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建设理论与实务篇1
关键词：高职院校；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建设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中建立了很多新型的社区，甚至广大的农村社区都在如火如荼地建设。短时间内如此多的社区建设起来，就必然需要大量专业的管理与服务人员。政府社会职能中有一点就是加强社区建设，政府为实现这一职能，就需要通过社区管理与服务的专业人员来提供专业化的管理与服务，比如提供养老、医疗、基本生活服务，推动将来社会保障福利体系的的实现，均离不开社区管理与服务。《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2000年11月3日）中就已经指出“社区建设需要大批专业的社区工作者”，“努力建设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社区工作者队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社区开展专业化管理与服务的诉求也越来越高，也就意味着社区管理服务工作的职能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而如何提供更多专业性的人才就取决于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的建设与发展，本文将就如何在加强高职院校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建设进行探索并提出一些建议。
一、山西省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人才社会供需情况分析
（一）本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山西省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从2008年开始起步，经过近十年发展，社会工作的认知度和影响度得到明显提高。近几年，政府对社区管理与服务工作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尤其是那些综合能力较强，具备复合型知识结构的实践型人才，更容易适应将来社会的发展，其发展空间也毋庸置疑，并最终成为专业化的城市管理专家。按照《山西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表述：我省社会工作人才总量到2020年达到6万人，其中医务社会工作者达到1400人，教育辅导和青少年社工达到9400人，城乡社区建设和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达到22700人；而目前我省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每年培养的毕业生才近500-600人，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未来省内对高层次、应用型的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需求缺口很大。就目前的专业化人才供给而言，山西省还比较缺乏这方面的人才。那么，加强高质量专业人才的培养和供给，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就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然选择。
（二）本专业人才供给情况
政策支持方面，《山西省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这一文件中明确提出：加强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支撑。推动建立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社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对接机制，依托高校资源，鼓励支持社区业务骨干采取进修、短训、函授、自学考试等形式进行专业培训，支持社区工作人员参加社会工作专业在职教育。贯彻落实《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晋政发〔2012〕5号），鼓励和引导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基层岗位就业工作。可见，在政策方面，政府为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发展给予了较大的支持。在高校专业设置方面，目前山西省的高等院校中仅有山西青年职业学院、山西管理职业学院2所高职院校开设有此专业，其他本科院校开设相关专业（主要为社会工作、劳动与社会保障）的仅有5所，每年所培养的毕业生数量非常有限。本科院校更侧重于理论方面的教学。这7所高校每年培养社工类人才仅五、六百人，只占到该专业人才需求量的十分之一，其中仅有不到五成的学生选择了专业对口的工作，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特别是缺乏了解基层、扎根基层，能够为社会服务的实践型专业人才。现有相关社会组织及专业人才供给量方面，据相关资料显示，山西省目前登记注册的社会工作组织不到40家，而全国有6000多家；截至2016年底，全省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的持证人员3120人（其中社会工作师1157人、助理社会工作师1963人），仅占全国的1%。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居民对社区管理与服务专门人才的需求不断加强，专业人才紧缺，因此高职院校为社会和企业培养更多理论扎实、技能过关、素质过硬的专业人才就显得尤为紧迫。
二、高职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建设存在的问题
高职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是：首先，目前山西省内开设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的仅有2所高职院校，其余的为山西大学、山西财经大学、山西医科大学、山西农业大学、太原科技大学5所本科院校拥有相近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模较小；其次，该专业毕业学生中仅有10%-30%的学生选择从事本专业学相关的工作，其余大部分学生则选择从事非本专业的其他工作，因此导致人才严重流失，未能较好地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最后，在人才培养方面重理论、轻实践，人才培养未能真正与职业标准相结合。具体原因如下：
（一）专业课程设置不科学
首先，由于山西省内目前开设该专业的院校不多，课程设置方面针对性不强。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的课程设置应该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应用性,以适应社会对专业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但目前大多数院校开设的社区与服务专业课程设置缺乏方向性。
（二）专业实践、实习方面存在问题
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更强调实践型人才的培养，但在实际的人才培养过程中，理论教学一直不自觉的被放在主导地位，而实践教学处于从属地位，有时甚至被忽略，导致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较弱。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作为一门对实践要求较高的专业，必然需要较为完善实践课程体系。而目前大多数院校缺乏专门的实训教室和实习基地。实践教学的质量不高，如实习仅仅是简单的了解工作环境、程序，缺乏实地工作体验。这样很难切实的了解该专业工作中所需要的基本技能，难以和所学到的理论相结合，也不能较好的地掌握实践技能。
（三）专业教师队伍难以满足专业教育的发展
由于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起步较晚，1988年国家教委先批准了北京大学设立社会工作专业，1991年7月5日，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宣告成立，并于1992年正式加入国际社会工作者协会，并将此视为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开端。目前，该专业的代课教师多为从事行政管理、公共管理等方面专业的教师，真正从事该专业教学的教师则少之又少，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教育的发展。
三、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建设的建议
（一）明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特色定位
高职院校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旨在为社区的建设提供专业化的基层工作人才，人才培养要突出“管理”与“服务”的双重理念，培养能够满足社区建设人才需求的，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社会保障业务能力，信息整合、获取能力以及分析和解决社区管理与服务中的日常问题的能力等基本技能的应用型高级技术人才。在专业特色方面，本专业所培养的人才应该具备公共管理的专业背景，掌握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及社区服务专业技能。鉴于高职学生的特点，在人才培养中应该在强调社区管理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体现社区服务的特点，将社会工作的价值、理论和技巧引入课程中，在培养专业认同感的前提下，以更好地实现人才培养，实现人文社会科学与应用技术教育的结合，实现“专业与职业一体，学业与岗位融通”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二）注重专业核心能力的培养
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学生首先应该具备一种基本价值理念：尊重个人价值和尊严，尊重个人的独特性、个人意愿等，特别是在处理一些问题时尊重案主自我决定的权利，引导案主认识自我并积极发掘自身潜力的能力等。在基本价值理念的指导下，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人才应该具备社区宣传与教育能力、社区服务能力、社区建设能力、社会保障能力、物业管理能力、社区调解能力、社区日常行政性事务处理能力七个方面的能力。以上七个方面的能力需要相应的理论课设置来使学生掌握基本社区管理与服务的基本技能，其中包括社会工作、社会学概论、行政管理等基础知识，社区建设理论与服务、社区工作实务与管理、社会调查与预测公共关系、谈判技巧等专业知识。
（三）构建相对完善的课程体系
为实现让学生更好的掌握基本的理论及实践技能，以培养学生职业素质和职业核心能力为主线，构建以素质教育课程、专业理论课程和实践教学课程三大模块的课程体系。素质教育课程主要由思想品德修养、大学英语、网络与办公自动化综合应用、文书写作与办公事务处理等素质类课程构成；专业理论课程主要由社会学概论、社会保障实务、行政管理、社会调查与预测、社会心理学、公共关系、谈判技巧、物业管理概论、社区工作实务与管理、社区建设理论与服务等核心课程构成；实践教学课程则由顶（跟）岗实习及毕业设计、物业管理实训、社区活动策划实训等课程构成，以此来构成立体式的知识结构。
（四）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1、强化校内实训基地，校内外实训相结合，尤其重视岗位实训，不断强化职业能力。一方面要加强校内实训基地的建设，其中包括资金、人力方面的投入，建立专门的社区管理与事务实训基地，用于专业实验教学及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要加强与社区相关各方面资源的联系，建立充足的校外实践基地。如联系学校附近的社区、养老机构及其他社会福利机构，也可与一些社会工作组织进行联系，使学生在课余时间能够积极参加与本专业相关的社会实践，并直至建立长期联系。目前,山西省已孵化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有281个（其中登记注册37个，社区备案244个），可为本专业建设提供较多的实践机会。2、发挥校内社团等学生组织的作用，使学生发挥积极性，以社团的名义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这种实践形式下，也需要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开展社会帮扶和社会救助活动，锻炼学生在掌握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以社会工作者或社区管理者的眼光、角度、思维去解决专业性问题，在实践中增强自己的专业实践能力。3、鼓励学生毕业时考取相关执业资格证书。任何专业人才培养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满足社会和市场的需求，实现学生的人生价值，因此鼓励学生在掌握专业实践能力的同时，可考取相应的资格证书，如物业管理员资格证、速录证书、办公自动化技术等方面的证书，也可拓宽学生的就业渠道。
参考文献：
[1]战晓华.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高职教学改革初探[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8).
