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社的性质篇1
【关键词】合作社异质性外部审计
在政府和学界的大力扶持和推动下，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我国登记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有68.9万户，出资总额达1.1万亿元。但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出现一些新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应当是合作社成员之间的异质性。合作社成员之间的异质性对合作社的发展带来哪些问题、如何克服这些问题，将是本文试图探讨的内容。
合作社成员之间异质性的成因
弱势农业下农户的分化。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市场竞争加剧，小农式的农业生产带来的经营风险进一步放大，农业生产难以给农民带来稳定的收入保障。且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在留下来的农民中，只有一小部分适应市场的农民变成乡村社会中的“能人”、“大户”富裕起来，多数农户增收日益困难，农户之间的分化日益明显。在农村，由乡村“能人”、“大户”领头创办合作社就成为必然。例如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牛驼镇前庞家务村的顺斋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就是由种植大户张顺斋牵头成立的。
政府的政策引导。“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在农村推行进一步的改革举措，用改革来创造新的制度红利。因此，作为一项重要举措，转变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我国广大农村开始推行。但在弱势农业的背景下，仅仅依靠农业领域的内生力量很难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因此，政府引入外部力量，积极引导与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和乡村能人来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成为推动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的一个可行选项。以河北省廊坊市为例，截至2012年6月底，全市共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827家。但从创立方式看，主要有村两委班子领办型和龙头企业带动型。
合作社成员之间异质性带来的问题
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进程中，由于成员之间的异质性，造成合作社异化现象严重，合作社功能开始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在合作社盈余分配上，“按股分配”取代“按交易额比例返还”成为主要的盈余分配形式。我国多数合作社从组建伊始，就具有“典型的‘资本带动’特征，合作社内部存在资本集中和资本分散并行不悖的现象”，存在着“资本控制的现实性和必然性”。在存在资本控制的合作社里，普遍存在的“一股独大”现象，直接影响到合作社的盈余分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合作社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可分配盈余首先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且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60%。但在资本利益最大化要求的驱使下，资本控制型的合作社往往背离了“合作社盈余应当以按交易额比例返还”为主的本质性规定，普遍以“按股分配”取代“按交易额比例返还”。有学者的调查显示，“在合作社盈余分配方式上，纯粹按照交易额（量）返还的合作社仅占16.9%。整体来看，接受调查的合作社中，按股份分红的合作社比例明显高于按交易额（量）返还的合作社比例。”以“按股分配”取代“按交易额比例返还”作为主要盈余返还方式的合作社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合作社吗？
利用合作社进行套利的现象严重。在我国，存在大量的以获取“非经常性的政府补助、税费减免等政策性收益”为目的合作社。这类合作社的发起人，主要一些非生产性的农民和工商企业。这类合作社被一些学者形象地称之为“皮包合作社”。正如某县领导人所言：“我曾经到日本考察过，人家日本是合作社办公司，而我们是公司办合作社。”在这类以“空壳社”或“翻牌社”面目存在的合作社中，发起人往往利用股权上的优势，把政府财政补助按成员的持股比例量化，甚至被变相转变为发起人的个人财产，非持股成员无法分享到政策性收益。应当说，这类合作社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危害无疑是严重的，是我们应当重点监管的对象。
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混乱，民主管理制度难以得到有效实施。从合作社诞生的那一刻起，就确立了以“一人一票”为标志的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目前，我国大多数合作社的民主管理流于形式。理事会的作用远远大于社员大会的作用，监事会沦为花瓶式的摆设；在理事会中，大股东或发起人的意志又占据支配性的地位，普通农民的意志在表决中成为陪衬。被合作下的农民失去了参与合作社社务管理的积极性，合作社的吸引力不断下降。一个失去了民主管理功能的合作社还是合作社吗？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再思考
如何在我国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合作社，发挥其在组织农民方面的作用，利用其组织和制度上的优势，来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笔者认为近期我们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转变政府扶持合作社发展的理念，以规范现有合作社的发展代替对数量的追求。一是加大对合作社知识的宣传，提高普通农民对合作社知识的理解。应当说，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一方面是合作社在量上超常增加；另一方面却是大多数农民的漠然，他们对合作社以及什么是合作社却知之甚少。例如，根据《合作社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本社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应当作为本社财产，要平均量化到每一个成员，按比例划入成员账户成为成员的收益。但在实践中，许多合作社的发起人却在分配过程中把政府财政补助按成员的持股比例量化，成为大股东的套利工具，直接损害了普通社员的利益。而这种套利行为得以实现的根源还是普通社员缺乏对合作社的基本了解和认识。因此，我国各级政府应当把普及合作社知识，尤其是合作社的运作知识、盈余分配知识，把我国农民打造成为懂知识的“新农民”，作为规范合作社发展的重点。
二是改变外在监督方式，以“审计”代替“考核”。任何一个组织的健康发展，都离不开外部的监督。在对合作社的外部监督方面，我国普遍存在登记环节宽松、成立后放任自流疏于监管等不正常现象。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制度，才致使我国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乱象丛生。《合作社法》第三十八条虽然规定了外部审计制度。但就实践来看，外部审计形同虚设。因此，借鉴外国先进经验，适时引入强制性外部审计制度是我国当前解决合作社发展乱象的重要手段。通过对合作社的成员构成和出资、治理机构的运行、财务管理是否健全、成员账户、盈余核算和分配方式是否合规等项目的审计，可以有效地规范合作社的运行，并把优惠政策只提供给那些经审计机构认定为规范运行的合作社。引入外部强制性审计制度，既可以打击“僵尸合作社”的套利行为，又可以保护普通农户的合法权益。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为合作社的健康发展提供法律支撑。一是引入公司法中的股东直诉权和代位诉讼权，允许普通社员以自身名义向合作社或相关权益侵害人直接提讼。《合作社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理事长、理事和管理人员给本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合作社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对侵占、挪用、截留、私分或者以其他方式侵犯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合法财产，非法干预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生产经营活动，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摊派，强迫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接受有偿服务，造成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损失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但在实践中，这些规定对于保护普通社员合法权益还显不足。首先是没有明确普通社员是否具有以自身名义提讼的资格；其次是没有明确能否以合作社以及合作社的管理人员作为诉讼对象。而在实践中，损害普通社员合法权益的，往往更多地发生在合作社内。实践中，在浙江省的一些地区，已经有成员向有关部门投诉合作社发起人，追讨应该分给自己的盈余返还和政府补助的量化份额。因此，有必要在法律上明确普通社员具有以自身名义向合作社或相关权益侵害人直接提讼的权利。
二是明确合作组织与非成员的交易上限。《合作社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其成员的交易、与利用其提供的服务的非成员的交易，应当分别核算。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法律允许合作社可以与非社员进行交易，但应当分别核算，其目的是为了便于分配盈余。但在实践中，应当对合作社与非社员的交易数量做一上限性的规定，否则，合作社本身就会异化成为一个通过差价赚取成员利益的中间商，失去其作为“弱者之间的互助联盟”的本质规定性。例如美国的《卡珀―沃尔斯泰德法》就明确规定，合作社与非社员的交易额不能超过其与社员的交易额，即所谓的“50%规则”。在我国，合作社之所以缺乏吸引力、功能弱化，就在于在实践中许多合作社已经异化为中间商。
农民合作社的性质篇2
一、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
一是提高了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通过为农民提前、产中、产后系列化服务，有效地解决了集体经济组织“统”不了、国家技术服务部门“包”不了、农民自身“办”不了的问题，对农村双层经营体制起到较好的补充和完善作用。二是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围绕当地的特色产业、优势产品。组织农民从事专业化生产，带动了许多专业村、专业乡，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业带、产业群。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三是提高了农业标准化生产水平。当前，一方面随着国内大中城市市场准入门槛的提高，国内农产品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另一方面，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要求越来越高。要有效应对这一局面，单靠农民一家一户是难以做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通过发挥其组织载体优势。对内有效地组织实施农业生产标准。对外统一质量、价格，有利于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保护农民利益。四是提升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业产业化经营链条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发挥着桥梁和纽带作用。是调节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利益关系的重要力量。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健康发展。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社还通过为农户提供技术、信息、运销服务，密切了产销关系。丰富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内容。提升了农业产业化的整体水平。五是促进了农民增收。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联合购买降低了生产成本，通过加工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通过直接进入市场促进了农产品增值。拉长、拉紧了农业产业化经营链条。使农民可以分享到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的增值利益。据统计分析。全县参加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平均增收达到5000元以上。六是促进了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以农民为主体的专业合作社，在内部发挥着教育、培训的功能，可以使农民在科技推广、分工协作、组织管理、市场营销、对外联系以及民主决策等方面得到锻炼，有利于培育和增强农民的市场观念、民主意识和合作精神，提高农民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能力。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社还是农民学习法律政策、市场经济、科学技术、民主管理的好学校，对提高农民素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是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的有效载体。七是改善了政府对农业的服务方式。政府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落实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扶持措施。减少了农民生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农民通过专业合作社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及时反映给政府，并获得真实可靠的农业产销、科技和政策信息等。从而提高了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经济调控的有效性。政府可以通过专业合作社这一载体，加大对农民和农业的扶持力度，从而合法有效地支持农业发展和保护农民利益。
二、发展对策
1、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发展思路。各乡镇党委、政府要从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高度，着眼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着力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着重于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农业现代化大局，把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摆到农村工作的重要议程，切实加强领导。一是夯实产业基础。各乡镇都有自己的主导产业，因此要围绕当地的主导产业，确定发展思路，明确合作社成立的目标。二是实施“一村一品”战略。要按照主导产业、主导产品“一村一品”的原则，进行专业合作社的资源整合，统一标准，减少内耗，以利于形成资源共享和集聚效应，提高市场竞争力。三是能人带头。创办专业合作社，必须要有素质高、组织协调能力和为“三农”服务意识强的能人牵头，才能带动合作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实现合作社、牵头人和农民“三赢”目标。
