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理论篇1
城市人口容量，指一个城市的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能够支持多大人口规模得以生存的潜力。城市人口规模，指生活在一个城市中的实际人口数量。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小于人口容量，则人口规模还有一定的扩张余地，而不至引起资源生态环境系统或社会经济系统的危机；如果城市人口规模大于人口容量，则说明城市人口对资源生态环境系统或社会经济系统的综合压力已超出两系统的最大承载能力。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将会引起城市所在地自然资源供给系统的永久性破坏，从而导致该城市人口容量的永久性减少或将引起城市社会经济系统功能紊乱，就会引起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所以，在科学测定的基础上界定城市人口容量，采取适宜的手段使城市人口规模与其容量相适应，是使城市健康发展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本文分别从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人口容量两个方面，对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进行讨论，目的是为北京市人口容量的界定提供理论支持。
一、人口规模是一个城市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一）pReD协调发展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早在70年代初，国际社会就以协调人与自然界相互关系，优化生存环境，调控失调的地球表层为目标，提出了区域人口（population）、资源（Resource）、环境（environment）、发展（Development）问题的研究。区域pReD协调发展的核心思想有两点：一是系统的思想；二是协调的思想。只有真正做到了pReD协调发展，才能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区域，也应该把系统的思想和协调的思想贯穿到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去。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反映了人们对人类与自然和环境关系认识的变化。尽管不同学科对可持续发展有不同的理解，但其本质的理解应是相同的，即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在地球生命支持系统允许范围内的发展，它要求人类控制自身数量的增加，并理智地选择经济发展方式，控制资源消耗数量和环境污染程度，并通过人类自身各方面的调整，达到在保持一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条件下人类社会能够永续发展的目的。
概括起来，城市pReD系统的基本特征有：
1.整体性特征。即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四大子系统及其各组成元素或环节都不能离开系统的整体而单独研究，局部的问题必须放在全局中协调解决。例如资源问题，不能仅就资源而论资源，必须与人口规模、消费方式、产业结构等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2.动态性特征。人口增长、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和经济发展等问题都是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动态过程，pReD四大子系统处在不断的发展与演化进程中，它们互相交织，共同推动整体系统的演进与变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时间的演替，特别是近些年来，由于人口激增的巨大压力，导致资源、环境和发展问题与人口的矛盾更加激化。在现代，那些人口规模过大的区域或城市，人口问题已成为制约其pReD系统协调发展的带有主导性的重大问题。
3.可调控性特征。在pReD复杂系统中，必然存在若干个主要的参数或杠杆作用点，称之为“政策作用点”或“调控开关”，一旦作用于这些作用点之一的政策发生变化，其影响将在系统中蔓延开来，例如，城市人口规模、产业结构、资源价格、环保标准等都是政策作用点，从对这些灵敏度较高参数的调控入手，就可以有效地改善pReD大系统的总体功能。协调发展指人类通过规范自身行为，达到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结构比例关系，推动城市pReD系统向和谐、持续、高效和有序的方向发展，而其中衡量各子系统是否具备协调发展条件的标准分别是：①自然资源系统一可再生资源是否达到永续利用，其开发利用总量是否控制在自然界的再生能力之内，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是否考虑到“代际公平”原则。②经济系统―城市经济增长是否与市情相适应，是否发挥了区域优势。③社会系统一是否具备了合理调控人口数量和质量的有效人口政策等。④生态环境系统―环境污染水平是否控制在环境容量之内并能避免生态环境的恶化。
（二）人口规模是超大城市能否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影响因素。
城市是一类较为特殊的地域类型，它本身具有鲜明的特征，即人口的高度聚集，高密度的人口导致了高密度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在城市pReD大系统中，人口与资源和环境的矛盾十分突出。城市人口既是城市生态子系统的主体和主要消费者，又是城市经济子系统的主人和主要生产者。城市人口子系统的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在城市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在我国，超大城市一般指人口规模大于200万以上的城市，在这类城市中，巨大的人口压力与城市有限的资源和有限的环境自净能力形成尖锐矛盾，许多城市相继出现了资源短缺，尤其是水资源严重不足。全国600多个城市，有300个是缺水城市。以北京为例，由于人口规模的扩张直接导致了城市的扩大，从而引起一系列连带效应。诸如：住宅面积不断增大导致采暖季燃煤造成的So[,2]污染逐年加剧；城市人口过于拥挤，造成交通堵塞；更加剧了汽车尾气排放量，使北京的no[,X]含量始终居高不下。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北京成为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又如，由于城市逐年外延，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加之生活水平提高，致使北京水资源短缺更为严重，自70年代开始，北京的城市供水就一直是一个棘手的大问题。北京每天的垃圾产生量1986年仅有0.75万吨左右，到1997年则上升到1.3万吨左右，这期间人口增长了近200万。从北京郊区垃圾填埋场分布图看，几乎已包围了整个城市，且占用了大量优质农田。上述这些都说明人口规模的扩张已构成了对北京这一超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直接威胁，即一方面是城市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张及由此造成的对城市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北京的资源供给和环境容量已呈临界状态，有些甚至已超负荷，形势十分严峻。如不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人口规模，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将无法贯彻实施。
二、从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城市人口规模的变化
（一）城市发展历程的简单回顾与前瞻城市不是众多的人和物在地域空间上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以人为主体，以自然环境为依托，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社会联系极为紧密的有机整体，它有着自身的成长机制和运行规律。
1.前工业社会时期
前工业社会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这一时期是农业文明占主导地位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从经济特征看，城市主要是手工业生产的集中地和农产品的集散地，鉴于当时城市的经济功能和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状况，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城市不可能获取大量的商品粮以养活城市人口，因此这一时期的城市绝大多数规模较小，数量也较少。
2.工业社会时期
产业革命引起了各方面深刻的变革，小规模的分散劳动为社会化的大规模集中劳动所替代，大机器生产的特点对城市规模的要求产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集聚经济效益和规模经济效益。集聚经济效益是指由于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集中所产生的高效益。规模经济效益是指适度的规模所产生的最佳经济效益，在微观经济学理论中它是指由于生产规模扩大而导致的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现象。另一方面，工业社会时期农业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可转入工业生产，而且农产品的极大丰富也使城市规模扩大、城市数量大幅度上升成为可能，因此这一时期城市从数量上来说是一个迅速增加的阶段，从规模上来说，是一个迅速扩张的阶段。
3.后工业社会时期
后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就是第三产业逐渐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这一阶段的城市，其主要经济功能已从大工业生产的集聚区转而成为第三产业中心，商贸、金融、房地产、信息等生产服务业在城市蓬勃兴起，而工业在城市经济中已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这一时期城市规模的扩张势头将有所减弱，甚至趋于停滞。
4.信息时代
信息革命对城市规模的冲击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显现，并逐渐扩散开来。在高度信息化和全面网络化的城市，信息传递不再受距离等条件的限制，许多生产服务业的业务联系可以通过现代化通讯网络实现，所以使得生产要素高度集聚所带来的“集聚效应”有所弱化，超级城市不再成为必要而走向裂解。在信息时代，城市中与信息密切相关的产业将成为城市经济的主导产业，城市将从工业制造中心、商贸中心逐步转为信息流通中心、信息管理中心和信息服务中心。
（二）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人口规模变化
在前述城市发展过程中尤其要关注两点，一是城市功能的变化；二是随城市功能的变化而引起的城市规模的变化。
工业社会城市人口规模较小，呈扩张趋势，但扩张速度较慢；进入工业社会后城市人口规模迅速扩张并达到较大规模；后工业社会城市人口规模仍然维持在较大数量级上，但增长势头基本趋于停滞；最终进入信息时代后，城市规模趋于减小。上述过程的启示意义在于，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经济功能始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城市人口规模应当与城市经济功能相适应，并随城市经济功能的变化而做相应调整。
（三）北京城市经济功能分析及其对人口规模的影响
解放前，北京基本上是一个手工业及简单工业集中地和地区性商品集散地。
解放前北京基本上是一个区域性商贸中心，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略高于第二产业。这是由于当时城区整体经济实力较弱，面积较小，乡村面积比例较大所以第一产业比重也较高。50年代中期以后至90年代中期的40年期间基本上是工业占经济发展主导地位的时期。与此相对应，这一阶段北京市人口规模迅速膨胀（其中只有60年代，前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后期受的影响，人口规模基本处于停滞）。可以认为这一阶段的人口扩张与城市的工业化基本是对应的，是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从1994年开始，北京的城市经济功能进入了质的转变期，199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了第二产业增加值，成为当年北京经济的主导产业，199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超过50，这种趋势一直持续至1998年。虽然1999年前三个季度北京工业的增加值又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北京已进入了从以第二产业为主到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经济功能转型过渡期这一点应该是确定无疑的。按照城市人口规模应与城市经济功能相适应的规律，可以认为，客观上北京市人口已经基本达到了最大规模，其人口规模变化趋势应从持续增长转向基本稳定。但从图3看，1994年以后，北京市人口规模仍然保持了较快的持续增长势头。由于人口盲目增长，不能及时适应经济功能转变后对人口规模变化的要求，造成大量城市劳动力过剩，效益较差。从两个方面可以反映这一情况：一是目前出现大量工业企业下岗职工；二是在岗职工（包括个体经营者等）效益极低，形成对比的是香港作为一个第三产业极为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被誉为“购物天堂”，但其从事商业批发、零售和饮食业的从业人员仅占全港总人口的7.8（1997年），而北京1997年城镇人口中三行业的从业人员数（包括外地来京的）却占到城镇总人口12.7。这一数据说明，北京市第三产业，尤其是生活服务业从业人员实际上已经过剩，很难再继续容纳更多的劳动力。
