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普及的重要性篇1
法学教育从广义上讲，包括一切能够增进人们法律知识和法律实践技能，以及塑造人们法律思想意识的活动。狭义的法学教育，则是指国家通过学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学生传授系统化的法学理论，培养其法律实践技能，造就从事法律职业的专业人才的活动。通常意义上，法学教育是指狭义的法学教育。而对于其他传授法律知识、增进人们法治观念的活动，则往往称之为法制教育。法制教育与法学教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高校法制教育与高校法学教育同样如此。
从两者的联系来看，高校法制教育和高校法学教育都是在高等院校开展的，以课程教学为主要形式的教育方式。从课程教学内容来看，高校法制教育中的法律基础教学内容源于法学专业知识，是其中的最基础性部分。从教育效果来看，两者都有助于大学生法律知识的掌握和法律意识的塑造，有助于将大学生培养成为具有现代法治观念的高素质公民，促进法治化社会进程，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这是其共同之处。尽管如此，高校法制教育与高校法学教育之间仍有显著区别。由于两者都以课程教学为主，因此，通过法律基础课与法学专业课的比较，可以得出彼此在诸多方面存在不同:
第一，法律基础课与法学专业课在教学内容上对法律知识的要求有所不同。法律基础课的教学内容虽源于法学专业知识，但只是其最基础性部分，在法学专业知识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在具体的教学内容方面，法律基础教学涉及法理学、宪法及一些实体部门法和程序法的知识，但偏向于对法学基本原理、概念和宪法等基本知识的掌握，对于各实体部门法和程序法，只在很短的篇幅内作了浅显、粗略的介绍，文字表述也十分简洁、凝练。而法学专业课程体系设置则覆盖了整个法学学科的教学内容，包括法理学、法制史、宪法、民法、商法等高校法学教育的14门核心课程。各核心课程均以相关的法学专业知识结构独立设置、自成体系，对于具体的法学概念、法学原则和法学专业术语等也都有详尽的阐述和介绍。因此，在法律知识方面，法律基础课与法学专业课的要求明显不同，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有重大区别。
第二，法律基础课与法学专业课的教学对象、教学时间、教学方法有所不同。法律基础课的教学对象是大一学生，其学历层次单一，专业背景各异，既包括法学专业，也包括非法学专业，而且后者在数量上居于绝大多数。在教学时间上，法律基础课程仅在一学期内开设，新课程方案启动后，法律基础教学时间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被压缩为8—10课时，仅占一学期该课程的三分之一甚至不足，因此教学时间十分有限。而法学专业课的教育对象是法学专业的学生，且涵盖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等不同学历层次。在教学时间上，法学专业课程需要花费三至四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进行系统地讲授。在教学方法上，法学专业课基于其专业特性，具有一些独特的教学方法，如诊所式教学法对掌握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要求很高，因此对法律基础课程教学就不宜适用。
第三，法律基础课与法学专业课的上述区别根源于两者在学科属性和教学目标定位上的不同。在学科属性上，法律基础课属于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下设的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而法学专业课属于法学学科。在教学目标上，法律基础课主要是通过传授法律基础知识，使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掌握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内容，增强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提高法律素质;而法学专业课则旨在传授系统的法学专业知识，培育法律职业技能，为国家培养、造就专门的法律专业人才。
可见，法律基础课的重要特点在于思想教育性，而法学专业课的特点则在于职业技能性。对于前者而言，并不要求培养大学生具有高深的法律专业知识和熟练的法律职业技能，而是重在对大学生进行法制观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实现培养大学生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总体目标。而后者尽管也担负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但毕竟以法学专业知识教育为主，重在法学专业人才培育。
二、高校法制教育与普法运动的比较
开展普法教育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普法教育旨在在公民中普及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养成依法办事的良好习惯。因此，从广义上看，无论是高校法制教育，还是高校法学教育，都可以涵盖在普法教育的范围之内。从狭义上看，普法教育则是指国家有关机关和部门在特定的时间段开展的、具有特定内容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即通常所说的“普法运动”。
自1985年至今，我国已先后开展了五次大规模的普法运动。198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司法部《关于向全体公民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随后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由此揭开了我国“一五”普法(1986年－1990年)的序幕。199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二个五年规划》，开始了“二五”普法(1991年－1995年)。199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三个五年规划》，此为“三五”普法(1996年－2000年)。此后又开展了“四五”普法(2001年－2005年)和“五五”普法(2006年－2010年)。高校法制教育与普法运动之间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也有显著的区别。两者的关联之处体现在:
从历史渊源上看，早在1985年《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中就提出，学校是普及法律常识的重要阵地，要求在青少年中具体落实开展普法教育，普及法律常识，高校法制教育也因此被纳入到普法规划之中。正是在“一五”普法期间，国家教委决定在高校开设法制教育课程，成为面向大学生普法的重要方式。
从目标导向上看，高校法制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受普法目标导向的影响，呈现出方向一致的走向。如高校法制教育的初步奠基阶段以法律知识普及为主，就与“一五”普法以“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目标任务有关;其稳步发展阶段以观念引导为主，以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为核心，与“二五”普法强调“法制宣传教育的关键是培养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观念”，“三五”普法要求“进一步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有密切关联;而其全面调整阶段突出了大学生的法律素质培育，也与“四五”普法“努力实现由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向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的转变”，及“五五”普法要求“进一步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的目标完全一致。
从教育对象上看，高校法制教育面向的是高等院校中全体在校大学生，而历次普法运动则将青少年，特别是将大中学校的在校学生作为普法教育的重点对象。这是因为大学生是国家、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大学生知法、懂法才能更好地守法、用法、护法，成为国家建设发展的合格人才，从而推动依法治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因此，大学生是高校法制教育和普法运动的共同教育对象。高校法制教育与普法运动之间尽管联系密切，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在教育对象上，普法运动针对的是包括工人、农(牧、渔)民、学生、知识分子、干部、军人、其他劳动者和城镇居民中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是一项面向全民的教育活动。普法运动的重点对象除了大学生外，还包括中小学生等其它青少年群体，以及各级领导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司法人员等。因此，普法运动的教育对象范围比高校法制教育更为宽广。
第二，在教育内容上，高校法制教育的内容相对稳定，而普法运动则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紧密结合，在不同的阶段普法内容侧重点各有不同，具有很强的现实目的性。如“一五”普法的内容主要是“十法一条例”，(即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婚姻法、继承法、经济合同法、兵役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具有启蒙、扫盲的性质;“二五”普法以宣传宪法为核心、以专业法为重点，标志着普法活动开始转向学用结合、依法治理的轨道;“三五”普法内容表现为学习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理论，着重抓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知识的普及;“四五”普法重在依法行政、打造法治政府，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的普及、学习成为亮点;“五五”普法与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以及倡导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的理念紧密关联，其内容是通过开展“法律六进”活动以及法治文化建设等，来全面提升法制宣传教育的文化品位和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
第三，在教育途径和方式上，高校法制教育表现为在学校中以法律基础教学为主要途径和方式;而普法运动与之比较而言，途径则更为广泛，形式更为多样。普法运动没有校园围墙的限制，青少年宫、文化馆、俱乐部、影剧院、居民社区以及乡镇文化中心等均可成为普法教育的场所;法制讲座、报纸书籍、广播、电视中的法制宣传栏目、法制宣传教育网站、法制短信、法制摄影、法制动漫、法律咨询、电话热线等均是普法教育的形式。其中，特别是电视媒体由于其普遍性、形象性和生动性，已成为人们接受普法教育的主要载体，成为普法教育的主要途径;而新兴的网络媒体由于其互动性、即时性等优
势，也在普法教育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校法制教育与普法运动的上述区别是由高校法制教育的学科课程特性所决定的。“学科是教育教学的基础和依托，教育是通过学科来进行的”;
同时，学科的进程和安排又体现为具体的课程。课程的概念特指“学校教育的经验组织方式”，它是学校教育的基本载体，本质上是“学校有目的、有计划地提供给学生的、有助于学生发展的教育经验”。
法律普及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普法活动；普法方式；普法规划
中图分类号：DF-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8-0243-02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法制体系的建设和不断发展，普法工作大大提高了民众的法律意识。但是普法工作并没有达到它应该取得最理想的成效，许多地区甚至出现对普法工作在人力、物力和时间上投入不少，得到的效果却微乎其微。对于这些普法活动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应该及时发现，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最好的解决。因此，我们应该对现在的普法工作进行深思与探讨，促使我国的普法工作更加完善，使普法工作取得它应有的效果和成绩。
一、普法的内容
目前，在全国各地的法制宣传教育中，内容的选择主要是“一五”普法中的“九法一条例”。“九法一条例”即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试行）、婚姻法、继承法、经济合同法、兵役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尤其是婚姻法、继承法等部门法。在普法过程中，也经常涉及到道路交通安全法、合同法、房地产法等法律知识的咨询，可见这些法律越来越受到民众的重视。而每一次的普法规划也都要求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不同要求进行不同法律内容的宣传教育。但是，在实际的普法中许多地方的普法队伍并没有根据这些情况进行普法，而是笼统地进行基本法律常识的普及，有些则是按照上级要求或特殊时间进行法律普及，比如“3・15”的消费者维权日。对于普法的内容，未来的普法工作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着力重视针对不同人群进行
首先，不同人群采取不同的普及方式。（1）领导干部。领导干部法律知识的薄弱将影响当地整个法律普及活动的内容、方向等方面的工作，会出现贪污、腐败和滥用权力、暴力执法等情况，因而对领导干部的法制教育势在必行。在每一次普法也将领导干部作为普法重点对象的首位，但实际情况却不尽然，实际普法中频繁出现领导干部不参加学法、走过场等现象。对领导干部的法制宣传教育，各级党委、政府要给予重视，应比普通民众要求更严、质量更高。上级政府部门组织由高校法学专业教师、专家组成的专业团队对下级部门的领导干部进行专业的法律知识的讲解和传授，最后再进行结业的考核，不合格者继续参加下一期的培训班。（2）小学、中学学生等青少年。青少年同样也是每次普法的重点对象。青少年具备良好的法律知识，对于国家未来的法制建设，建成法治国家必然有重大意义，对未来国家的社会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对青少年和中小学生的法制宣传教育，政府可以联合行政、司法、教育等各部门，注重落实，时常检查情况，不能只做表面功夫。（3）党员、教师等知识分子。党员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呈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如果党员具备良好的法律知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那么对于普法工作而言，将起到巨大的推动力，大大提高普法的进程和质量，其他知识分子的影响也同样如此。党员的培训由各地党委负责，农村党员则参加村镇委的学习；教师的培训由教育部门组织进行，如教育局、进修学校等。因为这类人群本身就具备良好的文化素质，所以培训一定要具备针对性，可以在进行某方面的培训时，顺带组织法律知识的培训和学习，培训的主讲人邀请当地律师事务所、法院或检察院的专业人士担当。
其次，不同人群普及不同的法律知识。比如，根据农村居民的文化程度，农村社会环境等特征，普及比较实用的法律常识，例如婚姻法、继承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而对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个体经营户，除普及基本法律常识的普及外，还应注重商事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
2.提高普及的法律的适用性和实用性
公民不需要清楚掌握所有的法律内容，也没必要全部都需要学会，一方面他们没有时间，另一方面在生活中也用不到。这就涉及到普及法律过程的适用性和实用性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做好根据不同人群、不同职业的需求进行法律的宣传教育，从而使普及的法律更加实用，更加适用于日常生活和工作。
二、普法的方法
当代中国的普法中，政府的付出和努力与得到的成效并不成正比，许多地区往往是收效甚微。之所以会这样，很大一方面是因为普法方式存在弊端与不足，那么在接下来的普法工作中就必须注意到这些问题。
1.要从独语到对话，进行中国法制宣传教育的转型[1]。独语，是指普法由政府（官方）主导，缺乏与民众进行有效的交流和互动。目前，普法往往兼具内容强硬、刑事震慑等特点，导致无法提高民众参与普法活动的积极性。所以，政府应当摆正自己在普法中所处的位置，普法的主体和对象应为民众，而不是政府。当前，因为社会发展不平衡及我国国情所限，政府只不过是暂时承担普法工作主导地位，在条件成熟和允许的时候，应转由民众主导，及时进行角色的转换。政府要和民众进行有效地交流和互动，从之前的独语逐步转变为对话，做好中国法制宣传的转型。我们可以从四方面着手：（1）法制宣传的目的：从治世济民到依法治国；（2）法制宣传的主体：从“主体-客体”型到“主体-主体”型；（3）法制宣传的内容：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4）法制宣传的方式：从独语、生硬、简单到对话、沟通、丰富[1]。
2.注重树立法治理念。在以往的普法中，政府部门只是注重普及法律知识，却往往忽视了法治理念的树立，法律意识的培养。“六五”普法规划中有一项任务――“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而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则能够有利于普法工作更有利，更有效地进行。卓泽渊教授认为，中国普法的前瞻就应该是要树立现代法治理念[2]。他提出了必须树立人民民主、法律权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执法为民、权利保护、人权保障、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程序公正、法治状态中的社会和谐和公平正义等共13种理念。而对于民众而言，更是应该通过法制宣传教育，从而培养他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这样才能促使他们在知法、守法之后，有了用法的维权意识，而不是“学而不用”[3]。学而不用：不用，一是学了却不会用，二是学了却不知道怎么去使用。
3.执法工作的改进。首先，要加强执法的工作，提高法律运行的成效，就能够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其次，依法行政中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到这十六个字方针，就能确保执政的合法性，从而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向当事人说明执法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这样也能达到普法的效果。最后，应该建立科学合理的行政机制。这就要建立具备高素质，尤其是具备较高法律素养的执法队伍，强化行政执法的监督，促进执法公正，为普法营造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提升民众对执法的信任，增加执法的公信力，便能促进民众对法律的信仰，从而自觉地接受和学习法律知识。执法工作的改善，重要的还是提高执法工作的合法性，使普法朝着法制化前行。“普及法律运动的形式是法制化，实质则往往接近非法化”；“普法的指向，不应该朝着非法化。”[3]所以，我们应及时出台《普法法》，规范普法行动，促进普法的合法性，使普法活动更具法制化，改变普法非法化的歧向。
4.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五五”普法的有这么一条原则“坚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法治状况，所以普法工作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普法规划，利用当地本土的有利资源推动普法的开展。（1）高校资源。目前全国开设法学院系的高校多达702所高校，具有30余万本科生，22万多的专科生，这是一大笔的法学资源，各地普法部门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采用“地校合作”等形式，服务当地的普法工作。（2）大学生志愿者。第一种是高校组成大学生法律志愿者参与学校所在城市的普法、法律援助等志愿服务活动，以及寒暑假期间大学生“三下乡”实践活动。第二种是各县、乡镇，利用大学生假期返乡之际，组织大学生参加当地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对群众、学生等，进行科学、文化、法律、卫生等方面知识的宣传教育。
三、结论
