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税收制度篇1
一、生态税收制度概述
（一）基本概念
基于生态效益的税收制度在目前仍没有具体规定出一种公认的特定的叫法。本文将从广义与狭义两方面来对生态税进行阐述。生态税又常被称作环境税收。环境税收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为达到特定的保护环境的政策目标而推行的税收，比如排污税；另一种是出于保护环境及自然资源的立场推行的税收，比如能源税。广义的生态税是指所有的与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有关的税收，而狭义的生态税则与环境税相差不大。本文所研究的基于生态效益的税收制度主要是从广义概念中的生态税出发，将其与生态系统的特性相结合，对我国的生态税收制度作出调整。并且在研究中以生态系统与税收制度都处于一个封闭的环境为假设条件。以下对生态系统的两方面特性作出进一步阐释。首先，生态系统在物质转换循环过程中具有自持性。生态系统在各个生物群的活动中，实现自身的能量循环。同时在循环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某些物质在某一时段处于滞留的状态。处于滞留状态的物质可以称作“库”，而对应的税收制度中也会由于经济活动的循环产生与之类似的“税收库”。税收体制中的“生态循环”就是依靠价值在税收库中滞留产生的影响来维持的。其次，生态系统能够进行自我调节。即在遭到外界侵扰时，生态系统可以通过自身内部调节来再次构成稳定状态。税收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同样会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干扰，而通过不同税种之间的灵活互补，进而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通过以上对生态系统特性的分析，创新生态税收制度可以将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作为理论依据，建立起科学、完善的生态税收体系。
（二）理论基础
生态税收制度的理论基础基本围绕公共物品理论和外部性理论两个方面展开。公共物品具备非竞争和非排他两大特征，因而消费者在使用公共物品时不会产生成本。自然资源作为公共物品的一种，取得自然资源时同样也没有成本产生，所以人们为了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争相开采自然资源。对于公共物品带来的环境破坏问题，目前多数学者主张通过界定产权来解决。外部性指的是不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表现出来的对某经济主体造成的负面的影响。这种外部性影响会使企业的总成本中存在一部分无需支付的社会成本，企业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就会尽可能多地增加社会成本，降低私人成本的比重，进而造成了市场机制发挥失灵。经济学家庇古认识到了外部性问题必须要通过使用国家税收政策来解决，并提到了“外部成本内在化”的理论，进一步提出了通过征收环境污染税，来减少企业对资源的无节制开采并减轻环境污染程度。
（三）生态税收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首先，对生态税收制度模式进行创新有利于体现“公平性原则”，进而使企业遵守市场竞争法则，带动经济的健康发展。传统的生态税收制度存在一些漏洞，就会给某些不法企业通过破坏环境来进行恶意竞争的机会。因而有必要对生态税收制度作出进一步整改，规范其实际操作并加大执法部门的监督力度。另外，如果不完善对企业征收的环境税收制度，就会将造成污染的治理成本分摊到所有的消费者的税款中，这既不利于公平性原则的落实，也不利于企业间公平竞争。实行生态税收制度可以将治理企业所造成的污染成本内在化，从而使各企业所获取的利润更加公平。生态税的征收不但可以迫使企业减少污染排放量，使用清洁能源进行生产，还能增加对环保事业的资金投入，从而来扶持污染治理企业以及环保技术研发企业的发展。
二、生态税收制度模式创新基本途径
（一）增设生态专项税种
在开设专项环境税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征税标准进行了更加具体地规定，具有更强的可行性。同时专项税可以更好地将公平性原则融入到环境税收制度中。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仍以环境保护税为主，要加强生态税收制度的整改就必须要加快制定专项环境税收制度，改变旧有的生态税收征收模式。比如，我国现有的大气污染税就是对工厂所排放的空气污染物进行税费征收的税种。其中对空气污染物中的二氧化硫可以单独设立一种专项税。我国对二氧化硫的排放已经开设了征收排污费用的试点，开设二氧化硫专项税将进一步规范我国对二氧化硫收费的制度标准。另外，对于一些排放有害气体的燃料征收碳税。例如，瑞典实行的特殊能源税就是在对某些排放二氧化碳及二氧化硫的燃料征收资源税之后，再进行碳税的征收。征收碳税能够有效遏制有害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对碳税的征收办法可以通过设立试点，定期排查，逐步推广的方式逐步实行。其次，还有水污染税、垃圾税等税种，在征收过程中可以根据排放主体制定不同的税收标准。对于一些资源消耗量大的企业进行从量征收，而对于个人就要划分单位来适当征收。总体来说，对于环境专项税的实行并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要依据我国的税收制度以及污染程度来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分阶段进行的专项税实施规划方案。
（二）规划税收支出方案
税收支出主要是国家为达到具有社会效益的政策目标向赋有纳税义务的组织或个人提供的优惠政策。传统的税收支出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例如为了鼓励农业生产，政府将农药、化肥、农膜的税收标准放低，导致大量农药的肆意使用，给食品安全问题埋下了隐患，同时使土地的质量下降，造成土地污染。国家财政部门应进一步对税收支出进行合理规划，并对传统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反思与改革，通过税收支出来增加环境资源保护事业的资金投入。例如对于噪音污染税的税收收入可以投资到飞机场、火车道等噪音污染严重的区域建设隔音带，来使附近居民的人身权利得到保障。另外，在征收污染税时，对于企业、工厂采买清洁能源设备进行税收减免，同时对清洁技术的开发提供税收优惠支持，以此来鼓励企业开发使用新能源，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其次，对于消费税的征收，要对消费者的低耗能消费行为进行税收优惠，以此来向消费者传输环保消费理念。此外取消增值税中对农药、农膜等易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的税收减免政策，增强农民的环保意识。通过减免增值税鼓励污染治理企业的发展，为企业研发环保新型产品提供物质保障。
（三）完善生态税收优惠机制
首先，要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生态税收评估体系。目前我国对于环境税收优惠制度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评估标准，因而导致税收优惠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没有得到合理控制，致使税收优惠支出过多，在税收优惠的落实过程中又缺少监督，进而形成了税收优惠在各行业泛滥的现象。因此要加强对税收优惠的管理以及整改，对于骗取优惠税的不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根据成本效益的分析来整改优惠税的项目，执法部门应加强对税收优惠项目落实情况的监察力度。其次，完善相关的法律条例，增大执法力度。对于我国在税收优惠法律规定的散、乱、多等缺陷，应加快制定出独立的环境税收优惠政策法律条例，来对税收优惠的实施进行有效管理。我国现行的税收优惠管理法规更改频繁，虽然能够充分保证法规的灵活性，却给政策的实施过程造成了不便。同时法规的不规范也给一部分不法分子提供了机会，导致税收优惠法规操作性不强。制定税收优惠法，不仅可以增强税收优惠落实过程中的公开性，还可以提高纳税人对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了解程度，进而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可行性。最后，对征税形式进行整改。在原有征税形式基础上，根据税收对象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税收形式。例如对企业采购清洁环保设备的优惠可以通过对进项增值税进行抵扣，再如对于污水处理厂征收所得税可以加快其折旧。
三、生态税收制度创新模式发展
（一）创新生态税收制度模式面临的困境
首先，我国现在对资源税的征收还只是通过企业的销售数量以及自用数量来计量，而对其开采数量没有纳入到征税计量的考虑因素中，导致一些企业大量开采囤积资源，不仅没有减少资源开采量，反而使大量企业争相开采，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浪费。其次，对于生态税税率的调节并不符合实际，有些税种税率过低，不能达到保护自然资源、减少污染的目的。因此为了进一步加强生态税的调控作用，就必须针对某些税种根据政策目标进行适当调节，来提高企业对污染治理的重视程度。再次，增强生态税收制度实行的可行性，在提高某些税种税率的同时还要增加税收支出，以加大对环境友好型企业的支持力度。最后，环境专项税种在我国还没有独立开设。目前只是将环境保护税加入到了增值税、消费税等税种中，还没有真正实行生态税收制度。另外，我国对环境保护税收实施过程的法律监督力度也十分薄弱，要通过法律形式将企业、个人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需要承担的责任明确规定，进而推动环境税收制度进一步向法制化、系统化方向发展。
（二）国内外生态税收制度发展情况
通过对国外生态税收模式的研究分析发现，生态税收模式的实行必须要在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同时具备较高的科技实力的条件下才能逐步实施。并且生态税收制度的推行必须要分阶段来进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表1所示。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在生态税收制度的推行中，形成了完善的制度体系，而从这些国家在生态税收制度的推行时间上来看，其经济实力都是十分强大的。由表1可以看出欧洲推行生态税收的国家在当时经济实力都已经达到发达阶段。而我国在1972年的人均GDp仅有147美元，这还不到当时美国人均GDp的0.25%，依据发达程度的判断标准，我国在当时还远远不能达到发达阶段。科技的发达程度是另一个制约生态税收制度发展的重要因素。这是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通过科技拉动经济增长才能有效带动生态税收制度的实施，加速生态税收制度的发展进程，进而缩短生态税收各阶段的周期。另一方面，在生态税收的征收过程中需要有精确的测量技术与设备来配合进行。发达国家在征收生态税收的过程中都以排放量为计税标准，并且所征税的污染物大多是当前的技术水平能够实现测量的，例如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而对于其他还不能具体测量数值的污染砌体则不能开征生态税收，因此科学技术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生态税收制度的进一步发展，阻碍了其发展进程。近几年来，我国的人均GDp大幅度上升，但仍达不到发达水平，因此从经济水平角度出发，我国并不能完全推行生态税收制度的全面落实，而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因缺少资金投入仍不能为生态税收提供技术保障。由表2可以看出我国在科技的资金投入方面投资主体结构还不合理，科技发展主要靠政府的财政扶持，不仅大大限制了科技的发展速度还会导致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反过来也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进程。
（三）生态税收创新模式推行设想
（1）初步发展阶段。
从我国目前的经济、科技水平出发，实行生态税收模式的初步阶段应该实行试点，选择当前技术水平能够进行测量的污染源来作为征税对象。在现有的征税税种上开设新的税种，进一步细化征税标准，对征税制度进行调整完善。在初步发展阶段，税收制度的制定一定要符合我国当前发展的国情，同时结合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取得的宝贵经验来发展我国的生态税收制度，不断扩大试点的推行范围，并增设新的生态专项税种。加强立法，为生态税收制度的实施提供法律保障。在生态税收制度实行的初级阶段要在最大程度上保证税收公平，来避免企业发展受到不良影响或给普通家庭的生活造成影响。另外，生态税收在管理过程中实行专款专用制度，税收支出要投入污染防治、科技研究等方面来推动初级阶段进程加快进行。
（2）全面发展阶段。
在全面发展阶段，我国物质基础已经能够保障科技的全面发展，从而为生态税收提供准确的污染物测量设备及技术。全面发展阶段，生态税收制度的普及率大大提高，税收范围进一步扩大。我国的科技投入增长率虽然波动幅度较大，但处于逐渐增长的状态，并且其增长速度始终高于我国人均GDp的增长率。预计在生态税收制度的全面推行阶段我国的科技投入将大大增加，同时推动污染物测量技术的提高，为生态税收制度提供技术保障。
四、结语
生态税收制度篇2
1、我国生态税收的现状、问题及成因
1.1、我国生态税收的现状
为了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使经济能循环稳定的发展,创造和谐社会,切实保护人们的生活环境质量和生命健康,我国的生态税收制度必须得到改革和完善,开征专门的生态税收完全符合我国的现状。
1.2、我国生态税收存在的问题
1.2.1、税收优惠政策相对单一
目前我国有关环境保护性质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以减免税形式分散于各税种中。受益面比较窄,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而且力度也不足,有些税收优惠措施在扶持或保护一些产业或部门利益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却起了负面作用。国际上通用的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方式均可应用于环保税收政策中,但我国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1.2.2、征收管理存在较多问题
废气、废水的排污量仍是按几分钱一公斤来计算,这种收费制度使“三废”日益严重。另外,为支持农业发展,增值税对农产品按13%征收,但对农药、农膜等也实行低税率就会造成环境污染,导致土地污染更加严重;征收的资金管理和使用不明确,很少用于治理环境污染的。
1.3、我国生态税收存在问题的成因
1.3.1、以保证财政收入为核心的税制改革弱化了环保税制
中国的税制改革从1994年就开始,数次的改革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历次税制改革的核心是保证财政收入,没有从财税收入改革转变到以环保为目的的思想体系上,从而导致了税收环保调节作用的弱化。
1.3.2、公民的生态危机意识薄弱
只有公民的环保意识提高了,都能积极参与到保护环境的运动中来,相信我国的环境一定能够得到改善。
1.3.3、税收体制实施的监督不到位
在环境保护方面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法制来约束和制约,这样就造成那些税收实施有很大阻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得不到保障,同时也制约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国外开征生态税收的启示
目前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开征了环境税。总结西方发达国家生态税收的实践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
2.1、生态税收种类多样化
发达国家的环境税多以能源、有害物和有关行为为征税对象,且税种呈多样化。例如瑞典是实施环境税较为成功的国家之一,瑞典政府设置的环境税有燃料税、水污染税、汽车排气税、土壤保护税、噪音税、固体废物税、垃圾税等十几种之多,并都取得了显着成效。因此开征新的生态税种要呈多样化,并逐步循环开征。
2.2、生态税收手段和其他手段相结合
税收手段应与其他手段相互协调结合,共同发挥作用,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生态税收与法律手段结合、生态税收与政府调控手段结合、生态税收与其他经济手段结合等。
2.3、注重税率差别和税收减免的调节作用
为了提供正确的市场价格信号,更好的引导人们的行为,完善国家的奖励机制,发达国家非常重视税率差别和税收减免的调节作用,因此发达国家的环境质量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3、我国开征生态税收的构想
3.1、调整完善现行相关税种
