机与灾害这一特性的转变，并非易事。这种转变是一种深层次的转变，表面上并不易察觉，因为“与传统的危机与灾害相比，其威胁源似乎并未变化（例如自然力、暴力与技术系统的失效），只是表现出来的威力和后果却大不一样了”[4]367。那么，为什么一样的危险源会产生如此不一样的后果？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现代危机的本质性变化，从而使跨边界传播成为现代危机的本质特征？
笔者认为，与传统的危机与灾害相比，现代危机的威胁源已经有所变化，主要是核危机、生化危机与基因工程风险及其可能造成的危机等。但这些方面的变化并不对本文论述产生实质性影响。
二、跨边界传播何以成为现代危机的本质特征？
跨边界传播成为现代危机的本质特征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与风险社会大背景下风险和危机的潜在性直接相关。社会运行机制自20世纪中期以来便开始发生微妙变化，随着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巨大风险的核危机与生态危机等的出现，一项决策可能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表明，当今已经与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各个时代均有着本质的区别。”[6]101“风险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每个人都面临着未知的几乎不可预测的风险”[9]11。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我们生活在一个边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的世界上，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方式以及政治和社会关系不能通过被封闭于国家容器中这种比喻而得到正确的理解”[10]51。而从社会历史和社会政治层面上看，当今的生态、核、化学和基因灾害可能造成的重大社会历史和政治危害，源于政府管理上的失败及由此造成的管理系统的崩溃，源于科学技术和法律理性的丧失，源于针对危及社会每一个人之灾难所需要的政治安全保障机制的缺失，以及因人类在社会生产和巨灾管理方面的失败所导致的社会失序[6]104。因此，这些风险转化为危机是必然的，而风险一旦突破这些看似坚固事实上非常脆弱的系统和边界进而转化为危机，就会突破各种现有框架的羁绊，并迅速向全球跨时空传播，威胁到整个人类乃至地球上的所有其他物种。在风险社会背景下，跨边界特性日益成为当代危机最根本特征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
第二，现代社会关键基础设施的耦合性日益增强，为现代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提供了便利途径。“耦合性”（coupling）指的是不同基础设施之间各种有形或无形的联系[11]，通过这些联系，某一类基础设施的状态将会受到另一类基础设施状态的影响，即两者状态相互影响。现代关键基础设施系统联系的紧密性极大地增加了其脆弱性：一方面，由于信息与通讯技术（iCt）的迅速发展和广泛使用，现代基础设施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与相互依赖性变得越来越强，基础设施网络日益成为“系统的系统”，在提升系统效率的同时也加大了系统的内在风险；另一方面，现代基础设施网所面临的外部威胁日趋严重，如自然环境的恶化、频频出现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日益猖獗的恐怖袭击等[12]1785，而一旦某个关键基础设施受到破坏，就可能带来系统性崩溃。现代社会的一大基本特征就是关键性基础设施的耦合性日益增强，这为现代危机的传播提供了种种“失效高速通道”，其直接后果是，一个相对较小的扰动都有可能会引发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在现代社会，一旦危机事件的局势具有高耦合性时，危机的边界就会变得不确定起来，且其不确定的程度会随着耦合性程度的增加而不断增强，其后果是危机通常会轻易越过系统的功能边界与地理边界，从一个基础设施系统传播到另一个基础设施系统，从一个城市进入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进入另一个国家
系统之间的耦合性可以是设计的耦合性，也可以是非设计的耦合性。例如，火力发电厂与运煤的铁路线之间就属于设计的耦合，而哈尔滨的饮水系统与吉林省的化学工业之间则属于非设计的耦合。有关耦合性对现代危机的影响的进一步研究，可参见西宝、马永驰、王洋《现代危机管理：一个基于耦合性—嵌入性—内卷化的认知框架》，http：///index.php/default/releasepaper/content/201007458，2011年11月18日。
。
第三，跨边界传播是现代社会系统型风险导致的必然结果。现代科技的发达也大大增加了社会的脆弱性，进而使其面临大量新风险。2003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了报告《21世纪面临的新风险：行动议程》，该报告提出了“系统型风险”（systemicrisks）的新型风险概念，强调现代社会的关键性系统在未来将变得更加脆弱，成为21世纪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系统型风险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现代科技的发展大大增加了社会各个要素与各大环节的相互依存性，使一个社会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紧密相连。现代社会这种相互依存性的增强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其脆弱性，使之在危机的冲击面前变得更为脆弱不堪
基于对现代社会脆弱性的认识，国外一些知名的危机管理学者如恩里克·克兰特利、阿金·伯恩等认为，现代灾害与危机是传统灾害与危机的一个升级版本，是新老威胁与新的脆弱性之间的一种重新组合，并以此将新老危机纳入一个统一连续的认知框架。详参e.L.Quarantelli，p.Lagadec&a.Boin，″aHeuristicapproachtoFutureDisastersandCrises，″inH.Rodriguez，e.L.Quarantelli&R.R.Dynes（eds.），HandbookofDisasterResearch，newYork：Springer，2007，pp.1641；a.Boin&m.ekengren，″preparingfortheworldRiskSociety：towardsanewSecurityparadigmfortheeuropeanUnion，″JournalofContingenciesandCrisismanagement，Vol.17，no.4（2009），pp.285294。
。通常情况是，其中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或危机，马上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危及整个社会系统。在现代社会，食品、供水、服务、卫生、交通、能源、信息和通讯产业领域的关键系统容易遭受单一或一连串灾难性事件的严重破坏，从而导致整个系统的瘫痪，如2008年我国南方雪灾，大规模持续强降雪和冰冻导致运输、食品、能源、通讯、银行系统等生命线系统和基础设施瘫痪。现代化使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过度集聚，导致相关的要害系统在灾害或危机中更加脆弱，所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危机一旦发生，便会跨越各个系统迅速蔓延。现代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显然是现代社会系统型风险导致的必然结果。如在金融方面，全球化和信息通讯技术已经把大部分国际市场和金融体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看似独立的市场的一个小问题就有可能触发世界另一端金融市场的崩溃[13]74。
第四，全球化进一步加剧了现代危机的全球性跨边界传播。全球化不仅导致了风险社会的出现，而且为风险与危机的跨边界传播创造了便利条件，因而加剧了现代危机的全球性跨边界传播。知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全球化的本质就是流动的现代性。“在这里，流动指的是物质产品、人口、标志、符号以及信息的跨空间和时间的运动。全球化就是时空压缩，全球化使得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即时互动的社会。”
转引自薛晓源《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研究》，见[德]乌尔里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全球主义的曲解——应对全球化》代序，常和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赫尔德等人进一步指出，“全球化概念首先意味着社会、政治以及经济活动跨越了边界，因此世界上一个地区的事件、决定和活动能够对距离遥远的地方的个人和群体产生影响”。全球化可视为“一个（或者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可以根据它们的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来加以衡量——产生了跨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以及活动、交往以及权力实施的网络”。它包含了四方面的变化：（1）跨越了政治边界、区域或大陆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活动；（2）不断发展的网络和贸易、投资、金融、文化等的流动；（3）运输和通信体系支持的全球交往和联系；（4）事件的全球效应。因此，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人员、物质、资本、信息等跨边界（尤其是跨国界和大陆）流动的加速以及各个地区、国家、社会、人群相互联系和依赖的显著增强
参见[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3页。对全球化的认识尽管存在观点迥异的不同派别，但大致形成了分别以大前研一（ohmae）、吉登斯（Giddens）和哈维（Harvey）为代表的“不断增强的相互依存”、“距离遥远的行动”和“时空压缩”三种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当代社会的相互依存与影响，以及相互影响的跨边界、跨时空性。详参K.ohmae，theBorderlessworld，London：Collins，1990；a.Giddens，theConsequencesofmodernity，Cambridge：politypress，1990；D.Harvey，theConditionofpostmodernity，oxford：Blackwell，1989。
。流动的加强不仅会带来新的危险源，还会导致原来限于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危机更容易扩散到更多的国家与地区。如全球化使“非典”危机、疯牛病、H1n1疫情发生之后，极为迅速地跨越了地区与国家边界而向全球蔓延
“人员、商品和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迅速流动是疾病全球化的推动力量。不仅旅游的人数增多，而且速度加快，所到的地方也远远超过以往。一个携带危及生命的微生物的人可以随意搭乘一架喷气式飞机，等到病征显露出来时，他已到达另一个大陆。喷气式飞机本身、机上货物都可携带昆虫，将传染性病源带到新的生态环境中。旅游者和其他出行者为了寻胜访幽、经商发财或休闲作乐而跑遍极其偏远、人迹罕至的地方，于是世界上便不复存在什么孤立世外无人涉足的居住地。”参见[美]劳里·加勒特《逼近的瘟疫》，杨岐鸣、杨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序言第2页。
。基于此，贝克等西方学者在反思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9·11事件之后认为，风险不只是局限于某一地区或领域，全球化的快速进程把风险带到世界各地，风险社会已经转型成为全球风险社会。
