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变革篇1
(一)会计核算制度范围的创新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不断发展，无形资产与人力资产显示了公司的财务状况，揭示了企业未来发展的潜能，是企业市场价值与未来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创新会计核算制度的范围，需要拓展无形资产与人力资产两项内容。无形资产会计，需明确对无形资产的定义，根据公司对无形资产的定义，将品牌、自创商誉、知识产权等划分为无形资产的内容。而对于一些知识型的企业，无形资产的范围不断拓展，包括著作权、专利权等内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等不可辨认的无形资产的地位也在企业中不断得到凸显。明确无形资产的内容后，则需采用有效的计量方法，对无形资产的价值进行计量。传统的历史成本价值已经不适用于无形资产的计量。知识经济时代，无形资产的计量应当以取得时的投入价值为基础，开展初始确认与计量工作，从而不断实现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价值，展开双重计量模式。在计量时，需要权威性的中介机构协助计量，从而快速高效的完成计量工作。新知识经济时代，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是不同的，需要根据无形资产的特征，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无形资产的摊销。有使用期限的无形资产，采用受益期内平均摊销的形式进行摊销，而实际价值不明确的无形资产，则在会计期末。调整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与上期期末的账面价值进行比较，进行相应的价值增加与减少处理。除了无形资产增加至会计核算，人力资产也需要增添至会计核算。人力资源会计需要对人力资源进行计量、确认与记录。人力资源会计审核的主要内容便是那些成为现实生产要素的劳动力资源。有效的人力资源价值计量，必须要明确人力资源的内容，对人力资源进行确认。人力资源是一种资产，因此存在初始确认与再确认的问题，因为人力资源的价值处在不断的变化中。人力资源价值的计量需要开展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投资的计量，二是价值的计量。投资即成本，将人力资源的投资予以资本化，采用摊销与计量的方式，企业应当根据经济价值，采用科学的方式对人力资源的投资进行计量。对于人力资源的经济价值，可以采用货币单位的形式进行计量。为满足信息使用者的相关需求，也可提供一些非货币型的计量指标。
(二)会计报告制度的创新
会计报告制度的创新，可以增添会计披露的范围，在反馈企业财务类信息的同时，增添一些知识资源类的信息。对于一些跨国公司，或者多元化的经营集团，可以对地区分布与业务分布的信息进行披露。会计报告制度创新，还体现在会计披露方式的革新，定期报告与实时报告相结合，实时报告对重大的财务事项以及财务指标进行披露，传递最新的会计信息。会计报告也可采用电子媒体的形式，体现知识经济时代信息获取的便利性。信息的受众可以直接通过网络部门获取需要的信息。在知识经济时代，会计报告的结构也需要不断得到调整。在原有的报告体系的基础上，增添“相关性非财务报告”这项内容，扩充会计报告体系。在新增添的内容中披露企业的资金投入状况、预期回报率、技术创新基本情况等内容。能够反映企业未来持续的发展动力，显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竞争能力等内容，让企业可以做好当局规划，并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情况作出预测，及时的规避风险，并且了解风险出现的概率，对机会进行预测。随着时代的发展，企业与社会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企业承担着诸多的社会责任，因此，在财务报告中需要反映企业关乎社会发展的一面，例如企业的整体绿化情况，企业的污染治理情况，企业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情况等。
二、结语
经济制度变革篇2
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成为必然，我国自从1986年开始http://对农村养老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涌现出很多因地制宜的创新试点，例如山东省莱芜市2007年在全省率先建立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险体制正在进行着制度的变革，所以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其变革进程更具有现实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基本假设为：制度可以视为公共产品，它由组织或个人提供，其供给是有限的、稀缺的，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但当现存制度不能使人们的需求满足时，就会发生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下而上的变迁，推动主体是某个人或组织，为从新制度中获取利益而采取的一种自发倡导组织的变迁形式，又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另一种变迁的主体是国家，政府以命令和法律的强制形式引入的制度变迁，又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
一、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迁动因分析
从制度需求方面看，首先，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使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这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变革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其次，我国目前处于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这一过程使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土地资源供给价值逐年降低。另外，农村改革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家庭作为基本的生产经营单位要承担各种风险，集体的保障功能在逐渐减弱。据统计，莱芜市总体上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2006年60岁以上老年人占到总人口的15%。同时，一对夫妇上养4个老人、下养1个孩子的“4-2-1家庭”逐步增多，建立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日益迫切。
从制度供给方面看，农民的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直至九十年代以后才开始试点工作。对农村居民养老问题，莱芜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进行过一些探索，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民政部门推行“个人储蓄”式农村养老保险；近几年来，部分区、镇、村自发探索实行“补助养老”；还有商业保险机构推行商业养老保险。这些养老形式存在弊端，很难推广。面对这种形势，莱芜市经过调研论证，采取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方式，探索建立“低点起步，全面覆盖，逐步提高，城乡衔接”的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障制度。
二、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变迁方式
（一）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具有诱致性变迁的特点。现阶段，我国新型的农民专业合作型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是在利润的诱导下进行的一项制度创新，它具有诱致性变迁的特点。在莱芜市，对参保居民来说，个人交费低、实际保障高。个人交费最多的是65周岁720元，当年就开始领取养老金，最长两年内就能领回本金。80岁以上的农村居民，个人不用交费就能直接领取养老金。对农民来说，加入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收益大于成本，所以农民有自发变革制度的需要。
目前，作为诱致性变迁主体的大部分农民意识相对滞后、知识水平不高，即使有少数人预期到这一制度变迁的潜在利润，但由于农民这一利益集团人数众多，谈判成本过高，绝大多数人依然很难达成共识并采取集团行动，从而实现制度的变迁。所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不能单纯依靠诱致性制度变迁，还需要政府的强制性变迁的引导才能最终实现。
（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需要强制性变迁的引导。从政府层次的制度创新来看，其预期的制度创新收益也必须大于预期成本。这里的收益和成本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多的是社会和政治方面的。
1、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革的经济收益与成本。农村养老保险变革的经济成本主要包括保险支出费用和组织成本。从案例看，如果莱芜市政府全部包办农村居民养老保障，按这次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低点起步，每年约需要投入6，000多万元，按照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方式，莱芜实际只投入1，000多万元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其次是效率高、成本低。如果完全由政府管理运作1.5亿元的养老基金、每年运转经费约需200万元，而采取市场运作，中国人寿莱芜分公司按养老基金总额的1.5%一次性提取管理费，仅相当于政府运作一年的费用，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率。
2、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革的社会收益与成本。莱芜实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后，社会效应明显。首先，实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维护了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增强了对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向心力，进一步树立了执政为民的良好形象。其次，从实践看，参加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过程，促进了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革的社会成本主要是消除制度变革阻力的费用。政府可通过较高的中央集权和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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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公信力来努力降低这些制度成本。
从以上分析来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革收益要大于其成本，所以政府有动力完善其制度供给，加快制度变迁的速度。
三、案例启示—新制度经http://济学视角下加快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思路
目前，我国新型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仅在小范围进行试点，并未形成全国性的、稳定而规范的制度。所以，找出影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原因，加快其变迁的进程已迫在眉睫。
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很多，一般可以分为三类：即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在制度变革的不同阶段，三种因素会同时发生作用，但作用大小不同。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经济因素对制度变革成本影响较大，而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对变革成本的影响较大。根据这三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出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对策建议：
（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为制度变迁提供物质保障。经济发展是社会保障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水平愈高，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就愈有保障。因此，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基础。近年来，莱芜市政府积极探索，创新农村经济发展路子，形成了工业带动发展、园区带动发展、村企优势互补融合发展、农业产业化带动发展、旅游开发带动发展的五条发展路子，聚集起了80%的企业，为新型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国家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同时，加快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完善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有效增加农民收入。
（二）确立社会公平的建制理念，加快养老保险意识的变迁。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中既有约束作用又有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既得利益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会对制度变迁持反对态度。计划经济阶段，农民阶层没有得到社会保障制度庇护被认为理所当然，这种观念意识成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障碍。为推广新型的养老保险制度，莱芜市里制定了宣传方案，并通过新闻媒体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人寿保险公司组成专门的宣传队伍，制作《宣传课件》，印发宣传资料，派出专人到各乡镇集市、街道深入宣传发动。
经济制度变革篇3
[关键词]改革开放；非公有制经济；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9)03-0009-0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①经济发展迅速，年均增速达20%以上，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从1978年的不足1%提高到目前的1/3以上。特别在一些一般性竞争领域，非公有制经济有的已超过80%。非公有制度经济在解决就业、扩大出口、纳税、促进技术进步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截止到2008年6月底，个体工商户从1978年的10.07万户发展到2,759.09万户；私营企业从1989年的9.05万户发展到623.87万户；外商投资企业从无到有，发展到目前的41.91万户。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与改革开放是同步的，基本上是受政府关于经济体制政策变迁而发展起来的（卢中原、胡鞍钢，1993）。本文旨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制度变迁历程，从而探讨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方式下，非公有制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这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非公制经济经济制度变迁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放松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限制，非公有制经济逐步取得了合法地位并逐渐发展壮大。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制度变迁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见图1）：
1．政策上允许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7年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路线，把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主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主，确定并恢复了“改革开放”方针路线。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也明确指出了，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由此，个体经济获得了合法地位，并得到恢复的发展。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及外资经济的发展。
1987年1月，中共中央在《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中指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对私人企业，“应当采取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除弊，逐步引导的方针”。1987年9月，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至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决定的。只有这样做，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
2．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逐步获得“合法地位”并逐步获得“平等竞争”的身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时期。(1988年全国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到1997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前)。
1988年4月的全国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其中第十一条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制度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这就从法律上明确肯定了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次肯定了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的必要性。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所有制改革方面，指出“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国家为各种所有制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这就使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地位。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分别制定和颁布了《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件》等对一切所有制企业都适合的政策和法规。这为私营经济在市场中参与平等竞争创造了一个相对良好的外部环境。这对私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1988年～1997年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1988年个体工商户户数为1,453万户，到1997年增加到2,851万户，增长将近2倍多，其中产值增长了8倍多；而1989年～1997年私营企业户数、从业人员数量和产值年递增率分别达到34.3%、30.1%和58.8%。(见图2)。
图2、1988年～1997年我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情况
资源来源：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工商行政管理年鉴2002》、《中国经济年鉴2002》等。
3．明确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7年中共召开“十五大”至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