完善有关环境保护和税收调节措施,优化生态体系。完善现行的消费税、增值税、资源税和所得税等税种,使税收制度更加具有生态功能。在现行增值税制度中,应增加对企业购置的用于消尘、除尘及污水处理等方面的环境保护设施允许抵扣增值税进项额的规定。在保持资源税、消费税和所得税原有的生态功能上,合理制定计税依据和税率,使征收更加合理。另外应更多地将环保的目标体现在车船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税种税制的设计上,充分发挥这些辅税种在环保方面的作用。
3.2、开征专门的生态税
开征独立的生态税,建立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将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开发生产行为及在消费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的物质列为环境污染税的征收范围。借鉴国际经验,分期分批开征水污染税、大气污染税、污染源税、噪音税、垃圾税、生态补偿税等一系列专项新税种。当然还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来实施分配,并对其设立专门的环保法制,确保专税专用。
3.3、对生态税收立法
我国现行环保收费制度存在诸多缺陷,急需进行环境税立法。借鉴西方国家经验、立足我国具体国情,逐步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环境税收制度,是我国税法建设的重要目标。在环境保护方面,我国目前对污染环境行为实行的是征收排污费制度。在多年的实践中,环保收费制度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却存在诸多缺陷,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生态税收制度篇3
[关键词]生态补偿;财税政策;路径分析
生态补偿最早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概念,后被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生态补偿作为保护生态环境的一项经济手段,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并逐步成为环境政策的一个重要领域,其核心内容是生态保护外部成本内部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改善、维护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调整相关利益者因保护或破坏生态环境活动产生的环境利益及其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以内化相关活动产生的外部成本为原则的一种具有经济激励特征的制度。
财税视角下的生态补偿涵义更加广泛,其政策涵义是一种以保护生态服务功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的,运用财政税收手段,调节生态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经济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财税政策是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财税视角下考察生态补偿路径,有助于拓宽生态补偿的理论思路和操作渠道。
一、生态补偿与生态税收政策
生态补偿资金筹措渠道是多方面的,但生态税收收入是其中重要的来源。借鉴国外先进的生态税收建设经验,完善生态税收政策,建立与生态补偿机制相适应的生态税收体系,是税制改革的要求,也是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需要。
(一)完善资源税 1拓宽资源课税范围。(1)应扩大资源课税的课征范围,征税范围除包括自然资源中矿产资源(非金属矿原矿、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盐之外,应开征水资源税,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2)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避免和防止生态破坏行为。(3)将稀缺性的可再生资源纳入资源税征税范围。(4)扩大土地征税范围,将在农村占有土地用于非农业生产纳入土地使用税征税范围之中,对于农民居住用地给予税收优惠,平衡城乡之间土地使用税的税收负担。
2建立多层次的资源课税体系。完善的资源课税体系应该涵盖开采者开发资源、生产者耗费资源、消费者消费以资源为原材料而生产的产品及对其产生的废弃物处置的整个过程。可在各个环节,根据各自的特点,设置相应的税种,形成协调统一、目标一致的资源税体系。(1)在开采阶段,可以设置资源税。引导资源的合理开发,限制在资源开采过程中发生“采富弃贫’’的现象。(2)在生产阶段,设置生态税。首先在生产过程中限制使用稀缺资源以及不可再生资源,对以稀缺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为原料进行生产的行为征税;对生产过程中使用替代品行为给与一定的税收优惠。其次根据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限制生产行为对自然环境产生的污染,避免走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走的“先污染,再治理”的弯路。(3)对产品的消费行为,可以通过科学地设置消费税税目,对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进行限制或鼓励,通过引导消费行为,诱导消费方向,间接影响资源品在生产中的运用和资源的开发。这种间接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果更好。(4)对废弃物的处置征收环境保护税,使企业产生的外部成本通过税金的形式集中起来,为国家治理环境提供资金保证。通过上述各环节的协调统一,实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
3合理设计资源课税的计税依据和税率。对资源课税的计税依据和税率的合理配置可以考虑分两个层次进行:首先以开采量为计税依据,设计合理的定额税率,在这一层次主要解决对绝对地租的分配问题。即所有权垄断应取得的收益;然后,再按销售价格为计税依据,设计合理的比例税率,在这一层面上解决相对地租,即经营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将资源课税的计税依据从销售数量改为开采量,使企业积压的资源产品也负担税收,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使企业从关心本企业微观效益角度合理安排资源的开发,引导企业珍惜与节约国家资源,避免过度开采。以销售价格为计税依据,使资源课税的税额随着资源的价格的变动而变动,价格杠杆和税收杠杆相互协调,发挥调节作用。
(二)调整消费税 为了增强消费税的环境保护效应,筹措生态补偿资金,应对现行的消费税进行改革。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将天然气、液化气、煤炭等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的能源类产品作为应税消费品;把一些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产品(如电池、杀虫剂、一次性塑料用品等)纳入征税范围,达到以较低的成本刺激厂商或个人减少污染。适当提高含铅汽油的税率,以抑制含铅汽油的消费,推动汽车燃油元铅化进程。在继续实行对不同排气量的小汽车适用差别税率的基础上,应对排气量相同的汽车,视其是否安装尾气净化装置而实行区别对待,并应明确规定对使用“绿色”燃料的汽车免征消费税,以促使消费者和制造商做出有利于降低污染的选择。
(三)开征环境税 在生态经济建设过程中,各国都在努力寻求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税制建设的最佳结合点,环境税收政策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各国政府的生态环境税大致可分有以下几种:
1对污染排放物进行课税。征收此类税的目的是利用税收政策限制或禁止某些经济活动。主要税种有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固体废物税、垃圾税等。
2对有污染环境后果和资源消耗较大的产品征税。征收此类税的目的在于通过课税促进企业最大效率地利用能源、燃料和原料,并能回收循环使用,减少废物的遗弃与排放,减轻环保压力,并能节约能源。主要税种有润滑油税、旧轮胎税、饮料容器税等。
3对造成其他社会公害的行为征税。如为了控制噪音对人类生活环境的危害,针对飞机和工业交通所产生的噪音,根据噪声水平和噪声特征征收噪音税;为减少城市交通压力,改善市区环境开征拥挤税。㈨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落实,在我国开征环境税已经非常必要。目前,我国环境税课征对象可暂定为排放的各种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对于一些高污染产品,可以以环境附加税的形式合并到消费税中。在开征环境税的初期,为易于推行,税目划分不宜过细,税率结构也不宜太复杂。可考虑将现行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工业废弃物、城市生活垃圾废弃物、噪音等收费改为征收环境保护税,发挥税收对环保工作的促进作用。
(四)完善排污收费制度
逐步扩大排污收费的范围,将各种污染源纳入收费范围内,制定严格的征收标准,加大收缴力度。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将环境要素成本量化纳入企业生产成本,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的原则,建立公平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
二、优化生态补偿财政投入政策
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态补偿资金丰腴程度不同,补偿能力差别较大,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手段是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是生态补偿最直接的手段,也是最容易实施的手段。
(一)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的几个相关问题1转移支付规模。在安排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资金时,首先应合理确定转移支付规模,一方面在总量上要有足够的数量保证,解决生态补偿公共支出责任的纵向不平衡和缓解地区间财力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实现各地的基本生态补偿公共支出的均衡;另一方面,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应有上限,如果转移支付规模太大,超出了合理范围,会在资金分配过程中造成交易成本无谓增加和效率损失。财政转移支付的额度应使财政收支的纵向不平衡达到既能保持上级政府的控制力,又使损失的效率最小化。
2转移支付对象。中央的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应在全国范围内根据需要确定重要支持对象。西部和三江上游地区的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对全国的生态安全至关重要,应成为国家财政进行生态补偿的重点地区。各级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实际情况,在本级预算范围内确定辖区内的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对象。
3转移支付结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环境污染情况的加剧,在加大财政调控力度的同时,应优化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的结构。以科学发展为主线,注重加强政策引导,着力推进结构调整、节能减排、自主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构建多层次的生态补偿财政分担体系
1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中央政府在安排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时,主要针对全局性的补偿问题,将全国作为一盘棋,通盘考虑,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益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改进转移支付办法,突出对生态地区的转移支付,设立重点生态区的专项资金和西部生态补偿与生态建设基金。对欠发达县实行税收增量返还和激励性转移支付办法,促进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2省级财政转移支付。省级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应根据本省具体情况,合理安排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向、规模,明确投资重点、分配使用原则和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等内容。重点是对重要生态功能区的支持,关注本省欠发达地区的生态补偿的落实。设立环境整治与保护专项资金,整合现有市级财政转移支付和补助资金。在资金安排使用过程中,市级各部门明确倾斜性的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结合年度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目标责任制考核结果安排项目。根据当地排污总量和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污染物治理成本测算,安排补偿资金的额度,原则上应按上年度辖区内环境污染治理成本的一定比例安排补偿资金。各省、市等地方政府可以就本地区生态环境项目设立地方补偿资金,并可在补偿计划上单列出对物权受限人的补偿。设立这种多层次的补偿资金可以对地方环境保护起到刺激作用,同时形成上下多层的互动机制。
3建立乡镇财政保障制度。首先,针对由于分税制改革带来地方乡镇财政收入减少的现状,县财政通过转移支付补足乡镇生态补偿资金缺口。其次,针对部分乡镇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所做的牺牲,县财政应将增加生态保护补偿预算资金,列入每年度财政预算。
财政投人是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应根据不同的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的要求,以不同的形式,制定不同的财政补偿投入政策,采取不同的措施,加大对环境保护建设的投入力度,补偿维持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公共资金。
生态税收制度篇4
为了避免简单划分政府、强制等引起的混乱，在分析中，从税制变迁的过程和税制变迁所引起的结果的角度，将税制变迁分为四种类型，即：使生产效率提高的税制变迁;改变收入分配状态的税制变迁;重新配置经济机会的税制变迁;使生产效率和社会福利降低的税制变迁。
一、使生产效率提高的税制变迁
(一)使生产效率提高的税制变迁的基本界定
使生产效率提高的税制变迁是指税制变迁在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发生改变，从而毫无争议地提高生产效率，即达到帕累托效率改进。
“侵占”产权收益的税收，其制度变迁如何引致社会财富毫无争议地增加?其间的衍生过程是：通过税制变迁，使相应的制度安排发生变化，并通过对产权界定的进一步明晰，以及做出有益于产权激励的界定而提高产权收益。从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向右上方移动，使各种产权主体在税制变迁中的生产效率均得以提高。也就是说，这一类税制变迁在使社会总所得提高的同时，社会中所有利益主体的收益都或多或少地有所提高。
随着税制的变迁，产权收益得以提高，生产可能性曲线从S1S2，与更高水平的无差异曲线相切，社会生产的均衡点从Q1Q2，Q2点比Q1点生产更多的a商品和B商品，社会整体所得提高。S1向S2的移动可能是平移，可能是以生产可能性曲线与横轴或纵轴的交点为中心旋转，也可能是向右上方的不规则移动。这取决于税制所引致的产权界定和结构优化所表现出来的生产效率提高的水平和结构。但无论如何，Q2点比Q1点生产更多的产品，这是这一类税制变迁的特征。
(二)使生产效率提高的税制变迁的现实演进和诱因分析
直观地看，税制变迁所引致的生产效率的提高便是以轻税替代重税，因而产权激励递增，导致生产效率提高。进一步分析会涉及比较复杂的过程，也不仅仅是税收负担减轻的问题。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制度，税制从一种受到广泛置疑的状态演变为一种被广泛认同的状态(这一过程中有可能并不伴随税负的减轻，甚至还可能增加)。这样的税制变迁也能提高产权激励，从而提高社会总所得。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一演进中，轻税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