2、加大投入力度，确保健康运行。一是努力加大政府支持力度。要充分发挥整合支农资金作用，考虑将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标准化示范项目、农业产业化项目、农业科技入户项目、标准化畜禽养殖小区项目等各类财政支农项目和扶贫项目，委托有条件的合作社实施。二是要大力挖掘资金投入的潜力。要发挥农民自主的能动性，坚持“自己投入，自己受益”的原则，加大自身的融资力度。三是要大力争取金融部门的支持。要改变金融部门对合作社抗风险、还贷能力弱的片面性认识，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信贷支持，有关金融机构要尽快制定出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评估体系，从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角度出发，加大融资力度。
3、健全内部机制，创新合作内容。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管理机制还处于探索阶段，必须着力在发展的基础上求规范，在规范的过程中求发展。一要规范章程。从泰来县实际出发，制定出具有地方特色和经济特点的合作社章程，明确合作社的服务宗旨、社员资格、股权设置、组织机构、社员的权利与义务等。二要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健全合作社的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理会及其内设机构，促进合作社的生产、经营等重大事项决策民主化。三要建立合作社农产品质量保障体系。实行统一生产标准、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市场销售，提高合作社农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四要建立经常化的培训制度。强化合作知识、质量管理和营销业务培训，逐步提高社员的整体素质和照章办事的自觉性，增强合作社的市场意识、合作意识、风险防范意识和法律意识。
农民合作社的性质篇3
关键词：政府推动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建设；层次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306．4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0439－8114（2012）07－1506-04
ResearchontheFunctionConstructionoftheGovernment－pushedFarmerCooperatives
RenYan－jun，CUiYong－hong，HonGYu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orthwesta＆FUniversity，Yangling712100，Shaanxi，China）
abstract：thefunctionsystemoffarmercooperativeswasestablishedtoinvestigatesomefarmercooperativesinYanglingagriculturalHi－techindustriesdemonstrationzoneandanalyzetheimportanceofthesefunctionsbyusinganalytichierarchyprocess；theresultsshowedthatsalesfunctionwasurgentlyneededcomparedwithotherconstructions．Finally，thedirectionandwaysforthegovernment－pushedfarmercooperativestoimprovewereproposed．
Keywords：thegovernment－pushedtype；farmercooperative；functionconstruction；analytichierarchyprocess
2007年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实施，明确规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经济组织。该法案对合作社性质的明确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截至2009年，全国经过正式工商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已经达到22．77万户，推进了我国农业产业化建设的快速发展。
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然而，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的研究并不多，胡光明［1］从保护农民权益的角度出发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保护农民经济权益，提高农民素质和法律意识，提高农民民主和政治参与意识等功能，而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功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王忠海等［2］分析归纳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系统即提升农民话语权，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增强市场竞争力，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等功能。王拓等［3］从农户视角出发建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调查杨凌示范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分析发现销售服务是当前农户最迫切需要的，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建设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目前，学者们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几种：李燕萍等［4］通过分析我国已有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构建了以市场调节资源（市场拉力）与政府宏观调控（政府推力）的二维度模型，指出政府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依然存在很多问题，而关键就在于没有找到直接扶持模式与间接扶持模式的有效结合点，真正找到农户当前急需的，而不是简单地自上而下执行。郑丹等［5］通过研究指出，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过度依赖于政府的扶持和支持，自我发展能力有待加强。
综上所述，政府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和发展上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政府推动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的建设并不能满足农户的需求以及合作社长期发展壮大。以杨凌示范区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重点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从农户、合作社管理者及政府3方面出发确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建设的重要性，从而提出完善合作社功能建设的意见和建议。杨凌示范区是全国农业项目推广示范基地，因此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
1政府推动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评价
在前人对合作社功能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对杨凌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地调研，构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系统（表1）。
2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重要性评价
2．1层次分析法的原理
层次分析法（analyticHierarchyprocess，简称aHp）是对一些较为复杂、较为模糊的问题作出决策的简易方法，它特别适用于那些难以完全定量分析的问题。
根据问题的性质和要达到的总目标，将问题分解为不同的组成因素，并按照因素间的相互关联影响以及隶属关系将因素按不同层次聚集组合，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分析结构模型，从而最终使问题归结为最低层相对于最高层的相对重要权值的确定或相对优劣次序的排定。在确定各层次各因素之间的权重时，如果只是定性的结果，则常常不容易被别人接受，因而Santy等提出一致矩阵法，即不把所有因素放在一起比较，而是两两相互比较；采用相对尺度以尽可能减少性质不同的诸因素相互比较的困难，以提高准确度。判断矩阵是表示本层所有因素针对上一层某一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的比较。本研究判断矩阵的元素用Santy的1－9标度方法给出（表2）。
2．2数据获得
杨凌示范区是我国最早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现有农民专业合作社140个，主要进行果蔬生产，参与合作社的农户达到1463户，并且80％以上合作社都是政府推动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基本是国家通过补贴、低息或无息贷款等形式建立的，并且由各级政府包干负责。本文选取五泉镇、大寨乡、揉谷乡3个乡镇为调查区，各选取了5位合作社理事长、5位负责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的政府官员以及5位负责农民专业合作社技术指导的教授作为调查对象。
采用德尔菲法通过匿名方式征询有关专家的意见，对专家意见进行统计、处理、分析和归纳，客观地综合多数专家经验与主观判断，对大量难以采用技术方法进行定量分析的因素做出合理估算，经过多轮意见征询、反馈和调整后，确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的重要性。
2．3结果分析
对获得的数据构建判断矩阵，并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求得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和功能重要性排序如表3。由表3可知，当前在合作社功能建设中销售服务占主导地位，是农户参与合作社的主要目的，在走访中大多数农户提出参加合作社就是为了能将自己的产品销售出去，提高谈判中的话语权。其次是信贷服务，在政府推动型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农户作为合作社的被动参与者，一方面由于自身资金不足，难以承担各项建设费用，寄希望于政府的补贴和扶持；另一方面有一些农户就是为了能够拿到政府的补贴或无息贷款而加入合作社，政府的鼓励措施使合作社成了农户投机获利的途径。而信息与技术服务依然是农户和管理者注重的方面，通过生产技术培训推广高新技术，强化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培养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目前还处于建立初期，很多合作社只达到了简单的生产合作，对产品的深加工基本很少涉及，所以表现出生产功能的重要性要高于加工功能，但两者均不是农户最需要的。这是由于这些合作社已经建立2～3年，已经具备了基本的生产能力，农户需要的已经不是简单的合作生产而是更高层次的销售服务。农户也很希望能够对产品进行加工处理，树立自己的品牌，然而由于资金和技术瓶颈，使得该功能难以很好实现。
从综合排序结果可看出，建立销售网点、引进经销商、政府补贴、广告宣传服务、生产技术培训等是当前合作社功能建设中最重要的部分。反映出政府推动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产品销售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农户需要有多种途径去销售产品，产品生产出来而难以获利是合作社发展的一大瓶颈；政府对合作社的直接扶持能够快速使合作社规范化，因此成熟期采收，日常管理培训，农副产品深加工，田间作物管理则相对并不重要。农产品质量检验是合作社标准化的前提下需要重点建设的，而由于当前合作社功能建设并不完善，尤其是销售功能，导致质量检验在农户和合作社管理者看来是无足轻重的，这和当前合作社发展现状相吻合。
3政府推动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方向
3．1推进合作社的销售服务建设，寻找多元化的销售模式
建立销售网点和引进经销商，以及农户自行销售是农户销售产品的主要方式。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由农民互助合作性质的经济组织，通过联合生产，规模经营，可以有效地将分散的资金、劳动力、土地和市场组织起来，解决市场小农户和大市场的对接，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进入市场，降低交易费用。在调研中发现揉谷乡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引入了绿色消费理念，从生产的各个环节严把产品质量关，做到标准化无公害生产，建立产品品牌；同时对产品进行简单的包装处理，作为礼品销售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深挖消费需求，紧跟市场变化开展各种旅游观光休闲活动，引导消费者快乐消费，集宣传、营销与推广为一体。
3．2转变政府扶持合作社模式，进行多渠道融资
绝大多数合作社理事长认为，国家、地方有关部门鼓励和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政策对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同时也表现出对国家和地方政府优惠、扶持政策的过度依赖。合作社很难凭借自身的条件适应市场的要求。因此不能一味地局限在资金扶持，应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信贷的试点或探索，在制度上和功能上更好地满足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中对资金的需求。除此之外，应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外部创造良好的环境，各大金融机构应该根据农业领域经营组织形式的转变，重点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需求，制定专门的信贷政策，更好地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同时转变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方式，通过多种形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及技术培训服务，从单纯的资金支持到全方位引导扶持。
3．3促进农业科技推广，培养新型农民