虽然目前我国的普法工作还存在许多的缺陷与不足，但是我们也看见20余年的普法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效，所以我们应继续有效地使用现行的普法方式。目前采取的诸多普法方式，尤其是普法规划中提倡的方式，基本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实际操作性，符合当前社会的需求，应根据实际情况继续有效地实施，并不断地进行改进。如加强法制类节目的质量和管理，创办更好、更受民众喜欢、更贴近生活的法制类电视、网络和广播节目等。另外，如“五五”普法中提出的“法律六进”的主题活动，应该继续有效地组织开展；要利用好一些宣传月、宣传周、纪念日等特殊时期，办好与此相关的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创办好“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的活动，开展更多民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教育活动，将法制宣传教育和群众文化活动相结合。在现有的普法方式和内容的基础上，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结合现有的实际经验，更加全面地、科学地认识、改进普法工作，这样，才能促使我国的普法工作更加完善，取得更大的成效。
参考文献：
[1]王永杰.从“独语”到“对话”――论当代中国法制宣传的转型[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法律普及的重要性篇3
一、及时制定工作方案，指导普法工作具体实施
及时制订了公司“五五”普法规划及各年度实施方案，以文件形式印发全公司各部门及相关人员，用于指导“五五”普法工作的具体实施。我公司制订的“五五”普法规划及各年度实施方案均考虑了国家法制建设大环境、以及在“五五”普法期间公司经营的实际需求以及广大职工日常工作生活的需要。有了这样的普法纲领性文件指导，使得“五五”普法工作易于贯彻落实，较好的体现了公司开展普法工作的社会责任，也有利于自身的健康经营和长远发展，同时使公司员工提高了自身的法律素养，在工作和生活中更懂得学法用法。
二、建立工作领导机构，保障普法工作圆满完成
建立了“五五”普法工作组织领导机构，保障“五五”普法工作圆满完成。按集团公司党委要求，我公司成立了“五五”普法工作领导小组，以公司党委书记任组长，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五五”普法办公室，来负责“五五”普法工作的规划、组织、指导、考核和检查等日常工作。
三、明确普法工作内容，确保普法工作学习效果
(一)深入学习、宣传宪法和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以及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深入学习、宣传宪法是法制宣传教育的基础性、根本性和重点工作。我公司将宪法的学习宣传活动与党组织的活动相结合，同时学习宣传了党和国家关于民主法制建设的理论、方针和政策，进一步学习宣传国家基本法制制度，培育民主法治观念与诚实信用意识。
(二)结合公司自身经营发展需要，深入学习宣传了与工作经营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
要求全公司员工巩固学习了与公司业务相关法律法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及各项“五五”普法教材等，巩固了公司经营管理所需要的基础性法律知识。重点学习宣传了有关法律法规方面的文件:新修订或新颁布的法律法规，一般干部每年集中学习时间累计达40小时以上，主要领导干部每年参加学法面授时间达12小时以上，参学率达到了95％以上。促进了公司经营管理活动及时适应新的法律环境，防范和降低业务操作中的法律风险。
(三)深入学习宣传与广大员工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构建和谐公司，维护公司改革大局
主要是每年度有计划地利用公司网站、oa系统、电子显示屏、内部刊物、宣传窗、挂横幅、班组黑板报等各种宣传工具开展法制宣传工作，深入学习宣传了《劳动合同法》以及有关劳动和社会保障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同时组织各个班组利用班组学习时间学习法律的重要条文摘录。结合科学发展观，大力宣传“五五”普法的重要性，实现了人人皆知，人人学法的法制宣传氛围。据统计，全年公司与各基层厂队共出宣传窗。公司普法职能部门购置一批“五五”普法用书，建立公司普法书库；组织一期以剖析案例、以案释法为主要形式的普法培训讲座；在公司内网上设置普法学习视频，建立网上普法学习平台，为全体职工学习理解法律法规创造有利条件，教育员工依法行使权利，积极参与支持公司各方面改革，依法解决各种纠纷。同时加强了内部规章制度的学习培训，提高员工按章操作能力，以夯实公司内控管理水平。
四、夯实各项工作措施，普法工作有针对性进行
(一)领导带头、全员发动，有针对性、分阶段地开展普法工作
由于我公司主营**，平时生产经营任务重，平时事务繁忙，普法工作不可能整齐划一的开展。我公司针对不同岗位工作人员的实际需要，在普法时做到了有针对性的展开工作。一是对各领导干部，重点宣讲管理类工作需要的法律法规。通过党委中心组学习、座谈讨论、个人自学等形式，重点学习了《公司法》、《物权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学书记的重要讲话及《规划》等党风建设有关规定，确保年度普法学习任务的落实。二是对普通职工人员，则侧重在具体工作操作中需要的法律。我们在公司内网上链接了普法学习视频，建立网上普法学习，廉政知识点将台等平台。编印了《职工常见涉法问题宣传专刊》《治安管理处罚法与物权法专刊》使职工比较清晰地理解了生产生活中所关注的问题。在普法方式上，以编撰印发业务书籍、现场培训为主。为方便广大员工在业务中有效的运用相关法律知识，我们花大量的人力物力编撰和发放了业务风险提示、法律解答、合同文本范本及使用指引等书籍，在实际工作中非常有用，受到广大员工好评。三是明确重点，加强对多元化队伍的普法教育。对新招收的xx多位多元化用工人员进行了法制宣传，安全生产培训讲座。基层厂队根据实际情况，安排时间组织多元化用工人员分批进行普法教育，并分批分期考试。据统计受教育人数达2000余人次，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安全生产知识，提高了他们的素质与法律意识。
按照“五五”普法规划及我公司经营发展重点，普法活动大致分为三阶段进行。2006年上半年为宣传发动阶段，该阶段我公司积极动员，创造条件，做好普法工作全面开展的工作准备，本阶段工作重点对象为对外窗口人员，防范业务操作风险，我公司重点组织了公司内规章制度和业务法律法规的培训与宣传；2006年下半年至2012年初，这段时期是我公司普法规划全面实施阶段，本阶段工作重点是针对重点部位进行法律培训，特别是结合一系列新法律法规的出台，我公司组织了相关培训及考核，保证了广大职工对新出台法律的掌握，对我公司经营发展提供了保障；2012年下半年以来，是五五普法活动的后期阶段，该阶段我公司计划重点围绕业务操作性及提升我公司职工工作能力，组织相关法律宣传及培训，特别针对岗位风险控制及管理进行培训学习，切实提升公司人员办事能力。
(二)注重实效，普法形式多样化
公司充分利用公司各宣教平台，营造了学法用法良好环境。一是编印《职工常见涉法问题宣传专刊》，每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法制咨询活动，为职工日常法律要求提供服务。二是公司组织多次普法知识竞赛活动。竞赛活动以主要装卸劳务承包公司为单位组成参赛队。主要内容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安全生产法》、《劳动法》等。三是公司以“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为契机，举办一次法制图片展览，并组织全体职工参加一次普法教育书面测试。组织普法试卷答题比赛多次。
(三)重视普法教育方式方法创新
一是注重基础性法律与专业法律法规学习相结合。在普法教育中，公司坚持基础性法律与专业法律法规学习相结合。如工会组织骨干人员学习《工会法》、《企业工会工作条例（试行）》以及《宁波市总工会劳动保障法律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安环部对管理人员和相关从业人员重点学习《安全生产法》、《食品卫生法》、《传染病防治法》、《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财务部根据自身情况，学习了。管理人员中学习《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二是注重学习方式方法的创新。在学习中不断创新方法，在新任科级干部中开展廉洁承诺，将职工学法及法律考试情况与绩效考核相挂钩，在公司内网上开设廉洁知识点将台并以廉洁文化为主题，在公司进行颂清廉专场文艺演出。在学习《安全生产法》中制作了安全生产ppt学习教育材料共八套，利用ppt对装卸工人进行教育，一改过去在安全学习中“有文没字，有字没图”的单一讲课模式，共有300人次装卸工人进行了安全学习，收到了学习实效。
(四)重视法制宣传教育队伍的建设
法律普及的重要性篇4
1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是建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制定与实施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必要条件
按照职权法定原则，权力清单的制定必须于法有据，法无授权不可为。严格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现有行政职权进行全面梳理、清理、调整。对没有法定依据的行政职权，应予取消。这样，在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定过程中，具体从事设定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工作的人员，就有一个知法、懂法、用法的问题。
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定完成后，不仅需要对外公布，同时还须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和具有行政管理权的档案事业机构中的全体人员知晓，并遵照执行。这样，所有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和具有行政管理权的档案事业机构中的全体人员，也有一个知法、懂法、用法的问题。
很难想象，一群不知法、不懂法的人，会知道哪些法律授予了我们权力；会清楚授予了我们什么权力；会明白这些档案行政权力的行使条件、范围、对象、程序；能梳理出合法、合规的档案行政权力清单；会正确行使这些档案行政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是建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制定与实施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必要条件。从另一个方面看，建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和制定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过程，也是一次难得且重要的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良机。
2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制定过程对普法及法制宣传教育的影响
2.1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定的过程，是一次专业性的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制定过程，首先是对档案行政权力的梳理。这些权力主要来自以《档案法》为核心的档案专业法律法规、地方档案法规、部门档案规章和各级政府制定颁布的档案规范性文件。从这个角度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制定过程，自然就是一次档案专业的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事实上，宣传和普及《档案法》及其相关的档案专业法律法规，一直是档案界普法和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一五”普法，正值《档案法》颁布实施，国家档案局召开了全国学习、宣传、贯彻《档案法》会议，交流学习和宣传《档案法》的情况。各地纷纷将《档案法》列入普法教育的内容之一。
“二五”普法期间，《档案法》仍然是各地普法教育的主要内容。例如：“1991年4月2日，云南省委发出了批转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关于在全省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二个五年规划》的通知，在这个规划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作为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1]
“三五”普法期间，结合《档案法》修订后重新颁布实施，各地档案部门根据国家档案局的规划，制定了本地区“三五”档案法制宣传教育规划，还有将《档案法》列入本行政区域“三五”普法规划。例如，甘肃“省档案局与省委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司法厅联合发文，将《档案法》列入我省‘三五’普法宣传教育的内容”。[2]
“四五”普法期间，国家档案局在《全国档案系统“四五”法制宣传教育规划》中要求使用《档案法实施办法释解》和《档案行政执法手册》作为专业法教材。深入开展档案法制宣传教育和法制实践活动，全面推进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行政。
“五五”普法期间，国家档案局在《全国档案系统“五五”法制宣传教育规划》中要求，深入学习宣传《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等档案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广大档案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和依法行政意识。
“六五”普法期间，国家档案局在《全国档案系统“六五”法制宣传教育规划》中要求，学习宣传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学习宣传与国家档案事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学习贯彻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深入开展档案法制宣传教育主题活动。
由此，可以看出，档案普法与档案法制宣传教育的内容，由单一的《档案法》，向《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档案法》法律体系，再向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不断拓展。但《档案法》及其与国家档案事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始终是档案普法及档案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
按说，经过近30年的《档案法》宣传教育，档案工作者应当对《档案法》及其相关法律体系有相当充分的了解和认识。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就不久前的一项调查显示，虽然“多数参加调查者能正确选择出全国法制宣传日。对自己基本法律知识评价较高与一般的占比相同，总比接近90%”，但“近六成受访者错将‘国际档案日’当作‘《档案法》宣传日’，回答正确者大约只有四成。清楚《档案法》是行政法的人数最多，但占比不到四成”。[3]
因此，档案行政权力清单的制定过程，应当与“普法”规划相结合，再进行一次档案专业的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毕竟大部分档案行政权力是由《档案法》及其与国家档案事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所赋予的。
2.2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定的过程，是一次综合性、系统性的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虽然，《档案法》及其与国家档案事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赋予了档案行政权力中的绝大部分，但作为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和档案行政管理人员，同样要在宪法和行政法的框架下依法行政，受宪法和行政法以及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规制。从这个角度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定的过程，不仅是一次档案专业的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还是一次综合性、系统性的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而现有档案行政权力清单中的“共性权力”就来自档案专业法律法规之外的行政法律法规的授权。
在多年的普法与档案法制宣传教育中，我们将重点放在《档案法》及其法律体系上是必要的，但从整体的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的目标来看，显然是不完整、不全面的。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一五”普法规划）中，就将普法基本内容规定为：我国的宪法、刑法等“十法一条例”的法律常识的学习和普及。
1991年，全国“二五”普法规划的主要内容是“以宪法为核心”“以专业法为重点”的学习教育。其中专业法如：土地管理法、环境保护法、文物保护法、食品卫生法等，各部门、各系统要根据业务工作需要，有重点地学习同工作、生产相关的法律知识。
1996年，全国“三五”普法规划的主要内容是“以宣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知识”为重点内容。重点了解和掌握宪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以及与本职工作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行政执法人员要熟练掌握和运用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自身法律素质，秉公执法，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001年，全国“四五”普法规划的主要内容：宣传与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相关的法律知识，宣传与维护社会稳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社会发展迫切要求普及的各项法律法规。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用法，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努力实现领导方式和管理方式的转变。
2006年，全国“五五”普法规划的主要内容：宣传宪法，宣传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宣传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法规，宣传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相关法律法规。
2011年，全国“六五”普法规划的主要内容：深入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国家基本法律。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深入学习宣传促进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深入学习宣传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法律法规。深入学习宣传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
由此，可以看出，全国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的内容，由具体的某一法律、某些法律，向部门法、专业法，再向法律部门、法律体系不断拓展。这一点，在全国档案系统“四五”“五五”“六五”法制宣传教育规划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普法及法制宣传教育的内容越来越综合、越来越系统、越来越宏观。仅仅了解或熟悉一两部或者少数几部法律，只了解或熟悉与本行业、本专业、本领域相关的行业法和部门法，已经不能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依法行政与法制社会建设的需要。因此，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定的过程，是一次难得的综合性、系统性的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
3建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过程中开展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的思路
3.1全员参与。在建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工作中，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制定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只是涉及一两位档案行政管理机关领导者，或者是具体承担这项工作部门的事，与己无关。事实上，由于档案行政权力清单涉及档案行政管理和档案实物管理的方方面面，进而涉及各级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具有档案行政管理权限的事业单位及其全体工作人员。而从近期的一个档案工作者“普法”及档案法制教育情况调查结果来看，虽然“无论是对基本法律知识‘几乎都不了解’的人；或搞不清，或搞错《档案法》属于哪一类法的人；无论是搞不清全国法制宣传日是哪一天的人，还是记不得《档案法》宣传日日期的人；无论是表示没有接受过普法教育的人，还是‘觉得法律没用’的人；都说明法制和档案法制宣传存在死角和盲区。从这些人的占比数来看，有大有小，似乎不是一个大问题。但如果将这一比例用在全国十几万档案工作者身上，其绝对值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4]
