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启蒙教学篇1
(一)蒙学书法教育的职能主要是服务于科举
科举制度诞生后，整个社会的文人蜂拥挤向科举，力争入仕，蒙学教育也在这种背景刺激之下得到发展与普及。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唐代科举设“童子科”，规定儿童“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新唐书•选举志》)可以证明。蒙学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士人将来参加科举打好最早的基础，甚至一些蒙学教育，本身的目的就是直接为科举的。正是这样互相衔接的关系，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影响之下，蒙学教育的出现、发展、兴盛，无不打上了科举的烙印。唐代参加科举者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生徒”，一为“乡贡”。“乡贡”中以私学出身的人居多，在唐代所选的士中，占有很大比例。这恰恰说明出身“乡贡”的士子们，所接受的教育中包含了蒙学阶段教育的部分，而当中也必然有学习书法的经历。
(二)蒙学教育中的书法教材以识字、习字为主要内容
唐代蒙学课程由于传统儒学的影响，教育的主要内容仍是学经，如《孝经》既是“童子科”的考试内容之一，也是国子监中的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的共同课程。唐玄宗时期，明令老百姓须读《孝经》。这些做法自然而然会对当时的蒙学教育内容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为了适应科举制度的需要，教育内容还包括了识字、史学、诗赋文章和道德教育等方面。由于书法在官学和科举中地位特殊，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蒙学教育。唐代保存和流传下来的书法教学的论文数量相当多，足以证明这一点。本文在此通过对《千字文》的简述，希望能对唐代蒙学的书法教育现象有个大致了解。《千字文》的来源和编著情况说法不一，现在一般以唐代姚思廉的《梁书》中记载的内容为通行观点:“高祖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敕兴嗣与陆倕各制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兴嗣所制者，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主。”［6］《千字文》作为通俗识字教材，在唐代十分流行。《太平广记》卷二零七“僧智永”条载，隋时曾经临摹八百本《千字文》散发于人。《朝野佥载》卷五，并州人毛俊之子四岁被武则天召进宫内试字《千字文》，皆能暗书。《封氏闻见记》卷十还有天宝间进士周逖改编《千字文》一事。另外，据今人高明士考证，在敦煌遗书中，《千字文》的书本多达32种，更有藏华对照本、汉蕃对音本。《唐摭言》卷十记载:“顾蒙，宛陵人，博览经史，慕燕许刀尺亦一时之杰……甲辰淮浙荒乱，避地广州，人不能知，困于旅食，以至书《千字文》授于聋俗，以换斗筲之资。未几，遘疾而终。”［7］1969年在新疆吐鲁番考古工作者清理的一座唐墓中发现了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原风里义学生卜天寿的《论语郑玄注》抄本残卷，该卷后附杂抄部分，就有《千字文》开头五句。这不仅说明了《千字文》是唐代蒙学教育中较普遍的初级识字、习字教材，同时卜天寿抄本残卷的发现也证明了唐代蒙学教育的普及(不仅中原地区相当发达，而且也渗透到少数民族地区，并且学习的内容和教材也基本相同，可见《千字文》波及范围有多广)。
(三)蒙学阶级的习字教学方法和内容主要是围绕执笔、用笔、结构来进行
“楷法遒美”的科举要求直接影响到唐代官学和私学中书法教育的各个层面，蒙学中的书法教学也大都集中在对楷法的诠释上。楷书风格在唐代成熟，为总结汉字的造型规律提供了有效的现实经验。在唐代出现了许多关于楷书的初级习字教学法。如欧阳询的《八诀》《三十六法》和《用笔论》。《八诀》讲怎么写笔画，《三十六法》讲怎样结构造型，《用笔论》则专谈笔方法。蔡希悰《法书论》中记载“旭尝云:或问书法之妙。何得齐古人?曰:妙在执笔，令其圆畅，勿使拘挛;其次识法，须口传手授，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其次在布置……其次变通适怀……其次在纸笔精佳。”［8］张旭强调了学习的次序，即首先是执笔，其次是用笔，再次是结构，最后是变通适怀和纸笔精佳，而前三者正是唐代初级书法教学的主要内容。可见唐代蒙学中的书法教学受科举重书等原因的影响，以实用性为主，形成了大量相对成熟的针对蒙学儿童的教学方法，对后世的影响也极其深远，不少教学思想和方法至今在书法教材中屡见不鲜。
对当代儿童书法教育的启示
书法启蒙教学篇2
关键词：两汉；童蒙教育；述评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222-02
“”结束以来，两汉蒙学教育研究成果卓著，不仅形成了研究的热点，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分专著和论文两方面论述，专著方面又分综合著作、教育制度、教育史料、专题研究等部分。论文方面分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和私学教育。
一、专著类
综合性研究方面，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以下省去“年”）、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等以“中国教育史”命名的十多部。这些著作都对两汉的文教政策、学校制度、官学和私学，作了程度不同的叙述，对两汉蒙学教育的研究有很多借鉴。值得注意的是肖川、何雪艳《中国秦汉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是论述两汉教育史的专著，其中两汉私学和蒙学教育的内容值得参考。
教育制度研究方面，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以儒家经学教育制度为主来介绍汉代教育制度，对汉代私学的恢复与发展、办学形式、教学内容、蒙学和蒙养教材、家庭教育等都作了较为详尽地论述。郭齐家《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对汉代学校的发展作了介绍。姜维公《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是目前对汉代学制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该书详细地考察了汉代官学与私学的产生、发展乃至演变过程，分析了学校的施教人员、教学内容、师生关系及教学形式，论述了四姓小侯及皇储和诸侯王的教育，并指出太子教育与诸侯王教育的异同。对汉代家庭教育和书馆教育的论述也颇为翔实。
关于教育史料，程舜英《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孟宪承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都是资料选编，程书以分专题按编年的方式陈述教育制度及其实施的历史发展，从文字和书籍、书馆和书师、私学等方面对汉代教育的有关材料进行梳理。熊承涤《秦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选入的内容涉及两汉学校制度的建立、教育内容与方法、书师和师生关系等。
此外，还有一些专题著作也涉及童蒙教育的内容，如熊承涤《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洪成《中国学校教材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对两汉学校教材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胡幸福《中国古代平民教育》（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等从蒙养教育与生存技能教育和生育教育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平民教育的状况。幼儿教育涉及两汉童蒙教育内容的有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杜成宪、王伦信《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等。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一套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其中有毕诚《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阎爱民《中国古代的家教》。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的出版推进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史的研究。
学界对蒙学教育的专题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喻岳衡主编、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主要是对古代的童蒙读物的搜集整理，并进行简单的注释、评价，进而汇编成书。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按时期对古代蒙书进行了梳理，具体介绍了两汉时期各种体裁和类型的蒙学读物。徐梓的蒙学研究涉及两汉的还有《历史类传统童蒙读物的体裁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清代以前的启蒙教材》（《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传统学塾中塾师的辛酸苦痛》（《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徐梓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是近年国内蒙学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研究者，为后学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论文类
两汉时期的蒙学教育的研究论文较多，内容涉及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以及私学教育等诸多方面，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王子今《两汉的童蒙教育》（《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兼用简牍和文献资料详细介绍了汉代童蒙教育的具体形态，指出汉代童蒙教育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熊承涤《我国古代的儿童早期教育》（《人民教育》1983年第4期）、黄智允《汉代童蒙教育中的儒家因素：以天才儿童形象的探讨为中心》（《兰州学刊》2012年第5期）介绍了我国古代儿童早期教育学习情况。周永卫《两汉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唐都学刊》2000年第1期）、周慧梅《试析传统蒙学的主要教育方法》（《寻根》2007年第2期）也对蒙学教育方法、特点做了论述。曾钊新、刘良湖《古代儿童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及途径》（《教育评论》1993年第5期）、张迎春《中国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的德育思想》（《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论述了勤俭、礼让、诚实、孝亲等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德育思想精华。
关于两汉童蒙教材方面论文数量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熊承涤，他的《中国古代专科教育的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2期）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算学、医学、律学、武学、书学和画学等专科教育做了介绍。《谈谈中国古代的儿童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4年第1期）概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儿童学习教材的发展和情况。《汉代学校的教材与经学（上、下）》（《课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1、2期）指出汉代私学教学的程度不一，大致分为授字书、授《孝经》《论语》、讲授专经三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并没有明显的年级和年龄界限。吴洪成《试析我国古代蒙养教材的特点》（《课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3期）、李良品《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指出童蒙教材具有集中识字、押韵、注重实用知识和道德等特点。贺科伟《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及其特点浅述》（《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11期）介绍了汉代蒙学识字读本的编撰和出版特点。于兴汉《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选特点》（《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李宝迪《我国古代儿童历史教材编篡的特点》（《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等介绍了两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并分析了教材的类型、特点及使用情况。