第五，现代传媒信息获取与传播的超时空性催化了现代危机的跨边界传播。与传统媒体相比，现代传媒的重要特征就是信息获取与传播的超时空性和无缝隙性。信息通达与因特网大大缩短了世界的空间距离，致使全世界形成一个“错误的诱导系统”[14]193。当全球都被互联网联系起来的时候，也是全球网络风险与危机积累达到最大值的时候。互联网还造就了海量的信息“生产/消费者”，尤其是在web2.0时代，像twitter（微博）、youtube等“自媒体”的蓬勃发展，使信息传播过程中“传者”和“受者”之间的界限完全消失了。3G技术则进一步把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结合起来，实现了影像的跨时空即时传输。现代传媒（如互联网、手机等）不仅使公众随时随地可以获取与传播信息，而且使互不认识、互不相干的网民既“围观”，又（“晒”）各种信息。于是，在当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传媒时代，网上与网下、大事与小事、公事与私事、单位内部事与全社会的事、国内事与国外事、政治事务与非政治事务的边界日益模糊。处理不慎，小事就演化为大事，私事就变成公共议题，国外的事情就会转化成国内事务，国内的事情就会转化成国外事务，单位内部事务会成为全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小事件会酿成大危机，使一些本不起眼的“茶杯里的风暴”迅速演变成大规模的群体性公共危机事件，使一个地方性的突发事件演变为全国性乃至于全球性的危机。一旦危机发生，各种信息通过互联网等新媒体进行传播将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显然，上述因素及其交互影响导致跨边界传播日益成为现代危机的最本质特征，其传播与扩散速度极快，破坏潜力也因此大大超过了传统危机。可见，尽管传统危机的威胁源仍然普遍存在，或者说孕灾因子基本上没变，但现代社会孕灾机制与危机演变发展的环境却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现代社会为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正是这些变化导致了现代危机跨边界传播特性日益凸显，使之已然成为现代危机的本质特征。能否准确把握各类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本质，已成为决定当代危机管理成败的关键。那么，现代危机是如何跨边界传播的？
三、现代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机理
现代危机一旦发生，通常会依照如下路径进行跨边界传播：
第一，跨越政治边界传播。传统危机往往主要局限于一定的地理范围和行政辖区，当代危机一旦发生，首先往往会跨越地理与行政边界，即政治边界，从纵向、横向上迅速传播，给众多的部门、城市、地区、国家甚至全球造成威胁与损失。纵向上，现代危机一旦发生，往往会沿着地理边界向多个城市、地区、国家蔓延（例如传染病、金融危机等），同时对这些不同层次的政府造成压力和威胁；横向上，现代危机会在同一行政区划中的不同区域跨边界传播。“非典”最先在我国广州的农村爆发，由于政府在管理方面的疏忽，使之在极短的时间内跨边界快速蔓延，最先扩散到香港，之后又迅速传播到新加坡、越南、加拿大、德国以及其他十数个国家和地区。n1H1流感的传播也并不遵守政治边界，而是快速向全世界蔓延。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扩散并不区分国界，在美国发生之后，便迅速横扫整个世界。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发生后，污染在整个松花江流域迅速蔓延，最后演变成了一次跨省、跨流域的饮用水危机。当危机同时跨越横向与纵向边界，则需要在横向与纵向的主体之间进行有效的组织协调，危机治理将变得非常复杂，难度迅速加大。
第二，跨越功能边界传播。现代危机一旦发生，往往会跨越功能界限，同时威胁多个生命线系统、功能或基础设施。例如，现代危机能从金融体系进入实体系统（信贷紧缩使得美国汽车制造商深陷困境），从私部门进入公共部门（三鹿奶粉事件），从一个产业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汽车产业的危机会影响到钢铁产业）[13]73。危机一旦跨功能传播，复杂性便迅速升级，管理难度明显加大，因为这些危机包含了逻辑不同的系统。“非典”危机升级之后，不仅迅速向全球蔓延，而且很快由公共卫生事件升级为政治危机，进而演变为全球性经济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严重打击。据澳大利亚的威克·迈基宾教授和韩国高丽大学李忠华教授估算，历时半年的“非典”事件仅对亚太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高达400亿美元[15]，对全球造成的影响和损失更是难以估算。
第三，跨越时间边界传播。传统危机的发生和结束大都是清晰可辨的，但现代危机往往跨越了这样的时间界限。危机发生之后，其影响与危害往往根深蒂固（例如9·11事件、全球气候变化），甚至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种危害会延续到什么时候。因为现代危机通常不再是单一事件，而往往是系列相关事件的聚合，或它在不同的时间段上可能会产生多重影响。例如漏油事故，可能对岸上鸟类和海洋哺乳动物立刻产生影响，而对其他海洋生物的影响要在很长时间后才会显现。跨越时间边界的危机管理难度更大，因为一方面要求危机应对者维持长时间的应对措施，同时却并不能确定何时才能撤销应急响应状态；另一方面，它们还带来了危机应对的碎片化，因为在危机的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的应急能力[1]197。
第四，同时跨越多个边界传播。现代危机一旦发生，在很多情况下根本就不遵守任何边界，会同时跨多个边界迅速传播与升级。例如，核危机、生化危机、生态灾难等的发生，往往会超越时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不仅如此，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一些常规危机发生之后，其传播与演变也会迅速跨越多个边界，不断升级。如2008年南方雪灾，由最初的自然灾害（低温、雨雪、冰冻、压断电线）演变为事故灾害（机场关闭、堵道、缺水、断电、车站拥堵、旅客积压），并进而演变为等局部社会安全事件，最终导致我国运输、能源、食品、通讯、银行系统等部分“生命线系统”和基础设施瘫痪，由最初的自然灾害迅速演变为典型的现代复合型灾害。2008年金融危机似乎只会影响那些引发这场危机的国家，如英美等高度工业化国家，但这场危机在极短时间内就向亚洲、拉丁美洲和东欧各国蔓延，迅速威胁到了那些最初并未引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如冰岛和俄罗斯等国家。不仅如此，它又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大量新的危机，甚至产生了各种新的、极端的全球不平等。
危机跨边界传播的直接后果是危机迅速升级。而在当代社会，即便是常规性危机，发生之后往往也会跨边界传播，而一旦跨边界传播，便会迅速演变为非常规危机事件。
恩里克·克兰特利等学者将现代危机分为三大类，即新危机、旧危机，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危机。旧危机即为传统型危机，或称常规危机。他们认为，新旧威胁源与现代社会新的脆弱性相互组合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新型危机以及介于新旧危机之间的混合型危机，可分别称之为“跨系统的社会断裂”（tSSR）和“社会放大性危机与灾害”（SaCD）
有关“跨系统的社会断裂”（tSSR）和“社会放大性危机与灾害”（SaCD）的详细论述可参阅e.L.Quarantelli，p.Lagadec&a.Boin，″aHeuristicapproachtoFutureDisastersandCrises，″inH.Rodriguez，e.L.Quarantelli&R.R.Dynes（eds.），HandbookofDisasterResearch，newYork：Springer，2007，pp.1641；t.wachtendorf，″trans-SystemSocialRuptures：exploringissuesofVulnerabilityandResiliency，″ReviewofpolicyResearch，Vol.26，no.4（2009），pp.380393。
。相对于前者而言，后者往往更加普遍。根据这一划分方式，基于危机的上述四个方面的跨边界传播途径，我们进一步将现代危机的传播机理纳入如下框架
由于跨时间边界传播更多地由危险源或危机的内在性质决定，如核泄漏事故、全球气候变暖等，故现代危机跨边界传播的时间维度未在该图中标示出来。
图1清晰地显示了现代危机是如何从常规危机事件跨越各种边界，由常规危机向非常规危机演变的。现代危机（即使是常规危机）一旦发生，通常会较为轻易地跨边界传播与扩散，要么是跨越系统的政治边界，从一个城市/区域进入另一个城市/区域，如松花江水污染事件；要么是跨越功能边界，从私部门进入公共部门（如三鹿奶粉事件），从一个产业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进而迅速跨域不同行业，给整个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威胁（如“非典”危机）。而有的危机一旦发生或升级，其传播根本就不遵守任何边界，既跨政治也跨功能边界同时传播，甚至超时空肆意扩散，迅速给整个区域及区域中的所有行业、所有人群造成严重威胁。
四、现代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本质对危机管理能力的新要求
以上论述表明，现代社会及其运行机制的深刻变化导致跨边界传播特性日益成为现代危机的本质特征。危机跨边界传播的直接后果表现为，人类很难完全阻止其快速跨边界传播与扩散，因此大大增加了管理难度。现代危机不仅会迅速升级，而且还会不知不觉地借助于现代基础设施网络进行跨边界传播与扩散，从而变得更为复杂和相互缠绕，让人难以琢磨，也更难以控制。“阻止危机的唯一的办法或许就是只有将系统关闭”[16]204。但问题却并不这么简单，当代社会已严重依赖于这些相互耦合在一起的系统，一旦其中任何一个系统被关闭，其他系统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无法运转，进而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因此，准确认识与把握现代危机的这一根本特征，对有效提高现代社会的危机管理能力至关重要。现代危机的这一本质特征从根本上对现代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首先，在观念上，现代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本质要求创新危机管理理念，更加注重危机管理中的跨边界治理乃至全球视野。现代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本质深刻表明，当前的危机管理不仅需要不同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需要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联动，而且需要组成同时包括私部门、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在内的跨边界治理网络，树立危机管理中跨组织、跨区域和跨部门的跨边界治理观念。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与现代危机跨国界传播特性的日益凸显，现代危机管理已经超出了单个国家的能力，核威胁、生态危机与传染病等各类危机的存在与发生，不仅使全球危机伦理建设迫在眉睫，也要求各国在危机管理能力建设中要以全球性的视野思考现代危机的危害与应对举措，因而迫切需要打破目前“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状况，树立“全球合作，共管危机，共创美好家园”的现代危机管理新理念
在瘟疫的防治方面，美国作家劳里·加勒特在多年前就已经向人类敲响了警钟：“世界需要——现在就需要一套全球性的早期警报系统——能够发现新出现的传染病威胁并采取对策的系统”。参见[美]劳里·加勒特《逼近的瘟疫》，杨岐鸣、杨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序言第3页。
。
其次，现代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本质要求高层政府改革当前危机管理的“碎片化”状况，提升危机管理的顶层设计能力。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我国对危机管理主要采取的是按照危机与灾害种类分类管理的模式。例如，我国的事故灾难类突发事件主要由安全监管部门负责，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主要由卫生部门负责，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主要由政法部门负责，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中也会因灾害的不同主要由地震部门、水利部门等处理。这种危机管理体制机制设计的“碎片化”，严重削弱了对现代危机的管理与应对能力。在危机的跨边界特性日益凸显的当今社会，这种危机管理模式已显得先天不足。现代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本质要求作为危机管理核心主体的政府尤其是高层政府提升危机管理的顶层设计能力，立足于“系统性风险”的视角，加强系统设计、通盘考虑，打好危机管理制度设计的“组合拳”，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视政策与传统模式