1997年9月通过的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经济、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对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2]。1999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九届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指出“在法律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十六大”报告中，还对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在市场经济中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明确规定。为私营经济在市场竞争中与公有制经济处于平等地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无疑是对私营经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
表1.1998年～2002年我国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发展状况
（单位：万户、万人、亿元）
资料来源：《工商行政管理统计汇编2004》。
从表1可以看出，1998年～2002年我国个体工商户虽然户数逐渐减少，但所创造的产值却呈上升趋势，这说明个体工商户的质量在上升。而从我国私营企业发展来看，从户数、从业人员、产值来看，都呈现上升趋势。
4．提出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正逐步消除影响非公有制经济的体制，并放宽其进入领域，使之与其它企业在许多方面享受同等待遇（2003年中共第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个体、私营等非公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清除体制。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也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3]。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修正案。
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个《决定》进一步完善了我党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把“正确处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作为中国共产党驾驭市场经济能力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2005年2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非公经济36条”）文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放宽和规范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准入、财政税收、信用担保和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政策措施（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2007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进一步完善了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体系。
2007年10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从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和经济上的“平等”竞争，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2008年8月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工商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从2008年9月1日起在全国统一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和集贸市场管理费，这有利于实现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促进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三、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特征
人类历史表明，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地变迁中。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变迁分为“自下至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自上至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林毅夫，1989）。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计划和市场的替代中进行的，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结合我国非公制经济制度变迁的发展历程，其制度变迁主要特征是典型的制度渐进式变迁，并伴随着“自上而下”强制性制度供给变迁向“自下而上”诱致性制度需求变迁交互演进的过渡。
1．制度渐进式变迁
由于制度内在固有的稳定性，绝大多数的制度变迁都是渐进的，小步骤的（north,1991）。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复杂的、成等级系列建设起来的制度体系（包括非正式约束和正式约束），使逐级发生的制度变迁变得困难；二是深深地扎根于文化当中的非正式约束已经成为习惯性的一部分，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也正因为如此，当正式约束变化时，在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之间常常会存在持续的紧张关系（north，1992），所以只有采用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改革，是在暂不触动旧体制的情况下，先发展“新体制”，然后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逐步改革旧体制，这具有制度的稳定性和惯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2．“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制度供给主体政府，通过命令或法律引入和实行的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非公有制经济选择“政府主导型”为主的制度变迁模式，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必然性。首先，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是在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后开始的。在改革初期，政府工作报告依然保留了在长期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计划和控制管理模式，在特定的路径依赖下，所必须选择的是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杨瑞龙，1997）。其次，20世纪80年代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严重缺乏内在动力,发展的启动力量和持续动力都只有而且必须来源于政府。于是，经过政府的组织宣传、指导扶持、贷款和给项目等，非公有制经济才得以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第三，由于非公有制主体创新意识淡薄，主体力量薄弱，市场机制远未形成，因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整个设计和推动都依赖于政府、取决于政府，同时也就服从于政府的要求与目标，政府在其中一直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3．“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在“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下，同时会伴随着“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它是在制度供给不足时由微观主体自主发动的，其动力来自个体（或团体）。当微观主体发现现有的制度无法得到获利机会，就会自觉发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特点是“先试点再推广”，由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人没做的事情，许多政策都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有的政策是通过在特定地区实验后在更大范围内推行，有的是在人民群众自发实践后加以总结推广的（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近年来由于非公有制度经济的快速发展，经常出现现有制度无法满足扩大生产需要，于是微观主体在比较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之间的差异后，常常自发创新制度，并以此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如温州）。
需要说明和注意的是，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过程中，“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常常是相互促进，甚至相互排斥，共同作用的。
四、制度变迁背景下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未来发展趋势
结合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国经济发展目前已进入结构调整的阶段，强调的是经济可持续发展，鉴于制度变迁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特点，本文认为非公有制经济今后的发展道路仍是曲折的，同时将会出现新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服务主导型”政府将会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非公有制经济对就业、GDp和税收等的贡献不断提高，政府对其认识观念也在逐步转换。在“服务型政府”建设背景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环境将进一步优化。一方面政府将更加明确其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向“服务主导型”政府转变。未来发展过程中政府职能部门将进一步理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发挥政府“服务、引导、协调、监督”的职能，创造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财产、社会地位、市场准入、资本筹措等方面的制度保证，消除各种体制性约束[4]。另一方面政府将进一步加强对社会中介的规范和管理，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构建社会化支持系统与服务体系。通过发展和健全中介服务机构（如商会行业协会等），整合各种民间中介资源，为非公有制经济提供高效、快捷、全面的服务，切实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
2．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将会积极参加各种兼并重组活动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将会积极参与跨（国）地区、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活动，参与国有企业的产权流动、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等活动，这将成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而这需要把自己建设成为规范的市场经济运行主体，培育企业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非公制企业将迫使自己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引进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断健全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治理机构，完善权力制衡机制和工作组织机制。对于那些家族式企业和以人身信用为基础组建的合伙企业，将通过产权界定，进行股份制改革，使产权多元化，将“人合公司”变为“资合公司”[5]。另一方面，非公有制企业将会树立品牌意识，营造企业的特色文色。品牌是企业的高附加值，将来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不仅要在产品经营、资本经营方面下功夫，也要注重品牌建设。同时通过形成一项独特的价值标准、经营理念及职业道德规范，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归属感，从而增加凝聚力与向心力，为企业发展做好内部基础。
3．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提升
经过30年的改革实践，非公有制经济在满足市场需要、促进市场繁荣、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科技创新、缓解就业压力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奠定了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此，未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拓展经营范围，加强自身管理、明晰产权关系、规范运营机制、健全组织结构、建立企业文化、推进企业创新等方面进一步上台阶和上档次。因此，在新的世纪和新的经济发展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经济、政治等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提升。
[注释]
①非公有制经济是指除公有制经济以外的所有制形式而言，主要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及外资经济等。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第一次使用“非公有制经济”这一概念，本文中所分析的非公有制经济主要是指个体、私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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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SystemChangesforChinesenpSoesinceReformandopen-up
YangXiaoling
(economicalCollege,SichuanUniversity,Chengdu610064,China)
经济制度变革篇4
关键词：农地制度；农地制度变迁；未来变革方向
中图分类号：F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086-01
一、农地制度的内涵
土地制度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在占有和利用土地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称。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特定的农地制度总是同特定的农业生产力相适应而形成特定的农业生产式．并由此获得相应的农地生产率。
二、各阶段的农地制度发展现状以及影响
1.50年代初的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年到1953年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农民无偿分得土地和生产资料，新中国彻底废除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
这次极大地解放了长期被封建制度束缚的生产力，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土地生产关系的变革，极大地释放出了制度潜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但是，随着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就突现出来了。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分散个体经营，力量相当薄弱，积累率低。有的地方甚至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根本无法抵御农业生产过程中遭遇的各种自然灾害，更没有能力采用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以及进行必要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化生产和农业现代化难以进行。
2.农业合作社人民会社体制阶段
从1953年开始，全国各地掀起了大办农业合作社的热潮。“赶超英美”、“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占据了人们的头脑，经济建设中“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于是促成了“”和运动。
高级社实现了按计划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可以在互相吸取经验的基础上，极大提高耕作技术；同时随着公共积累的不断提高，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大大提高。
但是，化运动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再加上这一时期的运动、大炼钢铁，对于土地的破坏相当严重，造成了土地经济关系的严重扭曲，农业生产的严重滑坡。
3.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土地流转
在1978年12月16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为摆脱贫困，冒着“坐牢”的风险，自发在一张合约上按下了21个手印，偷偷将集体耕地包干到户。自此，我国农村拉开了以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的经营体制改革的序幕。在前几年，有的地区又开始在农地制度进行尝试性的创新―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首先，1978―1984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8.98%，其中种植业年均递增6.61%，这在建国以来农村经济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学者文贯中使用供给函数方法估算出，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使农业生产率增长31%，使农业总产出增长51%。土地流转初步解决了“农民在巴掌大的土地上刨食吃”的问题。通过土地流转形成规模经营的农户和企业，采用了优良品种和先进农业适用技术，促进了农业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和农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
但是，集体土地产权主体不清。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不稳定，使得许多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缺乏安全感，农民在现实中缺乏充分行使自己土地权利的能力。农村土地所有权含糊不清，其结果是出现了同一土地的“一权多主”的现象，严重背离了产权的排他性原则。正是农地的“一权多主”导致产权的保护完全散失。于是大量农地被征用，但补偿很少，严重侵犯了农民权益。
三、我对未来农地制度变革的建议
笔者认为，中国农地私有化是必然趋势。除以色列外，无论是公有土地所占比例较大的国家，还较小的国家，95%以上的农地都属私人所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国家农地最主要的所有制形式。土地私有化是指土地所有权交给个人的一种制度。在中国，应当将现有的农村集体土地全部分配给农民个人所有，使农民获得最充分最坚实的土地所有权，以便解决农民土地权益受各方侵害的难题，同时也可以大大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发展。
土地私有化是明晰土地产权，保护农民权益的要求。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村土地所有权含糊不清，其结果是出现了同一土地的“一权多主”的现象，严重背离了产权的排他性原则。正是农地的“一权多主”导致产权的保护完全散失。于是大量农地被征用，但补偿很少，严重侵犯了农民权益。如果农地私有化了，土地产权便很清晰，国家也不能借集体或国家名义肆意侵犯农民权益了。
土地私有化是实现农民向城市转移、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如果土地所有权完全私有化了，农民将成为自由民，若农民要弃农进城，或从事它业，他可以卖掉土地，不但有一笔收入，而且有一笔资本，因此他进城时是有钱人。而且，可自由买卖的土地比不可自由买卖的同样土地市价高得多，土地私有化只会使现在相对贫穷的农民变得更富。お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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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琦.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体系建设模式[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126-127.
