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与金融学期总结篇1
【关键词】财政投资；特点；体制
一、财政投融资是我国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需要
根据穆斯格雷夫的“发展型”公共支出模型，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公共部门投资在国民总投资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起飞”奠定基础。
（一）财政投融资的根本作用
其作用在于充实社会先行资本，填补财政预算无偿投资和一般商业金融投资的空白财政投融资的特点在于既体现政府政策取向，又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信用原则组织经营。财政投资的主要领域是准公品，这类产品若完全依赖财政无偿投资，因财力有限势必出现“瓶颈”制约，供给不足；若完全依靠企业筹资，银行融资，因准公品“效益外溢”的特点，供给更加不足甚至无人投资。所以在私人产品与私人投资、纯公品与财政无偿投资大体对应平衡的情况下，财政投融资介于二者之间，填补了准公品投资的空白。
（二）财政投融资的目标是贯彻国家产业政策
建立对企业和商业银行的诱导机制，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财政投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表现为短期内“数量增加”，更表现为长期内“质量的提高”。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基本解决，结构调整的问题更加突出。我国预算内财力贫乏，而财政投融资作为一个投融资体系，直接把资金引入优先领域，形成一种“财政投融资先行―商业银行投融资跟踪―企业投资随后”的连锁反应机制。
（三）切实的货币政策
在当前我国通货紧缩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加强财政投融资又与反经济周期目标相吻合中央银行降息，货币政策力度不可谓不大，然而由于真实利率高于名义利率，居民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企业预算约束硬化以及货币政策时滞等原因，货币政策的效力一时还不能显现。而财政扩张作用直接、力度大，特别适合在经济全面萧条时采用。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反周期调节，不外乎两种手段，一是减税，二是增支。
（四）融资体制
财政投融资体制还能平衡资金在国民经济三大部门间的分配，调节储蓄、投资结构，促进资金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我国三大部门中，居民是盈余部门，企业是短缺部门，财政则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居民最终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幅上升，居民部门储蓄占到社会总储蓄的60%以上，而财政日见拮据。在这种不平衡状况下，通过国债等财政投融资手段将居民手中的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积累基金，有利于调节储蓄与投资结构的不对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二、我国旧有财政投融资体制的问题
（一）国家财政投资日益弱化，影响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后劲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正处在经济转型期，不仅要实现经济体制市场化，还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此决定政府在强化、引导投资方面负有比发达国家更多的责任。但当前我国财力不足，财政的经济建设性投资呈现出弱化态势，与政府的宏观调控要求相去甚远。
（二）财政投融资与商业银行投融资界限不清，也缺乏法律上的依据
一方面财政投融资范围界定不严，本应通过市场融资的通过财政投融资，扭曲了资金结构，损害金融业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过分扩张投资性贷款，投资资金过分依赖银行，不仅加剧重复建设和结构失调，银行不良债务急剧上升还将阻碍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发行国债相比，国债的透明度相对较高，易受到关注，而银行的不良资产较隐蔽，就这一点来说，财政投融资比之金融投资也有其优势。国际经验表明，财政融资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是银行信贷所不能替代的。
（三）财政投融资效益低下，盲目、重复建设现象仍然普遍
贯彻产业政策不力重数量轻效益是我国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的弊端，表现在财政投融资上就是有偿资金无偿使用，资金投放前缺乏全面科学的可行性分析、成本效益分析，工程建设中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项目结束后不进行评估，往往是“说投就投、一投了之”，使财政投融资无法维持自身“融资―投资―还款”的良性循环。
（四）财政融资渠道单一，资金不足也是制约财政投融资宏观调控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
财政与金融学期总结篇2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不同作用
1.财政和货币政策作用机制不同。财政政策更多地偏重于公平。财政政策是影响和制约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环节，它的主要责任是直接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并对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再分配，调节各经济主体间的利益差别，保持适当合理的分配差距，以防止过度的收入悬殊，并从收入和支出两部分影响社会总需求的形成。货币政策则更多地偏重于效率。货币政策的实施是国家再分配货币资金的主要渠道，是在国民收入分配和财政再分配基础上的一种再分配，主要是通过信贷规模的伸缩来影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进而引导资源流向效益好的领域。（1）
2.从两种政策调节的方式和途径看，财政政策可以由政府通过直接控制和调节来实现，如要控制总需求，可通过提高税率，增加财政收入，压缩财政支出，特别是基本建设支出等措施，可立见成效；而要刺激需求，则可通过减税，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等手段较快实现政策目标。货币政策首先是中央银行运用各种调节手段，调节存款准备金和对商业银行贷款数量，以影响商业银行的行为。若抑制总需求则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及再贴现比率，若刺激总需求则降低比率，商业银行则立即做出反映，相应调整对企业和居民的贷款规模，影响社会需求，从而利于政策目标的实现。（2）
3.两大政策调节的领域不同。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调节。货币政策主要从流通领域出发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货币政策的核心内容是通过货币供应量的调节来对国民经济施以影响，其功能是向流通领域提供既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又能保证物价稳定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
4.两大政策调节的对象不同。财政政策调节的对象是财政收支；货币政策调节的对象是货币供应量。
5.两大政策调节的侧重点不同。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供需总量平衡；而货币政策则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从财政政策看，它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表现为对经济结构的调节，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支出规模，达到增加或抑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但这种调节从根本上说也是以调节社会经济结构为前提的。货币政策则通过货币投放和再贷款等措施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手段控制货币乘数，实现对社会总需求的直接调节，达到稳定货币和稳定物价的目的。当然货币政策也可以根据国家产业政策，通过选择贷款方向，间接对结构发生调节作用。
6.两大政策的效应时滞不同。从政策制定上看，财政政策的时滞较货币政策长，因为在决定财政政策时，政府提出的有关税收变动和支出调整财政措施，往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批准过程。而货币政策制定则不需要那么长的批准过程。从政策的执行上看，货币政策的时滞要比财政政策长，因为货币政策无论是通过扩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率来刺激有效需求的增长，还是通过紧缩货币供给量提高利率来抑制有效需求增长，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而财政政策只要能使政府扩大或紧缩支出，便可以较快地对社会总供求产生影响。
7.两大政策调节的透明度不同。财政预算一收一支，收入多少，支出多少，一清二楚，因而，具有较高的透明度；而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主要表现为：银行信用一存一贷，银行贷款源于存款，但贷款本身又可以创造派生存款，这样信贷投放的合理规模、货币发行的合理界限很难掌握。（3）
8.两大政策的实施者不同。财政政策是由政府财政部门具体实施，而货币政策则由中央银行具体实施。尽管某些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名义上归属财政部领导，但是其中绝大多数在实施货币政策方面由中央银行独立操作。
9.两大政策的作用过程不同。财政政策的直接对象是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以改变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数量和结构为初步目标，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货币政策的直接对象是货币运动过程，以调控货币供给的结构和数量为最初目标，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生活。
10.两大政策工具不同。财政政策所使用的工具一般与政府产生税收和收支活动相关，主要是税收和政府支出、政府转移性支出和补贴；而短期内强有力的调节手段是增加或者削弱政府支出，通过平衡的、有盈余的或有赤字的财政政策来调节总需求。财政政策运用是否得当，不仅与财政收支在总量上是否平衡有关，而且也受财政收支结构是否合理的影响。货币政策使用的工具通常与中央银行的货币管理、业务活动相关，主要有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或中央银行贷款利率、公开市场业务。（4）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与内容
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求国债发行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
2、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的搭配。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有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容易引起过度赤字、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而，在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使用。
3、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还体现在：“适当的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应以不违背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为前提，这样可以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政策性贷款风险。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不应与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完全重合。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还是应该以财政政策投资为主，而竞争性投资项目只能是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否则就会形成盲目投资，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4、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配合。由于货币政策权力的高度集中，货币政策往往只包括两个层次，即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宏观层面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直接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指信贷政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发展需要，调整信贷资金存量和增量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财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层次性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形成了多层次的调节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是国家通过预算、税率等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中观层则主要是通过财政的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解决公平、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微观层则是指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性支付中形成个人收入部分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5）
第二种观点认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表明，只有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此种结合方式的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抑制总需求，控制通货膨胀；其消极效应是容易造成经济萎缩。
2.双“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其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消极效应是往往产生财政赤字、信用膨胀并诱发通货膨胀。
3.“松”“紧”搭配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松”“紧”搭配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在经济调控中最常用的调节方式。如何搭配二者的“松”“紧”则取决于客观经济状况。例如，当经济中出现货币发行过多但还未演变为通货膨胀时，为了经济的稳定发展，不应急于收紧银根，回笼货币，而应采取增加财政收入、紧缩财政支出的对策，即选择“松”货币政策与“紧”财政政策的搭配；而当通货膨胀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时，就应采取紧缩银根、回笼货币的“紧”货币政策与扩大支出、减少收入的“松”财政政策，，以压缩需求，增加供给，使经济增长能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又如，当经济发展中出现财政赤字但经济增长速度尚可观时，不应急于紧缩财政，而应减少货币供应、控制贷款，选择“松”财政与“紧”货币的搭配；而当经济发展中主要矛盾为财政赤字并伴随经济增长停滞时，财政应努力增加收入压缩支出，而银行则应放松银根、发行货币，即选择“紧”财政与“松”货币的搭配，借以启动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同时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6）
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采取了不同的配合方式，大体为三个阶段：
1.1979-1988年，总体上实行的是“双松”配合，期间表现为多次模式转换和由“双松”到“双紧”，又由“双紧”到“双松”的螺旋式循环。1979年、1980年为“双松”配合，财政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这两年财政支出连续大幅度增长，造成了高额财政赤字；货币政策上则是大幅度增加现金和贷款投放，使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大幅上涨。1981年为紧财政松货币的配合，财政方面，压缩了当年财政基建投资，财政赤字有所降低；银行方面，实行紧中有松的政策。1982年至1984年实行“双松”的配合，财政方面实行一系列的财税改革，使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银行方面实行了“拨改贷”和企业流动资金由银行信贷供应的体制，增发货币增发贷款。1985年又实行了“拨改贷”和企业流动资金由银行信贷供应的体制，增发货币增发贷款。1985年又实行“双紧”配合，财政方面采取措施增加收入控制支出，当年实现盈余；银行方面“紧缩银根”，严格控制贷款规模和货币投放。1986年至1988年又实行“双松”配合，财政方面扩大国债发行规模，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再次下降；银行方面提出“稳中求松”、“紧中有活”，银行信贷和货币投放再度失控，到1988年通货膨胀率已达18.5%.