在理论研究中，目前学界正在寻找和构建一个“全景式”研究框架，以整合式（holistic）灾害研究的理念，从概念到方法都加以整合，以适应21世纪以来灾害管理实践所面临的新议题。
[17]。
第三，现代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本质要求提升跨边界危机协同治理能力。现代危机跨边界传播实质上是跨区域、跨组织和跨部门传播。因此，现代危机管理与常规危机管理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对跨区域、跨组织和跨部门协调运作的要求更高。为了应对危机和减轻危害，不仅要求各类组织必须在危机识别、调配、运输和提供资源等方面进行协作，而且要求在组织应急响应的过程中，所有的组织及其人员也必须协同行动，以确保应急响应的有效性[13]75。危机一旦跨边界传播，其地域、时间和功能界限就变得难以界定。这不仅使责任变得模糊，而且因合作需要而大量增加当事人和参与者，极大地增加了人员动员与调配的难度——每一个合作方及其具体人员应该在应急响应的大系统中充当何种角色，应该如何摆正参与各方及各人在危机处理中的位置等等。在跨边界危机的处理中，两大合作难题显得十分突出：一是辖区内纵向与横向合作的困难。在纵向上，级别相当的城市必须与其所在的省级和部级层面的政府机构予以合作，国家政府必须与国际合作；在横向上，一个城市必须与区域内的其他城市合作，一个国家必须与其他相邻的国家进行合作。每个行政单元在管理上的相对独立使行政区划之间的合作变得困难重重。二是部门之间合作的困难。虽然制度安排使不同的职能部门并不像行政区域那样各自为政，但它们的行事逻辑、方式与目标却互不相同，这在公、私部门中的差异尤为显著，从而导致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困难重重[1]199。因此，这就要求现代政府不仅需要提升常规性危机管理能力，更要强化跨边界危机治理意识，打破目前各政府部门相对独立的危机管理系统，加强各分系统的整合与联动，努力形成整合私部门、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在内的跨边界危机协同治理能力。
第四，危机传播边界的识别与防范能力日益成为现代危机管理的核心能力。现代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本质从根本上要求将危机的跨边界传播的识别与防范能力作为危机管理的核心能力来培养。诚如前文所言，由于现代社会孕灾机制在诸多方面的深刻变化，现代危机发生之后，往往很快就会跨越政治、功能边界甚至同时跨多个边界进行传播，由常规危机事件迅速演变为“社会放大性危机与灾害”（SaCD），进而升级为“跨系统的社会断裂”（tSSR）。在这样的背景下，提高危机管理效率要有很强的边界识别和防范能力，需要根据危机的类型与性质，及早识别危机可能传播的边界，并采取有效的方法和手段阻断这些传播边界，以防止危机发生后沿着这些边界传播与蔓延。而在危机发生之后，则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的危机及早作出判断：
危机传播的路径是常规事件—社会放大性危机1型（SaCD1）—跨系统的社会断裂（tSSR），还是常规事件—社会放大性危机2型（SaCD2）—跨系统的社会断裂（tSSR），或是常规事件—跨系统的社会断裂（tSSR）？
第五，现代危机的跨边界传播本质要求在具体的危机管理中，应将阻断危机的传播边界贯穿于整个危机管理全过程。基础设施耦合性的日益增强加大了现代社会各个系统的相互关联性和依赖性，其直接后果是现代社会的脆弱性明显增加，尤其是在危机发生后，某一关键基础设施的损坏与失效往往会引起连锁反应，即危机对某一关键基础设施的损坏往往会导致危机由于基础设施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而继续传播与扩散，从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一连串的基础设施失效，并使危机沿着基础设施损坏面的扩大而迅速升级。这种基础设施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有些是显而易见的，而有些却是难以发现的，“这种潜在的、难以觉察的相互依赖关系已成为现代关键基础设施连锁失效的重要风险源，同时也是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中风险控制的关键点”[18]44。为了有效防止危机的跨边界传播，除了必须培养跨边界传播的识别与防范能力外，还需要将阻断传播边界贯穿于整个危机管理的全过程：在预防阶段，就需要对各基础设施之间耦合性程度（高、低）作出评估，并以此为重要依据作出相应的阻断措施，即在各基础设施之间设立有效的防火墙，以切断危机发生之后的可能传播路径，从而阻断危机的传播边界。在应急准备阶段，需要在对可能发生的危机种类与性质作出判断的基础上，找出其可能传播的路径，提前做好切断危机传播路径的准备。在危机响应阶段，根据危机的类型与性质，及时开启各基础设施之间的防火墙，阻断危机跨边界传播。而在灾后恢复阶段，需要对基础设施中在危机中受到破坏的防火墙进行修复，使之重新发挥作用，以便在以后的危机中再次发挥阻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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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785/j.issn.1008-942X.2012.06.121
[收稿日期]20120612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21022
危机管理的特征篇4
关键词公共危机;公共危机管理;公共管理;政府会计
中图分类号F2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0)06-0095-03
[收稿日期]2010-04-04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资助的重点项目《基于公共危机的政府会计改进问题研究》(08Sa033)的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靳能泉(1970-),男,四川达县人,四川文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会计理论作用、财务管理应用及民营经济研究。
一、引言
在人类历史上,“危机”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甚至有人断定,对人类历史而言,危机是常态,没有危机才是例外(梅琼林,连水兴,2008)。这些来自于社会经济运行过程内部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的各种危机表现,就是公共危机。公共危机发生之前中后,都需要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去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信用与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利益。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组织在实施此类管理的过程中,必然会牵涉到更多人财物资源的划拨、调配、使用以及相关成本费用的发生等,无疑就要求政府会计必须对其中的人财物情况和成本费用情况等加强核算和监督,以反映真实、探明真相,及时全面地向社会公众传达其中的有关信息。可以说,在公共危机发生前中后,需要政府及其相关的公共部门对此采取预警预防、应对处理和善后安抚等管理措施,需要政府针对这些措施而投入的各种资源、发生的有关费用等加强会计核算与监督;如果管理不到位或缺位、如果政府会计没有及时反应跟进、如果政府会计提供与报告的信息不完整真实或缺失,那么将无法向公众交代清楚整个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财务收支状况、投入产出与效率情况、政府履责整体能力等。从此意义上说,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应始终以公共利益代表者和维护者的身份去尽职履责,政府会计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仍需通过进一步的改进措施,极大程度地把其中的一些不足控制在能够接受的合理范围内,克服其局限性、增加其有用性。[1]
二、公共危机的公共特征与管理诉求
(一)公共危机的“公共”特征
1.公共危机称谓的“公共”特征
公共危机是指在政府管理国家事务中,突然发生的如地震、流行病、经济波动、恐怖活动等对社会公共生活与社会秩序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2]这种事件的发生虽“突然”和偶然、但又多为一种或多种因由的“必然”结果,虽有特定时间和空间、但存普遍状态或趋势,真可谓公共因子使然;这种事件的影响,则更会突破地域限制,由一个点或面进行不断扩散辐射,导致社会脱离正常轨道而陷入危机的非均衡状态,威胁社会公共安全、影响社会经济稳定、减损社会公共利益,从而产生严重的公共问题。
2.公共危机预防的“公共”特征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把现代社会称为“风险社会”,危机频发成为时代的重要特征;且这些危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或然性、高频发性,各种危机互为因果、相互叠加传染和扩展,单一危机常常演变成复合性危机。尤其我国从2003年爆发的“非典”以来的越来越频繁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所出现的各种矛盾激化、分解下的社会骚乱、国际恐怖主义和国家安全威胁等公共危机,[3]都警示着要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在危机未来之前就要对“公共”的人、事、物加强危机预防、明确应对危机任务和职责,使其能从容应对危机的到来。
3.公共危机处理的“公共”特征
从国外的“9・11”到国内的“汶川大地震”等公共危机的处理来看,其“公共”性特征就更加明显了。全社会的响应和参与、全社会的支援和救助、全社会的友爱和信任、全社会的理解和宽容,使得一次次危机都被社会大众的“公共”价值观、“公共”推动力、“公共”责任心和“公共”使命感战胜了,整个社会经济又恢复到常态而好又快地发展着。
4.公共危机善后的“公共”特征
公共危机给社会造成了诸多危害和损失,尤其给人民的生理、心理、生活、工作产生的影响往往是巨大的、残酷的。因此,公共危机的善后工作,必须紧密结合其“公共”特征、紧紧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公共”合力,既要重点针对直接受灾受害区域和人群,又要兼顾受其波及影响的其他区域和人群;既要注重经济上和身体上的救助与援助,更要关注健康精神、心理和心态的补救与帮助;既要加强生产生活与工作硬环境条件的恢复、重建、安防等,更要强化积极、向上的人文社会软环境条件的培育和建设。而要实施和实现这些善后工作,除了依靠政府及相关公共组织直接负起重责外,还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社会资源,从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公共利益出发,保证公共危机善后工作的高效圆满。
(二)公共危机的管理诉求
公共危机的管理诉求表现在两个方面:
1.政府管理的诉求
从公共危机的公共性决定了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核心主体地位(蒋轶,2009)而言,公共危机管理就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管理,是政府应提供的公共品(石英华,2004)。公共危机管理不仅与政府职能转变、人民需求满足、公共利益与秩序维护保持着紧密关系;而且也为政府向服务型、民主型、责任型转型,积极实现自身的执政理念和行政目标添加了注脚、活络了战术。因为从世界范围来讲,应对危机的能力已成为衡量政府管理水平的一项主要指标(曾雪科,2008)。
2.政府公共管理的诉求
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就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与公共部门施加管理的公共活动(王乐夫,2001);具体表现在政府活动的长远目标、政府公务人员的职业道德以及政府决策对于保障公共利益之完整性和完全性的意义等方面。[4]并且,公共管理不断注重法律规章制度,更加注重实际工作绩效,特别是顾客(社会公众)的满意度;并引入一些诸如绩效评估、成本核算之类的企业管理方法,以明确的责任运行于其中。同时还强调政府对社会治理的主要责任,强调政府、企业、公民和社会的互动以及在处理社会及经济问题中的责任共负,强调政府绩效的重要性和政府部门治理的正当性等。[5]这些无疑又为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要认真考量投入产出比、效益分享比和责权利配置比等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可以说,政府参与公共危机的管理能力和应对危机的治理能力,不仅取决于政府所掌握资源的数量与质量,更在于其配置资源的效率,集中体现为政府的公共管理乃至公共治理能力。政府通过公共管理途径和手段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能力必将成为现代政府综合实力和能力的集中体现。