在理想状态下，税制变迁引致生产效率的提高，其诱因无非有三个：第一，社会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变化，税收制度变迁将资源从相对稀缺的领域诱向稀缺程度较低的领域，生产效率得以提高;第二，在资源相对稀缺性不变的前提下，通过税制变迁，使产权结构被导向更优的状态，从而提高产权激励，生产效率提高;第三，政府经由税制变迁，负担起那些对社会经济发展而言所必需，而个人难以提供的物品和服务，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使生产效率得以提高。
生态税收制度篇5
随着生态系统的退化，作为解决市场失灵造成的环境负外部性的生态补偿和环境税费制度成为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政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积极“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构建“两型社会”。长期以来，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了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性，但是忽视了财税政策与生态补偿的逻辑关系。当前制约生态补偿的重要问题就是缺乏资金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当前，基于市场手段的环境规制成为改善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环境税费改革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举措之一，也是生态补偿的重要资金来源和激励措施。学术界围绕环境税的“绿色红利”和“效率红利”的“双重红利”假说展开了积极讨论，大多承认改善环境质量的“绿色红利”，而关于是否具备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率红利”仍持有异议。毋庸置疑，环境税可以通过资金配置和行为激励实现生态补偿效应，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对实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需要将生态补偿和环境税制的完善联系起来，充分发挥环境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生态补偿效应和协调作用。但是目前我国的环境税制不完善，征管体系复杂，尚未形成一套独立的环境税制度体系。因此，本文以环境税的生态补偿效应为切入点，分析我国现行环境税制的实践情况，指出我国环境税制度的改革方向，为设计完善的环境税收体系提供借鉴意义。
二、环境税的生态补偿效应分析
生态环境的恶化要求尽快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而环境税的征收对生态补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关环境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环境税是指为了限制污染、保护环境，针对污染和生态破坏等环境不友好行为对污染主体征收的特别税种[1]；广义的环境税是指政府为实现生态环境目标，通过调节纳税人环境行为而征收的包括污染排放税、资源税、为实现特定环境目的筹集资金的税收、调节与环境相关的经济活动性质和规模的税收手段[2]。除了包括狭义环境税，还包括流转税、所得税和行为税中包含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税收规定(融入式环境税制)[3]。笔者认为，环境税是通过将环境成本内化以纠正污染行为的经济手段，能有效改变无偿使用环境资源的做法，优化市场机制的生态资源配置作用，是调节社会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措施。生态补偿是为解决市场失灵产生的环境效益外部性，激励补偿主体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工具集，包括针对生态环境破坏者的收费和对生态环境保护者的补贴。充足的生态补偿资金是充分发挥生态补偿效果的保障，主要包括基础性补偿基金和激励性补偿基金两部分。目前，我国生态补偿实行以国家为主的政府投资或转移支付模式，横向补偿机制缺失，未充分实现规制与市场的结合，资金募集不足成为开展生态补偿的主要障碍。另外，生态补偿作为一种激励机制，目的在于为环境保护者提供积极激励，而生态保护是有条件的，受利润最大化和绿色技术落后等约束，生态补偿的效果不理想，导致效率低下也成为生态补偿的关键问题之一。
因此，充分发挥政府规制和市场调节的优势作用，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实现生态补偿目的的有效途径。而环境税的征收就是一种基于市场手段的环境规制政策，对生态补偿资金的募集和分配、补偿主体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都有着积极的作用，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的存在就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国际上很早就提出了环境税的“双重红利”假设，第一重红利“绿色红利”是指环境税能起到保护环境、提高环境质量的作用；第二重红利“蓝色红利”是指环境税能提高效率，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双重红利”理论最早来源于tullock提出的“额外收益”理论[4]。pearce(1991)[5]在研究碳税效率价值时正式提出环境税双重红利的定义，认为环境税既可以改善环境质量也可以减少超额税负的扭曲性。我国也有学者研究了环境的“双重红利”假说。李洪心和付伯颖(2004)[6]论证了环境保护税的“双重红利”效应假说的可行性。杨志勇和何代欣(2011)[7]认为环境税除了筹措收入保护环境，也要降低其他税种税负，提高整体税制效率，因此“双重红利”的假说与宏观税负密切相关。俞杰(2013)[8]认为“环境税实施的总福利效应”=“基本福利效应”+“收入循环效应”-“税收相互作用效应”，后两个效应的强弱对比是决定第二重红利存在的关键。陈豹等(2013)[9]认为我国的环境税在短期内应以实现绿色红利为直接目标，长期内保证税收中性，创造条件实现蓝色红利。通过现有文献来看，建立完善的环境税制一方面可以增加财政；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外部成本的内部化，实现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统一，约束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激励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以降低排污量，以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效率。
环境税和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是外部性理论，基本原则是可持续发展，有利于解决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等的问题，以矫正纳税人经济行为。环境税作为调控社会经济的市场工具，通过设计合理的税率和税收优惠，平衡税收负担，迫使污染主体改变粗放的经营模式，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另外，环境税除了加重污染企业的税负，迫使其减轻污染之外，还可以增加政府的税收收入，并通过设置环保专项资金，更加合理地配置资源。因此，环境税作为保护环境的政府规制政策，具有资金配置和行为激励的功能。政府通过征收环境税筹集资金，根据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以纵向和横向的政府投资、转移支付、补贴等形式，进行资金的重新分配，为生态补偿提供资金保障。同时，通过征收环境税，使得污染主体转向环境友好行为，积极进行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开展清洁生产。因此，环境税不仅为生态补偿募集充足的资金，而且通过行为激励促使污染企业积极调整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态补偿效率。从长期来看，征收环境税会改善环境质量，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协调可持续发展[10]。环境税是政府用以解决资源利用率低下，改善环境质量，保护生态平衡，进行优胜劣汰选择，实现生态补偿效果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政策。
三、我国现行环境税费实践及生态补偿约束
1.我国现行环境税费实践情况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独立的环境税和完整的环境税体系，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主要体现为征收环境保护费和融入式环境税制，即在增值税、所得税、消费税等融入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以及针对生产或者消费环境不友好产品或行为设置多个小税种，以环境保护进行生态补偿。
(1)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收费
我国现行环保收费主要包括排污性收费和补偿性收费，具体有排污费、污染治理费、生态环境补偿费、机动车尾气检测收费、矿产资源补偿费、水资源费和土地使用费等等。排污收费主要针对排放废水、废气、固体污染物、噪声等按照一定标准收费。补偿性收费主要涉及污染、流域水资源、森林生态环境、矿产资源开发等。流域水资源补偿主要用于水土保持、土地机会成本补偿等上游环境保护；矿产资源开发和矿区使用补偿费的70%以上用于矿产资源勘查；森林生态环境补偿费主要用于森林防护。
(2)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税收制度
我国现行税收体制中的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财产行为税以及多个小税种都涉及环保规定①。
①增值税
a.免征：针对自产的以建(构)筑废物、煤矸石为原料(≥90%)生产的建筑砂石骨料；垃圾和污泥处理劳务；对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委托自来水厂收取的污水处理费。
B.低税率：销售或者进口自来水、暖气、冷气、热水、煤气、石油液化气、天然气、沼气、居民用煤炭制品、化肥、农药、农膜等适用13%的低税率。
C.即征即退100%：利用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余热、余压(100%)生产的电力或热力；以三剩物、次小薪材等(≥80%)、污水处理后产生的污泥(≥90%)、油田采油过程中产生的油污泥(≥60%)，包括利用上述资源发酵产生的沼气为原料(≥80%)生产的电力、热力、燃料；以废弃的动植物油为原料(≥90%)生产的饲料级混合油；以回收的废矿物油为原料(≥90%)生产的工业油料；以油田采油过程中产生的油污泥为原料(≥70%)生产的乳化油调和剂及防水卷材辅料产品；以人发为原料(≥90%)生产的假发。
D.即征即退80%：以三剩物、次小薪材和农作物秸秆等3类农林剩余物为原料生产的木(竹、秸秆)纤维板和刨花板等；以沙柳为原料生产的箱板纸。
e.即征即退50%：以蔗渣为原料(≥70%)生产的蔗渣浆及各类纸制品；以粉煤灰、煤矸石为原料(≥25%)生产的氧化铝、活性硅酸钙；利用污泥(≥90%)生产的污泥微生物蛋白；以煤矸石为原料生产的瓷绝缘子(≥30%)、煅烧高岭土(≥90%)；以废旧电池、烟尘灰、熔炼渣、报废汽车等为原料(≥90%)生产的金、银、铜、铅、硒、铂族等金属；以废旧石墨为原料(≥90%)生产的石墨异形件、石墨粉等。
增值税法规定的优惠政策，旨在鼓励清洁能源和环保产品，促使企业综合利用废旧资源、循环使用、变废为宝，提高资源利用率。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后，有效调动了企业技术创新和设备改造的积极性，为企业节能减排、减少污染排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②所得税
a.企业所得税：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减排项目所得，自获利年度起“三免三减半”；共生、伴生矿产资源，废水、废气和废渣，再生资源等资源作为主要原材料，生产非国家限制和禁止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可以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投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和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的10%可以抵免企业本纳税年度的应纳企业所得税；本纳税年度的应纳企业所得税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规定提取的用于环境保护、生态恢复等方面的专项资金，准予扣除。对国家重点扶持的it行业实行8%的最低税率，税收优惠改按行业的不同实行18%-25%的差别税率，准许特定公益捐款在所得税缴纳以前予以扣除。
企业所得税的上述规定有利于增强企业自我创新的能力，进一步加大环境保护力度。
B.个人所得税：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免纳个人所得税。
所得税通过鼓励企业利用废旧资源，推动绿色技术进步提高效率，实现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减轻环境污染的效果。
③消费税
在消费税税目中9种属于污染环境的应税消费品，比如鞭炮、焰火、木质筷子、成品油、摩托车、小汽车等。对于成品油从量征税，且汽油按照是否含铅设定不同税率；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按5%税率从价征税；摩托车、小汽车按气缸容量从价征税；游艇按10%税率从价征税；对汽车子母轮胎免征消费税，翻新轮胎停征消费税。
在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额外征收消费税，可起到限制污染的作用，体现了调节消费导向，抑制超前消费的政策倾向。消费税的调整有利于减少空气污染和资源过度使用，实现生态环境保护效应。
④关税
制定了鼓励企业使用先进环保产品、促进高科技环保设备研发的税收优惠，如环保用有机、无机和生物膜开发与生产；废气、废液、废渣综合利用和处置、处理等。对木浆、焦炭、铁合金、钢坯、部分钢材等高能耗、高污染开征或进一步提高了出口关税税率。
⑤其他税种
a.资源税：资源税征税范围主要包括石油、煤炭、天然气、金属类矿产、非金属类矿产以及盐等。原油、天然气按销售额从价征税；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按销售数量从量征税，并逐步开展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试点。资源税由从量计征逐步转向从价计征征收，导致企业成本增加并向消费者转嫁，有利于计量对资源的精细化管理，有利于国有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节约，调节资源级差收入。此外，资源税改革也促进了清洁资源的替代使用，激励了清洁技术的研发，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
B.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是对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内对土地持有和使用环节按使用面积定额征收的税种。能适当调节城镇土地级差收入。耕地占用税是指对改变耕地用途在各地区按实际占用面积定额征税，目的在于保护耕地，促使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
C.城建税：城建税是为了加强城市的维护建设，按纳税人所在地分为市区、县城或镇，非市区、县城或镇三类采用不同税率，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为依据征收的税，具有专款专用的特点。城建税在环境治理资金筹集、改善城市环境质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D.车船税：车船税是对对依法应当在我国车船管理部门登记的车船(除规定减免的车船外)每年按定额税率征收的税，有利于进行交通设施建设，并促进环保工作的开展。
e.车辆购置税：对购置纳入征税范围的车辆按10%税率从价实行一次性征税。
上述独立税种能积极引导绿色生产和消费，保护环境、促进生态补偿工作的开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环境税费制度体现了节约和合理利用资源、限制污染、保护环境的政策倾向，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但是，目前的环境税制还不够系统和完善，设计的条目繁多，操作复杂，在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