2.1989-1997年，总体上是“双紧”的配合，期间同样表现为“双紧”与“双松”的螺旋式循环。1989年实行的是“双紧”配合，针对1988年出现的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状况，1989年中央提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和现金投放。1990年至1993年实行的是“双紧”基调下的“双松”配合，增加了货币供给，并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财政方面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和支农支出，调整经济结构，但由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致使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通货膨胀率达21.7%.1994-1997年，实行的是“双紧”配合，财政方面结合分税制改革，强化了增值税、消费税的调控作用，并通过发行国债，引导社会资金流向。货币政策方面，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大幅提高存贷款利率，要求银行定期收回乱拆借的资金，使宏观经济在快车道上稳刹车，并最终顺利实现了软着陆。
3.1998-1999年实行的是“双松”的配合。针对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政府实施了以扩大内需确保经济增长目标实现为目的的“双松”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取消贷款限额控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率，连续五次下调存贷款利率，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等一系列措施；在财政政策方面，加快“费改税”进度，对某些产品提高出口退税率并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加大政府投资力度。1998年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增加配套贷款，定向用于公共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1999年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调控力度，大幅度提高职工的工资，开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7）
三、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近年来，我国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上存在以下问题：
1、财政改革和金融改革的进度不够协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体制和财政制度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而金融改革相对滞后，在国家宏观调控中出现了一些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不协调的现象。如银行商业性质的确定，意味着银行经营要以盈利为目的，但由于国有企业效益长期下滑，亏损不断加重，不少企业长期无力归还贷款，形成了坏账、呆账，更使银行对企业放贷越来越持严格谨慎的态度，自90年代就逐渐开始不再向经营不善、效益不好、无力还贷的企业贷款。
2、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配合的步调不够一致。199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连续8次降低存、贷款利率。而在这期间，国家财政部发行国债与银行下调利率的步调不一致。1998年2月财政部发行国债，当这笔国债还没有认购完毕时，中国人民银行于3月25日宣布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银行存贷款利率明显低于国债发行利率，给财政部造成很大压力。财政部不得不作出临时决定，暂停这次国债的发行工作，把国债的利率降低到与银行存款利率大致相同的程度继续发行。财政与金融配合的步调不一致，使国家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国债的成本大幅度增加，国债变成了代价高昂的收入。如1997年国债发行规模为2500亿元，发债成本就在450亿元左右。
3、在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中的政策不配合。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经济增长乏力的现象。为了刺激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党中央和国务院审时度势，决定实行扩大内需的政策，实施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如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向国有独资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等政策，但金融部门却很少有重大的政策出台，基本上实行的是通货紧缩政策，造成了国家财政的压力不断加重，不仅影响了扩大内需的效果和潜力，更重要的是加重了国家财政的风险。（8）
第二种观点认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在抑制通货膨胀和反经济周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二者在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上的配合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调控分工不明，责任不清。通常情况，货币政策更适合于总量调节，财政政策更适合于结构调节，但在两种政策的实际配合中，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没有发挥调节结构的作用，正是由于财政货币政策的这一“空档”，导致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至今仍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二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缺乏充分协调。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财政、银行之间缺乏充分的协商研究和紧密联系，使得两大政策在宏观调控中难以形成合力。三是在经济运行和体制改革的某些重大问题上，两大政策配合不够。如在公债发行、利率调整、国企改革、住房商品化等方面，均存在配合不当的问题。（9）
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国的两大政策存在着不协调，最直接、最关键的是两大政策错位：1、两大政策的功能定位不准。过去我国对两大政策的功能并未严格区分和界定，致使不明确各自功能，调控的对象、重点与方式，调控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和怎样发挥作用，导致了宏观经济运行秩序紊乱，宏观调控失效。2、两大政策相互“越位”。主要表现是：一是银行贷款充任财政拨款和财政补贴；二用银行贷款维系亏损与日俱增的国有企业；三用银行贷款支撑着巨额“自筹投资”；四用银行贷款支付改革成本和缴纳税收；五是财政信贷严重扭曲。3、两大政策的调控功能“不到位”。近年来社会资金总量、结构与大量扭曲和畸形发展严重，其主要表现是资金总量持续快速增长；资金规模急剧扩大与资金结构严重失调、资金供需失调与资金“盲流”严重并存。（10）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协调的原因分析
第一种观点认为，财政、货币政策不协调的原因表现在：（1）联结两大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国债在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国债市场分割成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所债券市场和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国债发行体制在国债利率市场化、国债品种多样化和国债期限分布平绥化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一方面，使央行利用公开市场业务进行货币政策微调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很难兼顾各方利益；另一方面，也使国债管理部门难以根据市场状况，灵活、有效地实施国债发行和债务管理操作。（2）财政投融资体制尚不完善，财政、金融部门职能界定不清。（3）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机构安排有待改进。宏观经济政策政出多门，而各部门习惯于从自身利益出发制订和实施政策，容易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消。（11）
第二种观点认为，财政货币政策搭配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财政货币政策缺乏协调的历史基础。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财政金融体制是“大财政、小银行”。财政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起着关键作用，银行信贷则只是对于财政起补充和配合作用。80年代中期以后，财政体制改革和中央银行的独立，使财政和货币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于财政财力不足，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则不断膨胀、迅速上升，成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作用突出的擎天大树，反通货膨胀的主角，“吃饭财政”则过于依赖银行信用行使其职能。
2、财政和货币当局并不能左右财政和货币政策。概括起来讲，应该是政治决定经济发展方向，我国的表现也比较明显。2003年央行用450亿美元向建行和中国银行注资就是一例。其实，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是不允许政府（财政）向央行直接透资和借款的，财政和央行背后的系统行动都包含有一些并不为市场所完全明白的用意。维护金融稳定，判断经济是否过热以及是否需要收缩，只能由最高层进行决策，而绝非央行和财政能够决定得了的。央行和财政只能在技术层面上左右出拳，以此向公众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3、双方缺乏必要的沟通。财政与货币当局对当前经济运行情况的认识不一，导致了各自政策取向和政策选择的不同。而且，由于“本位主义”考虑，依据自己调控机制制定出来的政策，很少考虑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缺乏常设的沟通机构，两大部门不到万不得已，很少坐到一起协商研究，相互交流。这种不自觉配合的方式，很难把握政策的松紧程度和调控力度，有时过大，甚至相反，达不到预期效果。
4、政策决策滞后。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存在明显的认识时滞和决策时滞，而且财政时滞在两年以上。财政政策缺乏货币政策对形势嗅觉的灵敏性和政策决策的灵活性，财政政策出台需要立法机构批准是一方面原因，财政部门对时事的分辨力和决策的果断性也有待于提高。（12）
第三种观点认为，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不能有机配合的主要原因：
首先，两大政策制定过程中考虑总体效益不够。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制定基本上都是由各部门分别根据自己对当前经济运行情况的认识程度，依据自己的调控机制制定出来的，而很少考虑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由于各部门制定政策只考虑微观，忽视了宏观；只重视部门调控效果，忽视了国家整体调控的效果，从而造成政策制定之间的不协调。
其次，国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还没有完全丢掉原来的行政手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金融政策都主要是调控经济总量，而很少考虑优化经济结构问题。对经济总量的调控主要依靠的是“两把刀”，一把刀砍财政支出规模，压缩贷款投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依靠这“两把刀”的行政力量，简单地压缩贷款规模或压缩支出规模已不行了，必须坚持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密切配合，既要有对经济总量的调控，又要有对经济结构的调控；调控方式也必须从以行政调控方式为主转变为以间接的经济调控手段为主。
再次，宏观调控具有明显的依赖金融调控而忽视财政调控、或依靠财政调控而忽视金融调控的特点。从近几年来的实践看，我国宏观调控一度主要依赖于金融政策宏观调控而忽视财政政策宏观调控，在社会财力的支配上银行远大于财政；从扩大内需以来，主要依靠财政政策调控而忽视了金融政策的调控，扩大内需的财力主要由财政发行国债提供。这种单靠一种政策或偏重某种政策调控的做法，也容易影响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有机配合。（13）
五、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对策
思路一：为了防范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消除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当前应加强宏观调控政策的预案研究，发挥货币政策的主导调控作用，财政政策予以适当配合。
一是建议选择合适的时机适度浮动汇率，如将汇率的浮动控制在2%上下范围内，以免引起大的波动，同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
二是建议适时提高利率，改变负利率的局面。随着美元利率的进一步上调，应考虑提高利率水平，抑制总需求的扩张。对于提高利率水平可能引起的国际游资的进一步流入，可通过加强结售汇管理，加大对资本流入的监管力度来进行监控和调节。
三是慎用财政化的货币政策，控制基础货币投入。财政化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通过投放货币来解决财政应出资的问题，包括用再贷款的方法对濒临倒闭的机构（如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农信社等）提供救助资金和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长期贷款。去年以来，国家动用外汇储备600亿美元补充3家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实际上应属于国家财政的职能。按现代企业资本保全的原则，这部分注资不能随意抽回，而且一旦银行股份制改造完成，注资外汇是否结汇将成为董事会或管理层决策的问题，一旦结汇就意味着流通中再次增加货币投放，导致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因此，央行的货币政策运用应避免形成财政性救助支出和争取监管权力的砝码，避免因功能错位而形成财政分配的另一种渠道。
四是实行中性偏紧的财政政策，发挥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在当前财政收入形势较好的情况下，按照有保有压的原则，建议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预算草案内，着重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着力清理财政的历史欠账。同时，建议加大压缩财政赤字的力度，通过控制建设性国债的发行和项目资金支出的节奏，可考虑减少建设性国债的发行额度，以降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缓解投资品价格上涨压力。
五是积极推进税制改革，优化政策环境。一要结合出口退税机制的改革，全面清理促进出口的优惠税收政策，不合适的应抓紧取消，并尽快制定出台能源资源税、对部分产品征收出口关税等政策。二要研究税收政策，抑制房地产投机行为，抑制房价的进一步攀升。
六是改革国债管理制度，由国债发行额管理转变为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增加短期国债的发行，丰富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并推动债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加强国库现金管理，提高财政存款的使用效率，促进财政预算、赤字管理的科学性，配合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进行流动性管理。（14）
思路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思路与对策
1.建立和完善规划、财政、银行的配合机制，优化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要健全和完善国家规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要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统筹安排和政策协调。包括两大政策目标的协调、财政赤字和金融不良资产的定期跟踪测算、财政金融稳定性的预安排、财政金融政策和操作工具进行互动效率评估和化解金融不良债务安排等。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重要功能。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经济总量平衡方面发挥作用，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完善统计体制，健全经济运行监测体系，加强各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功能互补和信息共享，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2.完善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发挥综合效应。我国产业政策要通过鼓励、限制或禁止某些产业、产品和技术发展，合理配置利用资源，优化经济结构。目前部分信贷资金流向低水平重复建设领域，与产业政策导向出现了偏离，要求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要适时、适度进行调整，形成动态协调配合机制，更好地发挥综合调控作用。为解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长不平衡现象，要重视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消费需求增长。要加快进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抑制由地方政府推动的某些行业和地区出现的投资热。
3.适度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财政政策要以国债手段为主转向以税收和财政贴息手段为主刺激总需求；货币政策要更多地运用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间接手段调节总需求。财政政策依然要在公开投资领域发挥作用，创造社会公平、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要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新体制相配套的分税分级财政框架。建立规范的公共收入制度，调整优化支出结构，推进部门预算、收支两条线、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制度等改革。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方面，要通过改革完善国债发行交易制度，统一国内债券市场，活跃短期债券市场，使央行公开市场操作能有的放矢，成为货币供应量调控的有效工具。
4.推进财政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和国债运作管理是未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两大基点。在投融资体制改革中，要明确财政投融资与商业银行投融资的界限，既提高财政投融资的投资效益，又保障货币政策免受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冲击。要规范、强化、整合债券市场，切断隐性的地方财政赤字融资渠道，切断企业和银行用信贷资金盲目投资的渠道，把有效的投资纳入到“开前门、堵后门”的正常轨道上来。国债运作上可考虑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全国人大每年给财政部批准一个国债余额指标，这个指标是上一年国债余额加上本年度财政预算赤字之和。只要国债发行不突破余额，由财政部视市场情况灵活掌握发行规模和期限品种。（15）
思路三：为了实现财政与金融制度的协调，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利率市场化的问题。从利率基准的确定来看，利率市场化改革目标即建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和引导市场利率，使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就财政的角度来看，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尚处割裂状态之时，中国国债市场还无法形成基准利率体系，其他小规模债券品种也无成为基准的可能。然而，就基准利率形成中的工具发行进行合作，自然有利于降低财政与金融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协调成本。