我国合作社专业教育目前处于发展和完善阶段，生产技术培训对于农户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通过调研发现，无论是合作社经营管理人才，还是合作社辅导、培训的专业人员，以及对合作社有一定认识的政府官员都非常缺乏。尽管政府提出产学研相结合，加强与科研院所的合作，邀请各方面教授参与合作社的生产与管理，然而频率很低，而且培训效果不太理想，很多农户几乎都没得到专家的指导，导致生产管理技术跟不上。尤其在病虫害防治中，农户基本是根据经验来实施，很多时候导致产量严重下降，打击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加强合作社教育有必要构建完善的合作社教育体系。各地区有关部门应借鉴合作社发展比较成功的地区的经验，充分利用现有的农业教育资源，构建包括学历教育、职业教育和培训、农村基础教育等多层次的教育体系，形成完整的合作社教育模式，培养出适应市场发展的新型农民，为合作社的发展储备人力资源。
3．4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风险预警服务
杨凌示范区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当地气象局建立了气象预报系统，实时天气变化，农户根据天气变化安排生产作业，大大地降低了重复性工作和自然灾害对作物的影响，减小了农户生产经营的风险。同时应及时收集和产品市场销售信息，使农户准确地了解市场变化，调整产品结构和营销模式以应对市场变化下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
参考文献：
［1］胡光明．从保护农民权益的角度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三大功能［J］．安徽农业科学，2007，35（8）：2463－2465．
［2］王忠海，赵国杰，郭春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系统与属性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10－12．
［3］王拓，高建中．基于农户需求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建设研究［J］．农村经济，2009（11）：123－125．
农民合作社的性质篇4
内容提要: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的法律性质，理论界尚存物权流转说和债权流转说的争议。由于物权流转说无法保证入股农户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社会保障权和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最大化，实践中大多数规范性文件以债权流转说为立法基础。但是，债权流转说却面临着法人财产独立、虚假出资等传统商法理论的诘问。因此，需要对债权流转说进行修正和补充，即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仅计作分享利润和净资产、承担损失的依据”。这样不仅可以协调物权流转说与债权流转说的冲突，为农地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奠定基础，而且还有助于正确认识合作社的产权性质，丰富并完善合作社社员的责任形态。
法律性质的准确定位是具体法律制度设计的前提和基础。从互动发展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的双重维度梳理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法律性质之争议与迷失，并给予合理的定位，必要的修正、补充和解析，不仅可以为克服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立法迷失和制度缺陷“对症下药”，而且可以为正确理解合作社的产权性质、完善合作社的责任形态“问诊把脉”。
一、土地入股法律性质的理论争议：主要学术观点的检索
（一）物权流转说：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换价值的支配
物权流转说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与转让、互换、抵押一样，为发生物权变动后果的流转”，[1]“对于作为人社的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权），在入社后原来的土地使用权人就不再享有土地使用权，而由合作社享有土地使用权”[2]128“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其实质便意味着农民丧失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该项用益物权实际上被让渡给了公司，成为公司可以占有、支配和收益的财产权利”。www.133229.Com[3]股份化的本质就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换价值的支配，入股使物权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由原承包人转移给公司或合作社，成为法人的独立财产和责任财产。
持此说或反对债权流转说的理由主要有：(1)法人享有独立财产权。“无论以何种形式出资，其财产权必须转移到公司名下，使公司对这些财产享有全部法人财产权，其中主要包括但不限于财产所有权，而股东则只能享有对其相应出资或股份的股权。”[4]即只有出资的财产发生物权变动，合作社法人才能取得独立于出资人的有处分权的法人财产，并以此作为责任财产或破产财产独立承担责任。(2)避免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以具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财产出资入股公司的，出资入股的标的必须是所有权、用益物权等绝对权，并且必须实际转移相应的物权，以实物财产租赁的形式入股公司不符合公司法的要求，否则构成虚假出资”。[5]即使入股时将出资财产转移给企业法人不构成虚假出资，而企业法人终止或合作社社员退社时取回入股的土地，又不能以其他财产承担合作社的亏损，也必然构成抽逃出资。(3)维护物权的支配性。物权是支配性权利，既然《物权法》已经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定位为用益物权，那么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利人就应当以发生物权变动的方式自由处分；否则，就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属性的否定或限制。
（二）债权流转说：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的支配
债权流转说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股和出租一样，是设定债权的流转方式”；[6]“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出一种直接经营土地的权利（如农地经营权），同时使农地经营权自由流动，便可实现土地直接利用权的商品化”，[7]109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实质是农户保留承包权，仅以经营权入股。“将农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与融资担保在民法物权改革思路中对交换价值的支配转换到对使用价值的支配”，[8]使入股农民在保留物权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仅以支配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的债权性土地使用权入股。
持此说或反对物权流转说的主要理由是：(1)避免农民失地失去土地的社会保障。《农村土地承包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37条，曾规定承包方可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进行股份制经营。但考虑到“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涉及到入股成立的公司破产后，农户可能失去承包经营的土地，需要进一步研究。因此，法律委员会建议不做规定”。[9]“更何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土地在农民生活保障方面仍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7]109(2)让农民名正言顺地享有入股土地的增值收益。以支配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的土地使用权入股，“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仍然是社员（原承包农户）的财产而不是合作社法人的独立财产。因此，农地入股的社员不仅是农地增值收益的当然权利人，而且还有权请求适时调高出资额、提高盈余分配比例”，[8]由此可以给予以土地入股的农民倾斜性保护，促进农民基于土地的财产性收入的最大化和实质公平正义的实现。(3)可以促进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的自愿选择。在皖北调研时，镇政府官员曾告诉笔者：“农民特别是50岁以上的长者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深厚情感，他们宁愿出租土地（承包经营权）100年，也不愿意转让或者被征用”。所以，以支配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的债权性使用权入股，比支配交换价值的物权性使用权入股，更能维系农民与土地的情感，更容易获得农民的支持，从而减少改革的阻力。
（三）对物权流转说与债权流转说的评析
物权流转说坚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私权属性，主张彻底物权化。尽管物权流转说的主张者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所承载的公共利益并非视而不见，但是其开出的三个“药方”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或和谐社会的构建疗效甚微。“药方”一，尽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弥合农民入股的失地风险。“药方”二，“应参照转让条件设定以家庭承包方式产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条件，要求入股农户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固定的非农收入来源”。[5]但问题是，如果等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或者等到农户有稳定的非农收入再允许土地入股，岂不坐失良机，不能最大程度地增加农民收入，而贻误改革进程？“药方”三，“由出资的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予以购回，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不愿意或无力购回的，则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其他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购回”。[10]如此一来，且不问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出资额购回，还是以购回时的市场价值购回，恐怕最大的缺陷恰恰是无力购回的贫困户面临更大的失地风险，难免“雪上加霜”，无助于实质公平正义的实现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立法初衷背道而驰。法是客观反映不同利益并协调利益冲突的工具。然而，物权流转说在协调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时却顾此失彼，缺乏对现实的解释力和指导力。
债权流转说虽然可以让农户分享土地增值，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维护并强化农民基于土地的社会保障权，有利于实质公平正义与和谐的整体利益的实现，但是却面临着传统商法中法人财产独立、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的诘问，以及仅以承包地的经营权入股的社员如何承担责任的质疑—是以货币和其他财产置换土地出资，还是允许合作社以“承租”或“转租”的方式将入股土地剩余入股期限内的使用价值予以变现呢？而且“允许合作社以‘承租’或‘转租’的方式将入股土地剩余入股期限内的使用价值予以变现”这种选择的存在，不仅说明上述债权流转说不必然导致入股土地因合作社终止而当然退回，还对合作社债权人和以其他财产出资的社员都极为不公平。例如，如果土地入股的社员退社或者合作社终止时，土地入股的期限刚好届满，且合作社经营亏损，按照这种选择岂不意味着土地入股的社员可以取回入股土地或完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无须对合作社的债权人承担任何责任？结果势必导致以其他财产出资的社员为土地入股的社员承担垫付责任，或者影响债权人债权的实现。
二、土地入股法律性质的立法迷失：不同规范
性文件的梳理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法律性质的理论争议，揭示了理论研究的不足，直接影响了制度供给的效率和质量，造成了全国性法律法规的缺位、地方性规范文件的分歧。而全国性法律法规的缺位和地方性规范文件的分歧，又反映了立法的迷失和制度的缺陷。
（一）全国性法律法规的缺位
《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均没有家庭承包地入股法律性质的专门规定，但是都给出了禁止支配交换价值的农地抵押的理由—“如果允许农民用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则当债权到期，债务人又无力履行债务，从而实现抵押权时，会使农民丧失土地，势必重演历史上农村两极分化，出现大批无地少地农民的社会问题”，[11]显而易见，《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应当不会支持可能导致农民失地的物权流转说。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亦无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直接规定。但是，能否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4条第2款“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由成员出资、公积金……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并以上述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的规定，理所当然地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采纳了物权流转说呢？当然不能。毕竟，土地入股不同于一般的财产出资，否则2007年重庆的“土地新政”就不会引起全国的轰动，就不会被认为是土地的第三次革命。重庆市、浙江省也没有必要分别出台《关于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简称《入股合作社的通知》）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暂行办法》。江苏省2010年1月1日施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和安徽省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更没有必要单独设置土地入股的专门条款。与全国性法律法规关于土地入股法律性质规定的缺位形成较大反差的是，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16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依法采取转包、出租、入股方式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或者全部流转的，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双方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不变”，第19条规定：“承包方之间可以自愿将承包土地入股发展农业合作生产，但股份合作解散时入股土地应当退回原承包农户”。很明显，这些规定都是直接以土地入股的债权流转说为立法基础的。
