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消费税的特征篇1
我国自1994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增值税，我国增值税主要征税环节分属于生产、销售、批发、零售或提供劳务等各环节，其最根本特征是对各环节的增值进行征税，表现为各环节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对企业本环节增值额征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①的规定及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按75∶25比例分享增值税、中央对地方1∶0.3两税返还的办法，我国增值税地方政府分享部分主要是按纳税人注册所在地在各地区间进行分配，而纳税人主要是货物的生产者、加工修理修配服务的提供者与消费品的生产者。由此可见，我国增值税地方政府分享部分，实际上主要是按生产者所在地在各地区间分配。这里我们称之为“生产地原则”。这种分配办法有其历史渊源：我国税收主要由国有企业的利润转化而来，迄今为止仍存在企业创造利税的观念，消费者实际贡献税收的理念仍没有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在生产环节征收增值税，从税收征管上也便于现实操作。但是这样的分配准则实际上潜在地扭曲了政府与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是导致收入分配不理想的基础。
二、增值税收入地区间分配原则的探讨
“消费地原则”和“生产地原则”原是国内商品税收管辖权国际协调的两种原则。生产地原则（originprinciple），即只要商品在本国生产，无论在何处消费，本国都对其课征商品税；目的地原则（Destinationprinciple），又称为消费地原则，即只要商品在本国消费，不管在何处生产，本国都对其课征商品税。在国际增值税中，消费地原则就是通过对出口商品实行零税率以及对进口商品征税实现的。
增值税为间接税，是价外税，其税负实际是由消费者缴纳和负担的，②也就是说最终消费地的居民通过购买商品或服务的形式承担了增值税税负，因此从受益原则来说，其税收收入应归于消费者所在地政府。由于国内贸易的发展，生产地和最终消费地往往是偏离的，而现实税制设计下，最终消费者所在地政府只能分享到销售给当地消费者这一最后环节增值带来的增值税，而不是消费者所负担的全部增值税，这就造成了税收收入归属与税负归属的不一致。而这之前的生产流通环节的增值额很可能远大于最后这一环节的增值额，所以实际上消费者所在地政府只得到了很少的一部分税收，而绝大部分税收由生产地政府享有，当然该地方政府相应也会获得当地生产而销售到外地的最后销售环节之前环节增值部分的税收。这种地区增值税税负收益负担不一致所带来的扭曲还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在目前增值税的收入分享体制下，地方政府扩大财源的一个途径是提高增值税25%的分享部分，而由前述分析可见，由于地方增值税大部分来源于最后零售环节之前的生产流通环节，这客观上很可能会激发地方政府加大投资、上大项目，出于财政动机盲目引资生产企业，以及片面追求GDp增长以增加税收收入的冲动，导致各地工业重复建设严重，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
第二，如前所述，跨地区商品贸易会引起增值税税收在地区之间的转移，但现行增值税收入分享体制按照增值税上缴地点来分配税收收入，并没有考虑到税收在地区之间转移的状况，很可能导致了地区间，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财力分配的不合理。税收转移的问题进一步也很可能是导致地区间对外地商品设置人为障碍，或者强迫当地消费者购买本地产的商品，用垄断本地市场的办法阻止外地商品的输入，形成地区割据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原因。
按照上述分析，如果采用“消费地原则”分配全部地方级增值税则能很好地避免上述扭曲的出现。在一国内部，可以无需在各种跨省交易环节上退税，而采用替代的方法按照与消费挂钩的指标重新分配税收。国际上已有不少国家采用相似的方式分配地方级增值税。例如：德国的增值税是共享税，但联邦与州的分成比例是可变的，而且增值税的州分享部分要进行两次分配，第一次按人均增值税和各州居民人口分配，第二次分配针对财力弱的州进行平衡性分配。③又如，西班牙地方政府可以分享35%的增值税，但分享的基数是消费指数，而不是本地企业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这样就使一个地区可以分享的增值税收入与本地的家庭消费额挂钩。④
目前已有不少的研究都涉及到了增值税收入的地区间分配问题，特别是在当前增值税营业税一体化的改革背景下，施文泼、贾康（2011），林江、孙辉（2011）和邱强（2011）等学者基本一致地认为，为弥补地方财政收入的损失，必须改革原有的中央地方分配关系，改变现存的增值税中央地方分享办法。关于改革方案，张悦、蒋云赟（2010）认为有必要增加地方增值税的收入分享比例并进行了实际测算。林江、孙辉（2011）和施文泼、贾康（2011）等提出了另一种主张，根据地方居民实际消费额实际上就是消费地原则分配或者结合一系列指标用标准化公式分配的同时结合“因素法”的转移支付来分配。但这些文章一方面没有具体分析当前产地分配办法的弊端，另一方面也没有进行实际测算。而熊巍（2003）和杨斌（2007）分析和估算的增值税现有分配方式造成的财富逆流是从城乡差异角度出发，没有涉及到省级的地方差异。
于是，本文就希望通过一个简单的理论分析框架比照消费地原则和生产地原则的分配方式，找出分配扭曲的影响因素，并借用现有的各省消费数据来测算两种不同分配原则下地方增值税收入差异的程度，以及由于现有的扭曲分配方法造成税收转移的具体状况，以说明改革这种分配方式的必要性。
三、一个简单的理论分析框架
假设最终产品或服务p需要n个环节才能完成生产流通过程到达消费者，这里定义的环节为可征收增值税的生产流通环节。表示第i环节结束时中间产品的不含税价格，也就是i+1环节开始时投入品的不含税价，i=0，1，2，3…n，就是n个环节完成时的最终不含税价。
根据增值税的概念，我们对每个增值环节的增值额征收税率为t的增值税，设初始投入为，而初始环节没有进项税，则如表1所示，增值税在各个环节征收，体现为这些环节经营者的销项税减去进项税，而实际上，消费者最终支付的含增值税t的零售价格则是补偿了所有环节所征收增值税的总额，也就是说消费者完全承担了增值税的税负。
（二）进一步假设分析
简单假设经济体只有a和B两个地区，这两个地区有彼此独立的公共部门负责税收征管和各自地区的公共物品提供，同时两地的消费者在哪里消费就能享受那里相应的公共物品。假设其中前k个增值税环节在a地完成，后n-k-1个环节在B地完成，而在直接面对消费者的最终零售环节上，由于a和B都是消费p的市场，所以按照各地区消费的比例承担最后一个环节的增值税。这里假设a和B两地消费者消费的全部p的比例分别为α，β，α+β=1。这样，两地征管部门在增值税的各征收环节上对产品或服务生产者按增值额征税。对这些产品或服务生产者来说，就体现为销项税减进项税。
根据前述分析，消费者完全承担了增值税税负，按照消费地原则，各地区应该取得的增值税收入应该是其地区消费者所实际承担的增值税。前面我们为了简化，假设两地消费者在哪里消费就能享受那里的公共物品，即不存在由于跨地区消费导致受益负担不一致的现象，不存在承担了实际税负而无法享受当地公共物品的状况。根据我们的假设，可知：
那么按照消费地原则征税的结果就是很可能产生地区应得税收和原按生产地原则下实际征收额之间的差异，这里，对a和B地区来说，即为：
为了较方便且接近地刻画现实情况，这里我们做进一步的简化假设。
1.第一种情形：一般来说，现实经济中，生产流通的环节是有限的，为了方便问题的讨论，假设k=n-k-l，n，k都是整数，即两地除去在最后一个环节上分摊市场消费外，不存在生产流通环节数的差异。同时，设a和B两地所有生产流通环节的增值率分别为，，且0＜＜1＜。即a地相对于B地来说其经济落后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上，其地方生产服务的增值率比较低。一般来说，即a地区很可能更加依赖于原料生产等初级产业或附加值低的产业链前端产业，例如我国的中西部省份，其产业结构中农业和工业的初级产业比重相对较高，同时因为资源丰富，也往往依赖于低加工的资源输出。而东部沿海地区发达得多，处于产业链的后端或者相对于中西部省份其附加值高的加工服务产业比重较大。
于是，可以把（3）（4）式改写为：
虽然我们假设a较B地经济落后，但对p的消费水平不仅与经济发达程度相关，还取决于人口、社会以及技术等差异，所以很难简单判定α和β的大小。
基于上述分析，对于（2）式，我们知道：
2.第二种情形：我们再来看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即a地只是p的消费地，而B地生产且消费，这种假设旨在模拟现实中的另一种状况，即有相当一部分的产品服务集中在某一地区生产，而其他地区基本不生产而只消费这些产品服务，例如，我国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制造业，这里产出的一些产品品类甚至占据了全世界超过百分之八、九十的份额，而我国其他地区相比之下就几乎只是消费地了。
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当两地的差异更极端地呈现为一地仅消费，而另一地是生产集中地的时候，就必然存在税收收入逆转的现象，即仅为消费地的地区只拿到了最后一个环节的部分增值税而当地的消费者实际承担的税负远大于其地所得税收。可以推论为，那些集中了全国绝大部分的制造业产品的产地因为当前的这种产地分配原则获得了来自于其他地区消费者所承担的那些税负，即这些产地获得了来自于非产地消费者的税收补贴，这在我国的情形中也表现为一种财富逆流，因为这些产业集中地往往经济较发达，例如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同时因为这些地区存在着这样的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就更进一步刺激了地方政府加大投资、扩大生产的冲动。
总结上述分析框架，我们发现，由于当前采用生产地原则而非消费地原则导致的税收地区转移，只有在一系列限定的条件下，才可能会出现较大的财富逆流现象。现实经济的复杂性远远超越了该分析框架。因为，首先按照多级财政的理论，能够彼此相对独立地提供公共物品的地方级财政区域远不止两个；由于地区资源禀赋和分工的不同，这些区域各自承担的征收增值税的生产服务的流通环节也很可能复杂交错；再者，这些征收增值税的产品和服务也是各有特性的，一方面也会由于生产的地区集中使地区间存在生产地和消费地的巨大差异，而不同的产品服务也存在各环节增值率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可能有消费的地区差异；另外，由于人口流动，现代物流和网络购物的发展，也很难把实际消费者也就是实际税负承担者和其所接受的由税收提供的公共物品匹配起来。
因此，理论上很难简单地说，由于目前采用生产地征收原则产生了多大的财富逆流，从而导致了何种程度的地区税收分布不均以及东西部税收收入差异的扩大。而根据上述两种类型的设定，我们可以认为，一方面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是导致这种税收差异的原因，因为产业结构差异对应到的生产流通过程会有不同的增值率；另一方面产业集中地区常常是这种税收转移的获利者，因为那些只消费这些产品服务而没有生产的地方消费者承担了大量的税负，这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对产地的补贴，也往往是一种财富逆流。所以总的来说，采用生产地原则造成的各地方受益负担不匹配是广泛存在的。而且这样的分配方式倾向于税收向生产地转移而且是向着那些具有高增值率的生产流通环节地转移，也即是说那些产业结构倾向于发展这类具有高增值率的产业的地区可能更多获得了其他地区转移而来的税收。
四、实际衡量我国各地区间增值税的税收转移
自2009年以来，我国已全面实施了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改革。增值税仍然是对生产和分配的各个环节征税，所有中间人交纳的税收都将被抵扣，最终消费者是该增值税的唯一负担人。作为对最终消费课征的一种税收，增值税应该被最终消费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征收，这就是消费地原则。
我们知道，我国增值税地方政府分享部分，实际上是按生产者所在地在各地区间分配。所以可以直接用地方级税收数据中的增值税数据作为生产地原则分配下的结果。那么为了实际衡量生产地原则较消费地原则分配造成的增值税税收转移程度，就需要以合理的方法来估算按消费地原则分配的结果。于是我们选择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省级数据作为近似的衡量各省消费水平的数据。这里涉及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我们认为征收增值税的各生产流通环节最后到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而承担的实际税负大致等同于商品最终零售售价乘以增值税率；第二，虽然有小规模纳税人以及适用13%低税率的部分，但假定这个部分相对于增值税整体规模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可以忽略税率差异，近似以商品最终零售售价作为各省实际消费规模；第三，按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统计指标解释，⑤可以近似地把这个指标作为各省商品实现的年度最终销售额的数据，按照各省占全国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见图1）来分配全国地方级增值税额。
由图1我们可以看出，2007-2009年这三年中全国各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的份额基本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水平。我们选取了这三年的省级社会消费零售总额数据，对地方级增值税额进行重新分配。
我们最关注的是各省因为采用产地原则分配而产生的税收转移方向以及程度。我们认为，当前各省的地方级增值税数据减去按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各省占比重新分配而得的各省增值税后的差额，就是消费地原则衡量出的增值税地区税收转移。差额为负的即是存在实际所得小于按消费原地则的应得税收，是税收转出省；反之，差额为正的省份就是获得了比其实际应得更多地税收，是税收转入省。根据前述，虽然用上述方法和数据来衡量真实情况下按消费地原则分配税收的状况略显粗糙，我们仍发现这三年中大部分省保持了一致的方向（见图2）。