社区建设理论与实务篇2
关键词：高职；社区管理；教学改革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于2001年开设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是广东省第一所以高等职业教育模式培养社区工作者的高职院校。几年来，我们坚持高职办学特色，积极进行专业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努力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技术应用能力。
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教学改革的背景
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教学改革的社会背景20世纪末，我国各项改革的深入为社区建设创造了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推进了社区建设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单位承担的福利事业开始转由社区来承担；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把原来承担的社会事务交给社区来办；政治体制改革，政府转变职能，“小政府，大社会”，为社区建设带来机遇。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呼唤社区建设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力求社区建设与之配套，这就为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人才提供了充分的就业机会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教学改革的行业背景在新世纪里，各级政府都把社区建设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提供便民利民服务”。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指出：“逐步建立社区工作者队伍，社区建设需要大批专业的社区工作者……努力建设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可见，社区建设今后将成为城市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社区工作者将成为急需的人才。
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
教改的目标和指导思想
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教学改革工作目标以转变教育思想观念为先导，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目的，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为主题，把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建成特色鲜明、适应地方行业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在同类教育中具有带头作用的示范专业。
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专业技术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培养为主线，以继续优化专业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改革和建设为重点，加强专业教材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和实践教学基地建设，逐步形成特色鲜明的高职办学模式。通过校企合作、实际工作者参与教学、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等途径，把学生培养成具有较强的理论知识和社区工作能力，能够适应各种社区工作岗位要求的社区工作者。
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教改的基本思路
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岗位定位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要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掌握社区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健康体魄和心理素质以及较强的社区服务与社区管理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经过三年学习，学生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经考试、毕业实习合格，颁发大专毕业文凭。同时取得英语、计算机等级证书和相应的岗位资格证书。该专业学生毕业后可到区街社区管理机构、社区委员会、社区服务中心、养老院、儿童福利院、居住区物业管理公司、社区福利机构与社会团体等社区服务和社区管理部门（岗位）工作。
以素质为基础，以能力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逐渐摸索形成以素质为基础、以能力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以培养具有社区服务和社区管理知识和能力，工作在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一线的社区工作者为目标。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设计培养方案；以应用为主旨和特征，构建课程和教学内容体系；以实践教学为手段培养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通过学校与社会用人部门结合、师生与实际劳动者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人才培养途径，培养社区工作者。
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人才的岗位能力和素质结构根据高职人才培养的要求，依据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特点，在大量实际调查的基础上，确定了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人才的素质结构和岗位能力，具体内容如下：（1）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学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与基本技能。该专业学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基本技能包括：政治理论素质、思想品德修养、职业道德、法律意识、健康体质、心理素质、创新思维等。基本技能包括语言运用能力和计算机操作能力。（2）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学生应具备的专业能力。该专业学生应具备的社区管理知识和能力包括：社区服务管理、社区组织建设与管理、社区发展与规划、社区资源合理配置、社区物业管理、社会工作、社区调查、社区策划等。（3）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学生应具备的关键能力。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学生的关键能力应该包括：职业行为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生存发展能力和与人合作能力。
目前我国社区建设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社区发展速度很快，对社区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社区工作者的能力和素质也会提出新的要求。在今后的教学中，应紧跟社区工作形势变化，不断加强能力培养，使学生符合实际岗位的需求。
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教改的具体措施
专业年限设置改革根据高职教育改革精神和市场对人才的实际需求，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作为我院首批两年制试点专业，在2005级实行两年制教学改革，制定了两年制教学计划，重点改革教学模式，强调学生动手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加强专业实训基地的建设。根据学院发展以及该专业的实际状况，本专业制定了发展规划，规划中明确提出在专业建设中重点加强专业实习、实训基地建设，体现高职高专教育特色，为学生直接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2005年招生中，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属于两年制，而且在教学计划中，所有重要的专业课程都安排在内，仅仅减少了选修课程的比例，保证学生能够学到与三年制一样的专业课程。但也存在以下问题：（1）专业课程是否能够学完。由于学习年限缩短，不可避免造成部分课程在学时上会缩短，甚至会取消。所以新生入学当天，很多家长和学生来咨询，担心两年制对专业教学计划造成影响，并对课程安排提出质疑。（2）是否影响就业。目前，专科一般都属于三年制，在大部分专业设置属于三年制，而本专业属于两年制的情况下，家长和学生又担心就业时用人单位会选择学习了三年的学生而忽视学习两年的学生。（3）是否能够真正学到东西。两年时间非常短暂，刚进入大学又面临着毕业，而且在教学计划安排中，最后半年属于实习阶段，真正在校学习的时间只有一年半，这么短的时间内是否能够学习到专业知识，也是家长和学生担心之处。
正是抱着这种质疑的态度，很多家长和学生放弃了对该专业的选择，导致2005年招生不太理想。因此，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我们就改制问题咨询了专业指导委员会的有关专家，他们也提出了应该恢复三年制的建议。所以在2006年新生招生中，该专业恢复为三年制，专业教学计划也面临着重新修订。
理论教学体系改革该专业所设置的课程是根据高职办学方针，以素质为基础，以能力培养为中心，针对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所对应的岗位需求，结合我国社工教育实际和我省人才需求情况，参考国内外相同专业的课程设置情况，在有关专家和社区工作者的参与论证下安排设置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体现了针对性、适应性、规范性。课程内容重点放在社区服务、社会工作方法、物业管理、社会调查方法、社区文化策划等管理知识和能力及社区工作技巧的培养上。本专业属于文科性质的专业，在课程体系上，一些课程理论性较强，这样，专业教师在教学内容安排上，应尽量减少理论知识的灌输，增加实践性教学，让学生真正体会到专业的职业性质。多媒体教学在一定程度上能实现智能性、个性化教学。目前该专业教师正努力实现现代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自由交融。大多数教师采用多媒体教学，为传统教育观念向现代教学观念转变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如《物业管理实务》、《社会调查方法》、《社区管理》、《公共关系实务》等课程已经制作了内容形象具体、丰富多彩的课件，满足了学生的需求。同时，根据人才需求状况，在教学计划中增加了《社区网络信息管理》、《社会工作实务》等课程，并对部分课程进行了增删或整合。
实践教学体系改革该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注重教学环节中的实践特点。课堂教学中以模拟小组、实验室教学等形式消化课堂知识，训练学生能力。还安排该专业的学生到相应的机构兼任助理工作，进行实地训练。实习实践课时占总学时的1/2，并安排了以下四个环节的实践训练。（1）认识实习环节。通过实地参观，让学生了解本专业所对应的岗位，该岗位所从事的工作的内容以及对工作人员能力和素质的要求。（2）专项素质和能力训练环节。这一阶段为结合课程内容进行专项技能训练阶段。主要是通过机构实习、实验室实习、挂职锻炼、课堂模拟等环节，训练学生掌握课程要求的各项技能。（3）综合能力训练环节。这一阶段为结合专业课程的学习，综合以前所学内容和已具备的各种能力，对学生进行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训练。（4）毕业实践训练环节。学生在这一阶段结合所学和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在社区管理机构中经过一定时间的训练，在教师和实际工作人员的具体指导下，解决与专业有关的1～2个具体问题，并写出毕业论文，完成学习期间最后一个教学环节的训练。
实训室建设为了更好地培养训练学生的职业能力，学院在教学改革期间加大投入，完善校内外实习、实训，逐步建立起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专业能力相结合的多功能校内外实验室和实习、实训基地。在校外有稳定的实习基地，在校内建立物业管理实训室。通过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形成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实训方法体系。建立开放式的实践教学运行机制，把教、学、做有机结合起来。
教学方式改革要使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培养出合格、优秀的社会工作人才，好的课程教学方法的组织与实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的引入对这一专业来说非常迫切。本专业在教学方式上的改革体现为：尝试乐学、乐教的教学新模式，体现以人为本的教学管理理念；开展互动式教学，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培养创新人才；实践教学法引入课堂，提高了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加强案例教学，培养了学生分析判断能力；开展模拟教学，提高了大学生的整体素质。
教材建设教材建设是搞好专业教学改革试点，构建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本专业的教材以选用有关教材为主，教材建设是今后专业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专业教学改革目标的重要保证。教材改革表现在教材选择过程中坚持基础理论课教材突出应用性，不片面追求学科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方法类教材突出方法的训练和掌握；专业技能教材紧密联系社区建设的实际，突出综合能力的培养。
社区建设理论与实务篇3
关键词：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D422.6文献标识码：aDoi编号：10.14025/ki.jlny.2016.13.075
1农村社区社会管理体制的理论分析
1.1自治理论
自治理论在农村社区自治研究中可以定义为农村社区内部的各种事务均由村民共同选举产生的自治组织来管理。自治理论着重强调政府与社区内部自治组织之间权利的分配，在社区中形成高度自治的权利主体，这一理论相对比较合理。但这一理论在防止各个权利主体因权力关系而发生冲突方面以及对权力组织的定义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
1.2新公共管理理论
该理论认为在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对政府的角色进行正确的定位。政府作为多元管理主体的核心机构，在社区的事务管理方面，应该扮演组织者、协调者的角色。政府在社区管理中应该去负责政策的制定而不是执行。只有这样，政府才能降低成本，减少规模，有助于社区管理的长远发展。但这一理论也有一定的缺陷，即过于强调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主导作用，从而忽略了社区内部自治组织的自治功能。
1.3治理理论