这些人一旦在具有档案行政权力的岗位上，运用档案行政权力，就可能产生错误，给档案事业造成损失。因此，在建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过程中开展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必须坚持全员参与的原则，让所有档案工作者都参与到建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中。在建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过程中“继续进行普法教育，加大普法教育的力度与持续性，直到消除法制死角与盲区，进而提高全体档案工作者的法制意识与法制能力”。[5]
3.2系统学习。系统学习，就是在建立档案行政权力清单制度过程中开展的普法与法制宣传教育中，全面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国家基本法律，包括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方面的法律。
学习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法律法规，包括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财税、金融、投资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农村金融制度、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和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环境和生态保护、防灾减灾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推进科技进步、加快教育事业发展、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相关法律法规。
学习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法律法规，包括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救助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就业促进、劳动合同、劳动争议处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土地征收征用与补偿、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国有企业改制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抗灾救灾、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维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权益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学习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包括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相关法律法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信访、投诉、调解等相关法律法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文艺、网络电信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法律。
学习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规，包括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审计法和廉政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党纪条规。
系统学习有关法律是因为档案工作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档案行政管理也同样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而这些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法律中的有关档案方面的规定，既是档案行政权力的范围，也是档案行政权力的边界，还是档案行政管理的职责所在。同时，更是档案行政管理依法行政、合法行政、善于行政的必备法律素养。档案行政管理要真正做好依法行政，完全落实档案行政权力清单职责，按章办事，系统学习与熟知这些有关法律是必不可少的。
法律普及的重要性篇5
2006年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认真做好“四五”普法总结表彰和“五五”普法的动员部署工作，切实做到开好局，起好步；深入推进法制宣传教育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以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和农民为重点，不断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素质；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和能力，不断提高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水平。
一、认真做好“四五“普法总结表彰和“五五”普法动员部署工作
1、制定好2006年普法工作要点。各镇（场）、各单位在认真调查研究，总结“四五“普法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单位的实际，制订出操作性强、科学实用的工作计划。
2、市委市政府上半年召开会议，总结“四五“普法成绩和经验，表彰先进，全面部署“五五”普法工作。各镇（场）、各单位要贯彻会议精神，抓好落实，按照“五五”普法规划、决议，结合自身实际，制定本单位的普法规划，全面启动“五五”普法工作。
3、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的领导体制。健全普法工作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落实普法人员。各镇（场）、各单位对“五五”普法工作要在人力和财力上进一步加强，加大普法经费投入，保证普法工作主动有效开展。
4、各镇（场）、各单位要建立好普法学法对象的个人档案，落实考核登记制度。
5、加强舆论宣传，营造良好的普法氛围。要有计划的组织好宣传，一是宣传“四五”普法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二是宣传深入开展“五五”普法的必要性、重要性和面临的良好机遇，三是宣传“五五”普法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
二、广泛开展法制宣传和法律援助服务活动
1、进一步贯彻落实省委先进办关于开展“实施先进性，服务进农村“活动的通知精神，根据我市法制宣传和法律援助工作的实际及需求，制定法制宣传和法制援助服务活动实施方案。各有关单位要抓紧落实，扎实推进。
2、组织成立法制宣传和法律援助进农村服务队。人员由市法律援助处、市普法办、公职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股抽调人员和市妇联法律援助站、市总工会法律援助站、各基层司法所以及相关职能部门派员配合组成“**市法制宣传和法律援助进农村服务队”。
3、开展法律宣传和法律援助服务活动，要与法律进农村、进社区和创建“民主法治村”工作相结合，使法律真正走进农村，走进社区，走进基层。使广大干部群众真正懂得学法用法不仅要讲权利，维护合法权益，也要讲义务，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切实抓好重点对象的法制宣传教育
1、继续抓好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和农民的法制宣传教育。要进一步落实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学法用法制度，并结合“五五”普法的新要求，不断进行探索完善，根据对象的不同特点进行宣传教育。对领导干部要侧重提高依法决策意识，对公务员要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和依法管理的能力，对青少年要进行遵纪守法和法律素养的培养，对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要提高依法经营管理能力，对外来务工人员和农民要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依法维权的能力。
2、深入学习宣传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律、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相关法律法规。
3、注重探索新的法律宣传教育工作机制和方法。做到分工负责，协调配合，充分调动和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各镇（场）、各单位要根据自身实际，着重抓好重点对象宣传教育工作的创新，不断提高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各有关职能部门要根据自身的工作需要，开展各部门专业法的法律宣传教育，及时总结经验，推广典型。
4、为构建和谐社会，进一步落实《十项民心工程》，对外来员工包括三峡移民的法制宣传教育，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用工、谁负责”的原则，落实企业和各职能单位的责任。使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从2006年开始，选好一个有代表性的镇进行试点，深入到企业中开展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和外来务工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
5、为配合全市经济发展大局，抓好落后地区和法律意识较淡薄的群体的重点教育，消除普法死角。在“送法上门”方面下大气力，加大宣传的深度和广度。
四、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在法制宣传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1、注意挖掘和发挥各种媒体的作用。要加强与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的联系，主动协调各类媒体开办法制宣传专题节目。在普法宣传形式方面，要有创新。争取市政府在经费方面的支持和新闻媒体的配合，利用移动通信网络进行短信宣传。媒体要发挥主动性，认真履行法制宣传教育的社会责任。要促进法制宣传资源的共用共享，不断提高法制宣传的质量和水平，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
2、在**电台开办《法治热线》的宣传节目，作为普法宣传的重要阵地。以广播为载体，以“传播法律理念，提供法律服务，弘扬民主法治，关注世事民生“为宗旨，为听众提供最需要了解的法律信息。节目设置《举案说法》和《律师热线》两个栏目。《举案说法》栏目根据司法机关、行政执法部门提供相应案例，通过现场采访及电话连线的方式，对案件焦点进行讲解、点评。《律师热线》栏目邀请律师做客直播，节目现场通过热线电话、短信平台、电子邮件等方式解答听众提出的法律问题。
3、加强阵地建设。继续巩固板报、墙报、宣传专栏、法制学校、青少年法律教育基地等传统的宣传阵地；进一步加强各级党校等干部法制教育培训基地的建设；综合利用各类教育基地资源，扩大法制宣传教育覆盖面。要继续抓好镇级法制宣传长廊建造的收尾工作。在抓好督促镇级法制宣传长廊的刊出工作的同时，重点落实村级法制宣传栏的建造和完善工作。
五、扎实推进依法治理工作
1、广泛开展“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认真总结“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的经验，扩大创建活动的范围，让更多的村委会跨入创建活动行列。继续做好全市“民主法治村”的创建和检查指导工作，已开展创建工作的村要进一步巩固创建成果，为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到普法宣传教育先行。
法律普及的重要性篇6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根据决议，从2011年到2015年在全体公民中组织实施法制宣传教育第六个五年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闭幕会上强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契机，在全社会掀起新一轮法制宣传教育的高潮。
全民普法是一项中国特色的法律普及活动。从1986年开始，我们连续实施了5个五年普法规划，广泛普及宪法和法律知识，深入推进各项事业依法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真正做到全社会都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依然任重道远。从这个角度讲，全民普法没有终点，要坚持打持久战，持之以恒、长抓不懈。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心正在由立法转向执法、司法和普法，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将成为新时期法治建设的重大任务。法制宣传是指在全体公民中开展以普及法律知识为内容的宣传教育活动，目的在于提高公民法律意识，树立法律信仰，尊重法律权威，提升全民法律素质，通常简称为“普法”。法制宣传是依法治国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也是社会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从社会建设的角度讲，法制宣传是一项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旨在提高公民法律素质的公益性社会事业，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全民普法，要不仅仅满足于普及法律知识，更要注重弘扬法治精神和培育法治文化，努力形成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中央政治局3月28日进行了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成为学习的重要主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我国法治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比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为艰巨的是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培育。新时期的法制宣传教育要更加致力于培养公民崇尚法治、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观，把尊崇和信仰法治的精神融入全体公民的血脉之中，融入党和政府的政策文件，融入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也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尊重权利和遵守法律为荣，以滥用权力和违反法律为耻。对于行使公权力的国家机关而言，弘扬法治精神，就是要以人为本，以法为尊，尊重和保障人权，对约束公权力的法律要有一种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应有的敬畏之心。唯有如此，法治精神才能内化为政府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政府才能真正赢得民心和树立威信。当然，法治精神的培育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需要全民总动员的漫长的实践过程。
全民普法，要着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根本目的是增强全社会法律意识，首先和关键是提高公职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唯有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严格依法办事，才能带动和引导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要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学法制度，探索领导干部任职前的法律知识培训考试制度，切实提高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在学法工作中的示范带头作用。各级领导干部要从依法执政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提高自身依法办事意识和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带头学习和掌握宪法、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不断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养，提高依法办事的意识、能力和水平。积极探索对领导干部任职前实行法律知识考试的制度，把是否认真学法、真正懂法、准确用法、自觉守法作为选拔干部、考核政绩的重要标准。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往往是最好的普法课堂，要鼓励和要求行政“一把手”出庭应诉，充分发挥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对依法行政的倒逼效应。
法律普及的重要性篇7
内容提要:通过法律本身的“秘密”及其行业性质,包括各类普通人“旁观式”法律态度的细致描绘,卡夫卡“法制文学”提示了另类“法律历史主义”的概念,即社会基本有序时,完善法律运作最好通过职业内部化的协调,而非社会外部化的干预,其中“经济学”的价格调整为重要概念,应尽量避免“政治学”的怀疑质问。此意味着重视“缓慢”、“时间”。通过文学的基本分析和法学的深入探讨,借助卡夫卡“法制文学”的叙事平台,应重新理解普通人旁观式法律态度,因为其对法律活动的有效展开,包括法治建设的健康推进,或许存有助益,亦为理解上述历史主义的关键。
一、问题和材料
在现代社会的一般生活行动中,如签订协议、买卖物品、与人结婚、出行旅游、朋友聚会、读书教书,我们是否会首先查阅法律规定?答案有二:第一,若涉及重要的财产问题,如金额较大,或涉及其他重要问题,如人身安全、特殊名誉,我们希望知道法律如何规定并希望法律提供指引;第二,如果与上述“重要”等无关,则无人关心法律如何规定,亦不会期待法律提供指引。当然,某些特殊场合,即使涉及上述“重要”,也许人们依然不关心法律如何规定,如特定社区的熟人、亲朋好友之间,人们依赖信任,预设了彼此行动较为安全、风险极低,且这些情况下因为历史记忆(信任结果不断被证实为可靠)或“羽毛须爱惜”的心理(缘于人际关系紧密而担忧信誉丧失),人们似乎更无理由关心。
如此,通常看,一般人的生活行动和法律的关系较少,若极端看,则一般人与法律几乎没有关系。也因此,不甚关心法律的外行人注定极为普遍。[1]
但通常不关心法律,普遍身为外行人,并不意味着对法律没有“态度”。经日常听说、官方宣传(如普法教育)、阅读文本(如小说杂志)和媒体影响(如新闻影视),一般人或外行人又总会对法律有所“印象”。特别当法律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主动干预社会时,与法律有关的信息则会通过另外一些渠道,如行政执法式的警察告知、审计提醒、税务稽查,“嵌入”一般人或外行人的思想。[2]于是,普通人的法律态度便自然形成。而一旦必须面对真实的法律,如涉讼或遭遇官方处罚,一个普通人则必会有所反应,其原有的法律态度也会发挥作用,和正式或法律人的法律态度相互交织、对抗,既有可能被后者征服,如信奉法律,也有可能强化自身,如质疑法律,或与后者互不认可。[3]而看到他人涉讼、遭遇官方处罚,一般普通人亦会有所反应,其原有的法律态度同样会发挥作用,或表达支持法律,或表达同情他人,或表现另外的复杂情形。也由此,一个问题浮现:如何看待普通人的法律态度?
对此问题,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认识。
较为普遍的认识为:普通人毕竟外行,法律属于专业并且是保障社会有序的机制,故普通人的法律态度需遵从法律人。诸如法律权威、职业知识、特殊理性、权利守护等话语的盛行,包括普法运动,既为这种认识提供了支撑,也为其作出了脚注。细观察,即便一般看,这种认识也不独被大多数法律人所持有,某些普通人亦分享,如普通人有时说“要守法”、“法官作主”、“听法律专家的”……即为印证。[4]
另有一种认识为:普通人未必需遵从。以晚近“批判法学观点”的发展看,有人便主张应瓦解普通人与法律人之间的法律态度的等级对立;普通人不仅应独立,更应夺回法律态度的“领导权”,而且法律人需尊重普通人的法律态度,因为其具有真正的正当性。[5]后者认识甚至提出,许多普通人所常说的“要守法”、“法官作主”、“听法律专家的”,本身即为意识形态规训的结果,实为法律话语的诡计,亦应该受到揭露以使普通人重新获得解放。[6]而有时某些普通人,也赞同第二种认识,如在现实中激烈批评法律的活动过程,使用“曲解法律”、“判决荒谬”、“并非公正”等表述,以示法律人的法律态度绝无正确。[7]