北京、辽宁、吉林、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和四川持续为负，即有持续的税收外转的状况；天津、山西、上海、江苏、浙江、广东、贵州、云南、陕西、青海、宁夏和新疆持续为正，即持续地获得了税收转移。税收转出转入的总规模逐年递增，在2007-2009年三年中分别达到了510.8亿、615.3亿和652.2亿。其中，我们还看到，税收转入省份中，上海、江苏、山西、浙江和广东省得到了大规模的税收转移，合计在这三年中分别占据了总转移量的73.81%、73.01%和82.09%，其中上海和江苏都获得了接近或超过百亿规模的转入；而税收转出省中，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和四川省转出规模较大，合计在3年中分别占据了总转移量的64.81%、64.83%和67.61%。⑥再来具体看这些省份，我们发现，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和广东这些普遍意义上的沿海发达地区也是产业发达地区的确是获得了相当部分的来自其他欠发达地区的税收补贴（见图3），尤其是上海，其实际所得税收中有近一半来自其他省份的税收转出（2007年、2008年和2009年分别是48.0%、46.1%和51.3%）。其他如江苏、浙江分别有也有15%到20%左右（前者2007年、2008年和2009年分别是20.0%、19.4%和23.8%；后者三年分别是14.6%、15.6%和19.8%）的增值税税额来自于其他省份。广东省相对较少，2007年、2008年和2009年也分别有6.8%、7.7%和10.4%来自于其他省份。而中西部的湖北、湖南、四川三省等有严重的税收转出（见图4），在这三年都超过了其实得增值税税收收入的一半。其中湖北最为严重，2007年至2009年其税收转出分别占其实得税收的81.0%、87.1%、78.2%；湖南和四川次之，也分别高达63.3%、73.0%、73.9%和61.4%、62.3%、59.7%。接下来按比例由高到低大致依次是吉林、河南、重庆、广西、江西、山东、福建、安徽、海南和辽宁。可见广大的中西部省份，普遍意义上的欠发达地区和产业结构倚重农业和低附加值初级产业的省份正是转移出了相对其自身实得税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来实际补贴了那些相对于自身发达得多的地区。当然我们也看到有少数经济欠发达地区如新疆、山西、青海、宁夏、云南、贵州和陕西在现有分配方式下是获利的，而北京市也没有像其他发达地区一样获得补贴而是反过来补贴了其他省份。但是，总的来说原有按产地征收的方式下，不改变分配的原则实际上确实是给整个地方经济带来了相当混乱的分配格局，根据上述数据可以得出结论即此种分配方式的确造成了相当大的地方税收不均，财富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逆流，加剧了地方税收收入的差异。
五、结论
综上所述，为了更好地理解当前地方增值税分配方式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偏离了受益负担的一致性，并产生了对资源配置和地方分配格局何种程度上的扭曲，我们运用一个简单的理论分析框架发现各地方所占商品的生产流通增值税环节以及这些环节的增值率和商品的地方销售占全国的比例是影响两种分配方式下地方实际税收差异的因素，很难简单地认为一定存在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税收的财富逆流现象。而在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地方份额作为消费指标实际衡量地方增值税分配时发现，可大致认为存在相当程度的财富逆流。这样的财富逆流将怎样进一步影响资本和劳动的流动是我们十分关心并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总之，有这样财富逆流的存在，在增值税扩围的背景下，改革现有的增值税地区间分配方法十分必要。
最后，我们认为，在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建立一种综合考虑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产业差别、人口、消费者对增值税的贡献等因素的分配办法。⑦例如我国已经在三峡等电力企业增值税跨区分配中采用了将增值税地方分享部分按淹没面积、动迁人口等关键因素来确定综合分配因子的分配方式。
注释：
①根据2009年1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38号）第一条、第四条、第二十二条等的规定，在我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与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关于纳税地点的规定是：（1）固定业户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2）固定业户到外县（市）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3）非固定业户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应当向销售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②增值税由消费者负担的原理可见本文第三部分“（一）增值税的征收模式”的说明。
③参见孙竹、赵旭（2008）。
④HansjorgBlochligerandoliverpedzold（2009）.
简述消费税的特征篇2
关键词：
一、政策改革
财税[2008]170号明确自2009年1月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购进（包括接受捐赠、实物投资，下同）或者自制（包括改扩建、安装，下同）固定资产发生的进项税额（以下简称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38号，以下简称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0号，以下简称细则）的有关规定，凭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和运输费用结算单据（以下简称增值税扣税凭证）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其进项税额应当记入“应交税金一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
二、明确固定资产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规定，条例第十条所称固定资产，是指使用期限超过12个月的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工具、器具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十一条所称固定资产，是指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出租或者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时间超过12个月的非货币性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设备、器具、工具。可见，增值税的固定资产范围比企业所得税固定资产范围要小，不包括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也就明确了固定资产的范围。
三、特殊情形
第十条 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一）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实施细则里第二条明确货物指有形动产，包括电力、热力、气体在内。也就是说这里的货物包括固定资产和非固定资产两部分。
（二）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及相关的应税劳务；非正常损失是指因管理不善造成被盗、丢失、霉烂变质的损失，也就是说固定资产属于正常损失则不用做进项税额转出。
（三）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
（四）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纳税人自用消费品；纳税人自用的应征消费税的摩托车、汽车、游艇，其进项税额不得抵扣
（五）本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货物的运输费用和销售免税货物的运输费用。
四、固定资产的特殊处理
当货物或劳务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税项目、个人消费、集体福利时，进项税额不可以抵免销项税额，计入成本。非固定资产货物与固定资产货物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非固定资产货物是被一次性消耗，也就是价值被一次性转移，而固定资产的价值是随折旧的计提逐步转移到所生产产品中去，只有折旧计提完全，固定资产的价值才被完全转移。所以在处理固定资产货物和非固定资产货物进项税不得抵扣问题时应有所不同。
如果是产成品、原材料，用于上述进项税额不得抵扣销项税额的情形，则作进项税额转出；如果固定资产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根据初始动机的不同又要区分两种状况：第一种，购进固定资产是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第二种情况是固定资产在消耗过程中临时性地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等，比如说平时的搬运车用于建造厂房。在这些情况下，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又该怎么处理呢？
有专家给出建议：
（一）在对货物的解释中，将货物明确划分为固定资产和其他货物两类，货物在未作特别说明时包含上述两类，以便在法条中分别作相关政策表述。
（二）由于固定资产和其他货物在消耗性质上有所不同，二者在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时应作区别对待。
笔者认同货物的有关处理。但是为保证国家充足的税收来源，建议如果固定资产在买入当月直接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等情形或者购入固定资产的动机就是用于此类情形，则进项税额不得抵扣，直接计入成本。这也和《关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问题的通知》中的“以建筑物或者构筑物为载体的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无论在会计处理上是否单独记账与核算，均应作为建筑物或者构筑物的组成部分，其进项税额不得在销项税额中抵扣。”的精神相一致。
如果是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兼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等情形，则在购进固定资产的当月计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在被兼用于上述情形时，则根据当月计提折旧额、当月兼用天数占总天数的比例、相应增值税率做进项税额转出。而对这一情形的税务处理则要求企业每次纳税时提供股东资产使用情况表，从而帮助税局明确征税范围。
简述消费税的特征篇3
关键词：消费型增值税制度；重复征税；中性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6-000-01
引言
2016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到：适度扩大财政赤字，主要用于减税降费，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采取的第一项举措是全面实施营改增，从5月1日起，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并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这也意味着，试点完成后营业税将退出历史舞台。
一、营改增背景
我国最初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机器设备和不动产不可以抵扣。2009年我国开始实施增值税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型改革，将机器设备纳入了抵扣范围，但是改革没有一部到位，仍然没有把不动产纳入抵扣范围，还不能把它称之为完全的消费型增值税。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到今年5月1日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试点范围扩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同时，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这样，就完成了从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通过营改增的全面实施，进一步贯通服务业内部和二三产业之间抵扣链条，以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存在已征税额不能抵扣，通过这次改革，重复征税现象将从制度上得以消除，只对应税行为增值额部分征税，使税收的中性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从而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避免扭曲企业经营行为。通过测算，今年营改增，将减税5000亿，另外，不动产纳入抵扣范围，也会带动企业扩大有效投资。因此，这次改革，不只局限于传统的消费侧改革，而是一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的长远意义深远，从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到这次试点范围扩充到服务全行业，政策的取向有利于服务业，特别是科技研发，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经济活力。
二、对企业税收减税影响
首先，新增不动产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是从税基入手，税基减小了，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减少了应交税额。同时，通过对新增不动产的进项税额抵扣，利于提升一般增值税纳税人的投资热情，会吸引到一部分有效投资。
其次，营改增全面实施之后，试点范围扩充到房地产业、建筑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实现货物与服务全面实施增值税制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消费型增值税，增值税抵扣制度消除了服务行业营业税制度下的重复征税，只对应税行为的增值额征税，它从制度上保证了营改增对所有行业、绝大多数企业起到减税效应。