三、公共危机的管理诉求催生政府会计的改进
(一)公共危机的政府管理诉求催生政府会计的改进
会计是对经济活动综合反映的信息系统(赵顺娣,2005),公共危机管理与政府会计的直接联系就在于共同的信息交互与支撑。而关于公共危机管理中对信息的需求和重视却很不如意,比如贾斌昌(2005)曾指出,当前,我国危机管理中存在着信息沟通技能缺乏、法治与法制缺失等一系列问题;王伟(2008)也谈到,危机是信息驱动的,危机的影响过程是一个危机信息活动与演化的过程,信息缺失、沟通断裂、决策失误是导致公共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危机管理的核心就是对危机信息的管理。这就表明在公共危机出现时,全面地公开相关信息,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消除不必要的恐慌情绪和盲目行动、最大限度地降低危机中的损失、增强政府的凝聚力和公信力。而在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过程中,政府会计是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对政府在危机中所投入的大量财政资金和非财政资金的使用过程和结果进行及时、全面、客观地反映,应是政府会计的重要职能和责任;政府会计以政府财务报告为其所提供信息的主要载体,就必须通过适当的改进来适合与满足社会公众在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方面监督其行为、评价其绩效的信息需求。
当前的政府转型,对政府执政和行政的能力和绩效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服务型政府的最大实现就需要以耗费公共资源为前提、民主型政府的充分体现就在于为公众享受“给予信息”和“政策咨询”创造机会和途径、责任型政府的直接表现就存在于政府对公共受托责任的承诺与承担等。对政府所做的这些要求,最终都归结到政府以多大口径、以什么方式提供出能全面真实反映其行为绩效的有用信息。因此,政府会计必须通过政府其最终产品的财务报告可以和应该向其包括政府、人大政协、社会公众在内的所有服务对象及时提供有关反映公共财务资源来源与使用过程、反映运营结果及政府行为绩效[6]的有效会计信息,以助于这些会计信息需求者或使用者对政府所从事的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活动进行过程监督、绩效评价和民主决策等。
(二)公共危机的政府公共管理诉求催生政府会计的改进
政府是核心的公共管理主体,这种核心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是为着实现和维护公共福祉和公共利益的目标、注重公共资源分配与使用效益和政府执政业绩与行政成绩而存在、发展着的。而要对这些目标和绩效加以描述、确认、记录、计量和披露报告,以真正说明目标的实施实现程度、绩效的高低好坏情况,就需要依靠政府会计来探求真实、说明真相、反映过程、评价结果。尤其新公共管理主义倡导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从企业化政府的角度定位政府会计的受托责任,要求政府加强支出成本管理,更有效地使用资源,反映政府负债情况,防范财政风险,更充分地披露政府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增加政府透明度;这就为政府会计改革提出了新的需要和要求,也成为政府发挥和实现公共管理职能、推动公共财政体制和民生财政的建立和完善的重要战略。[7]
同时,政府会计在信息提供上日益“公共性”的要求与公共管理、公共危机管理的“公共性”特征有着相当的一致性,它们都共同为着反映和强化政府的公共受托责任、表现和推动着政府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与保全。因此,政府会计对政府实施公共管理尤其是公共危机管理的信息核算、监督和反映等职能并非虚拟的、形式的、盲目的,而是蕴含于政府会计服务于政府公共管理的全过程、各方面;唯其如此,政府会计才会紧跟会计国际趋同和政府转型步伐而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这也就表明,立足公共管理、应对公共危机,政府会计的改进势在必行、也具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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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GovernmentaccountingneedsimprovementunderapublicCrisisBackground
Jinnengquan
(Departmentofmanagement,SichuanUniversityofartsandScience,Dazhou635000,China)
危机管理的特征篇5
【关键词】企业；管理；危机；事件
危机管理是企业公共关系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许多企业由于危机处理不善，从此一蹶不振，甚至关门大吉；有的企业危机处理出色，企业反而焕发新的生机。危机无处不在，危机无时不有，有利益纠缠，就有危机，有关系，就有危机，有人，就有危机。但企业所关注的、所要预防的、所要应对和处理的是具有公共关系意义的那种危机――常常是突发的、有着明显的紧迫性和严重性常常有着“事件”印记的那种危机。
一、危机事件的特征及危机管理的重要性
危机事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结构不良性”。“结构不良”是相对于结构良好而界定的。所谓“结构良好的问题”，是指满足一系列要求的问题，而所有不满足这些要求的问题，就可称为是“结构不良的问题”。危机性事件的“结构不良性”使人们无法对危机事件进行事前和事中的“情景界定”和“情景分析”，无法在短时间内对危机性事件进行结构化分析，从而确定其演变趋势。此外，危机事件对初始条件极为敏感，其生成过程具有随机性，因而人们无法事先确定其生成方式。
危机事件的第二个显著性特征是具有风险性。风险性，是指个人根据对事实的客观分类有能力计算出概率的情形。日常人们面临的绝大多数危机性事件都具有这种特征。同时，具有这种特征的危机性事件，相对于具有其它特征的来说，也是最易于管理的。
危机事件的第三个显著性特征是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指人们不可能或无法对危机事件进行客观分类的情形。不确定情形下，人们只能对危机事件给出主观分类并赋予这种主观分类以一定的主观概率。
危机事件对企业的形象、信誉、公共关系的影响是很大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根据美国学者的调查表明，每有一名通过口头或书面直接向公司提出投诉的顾客，就有约26名保持沉默的感到不满意的顾客。这26名顾客中每个人都有可能会对另外10名亲朋好友造成消极影响。而这10名亲朋好友中，约有33%的人会有可能再把这个坏消息传递给另外20个人。换言之，只要有1名顾客不满意，就会在1+（26×10）+（10×33%×20）=327人中产生不良影响的可能。
处理和化解危机事件历来是企业形象管理、信誉管理、公共关系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越是优秀的企业越是要注重危机管理，以下的这则寓言有力地说明了这点。
三个旅行者同时住进了一个旅店。早上出门的时候，一个旅行者带了一把伞，另一个旅行者带了一根拐杖，第三个旅行者什么也没有带。晚上回来的时候，带伞的旅行者淋得浑身是水，带拐杖的旅行者跌得满身是伤，而第三个旅行者却安然无恙。
于是前两个旅行者很纳闷，问第三个旅行者：“你怎么会没事呢？”第三个旅行者没有回答，而是问带伞的旅行者：“你为什么会淋湿而没有摔伤呢？”带伞的旅行者说：“当大雨来到的时候，我因为有伞，就大胆地在雨中走，却不知怎么淋湿了；当我走在泥泞坎坷的路上时，我因为没有拐杖，所以走得非常仔细，专拣平稳的地方走，所以没有摔伤。”然后，他又问带拐杖的旅行者：“你为什么没有淋湿而是摔伤了呢？”带拐杖的旅行者说：“当大雨来临的时候，我因为没有带雨伞，便拣能躲雨的地方走，所以没有淋湿；当我走在泥泞坎坷的路上时，我便用拐杖拄着走，却不知为什么常常跌跤。”第三个旅行者听后笑笑，说：“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带伞的淋湿了，带拐杖的跌伤了，而我却安然无恙的原因。当大雨来时我躲着走，当路不好时我细心地走，所以没有淋湿也没有摔伤。你们地失误就在于你们有凭借的优势，认为有了优势便少了忧患。许多时候，我们不是跌倒在自己的缺陷上，而是跌倒在自己的优势上，因为缺陷常能给我们以提醒，而优势却常常使我们忘乎所以。”
二、企业如何做好危机管理
既然危机管理这么重要，那如何作好危机管理呢？
首先是要建立危机管理机构，危机管理组织架构的设置一般应实行三级组织三级管理的方式：第一级为“危机管理委员会”，是决策机构，由企业中有关方面的中高层领导组成，它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危机管理政策，制作本企业的《危机管理手册》，配备危机管理办公室人员，检查监督平时危机管理的工作，主持定期的危机管理工作会，负责处理重大的危机事件等。第二级为“危机管理办公室”，是常务执行机构，由一定的专职人员组成。它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危机管理各项工作的贯彻和落实，收集信息，监控市场，做好兼职人员的培训工作，负责处理一般性的危机事件，定期向危机管理委员会汇报工作。第三级为“危机管理工作小组”，由一些兼职人员负责与危机管理办公室保持业务联系，当然也负责处理日常的零星投诉。
其次要确立“发言人”制度，危机事件的初期，往往是传言四起，消息混乱。为了保证对外宣传的高度一致性，主动引导舆论，危机管理委员会必须设立“发言人”制度，“一个声音，一个观点”，以正视听，掌握危机处理的主动性。
第三，建立第一时间快速反应通道，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意识问题，即对处理在萌芽状态危机事件的一种敏感性。缺乏这种敏感性就丧失了快速反应的前提，从而贻误良机。第二方面是企业的管理系统问题，即企业的整个管理系统是否有利于快速沟通、快速决策、快速执行。企业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作一张《危机处理快速反应通道图》，并在培训时反复讲解，以便各部门在执行时按“轨道”操作。
第四，应对企业危机形态进行预测和评估。危机形态的预测是一项很重要的防范措施。一是找出企业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危机，因为发生过的事可能再次发生；另一种方法是找出同行或类似企业发生过的危机，引以为戒。评估潜在的危机的基本任务是要预见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然后再估计其产生的影响，便于处理危机时更好地把握有利、有力、有节的原则，不至于“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少了轻重缓急，影响处理效果。
三、危机事件的处理程序及原则
危机事件发生后，尽管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危机处理方法，但一般都经历下面几个基本程序：
（一）赶赴现场，了解事实
这是危机处理中必要的第一步，对有的危机事件的处理企业领导人还必须亲自出马。中外成功的危机公关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领导人亲赴第一线，给人一种敢于负责、有驾驭能力、有诚意解决危机的形象。危机发生后，可能会发生众说纷纭甚至谣言四起的困难局面。要迅速控制这种局面，就必须及时、全面、深入地了解事实。重大事件发生后，首先应该运用有效的调查手段，迅速查明情况，判断事件的性质、状态、后果、影响及涉及的公众对象，为制定应对政策及应急措施提供依据。
（二）分析情况，确立对策
这一步实际上是制定危机处理的方案，即如何对待投诉公众、如何对待媒介、如何联络有关公众、如何具体行动等。有了“事实”，就有了分析的对象和依据。危机是一种“紧急的或困难的关头”，必须在把握既全面又充分的事实的基础上，尽快对危机的性质做出哪怕是初步的宏观判断；尽快地对造成危机地起因，对已经受到伤害、即将受到伤害或可能受到伤害地公众（群体或个人），对已经或可能引起地连锁反应及关键技术细节，做出中观或微观地判断。有了对危机的初步的宏观、中观、微观判断，如何形成应对和处理方案――即“对策”――就胸有成竹了。既然危机是一种“紧急的或困难的关头”，企业主要领导人（常常是一把手）亲自出面、亲自领导、亲自部署，定下自己的说法、自己的做法、应是不言而喻的。
