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特殊群体保障工作总结篇1
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现实举措，是织密扎牢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的必然要求，更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为进一步强化部门协作，健全工作机制，落实工作措施，加强受灾人员救助政策与相关社会救助政策有机结合，形成救助合力，有效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应急管理和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保障基本民生的决策部署落实到位，保障好受灾人员特别是受灾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
二、基本原则
1.坚持基本保障。以保障受灾人员基本生活为根本出发点，加大政策扶持、落实力度，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安全临时住所、有病能医。
2.坚持有序衔接。应急管理部门重点聚焦灾后应急、过渡期救助和冬春救助等非常态救助工作，民政部门负责常态化救助工作，深化受灾人员救助政策与各项社会救助政策有序有效衔接，发挥互补优势。
3.坚持资源统筹。聚焦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统筹使用各级各类救灾、救助资源，拓宽救助渠道，丰富救助形式，突出救助实效，增强救助效果，提升救助水平。
三、重点工作
（一）建立联动协商机制
应急管理部门和民政部门要建立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协调联动机制，明确联络员，通过召开联席会议、灾情会商等多种形式，及时通报工作情况。发生灾情后，县应急管理局视情派出工作组，及时准确统计因灾需救助人口、房屋倒塌损坏、遇难失踪人员等救助信息，建立救助台账，并通报同级民政部门。县民政局应当及时与社会救助对象信息进行比对，并及时通报受灾地区社会救助工作情况。
（二）加强救助政策衔接
应急管理部门和民政部门要加强灾害救助政策与社会救助政策有序衔接，按照“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的要求，实施精准施救。一是强化灾后救助衔接。应急管理部门在做好受灾人员紧急转移安置工作，妥善安排受灾人员生活保障和灾后应急期救助的同时，应及时准确统计过渡期需救助人口数量，确保受灾人员基本生活。经应急管理部门应急期救助和过渡期救助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仍存在较大困难的，民政部门应当积极开展社会救助工作。对符合“先行救助”有关政策规定的，实施临时救助；对符合低保条件的，要按照规定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对因灾导致的特困人员，要及时落实特困供养政策，充分发挥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作用。二是强化冬春救助衔接。应急管理部门要扎实组织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按照“分类救助，重点救助”原则，明确本级冬春救助实施标准，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过节。民政部门要结合冬春救助情况，统筹做好临时救助和走访慰问等工作，既避免“福利捆绑”，又防止“救助遗漏”，切实增强救助实效。
（三）强化重点人群救助
应急管理部门和民政部门要聚焦弱势群体、困难群体等重点人群，优先做好受灾的低保对象、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反复流浪乞讨人员、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年人、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困境儿童、残疾人等特殊困难人员的救助，在救助款物分配上给予倾斜，适当提高救助标准，确保救助政策和生活保障措施落实到位。
（四）提高救助保障水平
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统筹使用各类救助资金，及时健全和调整自然灾害救助标准，加快资金拨付进度，对特殊人群、重点对象适时简化办理程序。要结合本地灾害特点，科学评估灾害风险，不断丰富救灾物资品种、数量，抓紧采购和补充救灾物资，确保应急期间储备物资调得快、用得好。要扎实推进因灾倒损房恢复重建工作，提早进行谋划和安排，及时掌握并解决受灾群众重建困难，对确实无力重建的困难群体，通过提高救助标准、申请保障房等多种方式妥善安置，确保每一户受灾群众有安全温暖住所。
（五）建立社会力量参与机制
引导社会力量在县政府统一指挥和统筹协调下有序参与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民政部门应当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汇总整理有资质参与救灾工作的社会力量基本情况，动态掌握队伍的基本状况、专业技能、设备配置、资源分布等信息，建立工作台账，及时向应急管理部门通报。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帮助社会力量了解受灾群众需求，传达贯彻救灾指挥、调配、协作等工作部署，支持企事业单位、慈善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志愿服务组织等社会力量规范有序参与应急救助、灾后救助、恢复重建等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协调社会捐赠款物向重灾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倾斜。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
坚决落实视察江西和赣州重要讲话精神和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把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来，充分认识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细化落实措施，推动协调联动机制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
（二）夯实工作基础
应急管理部门要以开展“应急管理基础年”活动为契机，与民政部门共同加强乡镇应急管理机构和民政服务机构能力建设，整合基层力量资源，实行“一站式服务”，打通服务保障受灾群众“最后一公里”，确保灾区困难群众救助工作在基层有人管、有人干，充分满足受灾群众救助需求。
民政特殊群体保障工作总结篇2
一、改善普遍民生与解决特殊民生的关系
事物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民生亦然。普遍性原则要求民生保障的覆盖面应十分广泛，惠及对象应是全体人民，其目标价值具有普遍共同的要素。特殊性原则要求地方政府在坚持普遍性原则的基础上，对部分关系特别重大的民生事业进行重点建设，对特殊困难群体和特殊困难者给予重点照顾和保障。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实施的“一揽子计划”所列的民生清单中，涉及结构性减税、就业、医改、社保等十多个领域，每个领域都是对普遍性原则的诠释，每个领域中的具体任务和具体对象就是对特殊性原则的界定。目前的问题是，欠发达地区由于历史民生欠账较多，对这次工程配套的财力有限，物质条件与待改善民生问题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在对本地区民生进行全面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努力做到以下方面：
一是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优先解决当前基本民生中的突出问题。在贯彻落实国家民生工程规定的教育、就业、结构性减税、社保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领域民生过程中，着重针对当前各个领域中的薄弱环节，优先解决促进教育机会均等，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基本民生更为突出的问题，减轻群众后顾之忧，把居民的消费潜力释放出来。
二是坚持着眼全民性和照顾部分性相结合，优先解决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体的民生问题。在实施民生工程中，应该遵循总理的“舰队速度”原则，在从总体上解决全民性问题的同时，要对民生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和群众给予特别关注，优先解决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体的民生问题，最大限度地凝聚起应对金融危机的强大合力。
三是坚持多数性与少数性相结合，过细解决个别群众的个案问题。人民群众是由一个个具体群众汇集而成的，在着力改善多数群众民生过程的同时，要过细解决个别困难家庭和个别群众的特殊个案问题，把党的关怀送到他们身上，尽最大努力让每一个群众都能欢心、都能暖心。
四是坚持全面性与发展性相结合，有重点有步骤地全面改善人民生活。民生问题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升，生命价值、健康价值、尊严价值等不断得到尊重，任何群体在解决了原有的民生问题后，必定会持续出现新的民生问题。因此，要用全面性和发展的眼光来衡量解决发展中的民生，及时研究解决不断反映出来的民生问题，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地加以推进。
二、改善当前民生与解决遗留民生的关系
现实民生与遗留民生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从性质上说都是民生，从责任上说政府都应予以解决。因为现实绝大部分民生，都是过去因经济发展缓慢、财力不足造成历史欠账而遗留下来的民生。至于部分个案的遗留民生，也一直以来都是人民群众最急盼解决的事情。但目前一些地方领导脑子里依然存在着“新官不理旧帐”的想法，只想解决好本届领导任职期内发生的民生，打算把历届遗留的民生依次移交给下一届。这个问题如不引起重现，民生工程将会出现畸型现象，将会造成遗留问题越积越久、越久处理越难、越难处理的成本越大的恶果。为此在实施“民生工程”过程中，应做到以下方面：
一是正确对待并努力解决历史遗留民生问题。不管是历史遗留民生还是新近发生的民生，凡是尚未解决的、摆在眼前急待解决的民生，都视为现实需要解决的民生。对涉及群众根本利益的历史遗留问题，不推诿扯皮、不遮掩压制，不欺上瞒下、不粉饰太平，用积极认真的态度和耐心细致的方法去逐一理清解决，尤其是对于那些属于政府行为导致的遗留问题，政府更要以高度的责任去及早处理解决，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二是找准影响当前应对金融危机的遗留民生问题。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切实畅通接访渠道，主动到困难多、问题多、矛盾多的地方去，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让群众有理有处讲、有苦有处诉、尽心竭力找准影响群众情绪的突出遗留问题。然后对这些遗留民生问题进行筹划安排，有步骤有分工地依法予以解决，特别是对那些时间久拖、过程复杂、涉及历年政策的突出遗留问题，更要化大力气，用改革的魄力和方式去妥善解决，促进社会稳定。
三是统筹兼顾解决那些最关心、最直接、最迫切的历史遗留问题。如农村失地农民和城镇拆迁居民的经济补偿问题、转退军人的妥善安置问题、环境污染造成群众利益损失问题、部分改制企业职工的补偿费用拖欠问题、部分集体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部分企业早期退休人员的社保和医保问题、以及法院对一些案件判决不公、执行不力等涉及群众根本利益的遗留问题等。以此维护民权，温暖民心，化解民怨，凝聚群众应对金融危机的强大合力。
三、改善现实民生与解决长远民生的关系
改善现实民生与解决长远民生的关系，是“打好攻坚战”和“打好持久战”的关系。只顾眼前忽视长远，民生改善就会成为应付一时的差事；只讲长远忽视现实，民生改善其实就是一句空话。只有把立足当前改善和着眼长期坚持高度统一起来，才能真正把握民生工程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实现民生建设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一是立足当前，注重改善现实民生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突出解决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困难和问题，把民生工程既定的任务抓紧、抓细、抓实，打好攻坚战，为保障金融危机冲击下国家经济的稳定较快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持续提高奠定坚实的动力基础。
二是考虑长远，着眼长期发展。应制定民生长远发展目标，把对民生工程财政投入由临时性、分散性、短期性安排转为系统性、规范性、长期性安排，坚持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定“民生预算”制度，为民生长远发展目标提供必须的物质保障。
三是持续不断地改善民生。始终满腔热情地不断抓、坚持抓、长期抓，打好持久战，不
民政特殊群体保障工作总结篇3
傅欣
内容提要：随着2004年新《宪法》修正案的公布，中国的人权法制建设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本文着重从特殊群体的人权的宪法保护的问题方面进行探讨，试图论述本次修宪的不足及对修宪的完善提出的一些浅薄的看法。
关键词：宪法修正案特殊群体人权
2004年3月，随着新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新的宪法修正案经全体人大代表表决以高票通过了。在这次的修正案中，最令人鼓舞的一条便是将《宪法》第33条第三款改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而将原来的第三款作为第四款置于其后。正如大多数媒体所言，这是我国法制建设的又一里程碑。这也是在我国政府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我国人权的又一成功。然而，《由于宪法》作为我国根本大法，其性质直接决定了这部法律所规定的内容不可能非常具体、详细，所以，当我看到整个修正案中只有这一条是直接关于人权保障时，又不无感慨。因为这次修宪虽然规定了保障人权的条款，但由于规定过于原则，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具有司法上的可操作性。另外，由于保障人权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保障特殊群体的人权，而这次修宪中并未曾涉及。
也许有人会疑问，原来《宪法》的第45条、第48条不是已经对特殊群体的权利作出保障性规定了么？即便这次修宪中未再次涉及，也无妨呀。
但是本人却认为：