城市人口的规模扩张具有惯性，所以才会出现人口规模变化趋势对城市经济功能适应性的滞后现象。如果对这种滞后现象不加干预，则北京市人口规模的增长可能还会持续10―20年或更长时间，直到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和资源短缺问题，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届时，人口规模扩张态势才会逐渐向基本稳定过渡。但此时，无论是对北京的城市发展，还是对人民群众的生活均已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影响。所以，对北京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应是势在必行的。具体到采取什么手段进行控制则有多种选择，如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等。
三、城市人口容量的主要制约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影响城市人口容量的因素很多，某些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十分紧密。在界定城市人口容量之前，有必要把各因素对城市人口容量的作用机理阐述明了。影响、制约城市人口容量的因素归纳起来基本上是两大方面：一是社会经济因素，二是资源环境因素。
（一）社会经济因素
构成对城市人口容量制约的社会经济因素有多个，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各项设施的承载能力两大项。
1.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其对城市人口容量的影响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1）就业岗位数量如前述，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城市所提供的就业岗位总量是不同的，而就业岗位数量是直接影响城市人口容量的首要社会经济因素。作为一个城市居民，首先必须有经济来源，产生对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需求，才能在城市中生存。同时，只有当城市失业人员数量控制在低于一定比例之下（通常认为应低于5），社会才能够保持较为稳定的状态。
（2）生活水平
生活水平不同，对资源环境所造成的压力不同，消费能力也不同。生态系统中的每一种生物都要对其生存环境产生一定的生态作用，城市人口也同样要对城市生态系统产生一定的生态作用。一般地，城市单位人口的生态作用强度与该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如果生活水平提高，但城市对与人口生态作用有关的商品供应能力和废弃物处理能力没有相应提高，则会使城市人口容量减少。同理，生活水平提高，购买商品能力增强，对城市消费品供应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如果城市本身的生产能力有限，外界提供又受到一定限制，则使城市人口容量减小。再如，生活水平提高后，人们可能会购买汽车，汽车的增多导致了对城市道路和能源供应需求的增长，而如果一个城市在较短时间内很难修筑大量道路和增加大量能源供应时，也会使城市人口容量减小。
2.城市各项设施承载能力
城市各项设施的承载能力严格地说也受制于城市的经济实力，如果经济实力强，则有能力提高设施承载能力，从而增加城市的人口容量。
（1）交通设施
交通设施包括道路和车辆两个方面。以北京为例，北京“七五”和“八五”期间市区道路面积每年增加3―4，但“七五”期间市区道路交通负荷却每年递增5，“八五”期间则猛升至18.5。目前北京的机动车总量已达到140万辆以上，如此庞大的机动车总量是北京城市现有道路空间资源条件无论如何也难以承受的。所以，造成了北京十分严重的交通拥堵现象，高峰期市中心有1／5路口与路段陷于瘫痪状态。造成这种现象固然有交通管理不当的原因，但城市人口数量过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2）商业服务设施
商业服务业有本身的规律性，一定的营业面积最多可以接待多少顾客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商业服务设施不足，将使市民感到生活不便，也会使城市人口容量减小。
（3）提供住房能力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住房从量到质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如果城市不能满足居民对住房的需求，则使城市人口容量减少。
（4）教育、医疗设施
同理，如果不能提供足够的教育、医疗设施，也将使城市人口容量减少。
（二）资源环境因素
自然条件又称自然环境，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是人们生产和生活所依赖的自然部分，如生物圈、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等。自然资源是自然条件中可以被利用的部分，是在当前生产力水平和研究水平下，为了满足人类对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可以被利用的自然物质和自然能量。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自然资源通过数量、构成、质量、相互关系和分布制约着人口的数量和分布。著名的罗辑斯蒂增长曲线清楚地说明了这种制约关系：在种群增长的初期，为适应期和建群期，种群增长较慢；然后是增长的对数期，种群高速增长；最后是增长末期，种群增长率不断下降，终于增殖数与死亡数基本相等，进入平衡期。罗辑斯蒂种群变动规律的基本思想是，由于受客观环境阻力的限制，种群不能无限增长。种群的数量，客观上要与其周围的环境资源保持协调。从生态学揭示的种群变动规律来看，在自然界，种群不能无限地持续增长，大多数的种群生长都受到资源环境阻力的制约，每个种群都有最大的个体数量，称为生境的负载能力，人类的增殖情况也是如此。
北京是一个特大型城市，城市的两大基本特点是高密度的人口聚落形式和开放的物质流和信息流。鉴于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决定了其所需的大量物质与能源必须依靠外界输入，如果把经济承受能力和外界供给能力看作是无穷大，可以认为这种物质流和能源流的流入是无限的，并不构成对城市人口容量的限制因素。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食物及其相关物质、能源（煤、石油、天然气等）及其生产活动所需的某些矿产资源的供给看作是无限的，并把它们从对城市人口容量的制约因素中剔除。真正对在城市中生存的人类至关重要而又无法依靠外界输入的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是：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容量。
1.土地资源
土地作为一种资源，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即位置固定、面积有限和不可替代，其中与城市人口容量关系密切的是面积的有限性。城市中的土地资源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空间资源，是一种能够为城市居民提供生活、居住、工作等各项活动所需场所的空间资源。由于城市城市居住、经济活动的高密度特性和城市不可能无限外延的规定性，决定了城市土地资源的短缺特征。世界上许多大城市已人满为患，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中心人口密度已达到5万／Km[2]，我国的广州市中心城区也已达到5.5万／Km[2]，人口密度过高直接导致了交通拥挤、城市热岛现象更为显著、绿地减少等一系列现象的发生，造成城市生存环境恶化，从而引起城市衰退。所以，土地资源的供给能力直接影响了城市的人口容量。
2.水资源
水是一种既不可替代、又不可缺少，极为宝贵的自然资源。它不仅是世界上一切生命赖以生存的源泉，而且是人类远古文明发展的摇篮。人类最早的文明就是流域文明，河流哺育着人类，人类依水而居。历代著名城市无不傍水而建，并依靠必要的可供水源逐渐发展起来。水在城市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城市生存的首要条件，同时亦是城市经济持续增长和人口容量多少的决定性因素，还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必备前提。据统计，全国缺水城市300个，陷入困境的40个，北京是其中之一。许多城市当初形成时并不缺水，否则也不会在此地形成城市。但后来由于无序扩张，人口巨增，造成了缺水。城市规模（人口规模）对水的需求一旦大到超过了水的供应能力，必将面临两种结局：一种是弃城迁移，原城消亡，如西域曾有楼兰等繁华古城，后来皆因缺水而消亡；另一种是花费高额代价引水使用，如天津的引滦入津工程、中东许多国家的海水淡化工程和北京正在讨论中的南水北调工程。北京在1911年时，大约只有相当于现在二环路内的面积，人口只有76万，仅用地下水就够了。现在北京城区人口扩张到700万，地下、地表水的承受能力已到极限。如何解决北京的水源，是关系到首都发展命运的迫切问题。
城市规模理论篇2
关键词：规模经济城市化文献综述、
中国处于城市化的中期阶段，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是这个阶段的典型特征。这种城市规模日益扩大的城市化进程，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一、古典学者对城市规模经济的探讨
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以制针业为例强调了分工和合作的作用，人们往往将这段描述为“规模经济”思想的萌芽或开端。他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原理：许多产业只能在较大的城市中才能存在。
马克思在《资本论》通过对分散生产、简单协作与工场手工业等不同形式的比较，说明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规模组织生产能够带来生产效率的巨大进步和财富的巨大增长。而且，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生产规模和效果的比较，他认为大规模的生产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致带动各部门经济发展。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曾经指出“像伦敦这样的城市...这种大规模的集中，二百五十万人这样集聚在一个地方，使这二百五十万人的力量增加了一百倍。”他明确强调了规模经济的巨大力量且做下了“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的论断，肯定了规模效应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马歇尔在前人的基础上，系统地表述了规模经济理论，他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概念。他指出许多企业在特定区位的聚集，即通常所说的工业地区分布，同时，听海提出追求规模经济会导致大企业的控制力和垄断，降低经营效率，导致规模报酬递减，这就是“马歇尔冲突”。
韦伯一般被认为是聚集经济的创始人，他首次使用了“聚集经济”一词，“聚集经济是由于把生产按某种规模聚集在同一地点进行，因而给生产和销售方面带来的利益或造成的节约。”可见，韦伯的聚集经济与规模经济有关，他还认为高次聚集主要就是扩充大规模经营的利益，也就是城市产业的集聚就会带来规模经济效益。
二、近代外国学者对城市规模经济的探讨
（一）城市规模经济的存在性
对于城市聚集规模的扩大是否会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这个问题多数学者持肯定态度。最早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英国经济学家・培笛，他于1682年针对伦敦市的规模问题，进行了扩大人口规模与缩小人口规模两种情况论证，得出的结论是扩大人口规模时可获得集聚效益。Dixit和Stigliz提出DS模型提出模型，这个模型预测了三种规模经济类型，其中平均城市规模与人均真实收入呈单调正相关关系。但是，Henderson对城市规模经济提出异议，认为大城市的较高生产率和较高工资并不能证明大城市居民具有更高的生活质量。
（二）城市规模经济的模型解析
起初mills提出了在一个没有城市的世界这样的分析起点上建立一般均衡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仅有的投入品是土地和劳动，假定土地和劳动都是同质的。每个生产函数都假定规模报酬不变，所有的投入品和产出品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这个模型只是一个理想状态。
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和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等人提出了用轨道经济和图灵方法，研究表明即使城市中产业是随机或均匀分布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运行之后，产业仍然会聚集成团。轨道经济研究中定农业平均分布在各个地区运输必须沿着圆周进行，单位工业制成品每运输单位距离就会有常数部分τ消失。图灵方法就是把空间看成是连续空间，如果任何频率的特征值均为正，那么在该频率上偏差的振幅就会随时间逐渐增大，平地均衡就是不稳定的，会形成城市经济体中的规模经济。
Dixit和Stiglitz于1977年提出D一S垄断竞争模型把规模经济、产品种数、消费者的多样化偏好、垄断竞争纳入了一个均衡框架。在有限的资源条件，消费的产品种类越多，效用水平越高。
城市规模经济模型表示，假定城市资源固定，而剩余劳动力无限，且人口自由迁移且人口自由迁移。根据边际产出递减规律，从周边地区迁入城市的人口的边际产出先增加，达到一个顶点后必然下降。而从周边地区迁入城市的边际成本则先下降后上升。
三、我国学者对城市规模经济的探讨
饶会林、周一星等代表性人物认为城市规模同经济效益呈正相关关系。此外，一些学者强调了城市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弱正相关性，认为城市规模并不是决定城市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素。
王明浩、李小羽就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政策总结为4种观点：大城市论、中等城市论、小城镇论和综合发展论。综合发展论是普遍接受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我国的城市化应该走大中小城市并举发展的道路，逐步建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中等城市为龙头，小城市为纽带，小城镇为基础，比例协调，布局合理，多层次、多功能的城镇体系。