经济制度变革篇5
论文关键词：融资制度；产权变革；制度创新
对处于战略机遇期和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自由化或者市场化取向的融资制度改革是必须的，这已成为一种共识。近年来相关实践也在进行：以国有银行改革为重心的融资制度变革向产权变革、利益分配等深层次纵深领域拓展，融资制度变迁的模式由政府主导向越来越尊重市场理性选择转变，融资制度变革的速度也前所未有地加快。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些深层次问题阻碍了融资制度变革并导致变革的持久性。
一、宪法等基础性法规决定了融资制度中产权变革的有限性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宪法属于制度环境中至关重要的基本制度规定。宪法为制度安排规定了选择空间并影响着制度变迁的进程和方式。有效的所有权制度是有效组织成立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是国有资产的唯一所有权主体，国家并非以一个自愿性契约为基础，而是一种以行政权为基础的强制性关系。
中国宪法决定了国有金融机构产权改革只能进行边际性调整，这种边际性调整决定了国有金融机构的产权改革的有限性，国有金融机构产权不清的固有的缺陷依然存在：政府作为国有银行的所有者将政府的目标继续施加给国有金融机构，行政干预依然存在；国有金融存在利用国家不能运用退出权进行惩罚的弱点和信息不对称，从事最大限度的增进自身利益的行为可能；多层级的委托关系所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依然存在，等等。
国有金融机构的产权改革，比如国有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和海外上市，国有商业银行正在进行的股份制改造和未来的上市等，均存在困境。如果产权(股权)流动，则可能会使国家的国有产权转移，国有基础丧失；如果股权不能流动，则股份制的市场约束力就不能发挥作用。产权的流动性差，政府难以用“退出权”来保护国有产权。为了保持国有金融机构的国有性质，国家必须始终拥有剩余索取权。这样，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性与要求企业产权的可交易性之间就发生冲突。当剩余索取权不可转让时，便很难确立有限责任原则。产权的流动性较弱，市场的约束也就难以真正建立。
因此，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有效产权的建立，受到既定的宪法和现有意识形态的制约。而宪法和意识形态的缓慢变化的特点决定了这一矛盾的长期存在，决定了融资制度改革的长期性。
二、非正式规则的缓慢变化决定了融资制度的实施机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真正建立
在融资制度的变迁过程中，仅仅改变其相关的正式规则还不能实现成功的变迁。融资制度的变迁一直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式推进方式，虽然正式规则变迁很快，但非正式规则(思想意识、习惯等)的改变却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如果没有非正式规则的改变，经济制度变迁的实施将十分不稳定。非正式规则支持正式规则，并能有效帮助正式规则被人接受。
那些在国外有效的正式规则，并不总是能在中国找到合适的土壤。更进一步的理解是，融资制度变迁的过程，并不仅仅指引进西方的经济社会制度的过程，而是这些正式规则如何与本国的无形规则相兼容、相结合的过程。在有些国家．尽管原来的有形规则已经被摧毁，新的有形规则已经被引人，但由于与本国的无形规则不兼容，导致现代化过程的失败。与有形制度相比，无形制度只是形式不同．它并不比前者更低级。在制度变迁时，有形制度有可能在不同社会之间移植，无形制度更难以被外来的制度所替代，或替代所费时间较长。有形制度变迁多为突变的、断裂的和强制性的．而无形制度的变迁多为渐进的、连续的和非强制的。在变迁中两种制度的互动是必然的．因为只有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都能有效发挥作用，并且相互匹配，整个制度结构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当有形制度发生变迁时．无形制度往往不变，从而阻碍制度变迁的推进，以至削弱制度变迁的结果。但另一方面，无形制度又会减少有形制度带来的冲击，并修正有形制度变迁带来的非均衡状态的冲击。
所以，国家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融资制度的正式规则(如颁布新的决定、实施股份制改造或者上市等)，但是我们却无法在短期内改变非正式规则。这说明，目前缺少本土性创新的移植性的融资制度安排与非正规融资制度之间的磨合需要很长的时间。
三、融资制度变革的纵深推进导致相关利益主体更加激烈的冲突从而延缓了融资制度变迁的进程
中国融资制度改革的实质是改革资源配置效率低的制度安排，建立起有效配置资源的竞争性融资制度。由于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是制度创新和制度重新安排的过程，而原有的计划体制又控制着主要的资源，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必然要改革旧制度。而由于旧制度安排维护和保障了一部分人的利益，维护旧制度的利益集团必然会因改革旧制度而丧失一部分或全部利益，因改革受益的利益集团与因改革而受损的利益集团之间必然产生利益冲突。此时，作为推动改革的政府面临着一系列约束条件：既要通过制度创新使融资制度效率提高，又不致使维护旧制度的利益集团反对改革，产生改革的强大阻力。同时，如果把作为国家人集团的政府也视为一个经济人的话，它既要在改革中受益，又担负着稳定经济和安定社会的责任。国家人集团的目标函数是双重的。在这种情况下，融资制度的安排必然内生于各种利益集团的矛盾中。
制度创新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的创新不会直接影响其他人的利益，这种制度创新可称为增量制度的创新。这种创新会有助于扩大国家的税收来源，因而这种类型的制度创新阻力较小。另一类是对现有制度存量的改革。如果现有制度是一个以维护和扩大占有租金为主的制度安排，那么，任何对现存制度安排的改革．都会对该制度下的受益集团造成冲击，因为这会减少他们现有的利益，所以引起他们各种形式的抵制。由于第一类制度的创新是在现有制度安排存量的状况下进行的，这就导致其制度创新的空间并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既然第一类制度创新的目的在于获得制度创新的利益．这就与维护旧制度的受益者不一致。当这种制度创新走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与现存制度发生摩擦、矛盾直到对抗。
中国的融资制度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由原来的不涉及既有主体利益的增量改革、边际改革逐步向涉及既有利益集团的存量改革深化，融资制度的改革已经进入利益调整阶段，使各利益主体的冲突更加激烈。可以说．中国融资制度改革已经到了改革攻坚的关键时刻。这是因为到了改革的中后期阶段，必然要涉及存量改革，要建立一个高效率的制度框架，就必然要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触动现有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到了后期，这个过程变成了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的过程。在这一时期，各个利益集团所维系的现有制度越是达到均衡状态，改革的难度也就越大。这才是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
经济制度变革篇6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彩电企业；营销渠道；制度变迁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运行中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如果能节省制度成本，经济就会走上一条交易成本低，市场运行机制健全，信息灵敏的制度创新之路。中国彩电企业的营销渠道的变迁是企业根据竞争和发展需要，通过渠道的再设计来处理企业与制度环境、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渠道制度的创新促进了彩电企业的成长，也呈现出一条有效制度变迁的轨迹。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对彩电营销渠道进行研究，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彩电行业营销渠道发展变迁过程进行分析，揭示渠道变迁的内在规律。
1 彩电渠道变革的制度分析
1.1彩电营销渠道是一组制度安排
1.1.1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偌斯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是社会博弈的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行为的框架。”
制度的出现是因为存在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指为达到一项交易或维护交易规则所花费的额外的费用，制度的运行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根据科斯定理：交易费用大于零时，制度不仅对分配有影响，而且对资源配置，尤其对产出构成影响。
彩电企业产品的分销需要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来实现产品的价值转移，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
1.1.2彩电营销渠道存在的制度分析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彩电营销渠道是一组制度安排，原因如下：
彩电渠道的核心内容是渠道成员关于彩电商品所有权的交易；交易费用的存在是彩电营销渠道产生的原因。交易是渠道成员间最基本的关系。
彩电营销渠道建立了一种结构，将生产商，中间商，零售商纳入其中，以一定的效率完成商品的销售’，并且共同分享商品的利润。
彩电营销渠道提供了一种治理机制，通过系列明示或暗示的契约，在进行商品交易的同时确定了各方职责、权利和义务。
1.2彩电营销渠道的制度变迁
渠道作为一组制度的安排，要使整个渠道系统的交易费用最小，当然需要制度的不断创新和变迁。彩电渠道总是经历着从制度均衡到制度不均衡，进而实现制度变迁的过程。
1.2.1彩电渠道的制度平衡
制度均衡是一种状态，即在给定的一般条件下，现存制度安排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经济中的任何个人和任何团体带来额外的收益。包括3种情况：
制度安排已获得多种资源所产生的潜在收八的全部增量：
虽利润存在，但改变现存的制度安排的成本超过这些潜在的收益；
如果不对制度环境作某些改变，就没有可能实现收入的重新分配。
渠道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下的制度均衡，实际上是一种“帕累托最优状态”，即资源的配置已经达到一种状态——无论怎样改变资源配置，如果不使其他人(哪怕一个人)的效用水平下降，就不可以使任何别人(哪怕一个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像帕累托最优状态一样，彩电渠道制度的均衡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是暂时的，不稳定的。
1.2.2彩电渠道制度安排的失衡
出现目前制度安排中无法获得的外部利润是制度不均衡的首要原因。外部利润是一种在已有的制度结构安排中行为主体虽然已经观察到，但无法获取的利润。只要这种外部利润存在，就表明社会资源的配置还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从而可以进行帕累托改进。由于外部利润不可能在既有的制度结构中获取，因此，要获取外部利润就必须进行安排或制度创新，这时就会造成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
中国彩电企业20多年的发展历程表明，彩电企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是市场竞争带来的生存压力和动力，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人，市场成为企业命运的决定者，只有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的企业才能够生存。
渠道收益或成本的变动使原本的制度产生不均衡，制度不均衡带来了制度创新的压力。
1.2.3彩电渠道的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是一种效益更好的制度(即目标模式)对另一种制度(即起点模式)的替代过程，是权力和利益的转移和再分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单个行为主体总是力图在给定的制度约束下，谋求确定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制度安排与权力确定，一旦发现制度不均衡和外在利润存在，就会产生制度变迁的需要。
彩电企业作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行业，。其市场营销渠道的深化充分展现制度变迁的过程。
2 中国彩电企业营销渠道演变过程的实例分析
2.1第一阶段(1978—1984年)国家计划控制下的三级批发制
2.1.1彩电渠道的初级阶段
