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调整篇1
关键词：国民经济；调整；经验教训
一、国民经济的第一次调整（60年代初）
1.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的背景
⑴在对外关系上，出现以中苏关系恶化为中心的急骤变化。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给中国发展带来巨大损失。中共中央由于花费大量精力从事国际斗争，而不能专心致志地进行国内经济建设，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国际原因。⑵在国内方面，国民经济的比例已严重失衡，
2年自然灾害和农业发展工作的失误给农业发展带来不利后经济方面出现严重问题
国内和国际面临的种种问题使得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考虑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和协调发展问题。1960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成为首次经济调整的指导思想。
3.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的措施
⑴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主要精简企业中现有的非生产人员及机关团体的工作人员，这一举措改善了城乡关系，保证了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⑵发展粮食和农业。粮食问题在农业发展中尤为重要，粮食问题容易影响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影响社会稳定。此后，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发展农业作出了艰巨的努力，收到了一定的成果。⑶压缩基本建设。采取的措施为增加投资，扩大规模建厂，落后的外延方法已成为计划经济之下的一种习惯。因此，从1961年开始，中共中央下决心大力削减基建总投资，以调整投资和消费比例。直到1963年起，逐年恢复到合理的比例。⑷整顿经济秩序，加强经济管理。把经济管理大权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三级，货币发行权归中央，加强宏观调控，适当压缩地方的经济权力。此次调整起到了一定的成效。到1965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重得到改善。积累率下降到27.1%。财政收支相对平衡，市场供应显著好转，人民生活改善，国民经济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气象。
二、国民经济第二次调整（1979年至80年代初）
1.第二次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⑴长期以来在焦虑的“左”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经济建设严重不平衡，出现重视重工业而轻工业和农业落后的现象。⑵1978年经济建设上的新冒进政策，造成国民经济造成比例重大失调，经济管理体制上的种种弊端，更加严重化和尖锐化。
2.新“八字方针”的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提出了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
党中央在召开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工作会议上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民经济的第二次大调整。实践使中央领导人认识到，只就生产指标和投资数量来解决调整国民经济问题难以顺利解决问题，必须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上，求得根本性解决。
3.调整的成效
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更加趋向合理，从农轻重的关系方面看，改变了重工业孤军突起，而轻工业和农业比例下降的不合理状态，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⑵基本上消灭了财政赤字，控制了基建规模，使经济发展走上了稳定的道路。1982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下降到20多亿元，短短一年中就实现了基本平衡。⑶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效。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在农村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使农民积极参与到农业生产中来。在企业中推行的经济责任制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强了企业活力。⑷城乡人民的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三年内安排了2600万人就业，减少了国内失业人数，调整了部分职工的工资，增加了住房、副食各方面的补贴，使城乡人民收入迅速增加。
三、国民经济的第三次调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1.国民经济混乱
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效毋庸置疑。特别是工农业生产和经济事业的突飞猛进，更是令人瞩目。但由于主观认识的局限和失误及其他原因，时时会出现种种困难和混乱现象。这次经济的集中表现是通货急骤膨胀，物价大幅度上涨，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
2.第三次国民经济调整的措施
第三次经济调整采取的措施有：（1）控制经济规模，降低工业增长速度，逐步缓解经济过热。（2）适当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1989年压缩了500亿元。（3）增加储蓄和稳定金融，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经过一系列会议、决策和实际工作，到1988年底，在各个领域，整治改造取得了一定成果。
四、三次国民经济调整的经验和教训
1.发展国民经济要制定正确的方针和指导思想
必须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稳定、协调和符合国情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避免制定急躁冒进的经济政策。一方面，持续稳定的国民经济方针能为经济发展指明方向和道路，在生产和建设上留有余地，同时有利于经济建设朝着平稳有序的方向进行。另一方面，制定经济政策应当立足我国基本国情，避免使经济出现“膨胀—调整—再膨胀—再调整”的恶性循环状态。“八字方针”和新“八字方针”的提出就是在国民经济发展瓶颈时期，审时度势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而制定的正确指导方针，有力地挽救了经济损失。
2.国民经济各个部类之间应该保持相互协调与平衡
社会生产健康发展的前提之一是国民经济各个部类之间保持相互协调与平衡。前两次重大经济调整前，基础设施规模扩大，积累和消耗的比例严重不平衡，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人民的生活难以保障。经验告诉我们在发展国民经济时应该平衡投资、出口和消费及各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比例关系，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平稳运行。
3.在行动上解决农业和农民问题
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于农业问题的解决，即粮食问题的解决，不应只停留在口头和思想上，要在行动中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鼓励科技农业，提高粮食收益，帮助农民走出困境。这有利于发展国民经济，建设农业强国。
4.对国民经济发展趋向要有预见性，使经济调整处于主动状态
60年代初期的经济调整是被动的，此时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工农业生产和商品市场大幅度减少，人民的温饱问题也难以解决。第二次调整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的，相比较而言，整个过程进行地更为平稳。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时，应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预见性，在充分了解经济弊端的同时学会趋利避害，然后不断调整和修复，在此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发展呈现整体稳定的状态。
5.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
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经济建设过程中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调整国民经济即改革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保持社会平稳和循序渐进，而非急风骤雨式的方式，使之较容易被人民接受，同时要不遗余力地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出现经济问题时要及时修补以免其恶性发展。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三次大调整都及时纠正和克服了经济发展中急于求成的问题，改善了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比例不协调状况，也制定了符合国情的调整政策。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要汲取经济调整的经验教训，从而在经济发展中少走弯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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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调整篇2
2009年中国交出了满意的答卷,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实现了保八的经济目标,经济平稳持续增长,2009年我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2008年下半年的经济形势相比形成了V型反转,2009年下半年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6.2%、7.9%、9.1%和10.7%,2009年我国GDp平均增长速度为8.7%,这个8.7%的经济增长速度拉动世界经济增长0.6个百分点,直接减缓了世界经济的衰退幅度,充分说明了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当然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然而,中国在世界经济大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也在渐渐地发生变化。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79.10万辆和1,364.48万辆,同比分别增长48.3%和46.15%;造船业在去年拿到了44.4%的新订单,跃居世界首位;进出口贸易总额22,072.7亿美元,其中出口12,016.6亿美元,首次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出口国。
二、所存在的问题
尽管总体经济发展形势是好的,但是我国在经济发展中也面临着很多问题,就在2010年初,我国遇到了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为什么在我国培养的高素质人才还不及普通工人受欢迎?劳动力市场供需的不平衡反映出在我国培养出来的高素质人才没有用武之地;相反,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更需要普通工人,是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不合理吗?是我们高等教育发展太快,培养的人才太多了吗?不是,我国经济要想更快更好地平稳发展需要更多的应该是人才,只有成为人才强国,我们才能进行创造发明,所以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出现不能归因于我国劳动力供给市场,应该从劳动力的需求市场找原因。“民工荒”指的是我国企业对农民工的需求大于供给,在对民工的需求中更多的是对“普工”的需求,即对非技术工人的需求,我国之所以对普工有如此大的需求,是因为我国劳动密集型的工业企业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为基础。大学生就业难并不是我国现在的大学生太多,而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没有更广阔的、相对发达的市场,所以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远远小于供给。
三、民工荒的主要原因
经济迅速回暖增加用工需求。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生产的萎缩导致我国大批人员失业,2008年下半年大批农民工返乡,长江三角洲地区最为明显,2009年经济形势回暖后,生产的扩张使得用工需求增加,所以出现了民工荒,当然这只是一方面的原因。实际上,我国的农民工人数在2009年之前一直在增加。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并且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农民向城市进军去寻找更多的就业机会,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在不断地强调和谐发展,政府也不断地加大力度减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所以农民工家乡的经济也得到了好的发展,增大了用工需求,农民工在自己的家乡同样可以找到相同劳动报酬的工作,享有与原来在城市一样的就业机会,与城市相比,农民工在自己的家乡生活成本更低,并且可以兼顾农业生产。这样,农民工更愿意在自己的家乡工作,使得城市工人的供给减少,所以出现了民工荒。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就来之不易。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可以说是起点低、基础差,没有雄厚的资本更没有先进的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但是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正是凭借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绝对优势以及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我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外资企业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进行生产,自己获得巨大利润的同时,也给我国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大批人员下海经商,带动了我国工商业的发展,这时,城市相对于我国落后的农村来说就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于是农村劳动力不断地向城市转移,30年来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一直呈上升趋势。如表1所示。(表1)
农民向城市转移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我国工业的发展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工人的劳动报酬提高了,工人相对于农民来说有更高的回报,农民外出打工就会获得比农业生产更多的回报。于是农村的劳动力不断地向城市转移。1983年我国只有200万的农民工,到1989年我国的农民工人数已经增加至3,000万人,到2000年我国农民工人数为7,550万人,2010年我国农民工的人数较2000年已经翻了一番。
其次,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农业部门释放出劳动力。我国农业发展水平落后,起初主要靠人力,但是随着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机械化大生产代替了人力劳动,解放了一部分人,释放了劳动力,使得城市的劳动力供给增加,即农民工人数增加。据统计,1978年我国2.83亿农民养活着9.63亿国民,相当于一个农民养活3.4个国民,1991年3.1亿农民养活着11.58亿国民,相当于一个农民养活着2.96个国民,2007年我国3.25亿农民养活着13.21亿国民,相当于一个农民养活4.06个国民。由此可见,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是提高的。
四、工资水平影响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资水平也不断地提高,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的工资水平提高的幅度不断加大,生产成本的提高使得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一直走低成本之路,我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原材料价格较低,再加上廉价的劳动力以及我们改革开放之初没有考虑环境成本,所以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取得的竞争优势是靠自然资源的消耗、廉价劳动力、甚至不惜以环境污染为代价换回来的。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的工资水平已经翻了好几倍,1980年我国的平均工资为762元,1990年为2,340元,工资水平翻了约三倍,到2000年我国的工资水平已经达到9,371元,工资水平的提高,首先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带动消费水平的提高,拉动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使得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逐渐丧失,越南、印度的劳动力成本正在赶上中国。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工资水平的变化情况。(表2)