杜闻贞、梁源静等学者认为应该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而大多数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应当合理发展而不是限制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则明确“鼓励农村人口进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定居，”对于特大城市则要“形成用经济办法等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机制”。
四、对研究综述的评论
通过对国内外的城市规模经济的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外的学者的研究都存在三个不足，一是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研究者往往只选用某一种分析工具，如回归分析；二是缺少综合。现有文献对城市规模经济的研究中，往往是从经济、社会、环境等各个侧面展开，或仅从某一方面展开，而缺少对将经济、社会和环境视为一个整体，对城市整体效益或者说综合效益的分析。三是视角单一。现有文献往往是对城市规模经济本身进行论证，而较少和城市化、区域经济、最优城市规模等相关问题联系起来。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分行业、从整体上研究规模经济的存在、测度等问题；二是研究非常具体的行业（如银行业）的规模经济存在性的问题，但得出的结论也是各不相同
国内外学者研究逐渐从从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发生转变，综合运用多种统计分析工具如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岭回归分析、面板模型等来研究城市规模经济，更能深入的反应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限制不利因素发展有利因素来有利实践者将理论应用于现实的城市经济发展过程去。
现如今各国许多城市都还处于城市化进程中，在城市化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需要通过规模经济理论来对现阶段的经济进行一定的调整。我们可以借鉴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并借鉴已有乘数规模经济的经验，对我国乃至全球的城市化发展的规模经济进行更多新的尝试。
参考文献：
[1]比如，饶会林，在研究规模经济时都把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作为起点。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61页
[3]转引自冯云廷，城市经济学第1版【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12
[4]「日藤田昌久、「比蒂斯集聚经济学，刘峰等译.第1版，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16-17
[5].规模经济的制度分析【D】.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13
[6]冯云廷城市聚集经济―一般理论及其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的应用分析【m】第1版.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2
[7]Hoch.Ⅰ.1972.“incomeandCitySize”，UrbanStudies.Vol.9.oct
[8]（日〕藤田昌久，「美保罗・克鲁格曼，「英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空间经济学一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m】.第1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9]Fujita，mori，2005.FrontiersoftheneweconomicGeography.DiSCUSSionpapeRno.27
[10]周一星。中国城市工业产出水平与城市规模的关系【J】经济研究，1988.（5）：74-79
城市规模理论篇3
关键词：城镇规模关天经济区城市群
关中―天水经济区包括陕西省西安、咸阳、铜川、渭南、宝鸡、商洛三县一区、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和甘肃省天水市所辖行政区域，总面积6.96万平方公里，这使得其与四川、重庆共推“西三角经济圈”，共同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的设想成为现实。它位于新丝绸之路的最东段，其向西连河西走廊和新疆段，向东接我国经济活力较强的中东部省份，地理位置显赫。2012年，关天经济区以占甘肃和陕西不足11%的土地面积，集中了这两个省份近40%的人口以及近46%的经济总产出。1995-2012年，关天经济区从拥有一个特大城市、一个大城市、6个中等城市及7个小城市发展到了拥有一个特大城市、两个大城市、10个中等城市及23个小城市，城市规模发展良好，尤其是中小城市，增长较快（见表1）。
城镇规模演变
首先引入城市首位度指数体系来定量反映经济带沿线的人口首位城市的集中程度，具体指数有：城市首位度指数（CFi）：CFi=p1/（p1+p2+…+p49），2城市指数（Ci2）：Ci2=p1/p2，4城市指数（Ci4）：Ci4=p1/（p2+p3+p4），11城市指数（Ci11）：Ci4=p1/（p2+p3+…+p11）。其中p1-p11表示位序处于1到11的城市人口数。为了定量刻画城市规模的离散变动趋势，本文算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进行测算。理论情况下，Ci2、Ci4及Ci11数值应为2、1、1。本文选取了关中-天水经济区1995-2012年51个主要城市，利用上述公式，对这49个城市进行测算，具体结果参见表2。
其一，Ci2、Ci4在1995-2012年间均高于理论值，计算结果表明，关天经济区城市群第一大城市西安对整个经济带的带头作用显著，处于垄断核心的地位，并且这种垄断地位有加强的趋势，次核心城市以及中等城市发育不足；Ci11数值低于理论值，说明了该区域内相对较低位次的城市发育较为迅速。其二，表2可以看出以上情况有加剧的趋势，虽然Ci2、Ci4及Ci11在17年间均有所波动，但是这三个指数总体处于上升的趋势。也就是说在较高位序的城市中，核心城市的垄断性不断增强，更加进一步地折射了大中城市或次核心城市发育不足的事实。其三，但是从城市首位度（CFi）来看，1995-2012年间指数值有向下波动的趋势，这一指标总体上验证了在本区域内，处于低位序的城镇发展较快，从而使得核心城市的垄断性有向下摆动的势头。同时关天经济区城市群的赫芬达尔指数（HHi）在1995-2012年间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值有向下运动的趋势，即：关天经济区城镇人口总体有发散的趋势，本文认为小城镇的发展是造成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
位序规模验证
自从auerbach在1913年提出城市规模分布模式以来，城市规模问题逐渐成为城市经济学及城市地理学的核心内容。国内外很多文献都已经证明了：位序规模法是度量城市规模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核心含义是在某区域内描述城市规模与其位序之间关系的一种方法。具体表示为：
pi=aRi-q（1）
其中：pi为第i城市的人口数，Ri为城市位次，q为Zipf维数，a为首位城市理论规模值。（1）式经过对数变形为：
Lnpi=lna-qlnRi（2）
若q1，表明该区域城市规模较为集中，首位城市垄断性不高。当然还有两种极端情况，本文不做赘述。
通过对1995-2012年关天经济区内51个城市进行分析，通过表3可以看出：
1995-2012年两种表征城市规模的R2都大于0.840，城市规模分布都满足位序规模分布，而经济规模比人口规模更加符合位序规模，本文认为这说明关天经济区内经济规模分布比人口分布更加趋于均衡，这也说明了地域空间内核心城市经济垄断性或者说经济辐射带头能力不够强。
城市首位理论人口规模在1995-2012年呈现了波动性的变动，并没有表现出稳步增加的趋势，而实际人口从369.92万人增加到了572.76万人，通过q*可以看出关天经济区的人口规模明显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阶段一，1995-2004年间，区域内第一大城市理论值高于实际值，首位城市西安人口规模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阶段二，2005-2012年，区域内首位城市理论规模低于实际规模，即西安的人口规模在区域内有“超载”现象。本文认为造成模拟结果中首位城市理论人口规模较低的一个原因是区域内小城镇发育较快，而首位城市之下的大城市发展却缺乏活力，同时天水和宝鸡等大城市距离较远，人口吸引力不足，因此人口增加较慢。
从Zipf指数来看，人口规模的Zipf指数在1995-2010年均高于1，即人口是均衡分散的，各级城市均衡发展，核心城市人口吸引力不强，核心城市人口规模不太显著，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人口规模的Zipf指数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到了2011-2012年，其值已小于1，即核心城市人口规模较为突出，核心城市人口吸引力度较大。同时，反观经济规模的Zipf指数却是另一种风景，其值不仅大于1，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长，这就说明了区域内核心城市经济规模垄断性不明显，各级城镇经济发展规模较为合理。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的相反表征值得我们思考。
本文认为，关天经济区内人口处于集聚而经济处于分散的现象是畸形的发展。空间内人口的集聚却没有引起更多经济规模的集聚，说明区域空间内仅仅是人口数量的增加对区域内的发展是不利的，有可能形成一种“畸形城市病”的现象，即“城市病”的出现是因为城市规模的扩大，造成了城市拥堵、成本高等现象，而“超前城市病”即城市实际规模没有达到应该存在“城市病”时，却提前出现了人口过多、城市产出低、运输成本高等情况。
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分析
（一）空间极化特征
从图1可以看出来，关天经济区城镇空间结构“一核”发展趋势显著，经济区内次核心城市为天水和宝鸡，而杨凌区、咸阳及渭南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仍然没有进入到大城市的行列。1995年，整个区域内以小城镇居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关中城市圈为核心，中小城市发展较快，关中城市群结构体系不断完善，圈层结构明显，形成了以西安为核心、众多中小城市组成的一个功能完备的城市群。然而，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关天经济区内小城镇及小城市空间布局不断趋于合理，发育较快，而中等城市发育较慢，进而造成了区域内由中等城市晋级为大城市的活力不足。
因此区域内空间差异也显著存在，“中心-”特征明显，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范围内，是城市发育最快的区域，关天经济区计划所有的中等城市都位于关天城市群内，而作为区域内的大城市宝鸡和天水，周围没有中等城市作为“跳板”，尤其是天水，周围仅有5个小城镇，这样就难以发挥大城市“二传手”的功能。
（二）轴带发育特征
自从增长及理论被佩鲁提出来以后，增长极便成为了区域内重要的研究，关天经济区内定为“打造西部大陆新的增长极”，在关天经济区内部，西安作为核心城市，宝鸡、天水作为区域内的大城市，增长极的作用显著。然而增长极必然要通过带动区域发展来发挥辐射、引领作用。因此，发展轴带的思想就应运而生。
通过图2可以看出，关天经济区内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天经济区为核心城市圈层，以韩城-渭南-西安-咸阳-兴平-杨凌区-宝鸡-天水等大中小城市为重要节点的发展轴带，是本区域内城市分布最为密布、人口最为集中及经济活动最具活力的发展经济带，轴带发育特征显著。
结论与启示
1995-2012年，关天经济区内大城市发展较慢，而中小城市发展相对较快，核心城市发育也较快，而次核心城市规模发展较慢，同时由于区域内小城市及小城镇规模发展较快，造成了关天经济区内城市规模有分散分布的趋势。
区域内部经济规模较人口规模分布来看更加均衡，人口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不断区域集聚的趋势，而经济规模却呈现出了均衡发育的势头，即区域内核心城市对人口的吸引作用大于其引领周围城市经济发展的吸引作用，这值得我们思考。同时，关天经济区空间结构上表现出了空间极化、轴带发育等特征。
关天经济区做为一个跨省域的经济区域，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可以为横跨数省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其1995-2012年的城市规模及空间演变给予我们一些启示：应着重培育区域内做为“二传手”的次核心城市的大城市，给予有条件的城市适当的发展倾斜，缔造区域内新的增长极；区域内城镇发育应以经济引领为主，不能单独靠吸引人口来提高城市规模，这样就容易出现“超前城市病”的现象；发展轴带应以首位城市为核心、次级核心城市为重要节点、中小城市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发展轴带之上，这种空间结构对于提高整改发展轴带的辐射作用至关重要。而关天经济区关中城市群以西的发展轴带上，中小城市发育缓慢，是提高整个区域带头作用的瓶颈。
参考文献：
1.朱显平，邹向阳.中国-中亚新丝绸之路经济发展带构想[J].东北亚论坛，2006（5）
2.陆铭，高虹，佐藤宏.城市规模与包容性就业[J].中国社会科学，2012（10）
城市规模理论篇4