这一时期，彩电的价格完全受政府控制，彩电的销售则根据国家计划完全交给国有商业部门，产品按照三级批发制进入销售终端一一国营五交化商场和国营大型商场，生产厂家此时的任务只是保证供给。这一阶段彩电渠道特点是渠道少，流通环节多，分销效率低下，但三级批发制在当时的计划背景下是最优的渠道选择。
2.1.2彩电渠道三级批发制的制度不均衡
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家计划对企业的控制逐渐缩小，国家计划控制销售的产出比例逐年减少。经济管理体制的变化，使越来越大比例的产品生产和销售处于现行体制之外，成为外部利润。企业必须调整现行的产销体制，才可能获得这部分产品的利润。当企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经营主动权，逐步建立了以利润为中心的经营导向后，企业也获得了主动规划营销工作的动力。如果要实现外部利润的最大化，营销渠道的变革，制度的变迁就势在必行。
2.2第二阶段(1984-1989年)泛批发商制
2.2.1第一次彩电渠道变迁，泛批发商制出现
国有商业企业成为生产厂家的批发商和零售商，确定了批发商制的市场主导地位。由于受计划经济条块分割的影响，每一家批发商的辐射范围有限，生产商往往同时发展若干家批发商来共同完成产品的销售工作，形成生产企业和各级批发商零售商组成的销售网络，这时泛批发商制渠道模式应运而生。
2.2.2泛批发商制的制度不均衡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家计划控制的销售比例逐年下降，企业自行支配的产品销售数量逐年增加，企业生产规模日益扩大，使得企业自行支配的产品销售的压力日益增加，迫使彩电生产企业开始考虑销售渠道建设的问题。在竞争中，泛批发制模式的弱点逐步显现：
厂商的销售折扣激励批发商多进货，以尽可能多的销售产品，但这一措施的激励作用往往传递不到零售终端。
批发商只关心从厂家多进货，可以多拿折扣，而不管市场的销售情况，这导致大量的商品停留在销售渠道之中，没有真正销售到消费者手中，生产企业所了解到的信息不是真实的，完全的市场销售信息。
厂商在发展批发商和经销商时，没有明确规定各自的销售责任区域，一些经销商为了把销量做上去而进行跨区域销售、低价销售，使得其他经销商的利益受到损失，影响了经销商队伍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1989年，长虹发动的首次竞争性降价活动，使整个彩电业受到强烈的震撼，近～半的企业被淘汰，充分暴露了泛批发商制的弱点，彩电企业必须探索新的模式来应对市场竞争。
2.3第三阶段(1989—1996年)大批发制
2.3.1第二次彩电渠道变迁，大批发制出现
在国有商业仍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生产企业没有太多的选择，市场上的竞争压力迫使企业必须靠批发商的网络资源进行销售。多数厂商认为批发商制是当时情况下有效的制度安排，只需要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对其不足之处进行改良即可。因此，倚重大批发商、精简批发商数量、减少不必要的层次的大批发商制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渠道模式。
厂商依靠与批发大户的合作，利用大户的销售网络进行产品销售，大大减少了直接打交道的批发商和经销商的数量，使营销网络中的成员更为精干，网络层次得以简化，网络的稳定性得到提高。
2.3.2彩电大批发制的制度不均衡
大批发商制虽然比泛批发商制在组织结构、交易环节、治理规范等方面有所提高，减少了经营风险、不确定性和外部损失，节约了交易费用，使节约的隐性成本成为内部化的外部利润。但是这一制度安排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泛批发制的局限，当市场竞争日渐激烈，并趋于直接对抗时，大批发商制无法满足市场竞争的需要，企业必须对营销渠道做出新的安排。
2.4第四阶段(1997－2001年)直营渠道制
2.4.1第三次彩电渠道变迁，直营渠道制出现
在这一时期，生产企业的市场影响力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而增大，市场竞争业演变为企业间的直接竞争。为了使巨大的生产规模实现其经济性，企业必须有稳定、高效的销售制度安排给予支持，企业必须掌握市场营销渠道的主导权，构建分销能力强，反应迅速，运转高效的营销渠道。
采用自建中问渠道的tcl公司是这次市场危机的大赢家，仅仅进入彩电业3年就名列前三名。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tcl公司以一体化的公司内部组织取代了外部的市场交易，以销售公司总部一大区一省分公司一地/市经营部的销售体制取代了批发商直接与零售商建立联系，彩电产品经过一次所有权的转移就交给了终端销售商，极大的节约了交易费用。
2.4.2直营渠道制的制度不均衡
直营渠道制所需要的庞大营销队伍的开支成为彩电企业“无法承受之重”。一方面，制造企业自建销售网络从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看并不符合社会分工原理；另一方面，当彩电企业自建渠道做大规模的时候，管理成本和流通成本也随之上升，无休止的价格战对成本降低提出了持续的要求，这对彩电企业的直营渠道制提出挑战。
2.5第五阶段f2001年以来)终端变革
经历了几次降价以后，彩电产品的利润率很低，不足以支撑原有的直营渠道制模式继续走下去。营销渠道的制度的变迁在经历了中间商层次的演变后，终于延伸到零售终端，表现为：国美、苏宁、永乐为代表的超级零售连锁店的崛起。以国美、苏宁、永乐为代表的连锁商业是中国商业的新兴业态，充分显示了连锁商业相对于传统大商场的经营优势。
彩电企业对这一终端变革的认可表明这种变化对生产企业来说仍然是有利的。
彩电企业用于维护市场秩序的成本降低。家电连锁零售商的超低价格使得窜货等行为不再有利可图，起到净化市场的作用。
家电连锁零售商本身具有仓储、物流、分销、售后服务等职能，减少了生产商为实现销售在后勤方面的投入。
家电连锁经销商采用订销，包销，买断等形式发出巨额定单，为彩电生产商安排生产带来了便利，节约了组织成本。
营销成本降低。通过家电连锁经销商的销售体系，生产商的彩电产品可以直接推向全国市场，进入零售终端，节约了厂家的销售费用。
对于连锁零售商来说，外部利润是传统商业的市场份额和相应的利润，以及产品价格空间中其他渠道成员的利润空间。连锁零售商通过与消费者联盟的低价策略，以低价位抢占了市场份额，迫使传统零售业退出市场，这样，原本属于传统零售商的赢利很大一部分转移给了零售商，由外部利润变为连锁零售商的内部利润。同时连锁零售商以其强大的分销能力和市场号召力，取得了对家电企业的优势谈判地位。在竞争的压力下，彩电企业不得不给予零售商优惠的供货条件。这时，生产企业的～部分市场权利和一部分利润也转移给了连锁零售商，连锁零售商又将一部分外部利润实现了内部化。
3 彩电行业渠道变迁的一般模型
彩电渠道制度变迁完成的标志是一种渠道安排成为行业中的主流或事实上的标准。根据偌斯等人提出的制度变迁的一般模型对彩电渠道的变革进行微观分析，笔者推导出彩电渠道变迁的一般模型
从上述模型我们可以发现以下规律：
3.1环境的变化是彩电营销渠道制度变迁的外部诱因经济运行体制、市场竞争的变化打破了既有的制度僵局，使具有成本一收益比较优势、能够提供适应性效率的新的彩电渠道脱颖而出，进一步推动渠道的扩散，使之成为一定时期行业的主流模式。
3.2适应性效率是一种彩电渠道模式能够取代另一种模式的根本原因
面对诸多的渠道制度选择，在竞争的筛选下，只有为企业提供适应性效率的渠道制度安排才能被保留下来，并形成有效的彩电渠道制度变迁路径。
3.3现有的制度安排、企业既有的知识和偏好使企业进行彩电渠道模式选择和创新约束在营销渠道方面的制度创新会留有旧制度的印记。企业的知识和偏好影响着制度菜单选择和变迁的方向。
3.4竞争和学习导致彩电营销渠道变迁中制度安排趋同现象
竞争的压力要求这些彩电企业尽快完成向具有适应效率的制度的变迁，否则就会被淘汰。制度的公共属性使得其他企业可以通过学习、模仿先行者的做法来完成渠道制度安排的变迁，同时回避了制度创新的巨大成本，但也意味着失去了市场先机。这样，竞争和学习使得彩电企业的渠道策略一再趋同。
4 中国彩电企业渠道的发展趋势
电子商务在流通领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流通物质技术手段，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交易模式，为流通营造了高效的运作环境。
4.1彩电电子商务新型分销模式存在的制度分析
彩电企业通过建立电子商务平台，实现产品的销售，从而将传统渠道模式下不能得到的外部利润(成本下降)内在化，实现生产——营销的整体优化，提高了企业效益和竞争能力。
降低了彩电生产商与购买者进行信息传递的成本；缩短了交易渠道，减少了交易环节，降低了销售费用；电子商务实现“无纸贸易”，减少大量的文件处理成本；互联网使贸易双方及时沟通供需信息，使无库存生产和无库存销售成为可能，从而降低厂商的库存成本；彩电企业利用内部网和互联网把其中公司总部、商，以及分布在其他国家的子公司、分公司联系在一起及时地对各地市场需求情况做出反应，从而降低管理成本。
4.2彩电企业的电子商务分销实施模型
根据电子商务对商品交易的影响程度以及渠道成员参与网络化交易的程度，彩电企业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的流通渠道有两种模式：
基本模式一，彩电企业自建电子商务网站在网上直销，通过网上交流信息，在网上签约和支付。交易后，由彩电企业配送或第三方物流。
基本模式二，彩电生产企业利用局域网与实体商店建立购销关系，实体商店通过店铺和互联网两个渠道向消费者销售，消费者可以亲临商店，也可以通过电子平台购买商品。
经济制度变革篇7
一、中俄体制转轨路径选择的历史考察
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问题，多数经济学家已达成一致看法，即中国体制转轨踩出了一条“渐进”改革道路，但就改革路径的选择行为本身，经济学家们存在着认识差异。实际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改革道路，其初始阶段压根儿谈不上关于改革模式的鉴别与自觉选择问题，也根本不存在一套事先设计好的完整改革方案，甚至不存在人为设计过程。改革来自于食不果腹的农民，之所以改革是因为原农业体制下的作业方式已不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是穷则思变。在市场经济模式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之前，各个改革阶段的改革方略，与其说是设计的结果，不如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一步一步探索的产物。值得庆幸的是，也正是这种非人为设计的改革进程，成为中国改革绩效突出的原因。因为非人为设计的制度演进，正符合市场体制本身的自然秩序性质[2]。即便是“渐进改革模式”概念，也是在中国经济改革绩效引发中外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之后，在与苏联东欧改革绩效的比较过程中提出来的，这也表明了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并不具备事先的设计和理论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具有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起点、缺乏理论指导的改革实践、制度创新从旧制度中孕育并诞生等等特征，都说明了中国经济体制变革道路的自发性、非主观选择性。
但俄罗斯的体制变革具有不同特征。俄罗斯体制变革不仅包括经济体制变革，还包括政治体制变革，其激进式的“休克疗法”一方面是对渐进改革失望之后的又一次试错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指把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作为改革前提的“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结果。我们对相关文献的检索发现，俄罗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并非从选择“休克疗法”才开始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无论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模式的盲目极端否定，还是勃列日涅夫狂妄自大的“新经济体制”，直到戈尔巴乔夫修修补补的经济体制变革，前苏联各届领导人对计划经济的改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其推行的经济改革实质上就是在计划体制内调整的渐进模式改革。但无论是哪个阶段的改革，虽不同程度地触及了传统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病，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收效甚微，并且一旦遇到保守力量的抵制，就停滞不前或者左右摇摆，不仅没有实现经济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反而在“新思维”等意识形态冲击下引发了经济衰退和各种社会危机。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大推进的业绩为市场化模式改革奠定坚实基础之际，前苏联还深陷于经济改革的摇摆之中而不能自拔。
劳而无功的前苏联体制内改革，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派认为是改革目标与苏联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结果。要取得改革的成功，必须以彻底地否定旧体制为前提，而对体制的彻底否定，不可能在旧体制中进行，而激进的“休克疗法”正是否定旧体制的理想途径。以戈尔巴乔夫1987年推出的“新思维”为转折点，前苏联政府在推动经济体制变革的同时，把政治体制的变革作为经济变革的前提，最终促成了私有化法案的出台和“休克疗法”的实施。
二、经济体制改革第一行动集团的目标差异