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使得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最主要的竞争优势丧失,对于我国来说是一大挑战,但是这也逼迫我国进行国内产业调整。我们在生产中的投入是最多的,但是回报却是最少的,生产的产品附加值极低,为什么我国不能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最主要的是我国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尤其以加工贸易为代表,我国被称为“世界加工厂”,生产的产品附加值极低,利润空间极小。我国的GDp增长都是靠资源和劳动力的投入而带动的经济增长,是典型的外延式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程度,在对传统产业改造和升级的基础上,发展现代产业,推动现代产业调整和优化,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我们应努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向集约式的增长方式发展。
五、调整产业结构迫在眉睫
我国一直以来被称为世界加工厂,一直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没有充分利用人才。在我国,科技含量高、技术含量高的产业相对较少,导致培养出来的人才没有用武之地,造成资源浪费。其实,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远远算不上是人才强国,我国的教育投入也远远不够,从公共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参照比较看,东亚国家和地区1960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平均为2.5%,1989年上升到3.7%,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np的百分比在1980年、1985年、1990年、1994年和1995年分别为2.53%、2.52%、2.48%、2.18%和2.08%,呈下降趋势。我国目前的公共教育支出比率还不及东亚国家和地区20世纪六十年代的水平。我国研究与开发支出比率也呈下降趋势。如,1990年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Gnp的比例是0.71%,而到1994年和1995年该比例下降到0.50%。即使教育的投入力度不够,没有相对多的人才,但是在我国还是发生了资源浪费的现象,原因就是我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没有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来发展科技含量高的产业。
其实,20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地区和内地的情况类似,当时就有学者提出“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的口号,中间是简单的组装加工,盈利性差,赚钱在两头,前端是附加值比较高的研发、设计等,后端是品牌营销、渠道管理和售后服务等。台湾地区以前主要做代工,类似于大陆的加工制造业,后来不行了,但是他们靠这个找到了出路,逐步地向产业链的高端迈进。我国加工制造业的实力雄厚、产业链相当完善,完全有优势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业。
国民经济调整篇3
2011年经济结构调整情况综述
“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从2011年我国宏观经济各组成部分的运行情况来看，在经济降速和扭曲加剧的同时，中国经济的结构并没有发生如期的结构调整，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后遗症开始在2011年显现，经济各方面关系并没有出现改善的迹象，中国宏观经济所固有的结构刚性有所强化，这将使中国转型的难度进一步强化。
1．三大需求对经济推动力由投资、出口双驱动模式转变为单纯的投资驱动模式
从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的变化来看，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使我国经济外需拉动的因素大幅度下降，但内需并没有填补外需的缺口，反而出现消费拉动乏力、投资驱动进一步上扬的态势。从数据上可以看出，我国的净出口贡献率从2007年的18.1%下滑到2009年的-38.9%，危机后持续回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危机期间的43.5%和47.6%又回落到2010年和2011年的36.8%和39.8%，重返危机前的水平。而投资的贡献率却在4万亿刺激计划的作用下在危机期间大幅度上扬到2009年的91.3%，2010~2012年基本维持在54%~60%区间，投资的作用大大高于危机前的水平。这说明，我国的经济驱动力已经从改变金融危机前的出口、投资双驱动型转变为单纯的投资驱动模式。这显然背离了决策层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设定的扩大消费需求对经济拉动作用的初衷。
2．企业利润和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较金融危机前进一步提高
中国收入分配格局近几年来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出现了恶化的趋势。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国民经济中企业和政府收入占GDp比重不仅又重新回到危机前的水平，甚至还比危机前更加提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15.8%上升到2007年底的21.6%，而危机后进一步上涨到目前的25.6%。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4.3%上升到2007年底的8.6%，危机后进一步上升到2011年9月的11.5%。而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没有多少变化，从2000年11.3%下降到2007年的10.3%，然后又上升到2011年9月的11%。
图表50：三部门收入占中国国民经济比重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院。
3．国有企业利润占国民经济比重持续扩大，民营经济发展令人担忧
尽管中国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很快的成长，但与此同时，经过经营体制改革后的国有经济力量也得都强化，这种趋势在金融危机后愈加得到加强。数据显示，国有企业利润占GDp的比重虽然在2008~2009年期间有所下降，但在2010~2011年却快速回升，到2011年第三季度已经达到5.33%。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逐步加强自己的地位相比，民营企业的地位却显得十分尴尬。到2011年5月7日，“民间投资36条”已经印发实施一周年了。“民间投资36条”的重点任务就是要消除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存在的障碍。一年过去了，民间投资不仅在一些存在行业垄断的重点领域进展成效甚微，而且在原来民营企业占优势的诸多领域，国有企业大举扩张，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经营空间。
图表51：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及占GDp比重情况
数据来源：财政部；iUD数据中心。
4．三大产业对GDp贡献率及比重重回金融危机前轨道，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在危机后出现下降
从供给结构来看，结构调整和全球危机冲击并没有改变三大产业对GDp的贡献和所占的比重，产业结构反而重返危机前的轨道。数据显示，2007年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为46.3%，但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直线下降，到2010年底仅为38.5%，而2011年1~9月贡献率仅为38%。与此同时，第二产业却从2008年的49.3%上升到2011年1~9月的58%。这种变化在三次产业占GDp比重上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2008年底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占GDp比重都为47%，形成为平分天下的局面，但到2011年，第三产业占比下滑到42%，而第二产业增长到48%。
图表52：中国第二、三产业占GDp比重情况
数据来源：财新网数据中心。
从以上四方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在2011年不仅没有改善，原有的经济结构反而得到强化。首先，国内消费需求并没有填补外需的缺口，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反而得到进一步提升。其次，政府收入得到快速增长，而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几乎没有变化。再次，在政府财力得到提升的同时，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力量得到提升，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无法取得突破。最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仍然为工业化推动型，服务业提升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2012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形势展望
通过对2011年及更长期的经济数据的梳理，我们看到了我国在经济结构调整道路上的曲折，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完成发展方式的转型，恐怕将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这其中不仅仅是一个市场主体调整的过程，更重要的是涉及体制内部结构的调整。展望2012年，我们做出如下判断：
1．中国内需提升短期内难以取得进展，国民经济投资驱动化特征将更加明显
从数据上可以看出，中国消费需求对国民经济贡献程度逐步下滑甚至低于投资和消费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及进行房地产改革开展之后，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内消费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中国经济逐步受益于住房市场发展和出口经济红利的同时，中国经济从消费推动型逐步转变为投资和出口双动力推动型。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国际经济复苏的过程缓慢，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国经济不景气程度逐步加重，我国的出口形势和外部需求程度变得愈加不容乐观。
我们认为，在国际经济不确定程度加重，国内消费需求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提升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实现平稳增长，政府必然通过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来推动国民经济增长，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据有关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仍有超过50万亿的在建项目需要继续推进。此外，中央需要对农田水利、新兴产业以及保障房建设的资金持续投入。
在国民经济调整和产业转移的大形势下，中国的工业投资中心向中西部转移已成为长期趋势，在东部地区受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及国际经济形势影响的前提下，中西部地区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强大区域力量。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又主要依赖工业化力量的推动，因此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和工业化投资的出现将不可避免。
除以上因素外，2012年将是中国政治周期进程中重要的一年。十的召开需要一个相对平稳、向好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传达出了相关的态度。会议强调，2012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我们党将召开十。做好2012年经济工作，保持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以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胜利召开。
因此，在此关键的一年，保证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将是十分重要的任务，也是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增加投资力度，保证经济增长，推进就业工作，保持社会形势稳定将是必要之举。
2．中国民营经济发展长期可期，但短期内难以得到大的突破
2011年12月，在《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上，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顾问、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表示，在经济危机冲击及国家宏观调控背景下，“日子好过的”民营企业仅占29%。必须要承认的是，在2010年，“新36条”出台后国内民营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取得大的进展，诸多的垄断行业和公共领域存在着大的进入壁垒，即使是有了政策支持，但是由于部门利益的阻碍，改革难度太大。针对这种情况，2011年10月13日，国务院总理在广东主持召开外贸企业负责人座谈会时透露，“很快就会出台落实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36条’的细则”。
根据有关媒体的报道，目前国家发改委已经完成了制定相关的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这包括2010年年底已经出台的《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2011年8月份出台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意见》，以及《关于加快推进民营企业研发机构建设的实施意见》。在2011年5月份举行的促进民间投资36条出台一年的经济每月谈座谈中，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罗国三指出，新36条的重点任务就是要消除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存在的障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要加快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
我们认为，在中央的持续推动下，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在未来将持续得到改善，但鉴于部门利益的强大，短期内恐难以看到大的进展出现。
3．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区域发展失衡状况将逐步得到缓解，中西部地区崛起已成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地区在政策放开力度及资源禀赋方面的差异，导致中西部省份发展长期以来落后于东部。“十一五”以来，在国家持续出台中西部地区发展扶持政策，在国家战略直接指导下的重点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一般地区、经济发展效益显著提升、合作开放步伐大大加快、民生改善力度加大。各地区经济增速呈趋稳态势，西部地区继续保持领先，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速度延续了快于东部地区的良好势头，区域发展协调性进一步增强。
根据研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低于5000美元的时候，工业化是加快推进的，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和工业就业比重会不断提高。5000~10000美元的时候，主要是提高工业化的质量，工业增加值、工业就业比重大体保持稳定。超过10000美元的时候，主要是产业向高端化、服务化的方向发展。同时，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城市化水平在30%~70%之间是快速推进阶段，其中50%是一个转折点，30%~50%是处于加速阶段，50%~70%是减速阶段。70%以上则是稳定发展的阶段。
2010年，上海、北京、天津人均生产总值均超过10000美元，分别达到11237.83、11218.41和10782.78美元，三大直辖市未来肯定要走高端化、服务化的道路。5000美元~10000美元的有江苏、浙江、广东、内蒙古、山东、辽宁和福建，未来主要是提高工业化的质量。广西、、云南、甘肃、贵州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不到3000美元，因此，广大中西部地区会继续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
在稳增长、调整经济结构、推进各项经济社会改革的大形势下，东部地区主动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放缓经济增长速度，推动各项改革的进行。中西部地区则加快发展速度，持续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
数据显示，2011年1~11月，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投资分别增长28.2%、29.2%和31.2%，增速分别比地区合计投资增速高2.8、3.8和4.8个百分点。东部地区投资增长20.8%，增速比地区合计低4.6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领先。2011年1~11月，我国进出口贸易继续保持较高增速，其中，中西部地区更为活跃，增幅更高，特别是出口增幅比平均水平提高的幅度更大。