在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研究过程中不难发现，治理理论整合了以上两种理论的长处，并避开了它们的缺陷，最终发展成一种新的理论模式。对治理理论的定义主要包含三个重要观点：一是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增长，国家和市场无法充分满足社会的需要，社会自组织机构以第三个补充因素的身份出现是必然的；二是新的治理模式与格局打破了长期存在传统的公私分明的组织界限；三是社会自组织团体的核心机制是信任和合作，而不是政府的行政命令和相互之间的竞争。
2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现状及存在问题
2.1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现状
由于我国农村的社区制管理起步较慢，研究农村社区管理的资料大多是个别示范农村的零碎经验，而国内已成型的农村社区管理体制也大部分是借鉴于城市社区，尚不完善。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以“村党支部―社区党小组―党小组组长―党员示范户”为构架的党组织领导运行机制；以“村委会―社区理事会―社区服务站”为构架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以“监督委员会―社区监事会―村民义务监督员”为构架的社区监督运行机制。但实际上，我国管理机构的相关职能并不完善，运行也不是十分的顺畅，可以说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我们去不断改进和完善。
2.2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2.2.1组织管理机制不健全我国在开展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而在社区内部实施自治管理机制。但在实际生活中，政府在农村社区管理中的角色定位存在一定的偏差，主要表现在政府职能的越位和缺位；农村社区内部管理人员思想观念落后，农村基层社区组织管理机制不健全，使得真正实行民主的社区数量十分有限，甚至有的政府采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社区，导致社区农民的自治功能严重弱化。
2.2.2建设资金投入不足长期以来，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社会公共服务的发展。而且我国农村社区管理制度的建设正刚刚起步，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筹资方式主要是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农民自筹资金，缺乏多元化的筹资机制。
2.2.3缺乏因地制宜的科学、合理规划随着我国一些农村社区试点的建设取得成功，农村社区建设的活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的开展。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对文化娱乐生活的需求也逐步提高。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有些地方以试点的成功做法为模板，盲目的进行模仿，导致农村文化娱乐设施的建设根本无法满足农民实际需求。
2.2.4农村社区服务体系不健全我国城市社区的居民可以享受到公共服务、社会化服务和志愿相结合的多元化服务体系。与城市相比较而言，农村在社区服务质量上则明显较差，大多数农村的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以及社会化服务水平等方面相对薄弱，主要是传统的、邻里之间的和救的服务。不仅规模较小，服务水平较低，而且还缺少面向社区居民的物质、精神等多方面需求的服务，不能满足社区居民逐渐多元化的服务需求。
3国外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经验及其启示
3.1国外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经验分析
3.1.1政府主导推动与村民参与相结合：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开始实施“新村运动”，到70年代后期，全国基本实现了村村通车，基本公共设施全面完成，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农民的法制水平和道德水平有显著提高，城乡得到了同步发展。韩国的“新村运动”得以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村运动”加强了政府对农村的发展和管理的干预，但又不是完全包办代替。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切实符合农民意愿的建设项目，具体建设方式由社区内部召开村民大会自主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农民对“新村运动”的积极性，实现了政府主导推动与村民参与相结合；二是“新村运动”提升了政府对农村社区的管理和服务能力。“新村运动”为这些传统政府官员们提供了为村民服务的机会。通过“新村运动”的实施，地方官员的管理服务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三是“新村运动”促进了农村民主和民间组织的发展。通过实施新村运动，农民民主决策能力有了根本性的提高，增强了农民内部的决策能力和组织化程度。
3.1.2“小政府、大社会”：美国乡村社区自治模式美国的乡村社区管理模式，主要是实行公民自治，美国乡村社区里的事务通常由社区中心进行管理。在每一个社区中心都设有一个委员会作为议事机构，委员会成员是由社区居民选举产生的，这些人在当地通常都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威望，能普遍反映社区居民的意愿，有较高的管理、决策水平，对本社区的长远发展有一定的认识。社区内重大事情实行民主决策，由社区居民自己组织社区内的各种活动，自己管理和解决社区中出现的问题，使得社区内居民和组织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积极参与乡村社区自治。从长远来看，美国的这种“小政府、大社会”的乡村社区自治模式将成为世界各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发展的目标与方向，对完善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中的民主参与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3.1.3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新农村建设管理模式多年来，全面、平衡、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欧洲各国农业政策的整体目标，德国在新农村建设中也融入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了提高农村生活质量，确立了“城乡等值化”理念，并自下而上，由地方社区进行引导，对土地分布的调整，农田基础水利设施的改善，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传统文化的保护以及娱乐设施的配备等方面做出了整体的规划并加以实施。把新农村社区的建设同当地独特优势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科学的进行规划，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延伸政府的公共服务到农村，使得农村居民也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因此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用科学的理念引导农村社区发展的经验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3.2国外的农村社区管理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少数外国比较完善的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综合分析可知，虽然每个国家对农村社区管理所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但是鉴于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现状，国外政府的一些措施是值得学习、借鉴。
3.2.1坚持以农为本从韩国、美国以及欧盟的农村社区管理过程可以发现，都通过把农民看作农村社区管理的主体，坚持以农为本来激发农民的自主意识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因此对于我国农村社区管理来说，坚持以农为本是完善农村社区管理的关键。
3.2.2加大财政投入从上述几个国家农村社区的发展经验来看，充沛的资金投入是社区管理体制完善与发展的前提。因此我国政府应增加对农村社区建设的财政投入，使各项农村建设项目能够顺利开展，促使我国农村社区管理和建设的稳定、长期发展。
3.2.3注重科学规划尽管上述各国由于地理环境，文化差异等因素使得农村社区发展各异，但是无一例外，他们都进行了充分的、科学的前期规划，使得目标最终得以顺利实现。因此我们应当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地方以及民族的差异，结合当地农民的根本需求，合理的、科学的对我国农村社区的长远发展进行规划。
4完善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对策建议
4.1转变政府职能，优化社区自治机制
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是转变政府职能，并建立有效的社区自治机制。使政府逐渐由全能型政府转为主导型政府，使社区逐步承担起由政府职能转变的社会职能，逐步培养社区居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参与行为。构建权责、分工明确的农村社区自治机构，并坚持以民主自治为原则，保证社区的自治性。制定社区的自治标准化章程，保障社区管理的有序化、规范化。从满足社区居民的根本需求出发，广泛开展医疗卫生服务、文体教育活动等，充分调动社区居民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同时加强培育社区非政府组织团体，鼓励志愿者参与社区管理。提高居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强社区自治功能。
4.2拓宽资金吸纳渠道，建设农村社区资金多元化投入机制
农村社区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工程，和城市相比具有建设周期长，投入精力大等特点。而资金问题则是政府在农村社区管理过程中面临的根本性制约因素。只依靠政府财政投入的单一渠道，而缺乏有效的投入机制，很难满足我国农村社区建设资金的大量需求。因此，必须创新农村社区管理的资金投入机制，拓宽资金吸纳渠道，除继续逐步增加政府财政资金投入外，还应该增加社会力量的投入。
4.3注重科学的规划引领，创新农村社区管理体制
农村社区的所有项目、活动都应先制定规划，把新农村社区的建设同当地独特的优势结合起来。规划要强调村民参与，在尊重村民意愿的前提下，从实际出发，科学规划，引导村民参与规划制定的全过程。加强政府与村民之间的相互交流，提高村民参与农村社区规划的积极性。制定与完善相关政策，统一规划建设村民的居住社区，实行“村改居”的创新发展方向，以城市社区管理方向为目标，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实现农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传统农村管理体制的转型。
4.4提高社区服务质量，建立农村社区多元化服务体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区居民对社区服务的需求逐渐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社区服务建设是农村社区建设的核心，我们应该以农民的需求为导向，结合农村生产，农民生活的特点，逐步建立与完善以公共服务为根本、社会化服务为主体、志愿为辅助的多元化的农村社区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对贫困人群、残疾人士等特殊群体开展的社会福利与救助；对社区居民提供的便利的社会化服务，如家政服务等；培养社区公益性、服务性的社会组织，鼓励各种社会组织机构和个人积极地参与社区管理的志愿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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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建设理论与实务篇4
关键词：互联网；社区治理；智慧社区；评估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7-006803
l引言
近来，我国的城镇化与现代化建设已进入关键时期，以政府为首的社会管理模式问题受到了学界广泛关注。由于结构失衡、规范失序、伦理失范等社会问题亟待解决，我国创造性地提出了网格化管理模式，将城市划分为网格进行整合与管理。然而，就实施效果来看，网格化管理并未很好地解决目前的问题。为优化政府服务、提高社会福利，学界借鉴国外经验，提出了由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演变的思路，即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转变为横向的治理。鉴于网络化只是一个理念性的变革方向，究竟选择网格化管理、网格化治理或网络化治理作为管理模式，快速转变或渐进式作为变革方式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当前，我国处于互联网新时代，网络融人社会各个方面，尤其是社会治理模式面临着由“线下”向“线上”扩展，以及由“线上”向“线下”延伸的两种不同趋势。在新的治理模式下，社会服务智能化、治理主体多元化、社会治理困境有效解决、新的社会关系正在建立。从社会现实角度看，“互联网+”时代，新模式是否促进跨界融合？从“善治”角度看，“互联网+”时代，新模式是否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惠及民生？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拟从我国对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需求出发，以互联网时代下的大数据应用为切人点，深入分析武汉市百步亭社区、昙华林社区、江汉社区和常青花园社区的治理模式及其效果，探究社区治理模式的本质，构建完整的评估框架，并提出政策建议，以优化公共服务、提高政府的管理质量，最终探索出社区一智慧服务云平台，打造线上线下智慧社区。
1.1理论意义
第一，拓展了社会治理模式理论。目前研究成果过于偏重管理技术方面的应用，对理论本质的研究较为缺乏。
第二，拓展了效果评估理论。注重宏微观信息的综合，结合宏观的社会治理理论与微观实证方法；注重社会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结合。
第三，拓展了大数据、云治理和智慧社区的理论应用。把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互联网充分地运用到社会治理中，丰富了信息采集、分析和处理系统，为实现“善治”提供理论支撑。
1.2现实意义
第一，使用大数据技术帮助政府进行治理思维与模式的变化，有利于提高城市社区管理和政府服务水平，社会福利得到改进。
第二，有利于实现社会服务智能化和人性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提高政府服务效率、调动非政府主体参与社会建设与管理的积极性，使公民参与政府决策成为一种新常态。
第三，将评估框架纳入管理流程，有利于政府针对性地完善模式不足。
第四，有利于信息的采集与整合，为构建智慧社区与数字城市、云治理进行铺垫。
2研究现状评述
第一类文献主要关注不同模式中网络本身和主体的构成。Heeks（2001）认为必须充分利用包括政府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的专有资源和比较优势。Rosenau（2006）认为社会治理模式下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需完全依靠国家的强制力来实现。Stephen和eggers（2008）认为网络化治理应包括第三部门政府、协同政府、数字化革命、消费者需求等。（2011）、田毅鹏（2012）、赵语慧（2013）、郭春乔（2013）等指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经纬网格。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是“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法”和“城市部件管理法”相结合的方式。