在推动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力量上，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存在本质差异。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制度需求者是私人部门，但传统体制下的制度惟一的供给者是政府，这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只能是政府。中国由政府推动的经济变革，其第一行动集团具有二元目标：既要通过变革摆脱经济贫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又要维护现存体制的安全与稳定。二元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变革不可能是完全打破旧体制之后的体制性重建，甚至不是在现存体制内的调整，而只能是不威胁现存体制的增量经济变革。该框架内的经济变革，其制度创新过程一般表现为制度需求群体的自我满足，在得到中央政府认可并给予合法地位后，依靠传统的制度装置[3]对创新制度加以推广的过程，其中只有对经济增长有利而不变动现有体制的制度变革才会生存、壮大和发展。
再者，由于缺乏可作为替代性资源的其他体制，传统体制是惟一可利用的制度资源，同时由于作为施控系统的第一行动集团具有十分强烈的旧体制保护倾向，也决定了经济改革只能是在体制外对增量实施。因为激进的改革方案，势必会打破旧体制和制度规则，会超出公民对经济改革的承受能力，招致既得利益的激烈反对，从而导致改革的中断。
另外，作为改革契机的国家领导人更迭，在中国没有导致党和国家的政治领导核心的解体，也没有引发政治制度的危机和意识形态的涣散，这保证了中国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持续和稳定[4]。经历了“”政治危机的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在保证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其威信没有遭受破坏，反而使改革主张更容易被接受，这是社会主义转轨国家绝无仅有的改革有利条件。这种局面及发展态势也使得在旧体制中孕育并诞生的新经济模式能够在初级改革集团的控制下稳步壮大。而由维护旧体制的集团力量培育的新体制诞生和逐渐推进，这本身存在悖理性，却实实在在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与奇迹。
而俄罗斯经济变革所面临的改革背景则完全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前一直进行着的无功而返的经济改革中，孕育着的是对经济改革的悲观情绪、否定旧体制的激进主义思潮、日益壮大的反对派力量以及领导人的民主社会主义倾向和蜕变。同样是经过政治危机的苏联共产党在改革前夕基本上已经威信扫地。在这种背景中，国家领导人的更迭引发集团政治斗争的激化，甚至戈尔巴乔夫自己就是政治斗争的矛盾体，在其“新思维”的观念蜕变中发生了社会变革观念的巨大差异，完成了对自己的完全否定，带来了“政治休克”和“经济休克”的推行，在短时间内摧毁了高度集权的旧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并希望在短时间内重建新的民主政治体制和市场型经济体制，却忽略了无论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民主政治的建立都需要充足的时间准备和心理准备，以及充分的舆论宣传以使民众接受。俄罗斯体制的激进改革正是这种不顾社会变革次序安排，同时推进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的结果。当然结果是旧体制已破，新体制未立，无论政治制度还是经济体制，陷入一片混乱。
三、改革前经济结构的两国比较
中国与苏联的经济改革处于不同的经济状态之中，中国经济属于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这决定了中国非国有经济部门相对于前苏联集体农庄而言具有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与苏联相比，中国甚至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完整严密的计划经济体系，在计划体制之外，运行着大量自发、分散和无组织的经济活动，接受“市场”的调节。一旦国家控制稍有放松，这些市场因素就会比较容易地自发地成长起来[5]，成为国有经济的补充。
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国有经济部门的职工群体与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着隐性保障合约关系，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没有明确的利益诱导时，他们不具有改变现状的动机。换个角度来讲，由于被严密控制束缚了手脚，国有经济部门及其群体即便具有改变现状的动机，也不具备改变现状的制度装置。但中国农民不同，他们不具备类似国有企业职工的保障性利益，因此当生活处于极端国境时，他们具有改变现状的愿望，因为资源组合的任何调整都会带来边际生产率的进步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另外，由于非国有经济部门不像国有经济部门那样受到严格控制，相对的“自由”给农村保留了实施逃避管制而进行市场化改革的空间。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主体结构是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的增量改革即使存在巨大的先入利益，也不可能改革经济主体结构。变革利益积累及其效应，促使政府参与到改革中来，并成为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使改革在旧体制的框架内得到扩散，但扩散不可能是旧体制后重建新体制的革命式激进改革。
作为老牌社会主义国家，在体制转轨前，苏联的经济基础不是中国经济水平可以同日而语的。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陷入困境时，其人均国民产值仍达4000美元水平，其集体部门职工与国有部门职工一样受到政府的保障，国民对经济的改革愿望和动力都不强烈。俄罗斯体制转轨表现为体制内外激进主义派别与保守主义派别政治斗争的结果，激化的政治矛盾成为推动经济变革的首要力量，笼罩在这种政治变革愿望下的对经济制度变革的期望值被凭空拔高，以致于全面否定传统经济制度。
四、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改革路径依赖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对制度运行有十分强烈的影响。当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得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协调一致时，它可以节约制度运行成本并减少变迁的阻力。
在中国经济改革之前，极左路线的长期统治，形成了人们因循守旧的心态，也使得经济计划化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因此改革必须首先冲破意识形态的禁锢。在改革的每一个停滞点上，初级行动集团所提倡的解放思想行动，其宗旨就在于冲破传统观念的牢笼，促进人们转变对经济体制的观念，使意识形态成为推动改革的剂。
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走出了渐进模式，也就是根植于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与崇尚体制创新的改革观念这两种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结果。按照国外学者的说法，是保守力量和改革力量两大力量观念斗争的均衡结果，由于各方都不可能完全左右局势，中国的改革就是在保持“体制内”继续按计划运行的同时，在“体制外”发展市场经济，实施增量的市场化改革。
就非正式制度安排对正式制度演进的影响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及与之相关的国民认知方式、行为习惯，决定了中国改革的渐进模式。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中庸”之道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行为选择倾向，凡事不走极端，强调适可而止，执两用中。在中国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价值取向存在着某种契合性，也使得中国在改革中能够保持以“四个坚持”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一贯性。这种一贯性正是保证经济制度变革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箱体内稳步运行的关键要素。
与中国规范于四项基本原则体系中的统一意识形态相比，苏联的多元化意识形态及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其体制变革模式的选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1968年开始的“市场社会主义”讨论，到1985年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还有利用政治大讨论方式推行意识形态公开化行动等等，其结果造成了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思维方式的极端化。意识形态之争以及脱离实际的所谓的彻底意识形态调整，没有能够成为促进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剂，却增大了改革摩擦力。同时，“政治松动”以后，面对西方文化的大量侵入，苏联共产党的思想宣传空洞乏力，造成了党内外思想混乱。混乱的思想意识形态导致了体制内外反对力量的滋生和壮大，结果对社会体制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促成了改革模式的激进途径。
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激进模式是在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加以分析并进行设计的结果。在主流经济学那里，与人不能分几步跨越一条壕沟一样，通过对计划经济的局部改革难以达到市场经济的彼岸，而私人财产的确立和有效保护是减少价格信号失真的前提，价格扭曲能否得到纠正则是企业对利润追求从而产生效率的途径，最为根本的民主政治制度是经济市场化的首要条件。其中，无论是价格的全面放开，还是私人产权的确立都是对计划体制的完全废黜。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下的民主制度无非就是西方政治制度的翻版，它们都是对苏联建设74年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极端否定。该理论指导下的制度创新与旧经济体制、旧政治制度不可能有丝毫相容，这决定了社会变革只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转轨。
以新古典主义为主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其核心是以理性人为基础来论证自由市场理性的，但它舍弃了时间，舍弃了制度，舍弃了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仅仅把市场当作了资源配置的单一工具，因而把经济改革的全部问题仅归结为“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快速私有化，这根本就不符合俄罗斯的历史与现实。因为决定现实制度变迁过程的恰恰是那些被舍弃的因素，也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为俄罗斯经济体制变革所开的药方失效，反而起了更大的副作用。
五、结束语
中国计划控制的相对松弛、经济的二元结构及不均衡发展、单一的意识形态以及相对一致的意识形态等等作为初始条件，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走出了一条渐进道路，进而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框架和实施时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战略的切入点在于保证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态势的稳定，其实施方略由下列时序构成（1）“由易到难”地推进改革；（2）通过“利益补偿”与“体制替代”获得民众对改革的支持，以化解改革阻力；（3）通过“价格双轨制”演绎市场关系；（4）通过与地方政府“分权改革”来培育市场的竞争主体；（5）由局部制度创新带动全局制度创新等等。通过这些具体战略框架和时序安排，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稳步进行，并取得丁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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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戴维斯和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a].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经济制度变革篇8