我们认为，2012年，尽管外部环境依然不明朗，不确定性因素有增无减，但区域发展的总格局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区域协调发展向好的态势将得以延续。首先，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周边国家竞争力上升的影响下，广大中西部地区要素成本优势逐步明显，产业发展空间较大。在此背景下，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加快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目前，中国加工贸易由东南沿海向中西部转移已初见成效，预计2012年这种趋势将继续强化。其次，在房地产调控政策和部分大城市出台的汽车限购政策的背景下，东部大中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受到了影响，而对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言，房地产和汽车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方面的产业发展替代力和潜力不可忽视，将在很大程度上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最后，在我国贸易进出口中，一般贸易进出口形势好于加工贸易，而加工贸易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主要贸易方式，对进出口影响比较大，而对中西部的影响没那么大。此外，由于受成本因素和资源条件影响，一些外贸企业内迁，相应带动了当地外贸的发展。2012年，这些因素很难改变，因此，这一态势会延续下去，中西部地区进出口将相对活跃。
2012年各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举措梳理
“十二五”规划《纲要》要求，到2015年，要确保科学发展取得新的显著进步，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纲要》要求，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指出，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统筹城乡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区域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在“十二五”的关键之年，各地方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将经济结构调整放在了突出的位置，部署了一系列推进结构调整的政策和措施。通过各地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对各地方在2012年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措施，做如下整理：
1．新疆：通过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坚持把新型工业化作为第一推动力。围绕产业转型升级目标，用好差别化产业政策，为“十二五”时期形成5000万吨原油、1000亿立方米天然气和煤制气、3000万千瓦疆电外送能力提供支撑。一是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推动大型油气生产加工基地建设，支持各类企业参与石油石化下游产品深加工和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利用。二是重点加快煤炭煤电煤化工产业发展，抓好准东、伊犁、吐哈、库拜、和丰五大煤炭开发加工基地建设。加大三塘湖煤炭资源高效开发力度。抓好煤制天然气、煤制烯烃、煤基多联产等煤炭清洁利用示范项目建设，着力打造产业链条。三是抓好金属、稀有金属和特色非金属深加工发展，实现地质勘探新突破。四是加强装备制造业以及建材工业发展，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五是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加快绿色有机清真食品加工出口基地以及“两城七园一中心”纺织基地建设。六是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信息、清洁燃料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七是加大中小微企业集群化发展政策扶持，尤其要将生产业和以农产品为原料、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企业作为扶持重点，集中政策，上下联动，形成合力，推动发展。将中小微企业发展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范围。八是加快对口援疆特色产业园区建设，提升工业园区聚集发展能力。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加强企业技术改造，促进重点产业优化升级。
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规划体系，优化城镇发展格局，增强产业支撑，完善综合服务功能，促进区域相对均衡发展、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全面实施新型城镇化行动计划。抓好乌鲁木齐国际城市、喀什部级开放创新试验区、伊宁―霍尔果斯国际合作与沿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积极推进昌吉、石河子国家创新型城市发展。加强区域中心城市及一批成长性好的城镇建设。加快城镇交通、水电气热、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和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完善城市产业体系，促进产业聚集，增强吸纳就业能力，实现城市带动农村一体化发展。加快园林城市、节水型城市、低碳生态城市建设。做好风景名胜区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推进天山北坡经济带和天山南坡石油石化产业带以及交通沿线经济带、沿边开放经济带城镇发展。
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加强科技进步创新，围绕“三化”同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大力推进重大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聚集辐射作用，培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推动产学研结合，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扶持一批重点企业，建设一批重大项目，攻克一批产业化关键技术，引导企业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发展民生科技。深化国内外科技合作。大力推进“数字城市”、“两化”融合试验区、软件园、网络与信息安全建设。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外包产业、电子商务发展，推进“天山云计划”，加快物联网运用和“三网融合”。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广泛开展科普工作，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另外，进一步提高气象预报、地震监测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2．青海加快调整产业结构，着力提高自主增长能力
加速推动工业转型升级。整体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认真实施应对工业经济下行的10项举措及配套工作方案。进一步加快“双百”行动步伐，促进三大工业园区错位发展。扩大技改专项资金规模，实施一批重大技改项目，全面提高传统产业先进产能的比重和高新技术企业占比，大幅提升重点骨干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加快实施煤基多联产、太阳能电池组件、锂动力电池、pVC复合材料、生物制品等重大产业升级项目。加快形成新兴产业高起点、高技术、高投入、高增长的发展格局，打造十大特色优势产业的基本产业链。继续推进科技“123”工程，加强关键技术和工艺再创新，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优化资源配置，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认真执行国家产业政策，严禁高于行业能耗标准的项目上马，突出抓好节能减排改造工程，实施落后产能淘汰计划，从源头上强化节能减排工作。
着力提高农牧业综合效益。加强农牧业科技创新体系、技术推广体系、农牧民教育培训体系和农牧业信息化建设，启动“1020”科技支撑工程。促进设施农业和生态畜牧业上规模，新建农区日光节能温室3万栋、养殖小区100个，牧区畜用暖棚1万栋，实现生态畜牧业模式在纯牧业村的全覆盖。将林果、水产养殖等产业作为新的增长点。支持龙头企业技术改造和市场开拓，提升产业化水平。在建设十大特色农牧业上实现新突破，促进农畜产品生产能力、综合效益和农牧民收入同步提高。
加强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黄河谷地综合开发工程。启动湟水谷地百万亩土地开发整理和东部干旱山区综合治理项目。力争开工蓄积峡水利枢纽工程、引大济湟西干渠建前工程。扎实推进人畜饮水安全、小流域治理、草原节水灌溉及城镇水利保障工程。从2012年起，每年投入1亿元，用5年时间解决农灌工程老化失修问题，实现有效灌溉150万亩，提高农业用水效率。从根本上扭转青海水利建设明显滞后的局面，形成以水促发展、以水惠民生、以水保生态的强力支撑。
3．宁夏：扩大开放，构筑内陆开放的贸易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提升中阿经贸论坛品牌效益。一是办好第三届中阿经贸论坛，加快永久性会址建设，承办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重大活动，全面增强这一平台的要素聚集和配置能力。二是新设立3家海外销售窗口，支持在巴林建设中国商贸城，引进阿拉伯国家商会设立办事处，实现与主要伊斯兰市场点与点的对接。支持建工集团等企业走出去开展工程承包、劳务合作。探索与央企合作、参股开发中东石油资源新模式，支持发展易货贸易。开展清真食品、能源期货交易所的可行性研究和推进工作。三是推进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认证、设计、博览和质检中心建设，争取宁夏标准升级为国家标准，推动与阿拉伯国家相互认证，搭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平台，加快宁夏清真产业的国际化步伐。四是加强教育、经贸、旅游等领域合作，实施援建毛里塔尼亚农业和巴林太阳能合作等项目，密切双方教育、治沙等专业技术人员往来，开展中阿文化交流，架起中阿文明对话的桥梁。
创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争取国家尽快批准设立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综合保税区和临港经济区，加快构筑内陆开放新高地。完善提升穆斯林商贸城功能，筹建清真食品、穆斯林用品国际产业园，引进大企业、大品牌，打造部级清真产业开发区。办好“六大”节会，推进会展经济市场化、规模化、品牌化运作，承办东北亚地方政府联合会第九次会议、清真美食节等活动，筹办2013年伊斯兰合作组织展览会，提升“10+3”经贸推介影响力，全年招商引资到位资金突破1100亿元。
4．甘肃：深入推进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加大兰白核心经济区建设力度。把兰州新区和兰州、白银国家开发区、白银工业集中区作为推动兰白核心经济区加快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加强统筹协调，促进融合发展。着力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石油化工、现代农业和现代物流业，培育壮大产业集群，建设高度集聚的产业发展区。强化政策引导，推动企业出城入园。注重上下游产业配套，加快产业项目落地建设。加快建设兰州新区水、电、气、暖、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文体场馆、金融机构等公共服务设施。争取国家批准设立兰州新区。加快白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工业集中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循环化工、有色金属加工、稀土新材料、动力电池、电池材料、陶瓷建材等专业园区建设。
促进河西新能源基地和陇东能源化工基地加快发展。建成酒泉风电二期首批300万千瓦项目，建设5兆瓦大功率风机试验示范风电场，加快武威红砂岗风电项目建设，全省风电装机容量突破1000万千瓦。加快建设以敦煌、嘉峪关、武威为重点的光电产业基地，新增光电装机容量400兆瓦。加快河西新能源基地电力外送第二通道敦煌―格尔木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推进酒泉―株洲±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变电工程前期工作。加快陇东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创建“和谐模范油区”，支持庆阳石化争取500万吨扩能技改项目。加快陇东百万千瓦级大型坑口电站项目前期工作。
提升组团发展层次和水平。落实甘陕两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专项合作协议，加快陇东南四市整体融入关中―天水经济区步伐，积极发展煤化工产业，推动数控机床、电工电器与电子信息产业的转型升级，构建陇东南区域经济整体发展新格局。推进酒泉―嘉峪关、金昌―武威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着力打造有色金属、精细化工、绿色食品等循环经济产业基地。
全力抓好扶贫攻坚。认真实施新10年扶贫开发纲要，加快编制和启动实施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规划，加大衔接争取力度，力争连片特困地区的58个县（市、区）有更多项目列入国家扶贫开发规划，着力解决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问题。进一步落实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加快发展的政策，加大资金投入，加快民生工程、交通水利基础设施、产业项目、生态环境、基层政权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建设，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清理整合土地存量，有计划地对不具备基本生存条件的贫困村庄实施移民搬迁。
5．陕西：进一步加大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力度:
抓好已出台的一市一策各项扶持政策的落实，尽快出台省市共建大西安和支持渭南建好陕西东大门的政策，鼓励各地用好用活政策，增强自身发展活力。抓住国家实施《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等机遇，争取一批项目，推进老区建设。
把城镇化放在全省发展的战略高度下大力气推进，加快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和关中城镇群。继续推进西咸新区建设，加快打造空港、沣东、秦汉、沣西、泾河5个新城，不断提升西咸新区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加快43个重点县的城市化步伐，继续抓好31个重点示范镇，同步建设幼儿园、学校、医院、垃圾污水处理等公共服务设施。2012年安排项目510个，总投资62亿元，其中居民住宅60万平方米。
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大中城市都要突出以“完善城市功能、强化城市管理、提升城市品位”为重点的宜居城市建设。严格执行城市规划，合理确定城市发展的边界、规模、定位和人口密度，坚决杜绝“摊大饼”式发展。以垃圾、污水处理设施为重点，搞好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好大中城市交通设施建设问题，治理交通秩序。深化数字陕西建设，发展智慧城市，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完善各项保障措施，推行一元化户籍管理，继续推进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进城落户。2012年力争90万农村居民进城落户，优先解决在城市出生的非城镇户籍青少年落户，使他们尽快融入城市生活。
6．：着力强化基础设施
继续加快进藏公路改建，大力推进通县油路、经济干线、边防公路升级改造，开工建设山南雅江江北公路。加快拉日铁路建设，积极推进拉林铁路早日开工。力争开工建设那曲机场，推进林芝机场改扩建，增加进出藏和区内支线机场航线航班。加快藏木水电站建设，开工建设果多、多布等水电站，完善电网骨干网架和城镇配电网，扩大电网覆盖面。继续推进城乡防洪、水利枢纽、农田水利和草场灌溉等工程，加快旁多水利枢纽建设，力争开工建设拉洛水利枢纽。加快基础电信网络、宽带通信、网络信息安全系统、应急通信系统建设。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开工建设拉萨城市供暖工程，力争40%的城区居民在2012年年底前用上暖气。开工建设会展中心。加快大古水电站、大型并网光伏电站送出工程等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加强项目建设管理，构建和谐建设环境。
7．贵州：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和县域经济加快发展
围绕实施民营经济“三年倍增计划”，全面贯彻落实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切实为实体经济和民营企业松绑、减负。加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力度，进一步推进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建立健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完善各项机制，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力争城市商业银行60%以上的新增贷款用于支持小微型企业，确保金融机构对小微型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全省平均贷款增速。实施支持小微型企业发展的“3个15万元”政策。民营经济完成投资2800亿元，实现增加值2600亿元，进一步提高民营经济比重。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积极推进扩权强县，逐步将省市两级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县级政府，拓展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的空间，进一步提高县域经济比重。
8．广西：推动小型、微型企业发展
实施“万家小型企业上规模工程”。积极引导、推动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以下的企业通过增加投入、盘活存量、兼并重组等方式做大规模，在项目建设、技改投资、生产要素供给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使一批主营业务收入1000万~2000万元有潜质的企业尽早上规模。力争新增上规模企业1063家，总量达到4925家。到2015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上规模企业达到1万家以上。