第二类文献主要关注社会管理手段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的转型。徐晓林、刘勇（2006）提出“政府善治”是城市政府在信息技术背景下治理模式的进化方向。孙建军等（2010）认为网格化管理实现了从“管制”向“服务”的转型，这一模式具有行政理念民本化、行政范围有限化、行政职能服务化等八个方面的特征。王名等（2011）通过分析北京市网格化管理成效提出网格化管理应结合各地实际而无全国统一模式。（2011）认为基于单元网格的网络将政府的垂直管理导向了扁平化管理，同时使单元网格间的信息流动、人员流动、物资流动更为便捷和顺畅，从而城市网格化管理转化为城市网络化治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第三类文献主要关注网格化管理和网络化治理的效果。姚引良（2010）研究发现，参与网络合作的主体间信任和协同、环境因素中的上级支持和公众广泛参与，均会对网络治理效果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汪习根等（2013）对宜昌网格化管理从信息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矛盾联动化解制度、特定人群服务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评估总结。杨海涛（2014）从管理成本、处置效果、服务效果三个指标进行绩效分析，提出将网格化管理技术与网络化治理理念相结合的创新性研究思路。夏玉珍（2014）认为分析网络治理的重点应放在政府、市场、社会这些不同工具和机制的相互协作上，并将“场域”和“资本”引入公共服务供给的治理网络中加以考察。
综合上述文献来看，目前针对管理模式的研究仍然属于零散式的、浅层面的研究，缺乏对社会管理模式内在本质的深入挖掘。其次，应用性研究较多，比较局限于对所取得成效及经验的概括总结分析，缺乏理论上的抽象与升华。另外大多文献关注管理模式的背景、特征和困境，较少涉及不同模式中“网”的构成、设计以及效果的分析，缺乏系统全面规范的研究范式和评估体系。
3方法基础
3.1结构方程模型与多项目评估相结合
参考Heckman（2010）的框架，将四个社区的案例抽象为社会管理模式的四个项目。构建结构方程分析多元主体（个体、社区及地区等）对网格化管理效果的影响机制，模型为：
Y=∑ax+∑βy+∑γZ
其中Y为结果衡量指标（信息下载使用次数、满意度、点击量等），x、y、z分别为个体、社区及地区特征变量。
通过多项目评估探析各管理模式的相对服务效果、各自优劣及适应人群。
3.2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运用以网络理论（martinKilduff）为基础的定性分析，对武汉市不同社区的网格化管理模式的特征属性进行抽象概括和比较分析；与结构方程、多项目评估的定量分析相结合，构成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完整评估框架。
3.2.1定性分析
一是以网络理论为基础（martinKilduff）的定性分析。将不同城市的社会管理模式进行抽象，比较其基本特征，对其演变轨迹做出定性分析，确定其演变轨迹属于目标引导或偶得。
内涵假设网络成长路径结构动力冲突机制对个体行动者的意义
二是变革四象限的定性分析。以Greenwood和Hinings（1996）和weick和Quinn（1999）的理论为基础，利用网络演变的属性对不同城市社会管理模式的变革幅度进行界定，即不同城市采取了“持续”式变革还是“间断”式变革。
3.2.2定量分析
定量分析以结构方程与多项目评估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3.3宏观分析与微观评估相结合
将武汉市四个典型社区的网格化管理模式视为自然实验，从微观个体层面、中观社区层面和宏观地区层面对网格化管理的本质与效果进行评估，系统区分不同层次因素对网络结构的影响程度。
4研究主体及研究内容
4.1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包括两个主体：一是网格化管理本质的研究；二是网格化管理代表性社区研究。具体内容如下：
（l）分析网络化管理的本质。网格化作为一种媒介，是社会管理的一种手段，在社会网络研究理论的基础上，需要理清网格化的本质，为探析“互联网+”下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效果奠定基础。
（2）网格化管理代表性社区的研究，其中包括对不同管理模式特征、属性、实际效果的评估。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将江汉模式、百步亭模式、武昌模式以及昙华林模式四种典型模式进行抽象总结、对比分析，以此得到网格化管理模式的效果。
4.2百步亭模式
百步亭社区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中打破了传统的“行政化一统天下”的社区建设的局面，政府职能发生了转变，变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进而体现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社区发展要求。治理结构中，社区党组织是社区建设的领导核心，整合了社区的党组织资源，使得社区党组织成为了社区居民的主心骨。社区居委会是社区自治体系的核心，百步亭社区实行社区建设取得了丰厚的成果。（l）形成了现代的、文明的社区文化氛围，大大提高了居民的素质，使得社区的精神品味得到飞跃的发展。（2）在百步亭社区内已经建立起了初步的社会信任，包括社区居民对百步亭花园社区的信任、社区居民彼此之间的信任感。（3）充分发扬社区民主，社区居民可以对社区工作者乃至社区自治组织进行一定的控制。
4.3武昌模式
常青花园社区属于现代商住小区型社区，它形成了一种类似于传统社区才具有的融洽、紧密、互助的邻里关系，成为一种新型“熟人社会”社区。社区建筑面积400万平方米，43%的绿化率。社区内有1家三甲医院，7所幼儿园、4所小学、3所中学、1所全日制大学和1所老年大学。不仅有丰富多彩的中心活动场所、健身路、健身房、大舞池，还有完善的视频监控体系――治安邻里关照网、治安巡逻网、保安安防网、公安监控网的四级防范体系。
社区分为五个，每一个社区的管理人员，包括网格员在内为15人左右。在常青花园社区治理体系中，社区党总支起领导作用，管委会、居委会发挥主导作用；其他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包括社区党小组、物业、业委会，还包括政府职能部门和辖区单位；由社区居民组成的志愿团体、自治组织也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在多元治理主体中，社区党组织呈现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和楼栋党员核心四级网络。社区与物业、职能部门、辖区单位联合，建立多层次共驻、共建、共享机制。社区建立了党建联席会轮值主席制，建立社区、业主委员会、物业三方联动机制及社区与政府职能部门联席会议等机构，从而形成了常青花园社区共驻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系。
4.4江汉模式
江汉区地处长江与汉水的交汇处，是武汉市最繁华的中心城区，面积33.43平方公里，实有人口65万人，辖116个社区。2000年，江汉区被民政部确定为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十年多来围绕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江汉模式”被民政部在全国推广。2002年和2009年先后被民政部评为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城区。
4.4.1背景和动因
江汉区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源于“四进社区”工作的推进带来居委会工作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一是由于各类社区专干之间缺乏统一管理和相互协作，存在职能交叉、工作重复、忙闲不均、工作效率不高、信息孤岛等现象；二是政府各职能部门把工作向社区延伸，不仅增加了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负担，使社区工作行政化，而且使其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性质难以体现；三是社会组织的发展虽有所加快，但仍存在着数量偏少、规模偏小、公益类社会组织发展缓慢、参与社区建设不足等问题。四是各类社会管理主体管理职责不清，各自分工不明，相互对接困难，社会管理中交叉错位与断层缺位的现象同时并存。五是随着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社会管理呈现出管理对象日趋多样、管理事务日趋复杂、管理活动日趋开放等特征，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不断凸显，传统的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手段、方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城市管理与社会建设的要求。为破解这些问题，江汉区启动了整合社区公共服务资源，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的实践创新。
4.4.2主要做法
一是构建街道社区综合服务协管机制。在街道层面设立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将街道与社区公共服务和协管相关的人员集中到街道社区服务中心，成立综合服务部和综合协管部，设立“一门式”服务窗口，承接政府公共服务和城市协管工作。二是强化社区居委会的主体地位。赋予社区居委会对社区公共服务站行使五大权力，即：人事建议权、评议监督权、事务协调权、困难群众救助保障资格评议初审权、经费使用把关权。三是创新社区自治载体，提高居民自治的专业化水平。实施社区建设项目制管理，提高居民自治的有序化程度。四是推进区域化党建，统筹辖区发展。
4.4.3成效
通过街道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一是构建了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平台。以社区为基本单元设立社区公共服务站，推行“一专多能”，有效地整合了资源，强化了服务群众的功能。任务承担由过去的苦乐不均向同岗同责转变，信息资源由过去的分头采集向综合共享转变，协调配合上由原来的各负其责、纵向联系向分工协作、横向互动转变，实现了社区管理的扁平化、精细化、信息化，社区服务的全覆盖、全天候、零距离，促进了惠民工程的实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二是打造了集约聚力的共建共享平台。强化了社区自治功能，既理顺了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构与社区居委会的关系，也促进了社区居委会职能的归位。使居民自治由“无序化”向“有序化”转变、由“零散化”向“组织化”转变。三是提升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管理凸显实效，江汉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始终走在全市中心内城区前列，2009年江汉区相继获得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全国现代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示范区等部级荣誉。
5结论及政策建议
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主线，围绕幸福武汉、生态宜居武汉、文明武汉建设，作为优秀社区对武汉市社区模式改革进行经验借鉴。城市网格化管理是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以街道、社区、网格为区域范围，以事件为管理内容，以处置单位为责任人，通过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实现市区联动、资源共享的一种城市管理新模式。
社区建设理论与实务篇5
践称为“德加经验”。
在党和人民政府越来越重视民情民意的今天，随着我国城市信息化建设步伐的加快，网络信息已经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民主是信息时代社区管理的发展趋势，是实施商议性民主的有益探索。由于网络民主是小康型社区的文化标志，它的实施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电脑的拥有率和上网率较高；二是居民的政治文化素质较高，有参与社区民主议事的积极性；三是社区能对社区网站进行有效管理，居民认可网站是社区为自己服务的窗口和工作平台，能够进行互动交流。
德加社区正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于2002年4月创办了社区网站，利用互联网联系千家万户的特点，充分发挥网络民主的作用。
封闭式管理和社区开放式服务相结合
德加社区根据社区居民生活的实际需要，整合各职能部门的信息资源，实施网络民主，建立综合性公共信息交换平台和社区信息服务平台，包括党建、民政、卫生、计生、文教、市容、体育等与社区居民息息相关的服务项目，使社区居民不出家门就能反映各种问题和困难，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得到各种帮助，让居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各种社会公共服务甚至是个人服务的便利，把社区信息化网络与为民服务巧妙地结合起来，提高了社区为居民排忧解难的能力。其措施有：①设立社区工作者与社区居民连线对话窗口，网上与居民直接对话，公开回答居民关心的问题。②建立“网上求助热线”，公布分管小区的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片警、物业单位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和电话，居民可以及时与相关部门或人员联系，有问必答，有求必应。③社区网站还开设了“悄悄话室”和“谈心角”，居民有什么心思或心情不畅，可通过社区网络，与社区工作者真诚交心，消除思想疑虑，心情舒畅地学习和工作。这种独特形式受到了居民们的认可和赞扬。社区网络服务开设后，解决了老年人健身和娱乐活动场所问题、小区停车难问题、养犬扰民问题、居民家庭内外的法律问题等。
强化社区的议事决策功能
“脚踏实地办实事，以人为本求发展”是德加社区的服务宗旨，是社区党委对居民的承诺。自社区建立网站以来，《社区论坛》先后进行了七场大的辩论。第一场是就一位业主发帖提出“反对社区进驻小区”而引发的社区与小区的关系的大辩论。通过辩论，明确了社区居委会和小区业委会的性质和职能，普及了关于社区建设的法律法规，理顺了社区与小区的关系。第二场是关于德加公寓标志性建筑的辩论。通过辩论，业主明确了既然房产商依法申报了房产建筑的著作权，理应受法律保护，因此，业主对小区的标志性建筑虽然有建议权，但没有决定权，应该尊重法律赋予房产商对设计规划的最终选择权和施工权。认识统一了，小区标志性建筑得以及时施工和完成，消除了业主与房产商之间的误解。第三场是围绕晨练健身扰民展开的大辩论。通过辩论，明确了“自私自利”与“个人利益”的区隔，倡导了在尊重个人利益的基础上的舍小己为大公的道德精神。第四场是一位业主在自家门前放置石头狮子引发的邻里纠纷大讨论，省内外媒体纷纷以互联网打造新型邻里关系为题进行了报道。第五场大辩论由德加业主、知名作家打人致伤引起，德加社区《道德评判庭》的帖子被许多主流媒体转载，“知名作家打人，斯文竟这样扫地”的新闻在全国广泛流传。此次辩论的收获不仅在于展现了小社区里“德治、法治”的威力，更难能可贵的是物管工作人员对“主人打主人不敢管”的角色错位的反思。第六场辩论围绕个别业主在楼宇外墙立面架设晾衣杆的是与非进行，辩论的结果，共同认知了《物业管理条例》赋予《业主公约》的法律约束力，擅自搭建的晾衣杆拆除了，双方握手言和，密切了邻里关系。第七场是“本•拉登”引发的关于网名是否可以自由选取的大讨论，通过讨论明辨是非，规范了论坛管理。
对社区事务进行民主监督
社区的民主管理、民主决策都离不开广大居民的参与与监督。社区网站不仅是社区民情显示平台，也是社区提供给社区群众24小时全天候开放的接受其公开批评与监督的平台。