李建国《汉代的童蒙识字教育》（《文史知识》1999年第2期）概括介绍了汉代童蒙识字教育的情况，认为汉代童蒙教材承前启后，并指出汉代童蒙识字教学在西汉中期前以识字写字为始，对书法和文字规范非常重视。沈元《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从西汉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分析蒙学识字教材，并对《急就篇》进行了目录学的考察。丁毅华、陈国忠《的史料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2期）阐述了《急就篇》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利用简牍资料研究汉代蒙学教育也有突出成果。张金光的《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对秦汉字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秦时《仓颉》、《博学》、《爰历》，两汉《急就篇》都是当时学吏识字、学书、识名物的课本，并非一般的蒙学教材。又在《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文史哲》2003年第6期）再次加以强调秦汉字书为当时学吏者专用的启蒙教材，其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而张传官《谈等秦汉字书的性质——与张金光先生商榷》（《辞书研究》2012年第3期）反驳了张金光将《急就篇》等秦汉字书视为学吏者专用启蒙教材的说法，认为从秦“三苍”到汉之《急就篇》等，都是书写范本，与当时的籀文、小篆、隶书等书体紧密相关。启蒙教材、字书、和书写范本三位一体，是社会各阶层通用的启蒙教材，而非学吏专用。
两汉私学教育研究为考察童蒙教育提供了借鉴和依据。刘良群《论汉代的私学》（《争鸣》1992年第5期）、张鹤泉《东汉时代的私学》（《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李军《论秦汉时期的私学》（《上海社会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都有对两汉蒙学教育的论述。其中，张鹤泉对东汉的私学类型、招收学生的特点及师生关系等都作了阐述，是目前对汉代私学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成果。并将私学划分为蒙学教育和“明经”教育两个阶段，蒙学教育与“明经”教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而孙峰、肖世民《汉代私学考》（《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和肖世民《论汉代学校教育》（《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则认为汉代私学分为蒙学（书馆）—初读经书（乡塾）—专经（精舍）三个上下相互衔接的阶段。而王炳照（《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则认为初读经书作为私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尚不十分稳定，有时和“书馆”教育相联系，作为蒙学教育的深入；有时又和“精舍”教育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过渡或预备。可见，对初读经书阶段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有关两汉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台东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林文宝《历代启蒙教材初探》（《台东师专学报》1983年第11期），介绍了两汉的蒙学教材。本文后经作者丰富成《历代启蒙教材初探》一书，1995年由台东师院语文教育学系出版。妙芬《作为蒙学与女教读本的：兼论其文本定位的历史变化》（《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1期）对两汉童蒙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三、总结
书法启蒙教学篇3
“启蒙礼”是我国古代儿童入学时的启蒙礼仪，今天我们还原咱们古时候的启蒙礼仪式，目的就是想通过这种庄重的仪式让各位同学感受先人留下来的尊师孝亲、崇德立志的中华传统文化，树立“善”、“正”的行为规范，汲取尊师爱学的思想精华。
在启蒙礼开始之前，特别为大家介绍一下孔子学院的老师刘秀龙老师：刘老师退休前是中学高级教师，曾担任古月中学副校长，现在是中国文人书法家协会理事，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平山县西柏坡书画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平山县国学研究会副会长。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刘老师以及两位助教老师
下面我宣布：孔子学堂启蒙礼仪式正式开始。
一、首先：进行启蒙礼第一项正衣冠
古人云“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先正衣冠，后明事理所谓童蒙之学，始于衣冠；穿戴整齐、洁净，更能展示一个人良好的精神面貌。（有请助教老师）
二、接下来进行启蒙礼第二项“盥洗净手”
这也是古代学童启蒙礼的形式之一，就是各位同学把双手放在水盆中正反面各浸一次，然后擦拭干净。这个礼仪教育我们要从小养成干净、卫生的好习惯，这也是对他人的一份恭敬。接下来请各位同学四人一组，跟随老师进行盥洗礼。
盥洗双手，净手静心，用勤劳的双手推开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从今天开始立志求学，心无旁骛。
三、启蒙礼作为古时人生的首次大礼
古时候所有的学童都会早早的来到学堂，参拜孔子像，向孔圣人鞠躬行礼，以示对传统文化的尊崇。那接下来进行启蒙礼第三项拜师礼，
动作要点：双脚成八字，站直，女生双手叠放于小腹之上，男生双手紧贴裤缝，行90度礼）有请贾老师和孔老师为我们上台示范
拜师礼开始：一拜至圣先师孔老夫子，修身治国平天下；好，接下来请全体同学面向孔子
让我们端身正意素整衣冠以一颗至诚感恩之心，向至圣先师孔老夫子行三鞠躬礼：
一拜----起再拜----起三拜---起
再拜老师尊师尚礼，胸怀理想，刻苦学习；拜--起
请左四位、右四位同学向左向右转
三拜同学岁月同窗，挚爱互帮，友谊长青；拜--起
感恩老师，感恩各位同学，其实我们在向老师、向同学鞠躬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例行弟子规，做一个知恩、感恩的人。
四、下面进行启蒙礼第四项朱砂启智
在古代，学童入学读书前，都会有启蒙师长用红色的朱砂学子们的额头正中点上红痣，称为“开天眼”寓意开启智慧，下面有请刘老师为各位同学开启智慧。
（朱砂启智也称为点聪明，红痣的痣通智慧的智，俗话说没有智慧的头脑，就好像没有点亮蜡烛的灯笼。所以说啊，开启智慧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朱砂一点红，点亮心中千盏灯，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孩子能够从此眼明心亮，发奋读书）
五、下面进行启蒙礼第五项：击鼓鸣志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古代的读书人要到学宫去考取功名，他们进入学宫的时候，往往通过击鼓的方式，表达他们要读书上进和考取功名的愿望。击鼓得声音越响，声音传得越远，说明志向就越远大，目标就越明确。
下面进行开笔礼第三项：击鼓鸣志。首先有请刘老师击鼓三声，以示学生从今启蒙。掌声感谢。
生：接下来请各位同学击鼓，可以大声、也可以在心里默念自己的理想和愿望。
书法启蒙教学篇4
关键词：蒙学教育；呼唤；经典文化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十分注重启蒙教育。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更是不乏优秀的启蒙读物。其中最为优秀的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弟子规》等。这些都是蒙学经典。这些经典汇集了古代众多圣贤的智慧，融汇了天文、地理、历史、文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其中传统的中华美德更是得到了广泛的宣扬。这些蒙学经典不仅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是广为流传的著名读物。特别是《三字经》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全世界儿童启蒙教育的标准教材。
陶行知说：“对一个人道德启蒙不能错过最佳时间，那就是六周岁前后。”如果让孩子错过了启蒙教育的最佳时期，岂不成为孩子的悲哀，成为教育的悲哀吗？为什么不把这类国学书籍作为孩子启蒙教育的必备教材，让国学走进教材，走进孩子，走进我们的思想，让孩子在成长中找到自己的规范与做人的标准。
这段日子，我迷上了国学书籍，读了《弟子规》《千字文》《论语》等书籍。读着这些国学经典，我有了一种“相识恨晚”的感觉，在感悟古典魅力的同时，也让我感触颇深。
昔日我听闻的一幕幕在眼前闪过：曾有一位大学教师他从来都是走楼梯上下楼，有一天他因为有事耽搁了，但必须赶上六楼给学生上课，他只好选择坐电梯争取时间，可是挤在电梯里的学生竟把他挤出电梯，无奈地他只好快速跑上楼，看着这位气喘吁吁的师者，他的学生竟无一点愧意；曾有一个大学生，老师让他谈《红楼梦》，他却反问老师：“老师，这样做会有什么经济效益呢？”曾有一位长者坐在车里，当有一位老人上车时已无空座。他环顾四周，所有人中他年龄最长，其他人没有一人起身让座，所以他站起来给老人让了座。这时坐在窗边一个女孩眼望窗外自言自语道：“什么年代了还有人让座，也没人给你录像！”老者一脸的无奈，满心的痛……有多少这样的孩子，他们缺乏正确的人生目标、缺乏应有的责任心和爱心、缺乏感恩之心，甚至也没有基本的礼仪概念。又有多少这样的人他们一味地崇尚金钱，追求享乐，却丧失了做人最起码的诚信与道德底线……当这些成为一种现象，一种风气，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当我们只是慨叹，只是抱怨时，难道不应该静下心来反思一下吗？反思症结之所在。
中国一个泱泱大国，一个文明古国，在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缺失了什么？又忽视了什么呢？又该去责怪谁呢？责怪老师吗？老师们会委屈地说：“我们每天呕心沥血，苦口婆心，为教育事业倾尽所有！”责怪孩子吗？孩子们会委屈地说：“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是啊，为什么在教育被高度重视的今天，反而让我们有些痛心和失望，我想我们是否忽略了对孩子最基本的教育？今天我们是否应更重视启蒙教育呢？
中国传统蒙学教育以立志做人为首要目标，以伦理教化为类型特征。强调榜样示范作用，注重良好习惯养成。《易经》云：“蒙以养正圣功也。”说明从童年开始就要施以正确教育的重要性，中华文化经典的学习对于儿童爱国情感的培育、人格的熏陶、习惯的养成等等都是至关重要的，又是潜移默化的。传统蒙学文化给人最大的影响，源于古人、古典教育对儿童心性培养的关注。
中国传统文化有多少文化瑰宝，有多少精髓应该去学习与传承，可是我们的教育却恰恰缺失了这些最宝贵的东西。像《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论语》等都是孩子启蒙教育非常好的教材。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这些年来，花样翻新、名目众多的启蒙教育更是层出不穷，被家长所接受运用，不断完善着我们的启蒙教育。
我应该让这些经典书籍走进课堂，走进孩子，走进每一颗纯洁而渴求真理的心灵。虽然他们错过了道德启蒙教育的最佳时期，但是我相信错过花开的孩子，同样能收获春天的美丽，因为他们没有永远停下追逐的步伐！我感受到了孩子快乐成长的欣喜，我看到了一名老师在芬芳的桃李下美丽的转身！
今天的教育呼唤启蒙教育，呼唤一种永远不能遗失的传统与美德。
今天的教师呼唤启蒙教育，呼唤永远不能忽视的精髓与素养。
今天的孩子呼唤启蒙教育，呼唤一种精神寄托与行为规范。
这不是盲目的呼唤，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优秀之处为我所用。这不是盲目的照搬，适应社会发展，适当评论引导，真正发挥国学的作用与美丽。
书法启蒙教学篇5