2.我国环境税制实现生态补偿的约束
虽然我国为鼓励生态保护而积极进行税制改革，但是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调控体系，与环保有关的税收政策不健全、税收优惠措施比较单一，缺少专门的环境税，调节范围较窄，缺乏针对性，政策落实不到位，措施效果不明显，在生态补偿效应方面还存在很多约束。
(1)尚未设立“生态补偿”导向明确的独立环境税种
我国目前的环境税费制度在制度设计上并不都以促进环保为目标，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经济效益，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环境保护是派生出来的，只是体现了一种间接生态补偿理念。虽然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都设置了针对环境破坏行为的环境税，而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为破坏环境课征的专门税种，仅仅在几大税种当中融入了环保税收，或者通过个别小税种调节市场主体的污染行为，缺乏绿色税制体系，弱化了税收在环保和生态补偿方面的作用，也无法保证稳定的保护环境的收入来源和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环保投入大多依赖国债资金等，导致生态补偿资金匮乏。另外，现行环境税制税收优惠主要限于减免，缺少针对性和灵活性，没有体现出生态补偿的区域税收优惠，难以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对企业和消费者的生态补偿行为激励作用也不明显，不能最大程度地引导市场主体的绿色行为选择。
(2)设计存在缺陷，导致“生态补偿”涉及面过窄
我国现有环境税制设计存在缺陷，调节面较窄，只是零散地存在于其他税种当中，采用了一种融入式环境税制，我国现行环境税制缺乏系统性。在设计之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生态补偿的效果，但是在环保方面的考虑不充分，前瞻性不够，只是在鼓励利用“三废”、鼓励节能减排和节约资源等方面有些单项规定，没有起到调节经济发展和环保行为的作用。该税制限制条件也多，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纳税人的实际税收负担受到影响，破坏了“税收中性”原则，产生了“惩罚过重”和“惩罚过轻”并存的现象。甚至存在一些对生态环境有负效应的规定，例如，几乎没有涉及无偿占有和滥采资源方面的规定等。因此，现有的融入式环境税制难以在更大范围发挥环保作用，导致生态补偿涉及面过窄。
(3)管理体制落实不到位，弱化了“生态补偿”效果
我国环境税制的征管体系缺乏统一规划，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政府在环保方面的职能越位与缺位并存。长期以来，中央整体调控能力被弱化，环保部门、国土资源部门、综合管理部门等部门分割、多头管理、收费项目乱，机构形同虚设，造成管理体制不到位。另外，环境税制体系不健全，执法不严，受害者权益难维护，淡化了环境破坏者的责任。由于管制力度不够，不能充分体现和严格落实“预防为主”的环保原则，大大弱化了“生态补偿”效果。
因此，必须强化环境税制体系的“生态补偿”理念，建立独立的环境税，弥补融入式环境税制的不足，完善环境税制的管理体系，为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筹集稳定的资金，提高生态补偿效率，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
四、我国环境税制度的改革方向
1.我国环境税制改革的原则
第一，改革我国的环境税制应该实际出发。在设计具体的环境税制时，既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更要结合我国国情和具体的环境污染情况，不能照抄照搬，应建立适合我国自身情况的环境税制。
第二，环境税的建立和实施要循序渐进。可以先选择某些重点行业和污染源、少数能源种类、易于征管的对象入手，然后总结经验，等到条件成熟以后再逐步推广，扩大环境税的征收范围、逐渐小幅度提升税率。
第三，实现税收中性的原则。我国推行环境税要采取一些税收中性政策，不增加纳税主体的额外税收负担的情况下，保证环境税的顺利推进。
2.建立健全环境税制体系，明确“生态补偿”理念
为了应对复杂的税费改革，纠正税收对经济的扭曲，积极进行“费改税”，将环境污染收费融入现有税种或者改为独立税种，更能体现环保政策导向，强化地方财政的自我平衡能力，为生态补偿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和行为激励，取得公平合理的效果，设计更加完善和有效的环境税制度。
(1)积极实施“费改税”，完善融入式环境税制
一方面，现行排污收费缺乏强制性和规范性，操作困难且拖欠现象严重，导致环保资金严重不足。因此有必要改费为税，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完善其他税收的相关政策，解决政出多门问题。另一方面，虽然融入式的环境税模式外部性矫正功能弱，但是操作相对简单，在节约税制设计和征管成本方面比独立税制具有优势，从目前来看融入式环境税制仍占主导地位，因此需要在均衡宏观税负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和完善，进行结构优化。例如，在消费税的设计过程中进一步扩大具有环保导向的征税范围、提高税率、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准确定位资源税、扩大涵盖范围、制定合理的计税依据和收益分配导向。
(2)建立独立的环境税
鉴于独立环境税具有独特的优势，“绿色红利”是环境税改革的直接目标，有助于实现负外部性的内部化，保障生产的社会均衡，形成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另外也有助于积极创造实现“蓝色红利”的条件，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和谐发展。环境税具有增加收入和行为矫正的双重功能，在筹集充足的“生态补偿”资金的同时，积极引导企业和消费者的生态补偿行为，向生态补偿目的靠拢，以提高生态补偿的效率。因此应逐步展开试点(如征收碳税)，并在技术等条件成熟时，逐步由融入式环境税制过渡到独立的环境税(如生态补偿税)，实现稳步过渡。在具体的模式设计中既要继续增强资源税的环境保护功能，加大消费税和所得税对环境保护调节力度，体现增值税和车船税可持续的税收理念，充分发挥融入式环境税制的优势作用；更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开征独立的环境税，综合考虑税种、税基、课税对象、纳税人、税率、税收优惠等要素，保持总税负标准实现税收中性，设计既有利于筹集生态补偿资金，又能够激励生态补偿行为的环境税制，以更好地实现生态补偿的效果。
3.完善我国的环境税征管体系，提高“生态补偿”效果
通过建立完善的环境税征管法律体系和征管系统，保证税收征管的强制性和操作性。环境税的征收增加了环保资金，因此要健全税收收入和环保专项资金管理体制，根据承担的生态补偿责任合理安排税收收入的归属，对于跨区域的生态补偿，应由国税局统一征收，并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给具体负责污染和防治任务的地方，简化纳税申报，提高征管效率。同时，通过项目申报、审批的形式，贯彻资金有效使用的原则，根据环保部门列示的生态补偿资金支出项目，建立环保专项资金，并通过公众监督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通过加大技术创新，丰富检测手段，提高税收征管能力；通过合理划分征收管理权限，完善征收、管理和稽查之间的互动机制，明确责权利关系；健全环境税咨询、服务系统，增强税收服务意识，建议采用“环保核定，税务征收”模式，实现强强联合。
此外，还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时调整，体现环境税制的灵活性，加强政府对违规违法行为的惩罚，以及强化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完善辅助支持体系建设，这对于环境税改革和生态补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结束语
环境税是调控经济、社会和环境的重要手段，已经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在优化资源配置、保护环境、推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展着重要的作用，是生态补偿的重要资金来源和行为激励措施。遵循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和税收中性的原则，借鉴发达国家的税制改革经验，设置科学的环境税制体系，明确“生态补偿”理念，调整环境税制结构，完善绿色税制的监管体系，落实环境税的激励机制，逐步建立起一套环境税制的综合体系，能提高环境税的有效性和“生态补偿”效果，这对于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发展转型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生态税收制度篇6
关键词：生态补偿；财税政策；路径分析
生态补偿最早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概念，后被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生态补偿作为保护生态环境的一项经济手段，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并逐步成为环境政策的一个重要领域，其核心内容是生态保护外部成本内部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改善、维护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调整相关利益者因保护或破坏生态环境活动产生的环境利益及其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以内化相关活动产生的外部成本为原则的一种具有经济激励特征的制度。
财税视角下的生态补偿涵义更加广泛，其政策涵义是一种以保护生态服务功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的，运用财政税收手段，调节生态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经济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财税政策是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财税视角下考察生态补偿路径，有助于拓宽生态补偿的理论思路和操作渠道。
一、生态补偿与生态税收政策
生态补偿资金筹措渠道是多方面的，但生态税收收入是其中重要的来源。借鉴国外先进的生态税收建设经验，完善生态税收政策，建立与生态补偿机制相适应的生态税收体系，是税制改革的要求，也是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需要。
(一)完善资源税1拓宽资源课税范围。(1)应扩大资源课税的课征范围，征税范围除包括自然资源中矿产资源(非金属矿原矿、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盐之外，应开征水资源税，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2)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避免和防止生态破坏行为。(3)将稀缺性的可再生资源纳入资源税征税范围。(4)扩大土地征税范围，将在农村占有土地用于非农业生产纳入土地使用税征税范围之中，对于农民居住用地给予税收优惠，平衡城乡之间土地使用税的税收负担。
2建立多层次的资源课税体系。完善的资源课税体系应该涵盖开采者开发资源、生产者耗费资源、消费者消费以资源为原材料而生产的产品及对其产生的废弃物处置的整个过程。可在各个环节，根据各自的特点，设置相应的税种，形成协调统一、目标一致的资源税体系。(1)在开采阶段，可以设置资源税。引导资源的合理开发，限制在资源开采过程中发生“采富弃贫’’的现象。(2)在生产阶段，设置生态税。首先在生产过程中限制使用稀缺资源以及不可再生资源，对以稀缺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为原料进行生产的行为征税；对生产过程中使用替代品行为给与一定的税收优惠。其次根据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限制生产行为对自然环境产生的污染，避免走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走的“先污染，再治理”的弯路。(3)对产品的消费行为，可以通过科学地设置消费税税目，对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进行限制或鼓励，通过引导消费行为，诱导消费方向，间接影响资源品在生产中的运用和资源的开发。这种间接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果更好。(4)对废弃物的处置征收环境保护税，使企业产生的外部成本通过税金的形式集中起来，为国家治理环境提供资金保证。通过上述各环节的协调统一，实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
3合理设计资源课税的计税依据和税率。对资源课税的计税依据和税率的合理配置可以考虑分两个层次进行：首先以开采量为计税依据，设计合理的定额税率，在这一层次主要解决对绝对地租的分配问题。即所有权垄断应取得的收益；然后，再按销售价格为计税依据，设计合理的比例税率，在这一层面上解决相对地租，即经营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将资源课税的计税依据从销售数量改为开采量，使企业积压的资源产品也负担税收，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使企业从关心本企业微观效益角度合理安排资源的开发，引导企业珍惜与节约国家资源，避免过度开采。以销售价格为计税依据，使资源课税的税额随着资源的价格的变动而变动，价格杠杆和税收杠杆相互协调，发挥调节作用。
(二)调整消费税为了增强消费税的环境保护效应，筹措生态补偿资金，应对现行的消费税进行改革。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将天然气、液化气、煤炭等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的能源类产品作为应税消费品；把一些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产品(如电池、杀虫剂、一次性塑料用品等)纳入征税范围，达到以较低的成本刺激厂商或个人减少污染。适当提高含铅汽油的税率，以抑制含铅汽油的消费，推动汽车燃油元铅化进程。在继续实行对不同排气量的小汽车适用差别税率的基础上，应对排气量相同的汽车，视其是否安装尾气净化装置而实行区别对待，并应明确规定对使用“绿色”燃料的汽车免征消费税，以促使消费者和制造商做出有利于降低污染的选择。
(三)开征环境税在生态经济建设过程中，各国都在努力寻求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税制建设的最佳结合点，环境税收政策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各国政府的生态环境税大致可分有以下几种：
1对污染排放物进行课税。征收此类税的目的是利用税收政策限制或禁止某些经济活动。主要税种有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固体废物税、垃圾税等。
2对有污染环境后果和资源消耗较大的产品征税。征收此类税的目的在于通过课税促进企业最大效率地利用能源、燃料和原料，并能回收循环使用，减少废物的遗弃与排放，减轻环保压力，并能节约能源。主要税种有油税、旧轮胎税、饮料容器税等。
3对造成其他社会公害的行为征税。如为了控制噪音对人类生活环境的危害，针对飞机和工业交通所产生的噪音，根据噪声水平和噪声特征征收噪音税；为减少城市交通压力，改善市区环境开征拥挤税。㈨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落实，在我国开征环境税已经非常必要。目前，我国环境税课征对象可暂定为排放的各种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对于一些高污染产品，可以以环境附加税的形式合并到消费税中。在开征环境税的初期，为易于推行，税目划分不宜过细，税率结构也不宜太复杂。可考虑将现行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工业废弃物、城市生活垃圾废弃物、噪音等收费改为征收环境保护税，发挥税收对环保工作的促进作用。
(四)完善排污收费制度
逐步扩大排污收费的范围，将各种污染源纳入收费范围内，制定严格的征收标准，加大收缴力度。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将环境要素成本量化纳入企业生产成本，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的原则，建立公平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
二、优化生态补偿财政投入政策