具体从营改增今年5月1日试点范围扩充到的四个行业来看：
1.房地产业方面：新增不动产纳入抵扣范围，对刺激下游企业购买商业性房地产，促进有效投资，消化商业地产的存量，提升商业性房地产价格势必会起到正面效应。具体多大程度上体现，要结合企业的经营决策，盈利目标。税率上，销售不动产税率为11%，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老项目，也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5%的征收率计税。到底是按11%的税率享受抵扣进项税额，还是选择简易计税方法5%的征收率？企业可以通过税务筹划，选择从低的税负决策。如果按简易计税方法5%的征收率安排，在销售额与应纳税额合并定价的情况下，剔除含税实际执行税率为4.76%（1÷（1+5%）×5%=4.76%），比原来营业税降低2.24%的税负。营改增执行的结果，房地产行业税负会下降，大多数房地产企业税负会降低。
2.建筑业方面：营改增后建筑业税率为11%，一般纳税人为建筑工程老项目、甲供工程、以清包工方式提供的建筑服务，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从税理上分析，如果是甲供材或者是清包工，可以选择简易计税，因为一般情况下进项税额会很小，如果是包工包料，有比较多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可以考虑选择一般计税方法。具体为建筑工程老项目、甲供工程、以清包工方式提供的建筑服务选择什么样的政策，税负才最低，最符合企业利益，需要企业测算、筹划。
3.金融业方面：营改增后金融业税率为6%，税率没改变，原来的优惠政策继续实施。实施办法附件3提到金融企业发放贷款后，自结息日起90天后发生的应收未收利息暂不缴纳增值税，待实际收到利息时按规定缴纳增值税，这一政策将减轻金融企业财务负担。金融业营改增前后，对税负影响不大。
4.生活服务业方面：过去营业税是5%，现在由于生活服务业中纳税人基本都属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照3%的征收率实行简易征收，由5%降到3%，税负下降了40%，是减税最大的行业。
三、对企业核算提出的要求
增值税对一般纳税人要求：会计核算健全，能够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设置账簿，根据合法、有效凭证核算，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政府工作报告中税负只减不增，落实到企业，要看管理是否跟上，能否取得足够的扣税凭证，否则，允许抵扣而没有符合规定的增值税扣税凭证，税负可能不降反而上升。另外，实施办法有很多地方允许选择一般计税方法与简易计税方法，如何选择才符合企业最大的利益，需要做出测算。相对于一般计税方法，小规模纳税企业由于核算水平的原因，只能采用简易征收。
四、对上述讨论的总结
第一，营改增全面实施，作为一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体现税收的中性作用，初步测算今年企业减税规模5000亿。作为纳税人，要理解好这一政策，营改增减税效应虽然利于全行业，但对具体企业的税负影响，要考虑是否能取得进项发票、进项发票取得时间、企业核算水平。第二，政策取向支持服务业，通过前几年的试点对促进研发业发展已有所体现。第三，税率较多，易形成税收漏洞，扭曲经济行为，如何简并税率是今后立法要解决的问题。
简述消费税的特征篇4
【关键词】消费税；财政收入；改革建议
一、我国消费税制的现状及问题
我国商品税内部实行增值税普遍征收，消费税特殊调节，部分征税项目交叉的双层次征税结构。消费税主要突出了两个重点：一是突出了促进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的重点；二是突出了合理引导消费和间接调节收入分配的重点。虽然近年来消费税大大小小的改革一直存在着，但从消费税影响宏观经济的程度来分析，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消费税占国家财政收入和GDp比重过低
衡量消费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程度的直接指标是消费税在政府财政收入以及GDp中所占的比重。在发达国家，消费税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一般在10%以上，占GDp比重一般也都在3%以上。在2011年，我国GDp实现471564亿元，财政收入实现103740亿元，国内消费税完成6926.19亿元，占政府财政收入为6.67%，占GDp仅为1.47%。虽然消费税改革初见成效。但消费税在执行宏观调控的作用上仍然比较薄弱，无法达到国家维护环境的政策初衷。
（二）消费税制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
从消费税促进环保的绿色税的角度分析。从课税范围来看，2006年之后，涉及到的绿色税目不过8种。作为调节产品结构，引导消费方向的一类税种，其征税范围太过狭窄，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从税率来看，某些消费品例如卷烟、烟丝、鞭炮等存在着环境污染的特征，国家应当对这样的消费加以控制，但是税率显得偏低。
（三）征税范围的不合理
一是对部分生产资料征税。消费税共设置了11个税目当中包括了某些属于生产资料的商品，而生产资料是不应被课征消费税的。
二是对已成为生活必需品的商品征税。当前对奢侈品、高档消费品的定义已与我国现今的社会不相适应，当时确立的某些应税奢侈品（如护肤护发品）如今已变成了生活必需品，对它们继续征收消费税也是不合理的。
三是对部分奢侈品没征税。现在社会上一些高档娱乐消费，如歌舞厅、卡拉oK厅等未纳入征税范围。
（四）征税形成和征收环节不合理。
一是征税形式的不合理。价内税的形式容易造成误解，相比之下价外税更加合理。
二是征收环节的不合理。很难准确划分征收范围，如生产与流通的划分、制造与简单加工的划分、批发与零售的划分，都是十分难以解决的问题。另外，因为只对某一环节征税，如果发生偷逃税很难再从下一环节补征回来。
二、我国消费税调整的原则
根据消费税的基本特点和性质，我国消费税进行调整所遵循的原则应如下：
一是符合国家财政需要。税制的最基本和最直接的功能是提供财政收入。当前，保证消费税收入的稳定，可以缓解财政压力，推动其他财税改革的顺利进行。
二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一些重要资源的价格尚未市场化。不合理的资源要素价格，在市场的引导之下，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对于这样已扭曲了的商品市场，有必要通过税收工具，配合价格杠杆，推动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
三是促进社会公平。迄今为止，我国实行的消费税制都是选择性消费税，它比一般消费税制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的原则。对部分商品征收消费税，可起到“寓禁于征”，通过减少征税商品的消费能力来调节消费。
三、对消费税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一）调整消费税的收税形式
价内征收调整为价外税形式，可以切实发挥出消费税的调节作用，提高我国消费税的透明度，同时与国际接轨。价外税下，在销售应税消费品的价格标签上就会注明该种商品的价格和消费税各是多少，消费者购买商品时一目了然。这样，消费者就很清楚自己所购买的该种商品是国家限制消费的商品或是特殊消费商品，这就会影响到其消费决策和行为。而且，通过价外税的形式，消费者在依法纳税的同时，也享有对自己赋税义务的知情权。
（二）调整消费的税收税环节
纳税环节应调整到流通环节。对于现行消费税在生产制造环节征税而给纳税人提供了转嫁或逃避税负的机会，税务部门是有所关注的，并对个别行业的消费税征收环节进行了调整。但想要真正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同时堵住大量进入我国内地国外高档商品消费税流失漏洞，就必须对现行消费税进行改革，调整各应税消费品的纳税环节，将消费税的纳税环节延后至批发、零售等流通环节。
（三）扩大消费税的课税范围
我国消费税在确定征税范围时，首先要考虑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逐渐扩大有关生态环保方面的征税范围：可以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及排氟、氯、氰等开征消费税，使企业的环保税负大体等于政府为消除企业污染而支付的全部费用。将一些对环境有害的消费品（如含汞和镉的电池），一次性用品（如一次性筷子、一次性塑料袋），不可回收、不可再利用物品（如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而且燃油税的开征可以纳入消费税改革的一个新的进程之中。其次课税重点是对环境有害的行为征税。
（四）提高消费税的税率
从消费税之绿色税的角度来看，对环境有害、资源浪费严重的消费商品或行为实行较高税率，其中适当提高卷烟、汽油、柴油的税负水平，因为卷烟属于限制性消费品，汽油、柴油是不可再生资源，从理论上可以遏制无视环境破坏的商业和消费行为。
（五）完善消费税的税收优惠政策
尽管消费税的目前改革重点在于调整税负，以制止对环境有破坏作用的消费和生产行为，但是税收政策同样具有引导作用，税收优惠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我国绿色税收体系中的消费税应该完善对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税收返还或是财政补贴等各式税式支出；同时提供良好的配套产业发展环境，以鼓励市场主体尽快往绿色环保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建堂.2010年国民经济运行态势总体良好.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分析，2011120
[2]财政部税政司.2010年税收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
[3]马长海，刘梦岩.完善消费税的制度分析[J].北方经济，2009（20）
简述消费税的特征篇5
【关键词】营改增；房地产行业；税负
【中图分类号】F81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16）20-0110-04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一直是处于前沿讨论的对象。2016年5月1日起，我国全面实施营改增，将营改增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对房地产行业而言，原有销售房地产行为改为征收增值税，按照最新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规定，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税率为11%，除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外，增值税征收率为3%。这一轮旨在降低企业的税负，由于营业税与增值税计算方式的不同，营改增改革势必影响房地产企业的税负水平。然而不同环节的房地产企业，适用的税率和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是存在差异的，且不同经营类型的房地产企业进行税额累积的规模也是不同的，对不同房地产企业的税负水平也会产生不同的差异。
关于房地产市场的讨论，虽然涉及各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但是主要集中在对房地产行业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研究，更加侧重于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探讨。谷成[1]和谭荣华等[2]对上海、重庆房产税试点改革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最终借鉴国际经验，提出具体的完善改革的对策建议。安辉和王瑞东[3]采用VaR模型对我国2002年1季度到2011年3季度经济数据分析，指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成为影响我国房地产价格的重要因素，并且土地政策和保障房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具有长期性，而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相对较小。邓芳芳和郭松海[4]对房屋空置进行了界定，阐述了房屋空置率的计算方法、房屋空置的原因及影响，并进一步说明了开征房产空置税的必要性；介绍国外房产空置税的征收情况，通过建立模型论述开征房产空置税对各方经济实体的影响；最后，阐述房产空置税的初期准备，以及房产空置税的设计实施。邓郁松[5]分析了2014年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特点，提出完善房地产税收体系，鼓励梯度消费，确定每年度新增住房规模。
本文主要是针对建筑业营改增的最新政策，特别是结合2016年3月23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文件），分析营改增对房地产行业的税负影响，然后提出完善房地产市场税收制度，合理引导房地产消费的对策建议。
二、营改增对房地产行业的税负影响―以贵州省数据为例
根据最新的营改增实施办法规定，将原有房地产行业的5%营业税改为征收增值税，同时允许抵扣进项税额。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11%的增值税税率，而对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除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外，增值税征收率为3%。由于原有营业税计税方法与现有增值税计税方法的差异，营改增对房地产行业的税负必然产生影响。笔者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分析营改增对房地产行业的税负影响。
（一）对行业整体税负的影响
一般来说，以应纳税额与营业收入的比值作为某一行业的名义税负。以Y代表房地产行业改革前后的营业收入，R1代表其原有适用的营业税税率，R2代表其改革后适用的增值税税率，gi表示实现行业营业收入Y的第i种可抵扣商品的价值，ri表示该种商品对应的可抵扣税额适用的税率，根据增值税和营业税应纳税额的计算，可以得出房地产行业“营改增”改革前后税负的变化Δt=[YR2-YR1/（1-R1）-Σgiri]/Y。进一步简化可得Δt=R2-R1/（1-R1）-Σgiri/Y。