在社区网站上开设《党务公开》和《居务公开》栏目，尊重居民的知情权。《党务公开》、《居务公开》栏目，公布了党委、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管公司的电子信箱，党委工作机制和为民办实事情况，并对公布内容及时进行更新，便于居民群众全面了解和有效监督。凡是居民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都作为社区工作例会的内容和主题进行研究解决。每次工作例会之后，通过社区工作例会纪要或者会议通报的形式在网上公布。社区工作者还常常在网上与居民进行交流对话――“相逢不谋面，有事连线谈”，回答居民关心的问题。
通过多年来的实践，德加社区建立了民主议事机制、连线对话机制、信息反馈机制、网络教育机制、居务公开机制、民主监督机制。通过这些机制规范运作，社区网站的人气越来越旺了，民主氛围越来越浓了。据统计，自2002年4月网站建立以来，注册会员2300余人，居民共发帖子19000余个，主题2800余个，上网人数最多的时候，215位居民同时在线，其中绝大多数帖子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社区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都是我们首先在网上发现，又通过网上讨论、制定并公布实施办法，如《社区居民自律公约》就是这样产生的。对个别问题，通过网上谈心疏导或者协商对话、上门走访、现场办公等方式解决。而解决的经过和结果，又通过网络反馈给居民。
经过几年的实践，我们认识到，网络民主和其它形式的民主一样，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它独特的优势却是不可替代的：一是在虚拟的空间讨论真实的话题，可以排除公开身份所带来的顾虑，使讨论意见更具客观性；二是居民随时随地上网发表意见，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使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更具广泛性；三是匿名讨论的宽松环境使居民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发表强烈反对意见，使讨论更具全面性；四是互联网讨论使参与者广泛多元、平等交流，使问题的解决更具公正性。
社区建设理论与实务篇6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xx大精神和中央、省、市、区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的要求，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党的xx大、xx届三中全会、省委十届四次全会、市委八届六次全会、区委七届四次全会会议精神，按照“保增长、扩内需、重民生、保发展”的要求，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以开展好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工作为重点，为全面推进街道党建工作的发展提供坚强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证。
总体思路：围绕开展好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这个中心，抓教育强素质、抓基础促发展、抓队伍转变作风、抓全局统筹兼顾、抓创新出成绩。
以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和社区自治组织建设为目的，以建立学习型社区和学习型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为抓手，通过教育培训，激发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活力，提升整体素质，增强服务能力，促进社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二、培训对象：
社区居委会专职工作人员。
三、教育培训内容：
1.学习政治理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政治素养。
2.学习业务技能。结合社区服务业务技能的要求，学习社区服务业务专业知识、社会事务业务知识、社区群团工作知识，社区党员干部电视远程教育、电脑技能操作培训，提高社区工作者的业务水平。
3.学习法律法规。学习社会主义法制理论，学习《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及与社区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熟悉本专业的相关法规和条例，坚持依法行政，清政廉洁，增强社区服务职能，提高法律素质，提高办事效率，发挥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作用。
4.学习经济知识。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和现代管理，科技知识，信息发送传递，发挥城市社区的区位优势，积极举办社区服务业，拓展社区服务，健全社会化服务网络。
四、培训方法：
社区专职工作者的培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学用一致，按需施教，讲求实效的原则。坚持集中培训与平时自学相结合，坚持脱产培训和在职学习相结合，坚持共性培训与专业培训相结合，坚持统一必学内容与学习部门专业知识相结合。要根据工作需要，按照各自的需求，有计划地对社区干部进行培训，试行社区专职工作者采取先培训后上岗及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社区专职工作者要以过专业化职业培训、考试合格，方可获得社区专职工作者任职资格。社区党组织书记和社区委会主任商请县委党校、县民政局等部门培训为主，其他人员由镇党校及相关专业部门培训为主，每年脱产培训不少于7天。和县委党校联合举办开设社区专职工作者本科、大专学历培训班，参学人数50人以上，学费采取政府贴一点、单位支一点、个人拿一点的办法，不断提高社区专职工作者的文化水平。
1.组织社区专职工作者自学。由镇党委和社区工委、街道办事处按照不同岗位制订下发学习计划，明确学习目标。
2.坚持“学习日”制度。每周六下午为社区学习日，由各社区组织工作人员学习。
3.举办专题讲座。邀请有关部门专家，围绕“城市社区建设”、“社区党建”、“社区文化”、“共驻共建”、“社区专职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平安社区”、“社区普法”、“机制创新”、“社区经济”、“社区居民自法”等重点，举办专题讲座，提高社区专职工作者思维理念。
社区建设理论与实务篇7
关键词:协商合作城市社区治理结构
城市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其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各种力量在社区空间中相互博弈、相互作用构成网络的过程，是一个逐步走向社区善治的过程。城市社区的日益发展及社区主体的日趋成长，为社区治理提供了多元主体。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社区资源的整合，还是社区功能的日益完善，都要求社区的治理结构走向协商合作。
协商合作逻辑下的社区治理
合作主义也被称为统合主义、法团主义或社团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由施密特(pilippeCSchmitter)系统概括的。合作主义是“一个利益代表系统，是一个特指的观念、模式或制度安排类型”。在合作主义的视野中，国家与社会是一种协商、合作的逻辑关系。由于中国的公民社会还不成熟，因此，一方面需要政府必须有一个规范的模式和框架，以及时地将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纳入政府的体系，另一方面国家要承担起培育公民社会的责任，由居民到公民的成长是一个自主性、参与性、权利性增强的过程，因此培育公民社会是一个培养公民自主性、参与性、权利性的过程。从政治层面上看，公众参与社区治理是城市基层民主的基础和核心内容，也构成了现代民主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公众参与与社区治理的实现过程是国家与社会的一种相互博弈过程。从现代民主的发展趋势与西方发达国家实践来看，协商合作是现代社区发展的逻辑视野。
从我国社区治理的实践来看，社区治理正经历着深刻的变迁，主体由单一化(政府)转变为多元化，治理组织体系由垂直科层结构转变为横向网络结构，治理过程由行政控制转变为民主协商与合作，治理关系由依附与庇护关系转变为博弈与互惠的理性取向关系。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社区治理实质上成为一种利益主体间的集体博弈与选择过程，即与社区需求和满足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益关联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合作互动过程。在协商合作逻辑下的社区治理，应是在相关利益主体(即社区治理主体)间合作网络体系建构与完善的基础上，以社区参与为社区治理的结构性驱动力，通过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规则的形成，塑造一种新的多中心社区治理秩序。
同时，社区治理的核心对象是社区公共事务，这也是社区治理的逻辑起点。协商合作逻辑下的社区治理结构源于社区公共事务及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社区公共事务是公共产品的组合，是涉及多个家庭和多个组织的共同需求，是个体需求的集合。社会公共事务涉及到多个行为主体之间的复杂权利关系，实质上这是一种利益关系的博弈，这就需要建立一种集体选择机制来解决个体需求的表达与整合问题。同时，治理社区公共事务需要各相关利益主体贡献资源、分摊成本、共享利益，这也需要建立一种平等的协商合作机制，以实现资源的效用尽可能最大化。
现行社区治理结构分析
构建或确立一种新的城市治理与社区建设模式，首先必须在理论上确立政府、市场和(社会)社区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城市治理和社区治理模式亦是如此。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不同角度可以有多种分类，按其强弱程度的不同，可划分为四种模式:“弱政府，弱社会”、“强政府，弱社会”、“弱政府，强社会”、“强政府，强社会”。所谓“强政府”，就是强调“国家至上论”，认为政府行政权力应当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种模式的典型特征是“万能政府”。所谓“强社会”，是强调“社会至上论”，认为“管得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其典型特征是社会充分自治。
从加强和推进社区建设的目标来看，应该是“强社会”;但从实际社区建设的推进过程和经验来看，特别是在初期阶段，应该是“强政府”。从我国社区建设的推进过程来看，我国现行的社区治理结构呈现出“强政府，弱社会”的特征，其主要表现为:现实社会与强大的政府相比，还相当弱小，人们所追求的强社会所依赖的市民社会，没有真正形成;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政府虽经历了多次政府机构改革，但政府权力的回缩力度过小，没有为社区组织的发展释放更多的权力空间。从理论上说，在“强社会”的表象特征中，社区是城市社会管理的微观重心。从我国现行的社区管理体制来看，“强社会”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从社区的自主权来看，当前，社区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难以与政府形成有效的协商合作。社区的自主权主要包括社区的财权、用人权和事权。一个充分自治的社区，必然是对自己的事务有充分的自主决策权，能动用社区财力进行社区各方面的建设。现实中，社区的财权依靠于政府，包括各种建设经费、办公经费、社区工作人员的工资等都来源于政府。政府对每个社区经费的划拨具有自由裁量权，因而社区建设的状况与前景取决于政府的投入。在用人权上，社区所拥有的自主权限也十分有限。政府一般掌握着用人权，以保证其各项方针政策得以在社区顺利实行，一些地方甚至出现由政府直接任命社区工作人员的情况。在社区的事权上，社区承担了大量来自政府的职能，而对于自身的事务反倒无暇顾及。这种情况导致了社区居民与居委会是法定的，而政府与居委会却形成了实际的，这种双重极易导致政出多门、令出多门等现象，从而形成委托—困境，最终出现居委会缺位。
构建协商合作的社区治理结构
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推行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后，虽然各地区进行了治理模式的多方实践，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存在以下问题:政府仍然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社区居委会的力量仍旧较为薄弱，社区成员参与主动性差。伴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也随之不断进行调整，在城市社区发展中的重要体现就是社区多元主体的发展和社区自治性的成长，这为社区治理协商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基础。
(一)改革城市管理体制
我国社区建设是从改革城市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管理体制入手的，体制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社区建设的重点就是要创新城市基层管理体制。从目前的改革模式来看，主要是弱化模式，即弱化街道办事处的职能，通过扩大社区居委会规模，健全社区居委会的职能，以此做大、做强社区。这种模式虽然在实践中表现形式多样，但从理论上看，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特征，即基于协商合作的逻辑。
基于目前各地的社区建设实践和各地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改革试点，本文建议的改革思路是:
第一，弱化直至取消街道办事处的存在，在社区内设立社区行政事务服务中心，履行本社区内的行政管理与服务职能，承接现行街道办事处的职能，同时将现在由社区居委会承担的行政性职能转接过来。第二，实施“一社区一党工委”的政策，将现行的街道党工委改为社区党工委。社区党工委是社区内多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同时取代社区内原有的其他党的组织，如社区党委、党总支、党支部。第三，保留社区内现有的社区居委会组织和社区成员代表会议。这两个组织应该成为社区居民权益的保护性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维护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在法律程序框架内，社区成员代表会议由全体有选举权的社区居民选举产生，社区居委会是在社区成员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由其产生，对其负责。经过这样的组织和制度设计后，社区里有社区党工委、社区行政事务服务中心、社区成员代表会议、社区居委会以及其它社会中介服务组织、民间组织。
(二)明确社区组织的职能
首先，要对社区事务进行明确划分，主要分为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私人事务，凡是可以通过市场来提供的私人产品，应该通过市场来调节，由市场主体来提供。社区居委会自己创办的便民服务点，可以通过承包、租赁等方式由个体或者私营企业来经营，同时由社区居委会负责监督。其次，将社区公共事务进一步细分为社区行政事务、社区邻里事务、社区组织事务。凡是属于由行政执法主体提供的公共产品，必须由相应的行政部门来独立承担;凡是可以通过社区居民民间组织来解决的邻里事务，可以让各种社区民间组织通过自我服务的方式加以解决;凡是涉及到居民权利的社区组织事务，均由社区自治组织来承担。明晰各组织的职能，有利于推进社区各类组织的功能分化，这为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同时也为构建协商合作逻辑下的社区治理模式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三)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度
社区居民参与度的高低，决定着社区建设与城市基层民主化实现程度的高低，是实现社区建设由外源型行政推动向内生型自治发展的关键，也是协商合作逻辑下社区治理模式发展的本义所在。为此，要探索各种行之有效的民主实践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积极推进社区自治。