本节课标要求联系城市地域结构的有关理论，说明不同规模城市服务功能的差异。本章内容讨论城市和城市化问题，第一节是基础知识，介绍城市的发展与城市化，第二节是把城市作为一个“点”分析城市与其它地理事物及城市与城市间的关系问题，第三节深入城市内部，从城市内部功能分区的角度分析城市的空间结构。三部分内容相互联系，使学生对城市的有关知识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本课时主要介绍不同规模城市服务范围的差异。教材从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到不同等级城市服务范围大小的差异，再到城市等级体系的形成，最终到长三角城市体系的分析，从理论到实践，由点到面，由小到大，由浅入深，层次分明，条理清晰。
二、学情分析
生活在城市中的学生对不同城市提供的服务功能都有感性认识，教学中，如果教师对这个内容把握较好，城市地域结构问题可以成为学生感兴趣的内容，学生会意识到，原来看上去很生活化、不规则的城市分布还蕴涵着这么多道理。生活在乡村的学生对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比较陌生，但是能够读高中的学生一般都会经历过至少县城的生活，所以对这个问题也不难理解。
三、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通过实例说明不同等级城市的划分依据，不同等级城市服务功能的差异；运用图像合作探究不同城市等级服务功能的嵌套理论；联系城市地域结构理论说明不同规模城市服务功能的差异。
过程与方法：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类统计和对比分析，以某一地区城市体系为例说明不同规模城市服务功能的差异。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城市地域结构理论的学习进一步认识各等级城市的作用。
四、教学重难点
重点：联系城市地域结构理论“在一个地区，不同等级城市的空间分布规律服从六边形服务范围，层层嵌套的理论模式”，说明不同规模城市服务功能的差异。
难点：中心地理论。
五、设计思路
教学策略：中心地理论是城市地域结构研究的著名理论，是从地理角度解释城市地域结构的理论基础。课标没有把“中心地理论”一词放在标准中，但对高中学生来说，可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涉及“中心地理论”，作为培养学生理性思维的手段。难度不要加大，要具体化（可采用调查访问或研究性学习方式进行），从学生生活实际入手，帮助理解这一难点。在此基础上，教师再将学习范围扩大到某区域内的城市布局上，引导学生应用这些理论比较说明不同规模城市服务功能的差异。设计本课时，尽可能举一些身边案例，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中，本着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用问题探究法来设计本节内容。
教学模式：本节课采用情景合作探究教学模式：设计问题情境—大问题分解成若干子探究性问题—学生自主学习、合作交流—展示学习成果—教师点拨总结—解决问题，完成教学目标，问题情景的设计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激发学生兴趣，二是利于学习并重点掌握和难点突破。
教学方法：材料分析法、课题研究法、案例教学法、多媒体教学法。
城市规模理论篇5
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经济结构和城镇空间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社会进入了大规模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时期。城镇化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表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提出了“绝对利益说”，开启了城镇化研究中地域分工理论的先河；1828年，屠能发表《孤立国对于农业及国民经济之关系》，奠定了早期农业区位论及空间经济学的基础；1867年，西班牙工程师塞达发表《城镇化基本理论》，首次使用“urbanization”概念，城镇化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城镇化理论研究的新篇章。1898年，社会学家霍华德发表《明日的田园城市》，成了近代城镇规划思想的开山之作，对后来的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规划学、城市建筑学、城市生态学、城市管理学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城镇化的内涵，一般是指由于工业革命引起的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地域和社会的变化。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经济学家松巴特、巴顿；社会学家帕克、罗西；地理学家山鹿城次、施梅莱斯；历史学家库采夫等从不同角度对城市化进行了深入研究。
20世纪50年代，瑞典学者哈格斯特朗(t.Hagerstrand)提出现代空间扩散理论，指出创新由源地向周围扩散的方式有波状扩散、辐射扩散、等级扩散及跳跃扩散等形式，并建立了其与城镇体系形成的对应关系的理论。佩鲁（F.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赫希曼（a.Hirschman）等人的“极化增长学说”，罗斯托（w.w.Rostow）的“经济增长阶段学说”，弗里德曼（Friedman）的“核心—边缘”模式及其模拟的城镇群体运作过程，都是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将城镇化的空间扩散具体化的学说。
20世纪60年代，戈特曼提出城市群理论，山鹿诚茨等提出都市圈概念等深化了对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解；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及信息化的进程加快，促进了国际分工与合作，形成了以亚洲发展中国家Desakota模式、世界城市体系、全球城市区域为特征的空间组织类型，有关城镇空间组织结构的研究向着区域化、集群化、网络化、巨型化、生态化方向发展。
城镇规划学从城镇内部土地利用结构、工业地域结构、居住结构、就业结构、商业、服务业、办公地域结构、社区等为代表的城镇内部社会及物质空间结构的改造上进行了系统分析，将研究的视角投影到城镇外部的区域空间上，探寻城市群体空间的整合与优化。英国生态学家盖迪斯(p.Geddes)将生态学原理运用于城镇规划中，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帕克应用生态学原理，构建了芝加哥学派，并提出了同心圆、扇形、多核心三大经典城镇化模式。
诺瑟姆（Ray.m.northam）经过研究，发现城镇化的变化过程呈现出“S”型特征，论述了城镇化水平在时间维度上的快慢程度，并把城镇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H?钱纳里研究了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他应用回归分析，对1950～1970年间101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数据与城镇化水平数据，证明在一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上，有一定的生产结构、劳动力配置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相对应的关系。霍尔针从城镇化发展演进角度提出了“城镇发展阶段”模式，并引入生命周期理论，并将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发展过程归纳为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4个阶段。
二战以后，一些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多种模式。如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乔根森等的“二元结构理论”，论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的问题；托达罗模型以“二元经济模型”为基础，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与城市高失业率并存现象；佩鲁、赫希曼、缪尔达尔等研究了非均衡发展中的极化与涓滴、回流和扩散增长模式等。
现代新经济地理学创始人克鲁格曼认为收益递增、低运输成本可以引发一种自我强化进程，同时人口增加促使了大规模产品增加、更高的实际收入及更多样的商品来源，这样反过来刺激了人口迁移行为等。
中国的城镇化路径选择
中国是世界上城镇化发端最早，但进程缓慢，进入新千年又步入快速增长的国家。1979年吴友仁发表《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一文后，中国城市化研究得到快速发展。此后，从国家城镇化战略出发，学术界对城镇化进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1980年，国务院批转《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要》，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提出“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进入新千年以来，有关城镇化道路的研究，主要有小城市论、大城市论、中等城市论、多元发展论、城市体系论等。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城镇化发展缓慢，1978年之后进入了较快发展时期。辜胜阻认为，“中国城镇化及其基础--工业化是由政府发动的，城市化和农村城镇化并举，城镇化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低，城市构成不协调，农村劳动力职业转换先于地域转换”；“二元社会结构、地区差异、城市吸纳力不足与农村推力有余、乡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伴而行、以小集中为主多渠道并存的农业人口转移方式、实行有计划的宏观控制”等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启动期的特征。
城市规模理论篇6
早在1945年，毛泽东同志就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如果要建设成为强大的国，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过程就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发展的带动下，我国的城市人口以及城市数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了较为迅速的增加。尽管这一时期我国的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还低于工业化率（工业部门产值占国民收入比重），但总体说来，我国城市化的进程还是明显的。如1957年，城市人口便由1949年的3949.05万人增加到9949万人，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10.64%增至15.39%；特别是1958年的“大跃进”，更促使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到1960年，我国城市人口达到了13073万人，城市人口比重接近20%。不过，“大跃进”所导致的城市人口的超常规的增加也确实加重了当时的城市负担，显示出了城市发展与国民发展的非适应性，因此“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发展政策在我国也正式付诸实施。
自1961年开始，随着经济的调整和城市发展政策的改变，大批城镇职工及其家属在行政力量的安排下返回农村务农，到1962年，城市人口减少到11659万人，比重也骤然降至17.33%，1963年进一步减少至16.84%。随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城市化在因素的下，一直处于“受挫”阶段。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在整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明显提高，如我国1961年的工业化率为34.64%，1978年便达到了49.40%，工业化率提高了14.76个百分点；然而，1978年的城镇人口数则仅有17245万人，占当时全国总人口96259万人的比重只有17.92%。1978年与1961年相比，城市化率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1.37个百分点。从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之间的差距来看，1961年城市化率落后于工业化率15.35个百分点，1978年这一差距拉大到31.48个百分点。换言之，新中国成立的最初三十年间，尽管我国的工业化发展相当迅速，我们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过程，但是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并没能有效地带动城市化发展，我国的绝大多数人口依然生活在农村，“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仍然十分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步伐显著加快，城乡分割与对立的局面已开始改变，但是长期以来所存在的“户籍控制”，使得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仍然处于非常低下的水平。1997年，我国市镇人口为36989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9.9%（1998年为30.4%），尽管这一数字比1978年的19.92%增长了12个百分点，但是也只相当于1950年的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横向比较不难发现，我国城市化水平同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1997年世界城市化水平平均为46%，其中低收入国家（人均GDp为350美元）城市化水平为28%，中等收入国家为49%，高收入国家为78%。低收入国家城市化水平仅比我国低1.9个百分点，但考虑到该年我国人均GDp（860美元）比低收入国家（人均GDp为350美元）高一倍以上的事实，我们认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显然是偏低的。（如果按世界银行选择的购买力平价法我国的人均GDp，则1997年我国的该项指标为2920美元，而同年人均GDp在2000－3800美元之间的19个国家平均城市化水平为50.8%，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比其低20个百分点以上。）