首先，并非一切特殊群体都已经被《宪法》所保护，《宪法》只保护了其中的一部分，如老年人、残疾人、妇女。特殊群体是一个社会学概念，特指某些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及其生存状况。那些由于自身或社会原因常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被称为特殊。特殊主要表现为经济力量、政治力量、文化力量的低下，正是由于这种力量的低下使得他们在社会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体现为一种特殊。其特征表现为：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因此，不论在哪个国家，特殊群体的外延都是很广泛的。例如某些患有心理疾病（具体如同性恋者）或生理疾病的人（具体如肝炎携带者），其平等工作权就容易受侵犯；再比如一些因为先天的身份性因素而直接在寻找工作过程中遭受歧视的人群（具体如农民工、在北京、上海的外地大学生）。这些特殊群体在人口数量上是不容忽视的，但在实际的生活待遇上却是被人忘记的。谈论至此，本人想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有一段涉及实质正义的论述，转述于此：“正义总是意味着某种不平等，……作为社会制度或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必须从最少受惠者的角度来考虑补偿问题。”“补偿原则是指为真正对待所有人，社会必须更多的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要求按平等的方向补偿有偶法因素造成的倾斜，通过法律手段使之重新平等。”事实上，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最少受惠者”的数量及类别却在不断增加；更令人悲哀的是原先仅因“偶法”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却有可能因为法律的规定变成合法的不平等。例如《公务员条例》就规定肝炎携带者不能当公务员；《律师法》也规定受过刑事处罚（过失除外）的人不能拥有律师执业证书。以上这些违反《宪法》中关于一切公民享有工作权的法律法规直接侵犯特殊群体的权利。
其次，《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在立法技术上是封闭性的，而非开放性的。这直接导致公民（是否是特殊倒在其次）权利的不完全规定。而如果《宪法》作为根本大法不能将全部公民权利加以保护，那么不知道哪部法律敢越俎代庖。如此以来，即便目前《宪法》有第33条第3款，而由于规定的不明确也将形同虚设。另外，作为特殊群体而言，只在《宪法》中规定几种权利，是远远不足以保障的。因为针对特殊群体人权的保护，要求遵循以下五个原则：（1）以人为本的原则。在解决特殊群体问题的过程中，国家不仅需要物质的扶贫，更重要的是人本的关怀和感情的投资。任何政府都必须以人民的社会权利和基本福祉为最高原则，最大限度地提供可利用的资源，使公民的权利得以加速实现。确立以人为本的原则，民众不仅不必惧怕政府，而且应该理直气壮地要求他们的“公仆”履行其本身的义务。“权利使得最边缘化、最没有势力的人或群体也能借助国家的或国际的法律框架向政府提出权利要求”。缺乏关怀和关爱的扶贫投入，其社会效益和人文效益只能是事倍功半，因为心怀牢骚的贫民哪怕得到再多的救济和福利，仍然会对政府和社会感到不满，这并无助于社会矛盾的缓和。相反，如果政府的物质投入有限，但扶贫的过程处处充满人性和人道的关怀，其效果却反而是事半功倍。因此，突出特殊群体中的“人本原则”，给予特殊群体社会的认同与人格的尊重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2）平等原则。平等是指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所处的同等地位和所享有的同样权利。平等观念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与法同时产生的，是法的固有属性之一。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最早以法的形式作了确认：“法律对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我国宪法也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后来，随着人权运动的深入发展，人们又提出了权利平等原则，这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向前发展了一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着重于强调反特权、反歧视，要求人人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而权利平等要求全体公民都应享有某些基本的、受到宪法保护的权利，即权利平等不仅仅包括政治权利的平等，还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平等，因此对特殊群体的权利进行保护首先要确立平等的原则。（3）特殊保护原则。人权保护理论兼有积极性和消极性双重属性，由于人权主体所处的社会关系和自身条件的不同，对一些特殊地位的主体有必要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给予特殊保护。特殊群体作为权利易受侵犯，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是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对其保护应采取特殊保护的原则。包括：①禁止歧视原则。此原则主要是在消极意义上对特殊群体权利所采取的保护，其内涵为禁止对特殊群体干涉并采取宽容政策，如女性与男性有平等的工作权，残疾人与健康人有平等的名誉权，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等。②特殊保护原则。该原则要求国家于情况需要时在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方面采取积极措施确保特殊群体能够获得充分发展与保护，加速实现社会的整体平等。早在20世纪60年代，起源于美国民权运动的肯定性行动就反映了该原则。西方学者罗尔斯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更是反映了对特殊群体的特别关注。第一个是平等的自由原则，即每个人都应在社会中享有的自由权利；第二个原则是差别原则和公平的机会均等原则。差别原则要求在进行社会化财富分配时，如果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的话，这种不平等应该有利于最少受惠者，就是说，利益分配应该向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倾斜；公平的机会均等原则，要求在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下，职位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罗尔斯的理论反映了一种对最少受惠者的偏爱，一种尽力想通过某种补偿或再分配使一个社会所有成员都处于一种平等地位的愿望。其目的在于想尽量将自然及社会环境对人所造成的不平等减少到最低程度，使大家在竞争的出发点上真正平等。另一位西方学者德沃金区分了两类平等概念，第一类是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要求平等地分配某些机会或义务。第二类是作为平等的个体而受到对待的权利，这一权利要求每个人都能受到同样的尊重和关心，强调人本身的平等，而不仅仅是某些机会或义务的平等分配。按照德沃金的观点，自由和平等这一对在自由主义理论看来是对立冲突的范畴实际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对于残疾人、智力迟钝者、精神病人等特殊群体而言，我们必须采取措施补偿他们可能遭受自由损失，也就是说，分配给他们足够的资源，使他们享受和平常人一样可能的自由。德沃金这一抽象的资源平等理论为特殊群体的权利提供了充分的保护。社会特殊群体或由于自然的原因无法拥有平等的资源，或由于社会的原因受到歧视而被剥夺了本应拥有的资源，根据“把人们当作‘平等个体’来对待”的原则，特殊群体的潜在损失必须受到关心，政府应当补偿给他们没有拥有而本应拥有的那部分资源。上述罗尔斯、德沃金的机会均等论、资源平等论等无疑是现代占主流地位的平等理论，构成了特殊保护原则的主要内容，其对特殊群体的保护无疑起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4）区别对待原则。此原则要求对特殊群体进行特殊保护应针对各个特殊群体的特殊属性而有所区别对待，也就是说每个特殊群体都有不同于其他群体的特殊属性，也正是因为该属性，该群体才会受到歧视，处于特殊，因此特殊保护的措施只能针对该特殊群体作出。比如，对下岗失业人员我们强调对其就业援助，对儿童我们强调其健康成长的权利，对残疾人强调其受教育权，就业权等等。（5）合理性原则。虽然体现特殊保护原则的“肯定性行动”给特殊群体带来了福音，但是“肯定性行动”很快受到来自另一个方面——“反向歧视”的挑战，肯定性行动政策与“反向歧视”观点的争论焦点在于国家对特殊群体所采取的补偿性措施是否合理，这种区别待遇是否合理。我们认为，尽管反映了特殊保护原则的肯定性行动政策有其合理的内核，但是无所限制地采用积极措施确实会形成对强势群体的“反向歧视”，同时形成一些其他的诸如道德公害和欺诈等的社会负面效应。因此，为了避免这一系列不良后果的发生，对特殊群体特殊保护应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与其自身境况相当，也就是说，差别待遇应该有理、有利、有节。因此，特殊保护应坚持合理性原则，要遵循一定规则，在一定范围内行使。这样，其运用不仅不会形成对强势群体的反向歧视，反而由于缓解了社会冲突与矛盾，会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更公正的意义上实现社会的整体平等。
再次，不论法律规定的人权的内容的多寡，如果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完善的权利救济机制对侵害特殊人群的行为进行规制，即便《宪法》中规定的人权再详细或在有开放性也是徒劳的。因为罗马法的谚语“无权利，无救济”早就从现实的方面证实：没有救济机制的权利就是不能实现的权利，因而就不是权利。所以本人认为，《宪法》不应只规定公民享有哪些权利、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侵犯哪些权利，还应规定公民的权利受侵害后如何救济的问题。特别是针对特殊人群，因为他们的承受能力有限、侵害别人的能力更加有限，故更易受到别人的侵害，更应加大对其的救济力度。
而针对上述问题，本人认为应从以下方面着手改进：
首先，要建立起一整套稳定、明确的法律体系，来保障平等的公民权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特殊群体对自身权益的保障不应仅仅局限于普通法律，更应通过宪法，使宪法所确认的各项基本权利得到全面的、充分的实现与保障，使宪法真正成为“权利的宪法”。因此，充分发挥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功能和义务，应当是基本权利的固有内涵，是宪法规范的基本功能与宪法规范作用发挥的基本目标。当然，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只是一种框架性的内容，具体内容需要相关的部门法来规定，并不是说宪法可以代替部门法的功能；但同样也不能有了部门法就不需要宪法自身的保障了。虽然我国宪法确认了公民基本权利的原则和内容，但由于我国部门法规范尚不健全，特别是不少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得不到部门法的确认与保障，不少宪法确认的基本权利并没有相应的部门法的保护。这就产生了基本权利虚置的问题。据学者统计，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有十八项之多，但时至今日，只有其中九项基本权利制定了具体的法律加以保障，另外九项则长期停留在宪法字面上，缺少成为实践中的权利的必要渠道。
其次，要建立和健全一个保护和保障既有权利的社会环境和法律机制。在宪法与法律保障人们享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的权利，以及得到获取权利的机会之后，并不能保证人们已经摆脱了权利的失衡状态，因为社会还需要建立和健全一个保护和保障既有权利的社会环境和法律机制。不然的话，现有的权利和机会仍然有可能随时得而复失，得到权利的过程和机会需要公平，失去权利的过程和机会也需要公平和公正。尤其是维护权利的法律，更需要保障人人平等。
第三，增强特殊群体在法规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中的参与。其实强调权利平等和社会公正的一大要义是需要特殊群体“参与制定游戏规则”，并促使现有的规则趋于更合理，更公平。由于长期无法参与有关游戏规则的制定，越来越多的特殊群体出现了对主流社会的认同危机，长此以往，这批权利贫困集团被日益边缘化，对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出现逆反心理。并且，他们表达自身利益要求的方式常常是非制度化的、突发性的，这种方式很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另一方面，如果有关特殊群体保护的决策实际上是由强势群体进行的，这种决策在有效满足特殊群体需求方面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只能依赖决策者的善良愿望。因此，特殊群体问题是政府、特殊群体以及非特殊群体之间的复杂的互动行为，特殊群体本身也应该是行动的主体之一。
最后，完善特殊群体的权利救济机制。目前，由于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违宪审查制度，因而，公民很难通过合法、有效的途径获得权利救济。宪法规定的内容涉及的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如果宪法不能进入司法程序，直接成为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那么一旦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没有相关的部门法来保障时，就必然会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宪法规定的内容不能在司法领域得到贯彻实施，就不可能树立宪法的权威，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也只能是一句空话。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现行的司法制度，探寻建立普通法院司法审查机制的合法性与可能性，赋予普通法院以司法审查权，使得公民的宪法权利得到切实的保障。只有通过国家权力特别是司法权力的保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障。
以上，便是本人对今年修宪的一些看法，也许过于苛求法律完善的一步到位的程度，而忽视了法律发展所需要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此请老师谅解。
参考书目：
民政特殊群体保障工作总结篇4
认清农村社会建设的差距，从全局和战略高度重视抓好农村社会建设