中国的“新启蒙”是相对于中国以前的、历史上未完成的启蒙运动而言的。所谓“启蒙”,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这样说:“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要有勇气使用自己的知性。”[1]简言之,就是人通过开导而摆脱无知、偏见和迷信。欧洲17—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继承了文艺复兴运动的任务,它以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各种特权,以科学、理性反对蒙昧主义和教会的世俗权威。它的理想目标是以理性破除蒙昧和迷信,变革社会制度,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它把人的解放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从文艺复兴运动到思想启蒙运动的精神实质就是从人的自由和解放入手,把在蒙昧主义与专制主义束缚下丧失了生命力的人还原为富有生命力和自由意志的人,然后以理性建立一种社会秩序,以保障自由和人权不被侵害。历史过去了300年,“启蒙”在中国仍是个尚未完成的历史任务。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清王朝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已证明了以专制政治、小农经济和儒家文化相适应而构成的中国传统文明的破产,一批有识之士不再仅为中国“国将不国”而忧虑,而是更多地开始为中国“人已非人”而痛心。他们疾呼“扫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收回我天赋之权利,换回我生来之自由”[2]。终于形成了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五四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站在普世价值的立场,对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心理意识和行为方式进行批判,企求国人都能以理性精神打破几千年来禁锢着人们思想的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接受民主与科学等现念,成为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现代国民,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改造国民性”。然而,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命运多舛,它一开始就遭遇了民族救亡和阶级翻身的两大历史主题而被束之高阁(亦有学者认为,压倒启蒙的不是救亡,而是选择了错误的救亡道路,民族救亡是呼唤启蒙的)。[3]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陈伯达、张申府、艾思奇等人又发动过一次“新启蒙运动”,这是“新启蒙”这一名词的第一次提出。但它的内容和精神却与大相径庭。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传统专制主义所加于人民之“蒙”;而他们的“新启蒙”则是以无产阶级的新哲学、新思想,不但“启”传统文化之“蒙”,而且“启”五四时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所加于人民之“蒙”,[4]可见它只有“新启蒙”之名,而无新启蒙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启蒙思想更被当成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横遭批判。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浩劫的一批逐渐觉醒的知识分子,以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王元化、王若水等人主持的《新启蒙》丛书为主要园地重新呼吁思想解放,并提出了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口号,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大有启蒙潮头再起之势,学界把这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称之为“新启蒙”,但它很快就不幸夭折了。本文所说的“新启蒙”,是指当下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启蒙努力,其旨孰与郭罗基先生的意思相同———“中国21世纪的新启蒙具有双重含义,即重新启蒙和新的启蒙。任务的提出,理由有二:第一,因为以前的启蒙不彻底,故需要进行重新启蒙;第二,因为老的蒙昧未去,新的蒙昧又来,故需要新的启蒙。”[5]虽然中国的启蒙思潮一波三折,步履维艰,但启蒙是中国人从根本上获得自由、尊严与权利的必由之路,虽荜路褴褛,但应披荆斩棘奋力前行。哲人说,有几流的国民就有几流的社会,思想解放是社会变革的先导,要使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平稳、顺利地转型,首先必须进行新的启蒙。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外国文学》的启蒙责任
因中国本土思想资源的缺乏,启蒙思想只能从西方拿来,这就使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人权、这些精神的全面的异质性而赋予了《外国文学》课程比别的高校专业课更多的启蒙责任。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是建构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其核心,一言以蔽之,就是陈寅恪所说的“三纲六纪”(“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6])。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全民的思想纳入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和等级制度之中,从而彻底消灭了个人的尊严和权利,将国人驯化成统治阶级的顺民和奴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专制制度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儒表法里”———表面上讲儒家的仁政、王道以欺骗民众,实际上是实行法家的、霸道[7])。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说:“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8]131所以当人们请鲁迅先生给青年推荐必读书的时候,他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9]其原因是专制主义、奴隶主义的气息几乎弥漫在各色各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只要一接触就会受感染而不自觉。因此“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所以,“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的历史就是“先儒”所谓的“一治一乱”两个时代的循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难道中国就跳不出这个历史怪圈了吗?鲁迅先生说:“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8]126-129。鲁迅先生说这番话至今,快一个世纪过去了,而当时的青年和现在的青年完成了创造“第三样的时代”的历史使命了吗?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自觉承担起“五四”先辈未能完成的启蒙历史责任,进行“新”的启蒙。《外国文学》作为一门大学专业课程,它蕴含了极其丰厚的世界文明和历史文化遗产,它几乎见证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每一个足迹。
这就为以课程教学为载体、宣传普世价值为宗旨的的思想启蒙教育提供了丰富而广阔的思想资源。以古希腊神话“人神同形同性”为切入点,介绍西方人本主义观念萌生与发展的历程,使学生认识到随着西方最早的文学———古希腊神话的形成,即已形成了最初的古希腊人本主义观念,它亦成为了整个古希腊文明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灵魂。在揭露中世纪基督教会宣扬神本主义,挤压人性生存空间的同时,充分肯定基督教经典《圣经》作为西方文明“二希源头”之一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学生加深对“罪感意识”的认识,并以此反思中国的“精神胜利法”。从骑士文学的“骑士精神”,联系1215年英国《大》的诞生,介绍英、法等国议会的起源与政治制度的演变,使大学生了解对统治者权力加以约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但丁《神曲•地狱篇》中对自杀者的惩戒,论及古今中外各种自杀现象以及斯多葛派、叔本华、康德、别尔嘉耶夫、庄子、萧乾等中外哲人的相关思考,指导大学生如何面对人生逆境,善待生命,树立生存勇气。从人文主义的思想基础个人主义和人性论出发,重新认识国家主义、个人主义以及“以人为本”和“以国为本”的关系,厘清国家、政府、政党三者的概念,树立正确的爱国主义观念。从文艺复兴运动取得的辉煌成就,说明思想解放之于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意义;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对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巨大作用,介绍中国古代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以及中国文明衰落的缘由,帮助大学生树立民族自豪感和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感。从莎士比亚戏剧中对金钱罪恶的批判,联系中国西晋鲁褒的《钱神论》,唐代张说的《钱本草》等,教育大学生在经济大潮中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价值观。通过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代表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结合马克思以及t•杰弗逊、富兰克林•罗斯福等人的论述,阐明言论自由的重要性。通过对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和卢梭《社会契约论》等作品,以及18世纪启蒙运动与启蒙文学巨大历史功绩的评析,使大学生理解民主、等重要理念。
通过对西方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特征,来进一步阐明革命与改良的关系。通过左拉等作家在“德雷福斯”案件中的表现,来辨析中西方对“知识分子”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表现出的文化差异。通过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等作家对苦难的升华和社会责任的担当,观照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以澄清大学生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呼唤中国当代文学应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外国文学》课程中普世价值的文明因子俯拾即是,它在给课任教师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的同时,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教师自己先接受了普世价值和有了启蒙的自觉,才能在外国文学的文明长河中披沙拣金,献给学生以真知。
三、张扬普世价值培育世界公民
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一个世纪前,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大声疾呼“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而国雄于地球”。陈独秀亦在1915年《青年杂志》发刊词中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大学阶段正是大学生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如不及时地加以正确的教育与引导,对他们个人的精神成长和国家未来都会带来极大的危害。就证明了当青春激情一旦被暴力和愚昧所控制将会酿成多么可怕的恶果。长期以来的片面教育,已在一些大学生中造成了基本价值观的严重偏移,“无边消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夏中义语)在大学生中颇有市场,所以,在当代大学生中进行新启蒙的“精神成人”教育刻不容缓。冀通过启蒙,希望大学生能达到“人与自我”、“人与国家”和“人与世界”三个维度的正确认知,将自己置身于新世纪的“全球化”格局之中,以普世价值而非狭隘族国的眼光来看待诸如生态、种族、战争、宗教、民主、人权……等世界问题,而成为无愧于时代的“世界公民”。
书法启蒙教学篇6
[关键词]德育；小学低年级学生；启蒙；心灵；人化
[中图分类号]G4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129（2017）08-0109-06
近期，阅读了一些关于学生包括小学生德育教育的著述，其中最具震撼的批评莫过于“我们的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笔者虽然也略有同感，但不赞成将我们的教育一棍子打死，更不同意以偏概全将学生全部归类于斯。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学生德育是极其重要的，必须引起教育管理部门的特别关注，尤其是应引起初等教育决策者和执行者的重视。
笔者不是德育教育的专门研究者，亦非德育教师。但作为小学教育的科任教师，作为“教书育人”重任的担当者，因为少不了与学生的频繁亲近接触，少不了与学生家长的推心置腹交流，当然也少不了与同事们的相互探索，更少不了对天真无邪少儿的学业进步及其健康成长的关注，有了若干思考，在此不揣浅陋，谈点看法，以供研究者参考。