其次，金融市场的完善是财政与金融进行制度协调的另一重点，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等在内的整体金融市场的完善，可以为财政和金融政策的配合提供一个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为此，除了市场的统一和完善、有效机制的建设等问题，需要注意的还有两点。一是金融市场的主体建设，即通过促进金融主体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来使得财政和金融政策能够在现实经济和货币经济两个层面进行协调，因为财政与金融政策的配合效果，往往就是从这些金融主体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二是对金融创新的财政支持。在一国的金融深化过程中，财政与金融政策的配合是全方位的。就金融创新来看，无论是金融产品的开发还是交易过程的创新，通常都需要有相应的财政支持才能实现。例如，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可以说是金融政策的一个重要创新点，这当然需要财政的税收中性理念的支持。（16）
资料来源：
《1》《5》《8》《13》胡德期《论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04年第31期
《2》《7》《9》盛强《试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运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3期
《3》《6》曹健《试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与协调》《北方经贸》2004年第4期
《4》王秋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问题研究》《广西金融研究》2004年第1期
《10》兰长鼎《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合理配合初探》《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1》黄燕芬《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性研究》《人民日报》2004年04月23日
《12》范炜等《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效应绩效研究》《财政研究》2005年第2期
《14》徐放鸣《拓展宏观调控政策空间》《中国财经报》2005年05月17日
财政与金融学期总结篇3
关键词：地方政府性债务分析建议
一、引言
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在我国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依照我国法律规定，地方政府不得举债，而另一方面在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中，具有地方政府性质的举债行为普遍存在，并且根深蒂固，近年来已愈加演化为地方政府财政的主要风险。
2010年6月10日，为严格政府债务管理，国务院曾《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同年8月19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四部门再次联合发文《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相关事项的通知》，而2013年7月以来应总理的要求全国各级审计机关再次展开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专项审计，足以见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已然浮出水面，成为新一届中央政府切实关注的重要问题。
二、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特征的分析
我国在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理解和应用方面，存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异，一方面缺乏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科学认识和制度保障，而另一方面各级地方财政存在巨大的举债需求，二者之矛盾直接促成了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迂回”演进过程，伴生问题的特征也表现出一定的“畸化”。
一是总体规模庞大。目前，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以下各级政府均不同程度地负有各种债务，而且地方政府的层级越低负债规模越大，债务负担越重。据中金公司研究报告预计，2012年末地方政府负债已达到12万亿元，约占中国2011年GDp的四分之一。
二是举债方式隐蔽。由于地方政府举债受到《预算法》的严格限制，我国各级地方政府绝大多数采用变相的举债方式，巧借名目，隐蔽融资，再加上缺乏必要的信息披露机制，透明度低，形成一种“暗箱操作”。
三是偿债能力较差。地方政府性债务主要投向市政建设等经济效益低下的公益性项目，很多地方政府又是超财力举债，债务是财力的两三倍，地方政府已出现偿债困难，对举借新债偿还债务的依赖程度较高。
四是债务管理混乱。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基础薄弱，债务举借、管理和债务资金使用方面问题多多。例如，管理制度不健全，债务的举借、使用、偿还管理不规范，风险预警和控制机制不完善；债务资金使用不合规，未按核准用途使用债务资金，长期闲置债务资金；地方政府违规提供直接或间接担保；融资平台公司运作不规范；地方政府以各种形式向单位职工或社会公众集资。
五是假借融资平台“隐身”。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正式登记注册的投融资平台有3800家左右，加上未纳入登记管理的大约有8000多家，平均负债率超过60%，至2012年末，融资平台公司债务已达8万亿元左右。
三、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的分析
我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同西方发达国家现有成熟体制内的地方债务问题有本质不同，它不是在规范体制内的规模约束和风险控制，而是现实需求与机制缺失的矛盾产物，具体来讲，我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是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与注重灵活的市场机制之间的矛盾，是经济总量增长追求和经济结构优化需要之间的矛盾，也是市场金融体制基础薄弱和地方发展资金市场化之间的矛盾，相对单一的应对风险举措和复杂变化的发展环境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我国特有的财政收支体制、经济增长方式、金融体制建设和应对风险传统理念等各种因素的耦合，促使我国地方政府在应对发展资金缺口时采取回避法律法规而又依赖市场机制的迂回策略，最终催生了具有畸化特征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
（一）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权事权结构失衡
我国财政体制在分税制改革之后，一直存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划分失衡问题，虽经几次调整，但总体趋势仍是事权下放地方，而财权向上集中。据统计，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中只占30%左右，却不得不负担教育统筹、医疗保障等60%的公共开支。目前，仅依靠中央转移支付的方式无法有效调节地方财权事权的结构失衡，一些地方财政甚至变为“吃饭财政”，具体表现在财政刚性支出项目不断增多，地方政府可调配发展资金有限，因而产生了地方财政举债的体制性压力。
（二）经济转型期财政资金供求的巨大缺口
金融危机对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影响甚大，我国为此进行了“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促民生”的重大战略部署，并采取了新增4万亿投资的积极举措，一方面为地方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但另一方面也给地方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在我国宣布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后，地方政府随之提出的投资计划总额超过24万亿，而这规模巨大的资金从现有成效来看，对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内需等初衷作用有限，而重复建设和过度建设行为则屡见不鲜。
（三）社会融资能力贫瘠带来的单一渠道压力
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是形成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另一原因。一方面政府投资范围过宽，城市建设投入主要依靠政府，与有限的地方财政能力形成矛盾；另一方面，社会融资能力贫瘠，加之金融危机带来的消极影响，社会资金投资意愿总体低迷，进一步加大了地方建设投入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这一渠道的依赖。
（四）特殊历史时期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遗留问题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2008年底，中央政府宣布对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由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和银监会也在2009年3月联合《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根据政策，地方政府纷纷组建融资平台公司，成为这一特殊时期地方政府投融资的主体，大部分地方财政投资依赖于这一政策性渠道，从而使地方政府性债务大规模形成。
四、应对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的几点建议
从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的现状来看，4万亿投资计划只是加速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浮出水面。地方政府性债务暴露的不仅仅是巨大债务规模如何消化的问题，更深层次的是反映出了相关政府职能的失灵。因此，应对我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应追本溯源，采取全面、系统的措施有效控制地方债务的继续膨胀并化解其风险。
（一）完善财权事权的分配制度
要彻底化解地方性政府债务风险，必须从财政体制方面入手，解决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划分失衡问题，缓解地方财政举债的体制性压力。首先，在现有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基础上，科学划分上级和下级财政之间的税收收入；其次，按照财权事权相匹配的原则，进一步明晰和细化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的界限；最后，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减少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
（二）允许条件成熟的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
针对当前地方政府性债务所潜伏的风险隐患，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关键的问题是修改禁止地方政府发债的《预算法》，允许条件成熟的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给予地方政府适度举债的法律渠道，避免地方政府盲目举债、过度举债问题，并有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三）积极化解存量债务
清查存量债务，准确掌握债务总体规模和结构，并进行有效的分类化解。地方政府应当依据债务用途类别，建立两种不同的偿债机制，对主要体现社会效益而经济效益低下的公益性项目，继续完善偿债准备金制度，制定偿债计划，明确偿债期限；对具有可见经济效益的项目，应坚持“谁借谁还”的原则，确定偿债责任单位，用项目收益偿还债务，落实偿债资金来源。
（四）严格控制新发生债务
政府债务规模应与当地经济发展和财力状况相适应，不能超越财政承受能力。一要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机制，严格控制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二要严格审批程序，对举债项目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不符合地区经济发展规划的，一律不审批；对举债单位不具备偿债能力的，一律不审批。
（五）积极引入市场机制
一是将公益事业推向市场，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构建以企业为主体进行市场化运作的机制；二是积极发挥担保公司作用。通过鼓励成立担保公司，可以有效地减少政府因不规范的对外担保所引发的债务纠纷，规避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六）建立健全政府债务管理体系
地方政府应当加强对债务资金申请、使用等各环节的监督管理，建立健全政府债务管理体系。一是建立严格的债务审批机制，并由财政部门制定年度债务申请计划；二是对债务资金实行专户管理，每项债务资金需经财政部门审核后方可使用；三是对重大举债项目，可以采取委派监管人员等形式，对项目进行全程监控，保证地方债务资金合理利用，防止资金挪用和浪费等不良现象出现；四是地方政府应当将政府性债务纳入审计监督范围，加强对债务资金的审计工作；五是健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披露制度，提高财政透明度，依靠社会公众的力量对地方政府举债行为进行监督，从而督促地方政府更科学、有效地运用债务资金，防范债务风险。
（七）规范融资平台公司
融资平台公司是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主要举借主体，应当把融资平台公司作为重要的观测窗口。首先，要加快建立融资平台债务管理信息系统、统计报告制度以及债务信息定期通报制度，实现对融资平台公司的动态监控；其次，要加强相关监管部门对融资平台公司的监督，实现对融资平台公司的全口径管理。
（八）加强财政金融之间的沟通协调
由于银行贷款是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主要来源，银行单位应实施更为审慎的风险管理程序，加强贷前审查和贷后跟踪，密切跟踪地方政府的综合负债状况和偿债能力，以监控财政金融风险。同时，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与财政部门的沟通协调，实现信息共享，提高地方政府债务的运作透明度。
（九）改善绩效考核和官员考核制度
将政府债务管理工作作为考核政府部门负责人的重要指标。积极倡导“减债也是政绩”的责任观念，把“任期内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增减变化”作为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指标之一，并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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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郑小姝：《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防范》，《经济研究》，2010年第6期
财政与金融学期总结篇4
美国财政学家阿伯特（1949）指出：“公债管理就是选择公债形式和确定不同公债类型所占比例数量，选择债务期限结构，确定不同阶层持有者所拥有的公债数量，决定到期公债偿还和以旧换新，决定公债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对不同公债持有者的利益，以及到期公债和新发行公债的政策，公债政策在政府一般财政政策中的地位等”。我国财政发展史就是一部财政政策创新史，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政策体系无任何先例可循，必须用发展的观点、全局的观点、普遍联系的观点探究公共财政政策问题。时代不同，经济运行特点和表现的规律性会出现新的变化。地方公共债务从无到有，从小额度到大规模，经过了一个较长的积累过程。地方公共债务风险管理也顺时代而生，是改革开放年代，国民经济综合协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产物，解决了中央与地方经济协调、全局与区域经济协调的阶段性矛盾问题。在地方政府自有财力和公共债务财力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我国经济发展跃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其积极作用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任何事物有利必有弊，问题是弊发展到了侵害经济集体本身健康发展的程度，地方公共债务风险是否会诱发龙卷风一样通货膨胀风险和海啸一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摧垮整个经济运行体系。虽然从国家审计局有统计的数据和国民经济运行现状来说，地方公共债务风险还处于可控状态。但是，从地方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角度来说，有效化解地方公共债务风险，对于保持经济增速的常态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探讨通过财政政策创新来化解地方公债风险具有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经济学家威尔森和邓肯（1993）提出“财政规划”概念，指出财政规划是所有财政政策工具的一组特定值，此组政策工具值或适用于当年，或包括未来时期财政工具的特定变化。如果财政规划不会引起公债-收入比率的骤增（或骤减），那么这种财政规划或财政政策是可持续的。如果财政规划不可持续，就必须对一项或或者多项政策工具予以调整，或对其他非财政政策工具予以调整，或者适应外生变量变化等。工业化国家经验证明，高水平和持续上升的公债-收入比率的代价是高昂的，债务负担过重，利息支付压力过大，要想保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就必须降低公债-收入比率。经济基础、产业结构、税收体制、财政体制、利率、汇率、国际收支、就业政策、经济增长政策等多因素，都会成为影响地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1959）提出，财政政策措施的理论框架，应该包括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三大方面。坦兹和泽（1997）从实证和规范角度，按照税收、公共支出和总体预算差额，分析了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戴蒙德、莫里斯（1927），对静态税收超额负担进行了论述，认为税收引致的经济行为扭曲会使经济造成净效率损失，在税制结构得到优化，即在所有税种中每一种税的超额负担均等或成比例，仍然存在征税水平越高，净效率损失越大，而且当经济中存在其他税收扭曲时，这种损失的增加与税收水平的提高不成比例。阿特金森和桑德莫（1980）从税收对要素积累，特别是资本积累的影响入手，考察了动态意义上的税收超额负担问题，在两期生命周期迭代模型中，最适资本所得税率在长期不一定是零，通常取决于劳动供给与储蓄的相对税收弹性及其他们的交叉弹性。克姆利（1986）利用无限期界模型证明，长期最适资本所得税率实际为零。坦兹和泽（1995）论述了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Ram（1986）指出公共支出会取代私人部门产出，产生排挤效应，也会提高私人部门生产力，产生外部性或共用品效应，公共支出的社会收益总量必须看作两种效应之和。排挤效应和外部效应相反性表明，公共支出水平特别是结构非常重要。
上述文献表明，财政政策工具组合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有较大的影响。
三、地方公共债务风险管理：财政政策创新
（一）一个实例：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地方公债管理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wH开发区”）为例，2002年到2011年，wH开发区顺应国家宏观金融形势，自主作为，因势求变，以国有投融资平台为主体，为地方财政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组织资金。从当年底余额6.7亿元到2011年底余额45亿元，有效缓解了地方财力不足弊端，加大了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为开发区的长远发展腾挪出了空间。2009年之前，wH开发区融资特点是，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立融资项目，开发区财政局以财政预算收入信用兜底，投融资平台公司在银行组织授信资金，资金到公司账后，视同财政资金封闭管理，全额划入财政预算基建专户，确保专款专用；融资平台公司组织资金，先由财政部门审批，再由公司组织借款资金，是典型的政府强力主导型融资模式。2009年后，随着国家对地方公债风险管理的重视，wH开发区主动求变，将传统财政信用兜底的债务融资部分剥离到以土地储备为信用兜底新的平台上。原有的融资平台公司规范为市场商业抵押信用为基础的市场化公司。历史存量和新增量的公债信用风险管理，逐步向市场化方式贴近。