（二）地方性规范文件的分歧
除湖南、北京2010年施行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以外，江苏、黑龙江、辽宁、山东、安徽2010年施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或《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以及重庆、浙江、天津2009年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均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定。与全国性规范文件基本反对物权流转说不同，地方性规范文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法律性质的界定则存在较大的分歧。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将地方性规范文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性质的界定，大致归为以下模式：
1、可以推定为物权流转说的山东、浙江模式。山东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和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均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与实物、知识产权一样的非货币财产出资。而2009年浙江省和天津市工商局与农业厅联合公布的同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暂行办法》则清楚地规定：“章程和出资清单应明确记载成员出资总额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的数额与比例”，即土地出资应当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成为合作社法人的独立财产。同时，山东、辽宁、浙江和天津的上述文件又都没有类似于“合作社终止时，应当将入股土地退回原承包农户”的规定。因此，根据习惯性思维逻辑可以推定其采纳了物权流转说。
2、由物权流转说转向债权流转说的重庆模式。2007年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设立公司注册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的，应当选择注册资本分期到位的方式申请公司登记，在登记前应当完善财产权转移手续；以所分配的利润或者其他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置换其已出资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机关应予支持”，这明显体现了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换价值的支配，表明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成为公司的法人财产，契合了物权流转说。然而，2009年重庆市农业委员会和重庆市工商局联合的《入股合作社的通知》却删掉了上述规定，也没有明确要求土地出资额必须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重庆市《入股合作社的通知》只规定：“章程和出资清单中应明确记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的数额和比例”。）只是规定“合作社终止时，应当将入股土地退回原承包农户”。似乎重庆市的立法实践开始转向支配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的债权流转说。
3、直接反映债权流转说的江苏、黑龙江模式。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规定：“农民可以以承包地的经营权作为主要出资方式，设立相应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规定：“农民可以用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预期收益作价出资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而无论是以承包地的经营权出资还是以承包地的收益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预期收益）出资，都只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使用价值的支配，入股农民仍然保留支配交换价值的承包权，契合了债权流转说。
4、无法准确判断物权流转说还是债权流转说的安徽模式。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第11条只规定：“农民可以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得损害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却没有“将入股土地退回原承包农户”的规定，也不能辨别土地出资额是否与实物、知识产权出资一样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是否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变动，无法准确判定。
（三）立法实践的制度性缺陷
无论是全国性法律法规的缺位还是地方性规范文件的分歧或探索，都可谓是立法迷失的反映。而立法迷失又造成了制度性缺陷。例如，采纳物权流转说的山东、浙江模式，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人股土地成为合作社的法人财产，必然导致入股农民难以享受土地增值收益，而合作社破产时又会失地失去生活保障，与土地入股增进、保护农民利益的初衷不符；而采纳债权流转说的江苏、黑龙江模式以及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又难以合理解释物权流转说对债权流转说的诘问和质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是否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退回或取回承包地的社员如何对合作社的债权人承担责任”等关键问题也没有做出任何规定。毕竟，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必然面临着传统商法法人财产独立、“虚假出资”的诘问；如果计入，不仅会导致物权流转说与债权流转说界限不清，而且会因为入股土地退回原承包农户而被疑为“入股土地只能成为合作社的法人财产却不能作为合作社破产财产，背离法人以自己的财产独立承担责任的本质属性”。
三、土地入股法律性质之定位与解析：对债权流转说质疑的反驳
从理论上看，债权流转说既能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化又能避免农民失地，可以在保障农民增收的同时提高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兼顾效率与公平。从实践中看，债权流转说也得到了一定的采信。但问题是，沿着“债权流转说”指明的方向以土地承包的经营权或收益权入股，“物权流转说”质疑“债权流转说”的理由，能否成立？债权流转说是否真的违反传统商法的基本原理？其实，只要辨析或纠正“物权流转说”的一些误解，只要对债权流转说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借鉴法国劳务出资的规制措施，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仅计作分享利润和净资产、承担损失的依据”，[12]就可以协调物权流转说与债权流转说的冲突，化解传统商法理论对债权流转说的诘问和质疑，为农地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奠定基础。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不仅表明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性质是债权性流转而非物权性流转，而且可以为社员退回入股土地并享受土地增值收益提供名正言顺的法理根据；“仅计作分享利润和净资产、承担损失的依据”不仅体现了权利义务一致原则，而且可以避免利益协调中的顾此失彼，即不是“允许合作社以‘承租’或‘转租’的方式将入股土地剩余入股期限内的使用价值予以变现”，而是由土地入股的社员以现金或其他财产在土地出资额内承担亏损，避免对合作社债权人和以其他财产出资的社员都极为不公平的现象发生。
（一）“出资行为发生物权变动”之辩
有人认为“出资行为是物权行为，出资行为这一物权行为是导致物权变动的原因之一”。[13]其实，该主张应是针对一般情况而言，不能绝对化片面理解。因为：(1)“在大多数国家的合作社法中都规定社员可以将一些动产的所有权投入合作社，也可以将其具有债权性质的使用权投入合作社”。[2]143(2)劳务具有专属性，与作为其载体的人身不可分离，以劳务出资不可能发生物权变动，但仍有些国家允许劳务出资。如《美国示范公司法》第6.21节e款规定“在劳务提供完毕之前，公司可以将股票暂存他处或限制该股票的转让，直至劳务提供完毕”；[14]1982年修改的《法国民法典》第1843-2条第2款规定，“以技艺形式的出资不计入公司资本的构成。但此种出资计作有权参加分享利润和净资产，并承担损失的股份”。[15]。显然，在特殊情况下，出资行为并不发生物权变动。允许不发生物权变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主要是遵循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即‘入社自由’，鼓励更多人到合作社中来，在出资方式上灵活多样，会使成员摆脱疑虑，特别是合作社初创时期，人们对合作社的经营原则、活动宗旨、发展前景不甚了解的情况下，这一规定有非常积极的意义”。[2]143
（二）“法人财产独立与法人地位”之辩
其一，有学者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仅计作分享利润和净资产、承担损失的依据”的观点提出，“既然《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确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产由成员出资等构成，那么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出资总额的观点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其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法人资格，根据法人制度原理，法人的独立财产是法人拥有的、独立于其创立人或成员的财产；拥有独立的财产也是法人区别于其他经济组织的主要根据之一。若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的财产，那么，这样的‘法人’还是法人吗？”[10]经过仔细分析，这样的质疑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12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六）成员的出资方式、出资额”的规定，社员可以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自由约定出资方式、出资数额，包括出资额是否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而只有约定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的社员出资才能构成合作社的责任财产。这样的理解既遵循了合作社的“入社自由原则”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12条赋予的章程自治，又不违反《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4条第2款“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产由成员出资等构成”之规定。否则，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必须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并成为合作社当然责任财产，那么合作社终止或社员退社时，还能退回入股土地吗？凭什么退回？毕竟按照上述学者的逻辑，无论是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19条“入股土地应当退回原承包农户”的规定，还是入股土地由“出资的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予以购回”，都违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4条第2款“社员出资应作为合作社责任财产”的规定。
其次，《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没有最低出资总额的限制，只要社员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以外还有其他财产出资，都不会影响合作社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更不会影响其法人的成立。何况有学者已经指出，“法人与股东的有限责任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德国合作社法赋予了合作社的法人地位，但也允许章程约定社员是承担有限责任还是保证责任、无限责任”。[2]21-24。也就是说，如果出资人的出资成为法人的独立财产，是出资人承担有限责任的前提的话，那么其出资（如人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计入合作社的出资总额不能成为合作社法人的独立财产，该出资人（土地入股者）就应当承担保证责任或者无限责任；而无论社员承担保证责任还是无限责任都不应当影响合作社的法人地位。但是，考虑到土地入股者责任的可预测性及其人社的积极性，我国应当采取保证责任为宜—土地入股者对合作社的亏损在退回土地的出资额内承担保证责任。
（三）“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之辩
正如《公司法》中的注册资本一样，合作社在登记机关登记并公示的出资总额可以视为出资财产转化为法人财产的标志。如果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使用权或经营权出资，并将出资额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而当合作社终止或社员退社时又可以取回土地承包经营权，合作社不能享有该入股土地承包经营权处分性的支配权，其法人财产很可能“缩水”，的确难逃“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之嫌。但是，如果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仅计作分享利润和净资产、承担损失的依据”明确立法，那么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就无须也不可能成为合作社的法人财产，当“入股土地退回原承包户”时，也就谈不上“虚假出资”，更谈不上“抽逃出资”。相反会因为土地入股者在土地出资额内承担保证责任而增加合作社法人的偿债能力。毕竟，法人的独立人格并不拒绝他人为其承担责任。
（四）“违反物权支配性”之辩