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态补偿资金丰腴程度不同，补偿能力差别较大，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手段是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是生态补偿最直接的手段，也是最容易实施的手段。
(一)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的几个相关问题
1转移支付规模。在安排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资金时，首先应合理确定转移支付规模，一方面在总量上要有足够的数量保证，解决生态补偿公共支出责任的纵向不平衡和缓解地区间财力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实现各地的基本生态补偿公共支出的均衡；另一方面，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应有上限，如果转移支付规模太大，超出了合理范围，会在资金分配过程中造成交易成本无谓增加和效率损失。财政转移支付的额度应使财政收支的纵向不平衡达到既能保持上级政府的控制力，又使损失的效率最小化。
2转移支付对象。中央的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应在全国范围内根据需要确定重要支持对象。西部和三江上游地区的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对全国的生态安全至关重要，应成为国家财政进行生态补偿的重点地区。各级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实际情况，在本级预算范围内确定辖区内的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对象。
3转移支付结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环境污染情况的加剧，在加大财政调控力度的同时，应优化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的结构。以科学发展为主线，注重加强政策引导，着力推进结构调整、节能减排、自主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构建多层次的生态补偿财政分担体系
1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中央政府在安排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时，主要针对全局性的补偿问题，将全国作为一盘棋，通盘考虑，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益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改进转移支付办法，突出对生态地区的转移支付，设立重点生态区的专项资金和西部生态补偿与生态建设基金。对欠发达县实行税收增量返还和激励性转移支付办法，促进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2省级财政转移支付。省级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应根据本省具体情况，合理安排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向、规模，明确投资重点、分配使用原则和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等内容。重点是对重要生态功能区的支持，关注本省欠发达地区的生态补偿的落实。设立环境整治与保护专项资金，整合现有市级财政转移支付和补助资金。在资金安排使用过程中，市级各部门明确倾斜性的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结合年度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目标责任制考核结果安排项目。根据当地排污总量和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污染物治理成本测算，安排补偿资金的额度，原则上应按上年度辖区内环境污染治理成本的一定比例安排补偿资金。各省、市等地方政府可以就本地区生态环境项目设立地方补偿资金，并可在补偿计划上单列出对物权受限人的补偿。设立这种多层次的补偿资金可以对地方环境保护起到刺激作用，同时形成上下多层的互动机制。
3建立乡镇财政保障制度。首先，针对由于分税制改革带来地方乡镇财政收入减少的现状，县财政通过转移支付补足乡镇生态补偿资金缺口。其次，针对部分乡镇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所做的牺牲，县财政应将增加生态保护补偿预算资金，列入每年度财政预算。
财政投人是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应根据不同的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的要求，以不同的形式，制定不同的财政补偿投入政策，采取不同的措施，加大对环境保护建设的投入力度，补偿维持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公共资金。
(三)建立财政补贴、财政投资有机融合的财政补偿机制
对于外部效应较大的公用设施、能源、交通、农业以及治理大江大河和治理污染等有关国计民生的产业和领域，财政投资应采用直接投资方式进行，以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对于收益率较低的生态保护项目，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有限，应采取财政补贴方式，使这些项目的收益率能够有利于调动投资者参与生态保护项目的积极性。财政补贴的方式可以直接的补贴方式支付给投资于生态保护和生态维护的项目或投资者，也可以隐蔽的财政贴息的方式提供补贴，或者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提供补贴，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三、建立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的配套措施
(一)完善生态补偿法律体系
目前，我国生态补偿的各种法律规定散见于一些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之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生态补偿的基本法律或行政法规，以对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主体、对象、范围、标准、方式、资金来源等作出总体性规定，而且，现行的生态补偿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生态补偿政策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政策与法律相比缺乏安定性、连续性与强制性。
要解决生态服务提供者与受益者之间在环境资源利益分配上的不公平问题，应该尽早实现在生态补偿领域国家层面的立法，明确补偿主体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创建和完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其主要内容就是从法律制度上确立由生态服务功能的受益者支付生态效益的相应费用，解决无偿享有生态服务或环境效益的问题，并弥补生态环境保护者的损失。同时，在法律上进一步完善由生态环境的破坏者承担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负外部性或将外部性成本内部化，并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重罚，提高违法成本。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法律制度作为必不可少的“硬约束”，在生态补偿方面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建立多层次生态补偿资金渠道
除了通过生态税收筹集生态补偿资金外，应使生态补偿资金多元化，为生态补偿提供充足的资金。
1推行绿色金融贷款。合理利用信贷资金，引导信贷资金支持生态补偿项目；有效利用国债这一有利的筹资手段，动用社会闲置资金进行生态补偿，解决资金缺口问题；考虑发行中长期特种生态建设债券或，筹集一定的资金；提高金融开放度、资信度和透明度，保持投资制度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创造良好的条件，积极吸引国外资金直接投资于生态项目的建设。
2完善生态环境治理备用金制度。对新建或正在开采的矿山，应以土地复垦为重点建立生态补偿保证金制度。所有企业都必须在交纳一定数量保证金后才能取得采矿许可，保证金应根据每年生态损害需要治理的成本加以征收，要能满足治理所需全部费用。保证金可以通过地方环境或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征收上缴国家。也可以在银行建立企业生态修复账户、政府监管使用的方式交纳。若开采企业未按规定履行生态补偿义务，政府可动用保证金进行生态治理。
3建立生态补偿与生态保险协调体系。针对生态风险引入生态保险，建立生态风险分散机制，并通过生态保险筹集生态补偿资金。生态保险在保护参保双方利益的同时，对由于环境污染给受害方造成的损失进行赔付，并对保障生态安全的措施进行补充拨款。保险机制可以成为使生态环境损失大大降低的风险调节器与管理手段。这种直接的经济激励机制的应用可以作为对社会与自然相互关系调节的传统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的有益补充，也是污染者付费原则得到实施的生态经济手段。生态保险实质上不仅是用来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而且对投保人来说是生态环境损害的预先安排，保证生态损失发生后能够有效消除损失。
(三)建立财政、税收、环保三部门联动机制
为加强排污费的管理，应完善排污费的核定、征收、使用各环节的规章制度，并建立财政、税收、环保三部门联动机制。排污费由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污染者排污的种类、数量和排污费数额进行核定，地税部门负责代为征收，银行入库，财政统管，从根本上解决环保部门吃排污费的问题，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的新机制。
(四)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社会参与和统一操作平台
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和公民的广泛参与，需要各利益相关方的协调配合和相互监督。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引导、市场机制有效配置、法律法规的约束、伦理道德的规范，建立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社会监督机制、利益协调机制，构建相对统一的政策运行和协作平台，保障我国生态补偿政策体系得以有效实施和完善。
生态税收制度篇7
关键词：绿色税收；重要性；问题；对策
一、绿色税收的内涵
绿色税收是一种环境税，是对投资于防止污染或环境保护的纳税人采取的减免一定程度税收，或征收污染行业和污染物使用税的税收政策。将课税目标的区别作为标准，绿色税收包括污染型税收手段和税收导向型税收手段，分别针对污染、破坏环境行为的惩罚和防治污染、保护资源行为的优惠，将事前警告和激励密切结合，从而实现利用税收手段控制环境恶化、改善生态状况的目标。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绿色税收运用税收价格效应对生产和消费行为进行了有效调控，削弱了污染性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消费者的购买力，激励了环保型产业的建设和发展。就绿色税收的特点来看，绿色税收体现着生态效率的原则，能够改善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同时，绿色税收还能够促进环保成本和环保效益实现对称，将纳税人的环保回报和环保努力调整到正相关的状态，从而彰显了税收的公平性原则。此外，作为国家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绿色税收有着其它调控措施所不具备的优势，既是一种经济手段又是一种法律手段，运行实施相对稳定。
二、我国推行绿色税收的重要性
绿色税收是促进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的重要经济手段，通过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推进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方式，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促进相关环保产业兴起和发展的功能。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迅速普及，绿色税收的实施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于我国来说，推行绿色税收政策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我国环境问题现状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全球环境不断恶化，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的枯竭成为了制约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就我国而言，生态环境问题也同样严峻。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时期，不断加快工业化产业进程、促进经济水平的提高，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任务。然而，受传统落后技术以及对环境资源忽视的影响，我国生态环境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日益枯竭，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因此，必须制定各项战略，采取科学的措施进行环境问题的全面控制管理。其中，绿色税收作为重要的经济手段，是利用税收的方式对生态环境恶化进行的有效改善。因此，绿色税收是我国环境问题现状的必然要求。
2.我国环保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人类行为思想不断发生转变，生态环境对于环保措施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环境保护将管制和命令作为主要手段，在具体的实施中效率水平较低，不能适应现代环境保护的需求。因此，寻求更加科学有效的管理方法势在必行。诸多理论和实践经验表明，绿色税收的开展是对政府环保干预有效性的提高，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环境保护并未作为我国相关税法的重要目标，实施困难大。这就要求必须推行绿色税收，完善绿色税收体系。因此，绿色税收是我国环保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3.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
绿色税收是提高改变国家税收结构，对劳动征税转向对经济活动中使用的自然资源征税，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向生产者和消费者发出正确的市场信息，从而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绿色税收的实施，有利于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
三、我国绿色税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为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顺利实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绿色税收作为促进宏观调控的税收手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现状而言，我国现行的绿色税收制度存在着明显缺陷，绿色税收体系的建设并不完善，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排污费征收严重不足
排污收费制度是我国环保法律规定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虽然对环境污染单位有排污费的征收，但收费标准低于污染的防治费用，使得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投资于防治污染。同时，挤占、挪用、拖欠排污费资金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到污染治理资金的使用效果
2.缺乏独立的绿色税收税种