目前，我国不仅城市化水平较低，而且城市的规模还很小。1998年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671个城市中，200万人以上的城市仅有12个，占1.7%；50－200万的为67个，占10%；15万人口以下的城市有297个，占44.3%；另外尚有151个城市的人口少于10万；29个城市的人口少于5万；最小的城市仅有5000多人。从大城市（在此指5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数量占全部城市人口比重来看，目前我国大城市人口比重仅占25%多一点，这与发达国家50%、世界平均35%以上的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别。上述这一状况的形成，与国家长期以来所确立的“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市发展方针无疑是密不可分的。从近二十年来我国的“城市发展方针”的演变来看，虽然在具体的文字表述上有所不同或变化，但国家对“大城市发展规模”的认识则是始终如一的，如1978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制定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的城市发展方针；1980年这一方针被进一步完善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1990年不仅将城市发展方针修改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而且还将其写入《城市规划法》。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的决议》，更明确指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可见，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是我国的一贯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小城镇已成为我国城市化最直接的推动力量之一。1978年－1998年，我国城市数量由193个发展到671个，增加了2.48倍；而建制镇却由2173个发展到18925个，增加了7.71倍，小城镇的增加幅度远远超过了城市的增加幅度。另外，市镇人口的分布结构也印证了“小城镇是我国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的结论。1998年初，在全国市镇人口中，大城市人口占28.7%，中小城市人口占29.1%，其他小城镇人口占42.2%。小城镇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与这一时期乡镇的迅猛发展密不可分，（因为第一，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使原有的镇和集市规模不断扩大，而且还形成了大量的新集镇；第二，乡镇企业为小城镇建设提供了相当的资金和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则是界与政府部门推行“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的必然结果。二、探索“城市化道路”必须首先界定“小城镇”的内含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界便开始探索“中国城市化道路”。在城市化具体模式上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如“大中城市为主论”、“小城镇为主论”、“中等城市为主论”、“大中小城市并举论”、“中小城市为主论”、“中心集镇为主论”、“城乡一体化论”、“县城为主论”、“城市化论”等等，其中，最为激烈的争论是发生在“大中城市为主论”和“小城镇为主论”之间。
“大中城市为主论”和“小城镇为主论”究竟哪一种观点最终能在我国城市化发展模式之争中赢得“优势”，首先取决于我们对“城市”和“小城镇”等概念内含的界定。
一般说来，“城市”这一概念的界定较为容易，人们对城市的划分标准也较少存在争议。在实践中，人们基本上是按国家统计局的界定来使用大、中、小等城市范畴的，具体说，“特大城市”是指人口规模在100万以上的城市，“大城市”是指人口规模在50－100万的城市，“中等城市”是指人口规模在20－50万的城市，“小城市”是指人口规模在20万以下的城市。但是，在“小城镇”这一范畴的理解上，不仅学者们的观点不一致，就连国家的有关规章也有不同的界定。这里主要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小城镇”从外延上看究竟包括哪些部分？二是“小城镇”从属性上看究竟属于“城市”范畴还是属于“乡村”范畴？
首先，从小城镇的外延来看。尽管国家统计局对“小城镇”有明确的界定，即“小城镇一般是指建制镇”，但有的政府文件却将非建制镇或“集镇”也纳入了小城镇范畴之列，如我国的《村镇规划标准》第102条便将“集镇”与“小城镇”两个概念作为可替代使用的相同或相近范畴来处理。理论界在讨论“积极发展小城镇”这一主张时，也没有首先明确界定“小城镇”的具体内含，学者们其实是在各自不同的定义或理解基础上来赞成或反对“积极发展小城镇”这一城市化模式的。概括说来，在“小城镇”的概念界定上主要有四种不同观点，见下表：
观点小城镇的组成部分
1小城市建制镇集镇（未建制镇）
2小城市建制镇
3建制镇
4建制镇集镇（未建制镇）
由上表可见，尽管大家对“建制镇”属于“小城镇”范畴的认识是相当一致的，（这也是国家统计局的观点）但是对于“小城市”与“集镇”是否也属于“小城镇”范畴则存在明显的分歧。如，汪凌青在《小城镇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文中便将“集镇”并入了小城镇范畴之列（本文将这一定义称为“广义小城镇”），在该文中汪凌青说：“全国共有小城镇近5万个，其中建制镇约19000个，集镇29118个”。持相同观点（即“广义小城镇”论）的还有姚士谋先生，在《我国小城镇发展战略问题初探》一文中，姚先生说：“全国目前有4万多个小城镇（包括乡村集镇），其中县城镇有1980多个，建制镇1.8万个，其余的为乡集镇。”而程李梅和庄晋财等同志则在另一层次上使用小城镇范畴，在《乡村、小城镇与农村城市化》中，他们将小城镇定义为“建制镇镇政府所在地”。对“小城镇”外延的不同理解，不仅造成了小城镇理论过程中的意见分歧；而且使实际部门在发展小城镇问题上也“无所适从”。因此，统一理解并规范使用“小城镇”范畴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从“小城镇”的属性来说，我国《城市规划法》规定，“建制镇”属于“城市”范畴，其规划应按《城市规划法》执行；但是国家的《村镇规划标准》则规定，县城以外的“建制镇”、“集镇”和“村庄”按《村镇规划标准》执行。显而易见，将“小城镇”（或建制镇）作为“城市”范畴，实际上是认为城市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包括发展小城镇在内；但是如果将“小城镇”作为“乡村”范畴来对待，那么，无疑表明“小城镇的发展并不等于实现城市化”。
由于发展小城镇是作为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战略途径之一而提出来的，因此笔者呼吁理论界在探索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时，必须首先给予“小城镇”以明确的内含与外延。
三、对“广义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理论的反思
所谓“广义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理论是指，一方面有意或无意地将“集镇（非建制镇）”包括在“小城镇”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又极力主张我国的城市化只能走“以发展小城镇为主”的道路。（下文如不特别说明，“小城镇”的内含即是指包括“集镇”在内的广义小城镇。）笔者认为，在设计我国城市化的具体道路问题上，应当十分谨慎地对待“广义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发展理论。
首先，广义小城镇尤其是乡村集镇建设的加速进行，使我国的土地资源出现了严重的粗放式利用。
众所周知，城市的首要特征是密集性，城市规模越大，人口密度越高，单位土地的人口和产出密度也越高，对土地的利用就越集约。如1993年，我国总的人口密度为123人／平方公里，但城市人口平均密度为297人／平方公里，特大城市的市区人口密度高达2273人／平方公里，为全国城市平均水平的7.7倍。另据测算，容纳同样数量的非农业人口，小城镇占用的耕地远远超过大城市，以人均占有的建成区面积，小城市人均占地是大城市的两倍，而小城镇的人均占地则是大城市的三倍以上！目前，江苏省小城镇建成区面积大多是人均130平方米以上，多的达到190平方米，远远超过新《土地管理法》中规定的人均100平方米的标准；另外小城镇周围的高度分散的乡镇工业，也增加了配套设施建设用地，降低了土地的利用率，乡镇职工的人均用地比城市职工人均用地多3倍以上。建国以来，我国城市扩展用地仅占全国耕地减少总量的1.4%，即使加上县城建制镇占地也不过5%左右。然而，仅乡镇企业占用耕地一项就占耕地减少总量的19%。有关资料已显示，我国目前的人均耕地只有0.75公顷，美国却为1.5公顷。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人均耕地警界线为0.05公顷，合0.75亩，而江苏省1998年底的人均耕地只有0.93亩，其中，已有14个县区的人均耕地面积低于警界标准，苏南一些乡镇企业发达、小城镇建设较快的地区人均耕地仅有0.3－0.4亩。我们认为，对于像我国这样一个人均耕地资源匮乏的国家来说，唯一可以走的城市化道路就是不断提高城市人口承载率。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而且耕地资源极其稀缺的发展中国家，过度发展“广义小城镇”，所付出的代价将会非常巨大。
其次，控制广义小城镇建设、积极发展大中小各类城市，对减少环境污染、防止水土进一步流失、控制沙尘暴现象、维护我国的生态环境等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我国东部地区来看，相当一部分小城镇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忽视了环境保护，乡镇企业的“三废”问题没能及时得到妥善处理，城镇内的生活垃圾和废水也不能及时清运。如苏南一些地区，即便是在建制镇的镇区中，都有约67%的镇没有工业废水专门处理装置，超过50%的镇不能及时清运居民生活垃圾，城镇周围地区的水质也大多在三类以下；同时，大气、土壤、生物等方面的污染也比较严重。苏南一些小城镇所流行的水资源在“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开始变坏，八十年代鱼虾绝代，九十年代喝了致癌”的民谣，无不反映了小城镇生态环境的严峻性。至于西部内陆地区，尽管乡镇不太发达，但城市化滞后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同样是不容忽视的。一些人口较多的贫困地区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利益，以“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发展区域经济”为借口，盲目开采林木资源和地下矿物资源，导致植被大量损坏、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现象日趋严重；一些地区的稀有动物资源濒临灭绝，云贵川的一些炼硫区，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浓度超过国家标准5－50倍，上万农民丧失了维持生存和养育后代所必需的农业生产环境。乡镇企业污染之所以如此严重，与其规模不经济（特别是外部规模不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92%的乡镇企业分布在自然村，7%在建制乡镇，1%在县城，这种“遍地开花”式的分散发展的乡镇企业布局，对企业治污无疑造成了很大困难。消除乡镇工业污染和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途径固然很多，但政府放宽户籍上的限制，以直接减少农村的生存人口则是一条带有战略性质的措施。毕竟，从有污染源的产业来看，城市企业所造成的污染是远低于乡镇企业的。（如乡镇工业中造纸业的单位产值废水排放量便是城市企业的2.25倍。）
再次，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来说，没有城市规模的扩张，第三产业的发展终将是一句空话。
由于第三产业存在“生产与消费（或供求）在时空上不具备可分割性”，以及“消费者分布在空间上必须呈现出大规模聚集”等特征，故该产业的发展要求人口必须相对集中且达到一定的规模，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其规模经济效益。我国第三产业的区域分布资料也证实，城市的规模愈大，第三产业也就愈发达。据1996年资料，我国666个城市中，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平均为37.2%，其中人口在2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该项指标达到了49.3%；人口在100－200万的特大城市为43.8%；50－100万人口的大城市为38.8%；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为34.1%；20万人口的小城市只有29.2%。第三产业的发达程度与城市规模的正相关关系显然表明，放弃“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依靠乡镇企业和广义小城镇就地转移”的观点、积极推行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的城市化战略，是我国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世界银行1984年发展报告》曾指出：城市产生聚集效应的最低人口界限是15万人，而我国却有近一半的城市少于15万人。)