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当然具有物权的支配性，既可以支配其使用价值也可以支配其交换价值。但是，“我国农村土地从来就具有社会保障的功能，承包土地权利也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财产权利；仅以民法上界定过的民事权利为参照，而忽视土地承包经营权设计时赋予农村土地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将其生硬地纳入现行民法框架的研究，这是不恰当的”。[16]如果仅仅支配其使用价值就可以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入股方式有效流转—不仅能发挥其社会保障功能又能使土地承包权人享有土地增值收益，促进农民权益的最大化，为什么非要冒着失地风险将农地入股的法律性质界定为支配交换价值的物权性流转呢？毕竟，“法律关系应当从它们所植根于的物质的生活状况加以解释”，[17]103而不能仅仅追求法律自身逻辑的完美演绎。法律应当在准确揭示土地承包经营权中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及其冲突的基础上，基于分配正义和良好社会秩序的实现，作出取舍和协调。因为“每个社会秩序都面临着分配权利、限定权利范围、使一些权利与其他（可能相抵触的）权利相协调的任务。‘共同福利’或‘共同利益’这一术语是一个不无用处的工具，它意味着在分配和行使个人权利时决不可以超越的外部界限，否则全体国民就会蒙受严重损害。在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乃是有关正义的主要考虑之一”。[17]324。否则，正如“古往今来的自然法传统都倾向的这样一种立场，即一个完全丧失或基本丧失正义的规范制度不配被称为‘法律’”，[17]332起码不是良法。
四、结束语：土地入股法律性质之辩的启示
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所承载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及其所引发的土地入股法律性质的理论争议，现行规范性文件是以物权流转说还是以债权流转说作为立法基础的迷失，以及“土地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仅计作分享赢余和净资产、分担亏损的依据”对债权流转说的修正和补充，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1)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法律性质的物权流转说与债权流转说之争，实际上分别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从权利性质、法律结构进行内部的法律规范分析，二是从政治、社会、伦理等方面进行外部的法律政策分析。但是考虑到：“物权制度设计方面的研究不是一种纯法学的研究，可能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特别是它涉及到敏感的政治问题。目前，物权法研究侧重于物权制度规范的研究，对于制度设计方面的研究还不够，且研究仍然是纯法律规范分析，而从政治目标、从中国国情分析设计者较少。这是我国物权法研究长期滞后于改革开放实践，物权法研究没有什么创新的重要原因之一”。[18]显而易见，债权流转说比物权流转说更有现实性和解释力。(2)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股法律制度的设计，应当秉承“以农民权益最大化为核心内容的整体利益协调发展”的立法理念，恪守“支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的立法原则，兼顾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中的私益与公益、效率与安全。(3)应当突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社员有限责任的单一责任形态，使“社员出资方式（是否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合作社产权性质—社员责任形式”协调一致，即以现金、实物等财产出资，出资额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出资的财产发生物权变动并成为合作社独立的法人财产，社员以出资的财产承担有限责任；而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总额，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发生物权变动，不能成为合作社独立的法人财产，土地入股的社员对合作社的亏损在土地出资额内承担保证责任。
注释:
[1]房绍坤．物权法用益物权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04.
[2]屈茂辉，等．合作社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工商出版社，2007.
[3]李东侠，郝磊．土地承包经权入股公司问题的法律分析[j]．法律适用，2009,(4):24-27.
[4]施天涛．公司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2.
[5]宋志红．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法律性质辨析[j]．法学杂志，2010,(5).
[6]马新彦，李国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物权法思考[j]．法商研究，2005,(5):112-118.
[7]李昌麒．中国农村法治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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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c]//．王宗非．农村土地承包法释义与适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188.
[10]文杰，李显冬．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思考[j]．法学杂志，2010，(4)．
[11]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解与参考立法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532.
[12]刘红，高海．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与合作社破产的法律冲突与协调[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8，(7):60-62.
[13]黄凤龙．浅谈出资行为的法律性质[eb/ol].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articleld＝43887,2009-11-12.
[14]左传卫．股东出资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244.
[15]法国公司法规范[m]．李萍，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
[16]刘俊．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探讨[j]．现代法学，2007，(2)：170-178.
农民合作社的性质篇5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农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明确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国务院原副总理回良玉曾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党领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抓手，是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整体素质、推进现在农业建设的有效组织形式"。[1]自200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的实施以来，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了法律地位，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纷纷制定了一系列的辅助支持政策，使得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2010年底，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达到35多万家。但是，由于我国农业发展滞后，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人民对农业专业合作社的了解不深，导致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很多问题。
1、政府的扶持力度不够。历来，我国政府对农业的扶持力度相比其他产业有一定的差距，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之初，地方政府不管在政策还是资金方面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重视程度都不够，这就导致一些地方有条件发展合作社，却因资金缺乏或者政府政策不支持而滞后。
2、经营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不健全。存在为数不少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只是注重建立却轻视管理，内部经营管理和运行机制不规范。很多合作社有规章制度，有办公场所，但是只是一种形式，形同虚设；还存在一部分只是为了实现政府的组建指标而仓促建立的。很多地方政府不同部门针对同一个方面的制度存在明显差异，制度混乱，使得农民不知该听从哪个。
3、专业人员的缺乏。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上存在着人才的"三少"，即合作社中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优秀人才少之又少；政府相关指导部门中懂法律、懂政策、会监管的指导人员少；理论深厚、善于把国际先进经验和我国特殊国情融会贯通、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的科研人员少。
4、合作内容层面低。与发达国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自身向着农产品加工领域延伸，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纵向一体化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向比较，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层次还很低，仍停留在初级产品的生产流通领域。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目前主要起中介和联结作用，其本身并没有设计农产品的加工、延长农业产业的链条和实现农产品价值的增加。[2]
5、金融机构服务滞后。当前我国农村金融面临的问题非常严峻，合作社资金主要来自合作社成员的资金。目前农村的金融现状如下：一是支持农村经济方面的金融力度不够。农业银行主要负责粮棉的收购贷款，在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的方面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徽；二是金融机构"嫌贫爱富"。大部分农民贷款金额较小，这就导致银行交易成本相对较高，而且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民的还贷能力存在一定的质疑。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新时期的发展思路
虽然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是专业社在农业发展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发展合作社是完善农村经济体制、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现实选择和必然要求。因此，为了新时期合作社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并结合合作社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特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宣传。加强宣传《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使农民充分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概念、合作社实施的意义以及将会带来的好处，以此来增强农民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认同感和入社的积极性。
2、建立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章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出台，但这部法律的有关规定是原则性的，与现有的法律也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合作社法律法规，制定地方实施细则，因地制宜地推动合作社的发展。出了国家层面的立法，还要建立健全与合作社有关的组织章程、管理制度、风险调节机制相关的法律法规，将农民合作社的建立、发展和管理纳入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促进合作社的健康发展。[3]
3、加大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政支持。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实力不强，自我积累能力较弱，给予合作社资金支持就是直接扶持农民、农业、农村。国家非常重视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支持，从2003年开始，中央就拨出专项资金并逐年增加。2003-2007年累计投入5.15亿元，2008年达到了3.3亿元。大多数的省（区、市）都在预算中安排了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专项资金。据不完全统计，2004-2008年，各省的财政专项扶持资金达到了13亿元。接下来，要把农民专业合作社专项资金持续化、制度化，并对资金的数额加以明确规定，制定完善的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制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确保资金真正用到应该用的地方。
4、加强人才培养和吸纳专业人才。各地应该制定相关的制度法规，对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成员进行业务培训，使他们熟悉合作社有关的理论和相关政策，以便减少他们在经营管理决策方面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使农民更好的开办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关政府部门要制定一系列鼓励政策，鼓励大中院校学生和农业技术人员到合作社中任职，提高合作社的文化素质水平。
5、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有关服务体系。进一步明确合作社各主管部门的职责，使他们各司其职，确保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准确及时的提供政策指导和咨询、农产品的价格信息和市场供求信息等；积极举办和参与农产品展销会、会等活动，特别是参加农博会，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6、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各地政府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比如开办讲座、办学习班等形式，加强对农民的教育，逐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劳动素质，使农民真正跟上时代的步伐，成为"三有"--有文化、有技术、有素质的新农民。
注释：
[1]资芯，龙玲：《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载《中国集体经济》2009年第34期