就“如何看待普通人的法律态度”而言,上述两种认识,首先涉及一个实践的视角差异:“利益卷入法律过程中的人的视角”和“没有卷入的”。显然,如果未卷入,则一个人较多可能不太认可“外行”的独立、反抗,即较易相信法律人的法律态度(如果要求做出表态);[8]反之,如卷入而且法律人并不支持卷入者的利益,则一个人总是可能支持“外行”的独立、反抗(这有时便说明了“曲解法律”、“判决荒谬”、“并非公正”等表述使用的重要现实根由)。利益卷入存直接与间接之别。直接卷入容易理解,无需赘述。间接卷入在此常指潜在的可能,典型例子如看到某些审判,联想若自己涉讼将会怎样,将自己设想成潜在的可能涉案者,即潜在的利益卷入者,并感觉法律人可能不予支持(如果利益卷入并获得法律人支持,自然会信赖法律人的法律态度)。此外,利益是否卷入另有涵义,即法律人的行业本身也有利益问题,如行业存在的经济前提或行业收入。由此,利益是否卷入的视角差异,亦能从另一方面解释法律人的一般感受:普通人的法律态度需遵从法律人。因为,法律人受到遵从,实质上意味着法律的行业利益得以维护,及法律人在权力关系中的优势得以持续。当然,利益是否卷入不是问题的全部。无关利益,也可以各自主张不同的认识,如有些普通人未必卷入利益纷争,仅是旁观,仍然支持“外行”的独立、反抗认识,或自称“正义感使然”;而有些法律人如法学家,亦无直接的法律利益,但反对“内行”认识,持上述“批判法学观点”。就此看,两种认识也可以在一般知识思考或“应然”思考(“社会责任”话语为特征)意义上提出。
但两种“如何看待普通人的法律态度”认识,无论基于利益驱动而主张,还是基于知识思考或“应然”思考而主张,均集中于“应如何”的概念,体现了浓重的价值取向,将法律活动中的实践对立欲望凸现出来,即要么诉求“法律人尊重普通人”,要么诉求“普通人服从法律人”。由此,两者均表达了不能妥协的激进主义立场:未遇尊重时,反抗;未遇服从时,强制。
不能否认,从法律历史看,激进主义的立场表达时而存在,法律或遭遇反抗或表现强制;利益及知识或“应然”设想的斗争,同样无法避免。然而法律历史,在另一侧面,这一侧面同样甚至更重要,也表现了自我舒缓,并非决绝;换言之,普通人的法律态度和法律人的法律态度被主动悬置,互不压抑,自行其是,或偶以默认、默许表现一种“体谅式理解”。概言之,法律制度有时在某些层面以无言的方式平缓运行,其中,没有利益及知识或“应然”设想的斗争。从社会更多呈现为平静、秩序而非纷争、混乱看,后者情形更普遍。因为,许多情况下,无论普通人还是法律人并未发觉关注对方“如何思考法律”颇重要,其典型情形即为普通人的“法律理解”常我行我素,法律人不置可否,似熟视无睹(当然,其违反法律另当别论),反之,普通人对法律人的“法律理解”亦然。
这意味着,普通人中,一种类似旁观者的“角色”更广泛,其话语特征表现为“法律是如此,但更重要的是生活”,或时而表现为更重视埃利希提到的“活法”,即社会一般行规,如工厂、学校、医院、市场的,[9]总括之,对法律表现为“不置可否”。这种角色,与遵从或质疑法律的角色形成鲜明对比,又似乎对法律秩序平缓运行的意义很重要。故无论以实践论,还是以思想论,前述两种针对普通人法律态度的对立认识必有盲点。依此来说,怎样看待普通人的法律态度,尤其是旁观者这类角色,需另外审视。
本文从卡夫卡的“法制文学”进入,展开讨论。
作为界定,“法制文学”在此指直接、明显涉及法律活动或基本围绕其展开的文学作品。与本文相关,其主要为卡夫卡的《审判》(又译《诉讼》)、《关于法律的问题》和《辩护人》。《审判》以故事叙述为主,其情节大致如下:
约瑟夫·K遭遇有罪,后不断试图证明清白。诉讼过程中,K始终不理解法律程序,感到茫然,亦时有无所用心听凭其便,而法律活动者则依以往进行审判。其他人物,除K的叔叔外,大体表达了“K很可能有罪”或“不置可否”的看法,而“不置可否”更普遍。最后,K被司法人员带走处死,K既无奈也无反抗。
《关于法律的问题》和《辩护人》颇像议论文,但仍然被普遍认为是“小说”。[10]其中主要表达:(一)法律是种少数“贵族”的活动,多数人并不关心;(二)对普通人而言,法律总是不易理解,可称为“秘密”;(三)普通人不懂法律,有时是种痛苦,但仅仅有时;(四)普通人抗拒“秘密”的“贵族”法律常无意义;(五)社会基本有序时应假设法律活动大体上公正。[11]
所以从卡夫卡的“法制文学”进人,展开讨论,是因为细阅读,《审判》、《关于法律的问题》和《辩护人》三者逻辑一以贯之,既无赞扬法律的意思,也无贬低法律的企图,[12]总体上仅希望将现实中的一种社会悖论予以提示:法律人必须迎接普通人的质问,但经由社会分工演化而成的法律行规历史,又必须压抑质问,因为,法律总要运作,质问者亦无法离开法律的惠助;[13]或者,即使面对、遭遇法律干预,以旁观心态为表现,未必质问或质疑,这种普通人法律态度对社会秩序的意义更重要。[14]显然,卡夫卡的“法制文学”切开了“如何看待普通人‘旁观式’法律态度”的一个思路,提示未必要么诉求“法律人尊重普通人”,要么诉求“普通人服从法律人”。从其进入,分析也许推陈出新,于实践更有益。
从这一“文学”进入另有技术上的理由。第一,卡夫卡为法律科班出身,获法律博士学位并曾深入研究法律,此为其文学写作提供了法律涵义的素养支持;[15]第二,卡夫卡的职业一直与法律有关,从未间断,[16]其另外“常阅读布拉格报纸中法律汇编以了解法律趋势”,[17]此赋予其文学写作以丰富的法律实践背景;第三,卡夫卡的叙述风格极具“法律活动”印记,即设问、寻答、辨析、证明,并且反复推进、循序深入,最后决断,[18]其中“很大部分都是对话,而这些对话大部分又都是辩论……它们像是侦探小说中的行动”,[19]同时,其作品中的具体法律制度内容,如波斯纳所言,“忠实再现了奥匈帝国刑事程序的很多细节”,[20]所有这些,为法学研究提供了文本模型便利;第四,其文学作品细腻、写实,虽然整体上故事最终结局有时易引发某些争议,[21]但具体情节合乎常理且没有斧凿痕迹,与广泛的人们社会生活经验非常吻合,[22]这和法律运作的现实社会背景相互映照,可资参鉴;第五,对应本文主题而言,其特点之一,在于着力描绘了关于法律活动的两类人,即少数内行和多数外行,并且细致描绘后者如何感受前者。上述五个理由,表明从中获取法学思考资源是乐观的,同时意味着从中获取法学实践素材可具有社会调查、观察的类似甚或更深入的依据价值。其核心一点是:因为法律化的丰富写实、合理经验,使从中挖掘新的法学理论得以可能,如果我们的确认为法学新理论的衍生点之一是实践细节本身。
卡夫卡的“法制文学”,相对其他大多数作家以法律活动为题材的文学,又一优点在于具体性描绘和一般性陈述相得益彰。这里意思是,《审判》虽然为具体描绘、故事叙述,但时有表达“理论观念”,带概括点睛之意,如“打官司总是两败俱伤”,[23]“对任何事情的正确理解和误解并不是完全彼此排斥的”[24]……而《关于法律的问题》和《辩护人》,则更明显地概括理论思考,使文学意向尤为清晰。如此,有利于避免,在纯粹小说具体描绘中思考易出现的“主旨揣测”问题(文学作品的理解常见仁见智)。也由此,从中深入讨论一般的法学问题更稳健,可大致避免自说自话。
同样重要的是,卡夫卡的“法制文学”为卡夫卡文学创作的核心内容之一,凡阅读或研究其文学总会提到体现其“法制文学”主旨的《审判》,[25]而其文学创作的成就为世界公认且具有深远的影响力。[26]这意味着,卡夫卡构筑的法律世界,广为人知并具备持久的阅读价值,进而可说,将其作为样本并从中研究法学问题,不失潜在的代表性和普遍性。事实上,如有学者提到的,“在涉及亲属法、全球化、国际主义、批判法律研究、法理学、移民、劳资关系的学术论文中,卡夫卡与法律有关的作品一直被引用”。[27]
运用卡夫卡“法制文学”集中讨论普通人的法律态度,已有法律学者作出努力。但努力主要涉及如下观点:第一,法律人应关注普通人对法律的迷惘;第二,法律人与普通人的交流是重要的。[28]其努力更侧重法律人的社会公共伦理意向,即提示公权力的社会关怀颇为必要,未涉及本文主题:怎样看待普通人“旁观式”法律态度,及这种“旁观”对法律活动有何意义?故本文思考是不同方向的推进。
关于卡夫卡的文学,特别是上述作品,文学界已多有探讨。探讨主要涉及了叙事风格、流派归属、创作意向、写作立场和背后的各种主义,观点十分丰富,亦强调了其对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的深刻揭发,同时,提到了普通人面对法律制度的无奈。[29]但因为主要是文学性的思考,故这些探讨没有、也不太可能展开法学的深入辨析,以对普通人的“旁观式”法律态度展开反思,进一步,这些探讨对本文主题研究的意义是有限的。然而,几乎相当一部分的文学评论承认,以《审判》为标志的卡夫卡“法制文学”作品,在细节层面上写实丰富、经验合理,[30]这又为本文的“‘文学’进入的技术理由”做出了佐证,从而使本文的法学推进更加可行。
结合文学作品讨论法学问题一直受到批评,此为旧话。法律与文学的学者已多有回应,并且理由充分,[31]本文不欲费笔墨。只需再次强调,重要的是能否言之成理,富有启发,利于实践。不应先验预设一种讨论无法推出有意义、价值的思考。
再补充一点。因为是“法律与文学”的讨论,故文学辨析不可偏废。本文将既简要梳理文学问题又深入探究法学问题,并在简要文学理解和深入法学理解之间建立逻辑通道。所以如此,缘于目标是法学,重点亦为法学,而且借助文学中共识性知识提示文学理解以推进法学理解,亦为稳妥之举。本文使文学为法学服务,并使文学成为法学的思想激发之一。
二、作为“长久秘密”的法律
在卡夫卡“法制文学”中,最吸引人、最被人们提到也最被重视的是一则寓言—“法的门前”。[32]其曾独立成篇,后融进《审判》第九章,颇为具有象征意义。寓言提到:
一乡下人来到法院门前,要求进去,但法院门警称不能立即进去,以后则可以。乡下人设想,每个人均应可以进入法院,因为这是法院,但事与愿违。乡下人在法院门边坐等多年并时而试图进入,不成功。待生命行将终结,乡下人问门警,人人拼命要进法院,为何许久以来只有我一人要求进去?门警回答,除你一人别人不得进入,因为法院大门只为你打开,但现在对你也需要关闭。[33]
《审判》中,这则寓言是人物之一神甫对K所述。当时,K被检察方,法院已开始审理,其深感迷惘并想了解有关自己的审判究竟缘何、会怎样,但始终不能获得明确答案;最后临死,仍不知道从未进人的“最高法院又究竟在哪里”。[34]对照而言,此寓言中的乡下人和K,相互影射,命运亦类似。法律对于他们—普通人,有如远处灯塔可见不可及。更重要的,法律总承诺为外行人提供法律的解决方案,但如何解决则不得而知,似乎也无需外行人明白。此即为寓言中的“不能进入法院”。当然,作为普通人,无论乡下人还是K,均有了解法律活动的欲望,或因为法律纠纷或因为涉讼,但寓言及《审判》故事亦暗示其为数不多。
卡夫卡“法制文学”的主要叙述目标之一,在于展示卡夫卡自命名的“秘密”:关于法律、法院活动的“秘密”。《审判》会交待许多表象,如外行人不易理解的法院调查、询问的程序,另有外行人困惑的法院人员如何帮助当事人而又表现冷漠,如何敬业而又低效(甚至看似荒唐,如法院人员存有色情书籍[35]),[36]再如,颇有象征和隐喻的,K第一次接受审讯,需穿过许多复杂迷宫式的街道和楼梯,才进入又似迷宫的审判现场,遇到迷宫式的审问[37]……但为何如此,不作解释。《辩护人》则对这些表象作出延伸补充:审判注定涉及广泛,其调查过程“像看不见的小老鼠,能穿过最小的间隙,穿过辩护人的大腿缝”;[38]故外行人需找寻“许许多多的辩护人,需要最好的辩护人。一个紧连一个,筑成活生生的一道墙”。[39]而找寻辩护人,有如“不停止上楼,阶梯永远不会完结,在你向上走的脚步下,梯子不断衍生”。[40]至于为何如此,亦不作解释。而《关于法律的问题》则直言概括:法律及法院活动,包括由其引发的外行人不得不持续找寻辩护人,是“一小群统治着我们的贵族的秘密”。[41]
“秘密”意味着,普通人和法律人之间,既存在相互诉求也存在相互疏远,而且这种关系无法改变也无需改变;普通人可能是“痛苦”的,但法律人未必“悠闲自得”,对“痛苦”坦然待之,仅是只得如此。其中也许包含了“自然”。
卡夫卡运用吸引人的叙述手段,层层剥离,通过非常符合日常经验的具体故事(主要是《审判》),和极易引人回想生活场景的微妙解说,令人信服地表达、推演“秘密”。显然,读者容易并不得不陷入“秘密”,在陷入之时体会并思考,而且受到想象激励,进一步打开“普通人法律态度和法律人法律态度之间的意义空间”。[42]读者会紧张甚至会窒息,对法律不解甚至抱怨,责其“养尊处优”,[43]但似乎又能不断发现新的“希望”:法律以平静自如的方式维护社会。[44]由此,读者会不断添加“为什么”、“事物发展何以如此”,来追问读者自己生存世界的同样“秘密”。[45]
两个问题在此是重要的。第一,“发现事实真相”;第二,“得知法律原意”。两者为法律运作的根本,亦涉及卡夫卡常描绘的法律活动的核心。一般情况下,普通人会“谦逊”称:“我不知真相”、“要听警察、法官(即专家)的”;“我不懂法律(法律的意思、原意)”、“要听律师、法官(即专家)的”。而一旦身陷法律活动,如处于《审判》主人公K的状态,或因为可能潜在牵涉自身(目前或未来),如发觉也许因类似缘由像K一样遭遇,普通人总会像K一样,“想要知道”(尽管并不必然)真相是什么、法律是什么。这意味着,普通人内心深处有时并不承认“只能隔行隔山”,相反,则是认定关于法律的“秘密”需要揭开。
但关于“事实真相”,除亲身经历者,其他人包括法律人只能凭借证据以论说。在很长历史时期,法律活动显然以证据为主要平台。证据认定,如现在法律业内通常所理解,并不在于如何对应“事实”,而在于如何相互印证以确信,经此建构法律断定的理由,[46]或用卡夫卡的话语言之,“判决根据调查而定”。[47]法律人的证据认定,也许需要普通人的认可,但事实上后者认可从未成为前者的必要条件。没有成为,也无需成为必要条件,缘于制度上法律人具有搜集证据的优势,凭借权力可获得更多的案情信息,其活动,甚至可不断四处渗透(像《辩护人》中所说的小老鼠,只要自认为必要、需要),而这些背后,还存在制度需求—应赋予法律人如此条件以确保社会的一般秩序。[48]此外,证据如何认定,在社会语境中,不仅不是“事实真理认知”问题,而且还是“惯习怎样形成”问题,其模式可说缘自默认、模仿、历练,需要传承以成定式,即法律人在历史实践中形成行业传统,具体言之则为“规矩”。[49]普通人所以普通,在证据方面,则因为缺乏法律惯习。故普通人的“事实真相”理解与法律人的“事实真相”认定,其对立难以化解。法律人坚持自己的意见有其根据。
再看“法律原意”。与“真相”问题类似,“原意”也是制度需求使然。法律人特别是司法者提出“法律原意”,宣布“法律如何”,并不因为如孟德斯鸠天真所想其原为“喉舌”,[50]切实转述了立法意思(除非可对照立法者的具体解释[51]),而在于其被设定为“应予相信”。或如卡夫卡所说,对法律理解常会各异,“甚至阐释条文也已经成为法律了”,[52]但社会趋向“听从”法律人,尤其有最终决定权的。而从法律运作的便利看,“应予相信”的设定有其实用依据,即需要凭借权威终结关于法律含义的纠纷(法律人常是社会分工意义的权威),不能让分歧、争议无休止。此外,普通人是分散的,本身也可能形成多种意见,而在其中更难产生权威,此从侧面依然印证“应予相信”设定的制度便利。法律人的“法律原意”意见,也存在“惯习”问题,与默认、模仿、历练相关,经传承以稳固并成一定的方式,典型例子如英语国家的遵循先例(在解释制定法方面)的演进,及欧陆国家的法律解释方法的接续。故普通人还会因此“劣势”,而法律人亦有“固执己见”的理由。[53]
此外,无论“事实真相”还是“法律原意”,虽然在普通人和法律人之间会有差异,但从较长甚至更长的历史视野看,可能彼此互换,即一定时期的普通人理解,也许变成后来法律人的理解(法律人主动接受),反之亦然。故法律人坚守自己的意见,仍从制度需求和制度便利说,还缘于实际的社会话语相互流动的历史化依据。也因此,法律人更常会自然认为,也有理由相信,自己意见虽不符合某些普通人的理解,但一定符合另些普通人的理解,即“总是符合一定的普通人的理解”。[54]
而更关键的,在于法律人的“事实真相”、“法律原意”的认定,需要中立,还需令人必须忍耐的时间,即不偏不倚及“耗费光阴”查清证据、仔细推敲法律文本,以求可靠;而“中立”、“时间”又是滋养法律人前述“惯习”的重要因素,即在稳重、缓慢中不得不“因循守旧”,由此表现卡夫卡强调的一个经验:“一般司法官确实具有难以相信的谨慎态度”。[55]故作为法律活动的“中立”、“时间”的替代概念,卡夫卡“法制文学”描述中的法律人“冷漠”、“低效”,是不能遗漏的关键词。
如此辨析,并非不同情诸如K等普通人的“事实真相”遭遇,排斥其法律意见,其意见可能“真实”,也许“正确”甚至“直接”、“高效”(迅即证明自我),并且有理由自我坚持;另如此辨析,也并非不同情诸如K等普通人向法律人投去的“不解”,甚至“抱怨”,这些同样可能“真实”,也许“正确”且亦有理由自我坚持。但法律人终究需要被侧重,即使被赋予了“秘密”,即使“秘密”无法揭开。而“事实真相”、“法律原意”等问题,及其“中立”、“时间”,均为“秘密”之关键,又为“秘密”之本身。寓言中的乡下人特别是类似《审判》中K的普通人,还有《辩护人》中不断寻找辩护人的当事人,自持理由时,不得不且应当面对这一“秘密”。
卡夫卡的问题因此变成:“秘密”是否无需也无法揭开?诸如《审判》中,外行人不易理解的法律人调查、询问的程序,使某些外行人困惑的法律人如何帮助当事人而又表现冷漠,如何敬业而又低效,特别如《辩护人》中的法律活动“像看不见的小老鼠,能穿过最小的间隙,穿过辩护人的大腿缝”,另有辩护人由此“梯子不断衍生”,在前面辨析的逻辑中,因此变成:它们是否实际恰为法律活动“秘密”的另一面?
显然,法律活动的“秘密”,在卡夫卡“法制文学”的叙述逻辑中,是理解旁观式普通人法律态度的一个重要前提。
三、作为行业的法律活动
发现事实真相及解释法律原意,不涉及“客观绝对正确”。但主体实践者,不论普通人还是法律人,总会“认为自己正确”。正因为认为自己正确,而“认为自己正确”也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如普通人促使法律人反省自己的意见,如法律人敦促普通人遵循普通人其实总乐意接受的秩序,故法律态度的对立有时持续。这在法律人一方尤为明显。不难觉察,与其“行业观念”密切相关,法律人特别如此,如认为本身体现专业、所作所为属职业行动;普通人则时常也默认“行业”的社会分类(社会分工所致),如默认“法律专业”,即使普通人在法律态度的对立中并不轻易放弃。于是,需要注意“行业”概念。
形成“行业”,意味着具有特定群体之规,涉及行动、语言、态度、伦理等。而在卡夫卡“法制文学”中,基于具体描述的叙述策略,可看到与之相关的系列化行动、语言,及同样系列化但备受争议的态度、伦理等。
《审判》中,针对嫌犯K,法院看守依时依地点约束、指示K的行动,既不粗暴也无体谅,如同“机械”的活动者。[56]法院听差和办事员,及一名检察官,冷静应对K对法院活动的各种指摘,“不卑不亢”地照章办事,适时明确表示:“一般来说,我们审理案件是没有偏见的”,[57]“只要你不妨碍我……你想怎样留意你的案件的进展,都请便”。[58]这些是行动例子。而在和K的对话中,一名督察员自然地说出“这是我的职责”,尽管K不解“是何职责”。[59]当初次审判时,K因不明何缘被讯而极为抱怨,甚至痛斥法庭,但一名检察官平静地说:“……今天你亲自错过了一切的机会,侦讯总是给被告以各种机会的”。[60]这些是语言的例子。上述例子甚至使K明白:任何人都同意控诉并非随便之举;控方一旦,总会坚信被告有罪。[61]
而作为备受争议的态度、伦理等例子,可注意,尽管有法院职员(一名女职员)为K提供必要帮助,指点迷津,甚至“搀扶”(使K觉得倒是自己日后应做善事),[62]同时,另有法院内的检察官在撰写K材料时,通宵达旦,颇为认真,堪称敬业[63]……但法院中相当一些职员时常表现“冷漠”,或具体说“无视”K的冤诉。[64]对于法律人的态度、伦理等,《审判》通过一名法院职员口吻概括:“……我们中间,谁都不是狠心的人,我们倒是乐于帮助每个人的,可是作为法院的官员,很容易叫人看来是狠心的,不想帮助别人”。[65]这在表明,作为行规的态度、伦理,与普通人的理解总有差距。
卡夫卡指出,作为行规,法院存在等级,除了法律明确规定,下级总是不明上级的办案细节过程,各自权限清晰,仿佛下级只能猜想上级来摸索自己的工作目标;[66]司法机构似乎始终处于微妙平衡状态,如有人试图改变,则其风险是失去立足点,“跌得粉身碎骨”。[67]这个机构只需要内部微调,但又可以恢复原状,甚至“更顽固,更残酷,更无情”。[68]卡夫卡的意识是,虽然每个与法律发生关系的普通人都愿法院符合自己的想象与期待,但他们和法律人之间“误解”的逻辑,绝对不可动摇;[69]“几乎每个被告,包括极普通的人,都在最初就抱有改进司法的满腔热情,结果往往都是浪费时间与精力”,[70]如此看,“唯一聪明的办法就是适应现行环境”。[71]
运用近乎白描的现象还原,及人物矛盾的复杂塑造,当然还有令人警醒的判断提示,卡夫卡将法律一种常被忽略的过程—行规运行,文学化地再现。所谓“文学化”,如文学鉴赏理论常认为的,即在于引人不断期待深入阅读,进而驻足疑惑,使读者感受一种“真实”及其“复杂”时,触发其心灵焦灼,觉察一种重要。[72]
其实,通过行规看“行业”,“少数”(相对整体社会人数)的概念自然凸现,而“少数”有时又为“贵族”。此为关键。
首先,形成行业,行业中人必须构筑“栏栅”。所谓“栏栅”,是将不具备同样或同等行动、语言、态度、伦理(当然是职业伦理)的人排斥在外。因为,缺乏内部的共同性(至少相似性)会使职业运作效率低下,甚至无法形成职业。而排斥,本身亦为职业生存之机制,否则当人人均能从事被称为的“一项职业活动”时,职业本身便不存在了,职业中人则亦失去收取“经济支撑”的正当性(自然首先是可能性)。此外,“栏栅”意味着“准入”,准入需要成本。外人并非不能成为职业人,但必须付出成本。故职业群体注定需要“栏栅”,而一个行业注定无法成为“全民事业”。
其次,形成行业,需要行业参加者的不断继承以形成传统。而继承或说追随,既依赖后来参加者的努力和坚持,又依赖内部原有者的认可。“认可”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同样是经济学的,其需要限定群体范围,不能无限扩展,否则行业利益随即消失。由此可见,一个行业仍无法成为“全民事业”。
作为行业的法律,当然无法摆脱这些特征。尽管法律要求公开性、明确性,并且法院的判决书等也需外人明白理解,此即表达人人均可理解法律是怎样的,但其依然不意味着“法律行业”的“秘密”可以揭开。法律群体的行业,与法律对外的表达,是不同的概念,如同文学群体的行业对外人而言不易理解,但文学作品总是为人易读(通常来说)。此外,进入近现代,法律秉持“现代性”发展,尤其伴随国家现代性的欲望,如民族国家的统一强盛、对外更易获得生存赢得竞争(卡夫卡所在时代—20世纪初期—即表现民族国家有此渴望),“普法”推广亟需深入,而即使如此,亦不意味着“法律行业”的“秘密”可转化为“公共知识”,及“公共力量”,或演化为“全民法治事业”的思想内容。法律可协助国家的政治,但其以“技术含量”为协助的资本,并以“技术含量”得以功能挥发;普通人对法律,因其“技术”,更多情况下只能以听从而非“掌握”的方式,融入法律/国家的现代性进程。[73]故卡夫卡的“法制文学”提醒注意一个观念:法律的象征本为“贵族”。卡夫卡说,“我们的法律并非人人清楚”,其属“贵族”,但此“自然有其明智之处”。[74]
在此,包含“秘密”的法律行业性质,在卡夫卡“法制文学”的逻辑中,是理解普通人“旁观式”法律态度的又一重要前提。
四、对法律“沉默”的普通人
知悉法律的“秘密”,其行业性质,则可逐渐理解为何普通人对法律更易产生类似“不置可否”的态度,即仿佛身为旁观者。“秘密”加之行业特点,势必增加普通人的理解成本或成为其理解的障碍。对多数人而言,如未卷入法律纠纷或活动,亦没有潜在的卷入可能,或未试图成为法律人群体的一分子,通常不甚可能对法律付出理解成本。毕竟,成本付出意味着期待收益,而多数人总是更期待在法律之外的其他方面有所收益。如此,未付出亦未有期待,多数的普通人对法律“沉默”为情理之中。
但此为问题的一方面。所以“沉默”,另有其他缘故,其同样重要。