根据全国600多座城市1989年至1996年的数据，王小鲁、夏小林对城市的规模收益和外部成本进行了计量模型，结果显示，城市的经济效益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明显上升，在150万—200万人之间时，城市的净规模收益达到最大，大约相当于城市GDp的19%左右；此后逐步下降，直到超过800万人时才变为负值，即规模收益被外部成本抵消；再继续扩大规模才形成负效益。这一结果说明，发展150万至200万人的城市将会大大提高城市的规模经济效益，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王小鲁、夏小林还进一步认为，如果将范围再扩大一点，那么，规模在100万—300万人之间的城市都可以称为最佳规模的城市。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城市发展政策确实需要进行较大的调整，即要从重点发展小城镇转向发展较大规模的城市。
此外，实施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的城市化战略还是扩大国内最终需求、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现实和最有效的途径。
有效需求不足的首要表现是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下降，消费需求不足固然与城镇居民消费不旺有关，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相对下降则是更主要的原因。1978年，我国农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是52%，1984年达到最高值59%，之后便一直下降，1997年只有43.4%。因此增加农民消费需求才是提高我国国内消费需求的关键。然而增加农民需求的核心环节是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农民收入的途径虽然很多，但根本措施还在于减少农村人口，实现农村人口向化城市的转移，而不是单纯地向“广义小城镇”转移。目前，我国农村有近3亿的剩余劳动力，这极大地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加快农村人口向各类城市转移，在刺激需求方面有着“一石数鸟”之功效：一方面，农业劳动力的减少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水平，进而增加了农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费需求；另一方面，那些有条件或有能力进入城市的农民，在现代城市里必定会模仿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进而扩大其消费支出；此外，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的投资需求无疑也会有一个大的提高。
诚然，从理论上讲，鼓励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转移，也是可以刺激国内需求增长的，但是从实践发展来看，小城镇建设真的能够通过扩大就业、增加收入来有效拉动国内市场复苏？结论并非十分令人满意。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承担的“农村小城镇建设中的集体产权问题研究”表明，1997年小城镇常住人口中，非农业人口的比重并没有显著提高。该年非农人口比重为68.14%，这一数字反而比1990年69.09%降低近1个百分点，换言之，农民对转为非农户口进入小城镇并没有太大的积极性。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农民和小城镇非农居民在与就业机会相关的收入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小则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农业部课题组通过调查发现，1990年，被调查的建制镇农民与非农业居民的年收入分别为811.35元和1853.84元，二者的绝对差距是1042.49元，后者是前者的2.28倍；然而1997年，农民和非农业居民的年收入分别增加到3383.5元和4666.05元，绝对差距基本稳定，但后者仅为前者的1.38倍。可见实证研究证明，企望小城镇建设有效拉动我国“内需”是不切实际的。
最后，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的城市化战略的实施，对加快实现我国“个人现代化”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城市规模理论篇7
聚集经济原理是城市和区域经济理论中的经典思想。历史上，德国人a.韦伯最早提出要加强对经济凝集作用的分析研究。他认为，聚集能够使企业获得成本节约的聚集经济，他对聚集经济下的定义是：聚集经济是由于把生产按某种规模聚集在同一地点进行，因而给生产或销售方面带来的利益或造成的节约。
根据韦伯的理论，聚集分为两个阶段：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在低级阶段，单纯是由企业经营规模扩大而带来的生产聚集，高级集聚主要就是扩充大规模经营的利益。将聚集经济视为一种规模经济利益，揭示了聚集经济的一个重要性质，那就是聚集能够享受专业化分工的好处。但多样化与专业化是同时发展的，厂商或企业空间的影响和利益，还可以通过企业活动或产业多样化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学界常用“范围经济”的概念来解释这种多样化现象。由于多样化和竞争加剧等原因，企业为减少交易费用而聚集起来，以获得范围经济。
由此可见，聚集经济内涵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是：与专业化相联系的规模经济利益和与多样化相联系的范围经济利益。确切地讲，聚集经济是一种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获得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系统力量。
二、中国城市化道路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的曲折发展(1949-1978)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了现代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时期，国民经济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城市数量与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但是在这个时期，我国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无视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城市的产业布局和建设项目发展都是由政府制定的，城市的聚集经济效益被扭曲。
（二）改革开放后城市的迅速发展(1978-)
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制定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工作方针。1983年我国行政体制实行“地改市、市带县”的改革后，许多城市扩大了行政辖区，一大批经济较发达的县纷纷撤县设市；加之放宽了建镇标准，这就使得自此后的城镇人口规模急剧膨胀。人们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发达地区迅速崛起的一座座中小城镇身上，看到了中国城市化的希望。
我国实行体制转轨的几年，顺应了经济发展的潮流，加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缩小了与世界水平之间的差距。见表1。
表1我国城市化发展及与世界水平的比较
年份
1949 1959 1969 1979 1989 1994 1999
城市数目（座）
140
183 175 216 450
622
667
城市总人口（亿） 0.57 1.241.41 1.58 6.96 8.74
9.28
城市化水平(%)
10.6 18.417.5 19.0 26.2 28.6
30.9
年均增长率(%)
—
0.78-0.09 0.15 0.72 0.48
0.38
世界城市化水平(%)28.0 31.037.0 40.0 49.0 52.0
—
与世界的差距(%) 17.4 12.619.5 21.0 22.8 23.4
—
三、基于聚集经济的城市化问题思考
（一）城市规模问题
“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在理论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主要有三种：大城市论，中等城市论和小城市论。对此，笔者认为不能仅把人口作为衡量城市化的唯一指标，城市聚集效益同时包括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三个方面。只有保证三效益的统一，城市才能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从经济效益角度讲，不管城市大小如何，只要投入能够得到补偿，它就存在发展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同时必须考虑生态效率，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除此之外，还要使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水平不断提高。总之，如果一个城市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它就应积极发展，而不应控制。
（二）小城镇问题
在中国，要素向城市的聚集存在着诸多障碍，中国被迫走上了一条“小城镇”的道路。据建设部统计资料，2000年底，全国建制镇17892个，集镇27552个，建制镇用地约182万公顷，集镇用地90多万公顷。小城镇使人口分布趋于分散的同时，也使生产力的发展趋于分散。另外，小城镇的粗放发展，带来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而我国又是一个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国家。所以要打破城乡格局，只有使资源要素流动起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不能固化小城镇的发展。
（三）制度创新
在我国，要素向城市聚集的障碍很大方面来自制度障碍。户籍制度，硬性的将人口分为农村和城市，使我国的二元社会结构得以强化。土地制度，将农民一辈子固化在农村土地上，不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农村人口合理流动。户籍制度的改革在总体上应该是渐进式的，应首先淡化城市偏向，使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逐步脱钩，再经过一系列过渡环节过渡到城乡一元的户籍管理制度。进行土地制度的创新，吸引城市资本介入农业，通过市场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允许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出租、转包、抵押等行为，提高土地生产率。
收稿日期：2001-09-24
【参考文献】
[1]冯云廷.城市聚集经济[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2]吕玉印.城市发展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
城市规模理论篇8
导读：大自然生态系统在千万年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以生物群落为基础的自组织微循环结构和以生态链为基础的自适应优化可持续发展机制，为现代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迪。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从技术特征来看，它与智能城市的主要区别就是：要将机器的理性智能与情感智能有机结合起来，为人们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智慧服务。
现代城市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科技交互融合的空间聚集复合生态系统，人与环境、产业、社会之间存在着广义生态关系和协同共生进化机制。大自然生态系统在千万年演化过程所形成的以生物群落为基础的自组织微循环结构和以生态链为基础的自适应优化可持续发展机制，为现代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迪。
在工业文明时代，城市更多地作为经济要素的聚集地和发挥产业集聚效应的载体，在过于追求城市经济效益的同时忽视了其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对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微循环结构与自适应可持续发展机制造成了一定的破坏，由此带来了交通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社会问题等一系列城市病。
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从技术特征来看它与智能城市的主要区别，就是要将机器的理性智能与情感智能有机结合起来，为人们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智慧服务。在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更需要以智慧的方式来深入思考城市的包容性发展，充分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在城市现状的基础上以新的发展模式重构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学机制，更好地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终极发展目标。
一、现代城市发展模式