“小学德育工作是学生人生启蒙和成长的关键教育，对于形成小学生健全的人格和正确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1]。尤其是小学低年级学生，他们刚离开幼儿园，离开家庭进入小学接受国家义务教育，开始了人生奠基，其德育启蒙即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人、一个健全的人、一个永葆童贞而健康成长的人，起步好坏与否决定他们未来人生。
众所周知，“小学教育是义务、普及教育，又是启蒙教育”[2]。所谓启蒙（古人亦称发蒙），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使初学的人得到基本的、入门的知识”。当然这是专指伴随识字教育而言的，并非一概否定家庭、幼儿园教育。
小学生入门即入校门，入人生受洗礼之门。入门后和入门过程中，有文化知识的启蒙即识字、算术等文化教育，有思想品德教育，即教会他们初步学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2]，而作为初入学的低年级学生，所谓启蒙教育，就是学文化、学常识、学常规，“使学生初步具有关心小朋友的思想和诚实谦让，有懂礼貌、守纪律的品德；初步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和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能力[2]。一句话，就是培养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通俗地说，就是“辅导他们好好地‘做人’，主要是把他们养成道德的人”[3]的系列活动。
不否认，良好生活习惯的启蒙教育，首在家庭，接着在幼儿园。但正规的这种启蒙教育，当在小学，具体说当在小学低年级阶段。因为这个时期的儿童尚属一张白纸――洁白无瑕――任由教师绘画――可塑性极强。因而学校和教师的首要任务是引导他们学会做人。作为小学低年级班主任和科任教师，面对一张张幼稚可爱的小脸，面对一颗颗渴望上进的稚嫩心，对他们不爱不行，不教不忍。实践证明，一旦启蒙教育失败，具体说一个天真浪漫幼稚心灵倘若受到伤害，良好习惯未能养成，那么，从此后无论如何也难校正他们的行为，且在学习上也会事倍功半，有的即使学习成绩上去了，人生事业也难以成功。恰如但丁所言，如果一个人没有知识，道德可以补充；但如果一个人没有道德，那么什么也不能补充了。中国古人亦云，“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所谓七岁看老，就是早期家庭教育及初年级小学启蒙教育决定人生。
平心而论，我们国家始自家庭，及至学校，终至社会，对儿童道德品质教育是十分重视的。若论区别，只是重视程度不同和方法差而已。譬如改革开放近40年来，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曾经的一场“动乱”之后，邓小平同志就十分尖锐地指出，我们的失误在于教育。后来他又补充强调，失误主要在于思想教育。此后，我们党进行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接着又进行了“荣辱观”教育等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学校的德育。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以为核心的党中央“48”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深入人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学校进课堂促进了学校德育尤其是小学生的德育。譬如上自国家教育部下至全国各地小学，从领导决策部门到基层德育教育者，无不闻风而动，极其重视。其中由教育部审定的如从传统文化层面的德育教本有《国学经典读本》，就是初入学者亦人手一册的人生国学教本。清晨入学，校园里高音喇叭的诵读，课堂上教师的讲解，入耳入心，这种“灌输”，可能对大学生无多大吸引力，但对初入校的小学生而言，却是后力无穷。再譬如从小学生成长为公民层面而编辑的小学生人手一册的《道德与法治》读本，让儿童从小接受知情懂法教育，无疑能促使他们法治思维下的健康成长。应该说，这是小学生道德启蒙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德育兴则人道正，人道正则事业成。上个世纪伴随“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的一代，任凭金钱诱惑，却难撼动他们正派的初心。他们那一代，做干部，不占不贪，党风正，精气神；当工人，真干实干，不争名利，人正派、心善良；为人师，身在三尺讲台，心系国家未来，呕心沥血，讲的是奉献，拼的是精神……因而，他们历尽千辛，吃尽万苦，因为他们为国家为民族赤子一生，所以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关键在于，对于他们来说，启蒙教育成功！
遗憾的是，近40年来，因为“教育失误”，因为“金钱至上”，所以私欲横行，所以道德滑坡，所以雷锋“傻”论出现，所以“雷锋叔叔不见了”……对此，我们不得不反省，道德教育不抓紧不行，而且必须从小抓起，必须从娃娃抓起。正如“”结束后再次掀起的学习雷锋热潮之初（后来直到今天仍在坚持的每年的“3.5”活动）中国文化史学大师冯天瑜先生说得好：这种教育对于大学生虽然作用不明显，但对于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小学生而言，却是后益无穷。
人之正道在心灵。所谓“后益无穷”，正因为早入心灵。作为人文教育，具体说作为如何做人的道德教育，无论时代变迁或是国域差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譬如在国外学者看来，教育人尤其是教育儿童，“必须克服利己主义。利己主义会导致过强的自我意识；竭力追求强权、威望和功绩”[4]。虽然作者是从人的创造扫除而发此论，但通过现象（利己主义）而涉及心灵（人性），说明心灵纯洁何其重要。相对而言，中国古人做事必先做人，做好事必先做好人的种种理念，说明国人对人性之灵教育更是看重，几乎推向极端。朱熹说得很明白，“存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当然，知耻只是道德教育的一个点，不是全部，然这确也是道德教育包括道德启蒙教育的起点，是人与动物的区别[5]106。仅是这一点，就有力地嘲讽了某些人“我生来不会害羞”的谬论，这些有据之论，说明道德启蒙教育是从“知耻”开始的。试想，人有知耻之心，学生考试会作弊吗？商人会做假吗？干部会贪得无厌吗？这算是道德启蒙教育的真谛所在吧！此其一。
其二是知良善，从良善做人而不断升华到“人化”。所谓“人化”，具体说就是学会做人，即中国古圣贤所说的“立人”“树人”“以德树人”――由懵懵懂懂到清清白白，由“无知”到“觉醒”。恰如泰伊亚・法・夏尔丹所言：“思想的觉醒是生物状态发生变化的结果。已不仅仅代表个体的人和人类所必经的临界点，而且，它影响了整个人生命的本质。”[6]39这就是社会上所常言，教孩子其实是教他如何做人，学会做人，做个像样的人，最终实现“精神创生”――成为有灵魂的人。
这里必须提及的是，“人化”的进程不是像空气流程那样不着边际，亦非山水那样放任自流，而应是有一个定向的而且是有节制的。“即向更高层次的人格化方向前进。”[6]64当一个个体人即便是小学初年级学生，只有知耻辱，明是非，具善良之后，亦即在打牢“人化”的基础后，方能涉足并健康步入知识学习的殿堂和前进于人生的健康大道。当然，这种人格是善良的，同时又是聪明的。只善良不聪明不行；反过来，只聪明而不善良同样不行。一个浅显的道理，很多行为不轨之人包括小偷和骗子，不能说他们不聪明，但可以肯定，他们绝非善良之辈。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受教育者既善良又聪明且具有大智慧。那么，伴随“人化”必须且必行的知识教育应从何处发力呢？民国教育大家蔡元培作为教育部长时所推行的启蒙教育，为我们作了成功实践。例如当时的“发蒙”教育，不是数学第一，不是外语第一，更不是考试第一，而且是国学第一，而且这种重视国学启蒙教育，首在国语，即培养孩子会说话、敢说话，培养孩子说真话、说实话，说符合民族传统的话。其具体方法就是让初入学儿童看图（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人物如爸爸、妈妈或生活物品如水缸、箩筐等）说话。次在国文，即培养孩子学会作文，看图作文，做事作文，用陶行知的话说就是在“做中学”，在“学中做”。国语训练是为了国文写作，国文写作是为了手脑并用。表面上看，国语学习到国文训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其实，这种严格区分有紧密结合的学习真正遵循了符合儿童生理和心理的循序渐进规律。尤其是符合小男孩心理滞后发展的现实需求。
其三是考试，想必家长教师都有话说，甚至都有诸多无奈。作为小学教师，我不是考试的推崇者，亦非反对者。道理很简单，因为考试或曰会考试是人生的必备课，对于学生而言，是基本素养之一。因为他们未来人生，不但应通过诸多学业考试、升学考试，即使是择业，也必须通过考试这一关。考试，一方面考其知识、技能，同时，也是检验他们综合能力的一种方法，而且是测验他们心理是否健康健全的一种手段。但是，笔者反对初年级小学生很快步入“应试”程序，尤其是很快进入诸种“弯弯绕”式思维的考试之中。道理很简单，因为初小学生重在识字，一个不识几个大字的孩子，一个连说话都十分稚气的孩子，一个思维尚未定型的低年级学生，如果过早进入当下的考试圈，只能泯灭他们求学的兴趣，只能消除他们的童贞，只能过早地加重他们的负担，迫使他们滑向厌学之路。到那时，他们不相信教师，不相信学校，不相信教育，不相信家长（因为家长成了“应试教育”的“帮凶”），那么，所有德育教育都成为不可能。何况智育第一，考试成绩（有天生会考试）优者一俊遮百丑，又何r不少“俊”者是灵魂被扭曲者（当然这是高中的事），那么，在当今以高考论英雄的价值观下，学生自然在失却人生乐趣的同时，缺失做人的后劲。多少年来，不少大学生“玩大学”“混大学”的事实，就是他们在小学时期德育不成功的最佳注脚。
“人化”的启蒙教育不是关门死板的教育，而应当是在游戏中学，在“玩”中学，在“打打闹闹”中学，在别样环境中学的自然教育。因为初年级小学生天生是好动的、好玩的、好奇的。其中一个好奇，对于当代教育理论研究者认定的“pQ”而言，正是未来科学家的早期教育所应尊重的。“玩”中学，劳动中学（德智体美劳），不但没有教室中教师满堂灌之疲劳，没有教师点名答题之恐惧，重要的是没有“方块”教室环境束缚而有异想天开的发散思维，这种思维是宏观的，是发散的，是活跃的。尤其是群体在外，一帮小朋友的“疯疯闹闹”，无形中形成的集体主义元素，这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开放环境教育，必然为他们的后天学业成功开了个好头，种下了成功种子。笔者不是教育理论专门研究者，但工作之需也常读教育理论书籍。因而十分喜欢孔丘式的教育。在孔子那里，没有繁杂的教学手段，甚至没有教科书（当然谈不上材），席地而坐，学生问，孔子答；或周游列国，见人谈人，见事谈事，三千弟子，贤者七十二，成绩斐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孔子懂得让学生求得知识包括做人（道德教育）的途径，因而娴熟地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常让他的学生处于一种“欲罢不能”“常学常新”的状态。相比较当下沿袭汉代“重教材不重方法”“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上世纪60年代初就曾批评过）的教学模式[3]85，因而，延伸到道德教育，亦逃脱不了灌输。于是，种种“不得其法”“管教无方”直到让学习者把“死书”读得“死去”“活来”，[3]8如此这样折磨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孔子那样教学生呢？譬如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譬如乐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譬如学与习紧密结合：“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譬如学与行相结合：“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等等。说实话，真羡慕那个时代做孔子的学生――教师自如地教，学生自如地学，完全一派学以致乐、学以成才、学以成仁（道德品质优良）景象。
最后一点，正因为孩子好动、好问、好奇，所以我们的教育不能偏科，尤其是启蒙时期孩子的教育不能只停留在语文、数学狭科上。所以，对他们的启蒙教育应施之于情感教育之中。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等观念，都是今天我们必取的。这种让思想道德品质在自然生活中形成的方法，迫使教师摒弃说教式、挤压式或放任式的道德说教，正是当今我们对学生尤其是启蒙教育阶段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
必须强调的是，德育启蒙教育是需要呵护的。对于刚进入小学初年级的学生，尤其需要教师的百般呵护。呵护即是教育。因为他们不但年幼，而且来自不同家庭，不同家庭有不同教法，而且会因不同教法养成不同习惯，有些甚至是不良习惯。对于道德品质起点不同的儿童，教师应持满腔热忱的态度，平等对待。尤其在当下社会风气不良的情况下，教师更应有大爱之心，耐心教育他们，善良地感化他们，直至他们归于正道。经验告诉我们，情感教育、心智教育譬如“故事传播”“小手牵小手”“大手牵小手”“爱家爱校”活动，都是小学生德育启蒙教育的最佳方法，目的就是在爱的熏陶下、感化下形成感恩观，形成爱的习惯，从而在大爱的感召下学会生活、学会学习，达到知识学习事半功倍之目的。正如《道德鼓吹录》作者余心言所说：“共产主义事业需要有无数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新人”，而这种培养新人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小学教育者身上，首先落在了小学初年级学生启蒙教育者的身上。这是一项光荣的使命。
[参考文献]
[1]王和勇.小学生德育教育中爱心教育的重要性[J]，德育天地，2013，（9）.