（三）安抚公众，缓和对抗
这是危机管理的关键一步。一个处于危机中的企业，倘若想的是如何掩盖、去搪塞、去自我表白（譬如三鹿奶粉事件中三鹿集团的做法），那么等于在给自己裹绳束，让自己跳陷阱，原本很快就可以度过的危机，可能成了一个甩不掉的烫山芋。即便你有千条万条减轻自己罪错的理由，值此“紧急的或困难的关头”，也应该先去安抚受害公众，真心实意地取得他们地谅解，争取积极创造化解危机的可能和最佳结局。
（四）联络媒体，主导舆论
危机事件发生后，各种传闻、猜测都会发生，媒体也会纷纷报道。这时企业应委派“发言人”主动与媒介联络，特别是首先报道事件的记者，以“填补信息真空”，掌握舆论主导权。
处理危机事件的公关宗旨是“真实传播，挽回影期响”，当事件发生后，与该事件有关的人们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强烈要求了解事件的状况以及与自身的关系，如果缺乏可靠的信息，则往往作出最坏的设想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根据。只有真实、准确地传播，才能获取公众的信任，争取公众的谅解与配合。只有把握舆论的主动权，才可能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尽快恢复企业的社会声誉。
（五）多方沟通，迅速化解
这一步主要是争取其它公众、社团、权威机构的合作，协助解决危机。企业应根据危机事件的情况，主动与有关公众、社团、权威机构沟通联系，寻求他们的理解、支持与合作。
（六）有效行动，转危为机
企业在具体的行动中，一定要坚持公众为上、维护信誉的原则，主动提供真实、准确的消息，公开表明组织机构的立场与态度，不可采取隐瞒、搪塞、对抗的态度，对确实不便发表的消息，亦不简单地说“无可奉告”，而应说明理由，求得记者的同情与理解，以减少新闻界的忖测，帮助新闻界作出正确的报导。但在事实未完全明了之前，不要对事发的原因、损失以及其他方面的任何可能性进行推测性的报导，不轻易地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态度。
有人把危机解释为“变好或变坏的转折点”成功的危机处理不仅能消除危险，而且还能创造机遇，迅速获得公众的理解与谅解，进一步加强和优化公众关系。总之，只要企业未雨绸缪，企业的危机就会很少，即使出现危机，也能转“危”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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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管理的特征篇6
【关键词】财务风险；财务危机；关系
一、财务风险
（一）财务风险的界定
关于财务风险的界定，当前有两种主流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财务风险是企业用货币资金偿还到期债务的不确定性。第二种观点认为，财务风险是企业财务活动中由于不确定因素影响，使企业财务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偏离，造成蒙受损失的机会和可能。altman（1990）综合了学术界描述，更加科学地将财务风险界定为的四种情形：经营失败、无偿付能力、违约、破产。
（二）财务风险的特征
深入了解财务风险的基石，是归纳总结财务风险的特征。笔者通过研究文献、结合企业案例，概括出企业的财务风险具有以下五大特征：全面性，即资金筹集、资金运用、资金积累分配等财务活动，均会产生财务风险；不确定性，即财务风险虽可以事前加以估计和控制，但事前不能准确地确定财务风险的大小；共存性，即风险与收益并存且成正比，一般来说，财务活动的风险越大，收益也就越高。权衡性，即财务风险的客观存在会促使企业权衡风险与收益的关系，采取措施防范财务风险。
（三）财务风险的成因分析
财务风险影响因素多样，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外部成因与内部成因。
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财务风险称为系统风险，它对所有企业都发生作用，是企业自身不可控制的。这些因素有：市场变动；经济形势变化；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利率变动；汇率变动；税收政策变动。
受内部因素的影响产生的财务风险称为非系统风险，它是企业的特有风险，由企业自身承担。企业财务活动一般包括资金筹集、资金使用、资金回收和资金分配，在财务活动的每一环节，都有可能形成财务风险。
二、财务危机
（一）财务危机的界定
财务危机，又称财务困境。关于企业财务危机的界定，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归结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从法制层面对企业财务危机的界定。国外研究学者常常把企业根据破产法提出破产申请的行为作为确定企业进入财务危机的标志。国内研究学者则常常把沪深两地证券市场的St公司界定为财务危机企业。
二是从研究层面对企业财务危机的界定。学者定义中的经典表述来自于Ross（1999）从四个方面界定的财务危机：企业失败，即企业清算后仍无力支付债权人的债务；法定破产，即企业和债权人向法院申请企业破产；技术破产，即企业无法按期履行债务合约付息还本；会计破产，即企业的资产净值小于净负债，资不抵债。
从实际情况上看，St公司界定为财务危机对于我国的学术研究更有可操作性。目前我国对于上市公司特别处理的一般规定：上市公司出现财务状况异常或者其他异常情况，导致其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或者投资者难以判断公司前景，投资者权益可能受到损害的，本所对该公司股票交易实行特别处理。其中，“财务状况异常”指的是最近两年连续亏损，或最近一年的每股净资产低于每股面值，或同时出现上述两种情况；“其他异常状况”，指的是因自然灾害，重大事故导致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基本终止，或公司面临赔偿金额可能超过其净资产的诉讼等。上市公司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将自动进入所谓的St板块。对上市公司的特别处理包括“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特别处理”。对“退市风险警示”的处理措施：在公司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其他特别处理”的处理措施：在公司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
（二）财务危机的特征
前面讲到了财务风险的特征，反观财务危机的特征，却大相径庭。
一般来说，财务危机有四大特征：第一，客观积累性。财务危机的客观积累性表现为期间概念，它是反映企业一定时期在资金筹集、投放、分配等各个环节上所出现的失误。第二，突发性。财务危机由于受到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些因素是可以控制和把握的，但也有相当多因素是爆发性的、意外性的，有的甚至是急转直下的。第三，多样性。财务危机的多样性主要受三个方面的影响：企业经营环境多样化；企业经营过程多样；财务行为方式多样化。第四，灾难性。财务危机虽然包括多种情况，但不管是资金管理技术性失败，还是企业破产，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任何一种情况的发生都会给企业带来灾难性的损失。
（三）财务危机的成因分析
财务危机的成因一直是学界的争议焦点，是因为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多。这些因素有可能单独恶化企业财务状况，更有可能在多种因素联动作用下使企业陷入财务危机。所以我们有必要将这些因素系统归类，按照企业的实际情况对症下药，防范财务危机。
四阶段症状分析法是财务危机成因分析的方法之一。该方法将企业财务运营病症划分为4个阶段：财务危机潜伏期（盲目扩张、无效市场营销、疏于风险管理、缺乏有效的管理制度、企业资源分配不当、无视环境的重大变化）；财务危机发作期（自有资本不足、过分依赖外部资金、利息负担过重、缺乏会计的预警作用、债务拖延支付）；财务危机恶化期（经营者无心经营业务、专心于财务周转、资金周转困难、债务到期违约不能支付）；财务危机实现期（资不抵债、丧失偿付能力、宣布破产）。企业如有上述相应情况出现，就要查清具体原因，采取措施，尽快使企业摆脱财务危机。
三、财务风险与财务危机的关系
财务风险具有两面性，对企业而言可能产生损失，也有机会产生收益。而财务危机意味着企业产生损失的可能性极大，如不及时补救，企业状况可能陷入不断恶化的深渊。财务风险是财务危机产生的根源，陷入财务危机的企业必然面临着较大的财务风险，而具有财务风险的企业不一定陷入了财务危机。财务危机是财务风险朝不利方向发展的结果。企业若能在有效期间内采取化解措施，就能降低财务风险，摆脱财务危机；若企业面对危机束手无策，或措施不力，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财务危机，甚至导致破产。
因此，对于财务风险，应当科学管理，合理利用财务风险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保持企业的稳健性；而对于财务危机，应当坚决规避，在管理财务风险的工作中把财务危机预警系统、财务危机防范系统有机结合，从而杜绝财务困境甚至企业破产的发生。
危机管理的特征篇7
中图分类号：G471
关键词：公共危机；高校危机；危机治理
【中图分类号】G647
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复杂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到来，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结构性的系统风险加剧了各种类型危机发生的可能。在这样的制度变迁的历史时期，学校内部的管理制度、人员观念、市场机制引入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以往的社会危机事件逐渐扩散到校园并频频发生，其特征有别于其他传统的危机事件。可以说，高校面对危机事件的发生已经在很大程度不能单靠事发学院或几个部门应对，需要危机治理这个更为广泛的框架下将相关责任的主体纳入到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因此，我们应该认识高校公共危机治理及其内涵和特征？相关责任参与主体如何参加高校公共危机治理？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又如何在正确看待这些危机？
一、危机治理：高校危机管理的必然选择
危机在人类后工业时代不可避免的社会系统性风险，高校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同样暴露在风险之下。只有认识到公共危机的内涵及特征，依靠危机治理把力量都也投入处理公共危机中，才能有效提高高校公共危机管理。因此，公共危机治理是高校公共危机管理的必然选择。
高校公共危机内涵应该从“公共危机”、“高校危机”、“高校危机管理”、“危机治理”这个几个关键词入手。公共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了严重威胁，并且要求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在极短时间内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作出关键性决策的事件。[1]危机处于不同制度环境，赋予了高校危机不同的内涵，因而高校危机是指，“由于自然的、人为的或者社会政治的原因引发，在高校内部突然发生的，对高校的教学、工作、生活秩序造成一定干扰、冲击或危害，甚至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的重大事件。”[2]面对危机的发生，高校的管理部门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的行动，这个过程被称为高校危机管理，“高校危机管理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持续动态的管理过程，高校针对潜在的或者当前的危机，在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一系列的控制行动，以期有效地预防、处理和消弭危机。”[3]
总之，从危机事件的责任主体来看，高校作为权力主体对发生在高校内危机进行管理，强调的是权力和责任的一致性，强调危机的处理结果。不同历史时期高校危机事件有着各自的特征，在网络媒体、学校扩招、政府放权、独生子女等社会背景下，高校危机事件除了具有突发性、紧急性、决策的非程序性等社会公共危机的共同特征，还具有群体性、不确定性和社会敏感性。
1.群体性。学生是学校的最广泛的群体，学习和生活在同一区域，人群较为集中。学校是学生驻留时间最长，流动范围最小的区域，居住范围较为集中，并且紧张的学习生涯又以班级、社团等各式各样的组织为行为单位，使得学生人群短时间在较小区域内流动性大。学生的群体性特征使得暴露在公共危机风险下，受到伤害和影响的可能性大，同时，也不利于控制危机的次级危害。