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解决“三农”问题，特别是近年来通过加大投入，有效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的社会建设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但目前我国的城乡社会建设差距超出了合理的范畴。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看，2007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140元，仅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享受的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福利和实物收入等非货币因素，差距应在5倍左右。更值得关注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正在呈现逐步拉大之势。2002年至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1664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6083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由3.11∶1扩大到3.32∶1。从农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上看，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的差距过于悬殊。城市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3年，而农村只有8.5年；2006年城镇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分别是乡村的6.1倍、13.3倍、43.8倍、68.1倍；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辍学、流失现象也比较严重。农村三级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缓慢，县级医院不到全国医院总数的20%，乡镇卫生院数量、床位和从业人员与全社会总量增加的趋势相反，都在减少，只有不到80%的村设立了卫生室。最近几年，全国每年出版的有关“三农”的图书还不到总出版量的3%，农村类报纸只有30多种，发行量仅180多万份；只有不到70%的行政村通了有线广播电视，有的地方20来岁的农民从没看过电影；大多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名存实亡。从社会保障体系上看，在城市的保障体系已臻于完善的情况下，农村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且保障面和保障水平与城市相比都有很大差距；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虽已在23个省份推行，但平均保障水平仅为每月人均34.5元，还不到同期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虽已全面推行，但仍存在着保障标准低、大病无法保障、医疗服务网络不健全等问题；农民养老保险仍处于部署试点阶段。从农村社会管理水平看，社会管理组织不健全，管理力量薄弱，管理方式落后，严重不适应农村社会建设需要。农村社会建设的差距已成为以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最不和谐的音符。
大力加强农村社会建设意义重大。首先，加强农村社会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迫切需要。我们党要进一步巩固执政地位，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拥有执政的广泛群众基础。其次，加强农村社会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需要。体现以人为本，关键就是要把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包括农村人口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我国城市社会建设已经取得重大成效的时候，必须更加重视抓好农村社会建设，加快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目标。第三，加强农村社会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农村社会建设滞后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农村群众在享有公共服务资源上的不公平。让农民更早更多更好地享受到社会的公平公正待遇，必须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突出任务。第四，加强农村社会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迫切需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艰巨任务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如果缺失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同步跟进，即使农民收入得到大幅度提高，农村社会问题也会大量出现，就不会有持续健康的发展。特别应该看到，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而目前城乡社会建设的差距是最大的不公平，如果不能有效缩小城乡社会建设的差距，进而实现均衡化，社会建设目标就无法实现。因此，在推动农村经济充分发展的同时，把农村社会建设作为整个社会建设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显得尤为重要而迫切。
以解决农村特殊群体问题为主要着力点，实现农村社会建设的突破
加强农村社会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既要坚持以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又要切实加强社会管理，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要以加快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为主线，以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尤其要把困扰农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而自身又无力解决的生产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作为加速推进农村社会建设的主要着力点。
有三方面农村特殊群体亟须引起特别关注：一是特殊困难群体。农村的特殊困难群体，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落后造成的，这部分人口约占农村困难群体的70%左右。目前全国农村仍有2600万绝对贫困人口，这是一个低标准的数量概念，如若提高扶贫标准，这个群体的数量会更大。这是贫困程度最高又很难通过自身努力脱贫的群体。二是农民工群体。我国现在约有农民工2.1亿人左右。这部分群体看似握有一定的现金收入，但也面临很多现实问题：他们大多技能不高，只能出大力挣小钱，工资水平仅为城市工人的2/3左右，其收入对家庭脱贫致富难以起到决定性作用。由于低技能的用工仍处于买方市场，农民工的工资得不到根本保障，不同程度欠薪或变相克扣问题仍然存在，在城镇的吃住等基本生活条件都比较恶劣。农民工的安全意识不强，再加之用工单位为减少生产成本而对安全保障措施投入不到位，很多出现安全事故的农民工得不到合理赔偿，因此致贫者也不少见。农民工在城镇不能享受应有的社会保障，能享受养老保险的只占16.3%，能享受失业保险的仅占6.2%，能报销医疗费的只占28.4%，其子女也很难在城镇就学。此外，一部分农民工夫妇结伴外出打工，既导致了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社会难题，也产生了一系列社会治安问题。从总体上说，农民工在城市处于发展需要吸纳、制度安排亟待完善的局面。三是失地农民群体。这部分群体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相伴而生，并且城镇化和工业化速度愈快，失地农民的数量愈多、相关问题愈突出。农民失地后的生活状况不容乐观，特别是年龄偏大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又无一技之长的失地农民，失地的同时就失业，生活水平普遍有所下降，这部分人约占失地农民的40%。据保守估计，我国现有失地农民5000万人左右，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这一数字还将快速增加。目前，对失地农民大多采取一次性买断式的“货币安置方式”，这些补偿只能维持农民几年的基本消费，不足以解决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他们中一些人既因为没有实用技能、没有像城镇下岗职工那样的扶持政策而在就业的道路上困难重重，又因为难以享受与城镇居民均等的社会保障而频生后顾之忧，生活前景充满风险，处于“务农无地、就业无门、社保无份”和“城镇进不去、农村留不下”的边缘化境地。
以上三个特殊群体的存在，是我国社会稳定的严重隐患，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解决好这三个特殊群体的问题，将对农村社会建设乃至整个社会建设产生重要的牵动性作用。
解决以上三个特殊群体的问题，都要以法律和政策的形式，分别制定相对独立、基本完善的保障措施。要做到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相结合。紧紧围绕增加农民收入这一核心问题，调整农业内部结构，落实各项强农惠民措施，推动农村户有稳定收入项目建设，不断提高扶贫标准，以经济总量的提升为社会问题的解决奠定基础。要做到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政府要在制定政策、加大投入等方面下功夫，同时要调动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的积极性，为解决这三个特殊群体的问题倾力尽责。要做到城市与农村相结合。在解决因经济发展落后而产生贫困的问题上，要建立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机制；在解决后两类特殊群体问题方面，要城乡各负其责，既要把自己的事管好，又要相互之间搞好协调配合。要做到当前与长远相结合。既要注重从解决当前三个特殊群体最为迫切而政府又有力可为的问题入手，实现民生工程的重大突破，又要注重以制度框架建设为主要措施，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实现既解现实之忧又解未来之虑的效果。
着眼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创新农村社会建设载体
城乡发展失衡，不仅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更有教育、医疗、文化、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同时从两项差距的因果关系分析，农村群众在享受公共服务上与城市居民的差距，也恰恰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根本性原因之一。所以，解决城乡失衡问题，加快推进农村社会建设，必须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要切入点，不断创新农村社会建设载体。
第一，创新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载体。当前的现状是，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是政府出资，而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很多要依靠群众自身的力量来建设，而这样的投入是非常有限的，同时也不能避免数量难以满足与质量先天不足并存的问题。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严重滞后，实质上是长期以来重城轻乡造成的。在国家发行的大量国债中，只有30%左右用在了农业和农村，而且还包括全社会受益的大江大河治理、生态环境建设等投资，用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与实际需要严重不适应。必须加快建立以国家投入为主体、群众适当自筹为补充、动员全社会积极投入与市场化建设和运营相结合的工作体制。要明确规定各级财政新增事业经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量的一定比例必须用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把道路、给排水、供电、通信、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并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步规划、同步推进、同步落实。可以考虑用10年左右时间，使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总体达到城市上世纪90年代末的平均水平，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在这一过程当中，要特别关注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加快农村的城镇化步伐奠定基础。当前，要特别注意实施好乡村通油路工程、生产生活用电保障工程、饮水解困和饮水安全工程、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程以及农村能源建设工程。
第二，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载体。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把加强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序列，让农民在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与城里人一样享有改革发展的成果。要着力加大国家主体投入力度、实施教育资源向农村的整体倾斜，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机构建设，其中尤其要在农村合理服务半径内加快建设一批九年一贯制寄宿学校，要采取城乡总体平衡教育资源的办法加快解决农村师资极度匮乏问题，加强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技术教育机构建设，建立起多层次的助学制度。要加大对农民工流入地教育经费的投入，以减轻当地政府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的压力。要按照增量与提质并重的原则，建立健全城市支持农村的医疗卫生扶助机制，着力提高乡镇卫生院和村级卫生所建设水平，加快实现农民公共卫生保健和看病不难、用药不贵目标。要按照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要求，采取政府补贴、帮扶主体捐助、职能部门管理及服务的办法，认真落实乡有站、村有室、组有中心户的文化设施建设规划，努力实现广播电视在农村的全覆盖，不断增强农村文化设施的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
第三，创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载体。要按照保基本、广覆盖、分层次、可持续的原则，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着力加快健全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确保实现新农合在农村的全面覆盖，在提高筹资标准的同时，要进一步规范新农合管理和运行机制，简化报销程序，方便群众就医，特别是要探索设立农民大病统筹基金，根治农民的因病致贫症。通过政府部分补贴企业新增保费额等办法，创造条件将农民工医保转入城镇职工医保体系。二是着力推广和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农村贫困户的分类管理机制，做到应保尽保和提高保障水平并重，建立低保金的稳定增长机制，确保农村低保标准逐步提高，满足群众基本生活需求。三是着力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抓紧试点的基础上，分类逐步推广。要加快社会养老保险金制度的法制化进程，使缴纳养老金成为以立法形式确立起来的强制性制度。此外，要在农村建设区域性中心养老院，要将农村孤儿的抚养问题列入省级统筹；要参照城市建立住房保障制度的做法，把解决农村贫困家庭和长期在城镇居住的农民工的住房困难纳入日程，实施住房解困工程；在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中，要特别注意保护农民工利益；要从工伤风险程度比较高的行业入手，以企业投入为主，政府适当补贴为辅，逐步全面推进农民工工伤保险；要尽早实现各类保险金的省级统筹，制定并落实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要合理引入市场化机制和社会化机制，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农村社保领域，实现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的合理分工，建立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民政特殊群体保障工作总结篇5