关于现代城市的发展模式已有众多的研究成果，对上述问题的研究首先源于对城市系统的认识。从世界城市的发展历史来看，工业化是推动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早在1890年，alfredmarshall就从规模经济角度对专业化分工和生产要素的空间聚集效应作了阐述（alfredmarshall，1890）。[1]因此，城市被看作是促进农业劳动分离和发挥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空间聚集优势的经济系统（wilburR.thompson，1965），[2]众多的学者从城市经济学角度对城市的规模理论和发展模式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wemerZ.Hirsch，1973；KennethJ.Button，1976）。[3][4]1968年，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美国社会学家Roberte.park等人从城市对社会影响的各方面作了深入调研和系统性研究（Roberte.park，etal，1968），[5]促使人们进一步从社会与经济交互影响的角度去关注城市的发展问题。随着工业化发展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所带来的一系列资源、环境及社会问题日益显现，人们才真正从自然-经济-社会复杂大系统的角度去深入思考城市的发展模式问题（仇保兴，2011）。[6]
在城市发展模式的理论方面，主要的研究成果来自两个方面（李迅，2008；陈卓咏，2008）[7][8]：一是来自对城市发展的成功范例和最佳实践经验的总结，二是来自对城市系统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规律的理论分析。其中，涉及到城市的规模形态、空间结构、功能结构、筹资模式、发展途径等各个方面。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城市的发展不仅与其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和自然环境及资源特性有着密切的关系，还受到发展过程中各种难以预测的复杂因素及其动态作用机制的影响，是一个开放式复杂适应系统的自组织演化过程（吴晓军，2005；仇保兴，2011）。[9][6]Luísm.a.Bettencourt、michaelBatty于2013年6月21日在著名刊物《Science》上发表了关于城市扩张与城市规模研究的最新论文（Luísm.a.Bettencourt，2013；michaelBatty，2013），[10][11]通过对数千个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规模城市的分析，从广泛的社会经济因素角度阐述了城市在规模大小、人口密度、社会联通性和流动性网络之间的平衡关系及城市系统内在的异速生长关系（陈彦光，2002）。[12]城市系统的这种开放式复杂适应系统特征，使得我们在考虑城市的发展模式问题时，难以简单借鉴已有的经验模式或宏观规划理论来系统性解决城市实际发展过程中的诸多新问题。众多的实践已经表明，这些新问题是事先无法进行准确预测，而在目前现状下又难以获得根本性解决的新问题。因此，对于现代城市发展模式的思考，在进行宏观规划研究的同时，更应注重构建一套完善的能够针对环境变化具有动态调节功能的微循环自适应机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运用自组织理论、动态协同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学理论等来研究城市发展模式中的上述自适应机制（吴晓军，2005；陈彦光，2004；袁晓勐，2006；李杨帆等，2005）。[9][13]-[15]上述研究发现，城市系统的演化在结构与形态上与大自然生物组织的有机体结构和河流的自然分布特征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城市系统自组织演化的优化目标似乎就是重建大自然的对称律（陈彦光，2004）。[13]然而，Luísm.a.Bettencourt、michaelBatty等人的研究指出，这种相似性应该更多地体现在其内在的功能机制上，而非外在的形态上（Luísm.a.Bettencourt，2013；michaelBatty，2013）。[10][11]在城市发展模式的自适应机制中，必须考虑环境与需求的变化对资源的动态匹配能力及其供给成本的要求，必须构建一种有效的功能机制，来完成上述自适应优化调节。
大自然五彩缤纷的鲜花、青翠欲滴的树林、翱翔蓝天的飞禽、驰骋林野的走兽、戏水大海的鱼群等充满着勃勃生机的万物，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特有的生存方式演义着与自然的无比和谐，留给了我们无限的思索与启迪。自然界的生态大系统是由无数个以生物群落为基础的微循环小系统所组成的，群落内部各种群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复杂的有机联系使得整个群落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总能面对生境的不断变化而坚定不移地朝向物质与能力交换最优的“顶级群落”方向迈进，也使得整个生态大系统呈现了最完美的复杂适应系统特征。基于上述观察与研究而形成的广义生态群落理论和方法（戴伟辉，2013），[16]为我们探索城市发展模式中的自适应机制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与理论指导。
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城市中的各类居民、组织及其与环境之间形成了紧密的物质与价值交换循环关系，这些关系就构成了广义生态链。为了降低生态链的运行成本，上述主体在空间聚集而形成各种综合体（Complex），这就是城市自然发展阶段最初的广义生态群落。为了进一步提高专业化交换效率，在现代城市中又将上述综合体划分为各类功能区，如生活区、商业区、工业区、行政区等等。功能区的规划应更加有利于降低广义生态链的运行总成本，否则将会对广义生态群落的微循环结构造成一定的破坏，给城市的发展带来种种问题。例如，城市功能区的规划过大、布局分割和基本功能单一必然会增加连通性与流动性成本，导致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加重和生活成本上涨。又如，在目前的软件园区规划中，将大量的软件企业集中在一起希望发挥人才、知识的空间聚集优势，却忽视了软件企业种群不适合“群居”而适宜于与其它产业“伴生”的基本特性，结果导致大量的软件企业难以向专业化细分的“生态位”方向发展而形成过度竞争。
在以往的城市发展模式中，我们在过于追求城市经济效益的同时忽视了其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在过于强调规模聚集和宏大规划的同时破坏了城市的生态链微循环结构，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困境。仇保兴从传统的城市发展思维观和大量的现实案例出发，对上述问题作了精辟分析，提出了在城市发展转型中重建城市微循环的迫切需求（仇保兴，2011）。[25]
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必然面临着各种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导致城市需求甚至城市发展目标的改变。正如自然界生境的变化，将引发生物群落的系统性调整。在上述过程中，物质的流动性和资源的动态配置能力是适应性调整的关键，也决定了群落的发展规模。Luísm.a.Bettencourt、michaelBatty等人和国内众多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在城市发展的动态变化过程中，上述流动性和资源的动态配置能力效率及其成本对于城市要素聚集的调整和提高城市的动态适应能力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的日益普及，使得城市的运行基础和管理手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方面，信息的流动性极大地提高了资源的动态配置能力，降低了不必要的物流成本；另一方面，通过信息网络可以便捷地在虚拟空间实现大量经济要素和社会要素的聚集，为城市的空间聚集提供了全新的模式。从总体上来看，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降低城市广义生态链的总运行成本和提高城市的自适应调节能力提供了巨大的潜力。因此，面对城市在工业文明时展过程中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如何在生态文明时代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重构城市的生态链微循环结构和提高城市的自适应调节能级，是智慧城市发展模式中必须首先深入思考与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智慧城市发展模式
关于智慧城市的基本概念，虽然各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各自的理解与定义，政府相关部门也指出智慧城市应提升到“以人为本”、“智能发达”、“创新活跃”、“生态宜居”、“和谐包容”、“有效运行”相协调统一的“智慧”高度。但是，在智慧城市的智慧特征及其基本的技术内涵上尚未形成严格的科学界定。本文认为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发展在经历了信息城市、数字城市、智能城市之后的又一个高级发展阶段，从技术特征来看它与智能城市的主要区别就是要将机器的理性智能与情感智能有机结合起来，为人们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智慧服务（戴伟辉，2012）。[26]
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是指由一定的城市主体，在一定的资源条件下，基于特定的驱动因素所形成的智慧城市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发展路径、制度规范、评价体系等方面整体性的认识和规律性的把握（吴标兵等，2013）。[27]通过对我国正在规划和兴建中的100余个智慧城市的发展现状分析，目前还存在着目标定位、发展思路、顶层设计、驱动机制、技术标准、资源整合和体制机制配套等多方面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认为应该首先对城市广义生态群落的基本结构和可持续发展生态链作深入分析，从有利于上述群落的发展和为之创造更好的生境出发，系统性地思考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具体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智慧城市的发展理念。在生态文明时代，智慧城市的发展应该充分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优势，更好地为城市广义生态群落创造良好的生境，促进“以人为本”的城市包容性发展，实现亚里士多德两千多年前就倡导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终极发展目标，为人们不断创造美好的城市新生活。
二是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应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为城市提供全新的生态学运行机制和柔性技术体系架构，通过对以广义生态群落为基础的微观分析来重构宏观设计，充分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潜能创新社会经济要素的聚集模式、降低广义生态链的总运行成本、提高城市的连通性和资源的动态配置能力，为城市构建良好的动态自适应发展机制。
三是智慧城市的发展路径。在智慧城市的发展中，首先应该为城市构建发达的基础信息网络，使得信息的采集、传输、存储、利用通畅便捷，首先考虑从广义生态群落的刚性需求和城市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出发，通过效益驱动机制和政府先行来逐步拓展各应用领域，通过信息网络和先进的技术手段来不断创新业务模式，最终实现从机器的理性智能到人性化的情感智能服务。
四是智慧城市的技术体系。智慧城市的技术体系架构既要考虑到有利于资源的统一整合和开发利用，还要注意到城市广义生态群落的分布式微循环运行需求，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构建好统一的物联网、泛在移动通讯网和云平台三大基础平台，以开放式的柔性体系架构为广义生态群落的运行模式创新和新技术的快速应用提供有力的支撑。
五是智慧城市的体制机制。智慧城市的发展要求对城市现有的管理体制机制进行深刻变革，通过基于信息网络的流程再造和组织重构，建立以网络化流程、动态协同机制和敏捷服务链为基础的新型电子政府运行模式，并通过跨行政区域的政务资源整合和行政组织体系的虚拟化重构，形成以“云”政府为基本形态的智慧城市政府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1]alfredmarshall.principlesofeconomics[m].London：macmillan，1890.
[2]wilburR.thompson.aprefacetoUrbaneconomics[m].Baltimore：JohnsHopkinspress，1965.
[3]wemerZ.Hirsch.Urbaneconomicanalysis[m].newYork：mcGraw-Hill，1973.
[4]KennethJ.Button.Urbaneconomics：theoryandpolicy[m].London：themacmillanpressLtd，1976.
[5]Roberte.park，ernestw.Burgess，RoderickeD.mckenzie.theCity[m].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7.
[6]仇保兴.复杂科学与城市转型[J].城市发展研究，2012，19（1）：1～18.
[7]李迅.关于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若干思考[J].城市，2008，（11）：23～33.
[8]陈卓咏.最优城市规模理论与实证研究评述[J].国际城市规划，2008，23（6）：76～80.
[9]吴晓军.复杂性理论及其在城市系统研究中的应用[D].西北工业大学，2005.
[10]Luísm.a.Bettencourt.theoriginsofscalingincities[J].Science，2013（340）：1438～1441.
[11]michaelBatty.atheoryofcitysize[J].Science，2013（340）：1418～1419.
[12]陈彦光.Beckmann城市体系异速生长模型的理论基础与实证分析[J].科技通报，2002，18（5）：360～367.
[13]陈彦光.分形城市系统的空间复杂性研究[D].北京大学，2004.