农民合作社的性质篇6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治理结构；市场主体；表决机制；政府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人目的
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二条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包含营利和服务特定公众双重目的的组织机构。可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人目的应该包括营利性和公益性两个方面。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将私法人划分为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而我国法人登记制度里的社团法人所包括的范围要比大陆法系的社团法人宽泛得多。根据1998年颁布实施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之规定，我国的社团法人属于非营利性的“人合组织”。而依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民专业合作社也是“人合组织”。但是，《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社会团体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而农民专业合作社恰恰是互经济组织。这样，以社团法人界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人目的，既不符合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的特点，又会严重阻碍其从事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根据传统民法理论，法人从事经营活动的目的不同是划分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的根本标准。“社团本身是否追求利润之事实是无关紧要的，只要社团促进其成员的营利性宗旨，即可认定社团从事营利性事业。”[1]营利法人的目的是通过自身所从事的经济活动获取利润并且将盈余分配给组成成员；非营利法人也可以从事经营性活动，但是不把盈余分配给成员。我国现行法人登记制度规定，营利法人依特别法（如公司法）而设立，非营利法人一般须得到主管机关的许可并依民法而设立。这样，最好是由工商部门完成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法人登记。虽然存在着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目的与法人登记性质的不对称，但是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范之下，既可以满足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外从事经济交往的现实需要，又不至于破坏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目的的实现。
二、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的市场主体地位
要实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的两个基本目的，关键是要进一步增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市场主体地位。农村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以及农村已有市场体系的稳定存在是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快速发展的两个主要原因。随着城市（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不但引发了农村劳动力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而且导致了农业收入占农户总收入的份额不断下降。在许多地方，只有老人和妇女常年从事农业生产，进城务工人员只是在农忙季节才返乡参加农业生产。这势必造成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生产能力不强、经济期望值不高，严重制约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动员能力的提升和内在发展动力的增进。随着家庭联城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农村经济就逐步走上了市场化的轨道。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普遍建立之前，许多地方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农业市场体系。作为农业市场体系的新成员，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必要与其他市场参与者争夺市场资源和市场规则的制定权。受自身实力的局限，单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很难与大型涉农企业、已有市场规则相抗衡。因此，必须下大力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济功能。
目前，各地县（市、区）政府的农业主管部门统一负责管理本辖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与企业法人的目的有着很大的区别，加之，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可能象企业法人一样迅速占领市场，因此单凭农业主管部门的行政管辖很难甚至是不可能达成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健康发展的目标。各地政府要站在改变农村社会结构、转变农业经济过程的高度，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源，来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壮大。要在明确界定部门职责的前提下，创建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农业经济转型和农村社会变迁的模式，建立健全多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全方位地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健康发展。
通过对吉林省粮食主产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的实地调研，笔者发现，这些地方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一般是在村屯内部、依托村舍邻里关系建立起来的。这样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多没有建立严格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而是依靠相约民俗和交易习惯来实现自身的运转。地方政府应该大力推动乡、县范围内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社的建立和发展，有条件的地方甚至应该着力推进市（地、州、盟）范围内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社的建立和发展。从而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社范围内的农业生产资料购买、农业生产过程和农产品销售的统一平台，确保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市场主体地位得以真正实现。为此，首先要理顺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村民委员会、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关系，消除彼此封闭的状态，实现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村民委员会、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干部交叉任职，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长同农村社会变迁相互融合。
三、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人治理结构
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四条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财产的来源是多样的，存在着出资额与出资人权利不对称的特点。LeVay率先提出了成员异质性问题；[2]Henry将成员异质性问题的实质概括为谁拥有控制权。[3]国内学者在借鉴西方学术界关于成员异质性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治理结构与成员异质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事实上，成员异质性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建立和发展全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而在解决优势成员与普通成员之间利益纠葛时，偏袒任何一方都会伤害另一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危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快速健康发展。这就需要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制度设计上有所创新。
当“龙头企业”、生产大户、销售和运输专业户充当优势成员时，农业经济已有市场规则可能被完整地带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个体农民与大市场不对称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如果优势成员无力改变个体农民与大市场不对称的问题，只会借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捞取自身利益，那么农民专业合作社就会变得名存实亡甚至走向解体。唯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稀释和弱化单个优势成员在农民专业合作社里的优势地位。一般而言，优势成员在关乎农民专业合作社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拥有绝对的资源优势，并且优势成员的数量明显少于普通成员甚至是唯一的。只有大办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社，才能有效降低单个优势成员控制资源的比重，才能有效减少单个优势成员控制普通成员数量的比重。
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来讲，成员异质性的问题直接影响着法人财产权能否顺利实施。作为“人合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的选举和表决机制是“一人一票”；作为“资合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的选举和表决机制中又加入了“附加表决权”。虽然《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附加表决权”的票数和范围进行了原则性限定，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弥合“一人一票”与“附加表决权”之间的博弈，即不能彻底解决优势成员与普通成员之间的利益纠葛。在涉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社重大事项决策时，可以采用“一人一票”和“一股一票”两种方式，进行两次投票，从而判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社内部利益诉求上的对立情况。由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或者其他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社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组织机构，本着有利于维护和发展广大农民根本利益、有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健康发展、有利于本区域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原则，协调并确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社就某项重大事务的表决决议。
参考文献：
[1][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30页。
[2]LeVayC.agriculturalCo-operativetheory：aReview[J].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1983，34（1）：1-44.
[3]HenryHansmann.theownershipofenterprise[m].ma：theBelknappress，1996.
作者简介：
周骁男（1969-）汉族，男，长春工业大学教授。
农民合作社的性质篇7
目前，关于合作社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然而，对于我们着重探究的销售渠道货币化，鲜有学者对此进行理论研究。虽然直接与之相关的研究较少，但可以从我国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某些问题的研究成果为理论切入点，厘清合作社发展脉络，把握其发展的主流方向，探究合作社成长过程中出现的游离销售渠道货币化现象。由于成员属性因素、合作社因素、外部因素共同构成了中国合作社存在和发展的三大要素，因此，我们主要从这三个层面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评述。
1．成员属性因素
作为合作社的微观基础，成员初始的资源禀赋差异诱致异质性并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分层。同时，由入社动机、目的、角色与偏好的不同所引致的集体行动困境正阻碍着合作社的健康发展。①成员异质性方面，黄胜忠等研究发现，在异质性社员结构下，产权结构普遍采用资本化方式，少数核心社员拥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要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②合作意愿方面，马彦丽认为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兼业特征等对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意愿有显著影响，但农户入社行为并不完全基于其对合作社的需求意愿，也受其他因素（如外部环境）的影响。③信任方面，郭红东等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研究社员对社长信任因素。他认为，社长的能力、人品、与社员关系以及对社员的关心会影响社员对其信任。④退社方面，王鹏、霍学喜指出社员自身、合作社以及外部环境三个层面因素均会对农民退社方式产生重要但不同程度的影响。⑤委托方面，谭智心、孔祥智研究发现，合作社内部产生“委托—”问题的根源在于合作社内部的不完全契约和非对称信息。⑥激励问题方面，周文根认为，按照企业框架构建合作社的激励机制是符合市场经济竞争规律的选择，而建立对核心社员的激励机制是合作社激励机制的重点。
2．合作社因素