由于我国现行营业税规定，销售不动产适用的营业税税率为5%，营改增后，我国增值税的税率由原来的基本税率17%和低税率13%增加为17%、13%、11%、6%四档税率，因此公式中R1/（1-R1）部分为5.26%。按照最新的营改增实施办法规定，营改增以后，销售不动产行为、转让土地使用权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1%，与原有增值税应纳税额计算一致，允许当期进项税额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不足抵扣的进项税额允许结转抵扣，所以公式中R2-R1/（1-R1）恒正，这个正是“营改增”带来的增税效应的体现。而由于gi、ri、Y均恒正，所以公式中-Σgiri/Y部分则恒负，代表着“营改增”后所带来的减税效应，减税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房地产行业经营过程中外购商品的价值所占的比重。如果以R代表行业的平均税率，G代表行业经营过程中外购商品的总价值，则公式中的-Σgiri/Y=-R（Σgi/G）×（G/Y）。由此可以看出，“营改增”所带来的行业整体减税效应主要取决于房地产业经营过程中外购商品可抵扣价值的比例以及房地产业的投入产出比。
通过上述的分析，根据投入产出表，以贵州省的数据为例，可以了解房地产行业中间投入的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以房地产业的前十大上游行业来看，中间投入比重比较大的主要集中在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和制造业等领域，占比约为84.2%。从表1中可以看出，房地产业关联的上游行业中间投入中有近70.87%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营改增以后，其所负担的增值税税额可以作为进项税额予以税前扣除。因此，营改增以后，上述公式中Σgi/G的房地产行业经营过程中外购商品价值可抵扣比例比较大，预期减税效应明显。
此外，房地产业实施营改增所带来的减税效应还取决于行业的投入产出比例，也就是上述公式中的G/Y部分。这个比例越低，说明外购商品占行业经营的比重越低，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越少，则营改增所带来的减税效应就越不明显，相反，所占比重越大，营改增所带来的减税效果就越明显。
（二）“营改增”改革对房地产上、下游关联企业税负的影响
首先，对房地产上游关联企业税负的影响。一般来说，行业税负之间的相互影响，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行业市场结构；二是商品的供求弹性。通常，完全竞争性市场，税负不易转嫁，因此行业之间税负的相互影响程度比较低，相反，垄断市场和寡头市场，占据垄断地位的市场主体，通常利用自身的市场定价权，将税负转移出去，从而产生行业之间的税负影响。类似的，供给弹性大而需求弹性小，需求方很难实现将税负向后转嫁，相反，供给弹性小而需求弹性大的产品，需求方比较容易向后转移税负。在我国，无论是资金需求还是土地的供给，都是由垄断地位相对较强的金融机构和处于寡头地位的政府所决定。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税负很难实现向后转嫁，降低自身的税负水平。
以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建筑公司为例，由于我国政府对土地、建造合同管理以及工程造价的管理等影响，实际上我国建筑业的供给弹性非常小，建筑公司无法通过后转方式实现税负转嫁，而往往采取低价中标的方式，获取税收收益。营改增以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外购商品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同时为了少交土地增值税，利用各种手段哄抬建筑成本，降低增值率，或者与建筑公司联合避税，以隐蔽或者合理的方式将部分税收变相转嫁给处于房地产行业上游的建筑企业。此外，由于我国建筑材料的提供商，大部分以小规模纳税人为主，会计核算不够健全，规模比较小，很难获得一般纳税人资格的认定。营改增以后，房地产开发企业为了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所带来的纳税收益，势必要求建筑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从而获得进项足额抵扣。但是由于建筑材料提供商基本上以小规模纳税人为主，无法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建筑业进项税额不能像一般纳税人那样按照基本税率足额抵扣，即使是主管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只能按照3%的征收率进行抵扣，相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来说，建筑业的税负水平上升。
其次，对房地产下游关联企业税负的影响。这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是对房地产购买者的影响。主要是房地产刚性需求者，由于房地产属于供给弹性大而需求弹性小的商品，房产供给者很容易通过房产的垄断地位或者协同垄断地位，提高价格，将税负转嫁出去。房产的供给者和房产的投机者均可通过这种方式将税负转嫁出去，从而降低自身的实际税收负担率。另一方面，主要是对房地产消费所带动消费行业的税收负担的影响。这部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相关产品的供求以及市场结构等方面，但是由于房地产消费所带动产品数量消费增加而带来的税收规模的增加是必然的趋势。
三、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现有房地产市场税收制度的思考
（一）总体思路
首先，应坚持“宽税基、低税率、简税制”的原则。所谓宽税基，即扩大征税范围，减少税收优惠政策，将所有的房屋、土地均纳入征税范围，实行普遍课税。低税率，即使得税率水平与居民实际生活水平成正比，尽量降低低收入者的税率，实现横向税收公平。简税制，即简化整个税收体系，在税制的设计上，尽量减少税种的数量，调整税率档次，并结合房地产市场税收现状开征一些新税种代替存在重复课征的一些税种。
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的要求，针对房地产税制中税与费的征收混乱现象，合理整合收费项目，将部分费用的征收调整到税收范围，避免重复课税。注重税收调控的无偿性和强制性，合理划分房地产经营过程中的租费关系，将地租融入土地出让金范畴，借鉴国外先进做法，以空置税取代土地闲置费。通过合理税收布局，降低房地产持有环节的税负，针对不同房产持有目的，区分刚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分别实施差别税率，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实现税收公平，利用税收手段合理引导房地产市场消费，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二）具体政策建议
1.进一步理顺现有房地产市场税费关系，注重税收调节的强制性和无偿性
我国房地产市场税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布局不够合理，税费相互交叉，税收组织财政收入的效果比较明显，而税收调控房地产市场消费的作用比较弱。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做法，理顺税费关系，注重税收调节的权威性。
（1）理顺税费关系，实施差别税收政策。采用取缔、替代等方式，将比较成熟的费用收入转变为税收收入，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强化征收管理。针对不同的投资需求，实施差别税收政策，对牟取暴利的房地产企业实施惩罚性税收，利用惩罚性税收、差别税收手段打击房地产市场的各种投机行为。税务部门可以同国土部门进行数据共享，更准确地反映出房地产价值。同时，将农村纳入房地产征税范围，体现区别征税意图，注重对房地产市场税收立法，提升房地产市场税收法律层次的权威性。针对不同的交易环节，通过合理税收布局，引导房地产市场消费。注重保有环节的税收调节，打击市场投机行为。
（2）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利用差别税率对不同持有年限房产有偿转让产生的利润征收差别税收，合理引导房产理性消费。针对不同的持有年限，实施阶梯性的税收政策，利用税收政策引导房地产消费，保护真实购房需求的同时，减低市场泡沫风险，抑制投机性购买行为。
2.优化现有房地产市场税收制度结构
目前房地产税收重心偏向于房地产开发和交易环节，而保有环节税负偏低，造成财富存量未利用税收的手段进行收入再分配调整，影响房地产税收市场良性运行。需整合房地产税种优化税制结构，开征物业税和空置税并配合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为实现市场均衡，调节贫富差距，可以给予低收入者的自有住房更大的税收优惠空间。
税制结构方面。除了税收以外，房地产的不同交易环节还涉及到大量行政性收费项目，现有房地产税费体系种类繁多，税费在房价中的比重比较大，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的重要因素之一。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合理引导房地产市场的消费需求，在合理布局的基础上，逐步简化税种体系，废除重复征税的税目，取缔不合理的收费现象，降低纳税人税收负担，规范市场行为，显得十分必要。降低房地产开发环节的税负，开发环节征收过重的税收会加大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周转压力，仅在开发环节统一上交一次土地出让金，可以减轻房地产开发环节的税负。调整房地产流转过程的税负，区分房地产交易的真正动机。加大房地产保有环节的税收，此环节主要作为财产税征收，将房屋的课税对象扩大，不考虑取得房地产的方式及房屋持有人的特殊身份，均给予相同的税率，健全房地产征收管理制度，实现普遍课税，达到税收公平。
税种方面。进一步完善房地产税的征收管理。不仅要进一步完善房地产税的征税范围，注重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建设，逐步将农村纳入房产税的征税范围；建立完善的评估机构，完善房产税计税依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完善产权登记制度，保护购房者的产权。适时以物业税取代房产保有环节的租费，针对不同性质的征税对象给予不同的税率标准，甚至可以利用减免税税收政策，引导购买者合理持有房产。适时对房产交易过程的印花税和契税予以调整。契税和印花税是房地产交易过程中最为常见的税收负担，但是二者也存在普遍的重复征税现象，可考虑将继承和赠与获得房产纳入契税的征税范围，同时适时降低契税税率水平，取消房产交易过程的印花税，提高市场的流动性[6]。以空置税取代土地房屋的闲置费，强化税收调节的强制性。
税收立法方面。我国现行税种体系中，仅有《税收征收管理法》《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车船税法》等屈指可数的几部法律，还存在着增值税、消费税等15个以行政条例存在的税种，征税法律依据级次比较低，征税法律依据不足，且有执法者制定的税收暂行条例，有失公平。完善房地产税收立法层次，建立一套完整的房地产税法，势在必行。立法层次的不足，产生了税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节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完善房地产市场税收问题，不仅需要完善税收制度本身，还需要增强房地产市场税收的立法层次、立法的权威性。但是房地产业发展的区域性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的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差异性，必然要求房地产税收立法在高度统一的背景下，注重地区的适应性，赋予地方一定的立法权，广泛听取专家学者、行业经营者、律师等的意见，保证税收立法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充分发挥税收房地产市场的调节功能，规范市场供需行为，促进市场健康发展。
3.实施结构性税收调整，合理引导房地产市场消费
针对当前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住房发展的不同情况，适应不同消费群体等住房现实情况，应合理利用税收手段，实施结构性税收调整，不仅在住房市场之间实施差别化税收政策，引导房地产市场的合理、理性消费，打击投机性住房投资行为，而且可以在不同的交易环节实施不同的税收政策，促进整个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在具体税收征管方面。第一，提高纳税服务水平，增强征纳双方的遵从度。重视房地产税收立法的同时，加大相关税收政策的宣传力度，尤其在基层设置服务台，加大12366的服务热线，提高税务人员的素质，配合有效的违法处罚制度，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第二，改革征管模式。简化纳税流程，调整建筑业代开发票的管理程序，对建筑业发票严格管理，对税源加强控制和管理，同时深化税务稽查，严格规范房地产业发票的使用，真正做到以票控税。第三，健全和完善现有房地产税收征管调节的相关配套措施。不仅需要健全房地产市场的产权登记制度和第三方评估制度，完善价值评估方法，保证房地产计税依据的真实性、合理性、合法性，保证税收征管的公平性、公正性，而且需要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政府评估机构和完善的房地产评估系统，避免多头管理，从而为税收征管提供科学、合理的计税依据，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第四，将公租房、经济适用房、棚改房等政策性住房与商品房区别对待，实施差别化税收政策。不仅对提供者实施差别化税收政策，而且对不同性质的住房消费群体实施一定的税收优惠或者税收补偿等措施，合理引导社会住房消费。第五，强化部门协调配合。税务机关各部门及时沟通，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同时严格执法、引入新的税务理念，并配合房产、财政、工商及公安等部门实现房地产市场信息全方位监控、信息共享，为房产税征收工作提供保障，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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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芳芳，郭松海.论开征房产空置税的必要性及设计实施[J].中国城市经济，2011（2）：35-37.