但是，随着政府融资平台一刀切的政令后，开发区政府平台融资能力骤然趋弱，如何搞好地方公共债务风险管理，实现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地方公债风险管理的主要财政政策影响因素分析地方公债风险管理的核心是确保现有存量公债到期还本付息，新增公债还本付息有可靠的资金来源。目前普遍认同的是贴现值法，即考虑债务时间因素，以未来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和债务还本付息额度进行贴现计算，如果贴现值收入与支出比较是净收益，则说明公债负债水平是适度的，反之则是过度负债。财政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多样的，例如地方产业结构、地方经济基础、税收政策、财政体制、财政分配政策、产业激励政策等。在所有决定性因素中，从长期影响效果看，税收政策是核心。税收政策决定了一个财政年度或者一个财政跨期的财政收入水平和财政收入结构，对地方财政支出水平和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wH开发区为例，该区定位在建设现代制造业基地，按照现行税收政策，该区的税收结构也明显地表现为现代制造业基地的特点。增值税、消费税和土地增值税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也是逐年增长幅度最高的税种。从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综合比较看，每年财政收入抵扣支出还大有盈余。因此，单纯从局部收入与支出来看，该区应该是稳健性成功运作的典范。但是，从综合收益原则来说，为区内现代制造业基地提供公共服务的不仅有区一级公共机构，还有市级、省级和部级，因此税收分配体制应该从总税收税收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上解省市和中央。在现行的分税制下，区内企业贡献的税收从入库即分成上级和本级财力。从整个收入分配结构来看，本级可用财力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地方公共配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同时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储备招商项目，地方政府为了规避地方财政不能直接负债的法律限制，成立了地方国有全资公司，通过公司平台间接负债融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从该区国有公司成立的历程可以看出，地方债的出现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即是地方政府为了加快发展，在地方可用财力不足，地方信用空间仍然存在的情况下的一个必要融资手段。换句话说，税收分配体制是决定wH开发区地方负债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在wH开发区，公共支出政策工具对地方公共债务风险管理的影响是正面的。由于开发区历史包袱少，而且政府公共职能部门从开始就是大部制运转，机构少，公共非生产性财政负担小，地方可支配财力的绝大部分可用作财政基础设施建设，弱化了对地方公共债务的负面影响。如果开发区没有新增项目，那么现有开发区历年存量债务就可以全部归还，开发区现有公共债务风险就可以有效化解。如果公共支出政策工具得到充分发挥，公共基建债务融资缺口就会迅速扩大。所以说，控制地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规模，管理地方公共债务风险的有效手段。
总体预算差额对wH开发区的影响，主要是对生产型建设资金的影响，即对未来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的投资影响。由于开发区可用财力除了少部分用于公共部门运转外，大部分财力用在未来发展的基础设施投入上，开发区财政属于典型的建设性财政，有别于其他部分地区的吃饭性财政。在财政总预算安排上，区别于吃饭性财政的刚性支出压力，建设性财政支出压力表现出一定的弹性，财政总预算差额可以充分考虑未来发展的机会成本，对现有新增差额预算的规模进行适度优化决策。
（三）财政政策创新对地方公债风险管理的影响分析地方经济基础及其可持续性、地方产业结构、税收政策、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配体制，公共支出政策、总体预算差额等综合经济政策创新，是化解地方公债风险的有效工具。
以wH开发区为例，在改革开放大的政策创新背景下，开发区从杂草丛生的荒地，逐步变成现代化的工业新城。现代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其他城市化配套产业的发展，开发区财源结构由单一制造业逐步向多元化产业发展，开发区税收收入结构也进一步丰富。从开发区过去十年的税收增长趋势和结构看，增值税和消费税占70%以上，每年惯性增长幅度超过15%。应该说，wH开发区已经培育起了较好的财源基础和增长后劲。
虽然wH开发区总体经济块头逐步膨胀，但是过于单一的产业结构将会成为影响其财源稳定性的致命缺陷，地方产业结构政策创新，是wH开发区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行业景气指数和产品生命周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建设现代化制造业基地，除了汽车产业、还应前瞻性地鼓励发展家用电器等其他产业，分散行业景气指数变化影响的财源风险。由于公共债务是在未来若干年分期规划，保持财源稳定性增长异常重要。鼓励地方产业结构政策创新，促使地方财源机构多元化，是化解地方公债风险的有效工具。
税收政策创新对地方公债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现行地方财源基础和税收政策决定了地方可组织的财政收入。税收政策创新可以充分发挥税收的杠杆作用，扩大税源基础、优化税源结构，夯实总体税收水平。
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分配体制对地方公债风险管理具有重要影响。以wU开发区为例，过去十年累计组织财政收入亿元，按照财政收入分配体制，地方留存亿元，上解中央省市三级亿元。如果地方财力占总体财政收入的分配比例大一点，地方可用财力会大大增强，地方公债风险管理将会得到强大的财力保障。
公共支出政策对地方公债风险管理的影响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建设性财政支出和非建设性财政支出的比例，另一方面是建设性支出中“大循环”和“小循环”的支出比例。所谓“大循环”即开发区财政拨款用作城市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费用投入，需要享受这些配套服务的辖区内企业通过税收上缴，地方财力留成弥补。所谓“小循环”即地方国有公司投资进行土地一级整理，后通过拍卖土地收回投资；或者对土地进行经营开发，通过租赁或者销售，实现资金回笼。
总体预算差额政策工具创新，实质是地方财政支出体制创新，即预算支出涵盖范围问题。由于社会功能板块支出是刚性的，此板块财政预算差额政策创新工具弹性不大。建设性板块体制创新，对总体预算差额的影响很大。以wH开发区为例，公债融资长期作为财政建设资金不足的一个补充来源，因此在融资方式上，融资平台公司只是作为一个财务壳存在，所有项目资金支出全部划入财政后支出。财政建设性资金的杠杆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公司造血功能没有培育成熟，地方公共债务融资不仅信用空间日益缩小，而且公债风险日益暴露，不符合银行监管要求，为进一步融资造成了不必要的障碍。如果财政能将建设性资金作为资本金注入国有平台公司，则一般可以按照三七开的比例组织债务性资金，信用放大倍数可以得到根本性提升。财政建设性支出预算差额将直接到公司层面解决，财政建设性资金支出压力直接下沉到公司层面解决。
四、结论
创新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源动力，也是解决地方公债风险管理的动因所在。坚持财政政策创新，应用多种财政政策创新工具组合，可以有效管理地方公债风险。当然，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地方公债风险管理是否引起足够的重视，地方公债风险是否危及到整个经济体的高速增长，以及中央政府加强对地方政府管理，把公债风险放在一个何等重要的位置，公债风险管理中的利益博弈等综合因素，都可能成为财政政策创新或阻碍创新的潜在理由。但是，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财政政策创新工具组合，是公债风险管理的有效目标函数，搞好财政规划，对提高财政整体运行效率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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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与金融学期总结篇5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一、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意义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其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协调的运用无疑在这一成果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重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性，在实施中注意二者的共性成为了当今社会的一大热点。
从根本上来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的都是通过使供给与需求在变动中保持在一个最优的结构进而使社会经济维持在一个长期稳定的状态。从实施手段上来说，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二者通过政策来达到调控的过程中，往往需要相互配合才能使效果达到最好，任意一方都不可能完全凭一己之力使问题得到完美解决，而是需要相互弥补分别利用双方的优势来实现政策效益的最大化。以08年金融危机为例，在危机初期，为了扩大需求，我们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的中后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中心就由扩大需求转移到需求平衡方向上，力图使供给需求的结构达到最理想的状态。
虽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经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在相互配合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使二者在协调中起到了制约还为经济发展设置了阻碍，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高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契合度，已然成为当今社会的焦点之一。
二、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配合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方面存在限制
首先，在货币政策方面的操作空间有限，货币政策不仅要使人民币的币值稳定还要使外币币值稳定，这就让货币政策陷入一个两难的选择，既要治理通货紧缩同时又要防止经济过度膨胀，然而对于这个选择，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有限。比如，央行通过操作外汇市场来保持人民币的币值稳定，不断地购进美元却减少人民币的发行，使外币成为货币增加的重要来源，又比如说，央行通常发行短期国债来进行市场操纵而财政部却倾向于发行中长期债券，这就使央行在市场操作方面受到很大限制。
其次，财存款的日益增长趋势，导致货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受到阻碍，从最近几年的数据上来看，各级政府在央行的比例逐渐增长，而且在一年内的不同季度中呈现不同的波动。在一个年度内，往往前11个月内央行财政存款余额会上升，这是由于发行国债和税收入库导致的，从而商业银行的存款就会相应的递减，而在第12个月，由于财政支出加大，央行的财政存款就会减少，同时商业银行的存款会相应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对货币政策的实施造成了抵触，使货币政策更难进行。
（二）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不健全难以在实施中发挥最大效力
首先，两大政策存在内部的不协调因素。通过财政政策能够使财政支出增加，可是同时却忽视了税收在相等时间内的减少，而货币政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解决物价和就业二者之间的矛盾，因为很难再短期内满足物价稳定的同时又使就业量也随之提高，而这二者之间的矛盾进而又会演变成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矛盾，最后导致国内经济无法持续平稳的上升。
另外，由于财政部与银行缺乏沟通机制导致在拟定和实施政策的过程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仅无法充分的相互协调还相互抵触，这可以体现在1.当通货紧缩时，财政政策通过增发国债等积极地财政政策来扩大内需而货币政策则采用通货紧缩政策加重了财政风险。2.财政部与金融部的步调不一致，这一方面体现在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利率与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上升下调步调不一致。例如，当国债发行未结束时，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却下调，致使财政部压力增大，造成短时间内债券市场的混乱。
（三）两大政策的市场定位不准确并且财政投资与融资体系不健全
先从第一个方面来说，财政政策在市场中的功能侧重于经济结构的调节，而货币政策则更注重于经济总量的调控，但是由于我国目前财政投资与融资体系的不健全，致使两大政策在调节过程中应把握的重点、调控实施的方法以及各自的功能定位不准确最终导致两大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佳，对经济结构和市场结构的调整缓慢，核心问题仍未得到有效率的解决（核心问题主要是指近年来我国的社会资金总量持续增长导致社会资金结构失衡，大量的资金盲目的流失现象）。
再说第二个方面，如前述，财政投融资体系不健全是导致两大政策定位不准确的一个重大因素，那么，它的不健全主要体现在哪个方面呢？在一个标准的市场经济体系中，财政投资与政策融资应该将大部分额度投向于农业领域，基础性产业领域以及经济领域。可是当前我国的金融机构讲财政投融资大量运用于大型的商业和金融领域，这就使货币政策实施起来倍加艰难，同时也为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设置了障碍。
三、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一）在两大政策稳定的前提下发挥各自在调控过程中的功能
第一，要在财政政策稳定的前提下加强货币政策在稳定市场需求方面的功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要重新为货币政策制定新的目标，使之更加科学化并合理运用与货币有关的各种金融工具来作为辅助手段，我们可以相对的降缓货币在供应量方面的增长幅度，控制货币投放的总量，完善货币的信贷结构，我们还可以重视汇率变动在社会总需求方面的作用，对汇率变动的区间适当的放宽，提高人民币的升值空间，降低社会总需求的操作难度。
第二，在货币政策稳定的前提下发挥财政政策在总量调节方面的功能。首先要改变对货币政策的“过度有用性”观点，放弃企图完全通过货币政策来改变现存问题的看法，因为货币政策是通过稳定总需求来为市场经济创造货币环境，而财政政策则是在优质的货币环境中通过对市场经济结构的调整来达到对总量的调节，所以既要保证货币政策的稳定施行又要加强财政政策在总量调节方面的至关作用。
（二）加强国债管理，完善国债的市场结构
首先，在国债管理方面要做到三点。第一，应该发行多种国债，增加国债发行的类型和涉及的领域，还要扩大国债的发行量。第二，应该逐步降低商业银行购买国债的门槛，解除商业银行进入国债市场的限制。因为，只有商业银行持有国债的量达到一定程度才能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进行协调配合。第三，对国债利率进行调整，一直以来国债利率都普遍高于银行存储利率及其他金融产品利率，这不利于形成市场化利率。
其次，完善国债市场结构。1.要改变国债的投资方向，减少政府性投资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农业，基础建设，教育，环境建设领域2.在发行长期国债的同时适当增加一年期以下的短期国债发行量，中央银行调控经济的工具之一就是短期国债，只有在现有基础上增加短期国债才能更加利于央行对宏观经济的把控使两大政策在操纵起来更加的容易。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适应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
在各个时期，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必须适应那个时期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实现国家在宏观层面上调控的目标，因此在不同的时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选择方式也不一样。比如，在经济膨胀时期，财政政策通常是利用增加收入减少支出来降低社会需求，货币政策利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使经济降温，并且这一时期是以货币为主导，财政政策为辅的理念，而在经济低迷时期，货币政策通过对资金投放量的控制来调整产业结构，财政政策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增长。所以，要特别注意在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既要相互区别又要相互拟合。
四、结语
本文先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方面的意义开始，强调在新时期加强二者协调配合在调整经济结构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性，接着提出二者在配合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方面存在限制，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不健全难以在实施中发挥最大效力以及两大政策的市场定位不准确等，最后根据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案，首先要在两大政策稳定的前提下发挥各自在调控过程中的功能加强国债管理，然后完善国债的市场结构，最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适应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在新时期注重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在实施中把握协同性，才能使经济更加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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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与金融学期总结篇6
财政投融资是在一般财政预算无偿分配以外,由财政部门直接管理和调控,按照信用原则有偿筹集和使用资金的活动。自80年代我国开始发行生产建设性国债,政策性银行投入运转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财政投融资体制,对推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然而体制运行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财政投资日益弱化,财政投融资渠道单一,财政信用与商业信用界限不清,财政投资重复、低效等。面临新形势的需要,旧的财政投融资体制亟需强化、完善。
一、财政投融资的特点、作用和必要性
(一)财政投融资是我国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需要
根据穆斯格雷夫的“发展型”公共支出模型,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公共部门投资在国民总投资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起飞”奠定基础。进入中级阶段之后,公共部门投资逐步成为私人部门投资的补充。而在经济发展的所有阶段都存在市场失灵,因此政府始终要通过增加公共投资来进行宏观调节。我国尚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年代又不长,市场失灵的现象还相当突出,因而财政投融资的调控作用必不可少。
(二)财政投融资的根本作用在于充实社会先行资本,填补财政预算无偿投资和一般商业金融投资的空白财政投融资的特点在于既体现政府政策取向,又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信用原则组织经营。财政投资的主要领域是准公共产品,这类产品若完全依赖财政无偿投资,因财力有限势必出现“瓶颈”制约,供给不足;若完全依靠企业筹资,银行融资,因准公共产品“效益外溢”的特点,供给更加不足甚至无人投资。所以在私人产品与私人投资、纯公共产品与财政无偿投资大体对应平衡的情况下,财政投融资介于二者之间,填补了准公共产品投资的空白。
(三)财政投融资的目标是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建立对企业和商业银行的诱导机制,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财政投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表现为短期内“数量增加”,更表现为长期内“质量的提高”。1996年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基本解决,结构调整的问题更加突出。我国预算内财力贫乏,而财政投融资作为一个投融资体系,直接把资金引入优先领域,形成一种“财政投融资先行—商业银行投融资跟踪—企业投资随后”的连锁反应机制。
(五)财政投融资体制还能平衡资金在国民经济三大部门间的分配,调节储蓄、投资结构,促进资金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我国三大部门中,居民是盈余部门,企业是短缺部门,财政则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居民最终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幅上升,居民部门储蓄占到社会总储蓄的60%以上,而财政日见拮据,1995年预算内投资占社会总投资仅3.1%。在这种不平衡状况下,通过国债等财政投融资手段将居民手中的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积累基金,有利于调节储蓄与投资结构的不对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二、我国旧有财政投融资体制的问题分析
(一)国家财政投资日益弱化,影响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后劲