实施“扶微工程”。全面落实微型企业扶持政策，大力发展服务外包、电子商务、民生服务、农产品加工等微型企业。推进创业基地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鼓励支持微型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2012年重点扶持发展微型企业2万户。到2015年，微型企业达到10万户以上。
9．广东：实施人才和科技强省战略，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健全区域创新体系。完善区域创新布局，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进形成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管理部门等多主体协同创新体系。加强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开发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国家质检中心和重点科研基地建设，健全公共创新平台体系。实施产业技术路线图计划，建设现代服务产品“超市”，启动部级和省级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试点，完善科技服务体系。改革和完善政府创新投入的统筹使用、管理监督和绩效评估制度体系。
深化省部院产学研合作。完善省部院会商机制，争取更多创新资源和重大科技项目落户广东。推动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扩展产学研合作领域和范围，深化与央企所属科研院所合作。
加快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加强与国家科技项目对接配套，重点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关键技术。充分发挥国家和省自然科学基金等的作用，提升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在建筑、交通、照明等领域实施节能减排重大科技行动。在生态环境、人口健康、公共安全等领域组织实施社会发展科技项目和示范工程。
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加强海（境）外人才智力引进，做好引进第三批高层次创新科研团队和领军人才工作。抓好南粤百杰人才培养。优化人才培养使用环境，强化科技奖励和股权激励，完善高层次人才住房、子女入学等政策措施。建立健全科学的人才评价发现机制，完善人才服务和管理体系。建立知识产权保护长效机制。2012年省财政用于引进创新和科研团队、领军人才专项资金从以前的4.2亿元增加到8.5亿元。
10．湖南：积极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
大力推进长株潭和省级“两化融合”试验区建设，加强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然灾害信息数据库等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信息技术公共服务平台，促进云计算、物联网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继续实施企业信息化“登高计划”。加快数字湖南建设，促进信息技术向经济社会生活全方位渗透，加快移动电子商务产业园和产品创新基地建设，推进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慧城市试点示范。提高农村信息化水平。
11．湖北：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产业
推进“青―阳―鄂”等不同类型循环经济发展。加快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和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启动武汉花山生态新城“两型”社会建设示范工程。增强绿色消费意识，倡导理性消费与清洁消费。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大力推进低碳试点省建设，抓紧编制完成《湖北低碳发展规划》，支持咸宁低碳发展试验区建设，鼓励武昌滨江商务区打造“零碳未来城”，推进谷城再生资源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抓好市、社区、园区和企业四级试点。推进以低碳经济为主题的国际（鄂法）经济合作。
12．福建：积极打造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
加快重要港湾资源整合和港口群发展，优化功能布局，有偿、有度、有序利用岸线、近岸海域和后方陆域资源。提升海洋渔业、船舶修造、海洋运输等海洋优势产业，培育海洋生物医药、邮轮游艇、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水综合利用等海洋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涉海现代服务业。实施“碧海银滩”工程，加强海洋保护区和生态功能区建设，推动形成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
13．浙江：实施“三大国家战略”，构筑海陆联动、城乡统筹发展新格局
积极创建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围绕构建“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的发展格局，强化各市县合作联动，共促示范区建设迈出更大步伐。扎实推进大宗商品国际物流中心建设，加强沿海港口资源整合，创新宁波―舟山港管理体制，健全沿海基础设施和海铁联运、江海联运等集疏运网络，完善港航物流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和国家战略物资储运基地。扎实推进现代海洋产业发展，优化杭州湾、台州湾、三门湾、瓯江口等区域规划和产业布局，发展海洋新兴产业、临港先进制造业、海洋服务业和现代海洋渔业，科学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扎实推进重要海岛高效集约开发，加强无居民海岛保护，努力培育形成一批特色岛屿。
推进舟山群岛新区规划建设。立足舟山特色优势，高标准编制新区发展规划，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着力打造国际物流岛，争取设立舟山保税港区，加快建设国际航运服务中心和大宗商品中转储运加工交易中心，推动舟山港域向综合物流型转变。着力建设现代海洋产业基地，吸引一批重大项目落户，积极推进海洋科技创新，加快培育现代海洋产业集群。着力构建群岛型花园城市，完善海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优化人口和生产力布局，加快建设休闲度假基地，加强历史遗存、生态景观保护与修复，切实提高海岛居民生活质量。
加快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围绕提升义乌在国际贸易中的战略地位，推进改革试点三年实施计划，紧扣关键环节积极探索。着眼于构筑发展平台，继续打造部级小商品国际贸易区，办好义博会等重要展会，加快“义乌港”和航空口岸建设，大力发展义乌商贸服务业产业集聚区。着眼于创新贸易方式，健全监管服务机制，争取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物流中心，探索建立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和跨关区快速通关模式，促进国际贸易便利化。着眼于提升市场层次，加强品牌和营销网络建设，完善市场信用监管体系和小商品质量标准体系，促进实体市场与网络市场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义乌市场辐射带动效应。
14．山西：加快推进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
继续深化各项改革。全面完成事业单位分类工作，继续推进事业单位人事、收入分配等配套改革；深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完善公益林补偿等政策；继续抓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革，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依法实施破产；扎实推进扩权强县试点，进一步扩大县域发展的自；积极推进煤炭资源税改革，逐步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大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资本市场，创新Bot、Bt、tot等融资模式，尤其要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好农村融资问题，加大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力度。
继续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提升服务质量，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更多的国内外大企业、大集团来晋投资兴业、安家落户。加强区域合作和对外交流。积极开展“项目落地年”活动，切实抓好会等签约项目的落地工作，提高项目落地率。精心筹备和办好世界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第四届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等重大展会。
全面推进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配合总体方案的实施，尽快出台实施意见，加快推进“一市两县”、“一市两园”和“一县一企”等试点工作，大力推进一批重大转型标杆项目建设，重点在产业升级、生态修复、城乡统筹、民生改善等方面先行先试；积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力争在项目审批、用地保障、资金筹措等方面取得新的进展。要充分利用好转型综改试验区这个大品牌、大平台、大载体，并以此为总抓手，带动全省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增强转型跨越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15．河北：积极构筑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推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进程
推动建立高层协调机制，搭建常态化工作平台。主动与国家有关部委和京津两市进行沟通衔接，形成政府统筹、部门落实、社会参与的区域合作推进机制，及时对合作中的重大问题、重大事项进行沟通协调。高标准、高水平编制好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总体规划，积极争取国家出台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实施意见，全面深化合作，实现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完善基础设施，推动公共服务一体化。加快区域内公路、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构建1小时、半小时交通圈，推进京津冀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建设，逐步实现环京津市县通信、有线电视、医保、住房公积金等设施和服务的对接，加强与京津供电、供水、供气等公用设施的共建共享，开展交界河流的水质检测、截污和综合治理，巩固区域合作的基础。
加强载体建设，承接产业转移。把自身优势与借助外力结合起来，做大一批新兴产业示范区、科技成果孵化区和休闲旅游度假区。抓住首都第二机场即将开工的有利时机，谋划打造廊坊空港新区，重点建设空港物流园区和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加大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林等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力度，主动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和城市功能疏解，积极引进京津资金、项目、人才和技术，创新区域合作的新模式。
16．重庆：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强化收入分配调节
落实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新36条，创新融资服务，搭建银企合作平台，新增中小微企业融资1000亿元。发挥资本金补助、贷款融通、税收优惠、规费减免等政策效应，搭建中小微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开展创业就业培训，推进与龙头企业的合作，建设一批孵化基地和工业楼宇，鼓励支持全民创业。新增微型企业3万户、个体工商户11万户以上。
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合理调节政府、企业、居民的分配比例，力争居民收入占比提高到45%。完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做到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企业利润、高管薪酬“三挂钩”。健全最低工资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稳步提高一线职工工资水平。加强税收调节，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方式，深化房产税改革试点，积极争取相关税收改革试点，减轻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者税负，有效调节过高收入。保持一般预算的75%用于区县基层、50%以上用于民生，健全转移支付制度。鼓励慈善捐赠，规范善款使用，在全社会形成扶弱济困的良好风气。
17．上海：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着力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创新是城市活力所在、希望所在。要让创新创业的精神融化在上海的血脉之中，让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创新创业人才，拥有更大发展空间、赢得更多信任宽容、获得更好扶持帮助，使上海成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发展的福地。继续把推进科技创新放在重要位置，以张江扩区为契机，充分发挥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支撑带动作用，集聚创新要素与资源。制定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政府规章，规范和落实先行先试政策。进一步优化园区内项目、资金、服务平台等资源配置，全面推进股权激励、财税等改革试点，力争实现政策全覆盖。推动张江示范区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扩大试点。完善张江管理体制，简化环节、规范标准，加强和改进张江管委会的服务协调功能，对各分园区充分下放审批权。整合政府科技投资公司，优化强化对创新创业企业的风险资金投入。鼓励支持区县结合产业优势实施创新热点计划，培育有区域特色的创新产业集群。
国民经济调整篇4
关键词：经济法；二次调整；经济关系
20世纪全球范围内兴起的经济法，既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和法学学科，也是一种适应时代需要，应运而生的法律思潮。我国党和政府坚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经济法制的重要性早已为各界一致认可。经济法这一概念在我国自经济法和经济法学形成时问世，已有20多年的历史，不仅得到社会承认，立法机关在1986年也正式予以认可。但是，人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还缺乏深刻、正确的理解，常常将其与民法，甚至是行政法相混淆。本文就此提出“二次调整”的概念，并从经济法的发展历史、调整范围以及调整方式等方面进行论述，并与民法、行政法进行比较，希望对经济法概念和本质的认识有所助益。
为了论述的准确和方便，首先明确几个概念：第一，“经济法”是指调整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此处的“经济关系”包括财产关系以及财产关系以外的关系，其活动的主体主要指经济社会组织和国家。第二，“二次调整”是指对经济基础性环境出现的问题进行的调整，它相对于“一次调整”而言。“一次调整”指民事法律规范的基础性调整。
无庸置疑的是经济法从其名称就能肯定它是对经济活动及经济关系进行调整的法。但是，之所以对其加以限制——“二次调整”，就在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所调整的并不是所有的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而是对民法调整的基础性经济环境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的再调整。何以民法调整的为“一次”而经济法所调整的就是“二次”呢？这要从二者的产生谈起。
在罗马共和国末期和罗马帝国时期，不同民族间的商业交往体现了客观规律的要求，使得商品关系内在的平等要求在社会上充分显现，平等主体的经济关系和平等观念高度发展，从而产生了以平等和衡平手段来调整经济关系、极少偏见而能符合价值规律要求的司法制度和法律规范——“万民法”。在此基础上，被后世称为五大法学家之一的乌尔比亚努斯提出了公法和私法划分的理论，盖尤斯及当时的其他一些法学家撰写了《法学阶梯》，从而奠定了民法的基本体系和内容。19世纪欧洲大陆掀起了编纂法典和民法典的热潮，以《拿破仑民法典》为标志，民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正式诞生。
然而，无论是法国起初的五法典，还是近代日本、中国由此派生的“六法”部门，都无“经济法”一说。尽管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干预自古就有，即使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也不例外，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由启蒙思想家奠定的经典理念强调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井水不犯河水”，国家若侵犯市民社会之私事的话，人民就有权起来造它的反。在此情况下，所谓“干预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这一亚当信条被奉为经济生活的宗旨。民法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等宗旨和原则得以弘扬，国家调节之手因遭到否定而萎缩不全，因而不存在经济法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阶段，垄断财团大量吞并、挤垮中小企业，独占或操纵市场，恶化了竞争环境，并致消费者利益受损，自由市场竞争和民主、以及民法所标榜的一系列原则被破坏殆尽。资本主义经济由竞争机制所产生的活力和生机受到压抑和摧残；公共设施的投资减少，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引起了一系列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战争频频。靠市场的力量显然是无法摆脱这种困境的，于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改变被动的不干预政策，而逐步加强组织管理经济的职能。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上盛行的“凯恩斯主义”也从理论上肯定和支持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国家对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干预和参与都是通过法的手段实施的，于是出现了与民商法和其他传统法律迥异的经济性法律、法规——“经济法”。