在我国目前的税收体系中，缺少专门的、具体化的保护环境税种，限制了税收对治理环境污染的能力，弱化了税收在环保方面的作用。同时，也使得专门用于环保的税收收入来源单一，单一收费很难满足日趋严峻的环境形势的资金需求。
3.绿色税种环保特殊功能缺失
我国现行资源税采取从量定额征收，属于级差性质的资源税。同时现行的资源税征税范围过窄，主要是对矿产品开采和盐的生产征税，使水、森林、草原、滩涂、海洋等资源长期处于税收监控之外，导致了这些非税资源的过度消耗和严重浪费。
4.绿色税收优惠形式单一
我国现行的税制在许多税种中都直接或间接地含有环保性质的税收减免优惠，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税收优惠主要以减税和免税为主，形式较为单一。勉强和环保结合，受益面比较窄，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不能起到有效的激励作用。
四、我国绿色税收体系的构建完善
受社会进步的影响，经济的飞速发展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环境污染的恶化、资源需求的增大，使得社会环境问题造成的矛盾愈演愈烈。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建设发展阶段，生态环境问题的突出给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制定实施带来了巨大的考验。因此，绿色税收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势在必行，直接关系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对此，本文对绿色税收体系的构建进行了深入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绿色税收体系的策略。
1.扩大宣传，深化绿色税收理念
作为一种新型税收制度，我国绿色税收的实施尚处于起步阶段，并未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国家政策。因此，为促进我国绿色税收体系的建立，需要从观念上进行转变，使得绿色税收理念深入人心，将社会建设的重点由经济增长的速度转移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上来。这就要求必须扩大宣传，深化绿色税收理念，提高全民的可持续发展意识，转变对劳动征税的传统认识，确立在经济活动中使用自然资源征税的观念，从而为绿色税收的实施提供思想基础。
2.改革现行制度，完善传统税种
面对我国绿色税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促进传统税种的改革。这就要求对现行的资源税、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进行绿色改造。目前，我国大量的自然资源是免税的，这就使得自然资源利用的无成本、无代价，导致生态失衡，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要扩大资源税和消费税的课税范围，降低自然资源的损耗。同时，要调整现行增值税中有关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规定，并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活动，重视环境保护新产品的开发。
3.开征环保税，增设污染控制型税种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税收的实施具有规范性和有效性的优势，比收费政策更具约束力。因此，要开征环保税，将排污收费转变为税收的形式进行征收，从而实现对污染企业拖欠和拒交排污费现象的有效控制。可以从水污染税和大气污染税两个方面进行税种增设，并将环保税定位在共享税上，将环保税款制定为环保专项基金，用于污染源头的治理和专门环保设施的设立，为科研部门提供研究经费，研发用于节约资源和降低污染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
4.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税收优惠政策是绿色税收中对环保行为的激励，能够对企业行为进行正确导向，促进环保型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从而减少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因此，要完善税收优惠政策，调整企业所得税政策，对企业在环保方面的投资实行税收减免，调整增值税，将环保设备的销售纳入增值税的免税范围，鼓励环保行为。同时，要调整营业税、关税、财产税等相关税种，给予从事环保高新技术开发的科研人员相应的税收优惠，促进有利于生态保护资源产品的进口，实现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的目标。
五、结语
在当今社会，面对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全球环境问题的加剧，绿色税收体系的建立是促进环境污染控制、保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对于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构建和谐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我国绿色税收体系的建设并不完善，现行的相关税收制度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缺陷。因此，必须对原有的税收政策进行科学合理的改革和完善，开征新的环保型税种，并不断加大贯彻和实施的力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税收体系，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制度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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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税收制度篇8
[关键词]生态税收；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税；生态税收优惠
生态税收又称绿色税收、环境税收，是指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各种税收的总称，包括一切对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有作用的税种和税收条款，甚至可以包括各种法定征收的费用。在国外的文献中，虽然生态税收的名称不少，但研究的内容是一致的，即如何通过税收手段来实现对环境与资源的保护。可见生态税收的含义是十分广泛的，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单个税种，而是由多个税种和多项税收措施组成的科学、完整的税收法律体系。它是与流转税、所得税并列的一个大类。生态税收体系具体有以下内容：一是税收限制。即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资源的特定行为和产品征税，如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碳税、垃圾税、水污染税、噪音税、开采税等。二是税收引导。即利用税收优惠与鼓励措施引导投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目前国际上采用的生态税收优惠措施主要有减税、免税、投资抵免、加速折旧、提取公积金等。税收限制是一种事后的惩罚，带有消极性与被动性；税收优惠则是事前的鼓励，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是，由于征税所得款项都必须依法用于治理相应的环境污染，使得征税的消极性和被动性相对减弱。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制止了污染物的排放，同时也为环保事业提供了专项资金。鉴于此，在生态税收体系中征税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税收优惠则只能作为配套措施来运用。
一、我国生态税费政策的现实考察
（一）生态税费政策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成绩，但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瓶颈之一。虽然目前我国并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生态税收，但近年来采取的一系列具有生态价值的税费政策，与政府的其他政策措施相配合，在减少或消除环境污染、加强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环境污染行为实行排污收费制度。二是当初并非为了生态目的，而实际上却具有生态效果的税种，如资源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三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减少污染行为而采取的分散在其他税种中的税收优惠措施，如增值税对综合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适用低税率或者给予免税优惠；企业所得税对环保企业给予的税收优惠；农业税对改良土壤、提高地力、增加肥力、植树造林等有助于环境保护的农业生产活动给予税收优惠，等等。上述税费政策通过采取税收限制与税收优惠相结合的办法，形成了限制污染、鼓励保护环境与资源的政策导向。但是，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相对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税收在环保方面应有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有效发挥，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二）生态税费政策问题分析
1主体税种缺位，环保资金难保证。随着环境污染程度的加剧和污染范围的扩大，治理与改善环境状况的任务日益艰巨，要求财政提供的资金不断增加。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在保护环境的各项措施中，税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征收环境保护税则是筹集环保资金的最有效方法。然而，我国现行税法中却没有以保护环境为目的针对污染行为和产品课税的专门性税种，即环境保护税（以下简称环保税），环保资金主要通过征收排污费筹集。环保税在整个生态税收体系中应处于主体地位，该税种的缺位既限制了税收对污染、破坏环境行为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用于环境保护的税收收入来源，而单纯依靠收费筹集的环保资金已经很难满足日趋严峻的环境形势的需求，开征环保税已势在必行。
2排污收费制度立法层次低，征管不到位。我国的排污收费工作始于1982年，虽然2003年对1982年的《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进行了修订，重新颁布了《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排污收费制度，进一步规范了排污费的征收、使用、管理，使新的排污收费制度出现了一些新的重大变化，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1）立法层次低，征收不规范。作为辅助行政手段运用的排污收费属于政府行为，立法层次低，权威性差。在大量的乱收费和乱摊派使企业负担能力很低的情况下，排污费难免会使污染者认为是在承担政府的某种“摊派”，因而产生抵触心理。再加之征收工作缺乏刚性，随意性强，征管不到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普遍存在。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议价收费”、“感情收费”等不正常的现象，大大降低了其应有的调节作用。（2）对拒缴和挪用排污费者的处罚力度不够。《条例》规定对逾期拒不缴纳排污费的，处以应缴纳排污费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这样规定罚款的额度明显过轻。对于追求利润的企业来说，缴纳排污费比起对环保的投资依然少得多，所以他们宁可缴纳排污费或罚款来代替对环保的投资。同时该罚款数额与《税收征管法》的不缴或少缴税款的处以50%以上5倍以下罚款的规定也不一致。此外，《条例》对环保专项资金使用者不按批准用途使用的行为，仅仅规定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剥夺其10年申请专项资金的权利，并处以挪用资金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这也是极其微弱的处罚。因为作为挪用者怀着侥幸心理，如果挤占、挪用资金能够产生更大经济效益的话，那么剥夺其申请权利就无足轻重了。
3相关税种设计时环保因素考虑不够，生态功能难以有效发挥。（1）资源税。首先，性质定位不合理。按照征收目的的不同资源税可分为一般资源税和级差资源税两种。一般资源税是对占用开发国有自然资源者普遍征收的一种税，目的是通过对国有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达到政府保护资源和限制资源开采的意图。级差资源税是对占用开发国有自然资源者因资源条件差异获得的级差收入而征收的一种税，目的是通过调节资源级差收入为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外部条件。由于大多数自然资源属于公共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往往因不需要或很少需要支付费用而过度使用，因此，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资源和合理利用资源，其他国家的资源税多采用普遍征收为主、级差调节为辅的原则。我国现行资源税的指导思想为“调节级差与普遍征收相结合”，但实际上却以调节级差收入为主，属于级差性质的资源税。这种性质定位不仅与世界潮流相悖，而且由于其没有给出资源价格，不能将资源开采的社会成本内部化，因而极大地限制了资源税作用的有效发挥。其次，征税范围过窄。我国现行资源税只对矿产品开采和盐的生产征税，使大量具有生态价值的水、森林、草原、滩涂等资源长期处于税收监控之外。这不仅与公平税负原则不符，同时也使利用资源生产的后续产品的比价极不合理，从而导致了非税资源的过度消耗和严重浪费。第三，税额设置不合理。由于历史的原因，资源税单位税额设置偏低，而且纳税人具体适用的税额主要取决于资源的开采条件，而与该资源开采造成的环境影响无关，弱化了税收对资源的保护作用。第四，计税依据有待调整。现行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是纳税人开采和生产应税资源的销售数量或使用数量。这意味着对企业已经开采而未销售或使用的应税资源不征税，直接鼓励了企业和个人对资源的无序开采，造成了资源的积压和浪费。（2）消费税。消费税设立之初并没有考虑消费应税产品的行为所产生的外部环境成本，但在统一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再叠加征收一道消费税，以及对含铅与不含铅汽油实行差别税率和对生产、销售达到低污染排放值的小轿车、越野车和小客车实行税额减征等，确实体现了限制污染的税收意图。但是，消费税征税对象限于5大类、11种消费品，其中与环境有关的仅有8种，课税范围过窄，一些容易给环境带来污染的消费品没有列入征税范围，如电池、氟利昂、化肥、一次性产品（相机、剃刀、饮料容器、塑料袋）以及煤炭等，这对环境的保护也是极其不利的。（3）城市维护建设税和车船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是以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的实缴税额为计税依据，专门为城市维护建设（包括环境治理）而征收的一种地方税。税款具有专款专用的特点。但此税主要依赖于上述三税，税基不稳定。若三税减免，必然会减少城市维护建设税，从而影响环境保护的资金来源。在车船使用税中则规定机动车船主要按辆或载重吨位征收，而对车辆由于性能、油耗和尾气排放量的不同对环境损害程度的差异等因素则不予考虑，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与车辆对环境的污染程度没有关系。此外，由于车船使用税征收额度较轻，实际操作中很难起到缓解交通拥挤和减轻大气污染的作用，而需要更多地使用交通管制手段。
4生态税收优惠形式单一，整体协调性差。我国现行税制在流转税、所得税和其他税种中直接或间接地含有环保性质的税收优惠，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也存在以下弊端：（1）税收优惠在形式上过于单一，仅限于减税与免税，受益面较窄，且缺乏明显的针对性与灵活性，影响了税收优惠措施的实施效果。（2）分散在某些税种中的生态税收优惠措施过于零星、分散，大多为临时性、阶段性的保护政策，缺乏系统性与前瞻性。有些税收优惠措施在扶持或保护一些产业或部门利益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却起了负面作用。如增值税中为支持农业发展，规定对农膜、农药尤其是剧毒农药实行低税率等。