2.不确定性。大学时期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都处于较为重要的发展时期，同时脱离父母权威监管，在面临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人生挫折和无力感很容易使学生做出一些出乎常理和意外的不理智和放纵的行为，这表明高校危机的产生是和学生行为动机是有密切联系的。
3.社会敏感性。高校已经不是“象牙塔”式的学术圣地，从招生、接受教育、毕业工作无疑体现了社会市场的紧密联系。社会思想价值变迁和市场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对学校办学理念、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教育资源投入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人们对高校的认识还停留在“精英教育”的阶段，社会仍把大学学历作为衡量人才素质的标准或录用条件。
高校危机事件的特征表明，除了在处理危机时应具有快速反应、责任性、透明性和合法性等原则的同时，也必须强调高校危机管理系统中参与主体的多元性，最大可能地吸纳各种部门和其他力量，调动各种资源共同应对危机，形成高校整体的危机应对网络。
二、一元治理：高校公共危机的困境
高校危机是市场、政府关系联动变迁的产生结果，可以把市场外部环境的变化看作高校危机产生的外部原因，政府管理权力下方和高校自主性逐渐增大看作内部原因。但是，高校危机管理离不开职能部门的支持，权力与责任相一致，而各个职能部门似乎陷入了“集体行动的困境”，面临一些理论上的困境与实践中的难题。
1.高校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单一，各个相关利益主体参与不足。
从危机发生、发展、结束三个简单的过程来看，涉及的人员包括主要受害人（一般都是学生），受害人的同学、朋友和老师，学院、学校组织部门的相关责任人。但是，从危机事件的特征来看，社会其他主体也应该是治理主体之一，如新闻媒体、公安、卫生部门等有助于危机事件解决的主体。一系列的校园突发紧急事件表明，高校形成了一种全权处理危机事件的惯性思维模式，把危机事件看作内部管理的意外风险，因而不愿意当面回应社会公众的质疑，力图在学校的范围“控制”危机的全过程。高校对于处理校园危机持一个消极的态度，与事件相关的部门就不愿正面回应，容易产生“踢皮球”式的处理方式，使得在当前危机治理体系中，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单一，学校组织部门参与不足，社会公共部门介入的渠道和范围有限，增加了危机治理成本，不利于危机治理的成效。
2.缺乏完整有效的公共危机“预警―治理”系统。
危机不仅需要及时处理，更需要事前预防，高校作为较为特殊的公共部门其体制改革落后于其他社会组织，公共危机下各利益相关者及部门缺乏强烈的危机参与意识和治理危机的共同利益，被动地接受上级指令和处理方案，危机爆发以后临时组成领导小组，而不是建构预警防范的长效机制，从事后处理转为事前预防，可以肯定的是，事前预防的治理成本要远低于事后处理。从H1n1流感预防事件过程可以看出，高校临时仓促的预防工作，采取下派任务式的检查方案，学校预防小组校医院院系学生干部学生，经过层层任务下派，“指令信号”衰减、目标与责任不一致、专业水平降低及利益不相关性致使预防流于形式。
3.高校公共危机的应对需要一个容纳各方的综合协调治理框架
随着社会与高校的双向扩张，高校出现社会内部化的趋势，学校的围墙只是一个象征的作用，而公共危机治理的成本转嫁考验着学校的应对能力。社会相关组织与高校之间、学校各部门之间、院系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缺乏制度化合作机制。严峻的事情再次说明，利益相关的范围早已超过以组织权力界定的范围，高校组织功能分化的加剧，上下级部门的高权力距离，使得高校权力主体之间协调与合作的弹性僵化，应对危机时“强制指令性”的合作，不过是各自承担责任的一种分配，表明很好地处置危机并不是一种激励性工作，这也与平时很少听到某高校部门或个人因对处置危机有贡献而受到表彰的消息。
三、多元参与：高校危机治理的路径选择
高校传统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不断探索“去行政化”的改革，在缺乏权力中心的管理下，高校公共危机治理的路径应该怎样选择？在此之前，有必须先了解治理的概念。所谓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和个人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6]有效的高校危机治理，不仅要依靠高校管理部门，还需要各个院系、师生和有利益相关的主体全过程的参与，高校危机治理结构建构应从高校引导地位确立、与参与者互动沟通、保持社会的联系三个方面着手，形成多元治理的路径选择。
1.强调高校在危机治理中的引导地位
高校作为学校的管理者，有责任维护学校稳定与解决危机的职责。团队组织的力量要大于单一主体的力量，建立危机管理小组并通过划分部门机构和配置固定人员，制度化具体的责任及处理办法，建立透明、公开、及时的联系通道，保障从学生到教师到学校各个部门都能获取到危机管理小组的人员组成、职责分配、联系电话，从而起到网络化管理中心的作用。一旦危机发生，危机管理小组立即预警信息，危机管理小组成员立即进入相应的应急工作状态，发挥危机事件状态下的相互合作整体能力。这就要求危机管理小组具有协调其他部门的能力和协作权威，因而小组成员应该包括这些小组人员既包括各系（院）的教师代表、辅导员和学生代表的比例，又要考虑学校的后勤服务、保安、心理咨询、医院等相关部门专业人员，并由学校领导负责（校长或副校长），在专门设立的办公室内面对面直接沟通，针对各种可能状况拟定必要的应变计划，并指导定期与不定期的演习操练。
2.保障高校危机事件参与者之间的沟通
信息沟通是高校危机管理首要解决的难题，决定着事件参与者的行动策略。保障高校危机事件参与者之间的沟通，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学生与教师的沟通。教师是与学生的直接联系人，可以在短时间集合全体学生，并较为容易地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而且相比学生，教师更为客观看待危机事件，理应有责任在第一时间里组织学生并告知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和应该做些什么事。
第二，家长与学校的沟通。家长总是关心学生的，然而学校担忧家长过于担心的紧张心态会产生不利影响，消极对待家长的担忧情绪，但家长的担忧无疑导致危机管理遭遇外部干扰，因而要克服家长的恐惧心理，只有通过与家长建立良好关系，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得到家长的支持和理解。
第三，学校与媒体的沟通。学校指定专门人员担任学校新闻发言人，客观、及时地让新闻媒体获得真实消息，占据信息的制高点，成为信息的权威中心，同时对不实谣言应予回应与驳斥，还可设立专线电话或开辟专门的临时的媒体采访室。
3.高校与社会联合建立危机管理机制
高校危机早已不再是校园内的危机，高校与社会联合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形成“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联合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已然成为消弭无缝隙管控的路径选择，这就需要学校与这些机构保持日常联系，共享彼此的资源，长期保持制度化沟通与联动机制，由此组成危机管理社区中心。高校由危机管理小组成员作为危机管理社区中心的联络人，制定和公布学校、社会一体化的管理事项和应变措施，建立定期的会议制度，形成全方位的危机管理机制，将来校内外危机参与者及治理力量都纳入事件当中，并且引导这些主体致力如何采取行动才能推动危机解决，而不是仅仅只是“告知”，需要相互认可了解提升全体达成一致的可能为共同的目标行动的愿望，从而全面实现危机的系统防御。
参考文献
[1]张小明.论危机管理研究中的术语规范问题――从SaRS危机引发的思考[J].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2004（1）：24
[2]高校危机管理的现状及对策研究罗晴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p159
[3]纪宝成.从“非典”防控看高校的危机管理[J].中国高教研究，2003，（8）
[4]刘霞，张小进.试论公共危机治理中多元参与主体的博弈及制度选择[J].学术论坛，2005年3：71
危机管理的特征篇8
一、涉税犯罪的成因
涉税犯罪的成因，不外乎有经济原因、制度原因、征税主体原因和纳税主体原因等四方面的原因。
第一，经济原因促使涉税犯罪频繁发生。众所周知，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家依靠社会公共权力，根据法律法规，对纳税人包括法人企业、非法人企业和单位以及自然人强制无偿征收，要求纳税人依法纳税，以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和公共商品的需要。无偿性和强制性是税收的两个主要特性。列宁曾经说过：“所谓赋税，就是国家不付任何报酬而向居民取得东西”。税收的无偿性和强制性对某些纳税人而言就意味着税款付出是一个痛苦的决策。按规定纳税，要减少他的实有财产；而不纳税，又会受到税法、甚至刑法的制裁。在生产力水平不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总体上有限的情况下，税收的无偿性和强制性会使一部分纳税人拒绝这种特殊的分配形式，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实施危害税收征管的犯罪，造成数额惊人的税收流失。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市场竞争力的强化，一些企业和个人为了在市场竞争中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在极端个人主义、小集体主义和拜金主义腐朽思想的驱使下，就置国家法律于不顾，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侵犯国家的利益。而偷税、抗税、逃税、骗取国家出口退税、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其他发票等危害税收征管罪是他们侵犯国家利益最容易得手的手段，这就是涉税犯罪活动严重的主要原因。
第二，制度原因是造成涉税案件多发的另一因素。我国目前的税收征收管理制度不健全，不合理，有待加强。建国以来，我国税收制度进行了五次重大改革，最近的一次改革是1994年，1994年我国进行了以增值税为中心的流转税改革，这次税制改革遵循“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形式，保障财政收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制体系”的指导思想，对税制进行了结构性改革。新税制的实施，实行了增值税凭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制度，但因对抵扣税款的稽核能力估计过高，税收征管计算机化程度低，造成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多发。由于管理制度不健全，征管水平落后，使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机。这主要表现在：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发放管理不严，不严格审查一般纳税人的主体资格，不按照规定的条件发放，不严格执行验旧发新制度，导致滥发现象严重；对开票行为审查不严，由纳税人自己填写，随意性大，管理失控；对抵扣税款环节审查不严，不严格执行稽核制度，且稽核制度尚不完善，稽核手段落后。在领票、开票、抵扣税款三个环节上存在着的这些漏洞，给犯罪活动提供了方便。
第三，征税主体原因。税收征管工作是一件政策性和法律性很高的艰苦细致的工作，而有的税务干部素质不高，特别是少数税务干部经不起物质的诱惑，收受纳税人的贿赂，成为纳税人的“保护神”。据潮阳、普宁一案查明，在潮阳、普宁这里官商勾结，共同作案。有的基层政府领导，直接指挥财政所长、税务所长为虚假企业服务；有的税务干部，自己开办多家虚假公司，骗税数千万元；在犯罪分子的笔记本上，记录着向海关人员送出巨额现金；地下钱庄把上百亿元的资金，在极短的时间内频繁划转、提现并套换外汇。由于危害税收征管罪属于行政犯罪，好象没有特定的受害人，因此，许多纳税人甚至包括税务部门和司法部门对危害税收征管罪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对从事危害征管犯罪者不是深恶痛绝，而往往施以同情之心。在税收执法活动中，存在着大量的监督不力、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以补代罚”、“以罚代刑”。执法不严，打击不力的另一个表现是执法不公。在现实执法活动中，一些执法者有意或无意中将纳税人分成三六九等，高低有别。对于一些地位特殊的所谓“名人”、“红人”、“官人”往往不敢碰硬，使一些名人成为不受税法约束的特殊公民。使税法给人一种“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印象。执法不公的消极作用，不仅破坏了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而且动摇了人们的价值判断标准，陷入争先恐后的偷逃骗税攀比中。