关键词：城镇化；藏区；教育救助
中图分类号：G40-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24（2012）06-0072-04
一、城镇化进程对城乡教育的冲击
教育救助是调节教育公平的杠杆，是解决区域贫困差异的重要途径，也是城镇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人口流动加速，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加剧，区域性贫富差距加大，少数民族相对贫困化程度加强，这些地区的人群、家庭、子女受教育的现状堪忧。在藏区一些贫困地区，正常教学的基本设施和条件欠缺，贫困家庭无力支付子女接受教育所产生的支出。在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过程中，城镇化对接受教育的主体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人类的文明史先后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三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之相对应的，教育主体也先后形成了‘奴化’、‘器化’和‘人化’三种形态。”[1]在城镇化进程中，教育模式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逐渐由传统的教育模式向现代化教育模式转变，“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追求的教育模式正日益受到关注，然而在贫困地区实现这种模式的主体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教育救助的作用更加突出。
“教育救助”的概念学界意见各异，笔者倾向于广义上的教育救助，即“国家、社会团体、个人为保障特定社会群体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从政策、物质和资金上对其所提供的帮助和支持”[2]。其特点是通过立法由政府或相关单位对生活陷入困境无法进行教育再投入的地区、群体、家庭、个人进行帮扶，以提高其文化技能，最终解决他们的可持续生计问题。
二、藏区贫困人群教育现状
城镇化进程带来的藏区接受教育的贫困人群情况各异，归纳起来主要有残障学生、贫困家庭学生、留守儿童与流动人口子女等。这部分人群的受教育现状堪忧。
（1）残障学生截至2006年，自治区共有残疾人特殊教育学校2所，分别是拉萨市特殊教育学校和盲人无国界组织的盲校。在特教班就读的学生为145人，其中男生89人，女生56人。自治区共有残疾人19.4万，在特殊学校接受教育的学生145人，其所占比例为0.074%，这同藏区6～14岁学龄残疾儿童占全部残疾人数量的2.96%比较，入学特殊学校比率偏低；除去在特殊教育学校就读的残障学生外，在普通班跟班就读的残障学生有337人，男生214人，女生123人；儿童教育中，学龄残障儿童1513人，男生899人，女生614人，未入学残疾儿童总数2697人{1}。从以上数据看，学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为36%，这同“全国学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为63.19%”{2}相比，差距依然很大。以2009年为例，自治区到该年年底，普通高等院校录取肢残学生2人。在自治区，残疾人职业培训机构有1个，全年接受了职业技术培训的人数为47人，同全区19.4万残疾人的基数相比较，接受培训的人数比例仅为0.02‰，这种受教育现状堪忧。
（2）贫困家庭学生城镇化道路上，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导致以农业收入为主的乡村地区贫困化程度加剧，以日喀则地区谢通门县贫困中小学学生家庭访问实录为例，“2007年‘格桑花西部助学’计划组对该地区20个家庭展开调查，笔者统计发现，20个家庭中年收入超过2000元的仅有两户，其余均在1500元以下，人均年收入达到500元的仅有1家，其余在150～400元之间，这些家庭子女均在两个以上，若有一个接受初中或高中教育，其余子女便无钱上学。”{3}2006年《全国贫困生调查报告》显示，在全国范围内，平均每年每个家庭子女的教育支出包括生活费在内达到6780元左右，若按此标准对比，以上家庭全年的经济收入仅供一个孩子亦远不能达到教育支出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让孩子辍学，而辍学造成的持续贫困将会形成长时期的教育恶性循环。需要说明的是，全国贫困生调查报告中全年教育支出平均费用是综合城乡家庭收入之后得出的平均数，日喀则地区调查的贫困家庭收入均集中在农村，家庭生产力依然维持在农耕文明时代，这种差距显然很大，在藏区城镇之中，这种差距相对小些，这种状况正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大社会现象。
（3）留守儿童在城镇化进程推动下，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显示，至2006年底，外出务工劳动力已接近1.32亿人，农村劳动力5.3亿人，外出务工人数占农村劳动力的24.9%”[3]，人口的城镇化流动形成了大量留守儿童，造成了较为严峻的留守儿童教育困境。“资料显示，全国有5800万留守儿童，有4000万儿童年龄低于14岁。目前，留守儿童占全部农村儿童总数的28.29%，平均每4个农村儿童中就有一个多留守儿童。四川、安徽、河南、湖南、江西、贵州、广东这7个省份的农村留守幼儿数量都超过100万，学龄前留守儿童总和接近全国学龄前留守儿童总数的2/3。”{4}
同全国相比，自治区的留守儿童比例更大，该地区的留守儿童与内地比较，成因较为特殊。一方面，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藏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受城乡二元化机制的制约，农民虽进城，但却不能完全享受到城市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他们不得不把孩子托付给父母看管；另一方面，一些在藏区工作的汉民族以及其他民族干部因为气候、教育条件等原因，不愿将孩子带在身边，而是托管给亲戚朋友，这样便造成双重的比其他地区更多的留守儿童。
（4）流动人口子女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治区内部移民和流动人口问题成为国内外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城镇化的带动，青藏铁路的开通，促进了同全国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发展型为主的人口流动在藏区日益活跃，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第二代移民已经出现，大量的流动儿童或被带到城市或出生在城市，因户籍制度以及教育资源的限制，大量适龄流动人口子女很难接受到城市同等的受教育机会。
调查资料表明，在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年龄段中因没有本地户口或支付不起较高教育费用有近9.3%流动儿童处于失辍学状态，适龄儿童中近50%儿童不能及时入学。在自治区，流动儿童就学的渠道主要有以下3种：一是高价进入公办学校借读；二是进入民办私立“贵族”学校；三是在简易的流动儿童学校学习。但进入公办及贵族学校的只是流动人口中的少数，大部分流动人口子女或进入简易学校或辍学在家。
三、藏区教育救助问题原因剖析
藏区4类教育困境人群中，残障学生处境最难，急需社会救助，然而这部分人群的教育救助存在系列问题。第一，从国家政策层面上讲，形成一套完善的残疾人教育救助法的起步较晚。第二，从管理机构设置上讲，自治区特殊教育管理体系需进一步完善，特殊教育学校数量少，到目前为止仅有两所，吸纳学生人数145人，远不能满足残障学生入学需求；第三，从特殊教育经费投入上来讲，至今未将特殊教育和残疾学生职业培训的财政投入，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常是团委、妇联、残联、慈善组织等团体根据自身职能自行展开帮扶助学活动，难以形成政策深入持续开展下去。
2004年湖南省首次出台了《资助贫困残疾大学生暂行办法》，在全国率先明确了资助贫困残疾大学生的具体标准。但遗憾的是，这一地方性法规只是对当年升入普通高等院校特殊教育学院的贫困残疾学生进行资助。对于在小学与中学教育过程中已处于濒临辍学境况的残障学生来讲，这既是好消息，同时客观上讲又是远远不够的。直至2007年国务院才颁布《残疾人教育条例》，较为系统地对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力、教育机构、保障部门等方面提出要求，为残障学生接受教育提供了法律保障。但在贫困地区，实施进程依然较为缓慢。
对贫困家庭学生、留守儿童、流动人口子女实施教育救助存在的问题具有共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育救助机构管理滞后、救助措施临时性、救助资金来源不稳定、救助程序监管缺失，远不能满足该群体接受教育的需求。第二，需要救助的人口基数较大，财政对救助拨款未从救助对象社会实际需求出发，覆盖面狭窄，慈善事业的救助未形成全民共识，甚至会出现负面效应，对社会救助事业带来不利。第三，救助部门职责不明，造成救助单位各自为政，不能统一协作，一方面不能有效整合利用社会救助资源，另一方面会造成既有的救助资源浪费。
在2003年《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对农牧民特困家庭子女和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居民家庭子女就学减免学杂费及实行资助政策的通知》中可以看出，《通知》中对资助对象做出明确界定，即城镇低保家庭子女才可享受该权益，一方面城镇低保家庭的覆盖面本身亦很狭窄，另一方面该政策仅针对城镇低保家庭，而广大农村贫困地区家庭便无此机会。另外，《通知》中指出要“严格控制享受减免、资助政策的学生人数，建立健全严格的审批制度”。这一救助政策可以惠民，但对救助人数的严格控制，以及现实操作中的各种原因，远不能满足贫困群体的教育救助需求。另外，《通知》中规定：“凡属于享受减免、资助政策的学生，由学生向学校提出申请，由学校签署意见后送学生原籍所在的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审核后上报自治区民政厅审批。自治区教育厅根据自治区民政厅的审批意见，给学生发放‘扶困助学卡’。考入区内外高校的特困学生可凭卡领取一次性资助金及享受学校的减免政策。”上述条件可以看出，一个贫困学生若要获得助学金，需要过4道程序，首先必须拿到城镇低保家庭资格，然后要经过学校、县民政部、自治区民政厅3级主管部门，在执行过程中还会因宣传不到位，家长不知政策而错过机会，因此该项教育救助的惠及面可想而知。
教育救助之所以不能满足近些年来藏区贫困人群的教育需求，究其原因，是深层次多方面的。第一，这是社会发展、城镇化进程加速带来的必然结果。城镇化速度的加剧，农业收入与工业、经商收入差距明显，乡村相对贫困化程度加深，贫困致使这部分群体教育机会不均等、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少、职业前景较低、群体自卑心理普遍，较早承担起家庭生计重担，形成持续贫困。第二，伴随着城镇化进程，人口流动加速，藏区大量乡村父母外出务工，随着经商人数的增长和经商时间的延长，多数父母无法将孩子带在身边看管，常将孩子留在乡下；因父母经常不在身边，留守儿童与家庭亲人团聚频率低，这些儿童存在不同程度的亲子教育缺位现象，家长与孩子分离的时间越长，留守儿童亲子教育缺位现象将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留守儿童出现了众多问题，如性格孤僻，心理自卑，学习兴趣欠佳，成绩差等，形成一些“问题儿童”、“问题少年”，这一现象近10年来在藏区迅速蔓延。第三，从受教育者本身来讲，这部分群体社会心理认同感差。由于经济条件、家庭背景、生活习惯、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差异，这部分群体易受到歧视或自己心理产生落差，形成对周边事物乃至整个社会的对抗情绪，这种因外生而形成内生性的社会认同感偏差易造成更为深层的社会问题。因此，救助不是万能的，要解决贫困群体教育问题，需社会多方协作、共同努力。
四、合理构建藏区教育救助体制的几点思考
合理构建藏区教育救助体制是藏区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反思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解决民族地区城乡贫富差距、帮助贫困人群摆脱贫穷漩涡，实现经济自力的重要途径，也是经济发展后反哺于民的一项重要举措。根据以上分析，建议如下：
第一，针对藏区残障学生，在城乡建立特殊教育系统工程。一方面成立专门调研机构，将区、市、县、村各级需要救助的残障儿童统计备案；另一方面针对调查资料有的放矢地建立配套设施，成立各级学校，确保残障学生高入学率。这其中，政府的组织协调监管职能起关键作用。需要政府设专项救助资金，增加特殊教育资金投入力度；同时“针对我国现行地方政府教育财政投入监管制度存在的现实问题及其成因，创新监督体制、监督内容、监督方式与监督保障等，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教育财政投入监督制度”[4]。开办特殊职业教育学校，开设适合残障学生学习的专业，如盲人按摩、手工制作、通讯技术、艺术表演等可以扬长避短的专业，培养残疾学生自谋职业技能，形成能培养出自力更生的残障人才的教育救助体系。
第二，针对藏区贫困家庭学生，加强藏区贫困群体的自救意识。一是帮助贫困家庭树立自救意识，提高自救能力，积极主动寻找致富门路，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二是拓宽助学渠道，完善政府扶贫为主、社会资助为辅、学校自筹为助的长效机制，提高政府救助工作管理效率。与此同时，一方面要加大对贫困学生教育救助工作的宣传力度，另一方面组织志愿者有针对性地对贫困学生进行一对一咨询帮助。政府不是万能的，要改变贫困家庭学生受教育的困境，需要全社会提高认识，共同行动，才能真正将教育救助事业切实推动向前。
第三，针对藏区留守儿童，要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讲，要加快该地区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取消城乡户籍管理差距，解决进城务工农民的后顾之忧；同时，针对不得不与父母分离的留守儿童，需加强基层教育指导，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特长，尽可能实现留守儿童寄宿制，使学生在学校里、在老师身边感受到缺失的父母关怀，培养出心智健全的留守儿童。
第四，针对藏区流动人口子女，首先要打破政策壁垒，保障在城镇务工子女能享受到同城市相同的教育权利，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其次，解决或减轻城镇流动人口在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的生存压力，增加其收入稳定性，从而为其子女接受持续稳定的家庭、学校教育提供保障。最后，实现政府、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有效互动，互补教育，完善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救助政策，加大救助宣传力度，增强自救与他救的主客体意识，形成以藏区为代表的良好的民族地区社会救助环境。
注释：
{1}以上数据参见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统计资料第11页.