再看卡夫卡的“法制文学”。其中,K作为角色有两个层面:首先作为普通人其质疑法律,认为自己冤屈,此自然为主要;其次作为普通人其对法律不置可否,“任凭法律行事”。细言之,身处审判过程中的K不断想知道,为何从自己角度看没有任何理由却被,为何存冤却无人理解,特别是法律人,同时,为何自己根本无法理解法院的所作所为,其有时秩序井然、一丝不苟,而自己最后死时面对行刑的警察,也似乎听凭其便,默许这是执行法律。[75]这本身一方面表明其质疑法律,并带有抱怨之意,另一方面却表明其以普通人的法律态度为感受,将法律视为“行业秘密”。
更重要的,故事中的大多数人,则以“对法律不置可否”的态度出现,表达了颇为典型、人人熟知的一种普通人法律态度—沉默,尽管偶尔其如K一样,质疑法律。
比如,K的房东格鲁巴赫太太对K的逮捕,明确表示,“说起这种逮捕—它倒使我觉得有点深奥……它使我觉得有点玄,这种感觉,我懂不了,不过,好在我也不必去懂它”;[76]与K长期有情人关系的爱莎,K自己承认其如知道诉讼,“也不会费神来想它”;[77]而与K颇有暧昧关系的丽尼,明知K卷入诉讼,但除缠绵说情外依然不关心案情到底如何,实为不置可否。[78]再如,K所遇见的一位专为法官画像的画家,一方面说,最高法院权力运作至关重要,但无兴趣了解,[79]另一方面颇为法学经典、类似法律现实主义地提到,“我必须区别这两件事情:法律规定的是什么,我从个人经历中所发现的又是什么……我的经验跟法典的规定正好相反”,[80]并十分强调诉讼中接触、笼络法官非常重要,[81]其核心意识即为对法律不置可否,而对其他“行规”则十分重视。当然,大多数普通人,除表现“不置可否”,有时也认为司法绝非随便,[82]这是默认。
从文学看,K心灵的鸣冤驱动和思想的秩序默许彼此矛盾交织的描绘,特别是多数人旁观态度的多样描绘,所有这些,与其他冤案作品的主人公全身心证明自我无罪及大多数人认其蒙冤的描绘,对比而言,同样具有吸引人的探讨价值。现有文学评论的确已提到了这点。[83]冤案发生及伸冤过程,尤其主人公的悲愤抗争,及主人公和大多数人对法律秩序(包括制度和司法者行为)的极度失望,是人们熟悉的冤案作品的叙事模式,其可使情节曲折复杂、过程跌宕起伏,使主人公内心饱含洗刷冤屈、企盼昭雪,大多数人饱含同情和无奈,进一步,能使读者感染、激愤甚或深思,同时,亦符合本文开始部分提到的利益直接或间接卷入法律活动后普通人有时易产生质疑法律的态度的逻辑。而卡夫卡式的矛盾展现,特别是卡夫卡式沉默的“大多数人旁观态度”,同样不乏另类深思的激励。
这样讨论,是因为,以文学鉴赏看,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的有节奏展开,不断推进,典型如K(其利益已直接卷入法律活动,心怀冤屈,但不满质疑法律时仍会表现旁观式的普通人法律观),及大多数人物多种旁观的持续呈现,另由此浮现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即便可称为人之“惰性”的众生相,依然易诱使读者开阔视野、审察多面、深入追究,以求人性文化和社会秩序的另种意义的深层理解,形成共鸣。文学鉴赏的一般理论已认为,文学叙事展现的人、社会的复杂性显然对读者具有吸引意义。[84]这样讨论,另因为,读者有时会相信,人(当然包括读者自己)内心世界颇为丰富,因种种缘故始终是复杂的,社会中多数人亦为经济理性化的,常试图避免卷入与己无关的他者困局,而所有这些,缘于人的欲望、情绪、思想和追求的多面,特别是许多人的安全、自我保护意识,及人生存其中的世界颇为丰富,始终复杂,既有序又无序,存协调亦存冲突。读者有时愿意思考所有这些何以如此。关于文学鉴赏的心理,文学鉴赏理论便常认为读者有时存在“认同需求”。[85]
由此进一步,可发觉,卡夫卡用交互映射的方式,将K自己旁观式的普通人法律态度和大多数人旁观式的普通人法律态度,结合起来以作展现,以K感受为中心点向周边大多数人扩散,强化读者对大多数人旁观式的普通人法律态度的认识,又以周边大多数人旁观式的普通人法律态度衬托K的意识表现,证明“大多数人”的概念甚至可包括深陷诉讼中的任何个人,使读者相信,旁观式普通人法律态度的自然、普遍。
在此,一个问题逐渐浮现并需深入讨论:普通人特别是其中大多数,除对法律“秘密”和行业性质的理解成本颇高外,缘于其他原因,或许并未想到、关心法律的“秘密”或行业的性质,其甚至终身未和法律发生联系,或如埃利希所言,命运仅和各种日常规矩相互纠缠。[86]其他原因可能涉及两个现象。
第一,大多数人的生活态度及惯习。一般说,人们总沿着自己感觉、设想的生活路线平常缓进。个人当然会有重要的境遇,但“重要”一方面以自己认定为标准,偶尔参考他人意见,另一方面常和法律无关,如经济萧条中的失业、生活动荡中的失恋,或突如其来的亲人离去、曲终人散的朋友远走……此外,正像本文开始提到的,如无必要,甚至即使“重要”,个人常会在自己行动实践与法律之间划清界线。对个人,日常安排最符合人生的逻辑,亦为长久的生活逻辑。惊天动地或大起大落,总和平常化的个人没有更多联系。由此,大多数人总存坦然的生活态度及日复一日的惯习。
第二,信息获得有限。当发生事件时,除直接目击、听见、接触的现场者,人们要么毫不知情要么逐步获得信息。在逐步获得信息时,通常论,因信息获得的途径有限,间接听读几乎为最主要的方式,故普通人获得的信息自然零散。尽管可看到,间接获得信息后依然有人可能发表意见,或赞扬或谴责,或分析或评价,以标明立场试图干预,但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常见的则是“不置可否”。大多数人所以如此,一方面因为其更关注自己的事务,另一方面因为,其常清晰知道自己获得的信息总是“部分”的,甚至“不太可靠”。这意味着,“不置可否”、“沉默”,或即使知道事件发生,如K的诉讼,大多数人依然继续自己的生活态度及惯习,有其信息不完全的理由。
生活态度及惯习,同样重要的信息获得有限,是理解普通人“旁观式”法律态度的又~关键。总体看,遵循既有的生活态度和惯习,最易使个人的日常活动和愿望实现(非过于理想化的愿望)降低成本,因为,其减少了与他人或社会的隔阂及摩擦,亦最大限度地弱化了可能的阻碍,如俗语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而信息获得有限,某种程度上,恰有益于这种成本降低。一般情况下,正是缘于不知道是什么、会发生什么、结果会怎样,普通人才会基于经验而作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旁观,其属最有利于己方的行动策略,减少了社会接触进而减少了隔阂、摩擦或阻碍。换言之,信息获得有限会使正常的普通人小心翼翼,进而避免行动成本的增加。当然,有时所得信息颇为丰富,个人亦不敢轻举妄动,但细究之,此时实际上是信息过于复杂甚或矛盾,扑朔迷离,其属另外意义的“信息获得有限”。
就此看,大多数人总是遵循既有的生活态度和惯习,并总是信息获得有限,故对法律活动容易呈现“旁观”,视其与己而言“不重要”。而利益直接卷入法律活动的个人,典型如K,及间接或潜在卷入者,典型如寓言中的乡下人,其在某些层面亦为大多数的一员,故即使卷入,依然可能带有大多数人的一般性遗迹。实际上,卡夫卡通过各类人物的言谈话语及行动,如格鲁巴赫太太、爱莎、丽尼和画家的,包括主人公K,非常敏锐地将这些最一般的常人生活逻辑细密铺开,并将信息不完全的制约迂回展示。
但其更敏锐之处,在于将此逻辑、制约和法律活动对照起来,使其并行,引导读者反思对照而来的含义、并行产生的意义:
法律是“秘密”,亦为“贵族”的活动,其和行业紧密相连,但“秘密”及“贵族”的涵义又缘于常人的生活逻辑—遵循既有的生活态度和惯习,还有信息获得有限。在这种逻辑中,同时,在信息不完全且不可能完全的结构中,“秘密”问题包括行业问题,再次获得了深入论证。由此引申的结论,是当想到法律的“秘密”、行业时,我们亦应想到常人的生活逻辑,其获得信息的有限,反之亦然。进一步,如我们读者是正常的普通人,是否同样像卡夫卡“法制文学”中的人物,易遵循既有的生活态度和惯习,遭遇信息获得有限?如此,面对法律活动是否同样易“旁观”?
换言之,遵循既有的生活态度和惯习,及信息获得有限,与前述法律“秘密”和行业性质,存在辩证关系。这里的意思是,发现“秘密”,体会了“隔行隔山”,更易遵循原有的生活态度和惯习,知悉自己的信息有限;反之,常遵循原有的生活态度和惯习,信息获得有限,更会觉得“秘密”、“隔行隔山”。
如此,我们势必需重温前文中的一个概念:难以存在法治的“全民事业”。
五、普通人“旁观式”法律态度的意义
普通人的法律态度中,不置可否、旁观及默认是一类,与本文开始提到的遵从或对抗颇为有别。本文一再提到这类法律态度甚为普遍,而经卡夫卡的“法制文学”更凸现出来,引人注目。那么,其对法律活动意味着什么,应怎样看待?
《审判》交待了一个重要背景:“K生活在一个有正式宪法的国家中,人人太平无事,一切法律都有效力”。[87]而《审判》中关于法律活动颇有序的具体文本证据另有:看管K的两个看守因向K索要衣物,被认为违反规定,受到检察官的处罚;[88]即使常被评论者诟病的司法程序拖沓,《审判》也交待了“法律规定”理由。[89]《关于法律的问题》亦提到,“如果我们假设法院办事草率不公,那么我们根本就活不下去”。[90]卡夫卡的深层意蕴在于提示一个洞见:多数普通人的不置可否、旁观、沉默,或许恰为法律秩序得以运行、社会秩序得以保障的一个有益条件。
对此可作三点分析。
第一,多数普通人持不置可否、旁观、沉默的态度时,或许有利于法律活动的有效展开。《审判》开篇提到,一个早晨不知何故K被逮捕了,且故事结尾,K被处死并无理由交待。[91]此似乎预示冤案。但卡夫卡的故事叙述使旁人处于根本不知实情的位置,无法判断K究竟如何作为了,及在K身上所发生的一切“诉讼故事”是对是错。显然,不知实情,亦无法把握法律活动的行业性质,且不能证明旁观视野中的证据见解和法律意见是正确的,质疑甚至干预已展开的法律活动便有问题,并易妨碍法律活动的有效进行。遵从亦有问题,因为,遵从的前提依然是已知,如不知道实际对错便有助纣为虐的可能,进而从另一角度损害法律活动。[92]而现实状况,的确普遍是旁人不知实情。
第二,多数普通人不置可否、旁观、沉默,且行动不违反法律规定,某种角度看,与法律秩序便是互补的,对社会秩序亦极可能不存在负面影响。在此,因为法律并不意在处理社会所有方面的关系事务(如怎样恋爱、如何交友、怎样娱乐、如何互助,怎样饮食、如何健身,法律即无意处理),没能力也无物质基础,同时并无必要处理,设计之初即意在调整某些关系事务(当然是重要的关系事务)。此外,其亦希望其他社会控制方式,如行政、经济、道德、政治的,同样发挥某些作用,彼此协作,这种作用发挥和彼此协作对社会更有益(即便崇尚“法治社会”的概念,认定法律的控制或法治应为根本或基础)。故不置可否、旁观、沉默的态度,是对法律秩序和其他社会控制方式的较特殊但又普遍的主观维护。卡夫卡深入描绘法律的“秘密”、行业性质,同时展现故事中人际关系及社会秩序的有条不紊,使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相得益彰,显然,这将多数人普通人不置可否、旁观、沉默的态度和现实社会平稳状态的内在逻辑联系,以读者难以质疑又需深思的方式,揭示出来。多数普通人旁观式的法律态度的确是消极的,但又“积极”。
第三,不置可否、旁观、沉默越多,霍姆斯式“坏人”利用法律的可能性越少(当然,遵从或质疑不意味着此可能性越多)。霍姆斯曾断定,期待社会中道德式的守法自觉有些幼稚,倒是坏人利用法律常见。其意在强调,从坏人的角度理解法律更真实,因为人总是利己的。[93]以霍姆斯思路论,社会中经济理性化的选择常使卷入法律活动中的个人变得尝试“利用”,而非“虔诚”。霍姆斯的判断残酷,但不乏些许“诚恳”。当然能发现,法律规定有时赋予人们选择的权利,如选择诉讼管辖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此似乎暗示法律并不拒绝霍姆斯式的“被利用”,但法律初衷,必定不希望成为被“坏人”利用的工具(即使此“坏人”应定义为经济理性化的主体),相反,最期待被“虔诚”的对待。如此,多数普通人旁观式的态度,实与法律初衷存在微妙的些许默契,如果我们一般相信,“虔诚”常为困难的。其实,卡夫卡的文学人物中,不乏“利用”者,其亦偏贬义地予以塑造,略加“讽喻”。[94]卡夫卡暗示了一个结构期待:对社会秩序而言,旁观者应多于利用者。
这样分析问题,如此理解卡夫卡式的“法制文学”,特别是其中普通人“旁观式”法律态度,或许让热情的现代法治话语论颇感失望。现代法治话语,甚希望全民参与法律制度建设,昌明法治意识及权利观念,设想通过权力相互制约及权利制约权力,以实现公民社会平稳或社会整体变革的方案。此话语的逻辑显然不认同不置可否、旁观、默认的普通人法律态度。当出现K这样的诉讼活动,及《寓言》中乡下人面对法院大门,或其他法律纠纷和现象时,在现代法治话语的逻辑中,“正确答案”是应积极观察、讨论、评价,以从法律人活动中受到教育或监督、纠正其活动的失误。
本文不认为现代法治话语属于纯粹的“乌托邦”。作为行业,首先作为法律人的一项事业,提出法治建设的理想以推进社会治理,或带动社会实现整体转型,对每个人及其权利均直接或间接有益,对社会公权力运作的制约意义同样正面,其理由众所周知,无需重复,尤其当如今社会已进人理性需求、程序期待颇旺盛的时代。但亦如众所周知,无需重复,对现代法治建设的理想和实施已多有争论,当有人支持时,亦有人指出了许多需正视的问题与纠结,如语境条件的限制、法律职业利益的变相扩张,其理由同样重要。
而争论中,现代法治话语不断讲述“普通人应遵从法律人”的故事,异议论不断念诵“法律人需被质疑或反抗”的图说,惟独“怎样看待普通人‘旁观式’法律态度”的问题被遗忘了。本文想指出,卡夫卡的“法制文学”,其实从另一角度拓展了上述争论的逻辑空间,更准确说,辟出了颇冷静又现实、且为人易忽略的他者思路。其对法律“秘密”和行业性质的深刻描绘,将旁观式普通人法律态度,特别是其与法律活动、社会秩序的互补关系,通过细致缜密的文学策略展现出来,使人们再次重回现实的社会场景,以思考上述争论中的理论盲点:怎样看待普通人的“旁观式”法律态度。
如推进思考,针对“怎样看待”则会走向如下结论:
首先,需平静对待普通人“旁观式”法律态度。一方面因为的确难以改变大多数,其行动逻辑总是自然、普遍的,另一方面如前提示,因为其对法律活动和社会秩序不无益处。当法律成为职业、专业、术业,且自我日益深化完备,充满独特理性和技艺,则善待普通人的旁观选择,或许更益于法律人的事业,使法律活动的展开更顺利,惠及社会秩序。换言之,其虽不合现代法治话语的战略,却对现代法治的建设存在“另辟蹊径”的重要维护意义,即让这种建设更稳健、不受外行影响地在职业、专业、术业的基础上推进,以利社会。
其次,平静对待普通人的旁观选择,或许意味着减轻普通人原本不愿增加的意识形态负担。通常看,凡涉及社会分工而来的职业、专业及术业,除非卷入其中、热衷其爱,所需思想储备及知识背负总是被选择的,而选择亦为普通人基本权利之一。允诺普通人的旁观,在“应然”的价值层面上,等于尊重普通人选择自认为更重要的思想储备及知识背负。另如果认为,随社会分工细化的展开,有条不紊的各尽所能各司其职颇重要,则允诺亦为合乎逻辑的一个“应然”目标。
再次,善待普通人的旁观选择,或许可抑制意识形态输送背后的过度利益欲望。现代法社会学已发现,法治建设固然能益于社会且推进社会发展,但因社会分工及职业利益的逻辑,背后不免存在一个群体更获益的问题,即法律职业群体收益颇丰,如法律方式解决纠纷愈广泛则法律人的收入及地位愈可观。[95]故关于法律制度及法治的话语,存在保护、推动职业利益的一面。利益当然有其正当的,社会受益的一个成本便是某个职业群体获得收益,但此收益亦应有边界,不能过度或过分。当社会并不需要且无能力全面以法律途径解决纠纷时,竭力倡导之便有过分增加职业利益之嫌,失却正当性。
概言之,针对法律活动,卡夫卡“法制文学”蕴含的思路,某种意义上超越了法治建设主动性话语和任凭社会自我缓慢实现法治及其他类似话语的争论。此思路强调了法律秩序有效、有益运行的另外条件—普通人的某种法律态度,还预示了更宏观的社会秩序、正义和收益有效有益配置的另外方式。
六、“历史主义”的结语
卡夫卡深谙法律活动,且用层层剥离并富疑问诱惑的文学手段,将法学问题逐步映衬。而本文通过法律“秘密”、行业性质、普通人的行动逻辑,及普通人“旁观式”法律态度的意义,另借助文学简要分析支持法学深入分析的方式,讨论其中启示。作为结语,本文想进一步指出,卡夫卡的“法制文学”整体可归纳为一种“历史主义”,需从法学角度再予推进。
这种“历史主义”提示,作为社会分工结果(亦作为政治权力配置衍生结果)的法律职业或事业,从事法律活动并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时,自然存在某些瑕疵甚或失误。任何职业或事业欲使他者受益,亦会带来某些负面遗憾,轻者如外行误解或误读,重者如外行遭遇内行过分的利益盘剥。但如期待职业或事业活动机制不断完善,则完善的实现却应是内部化的,而非外部化,即不应通过社会外行人的监督、批评、指责、提议来实现进步,而应通过职业或事业内部的努力以自我协调。这意味着,渐进的“历史”、“时间”是重要的概念。此不仅因为法律“秘密”、行业性质,外行没有内行知识时纠正内行错误本身便存在逻辑悖谬,还因为,法律职业或事业命运的积极调整或失误矫正,最好是“经济学”的,而非“政治学”,只要法律活动总体上给社会带来福祉。
所谓“经济学”,意指法律活动有时不使普通人满意,普通人便会另寻他路,或远离或躲避,如此以削弱法律活动的“供给”,或增加了法律职业或事业“对外服务以获得行业收益”的机会成本,从而提醒法律人校正自我。而“政治学”,意指法律活动有时不使普通人满意,普通人则以监督、批评、指责为手段,极端情况下逐步实现“革命”。显然,“经济学”的路线中,“质疑式”普通人法律态度和“旁观式”普通人法律态度可并存,其中关键词为“选择”,而“政治学”的路线中,“质疑式”普通人法律态度极普遍甚至是全部,其中关键词为“参与”。
“经济学”路线不排斥质疑,甚至些许欢迎,但仅以质疑能提高法律职业或事业的服务机会成本的添附为意义。因为,以社会整体有序为前提,“经济学”路线相信:法律职业或事业中的法律人,本身会认识服务机会成本的重要,进一步,在法律运作和普通人的法律质疑之间形成“经济学”的平衡;相反,如过于支持普通人的法律质疑,等于试图消灭法律职业或事业以“降低服务机会成本”的方式调整自我弊端的可能。“政治学”路线则完全拥抱质疑。这种路线的逻辑中及从历史看,质疑常受重视,而质疑本身亦导致吸纳甚至规训旁观,以主人翁的姿态抹煞职业者和普通人之间的“专业知识”界线,期待全民化的集体接班仪式,即“激进的社会整体革命”。
因此,卡夫卡的“历史主义”尝试建议:当社会整体有序时,“经济学”的价格调整或许优于“政治学”的秩序;因为,前者的社会变迁成本可能低于后者,且较契合法律制度本身“保守”的特质。其中逻辑基础,便是认真识别普通人的不置可否、默认或旁观的法律态度,并理解其意义。
在此涉及另三个问题。
其一,如果法律活动出现明显的腐败,即不仅普通人认为错谬,而且法律人亦承认,普通人质疑显然是正确的,旁观态度则应否定。但社会整体有序时,此通常个别。卡夫卡的“法制文学”已暗含了这一理解。
其二,当社会权力配置以法律活动为核心,特别是以司法活动为权力运作的终局,即所谓法治并让司法独立被崇尚,可能会使人们认为法律活动尤其是司法活动的错谬,无法期待自我矫正,犹如人们在法国大革命前看到的“巴列门”(当时法国最高法院,其甚为专断),[96]亦如人们熟知的一个原理: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较困难(孟德斯鸠式权力制约逻辑的根据之一)。因此,“政治学”的路线无法回避。但这种担心亦为过虑。“经济学”的社会调整依然会出现,因为,即使是法治,也同样存在人们可选择其他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如重启民间法则的适用,[97]使法律职业或事业的服务机会成本增加。如此意味着,并不必然只存在“政治学”的选项。
法律普及的重要性篇8
一、抓好三个环节，启动“六五”普法
突出普法工作重点，抓住关键开展工作，启动实施“六五”普法工作。
（一）动员部署，迅速启动。2010年11月26日，我县专题召开“五五”普法总结表彰暨“六五”普法动员大会。会议全面回顾总结了“五五”普法工作取得的成绩，安排部署了“六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二）调查研究，制定规划。根据中央、省、州“六五”普法规划的精神和要求，组织专门人员深入基层开展调研，收集干部群众对普法工作的建议意见26条，召开专题会议3次，切实增强“六五”普法规划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两办及时印发了《县全民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六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同时县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六五”普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决议》。各乡（镇）、各部门也结合实际，制定了“六五”普法规划，为普法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广泛宣传，受益面广。通过悬挂横幅、发放资料、电视专栏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动员，累计发放宣传资料9万余份，覆盖全县机关干部、农牧民群众，提高了社会各界对“六五”普法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为“六五”普法深入实施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二、突出五类人群，加强法制宣传
我县明确领导干部、公职人员、青少年、群众、宗教界人士五类重点普法对象，分类开展普法学习，普法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一）以领导干部为重点，法制教育落到实处。严格落实会前学法制度，保证20分钟的会前学法时间，重点学习《宪法》、《公务员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突发事件应对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并将领导干部学法作为个人年度考核指标之一，确保了学法活动落到实处。五年来，全县各级各单位开展会前学法600余次，副科级以上干部4180余人次接受了会前法制教育，2012年，同心律师服务团到我县开展法制授课，切实提高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理论水平和依法行政能力。
（二）以公务员为重点，法制教育全面加强。一是学法有计划。每年年初县法建办制定普法学习计划，明确当年每月学法重点，各级各部门结合自身实际，相应提出每月学法计划，并切实开展。二是学法有制度。各单位坚持每周集中学法制度，确保全年每名干部职工学法达到40学时以上。三是学法多形式。采取专家讲课、骨干辅导、知识竞赛、法律考试等多种方式，深入推进学法活动，有效提高了全县公务员法律素养。
（三）以青少年为重点，法制教育深入实施。一是坚持法制副校长制度。县法建办、县司法局、县教育局、县团委联合下文，将政法系统干警中的法制宣传骨干调整充实为全县26所中小学的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并明确了法制副校长工作职责，进一步规范和推进了法律进校园工作。二是坚持每月一堂法制课。各中小学校将法制课纳入课时安排，坚持每月一堂法制课，做到学法计划、教材、师资、课时“四落实”，充分发挥了课堂学法的主渠道作用。三是扎实开展法制进校园活动。五年来，县司法局向全县小学三年级以上学生发放《县青少年法律知识读本》4500余册，全县各中小学开展《警惕不良行为健康快乐成长》、“爱国、守法、感恩、团结”为主题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200余次。切实增强了青少年法律意识，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同时各中小学校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开办法制广播、法制电视、法制板报、法制团会、法制主题班会等，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