第四，纳税主体原因。在现阶段，由于历史思潮和现实因素的冲击，我国公民的纳税意识较差，甚至连税收的起码常识都十分欠缺，公民纳税意识出现了不应有的扭曲。有的人认为，个人不需要国家投资而独立从事生产经营或提供劳务所得的个人收入，应当不折不扣地归个人所有，税务机关依法征税是对私人财产及收入的一种额外剥夺，不合理；还有“权大于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偷税不谋私则不算犯法”的小集体观念以及“偷漏税可以减轻企业亏损”的错误观念等等。
二、涉税犯罪的特点
研究涉税犯罪的预防对策，有必要先分析一下涉税犯罪的特点。1997年10月1日新《刑法》实施后，从公安机关办理的涉税案件来看，存在以下特点：
1、 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社会危害极其严重。从97年协办“共和国第一税案”-金华税案开始，涉税金额不断加大。金华税案以虚开金额9亿元而号称第一，但这一记录不久就被打破。北京陈学明特大虚开发票案、上海青浦、崇明特大虚开发票案、直至“807”潮阳、普宁特大虚开发票案，虚开金额已达323亿元，骗税42亿元，号称世纪税案。
2、 内外勾结，共同作案。税务干部和外单位人员相勾结，利用工作便利，盗窃发票、骗取出口退税、不法抵扣税款，让人防不胜防。我市国税局某基层分局原征管员李枫，于1995年12月至1998年1月间，利用职务之便，乘为本分局保管和代班为用户领购增值税专用发票之机，私自截留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将发票提供给他人虚开，从中牟取非法利益，后因李枫岗位变动，才被他人发现而案发。李枫作案时间之长，作案次数之多，造成后果之严重，令人发思。
3、 犯罪手段专业化、智能化、狡诈诡秘。犯罪嫌疑人有的事先就用假身份证注册公司，案发后遁逃无影无踪；有的利用电脑破译电脑发票的密码，伪造假增值税专用发票；有的用药液“洗票”，将取得的小额发票洗去字迹和印章，用于为他人虚开，以牟取暴利。2002年8月，我局成功破获了以犯罪嫌疑人杨元兴为首的特大非法出售、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团伙案件，系典型的“洗票”案件，共抓获涉案人员12人，涉案税款450余万元。该团伙分工明确，作案手段比较隐蔽，成员之间相互不联系，由杨元兴集中分工和分赃，有成员专门以加油的名义，从加油站取得小额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般超过百元）；有的成员专门负责用特定的液体，洗掉小额发票上的内容和公章，变成空白发票；有的成员专门负责寻找受票单位，按票面价税合计的3%－8%收取开票费。
4、 作案跨区域流动，涉及的行业多、部门多。当前，不仅存在一些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一般公民危害税收征管罪的问题，而且一些国家机关、税务、海关、外贸等部门的部分工作人员也接受贿赂，支持、纵容、包庇不法分子进行偷税、抗税、逃避追缴欠税、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用于骗取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等犯罪活动。许多单位和个人互相勾结共同从事危害税收征管的行为，共同犯罪近年呈上升趋势。并且跨地域作案在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犯罪和以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抵扣税款等犯罪中表现最为突出。跨省骗税大案屡见不鲜，往往是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手法，到甲地购货，到乙地报关，到丙地退税。
5、 案情错综复杂，查处工作难度增大，单位犯罪呈上升趋势。潮阳、普宁特大虚开发票案公布的案情中显示，在潮阳、普宁特大虚开发票案中，“807” 工作组动用了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监察部、财政部等13个部门的空前力量，“807”工作组前后检查的1142户企业中，827户是虚假企业，有虚开和偷骗税问题的占98.33％。工作组向全国发出1万多份发票协查函，9000多份证实是虚开。“807”工作组共检查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7.2万份，其中伪造的有8.8万份，涉嫌偷骗税42亿元。
三、预防涉税犯罪的对策
涉税犯罪产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防范和治理危害税收征管罪，也是一个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要预防涉税犯罪发生，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 加强税法宣传，深化税制改革。
2001年5月1日国家颁布了新的《税收征收管理办法》，我们应该趁此契机，加大宣传力度，加强税收法制宣传，强化纳税意识。纳税人纳税意识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税务部门除了要搞声势浩大的“税务宣传月”、发放宣传材料、广播电视广告咨询外，还要从基础抓起，把税法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通过发放税收教育教材，开展税收征文和税法影片巡映等形式，使税收教育渗透到各个阶层和领域，争取收到较好的税法宣传效应。
完善税收征管制度也将对防止涉税犯罪起着重要的作用。完善税收征管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如1994年实行增值税凭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制度后，对抵扣税款的稽核能力估计过高，税收征管计算机化程度低，造成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多发。1996年国家税务局发出通知取消手工填写的十万元版和百万元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将之纳入防伪税控系统，现在，防伪税控系统已推进到十万元版发票领域。实践证明，这是防止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有效措施。全国正在建设的“金税工程”，将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把从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征收、发票管理到纳税检查等纳税的各个环节都实行计算机管理，依托计算机对征收管理的全过程实施监控。这是新时期预防犯罪的又一重要措施。
第二、提高税务人员的素质，加强管理，强化监督机制，堵塞犯罪漏洞。为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我国的税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今后还将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税务干部面临着更新知识、提高执法水平和提高征管工作效能的新形势。税务干部是代表国家行使职能，税务干部素质的高低、能否依法办事，直接影响着纳税人的纳税心理和纳税意识。在改革征管模式、建立起充分应用计算机征管模式过程中，需要一支熟悉财务会计、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懂得和操纵现代化技术装备的税务干部。当前，税务机关已经实行征收、管理、稽查三分离，从体制上实行了相互制约，还要在系统内部逐步实行税务干部家庭财产和收入申报制度、基层岗位轮换制度、征管监察制度、集体审批减免税制度等措施，堵塞犯罪漏洞。
第三、加强对危害税收征管罪的打击力度。修订后的刑法设专节规定了“危害税收征管罪”。比较全面系统地规定了各种危害税收征管犯罪的罪状、法定刑，为职能部门打击涉税犯罪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要对付日益增多的税收违法犯罪，必须加大对危害税收征管犯罪的打击力度，主要是严格执法，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1、 坚决纠正税收执法中的“有法不依”，“以罚代刑”的现象。现在发生了税务违法案件，主要存在“有法不依”，“以罚代刑”的现象。该处理的不处理，该罚款的不罚款，该移送的不移送。为有效地打击涉税犯罪，决不能以补税、罚款了事，而必须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该判刑的一定要判刑，该重判的一定要重判。只有这样，才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严肃性，才能有利于打击犯罪，预防犯罪。
2、 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的职能和手段，进一步理顺协查工作关系，提高办案效率。在打击各种利用发票犯罪活动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危害最严重的一种，各级公安机关在打击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中，要以查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为重点，这种犯罪涉及金额大，并且与偷税、骗取出口退税等涉税犯罪有直接联系。涉税犯罪由于涉及面广，加强全国公安机关协作办案相当重要。我国现阶段负责对涉税案件查处的部门还不统一，有的省是成立“税警大队”，有的是成立的“税侦处（室）”，有的成立的“驻税办公室”，有的是成立的“税务案件联络室”，有的隶属刑警，有的隶属经侦，五花八门，各不相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办案协作。出于理顺工作关系，提高效率的考虑，成立一支专门的警察队伍，从事涉税犯罪侦查和税收治安处罚工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危机管理的特征篇9
一、高校危机传播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对高校危机传播的见解，总的可分为四个方面：（1）校园危机策略，如：赵中建提出“学校危机管理即学校管理者根据学校的危机管理制度和计划对学校危机进行预防、处理和复原的策略应对过程，并应当成为学校日常管理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2）塑造高校的形象、树立信誉，如石奎在“论当前我国高校形象建设中的危机管理问题”中，提出了化解危机，塑造高校形象的应对策略；华荷锋的“高校信誉危机管理：一种系统的处理方略”；（3）化解学生心理危机，如李洪华等提出“大学生心理预警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大学生心理状况、行为模式等事实或现象的解读和剖析，预测变化趋势，认识发展规律，并借以预警信号，采取防范措施，从而帮助大学生合理地缓冲与释放一些潜在性的心理风险”。（4）危机信息沟通，如伍聪论述了如何与师生、家长、媒体等进行信息沟通。不难看出，内地学者缺乏从传播学的理论视角对高校危机中的信息传播、控制的专项研究，未能真正建立起符合我国高等教育实际的、全方位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高校危机传播管理模式。特别是缺少从受众群体心理的角度对高校危机传播中最主要的受众群体――大学生的研究。本文拟从群体及受众心理的角度，对大学生群体在高校危机传播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心理特点及行为模式进行分析研究
二、高校危机传播过程中大学生群体受众心理特点
本文以高校危机传播的时间节点为参照点，所以取高校危机传播的概念如下：高校危机传播就是指在危机的潜伏期、突发期、持续期、恢复期不同阶段，在高校与校内外公众、校园媒体、大众传媒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换和沟通行为。高校危机事件中的传播包括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等多种形式。
（一）高校危机潜伏期
在危机潜伏期，由于危机的潜在性，没有明显的特征而不容易为人所识别，此时大众传媒一般还不会刻意寻找高校危机信息，暂时不会介入或有太大的报道动作。此阶段危机管理工作，本质上属于超前管理，而高校内部的信息传播沟通应该开始，特别是网络媒介的传播。