{2}参见《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公报》第32页.
{3}以上结论是以2007年8月7日日喀则地区谢通门县贫困中小学学生家访录的总结，资料源自http：///articleDetail/artid_927.
{4}全国妇联统计资料，由闫党恩整理，资料源自http：///gdbb/2011-02/09/content_22018131_1.htm.
参考文献：
[1]王俊恒.论社会发展中的教育主体观演变[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3）：108-111.
[2]焦存朝.论权益保障视角下农民教育救助制度的构建[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0，（6）：42-44.
民政特殊群体保障工作总结篇6
一、充分认识开展关爱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活动的重要意义
计划生育家庭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对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关怀关爱,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责任和义务。近年来,我省积极推进计划生育政策体系建设,对计划生育家庭实施关怀关爱,受到了计划生育群众的广泛欢迎,有力地促进了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特别是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提供特殊关爱,对于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有着特殊的意义。
开展“万名爱心儿女走进万户特殊家庭”活动,是我省对计划生育家庭实施关爱的又一新探索和新举措。做好这项工作,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推进新时期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是贯彻落实中央《决定》,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强调,应使计划生育家庭优先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开展关爱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活动,是人口计生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在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新形势和新要求面前,妥善解决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问题,是解决好这部分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问题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做好这项工作,有利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引导群众自觉主动地实行计划生育。要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出发,切实增强做好这项工作的责任感和自觉性。
第二,是推进人口计生工作“两个转变”,完善人口计生工作新机制的重要举措。当前,人口计生工作的思路和方法正在全面实现“两个转变”,即由以往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采取综合措施解决人口问题转变;由以社会制约为主,向逐步建立政策体系与社会制约相结合,宣传教育、综合服务、科学管理相统一的机制转变。多年来,人口计生系统积极开展优质服务、综合改革,加快人口计生工作新机制建设,不断创新“三结合、五关爱”活动的具体内容,提升工作水平。开展关爱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活动,是完善人口计生工作新机制的有益举措。开展这项活动,从生产、生活、精神、医疗等多方面关怀帮助计生特殊家庭,拓展了人口计生工作的服务范围,丰富了服务内容,提高了服务质量,完善了服务机制,使人口计生工作更具人性化、亲情化,体现了人口计生工作思路和方法的转变。同时,通过制定出台优先、优惠和奖励政策,对利益导向机制形成补充,对于缓解计划生育政策和群众生育意愿的矛盾,促进人口计生工作的全面发展必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三,是继承传统美德、弘扬社会公德,提高参与者素质的有效载体。友爱、互助、施仁举善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传承下来的美德。在开展关爱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活动中,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的投入和参与,以不同的方式、多样的方法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开展关怀、关爱,让计划生育家庭感到温暖,让广大群众受到教育,体现了对这种传统美德的继承,同时也弘扬了扶弱济困、助人为乐的社会公德,凝聚起全社会的爱心。广大青年、学生、部队官兵、社会各界人士在关爱他人、帮助他人的过程中,陶冶道德情操,培养社会公德,形成时代风尚,并树立起正确的荣辱观,对这些参与者的素质提高也很有益处。因此说,关爱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活动的开展,使特殊家庭在接受关爱中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使军队和地方青年在帮助他人时受到教育,提升思想境界,双方共同参与和谐社会建设。
同时,做好这项工作也是贯彻省委九届五次全会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举措。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重在实现干部思想观念、政府服务和经济增长方式三个方面的较大转变。关爱计划生育家庭工作是政府服务的重要内容,要下大力气抓好。
二、推广四平经验,在全省扎实开展“万名爱心儿女走进万户特殊家庭”活动
在关爱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活动中,四平市紧密结合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实际,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解决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拓展“三结合、五关爱”、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内涵,建立了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社会参与、宣传倡导、政策推动、统筹协调的工作模式,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在经济上扶助、精神上慰藉、生产上扶持、生活上关怀、医疗上保障、就业上优先,搭建了人口计生工作由全社会来齐抓共管的新平台,特别是计生部门和部队、共青团组织联合开展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送儿女”活动,为全省开展关爱活动创造了经验,做出了示范。据计生部门调查、掌握,全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有近1万户。为进一步做好关爱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工作,省政府决定总结推广四平经验,在全省开展这项工作。今年4月,省人口计生委等9个单位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万名爱心儿女走进万户特殊家庭”活动的通知》,做了具体部署。要求把这项活动作为深化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重要内容,使每一户计划生育特殊家庭都感受到来自党和政府的温暖,切实做到全覆盖,不因工作失误而遗漏1户。
一是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发挥主导作用。要把这项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纳入民生工作的总体部署,统筹安排,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要明确目标任务,层层落实责任,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加大对关爱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活动的投入,全面推进活动开展。加强组织协调,调动社会各部门力量参与活动,并抓好督促落实。
二是各部门要履行职责,密切配合。各相关部门要本着发挥职能、体现特色、讲求实效的原则,积极参与,促进关爱活动顺利开展。人口计生部门在活动中要做好牵头组织工作,充分发挥系统的队伍和网络优势,全面掌握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第一手资料,明确对象,了解需求,做好与相关部门对接工作,落实关爱对象。各级驻军部队、共青团组织要积极做好志愿服务人员的推荐、培训和组织工作。教育、卫生、工会、妇联等相关部门和组织也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互相配合,协调动作。计生协会等非政府组织要积极联合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发动广大志愿者积极奉献,形成全社会共同关爱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合力,壮大工作队伍,增强服务能力,提高工作水平。
三是要形成制度,做好衔接。这项工作不是一时的阶段性活动,需要长期坚持;不是局部层面上的活动,要求全覆盖,不漏1户;不是简单的对接,务求综合效益;不是一项具有轰动效应的工作,需要用真心实情一家一户去做。各地要针对活动组织实施的各个环节,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让关爱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活动制度化运作、规范化开展。着重建立健全保证活动顺利开展的组织制度、运作机制、考核办法等一系列制度体系,明确目标责任,确保关爱活动不因时、因人的变化而受到影响。各地要为每个特殊家庭建立档案,做好帮扶记录,加强动态管理,便于沟通联系、延续帮扶和检查评估。
四是要完善内容,拓展服务。各地要从实际出发,积极完善服务内容,拓展服务领域,对群众在生产、生活、经济、精神、医疗、就业等方面制定更多、更具体的关怀、关爱内容,为计划生育家庭送知识、送信息、送技术、送健康、送快乐,让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享受更好、更全面的扶助,使他们自强自立、自尊自爱、幸福生活。
五是要创新方式,注重实效。要积极创新服务方式,采取送“爱心儿女”、项目对接、爱心捐助、走访慰问、组织联谊等各种群众乐于接受的形式开展关爱活动,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扩大活动的社会影响,推进关爱内容的落实。同时要注重调动广大志愿者积极参与活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参与、共同行动的局面,保证活动发动起来,坚持下去。
六是要加强宣传引导,推进工作深入。要搞好宣传,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利用各种媒体,采取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让党的关怀、关爱政策深入人心,扩大关爱活动的社会影响,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要及时总结经验,宣传典型,发挥典型的榜样示范和带动作用。要把关爱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活动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部署,纳入人口计生“党政线”考核,纳入相关部门的工作考核,与绩效考评、评先选优挂钩,调动工作人员做好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各相关部门要从各自职能出发,找准部门工作与活动的对接点,确保工作落实到位,收到实效。
三、发挥关爱活动的综合作用,统筹做好各项工作
(一)完善、落实扶助政策,为关爱活动提供基础和保障。
一要全面落实已经出台的各项扶助政策。我省已经实施的各项扶助政策,各地要坚定不移地给予落实,确保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阳光”、“透明”。在实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工作中,要确认对象准确无误,资金管理规范,资金发放及时到位。要切实做好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工作,使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生活上得到照顾,精神上得到安慰。要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克服一切困难,落实好城镇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后的奖励政策,取信于民。
二要重点抓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的制定和试点实施工作。今年我省将在全国率先推行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基本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目前人口计生部门正在调研。实施这项制度,既要基本保障农村计划生育夫妇老有所养,又不能给他们增加过多的现实负担,确保这一制度的顺利实施。同时,要探索建立长效避孕措施奖励、节育手术保险、节育并发症治疗和补助等制度。
三要积极出台各种奖励优惠政策。各地要围绕人口计生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建设的重点内容,结合本地实际,突出关爱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这一重要群体,在生产、生活、精神等方面积极探索出台一些新政策,着力健全、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各相关部门在出台改革措施和政策时,要对响应国策号召的群众,特别是对困难较大的特殊家庭给予倾斜,加大利益导向力度和受益人群覆盖面。
(二)不断完善人口计生工作新机制。