[2]北京市海淀^教育局小学研究室.小学生家长之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3]严元章.中国教育思想源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4]安多旺・莱昂.当代教育史[m]，樊慧英，张斌贤，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书法启蒙教学篇7
关键词:敦煌蒙书;古代语文教育;当代语文教育;敦煌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01文献标识码:a
一、蒙书与敦煌蒙书
“蒙”,在《辞源》中是这样解释的:“萌生。通‘萌’。易序卦:‘物之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另一意思是:“幼稚。易蒙: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对“蒙学”的解释是“启蒙之学,犹今之小学。孙诒让《周礼政要教胄》:‘八旗王公大臣子弟,一体入学,其功课亦由普通蒙学,以升于师范专门。’”①所以古时8至15岁儿童的教育叫“蒙养教育”,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称“蒙馆”;所使用的教材就叫蒙学教材,又称“蒙养书”、“小儿书”。由此可知,蒙学是我国古代对儿童进行的启蒙教育,它一般招收8岁至15岁的儿童入学,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小学和初中教育阶段。蒙学创始于奴隶社会的夏朝,在秦汉时期得以不断发展,唐宋以后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和程序,主要进行读书、习字、作文的教学,为进入官学、书院以及为应举考试作准备,大多属于私学性质。②
《尚书》孔颖达《正义》中说:“蒙谓暗昧也,幼童于事多暗昧,是以未知童蒙焉。”可见,蒙学阶段的教育目的主要是启迪童蒙,消除暗昧。要想完成这一目标,自然需要相应的教材,蒙学教材就顺其自然诞生了。因此,蒙学教材就是指蒙学阶段所用的教材,即通常所说的“蒙养书”或“小儿书”,它是我国古代专为学童编写或编选,在村学、私塾、书馆中进行启蒙教育的课本。
敦煌蒙书是敦煌文献中极有特色的一部分。敦煌文献,又称敦煌遗书、敦煌写本、敦煌卷子,指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土地庙、敦煌西北汉长城烽燧遗址等地出土的十六国、北朝、隋、唐以至于宋代的多种文字的古本和印本。③在这众多的文献中,约略有300卷是与蒙书有关的,总称为“敦煌蒙书”。
二、敦煌蒙书的类型
中国蒙书的发展很早就开始了,但所能看到的童蒙教育的教材大都是宋元以后的,唐、五代的童蒙教材,过去的史籍目录都较少记录。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使得5万多件写卷文书和少量刻本文书忽然出土,加上石窟壁画、彩绘雕塑的精美展现,顿时在世界范围产生研究的热潮,遂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敦煌学是以敦煌地区遗存至今的文献文物资料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新兴学科。在五、六万种的写经中,就有大批的蒙书,种类繁多,大部分都是唐、五代的写本,这就使我们在1000年之后,能够有幸再次看到唐代前后民间教育的情况,考察中国童蒙教材教育发展的脉络。敦煌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必须与某个学科结合才能产生新颖深邃的新学问。然而,100多年来,虽然敦煌学、敦煌蒙书研究很热,可真正把敦煌学与语文教学、语文教材编著相结合、从文化教育和语文教育角度来研究的实在是凤毛麟角。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张志公先生和中国台湾地区的郑阿财、朱凤玉二位教授是其中的佼佼者。张志公先生早在1962年就出版过一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④的著作,附有《蒙学书目稿》一份,该书后来修订时有增补了许多内容,具有极好的研究指导意义。近年来,中国台湾地区学者郑阿财、朱凤玉夫妇合著了两本有关敦煌教育的著作,一本是《敦煌蒙书研究》⑤,另一本是《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⑥。在《敦煌蒙书研究》的附录《敦煌蒙书研究论著目录》中,所涉作者来自日本以及中国大陆地区、台湾省等几个国家与地区的研究论著共计94篇(部),而内容谈及语文教育、语文教材或出自教育类刊物、出版社的仅有13篇,占14%。郑阿财教授近来又编著了一部《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新编(1908-1997)》⑦,收录内容逾一万多条,有关敦煌地方教育方面,主要有李正宇的《唐宋时代敦煌的学校》和《敦煌学郎题记辑注》等,前者对唐宋时期敦煌的教育和学校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后者则是搜集敦煌文书中的学郎资料。
如此珍贵的资料,却没有被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教材研究充分利用,实是可惜。虽然敦煌蒙书只是敦煌文献中很少的一部分,但其在我国古代语文教材史和语文教育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敦煌蒙书是我国古代重要的蒙学教材,作为蒙学阶段使用课本的统称,实际上,每一本蒙学教材的内容选编和结构形式是不完全一样的。关于蒙学教材的类型目前有如下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分法:一是从教材内容角度来分,如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中对宋代的蒙学教材的分类,将其分为综合性蒙学教材、道德类蒙学教材、历史类蒙学教材、诗词歌赋类蒙学教材、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识类蒙学教材五类;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史》将宋元时期的蒙学教材分为:识字教学的教材、伦理道德的教材、历史教学的教材、诗歌教学的教材和以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识教学的教材。二是从形式角度将其分为歌诀体、歌论体、散文体等,其中又将歌诀体按每句字数分为三言、四言、五言和七言,以及一种弹词格式的歌诀体。⑧当然,上述分类都只具有相对意义,因为蒙学教材多是综合性的合编教材,即识字写字、伦理道德、历史常识、自然常识等等众多内容集合在一本书中,只不过以某一种内容为主罢了。
关于敦煌蒙书的分类,中国台湾地区的郑阿财、朱凤玉二位先生研究得较细致,他们在《敦煌蒙书研究》中分为三大类,即识字类、知识类、德行类。其中,识字类蒙书又细分为综合性识字类(《千字文》等)、杂字类(《俗物要名林》等)、俗字类(《碎金》等)、习字类(《上大夫》等)四类;知识类蒙书细分为综合知识类(《杂抄》等)、历史知识类(《蒙求》等)、习文知识类(《兔园策府》等)、算术知识类(《九九乘法歌》)四类;德行类蒙书细分为一般类(《新集文词九经抄》等)、家训类(《太公家教》等)、格言诗类(《一卷本王梵志诗》等)三类。
敦煌蒙书主要是唐五代时期的蒙学教材,如果以唐代为时间界限,笔者认为,敦煌蒙学教材从整体上看可分为两大类,即一类是唐以前编写,当时敦煌仍在使用的,如《急就篇》、《开蒙要训》、《千字文》等;另一类是唐时或之后新编写的,适应当时社会、政治、经济需要的。后者又可根据教材内容分为五类:一是偏重思想教育,主要是封建思想教育类的,编辑形式是名言谚语,如《太公家教》等;二是侧重识字和知识,主要是历史知识类的,编辑形式是把典故编成韵语,如《兔园策府》、《蒙求》、《古贤集》等;三是专门的习字教材,这也是我国蒙学教材有别于其它母语教材的特有内容,如《上大夫》等;四是从体裁上看属于诗歌类的,内容是劝诫蒙童的,如《文场秀句》、《王梵志诗》等;五是蒙学阶段便于学习的工具书类,如《杂抄》、《俗务要名林》等。
三、敦煌蒙书研究对当代语文教育的意义
在藏经洞发现以前,我国现存古籍除简牍外,最早的只能见到北宋的印本,而藏经洞内则保存了大量宋代以前的写本原件。这些原件除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外,其与非文字文物相比,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们全部出自当时人的记载,没有经过后人的增删改动,是我们今天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实际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历史学家周谷诚在《传统蒙学丛书》一书的序言中曾说:“有的蒙学书能够长久流行,为社会长期接受,在传授基本知识,进行道德教育,采取易于上口易于记忆的形式等方面,确实有其长处和优势,是不能也不应该一笔抹杀的。”⑨作为蒙学教材的敦煌蒙书,其编写与使用的成功经验对当今语文教材的编写与使用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必要的借鉴意义,有利于全面掌握语文教育的发展轨迹。“敦煌的写经跟一般文书的区别,是有现实性和真实性。可以说它是中国中古时期文化的活化石,是文化的遗迹。其内容不是纯粹从教育的观点来看待,可以附带着提供我们研究唐代的社会生活、唐代的风俗、民俗种种。而它所展现的思想是与我们上层社会富人的知识分子的教育不一样,它展现的是俗文化,这是一个在蒙书的文献价值以外的附带价值。”⑩语文的外延等同于生活的外延,要想了解语文教育的发展全貌,必须结合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真实状况来分析。但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以前,我们只能看到宋元以来的童蒙教材。如《开蒙要训》是流传于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一种儿童识字教材,却在唐代之后突然消失,连史志目录似乎也没有相关的著录,幸好在敦煌蒙书中保存下40多件唐五代学郎抄写使用的《开蒙要训》。再比如,《杂抄》,又名《珠玉抄》、《随身宝》,在“论经史何人修撰制注”中开列当时教育的基本读本,以及好的注本,类似于我们今天课标“附录”中的“关于诵读篇目和课外读物的建议”,如:
《史记》司马迁修《三国志》陈寿修
《尔雅》郭璞注《庄子》郭象注
……た梢运邓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个推荐性的学习书目。通过这样一个书目,我们可以了解当时语文教材的发展使用状况,继而掌握语文教育发展全貌,有利于我们当今的语文教材编制和语文教学改革。
总之,凭借这300多件敦煌蒙书,可以填实我国语文教育发展研究过程中的一些断层,从而较全面地掌握语文教育发展轨迹,为今天的语文课程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四、有利于识字与写字教学
识字、写字是蒙学阶段的重要教学内容,也是教学难点。主要因为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笔画多,结构复杂,难认难写,古代如此,今天亦如此,这就要求教学时必须遵循汉字的特点和学生的认知规律。
清人王筠在《教童子法》中所言:“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纯体既识,乃教以合体字。又须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能识两千字,乃可读书。”B11U舛位坝辛降阒档米⒁,一是识字教学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二是蒙学阶段识字量2000个左右。这和当今的义务课标的要求是一致的,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要求认识3500个汉字,会写其中的3000个汉字,足可见古代识字教学的科学性。
为了顺利实施识字教学,就需要合理运用识字方法。古人习惯采用纸上识字和书上识字的方法,类似于今天的集中识字和分散识字。1958年,辽宁省黑山县北关实验学校率先进行集中识字的教学改革,论证出小学生在两年中识字以2500个为宜,此项改革得到国家教育部的肯定。同年,南京师范学院附属小学的斯霞老师也对识字教学进行了改革,让学生两年识字量达到2014个,这是当代分散识字的成功案例。小学生形象思维为主,如果识字教学能采用一些形象化的手法必将事半功倍,其实,早在宋元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图文对照课本《对相识字》,这就大大激发了儿童的兴趣,提高了儿童的注意力、观察力与记忆力,优化了识字教学。