(二)财政投融资与商业银行投融资界限不清,也缺乏法律上的依据
一方面财政投融资范围界定不严,本应通过市场融资的通过财政投融资,扭曲了资金结构,损害金融业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过分扩张投资性贷款,投资资金过分依赖银行,不仅加剧重复建设和结构失调,银行不良债务急剧上升还将阻碍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发行国债相比,国债的透明度相对较高,易受到关注,而银行的不良资产较隐蔽,就这一点来说,财政投融资比之金融投资也有其优势。国际经验表明,财政融资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是银行信贷所不能替代的。
(三)财政投融资效益低下,盲目、重复建设现象仍然普遍,贯彻产业政策不力重数量轻效益是我国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的弊端,表现在财政投融资上就是有偿资金无偿使用,资金投放前缺乏全面科学的可行性分析、成本效益分析,工程建设中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项目结束后不进行评估,往往是“说投就投、一投了之”,使财政投融资无法维持自身“融资—投资—还款”的良性循环。
(四)财政融资渠道单一,资金不足也是制约财政投融资宏观调控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首先是因国家财力制约,资本金部分投入就不足,对政策性银行拨款难以保证。除资本金以外,财政融资绝大部分来源于国债,很少的部分来源于金融债券等,加上我国财政投融资效益不高,资本金增值少,形成国债独当一面的局面,加大了财政本已沉重的还本付息负担,国债风险增大。
三、财政投融资体制的强化和完善
财政投融资的特点是融资、投资紧密结合,资金投入直接。针对我国现行财政投融资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寻求财政投融资体制的完善:
(一)融资环节
1.国债的发行权。只要各级地方政府仍是当地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主体,分级财政体制未能真正建立之前,地方政府就不能拥有发债权,地方财政预算也不能打赤字。但在国债投资建设项目中,有很多项目是属于地方性的,根据收益原则,这部分项目的融资应由地方负担。在地方财政支出项目较多、资金较紧张的情况下,可发行中央特许、担保,地方负责还本付息的专项债券,有效地分解中央财政的债务风险。同时,又因一些中小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利益会扩散到其他地区,中央财政应对这部分“外溢利益”予以补贴,具体作法可由中央发债转借地方使用并由各地配套一部分公共资金。
2.国债的规模和期限结构。目前银行利率下调、国债筹资成本较低,正是增发国债的有利契机,此时发行中长期国债可以以较低的成本筹集到大量建设资金。由于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居民收入下降和预期未来支出增加,商业银行的存贷差增大,这也为国债的发行创造了认购对象。为满足商业银行资金流动的需要,这种国债可为定向向商业银行发行的短期周转性国债。目前我国国债主要集中在三年期的中期国债,期限结构过于单一带来的问题是还本付息期集中,长期建设资金不足,短期筹资不易,今后应逐步增加短期周转性国债和长期投资性国债,充实国债期限结构。
3.国债的透明度。我国居民和机构购买国债,长期来在一定程度上是迫于行政压力,就算以国债作为金融资产投资,吸引投资者的也只是国债的稳定可靠性,而不是其投资生产建设带来的收益。这种现象与国债宣传定位不当有关,国债透明度不高,国债发行后居民不了解自己资金的用途和实际效益。这一方面造成居民投资国债积极性不高,一方面使财政部门发行国债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建议财政部门在发行及运用国债资金投资的各个环节,定期披露国债资金投向、工程进度和财务状况,以体现国债财政投融资工具的特征。除继续稳定国债融资外,我国应进一步拓宽财政融资渠道。日本已实行40多年的“财政投融资”制度可资借鉴。日本的财政投融资计划是以大藏省的资金运用部为中心,以财政储蓄、各种保险和年金等形式广泛吸收社会资金,通过有关公共金融机构,以投资、贷款和认购债券等方式进行公共投资,对于日本经济起飞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日本通过财政投融资所筹集的资金极为可观,1991年占到当年财政总资金(财政预算资金与投融资资金之和)的56.5%,成为国家财政不可或缺的“第二预算”。
我国目前正进行清费改税、清理预算外资金的改革,笔者认为探索发展财政投融资制度,在预算体系中建立专门的财政投融资预算不失为规范财政预算、提高资金运用效益的一条思路。就资金来源看,我国也有拓宽财政融资的潜力。我国目前仅有向养老保险基金和待业保险基金发放的特种定向国债,今后配合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可扩大特种定向国债的发放对象,既拓宽了财政融资,又为各类保险基金、资金找到一条安全的投资途径。现行邮政储蓄制度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在期限品种、还本付息方式上实行多样化,以吸引更多的储户。财政投融资的支撑点是国家信用,今后应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担保债券和政府担保的借款制度,既充分又有度地运用国家信用。
(二)投资环节
1.投资项目的选择。公共投资的最终目的不是去和市场活动竞争,而是补充和支持市场活动。如果财政投融资资金用于国有企业的一般生产经营性项目,不仅会使财政陷入对国企补贴的深坑,还会助长国有企业的依赖性和政府干预的不当性,对经济增长作用却不大。现阶段我国财政投资的主要领域是非经营性公共基础设施、高新技术及农业。
2.项目开工前的可行性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公共投资不仅在经济上必须是有吸引力的,在技术、管理和财务上也应该是可行的。在选择和实施投资时必须全盘考虑投入和产出的价格对比,其他经济变量的反应,对其他部门的冲击和影响等。与一般经营性项目不同,公共投资的非经营性使公共投资的成本和效益分析要置于整个社会环境中考虑,即代表对一国经济投入和产出的机会成本(“影子”),而不是特定部门的成本效益。具体地说,项目的纯经济收益率、对就业的影响、对国家债务负担的影响、财政的承受能力、对贸易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影响等都是成本效益分析的因素。“成本”不仅包括初期基建费用,也包括完成和经营项目工程所需的一切经常性支出,后者往往是数量很大却常被忽视的一笔开支。为防止钓鱼工程,要求项目在动工前必须呈交全面清晰的成本预算和收益估算。
3.项目施工的全程监控和项目完工的评估。
针对我国财政投资重投入、轻管理的倾向,在项目施工全程中应建立包括工程质量、资本投入、费用支出的监控,尤其是经济审计。我国财政投融资效益低下与工程施工中财会制度不健全有很大关系。今后应大力提高工程财会人员素质,使财政投资置于严格的会计系统控制中,体现“经济制约”而不是“政治驱动”。项目完工后还应对工程预期目标、预期收益的实现程度进行评估,保持工程监控的完整性,对后续投资也具有启示作用。
(三)密切投融资环节联系,革新财政投融资体制
1.建立财政投融资预算。今后我国财政预算可包括四部分:公共预算、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财政投融资预算。财政投融资预算在预算中单列可以使财政投融资与财政无偿投资、商业投融资界限更清晰,财政投融资有了法律依据,筹资渠道可以进一步拓宽,同时受到预算约束又可保证投资效益。
2.构造财政投融资的组织体系。财政投融资机构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和非银行公共金融机构。前者我国已经建立,下一步应重点研究其职责范围及活动领域,后者可由现有的各国家专业投资公司改组而成。因为公共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与地方利益直接关联,还可考虑在地方建立城市开发基金组织,这种组织作为隶属于中央银行的地方公共金融机构,一方面可以较灵活地筹资,包括地方政府投入、中央拨款、发行债券等;另一方面还承担对市政当局提供技术或财务咨询、服务的职责。与一般的金融机构不同,地方城市开发基金组织兼有经济审查和工程监控职能,因而需积聚大量金融、会计人员、工程专家,这也是与其财政投融资机构的性质相适应的。
3.财政投融资预算应在收支自求平衡的基础上,努力实现资金保值增值。这就要求融资、投资按项目直接挂钩,各项目应自求平衡,项目的还本付息由该项目收益负担,同时对于投资收益应有部分处置权。以国债为例,允许每年将部分国债资金建成的企业或项目中的国有资产转让出售,以收回投资资金,利用资金收益而不是发新债来偿还债务。而对国债的认购方来说,国债收益与投资项目的收益直接挂钩,可考虑生产建设性国债实行浮动利率或部分固定、部分浮动利率,并根据工程进度调整付息方式、还本期限和方式。既增加国债透明度,真正体现其生产建设性质,又可增加国债灵活性,吸引认购者,还可强化对国债资金使用项目的预算约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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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与金融学期总结篇7
1.《财政与金融》课程建设基本情况
《财政与金融》课程分别在金融管理与实务、投资与理财、会计、财务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理、工商管理等专业开设，每学年开课班级数达18个左右，是一门开设覆盖面较广的财经类专业基础课程。通过课程教学团队的多年建设，应该说我们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效。《财政与金融》课程为2005年浙江省精品课程，课程组编写的教材《财政与金融》（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分别列为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十二五国家规划教材。授课教师根据自己的专业和研究方向开展与《财政与金融》课程相关的科研、教改课题，并在各类期刊上。2015年《财政与金融》课程列入浙江省优势专业（会计）课程资源库建设，进一步完善了课程相关资源，为深化课程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财政与金融》课程特征分析
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我们总结经济类专业基础课程的一些特征包括：
对于学生而言，由于专业基础课程一般都比较理论性，与学生在高中阶段学习的语数英、数理化差异较大，普遍不能很快适应专业基础课的学习。此外，从各专业开始《财政与金融》情况分析，大部分专业将它安排在低年级开设，学生对大学课程学习还不是特别适应，学习比较被动，前修或相关课程几乎没有，学生学习有一定难度。
对于教师而言，通常结合高职院校课程建设的特点，课堂的教学模式出于理论与实践结合教学考虑，教学设计难以摆脱以案例导入、阐述理论内容、实训项目训练的固定教学思维模式。专业基础课程往往涉及的面很广，需要教师有广泛的专业知识面。
由于专业基础课程与专业课内容界限很难明确划定。在对专业基础课进行应知、应会目标分解时，与专业课程中的某些项目类似。因此，专业基础课程要结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及专业特点，为以后学习有关专业课打下基础，比如《财政与金融》课程作为我校经管类专业的入门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现象，训练学生用经济、金融的思维去分析和处理问题。
3.深化《财政与金融》课程改革的思路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财政与金融》课程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及探索，为我校经管类专业基础课的教学创新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我们要进一步推进专业基础课程教学改革。我们的改革思路包括：
3.1优化师资团队分工，教师专业能力发展与课程改革相互促进
当前《财政与金融》课程师资团队包括教授1人、副教授3人、讲师4人以及校外兼职教师1人。在今后建设中，要建立一个分工合作更加优化的课程师资，可以根据每位教师的专业和研究方向，分模块负责该模块的课程建设资源。根据每位教师的职业能力发展需要，鼓励教师开展与课程相关的科研、教改课题，通过课题研究、专业，把教师专业研究领域与教学相结合，提升教师自身专业水平及教学能力，实现教师职称晋升和教学工作相一致。
3.2完善课程资源库建设
2015年我校会计专业纳入浙江省优势专业建设，《财政与金融》作为专业基础课程，要求重点完成本课程教学资源库的建设。课程资源库建设是课程建设的重要支撑，是适应互联网时代学生自主学习、在线交流的重要平台。为此，《财政与金融》课程组织课程组开展教学资源库建设，具体资源包括：配套教材、教学课件、授课录像（包括微课视频）、应知测试题库、应会鉴定题库、辅助教学资料等方面。通过课程资源库建设整合了本课程多年积累的各种教学资料，下一步将进一步完善和更新各种教学资料，方便学生进在线学习、交流和下载。
3.3创新课堂教学组织，加强教师与学生的交流与互动
《财政与金融》和很多专业基础课程类似，面临的问题是授课教师不足，开设课程的班级多，因此通常是两个班合班上课，往往是大教室上课，人数达到90多人。教师普遍反映课堂难管理、学习氛围差，在加上一周只上1-2次课，一个学期下来，教师对大班上课的学生都不是很熟，学生的感觉也很不好。因此，有必要创新课堂教学组织，在一开始就对班级学生进行分组，教师抓组长、组长负责小组的学习、作业任务与交流。这样可以大大提升课程教学的效果，加强教师在大班上课与学生的交流与互动。
3.4引入翻转课堂，开展专题讲解与自主学习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高职院校课程改革以后，课时大大压缩，《财政与金融》教学内容如果全部要过课堂教学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在课程教学中引入翻转课堂。课前通过课程教学资源平台，学生可以观看视频、完成基础知识习题等，进行有针对性的课前预习等活动；课中，教师开展专题讲解，学生参与讨论和互动，然后进行总结和反馈。翻转课堂教学法把学生的学习活动当作主线，在课前完成知识学习，在课中完成知识内化和提升，颠覆了传统教学中课中完成知识学习、课后完成知识内化和提升的顺序，使学生从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
3.5采用开放式教学，让学生走进社会大课堂
为了让学生及时了解市场营销学科前沿的最新成果和变化趋势，我们聘请相关的专家、学者来我院举办各种形式的“讲座”及“报告”，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及管理学理论的动态变化。从知名企业或实习基地请来长期从事市场营销工作的成功人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证，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增加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让学生与专家、学者面对面、近距离地交流，拉近了学生与社会的距离。另外，也便于教师与社会各界进行适时沟通，掌握和了解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为以后授课积累大量的素材和信息。
3.6结合专业技能训练及比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财政与金融》课程的内容是紧密联系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根据这一特点，在上半年，课程教学内容与学校思研会活动相结合，开展“两会热点解读ppt比赛”。以学生为中心、课程教师担任指导，根据两会热点，学生查找相关资料、做ppt、演讲比赛等活动。在金融部分教学中，主要结合一些相关比赛，比如积极鼓励学生参加浙江省大学生投资理财大赛、大智慧全国金融精英挑战赛等，在比赛参与和辅导交流中让学生主动学习，取得较好的效果。
财政与金融学期总结篇8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下而上推行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在“交足国家的、余下全是自己的”收入的激励下，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确保了多年的农业稳定增长和国家粮食安全。当然，这种增长也是建立在农民当时没有其他就业渠道可供选择和农业化肥、农药等技术的普遍使用基础之上的。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带来的城镇就业需求的增长，在城乡工资水平巨大差距的诱使下，不仅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就业，而且农业必要的青壮年劳动力也争先恐后地挤进城镇就业。这不仅使农业劳动力日益稀缺、劳动力成本日益提高，而且导致一些地方土地大量荒芜，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愈发突出。在此背景下，党中央审时度势，于2012年10月党的“十八大”正式作出了“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所谓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就是指在坚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顺应农业农村发展形势的新变化，通过自发或政府引导而形成的各类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生产性服务主体及其关系的总和，是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农业市场营销主体、农业监管主体和一系列政策与制度体系的集成[1]，是农业经营组织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不断演化的产物。显然，建立在规模化、集约化、社会化、组织化基础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对财政金融服务产生了新的规模更大、风险更高的需求，而原有的建立在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的小规模、低风险财政金融服务已经无法匹配这一新需求，这就产生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与财政金融服务相协同的问题。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与财政金融服务有何协同关联机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与财政金融服务的协同度如何？这是当前急需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对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财政金融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是当代财政金融支农的重要使命。财政支农的研究最早源于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研究》[2]，他明确指出资本最应该投入农业以获得更大的价值和财富；之后，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强调农业对于国家发展的影响力高于工业，其他产业的进步均是以农业发展为前提，因此，国家财政应该对农业部门给予更多的支持。金融支农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中后期，不少学者逐渐认识到金融在农业农村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munnel[3]、evans和Karrs[4]、thompson等[5]、Chang等[6]先后探讨了政府通过金融手段扶持农业发展的运作机理，并几乎一致地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于发展农业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国内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和金融支农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柱，是促进中国“三农”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何广文等[7]、冉光和[8]、王定祥和谭进鹏[1]等学者基本一致认为，财政金融支农体制的陈旧落后、金融资源的过度非农化配置，正是制约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王定祥[9]、罗必良[10]等提出，以创新的方式实现财政支农政策与农村金融政策的优化组合，且从改革财政支农体系、完善财政补贴政策、改革农村金融体制等方面来推进农村财政金融服务创新。在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方面，温涛[11]、孙文基[12]、陈晓华[13]提出要提高财政金融支农的效果，必须将二者有机整合起来，发挥其各自的优势，才能使财政资金有效支持农业的发展；韩占兵[14]通过对财政金融协同支农的效率进行测算，发现中国财政金融支农协同配合效率严重偏低，提出应该建立财政资金与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协同支农的框架，其中重点是合理配置各类财政资金与金融资金，以协同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现代农业产业链的发展。随着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深入推进，财政和金融协同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研究也随之逐渐增加。黄祖辉和俞宁[15]、楼栋和孔祥智[16]、周应恒等[17]通过对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利益分析，提出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对财政和金融服务协同的层次要求也不同，例如发展较快的地区对财政金融协同支农的需求程度也就越高，而在落后地区更多依赖财政支持。