关键词：俄罗斯 经济转轨路径选择 转型性经济危机
作者简介：徐坡岭，男，1966年生，经济学博士，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教授。
通讯地址：辽宁·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66号，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110036；e-mail:xpl329@sina.com；电话：13066603948。
一、问题
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经济转轨，是俄罗斯经济制度演进长河中的一个片断。从历史渊源看，俄罗斯经济制度的演变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十月革命前，俄罗斯长期处于沙皇独裁专制统治之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羸弱，经济制度中农奴制的气息浓厚，集权专制和宗教色彩浓厚[1]。1917年的“十月革命”使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制度演进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但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制度中专制的成分并没有被摈弃。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苏维埃俄罗斯时期形成并稳定下来的经济制度，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结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的确立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2]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其内在的信息过载、缺乏激励、反应迟钝等缺陷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开始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制度弊端导致苏联计划经济在实际运行中出现巨大困难，它迫使苏联当局对这种制度进行调整乃至改革。这种调整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经济改革受阻，戈尔巴乔夫试图用政治体制为经济改革开路。这样，经济制度演进在宪法秩序发生根本变革的情况下，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在导致苏联解体的同时，经济改革。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合乎逻辑的继续和发展。
从现实的角度看，俄罗斯之所以要进行经济转型，其根本原因是要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下宏观经济效率不断下滑和微观经济活力不断丧失的问题。因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固有缺陷无法在计划体制框架内克服，因此，体制内改革转化为制度模式根本转变的经济转型。
那么，俄罗斯为什么选择在1992年初启动经济转轨？为什么以激进的“休克疗法”方式开始经济转轨？为什么俄罗斯的转型性经济危机是如此严重呢？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约束条件决定了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时机选择、路径选择和政策设计；俄罗斯经济转型期的非效率制度结构特征决定了其转型性经济危机的深度。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二、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约束条件与时机选择
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约束条件包括：深层次的经济转型成本收益比较；社会经济转型的政治约束条件以及实践意义上的偶发政治事件。
1．启动转型的基本约束：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比较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变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即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对另一种制度（即所谓的起点模式）的替代过程，或一种更为有效的制度的生产过程。发生制度变迁的必要条件是出现了在现有制度结构下无法获取的潜在利润。与此同时，通过制度变迁可能获取的潜在利润还必须大于为获取这种利润而支付的成本。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共同构成了制度创新的约束条件。
在1991年的俄罗斯，甚至在更早些时候，俄罗斯社会面前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在旧的计划经济制度下无法获得的潜在利润。前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非效率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经显露，这是赫鲁晓夫推行经济改革的重要原因。到了70年代，制度弊端进一步成为前苏联经济增长的拖累，这可以从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的统计数据中得到证实。60年代后期，前苏联的GDp约为美国的70%，到1989年，相应数据下降为25%。[3]苏联与老对手美国之间经济发展的距离迅速拉大。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使国家经济发展出现重大转机。这些正是苏联计划经济制度下无法获得的潜在利润，而这种利润通过市场化改革是可以得到的。另一方面，就改革的成本而言，俄罗斯在1991年前后进行经济制度变革的预期成本是很小的。制度变迁的成本由三部分组成：改革的机会成本（进行制度创新所必须放弃的旧制度所可能带来的净收益）、新制度的组织实施成本（规划、设计、组织和实施费用）以及制度转换的摩擦成本（废止旧制度的费用、消除因利益格局变动而引致的社会摩擦和改革阻力的费用）。众所周知，1991年的俄罗斯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计划经济可以继续为人民提供的净物质福利很少，也不能提供足够的安全稳定预期，也就是说，放弃旧体制，进行制度创新的机会成本不大。新制度组织实施成本的大小，取决于制度变迁主体的组织沟通能力及其政治权威。由于俄罗斯经济转轨是在国家政治权力的更迭中启动的，在转型初期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国家是制度供给的主体。在政治斗争中夺得政权的俄罗斯激进民主派领导人（叶利钦等）和改革方案的设计者(JeffrySachs等)相信，即将实施的经济制度是已经在西方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无需规划设计，通过国家的组织推动就可以顺利建立起来，因此预期的组织实施成本不大。至于改革的摩擦成本则源于制度变迁的利益再分配实质。在苏联长期的体制内改革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俄罗斯社会求变心切。进行大幅度的制度变革已经是全社会一致的呼声。“保守派”为了阻止对社会主义基础的破坏，发动了试图扭转改革方向的“8·19”政变，但不能得到社会的有力响应。在挫败政变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叶利钦迅速赢得巨大的政治声望和高达70%的公众支持率。这些都证明了社会对变革的期望。
经济制度变革篇9
【内容提要】文章提出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政府主导主要表现在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实施制度供给、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和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而渐进性则主要表现在从增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过渡、从局部改革逐渐到整体性推进和先易后难的变迁进程。文章还论述了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和渐进式制度变迁各自的优缺点。
【关键词】制度变迁/政府主导/渐进
所谓制度，如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所表述的，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25～226页。）。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而所谓制度变迁方式则是指“制度创新主体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所采取的制度变迁形式、速度、突破口、时间路径等的总和”（注：杨瑞龙：《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制度变迁指的是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
一、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大致上可以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两种方式。诱致性变迁是“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而强制性变迁则“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4页。）。一个社会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受制于有着特定偏好和利益的制度创新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代表国家的政府，是“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1页。）维护基本的经济结构，并通过提供其他的一系列规则来减少统活国家的交易费用。特别是在中国的集权式政治结构中，政府（本文在运用这一概念时，广义的和狭义的混合使用，但更多的时候是指广义的政府——国家）拥有绝对的政治力量对比优势，而且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能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因而，中国的改革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深度和时间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此外，中国在破除计划体制的同时，市场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计划和市场都不完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资源配置的效率，需要政府以制度创新衔接不完全的计划和不完全的市场。因此，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中国的制度变迁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无论怎样变迁，都不能背离一个基本路线，这就是由中共十三大所界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基本路线的核心同时也是最具操作性的实质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任何制度创新主体所追求的目标都是自身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而核心领导者在制度创新决策时首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和加强其政治权威，使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支持，并使公开地和潜在地反对自己的政治力量降到最小，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一切制度变迁都是在上述基本路线的范畴内进行的，一切违反和损害基本路线的行为都受到禁止。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偏好于采取“试错式”的渐进改革方式，其目的就是要使制度变迁的方向、速度、形式、广度和深度控制在预期有利于巩固和增强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限度之内。