传统观点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利于提高农民有序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实现小生产和大市场的对接；有利于推进农业的规范化产业化经营并抵御市场风险保护农民的权益等。但是，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从成立开始就面临既要坚持合作原则，又要适应激烈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在其演进过程中，许多方面背离了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而是异化了的合作组织。面对这种“意想不到”的结果，需要重新对其性质底线进行辨识。而研究视角主要从几方面展开。①合作社异化。黄祖辉、邵科研究认为，一方面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正在发生不可避免的漂移；另一方面不必强制性干预这种漂移的发生。樊红敏发现，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出现了内卷化的现象，农业产业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和农户的组织化程度没有出现预期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变革过程。②成长路径。郭晓鸣、廖祖君研究发现，公司领办型合作社将成为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主要发展趋势，但具有过渡性与不稳定性需加强政策引导。刘婷发现，不同区域环境造就了不同的行动者，使得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不同的形成路径。③治理结构与机制方面，黄祖辉、徐旭初指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结构是一种基于能力和关系的合作治理结构。总结以上研究，人们在加强对各类农民合作社制度形态研究的同时，将愈加审视其合作社性质，进而反思合作社性质的嬗变。
3．外部因素
在合作社成长演进过程中，外部因素的介入将会对其内部结构与发展方向带来重要影响。这些强势因素介入尤以外部资本的入侵为典型代表。仝志辉、温铁军研究了资本和部门下乡与小农经济组织化道路关系后提出，以加强国家介入、发展多层次综合合作体系为目标的农民合作化的新道路，同时也对当前把专业合作社作为农户经济组织化的主导形式的思想和做法提出质疑。崔宝玉、李晓明通过典型案例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发达地区资本控制下的合作社呈现出明显的功能弱化现象，并同时伴随着合作社“产权锁定”特征，合作社农户仍然分散地抗御着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而销售的稳定性也将强烈冲击合作社的存在边界、规模和稳定性。曹利群认为，资本缺乏是我国当前农民合作社发展面临的最大瓶颈。
农民合作社的性质篇8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五大作用三农问题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经济组织。特别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创造了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进一步确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市场主体地位，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进行了全面规范。不仅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而且为创新农村经济体制，建立农村新型社会化服务体系，发挥出重要的推动作用。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农村增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带来广阔的前景。
一、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组织作用
全国各地纷纷成立起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其目的就是要把同类的分散产业农民组织起来。但组织起来并非是最终目的，而是要通过组织起来后，再通过包括创办“农民合作讲习所”、举办“农民合作论坛”、开展普及科技教育和普及法律教育的“双普”教育活动等各种形式，去培养和塑造新型农民，使新农村中的新型农民真正做到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农民。并且通过农民合作组织的培训与教育，要达到不仅使新型的产业农民能够善于运用科学技术的方法去改造农业，而且也能起到建设新农村乡村文明的重要作用。
二、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壮大地方农业产业化中的龙头作用
实践使我们感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要一条必须是发展生产，必须逐步建设好农业的现代化。而建设现代农业，必须要用现代的物质条件去装备农业；用现代的经营方式去推动农业；用现代的经营理念去管理农业。只有现代农业建设成功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才有十足地成功把握。但是，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要想以建设现代农业为主题，就必须大力培育、开发、扩大现代农业产业化的规模。对此，要实现农业现代化，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必须要做到三条：
首先，要切实转变当代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经营理念。教育农民要用工业理念去经营自己的农业产业；
其次，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支持产业农民用现代的物质条件去装备农业；
第三，要加大宣传力度，扩大自己的产业规模。同时，在壮大产业规模的基础上，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要不仅对其产品注册商标，争创名牌，而且还要搞精包装。用现代的市场营销手段参与到农产品的市场大流通之中，从而增加合作社农产品的附加值，使入社农民在生产发展中实现生活宽裕的目的。
三、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多样化、灵活性、长期性的服务作用
服务，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天职”。在建设现代农业过程中，所有入社的产业农民都急待合作社的各种服务，以此解决千家万户分散的产业农民自己“干不了”、“管不好”，又不会干等许多问题。诸如开发产业的融资难、技术难、物质单家独户购买难、尤其是产品的销售难等问题，都需要合作社给予服务。由于农业问题多变复杂，因此，提供服务时要坚持灵活性、多样化和长期性相结合，对入社农民实施全方位的优质服务。
四、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促进社内民主社会和谐的维权作用
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必须依法运作，实行民主管理。这里对于股份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来说，如股金不等，可按照“一人权票”制实行民主理；如果股金数量相等，可按照“一人一票”制实行民主管理。通过民主管理，彰显合作社在管理上的活力。同时，要不断增强财务工作上的透明度，做好社务公开。
首先，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要在开发产业中注意搞好生态文明和环保建设，加强农村环境的治理，为村容整治、整洁，创造和谐的民风做出贡献。
其次，合作社要对广大入社的产业农民在开发产业所需农资物质上，一定要实行统一购买，既为社员降低生产成本，又能避免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侵入。一旦在合作社内发生社员购买了假劣性质的农业投入品，农民专业合作社要依照法律去帮助入社成员进行有序地投诉，积极发挥合作社的合法权益维护作用。严格防止入社成员乱打官司、乱上访等不良现象的发生，为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做出贡献。
五、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入社成员社会经济风险的保护作用
笔者认为，当今作为农村中开发的各类产业，无不承担着两种风险：其一是市场经济中的价格风险；其二是自然灾害的风险。对此，作为为农民专业合作社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充分利用现代的网络通讯工具，及时准确地掌握住其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同时要科学地建立好自己产品的价格体系，并要善于抓住市场规律，抢占市场制高点。
农民合作社的性质篇9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经营基础上，以农民为主体，自愿联合，民主管理，为谋求共同利益开展专业合作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伴随着农村改革发展产生的新生事物，它的迅速发展，对促进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有着重要意义。中央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从20xx年起，国家先后出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条例》、《农民专业合作社税收减免政策》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扶持政策。
我省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较快的省份之一。近年来，在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20xx年，省委、省政府专门出台了《关于支持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意见》（鄂发[×]×号）；省人大出台了《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20xx年和20xx年省委、省政府两次召开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场会；从20xx年起，省财政每年专列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经费；20xx年，省编办专门批准成立了“湖北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指导办公室”。从20xx年起，我省还开展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推进工程、示范工程、人才培训工程、农超对接工程、品牌培育工程等“五大工程”建设，极大地推动了我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截至20xx年底，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由20xx年的×个发展到×个，同比增长×倍。
虽然我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总体形势看好，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合作社水平参差不齐，内部运行机制不完善，主要原因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还处于发展初期，缺乏合作知识与合作能力。这与政府部门扶持指导和服务不够密切相关。为此，政府部门有必要从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上加强引导，从而把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方向，提高合作质量。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
1、发展速度快
截止20xx年底，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家，比20xx年增加×家，增幅×%。其中京山县、钟祥市、长阳县等×个县（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超过×家，京山县达到×家。
2、领办主体多
一是能人大户领办型，占×.×%。孝昌县冠昌源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就是由果品产销大户程国庆领办的。二是科技人员创办型，占×.×%。沙洋县曾集镇五洋农机专业合作社，就是由该县曾集镇农机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蔡代兵牵头组建的。三是龙头企业带动型，占×.×%。湖北长阳常家洞茶叶专业合作社就是由省级龙头企业湖北常家洞茶叶专业合作社异地投资组建的。四是村级组织牵头型，占×.×%。郧县合叶桑蚕专业合作社，由郧县胡家营镇土地沟村支部书记湛宏远牵头领办。
3、覆盖产业广
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及种植、养殖、农机、农村能源、林业、水利等多个行业。其中，种植业占×.×%，养殖业占×.×%，其他行业占×.×%。
4、典型示范强
各地培育和发展了一大批先进典型，充分体现了为成员服务、民主管理和谋求共同利益的合作社性质。截至20xx年底，全省共培育典型合作社×家，其中省级指导扶持×家，各地指导扶持×家。老河口市春雨苗木果品专业合作社的创办者姚凤君同志，是当地果树行业的老专家，该合作社引进培育了×多个果树新品种，推广了×多项新技术，并有多个新品种和新技术在国内领先。联合购买生产资料和联合销售达×%以上，统一培训、修剪、机防、嫁接率达到×%，还有冷藏保鲜、品牌经营，办公和培训大楼等，为成员增收节支效果显著，合作社成员人均纯收入比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以上。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缺乏合作知识的宣传培训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我国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很多人知之甚少，主要原因是宣传不到位。虽然国家20xx年出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重要意义、发展原则、组织管理、设立登记等都有明确规定，但由于宣传不够，又往往停留在报刊杂志、广播电台和领导讲话上，很多干部群众没有听到，也没看到，从而造成对发展合作社的必要性和对合作社的性质与作用认识不够。近几年省里通过开现场会和培训会，解决了各级政府和农业（经管）部门的思想认识问题，培养了一批合作知识辅导员，但还是难以适应合作社发展的需要。各地也开展了一些针对合作社管理人员的培训，但培训人数太少，合作社对成员的培训就更少了，往往只有一些技术性培训。由于缺乏平等互助的合作意识，导致合作社发展中存在“利益驱动”现象，有些政府官员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市场经营主体，又不纳税，没有好处；有人还认为是农民自己的事，政府不要去管；有些生产、加工和销售的龙头企业领办者，看到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有扶持，纷纷包装挂牌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些专业大户领办者，以为办合作社等同于办公司，在盈利分配上完全按股金分配，在民主管理上，也是投资多的成员或理事会少数人说了算，完全不知道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按交易额（量）分配为主，成员有平等管理合作社的权利。有些农民加入合作社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得利，没有履行义务的意识，没有管理合作社建设合作社的主人翁意识。