首先，加强对社区居民的思想培育，树立社区意识;培育各类社区组织的社区意识，逐步建立健全共驻共建、资源共享、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机制。其次，强化社区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利益关系，推动居民利益社区化。将社区居民的利益与社区事务紧密相联，能使居民在利益关系的基础上自主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这样，可以真正实现居民回归社会的目标。再次，开辟多种民主渠道，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提供良好的机制保障。要大力试行社区事务听证制度，要在社区内开展民主评议活动，提高社区工作的透明度和居民的信任感。
结论
综上所述，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推行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后，虽然各地区进行了治理模式的多方实践，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上并不理想，表现为政府仍然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社区居委会的力量仍旧较为薄弱，社区成员参与主动性差。伴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也随之不断进行着调整，在城市社区发展中的重要体现就是社区多元主体的发展和社区自治性的成长，这为社区治理协商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基础。从我国的历史发展趋势来看，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将从国家主导型向国家与社会合作型转变。在政府与社会的协商合作中，政府的权力逐渐向社会过渡，社会权力逐渐扩大，社会的自治能力得到增强。在协商合作的逻辑视角下，在城市社区建构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将有利于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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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冯华.协商合作: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之路—以成都市S辖区为例[J].广东社会科学，2008(2)
社区建设理论与实务篇8
【关键词】社区规划；理论；原则；措施
一、对我国社区规划理论与方式的思考
理论转型：从物质功能主导转向对人居环境的全面关注
社区是人居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对社区及其规划理论的研究，应建立在对人居环境全面理解的基础上。
道萨迪亚斯（C.a.Doxiadls）提出了“人类聚居学”，吴良墉（2001）在此基础上，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了《人居环境科学导论》。当今中西方社区规划的思潮中，都表达了对人的关怀、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视和对社会问题和地方文化的关注，并提出与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相结合，包括经济在内的社区各方面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由此，从社区这一人居环境的层次出发，对社区人居环境的五大系统、五大原则给与全面关注，并针对不同社区的具体特点和目标有所侧重，是一种比较科学的社区规划的研究思路。
2、方式转型：从居住区规划到社区规划
我国社区规划的内容和方式多以住区规划的形式进行。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总体水平的提高，对居住小区规划也由满足基本居住功能，转向满足人们的环境意识、休闲意识的要求上来，但不足之处是这些设计仍主要集中于微观的形态布局上，对包含社会内涵、经济内涵等在内的社区人居住环境的全面性的研究考虑较少。
居住区规划和社区规划实际上是紧密相联的、居住区规划是社区规划在物质、空间层次上的表现形式，是社区规划的一个阶段，而社区规划是居住区规划的依托与归宿。通过拓展居住区规划的研究视点，更多地纳入社会学等多元学科的内涵，在传统的研究方法基础上，更多地运用社会调查、系统分析、公众参与等方式，建立起科学的社区规范方法，完善我国社区规划体系。
二、我国社区规划建设应遵循的原则
从对我国社区规划理论与方式的思考出发，我国社区规划建设实践中，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原则
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已为全社会所认识，我们认为应改变以往油田社区规划中“见物不见人”、“重生产轻生活”的倾向，处理好社区中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规划社区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更要注重社区成员生活质量的提高。为此，我们在进行社区规划的制订中就应本着为居民谋利益的原则，为居民逐步创造合理的、美好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从而为社区居民提供舒适的住宅，较为齐全的公共生活服务设施，必要的智力开发条件和相对良好生态环境。
2、发扬景观特色原则
社区规划建设应处理好新建筑项目的建设和社区自然环境以及历史文化遗产相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从而使社区规划做到因地制宜，富有传统特色。在规划建设社区时，应充分利用当地有利条件，发挥地域自有特长和优势，保护有价值的名胜古迹、革命历史遗迹以及民间具有传统代表性的建筑，将社区建设成整齐美观、各具特色，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新型社区。
3、全民参与原则
规划作为社区发展的决策，一定要听取社区居民的意见，倡导多阶段、多形式的公众参与，使得规划方案能较好地反映社区居民的需求。在公众参与的基础上形成的小城镇规划方案，能得到广大社区居民的认可，规划的实施较为顺利，同时也可以增强社区活力，改观社区精神。我们应该充分领会“居民社区居民建”的深刻含义，提倡并鼓动全体社区成员关心、参与自己家园的未来没计，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建好社区为居民”的目的。
三、改进我国社区规划的措施
1、经济振兴计划
社区经济是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能够吸纳大量人口就业，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也是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经过近十年的探索实践，我国的社区规划建设开始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社区规划开始了区域发展的规范化、持续化进程。随着社区制度的完善，社区经济的功能将日益突出。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应加快社区经济的产业化发展，促进经济体制转换，加强制度创新，最终实现管理、服务与社区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2、完善社区服务功能
加强环境建设，提高配套水平，切实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提高新区规划、建设水平和老区改造标准，进一步完善服务功能。在新区建设上，按照国家规范的商业小区标准，高起点、高标准地规划建设小区道路、停车场地、公共厕所、特色绿化、监控系统、生活服务区、居民活动场所等公用设施，配齐物业管理用房，逐步达到国家物业管理三级以上服务标准。统一规划，规范标准，实施老区环境改造，逐步改善老区面貌。合理规划布局生活服务区，引摊入市，集中经营，方便居民餐饮购物。在公益设施建设上，继续搞好供暖系统改造工作，全面改善居民供暖条件。加快小区排水排污系统改造，从根本上解决小区内涝问题；改造污水收集系统，实现污水达标排放；根据国家卫生标准，实施旱厕改造工程；修建垃圾处理厂，实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按照国家最新标准，建设集贸市场，逐步实现集贸市场超市化。
3、健全社区管理机构
规划由政府组织，由社区成员组成的社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社区的管理工作，并探讨以社区为单位的社区管理组织民主自制改革，让社区居民管理自己的事务，维护社区的繁荣和稳定。
参考文献：
[1]程玉申.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张磊.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与运作模式实施手册.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
[3]刘君德.上海城市社区的发展与规划机制.城市规划.2002（3）.
社区建设理论与实务篇9
一、明确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促进文明和谐社区建设为主题，从实际出发，统筹推进城市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和中心任务，把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优化管理、维护稳定贯穿街道、社区创先争优活动始终，充分发挥街道、社区党组织在文明和谐社区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街道、社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在建设文明和谐社区的实践中建功立业。
二、把握目标要求
城市街道、社区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要努力实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加强基层组织的总体目标，做到“组织创先进，党员争优秀，发展增动力，群众得实惠”。在具体活动中，要引导党组织和党员在六个方面创先争优。
（一）在推动科学发展上创先争优。科学制定社区建设规划、发展思路和工作措施，支持和保障社区居民委员会高标准做好中心工作，充分调动和发挥社区群团组织和各类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党员以模范行动影响和带领社区居民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二）在促进社区和谐上创先争优。及时了解社区居民的生活情况和思想动态，加强宣传教育和引导，认真做好社区居民的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和完善社区治安防范体系以及矛盾预防、调处机制，促进社区秩序稳定，居民安居乐业；深入开展社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使广大居民群众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践行健康、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实现家庭和谐幸福，邻里团结互助，人际关系融洽。
（三）在服务社区居民上创先争优。把服务居民、造福群众作为创先争优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社区服务体系，不断适应居民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积极参加党员设岗定责、依岗承诺、志愿服务和结对帮扶等活动，多为社区居民办实事好事。
（四）在推进“三有一化”上创先争优。把“三有一化”（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场所议事,构建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格局）作为加强街道、社区党组织的基础和重点，加大推进力度。选优配强以社区党组织书记为重点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建立健全街道、社区党组织经费经常性投入保障机制，加快建设集党员活动、便民服务、文化宣传、信息传播、健康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活动场所，完善统筹联动、共驻共建、党员在居住地发挥作用机制，夯实街道、社区党建工作基础。
（五）在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上创先争优。根据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和街道、社区党员状况，开展经常性的教育管理工作，丰富活动内容，创新活动方式，提升活动效果，增强党员队伍的生机活力；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带头参与和谐社区建设，成为和谐社区建设的中坚力量，在社区居民群众中树立良好形象。
（六）在推进学习实践活动整改措施落实上创先争优。继续抓好学习实践整改措施的落实，切实兑现向群众作出的承诺。总结学习实践活动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建立健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长效机制。
三、细化基本标准
城市街道、社区创先争优活动的主要形式，是创建先进街道和社区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
（一）先进街道、社区党组织的基本标准
1.领导班子好。领导班子能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求真务实，团结协作，勤政廉洁，有较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街道、社区党组织设置合理，按期换届。党组织书记模范带头作用强、综合素质高，熟悉党务工作和社区工作。支持社区居民委员会开展工作，保障社区居民委员会按照《社区自治章程》充分行使职权。
2.党员队伍好。党员素质高，有较强的党员意识，能够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辖区内党员能够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服务居民群众，并取得显著成效。从事社区工作的党员为民服务意识强、政治觉悟高，团队协作精神好。党组织生活开展正常，经常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活动。
3.工作机制好。规章制度完善，管理措施到位，工作运行顺畅有序。设有党员议事和活动场所，党建工作经费保障到位，每百户不低于20平方米的社区工作和公益用房配备到位。建立社区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协调社区党建工作。党员参加社区民主协商议事活动经常化、制度化，党员的各项民利得到充分保障。
4.工作业绩好。街道、社区各项事业协调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明显，与社区居民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治安、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社区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文化体育、消费维权以及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等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覆盖到社区，方便居民生活和办事。
5.群众反映好。街道、社区党组织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党员在群众中有良好形象，党群干群关系密切。对街道、社区党组织领导班子、领导班子成员和党员每年进行1次以上居民民主评议。
（二）街道、社区优秀共产党员的基本标准