二、构建我国生态税制的模式取向
（一）对排污收费实行费改税，开征专门的环境保护税
根据中央“清费立税”的精神，对现行排污收费制度进行税收化改造，提升其立法层次，开征专门的环保税。在实行费改税的过程中应注意把握以下几个问题：（1）征税范围要合理。鉴于我国当前首要的生态环保目标应是扭转水污染、大气污染及工业固体废物污染不断加剧的趋势，因此，应首先选择工业污水、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工业固体垃圾以及超过国家环保标准的噪声作为课税对象，待条件成熟后，再进一步扩大征税范围。（2）税基确定要准确。可借鉴国外的通行做法，以污染物的排放量及浓度作为税基，即按照纳税人某种活动所产生污染物的实际数值或估计值来计税。这样做一方面可直接刺激企业改进治污技术，减少其废物排放；另一方面这种以排污量为税基的做法使企业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治污方式，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3）税率制定要适中。税率不宜订得过高，以免抑制生产活动，导致社会为“过分”清洁而付出太高的代价；也不能过低，否则其调控功能将难以有效发挥。因此，最优税率应使企业的边际控制成本与边际社会损失成本相等。可采用弹性定额税率从量计征，以便使防治污染的总成本在每一时期都能趋于最小化。（4）税收征管选择要科学。可作为地方税，由地方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管理。各级政府应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严禁挤占挪用，确保环保资金的使用效益，真正做到“取之于环保，用之于环保，造福于社会。”同时，应加强环保部门与税务部门之间的联系，明确各自职责。环保部门负责定期对污染源进行监测，及时向税务部门提供计税信息，而税务部门则负责税款的征缴。（5）惩罚力度要加大。对违法者惩处一定要严厉，使拒缴税款和挪用环保专项资金的风险远远大于其收益。建议对上述违法行为统一适用《税收征管法》，实现与征管法的有效衔接。
（二）改革相关税种，增强其环保功能
1改革资源税。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确立普遍征收为主的征收机制。建立一般性质的资源税，弱化其原有的调节级差收益的功能，向所有自然资源开采、生产单位和个人普遍征收，并合理确定资源的价格，最终实现政府通过征税调节自然资源的供给和需求，进而影响自然资源配置的目的。（2）扩大征收范围。首先应将水资源、森林资源和草场资源纳入征税范围，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和森林、草场资源的生态破坏问题。待条件成熟后，再将其他资源（如土地、海洋、地热、动植物等）纳入征收范围。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对土地课征的税种属于资源性质，为了使资源税制更加规范、完善，建议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统一并入资源税中，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只要是采伐、垦荒、兴建工程以及生活设施建设用地等，都应根据土地的地理位置、开发用途、使用期限等情况征收资源税。这将有利于缓解我国人口多与耕地不足之间的矛盾，促进有限的土地资源得到优化配置。（3）调整税率。首先，对铁、煤、石油等非再生的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品实行定额税率与比例税率相结合的复合计税办法，即先在开采或生产环节实行定额税率从量计征，之后在销售环节根据销售价格再实行比例税率从价计征，力争使资源税在节约非再生资源、稀缺资源方面切实发挥作用。对其他资源则仍采用定额税率，统一在开采或生产环节从量计征。其次，对所有应税资源普遍调高单位税额或税率，并适当拉大税档之间的级距。通过提高税负和运用差别税率强化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管理，防止资源的乱采滥用。（4）完善计税依据。对从量定额征收的应税资源的计税数量由销售或使用数量改为实际开采或生产数量，而对是否已经销售或使用则不予考虑。上述做法不仅可以使纳税人能够从自身利益或市场需求出发合理开采资源，提高资源的开发利用率，杜绝损失浪费的现象。同时也便于源头控制，防止税款流失。
2完善消费税。（1）扩大征税范围。将那些用难以降解的材料制造、在使用中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各类包装物品、一次性使用的电池以及会对臭氧层造成破坏的氟利昂等产品列入消费税的课征范围。（2）在继续对不同排气量的小汽车实行差别税率的基础上，对排气量相同的小汽车视其是否安装尾气净化装置而实行区别对待，以体现对具有环保功能的汽车在税收上的优惠，从而促使消费者做出有利于降低污染的消费选择，提高消费税的环境保护效果。（3）提高税率。应对既危害健康又污染环境的香烟、鞭炮、焰火等消费品以及用引起公害的不可再生资源为原料生产加工的汽油、柴油等消费品课以重税。
3改革其他相关税种。改革城市维护建设税，首先将其由附加税改为独立税，使其拥有独立的税基，成为独立的税种；其次，把征税范围扩大到乡镇，税名改为城乡维护建设税。改革车船使用税，首先应统一现行的车船使用税和车船牌照使用税为车船税，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财产税税种；其次，根据车船污染程度确定不同的差别税率，按污染程度分档征收，并对生产、销售以及购买环保节能型车船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第三，适当提高征收标准，使其缓解交通拥挤和减轻大气污染的生态效用得以充分发挥。
（三）完善税收优惠措施，优化生态税收体系
首先，增加生态税收优惠形式。除继续保留必要的减免税优惠形式外，还应增加投资抵免、加速折旧、提取公积金，充分运用税收优惠手段，合理有效地引导资金流向，激励企业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其次，尽可能取消或调整不利于环保的优惠政策。如取消对能源的不合理补贴；在适当时机取消对农膜、农药特别是剧毒农药的优惠增值税税率的待遇。此外，还应根据我国的环保目标，严禁或严格限制有毒、有害化学品及可能对我国环境造成重大危害产品的进口，大幅提高上述有毒、有害产品的进口关税。
[参考文献]
[1]李兰英对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税收体系的思考[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8）：39-42
生态税收制度篇9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事业单位;财政税收;优化策略
一、经济新常态下事业单位财政税收存在的具体问题
(一)财政税收管理制度不完善一项工作能否扎实有效的推进不仅仅取决于执行者的态度和意志，更多的是依仗外部监督管理机制的强化。当前我国多数事业单位的内部管理相当不规范，财务制度特别是财政税收管理制度多形同虚设，并不能落实到位，且部分事业单位还会将财政税收这方面工作外包给第三方机构，这样就更增加了监督和管理的难度。由于当前我国事业单位财政税收管理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事业单位的财政税收监督效果低下。
(二)财政税收票据管理不规范我国事业单位建立初期的财政税收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并不健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财政税收相关方面虽然取得了进步但也尚不完善，因此，事业单位财务人员多数都缺乏财政税收基本管理和纳税的规范化能力。随着我国经济新常态的逐步形成，这种缺点就更加扩大化，造成了当前我国事业单位票据管理制度不健全，财政税收的相关票据信息出现不真实、不准确、不全面的现象，进而造成财政税收工作的整体性混乱。
(三)非税收入管理不严格不同于其他企业的是，事业单位存在一部分非税收缴纳范围的收入，我国具备执法职能的行政事业单位所收缴的罚款收入按规定需足额上缴至财政而不进行税收缴纳，单位内部不允许截留拖欠。然而，当前我国多数事业单位对非税收入的管理相当不严格，部分单位领导认为单位有权支配这类资金，或故意拖欠和延长资金上缴的时间为单位谋取利益。此外，部分事业单位也存在滥用职权、设小金库、多收费、多罚款的现象，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事业单位非税收入管理方面的监督规范欠缺。
二、经济新常态下事业单位财政税收的优化策略
(一)完善财政税收内部管理制度建设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事业单位要牢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指示精神，针对财政税收内部管理制度不完善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调研，制定科学、完善、系统的财政税收内部管理机制，将财经纪律和纳税纪律切实落实到财政税收内部管理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并建立匹配的实施监督机制，并建立问题反馈通道。此外，事业单位还要聘请三方监督机构进行财政税收监管，增强事业单位财政税收的公信度和公开度。
(二)建立规范化的税收缴纳执行制度和流程针对事业单位财政税收当前票据管理出现的混乱问题，事业单位可以构建规范化的税收缴纳执行制度和流程。首先，事业单位要深入了解税收法律法规，以及各类税种的相关专业知识，掌握税务的界限和概念，进而拟定税收票据管理的相关模式;其次，事业单位要制定税收缴纳票据的“时间表”或“线路图”，规范税收票据的流程，进而将票据管理制度落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工作成员，使管理制度覆盖到每一个角落，确保纳税票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连续性。
(三)严格规范事业单位非税收入管理工作表示:“纪律是执行线路的保证”，任何违规或违法的行为只有通过令行禁止的管理才能够无往而不胜。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事业单位要严格规范非税收入管理工作，明确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责利权”，确定事业单位职权的责任划分，杜绝任何单位拖欠上缴和违规截留的现象发生。
生态税收制度篇10
关键词：税收政策；有效性；制度约束
企业所得税的两法合并与增值税的全面转型，再一次引起人们对税收政策问题的关注。但究竟什么是税收政策?什么是税收政策的有效性?税收政策的有效性有没有制度因素的约束?本文拟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予以分析。
一、税收政策及其有效性的相关概念厘清
税收政策一词的使用频率颇高，但有关税收政策的概念却鲜有定义。本文有关税收政策的概念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并依据公共政策的含义给出。所谓税收政策是指国家以增进社会福利为目的，从全体纳税人取得税收收入时所坚持的原则和所运用的制度。所坚持的原则以一系列的非正式制度(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为约束条件，所运用的制度是法律、法规、规章等正式制度(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税收制度，包括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所谓税收政策的有效性是指税收政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增进社会福利。
二、不同制度因素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不同的制度因素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是不同的。但由于制度因素的多样性，本文有关制度因素的选取只能是选择性的，同时由于制度因素的复杂性和非独立性，有关制度因素的分析会存在交集。下文将主要按照非正式制度、潜规则(兼有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双重特点)、正式制度的逻辑顺序，采用列举法来对一些制度因素及其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予以分析。
(一)国家观及其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1 国家观
掠夺论(或剥削论)认为国家是掠夺或剥削的产物，是统治者掠夺和剥削被统治者的工具。诺思…指出掠夺论下，国家是一个集团或阶级的机构，其职能是代表那个集团或阶级的利益榨取其他选民的收入。掠夺的国家将规定一套所有权使当权集团的收入最大化，而不顾它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有什么影响。奥尔森的匪帮论指出国家是由流动匪帮向常驻匪帮的转变形成的。当一个流动匪帮选择一个地方驻扎下来，以税收代替抢劫并提权保护时，国家便出现了。
与掠夺论的国家观截然不同，契约论认为，国家是公民达成契约的结果，它要为公民服务。巴泽尔以霍布斯的丛林状态作为分析问题的起点，认为在此状态下每个社会成员都同时从事生产、保护和偷窃。个体间关于生产和交换的契约最初依靠个体间的自我执行机制，这种契约的执行缺乏保证，最终那些在暴力上拥有比较优势的个人或团体从中脱颖而出。这种提供保护和保证契约执行的机制就是国家。
掠夺论与契约论所说的国家都能在历史和现实中找到佐证，但它们均不能涵盖历史和现实中的所有国家形式，因而是不全面的。诺思提出了有关国家的“暴力潜能”分配论。该理论的国家观带有掠夺和契约两重性。指出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进行平等分配，便产生契约性的国家；若这样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便产生了掠夺性或剥削性的国家，由此出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即掠夺者(或剥削者)和被掠夺者(或被剥削者)。
2 国家观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掠夺论的国家思想影响深远。若以此国家观为基础来研究税收政策，则用布坎南的话说，它成了一门告诉政府应当如何征税、如何运用征税权……即向政府决策人提供建议的技术。在此背景下，对于公民而言，其缴纳的税收是皇粮国税，只问成本不问收益是合理的。对于相关的研究者而言，其研究的视角是宫廷理财或皇家理财；至于如何约束政府取得收入的问题不需进入此类研究的视野。民主意义的国家以契约论为指导。在此背景下，对税收的理解应该是契约论的、双向的。就纳税人而言，一方面纳税人有向国家依法纳税的义务，另一方面纳税人享有要求和监督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权利；就国家而言，国家有向纳税人征税的权力，但同时国家也有向纳税人提供公共产品和接受纳税人监督的义务。有关契约论下的税收思想，维克塞尔指出，除非人们预期能够从由政府征到的税款支付的产品和服务中得到某些利益，否则无论是在立宪决策阶段还是后立宪阶段，谁也不赞成征税。林达尔更是从“税收价格论”的视角，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理论作为出发点，直接把税收看成是私人部门为了消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向公共部门所支付的价格。从契约的角度来分析税收政策已经被一些学者所接受，但从该角度构建指标体系并进行有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为能有效地构建并测量某一特定对象所承担的税收负担与其所享受的公共产
品之间的联系，应构建每单位公共产品的税收负担率、每单位税收负担的公共产品享受率和每单位税收负担的损失率等指标。这些指标的具体测算公式
每单位公共产品的税收负担率=某一考察对象所承担的税收负担总额/某一考察对象所享受的公共产品价值总额×100％
每单位税收负担的公共产品享受率=某一考察对象所享受的公共产品价值总额/某一考察对象所承担的税收负担总额×100％
每单位税收负担的损失率=1－每单位税收负担的公共产品享受率
契约论指导下的国家观相比掠夺论指导下的国家观更具有民主精神，更能体现理念。但符合上述要求的指标体系目前在各国财政统计资料的实践中尚没有明确。于是和该指标相关的一些信息，比如某一群体所享受的公共产品价值、所承担的税收负担都存在获取资料的困难。这会影响税收负担的有效测量。
(二)多数人强制及其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1多数人强制
既然民主下的国家理论是契约性的，那么从严格意义上讲，作为委托人一方的公民自愿签订合约的前提是，任何一位公民不会受到政府的伤害或损害，同时确保政府对所有公民也一视同仁，全部政治决策都是按照一致同意的规则做出。这一思想也是维克塞尔的自愿交换理论所要体现的，每一项公共活动的安排，没有哪个人可以被强制，既不会被某个称为“政府”的实体，也不会被某个选区中其他一些个人组成的某个同盟所强制。得到公众批准的每项活动，必然体现为一种完全多边交易的结果，其纯收益为所有各方享有。全体一致的民主是最大的民主，但在现实中要执行它却代价不菲。盛洪指出这种规则据说只有在波兰议会中曾存在过，但从来没有通过任何议案。由于一致同意规则的近乎不可行，即使在民主下，公共决策也只能采用多数规则。多数规则并非天然合理，在人们所熟悉的实行多数通过规则的世界，政治权力的行使确实涉及行使强制的能力。当做出决定的多数否决少数的欲念时，一些公民对另一些公民实行了强制。