由上可知，从经济法正常的产生轨迹看，经济法是在民法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是调整民法所无法规范的经济活动与经济规范，商品经济同样是经济法的经济基础。由经济性的社会本位性，我们可以得出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状态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应该说为国家自觉维护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法之孕育、发展准备了良好的条件。然而，始自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社会主义，经济上建立了计划经济模式，具有浓厚的中央集权和行政性色彩，否认了商品经济这一经济法的经济基础，法在经济体制及运行中的作用远不及行政指令和行政指挥，无论从经济性法律关系中的民事因素湮没在行政之中，还是从经济体制本身规定以法来约束政府组织及其从事经济活动的客观要求看，经济法都难以从行政法和国家法中脱颖而出。直到我国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体制的重要性为各界一致认可，我国政府在宏观、微观的经济管理、调控、参与方面的主观能动作用，才逐步建立起我国的经济法部门。
作为一次调整的民法和二次调整的经济法，其差异是明显的。民法是一个古老的法律部门，经济法是20世纪诞生的新兴法律部门。民法调整的范围是和民法调整财产关系的特征相联系的。首先，民法是与“民”联系在一起的，民法从来都是把平等公民之间财产关系作为自己调整对象的法律规范。其次，民法是与“私”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的民法被称为“私法”，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调整由此而产生的财产关系的法律。《法国民法典》从一开始就给财产所有人规定了广泛、充分的权利，并给以切实的法律保护，并且从法典颁布至今，历时170多年，从未作过任何实质性修改。第三，民法是与简单商品生产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可见，民法是建立在财产私有基础上，适应简单商品生产的需要，以平等主体之间财产权利和与财产权利有关的人身非财产权利作为调整对象的法律规范，是追求个人本位的维护个人权利之法。
国民经济调整篇5
（一）民商法和经济法的职能互补我国民商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规范，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市场这只无形之手能够起到基础性的调节作用，通过市场经济机制的自我调节能力规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民商法多采取任意性自由的行为准则规范而少有强制性的规范，有效的引导市场经济主体自觉自愿地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则。我国经济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规范则相应的体现了国家这只有形之手的要求，突出强调了发挥国家的强制干预作用，弥补我国市场经济机制的缺陷和不足之处，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杠杆失灵的问题，经济法多采用强制性的规范法律条文，通过外部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以确保市场经济能够健康有序地良性发展。
（二）民商法和经济法的法律要素有相同之处我国法律的一个法律部门一般包括：概念、原则、制度、调整方法等法律要素，民商法和经济法的某些法律要素是可以通用的，但也要符合一定的法律条件和一定的法律范围。如企业法人制度，我国民商法详细地规定了法人的法律权利义务关系，而在经济法中也对现代法人制度以及治理结构做出明确法律规定；在我国法律民事责任的确定上，经济法条款中也有对其法律责任的法律规定；我国经济法中的“社会公益”、“诚实信用”等原则在民商法中也有相同的条文体现。
（三）民商法和经济法的取向基本趋同民商法在本质上是维护自然人、法人的个人私利的利益的私法，而现在民商法越来越注重公众的共同利益，正朝着社会化职能和公法化的方向发展。例如民商法加强了对活动主体在劳动合同的签订与履行中的规范义务，此外，民商法也进一步加强了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这些新增条款在民商法的立法精神和实际法条中都能够充分的体现。从这个角度上分析，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取向是同质的、共生的、方向性一致。
（四）民商法和经济法当中调整的范围有相同之处现代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双重调控，离不开市场与国家的经济杠杆。民商法是为市场经济调节服务而生的；经济法则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服务，但在调整范围上二者还是有相同交集的地方。民商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微观经济关系，例如企业制度、自然人法人的民事关系等；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则既调整微观经济关系也调整宏观经济关系，两者交集的部分也不尽相同，经济法调整的微观经济关系仅仅是民商法的一小部分内容，即因过于强调自然人、法人个体私利而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部分。
二、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区别
1）民商法微观调控，而经济法是宏观调控。民商法的目的是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其侧重从微观调控、从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方面，通过保障自然人、法人的自由交易、自由竞争以确保提高经济效率，从而达到促进人们的经济利益的目的；我国经济法则侧重从宏观调控、从利益协调问题方面减少社会经济波动造成的破坏，确保优化社会经济结构，从而进一步提高整体经济效率来促进社会的经济利益。作为经济法核心组成法律部分的宏观调控法就突出地、直观地表达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强制干预力，体现国家的公权力经济意志。宏观调控经济法从宏观经济领域强调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救济和弥补调节运作方法。经济法通过确认和规范国家对经济法律的干预，其次是为了运用国家强制力将各种非市场经济因素障碍消除，已达到一种公平、合理、有效的市场良性竞争机制。
2）民商法要求意思自治，而经济法是限制意思自治。民商法属于私法，对任何市场主体都要求在社会主义经济活动中仅依自已的个人意志决定行为的准则，都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意志强制。比如处理法律事务时当事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思表示选择法律适用与否。对于民事行为诉讼的提起以及责任的追究，也同样需要当事人主动行使自己的权利才能够得以实现。我国经济法是强调限制意思自治。我国的经济法则从中国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维护社会的整体平衡性以及公共利益的平均分配，劳动者收入的分配公平与否等这些社会公共利益问题作为法律调整的目的。利用国家公权力对一切有碍社会主义公共利益的市场经济行为给予强制限制，具体表现为以限制自然人、法人自由去争取社会整体的利益，拓宽我国社会整体发展的空间。本质上说，经济法产生以及发展的过程，也就是法律调整从个人权利本位到社会权利本位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社会权利本位法律手段的需要对对个人权利的限制来实现。
3）民商法强调对所有的市场经济主体都平等保护，而我国经济法则强调对部分市场经济主体偏重保护。民商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强调法律主体地位平等性。民商法调整法律并不考虑不同市场经济主体的强弱关系问题，给各种市场经济主体以同样力度的法律保护，对每个自然人、法人都给予一样的权利，履行相同的义务，法律几乎不对具体法律人格进行任何程度的区别对待。只是在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和监护制度上，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给予最低限度的保护和一些法律限制。我国经济法常常根据不同市场经济主体实力等因素的不同情况，给不同市场经济主体以不同力度的法律保护，做出不同的权利义务法律条款设定。通过保护弱势群体，限制强势群体的角度出发，确保达到法制社会和谐和宏观经济形式下的总量平衡的目的。
4）民商法的稳定性强，经济法的稳定性较弱。这一点可以由民商法与经济法之间有无国别特色这一区别来决定。我国的民商法在发展过程中，继承了中华民族的法律传统，民商事法律活动准则为自愿、等价、诚信、有偿，以法律条款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是在通过历史沉淀不断实践和反复比较后造就的最为合理、最有效率的法律规则，因此是极具稳定性，不容易被更改的。而我国经济法的许多法律条款都不具备稳定性，是国家针对特定时期出现的经济问题采取的相应对策，又或是依据各国自身的特点来确定各种经济法规。
三、总结
国民经济调整篇6
关键词：经济法；二次调整；经济关系
20世纪全球范围内兴起的经济法，既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和法学学科，也是一种适应时代需要，应运而生的法律思潮。我国党和政府坚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经济法制的重要性早已为各界一致认可。经济法这一概念在我国自经济法和经济法学形成时问世，已有20多年的历史，不仅得到社会承认，立法机关在1986年也正式予以认可。但是，人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还缺乏深刻、正确的理解，常常将其与民法，甚至是行政法相混淆。本文就此提出“二次调整”的概念，并从经济法的发展历史、调整范围以及调整方式等方面进行论述，并与民法、行政法进行比较，希望对经济法概念和本质的认识有所助益。
为了论述的准确和方便，首先明确几个概念：第一，“经济法”是指调整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此处的“经济关系”包括财产关系以及财产关系以外的关系，其活动的主体主要指经济社会组织和国家。第二，“二次调整”是指对经济基础性环境出现的问题进行的调整，它相对于“一次调整”而言。“一次调整”指民事法律规范的基础性调整。
无庸置疑的是经济法从其名称就能肯定它是对经济活动及经济关系进行调整的法。但是，之所以对其加以限制——“二次调整”，就在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所调整的并不是所有的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而是对民法调整的基础性经济环境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的再调整。何以民法调整的为“一次”而经济法所调整的就是“二次”呢？这要从二者的产生谈起。
在罗马共和国末期和罗马帝国时期，不同民族间的商业交往体现了客观规律的要求，使得商品关系内在的平等要求在社会上充分显现，平等主体的经济关系和平等观念高度发展，从而产生了以平等和衡平手段来调整经济关系、极少偏见而能符合价值规律要求的司法制度和法律规范——“万民法”。在此基础上，被后世称为五大法学家之一的乌尔比亚努斯提出了公法和私法划分的理论，盖尤斯及当时的其他一些法学家撰写了《法学阶梯》，从而奠定了民法的基本体系和内容。19世纪欧洲大陆掀起了编纂法典和民法典的热潮，以《拿破仑民法典》为标志，民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正式诞生。
然而，无论是法国起初的五法典，还是近代日本、中国由此派生的“六法”部门，都无“经济法”一说。尽管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干预自古就有，即使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也不例外，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由启蒙思想家奠定的经典理念强调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井水不犯河水”，国家若侵犯市民社会之私事的话，人民就有权起来造它的反。在此情况下，所谓“干预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这一亚当信条被奉为经济生活的宗旨。民法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等宗旨和原则得以弘扬，国家调节之手因遭到否定而萎缩不全，因而不存在经济法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阶段，垄断财团大量吞并、挤垮中小企业，独占或操纵市场，恶化了竞争环境，并致消费者利益受损，自由市场竞争和民主、以及民法所标榜的一系列原则被破坏殆尽。资本主义经济由竞争机制所产生的活力和生机受到压抑和摧残；公共设施的投资减少，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引起了一系列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战争频频。靠市场的力量显然是无法摆脱这种困境的，于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改变被动的不干预政策，而逐步加强组织管理经济的职能。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上盛行的“凯恩斯主义”也从理论上肯定和支持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国家对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干预和参与都是通过法的手段实施的，于是出现了与民商法和其他传统法律迥异的经济性法律、法规——“经济法”。
由上可知，从经济法正常的产生轨迹看，经济法是在民法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是调整民法所无法规范的经济活动与经济规范，商品经济同样是经济法的经济基础。由经济性的社会本位性，我们可以得出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状态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应该说为国家自觉维护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法之孕育、发展准备了良好的条件。然而，始自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社会主义，经济上建立了计划经济模式，具有浓厚的中央集权和行政性色彩，否认了商品经济这一经济法的经济基础，法在经济体制及运行中的作用远不及行政指令和行政指挥，无论从经济性法律关系中的民事因素湮没在行政之中，还是从经济体制本身规定以法来约束政府组织及其从事经济活动的客观要求看，经济法都难以从行政法和国家法中脱颖而出。直到我国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体制的重要性为各界一致认可，我国政府在宏观、微观的经济管理、调控、参与方面的主观能动作用，才逐步建立起我国的经济法部门。
作为一次调整的民法和二次调整的经济法，其差异是明显的。民法是一个古老的法律部门，经济法是20世纪诞生的新兴法律部门。民法调整的范围是和民法调整财产关系的特征相联系的。首先，民法是与“民”联系在一起的，民法从来都是把平等公民之间财产关系作为自己调整对象的法律规范。其次，民法是与“私”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的民法被称为“私法”，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调整由此而产生的财产关系的法律。《法国民法典》从一开始就给财产所有人规定了广泛、充分的权利，并给以切实的法律保护，并且从法典颁布至今，历时170多年，从未作过任何实质性修改。第三，民法是与简单商品生产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可见，民法是建立在财产私有基础上，适应简单商品生产的需要，以平等主体之间财产权利和与财产权利有关的人身非财产权利作为调整对象的法律规范，是追求个人本位的维护个人权利之法。
经济法调整的范围是与其调整经济关系的特征密切联系的。首先，经济法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其主体一方以国家管理者身份出现或者即使不是国家管理者，但仍体现国家意志的主体。其次，经济法是与“组织”联系在一起的。经济法在任何时候也不调整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经济关系。再次，经济法是与“干预”联系在一起的，与标榜“契约自由”、“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民法不同，经济法有一定的国家强制性，追求秩序、效率、公平，体现了社会本位。
为了更深地体会经济法“二次调整”的内容，我们还要了解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它们是：第一，企业的组织关系，包括企业的市场准入，企业的变更、终止及企业组织内部法定组织机构的设立；第二，市场管理关系，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平竞争关系。一般情况下，生产经营者之间的竞争是在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和交易中开展并得到实现，主要由民商法予以调整即可。只有在竞争执法机关采取有关措施或当事人依竞争法发生争议或者某种民事行为或状态为法律的强制性规范明显加以强制的情况下，才产生经济法调整的竞争关系，我们称之为维护公平竞争关系。第三，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主要是运用汇率、货币、预算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第四，社会保障关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第五，涉外经济法律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从经济法的起源，与民法的差异以及其调整的范围，调整的方式等方面阐述了经济法是对经济二次调整的法。对此问题有了更深的领悟。日本法学家金泽良雄对此点的阐释更好地总结了这一观点：“经济法是在商品经济下，为了以国家之手代替无形之手来满足各种经济性的，即社会协调性的要求而制定的，是为了弥补民法调整所不及的法律状况，即其中包含的与社会私人方面相对的社会公共方面的法”。
主要参考文献：