（四）以村（居）民为重点，法制教育广泛开展。一是加强重点村学法。结合法治建设工作，在全县政法系统开展所有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联系“重点村学法”活动。政法系统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及派出所负责人、司法助理员共计56人，联系全县19个乡（镇）、31个重点村学法，扎实推进重点村、重点人群的学法进度，不断巩固全面学法成效。二是加强村组干部的法制培训。五年来，累计举办村组干部法制培训300余场次，培训800余人次，有力提高了农村法制宣传队伍的法律素质。三是坚持法制读报员制度。以群众工作全覆盖为载体，全县读报员共宣读法律法规、典型案例等900余次，受教育群众达4万余人。四是积极开展村民集中法制培训。组织公、检、法、司部门的法律骨干，针对我县有轻微违法违纪的10个乡（镇），开展村民集中法制培训13次，每次培训时间达3天以上，培训农牧民群众2000余人。五是全面开展送法下乡。采取草场说法、院坝说法、调解以案讲法、个别咨询等多种形式，开展送法下乡活动860余次，发放法律宣传资料12.5万余份，宣传面达6万余人，特别是在结对认亲活动中，全县干部职工与农牧民“同吃、同住、同学法”，通过面对面的宣传，提高了农牧民群众的法制意识。
（五）以宗教人员为重点，法制教育得到强化。为深入推进“法治和谐寺庙”创建活动，我县加强了寺庙僧尼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特别是“同心同向”活动开展以来，民族宗教部门和相关部门，建立寺庙法治宣传教育制度，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国家法》、《宗教事务条例》、《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办法》、《藏族自治州藏传佛教事务条例》及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有效提高了广大僧尼的法律意识，州司法局到我县开展法制讲座，受到了寺庙僧尼的热烈欢迎。全县各寺庙按照法建办、宣传部、统战宗教部门的要求积极坚持开展寺内每月读报制度，更广泛地在僧侣中进行法律普及程度。同时，统战宗教部门组织宗教界教职人员开展法律培训活动，以点带面的在广大僧侣中普及法律知识。干部职工通过结对认亲活动，向结对户家中的僧尼重点宣传法律知识达1500余次，取得了明显的宣传效果。2015年4月，省司法厅到我县督查“法律七进”活动，对我县“法律进寺庙”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三、加强七项工作，推进依法治县
运用法制宣传教育成果，推进依法治县进程，依法治理工作又有新突破。
（一）努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新一届政府组建以来，由县委、县政府主导，依法治县办、县司法局等部门具体落实，制定出台了《政府性投资项目管理办法》、《项目管理目标考核办法》、《县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工作办法（试行）》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加大规范性文件备案和审查力度，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加强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公共平台建设，运行标准化政务服务中心，行政监管更加有力，行政行为更加规范。县政府还聘请了泰和泰律所和英特信律所作为政府法律顾问，进一步促进了法治政府建设的规范化运作。
（二）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一是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大力宣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选举法》和《代表法》，切实保障村（社区）的依法选举工作开展，制定和完善村民（居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为依法治村、民主管村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二是开展“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按照“法治程度高、民主管理好、矛盾纠纷少、违法犯罪低”的标准，开展“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创建工作得到有序推进。三是加强“大调解”体系建设。全面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合一”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实施人民调解工作，每年财政预算补助11.5万元，有力提高调解工作积极性。四是加大法律援助服务力度。我局制定实施了《公证惠民制度》，近年来提供免费公证58件，减免公证费共计29000余元，法律服务“绿色通道”畅通，做到了真正的便民；我局在乡镇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大力开展法律援助服务“三农”力度，县法律援助中心每年办理法律援助案件320件，发挥了“调解一起纠纷，等于一堂法制课”的作用，进一步提高了基层依法治理水平。
（三）深化行业依法治理。一是广泛开展行业治理整顿工作。经常性开展执法检查，强化行业监管，近年来，共查处假冒伪劣商业欺诈行为20余起，特别是机动车辆无牌无证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二是广泛开展法律维权活动。县政法委、司法局、工会、工商、妇联等部门充分利用大调解、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多种形式，依法维护了农民工、妇女儿童、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三是加强行业依法管理。健全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促进行业依法生产、依法经营理念，推动了行业依法治理深入开展。
（四）推进“依法治校”。各中小学校按照“管理制度健全、办学依法规范、管理工作民主、教师权益保障、学生权益保护、教育成效明显”的要求，扎实开展依法治校工作，法制副校长充分发挥法制宣传教育和指导作用，近年来，举办法制讲座510余场次，切实提高中小学生法律意识和中小学校法治管理水平，有效预防在校学生违纪违法。
（五）创建“法治和谐寺庙”。坚持依法管理、民主管理，深入开展“法治和谐寺庙”创建活动，进一步建立健全寺庙管理监督制度，确保佛事活动的依法进行，积极探索藏传佛教社会化管理新机制，益西寺、土木寺等4座寺庙还率先建立服务管理网格，依法管理制度创新稳妥推进。
（六）开展专题项目建设法制宣传。近年来，我县法制宣传教育紧紧围绕县水电大开发、公路建设等重大经济发展项目开展，县司法局、法建办制定专题法律宣传方案，采取现场解答咨询、发放宣传资料、组织宣传车巡回宣传等方式，开展法制宣传300余场次、接受咨询800余人次、发放资料相关法律宣传资料2万余份，有针对性的宣传土地管理、城乡规划、资源管理、治安管理处罚、等相关法律法规，教育群众依法解决诉求、合法维权，促进了我县社会经济建设顺利进行进程。
（七）建立企业法制宣传教育制度。我县近年来，对众多企业进行认真走访，及时了解企业及员工的法律需求，并针对他们的法律需求组织专业人士进行解决。同时，企业主管部门和与企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执法部门联合县司法局积极开展“法律进企业”活动，在送法进企业过程中向员工发放法律读本、展示普法宣传展板，图文并茂地宣传法律法规知识，请专业律师现场解答各种法律问题。各企业在企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建立了法律培训和企业职工法律教育制度，制定计划并认真并认真实施。
四、依托六个载体，创新法宣工作
通过结合宣传载体，创新宣传形式，切实增强了法治宣传效果。
（一）依托群众工作全覆盖，开展主题宣讲。结合群众工作全覆盖的宣传教育活动，突出“爱国、守法、感恩、团结”主题，制定下发《十项法制宣传行动实施方案》，编印藏汉双语《县“六五”普法法律知识读本》2.5万本，开展法制宣传进机关、进乡村、进寺庙、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单位、进家庭“八进”活动1924场次，参加人数11万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6万余份，宣传教育面达95%以上，配合州司法局、监狱成功组织“现身说法”巡回宣讲活动，发放资料2万余份，解答法律咨询200余问，1万余人接受教育，警示教育效果良好。
（二）依托“法律明白人”培养活动，开展深入宣传。针对我县法制宣传的实际，按照“点、线、面”的思路和“一户一个法律明白人”的要求，组建法制宣讲团，用两年时间深入全县所有乡村开展“法律明白人”培养暨法律宣传教育活动，重点对反分维稳、民族宗教及农村常用法律法规进行培训，对重大工程项目涉及的法律法规、党委政府的惠民政策进行宣传。开展法律宣传160余场次，参训农牧民群众、僧侣和学生共计4万多名，为每户农牧民家庭培养至少一名法律明白人，“法律明白人”培养活动的扎实开展，必将明显提高全县农牧民群众的法律素质，推动我县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三）依托特别节日，开展专项普法。通过世界环境日、国际禁毒日、“3.15”、“12.4”等特别节日，利用“法制宣传车”在县城、乡镇巡回宣传法律法规，组织相关部门开展专项普法宣传活动，开展送法下乡150余场次，张贴宣传标语80条，发放资料2.4万余份，手机短信6000余条，2.5万余人受到宣传教育。
（四）依托县普法网，开展广泛宣传。2015年4月，县司法局开通县普法网，共设置普法动态、依法治理、法规政策、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公证服务、通告公示、安置帮教、队伍管理、旅游风景等10个栏目，并制定和下发了关于《加强县普法网管理意见的通知》，落实专人，专门负责普法网的更新、维护、管理工作。普法网把法治建设的最新动态及时奉呈社会各界，并为社会各界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公证指南，将以最新的法律法规和党的惠民政策为社会各界提供工作参考。
（五）依托依法治县集中整治行动，开展群众普法教育。为切实提高全县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深入推进法治建设进程，我局结合实际研究制定了《依法治县集中整治群众普法教育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并按照依法治县办的统一安排，在全县范围内广泛深入宣传党的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依法治国”理论体系，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弘扬法治精神。自依法治县集中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开展群众普法教育30余场次，发送“六五”普法法律读本及各种法宣资料1万余份，接受法律咨询1300余人次，达到了全县四类学法对象全员覆盖，通过活动的大力开展，促进各级干部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增强广大群众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形成广大群众依法维护权益，营造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六）依托电视法治专栏，利用媒体普法。我县法治栏目以“普及法律知识，深化普法教育；增强法制观念，提高法律素质；弘扬宪法精神，推进法治进程”为宗旨，关注社情民生为主线，运用以案释法的形式，讲述案件故事、评析道义法理为载体，向广大群众普及法律法规知识。同时，我县将法治节目在格萨尔广场led大屏幕上滚动播放，以增加法治节目的知晓率和普及率。
五、落实六大举措，确保普法开展
按照普法工作规划，高标准、严要求，确保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一）加强组织领导。严格执行“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的法制宣传教育领导体制，成立法制建设领导小组，建立健全成员单位职责制度。各级各部门也成立了“六五”普法工作领导小组，配齐配强专兼职工作人员，县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一次会议还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六五”普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决议》，确保了普法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干。
（二）加强责任落实。将“六五”普法工作纳入对各单位的目标考核，所占分值为1分，由县法制建设领导小组实行考核，作为年终目标考核的依据之一，确保了单位重视、责任落实；按照中央、省、州的要求，结合本县实际，每年制定年度工作意见，明确全年工作任务和重点，并召开工作会安排落实，做到了年初有安排、年终有总结。
（三）加强队伍建设。通过成立普法讲师团（社情舆情宣讲团）、为26所中小学校配齐法制副校长、开展法制宣传骨干培训等途径，加强普法队伍建设，提升宣传队伍素质，为“六五”普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
（四）加强经费保障。县政府将“六五”普法工作经费列入了年度财政预算，2011年为1万元，2012年按全县人口每人0.2元预算为10.6万元，实际划拨12万元，2013年起做到了逐年增加。同时部门乡镇也保障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经费需要。
（五）加强协调配合。每年召开法制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会议两次，研究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重大事项，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各级各部门按照“六五”普法“谁执法、谁普法”和“谁执法、谁治理”的要求,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相配合，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六）加强督促检查。县人大每年开展法律法规的执法检查和“六五”普法工作调研，县政协委员深入到乡镇、村、组、农户居民家中，了解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开展情况。每年6月和12月，由县法建办牵头，组织法制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半年、年度检查，确保“六五”工作的不断开展。2013我县通过了州上的“六五”普法中期检查。
六、加强日常工作，确保普法实效。
（一）加强普法材料报送。为进一步提高普法依法治理信息工作水平，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宣传主渠道作用，全面及时准确地反映我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动态、亮点和特色，我县法建办要求全县各单位、各区乡（镇）及时报送“六五”普法工作动态、重要活动情况、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典型经验、工作成效及开展对法律法规及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学习、宣传和普及活动情况，举办法制讲座、报告会等活动情况。全县各单位、各区乡（镇）高度重视信息报送工作，认真落实信息报送工作责任制，指派专人担任信息联络员。信息联络员将本单位、本区乡（镇）普法依法治理信息及时上报，每月至少向县法建办报送1至2条信息。同时，我县按时完成州级相关部门交办的其他各项工作任务，并取得良好的普法效果。
（二）加强普法档案管理。普法档案是各级法制宣传教育部门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原始记载，是历史地、全面地反映本地区、本部门普法工作的重要依据。“六五”普法工作是以五年为期限的阶段性工作，普法工作点多、面广、线长，我县充分认识档案规范的重要性，将“六五”普法各类材料分类装卷，并做到一年一整理。整理规范的档案内容为2011年“六五”普法启动以来的资料，对以后产生的资料随时归档，至2015年“六五”普法结束为一个档案周期。
七、“六五”普法下步工作安排
2015年是“六五”普法收关之年。下一步县上将研究制定“六五”普法验收方案和验收标准，组建验收小组，筹备并开展对全县各乡（镇）、各单位“六五”普法检查验收工作，在严格自查的基础上迎接省州督查工作组的检查验收。
重点督查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组织领导和工作机制建设情况；“普法”工作的人、财、物保障情况。二是围绕大局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情况。结合“爱国、守法、感恩、团结”活动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情况；在“结对认亲”、“同心同向”和“共建共创”活动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情况；贯彻落实全县“六五”普法规划情况。三是各乡（镇）、各单位组织普法重点对象学法用法的情况；各乡（镇）、各单位自身学法用法以及组织管理或服务对象开展专门法制宣传教育的情况。四是“法律八进”活动开展情况。五是在各项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中要有创新思维，采取各自特色亮点做法，创新普法和依法治理方式，抓好专项普法和常态普法，建立健全日常工作制度，各项工作要有文字体现，做到档案规范、材料齐全、数据详实。六是依法治理工作开展情况。各单位、各乡（镇）要落实专人主抓此项工作；县级机关、各部门、州属单位要确保工作开展有计划、小结、总结，每年普法工作信息不少于24期；各片区工委、各乡（镇）要确保工作开展有计划、小结、总结，每年普法工作信息不少于36期，其中面向群众、僧尼、学生等服务对象的普法信息每年不少于24期，其他具体检查内容参见《县“六五”普法督导检查指导标准》。此六五普法督导检查指导标准，为我局依据“六五”普法实施方案草拟，如有增加内容或更详尽的指导标准，我局将及时行文通知。
督查方式：采取自查与实地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主要听取工作汇报，检查各种类型普法责任单位的文件资料、会议记录和宣传材料等档案。
法律普及的重要性篇9
普法规划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基本情况及完成情况
我县有接受能力的村（居）民有36万人；有115个单位8990人；有21所中学，181所小学，有法制副校长40人，法制辅导员162人，青少年学生42511人；流动人口有29551人；村（居）干部有529人；执法部门有67个，其中法定行政执法机关52个，法定授权组织13个，司法机关2个，共有执法人员1978人，持证人员有1500人。县属有44个行政许可实施主体单位。有1个自治条例，5个单行条例。
五年来，由普法主管机关组织普及的法律法规有70个，由各乡（镇）、各部门组织学习宣传的法律法规有150个。全县干部职工普及率达100%；村民普及率达90%；居民普及率达100%；村（居）民干部普及率达100%；在校中小学生普及率达100%；企业管理人员及职工普及率100%，农民工普及率80%；流动人口普及率80%。
“五五”普法期间，我县共征订发放教材222254册，网站宣传平台67个，共组织普法考试4次，发放试卷32544份；组织法律知识竞赛65次，发放竞赛答题卡80000份；组织法制骨干培训140期，发放培训材料123600份；上街宣传1200场次，出动宣传车辆360辆次；发放新颁法律法规、单行条例单行本403280本；发放法制宣传材料4500万份；发放挂历45552份；发放宣传画5450份；发放录音带320盒，放录音900场次；发放光盘210盘；图片展6400场；张贴大小标语205000条，其中永久性标语3185条，挂横幅210幅；为群众解答法律咨询187500人次；电视台播放法制节目196期；景东消息报刊登法律法规及法制信息184期；出法制专栏18736期；法制文艺演出107台次，排练节目187个，送戏下乡村1422场；放映法制宣传片360场次；开展法制讲座2810场次，受教育人数达205670人；党委中心组学法520期。全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经费支出五百八十万元。
二、具体做法