綜上文献表明，尽管不少国内外学者涉及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政策研究，但是缺乏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与财政金融服务的整体研究，也没有探寻两者间的协同关系；对二者的协同性探索缺乏通过调查数据和数学模型来进行剖析，系统性和严谨性的实证研究不足。本文将对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与财政金融服务的协同性进行研究，以期对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财政金融服务创新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二、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协同性理论分析
（一）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协同性的内涵界定
所谓协同，可以从多角度加以理解。例如，如果是财政与金融服务两种行为的协同，就是指财政金融支农功能的分工匹配和风险共担；如果是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协同，就是指财政金融服务供给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需求相适应、相均衡。显然在本文中，这两种情形都包涵。而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阶段，财政金融服务之间的协同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在支持农业投资中的分工与决策协同。财政服务与金融服务根据自身性质的不同而分工不同，作为对农业弱质性和公益性的积极回应，具有公共属性的财政服务主要对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中的公益性质和准公益性质的部分如农业经营基础设施、市场平台、农业技术、信息化体系等进行支持；而在公共成本被财政服务覆盖之后，农业的盈利性开始显现，具有逐利属性的金融服务则主要对经营性的部分进行支持。财政和金融的协同首先需要二者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共同决策，分工完成属于两者的“份内之事”，真正体现出财政的公共公益性质和金融的商业性质。只有通过财政先行投入，承担非经营性部分的成本，再辅之以政策性金融资本支持，最终引导商业性和合作性金融资本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方能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长期良性发展。
其二，在金融风险分担中的协同。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金融支持风险，核心是信贷风险。如果仅由金融机构来承担，金融机构财务必将不可持续。这就需要建立财政+银行+担保+保险等多元主体共担风险的机制。在金融服务方面，除了银行需要通过抵押物等加强信贷风险防范与管理外，还需要积極引入担保机制、农业保险机制、贷款保险机制，将信贷风险分散后由各担保、保险机构承担。在财政服务方面，也需要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风险补偿基金、财政贴息基金，补贴农业信贷和农业保险的风险损失，支持农业信贷和农业保险发展。
（二）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协同的实现机理
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协同关系实现过程，实际上是财政和金融部门主动适应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对资本投资和金融风险分担两个方面的现实需要，而进行的协同分工和协作供给，从而满足直接构建者的资本需求和信贷机构分担信贷风险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总结成如图1所示。
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中，与财政金融服务协同的需求来自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供给来自于金融机构。而在金融服务供给中，金融机构对财政服务的提供又会产生协同性需求。金融机构在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中，由于新型农业经营组织制度不健全、财务管理不规范，农业生产经营经验不足、资本投资还没有实现规模经济，农业要素最佳重组结构还处于探索阶段，农业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收周期长，加上农业固有的自然风险和市场价格波动风险，使金融机构在提供信贷服务时，不仅需要自身进行信用贷款、抵押贷款方面的创新，也在农业投资性金融服务及其风险分担方面产生了对财政协同服务的需求。需要说明的是，农业投资性需求除了来自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外，还来自金融机构，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中的公共性、公益性、基础性投资客观需要财政介入，而金融机构对此形成的需求本质上也是为了降低金融投资的风险。为了激发信贷机构向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提供更多的信贷融资服务，就需要增加财政金融服务供给，以满足信贷机构在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中的需求。
从图1看，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农业投资性支出，就需要区分财政性投资和金融性投资。通过财政投资创新先期满足公益性、公共性、基础性农业投资需求，然后再由信贷金融机构通过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工具，向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者提供信贷支持，从而与财政服务形成有先有后、合理分工支持的格局，可以大幅度降低信贷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成本和风险，提高金融服务的积极性和水平。而对于信贷机构在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中产生的信贷风险分担需求，就需要财政通过建立风险损失补偿基金、农业产业基金、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工具，向信贷机构提供风险补偿，也需要金融创新担保融资模式，积极发展农业保险，通过担保机构和保险机构的积极介入，以分担银行较大的信贷风险。
三、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协同性测度
（一）理论模型
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之间的协同关系，最直观的结果表现在宏观效率的评价方面。从充分条件看，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之间的关系协同度越高，则现代农业整体经营效率越高；从必要条件看，现代农业整体经营效率的提高一定需要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有效协同。因此，通过宏观效率的考察可以反映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之间的协同水平。
需要说明的是，现代农业整体经营效率是所有农业生产与经营要素协同作用的客观结果，其中至少包含三重因素：一是要素的投入量；二是要素使用效率，或技术进步水平；三是管理效率。虽然这三重因素之间可能存在互相作用，但在理论上三者之间的界限仍然可以大致划分。因此，从协同作用的角度看，通过管理效率的评价可以较客观地反映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协同水平。
根据上述基本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基于系统论与协同论的观点建立理论模型。如图2表明，财政金融服务体系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从宏、微观两个方面作用于农业生产经营过程，形成了一个环境与条件的支撑体系；技术与要素构成了农业生产经营过程的投入体系。农业生产与经营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微观投入与产出的经济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为农业产出的物质成果，而且体现为农业收入的价值成果。从市场经济运行本质看，物质成果是用以满足社会消费者食物需求的基本内容，但对于生产者而言，它们不过是价值成果的客观载体，以及获取农业经营利润的物质载体。因此，通常情形下，农业经营过程主导了农业生产过程，它对农业生产起着规划与控制作用。由于在现实中，尤其在中国，农业生产与农业经营仍存在脱节现象，将二者并列于一起，反映了本研究对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考量。
（二）测度方法
本文将使用宏观数据进行协同度测算，以从整体上把握中国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关系协同程度。从哈肯[18]在自组织理论中对协同的定义看，协同的关键在于作用方向的趋同性。因此，研究中采用“协调函数”进行测度是常用方法，它实际上是将协同理论进行定量化的研究工具，根据高旺盛[19]的算法，总共可分为两步进行。
第一步，确定功效系数。根据协同理论，系统相变点通常要由快驰变量和慢驰变量来确定，而决定系统稳定性（有序性）的关键在于慢驰变量（即序参量）的状况。为此，协同函數的使用前提在于功效函数eC（efficacyCoefficient）的确定。功效函数eC通常被界定为序参量对系统有序性的贡献，一般介于0和1之间。即当最满意时，功效eC=1；当最不满意时，功效eC=0。功效系数的表达式如式（1）和式（2）。
式（1）是具有正功效的功效系数，式（2）是具有负功效的功效系数。其中，Vji表示序参量，αji和βji分别表示系统稳定性的上下临界值，即上界和下界，且βji≤Xji≤αji。
第二步，计算协调水平。协调水平的计算可以基于功效系数，通过计算序参量对总体稳定性的变异程度的控制来实现，基本模型如式（3）。
其中，HC表示协同水平，S表示序参量对稳定均值的变异程度，eC（V-）表示功效系数均值。n、k、m分别表示功效系数个数、子系统个数和子系统中功效系数个数。
在式（3）中，一般结论表现于，HC应该介于0和1之间，即HC=1时，系统完全协同，而HC=0时，系统完全不协同。但实际情形是，计算结果可能处于区间[0，1]之外，该模型中则将这些情形分别收敛成0和1，从而不能对这些序参量的变异程度进行反映。为此，本研究认为，应当将这部分序参量考虑在研究区间中，这时可以将式（3）修正为式（4）。
式（4）中，DHC表示序参量对系统均值的变异程度。
从理论上看，DHC越小，则系统协同水平越高。相反，DHC越大，系统协同水平越低。一般情形下，当DHC处于区间[0，1]时，系统进入较为有效的协调区间，否则均为非协调，只是变异程度存在差异。本文将采用式（4）进行测度。
（三）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1.指标体系构建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农业经营生态系统。根据王定祥和谭进鹏的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被划分为农业组织体系（即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体系）、农业商品体系（即农业商品化处理主体体系）、农业市场体系（即农业营销主体体系）、农业服务体系（即农业服务主体体系）、农业监管体系五个部分。但从实证角度，直接进行相关检验存在大量困难，并且全国整体年度数据很难获取。为此，本文将上述五个部分作为一个整体，从一般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关系并用总体农业数据进行近似考察。其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将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关系看成一个系统，现将这个系统分为两个子系统，即财政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协同系统，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协同系统。在两个子系统中，分别关注三类指标，即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协同带来的农业产出效果、农业投资效果以及农业主体的民生效果。显然，将三类指标同时放进协同体系，可避免单一指标测度上的失真，从而可更好地反映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协同程度的实况。
从操作层面，四级指标均用增长率来进行衡量，以避免绝对数值的差异化影响。每一个子系统，或三级指标都分别对应两个四级指标，以从不同侧面衡量整个系统协同程度。同时，在表中对各指标的功效进行了主观评判，根据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对现实的基本判断，我们将各指标界定为正功效。
2.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于2005—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在金融方面，由于2005—2010年数据难以获得，且直接三农信贷数据不完整，因此，对2010年以前的相关数据按2010年数据进行处理。另外，财政服务部分出现个别畸异值，在研究中对这些数据进行了均值化处理。
（四）合意率与拒绝率的设定
合意率αji和拒绝率βji作为系统稳定性的上下临界值，在本研究中的设定作如下处理：以2005—2014年的均值作为合意率αji的取值，当功效系数为负时，用最小值作为拒绝率βji的取值；当功效系数为正时，用0作为拒绝率βji的取值。据此，相当的取值分布如表2。
（五）测度结果分析
运用前述协同水平的测度方法，研究中采用计算所得的变异系数进行倒推，从而确定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整体协同水平。
相关变异系数分布如图3所示，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变异水平非常高，大都处于大于1的水平，最大正偏离值出现在2014年，达2.213，最大负偏离值出现在2006年，达到-5.76，只有2008年和2009年处于相对合理的协同区间，其变异系数分别为0.7和0.59。从趋势上看，自2009年以来，偏离水平处于不断递增的趋势。以上数据表明，中国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之间长期处于不协同状态，而且这一趋势正变得越来越严重。
由于整个系统由两个子系统即财政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系统、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系统组成，因此，对整个系统的变异趋势把握需要考察上述两个子系统的变异状况，以分析它们对总系统的影响。为此，在总系统变异趋势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计算了财政服务、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变异趋势，如图4和图5。
图4和图5表明，影响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主要板块反映在财政服务方面，财政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子系统的变异趋势大致与总趋势一致，而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子系统的变异趋势在2005—2011年期间基本保持稳定，且都处于协同区，这可能与这期间的数据缺失有关。但2011年以后体现出加速变异的趋势，这种现象可能正是导致总系统变异值近年来出现不断递增的主要原因。
从上述数据分析结果可以推导出如下结论，即近年来，在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中，财政服务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财政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产生了较大的相关性；相反，金融服务对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所发挥的作用不甚理想，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财政服务作用的发挥，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不协同性程度要远大于财政服务。这种测度结果与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面临的现实融资约束高度吻合。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缺乏传统的融资抵押物，拥有的农业资产不具有抵押融资功能，同时，部分农产品供给过剩，导致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效益下降，加剧了银行惜贷现象，也缺乏向资本市场融资的必要条件，从而使金融服务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表现出极大的变异性。
四、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不协同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前文实证结果表明，当前中国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总体上是不协同的，更為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金融与财政分工支农关系不明确
一是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欠账太多。国家长期执行“城市化、工业化”导向的发展战略，财政资金大部分被投入到城市和工业化建设领域，而用在农业基础设施的财政资金却很少，导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日益重视，政府逐渐加大了农业财政投入。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国家资金、政策、制度等综合资源配置向城市倾斜的格局没有完全打破，再加上历史欠账太多，即使现在加大投入也不能在短时间内完全达到现代农业发展所需要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要求。二是国家在农业支持体系中没有明确财政与金融的分工投资边界。在当前的财政补贴中，财政对基础农业的投资和对农业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是理所当然的，但有些财政补贴如经济林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购买补贴、特色效益农业的财政补贴均属于政府不必要的补贴，应当属于金融支持的领域。如果金融与财政支持边界不清楚，农业投资者就会对政府形成等、靠、要的依赖思想，而不是从自身投资、金融融资和加强经营管理的角度去考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二）现代农业投融资政策的协调性欠缺
一是先导性政策与后续性政策不协调。中国幅员面积广阔，气候、农业资源禀赋、农业生物适应性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为了避免现代农业发展中的过度同质化竞争，就需要农业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做好农业区位功能规划，制定农业投资引导目录，并出台相应的土地供应、土地流转和抵押融资政策，然后配合财政金融政策共同吸引现代农业投资者。然而现实的情况是，现代农业产业规划、农业区域功能规划和土地政策调整存在严重的滞后性，使得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必要的农业生产设施用地困难，并存在粮食作物品种发展趋同现象，导致农产品供给出现结构性失衡，部分粮食生产供给过剩，库存积压，同时国内粮价还远高于国际粮价，而大豆、棉花等农产品供不应求。二是财政与金融支农政策配合不协调。财政支农政策及服务力度大，但金融支农政策及服务力度小，财政资金主要靠政府主导，目标具有综合性，金融资金主要靠市场机制主导，目标具有单一性，导致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资金之间协调不畅。同时，农村金融抑制与农村金融财政化并存，由于缺乏有效的信贷抵押物和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农村金融有效需求和供给均被压制，“金融脱农”现象严重；一些地方性农村金融机构被政府干预，向现代农业基础设施领域强制放贷，使金融资金部分承担了财政职能。
（三）财政与金融共担农业融资风险的机制不健全
在目前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中，为了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缺乏传统抵押品导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15年国家在重庆等地农村“三权”抵押融资政策试点基础上推出了农地经营权和农房抵押的融资政策，并在全国部分省市进行试点。但课题组的调查发现，政策试点效果不如预期，主要原因是农村产权资产存在产权界定缺位、价值评估难、抵押率低、价值处置与变现十分困难等问题，导致金融机构面临的抵押融资风险十分巨大。为了分担融资风险，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财政建立农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的政策，但由于一些地方财力拮据，导致财政风险补偿基金到位率低，从而影响了财政与金融在融资风险中的协同共担。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对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协同性内涵及实现机理进行了研究，然后对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协同性进行了测度与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现有的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处于供需不协同的状态，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变异水平非常高，且这一偏离的趋势正变得越来越严重。通过进一步分别测度财政服务、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协同趋势，发现财政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子系统的变异趋势与总趋势一致，而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子系统出现加速变异的现象。这表明财政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产生了较大的相关性，而金融服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财政服务作用的发挥，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不协同性更高。主要原因是财政与金融在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中，在农业投资和风险分担环节等方面的分工不明确、政策不协调。