[14]袁晓勐.城市系统的自组织理论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6.
[15][24]李杨帆，朱晓东，黄贤金.生态城市系统的概念模型与等级结构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05，12（4）：37～40.
[16]戴伟辉.广义生态群落理论与应用[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17]戴伟辉.上海市若干产业的科技自主创新生态群落模式及对策研究[R].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软科学研究重点课题研究报告，2006.
[18]turnerJ.H.theStructureofSociologicaltheory[m].Chicago：theDorseypress，1986.
[19]邬亮.数码创意产业的生态群落形成机理与演替模式研究[D].复旦大学，2007.
[20]胡乐.数字社区商业生态群落的结构与布局规划研究[D].复旦大学，2009.
[21]崔新.基于生态链的道教文化旅游项目开发与管理研究[D].复旦大学，2010.
[22]邹艳玲.基于生态群落的现代服务业引进项目评估研究[D].复旦大学，2012.
[23]HarwellC.C.DerenC.w.，SnyderG.H.UseofaconceptualmodelofsocietaldriversofecologicalchangeinSouthFlorida：implicationsofanecosystemmanagementscenario[J].Urbanecosystem，1999（3）：345～368.
[25]仇保兴.重建城市微循环：一个即将发生的大趋势[J].城市发展研究，2011，18（5）：1～13.
城市规模理论篇9
略高度1,逐步走入各级政府的计划和议程,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青睐。然而由于更多的焦点关注到提高城镇化的发展速度上,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城镇化的发展质量,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1城乡矛盾
在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实际上是逐步拉大的。农村地区在收入水平、设施水平和福利保障等许多方面都与城市存在着较大差距。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管理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大量进城农民不能在城镇定居,不能享受市民待遇,二元矛盾并未得到改善。
1.2资源与环境问题
城镇化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城市的承载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过度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降低了环保门槛,许多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城市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由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土地利用不够集约,大量土地闲置,土地资源浪费2。此外,中国的城市扩张还面临着资源紧张的压力。目前中国有三分之二的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其中有114个城市严重缺水。而能源问题也一直困扰着许多城市的发展。
2.城市规划与城镇化的关系
城市规划学科是伴随着城镇化进程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发展早期,城镇化进程缓慢,城市规划学科也处于萌芽阶段,理论体系很不完善。工业革命之后,城镇化进程加速,城市迅速扩展,大量人口向城市集聚,导致了后来被称为“城市病”的大量城市问题。现代城市规划就是为了解决“城市问题”而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规划理论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分散主义和集中主义两种理论趋势。前者以霍华德、沙里宁、赖特等为代表,认为城市的各种问题的产生是城市中心过分拥挤造成的,主张分散的城市结构,与大自然亲近,有很强的人文主义色彩;后者以柯布西耶为代表,对现代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充满信心和渴望,体现了理性功能主义的思想。针对不同的城镇化模式,产生了不同的城市规划思考。在这之后,随着主要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趋于稳定,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走向多元化,关注点深入城市的经济、地理、社会、文化与空间等多个方面,城市规划与城镇化的关系更加紧密,城市规划的好坏成为城市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
3.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城市规划应对
3.1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水平预测
城镇化水平预测是城市规划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是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测算的重要依据。城镇化水平的预测和城镇化策略的制定,应遵循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不能“人为抑制”,也不能“拔苗助长”。要根据不同城市的区位资源条件、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建设,走多元化的城镇化发展道路,科学地制定城镇化的发展目标。要正确处理近期规划和远期规划的关系,近期规划目标作为实施目标,远期的发展规模和质量目标要有弹性。
3.2结构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格局
城镇化的研究不能就城市论城市,而应从宏观层面,从区域规划角度入手,统筹区域内的城镇结构体系。要综合评价区域与城市的发展和开发建设条件,建立合理的等级体系和职能分工,统筹安排区域基础设施、社会设施,引导、调控和保障区域产业发展、空间布局和城镇建设,形成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格局。
3.3环境友好的城市发展模式
环境承载力是一个区域经济、社会、资源和生态环境所能支撑的城镇规模和容量。必须改变传统的城市规划思路,城市发展规模的预测不能仅仅考虑人口规模的无限增长,而应首先立足对城市环境承载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的研究分析。将城镇化发展置于整个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中,综合考虑区域的人口、资源、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等重要因素,按照区域环境承载力确定城镇化的发展规模、速度及其布局,保持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协调。
3.4统筹协调的城乡关系
对城乡产业发展、城镇空间布局、公共设施建设及生态环境保障等等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着力破除城乡二元化的体制,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聚集、城乡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条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切实增加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和容纳能力,构建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将社会保障与农地产权剥离,为农民进城及失地农民提供公平的社会保障。3.5健康强大的城市产业结构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工业化的推动,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动力推动。应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大力发展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镇的辐射功能,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3.6公平公正的城市服务设施
城市规划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保障社会公平。通过城市规划手段,公平公正的配置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等公共资源,合理引导城市人口的集聚和疏散。同时,通过合理的规划,提供完善的保障性住房体系,优化居住空间布局,妥善处理居住与就业的关系。同时,通过改善住房、绿地、公共空间、社区服务等人居环境,提高城镇生活的品质和质量。
参考文献
1.赵泽林,理性看待城镇化:质量先行[J],中国集体经济,2008(7).
2.王志燕,山东省城镇化质量区域比较研究[J].山东经济,2009(6).
3.吴志强,百年现代城市规划中不变的精神和责任—纪念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概念100周年[J],城市规划,1999,(1).
4.王凯,从西方规划理论看我国规划理论建设之不足[J],城市规划,2003(6).
5.仇保兴,我国城镇化中后期的若干挑战与机遇[C],城市规划和科学发展—2009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2009.
6.栾峰,战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演变与核心内涵[J],城市规划汇刊,2004(6).
城市规模理论篇10
略高度1,逐步走入各级政府的计划和议程,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青睐。然而由于更多的焦点关注到提高城镇化的发展速度上,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城镇化的发展质量,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1城乡矛盾
在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实际上是逐步拉大的。农村地区在收入水平、设施水平和福利保障等许多方面都与城市存在着较大差距。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管理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大量进城农民不能在城镇定居,不能享受市民待遇,二元矛盾并未得到改善。
1.2资源与环境问题
城镇化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城市的承载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过度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降低了环保门槛,许多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城市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由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土地利用不够集约,大量土地闲置,土地资源浪费2。此外,中国的城市扩张还面临着资源紧张的压力。目前中国有三分之二的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其中有114个城市严重缺水。而能源问题也一直困扰着许多城市的发展。
2.城市规划与城镇化的关系
城市规划学科是伴随着城镇化进程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发展早期,城镇化进程缓慢,城市规划学科也处于萌芽阶段,理论体系很不完善。工业革命之后,城镇化进程加速,城市迅速扩展,大量人口向城市集聚,导致了后来被称为“城市病”的大量城市问题。现代城市规划就是为了解决“城市问题”而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规划理论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分散主义和集中主义两种理论趋势。前者以霍华德、沙里宁、赖特等为代表,认为城市的各种问题的产生是城市中心过分拥挤造成的,主张分散的城市结构,与大自然亲近,有很强的人文主义色彩;后者以柯布西耶为代表,对现代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充满信心和渴望,体现了理主义的思想。针对不同的城镇化模式,产生了不同的城市规划思考。在这之后,随着主要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趋于稳定,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走向多元化,关注点深入城市的经济、地理、社会、文化与空间等多个方面,城市规划与城镇化的关系更加紧密,城市规划的好坏成为城市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
3.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城市规划应对
3.1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水平预测
城镇化水平预测是城市规划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是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测算的重要依据。城镇化水平的预测和城镇化策略的制定,应遵循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不能“人为抑制”,也不能“拔苗助长”。要根据不同城市的区位资源条件、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建设,走多元化的城镇化发展道路,科学地制定城镇化的发展目标。要正确处理近期规划和远期规划的关系,近期规划目标作为实施目标,远期的发展规模和质量目标要有弹性。
3.2结构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格局
城镇化的研究不能就城市论城市,而应从宏观层面,从区域规划角度入手,统筹区域内的城镇结构体系。要综合评价区域与城市的发展和开发建设条件,建立合理的等级体系和职能分工,统筹安排区域基础设施、社会设施,引导、调控和保障区域产业发展、空间布局和城镇建设,形成层次分明、结构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格局。
3.3环境友好的城市发展模式
环境承载力是一个区域经济、社会、资源和生态环境所能支撑的城镇规模和容量。必须改变传统的城市规划思路,城市发展规模的预测不能仅仅考虑人口规模的无限增长,而应首先立足对城市环境承载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的研究分析。将城镇化发展置于整个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中,综合考虑区域的人口、资源、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等重要因素,按照区域环境承载力确定城镇化的发展规模、速度及其布局,保持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协调。
3.4统筹协调的城乡关系
对城乡产业发展、城镇空间布局、公共设施建设及生态环境保障等等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着力破除城乡二元化的体制,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聚集、城乡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条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切实增加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和容纳能力,构建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将社会保障与农地产权剥离,为农民进城及失地农民提供公平的社会保障。3.5健康强大的城市产业结构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工业化的推动,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动力推动。应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大力发展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镇的辐射功能,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3.6公平公正的城市服务设施
城市规划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保障社会公平。通过城市规划手段,公平公正的配置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等公共资源,合理引导城市人口的集聚和疏散。同时,通过合理的规划,提供完善的保障性住房体系,优化居住空间布局,妥善处理居住与就业的关系。同时,通过改善住房、绿地、公共空间、社区服务等人居环境,提高城镇生活的品质和质量。
参考文献
1.赵泽林,理性看待城镇化:质量先行[J],中国集体经济,2008(7).
2.王志燕,山东省城镇化质量区域比较研究[J].山东经济,2009(6).
3.吴志强,百年现代城市规划中不变的精神和责任—纪念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概念100周年[J],城市规划,1999,(1).
4.王凯,从西方规划理论看我国规划理论建设之不足[J],城市规划,2003(6).
5.仇保兴,我国城镇化中后期的若干挑战与机遇[C],城市规划和科学发展—2009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2009.
6.栾峰,战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演变与核心内涵[J],城市规划汇刊,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