此阶段。大学生受众心理以认知心理受到强化为特点。认知心理指受众普遍存在的、寻求信息的心理现象，寻求信息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或消除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因此，每一个受众皆有一定的求知欲，希望了解新的环境，并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验证，以此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而外部以网络世界为主的媒介环境，又给大学生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信息资源。在获得信息的过程中，网络传播将声音、文字、图形、动画合为一体，使多种感官协同作用下同时参与信息接受。网络传播使大学生的认知需求心理得到充分强化，提高了环境适应的决策能力。
（二）高校危机爆发期、持续期
危机爆发期、持续期高校所处媒介信息环境变化剧烈，不确定性比较高，人们急于通过尽可能真实完整的信息以把握环境、摆脱恐慌、做出决定。这个时期大学生受众的心理主要特点是：
第一，海量和虚假信息带来的紧张和防卫心理。网络最大的益处就是带给受众大量的信息资源。网络资源呈现出的无限扩张和不断更新的海量信息与广大网络受众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的矛盾容易导致网络受众产生紧张心理，产生防卫心理。约翰・奈斯比特发出过警告：“失去控制和无组织的信息在信息社会里不再构成资源，相反，它成为信息工作者的敌人”。
其次，道德的自我约束心理弱化。网上的虚拟世界使网络受众产生“去个性化”现象。而由于网络道德体系尚处于襁褓之中，广大网络受众约束力不足和道德自律意识不强，导致大学生受众的本能需求表现得非常强烈，必然引发一些不道德行为。也正如古斯塔夫・勒庞所说：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
（三）高校危机恢复期
随着时间的推移，危机事件已不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也不是新闻媒体报道的热点，危机进入了恢复期。高校要运用媒体帮助公众反思危机，展开教育、普及报道，完善人们对危机的认识结构，防止悲剧的再次重演。
在恢复期，大学生受众的心理特征是迷茫。网络所具有的海量信息资源成为不争的事实，在给受众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信息超载开始成为困扰人们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经历了危机传播中大量信息的淹没后，大学生受众如没有及时的引导和反思，只能是进入到对整个危机的迷茫中。就会如同古斯塔夫・勒庞指出的：“它们只能是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暂时现象。它们匆匆成熟，又匆匆消失，就像海边沙滩上被风吹成的沙丘。”
三、结论
从以上高校危机传播过程中各个阶段，大学生受众心理的特征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的阶段的大学生的心理特征是不同的。这就需要在适当的阶段通过适当的方式传播给大学生，唤起大学生对高校危机的理解、关心、认同和支持。应以使高校能顺利度过高校危机，维护学校的美誉度和相关公众的信任感，重塑学校形象。
【参考文献】
[1]赵中建，徐士强.学校危机管理―由“非典”事件引发的思考.上海教育科研，2003（08）：4-7.
[2]李洪华等.大学生心理预警机制构建之意义与实现途径.炭高等教育，2005，23（4）：80-82.
危机管理的特征篇10
关键词：高科技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危机管理
高科技企业是专门从事知识的生产或以知识的生产为主业的企业，其本质特征决定了其对人才资源具有强烈的依赖性。如果对人才管理不当，不仅会直接影响着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成效，也会挫伤员工的积极性，导致士气下降、工作效率降低、员工离职率增高，甚至使企业陷入危机，遭受灭顶之灾。因此，有必要对高科技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危机的特征、先期征兆进行研究，以便企业对人力资源风险进行早期识别和诊断，开展预警预控管理，防患于未然。
一、高科技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危机的特征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危机是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由于对人力资源管理不当而使企业处于困境和危机的各种情况。结合高科技企业的特征，高科技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危机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客观积累性
人力资源管理危机的客观积累性表现为期间概念，它是反映企业一定时期在人力资源的招聘、选拔与录用、晋升与调配、考核与任免、薪酬管理、绩效评估、员工培训等各个环节上所出现的失误，也就是说，人力资源管理危机是各种人力资源管理活动行为失误的累积与综合。例如，在人员招聘方面，由于招聘渠道不畅通，不能保证招聘计划顺利实施，以至影响到企业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或因对工作职位分析出现了偏差，导致聘用了不合适的员工等。在薪资管理方面，由于分配不公，导致员工积极性下降，离职率增加等。
(二)突发性
人力资源管理危机受到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些因素是可以控制和把握的，但更多的因素是爆发性的、意外的，有的甚至是急转直下的。例如，一批技术骨干突然辞职，不仅造成研发工作搁浅，而且使企业整个运转陷入困境。在突变性这一特征显现时，若在企业承担短期风险的控制能力范围内时，企业则可安然度过风险；相反，若超过企业短期承担风险的最高限度，企业就将陷入危机。
(三)多样性
人力资源危机的多样性主要受企业经营环境的多样化和企业经营过程多样化以及人力资源行为方式多样化的影响。首先，是受企业经营环境多样化的影响。企业不仅要面对国内市场的竞争，而且要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不仅要面对产品市场的竞争，而且要面对技术市场的竞争。这种多样化的经营环境必然会带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危机的多样性。其次，是受企业经营过程多样化的影响。企业生产经营，不是简单的一个环节，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每一个过程都是人力资源活动的结果，每一个过程中的失误都可能形成人力资源管理危机。再次，是受人力资源行为方式多样化的影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行为方式包括组织机构与职能设计、人员的选拔与录用、晋升与调配、考核与任免、薪酬管理、绩效评估、员工培训等多个有机联系的环节，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有可能造成人力资源危机。
(四)灾难性
企业的各种生产经营活动，都是人力资源活动的结果。从这一角度来看，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的严重失误和不良波动，不仅能导致企业陷入危机状态，甚至遭受灭顶之灾。例如由于主要或关键技术人员的退出、无法获得对项目研究至关重要的信息而使项目搁浅；由于群体中的个人之间出现名利、地位之争，嫉贤妒能和情感纠葛引起人际冲突，相互拆台，勾心斗角，致使群体中各成员的时间、精力被额外消耗，聚合力和战斗力衰退，人心涣散，工作受损；领导班子不和，政令不统一，使得威信低下，指挥和控制失灵，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陷入瘫痪之中。
二、高科技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危机的先期预兆
(一)机构臃肿、反应迟钝
具体表现为机构越设越多，机关管理人员越来越多，人为地生出许多事来，使上级协调工作量大，忙得团团转，却忙不到点子上。组织失去了对新事物的敏感性，也失去了雷厉风行的作风。有些事经过漫长的公文旅行，已超过期限，变得毫无意义；有些事一经递到机关，犹如石沉大海。推诿扯皮、效率低下。
(二)经营管理秩序混乱
具体表现为各种制度形同虚设、决策随意性极强；利润指标、人均劳动生产率连续下降，低于行业正常利润率，而成本费用总额、人均成本指标却不断增加。
(三)企业信誉不断降低
具体表现为工作氛围和人际关系恶化，员工满意度较低，对企业缺乏信心和信任；出勤率明显下降、人员流失率超过正常幅度；中高级人员招聘到岗率降低等。
(四)员工积极性不高
具体表现为工作标准不高，过得去就行；缺乏主动性，领导怎么说就怎么干；责任心不强，企业资财浪费严重；缺乏创新精神。
(五)非正常损耗有形资产严重
具体表现为各类人员利用职务和工作之便贪污、挪用公款；钻法律和财务制度的空子，将企业利润转移出去以供个人享用；损失财产，如在经济活动中由于人为的因素导致的索赔、投资失误、财产流失，在正常的业务活动中，个人索要、收受好处费，作为交换条件牺牲企业利益，以公利换取私利；消耗资产，如挥霍浪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
三、人力资源管理危机防范
(一)定期进行员工访谈，建立危机观念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越来越重视对人的管理，把人力资源管理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在规避和防范危机方面，不少企业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付经营危机和财务危机上，而对人力资源危机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定期进行员工访谈，其目的在于及时掌握员工的动态，发现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失误，及时采取措施，把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建立危机观念，要求人力资源管理者必须具备危机预控观念，在制定各项人力资源政策过程中，要对危机进行预测、预警和预控。
(二)定期对组织进行审定，健全组织系统
如果把企业的核心业务比喻为人的心脏，那么人力资源就是组织的血液，企业的各个部门就相当于人的骨骼。心脏必须具备强大的造血功能，也就是说必须要能够为企业赢取更多的利润，人力资源的作用是要给各环节注射活力，保证各机体具有充足的能量，而机体又从各自不同的方面支撑业务的发展。正是由于人力资源的工作渗透到了组织的方方面面，所以组织系统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引发人力资源管理危机。定期对组织进行审定，就是把组织结构的调整、精简列入议事日程，定期进行。在美国、日本的许多企业里，每年审查和调整一次组织机构，包括职能部门的撤并，也包括事业部门的合并和改组，其目的在于健全组织系统，预防人力资源管理危机的发生。
(三)采取科学的方法与手段，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成效
这不仅包括为人才搭建舒展才能的事业舞台、建立富有激励性的报酬体系、营造令人才心情舒畅的文化氛围，以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而且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应积极推广科学的人员测评体系、建立科学公正的绩效考核体系和采用信息化手段进行人才管理，以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
(四)建立企业人力资源预警信息系统
通过相关管理指标去寻求人力资源管理危机的产生征兆，借助统计学和模糊数学的有关理论对这些因素进行分类汇总，按照因素的特点及分类来构造预警指标，对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危机进行预测和预报，使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中的不安全行为和不安全过程处于被监视之下，并根据不同程度的报警研究制定和实施不同的危机预警管理措施，对企业的人力资源进行全面的、系统的、预防性的管理，使企业避免和减少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风险损失，从而使企业得到长期稳定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姚岳军.高科技企业研发人才流失的动机与激励机制[j].科技管理研究，2007(10).
[2]罗帆，佘廉，唐文龙.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危机成因实证分析[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