第二，政府以制度供给者的身份，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手段实施制度供给。如根据既定目标和约束条件，规划体制改革，包括确定改革的方向、原则、形式、步骤和突破口等；根据改革的总体方案，调整所有权关系，开放市场，调整产业政策，制定新的规则或条件，建立一套新的行为约束机制；建立惩罚条令和程序，约束社会的各行为主体在政府设定的制度规则范围内活动，否则，要受到一定的违规处罚；统一思想观念，即建立一套可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意识形态，以减少新规则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阻力，降低交易费用。
第三，政府设置制度进入壁垒，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诱致性的制度安排是微观主体在感知到获利机会的情况下，通过个人之间的合作，形成自愿性契约而完成的。任何人可以通过比较一项新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率，自主行使进入或退出权。但是，在我国，制度创新方案是根据政府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来评估和选择的，即使微观主体感知到获利机会，如果没有政府的许可或授权，也不能自主“进入”可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创新，也难以“退出”由政府作出的制度安排（注：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等手段，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进入权，如限制市场准入权和政治体系进入权等，使制度创新活动被控制在政府所允许的范围内，避免偏离政府设定的制度变迁轨迹的情况的出现。
第四，政府有选择地放松制度准入条件，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并提高其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我们说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并不否认中国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由微观主体自愿的合作性制度安排。但是，这种自愿的安排，是在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对制度创新的需求方实行一定的进入许可的条件下发生的。“取消一种带限制性的政府政策的效应，相当于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6页。）。哪些制度创新被许可，哪些制度创新不予许可，均由政府根据自己的效用和偏好来决定，所以，微观主体的自愿安排始终控制在政府手中。“不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必须通过政府的强制实施，诱致性制度变迁也必须通过政府放松约束才能够实现”（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而且，自发性的制度安排一般规范化水平和制度化水平较低，需要政府的介入，加以完善（注：郭小聪：《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理论：作用与地位》，《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1期。）。中国的土地承包制度创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自发创造的、不规范的制度安排，后来由于地方政府的作用，才使其逐渐规范起来。但它仍是“一种尚未完全成熟和定型的制度和组织体系，其本身还存在着一种重大的制度和组织缺陷，隐含着一些重大而长期的基本矛盾”（注：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著：《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85页。）。最终由中央政府借助社会科学界的力量推动土地制度创新的发展，提出了“永佃制”，其制度化水平远远高于土地承包制，为土地使用权和经营主体提供了长期化和稳固化的制度基础和法律形式（注：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著：《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91页。）。
通过上述4个方面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虽然也发生过一些曲折和困难，但基本上沿着中央政府的预期稳定前进。从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来看，这一条道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究其原因，首先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发生了积极作用：
第一，政府对制度变迁路线的确定，使制度的演进可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下进行，避免出现大的波动。政府通过法律和其他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通过各种努力调整和改变中国传统集权体制下被人们奉为圭臬的旧的理论范式，建立新的理论结构，赋予基本路线新的内容，然后借助各种媒介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灌输，“以使反对两个基本点的力量降到最小，使由此引起的理论摩擦和政治摩擦降到最小，进而使组织摩擦或整个社会的摩擦降到最小。”（注：胡汝银：《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一个人们广泛认同的信仰和理念，要维系它的统一、稳定以及政府的权威，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1、379页。）。意识形态通过价值观、态度、观念等，影响人们对制度安排的判断、理解和支持。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基本路线作不同的理解和判断，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符合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意识形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公开的或默认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才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避免出现类似于东欧国家那样的社会动荡，为其他制度安排提供了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
第二，解决制度短缺，快速提供变迁过程中所需要的制度安排。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统治者要制定一套规则来减少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如统一度量衡、维持社会稳定、安全的一系列规则以及一套旨在促进生产和贸易的产权和一套执行合约的执行程序。在个人之间自愿合作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中，一项正式的制度安排将无法解决外部性和“搭便车”的问题。所谓外部性，实质上是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之间的差额问题。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外部性，即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有一部分好处被别人拿走了；另一种情况是负外部性，即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有一部分成本转嫁给了社会或别人。外部性产生的原因是制度安排并不能获得专利。而所谓“搭便车”则是指某些人或某些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成本）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利益）的行为。产权界定不清、外部性、公共品等的存在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由于存在外部性和“搭便车”的问题，人们可以简单地模仿由别人创造的合约方式或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制度创新就缺少激励作用。因为，“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这个问题暗含的意思是，正式制度安排创新的密度和频率，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最佳量”（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91页。），出现制度不均衡和制度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以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代替个人自愿合作性安排，实施制度供给，实现制度均衡。由于政府拥有强制力，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项制度安排，减少了个人之间漫长的组织和谈判时间，并凭借其强制力以及通过税收等手段克服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的外部性和“搭便车”的现象，保证制度供给的顺利进行。
第三，降低制度安排的成本。在个人之间自愿合作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中，一项正式的制度安排需要制度创新者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组织和谈判，以便得到这群人的一致性意见，从而需要花费较多的制度创新成本。而“国家具有使其内部结构有序化的相应规则，并具有实施规则……的强制力”（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106页。），使“政府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进行某些活动”（注：R·H·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2页。）。而且，政府的制度安排还具有“很大的规模经济”（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94页。），使其可以比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以低得多的费用实施制度安排。
尽管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存在着上述种种优点，但是由于“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97页。），它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点：(1)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很难适用于所有地方和所有领域。政府（中央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不以一致性为原则，而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自上而下地予以落实。但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不同，社会环境和发展机遇也不一样，如果整齐划一地推行中央的制度安排，就有可能违背一些地方的利益，这些地方就可能不按这些制度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使这些制度很难有效率。这是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原因之一。(2)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方式容易抑制个人自愿合作的制度变迁的产生。制度安排有两种：一种是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另一种是第二级制度安排，具有个人契约的性质。一般而言，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主要是创设、修改和完善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因为这种安排需要大量的费用和多个主体的“一致同意”，要借助于政府的力量。而第二级的契约制度安排，则具有经济性、自发性和自愿性的特点，涉及的主体少，所需费用低于基础性制度安排，因此，它应是个人之间的事。但是，目前我国政府的一些活动已渗透到了契约性制度安排方面，出现制度供给过度的现象，如政企不分、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等。其后果必然是不利于契约性制度变迁的培育和生成，阻碍市场化的发展和完善。(3)政府在制度变迁中拥有过大的权力，会导致制度寻租现象的产生。如一些人抓住指挥部门经济的行政权力不放，力图维持“垄断租金”；一些人利用价格双轨制及审批特权牟取私利；一些人利用手中的部门管理权力实行各种摊派；等等。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