关于识字教学中的经验,古人还有很多精辟论述,如唐彪指出“凡见易混淆之字,即当引其相似者证之”,辽宁黑山的“基本字带识”(给基本字加偏旁,利用熟字认识生字)的做法就是借鉴了这一经验。古人很重视属对教学,当今的韵语识字即受其启发,如辽宁省东港市特级教师姜兆臣首开先河,1986年开始了韵语识字教学的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把教学大纲中规定的常用汉字,组成最常用的词,再编成句式整齐押韵、内容易于理解、通俗有趣、篇幅短小的韵文,深受儿童喜爱。
我国古代语文教育也很重视写字,史书称“李兰入小学书《急就篇》”、“李铉入学书《急就篇》”,“书”就是写字。唐代以前,识字、写字使用的是同一套教材,如《仓颉篇》、《急就篇》、《千字文》都既是识字课本,也是写字范本。但由于很多编者没有意识到字书和蒙书的不同,导致很多习字教材不适宜教学。如汉代闾里书师使用的《仓颉篇》有3300个字,字数虽不算多,但里面有很多古字,教学时会有困难。扬雄因为自己认识很多奇字,其续《仓颉篇》所作的《训纂》,字数竟多达5340个,其中还包含不少难字,这就更不适宜作为蒙学教材使用了。《急就篇》与它们不同,全书只有2000来个字,且都是日常应用的文字,符合蒙童的认知特点以及蒙书的使用目的,是最早把通用字书和童蒙课本加以区别的教材,因此,在我国语文教材编制史和字书编写史上都具有很高的价值。之后很多蒙学教材都受这一特点影响,如著名的“三百千”B12！
敦煌蒙书中有一本专为童蒙习字而编的教材《上大夫》,是一本很成功的习字教材。全书只有25个字:“上大夫,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然而,这却能成为宋、元、明、清流行的习字教材,其中经验值得今天的写字教学借鉴,即写字教学一要遵循汉字的结构特点,二要符合小学生的学习心理。宋末元初陈元靓所编的《事林广记》丁集“速成门”中“小儿写字法”条明确说到:“写字不得惜纸,须令大写,长后写得大字。若写小字,则拘手腕,长后稍大字则写不得,予亲有此弊也。写字时,先写‘上大’二字,一日不得过两字,两字端正,方可换字。若贪字多,必笔老(潦)草,写得不好。写得好时,便放归。午后亦上学。”B13
法藏敦煌写本p.2647《千字文》习字,是一件敦煌地区学生的习字作业,每字各写两次作为领头字,也就是每个字要求学生抄写两行,这很符合小学生的学习特点――适当重复。
书法教育在我国古代教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是汉字书法魅力无穷,另一方面以书取仕的科举制度使每个有志仕途的文人首先必须练好书法,它是入仕的第一块敲门砖,同时也是士人为官最为重要的基本素质之一。可惜的是,当代语文教育很少关注书法了,更可怜的是,电脑的广泛使用已经大大剥夺了中小学生的写字权利。其实,书法教育对一个人的全面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通过书法练习可以锻炼意志、陶冶性情,还可以培养专注力、观察力、想象力、形象思维能力、审美能力等,另外,书法也有健身的功能,由此看来,书法对一个人的智力和非智力因素的培养都是十分有益的。
五、探索出语文教学的科学规律
长久以来,我们痛恨封建思想、批判科举取士,从而轻视了蒙学教材、蒙学教育的价值,对其缺乏清醒客观的评价。其实,在使用蒙学教材、接受蒙学教育的漫长岁月里,产生了众多知名人士。白居易就自称当过“乡校竖儒”,许多文人名士也有在乡校受教育的经历,如陈子昂、皮日休等。《陈氏别传》说陈子昂因是富家子,“驰侠使气”,所以到了十七八岁还不知书。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博徒入乡学”,于是慨然立志,随之闭门谢客,专心读书,“数年之间,经史百家,罔不该览”,最终登第。蒙学教育之所以能造就这么多的名人,就是因为它在实施过程中遵循了语文教学规律。
明人吕坤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B14！叭百千”的教学尚且要遵循一定的顺序,何况系统的蒙学教育。
何桂珍在《进呈训蒙千字文序》一文中指出:“臣闻志官察民,书契聿征诸决,果行育德,圣功端重夫蒙求……仿周氏千言之作,为学童三复之资……述圣贤之要旨,修辞恐懈于立诚,念童稚之始基,蓄德惟期于多识。”B15U馄序文说明古代语文教育是遵循一定的教学规律的:必先识字,然后才能进行阅读、写作等教学活动,从而“蓄德”。识字是一切教学活动的基础,不遵循教学规律必定导致教学失败。
(1)遵循识字、阅读、写作的教学顺序,读写结合。童蒙教育先识字,然后是阅读各类书目获取知识,同时进行为文作诗,既陶冶性情又为科举考试作准备,因其以诗赋取士。如敦煌写卷中的一卷本《王梵志诗》、《夫子劝世词》、《古贤集》等的流行就是很好的说明。再如《古贤集》,通过阅读掌握了大量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又可以成为蒙童的习作素材,这就是读写结合。
(2)教学对象、教学目标明确,忌面面俱到。比如《开蒙要训》、《百家姓》、《杂字》其使用对象就是村童、小市民以及店铺学徒等,教育目的很明确,即会认字、写字,从而会写信、记账,以应付日常生活、工作的需要,这一点在台湾地区曾流行的一本《四言杂字》的书末可以得到佐证:“四言杂字,极多妙处。句语虽俗,文法近古。世情堪破,通达理路。字字认识,半月功夫,习读家用,能晓记簿。当家事物,晓得应酬。”有鉴于此,教材内容多为上述人物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编者也多是无名之人,教学时间也顺应这些人物的生活特点,即“冬学”,秋收之后的农闲时段,这一点可透过敦煌蒙书的写卷题记看出来,例如《太公家教》p.2825题记“大中四年(850年)庚午正月十五日学生宋文显读,安文德写”,再如S.728《孝经》题记“丙申年五月四日灵图沙弥德荣写过,后辈弟子梁子松。庚子年二月十五日灵图寺学郎李再昌已,梁子松”。
(3)教学应遵循学生的学习特点进行。第一,情感、态度、价值观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应潜移默化,不能只靠说教。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但至今教学中存在很多问题,关键是没有认识到非智力因素培养的特点,混同于智力因素的教学。敦煌蒙书《古贤集》是一本很好的非智力因素培养的教材,它以七言歌行体的诗歌形式来歌咏历史人物的勤奋、诚实等品质,在吟诵历史的过程中,蒙童自然受其感染,从而效法榜样,这比教师苦口婆心地讲理说教效果好多了。同样运用诗歌形式对蒙童进行思想教育的还有《五更转》:
一更初,自恨长养枉身躯,耶娘小来不教授,如今争(怎)识文与书。
二更深,《孝经》一卷不曾寻,之乎者也都不识,如今嗟叹始悲吟。
三更半,到处被他笔头算,纵然身达得官职,公事文书怎处断。
四更长,昼夜常如面向墙,男儿到此屈折起,悔不《孝经》读一行。
五更晓,作人已来都未了,东西南北被驱使,恰如盲人不见道。おど鲜隼子说明,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必须采用生动活泼、贴近实际的教学形式才易于被学生接受,生硬的说教只能是适得其反。明代教育家吕坤在《社学要略》中对此也有清晰的认识:“每日遇童子倦怠懒散之时,歌诗一章,择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发、极关系者,集为一书,令之歌咏,与之讲说、责之体认。”第二,温故知新。蒙学教育很重视复习这一环节,每次讲授新课之前,必须经过“温书”再过渡到新课,经过“温书”再过渡到新课。规定每十日、每一月、每一年都要理书一遍。这就遵循了学习中遗忘曲线“先快后慢”的特点。第三,教师应通过各种方式督促激励学生学习。小学生自制力差,学习的积极性更多的需要外在的刺激来维持,这是由他们的生理特点决定的,教学时不能忽视这一点。英藏S.2703《千字文》是一件学生习字作业的原件,在这份卷子上还保留有唐代教师的批阅手迹,即在“玉”字后面写下这样的批语“渐有少能,亦合甄赏。休”,表达了教师对学生的鼓励之意,“休”相当于今天老师在批阅作业之后写的“阅”字,表示该份作业已经批阅完成。
(4)重视诵读。诵读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尤其是蒙学教育很重要的一种教学方法,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在书斋里,前面的老先生专注地形神兼备的朗诵,下面的学生也跟着摇头晃脑有口无心地模仿,终日听到的就是朗朗的读书声。曾经很多人会嘲笑这样的课堂,其实正是那抑扬顿挫的声音显示了中国语言和文学无限的魅力,展现了汉语的精妙,诵读是最契合汉语文学科特点的一种教学方法。遗憾的是,进入现代以来,这种朗朗读书声在语文课堂中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或是老师滔滔不绝的讲授或是纷纷杂杂的学生讨论,当然,讲授法、讨论法都是很好的语文教学方法,但是,真正高效的语文课堂应是几种教学方法的合理配合使用。况且,汉语语感的培养离不开诵读。
六、有利于语文教材的编选
判断一种教育形式是否成熟、完备,主要标准在于其使用的教材的多样性与完备化程度,蒙学教育之所以成熟完备,为近代、现当代教育可资借鉴,就在于它有一系列较为成熟优秀的教材。
(1)教材编选应适合教学,符合儿童的认知特点。叶圣陶先生很早就说过,教材是个例子,这个例子的选择一定要经典,同时,选文的内容和形式还要适合教学,有利于儿童的发展。《千字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之所以能成为我国古代使用时间最长的蒙学教材(历时1500多年),就在于它符合蒙学的特点和儿童学习的心理,引经据典,以讲故事、说道理的形式对儿童进行童蒙养正的教育,适合了儿童的阅读心理。
(2)语文教科书应兼有各种体裁。现行课标是淡化文体,不是忽视文体,但很多教师对此有误识,教学中不敢涉及文体。其实,翻阅一下当下课标版的语文教材不难发现,文体数量要超过以前任何一个版本,这是由语文学科性质和学生终身发展需求所决定的。早在唐五代的敦煌蒙书的编者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所涉体裁有问答体、散文体、韵文体,其中散文体又分为书抄式、类聚式等,韵文体分为诗体、歌诀体、杂言体、文赋体等,可谓异彩纷呈。
(3)注重多元文化。敦煌蒙书杂糅三教思想,博采众长。当今社会需要培养立足民族文化海纳百川文化的人,这就更需要在编选课文时兼顾各种文化,古今中外相得益彰。
(4)教材应该编审分开,实行审定制。敦煌蒙书中《千字文》有47件抄本,其在中原和西北边陲都很盛行,《开蒙要训》则具有较浓厚的西北地域特色,这就说明敦煌蒙书的编制是实行编审分开的。我们知道,教材是为教学服务的,它是师生上课的重要凭借,地区、学校、学生的差异就要求使用不同的教材,只有编审分开,才有利于语文教材的丰富繁荣,从而最终有利于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
(5)“大语文教材观”。20多年前河北邢台八中的张孝纯老师提出“大语文教育”的概念,为了顺利实施“大语文教育”,必须配置“大语文教材”。敦煌蒙书的编制已经显露出“大语文教材观”,比如,很多蒙书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天文、地理、人文、哲学无不涉及,《千字文》、《开蒙要训》、《杂钞》、《蒙求》等等都是如此。另外,敦煌蒙书根据教学对象、教学目的的不同,把教材分为必读书目和课外阅读书目两类。《千字文》在今存敦煌遗书中有50多件写本,《开蒙要训》有40多件写本,通过写本卷末题记,如S.705“学生宋文献诵、安文德写”,S.5463“大云寺学郎”,S.5584“莲台寺比丘愿丞略述写记”,p.2578“敦煌郡学仕郎张书”,p.3054“张留郎书”等,证明这些书在唐、五代敦煌地区广泛流行,在州学、县学和寺学中,都被列为必读的启蒙书籍。B16Q《潦槟咳纭对映》开列的25种书目。语文课标中也都附录了“关于优秀诗文背诵推荐篇目的建议”和“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上述充分说明“大语文教材观”对语文教学的重要性。
(6)增加文言文在语文教材中的比重。敦煌蒙书是我国古代语文教材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样一批语文教材的使用中,产生了我国古代很多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这其中的促成因素很多,但语文教材的作用应是很重要的一个。这就说明蕴含我国传统文化的文言文虽有其不可避免的弊端,但其在语文教育中的地位是应该加强的。可喜的是,课标版的很多语文教材在编选过程中都不约而同地增加了文言文的比重。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会是完美的,受制于封建思想的敦煌蒙书以及传统语文教育也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缺陷,这一点可从蒙学教育的目的得以窥见。蒙学教育的目的“首先是宣扬灌输封建的伦常道德,培养封建伦常的思想意识。其次,要能掌握文字工具,能够认识文字阅读应用,又能掌握一定的自然知识、生活知识与历史知识。再就是在此基础上做深造进修或应科举考试的准备。”B172荒逊⑾,蒙学教育的首要职责是向学生灌输封建的伦理思想,识字、阅读只不过是达成这一目标的附带产品,《兔园策府》就是其典型代表。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四《考史》“杜嗣先《兔园策府》”说到:“兔园册府三十卷,唐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由此可知,其内容是仿科举考试的形式来编制的。