要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建立完善“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工作新机制。通过积极出台有利于计划生育家庭的优先优惠政策,完善政策推动体系;树立以人为本、服务群众的理念,完善优质服务体系;调动社会各部门共同参与、支持配合,完善综合治理体系;加强舆论宣传,完善社会引导体系,教育群众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生育观念,自觉实行计划生育,保持低生育水平的持续稳定。
民政特殊群体保障工作总结篇7
现状
一、城市低保制度全面实施。平昌县自1998年开展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以来，始终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阳光操作，动态管理，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目标。几年来，全县先后有167160人次得到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助，共发放低保资金5400余万元。目前，全县城市低保对象在册6142户16354人，累计月人均补差105元，占全县非农业人口9.4%，其中下岗失业人员8178人，占51%；离退休困难职工72人，占0.4%；“三无”对象164人，占1.1%；特殊困难居民7931人，占47.5%。同时，通过年审和动态管理，全县累计取消低保对象1673户5126人。这项制度的建立，把“三无对象”、下岗失业人员和临时性生活困难人员等城市生活困难群众全部纳入了低保，为社会稳定和居民生活提供了最后一道“安全网”。
二、农村低保制度有效实施。2006年10月，平昌县采取“先行试点、逐步扩面、全面推开”的办法，先后在云台、白衣、元山、驷马、坦溪、涵水、江口镇等七个乡镇进行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试点工作。按照“三榜公示”程序，确定农村低保对象15200人，并从当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救助，其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50元，实行差额补助，月人均补差为15元。2007年以来，根据县政府《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意见》，按照“小范围、低标准、重建制”的原则，将全县农村年人均家庭纯收入低于600元的困难对象均纳入了救助保障范围，尤其是将因灾、因病、因残等自然原因造成特困的农村居民、重点困难优抚对象、精减退职老职工、在国家或集体基础设施建设中因公致残人员，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幼、残人员中不符合“五保”供养条件而又缺乏自食其力能力和生活来源的农村居民纳入救助范围。实行“分类救助、差额补助、动态管理、应保尽保”。截止目前，全县纳入农村低保救助对象15746户33564人，累计月人均补差30元。
三、社会救助工作稳步发展。一是建立了灾情监控和救灾探视制度，全面掌握了城乡困难群众生活动态，及时拨付救灾资金，妥善安排了灾民生活，有效地解决灾区“三缺户”的基本生活困难，实现了“四有三不”的救灾工作目标。二是全县建成社会爱心慈善超市2个，社会救助站1个，光荣院1所，陵园管理所1个，基本上形成了“四级管理、三级接收”的经常性社会救助工作网络,在扶贫济困送温暖和抗震救灾捐助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按照民生工程要求，全县已建成乡镇中心敬老院8所，今年拟新改建驷马、响滩、望京3所乡镇中心敬老院，目前已完成规划立项等前期准备工作。同时，选址在西城新区管委会，拟新建4200平方米的社会福利中心和1500平方米的救灾物资储备仓库，目前已完成规划立项和前期资金筹措350万元。
四、城乡医疗救助全面覆盖。根据县政府制定的《贫困农民医疗救助试行办法》和《城镇医疗救助制度试行办法》，县民政局坚持本人申请、村社审核、乡镇审查、县局审批的程序，实行三榜公示，阳光操作，按500—2500元的不同标准，实施分类救助、重点救助、大病救助，弥补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不足。2008年全县实施农村医疗救助人平救助达到80.3元，城镇达到83元。
五、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实施良好。2003年8月，自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和民政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实施以来，我县及时转换工作角色、积极转变工作方式，由原来强制性的收容遣送转为关爱性救助管理，突出自愿受助，六年多来，县救助站共接待4300余名申请救助人员，对符合救助条件的760余名求助对象实施了救助。
问题
一、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从我县目前的情况看，一方面，贫困群体的生活水平确实低下，生活困难的程度加剧，大多城市贫困家庭用于生活的支出比例较大，而且营养水平低下，衣着和日用品简陋，住房条件差，困难家庭最怕过“三关”（生病关、孩子辍学关、年节关），并把医疗、教育和住房方面的支出比作新的“三座大山”。根据县民政局2008年的调查，在城市有480余个低保对象家庭因重病、大病致贫，1800余名60岁以上老人未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其基本生活和医疗问题没有保障，低保家庭中300余名孩子上学困难，2500余户低保家庭住房达不到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在农村，有1.2万户共4.5万困难群众无钱看病，0.6万个家庭、2.3万人住房困难，7.8万户困难家庭中的0.8万余名子女上学困难，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衣食更无法保障。另一方面，现行的城乡救助政策主要是针对绝对贫困设计的，这种救助标准明显的存在保障范围和项目有限，保障标准偏低，补助金额过低的问题，部分保障对象的基本生活依然困难。
二、面临新的形势，社会救助的压力增大。平昌县城镇贫困人口的主要构成是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涉及到的家庭人口数目较大。农村经济发展环境脆弱，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部分已经摆脱贫困的农民仍有可能重新返贫，农村相对贫困人口也会增加，社会救助任务十分繁重。同时，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特殊性和社会救助制度不完善，具体执行中都不同程度存在救助对象确定难的问题。由于居民家庭收入无法准确确定，低保对象确定比较难，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对象界定也比较难。还有部分流浪乞讨人员把乞讨作为谋生、致富手段，不愿接受救助，给救助管理造成很大压力。
三、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导致社会救助工作难度加大。平昌县属于典型的边、远、山国贫农业县，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明显，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特别是农村，县、乡镇、村投入救助的资金严重不足，主要依靠上级拨款维持，社会救助工作任务重、压力大。随着城乡困难群众社会救助工作的快速发展，社会救助范围进一步扩大，救助项目和涉及的相关部门也随之增多，迫切需要建立健全与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相适应的支持保障体系。目前，我县农村困难群众社会救助工作中管理体制不顺、运行机制不畅、资金投入不足、监督措施不力、协调配合乏力等问题还比较突出。农村特殊困难群众社会救助地方财政困难，投入不足，制约着社会救助工作的发展。
对策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城乡统筹，坚持协调发展、科学发展，是解决现实矛盾、推进工作有效开展的根本方法和唯一出路。为全面建立科学有序的社会救助体系，促进平昌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根据县情和工作实际，谈以下一些思考。
一、明确指导思想。建立城乡社会救助制度，促进社会救助事业新发展，首先，要站在认真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科学发展的政治高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加深对城乡困难群众社会救助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重要地位和重要意义的理解和认识。其次，要从当前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社会结构转型，失业人数扩大等所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方面去思索，转变思维方式，增强社会救助工作改革和发展意识，增强大局观念和服务理念。第三要弄清当前城乡困难群众社会救助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进一步认识，着重从政策法规、体制、机制、机构和队伍入手，探寻新的对策，新的机制，新的模式。第四，加强城乡社会救助理论研究和探讨，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克服当前理论研究与实践运行相对落后的窘境，研究出城乡社会救助事业发展的思路和对策，从理论上引导和深化城乡社会救助的体系建设。第五，从城乡社会救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部分和重要组成部分，认识城乡社会救助制度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城乡特殊困难群体社会救助制度作为基础，对社会保障体系进行重新定位。因此，完善我县城乡社会救助制度的指导思想应定位在：政府推动、部门协作、社会参与
、整合协调、形成合力、逐步推进。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进行改革和发展，使城乡社会救助体系逐步演进，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从分散向一体化发展，从随意性、临时性向规范化、制度化发展，从政府独撑向政府主导、社会积极参与转变，逐步建立起完全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城乡社会救助制度。
二、确定工作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通过改革创新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救助工作模式，完善救助政策、整合救助资源、规范救助行为、协调救助行动，形成以城乡特殊困难群众生活救助制度为基础，以医疗、教育、住房等专项救助及灾民生活救助、五保供养为辅助，以其他救助、救济和社会帮扶为补充，政府责任意识明确、部门整体协调配合、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救助经费专项落实、工作机制运行顺畅、特殊困难群众分类受助、救助效率不断提高，城乡一体化、组织网络化、管理社会化、保障法制化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各项社会救助体系。
三、完善救助功能。多年来，为保证社会的有序发展，县委、县政府从维护人民利益和确保社会稳定的目的出发，对各类贫困对象，及时予以救助，维护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但随着各项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的收入分配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变化。城乡困难群众等弱势群体人数逐年增多，迫切需要完善我县城乡困难群众社会救助功能。要构筑以城乡困难群众生活救助制度为核心内容，以优待抚恤、社会互助以及医疗、教育、住房、灾民生活救助、五保供养和司法等专项救助相配套的社会救助体系。在农村，要进一步建全、完善全县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着重帮助困难家庭解决大病，重病的医疗问题。要立足于农村低保、灾害救助、五保供养、对口支援、结对帮扶以及灾区恢复重建等多种救助方式的统筹安排，科学衔接、相互补充、逐步建立设计和覆盖农村各类困难群体的社会救助体系和服务网络，把城乡特殊困难群众社会救助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人民群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业有所就、失有所补、弱有所助和安居乐业的目标；进一步整合社会救助资源，满足城乡广大特殊困难群众生活上的基本需求，减少人际关系中的利益冲突，消除失落感和不满情绪，化解因改革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大局；营造团结和谐、平等互补的社会风气，进一步培养全社会的爱心和慈善意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
四、建立工作机制。坚持开拓创新，形成科学高效的工作机制。一是政府主导。就是政府要负主责，一是要以政策创新落实救助工作机制。主要是制定政策法规，安排人力、物力、财力和组织协调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规划和建设救助设施等。二是要强化救助资金在财政预算中的刚性机制。要将社会救助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并按一定比例增长。三是发挥政策杠杆作用。政府要用政策杠杆引导社会力量更自觉的参与社会救助。主要是免税，对社会捐赠实行全免税或允许税前列支。二是民政主管。作为主要负责事关民生、民权、民利的社会救助与福利等方面工作的政府职能部门，民政部门要认真组织指导经常性和临时性的救助工作，推进部门间协作。要发挥社会救助地域性、综合性、社会性的优势，避免“交差点”和空白点，提高社会救助工作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三是社会参与。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补充国家因财力原因导致的救助资金不足，增强救助整体实力，扩大救助覆盖面。四是综合协调。
民政特殊群体保障工作总结篇8
现状
一、城市低保制度全面实施。平昌县自1998年开展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以来，始终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阳光操作，动态管理，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目标。几年来，全县先后有167160人次得到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助，共发放低保资金5400余万元。目前，全县城市低保对象在册6142户16354人，累计月人均补差105元，占全县非农业人口9.4%，其中下岗失业人员8178人，占51%；离退休困难职工72人，占0.4%；“三无”对象164人，占1.1%；特殊困难居民7931人，占47.5%。同时，通过年审和动态管理，全县累计取消低保对象1673户5126人。这项制度的建立，把“三无对象”、下岗失业人员和临时性生活困难人员等城市生活困难群众全部纳入了低保，为社会稳定和居民生活提供了最后一道“安全网”。