〔1〕潘静成，刘文华经济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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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徐杰论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J]经济法论丛（一）法律出版社，2000，（3）。
国民经济调整篇7
关键词：国民经济评价核准制项目流程
2004年7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印发《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2004]20号），对投资体制改革提出如下要求：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其中，政府仅对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角度进行核准，其他项目无论规模大小，均改为备案制。企业投资建设实行核准制的项目，应按国家有关要求编制项目申请报告，报送项目核准机关。
按要求项目申请报告应包括：项目申报单位情况，拟建项目情况，建设用地和相关规划，资源利用和能源耗用分析，生态环境影响分析，经济和社会效果分析。其中，经济和社会效果分析章节除了包含可研的投资估算和财务评价，还有项目的国民经济评价内容。因此项目申请报告中经济和社会效果分析章节的撰写，离不开项目的国民经济评价。
1国民经济评价方法
国民经济评价一般采用“有项目”情况和“无项目”情况对比的方法进行。通过“有无对比”法识别项目的费用和效益，运用影子价格估算各项费用和效益，根据现金流量分析法，采用内部收益率、净现值等指标进行定量评价。
2国民经济评价流程
国民经济评价的基础数据来源于项目可研的投资估算和财务评价，因此要想完成项目的国民经济评价，首先需要有项目可研的投资估算和财务评价的支持，其次需要从国民经济角度对可研的投资估算进行调整，最后利用调整后的投资估算和财务评价数据进行国民经济评价。项目可研的投资估算和财务评价做法本文不再说明，下文主要就投资估算的调整步骤和国民经济评价的操作过程展开叙述。
2.1调整项目的投资估算
可研投资估算的工程费由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建筑工程费三部分组成。国民经济评价需要将可研投资估算中的安装工程费划分为主材费和安装费，同时从建筑工程费中划分出主材费，即国民经济评价需要明确设备购置费、主材费（包括建筑工程费中的主材费）、安装费、剔除主材费的建筑工程费四部分各自的工程费用。将工程费按上述四部分进行划分，有利于从国民经济角度，剔除和调整工程费用。剔除和调整按上述要求重新汇总的工程费用的主要步骤：首先按影子价格对设备费和主材费进行调整，即完全按市场价格确定本项目的设备费、主材费；引进的设备材料，按引进国的市场价格和影子汇率调整人民币的价格。其次从调整过价格的设备费和主材费中剔除增值税，对于进口设备材料还应剔除进口关税，最后从经过上述调整和剔除后的工程费剔除营业税金。经过上述调整和剔除后的工程费用符合国民经济评价的要求。
其他费用中的土地费用，按照土地的影子价格进行调整。其他费用中除土地费用外的剩余费用，依据调整和剔除后的工程费用进行重新计取。
预备费按照文件规定以调整和剔除后的工程费和调整后的其他费作为基数重新计取。
建设期贷款利息是国民经济的内部转移，国民经济评价中的总投资应剔除建设期贷款利息。
由于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和现金并没有实际耗用国民经济资源，所以国民经济评价中的流动资金应从财务评价中的流动资金中剔除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和现金，只保留存货。在调整后的流动资金基础上乘以30%作为铺地流动资金计入国民经济评价的总投资中。
2.2项目的国民经济评价
将财务评价中营业收入、营业税金及附加和增值税估算表中每年的营业收入按影子价格进行调整后放入国民经济评价中的经济费用效益分析项目直接效益估算调整表中。
将财务评价中总成本费用估算表中每年的总成本费用中剔除折旧、摊销和财务费用，其他成本费用按影子价格进行调整后放入经济费用效益分析经营费用估算调整表。
确定项目每年的间接费用放入经济费用效益分析项目间接费用估算表
确定项目每年的间接效益放入经济费用效益分析项目间接效益估算表。
将调整和剔除后的建设投资放入经济费用效益分析投资费用估算调整表中的建设投资处，经济费用效益分析投资费用估算调整表中的建设期利息为零，流动资金为财务评价中的流动资金剔除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和现金后的值。
通过上述表格中的数据计算出该项目的内部收益率，并根据社会折现率计算出净现值。用国民经济评价计算出的内部收益率与社会折现率进行比较，大于社会折现率表明项目可行。
2.3经济和社会效果分析说明
社会和经济效果分析中包含投资估算、财务评价和国民经济评价等。根据可研投资估算编制社会和经济效果分析中的投资估算章节，根据可研的财务评价编制编制社会和经济效果分析中的财务评价章节，根据调整后的投资估算和国民经济评价编制社会和经济效果分析中的国民经济评价章节的内容。
3结束语
国民经济评价是按照资源合理配置的原则，从国家整体角度考察项目的效益和费用。对于具有较大的外部性或者市场价格不能反映真实的资源稀缺程度的项目，仅进行财务评价往往不能真实的反映资源的消耗和收益，或者从财务上看是不可行的，但从整个国民经济看是必要的，因此必选从全社会角度出发评价该类项目是否可行。
参考文献：
国民经济调整篇8
关键词：经济法的地位；法律体系；法律部门；调整对象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通知，鉴于在实际的庭审过程中，当事人关于经济的纠纷往往与民事、刑事或行政纠纷结合在一起，而导致经济法庭审判的效率低下，所以宣布取消经济法庭的设置。这一举措，是否意味着经济法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不再有一席之地了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们有必要再次重申经济法的地位问题。
1.经济法地位的涵义
经济法地位，也就是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是指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经济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重要性如何。
由于法律体系是由多层次的法律部门组成的，因此要回答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必须说明它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如果经济法是某一层次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则表明它在法律体系中具有一定地位；如果经济法在任何层次上都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那就是说它不是法律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在法律体系中没有什么地位可言。
任何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都在法律体系中具有一定的地位。但是，由于它们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此它们在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程度又是不同的。要回答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还必须说明它的重要性如何。
2.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在经济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问题上，国内外法学界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有些学者认为，所谓经济法，只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是关于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的总称，其中包括分属于其他许多部门法的法律规范；有些认为，经济法虽然不是一个独立部门法，但可以把各种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综合起来，作为一个学科来加以研究；有些学者把经济法看作是民法或行政法的一种特别法；而直至现在，我国还有人将商法与经济法等同起来，认为经济法其实就是指属于商法的一些法律。
当前，起码在中国，认为经济法是独立部门法的人越来越多，已经争论不大。经济法之所以成为，能够并且在某些国家实际上成为—独立部门法，是有其内在根据的。
1）经济法的产生是符合法的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法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法律部门的划分并不是不变的。经济法的产生决非偶然，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阶段，严重地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原则，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市场经济所具有的自由竞争规则的活力。以禁止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为核心的新型法律部门便脱颖而出。
2）根据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分析，表明经济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其他法律部门不能调整的，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的特殊性，是确立经济法是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主要依据。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本身就是那些需要由国家干预和调整的经济关系。经济法的调整不同于经济政策的调整，它是指国家将其意志深入到物质关系，使其成为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通常认为，经济法的调整，从功能上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促进、保护、指导；另一方面是限制和禁止。国家对那些有利于统治秩序的经济关系，需要加以促进、保护和指导；而对那些危及其经济基础和正常经济秩序的社会关系要加以限制和禁止。这些关系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1，确认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所产生的经济关系。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是指市场主体参加市场活动时在法律上所有的主体资格。如企业的设立、变更、终止等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经济关系。
第2，调控市场，维护市场秩序所产生的经济关系。市场秩序的内部包括市场交易秩序、市场竞争秩序以及市场主体的利益保障机制等。
第3，为克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限制其负面作用，进行宏观调控所产生的经济关系。宏观调控的内部包括计划调控、投资调控、财政税收调控、金融调控以及其它宏观调控关系。
第4，涉外经济关系。它是指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在涉外经济活动中，发生的具有涉外因素的经济关系。如调节与涉外企业的税收优惠问题，反倾销、反补贴问题，三资企业的利益保护问题等。
3）经济法有着自身特有的基本原则和完整的独立体系。经济法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立法宗旨的具体体现，是经济法的规范和法律文件所应贯彻的指导性准则，也是经济法的灵魂和经济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依据之一。其包括平衡协调原则、社会总体经济效益优先，兼顾各方利益公平原则、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原则等。经济法基本原则同其他部门法的基本原则是不同的。如民商法调整各自然人和法人这些“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其基本任务和立法宗旨重在保护各个体的合法权益，其基本原则是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等；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和命令与服从。除此之外，经济法还有着完整的独立体系。经济法是由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和环节的法律规范所构成，各种法律规范互相关联，互相衔接，并且有着贯彻于全部经济法具体规范的基本指导思想、原则和法律制度，这些经济法规范有机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4）从经济法与行政法、民商法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经济法不能不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
第1，经济法与行政法。行政法的产生并不影响经济法的独立。
经济法和行政法在调整社会关系中体现着两种不同的国家职能。国家有两大基本职能：一是行政职能，二是经济职能。这两种职能在一定场合是相互分离的，而在另一些场合则是相互结合的。国家行使行政职能的准则就是行政法，国家以行政职能的形式来履行经济职能的准则就是经济法。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在于：（1）调整对象不同。行政法调整的是有关国家机关的设置和组成、行政权限的划分、行政程序等方面不含物质利益内容的管理关系；而经济法调整需要由国家调整和干预的经济关系。（2）规范的内容不同。行政法的规范内容包括几个方面：关于国家机关的组成，职责和权限范围的规范；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干部的任免、提拔、考核、培养、监督的规范；关于国家机关的活动原则、方式和程序的规范；国家机关和其它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的相互关系的规范。经济法的规范内容主要是关于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以及国家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去调节市场运行机制，引导各个部门的企业微观经济行为，从而建立协调、合理的国民经济比例、格局、结构等方面的规范。
第2，经济法与民法。
广义的调整对象而论，经济法和民法所调整的都是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而且，又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关系，所以民法中的等价有偿、契约自由等原则，在经济法中也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适用。就经济法的产生而言，它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从民法中分离出来的。在世界各国的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中都有许多民法痕迹。这些都是经济法和民法紧密联系的方面。二者的区别在于：（1）调整对象不同。二者虽然都以生产关系为调整对象，但经济法调整的是意志经济关系，即以国家干预经济活动为特征、以生产活动为主要对象的经济关系；民法调整的是财产关系，即主要是人与人之间对财物的所有关系。（2）赖以存在的基础不同。民法是随着私有财产的产生而逐渐形成的；经济法是以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而发生的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客观要求为基础的。（3）调整经济关系所运用的原则不同。民法所遵循的主要是平等、自愿的原则；经济法所运用的主要是宏观经济意志化原则。（4）调整经济关系所运用的手段不同。民法所运用的调整手段纯粹是经济上的得失平衡；经济法则是采用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多种手段，实行综合性的调整方法。
第3，经济法与商法。
从各国的实践来看，虽然经济法与商法的共性颇多，如它们都以经济生活为对象；二者的基本功能都在于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它们的性质迥然不同。（1）商法所规定的当事人双方处于平等地位，而经济法关系上的国家与社团或个人，则常常处于不平等关系；（2）商法侧重于每一个个体间的权利义务的对等关系，而经济法则注重整体间公益关系的均衡与调整；（3）商法是规定每一个个体单位的内部组织、经营规则、股份发行、债务处理等，即从个体为出发点，而经济法则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对各项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进行行政性的指导、限制、鼓励、调整；（4）商法注意个体营利性，而经济法则强调公益性，除了促进经济发展外，还监督、限制或禁止某些违背公益的行为（如禁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交易等）。
5）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经济法已被确认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首先，我国颁布和施行了大量的重要的经济法法律。这些法律是适应国家经济调节的需要而颁行的，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方面和重要部位，关系到社会经济的总体结构和运行，而且同其他部门法性质的法律规范相分离，独立组合为性质较纯一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其次，我国已确立了经济法基本法律制度。如国家介入社会经济生活实行国家干预、调节的总的法律原则，被国家立法所确立；建立了经济法体系构成中的重要的具体经济法法律制度；已颁行的各种具体经济法规范及已建立的各种具体经济法制度，相互协调、配合，贯彻着共同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共同执行规范和保障国家经济调节的使命。
3.经济法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经济法之所以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是因为它在保障和促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发展。根据《宪法》规定的原则，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这些经济法律、法规的颁布、施行，极大的促进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2）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一是从法律上保证经济体制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二是为经济体制改革措施的贯彻提供可靠的法律保证；三是以法律手段保护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