简述消费税的特征篇6
一、理论上规范的税费关系及判断标准税改费的理论基础，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是基于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理论。研究税收与收费之间的关系离不开价格作为参照。从理论上，规范的价、费、税三者之间的关系涉及制度安排和选择问题，即采取何种制度来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里对制度的选择，实际上是对社会产品产权制度的选择。社会所提供的满足人们各种消费欲望的社会产品，按消费特征的不同，可分为私人品、公共品和准公共品。规范的价、费、税关系正是通过对社会产品分类而体现的。
第一，私人品实行价格制度。私人品消费的排他性是与私人品所有权密切相关的，而私人品所有权正是构成市场交易契约的微观基础。由于各种商品和资源的产权具有排他性，因而欲取得对方的使用价值必须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交易；正是由于这种排他性，所有权可以转让，因而可通过交易方式来互通有无；正是由于产权的拥有可带来相应的收益，因而交易应按等价交换来进行。
第二，公共品实行税收制度。公共品生产的边际成本为零，即增加一个人的消费并不会引起边际成本的增加，同时它的生产具有巨大的外部效应，一旦生产出来将惠及社会全体成员，这是由公共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引起的。这就意味着在公共品消费中免不了存在“免费搭车”现象，而要界定和排除这种现象的成本是相当高的。为了筹集公共品的生产资金，必须主要通过税收筹措，即社会成员在拥有无偿享受公共品消费的权利的同时，也负载有依法纳税的义务。从理论上看，由政府通过税收来筹集公共品生产资金，通过公共支出来提供各种公共品，可有效地抑制“免费搭车”行为，化解公共消费与私人产权的矛盾，使可能产生的补偿性内在化和可能发生的交易成本降低，从而有利于在社会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三，准公共品实行收费制度。准公共品消费具有局部公共性和局部排他性的特点，表明准公共品具有局部的受益性，也表明对准公共品产权的界定成本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是较小的，然而若超过一定的界限，则交易成本将十分高昂。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准公共品消费特性将其受益范围规定在一个社区区间。社区可以被看作成一定规模的集体，其产权的所有权相对社区内部成员来看与集体产权相类似，相对于外部成员来看则与私人产权相类似，社区产权的构造具有内部的集体性和外部的私人性。在这种安排下，社区组织要维持运营，有赖于两方面的补偿，一方面，在社区内部每个成员均无例外地向组织缴纳一定的近似于捐税的费用；另一方面在社区组织内部通过向其他社区以外的成员提供服务收取近似于价格的补偿。由此可见，构造社区组织之时，就已蕴含了收费机制。通过人类千百年的探索、比较和选择，分别对私人品、公共品和准公共品采取了私人产权、集体产权和社区产权，并相应的形成了价格、税收和收费三种经济补偿和运作方式，这些理论已被验证为是行之有效的，能够使人类有限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运用和最佳配置。
按照上述原理，如何运用税费的判断标准通常有：（1）利益原则标准。政府征收一种税或费时应考虑有两个根本原则，一是偿付能力原则；二是利益原则。一般征税是建立在支付能力基础上的，如所得税税额就是建立在有支付能力基础上的。而征费则是建立在利益原则基础之上的。所以，如果所征的费，是建立在有支付能力基础上的，都应改为税。（2）收入与支付之间的联系如何。一种征收，如果是建立在利益原则基础上，但征收的收入用于全体社会成员，则应征收税而不是费；反之，如果征收的收入只用于交纳者（即部分社会成员），则应征收费而不是税。（3）政府花费这笔收入是用于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如果收费支持的是公共产品而不是私人产品，那么，这时的收费就具有税收的性质。所以确定一项收费项目的性质时，应看它支持的是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4）政府所提供的物品或劳务在私人部门是否有同样的物品或劳务。如果收费提供物品或劳务项目可以由私人部门提供，作为政府要么取消同样的服务，要么把它私有化。这时，政府应考虑把那些公共产品或劳务服务转化为价格管理，而不是转化为税。（5）征收成本标准。几乎所有国家都对部分本应收费的项目征税，如道路使用费，本应由道路使用者交，但如果在每一个道路上设卡收费则成本很大。所以，几乎所有国家都把它放在燃油税中征收，如美国是放在燃料的消费税中征收的。这就是“费改税”时应考虑的成本标准。（6）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标准。我国目前许多收费是地方政府的临时性行为，是不规范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源，同时又没有相应的税收立法权，因此，只有依靠收费来解决支出需求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是简单地把费改税，而是通过赋予地方适当的立法权，使其有自己的收入来源，既可以把一些收费改为收税，也可以根据上述的判断标准，把有的税改为费。
综上所述，同税收一样，收费是政府收入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税收相比，政府收费的主要经济原理不仅仅是筹集财政收入，而且还在于提高经济效率。在很多人看来，政府对传统上免费提供的服务（如大多数公园）进行收费，或者对传统上低于成本价提供的服务（如道路）提高价格都可能被公众看作“牟取收入”，更不用说那些直接受到影响的人了。显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政府对提供的某些准公共产品（例如道路）采取适当的收费政策，虽然有些直接从一些未收费或低收费的公共服务中受益的人有意见，但是大多数人是赞成的。公民应接受这种经过精心设计的收费政策，这些政策将使稀缺的公共资源得到最好的利用，从而使得政府提高了利用资源的效率。最大限度地提高稀缺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对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必要的和必需的，它可以尽可能多地为人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服务，这种有效性在贫穷国家特别重要。
二、政府收费的定价原理及管理原则多数西方国家遵循的收费标准或原则是成本恢复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确定收费水平。
一是边际成本定价方法。财务核算中所指的成本是在特定活动的实施过程中可用货币衡量的支出，包括工资、租金、实物、交通、供给等，它反映了某特定时期的真实财务支出。进行过这种核算的人都知道，将成本分配到特定的活动中去是很困难的。虽然如此，财务人员还是研究出各种成本核算方法来处理共同成本或间接费用并收到了比较满意的效果。但是在边际成本定价方法中提及的经济成本不是会计成本，而是机会成本，即投入用作了其它目的时的受益值。比如一个森林公园不仅仅包括记载在账本上实物设施和运营成本，更重要的是，国家把它用于其它用途（如采伐或开发房地产）时的价值。边际成本定价原则的有效应用需要对社会或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于提供一项特定服务中的另一项服务时，估算边际成本，需要确定由这种扩展产生的所有追加成本。例如，交通拥挤会提高社会成本，但是很难将等待成本换算成货币价值，而为了确定收费的价格则又必须把它们加到其它相关成本中。因此，即使在理论上衡量边际成本也是非常困难的。由于估算政府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需要许多信息，而这些信息又很难全部得到，因此，很难把提供服务所需的成本弥补回来，故而在实践中这种方法用得不多。
二是平均成本定价方法。实际上，许多服务成本是按照平均成本方法确定的。平均成本所需的信息少得多，这样定价，总可以把所需要的成本弥补回来。但这种方法也有问题，比如，平均成本定价方法估算提供特定服务的总财务成本，然后除以单位数量，得到合适的使用费价格。但结果是缺乏效率。因为，如果产出增大成本降低，定价过高，产出就会下落到社会需求水平之下；如果产出增大成本增大，定价过低，该种服务会过度需求，资源配置将发生紊乱。只有在单位成本是常量时，即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是相等的时候，平均成本定价才是有效的。此外，用平均成本定价需要估计需求对价格变化的反应，这是比较困难的。比如一个公园，原来是免费的，或者是名义价格大大低于真实价格，此时公园的游客最多，保证其开放和正常运营时必须发生的财务成本，可以较容易地估算出来；但是如果用这个成本除以此时游客人数，从而确定收费价格，显然不可能涵盖所有成本，而用实际成本作为定价依据势必提高价格；如果价格上涨了，那么使用公园的人数肯定会减少。这就是说，用平均成本价格来涵盖运营成本，不仅需要使用者了解人数变化时单位成本如何变化的信息，而且需要了解价格变化时人数如何变化。这种信息不容易得到，即使可以得到，据此而定的价格不太可能带来有效的资源配置。
三是可变定价方法，也称高峰低谷定价法。这种方法通常用于公用事业的定价。例如，电力在夏天用得多，这时可以把价格定得高些；而春天用得少，这时可以把价格定得低些；再如，公园或国家自然保护区，可以节假日对入园者定价高些，而在平时定价低些；还如，交通运输，在旅行高峰期定价高些，对非高峰期的旅行者打折是有意义的。这种定价对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解决因鼓励额外消费而带来的拥挤和瓶颈问题有着特殊的作用。
在对收费管理上，国际上通过长期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原则，oecd把这些原则概括为9条：（1）收取一种费，必须有法律授权。（2）开征费之前，必须向费的承担人宣传为什么要收取此费，类似于开征某种税之前的宣传。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尽量减少对实施这项政策的反对者。（3）开征前确定好征收成本，收费的全部成本应让所有的交费者明白，具有透明度。（4）征收系统应尽可能地方便交费人。（5）必须对收费的政府行政部门进行监督，包括审计监督、社会监督。（6）开征费以后，应尽可能地允许收费的实体有对该费的使用权利。（7）收费率可以用边际成本法或平均成本法来确定。（8）开征费时，应考虑公平因素。比如某项收费是为了提供某种服务，服务对象是低收入者，则征费率应定得低些，以体现公平原则。（9）如果开征费，应考虑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比较中性的问题。实际上，这9条原则其实主要包括了收费的法制基础、收费的事前听证原则、透明原则、方便交费人原则、监督原则、谁付费谁受益原则、成本收回原则、公平原则等。
三、我国规费形式的历史必然性应该说，我国的政府收入体制形成过程是伴随我国经济改革与经济转型而进行的。税、费、利都曾在某一历史时期构成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我国政府收入体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改革前政府收入统一于预算之内，主要由企业缴纳的税收和利润两部分收入构成。改革后，随着外资进入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广泛地运用了税收形式，使税收逐步成为向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经营单位与个人筹集政府收入的主要形式。其次，在预算内以税为主取得政府收入的同时，基于仅仅依赖税收收入难以保障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事业日益扩大的财力需要，各级政府又运用收费形式来筹集部分政府收入，这就形成了现行的预算内以税收为主、预算外以收费为主、税费并存的政府收入结构。这种政府性体制是在我国经济处于转轨阶段，经济体制仍在改革过程中随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逐步形成的，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本身即具有过渡性。因此，对它的形成及所发挥的作用应以历史发展的观点做出客观正确的评价。
第一，应当承认现行的政府收入体制的确是一种非定型的政府收入体制，存在着不规范性、不稳定性，甚至有某些不合理性。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否定它在历史的过渡阶段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些年来，我国经济能持续发展，社会能保持安定，是与收费能为各级政府提供必要的财力保障分不开的。
其次，肯定现行政府收入体制的作用，决不是要掩盖现行体制中，特别是政府收费行为中所出现的许多严重问题。只有实事求是地找出问题来，才能把深化政府收入体制的改革推向前进。现在笼统地提出“费改税”，或把费的问题统统归结为部门经济、区域经济的产物的观点是值得商磋的。目前世界各国筹集政府收入的方式，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一般都采取以税收为主，辅之收费的政府收入体制。我国政府收入体制的问题并不在于运用了税费这两种形式，而是在运用这两种形式中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税小费大，主辅移位；另一个是运用收费的形式，却未能把收费纳入法治化管理和预算管理的轨道。这是问题的症状所在。“税小”（指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有费越位的影响，但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就是因“费大”而造成的。“税小”首先要从税的自身来找税收“缺位”的原因。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对税是持否定态度的。当时沿用了税的名称，但否定了税的实质，所谓税只不过是公有制企业积累上缴的转换形式。这就使征税机关及全社会的纳税意识都受到很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征税新机制是在改革开放后随外资的进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公有制经济放宽管理后才逐步健全起来的，特别是1994年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我国对工商税制做了全面改革，就税制本身而言，与国际上一些主要国家的税制已大体接近。主要的税种除遗产税未开征外，征税范围不比国外窄，主体税种如增值税规定的税率也并不比国外低。
但是为什么我国实际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大大低于国外呢？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税收自身，从税收发展进程分析，税收改革还没有到位。一是公布的税收政策因种种原因而产生的漏洞；二是税制上的漏洞，包括税制结构不合理的漏洞；三是纳税意识重建工作没有完全跟上，纳税遵从率低所产生的漏洞；四是征管工作滞后于税制建设，税收控管能力与现实需要脱节所产生的漏洞；五是税收的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以行政干预税收执法所产生的漏洞等。这些都需要依靠深化税制改革来解决。
“费大”，不应当包括政府合理又合法的收费，如政府提供准公共商品（劳务）所收的费、政府凭所有权收取的费等。“费大”应当是指那些“越位”的收费，它搅乱了分配关系，加重了经济单位和缴费人的负担，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损坏了政府形象，削弱了税基，给贪污腐化等不正之风以可乘之机，如此等等。对此，显然绝不是“费改税”所能解决的。而对另一部分收费，如政府的行政性开支、基础建设、公用事业建设、教育经费等，本应从税收中得以解决，而不应当税外再收费，但是建立税收新秩序，解决税收“缺位”需要有一个过程。这部分收费在一个历史阶段中，为了解决政府在过渡时期出现的暂时性的财政困难，保障经济高速度发展和政府行为有序进行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今后，仍然还将发挥不可取代的作用。对此，仅仅企望“费改税”似乎太简单了一点。