二、农村低保制度有效实施。20__年10月，平昌县采取“先行试点、逐步扩面、全面推开”的办法，先后在云台、白衣、元山、驷马、坦溪、涵水、江口镇等七个乡镇进行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试点工作。按照“三榜公示”程序，确定农村低保对象15200人，并从当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救助，其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50元，实行差额补助，月人均补差为15元。20__年以来，根据县政府《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意见》，按照“小范围、低标准、重建制”的原则，将全县农村年人均家庭纯收入低于600元的困难对象均纳入了救助保障范围，尤其是将因灾、因病、因残等自然原因造成特困的农村居民、重点困难优抚对象、精减退职老职工、在国家或集体基础设施建设中因公致残人员，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幼、残人员中不符合“五保”供养条件而又缺乏自食其力能力和生活来源的农村居民纳入救助范围。实行“分类救助、差额补助、动态管理、应保尽保”。截止目前，全县纳入农村低保救助对象15746户33564人，累计月人均补差30元。
三、社会救助工作稳步发展。一是建立了灾情监控和救灾探视制度，全面掌握了城乡困难群众生活动态，及时拨付救灾资金，妥善安排了灾民生活，有效地解决灾区“三缺户”的基本生活困难，实现了“四有三不”的救灾工作目标。二是全县建成社会爱心慈善超市2个，社会救助站1个，光荣院1所，陵园管理所1个，基本上形成了“四级管理、三级接收”的经常性社会救助工作网络,在扶贫济困送温暖和抗震救灾捐助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按照民生工程要求，全县已建成乡镇中心敬老院8所，今年拟新改建驷马、响滩、望京3所乡镇中心敬老院，目前已完成规划立项等前期准备工作。同时，选址在西城新区管委会，拟新建4200平方米的社会福利中心和1500平方米的救灾物资储备仓库，目前已完成规划立项和前期资金筹措350万元。
四、城乡医疗救助全面覆盖。根据县政府制定的《贫困农民医疗救助试行办法》和《城镇医疗救助制度试行办法》，县民政局坚持本人申请、村社审核、乡镇审查、县局审批的程序，实行三榜公示，阳光操作，按500—2500元的不同标准，实施分类救助、重点救助、大病救助，弥补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不足。20__年全县实施农村医疗救助人平救助达到80.3元，城镇达到83元。
五、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实施良好。20__年8月，自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和民政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实施以来，我县及时转换工作角色、积极转变工作方式，由原来强制性的收容遣送转为关爱性救助管理，突出自愿受助，六年多来，县救助站共接待4300余名申请救助人员，对符合救助条件的760余名求助对象实施了救助。
问题
一、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从我县目前的情况看，一方面，贫困群体的生活水平确实低下，生活困难的程度加剧，大多城市贫困家庭用于生活的支出比例较大，而且营养水平低下，衣着和日用品简陋，住房条件差，困难家庭最怕过“三关”（生病关、孩子辍学关、年节关），并把医疗、教育和住房方面的支出比作新的“三座大山”。根据县民政局20__年的调查，在城市有480余个低保对象家庭因重病、大病致贫，1800余名60岁以上老人未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其基本生活和医疗问题没有保障，低保家庭中300余名孩子上学困难，2500余户低保家庭住房达不到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在农村，有1.2万户共4.5万困难群众无钱看病，0.6万个家庭、2.3万人住房困难，7.8万户困难家庭中的0.8万余名子女上学困难，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衣食更无法保障。另一方面，现行的城乡救助政策主要是针对绝对贫困设计的，这种救助标准明显的存在保障范围和项目有限，保障标准偏低，补助金额过低的问题，部分保障对象的基本生活依然困难。
二、面临新的形势，社会救助的压力增大。平昌县城镇贫困人口的主要构成是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涉及到的家庭人口数目较大。农村经济发展环境脆弱，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部分已经摆脱贫困的农民仍有可能重新返贫，农村相对贫困人口也会增加，社会救助任务十分繁重。同时，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特殊性和社会救助制度不完善，具体执行中都不同程度存在救助对象确定难的问题。由于居民家庭收入无法准确确定，低保对象确定比较难，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对象界定也比较难。还有部分流浪乞讨人员把乞讨作为谋生、致富手段，不愿接受救助，给救助管理造成很大压力。
三、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导致社会救助工作难度加大。平昌县属于典型的边、远、山国贫农业县，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明显，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特别是农村，县、乡镇、村投入救助的资金严重不足，主要依靠上级拨款维持，社会救助工作任务重、压力大。随着城乡困难群众社会救助工作的快速发展，社会救助范围进一步扩大，救助项目和涉及的相关部门也随之增多，迫切需要建立健全与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相适应的支持保障体系。目前，我县农村困难群众社会救助工作中管理体制不顺、运行机制不畅、资金投入不足、监督措施不力、协调配合乏力等问题还比较突出。农村特殊困难群众社会救助地方
财政困难，投入不足，制约着社会救助工作的发展。对策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城乡统筹，坚持协调发展、科学发展，是解决现实矛盾、推进工作有效开展的根本方法和唯一出路。为全面建立科学有序的社会救助体系，促进平昌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根据县情和工作实际，谈以下一些思考。
一、明确指导思想。建立城乡社会救助制度，促进社会救助事业新发展，首先，要站在认真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科学发展的政治高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加深对城乡困难群众社会救助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重要地位和重要意义的理解和认识。其次，要从当前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社会结构转型，失业人数扩大等所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方面去思索，转变思维方式，增强社会救助工作改革和发展意识，增强大局观念和服务理念。第三要弄清当前城乡困难群众社会救助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进一步认识，着重从政策法规、体制、机制、机构和队伍入手，探寻新的对策，新的机制，新的模式。第四，加强城乡社会救助理论研究和探讨，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克服当前理论研究与实践运行相对落后的窘境，研究出城乡社会救助事业发展的思路和对策，从理论上引导和深化城乡社会救助的体系建设。第五，从城乡社会救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部分和重要组成部分，认识城乡社会救助制度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城乡特殊困难群体社会救助制度作为基础，对社会保障体系进行重新定位。因此，完善我县城乡社会救助制度的指导思想应定位在：政府推动、部门协作、社会参与、整合协调、形成合力、逐步推进。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进行改革和发展，使城乡社会救助体系逐步演进，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从分散向一体化发展，从随意性、临时性向规范化、制度化发展，从政府独撑向政府主导、社会积极参与转变，逐步建立起完全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城乡社会救助制度。
二、确定工作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通过改革创新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救助工作模式，完善救助政策、整合救助资源、规范救助行为、协调救助行动，形成以城乡特殊困难群众生活救助制度为基础，以医疗、教育、住房等专项救助及灾民生活救助、五保供养为辅助，以其他救助、救济和社会帮扶为补充，政府责任意识明确、部门整体协调配合、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救助经费专项落实、工作机制运行顺畅、特殊困难群众分类受助、救助效率不断提高，城乡一体化、组织网络化、管理社会化、保障法制化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各项社会救助体系。
三、完善救助功能。多年来，为保证社会的有序发展，县委、县政府从维护人民利益和确保社会稳定的目的出发，对各类贫困对象，及时予以救助，维护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但随着各项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的收入分配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变化。城乡困难群众等弱势群体人数逐年增多，迫切需要完善我县城乡困难群众社会救助功能。要构筑以城乡困难群众生活救助制度为核心内容，以优待抚恤、社会互助以及医疗、教育、住房、灾民生活救助、五保供养和司法等专项救助相配套的社会救助体系。在农村，要进一步建全、完善全县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着重帮助困难家庭解决大病，重病的医疗问题。要立足于农村低保、灾害救助、五保供养、对口支援、结对帮扶以及灾区恢复重建等多种救助方式的统筹安排，科学衔接、相互补充、逐步建立设计和覆盖农村各类困难群体的社会救助体系和服务网络，把城乡特殊困难群众社会救助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人民群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业有所就、失有所补、弱有所助和安居乐业的目标；进一步整合社会救助资源，满足城乡广大特殊困难群众生活上的基本需求，减少人际关系中的利益冲突，消除失落感和不满情绪，化解因改革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大局；营造团结和谐、平等互补的社会风气，进一步培养全社会的爱心和慈善意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
四、建立工作机制。坚持开拓创新，形成科学高效的工作机制。一是政府主导。就是政府要负主责，一是要以政策创新落实救助工作机制。主要是制定政策法规，安排人力、物力、财力和组织协调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规划和建设救助设施等。二是要强化救助资金在财政预算中的刚性机制。要将社会救助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并按一定比例增长。三是发挥政策杠杆作用。政府要用政策杠杆引导社会力量更自觉的参与社会救助。主要是免税，对社会捐赠实行全免税或允许税前列支。二是民政主管。作为主要负责事关民生、民权、民利的社会救助与福利等方面工作的政府职能部门，民政部门要认真组织指导经常性和临时性的救助工作，推进部门间协作。要发挥社会救助地域性、综合性、社会性的优势，避免“交差点”和空白点，提高社会救助工作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三是社会参与。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补充国家因财力原因导致的救助资金不足，增强救助整体实力，扩大救助覆盖面。四是综合协调。城乡困难群众社会救助工作涉及面广，综合协调的职责要在政府组织下，把救助任务及目标进行科学分解，事权清晰、职责明确，县财政、教育、工商、劳动、卫生等部门积极配合，县财政部门要落实好本级救助资金，保证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县卫生、教育、农业、扶贫、劳务开发等部门要在贫困群众就医、子女入学、农业技术培训、扶贫项目扶持、劳务输出等方面给予照顾。五是形成合力。目前，我县城乡困难群众社会救助工作是以区域性、行业性方式进行的，如职工帮困基金、助残基金、希望工程助学基金等，都隶属于不同部门，相互交叉。要通过部门联动，将原来单一的部门行为转变为政府和社会的整体工作。
民政特殊群体保障工作总结篇9
关键词：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3.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0-0036-01
住房保障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是人的基本权利，是文明社会起码的目标，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我国住房保障体制建设起步于1998年，包括了以下几方面：一是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方式，这是一项强制与鼓励相结合的制度；二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半市场化的保障制度。政府通过减免土地出让或提供土地补贴、减免税费等方式建设经济适用房，让部分群体进入这一保障制度；三是困难群体的非市场化保障方式。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促进了住房制度的改革和住房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但在实际运行中，是与预期相差太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住房保障制度的历史借鉴