除此以外,作为我国古代语文教材的敦煌蒙书还存在如下弊端:
教材编选方面,很多敦煌蒙书教材没有作者,且内容也多以社会科学内容为主,自然科学等内容较少,虽然当时社会自然科学水平不高,但如此编排,一方面说明教材的使用对象主要是下层百姓子弟和广大的劳动人民,上层士大夫不屑一顾;另一方面也说明编者的水平还不是很高,受中国几千年来的经学思维模式影响深重。
教材结构方面,人文学科的知识较多,工具性和技能性的知识严重缺乏;必修课程占主导,体现学生主体性的选修课程几乎没有。
教学方式方面,注重死记硬背,忽视启发思考,更惶言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如英藏S.2703《千字文》写本,是一件学生习字作业的原件。从中可以发现,当时的学生每字要反复练习30-100遍,这种教法明显是不遵循学生的学习规律的结果。过多的重复是没有任何意义了,甚至会有反作用,即对某字产生深刻的错误印象。
另外,蒙养教育虽属私学,但在当时“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大环境影响下,它仍脱不开科举的窠臼,甚至出现大量为应对科举而编的蒙学教材,比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笠翁对韵》、《声律启蒙》等。
综合而论,上述缺陷不能遮掩敦煌蒙书在我国语文教材以及语文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光辉,在当今如火如荼的语文课程改革中,更应该好好梳理这些宝贵资料,发掘其有价值的东西,使我国语文教学在传承中全面发展。(责任编辑:高笑云)
①《辞源》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14页。
②顾明远《教育大辞典》卷八,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页。
③杨琳《古典文献及其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页
④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
⑤郑阿财、朱凤玉著《敦煌蒙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⑥郑阿财、朱凤玉著《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⑦郑阿财《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新编(1908-1997)》,台北市汉学研究中心,2000年版。
⑧文正东《传统蒙学教材对当今课程改革的启示》,《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1期
⑨张隆华、曾仲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56页。
⑩郑阿财先生2002年在兰州大学所作《关于“敦煌蒙书”的讲座》。
B11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
B12“三百千”是指《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
B13郑阿财、朱凤玉《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B14顾明远《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下卷•明代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4页。
B15顾明远《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下卷•清代前期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4页。
B16郑阿财、朱凤玉《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B17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78页。
SignificanceofDunhuangelementarytextbookinContemporaryChineseeducation
XiaoXiaoCyan1,wanGZongChai2
(1.SchoolofLiteraryof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97,Jiangsu;2.SchoolofeducationalSciences,nanjingXiaozhuangCollege,nanjing210017,Jiangsu)
书法启蒙教学篇8
关键词：三百千；儿童启蒙教育；识字；文化；思想；作用
中图分类号：G4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2
三百千”即是我们俗知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它们在中国的流传和应用有一千年多之久，是古代儿童蒙学教育的重要读本。启蒙是一个人学习的开端，对今后的发展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现代，“三百千”也被广泛运用与儿童的启蒙教育中，并在许多不同的方面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一.“三百千”内容简介
1.《三字经》，它最初的版本的成书时间是在南宋末年，作者为王应麟。《三字经》历经很多次修订，最近的一次是在2008年，它以明朝赵南星本为底本，总共修改，调整共计49句。《三字经》全文共一千多字（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版本，字数从1120字到1722字不等），其内容包括了中国传统的天文、地理、教育、历史、伦理和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等。
2.《百家姓》成书于北宋初。其内容都是基本上无实际意义的姓氏。
3.《千字文》是这三部著作中成书最早的，编写于南朝梁武帝时期，作者为周兴嗣。在编写体例上四字成句，并且押韵，一共250句，内容上涉及广泛，言简意赅，琅琅上口。
二.“三百千”在识字教育上的价值
关于“三百千”的用字问题，一直都是众说纷纭，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是，大体上《三字经》用字在1200字左右，字种在550个左右（据笔者统计2008修订版《三字经》（见于《共产党人》（2008.11））收字1188字，出现556个不同的字。）。《百家姓》历经各朝修改和编订，字数有极大的不同，就各家统计而言，大约都在550字左右，字种500个左右（据笔者统计通用版《百家姓》（见于百度百科）用字量为568个，出现497个不同的字。）。《千字文》的用字问题相比之下就比较清楚，字数一共为1000字（繁体版共1000个不同的字，简体版为994个）。是梁武帝命周兴嗣从王羲之的书法之中选1000个不同的字并编写成文。从整体上看，“三百千”总字数在2750个左右，字种在1400个左右。
对于儿童的识字教学，在传统的“课堂教授，课后抄写，教师听写”的机械三部曲的基础上应采用更为灵活的方法。广泛的阅读便是提高儿童识字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若儿童能在启蒙阶段反复诵读“三百千”，而不是单纯依赖于机械性的抄写与听写，就能基本识得1400左右个字，为整个小学阶段识字打下良好的基础。其中，有一部分字反复多次出现，说明那些是极为常见的字，这使儿童在诵读的过程中能反复见之，反复巩固，加深印象。
众所周知，汉字包括音、形、义三部分。就儿童认识的顺序性来看，儿童启蒙识字教学的重点应放在音、形上。“三百千”总字量大，满足儿童启蒙识字“形”的需要。使用注音版“三百千”让儿童反复诵读，能使他们不断练习汉字的正确读音。对于“三百千”中每个字确切的字义不能强求。在启蒙阶段，儿童能掌握“三百千”的大体意思即可。
纵观中国启蒙识字教学的发展和变革，识字教学并不能单单依靠一种方法，一部教材。“三百千”作为流传甚广的古代优秀启蒙识字教材，在现代的教育中也要以科学的儿童认知发展规律为基础，顺应时代的发展，符合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与科学的教学方法，先进的教学手段相结合。
三.“三百千”在文化教育和思想教育上的价值
（一）《三字经》
从《三字经》的内容看，它基本分为六个部分。
1.“人之初，性本善”到“人不学，不知意”部分，讲的内容是对儿童及时进行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正确地开展教育的方法。其中举了孟母三迁和窦禹钧教育儿子的例子，共84个字。
2.从“为人子，方少时”到守孝弟，次见闻”部分，讲的是礼仪与孝道。列举了了黄香温席，孔融让梨的故事，共42个字。
3.从“知某数，识某文”到“十二支，子至亥”部分，讲的是计数、三才、三光、三纲、四时、四方、四民、四声、四宝、五行、五常、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十干、十二支，共240个字。
4.从“凡训蒙，须讲究”到“文中子，及老庄”部分，讲述的是古代中国重要的典籍著作，包括四书、六经、三易、四诗、三传、五子等。此外还介绍了儿童阅读这些书籍的先后顺序，共204个字。
5.从“经子通，读诸史”到“通古今，若亲目”部分，讲的是古代三皇到近代辛亥革命封建帝制近五千年的朝代和皇帝更替，高度浓缩了中国的历史，共311个字。
6.从“屈原赋，本风人”到“凡学者，宜兼通”部分，讲的是古代有名的文学家和诗人：屈原，韩愈、柳宗元，李白、杜甫，共24个字。
7.从“口而诵，心而维”至“戒之哉，宜勉力”部分，讲述的内容是儿童学习要勤奋、刻苦，好好学习长大才能有所作为。其中举了很多的例子，有：孔子、赵普、温舒、公孙弘、孙敬、苏秦、车胤等，共282个字。
书法启蒙教学篇9
关键词：进口英文童书幼儿英语启蒙实例分析
一、引言
在百度搜索引擎上输入“儿童早期英语启蒙”八个字，就能搜到四百多万个结果，其中包含大量的网站和书籍，音像教材及早教中心的教程，但是哪样最适合自己的孩子？笔者在阅读了一些国内外关于语言学习的书籍后，决定运用进口英文童书对两岁半的女儿进行英语启蒙。
1.何谓“进口英文童书”
在本文，进口英文童书指的是从国外引进的，专门为儿童创作的英文故事书。也有学者称之为“英语原版儿童文学读物”。因为在网上键入“进口儿童书”就能轻易搜到该类图书，所以本文选用了这个字眼。
2.为何选择进口英文童书
Krashen认为，可理解性输入的语言是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如果学习者不能理解所输入的语言信息.就不能掌握语言.尤其对于初学者来说.听那些理解不了的语言输入简直是浪费时间。而且，他还认为语言习得重要的是应有足够的可理解的输人。基于这个输入假设，如果要想让幼儿学会地道的，标准的英语，首先是应该让幼儿接触大量地道的，标准的，由浅入深的英语。刘桂秋曾指出“中国英语教材存在有限性，应该引进原版英语儿童文学读物，尤其是儿童图画书，以创建真实的语言环境，提高中国小学生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量”，从而提高中国小学生英语学习效果。
而现在即便不出国门，也能轻易在网上买到大量的进口英文童书，这类图书图文并茂，语言贴近生活，内容轻松有趣。使用这些书进行亲子阅读，能给幼儿提供地道，标准的，可理解的英语输入。
江秀雪，王文，安妮鲜花等人反复提到欧美国家对儿童阅读的高度重视；汪培也在其著作中详细介绍了如何运用进口英文童书对其两个儿女进行英语启蒙的亲身经历，笔者深受启发。
二、具体做法
1.先读图
读图也能培养理解能力。初级的英文童书基本上是每页图画配上一两个简单的短语或句子，所以家长可以先让孩子翻看图画，猜测一下图书的内容。
2.逐句翻译
家长第一遍朗读时，需要逐句翻译。先读英语，再讲中文，帮助孩子明白故事内容，不至于失去兴趣。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可以完全不讲中文，直接朗读英文。当然，如汪培和安妮鲜花书中所说，如果从孩子刚出生，就开始进行英语启蒙，逐句翻译这一步骤可以省去，直接用英语来朗读故事。读者可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尝试。
3.全英朗读
家长按照以上第二步的方法去做，一般听一至两次后，孩子已经大概了解故事的内容，这时就可以完全抛弃中文，用英语来朗读故事了。当然不排除有个别图书，个别单词和句子需要家长反复解释。孩子关注的是故事情节，不会介意哪种语言是载体，而且家长也无需太在意孩子对故事里的句子和单词是否完全理解，因为随着阅读量和阅读时间的增多，孩子的理解力会不断加强，听到不明白的地方，会主动提出问题，要求家长解释。