四、费的比重提高——值得注意的国际趋势从一般的情况而言，在世界主要的市场经济国家中，预算内的税收是政府主要筹资方式和调节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手段；同时，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决定开征一些规费，即政府对居民或法人提供特定服务时收取的手续费或工本费（在全部政府收入中只占很小部分）。地方政府在提供区域的或社区的某些公共服务项目时，还可按“使用者付费”原则向接受服务者收取一定数量的使用费，如高速公路、地铁的收费，污水或垃圾处理的收费等（也要经过法定程序收费条款，此类收入有时可占地方政府收入不小的比重）。而且，在近一二十年，扩大“使用者付费”范围成为不少市场经济国家的流行趋势，被认为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正税、规费、使用费收入都应反映在政府预算收入中。当然，在预算中可形成与某些资金对应的相对独立的部分，有时还貌似“预算外”，但政府总体预算的“完整性”是始终不可动摇的，即不允许将政府资金由政府部门和单位自收自支、分散掌握，而不反映到政府收支总账上。同时，企业也可以有“收费”，但这属商业行为，与政府财力运作系统无关。上述情况是当今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通例。
收费和“使用者付费”的收入也占近1/3.当然，美国城市政府间具体情况的差别有时是相当大的，但一般而言，城市政府收入中“费”的比重明显高于州政府的同一指标（贾康，1999）。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提出的1998年财政年度预算包括100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对这个减税计划所导致的税收收入损失，大部分可以通过查堵税收漏洞和对政府提供的服务收费而产生的收入增加来弥补。例如，联邦航空局每年都无偿地为航空公司提供许多服务，据估计，在5年计划期间里，通过向航空公司为其获得的政府服务进行收费，可以使政府收入增加300多亿美元。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国家在收费管理上的政策趋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收费增加收入来源。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收费收入占gdp或收费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在逐年上升。（2）费的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在上升，其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扩大了提供服务的范围；地方政府想收更多的费，更大程度地满足服务的需要；有的国家把有些税改为费，如英国把过去对废物处理的征税改为收费。（3）各种收费的统一化。（4）很多社会服务转变为私有化，政府主要通过规定收费的上限、确定收费的总量以及总量分配的方法进行管理。（5）把有些小的收费合并为一项大的收费。（6）为社会服务的收费是主要方面。
1985-1995年间，欧盟15个成员国中收费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最高的国家的是奥地利，将近14%（1995年），大多数国家低于8%.除了4个国家（奥地利、西班牙、英国、葡萄牙）之外，其他11个成员国10年间收费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都是增加的。欧盟之外的oecd国家，瑞典收费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最高，1995年达15%以上。（乔吉尔·布拉希，1999）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菲律宾、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亚洲国家中，新加坡收费收入占税收收入比重最高，1995年将近20%，收费收入占gdp和占税收收入的比重，1995年比1985年增长了约1倍。原因一方面是政府的支出需求增长；另一方面是政府不愿意用税收的形式满足支出需求，不愿意开征新的税种，不愿意提高税率。所以，当支出需求扩大时，政府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收费。（徐铿，1999）
简述消费税的特征篇7
关键词:环保税;税负转嫁;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9-0156-02
1环保税概述
环保税主要是指对那些污染物和污染行为征收的一种税收。世界各国的环保税主要有:
(1)对废气排放课征大气污染税;
(2)对废水排放课征水污染税;
(3)对垃圾排放征收垃圾税;
(4)对噪音征收噪音税;
(5)对农业污染物征收污染税;
(6)征收固体废物税。
这里,笔者把环保税划分两大类:
(1)对居民个人直接课征的环保税(以下简称“直接环保税”)。如根据每个家庭的人口、垃圾排放情况等向居民个人征收的直接税收。
(2)对生产者课征的环保税(因其对居民的影响是相对间接的,所以以下简称“间接环保税”)。如利用环境监控装置,根据企业的废气、废水的排放情况征收不等的环境税收。
2环保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2.1直接环保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向居民个人征收的环保税,因其是税收的直接承担者,因而纳税人即是负税人。同时对于居民来说,一方面,因家庭人数是固定的,其维持基本的和正常的生活支出具有一定的刚性,因而垃圾等的排放量相对来说也就具有一定的刚性,所以环保直接税会直接影响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低收入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较高,高收入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相对较低,而且高收入家庭可能更加注重在外面的高档消费,如桑拿、旅游等,这样他们就把环保税的税基转嫁给了外面的服务商,而低收入家庭则更多地是在家里消费。所以,低收入家庭的基本和正常的生活支出占其总支出的比重比高收入家庭要高,这就意味着环保税是累退的,它会造成居民收入分配的更加不均等。
2.2间接环保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2.2.1税基弹性分析
设税基弹性eB=(ΔB\\B)\\(Δt\\t)=(t\\B)•(ΔB\\Δt)。税基弹性是指某种税率变动而导致的税基的相对变动之于税率相对变化的敏感度。其中B指税基,即污染量或污染行为。t指税率,即为实现减排目标而予以治理污染的边际成本。t指税收。一般情况下,税基弹性eB
对于间接环保税来说,其税基弹性因行业不同而有很大的区别。一般来说,那些资金密集型,特别是能源密集型的企业,如电力、石油等,由于其对煤炭等原料、动力的消耗是必须的,且这些原料、动力的替代性较差,其排污量具有一定刚性,所以-1
2.2.2税收负担和税负转嫁分析
从理性经济人出发,各企业为了获取最大化的利润,往往会将其在生产过程中所应负担的税收转嫁给消费者。在局部均衡分析中,那些税基缺乏弹性的行业往往较富有弹性的行业其税负转嫁的能力更弱些。
从图1可以看出,征税前,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相交于a点,其最有产量为Q0,价格为p0,征收环保税后,因其边际私人成本增加,供给曲线向上移动至S1,此时和需求曲线相交于B点,产量为Q1,生产者获得的净价为p1-t=pn,这时生产者负担的税收为p0pnCa,消费者负担的税收为p0p1aB,其中p0p1aB>p0pnCa,显然,对于富有弹性的生产者来说,其将大部分的税收都转嫁给了消费者;从图2可以看出,同理,生产者负担的税收为p0pnCa,消费者负担的税收为p0p1aB,其中p0p1aB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
(1)对生产者征收的环保税,最终会通过价格转让机制,而将部分税收转嫁给消费者,导致人们实际收入的减少。
(2)居民不同的消费结构,会导致不同的政策效果,从而影响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效应。具体来讲,若消费者的消费结构中更大部分是对那些征税对象且缺乏弹性的产品的消费,则消费者要承担较多的税收,而那些偏重于消费非征税对象且富有弹性的产品,则居民承担的税收相对较少,从而导致不同的收入分配效应。
前面是在局部均衡分析中得出的结论。那么在一般均衡分析中,会是怎样的呢?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图3中所示企业生产的a产品为环保税的征税对象,而图4中所示的企业生产的B产品则为非环保税征税对象。由于征税,导致a产品的价格由p0提高到p1,销售量从Q0减少到Q1,其中转嫁给消费者的一部分税收为p1p0aB。生产者获得的净价由p0降到pn,从而导致了其利润的减少,因此,生产a产品的生产要素会流向生产B,这样B产品供给则会增加,从而会降低价格,进而生产B产品的利润也有一定的下降。这就意味着原先转嫁个消费者的部分税收又通过价格传导机制转回给了生产者,只是这是在不同的消费者和不同的生产者中间进行的一次再分配。
3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不管是向居民直接征收的环保税,还是向生产者征收的环保税,最终都会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减少。其中直接环保税对收入分配的累退效应更明显些,当然还得受居民的消费结构而有所差异;而对于间接环保税,在局部均衡分析中,因征税对象的替代性强弱差异会有不同的政额策效果,其中对于那些物料的消耗若其替代性较差,则环保税更多的是用于事后的治理,而那些替代性较强的则更多的是激励企业转用环保物料,即侧重于事先预防;在一般均衡分析中,消费那些属于环保税征税对象的居民会将一部分收入转给那些消费非征税对象的居民,导致财富的流动。
参考文献
[1]彭丹.开征环保税的影响因素分析[J].税务研究,2009,(287).
简述消费税的特征篇8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税制结构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切人点和现实途径是促进“五个统筹”，而促进“五个统筹”的重要抓手是完善现行税制。
一、税制不合理、不完善是非科学发展与不和谐的矛盾焦点
当前，我国非科学发展的表现与不和谐的因素很多，导致这一问题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税制不合理是非科学发展与不和谐的矛盾焦点之一。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基本是直接或间接政府主导型，因而有许多问题的矛头直指政府也就不可避免。这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在政绩考核的外在压力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内在动力驱使下，地方政府把综合考核指标体系简化为单纯的gdp增长，纷纷选择粗放增长模式，不顾资源支撑条件和环境承载能力，大上项目，上大项目，这是导致非科学和不和谐发展的根本原因。基于此，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环节的科学论断，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改善上述压力与动力。如，2006年6月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其核心思想是改善外在压力，抑制地方政府单纯gdp冲动，引导科学发展，关注民生。当前，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有效改善内在动力，而完善税制结构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前提。
二、税制结构与“五个统筹”要求不相符合的几个方面问题
(一)与“统筹城乡发展”要求不相符的问题。“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是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在促进城镇化方面的作用不大。如何在税收上吸引、保障农民走出农村、促进城镇化，现行税制则是空白。
(二)与“统筹区域发展”要求不相符的问题。第一，现行税制刚性太强，地方税制结构不完全符合区域特点。现行税制刚性太强，地方人大没有适当的税收立法权。因此，地方税种“一刀切”不能适应各地税基特点，不能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第二，生产型增值税导致不同区域的实际税负不同。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行业在生产型增值税条件下税负不同，同时由于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行业在我国分布具有较明显的区域性，从而导致我国不同区域的实际税负不同。我国的轻工、食品等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资源开采、重型工业等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这样，中西部地区的实际税负比较重，不利于区域的协调发展。
(三)与“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符的问题。社会进步的源泉在于效率的提高，也在于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则在于公平性的提高和保障公平手段的不断完善。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公平性的提高。这其中，完善收入分配的税收调节机制是其重要手段。完整的收入分配税收调节机制需要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财产税、遗产和赠与税等税种协调配置才能完整地建立起来。而我国这些税种却不完善。从国际经验看，这几个税种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个都会破坏调节机制的完整性。
个人所得税目前实行以分类和综合结合、分类为主的征收制度，加之在具体操作中不顾纳税人的实际负担和纳税能力，不仅没有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促进公平的作用，反而呈逆向调节态势。如，存款利息所得税，无论存款人贫富与否、存款多少，都一律适用20%的税率。消费税的首要功能是调节收入分配，其次才是增加财政收入，税收重点应是富裕阶层的消费。但现行消费税却面向生产配置，许多高档奢侈品的消费，如高尔夫球场、高级会员俱乐部、高级夜总会等，没有纳入税收范围，仅有的几个税目的税率明显呈逆向调节作用。财产税是对个人收入转化为财产时采取的基本调节手段。目前财产税适用单一比例税率，并且没有区分占有财产的多少及其质量。这就不能促进社会公平性的提高。遗产和赠与税的缺失是我国税制结构的一个缺憾。遗产税可在几乎不伤害效率的情况下来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是世界公认的“良税”。遗产和赠与税缺失不仅使税收在赠与环节上没有调节作用，而且破坏了税收调节链条的完整性，使其整体调节功能下降。此外，社会保障税缺失也是我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从长期看，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加速推进，社会保障的预期开支很大。从中期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攻坚，包括国企彻底脱离“办社会”功能等，都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矛盾和震动，需要社会保障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从短期看，近年来下岗失业人数较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压力较大，未来几年这种状况还会持续产生压力，急需发挥社会保障的“稳定器”和“润滑剂”作用。目前，社会保障筹资方式及管理方式等还存在诸多弊端。如，筹资方法政出多门，方式不规范，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使用效率低下，甚至挪用、挤占、浪费社保基金。面对上述问题，首要的是要建设一个规范、持续、稳定的社会保障资金征收渠道，即开征社会保障税。另外，在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应培养农民的纳税意识，为人口的城镇化作铺垫。同时，为使社会保障体系能尽快、尽可能广的覆盖到更大范围的人们，对农民征收较低税率的社会保障税是一种值得考虑的选择。