1.带头学习提高。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学习社会工作知识，不断提高服务群众和依法办事的水平。积极参加各类业务培训和学历教育，努力提高为居民服务的专业化素质。
2.带头争创佳绩。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具有爱岗敬业、乐于奉献、一心为民的精神，积极参与涉及居民利益的民情恳谈会、矛盾协调会、事务听证会、成效评议会等，在解决社区热点、难点问题上成效明显。努力为社区居民和辖区单位做好服务工作，完善共驻共建机制。推动社区实行党务、政务、财务、服务等五公开制度，确保居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3.带头服务群众。积极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自觉维护群众正当权益，与社区困难群众建立一对一帮扶制度和走访居民制度。能够主动参加居民小组长、楼门院长等社区骨干队伍，积极参与社区公益事业，发挥自身专长，为社区居民生活、慈善互助、科普教育、文体娱乐等提供志愿服务。
4.带头遵纪守法。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参与重大和集体上访、越级上访。对社区内各类不稳定因素，做到早发现、早报告，在职责范围内的能早控制、早解决，维护基层稳定。带头维护社区环境，不违章搭建，不乱扔废弃物，不乱停车，不违规饲养动物等。
5.带头弘扬正气。带头开展社区党风廉政建设，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敢于同不良风气、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带头践行公民道德规范和居民公约，引导社区居民养成健康科学、文明向上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和谐社区建设以及和谐楼院、五好家庭等多种形式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三）街道、社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基本标准
1.政治素养高。自觉学习科学发展观，学习党建理论，学习相关业务知识；政治理论基础扎实，并能运用理论指导实际工作；工作中识大局、顾大局、讲党性；认真学习研究党的建设理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各项方针政策，有较高的党建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
2.岗位业绩优。热爱党务工作，熟悉社区党建业务，协调能力强，有事业心和责任感；坚决贯彻执行上级和本级党组织的各项决议和工作要求，认真钻研社区党建业务，围绕社区建设、社区服务开展党建工作，充分调动驻区单位和党员群众参与社区活动；对本街道、社区党建工作指导有力。
3.创新能力强。实际工作中善于研究和解决新形势下社区党建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新经验，积极探索构建区域化党建新格局的有效途径。
4.工作作风实。具有强烈的宗旨意识、服务意识和社区意识；关心居民，尊重居民，定期深入社区，积极为居民群众解难题、办实事；对居民群众态度热情、文明服务，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5.廉洁自律好。认真贯彻执行《》规定的义务，对党忠诚；遵纪守法，自觉维护社区和谐稳定；敢于同不良风气、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
四、落实推进措施
从2010年6月开始，着重围绕迎接建党90周年开展活动，在搞好思想发动的基础上，明确责任分工，把握工作重点，创新活动载体，引导城市街道、社区党组织掀起创先争优活动高潮。
1.公开承诺。制订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实施方案，党员提出参加活动的具体打算，并采取适当方式向社区居民公布，作出承诺，接受社区居民监督。
2.领导点评。上级党组织负责人每季度对街道、社区党组织，社区党组织负责人每月对党员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情况进行点评，实事求是肯定取得的成绩，指出存在的问题和努力方向。
3.群众评议。上级党组织每年对街道、社区党组织，街道、社区党组织每半年对党员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情况，组织党员、群众进行评议。
4.评选表彰。上级党组织每年对街道、社区党组织，街道、社区党组织每半年对党员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情况进行考核。结合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文明单位创建等活动，适时评选表彰先进典型。
5.全程纪实。街道、社区党组织要把创先争优活动情况全程真实记录在册，建立创先争优活动台帐，使督促检查和评议考核有据可查。
各街道、社区党组织要认真总结创先争优活动中的好经验、好做法，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长效机制。
五、加强组织领导
（一）落实领导责任。各县（市）区要加强对城市街道、社区党组织和党员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领导，切实担负起本地区街道、社区创先争优活动的具体指导责任。街道、社区党组织具体负责创先争优活动的组织实施。
（二）运用典型引路。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以及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党员电化教育、党建信息网的作用，采取党员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大力宣传先进街道、社区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的事迹，引导广大党员以全国街道、社区优秀共产党员等先进典型为榜样，争做优秀共产党员，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风气。
（三）完善运行机制。积极探索建立区、街道、社区三级联创，区、街道、社区、驻区单位四方共建，各项工作统筹推进的街道、社区党建工作协调机制，扎实推进城市街道、社区党组织建设“三有一化”，通过开展党员依岗承诺、设岗定责、志愿服务、创建党员示范楼院等活动发挥党员作用，努力建设和谐社区。
社区建设理论与实务篇10
一、北京“牛街模式”与民族宗教社会工作的战略地位
2010年6月，北京市宣武区牛街街道办事处因其首创城市多民族聚集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再度闻名中外，以民族宗教社会工作制度建设为核心的“牛街模式”应运而生，标志中国民族宗教社会工作时代来临，拉开中国社会建设、社会工作制度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序幕。牛街街道位于原宣武区中部，东起菜市口大街，西至广安门南街，南起枣林前街、南横西街，北至广安门内大街，辖区总面积1.44平方公里。户籍人口5.4万，共有汉、回、蒙、维等23个民族，其中回族1.2万人，占总人口数的23%。辖区共划分为10个社区，在回族较集中6个民族社区中，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高达60%，成为北京市最具特色少数民族聚居区。以往牛街因为此街为回族聚居区而闻名，因为牛街拥有的“牛街礼拜寺”而闻名于世。牛街礼拜寺是北京规模最大、历史最古老、最著名的伊斯兰教清真寺。改革开放以来，以牛街伊斯兰文化为基础的民族宗教旅游和政府民族政策的象征使牛街蜚声海内外。2010年6月25日，由国家民委与民政部主办，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承办的“全国民族社区机构试点和社会工作培训班”启动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1]。同日国家民委在北京召开“推广北京牛街民族工作经验视频会”，要求全国民族工作部门认真学习和借鉴牛街民族社会工作经验，结合各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科学发展，不断开创民族宗教工作新局面，标志中国民族社会工作的诞生[2]。第一，北京“牛街民族宗教社会工作模式”具有特别重要现实、理论、政策、学科和全球意义。首先，民族团结、民族融和、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和西部大开发是中国重大的现实问题[3]。2009年新疆“7.5事件”尤其是中央新疆工作会议以来，民族宗教问题成为国家战略议题。第二，北京牛街民族工作模式涉及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和民族概念等基础理论议题，为中国学术界有关民族基础理论和民族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的学术性争论提供实践经验[4]。第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国家发展政策正在经历重大结构调整。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世界民族宗教问题频发处境下，改革发展完善中国的民族政策已成当务之急[5]。第四，北京“牛街模式”标志中国民族社会工作，尤其是民族宗教整合型社会工作实务出现，标志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建设更加全面、系统，标志中国民族学与相关学科建设更加深入[6]。第五，在全球化处境尤其是世界各国民族宗教问题尖锐，民族宗教问题长期性与复杂性交织，民族独立与民族平等、民族经济与民族政策、民族团结与国家安全等重大议题突出背景下，北京牛街民族社会工作模式可以为当代世界各国解决棘手民族宗教问题提供“中??式智慧”。
二、“牛街模式”的内涵外延、构成要素与基本制度特征
“牛街模式”的内涵丰富多彩，外延广泛多样，标志中国民族宗教社会工作时代的来临。
“牛街模式”是笔者的概括。目前，政府和宣传部门使用的权威概念是“牛街民族工作经验”。所谓“牛街模式”是指北京市牛街街道办事处创造的城市少数民族聚集区的社会服务体系。准确地说，“牛街模式”是指城市多民族聚集区为基础民族宗教整合型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概括来说，“牛街模式”的基本内涵至少有六：一是地域边界清晰明确的北京城市社区范围。二是共有汉、回、蒙、维等23个民族组成，并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多民族聚集的城市型社区。三是并非单纯的民族社会服务，而是民族与宗教社会服务高度整合的民族宗教融合型服务。四是牛街民族工作经验的核心是城市社区民族社会服务体系，“社会工作”等同“社会服务”。这意味“民族社工”与“民族宗教融合型社工”，等同于“民族与民族宗教融合型社会服务”。五是前述四个基本内涵的有机组合和实践创新，并形成民族宗教融合型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六是牛街民族宗教融合型工作经验已初步形成服务模式，基本具备社会工作实务模式要素。所谓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是指全面性、系统性、结构性与职业化的社会服务体系与政策框架。
简言之，牛街模式既反映牛街民族工作的创新革命之处，又反映牛街民族工作的结构性特征。
“牛街模式”尤其是城市多民族聚集区为基础民族宗教整合型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构成要素多样，民族宗教社会工作实务与实务模式成为观察、分析现代社会服务体系的最佳视角。实务（practice）或实践泛指所有有形、具体和多种多样社会活动，可谓生活处处皆实务[7]。
在社工教育实践、理论研究与专业服务中，社会工作实务与实务模式始终是永恒的主题[8]。长期以来，关于社会工作实务的讨论始终是世界各国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的基础与热点议题，尤其是有关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概括总结和理论研究，反映一个国家社会工作专业化程度[9]。更重要的是，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构成要素与组成部分是衡量实务是否成为模式的主要标准。目前，世界各国学者对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构成要素与组成部分并无权威性、统一性的界定，不同学者针对不同的实务领域和实务议题，主观确定不同的实务模式构成要素与组成部分。美国学者罗斯曼对世界著名地区发展、社会计划和社会行动三个社区工作模式的分析框架，主要包括社区行动的目标类型、关于社区结构和问题状态的假设、基本的变迁策略、变迁策略和技术的特点、实务者的主要角色、变迁的媒介、对权力结构的取向、社区服务对象体系或社区居民的范围界定、关于社区亚部分利益的假设、服务人群或社区居民的概念和服务对象角色概念，共计11个领域。这些是他划分三大经典社区工作实务模式的标准和依据[10]。
总体来说，中国社会工作实务范围内容与判断社会工作实务是否上升为模式标准依据，或是主观确定不同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构成要素与组成部分。笔者认为模式由20个部分组成。一是宏观的社会环境，中观的社会服务组织环境，微观的服务对象的家庭与个人生活环境。二是社会主流的价值理念，提供社会服务专业人员的价值观和服务对象所信奉的价值观念。三是执政党信奉的社会理论，社会服务提供机构喜欢的理论取向，服务对象所理解的理论。四是国家的宏观和长远发展战略，社会服务机构的宏观和长远发展战略，包括战略发展规划。五是国家发展的宏观战略目标，社会服务提供机构追求的组织目标，服务对象心目中的目标。六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准则，社会服务机构遵循的基本原则，服务对象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七是政府决策者界定的社会问题，社会服务机构针对的社会问题，服务对象具有的个人麻烦。八是政府社会服务规划、决策、管理和直接服务人员，社会服务机构的管理者与服务人员。九是政府政策的主要客体和目标群体，社会服务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如个人、家庭与组织。十是政府责任承担的范围与政策服务的范围内容，主要反映政府社会服务能力与范围水平。十一是政府社会服务方式方法，社会服务机构提供服务，以及服务对象接受服务的方式方法。十二是政府社会政策过程与社会服务过程，社会服务机构运行和提供社会服务的流程、程序。十三是政府社会服务标准，主要是社会服务机构提供的经济补偿标准和社会服务质量标准。十四是社会服务机构的性质、目标、使命、愿景、组织、结构、功能、规模、历史与人员等。十五是政府财政体制，尤其是公共福利财政与社会福利财政制度，服务机构的资金来源状况。十六是整个社会与政府治理的运行机制，社会服务机构的运行机制，主要是人财物组合模式。十七是国家政府的社会福利行政制度，包括规划、决策、管理、监管、反馈和行政管理体制。十八是国家社会管理效果评估，社会服务机构的社会服务效果评估，服务对象满意度研究。十九是国家社会政策的社会影响，服务机构社会服务对全社会福利和个人福利水平的影响。二十是社会服务专业理论、政策、实务研究状况，尤其是专业人员对实务模式的研究水平。
简言之，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构成要素与组成部分角度看，牛街服务可以称之为“牛街模式”。
“牛街模式”具有鲜明的北京特色、城市社区、民族特点、民族宗教融合、生活化福利、多样化社会服务、连续性社会服务等时代特征，反映中国民族工作由传统“政治-经济”模式向“社会-文化”模式结构转型发展趋势，标志民族宗教社会工作体系建设成为时代主题。