3）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为了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我国先后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涉外税收、涉外金融、涉外经济合同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
4）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恰如其分地估价经济法的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现实意义。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这些经济关系在总体上需要各类法律的综合调整，因此仅靠任何一个部门法都不足以实现法律体系的调整目标，必须有经济法同其他相关的部门法配合，才能共同实现法律体系的输出功能。
参考文献：
[1]杨紫煊，徐杰。经济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国民经济调整篇9
一、对民法与经济法关系旧研究模式的反思
众所周知，对民法与经济法关系的不同观点的争论几乎与经济法的问世相伴而生，带有国际性和长期性。但是，把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作为法律部门分类的原则向题加以争论，却是随着社会主义法的建立而出现的。两种学术观点的争论，在苏联已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在我国法学界也经历了七、八年的时间。争论的收获之一，是多数人在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这一关键问题上取得了统一认识，否定了认为经济法不是独立法律部门的“大民法论”(或“唯民法论”)和认为经济法是经济法规总称的“大经济法论”(或“唯经济法论”)。然而在持有经济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民法与经济法各调整一定范围经济关系的观点的人中砂又在若干基本间题上意见分歧，转化为“中民法论”和“中经济法”之学术争论。争论相持已久，形成了对民法与经济法关系研究的僵持局面。
如果对这种民法与经济法关系研究的僵持局面进行全面观察和深入分析，就可看出其实质是在分歧的基本问题上形成了僵化的研究模式和死板的思维定势，从而妨碍了人们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实践的深广发展而创造性地推进民法理论和经济法理论的思路。这种僵化的研究模式的要害是:从内容上看，是深受苏联某些学者传统研究模式和陈旧理论观点的影响，脱离我国深刻变化的经济关系的实际，此其一，其二从根源上看，它植根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开展以前的社会经济条件，带有旧的经济体制的明显痕迹。
对民法与经济法关系的僵化研究模式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论:
一曰“公私分离论”。即是否以公有制经济关系和私有制经济关系的分离做为划分民法与经济法的依据。中经济法论者主张经济法姓“公”、民法姓“私”，认为绎济法主要调整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民法主要调整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位。这种“公私分离论”是苏联学者斯图奇卡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提出的“两成分法论”在我国的翻版，在理论上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亦由公法和私法组成、民法是私法这一传统法学观点为依据的。因此，中民法论者你据列宁关于“我们不承认任何‘私法，，在我们看来，一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属于私法范围，②的思想，断然否定这种“公私分离论”、，力争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应由民法统一调整。
二曰“生产和消费分离论”。即是否以生产领域经济关系和消费领域经济关系的分离做为划分经济法与民法的依据。中经济法论者把商品流通关系区分为完全分离的生产领域商品流通关系和消费领域商品流通关系，主张前者由经济法调整，后者由民法调整⑧。这种“生产和消费分离论”，与苏联学者金茨布尔格和帕舒卡尼斯在三十年代中期提出的“大经济法论”一脉相承，是主张两类合同制度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按照“生产和消费分离论”，凡是社会组织之间基于满足社会生产需要而发生的商品流通关系，反映在法律上即经济合同法，属于经济法，而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社会组织之间基于满足个人消费需要而发生的商品锥通关系，反映在法律上即民事合同法，属于民法。这种“生产和消费分离论”既是从公私分离论引申出来的，又是割裂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因此中民法论者依据所有制关系的统一性和生产关系四环节的统一性原理，反对这种“生产和消费分离论”，主张无论生产领域商品流通关系还是消费领域商品流通关系均由民法统一调整。
三日“纵横统一论”。即是否以纵向经济关系和横向经济关系的统一不可分性做为划分经济法与民法的依据。中经济法论者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即纵向管理关系和横向经营关系或者计划组织要素和财产要素统一不可分割的经济关系，其典型形式是经济计戈叮和经济合同的统一，并主张这种纵横统一不可分割的经济关系应由统一的法律部口即经济法调整。这种“纵横统一论”是由苏联现代经济法学派代表拉普捷夫和马穆托夫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提出，而由我国经济法学界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直接引进、影响最大的理论，几乎成了国内几本《经济法学》教材的总纲。近来，有的人还提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组织内外关系说”，但其核心仍然是“纵横统一论”。但是，许多民法学者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纵向和横向的经济关系虽然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但也不是不能分开的。即使是依计划订立的合同，计划只是订立合同的依据，而合同关系本身仍然是在计划关系之外独立存在的商品货币关系。不论是计划合同还是非计划合同、法人之间的合同还是公民之间的合同，其本质特征是平等自愿、等价有偿，是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应由民法统一调整。如果把这种遵循民法原则的同类合同制度割裂为二，分属于经济法和民法这两个法律部门，势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造成种种混乱。
对民法与经济法关系的这种僵化研究模式之所以形成，有其一定的主观认尹根源和客观经济体制根源。但其主要根源在于经济体制改革开展前的旧经济体制的局限性。
第一，从所有制结构看，是基本上单一的公有制结构。按照这种所有制结构，“一大二公”是衡量所有制形式优越性的标志，因而全民所有制的巩固和发展以限制和排斥其他所有制的发展为条件，集体所有制要快速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个人所有制要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尽快剪除。在这种所有制结构的条件下，生产和经营的主体只是公有制经济组织，而公民个人不过是消费者，因此公有制经济组织之间在生产和经营领域的经济关系与公民之间(或公民与公有制经济组织之间)在消费领域的经济关系，就不是同类关系而是异类关系，不能同等对待。“公私分离论”、“生产和消费分离论”正是这种所有制结构的真实反映，而相反的观点则难以与这种所有制结构相合拍。
第二，从经济的本质属性看，是单一的计划经济。按照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无论是纵向的经济关系还是横向的经济关系都以计划性为根本特征。特别是社会主义组织在产、供、销、运、贷等方面的生产经营活动，无不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国家计划把纵向的经济关系和横向的经济关系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统一的、同类的经济关系。所谓纵横统一论不过是这种单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如实反映，而那种纵横可分论却与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大相径庭。
第三，从经济管理体制看，是高度集中型的国家直接经营体制。在这种经济管理体制下，按照部门、地区的行政系统，建立垂直式的行政管理机构，用行政管理的办法，自上而下层层下达指令，来直接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因而企业附属于行政管理机构，企业之间的关系从属于行政管理关系，形成了条块分割的局面。所谓管理关系和经营关系必须由经济法统一调整论，正是反映了这种高度集中型国家直接经济体制的要求，而相反的观点却与这种经济管理体制的要求相悖逆。
纵观民法与经济法关系的争论史，中经济法论一度处于主动地位，而中民法论一度处于被动地位，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反映的内容在旧的经济体制下所处的地位不同。在旧的经济体制下，指令性计划经济和直接的行政调节占主导地位，而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则处于被严格限制甚至被取消的地位。中经济法论集中反映了旧经济体制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和直接行政调节的要求，而中民法论则主要反映了旧的经济体制下被限制、被取消的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的要求。对此，“纵横统一论”的提出者马穆托夫讲了一句中肯的话，他说:“大民法观点与经济法观点的区别根源于对社会主义生产的性质以及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关系的性质和地位的不同理解。”④
二、.指导民法与经济法关系的新经济法律观
正如前述，我国法学界对民法与经济法关系的争论，是早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开展以前从外国引进来的。经过多年的争论，双方各自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旧的经济体制的要求，形成了固定的经济法律观。因此，要理顺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首先必须从反映旧的经济体制的经济法律观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树立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相符合的新经济法律观。只有更新经济法律观，用新的经济法律观来观察和分析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才能正确地理顺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第一，多元所有制结构法律观。这就是要进一步消除一元所有制结构法律观的影响，树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多元所有制结构法律观。在现阶段，我国的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并具有多层次性，与此相适应的所有制结构必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多元所有制结构。这种多元所有制结构的内在要求有二:一是纵向要求，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多种所有制长期并存、共同发展，而不是暂时共存、谁战胜谁，有的得到发展、有的被削弱、有的被取消，这就要求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组织经济、管理经济的职能，二是横向要求，即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平等，在相互关系上任何一方不得歧视和排斥另一方，在法律上得到平等的保护。与多元所有制结构的纵横要求相适应，所有制领域的关系同样可分为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所有制领域的纵向关系，是指国家对各种所有制经济单位的成立、财产权限、经营范围、经营方式等方面的组织管理关系，所有制领域的横向关系，是指各种所有制经济单位之间因各自行使自己的所有权和其他物权而发生的平等互利、等价有偿关系。由此可见，间题不在于所有制领域的关系不能分解，而在于如何分解二如果说把所有制领域的关系分解为组织之间的所有制关系和公民之问、公民与组织之间的所有制关系，或者生产领域的所有制关系和消费领域的所有制关系，前者由经济法调整，后者由民法调整的观点，是反映了基本上单一公有制结构的要求;那么把所有制领域的关系分解为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前者由经济法调整，后者由民法调整的观点，则反映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结构的要求。这是因为，单靠民法调整所有制领域的横向关系，还难以保证多种所有制的长期并存和共同发展，只有靠经济法调整所有制领域的纵向关系，正确发挥国家组织经济、管理经济的职能，才能有效地保证多种所有制的长期并存和共同发展。所以，所有制领域的关系只能由民法统一调整的观点，是不符合我国现阶段多种所有制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要求。
第二，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又结合又并重的法律观。这就是要进一步消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利用商品货币形式的法律观的影响，树立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并肩结合而构成社会主义经济的法律观。1964年苏俄民法典规定:“苏维埃民法调整共产主义建设中因利用商品货币形式而产生的财产关系，以及与这些财产关系有关的人身非财产关系。”由于这种观点的影响还在，有的人仍旧认为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关系是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象的关系，商品经济只是计划经济的利用形式和表面现象，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非本质特征。其实不然，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不是由计划经济所决定的。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既可以与私有制相联系也可以与公有制相联系，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就成为无政府状态的市场经济，而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则成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可见，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并不是什么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象、主要和次要的关系，而是公有制经济运行的两个巨轮，二者的紧密结合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不仅如此，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义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实现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与此相适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法的适用范围和调整作用不是要缩小，而是要逐渐扩大。因此，企图用缩小民法的适用范围和调整作用的方法来扩大经济法的适用范围和调整作用的做法，显然不符合充分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
第三多层次的弹性计划法律观。这就是要进一步消除单一的硬性计划法律观的影响，树立多层次的弹性计划法律观。社会主义的计划体制的模式归纳起来有两种:一种是单一的硬性计划体制，另一种是多层次的弹性计划体制。流行多年的“计划就是法律”的观点，忽视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的区别，反映了单一的硬性计划体制的法律要求，因而有极大的片面性。按照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要求，国家计划应是多层次的、有弹性的，总的来说计划调节是宏观的、间接性的调节，商品市场是录活的、多变的，市场调节主要是微观的、直接性的调节。在这种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运行中形成的计划关系和市场关系，是各自内含丰富、外延交错的两类不同经济关索有础面耐经当分离的一面。因此，只看到它们统一的一面，认为它们只能由经济法统一调整的看法，是不符合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要求。
第四，统一的市场体系法律观。这就是要进一步消除产品市场和商品市场分离以及单一商品市场的法律观的影响，增强统一的商品市场体系法律观。由于产品市场和商品市场分离的观念影响还在，容易使人把市场的范围看得狭小，只限于消费资料和少量的生产资料。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开展，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不但消费资料市场得到进一步扩大，而且生产资料市场将逐步扩天;与此同时，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也将逐步开辟和发展，从而形成社会主义的全方位的统一市场体系。这种统一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必须由健全而统一的合同制度来加以保证，而所谓两类合同制度就自然失去赖以存在的根据。