（一）科学规划，统一部署，全面启动“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一是县委宣传部、县司法局在总结“四五”普法工作宝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景东实际，按照全国、省市“五五”普法规划的要求，认真草拟全县“五五”普法规划，在广泛听取各级各部门及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基础上，形成一份科学合理、具有可操作性的“五五”普法规划。经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过后，于10月12日，县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听取审议了我县《关于在全县公民中实施第四个五年普法规划情况和制定第五个五年普法规划的报告》，并作出了《关于在全县公民中进一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县委、县人民政府批转了《县委宣传部、县司法局关于在全县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根据《规划》的要求，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也相继结合各自实际，制定了本乡（镇）、本部门、本单位的“五五”普法规划。全县上下形成合力，保证“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有序开展。
二是我县于12月18日召开了全县“四五”普法总结表彰暨“五五”普法动员大会，县委副书记作了动员讲话，县人民政府县长对“五五”普法工作作了全面部署。会议使全县领导干部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明确了工作任务，树立了做好“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信心和决心，从而为“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顺利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健全机构，明确职责，有组织地开展“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五五”普法期间，随着领导干部的更换及形势的需要，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得到及时调整和充实。领导小组现有成员单位19个，由县委书记任组长，县人民政府县长任常务副组长、县委专职副书记及县人大主任任副组长、县委常委领导、县委政法成员单位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办公室设在县司法局，由县司法局局长任办公室主任，分管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副局长任副主任，具体操作普法依法治理日常工作。“五五”普法以来，领导小组具体制定了《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工作规则》、《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及《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职责的明确，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的职能更加有效发挥。各乡（镇）、各部门也相应调整充实了依法治乡（镇）及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健全了普法依法治理领导机构。13个乡（镇）都配齐了政法副书记或副乡（镇）长，主抓政法工作。执法部门均有法制股室，专门负责部门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全县上下形成了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一级抓一级的普法宣传网络，为做好“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三）投入经费，专款专用，有保障地开展“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至，我县财政预算给县司法局每年人均0.2元的普法经费，共拨款29万元，省财政拨普法专款16万元，各乡（镇）投资年使用普法经费2.5万元，部门单位投资平均年使用普法经费1万元。经费的保障，使全县各级各部门创新了宣传形式,加大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力度。
（四）精心安排、巡回检查，有序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五年来，我县司法局协同县依法治县办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结合我县实际，每年制定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对全县年度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作全面的安排，促使各级各部门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在工作要点下发执行过程中，两部门还经常安排工作人员深入乡（镇）、单位部门检查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贯彻实施情况，指导开展工作，及时解决普法依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同时还注重抓典型经验示范推广工作，及时传递和收集普法信息情况，随时掌握和了解全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进展情况。做到年年有部署，年中有督促检查。
（五）突出重点，有的放矢，不断深化“五五”普法教育工作
“五五”普法期间，县司法局及相关部门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按照“五五”普法规划的要求，制定“法律六进”实施方案，利用各种宣传月、宣传周、宣传日及纪念日，大力抓“法律六进”活动，强化重点普法对象的法律素质，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普法新篇章。
一是以提高领导干部、公务员、执法人员及公职人员依法执政、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公正执法的能力，推进社会法治化管理为目标，开展“法律进机关”、“法律进单位”活动。，县司法征订《干部法律知识读本》、《公民法律知识读本》发放到各部门各单位；，县司法局创办了景东普法网站，结合景东实际设置新法速递、公共法规、部门法规、专题法规、法律问答、法律常识及案例精选等栏目宣传国家最新法律法规规章、省地方性法规规章、景东县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及景东政府职能部门所涉及的法律法规知识。并以文件形式及电话通知各级各部门，要求工作人员点击普法网站，自觉学习法律法规知识。网站的开通，创新了全县的普法形式，扩大了普法宣传面，为机关单位工作人员搭建了学习法律法规知识平台。5月上旬，县司法局联合相关部门组织县属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开展“法律进机关”、“法律进单位”活动，赠送《新法律法规汇编》、《法律知识手册》及相关行业法律法规知识宣传册。5月14日，县司法局与县委宣传部联合组织全县公务员、事业管理人员参加全省法律知识考试，以考促学。通过开展“法律进机关、进单位”活动，引导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崇尚法律，增强“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的意识。
二是以提高农村村民及村干部的法律素质，建设平安和谐新农村为目标，开展“法律进乡村”活动。由于我县是一个农业大县，95%的人口是农业人口，县司法局将“法律六进”中的“法律进乡村”作为重点工作来抓。11月，免费发放《省农村干部法律知识学习资料》246册，并于11月20日组织166个村委会231人村党支部书记及村委会主任参加了考试，通过考试，提高了村干部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及自我服务的能力。，征订了9万余册《农村法律知识手册》，免费发放到农户家，做到户均一册。同年，县司法局与依法治县办在全县各村民小组建立了2500户“法制中心示范户”，向示范户发放工作职责及法律工具书，由“示范户”负责区域内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加大了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力度及覆盖面。，县司法局联合乡（镇）在重点乡村组开展普法骨干培训，发放法制宣传材料，引导乡村干部及农村公民自觉学习法律法规知识。将老百姓不断引向学法用法及守法的轨道。“法律进乡村”活动成为景东农村普法史上的新亮点、新跨越，为推进我县新农村建设及和谐平安景东的构建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以提高社区居委会干部依法治社区能力，增强社区三种人即居民、农民工、流动人口的法制观念，促进和谐社区建设为目标，县司法连续五年与锦屏镇司法所联合向城区三个社区免费发放《法律法规汇编》、《社区居民法律知识读本》、法律法规单行本及法制宣传材料，为社区建立了法律图书室，定期组织社区居委会干部及44个社区居民小组长以法制讲座的形式开展普法工作，引导他们认真自学及组织居民学习与社区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并负责在各自管辖的区域内召集农民工及流动人口学习法律法规知识，增强居民、农民工、流动人口学法的自觉性，做一个守法用法的良好公民，共同创造美好和谐的社区新型家园。
四是以提高企业经营者依法管理和安全生产的能力，增强企业职工安全生产及依法维权的意识为目的，，县司法局与锦屏司法所及文井司法所在昌龙公司、佳浩公司以召开企业经营管理者及职工法律知识培训会的形式，向与会人员、办公室主任、图书室及车间负责人发放《法律法规汇编》、《企业经营者法律知识读本》及与安全生产、劳动合同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材料的形式开展普法教育。为公司建立法律图书室，为公司管理人员及职工提供学习法律知识的工具书。与社保局、安监局联合举办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律培训班，重点培训《安全生产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知识，引导企业依法经营、诚信经营，注重安全生产，考虑职工合法权益才是公司长远发展之道。
五是以引导及督促广大师生自觉学习法律法规知识，提高教师依法治教的能力，增强学生守法及依法维权意识为目的，县司法局联合关工委、综治委、妇联、团县委教育、公安、工商等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分工协作，互相配合，联合开展各项活动。如，每年的“6·26”、“10·26”国际国家禁毒日、“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及“3.15”消费者权益日，几个部门都要到学校开展禁毒知识讲座，放映录像，展览图片。公安局禁毒大队在全县部分学校建立了禁毒示范学校。各学校做到了普法“教材、师资、计划、课时”四落实，几部门及学校针对我县青少年学生的特点，坚持把好青少年普法关，不断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律素质教育。首先规范法制副校长管理。每年根据人事变动情况，适时调整全县各中小学法制副校长，不断健全完善法制副校长工作制度，努力使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目前我县已实现100%的中小学校配备兼职法制副校长，村完小配法制辅导员。法制副校长及法制辅导员充分发挥作用，定期开展法律知识讲座、法制教育培训，落实法制教育课时，每学期为学生上法制课2次以上。第二，根据不同学龄阶段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和接受能力，有针对性地确定法制教育的目标、内容、途径和方法，将法律知识深入浅出地融入学生们熟悉的社会生活中。在小学中，着重帮助孩子们培养遵纪守法意识，针对中学生，则着重讲授与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及青少年违法犯罪有关的法律法规；第三，搞好法制教育与其他教育的结合。即法制教育与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相结合，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相结合，与传统美德教育相结合，教育广大青少年学生学法律、知荣辱、明是非，使广大青少年从小懂得应该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养成学法守法的行为习惯；第四，坚持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相结合。在课堂教学的同时，还组织学校开展主题班会、演讲比赛、法律知识测试等形式，增强中小学生法制教育的引导性、互动性和趣味性。组织学生办板报、宣传栏，大力宣传《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义务教育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与青少年学习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大大激化了孩子们参与法制教育的积极性；第五，以“关爱明天，普法先行”为主题先后到县属各学校开展法制讲座，赠送《法律法规汇编》及与学校相关的法律单行本，引导及督促广大师生自觉学习法律法规知识，营造美丽和谐的校园法治氛围。
（六）围绕国情，服务大局，协调联动地开展普法教育工作
一是以提高公民的宪法及法律意识为目的，深入宣传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律制度。如，县司法局联合相关部门利用“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及省宪法宣传周宣传宪法知识，在“法律六进”活动中贯穿宪法精神，引导公民增强宪法及法律意识，崇尚法律、遵守法律、依法办事。
二是围绕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宣传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法规。如，消费者协会和工商局联合有关部门及企业，在城区、乡（镇）利用消费者赶集之际举行“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咨询活动，以录音播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和《省消费者保护条例》。食品安全法及实施条例出台后，食品药品监督局要求县城上规模的餐饮单位积极参与《食品安全法》宣传，在显眼位置悬挂食品安全法相关宣传标语，提示广大消费者；文化局联合相关部门对网吧、音像制品、娱乐场所等经营业主进行与文化市场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在娱乐场所内张贴各种法律知识等宣传挂图、警示牌。国税地税联合利用“税收宣传月”宣传税收法律法规等等。
三是围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宣传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服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林业部门为主，全县上下开展以《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及《农村土地承包法》为内容的林业法规宣传，林业局征订林业政策法规读本发放到各农户，做到户均一册；司法局印发与林权制度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材料，文化局以文艺演出的形式宣传林业政策法规。县委宣传部与林改办联合举办了林改政策法规知识竞赛，营造了全县人民齐参与林改的良好舆论氛围，为顺利完成林权制度改革提供了法律保障。县安委会利用“安全生产月”组织成员单位大张旗鼓地开展《安全生产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宣传活动；县禁毒防艾委实行挂钩联系制度、各成员单位利用“6.26”、“10.26”国际、国家禁毒日及“12.1”世界艾滋病日开展禁毒防艾人民战争宣传活动，重点宣传《禁毒法》、《省禁毒条例》及《艾滋病防治条例》等禁毒防艾法律法规知识。劳动社会保障局召集农民工培训《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及《劳动法》等法律法规知识。
四是围绕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宣传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县司法局在“法律进企业”活动中向企业管理人员及职工宣传《劳动合同法》、《合同法》、《公司法》、《担保法》，向公共服务单位宣传《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法律进乡村》活动中宣传《矿产资源法》；计生局宣传《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环保局利用“6.5”环境日开展《环境保护法》宣传。
五是宣传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相关法律法规。如，县综治维稳委利用综治维稳宣传月，组织综治成员单位开展声势浩大的法制宣传活动，重点宣传《刑法》、《治安处罚法》、《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知识。县司法局利用“法律进乡村”活动集中宣传《条例》及“三大诉讼法”。
（七）层次分明、形式多样、有针对性地深化普法工作
我县采取分层次、分对象，灵活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方法开展普法工作。如，针对领导干部我们采取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及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定期组织领导干部学习行政法律法规知识；针对公务员我们采取“普法网站”传送法律知识，组织普法考试，以考促学的形式开展普法教育；针对执法人员我们采取定期法律知识培训及持证上岗前培训及法律知识考试。如，公安人员每年都开展法律知识培训及考试。司法人员由司法机关定期组织学习培训新颁法律法规知识；针对事业单位人员，由普法机关及主管部门印发行业法规，引导管理人员及职工自学法律法规知识；针对企业管理人员及车间负责人、员工，我们采取分层次的集中培训及召开会议的形式讲法宣法；针对社区居民及农村公民我们采取广播电视传播法律知识，由“法制中心示范户”在区域内宣法讲法，利用街天发放宣传材料，由普法机关免费发放《农村法律知识手册》及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手册、单行本，由文化局及乡（镇）村文艺队伍编演法制文艺节目宣法。对居委会干部及重点乡村组干部由普法讲师团进行法制骨干培训的形式开展普法工作；针对未成年人，我们采取法制讲座、模拟法庭、以案释法、法制文艺表演、赠送书籍、展图片、放映录像等形式开展普法教育。通过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深化普法宣传教育，进一步提升了各层次重点普法对象的法律素质，顺利完成了“五五”普法规划预定的目标任务。
（八）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景东法治政府
为了贯彻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实现法治政府总目标，，县人民政府组织了一场高规格的依法行政专题讲座，召集13个乡（镇）、县属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实质副科以上领导干部及县五大班子领导共300余人参加了听课。法制局发放了1000余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教材，组织1474人参加了考试。讲座及考试促使全县公务员牢固树立了依法行政理念，增强了依法行政的意识。
（九）制定完善地方民族法规，依法建章立制，积极推进依法治县进程
“五五”普法期间，我县的民族法制不断得到健全，为推进依法县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原《县城乡建设管理条例》修改为《城镇管理条例》。原《县水利工程建设条例》修改为《县水资源保护条例》，《县环境保护条例》出台，单行条例的修改及出台标志着我县的民族法制有了新的发展，它们将直接服务于全县的“三个文明”建设。
“五五”普法以来，我县经历了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建设，全县各级各部门在推行执法责任制的基础上增建了更加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干部职工做人做事都有章可循。民族法制的进步及规章制度的健全，不断推进了全县法治化管理水平，直接推进了依法治县的进程。
（十）建立规章制度，加强对群众性事件的治理
针对当前我县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和不断增多的趋势，为切实维护我县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县委决定建立完善了处理突出问题及联席会议制度。建立了处置突发事件的组织领导指挥机构，明确了处置突发事件的原则，加强了基层派出所、法律服务所、治保会、调解会等组织建设，做到组织、人员、工作制度三落实，充分发挥了各自的职能作用。近两年还建立了领导大下访大接访、网站接访及领导接待日制度。五年来，我县严格执行各种制度，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形成合力成功化解了有关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由林权制度改革带来的林地林木权属争议和移民搬迁等问题引起的，强化了群众性事件的治理力度。
（十一）普治并举，积极开展行业和基层依法治理，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