2多数人强制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目前，世界各国税制有关税种的构成主要有以下几大类：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行为税和资源税等。总体而言，资源税的纳税人所具备的不确定性较前四类要小，并且资源税的纳税人在纳税总人数中所占的比重较小。基于这样的特点，在资源税问题上容易产生多数人强制。举例甲国规定对所有矿产资源征税。a、b、c、d、e为甲国所辖的五个省区。a地为富矿区，其余四地为贫矿区。有关资源税的征税主要有以下需要选择的问题：(1)征税权的归属(假设税收使用权的归属与征税权的归属相统一，不存在转移支付)。(2)征税率的高低。在这两个问题上具体选取何种方式取决于五个省区的共同投票，适用多数规则。投票结果如表1(1、2、3、4表示投票偏好顺序)：
依据投票结果，资源税最终会以80％的第一支持率实行中央低税。然而，在这种看似民主的决策程序背后隐藏着的却是a省区的几多无奈和辛酸。成本由自己承担，收益却由大家分享。这种征税模式最终会使a省区陷入资源过度开采、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经济发展落后的泥潭而难以自拔。在确定税收政策特别是资源税的税收政策时，若忽视成本与收益的配比原则，多数规则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三)集体行动的逻辑及其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1 集体行动的逻辑
传统的利益集团理论认为，经济人会通过结成利益集团来谋求个人不能通过纯粹的个人行动所取得的利益。奥尔森对以上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他指出集团或组织的基本功能是向其全体成员提供不可分割的、普遍的利益，该利益是一种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共品或集体物品。由于存在“搭便车”的行为，个人的投入与产出并非同步增长，有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因此，集团的规模与其成员的个人行为和集团行动的效果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小集团由于规模小、成员少、联系起来成本少，因此小集团相对大集团来说更容易形成行动的一致性。此外，奥尔森对集体利益作了区分：一种是相容性的，另一种是排他性的。前者指的是利益主体在追求利益时是相互包容的，利益主体之间是种零和博弈；后者指的是利益主体在追求利益时是相互排斥的，利益主体之间是种零和博弈。尽管相容性集团实现其共同利益比排他性利益集团容易，但是，相容性利益集团却不一定能够实现其共同利益。其主要原因是，集团成员存在“搭便车”的行为倾向，因此集团必须要解决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为此，奥尔森提出了一种动力机制——有选择性的激励。所谓有选择性是指它要求对集团的每一个成员区别对待。对那些为集团利益的增加做出贡献的个人予以奖励，对那些集体利益规章制度的违背者予以惩罚。而要做到赏罚分明同样是小集团较大集团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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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集体行动的逻辑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各国在实践中往往实行差别的税收制度。这种差别对待体现在税收制度的各个方面，从税收实体法的纳税人、课税对象、税率、税收减免与优惠到税收程序法的税收惩罚等等。税制中有关实行税收差别对待的原则是税收的公平原则，即同等状况同等对待、不同状况不同对待的税收横向公平原则与税收的纵向公平原则。对两种原则本身并没有太多的置疑，但两种原则的运用有其前提条件，即国家能够对不同的纳税人进行有效的识别。这里有两个难题，一是识别主体本身。国家是由人在实际运作的，而人群体也是一个集团，根据dye的解释，人构成的精英集团并非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大众的典型代表，精英是从经济社会阶层的上层中不按比例地抽取的。因此由国家来对纳税人进行识别是困难的。另一个难题是识别对象。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使自己成为税收差别对待的获利者。有关税收差别对待的相关博弈分析
以税收差别对待在两类集团中的博弈为例。分析同样采用个人主义的原则，以集团中的个人为分析主体，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假设策略a为两类集团采取积极态度争取税收优势，则为获取税收差别对待优势多支付的总成本均为a，多获取的税收总收益均为b，ba，小集团的成员数为c，大集团的成员数为d，c
博弈结果显示，(策略a，策略a)是一个占优均衡，即双方都会选择争取的税收优势。但由于小集团成员无论在净收益的绝对量上还是在成本收益比值的相对量上都高于大集团，因此，虽然双方都选择策略a，最终的税收制度会是双方利益妥协的结果，但无疑小集团是利益的主要受益者。现实中有话语权的小集团通常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优势地位，税收差别对待通常只会产生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这与税收制度差别对待的税收原则是相悖的。
(四)公共选择理论及其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1 公共选择理论
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其思想基础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布坎南的自由主义观点表现在：对政府的作用以及政府越来越多地限制个人行为的倾向抱极不信任的态度，主张尽快对政府以及它的机构施加宪法限制。布坎南特别强调，其所说的自由并不仅仅是指没有约束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利益。准确地说，只有加上不侵害其他人的利益这个限制条件，自由的概念才有意义。布坎南还引用穆勒的话来进一步对自由做了解释：“凡主要关涉到个人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个人，凡主要关系到社会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社会”。其个人主义的观点表现在：个人才是最终的利益主体，国家和集体却不是。作为个人合作性组织，必须反映他们的利益和关心的问题。有了以上两个思想基础，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摒弃了以往分析中政治人和经济人人格的分裂。以往分析认为经济人是通过自私自利的行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而政治人是通过公益行为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布坎南认为，从事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就是同一个人，所有的政治行为主体——投票人、纳税人、候选人、立法者、官僚人员、利益集团、党派、管理机构和政府——都像在市场中那样寻求他们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个人在政治生活中联合在一起一如他们在市场中的结合一样，是为了实现他们各自的利益，在政治中通过协议来增进他们自己的福利，就像在市场中通过交易增加他们的利益一样。
2 公共选择理论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税收差别对待的效果，除了因集团理论与集体行动的逻辑而大打折扣外，公共选择理论使其作用进一步缩水。以下分别从行政部门、监督部门和可争取税收优势的普通纳税人几个角度进行博弈分析。
情形1：税收相关行政部门与税收相关监督部门之间的博弈。策略a为行为公正，策略b为行为****。a为监督部门行为公正的净收益，b为行政部门行为公正的净收益；c为行政部门行为****可增加的收益；d为行政部门行为****而监督部门行为公正时其须增加的成本，dc；c‘为两部门共谋****时行政部门需买通监督部门的支出，其大小也大致是监督部门此时可多获得的收益。博弈结果如表3。
博弈结果显示，策略b对于监督部门而言是一个占优策略，于是整个博弈转化为一个可以剔除的纳什均衡，(策略b，策略b)是唯一的纳什均衡解。在对监督部门的监督处于无力状态的情况下，差别税收政策的差别为行政部门与监督部门共进免费的大餐创造了机会。
情形2：差别税收对待下应得到税收优势的普通纳税人与行政、监督部门之间的博弈。行政、监督部门的策略a为行为公正，此时可获净收益为b；策略b为行为****，此时可获得的净收益为b+d；应得到税收优势的普通纳税人的策略a为主张税收优势，策略b为放弃税收优势，主张税收优势的成本为c，主张成功可得税收收益为a。博弈结果如表4。
经过一番较量，(策略b，策略b)是唯一的均衡，即应得到税收优
势的普通纳税人会选择放弃税收优势，而行政、监督部门同样会选择行为****。而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布坎南在《征税权》的开篇引用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的一段话“一条永恒的经验是，任何掌权者都倾向于滥用权力；他会一直如此行事，直至受到限制”一语中的。既然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就像给老虎套上辔头那样困难重重，那么税收制度的制定应尽量避免差别对待，以减少政府手中的权力。
(五)意识形态理论及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1 意识形态理论
根据诺思的解释，意识形态是由互相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包括道德和伦理法则。人们总是受一定的道德和伦理约束行事，而一旦人们发现其经验与它不符，就会试图改变其意识形态。这就是意识形态的本质。在诺思看来，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具备以下特点：第一，因为意识形态是由相互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它必须解释现存的产权结构和交换条件。第二，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它要既能够得到旧的团体的继续拥护，又要能得到新的团体的拥护。第三，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成功的意识形态一经形成，可以发挥以下作用：第一，保持社会内部的团结和稳定，动员社会或团体成员采取集体行动以实现规模效益。第二，可以为阶级或团体的存在提供一种合法性来源，确保团体或阶级内部的团结和谐及行动的一致。第三，转变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为社会成员的行为提供一个共同的准绳；内在化于人格的一部分，使人的行为具有一贯性。
2 意识形态理论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税收政策的既有意识形态、现实环境中的意识形态会对民众有关税收政策的最终意识形态产生很大影响。
情形1：意识形态对纳税人的影响。如表5。
表5中，既有意识形态是指既定对象对既定道德伦理的接受，现实环境中的意识形态是既定对象对现实环境中言传身教和耳濡目染的道德伦理所产生的认知。最终意识形态是既定对象对既有意识形态和现实环境中的意识形态进行认识和校正后所认同的意识形态。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既有意识形态和现实环境中的意识形态会最终影响纳税人有关税收政策的意识形态。既有意识形态又取决于人类过去的道德伦理和既定对象的阅历。现实环境中的意识形态又受既定现实环境的历史、背景和周边环境的影响。因此，在研究税收政策时，有关意识形态对纳税人的影响不能忽视。
情形2：意识形态对征管人员的影响。如表6。
分析同上，最终的结果是既有意识形态和现实环境中的意识形态会最终影响征管人员有关税收政策的意识形态。因此，在研究税收政策时，有关意识形态对征管人员的影响同样不能忽视。
(六)潜规则及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1 潜规则
潜规则的概念由吴思正式提出。吴思的潜规则简单地说就是在我们的现实规则之后所隐藏着的另一种规则，这种规则是人们(尤其是官僚权势集团)真正遵循的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准则与他们的利害计较紧密相联。潜规则的形成是人们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的结果，其目的是趋利避害。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形成了许多本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这是一些未必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矩。根据分析，吴思的潜规则是人们私下认可的、在实际上得到遵从的行为约束，它背离了正式制度的规定而以隐蔽的形式存在。这种潜规则既包括习惯、惯例和社会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又包括官员的批条、指示、暗示等准正式制度。毋庸讳言，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①，既定社会的潜规则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2 潜规则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如果说税法是在契约的基础上形成的，那么依法征纳税是保证税收政策有效性的基础。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真正起作用的制度既可以是以税法的形式存在的正式制度，也可以是以谈判、交情、交易等形式存在的潜规则。有关税收官员和纳税人之间在正式制度与潜规则之间博弈的分析假设纳税人在选择正式制度的情形下，其相应活动的净收益为a，税收官员在选择正式制度的情形下，其相应活动的净收益为b；纳税人若不配合税收官员按潜规则行事，则需多承担c的成本，其多承担的成本c为税收官员增加的收益；若税收官员公正行事，不理会纳税人运用潜规则，则纳税人只能独自多承担d的成本；税收官员与纳税人会意按潜规则行事，则纳税人多付出成本e，税收官员多得到收益e，e
结果显示，双方运用潜规则是唯一均衡。潜规则的广泛应用也就理所当然了。一个非法治社会是潜规则盛行的社会，但这并不是说潜规则在法治社会就会销声匿迹。事实上，由于社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即使在民主发达的国家，潜规则也在许多领域发生作用。因此，推行法治，必须研究潜规则。正如龙宗智所指出的，我们不能只注意法的理想状态，更需注意法的现实状态，要关
注那些发挥实际效用的“潜规则”即“隐形法”，才能有成效地推进法制改革。这一建议既适用于法治化的一般研究，也适用于税收法治化的研究；既适用于民主发达的国家，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
(七)法律及其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1 法律
有关法律的制定。法律的制定与执行是为了惩恶扬善，最终使社会绝大部分人受益。因此任何法律的制定都不能陷大多数人于不义。换句话来讲，在既有的法律规定下，违法者永远是社会的很小一部分。否则这样的法律本身是不合乎法理的。
有关法律的执行。如果我们以宽容乃至纵容的方式来执行法律，那么这种法律显然无法对违法的恶人形成约束，其最终的结果是善人受害，恶人得利。如果我们以严厉的方式来执行法律，则结果是恶人的恶行得到了遏制，甚至有部分恶人改恶从善。最终的结果是社会的总福利增加。因此，法律执行是法律制定的保障，没有了法律的严格执行，法律的制定也就形同虚设。
2 法律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针对税收政策而言，税收实体法明确规定纳税人的纳税义务，税收程序法明确规定纳税人不履行纳税义务时应受到的惩罚。纳税人若不遵守税收实体法，可以获得额外的税收收益，但其或有成本是可能的税收惩罚。从理性人的角度来分析，纳税人会选择不遵守税收实体法，直到其违法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违法的边际成本为止。有关税收实体法(轻税、重税)和税收程序法(轻罚、重罚)的纳税人选择如图1。
上图显示，轻税重罚的模式下，违法行为的数量为q重税轻罚下的违法行为数量为q2，q2q1。合理的税法的设计应是轻税重罚型的，这种设计既体现藏富于民的理财思想，又从机制上对其予以保护和肯定。与此相反，税法的设计若是重税轻罚性的，则一方面是良民的税收负担沉重，生活窘迫，甚至走上偷逃税的道路；另一方面是恶人通过种种手段相互勾结，损公肥私。重税轻罚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吴思将其总结为淘汰良民定律。
三、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