从20世纪初开始，面对由于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以及世纪世界大战带来的住房短缺问题，西方各国采取了一些政策，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尤其是二战以后到70年代中期，为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发达国家为处理因战争以及之后的市场竞争而带来的“边缘群体”的贫困问题，先后制定了各种福利政策，实施各种福利制度，并逐渐走向鼎盛，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福利国家”。这些国家不仅有完善的医疗、养老等福利制度，在住房方面也相继建立了各自的住房社会保障体系。美国的福利住房政策主要是通过补贴制度来实施，补贴分为以项目为基础的补贴和和以租户为基础的补贴两大类。以项目为基础的补贴是联邦政府推行的住房补贴工程，对公共住房补贴和对私有住房的补贴同属于这个范畴。公共住房补贴制度始于1937年，是最早的补贴形式。它由联邦政府负责拨付建造公共住房的所有资金，地方政府(或州政府)设置的财政归中央的住房局负责监督公比住房的建造、分配和管理，产权归地方政府住房司，其维修和管理营运的资金也由联邦受府负担。包括两种形式：一是政府帮助低收入者购买住房。购房者须通过抵押贷款获得住房，并拥有住房的所有权，政府对抵押贷款提供部分补贴，如补贴一部分首期付款，或补贴全部抵押贷款的交易成本、戎对抵押贷款提供担保，或补贴一部分抵押贷款利息。这项措施极大地刺激了收入较低但有稳定工作的家庭购房。二是政府帮助低收入者租赁指定的私有住房。政府选择一部分合格的私人住房提供给贫困者，被选中的住房的房主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的抵押贷款担保和获得稳定的租金收入。
以租户为基础的补贴是补贴跟“人”(租户)走，分为发放住房证和住房券两种形式，但接受对象都是低收入家庭。联邦政府按照住房市场一般租金水平确定补助金额，承租者自己寻找和选择想要承租的住房，经过讨价还价协商确定租金。选定住房的质量及承租者和房主之间的租约须经地方政府住房局的确认之后，地方政府住房局直接以住房证或住房券的方式向房主支付一部分租金。政府补贴的标准是租户按家庭收入的25%支付房租，其余部分由政府给房主补齐。
西方国家的住房政策及其实施已经充分说明了居民住房保障在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安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西方各国均把为每一个居民提供住房和改善人们的居住环境作为其基本的国策。尽管西方国家的住房社会保障体系同它们的失业、养老、医疗等其他福利制度一样，经常成为人们长期争论的话题，但毋庸置疑，它总体上是成功的，反应了住房问题不仅涉及到人的生存权和居住权，也是保障社会安定和人类文明及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因此，无论什么社会制度的政府，都必须对公众的居住问题进行关注，不能将住房全部私有化和商品化，这是我国当前人口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所决定的。
2充分认识住房制度上的误区
当前我国住房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严重滞后，房价上涨过快，已背离了商品的价值规律，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购买能力，影响了中低收入家庭的正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经济负担、心理负担。因此，理解当前房改政策时，不能认为住房市场化就是人人买房，否认住房社会保障的重要性。住房市场化并不是人人拥有产权房。我国目前城镇住房自有率已达80%，但发达国家拥有产权房的也只有50%-60%左右，如美国目前住房自有率才占65.5%。所以我国目前住房自有率应当说已经较高了，相形之下却对住房租赁市场是不够重视的，住房租赁市场对低收入阶层、对于特殊行业的生产与生活及物业管理是有积极意义的。我认为实行住房商品化，提倡购租商品房，决不否认住房社会保障的重要性，而是应当关注弱势群体，重点是解决其基本的住房需求，关注特殊行业的需要，在当前住房自有化率已有较大提高的情况下，更应采取积极措施加快住房保障制度建设。
3健全住房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
在实行住房市场化之后，部分弱势群体的住房问题更显突出，特殊行业的生产与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物业管理难以有序开展，因此，政府和企业应更多地关注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帮助他们解决住房困难，切实抓紧抓好住房保障制度建设，在构建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上做文章，要建立科学的住房保障体系，切实注重救助（济）性、援、互三个层面。同时要改进住房供应方式，总体思路是实行市场化、半市场化和非市场化相结合的住房供应体制，高收入户购买大面积房、高档房；中等收入户购买面积适中的中等档次的普通商品住房；中低收入户购买或租住小面积、中低档次住房，亦即半市场化住房；低收入户租不起市场价住房，供应政府补贴房租的廉租住房或房租优惠的公房，特殊行业实行租住公房管理。由此形成市场化供应与非市场化供应相结合、以市场化供应为主、非市场化供应为辅的住房供应体制新格局。其好处是既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又体现了和谐社会精神，保障低收入群体能满足基本的住房需求和特殊行业的生产要求。
住房社会保障制度是一项复杂、细致的系统工程，需要引起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应结合实际情况，综合城镇居民收入、住房水平、房价高低、财政状况、企业特性和人口变动等因素，确立住房保障的工作目标和年度实施计划，探索新的住房供给方式、工作程序和措施，逐步建立和完善有效的住房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孙光德.社会保障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民政特殊群体保障工作总结篇10
论文关键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民工；失地农民
社会保障制度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计民生。农村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剧，农村养老问题显得日益突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问题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目标是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广大人民群众“老有所养”。党和政府早在1986年就开始在部分地区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到目前为止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险制度并未真正建立起来。2009年6月，国务院研究部署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试点工作，提出今年在全国10％的县(市)、区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模式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方式，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随后在8月份召开的全国“新农保”试点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由国家财政支付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补助50％，并由地方财政对农民缴费实行补贴，以实现“保基本”、“广覆盖”的目标。“新农保”是继取消农业税、农业直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政策之后的又一项重大惠农政策。
一、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城乡衔接
随着“普惠式”的“新农保”政策框架的逐步明晰，两类特殊人群的社会养老保险问题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决策层必须思考的问题。这两类特殊群体分别是农民工和失地农民。他们部分是从农民群体中逐渐演化出来的群体，处于农村社会或城镇社会的边缘。
在我国城镇，已经建立了以企业和个人缴费为主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国家规定有条件的农民工可以加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但是，由于农民工具有较强的流动性，收人有限，导致农民工的参保率很低，农民工的参保率不足三成。对于失地农民，一些地方规定将其纳人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但是，由于失地农民就业问题并未得到真正解决，其收人很不稳定，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很难为其提供有效保障。当前，我国农村开展“新农保”试点工作，其基本趋势是由政府承担较大责任，由国家财政负责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的支付，农民个人可以选择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五个档次的年缴费金额。很明显，城乡之间以及各群体之间在社会养老保险的享有上存在明显差别。
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城乡衔接是必然的。其目的有二：一是要消除城乡之间的不平等，使城乡居民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平等享有改革成果，共同得到社会提供的养老保障；二是城乡衔接可以促进居民在城乡间、地区间、行业间、职业间、就业状态间的转移和流动。
二、“新农保”与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制度衔接问题
农民工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们一般在城镇不稳定的岗位工作，又在城乡之间流动生活。尽管一少部分农民工已经加入了城镇职业养老保险，但是大部分农民工没有加入任何社会养老保险项目。目前开展的“新农保”工作理应把他们纳入进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已经加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项目的农民工还能不能加入“新农保”?如果加入“新农保”又该如何处理与原来保障项目的关系?如果不加入“新农保”，政府补贴部分又如何体现?另外，“新农保”如何应对农民工在城乡间不断流动的现实需要?
农民工养老保险模式的选择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进城”模式，即要求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第二种是“返乡”模式，即要求农民工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第三种是“第三条道路”模式，即对农民工实行相对独立的社会保障制度，第四种是暂不解决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在政策决策层已经决定推进“新农保”改革试点的今天，第三种和第四种选择显然已经失去意义，农民工只能在第一种和第二种之间进行选择。这要根据农民工的实际情况来进行。
笔者建议，首先由政府对农民工加入城镇职业养老保险给予一定补贴，这样一方面会提高用工单位为农民工缴纳保险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农民工不论是加入城镇养老保险项目还是“新农保”项目，都会享受到政府的补贴，体现了制度的公平性。其次，要设计不同参保方案供农民工选择，改革要在尊重“农民工”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民工可以在两种社保项目之间选择，也可以在同社保项目不同参保方案之间进行选择。有一点值得强调，农民工不能同时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新农保”两个项目，因为如果同时参加两个社会养老保险项目，等于他同时享受了双份政府补贴，显然有失公平。最后，要设计好“新农保”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项目的对接方案，在已经参加城镇职业养老保险项目的农民工，如果失去城里的工作回到农村，他如何加入“新农保”，如何对原来的城镇养老保险项目进行折算，这应当在对接方案中加以考虑。另外，在农村已经加入“新农保”的农民，如果有一天放弃了经营的土地迁居到城镇生活，而他距离享受养老金的年限还很远，他可以保留原来的“新农保”保险项目，当然也可以选择将原来的“新农保”进行折算然后加入城镇养老项目，这些也应当在所设计的方案中加以考虑。
三、“新农保”与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制度衔接问题
失地农民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原来的生活来源——土地。农民失去土地的原因在于城市化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进程中公共利益(和部分非公共利益)对土地的需求，失地农民往往在与政府和征地单位的利益博弈中处于劣势地位！村集体也很难成为农民的代言人，失地农民成了“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创业无钱”的弱势群体。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供给者，有责任为失地农民提供养老保险，使他们不会因为失去土地而失去养老保障。
失地农民的情况是多样的，有些失地农民已经找到较稳定的工作，有些失地农民自谋职业，有些则失业在家。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已经离开土地的农民要不要加入“新农保”，已经加入“新农保”的农民如果未来有一天失去了土地，对其要不要采取特殊政策，采取什么样的特殊政策。这些都应该是制定政策时加以考虑的问题。
对于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笔者建议应分情况区别对待。失地农民如果又重新获得了较稳定职业的工作，他可以加入当地城镇职业养老保险。如果失地农民后来自谋职业或失业在家的，可由其自由选择是加入“新农保”还是加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无论是上述何种情况，村集体、地方财政，尤其是当初从农民手中获得土地收益的一方应当承当一定的缴费义务，并适当降低失地农民的个人缴费比例。对于已经加入“新农保”后失去土地的农民，可以考虑减免个人在“新农保”中缴纳的部分费用，由土地获益方承担农民个人的缴费义务。
另外，除了农民工和失地农民这两类特殊群体外，城镇失业人员这一群体也应引起政策制订者的注意。在城镇，有相当一部分失业人员，他们一直没有稳定工作，也没有能力加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面临年龄增大的风险，未来只能依靠子女解决养老问题。建议政府参照向农民提供的优惠政策，给予失业人员群体更多的社会保障补贴，使他们有能力加入到城镇养老保险项目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