第五，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间接控制为主的法律观。这就是要进一步克服以行政手段直接控制为主的法律观，树立以经济政策、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间接控制为主、行政手段直接控制为辅的法律观。以行政手段直接控制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是与商品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相违背的。直接的行政控制，很容易损害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独立利益，破坏商品交换的对等利益结构。只有借助经济政策、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间接控制，才能有利于维护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独立利益和商品交换的对等利益结构，保证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为健全以间接控制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必须完善法律手段。而经济法是间接控制的法律手段的重要形式，所以经济法的作用不但不会削弱反而会得到相应的加强。
以上所列，并不是指导民法与经济法关系的全部经济法律观，但它们足以表明:只有更新经济法律观，树立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发展要求的新的经济法律观，才能以它们为指导理清理顺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三、确立民法与经济法各自体系的分类方法
要理顺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必须解决好三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间题:一是民法与经济法各自的调整对象，二是民法与经济法各自的合理体系;三是民法与经济法在统一的法律体系中的协调一致。换言之，既要解决它们分工界限问题，又要解决它们和谐统一间题。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对民法与经济法关系的争论，主要是围绕民法与经济法各自的调整对象展开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入开展所带来的纵向经济关系和横向经济关系及其相互联系的新变化和新特点，提供了解决这个间题的客观依据，因而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时地做出了解决这个间题的重大立法决策。我国民法通则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根据这一规定民法主要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经济法主要调整纵向经济关系。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民法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这一重大立法决策和法律规定，既有其充分的客观依据，又有其独特的法律构思，即民经分立、民经并重、民经协调。从客观依据和立法决策的角度看，民法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划分间题已得到解决，因此我们对民法与经济法关系的研究不应再停留在它们调整对象的划分上，而应转向民法与经济法各自的合理体系上，这才是理顺民法与经挤法关系的当务之急。而要确立民法与经济法各自的合理体系，就必须采用正确的分类方法。
第一，以纵横之分为基本方法。在确立民法与经济法的体系时，首无需要解决的是民法与经济法的基本框架问题，因为这直接决定于它们各自不同的调整对象。既然把横向经济关系和纵向经济关系加以类型化并分别作为民法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就应以横向经济关系和纵向经济关系的划分为基本线索，构筑民法与经济法的基本框架。
民法与经济法各自的基本框架得以成立的支柱有若干个主要层次的法律制度。但必须指出，其中两个主要层次的法律制度的界限是不容混淆的。一是在所有制领域方面，各种所有制经济的管理制度是属于经济法，包括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集体企业法，乡镇企业法、个体经济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而所有权制度是属于民法，包括财产所有权制度、使用权制度、经营权制度、承包经营权制度等。二是在生产关系四个环节(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方面，计划法律制度是属于经济法，而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原则的合同法律制度包括经济合同法律制度是属于民法。持有经济合同法属于经济法观点的同志，就是片面强调法人之间经济关系这一层次的特殊性而忽视了包括法人之间经济关系在内的整个横向经济关系这一类型的普遍性。其实，调整法人之间商品流通关系的经济合同，从它的订立、变更、解除和合同的履行，直至合同纠纷的解决，都同样适用调整商品流通关系的民法原则。在这一点上，与对公民之间、公民同法人之间的商品流通关系必须适用民法合同原则，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可见，调整法人之间商品流通关系的经济合同法，理应成为构成民法基本框架之一的合同法的组成部分。
第二，以纵横主次之分为补充方法。在确立民法与经济法的体系时，还需要解决的是民法与经济法的各自重要分支的合理界限问题。这里遇到的难题之一，是已经制定或将要制定的许多单行法律既调整纵一向经济关系又调整横向经济关系，因而它们究竟归属于民法还是归属于经济法的何题。其丸一邻是法律仅有的现象。世界上的复杂事物一般都由很多方面构成，但这很多方面由于各自的地位和力量不同，对决定事物性质的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我们在区分许多单行法律的部门法性质时，就必须运用纵横主次之分方法，即以调整纵向经济关系和横向经济关系的成分或因素主次、多少之分来决定其归属。如果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成分、因素为主或多一些就确定它归属民法，反之则确定它归属经济法。
国民经济调整篇10
论文摘要：从经济法产生﹑法律部门划分标准﹑经济法与几个法律部门的关系﹑经济法的重要作用出发，拟探讨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在我国，“经济法”这一概念的出现和使用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法在我国发展的这二十多年中，其是否是独立的法律部门这一基本理论问题，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问题，笔者通过对以下几个方面的论述，以期阐明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一、从经济法的产生看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经济法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1775年撰写的《自然法典》中。现代意义的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度的自由竞争引起生产和资本的不断集中，垄断市场的倾向日渐显著，产生了各种市场弊端，资本主义的矛盾空前激化，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开始改变经济政策，加强对自由市场的干预，国家对自由市场干预的法——经济法应运而生。
从上面经济法的产生过程，可见经济法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虽然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有其天然优势，但是市场又存在着盲目性和滞后性，易导致不正当竞争及垄断行为产生等弊端，为保障社会化大生产的顺利进行，就必须同时发挥市场及国家必要干预两方面的共同作用，而经济法既在微观领域对经济进行规制，又在宏观方面对经济进行整体调控的特性，恰好满足了这种社会需要，是其他法律部门不能替代的。
二、从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看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法律部门，一般而言是指调整因其本身性质而要求有同类调整方法的那些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法学理论界，对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一元说”，是仅以法律调整对象的不同作为划分标准。因为这种划分标准过于单一，无法对纷繁复杂的法律体系做出较为科学的划分，这种学说已为学界所抛弃；一种是“二元说”又称“主辅标准说”，这种划分方法由前苏联法学家提出，至今仍被许多学者所接受。“二元说”以调整对象为划分法律部门的依据。其中，调整对象标准是调整同一性质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构成一个法律部门，而调整方法主要指权利义务模式及法律责任的确定方法。
（一）经济法具有特定的调整对象
经济法是调整发生在政府、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和经济组织、公民个人之间，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这一点决定了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社会公共性，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不是一般的经济管理关系，而是具有社会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具体而言有两大类：
1、微观经济管理关系。微观经济管理关系是具有社会公共性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是政府或政府授权部门在建立和维护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中形成的管理关系。它主要发生在政府及其授权部门与市场经营主体之间、社会经济团体与市场经营者之间，包括在税收征管、金融证券监管、贸易管制、价格监督、技术监督、企业登记管理、交易秩序管理等活动中产生的经济关系。建立和维护自由、平等的市场竞争秩序，就必须由国家对市场经营主体的行为进行管理和干预，而且也只能由国家进行管理和干预。为此，我国已相继出台了一大批此类法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等。
2、宏观经济管理关系。宏观经济管理关系是具有社会公共性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及其法定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实施对国民经济与宏观管理调控，而发生在宏观经济领域里的经济管理关系，主要包括在计划和产业政策的制定、实施，国家经济预算及其主导之投资，税收、金融、物价调节，土地利用和规划，标准化管理等活动中产生的经济关系。
实行宏观经济法律调控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当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甚至到了大规模的程度。在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必须要建立、建全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以推动社会进步。
因此，我们说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经济管理关系，是其特有的，也是其他法律部门的调整范围无法涵盖的。
（二）经济法具有特定的调整方法
经济法的调整方法的独特性是许多学者予以否定的，因为我们在大量的经济法的法律法规中看到的调整方法（即权利义务模式及法律责任）主要是采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大责任方式综合适用，是对这三种责任方式的综合化和系统化，但是法律责任方式的种类是有限的，它们已经被业已存在的法律部门所采用，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现象，也只能采用这些种类有限的责任方式，而且这种三大责任方式综合适用的调整方式又恰恰在一个方面说明了经济法调整方式的独特性。
随着社会经济和法制的发展，也有一些新型的调整手段被“挖掘”出来，适用于经济法领域，诸如程序的、褒奖的、社会性的，等等。我国学者对此研究得较多的是奖励手段（也有将其称为褒奖手段）。另有一种新型的法律调整手段，有著作将其称之为“专业暨社会性调整手段”，包括专业调控及专业约束和制裁。勿庸置疑，传统调整手段和这些新型调整手段，构成了经济法这种公私法融合之新型法律部门的独特的调整方法。
三、从经济法与几个法律部门的关系看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有些学者认为经济法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因为他们或认为经济法仅为民商法的补充，或认为经济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作用完全可以由行政法代替。所以，为了阐明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我们就必须对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的关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一）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
经济法与民商法的相同点在于，主体中均包括企业、法人、公民等；二者都有特定的调整对象，并且都涉及对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的调整。
它们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1、调整范围不同。民商法主要调整平等、等价的产权关系和流转关系，着眼于微观的交易安全，重在保障个别主体的财产及人身权益；而经济法主要调整公共性经济关系，着眼于宏观的秩序和利益，一般不涉及个人的人格、财产和交易关系。2、调整方法不同。民商法对于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自然人和法人，采取了民事制裁的方式；而经济法正如以上所述，采取了综合性的责任方式。3、根本作用不同。民商法的根本作用是保证各种合法主体能够按照意思自治的原则参与经济关系及从事其他活动，保证其合法意志能实现；而经济法的根本作用是为了保证社会有一个正常、自由的竞争环境，从而使社会经济能够协调、稳定的发展。4、性质不同。因为民商法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是平等关系，所以民商法是典型的私法；而经济法是“以公法为主，公私兼顾”的法。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联系在于，两个部门法的调整方法都存在行政责任方式，而且二者也都调整一定范围的经济管理关系。但二者的区别也是相当明显的，主要表现在：
1、调整范围不同。行政法调整的是关于国家行政组织及其行为，以及对行政组织及其行为进行监督的社会关系；而经济法调整的是国家在协调经济运行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虽然二者都调整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但调整经济关系的角度和深度不一样。行政法调整微观经济关系，是对个别、具体、特殊的经济关系的调整，经济法则调整宏观经济关系，主要包括税收关系、金融关系、计划关系、财政关系等，是国家从长远利益、整体利益考虑对经济所作的调整，具有一般性、抽象性和普遍性。2、调整方法不同。行政法以大量的行政责任方式为主；经济法的调整方法如上所述。3、原则不同。行政法的原则是依法行政、廉洁高效；而经济法以维护公平竞争、平衡协调及责权利效相统一为宗旨。4、目的不同。行政法是国家本位法；在经济法中，国家干预经济活动是为了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在现有基础上更快地发展，所以经济法是社会法，为了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产生。5、国家权利大小不同。行政机关管理的是具有特殊性的社会关系，使行政活动成为一种纯粹的社会活动和组织活动，因而行政机关在进行活动时往往无具体明确的法律可依，在行政立法和行政司法中，行政机关就享有较高的自主权；而在经济立法中，法律法规的最根本依据是客观经济规律，经济法是对客观的、固有的、稳定的经济规律的一种反应，因此国家在颁布经济法和执行经济法时的自主权较小。
四、从经济法的重要作用看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经济法这一法律部门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应运而生的，不是任何法学学者的臆造，它在促进、稳定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是其他任何部门法都不可替代的。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法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国有经济的法律法规，在法律上确立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主导地位。国务院的《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等有关法规有力地保障和促进了集体经济的迅速发展。《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和《个人独资企业法》等经济法规对扶持城乡个体经济和保障私营企业的合法利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另外，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法规的制定，改善了外商投资的法律环境，推动了“三资企业”的迅速发展。
（二）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建立有中国特色、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经济法对于反映经济规律要求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及相关措施做出明确规定，使其制度化、规范化，这样便能从法律上保证经济体制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经济法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把各项经济活动都纳入法制轨道，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各自的作用，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益，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社会是发展的，经济是发展的，法律也是不断发展的，我们不能在更复杂的社会关系需要新的法律部门来调整时，还固守着几个古老的部门法，否定新的部门法的重要作用。因此，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已不容置疑。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