(四)与“统筹人与自然发展”要求不相符的问题。“统筹人与自然发展”，要求税制具备两个系统：一是促进资源节约、合理利用系统；二是生态环境保护系统。现行税制在这两方面的调节机制和功能基本是缺失的。从第一个方面看。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土地增值税似乎具备调控资源节约、合理利用的功能。但资源税调节范围狭窄，仅对矿产资源征收，其它诸如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等都不在调节范围之内。此外，对矿产资源调节点放在级差收益上，而不是促进资源合理开发、节约使用和发展循环经济上；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由于和土地增值税搭配不当，导致实际运行中不能充分发挥调节土地资源利用的作用，甚至功能丧失。由于土地增值税税率偏高，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税率偏低，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是政府批租的一级土地市场价格偏低，二级土地市场价格偏高，使市场行为人会尽可能争取占用耕地和购买政府出让的第一手土地。二是两种税率高低不同所形成的利差，使持有多余土地者会闲置、囤积土地，抑制土地正常流转。另外，土地出让金一次性收取驱使地方政府搞卖地生财的“一锤子买卖”，“只管今年吃肉，不顾明年喝汤”，短期行为严重。从第二个方面看，现行税制是空白。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调节主要是靠收费来实现。“以费代税”不仅作用有限，而且极大地挤压了税收空间，使税收在政府能支配的财政收入中仅占60%左右，其它的则游离于预算外，无人监督。
(五)与“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要求不相符的
问题。一是内外资纳税人适用税制仍不够统一。今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解决了内外资企业在所得税方面的差别。但内外资纳税人仍分别适用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税制不统一、不简化，没有充分体现对外开放新环境、新阶段的国民待遇要求。二是关税不能及时地根据发展形势进行调整。一方面，在当前我国流动性严重过剩的背景下，对外资普遍优惠收税的历史依据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我国高能耗、高水耗、高污染的产品出口数量大、增长快。如，2006年我国钢材出口4301万吨，比2005年增长109．6%，成为全球钢铁产品出口量最大的国家。关税结构及税率不能依据发展形势进行调整，导致内外资企业不公平竞争，更重要的是加大了国内节能减排工作的难度。特别是在今年一季度主要高耗能行业增长过快、高能耗产品增加过多、主要产能过剩行业增幅加快、部分落后产能死灰复燃的形势下，关税是把住进出口环节的重要一环。否则，势必加大今年和以后节能减排工作的压力。
三、改善税制结构的政策建议完善税制结构的总体构想是“取消一批、改善一批、增加一批”，为财税调控功能的改善和加强提供良好的基础，促进“五个统筹”发展。
(一)取消一批。一是按照“简税基”的要求，取消和简并一些税种。取消原有的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使其合并形成新的统一的物业税；取消原有的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使其合并形成新的统一的车船使用税。二是适时调整关税，取消部分“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如，钢铁产品中的板材和棒线材属于低端产品，但却占我国钢铁出口总量的70%还多。对此类产品要尽快取消出口退税甚至加征出口关税，不能留较长的政策调整过渡期，防止或减少突击出口。
(二)改善一批。一是完善增值税，实现增值税的转型与扩展。推进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并把增值税征收扩展到服务环节和服务行业。二是完善消费税，充分发挥消费税调节高消费和收入分配的功能，同时提倡节约资源。从范围和税率两方面着手，把非消费品和百姓日常生活消费品从征收范围中剔除，同时将高档消费品特别是不利于资源节约利用的一些消费品和奢侈消费行为纳入征收范围，同时对其实行高税率。三是完善个人所得税，逐步实现综合个人所得税制，按率计征。目前，需维持分类和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但在征收过程中，要考虑纳税人的实际负担和纳税能力，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活必需部分要实行税前扣除，减少其逆向调节的负面影响。四是完善资源税，发挥其促进资源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的功效。首先，把资源税与资源的合理开发、养护、恢复等挂钩，根据不可再生资源替代品开发的成本、可再生资源的再生成本、生态补偿的价值等因素，确定或调整资源税的税率。其次，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除煤矿瓦斯外，将尚未纳入资源税范围的如水资源、森林资源等纳入资源税征税范围。最后，调整有关土地资源利用方面的税收制度，适度提高城市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的税率，特别要把土地出让金由一次性收取改为按年征税，遏制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也迫使部分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无法“落地”。同时，改为按年征收后，土地一次使用成本下降，为防止土地超短期出让套利投机行为，要对其利得实行高额累进征税。
(三)增加一批。一是增加社会保障税。现在看，把原来社会保险筹资方式改为征收社会保障税的条件已成熟。社会保障税需合理设定税目和税率，规范收取、管理和使用，为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主要资金来源。二是增加遗产和赠与税。遗产税虽然是世界公认的“良税”，但在我国目前阶段开征会遇到困难。需在全社会大力加强纳税意识、纳税义务和纳税权利的宣传教育的同时，适时开征此税。三是增加生态环境保护税。主要包括两方面：对直接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征税和对产生较大环境影响的商品征税。一要结合费改税，将现行的排污、水污染、大气污染(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氮氧化合物等)、工业废弃物、城市生活垃圾废弃物、噪音等的收费改为环境保护税。二要征收燃油税、碳税、化肥税、农药税等生态税。
四、政策执行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新税制结构可能影响财税收人问题。新税制结构中，有的可能导致收入增多，有的可能导致收入减少。投资驱动型的增值税占我国税收总量的近40%，其改革对财税收入的影响首当其冲。一方面，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可能导致中央及一些地方的财税收入下降。另一方面，民生领域的改革会使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面临较大压力，政府收入应能基本满足当期支出需要。对此，应注意三个问题。第一，从增值税内部看。一是考虑对某些重点行业，如石油开采等，确定一个过渡期，在过渡期内仍按生产型增值税征收，或在过渡期内实行存量不变、增量抵扣的措施。二是在总结东北地区增值税转型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先在中部地区推行而不急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第二，从增值税外部、财税内部看。生产型增值税改革可以和新税种、新税率的调整统筹配套，整体推进。这样可减小税改导致的财政收入压力。第三，从财税外部、宏观经济看。增值税转型具有普遍的减税效应，属于经济扩张政策。在目前的投资和宏观经济增长背景下，特别是在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之际，增值税转型宜因地制宜、分类推进。
(二)一些新税种的推进次序问题。一些新税种的开征或一些税种原有征收方式的改革会面临不少困难。因此，不得不考虑推进次序，即先易后难、步步推进。如，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向综合过渡是一个长期过程，因为综合课税需具备三个前提条件：个人收入完全货币化、具备有效的个人收入汇总工具和便利的个人收入核查手段。此外，纳税人的意识也是影响征税成本和效率的重要因素。这些都需较长时间才能完善。因此，目前应以分类制为主。又如遗产和赠与税，由于社会环境还不太成熟，一齐推出可能遭遇较大的阻力和变相阻力。因此，可考虑先开征遗产税，择机推出赠与税。再如社会保障税，长期目标是为所有城乡劳动者提供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基本保障所需资金，但近期可能不能覆盖到农民，征税对象范围宜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和力度随之逐渐扩大。
简述消费税的特征篇9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18日《关于简并增值税征收率政策的通知》，决定简并和统一增值税征收率，将6%和4%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整为3%，自7月1日起执行。
本次政策调整是针对适用于特定一般纳税人的征收率。“增值税的税率和征收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针对不同对象的两种增值税计税方法。”财政部财政科研所副所长白景明说。
增值税税率适用于一般纳税人，是税额与一定数量征税对象之间的比例，纳税人应缴增值税为销售额乘以税率计算出的销项税，扣除进项税之后的余额。目前增值税税率有17%、13%、11%和6%等4档。
增值税征收率是指对特定的货物或特定的纳税人销售的货物、应税劳务在某一生产流通环节应纳税额与销售额的比例。纳税人应缴增值税为销售额乘以征收率，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增值税的征收率主要适用于小规模纳税人，由于这些企业年销售额较小，并且会计核算不健全，难以按照税率正确计税，因此采用简易计税方法。我国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统一为3%。
目前，小规模纳税人之外的一部分一般纳税人，因行业的特殊性，无法取得原材料或货物的增值税进项发票，或者是进项抵扣不充分，所以也实行按照销售额和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的简易办法。相关规定主要集中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值税低税率和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
按照国务院简并征收率的决定，两部门下发的《通知》对上述两个文件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调整，将原来适用于特定一般纳税人的6%和4%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整为3%：
一是将原按照简易办法依照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的项目调整为“按照简易办法依照3%征收率减按2%征收增值税”。涉及的范围是：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条规定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纳税人销售旧货等。
二是将“依照6%征收率”调整为“依照3%征收率”。涉及两方面：首先是，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的下列货物：县级及县级以下小型水力发电单位生产的电力；建筑用和生产建筑材料所用的砂、土、石料；以自己采掘的砂、土、石料或其他矿物连续生产的砖、瓦、石灰（不含黏土实心砖、瓦）；用微生物、微生物代谢产物、动物毒素、人或动物的血液或组织制成的生物制品；自来水；商品混凝土（仅限于以水泥为原料生产的水泥混凝土）。其次是，属于一般纳税人的自来水公司销售自来水。
三是将“依照4%征收率”调整为“依照3%征收率”。涉及的范围是：寄售商店代销寄售物品（包括居民个人寄售的物品在内）；典当业销售死当物品；经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机关批准的免税商店零售的免税品。
两部门将多档征收率统一为最低的一档3%，直接受益的行业包括小型水力发电、建材、生物制品、自来水、典当等，体现了国家减轻企业税负，激发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的用意。
简述消费税的特征篇10
取消公路养路费，开征燃油税，作为费改税的重点项目已经酝酿多年，至今未能实施。对此，无论是从法制建设的需要、税制改革的要求，还是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角度，都迫切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燃油税的开征问题。
一、媒体争议继续征收公路养路费的合法性
早在1994年，有关部门就有开征燃油税的动议。1997年7月3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首次提出以“燃油附加费”替代公路养路费。此后，我国要进行税费改革，当时社会上对混乱的路桥收费反映强烈，因而加快了燃油税的推进步伐。1999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路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采用依法征税的办法筹集公路养护资金，为早已准备的燃油税出台铺平了道路。然而，至今近8年燃油税尚未开征，仍在继续征收公路养路费。对此，去年下半年在媒体就继续征收公路养路费的合法性引起了一些争议。**年9月12日江苏省《现代快报》登载了常州市一律师因常州市公路管理处对其一辆轿车征收公路养路费而将其告上法院。他认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管理部门继续征收公路养路费是违法，而常州市公路管理处立即在报上指出，在费改税的具体政策法规未出台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征收公路养路费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征纳双方就公路养路费的征收是否合法问题争论不休。不少省市报刊也都先后发表类似文章。后来，交通部发出2007年继续征收公路养路费的通知，争论暂时停止。这场争论一方面反映出广大人民群众法制意识的增强，对国家法律的关心和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政府在执行法律方面的滞后，有利于促进政府加快推进费改税的进程。应当迫切看到，《公路法》对费改税的修正案通过已近8年，不能久拖不行。
二、燃油税为何迟迟未能出台
开征燃油税有利于规范政府收入，有利于倡导节约能源，多用油多缴税，出发点是好的。为开征燃油税，这几年中央有关部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和准备工作，但始终未能出台，究其原因：