4.不要求跟读
作者认为，英语启蒙的过程是让小孩在一种轻松，自然，有趣的氛围下接触真实的英语，而目的则是让他们了解外国文化，认识到英语是用于实际交际的，不是用来考试的。因此，家长也无需拷问孩子听懂没有，会读没有。笔者从来没有要求女儿跟读，但是她在听了两年英文故事后，有一天突然主动要求自己读，并把一个简单的英文故事磕磕巴巴地读了出来。
5.反复朗读
在启蒙初期，反复朗读尤为重要。具体方法是挑约30本书，两个月内循环不断反复朗读。等小孩熟悉这批童书后，再换另一批。半年或一年后，可以重复朗读这批图书，帮助孩子加深理解。一本书重复朗读三十遍，比连续读三十本新书的效果可能更好。当然，具体哪本书反复读多少篇，也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同时，家长也需不断添加新书，以保持孩子的阅读兴趣。笔者的孩子听了两年半英文故事，现在五岁，几乎每天都要求听新故事，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一年前读过的故事书也会被孩子当成新书，重听时依然津津有味。
6.保持一定的输入量
反观小孩学习中文的过程，他们一般都花了两三年左右的时间来倾听成人讲话，也就是接受语言的输入，才能相对自如地运用中文表达自己。这个过程，同样适用于英语启蒙。特别是在非英语环境里，想要给幼儿进行英语启蒙，每天的英语输入量就尤为重要。作者的亲身经历：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每天给她朗读五到十个故事不等，上学后，每天也坚持朗读二到四个故事不等，两年半从没中断。而且在这一过程里，英文故事的难度已经从一级升到三级，故事书的页数和字数都增加了很多。
7.流利朗读
咋看之下这一点好像和2.4自相矛盾，其实不然。安妮鲜花曾提出中国英语学习者一直比较忽视有感情流利阅读，其实，学习阅读分为两个层次：流利性和阅读理解能力。孩子要阅读，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流利性，然后才是提高阅读理解的水平，流利性是阅读理解的基础。因此，孩子听了两年半英语故事后，笔者在每天的故事书选择上做了如下安排：一本3级，一本2级，一本1级。（这里所说的级别分类特指StepintoReading系列丛书，也可以理解为难度高，中，低的图书各一本）。笔者连续三天选用同一本1级图书，然后在第三天请小孩尝试自己朗读这本1级图书，据一个月以来的实践显示，孩子基本上都能流利朗读1级的图书，有时候在第一天就能做到，当然这些1级图书都是她以前反复听过的。
三、意义
由于本文只是一个单独个体的实验，所以其意义未必具有普遍性，请读者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甄别明辨。
1.培养英语思维
安妮鲜花这样解释英语思维：“不同的语言，需要的都是对应情境。只要大脑中存储着一个情境下的表达方式，再次出现类似情境是它就会自动流出来，无需其他语言的帮助”。由于大量的英文童书描述的故事都和儿童的生活或学习息息相关，幼儿通过阅读大量的英文故事，熟悉了书中的英文句子，一旦遇到类似的情景，就能加以使用，这样学来的英语就不是哑巴英语。作者的亲身经历：2013年6月，孩子爸爸接受了膝盖半月板修复手术，术后需柱拐杖走路。一天晚上，女儿和笔者走回了所住公寓楼楼下，4岁半的女儿回头对落在后面的爸爸大叫：“Comeon，Daddy.Youcandoit！”这是她听过的一本名为GoodFormeandYou的故事里，一个小孩鼓励骑车落后的爸爸所说的话，情景何其相像。另外一个例子同样发生在2013年暑假，一天早上，笔者盛了三碗粥放在桌上，孩子看到，笑着说：thereisaverybigbowlforpapa，amediumsizedbowlformama，andatinylittlebowlforJenny.这是故事GoldilocksandthethreeBears里面的句子，她还根据具体场景把原句里的bear一词去掉。
2.开拓视野，丰富知识
在年龄还小，不太方便去旅行时，书本是通往世界的一扇窗口。孩子可以通过阅读英文童书了解西方社会，建立多元的文化和价值观。笔者女儿通过听这些英文故事，了解到美国总统林肯喜欢戴黑色礼帽，喜欢看书，总统奥巴马曾在夏威夷，印尼等地度过童年；1876年贝尔带着新发明的电话机参加了在费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1901年福特参加赛车比赛，成了全美赛车冠军，用赢得的1000美元奖金创办了福特汽车厂；生活在非洲丛林里的大猩猩和人都是灵长目动物，很相像；埃及的法老死后被做成木乃伊；还有感恩节的来历，万圣节，复活节的风俗等等内容。当然，阅读中文书籍也能收获丰富的知识，但是如果在阅读中文童书的基础上，再加上英文童书，可能会收到英语启蒙和开拓视野的双重效果。
四、本实例的特殊性
笔者是英语老师，具备语言优势。对自己的英语没有足够信心的家长可参阅安妮鲜花和汪培书中的建议，采用音频来帮助开展活动，她们在书中都列举了很多附带音频的书目和可下载音频资料的英语启蒙网站，另外，如今在网上也能轻易买到有音频的儿童英语启蒙教材。
笔者的小孩在开始听英文故事前，已经听了一年零九个月的中文故事，且大部分是外国作家的绘本，已经初步培养了听故事的习惯，理解力也得到了一点锻炼，但关于前期听中文故事，特别是外国故事是否能促进后期对原版英文故事的理解这点还需进一步调查印证。
除了英文童书之外，还有很多方法可以用来开展幼儿英语启蒙，如英文歌，英文动画片，音频，视频或网站。但由于作者对以上方式没有深入研究和深刻的体会，因此文中没有谈及。
参考资料
[1]KrashenS.D.principlesandpracticein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m].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1982.
[2]安妮鲜花.不能错过的英语启蒙―中国孩子的英语路线图[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3]江秀雪.美国小学是这样教孩子的[m]，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
[4]刘桂秋.论使用英语原版儿童文学读物以提高中国小学生英语学习效果的可行性[a]论外语教学法的机遇与挑战-第二届中国外语教学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书法启蒙教学篇10
我国古代将“文”与“化”联系起来，首见于《易•贲•彖传》：“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以“文”来教化天下。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蒙学以及作为其核心内容的蒙学教材，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对蒙学教育是十分重视的。人的成才与否，当自儿童始，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较为一致的看法。早在《周易o彖辞》中就有“蒙以养正，圣之功也”之说，即主张在人幼小的时候便给予正确的教育和培养。中国的教育起源甚早，有史可稽者能追溯到大舜时代。《五经》中的《书经》记载舜帝设有掌管教育的学官。到夏朝便出现了最早的学校。周朝有了大学、小学之分。大学是对成人的教育，小学则是对儿童的教育。也就是说从周朝开始我国就有了最早的蒙学。蒙学教育虽是早时的启蒙教育，但在传承文化和普及教育上却起了巨大的作用。蒙书，即蒙学教材，虽是早时的启蒙读物，但其丰富的内容、明快的形式在中国文化史上却有不朽的价值。在国学复兴的今天，在发展教育、优先德育的时代，我们再来重新审视蒙学，学习蒙书是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的。
二、蒙学教育的概念界定
严格意义上，蒙学教育就是指传统中国的启蒙教育。封建社会的教育是一种甚为严格的理制教育，自下而上等级森严。对于当时所谓的蒙学教育，是为培养适应并遵从封建等级制度“官本”思想的人才而发展的。其所宣传渗透的政治思想、道德伦理，也主要是为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制度起到教化人才的作用。而在日益开放和发展的当代社会，蒙学与人们普遍认为的启蒙教育是有所不同的。这里所讲的蒙学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启蒙早教，它更多地被界定为思想认识最初阶段的培养教育。宽泛意义上，蒙学在当代以“人本”思想主导意识形态的教育环境下，其更多地被指定为社会人发展过程中，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播教育，以及其积极的道德观、价值观、社会观的启蒙培养教育。任何知识和财富只有发展创新才会经久不衰，我们也要用发展创新的理念来学习和发展，为知识财富注入源源不断新鲜的血液，使其历久弥香。蒙学在不同社会背景下概念的界定，正是发展创新的体现，而蒙学教育中德育的发展，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更应认真了解并发扬光大，使其更好地应用于当代社会的发展。
三、蒙学教育中体现的德育及其发展
古代教育主要分官学、私学两种形式。传统的蒙学则完全是私办，故称私塾。私塾是蒙学的主要形式。中国的古书大都有丰富而深邃的内涵，蒙学时期只需了解字面的大概意思，其中的深意则可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在人生长河中去慢慢体会。所以蒙学时代读背过的书往往成为学生的宝藏，终生难忘，终身受益。蒙学教育的兴盛与伦理道德教育有关。蒙学教育对入学年龄、学习内容等方面都没有统一的规定，但蒙学教育中普遍渗透了德育教育。蒙学教育分为识字教学、阅读教学、写字教学和伦理道德教育等方面。封建社会非常重视封建的伦理道德教育，在这些方面也都渗透着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在封建社会初期，蒙学读物仅限于识字教材。最著名流传最久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三字经》叙述封建纲常、名物常识、经书子书、历史朝代等，最后以历史上勤奋好学的典故结尾，教给青少年从小懂得尊敬师长、刻苦学习、相互谦让等做人的道理。梁武帝时期周兴嗣编的《千字文》，内容也涉及伦理方面。作为阅读教材的韵语读物、散文故事中有不少伦理说教的内容，寓理于故事之中，符合儿童的心理特征。唐代李翰的《蒙求》每句各讲一个典故，如“匡衡凿壁，孙敬闭户，孙康映雪，车胤取螢”。明代程登吉的《幼学琼林》也有伦理方面的典故。蒙学教育中也有集中的伦理道德教育。编写了许多浅近的伦理道德读本，如《性立字训》《小儿语》《续小儿语》《名贤集》和《增广贤文》等。唐代的《太公家教》述封建道德的规范和待人处事的格言。《增广贤文》几乎通篇是人生哲理和处世之道。这些书以编者的伦理道德观教化学童，甚至具体规范行为准则，宣扬作者及当时社会的处世哲学。还有些读物通过规范日常行为来培养良好的道德，最典型的是《弟子规》。《弟子规》原名《训蒙文》，为清代李毓秀所作。具体列举出为人子弟在家、出外、待人接物、求学应有的礼仪与规范，特别讲求家庭教育与生活教育。后经清朝贾存仁修订改编，改名为《弟子规》，是启蒙养正、教育子弟敦伦尽份防邪存诚、养成忠厚家风的最佳读物。其中“财务轻，怨何生”“凡出言，信为先”“见人善，即思齐”等思想在今天仍适用。安史之乱之后，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随着统治危机日益严重，统治者对百姓的思想控制也日益加强，理学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应运而生。理学家比过去的儒家学者更懂得从小灌输封建伦理道德的重要性，非常提倡蒙学教育，亲自参与编写教材，如朱熹编写了有关历代圣贤嘉言懿行的《小学》，制定了规范儿童行为的《童蒙须知》；王守仁撰写反映自己蒙学教育主张的《训蒙大意》。从另一个角度看，封建礼教也是通过蒙学教育来进行最初的影响和灌输的，中华优秀文化通过蒙学教育延续。魏晋南北朝受战乱影响，学校经常处于衰废的状态，该时期许多家庭采取家学的形式教育子孙，当时曾出现一批家诫、家训的作品，其中最典型的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此外还有《朱子家训》，其中“自奉必须俭约”“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的节俭思想和“见富贵而生谄容最可耻，遇贫穷而作娇态者贱莫甚”的为人处世态度值得借鉴。不少蒙学教材，即蒙书，像《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还被译成多种外文，传播于世界。蒙书重视将知识教学与品行教学结合起来，并把品行教学放在首位。这也是中华文化向来重视道德教化这一特点的体现。品行的培养几乎贯穿整个蒙书。蒙书内容相对稳定又随时增修。许多蒙书历时上百年甚至上千年。这些蒙书在使用过程中又有后代不断地修订增补，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蒙书的地位。蒙书的品格也正是中国传统教育德育、智育、美育并重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