第一，“牛街模式”具有鲜明北京特色，牛街模式是北京民族宗教社会工作制度创新的产物。而且北京“牛街模式”在制度背景、服务动机、服务目标、服务方式等方面均不同于上海[11]。第二，“牛街模式”以城市少数民族聚集社区为基础开展服务，城市地域社区范围边界清晰。第三，目前，中央政府是将北京“牛街模式”作为“牛街民族工作经验”向全国推广应用的，为此，我们可称之“城市社区为基础和民族特色的社区服务”，官方定性是“民族团结”[12]。第四，根据伊斯兰教和回民“族教一体、聚居生活和围寺而居”特点，尤其是北京牛街社区服务实际状况，实际上，我们可将牛街模式定性为“民族与宗教融合型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换言之，牛街模式既非单纯民族社会工作，又非单纯宗教社会工作，而是民族宗教结合体。目前，中国民族社会工作与宗教社会工作的基本涵义与基本类型多种多样，反映民族与宗教社会工作发展初期的现实状况。一是在民族自治地区由非社工专业人员开展社会工作实务，二是在民族自治地区由专业社工人员开展的社会工作实务，三是在民族自治地区以某个或多个少数民族为服务对象的社会工作实务，四是在非民族自治地区以某个或多个少数民族为服务对象的社会工作实务，五是以某种宗教信仰与宗教文化为基础的宗教社会工作，六是民族社会工作与宗教社会工作实务融为一体的民族宗教融合型社会工作。这主要适用那些“族教一体”和“围寺而居”的少数民族，例如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塔吉克族，共10个少数民族[13]。七是超越民族与宗教社会工作边界，以边疆地区为基础和目标范围的“边疆社会工作”[14]。第五，北京“牛街模式”服务范围广泛，内容多样，综合性与民族化社会服务体系特征明显。如从少数民族群众饮食、婚姻、节庆、丧葬等特殊的风俗习惯，到各式各样社区就业服务[15]。第六，尽管北京“牛街模式”社会服务范围广泛，内容多样，但是社区服务政策目标与战略重点清晰明确，这就是为牛街社区居民提供生活化与民族化的社会服务，满足其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和健康需要，目标是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状况，提高生活质量和社区福利水平。第七，北京“牛街模式”社会服务模式的重要特征是，为回民提供“由摇篮到墓地”连续性与民族化社会服务，从回民婚庆服务、回民妇幼保健、回民幼儿园、回民小学、回民中学，到社区卫生站、建设“民生街”、清真超市、回民医院、民族敬老院、回民殡葬所等服务[16]。第八，北京“牛街模式”是中国传统民族工作与民族宗教工作全面性、结构性转型的缩影，是由传统“政治-经济型”民族工作模式向“社会-文化型”社会服务模式转型的典型与代表。实际上民族社会工作、宗教社会工作，尤其是民族宗教融合型社会工作并非是概念变化[17]，而是传统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和民族宗教工作模式全面性、系统性、结构性与革命性转型。
这意味着我们对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民族宗教问题的实质与本质属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三、“牛街模式”实质、精髓与民族工作社会工作化改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和民族宗教工作取得?@著成绩，初步建立中国特色民族、宗教工作与民族宗教理论体系，其中尤以民族问题本质最为重要。民族问题本质是人们对纷繁复杂和多种多样民族问题根本属性、宗旨目标和发展规律认识。对民族问题本质认识为民族工作奠定世界观、方法论和理论基础，决定民族工作的指导方针。改革开放尤其是2000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展开对民族问题本质精髓与发展规律的学术争论，有助于我们从认识历史、宏观制度和比较研究角度，更加深刻地理解民族问题的本质与精髓。总体来说，目前学术界有关民族问题本质争论的理论观点主要有：
第一，1950年代后期，我国民族政策犯“左”倾错误，确立“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提法，反映“民族问题政治化和阶级斗争化”的本质观，对民族工作产生深远负面影响[18]。有鉴于此，有学者明确提出应从少数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角度，重新理解民族关系[19]。第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背景下，如何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尤其是经济发展中贫富差距、区域差异、职业差异和族群差异，成为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的战略重点，民族问题“经济化的本质观”呼之欲出，屡见不鲜。众所周知，经济发展是手段与物质基础，社会发展是目的和终极关怀，精髓是社会福利[20]。第三，西方福利国家主流观点是，民族问题本质是文化问题，民族本质“文化化”视角鲜明，有鉴于此，民族矛盾冲突的实质是“文化冲突”，民族社会工作中“二元文化模型”流行[21]。
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民族问题本质是“社会问题与发展问题”，即民族问题“社会化”与“发展化”视角更适合中国现实状况，为民族宗教工作全面结构转型，为民族与民族宗教社会工作奠定理论基础。我们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在几十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基本的观点和政策，这主要是：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只有在解决整个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才能逐步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在新的历史时期，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22]。以人为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化智慧”[23]。显而易见，中国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的实质是改善各族人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个人、家庭、社区、民族和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精髓是让各族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生活”，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24]。最为重要的是，民族问题本质的“社会问题与发展问题化”的重大现实、理论、政策意义是，为党和国家科学解决民族问题，推动传统民族工作与民族宗教工作实现“社会工作化改造”，促进传统“民族工作与民族宗教工作”向现代“民族社会工作，宗教社会工作与民族宗教社会工作”的战略转型，实现中华各民族的社会平等、社会团结和共同繁荣奠定理论性基础。所谓“社会工作化或社会服务化改造”是指按照社会工作（服务）专业价值观念和工作方法，重新改革、调整、发展、完善国家现有的民族政策与服务体系的社会政策过程和活动的总和。因为社会工作（服务）政策与服务体系最基本的功能是，用科学方法解决现代社会问题[25]。目前社会工作定义众说纷纭，界定角度多种多样。笔者认为最佳界定取向是“社会功能视角”。社会工作（服务）制度是指社会为所有需要帮助的人群，提供专业社会帮助服务活动的总称。
中国民族、宗教工作与民族宗教工作“社会工作化改造”的宏观环境与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
四、中国民族社会工作制度的发展战略与国家行动议程
中国传统民族工作、宗教工作与民族宗教工作处于史无前例和全面、系统、深刻、战略性结构性转型过程之中，结构性转型核心是民族宗教工作“社会工作化或社会服务化改造”，北京“牛街模式”、上海“浦东模式”和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实施的“全国民族社区社工机构试点和社工培养班”，标志中国民族社会工作制度框架设计与实务模式建设成为社会建设与社会政策议程的优先领域，标志中国社会工作制度与服务体系建设进入崭新历史发展阶段，标志中国民族社会工作时代来临，标志民族社会工作服务体系与实务模式建设成为主题[26]。
当前，人们对什么是民族社工与民族宗教社会工作，为什么中国迫切需要民族宗教社会工作，民族宗教社会工作做什么和如何做等问题，尚存在诸多模糊认识，社会的认知度总体不高。在这种宏观制度背景下，中国民族宗教社会工作的发展战略与国家行动议程显得尤为重要。首先，中国民族宗教社会工作制度建设议题应放在构建和谐社会与社会建设的总体框架中，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战略目标中，放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的国家战略中，放在我国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发展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重要部署中，放在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确保边疆长治久安国家发展战略中[27]。简言之，中国民族宗教社工首要发展战略是和谐社会建设，重点是民族宗教工作的“社会工作化或社会服务化改造”，核心是民族宗教工作由“政治―经济型”向“社会―文化型”转变。
总体来说，中国特色民族社会工作与民族宗教社会工作制度框架设计与服务体系建设的战略重点与国家行动议程涉及诸多领域，覆盖立法、政策、服务、人才培养等制度建设议题。第一，大力加强国家社会工作制度建设与社工人才培养战略规划，尤其是北京“牛街模式”、上海“浦东模式”和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实施“全国民族社区社工机构试点和社工培养班”经验的新闻宣传报道力度，进一步提高社会工作制度的知名度与社会地位，提高社会认知度。第二，大力加强国务院职能部门之间行政协调和行政沟通，提高国家政策的统一性和一致性。200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2010年6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规定将党政人才队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专业技术人才队伍、高技能人才队伍、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和社会工作6大队伍，列为人才队伍建设战略重点。民族宗教社会工作发展相对滞后[28]。第三，尽快在全国各地民族社会工作与民族宗教社会工作试点经验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由国务院制定颁布《民族社会工作条例》，从政策法规角度明确民族宗教社会工作性质目标。同时根据《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精神，建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国家民委、教育部、民政部等相关职能部委，制定民族宗教社工人才培养专项规划。第四，根据中国民族教育制度的历史、现状与特点，尽快建立部级民族社会工作教育体系，紧紧抓住少数民族学生选拔、民族教育课程体系设计和民族社工师资队伍培养等关键环节。第五，充分利用国家试办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位课程（masterofsocialwork：mSw）的历史机遇，努力培养一批部级和中高级民族宗教社会工作人才，为民族宗教社工奠定人才基?a。第六，最好由统战部、国家民委和国家宗教局牵头，在全国民族宗教系统范围内举办全国性各式各样的民族社会工作与民族宗教社会工作试点项目，积累民族社工实务经验，探索规律。第七，一方面尽快开展全国性民族与民族宗教社会工作的现状调查，摸清全国的基本状况，另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探索建立民族与民族宗教社工研究基地，总结经验与创建实务模式。第八，大力加强全国性民族与民族宗教社会工作基础理论政策研究，加强中外民族社会工作比较研究与交流合作，借鉴欧美国家有益做法，提炼中国民族社会工作模式，提高民族福利。最后，积极筹建中国民族社会工作研究会等全国性协会，创办《中国民族社会工作》杂志。
五、简要讨论与基本结论
北京市牛街民族工作经验与“牛街模式”的诞生在多方面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标志中国传统民族工作与民族宗教工作的战略转型升级，标志中国民族社会工作与民族宗教社会工作时代的来临，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理论意义、政策意义、学科专业和全球性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北京“牛街模式”不仅是北京和中国，而且是世界各民族和全人类的福祉。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北京市牛街民族与民族宗教社会工作的“牛街模式”，还是民族认同、民族归属感和民族凝聚力，包括各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民族发展和全国各民族共同繁荣，都是社会建构（socialconstruction）的历史产物。社会建设的实质和精髓是建设新型美好社会。
少数民族和汉族既是和谐美好社会建设主体，又是新型社会建设的客体。
新型民族社会工作与新型民族宗教社会工作是中国社会建设重要组成部分，战略地位显著。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民族关系与宗教关系均是当代世界和世界各国政治议程战略重点[29]。
北京“牛街模式”的内涵丰富多彩，外延广泛多样，基本涵义是北京城市民族聚集区的民族宗教一体化社会服务体系与政策框架。总体来说，北京牛街民族宗教社会服务实践已达到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水平，北京民族宗教融合型的社会服务“牛街模式”已初见端倪，标志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制度框架与服务体系建设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标志中国的社会发展进入全面、积极、可持续的社会建设与社会工作制度框架设计与服务体系建设的新时期，标志中国特色民族社会工作制度框架设计与实务模式建设成为社会建设、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制度建设议程的优先领域与战略重点，成为时代主题。更为重要的是，北京“牛街模式”的实质是建立新型民族宗教社会工作制度框架与民族宗教一体化社会服务体系，精髓建立健全城市社区福利制度与服务体系，改善全体社区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30]。有鉴于此，贯穿北京民族宗教一体化社会工作“牛街模式”的社会建构过程是传统民族宗教工作模式的“社会工作化改造”主题，传统民族宗教工作模式正在向现代新型民族宗教一体化社会工作模式全面结构转型。因为世界历史经验说明，社会工作制度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尤其是运用各种现代科学方法解决现代社会各式各样社会问题，回应人们不断变迁的需要，创造幸福美好和谐社会建设的制度化途径和最佳专业化方法，是中国民族工作模式的革命。民族宗教工作“社会工作化改造”的实质是用社会服务理念、方法取代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精髓用个性化、生活化、连续性和社区化服务，取代群体性、道德化、分隔性和单位性服务。
最为重要的是，目前中国传统民族工作与宗教工作“社会工作化改造”的宏观社会背景、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我们拥有建国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民族工作与宗教工作经验，有中国特色民族工作理论体系、政策框架与服务体系，特别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让人民群众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等先进执政理念，
有一支扎根边疆地区，吃苦耐劳和民族化的民族工作队伍，发展民族福利的时代已经来临。毫无疑问，现代政府最主要功能是解决形形色色社会问题，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福利[31]。换言之，中国政府在传统民族工作与宗教工作“社会工作化改造”的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
根据中国现实状况，笔者提出发展中国特色民族与民族宗教一体化社会工作制度若干建议，例如加强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行政协调与战略规划，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族社会工作政策法规框架，循序渐进地推进民族社会工作立法与政策开发，建立健全民族社会工作教育制度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