财政与金融学期总结篇9
我们这次会议是兔年春节过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县性的重要会议，市委常委、县委书记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出席会议并将作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县委、县政府对财税金融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充分说明了财税金融工作举足轻重的地位作用。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全省财税工作会议和县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分析研判当前财税金融形势，安排部署今年财税金融工作。下面，我讲五点意见。
一、要充分肯定财税金融工作取得的显著成绩
刚刚过去的2011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竣挑战，全县上下特别是财税金融系统以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感，深入贯彻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力以赴抓收入，千方百计保增长，为推动全县经济社会科学跨越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全年地方财政总收入首次突破2亿大关，达到2.35亿元，同比增长43.67%，高出全市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增幅居全市第一；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54亿元，增长33.1%，高出全市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超过预期目标6.8个百分点，增幅居全市第二。其中：国税部门完成1900万元，增收436万元，增长29.78%；地税部门完成6750万元，增收2241万元，增长49.7%；财政部门完成6736万元，增收1146万元，增长20.5%。
2、财政运行质量显著提高。全年完成税收收入1.08亿元，增长46.42%，占一般预算收入的70%，高于去年同期7个百分点，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特别是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耕地占用税等主体税种增幅较大，全年累计完成8242万元，占一般预算收入的53.5%，分别同比增长21.69%、22.04%、150%、36.28%；完成非税收入4623万元，占一般预算收入的30%，同比下降7个百分点，低于全市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
3、财政支出结构明显优化。全县财政一般预算支出5.65亿元，同比净增支出1.24亿元，增长27.57％。财政投入向“三农”、卫生、教育、文化、社保等民生领域倾斜，向城乡基层倾斜，公共财政的职能日益凸现。全年安排农业专项经费7052万元，增长51.8%，其中发放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补贴等涉农补贴3330.8万元，增长37%;安排卫生专项资金5207万元，增长98.8%，其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1853万元，使全县86%的农村人口享受到医疗保障;安排教育专项资金4498万元，增长33%;安排文化事业专项资金309万元,增长77.5%;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专项资金5313万元，增长32.9%;安排村（居）级运转经费870万元，全县各行政村和居委会的运转经费分别达到4万元和2万元，村专职干部工资提高到每年4800元，同比增长100%。
4、财源建设进一步加强。2011年县财政安排新型城镇化引导资金1500万元、现代农业发展引导资金390万元、新型工业化引导资金260万元，有力地撬动了产业发展和财源开发。全县招商引资项目17个，新增规模工业企业4家，规模工业企业总数达到35家。全年完成工业实缴税金1.14亿元，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74.7%，工业对地方财政的贡献能力大大增强,特别是金大地公司、铜电公司和中方电力公司三家骨干企业分别完成税收2340万元、1548万元、221万元，其中金大地公司和铜电公司税收增幅分别达到2.1倍和1.1倍，成为推动全县财税收入大幅度增长的中坚力量。
5、争资融资工作取得较大突破。抢抓中央实施4万亿新增投资计划的重大机遇，积极争取各类项目专项资金。全年累计争取上级项目资金1.8亿元，其中县发改局口子争取的项目到位资金就达9091万元，项目资金过1000万的有水利、卫生、交通3个部门，上100万的有教育、农村能源、房产、畜牧、林业5个部门。注重融资平台建设，致力于做大做强县经济建设投资公司和县工业园农业产业化建设投资公司，融资功能显著增强，全年完成银行融资6800万元。大力推动政银企合作，实行地方存贷款挂钩制和驻县金融机构放贷目标管理责任制。各类金融机构在国家宏观调控力度加大、放贷控制趋严的形势下，坚持有进有退、有保有压，努力扩大信贷投放，互利共赢效应初步显现。截止2011年末，驻县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8.2亿元，贷款余额达5.8亿元，分别增长32%和52%;驻县各类金融机构累计发放贷款9.7亿元，新增2.7亿元，贷款增量居全市前列，其中：建行中方支行累计发放3.5亿元，新增11706万元；县农村信用联社累计发放5.3亿元，新增6705万元；2011年初落户中方的农行中方支行、农发行方园支行分别放贷4750万元和3900万元。
6、财税金融改革迈出新步伐。部门预算编制改革不断深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扎实推进，实行政府财经领导小组集体理财制度，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明显提高。“乡财县管”体制逐步完善，实现了乡镇财权事权的基本统一。政府采购规模逐渐加大，2011年全县政府采购4787.98万元，同比增长32.5%，节约资金788.35万元，综合节约率达14.12%。引进农发行方园支行和农行中方支行，驻县金融机构达到4家。
7、财税征管力度不断加大。一年来,各级财税部门从规范管理、夯实基础入手，坚持科技兴税，创新征管方式，建立健全了税源监控、纳税评估、纳税服务、征管考核等一系列管理机制，优化了征管业务流程，不断加大税务稽查、代收代缴、以票控税、税法宣传、退税管理的工作力度，征管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提高。在税源监控上，建立健全了财税分析联席会议制度，初步建立了“联合办公、税检同步、源泉控税、协同管理”的征管机制，加大对重点税源、重点税种、重点项目和新增税源的监控力度，堵塞了跑冒滴漏。全年协助征税366.8万元，清缴往年欠税1645万元，做到了应收尽收。在服务行业全面推行税控收款机，新增税金达680万元。
取得这些成绩，是全县各级各部门齐抓共管、协同作战的结果，是全县财税金融系统干部职工能打硬仗、善打硬仗的结果，我们诚挚感谢，深表敬意。希望全县财税金融系统干部职工乘势而上，加压奋进，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过去的一年，我县财税金融工作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一是财政总量不大。2011年，尽管我县地方财政总收入增幅居全市第一，但总量排名第六，位居沅陵、鹤城、溆浦、辰溪、洪江等县（市区）之后，比排名第一的沅陵县相差2.4亿元。同时，我县财政仍为“吃饭财政”，去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仅占财政总支出的27.4%，意味着我县财政总支出的72.6%来自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全县干部职工工资支付总额达2.2亿元，占到全县地方财政总收入的93.6％，总体水平仍然停留在保工资、保运转、保稳定上，可用财力非常有限。二是财税结构单一。我县财税收入主要依靠少数骨干企业，例如：2011年金大地公司、铜电公司、中方电力公司等3家企业（金大地公司2340万元、铜电公司1548万元、中方电力公司221万元），分别占一般预算收入的15.2%、6.6%、1.4%。过于倚重少数骨干企业的财税结构，致使我县财力风险较大。三是财政支出压力大。从年初的财政收支预算看，财政预算收入计划完成37460万元，而支出预算中干部职工工资支出达21412万元、专项支出达15389万元，仅此两项支出就占全年预算收入的98.24%。同时，还有几笔大的支出未列入支出预算，比如：2011年财政挂账3400万元、中央扩内需项目配套资金、第二步规范公务员津补贴、县城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等。因此，我们的预算盘子是一个很紧的盘子，承受的支出压力超乎想象。四是金融服务网络建设滞后。目前县城虽然设有金融机构4家，但行政中心办公区仅有建行中方支行一家，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尚未在县城设立支行，金融机构不健全，服务网点不完善，金融服务县域经济的功能亟待加强。
二、要切实增强做好财税金融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财税金融工作是职责所在、大势所趋和发展所需，以更加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做好财税金融工作。
从财税金融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看，加强财税金融工作是职责所在。财税金融工作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快不快、发展质量高不高，除了看经济增长的速度、GDp的规模等指标，更重要的是要看综合反映社会经济效益情况的财税金融水平。财税金融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财税金融工作既是体现区域经济发展水准的主要标志和综合反映，又是保障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政策工具和调控手段。中方经济属于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科学跨越关键靠加大投入，加大投入关键在财税金融。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用足用够财政货币政策，用足用够财税金融手段。财税金融还是检验领导干部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试金石”。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不懂财税、不懂金融的领导不是合格的领导，不抓财税、不抓金融的领导不是称职的领导。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一定要牢固树立“经济发展看效益、效益提高看财税、财税增长看入库”的效益观和质量观，牢固树立“拉动发展靠投资、扩大投资靠融资、加大融资靠信贷”的投资观和理财观，善于用财税金融的视角审视经济运行情况，用财税金融的杠杆撬动县域经济发展提速。
从当前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看，加强财税金融工作是大势所趋。从有利条件看：全球经济大环境趋暖，预计年世界经济发展形势总体好于去年。国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对民生领域、社会事业、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安排全国财政赤字10500亿元，地方债券2000亿元并列入省级财政预算，明确新增人民币贷款2.5万亿元左右，等等。今年省委、省政府全面启动“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扩权强县的政策举措。比如，加大对困难地区的支持力度，省财政因调整财政体制集中的收入增量，全部用于减免财政困难县市的财政体制上解和增加对财政困难县市的转移支付补助；建立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加大“五奖二补”政策实施力度；调整省对县市的“两税”返还，省财政不再按0.1系数集中各县市的“两税”返还；转移支付资金和专项资金将由省财政厅会同省直相关部门直接分配下达给县市。这有利于我们向上争取各类项目资金和政策扶持，为做好今年财税金融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从不利因素看：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压力巨大，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不足。财政实行“省直管县”后，原属于县级的增值税和营业税将实行省与县分享，分享比例为25﹕75，按照改革收入分享比例，预计年我县税收上划与返还存在300万元左右的差额。由于增值税和营业税收入在我县税收份额中占比重大，这一差额今后随着我县经济的发展还将不断拉大。面对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们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要被困难吓倒，而是要提振信心，积极作为，以财税金融为抓手，充分利用有利条件，积极化解不利因素，巩固扩大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的成果。
从富民强县科学跨越的内在要求看，加强财税金融工作是发展所需。经过建县11年的艰苦创业，我县财政收入由小变大，经济实力由弱到强，县域经济实现了“量”和“质”的全面提升。在这个过程中，财税金融部门功不可没，财税金融工作业绩可嘉。当前，我县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立足新起点、实现新跨越的关键时期，县委三届四次全会明确提出“一年一大步、三年一大变”的阶段性目标，县委经济工作会议和县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明确提出今年要树立“五新”标杆、跨好关键一步的目标任务，要求全县地方财政总收入增长25%以上，达到2.9亿元，其中一般预算收入增长30％以上，登上2亿元的台阶。具体分解到征收部门，组织收入的任务分别是：县财政局8630万元，增长28%；县国税局2470万元，增长30%；县地税局7820万元，增长35%；湖天地税局1080万元，增长12%。同时，今年要全面启动创建金融生态县，务必实现银行融资新突破，确保各类金融机构新增贷款4亿元以上，增长38%，力争达到4.5亿元以上。其中：建行中方支行1.2亿元，农行中方支行1亿元，农发行方园支行1亿元，县信用联社8000万元。这是一个“跳起来摘桃子”的目标任务，是实现“一年一大步、三年一大变”的新的起点。实现上述目标任务，必须进一步提升工作标杆，坚定发展信心，以大干、苦干、实干的精神开创财税金融工作新局面，使更多的财政资金和金融资本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以更强的经济实力和物质基础支撑财税金融事业的振兴。
三、要积极探索构建效益财政创新财税工作的有效途径
1、围绕效益财政，转变发展理念。效益财政是以追求财政运行效益最大化为取向的生财观、理财观和用财观，其本质是要逐步使财政增长方式从过去重规模、重速度转向重质量、重效益。构建效益财政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必然要求，更是新形势下推动我县财政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树立效益财政理念，一是要把提高综合效益作为构建效益财政的出发点。效益财政所追求的效益，不但包括经济效益，还包括政治效益、社会效益。要始终坚持一切从效益出发，在财政收入组织上，既要做到应收尽收，严防跑冒滴漏，又要坚持勤征细管，降低征管成本;在财政支出安排上，既要做到财尽其用，确保效率优先，又要坚持以人为本，讲求社会公平。二是要把增收节支作为构建效益财政的着眼点。要坚持开源节流，既要支持经济发展，加强产业建设，完善财源体系，把财政增收的基础夯实，把财政收入的“蛋糕”做大，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又要倡导厉行节约，严格控制支出，做到少花钱、多办事，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把财政收入的“蛋糕”分好，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社会成员。三是要把培植财源作为构建效益财政的根本点。要不断坚持和完善财源建设激励政策，最大限度地调动乡镇、县直机关、广大企业和社会力量发展经济、创税增收的积极性。同时，充分发挥财政引导资金的乘数效应，吸引社会投资，推动财源建设。四是要把改革创新作为构建效益财政的突破点。要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激发财政活力，提高财政管理精细化和集约化程度。建立财政资金使用绩效评价体系，完善财政绩效评价机制，推动效益财政建设。
2、加强财源建设，壮大财政实力。财源是财政之本，增强财政实力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效益财政的中心任务。一要充分发挥财政投入的杠杆作用。要充分利用新型工业化引导资金，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着力培育壮大金大地材料股份、恒裕实业等一批税收过千万的骨干财源企业，确保全年完成工业投入11.5亿元，增长35.3%;完成规模工业增加值10亿元，增长25%;规模企业实交税金1.5亿元，增长45%。要充分利用新型城镇化引导资金，抓住强势推进旺市融城的契机，加快县城房地产、商贸物流、文化娱乐、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繁荣发展，提高县城第三产业的税收贡献能力。要充分利用现代农业发展引导资金，培育特色经济，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实现乡镇财源建设由速度型、数量型向效益型、质量型转变。要充分利用招商引资专项资金，大力开展招商引资，确保引进县外资金10亿元，增长25%，力争达到11亿元;引进规模工业企业5家以上，其中加工贸易企业2家，投资过1亿元的企业1家，过2000万的企业2家。二要加大向上争资力度。抓住“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机遇，突出抓好一般转移支付、省财政奖励、企业自主创新项目开发等项目资金争取工作，尤其要确保一般性转移支付到位资金增长10%，达到7410万元。三要强化财源建设激励机制。这次会议印发了《中方县财源建设奖励办法》，对为财源建设、财政增收作出突出贡献的乡镇及县直部门、纳税大户将按不同标准予以奖励，并对县国税局、县地税局、县财政局、县乡财局、县国土局、县工业经济局、县商务局、县工业园、县经建司等9个单位实行财源建设目标管理责任制，将递交责任状，年底按责任状严格考核、兑现奖惩。
3、坚持依法治税，强化税收征管。强化税收征管是增加财政收入、构建效益财政的关键所在。今年，要按照一季度开门红、二季度“双过半”、三季度赶80%、四季度保全年的进度要求，实行旬评比、月考核、季通报，确保月月达到收入进度，实现税收均衡入库。一要完善治税体系。要实行财税联席会议制度和收入动态报告制度，每月召开一次联席会，每季度向县委、政府报告一次财税征收进展情况。各乡镇和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协税护税网络，优化征税环境。各企业要忠实履行纳税义务，积极配合财税部门，做到主动申报，定期缴纳。二要强化财源监控。积极开展税源专项调查，进一步摸清摸透全县税源底子，强化源头控管。要突出税源监控重点，加强房地产、建筑安装、交通运输、餐饮服务、文化娱乐以及商贸流通等行业的税收征管。加强税收薄弱环节征管,对微利申报企业、个体重点税源，要适时调整定额，确保应收尽收。改进监管征收手段，推广普及网络报税、委托代收、以票控税等措施，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抓好税收征管，堵塞收入漏洞。三要强化税收综合执法。加大税法宣传和执行力度，国税、地税、财政部门要有重点地开展专项稽查行动，集中力量对征管基础相对薄弱、税收管理偏松、税负偏低的区域、行业和企业开展专项检查和整顿。对恶性偷逃骗税的重大案件要公开曝光，及时提交公检法部门予以严厉打击，依法作出处理、处罚。
4、严格监督管理，提高资金效益。加强财政资金监督管理，是构建效益财政的重要保障。一是严格预算管理。要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按照财政批复的预算执行，不得擅自突破单位经费预算，不得随意打报告向财政要钱，更不得以各种名目挤占挪用建设性专项资金和乱发津贴、补助、奖金。二是优化支出结构。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厉行节约的原则安排支出，倡导勤俭节约，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最大限度地集中资金用于事业发展。要把效益财政建设作为财政工作的方向，能够由市场解决的问题，政府不再投入，着力解决用市场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要保证规范津贴补贴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策的落实，加强资金调度，确保干部职工工资及时按标准发放；继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确保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全民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需要。三是健全监督机制。要把财政监督贯穿于财政运行的各个环节，实现对财政资金运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监控，充分发挥财政监督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充分发挥财政投资评审的作用，切实提高投资评审质量。要积极研究推进财政政务公开工作，自觉接受各方面的监督，推动财政管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