2、政府部门指导力度不够
农民专业合作社既涉及到合作知识和组织管理，又涉及特色产业和技术、市场等问题，还涉及领办者带领成员共同致富的奉献精神，没有懂合作知识和有技术、有管理经验的人去指导，很难做到依法办社，很难成为政府推动“三农”工作的抓手，也很难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过去政府部门指导不够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懂合作知识的辅导员太少。每个县（市）只有×-×人参加过培训，而且往往只有×个专职人员，有些还是兼职。乡镇一级基本没有专职人员。村里基本没人管，指导服务很难到位。二是深入农村指导服务的工作作风不够扎实。现在的指导最多只能跑马观花，很难做到深入细致开展调研和指导。而这项工作唯有直接向群众宣传，有针对性地指导合作社的管理人员，才能取得良好效果。我国解放初期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就是依靠各级干部深入农村宣传指导的。三是典型示范不够。典型示范是推动合作社发展的最有效的工作方式，但由于政府扶持和部门指导不够，导致典型示范太少，规范运作欠佳，服务效果有限。四是没有正确处理好规范与发展的关系。我们的基层指导者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往往强调“先发展，后规范”和“边发展，边规范”的合作社发展思路，缺乏“以规范促发展”的指导思想，一个县（市）、一个行业做几个盆景式的合作社，还不能做到规范运行，最后必然影响发展。老百姓看不到好处，影响加入的积极性，合作社也可能没有生命力，政府的政策扶持也很难加大力度。只要能办出一部分规范的合作社，让广大农民偿到甜头，夯实合作社服务基础，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合作社就会加快发展，政府也就会下定决心加大力度支持。
3、合作社内部运行机制不健全
目前，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普遍存在内部运行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内部机构不健全、决策不民主、分配不合法等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利益关系不顺，核心是合作社能否给成员带来增值利润，这是合作经济的实质。实际上，国家出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农业部出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运行机制规定得既有原则又具体，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但由于我们的领办者和指导者一般只有企业、事业、社团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管理经验，往往凭借经验管理和指导合作社，恰恰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其特殊性质，不同于其他任何组织。只要合作社领办者和指导者都能认真学习深入贯彻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法规，弄清了合作经济的实质和作用，就是使合作者都能享受通过合作带来的增值利润，农民加入合作社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得到生产、加工、流通领域增值利润的好处。就不难理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运行机制。
在实践中，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利益关系不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龙头企业运作型。有些合作社，在为成员服务时，往往局限于优惠供应生产资料和保护价收购社员农产品，这种服务对农户成员确实有好处，但他只是一种盈利性服务的市场买卖行为，而合作社行为应该是在此基础上，让成员分享生产资料和购销产品带来的增值利润。二是行业协会运作型。有些合作社，将生产资料供应商、农产品加工企业和生产者社员联合起来，既为生产者社员优惠供应生产资料，又以保护价收购生产者社员的产品，既为加工者社员带来稳定的货源，又为生产资料供应商带来薄利多销和稳定的销售渠道。这种运行机制看起来大家都能利用合作社这个平台得到好处，互利共赢，其实，还是“企业+农户”的翻版，核心问题是，往往生产资料和加工销售环节的增值利润没有分给生产者社员，只是生产资料供应商和加工销售企业联合起来的一种营销策略，还可以减免税收，或争取政府资金扶持。三是核心成员运作型。有的合作社是以几个能人大户联合发起，作为核心成员，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当地一些小型生产者农户参加，作为“一般成员”，不在工商登记。“核心成员”完全按股份分红，“一般成员”则以购销合同结算。当然“一般成员”还是享受了进入市场、改进价格和技术服务的好处。
总之，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的利益联结机制至关重要，在运行中应当依法规范，合作社在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的当年盈余，应主要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给成员，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
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又好又快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加大合作社知识的宣传培训力度
要让合作社知识深入人心，成为推动合作社发展的动力，就必须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培训。一是各级党委政府利用各级行政组织资源，通过会议形式宣传贯彻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二是有关职能部门结合业务工作，通过举办培训班，利用电视、报刊、网络等形式宣传合作知识。三是通过各级党校、高等农业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及相关涉农培训机构开设合作社专业课程。四是通过典型示范宣传合作知识和管理人员。五是通过合作社向成员以及农村青少年宣传合作知识。
（二）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优势特色农产品的扶持力度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产生的一种全新的市场主体组织形式，它的领办者一般都是农村能人大户、农技人员、龙头企业等，生产的都是优势特色农产品，而且是专业化、规模化、无公害化生产经营。合作社的发展既能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又能提高农业效益，最大的好处是能促进农民增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好。因此，政府应当加大力度扶持。各级财政应当从农业综合开发、农业板块基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加大对合作社的资金投入。目前，我省对合作社的扶持资金主要是对示范性合作社给予补助，一般一个县（市）只有一个，而且资金额度只有×-×万元，只能用于规范化建设和一般性服务。对于发展生产和解决加工销售问题，资金是个重要瓶颈。一般农民社员资金都有限，贷款又没有什么抵押。要想解决资金困难问题，一是争取金融部门出台支持合作社发展的优惠政策，二是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建议省财政每年拿出×万元，用于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优势特色农产品。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按照服务农民、进退自由、权利平等、管理民主的要求，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快发展，使之成为引领农民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从发展现代农业看，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合作社，才有能力运用农业先进技术和装备，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出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产品，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现代农业建设的支点，它能把农民的组织化、现代农业和农民增收有机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发展新机制。扶持合作社就是扶持农业、农民、农村，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认真履行职责，着力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农民合作社的性质篇10
[关键词]农村合作社；道德风险；政府补贴；民主管理
农村合作社作为集体行动的一个组织，不论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都有其相应的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其公共产品的属性，使得合作社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其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列宁认为合作社已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因此，合作社无论是其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能力，在两种不同的制度都有共同的现实意义。
一、背景知识
1.合作社的定义、原则和类型
农村合作社是农民为了增强农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性，克服单个个体在市场中的缺乏竞争性、脆弱性和高风险性而组织起来的，以服务社员为目的的非营利性组织形式。国际上对合作社规定了统一的七大原则：即自愿与公开的社员制，社员的民主管理，社员的经济参与，自治与自立，教育、训练与宣导，社间合作和关怀社区社会。
农村合作社根据其目的的不同，分为许多种专业合作社。在我国主要是信用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其中，供销合作社多专业化为供给合作社和销售合作社。此外还有许多种服务合作社，如医疗合作社、保险合作社等。
根据我国法律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定义为：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经济组织。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合作社中，农民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们通过一人一票制（或可以放宽限度的附加权）反映其平等地位，但可以适当雇用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通过上述概念的引入，我们可以看到在公共性质上，即从非营利性的服务为目的的方面上看，合作社与工会是相似的；而从组织结构上来看——按社员出资组成以及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村子，合作社与企业，特别是股份公司极为相似。因此有必要对这三者进行简单的区别。
2.合作社与工会、股份公司的区别
首先，从组织的性质上看，合作社和工会都是非营利性质，而股份公司是营利性质的。
其次，从利润的获得和分配上看，股份公司中股东所得利润是从每年的投资所得的红利中按入股数分取的。而合作社由于其公有的性质，强调是非营利性的组织，因此它的利润来源只能是由于合作社的服务功能，从而在入社的社员每年缴纳的总社费中节约的费用，这部分费用一部分作为合作社的资本积累起来，另一部分按照公平的原则发放给社员——或是平等原则，或是按照社员账户中的股份比例，或是按照社员的交易数量。
但是对于同样是非营利性质的工会，会员只能得到工会的服务，不存在利润分配，但入会依然也需要缴纳会费。
二、合作社的优势
1.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存在的必然性
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发达的市场经济不断压低农产品的价格，使得单个农场主在市场中始终处于被动状态，无法与垄断企业相竞争，经济上的压制使得农民们无法获得基础的生活服务，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矛盾加深。
在这种条件下，合作社的非营利的服务性质首先为政府减轻了为农民提供各种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险服务的负担；其次，合作社形成的包含多民社员的集体提高了农民在市场中的议价和谈判能力，增强了市场中的竞争活力；第三，合作社内部的平等原则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追求地位平等的要求，缓和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矛盾。
因此，合作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存在既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自然而然产生的，也必然会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
2.市场优势
合作社在市场经济中的优势与交易费用、规模经济和政府政策相关。
首先，由于合作社是多个农民组成的集体，意味着合作社可以完成单个农民个体所不能承担的任务。最明显的是集团的力量大大提升了农民的谈判能力和收集信息的能力，并能对政府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因此交易费用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节约。
其次，合作社有能力承担更大规模的生产任务。例如许多大型超市一般都要求供给方给予一个长期稳定的农产品供给数量，但由于天气、原料物价、生产工具等的不确定性，使得单个农民没有能力承担如此数量的订单。但是供销合作社的存在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供销合作社从社员处统一收取农产品转销，很好地分散了风险，从而能够承担这种曾经只有垄断企业能接受的订单，促进了市场竞争。此外，在生产环节，比如合作社统一时间对农作物进行农药喷洒，不仅能提高灭虫效率，同时也很好地节约了农药成本。最后，合作社还可以通过制定产品的通行标准来达到规模生产的优化。这些规模经济效应从成本和竞争能力两方面强化了合作社的优势。
最后，由于合作社非营利性质能减轻政府负担的作用，合作社都能得到政府在法律上和经济上的支持。在法律上，政府制定有效规章保障合作社成员的利益；在经济上，所得税的免除、融资的利息上限和各种投资设备的补贴，也大大减轻了合作社的负担。
三、我国农村合作社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和解决方案
我国的农村合作社的发展可以追溯到统治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合作社又经历了从集体所有到全民所有的两分两合阶段——包括合作社向国营工商的升级，改革开放后，为促进农业的发展，合作社又一次被提出和实践，并开始沿用国际原则。
在与国际合作社原则接轨，以及自身合作社发展的初级阶段的情况下，我国的农村合作社既存在国外资本主义国家曾出现的问题，也存在自身既有的和潜在的问题。笔者就国外合作社的应对策略和现有国情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1.单一的专业合作社——以国统时期信用合作社和荷兰农业合作社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