“五五”普法期间，我县采取先普法后治理，进一步加大了行业和基层依法治理力度。一是依法整顿市场秩序，重点打击不正当竞争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严重破坏市场经营秩序的行为；二是依法整顿税收征管秩序，重点整治偷税、逃税、抗税、骗税行为和税收征管中的违法违纪行为；三是依法强化土地和矿产资源管理，重点解决乱占耕地、浪费土地和违法开采、破坏资源等问题；四是依法强化环境保护，重点抓好工业污染治理；五是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重点打击盗窃、严重暴力犯罪、贩毒犯罪和城乡流氓恶势力，加大查禁丑恶现象力度，整治学校、企业周边环境，整治农村治安秩序；六是依法维护农民合法权益，重点清理强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不合理负担；七是依法整顿文化市场，重点对印刷、音像制品、出版物经营场所、娱乐场所、电子游戏室、台球室、体育馆、网吧进行清理整治，严厉打击文化市场违法犯罪行为。八是依法整治道路运输中违法经营行为；九是依法治理道路交通、水库及道路运输、煤矿、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违反《安全生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各主管部门明确任务，强化措施，集中组织战役，针对热点问题，严查细究，扎实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在基层依法治理工作方面，我县以两委换届为契机，以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为突破口，全面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工作发展。为保证我县村两委换届顺利进行，全县举行骨干培训，培训《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选举营造了良好的法制环境。“五五”普法期间，我县按照市司法局及民政局的要求，接着“四五”普法期间创建的57个“民主法治示范村”，将创建活动全面推开，剩余的109个村委会一起强化了村级四民主制度，健全完善了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村里各项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强化了监督机制，建立健全村级民主监督小组，规范村务、财务公开内容、程序、方法和时间，确保村级各项工作运作正常有序。几年来，社区、学校、企业的依法治理工作也得到较大发展。社区各项规章制度健全，自治能力进一步提高，其中“龙泉社区”被省司法厅、省民政厅命名为“民主法治示范社区”；教育系统认真开展了依法治校，依法治教工作。企业依法建制，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有关市场经济法律法规在企业中得到真正贯彻。县、乡、村（社区）的依法治理工作都有新的突破，一个以基层依法治理为基础、行业依法治理为支柱、地方依法治理为主体的依法治县工作格局已经形成。
（十二）认真组织开展“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验收工作
4月，县委、县人民政府印发了县委宣传部、《县“五五”普法依法治理总结验收实施方案》，县依法治县办印发了《县“五五”普法检查验收指导标准》及统计报表。对“五五”普法依法治理检查验收工作作了具体详细的安排部署。成立了以县委政法委书记为组长，县人民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为副组长，以县委宣传部、县委政法委、县法制局、县人事局、县司法局的领导为成员的普法检查验收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组成4组普法检查验收小组深入13个乡（镇）、99个部门、单位、企业检查验收。经过检查验收考评，合格率达100%。13个乡（镇）全部验收为优秀乡（镇）；99个部门、单位及企业中优秀占81%，良好占19%。
三、“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成效和体会
（一）“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成效
在全县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下，“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成效显著：一是景东农村社会稳定，社会治安秩序良好，民族团结进步，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三个文明建设全面协调持续发展；二是人民群众依法，走访人数由多变少，代表诉求能力提高，无重大恶性上访事件发生；三是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得到普遍增强及提高，依法维权意识明显增强；四是司法机关公正司法，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行政能力得到明显提高；五是全县领导干部能够带头学法用法，大多数领导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无重大影响的案件发生。六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依法经营、诚信经营、安全生产的能力明显提高。七是村（居）委干部依法治村、治社区的能力快速提高，流动人口及农民工的法制观念得到明显增强。八是对依法治校活动的领导和协调工作加强，学校周边环境整治效果明显，校园周边无重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发生。九是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不断推进，保证“四民主、两公开”的全面落实。十是行业依法治理工作不断推进，经济秩序良好，市场管理有序。
（二）“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体会
在实施“五五”普法规划中我们深深的体会到：
一是党委领导、人大政协监督、政府实施，各级各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参与，是较好地完成各项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任务的关键环节。
二是认真落实普法依法治理机构、人员、经费、措施、规划“五个到位”，是搞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根本保障。
三是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开展普法教育工作，是普法工作得以全面开展的重要保证。
法律普及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普法活动；法制宣传教育；普法规划；农村普法
中图分类号：DF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1-0191-03
当代中国的普法活动，又称为“普法教育”、“法制教育宣传”或普法运动，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执政党和国家有意识、有组织、有计划发起并直接领导和推动的大规模、群众性普及法律常识的活动[1]。自1985年开始，我国由政府主导的普法活动已完成了五个五年规划，“六五”普法已开展过半，但普法活动的得失有待深刻反思。
一、传统中国的普法形式
《左传·昭公六年》中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不管禹刑、汤刑是否真的存在过，但是这句话却可以说明中国的法律制定源远流长。从尚不可究的制定成文法规典章的最早时期，到清朝末年的“变法图强”运动，中国古代统治者们就已经清楚了法律的重要性，在国家的统治和治理过程中，不断制定和使用成文法典，而且他们对于法律的宣传亦不少。
从我国现存最早的成文法典《吕刑》到《秦律》、《大齐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例》等古代法律，每一个朝代都进行了修律制典。这些法典在制定之后，并不仅仅存放于朝廷官府中，而是进行了公布。法典的公布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不仅让官员知晓，更让百姓了解，从而达到希望臣民都讲法、知法、守法的效果。从西周的“悬法象魏”之制，①到春秋时期的郑子产“铸刑书”和晋赵鞅“铸刑鼎”；②再到明太祖朱元璋督促制定《大明律》，并亲自编纂颁布《御制大诰》来对《大明律》进行普及宣传，在诰中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大诰·颁布大诰第七十四》）而清朝皇帝也纷纷效仿，亲作圣谕，要求百姓臣民守法，如顺治时期的“顺治六谕”、康熙的《圣谕十六条》，以及雍正的《圣谕广训》等。而这些行为正是对法律普及的方法和手段，不仅让官员懂法，提高官员的“依法执政”意识，也让百姓知法、守法，从而达到维护太平盛世的目标。但相比于目前中国的普法运动，传统中国的普法在形式、内容、组织领导等方面都远不及，普法形式过于单一，普法内容也是十分有限，普法的领导组织也稍显混乱。
二、目前中国的普法活动
当代中国的普法运动，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五”普法的启动开始，5年一周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30多年，它也已经走过了5次五年普法，步入了第6个五年普法之中，20余年来，我国的普法卓有成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中国的法治建设》“‘一五’（1986—1990年）普法期间，有7亿多公民学习了相关的初级法律知识；‘二五’（1991—1995年）普法期间，有96个行业制定了普法规划，组织学习专业法律法规200多部；‘三五’（1996—2000年）普法期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普法活动开展了依法治理工作，95%的地级市、87%的县（区、市）、75%的基层单位开展依法治理工作。‘四五’（2001—2005年）普法期间，有8.5亿公民接受了各种形式的法治教育。”③普法20余年来，法律知识已经在全国范围得到广泛的传播，法律介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认可。它和清末的“变法图强”这两个时期是“一百年间，中国法制发展的两个最为辉煌的时段”[2]。五年为一次的普法周期，这是当代中国普法的一大特点，但是每一个阶段的普法却各有不同。
1.名称的更改
第一次普法规划的全称是《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而第二次普法规划则为《关于在公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二个五年规划》，将“基本普及法律常识”变更为“法制宣传教育”，虽然只是简单的替换，但是却体现出我国在第一次五年普法之后对整个普法活动更全面、更科学的理解，“普及法律常识”的范围远远小于“法制宣传教育”。只有对普法活动有了科学的认识，整个普法活动才能更好地进行，少走弯路；提高了对普法性质的认识水平和层次，就能更好地触摸到普法的实质与精髓。在第二次普法规划之后，普法的指导思想为普法活动树立正确的方向标。
2.普法对象的范围
对于普法对象，每一次的五年普法都各有侧重。“一五”普法启动初始，国家就明确了普法所要针对的人群，普及法律常识的对象是工人、农（牧、渔）民、知识分子、干部、学生、军人、其他劳动者和城镇居民中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继而在“二五”、“三五”普法也都强调了和“一五”普法类似的对象范围。但从“四五”普法开始，普法对象被定位为“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虽说这样的阐述有些笼统，但是在对普法过程的指导和要求中，强调了普法的重点对象，并且在普法工作中要根据不同人群进行分类指导。
3.普法内容的选择
从“一五”普法重点的“九法一条例”①开始，到“六五”普法的“突出学习宣传宪法，深入开展法治理念教育”。二十多年来，普法的内容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民经济的发展，法治国家的建设，不断地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一五”普法选择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九法一条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地发展，民众整体受文化教育的程度得以较大的提高，都促使了许多法律得以制定或重新修订。因此，到“三五”普法之后，普法工作开始更加关注关于社会经济的法律常识的普及，并根据各个阶层、各个职业的不同进行各专业法律的宣传与教育。
4.普法方法的创新
普法是一项浩大的全民工程，不仅要注意在对象、内容等方面的科学选择，还要重视方法使用。如果单纯地“以法于教”和遵循传统的教授方式，取得的普法成效必定是十分有限。一是由于学习法律所产生的枯燥无味，其知识会让许多民众难以下咽；二是传统方式所存在“只重学，不重用”，的弊端，即使民众在普法过程中涉猎了部分法律知识，但却会成为一种死法，无法达到用法的效果，更别提活学活用了；三是由于目前普法越来越重视基层民众，更要不断地送法下乡，完善中国的基层司法制度；而传授主要就是文字方面的教学，但大部分工人、农民由于文化程度受限及接受能力、消化能力有限，这样的普法方式必然收效甚微。
通过普法方式的创新，在普法过程中注重与公民的对话，将普法寓教于乐，多加利用图文、电视等载体进行普法将更加行之有效。“一五”普法中因当时社会条件所限制，普及法律常识要紧密联系实际，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有计划地、比较系统地上法制课是普及法律常识的重要形式，辅助的形式还有充分发挥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媒体平台的作用，当时也利用教材、板报、演讲等方式尝试进行一场准确、通俗、生动的普法运动。而到目前的“六五”普法，在普法方式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和创新，除了采取举行“五五”普法提出的“法律六进”的主题活动外，②还有“四五”普法提出的“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具体形式更是多样、广泛，虽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法，但是却更显得灵活，并可更具实际遇到的情况、各地所处条件的不同而采取适合当地的普法方式。
三、普法活动在农村
对于当代中国的普法，“送法下乡”慢慢成为普法工作的重心所在，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从“四五”普法规划的工作要求中“要重视对农村村镇、城市社区干部的法律培训及流动人口的法制宣传教育”和“要重点抓好村镇、社区、企业、学校等基层单位的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到“五五”普法的对象和要求中“加强农民法制宣传教育，着力提高农民法律素质”和“法律进农村”，农村的普法活动逐渐成为我国普法工作中越来越不可缺少和越过的一个重要环节。“源于中国的问题仍然主要是农村问题。中国最广大的人口仍然居住在农村”。③农村的传统习惯、教育落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宗族观念等方面的影响，“送法下乡”成为普法形式的一种表现。
回顾已经开展完毕的5次普法，再关注当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六五”普法，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农民”、“农村”、“农业”等与农村问题相关的字眼频频的普法对象和内容。在普法过程中涉及到的普法方式，或者说农民获得法律知识的途径，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通过电视、网络、报纸、广播等媒体平台。在“一五”普法中，普法规划就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报纸、刊物、广播、电视在法律普及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电视和网络越来越普遍，它们在普法过程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农村民生问题研究——基于河北省农户调查分析》[3]中的一项调查，就有这么两项数据：
“大部分农民很关心时事，尤其是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时事新闻；其他一些农民感兴趣的节目包括法制、综艺娱乐和农业科技，比例分别是20.04%、16.62%、11.45%。”
“尽管农民经常看连续剧、电影类节目，但他们最希望增加的节目还是与农民生活贴近的农技知识、地方新闻与法制类节目，对这三类节目的需求分别占有效样本量的43.17%、46.04%、24.67%……”
可见，即使在今天，这些媒介依然是民众获得法律知识的途径，即使在农村也不例外，尤其是在全国大部分的农村电视都已经普及了的今天。
2.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针对村干部、党员和乡村教师等农村部分人群的培训。在2012年暑假项目的走访调查中，笔者正好遇上福建农村村组织的换届选举。在对福建省某镇党委副书记（兼任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会长、办公室主任）的走访中，他告诉笔者：“当地在各村组织换届选举完毕之后，会对新当选的村干部进行在法律、管理、组织等方面内容进行相关的培训。一般地，村民小组组长、村民代表、村委会委员等由乡政府负责组织培训；而村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则参加县里组织的培训。”
3.通过政府在农村开展的活动，而附带在农村普及一些法律常识。主要有政府组织的“三下乡”活动①和“五下乡”活动，②以及法院的“流动法庭”③这两种方式。在走访调查中，据了解，因为大部分农村地处偏僻地区，交通不便，再加上许多乡镇政府并没有专门、专业的普法队伍，所以经常是通过“三下乡”和“五下乡”的方式，一起普及一些法律常识。而基层人民法院也根据上述农村的这些特点，组织法官下村子，组成“流动法庭”对农民的法律纠纷进行现场办公，在办案现场，由于村民的现场观看，法官现场也接受村民法律问题的咨询，在无形中也达到普法的效果。
4.其他方式。在各地农村因为每个地区的不同，也会采取不同的普法方式，如现在比较普遍的法制宣传栏、法律宣传车、法律宣传海报等。并且在构建农村书屋时，村委会除了购进关于农业方面的科技知识图书外，也适当的购进一些基本法律知识的图书。另外，在特定时间段，按上级部门要求，也会进行不同的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比如，在秋冬防火时节，除了会进行防火知识的教育外，也会普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宣传教育；而在村组织换届选举之前也会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各地选举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其他时期主要宣传的还有兵役法，以及当地的一些法规文件等。
总结普法活动在农村中所采取的这些方式后，我们可以看见农村普法中存在着较严重的缺陷。苏力老师在《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一书中提到他在走访调查过程中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我在某地基层司法调查时，就曾看到发给或要求农民购买的由该省司法局编印的所谓的《农村普法读本》，其中汇编的第一部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4]虽然苏力老师做调查距离现在已过10余年时间，但此类事件还是存在于农村普法中存在。更何况当今的绝大部分法律是放在城镇的环境中进行制定，因此许多法律制度是不适用于农村社会的，普法的效果也将大打折扣。“现代法律在很大一部分主要适用于城市社会、工商社会、陌生人社会；由于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原因，在世界各地，现代法律及相关制度都难以进入农业社会、熟人社会或很难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有效运作。”[4]
结束语
纵观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法律知识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普及。从法律宣传、法律出版、法学教育等各个方面来看，都可以说，中国国家主导的法律普及工作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5]。目前的普法已成为一场浩大的全民运动，涉及各个部门，影响各个行业，渗透进社会的各个角落。普法活动伴随着中国法治的发展而发展，同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不断完善而完善；而法制建设和法治发展，普法的开展也有了更快速地发展。回顾二十余年来的普法运动，从城市到农村，从政府到民间，从规划到行动，从“一五”到“六五”，我们欣喜地感受到它所带来巨大成就的同时，更要看到它所存在一些过失、不足与弊端，譬如该如何针对城市和农村的不同情况分别进行更高效率的普法活动？如何提高普法内容的适用性和实用性？法学教育如何才能更好地为普法服务？普法工作是否还存在其他方面的死角？这一系列的问题都等待我们的解决，需要在接下来的普法工作中不断地完善和改进。一言以概之，普法工作“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张明新.对当代中国普法活动的反思[J].法学，2009，（10）.
[2]许章润.普法运动[J].读书，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