5、推进改革创新，增强财税活力。财政改革是深化效益财政建设的力量源泉。一要扎实推进“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抓紧摸清原属于省级税收企业名单，核准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基数，全面清理县与市上解、市补助于县的专项拨款及其他结算事项，逐项提出划转意见，确保我县财政既得利益不受影响。二要进一步推进部门预算改革。围绕提高预算管理精细化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深化部门预算改革，健全公用经费定额管理标准体系，完善专项资金项目库管理办法，强化预算编制、执行与监督相互分离、相互衔接、相互制约的机制。严格控制预算外追加，继续实行政府财经领导小组集体理财制度。稳步推进非税收入年度预算编审工作，加快实行非税收入全口径预算管理和统筹安排。三要继续深化乡镇财政综合改革。深入推进乡村财政财务精细化管理，积极推行村级会计委托制度，建立健全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大力推进“乡财县管乡用”改革，扩大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范围，积极清理化解农村债务。深化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和发放方式改革，实现县级统一打卡发放，全面实施惠民直达工程。四要切实抓好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要按照“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工作要求，扩大国库集中支付范围，力争今年将全县所有预算单位的财政性资金纳入改革范围，年内完成县会计集中核算向国库集中支付转轨工作，全面推行公务卡结算，提高资金运行的透明度。加强银行账户管理，进一步完善国库单一帐户体系。五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适时启动第二步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工作，全面实施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推动奖励性补贴管理规范化。同时，抓紧制定完善金财工程建设规划，进一步完善项目建设、网络安全、软件准入、硬件采购、运行维护及统一数据库平台管理等制度，确保金财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四、扎实推进“金融生态县”创建工作
县委、县政府决定，从今年开始，在全县上下深入开展创建“金融生态县”活动，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把我县建设成为全市乃至全省内外环境和谐、金融服务优良、支持经济有力、良性互动发展的金融安全区。
1、加强信用环境建设。诚信是金融生态县创建的灵魂。大力开展诚信宣传教育。组织开展金融知识“进乡镇、进企业、进村组”等活动，加强全社会诚信意识宣传教育，使诚信观念深入人心，增强社会各界积极维护诚信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觉性。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建立信用支持体系，成立中方县诚信协会，切实维护会员合法权益。健全中小企业资信评级体系，制定中小企业资信等级评估办法，推动全县企业提高资信水平。完善信用整治体系，加大对金融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力度，强化社会信用奖惩机制，对诚实守信的企业和个人实行奖励和重点扶持，对逃废债务企业和个人实行联合制裁，提高防范金融风险能力。广泛开展信用创建活动。深入推进信用企业、信用乡镇、信用户创建评审活动，引导金融机构优先满足诚信者的信贷需求。
2、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强和改进金融服务是创建金融生态县的重要抓手。健全金融服务网络体系。积极引导鼓励怀化市金融部门来中方设立分支机构，加快村镇银行组建进度，不断拓宽金融服务网点。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金融机构要抓住国家继续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重大机遇，及时调整营销策略，创新信贷产品，主动向各自的分行汇报好、推介好中方的发展态势、优势产业和重点项目，尽可能增加信贷投放总量。加强担保体系建设。鼓励支持重点行业和骨干企业创建担保公司，加快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信用担保体系，充分发挥中介机构在银企合作中的桥梁纽带作用。上半年争取设立1家小额贷款公司进行试点，积极探索金融服务“三农”的新办法、新途经，切实解决“中小企业难贷款”和“银行贷款难”的“两难”问题。
3、完善政银企合作长效机制。深化政银企合作是金融生态县创建的“生命线”。建立健全联动机制。推行经济金融分析联席会议制度，坚持每季度定期召开会议，听取金融运行情况汇报，分析经济金融运行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继续推行政银企合作洽谈会制度，建立重大项目推介和资金需求资料库，定期向金融机构推荐企业产品、项目资源和资金需求等情况，加强金融机构与企业、项目业主的沟通。完善考核激励机制。为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我们出台了《中方县金融机构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奖励办法》，对各类金融机构为我县建设项目当年发放贷款期限一年以上的新增贷款按不同标准予以奖励。同时，继续实行地方存贷挂钩制度，根据年内新增贷款总量调整财政性存款。
4、倾力打造融资平台。核心是要做大做强县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确保全年完成银行合同融资总额不少于1.2亿元，其中到账不少于8000万元。要充实公司优质资产，年内配置土地不少于500亩，资产总额突破12亿元，增长20%以上。要优化公司组织结构，加快宏翔房地产公司、中方镇城建司等子公司资源整合和资产重组进度，尽快实现企业集团化。要研究出台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从今年开始，凡由政府全额投资和由政府主导投资的建设项目，均由县经建司作为业主单位统筹实施。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公司经营机制，提高内部管理水平。要严密防范县经建司的信贷风险和财政风险，加强对公司财务运行情况的财政监督和审计监督。县经建司要建立健全项目投资决策机制和财务管理制度，定期向县财政局报送财务报表。同时，要抓好县工业园农业产业化建设投资公司融资平台建设。
五、进一步加强对财税金融工作的组织领导
一要摆正位置。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要把财税金融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到高看一眼、厚爱一层，全力支持，竭诚服务。县政府成立由县长任组长、常务副县长任副组长的财经领导小组和创建“金融生态县”工作领导小组，强化财税金融办公室的综合协调和牵头作用，并实行定期研究财税金融工作制度，切实帮助财税金融部门解决改革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同时，要加大对财税金融工作的政策支持力度，这次会议印发的两个《实施意见》和两个《奖励办法》，一定要遵照执行，并在实践中探索完善。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财税金融知识，努力掌握财税金融工作的基本特点和规律，提高运用财税金融手段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
二要强化责任。要将财政收入和银行放贷任务逐级分解到单位，分解到企业，分解到人头，形成人人头上有指标、个个肩上有担子、齐心协力抓落实的局面。要明确时间任务，坚持按月通报、按季总结、半年初评、年终总评，确保财政收入均衡入库，银行放贷如期到位。要严格按照奖励办法和考核结果，兑现奖惩措施。
三要凝聚合力。大力发扬团队精神，加强财政、国税、地税、金融部门的配合与协作，形成信息共享机制和协调工作机制。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履行协税护税职责，财税部门要积极主动向县委、政府汇报情况，努力提高聚财理财水平；金融部门要配合财政部门，依法调度资金，实现收入及时入库；宣传部门要运用媒体大力宣传财税金融政策法律法规，大力推介依法纳税、培植财源和金融支持服务县域经济发展的好典型、好经验，为财税金融工作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要加强财政监督，严肃财经纪律；公、检、法、司等部门要依法规范财税征管秩序，严厉打击暴力抗税等违纪违法行为，为财税工作保驾护航。
四要转变作风。财税金融部门要善于从大局出发，紧密结合当前财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实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领导决策当好参谋。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增强“为民聚财、为民理财”意识，提高办事效率。加强监督检查，用法律和制度规范财税干部的行为，大力倡导艰苦奋斗、勤简办事、厉行节约的良好风气，努力塑造财税金融工作人员昂扬的精神面貌和良好的对外形象。
五要带好队伍。财税金融部门干部职工要不断加强学习，特别要加强财经理论、财税业务和金融知识的学习，积极开展岗位练兵和业务竞赛，培养业务能手，努力提高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认真贯彻落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正确对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财税金融部门主要领导要切实履行好“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严于律己，率先垂范，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打造一支精干的财税金融队伍。
财政与金融学期总结篇10
1998年11月20日财政部科研所、中国财经报社、经济科学出版社在京联合举办了“改革和发展中的财政理论与政策”研讨会。来自财政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贸委、中国人民银行等中央部委，以及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研究机构、院校的专家、学者、官员及在京的20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主要围绕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及影响、今后财政政策的取向、国债的运用、税制的改革及财政职能的定位及与货币政策的配合等一系列实践与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与会人员提交了30篇论文，限于篇幅这里只就部分会议发言中的主要观点简介如下。
（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
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及我国需求结构的变化，原有的供给制约转变为市场需求制约，为解决需求不足，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并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会专家认为：与货币政策相比，以扩大支出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政策时滞短、作用效果明显，是当前可供选择的反经济周期重大措施。财政部综合司丛安妮副司长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做了介绍：（1）增发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中央财政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增加180亿元支出，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及抗洪救灾等。（3）发行2700亿特种国债用于补充国有独资银行资本金。（4）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加强对出口退税的管理，努力保持外贸出口的增长。（5）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调整进口设备的税率，免征关税或进口环节的增值税。（6）简并收费项目，减轻企业负担。
与会专家认为：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除了可以直接增加投资和消费、刺激国内需求外，还能通过补充和增加建设项目资本金，为银行扩大贷款创造条件。初步测算，1000亿国债资金的使用大致可使银行增加配套贷款1000亿元，如将投资乘数效应计算在内，预计1998、1999两年可以拉动经济增长2.5—3个百分点。
财政部基建司丁先觉司长还具体介绍了当前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情况和效果。他指出：从1000亿元国债专项资金涉及的投资项目看，安排的2100多个项目的概算总投资超过16000亿元，地方财政除承诺归还转贷资金外，还配套投资500多亿元。从1998年的总体情况看，财政用于基本建设投资的资金，对加大基本建设投资的增加幅度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对于进一步改善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状况，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和基础条件十分有利。
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使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长很快摆脱了1998年初的低迷状况，从下半年开始迅速回升。1—9月，第一产业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35.6%；第三产业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32.5%.从地区分布看，呈现东部地区主导，西部地区增长突出的特点。
丁先觉司长还对1999年的财政投资政策做了分析：1999年国民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仍将保持相当的贡献率，要求财政继续实行适度积极的财政投资政策。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远未消除，前景尚难预料。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预计不高，势必要继续实行保持国内需求的政策，投资是内需的重要方面，必然要保持一定的增幅。第二，1998年的投资增长对财政投资政策的依存度较大，惯性较强，难以急剧收缩。第三，国内经济环境仍将对财政投资政策有一定依赖。具体财政政策可以考虑几点：一是适当增加预算内基建投资支出，主要用于大江、大河、大湖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国家开发银行等准财政实体的贷款规模保持在1998年的水平左右；三是继续在税收和财务政策上鼓励企业投资。
（二）关于中长期财政政策的取向。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靠发债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是短期的，否则国家财政经济无法承受，而且孕育着巨大的风险。丛安妮认为，尽管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较低，均未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有发债的余地，但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均较低，持续采取大规模发债的办法刺激经济易引发财政危机。此外，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大量呆坏账，国有企业及其他公共部门存在隐性赤字，需要在改革中逐步消化，以防范金融风险。最后，从国际经验看，如果将短期刺激政策长期化，容易导致不良的机制性结果，即经济增长对财政刺激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所以，从中长期看，我们还是要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当前采取的积极政策与适度从紧的中长期政策并不矛盾。在目前，我们应注意把握财政政策实施的力度，保持短期调节措施与长期政策目标的协调。
（三）关于国债的使用效益。
千亿国债效益如何？代表们对此表示了担忧。因为这次启用财政政策进行积极的反周期宏观调控，各级财政对这个转变准备不足。一是项目储备不足，有些项目未进行充分的可行性研究。二是认识不足。没有充分认识这些资金使用的宏观调控目的，仍然停留在过去有钱就要、有项目就上的水平上。一些地方或者上报项目不符合中央规定，或者任意挪用，改变用途，或者在划拨资金的时候拖拖拉拉。这些问题势必会影响到1000亿元国债拉动经济的效果。
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李晓西副司长认为，发债的原则应该是“透支未来，造福后代”，用在基础设施上是很正确的。对于怎样发挥发行国债这一财政政策的效率，他认为：一是要调动社会资本。光靠财政拨钱是有限的。这里需要有政策，政策搞得好，社会资本就可以调动起来。二是基础设施投资要有具体定位，要投见效快的项目。此外，发债、用债、还债要联动起来。还能发多少债，和用得怎么样是有关系的，用得好，多发点问题也不会太大。同时还要协调好部门之间的关系，要有制约机制，应该是“发债有度，还债有序”。代表们认为，启动经济关键还是要启动消费和社会资金的投入，上边热下边也要热。李晓西认为，今后财政可采用间接的方式，运用贴息、减税等政策杠杆来启动消费和民间投资。还要注意财政杠杆与金融杠杆的协调配合，短期国债就是二者运用的交汇点，即可以运用财政手段筹集资金用于建设，也可以运用金融的公开市场操作，因为它的作用远大于利率的调节作用，而这也是财政与银行结合的操作。
（四）关于税制改革。
从中长期看，财政要想更好地发挥作用，还必须通过改革来完善和壮大自身，而突破口就在于改革和完善税制。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刘佐副所长认为下一步税改的突破口应是“费改税”，即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范政府收入制度入手。首先，合理调整税负。应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和财政分配格局，扩大税基，加强管理，今后将现在税收占GDp11%左右的水平提高到20%以上。其次，优化税制结构。主要包括合并重复设置和性质相近、征收有交叉的税种。开征社会保障税、不动产税、遗产和赠与税等税种。取消、合并某些特定目的税；逐步扩大直接税所占的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适当下放地方税立法权，提高地方税所占的比重。
刘佐指出：目前我国需要完善的税种主要是：1.增值税。今后应扩大征税范围，逐步实行消费型增值税，适时适当调整税率，减少过多的税收优惠。2.消费税：适当扩大征税范围，提高奢侈品和高消费项的税率。创造条件将生产环节征税改为消费环节征税。3.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应尽快完成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合理确定税基；以税率分享方式划分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个人所得税要逐步推行综合征税制，合理确定税基，实行适度的超额累进税率。此外，要结合资源产品价格调整，逐步扩大资源税征税范围，调整税率。逐步降低关税税率总水平，合理调整税制结构，取消不适当的税收优惠，严厉打击走私。另外，还应强化征收管理，造就依法治税的社会环境，努力降低税收成本。
中国财经报社白伊宏副总编辑认为，我国的税收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所占比重日益降低。而流转税对于经济总量和经济周期变化来讲，是置身于事外，进而是中性态度的。所得税可以随经济周期变化而逆向变动，因此具有很强的调节宏观经济的作用。他认为，应分阶段、有步骤地逐步降低流转税税率，提高所得税税率，加大所得税占整个税收的比重。建立所得税为主的体制，有利于财政的反经济周期运作。
（五）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职能的定位及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与会专家还认为，应深入研究世界经济与我国经济的运行规律、相互影响及作用力，正确判断经济运行周期，以便为我们制订财政、金融政策，灵活调控经济打好基础。而此次启用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也引出一个理论性的问题，即财政作为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的作用应该如何认识，进而应该如何丰富财政政策和财政理论。
财政部财政科研所何盛明所长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成熟市场国家比，我国政府承担着领导国家工业现代化、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及完成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重位。由此我国财政除了承担西方财政所要求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三个基本职能外，财政必须支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财政必须支持改革和为转轨服务，财政必须在防范风险中起主导作用，财政在扩大内需、治理通货紧缩中势必要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