从表面看是油价问题，国际油价持续走高是燃油税迟迟不能出台的一个理由。近几年来，国际油价持续走高，导致国内油价持续上涨。在油价不断上涨时，如再开征燃油税会进一步提高油价，必然加重用油者的经济负担，政府当然要考虑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多年来一直在讲适时开征燃油税，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原油价格回落的最佳时机。几年前有的专家提出油价在每桶25美元左右是最佳时机。今年有的专家说，在油价每桶下降到50美元至55美元的价位时，是推出燃油税的较好时机。尽管大家期望油价回落，但国际油价一直在每桶60美元以上的高位震荡，影响了燃油税方案的出台。
从实质看是利益调整问题，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燃油税本身产生的利益格局调整，开征燃油税来替代公路养路费，改变了课征对象，原来公路养路费的课征对象是车，而燃油税的课征对象是油，车和油虽有密切关联，但毕竟是不同的物体，非车用油要缴税了，非行驶在公路上的车用油要多缴税了。由于课征对象的改变带来了一系列利益分配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反映出了燃油税改革是否公平的问题。
其一，可能增加农民的负担。2005年全国仅农用拖拉机、农用排灌柴油机、渔用机动船就达2520万台（艘），原来不缴公路养路费，但开征燃油税后，凡是用油的都要缴税。2005年全国农林牧渔业的用油量为1976万吨，如征燃油税就要增加农民负担约近200亿元。每台农业机械约增加负担近千元。对农业机械用油征收燃油税既不合理，也必将对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怎样解决，如对农业用油实行免税，则难以区分农业用油和非农业用油，而且容易造成偷骗税漏洞；如对柴油不征税，农业用油的矛盾基本解决了。但有些汽车是用柴油的，如不征税有失公平，与原公路养路费收入比较，必然会减少。有人提出，对农业用油可用财政补贴的办法来解决。在我国现行条件下，每个农户的农业机械有多有少，每台农业机械的耗油有多有少，如何能弄清楚每户每台农业机械耗油数，如何实施补贴，如何能做到不增加农民的负担，显然一时还难以办到。而且征收后再返回补贴，中间有个相当过程，农民必须垫付大量资金。即使有一个较好的补贴办法，如何能使这些补贴不“跑冒滴漏”，让农民都能拿到，在目前中间环节“跑冒滴漏”较多的情况下，也是不易做到的，极易造成部分农民要增加负担。我国农民是个弱势群体，绝不能轻易增加他们的负担。
其二，增加了非车用油的单位和个人负担。由于公路养路费改为燃油税目的仍是筹集公路养护资金，非车用油单位和个人，原来没有公路养路费负担，开征燃油税后，让非车用油的单位和个人承担了公路养路费负担，有失公平。非车用油，除农业外，还包括机器用油、发电用油、船舶用油、火车用油等等，据有关资料，目前我国的汽油约有20%、柴油约有80%是非车用油。因而，开征燃油税大大增加了非车用油单位和个人的负担。
其三，增加了城市出租车、公交车等特殊行业的负担。公路养路费改征燃油税，虽说以不增加消费者负担为限，但会使不同用车者的负担结构发生变化。如城市出租车、公交车等特殊行业由于其用油量大负担重，必然会转嫁税负到广大消费者身上。据出租车司机反映，缴公路养路费一个月100多元，如改征燃油税，一个月要多增加负担1000元左右。同时，出租车、公交车主要在城市城建部门管理的马路上行驶，较少在交通部门管理的公路上行驶，要他们承受更多的负担来筹集公路养护资金也是有失公平的。此外，燃油税一旦开征，公共交通、飞机、轮船、火车等运营成本都会提高，服务价格可能会有一定程度上涨，对其他以燃油为原料的产业和部门也会产生连锁反应，进而对经济运行产生一定的影响。
另一方面，燃油税的开征还涉及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利益格局的调整。公路养路费改为燃油税，意味着这部分资金由预算外转为预算内，由交通部门的自收自支转为财政部门的专项资金，交通部门会失去资金管理的权限；同时养路费原来是由交通部门直接征收，属地方所有，改为燃油税后，由税务部门征收，又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地方的自主调控能力会有所削弱。
总之，燃油税改革迟迟不能出台，从表面看是油价问题，实质是燃油税的改革在利益格局调整上目前尚未能设计出好的制度安排。
三、探索公路养路费费改税的新思路
燃油税尚有上述难点未很好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燃油税暂未出台是可以理解的。燃油税的开征拖得如此之久，面对的这些矛盾和问题一时又难以寻求出好的办法，我们是否可以一方面继续深入研究如何解决上述矛盾和问题的好办法；另一方面也可跳出既有的框框，重新思考燃油税的立法意图，研究探索公路养路费费改税的新思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政府收费只能处于辅助地位。将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改为征税，是规范政府收入，完善税制，强化税收的一项重要任务。公路养路费的费改税是我国首批费改税的重点项目，数额又较大，搞好公路养路费的费改税对于规范政府收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公路养路费面广量大，已实施50多年，费改税有一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在探索公路养路费费改税新思路时，必须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税制改革思路，正确处理好税制改革的公平与效率、规范与深化、超前与滞后的关系，在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框架范围内，积极稳妥地搞好公路养路费的费改税。并注意把握好以下几项原则：
1、必须确保国家法律贯彻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公路法》，是国家重要的法律，必须贯彻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国家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都不能与国家法律相抵触。我们必须在《公路法》规定的“国家采用依法征税的办法筹集公路养护资金”的前提下，探索费改税的新思路、新办法。
2、必须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之间、部门之间及纳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不随意增加人民群众负担。税收是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工具，税收制度安排涉及到国家、企业、个人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目前各项政府收费均已形成既定的利益格局，改革的难度较大。推进公路养路费费改税，既要合理安排税负水平，保证公路养护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也要考虑纳税人的承受能力，不随意增加人民群众负担；既要体现谁收益谁负担，也要考虑不同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促进税收的公平性和正义性；既要保证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也要兼顾地方的利益，有利于实现财权与事权的协调统一。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3、必须有利于税制结构的优化完善。合理布局税种，简化优化税制结构，是发挥税收整体作用的制度保证。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利益分配多元化，收入分配不公较为突出的情况下，更应注意税制结构的设计安排。任何一项税制改革，都必须从总体上把握简化优化税制结构的要求，费改税也不例外。费改税方案的设计必须在税制改革总体框架范围内，充分发挥现有税种的作用，能用现有税种替代的，就不增设新税种，如果每一项费改税，都要增设一个新税种，则会导致税制结构臃肿繁杂，不符合简税制的税制改革思路。
4、必须坚持总体设计，逐步推进。推进费改税必须明晰立法的意图和宗旨，在方案设计上，应统筹考虑收费项目与现有税种税目的关联性，避免交叉重复，从总体着眼，从局部入手，做到取之有道、取之有理，兼顾需要与可能，采取先易后难、先规范后深化的要求逐步推进。
四、将公路养路费并入车船税，充分发挥现有税种作用
原来燃油税的设计实质包含两项政策目标，一是将公路养路费改为燃油税，实现费改税；二是通过实施燃油税，调节消费，促进节约能源。对此，笔者认为不需专门开征燃油税，可运用现有税种，采取“一合并、两提高”的办法，分步实施。“一合并”就是将公路养路费并入车船税，发挥车船税筹集公路养护资金的作用，实现燃油税的第一个政策目标；“两提高”就是适当提高消费税中的成品油税目的税率和适当提高资源税中原油税目的税率，发挥其倡导节约能源，调节消费结构的作用，实现燃油税的第二个政策目标。
车船税属财产税类，是对拥有车辆、船舶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纳税人要按年、不足一年的按月按车辆或车辆的吨位缴纳不同的税额。今年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为公路养路费并入车船税创造了有利条件。**年全国车船税收入49.9亿元，是地方税收中的一个小税种。公路养路费与车船税在性质上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一是征收对象相同，公路养路费的征收对象是车辆，是按车辆或车辆的吨位征收不同的公路养路费。车船税的课税对象也是车辆；二是纳税（缴费）人相同，都是拥有车辆的单位和个人；三是纳税（缴费）期基本相同，公路养路费是按年或按月征收，车船税是按年申报缴纳；四是税率（费率）相似，车船税实行从量定额计征，公路养路费也是从量定额征收；五是同属地方政府收入，公路养路费为地方政府规费收入，车船税属地方税，列入地方预算，两者均归地方政府支配。可见，将公路养路费并入车船税，有着十分有利的条件。
同时，将公路养路费等并入车船税，实现费改税还有以下好处：一是符合费改税的初衷。既符合《公路法》中关于“国家采用依法征税的办法筹集公路养护资金”的规定，又保证了公路养路费的依法征收和使用；二是符合谁收益谁负担的原则。公路养路费并入车船税后，纳税人和课税对象没有变化，仍为行驶在公路上的车辆，只要使用公路就须承担一定纳税义务，权利和义务相适应，避免了原来与公路养路费无关的一些非车用油单位也要缴纳用于公路养护资金——燃油税的取之不公的做法；三是符合简化税制的要求。我国现行税种中已有消费税，消费税的税目有成品油。如果再开征燃油税，同属消费税性质，课税对象也为成品油。一个课税对象用两个税种征税，税种设置明显重叠。将公路养路费并入车船税，不再开征燃油税，既避免了新增税种，又发挥了车船税的功能作用；四是可保持利益格局的相对稳定。公路养路费是地方政府的规费收入，每年征收的公路养路费，江苏省有50多亿元，全国约有1000多亿元，将公路养路费并入车船税，收入基本还是留在地方，这就可以避免开征燃油税，带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分配重新调整带来的矛盾。考虑到支援西部地区交通事业的发展，中央可适当集中一部分。
公路养路费并入车船税后，可将车船税中载客汽车和载货汽车税目的税额适当提高。即在载客汽车（不包括电车）的年税额60—660元和载货汽车的年税额按自重每吨16元—120元的基础上，按照基本维持公路养路费原费水平的标准，确定费改税的税额。当然如有必要也可以另增设适当税目。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或者委托代扣代缴的单位征收。对于原公路养路费的一些减免政策，要按照规范税制，公平税负的要求予以审议，凡需要继续执行的，如对拖拉机、军队和武警专用车辆、警用车辆等减免规定，可继续执行；凡不宜继续执行的，应逐步予以调整，总体上应与车船税的减免政策相统一。
五、逐步提高消费税和资源税部分税目的税率，倡导节约能源
对于燃油税的第二个政策目标，谁多用车多用油就多缴税，促进节约用油的功能，可通过调整现行的消费税和资源税来实现。
石油产品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由于人类的开采使用，其原有资源总量不断减少，直到最终枯竭。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和对石油产品需求的日益增长，石油资源的紧缺和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已日益突出。保护石油资源，合理开采石油资源，节约使用石油资源，防止污染已成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税收是促进保护石油资源，节约使用石油资源的一个较为有效的经济手段。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用较高的税收来限制其消费，我们应予借鉴。虽然我国已有消费税和资源税对石油产品征税，但税率偏低，税收调节乏力，应当认真研究解决。
1、逐步提高消费税中成品油的税率
消费税是国家调节社会消费，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杠杆。1994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规定的税目包括汽油、柴油等共11个项目。**年4月1日消费税的税目调整为14个。将汽油、柴油并入成品油税目，并增加了对航空煤油、燃料油、石脑油、溶剂油、油等石油制品征税。10多年来对汽油、柴油等征收的消费税，对增加财政收入，引导消费方向，调节消费结构发挥了一定的作用。2003年全国汽油柴油消费税收入为203.74亿元，较2000年年均递增6.2%。但远低于同期消费税收入年均递增11.27%的幅度。同时10多年来，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油价从1993年的每桶10多美元，涨至60多美元，国内油价每升汽油已从1993年的1元多，涨至4元多。但汽油、柴油的消费税税额一直未作调整，汽油每升税额仍为0.2元（含铅汽油0.28元）、柴油每升税额仍为0.1元。汽油的消费税额占汽油价格的比例已从1994年的10%以上，下降到现在的4%左右。如此低的消费税税额难以充分发挥其调节消费、促进节约能源的作用。由此可见，与其通过再开征燃油税来调节消费，还不如增强消费税的调节力度，充分发挥好现有消费税的功能作用。对此，可采取逐步提高汽油、柴油的消费税税负的办法，来促进节能减排。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实行从量定额计征的办法，提高汽油、柴油的消费税税额，用几年时间逐步将税额提高到占汽油价格的15%至20%左右。今后随着汽油价格的变化，其税额应定期适当调整；二是改从量计征为从价定率计征。税率逐步调高，经几年时间，逐步调整到15%至20%左右。
2、逐步提高资源税中原油的税率
资源税是为了保护和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适当调节资源级差收入而征收的一种税。1994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规定的税目包括原油、天然气等共7个。对开采天然原油规定每吨征收资源税税额为8至30元，开采天然气每千立方米征收资源税税额为2至15元。**年全国的资源税收入207.2亿元，其中原油、天然气的资源税收入仅为37亿元。10多年来，油价大幅上扬，而原油资源税税额仅在2005年7月，将最低税额从8元调整至14元，最高税额仍为30元，未作大的调整。各采油单位的税额在规定的幅度内稍作调整。其税额占油价的比重大幅下滑，税额明显偏低，资源税保护和促进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的作用严重弱化。同时，我国的资源大多分布在“老、少、边、穷”地区，资源税税额偏低，也不利于这些地区的尽快脱贫致富，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应当按照建立健全资源开发有偿使用制度和补偿机制的要求，加快推进资源税的改革，逐步提高原油资源税的税额，将现行税额提高一倍左右。
六、实施公路养路费费改税的配套措施
推进公路养路费费改税涉及面广，工作量大，需要精心安排，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
1、统筹安排，分步实施。按照上述新的改革思路，可将公路养路费费改税分为三个步骤实施：第一步先将公路养路费并入车船税；第二步在完成费改税后，适当提高消费税中成品油税目的税率和资源税中原油税目的税率；第三步将消费税中成品油税目的税率和资源税中原油税目的税率提高到预定目标。总的实施时间约需五年左右，不能操之过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