在由计划到市场的制度变迁过程中，目前世界上主要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激进式的，如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另一种是渐进式的，如中国。一个国家究竟选择哪一种方式，取决于改革的约束条件，因为它“界定了改革战略的选择空间”，“有关制度主体就只能从被限定了的选择空间出发，来确定改革战略”（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这些约束条件主要包括改革的初始条件和改革成本。关于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按照林毅夫等人的分析，主要是：经济结构严重扭曲和管理体制缺乏效率，而不是经济崩溃和政治危机，这就要求要进行坚决的改革，通过改革来改进经济结构和提高效率并使其成果迅速转化为收益，但并不需要采取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那样对旧体制一下子推倒重来的创世纪式的变革；改革前经济中存在着一定范围的市场作用，价格扭曲程度相对较低，相对小的价差使我们得以承受双轨制，并利用之实现价格体系的根本转变；旧体制下的分权传统和改革之初的财政包干，有利于实行分权化改革，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注：林毅夫、蔡fǎng＠①、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202页。）中国经济上的二元性，如乡村－城市二元性、组织上的二元性、地域上的二元性等，使中国不可能通过激进的改革一下子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注：华民著：《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8页。）。关于改革成本，樊纲把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实施成本”，即搜寻、学习新制度安排、为改变制度而重新签约的成本；一种是“摩擦成本”，是因利益冲突而导致的损失。他提出，实施成本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减函数，而摩擦成本则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增函数。改革进程开始得越早，越是在旧体制下经济还没有彻底恶化的时候就开始改革进程，一个社会就越可能走上“渐进改革”道路。越是顽固地企图保留住已经被事实证明是无效率或不再是有效率的旧体制，把改革的事业一拖再拖，越容易走上“激进”的道路。（注：樊纲：《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中国的改革属于前一种情况，而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则属于后一种情况。正是这样的初始条件和改革成本的制约，使中国选择了一条渐进式的制度变迁道路。其主要特征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从增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过渡。所谓增量改革，是指“不从对资产存量的再配置入手，而着眼于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上引入越来越多的市场机制”（注：林毅夫、蔡fǎng＠①、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页。），即从原有体制外探索引入市场机制解决资源的新路子。如国有企业或农民在完成了他们对政府承担的义务以后的产量增量部分，可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进行安排，包括在定价、销售方式和收益分配方面的安排；允许在国有经济之旁发展非国有经济；允许一些新产品的自由定价；允许在计划分配体制之旁发展出自由市场；等等。增量改革在不触动原有体制的情况下尝试新的发展模式，一方面避免了因旧制度的惯性对新制度安排的排斥，另一方面由于在体制外不存在由既定制度规定的利益格局，一般没有改革的受损者，不会遭到反对（注：盛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经济研究》1996年第1期。）。更重要的是，随着增量改革的推进，市场力量日益增强，与体制增量相联系的利益主体的政治经济实力不断壮大，逐渐形成对体制存量的压力和吸引力。这些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对体制存量进行改革，从而实现由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的过渡。从90年代以来我国的改革进程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改革的这一逻辑进程，如从价格双轨制到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由市场调节，资源由计划配置到基本由市场配置，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改革，等等，都是对存量体制的根本改革，中国的制度变迁从传统体制逐渐向其内核推进。
第二，从局部改革逐渐到整体性推进。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使改革领导者对制度变迁的完整过程和结果缺乏准确的洞察力，只能利用有限的信息作出判断，摸索前进，“摸着石头过河”。在变革之初，往往会选择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地区来试验新制度安排，以尽快获得比较利益，并积累经验，使人们掌握有关新制度安排的知识，然后才予以推广。在我国，政府首先选择东南沿海地区作为战略重点，因为这些地区的地理位置优越、有较好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也较有优势，商品经济历来比较发达，并且这些地区拥有大量的海外华侨，可以发挥血缘关系的优势，吸引海外投资。因此，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央政府除了直接投资外，对外商给予优惠政策，还给予这些地方的政府更多的自，允许他们大胆地进行试验，从而为这些地区的市场化创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试验成功的基础上，中央政府逐渐放开对其他地区的制度准入限制，全方位推进制度变迁。所以，我国的制度变迁呈现出由局部向整体的梯度推进格局，它大体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83年，宣布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试办经济特区，先由深圳、珠海试点。第二阶段是1983～1988年，扩大汕头、厦门为特区范围，开放北起大连，南到北海的14个沿海城市。1985年又开放长江、珠江和闽南三个三角洲地区。1987年成立海南省，作为特区省。第三阶段是1988年至今，以明确东西部均衡发展为主要特征。1989年邓小平指出了东西结合的问题，1992年南巡时反复强调上海和沿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1995年，中央指出要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内地包括西部地区。特别是从1997年开始，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我国经济出现的不景气，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问题。至此，中央的区域政策逐步统一，缩小了地方政府制度内寻租的空间，实现地方之间协调和一致，使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进入整体性推进的阶段。
第三，先易后难的变迁进程。主要表现在：（注：华民著：《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1页。）(1)先农村后城市的改革顺序。中国农村是计划经济最薄弱的地方，国家虽然控制着土地的所有权，但无法控制其实际的使用权，国家的计划控制更多地停留在宏观层面；与城市相比，农民在计划体制下得到的利益要少得多，因而农民更欢迎市场新体制；更重要的是，农村的承包制改革几乎全部农村人口都受益，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而越是接近“帕累托改进”的体制改革，所引起的利益摩擦和社会震动越小，也就越容易进行（注：樊纲：《论改革过程》，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而城市的改革则会触及到许多在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改革的难度也就更大。(2)先放权让利后产权改革。在计划体制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只有作为生产单位的工厂。而从工厂制度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市场环境的培育和企业家阶层的形成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必须先进行放权让利的改革，然后再进行企业产权改革。通过放权让利的改革，为企业产权改革创造了“辅导期”，或为企业进入市场创造了一个“适应期”，政府一方面可以有相当一段时间为企业创造外部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企业在政府的辅导下可以适当调整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建立新的经营模式，并逐渐使企业领导人完成从“国家干部”到企业家的角色转变，以便顺利地进行产权改革，使企业走上市场。(3)先微观经济改革后宏观经济改革。一个完整的、有机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改革的最终结果，在改革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要素不仅可以、而且必须是逐步甚至逐个引入的。这是因于微观经济的个别性与宏观经济的相对全面性，把微观经济改革置于优先的位置，更容易发生引致效应大于破坏效应的结果，从而减少制度变迁的社会代价，并通过知识的逐步积累而不断选择更有利的变革方案，以连续的制度响应而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在20年的改革历程中，中国首先进行农村改革，然后依次是价格改革、城市工业企业改革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这些都属于微观性质的改革。到90年代，才把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明确地把宏观经济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并日益通过财政、金融、货币和对外贸易等手段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实现了调控手段重点由微观到宏观的转变。
经济制度变革篇10
论文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产权，制度变迁
改革开放32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喜人的成绩，经济社会也获得了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都有了大大提高。回顾改革的历史进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其起点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由此我们便引伸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要从农村开始呢？国内外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人很少，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视角来进行研究的人就更少了，至少公开发表的文献里很少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这里，笔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文章分别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三个方面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给出了一个合理、系统的解释。
一、交易费用理论的解释
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按照马修斯（1986）的定义：交易费用包括事前准备合同和事后监督及强制合同执行的费用，与生产费用不同毕业论文模板，它是履行一个合同的费用。[①]这里，我们把交易费用理解为监督和执行一个合约的费用，这样就可以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从农村开始做出如下的解释。
（一）实行农村改革的执行费用低
实行农村改革的执行费用是指执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措施的一系列费用期刊网。首先，这一改革的技术执行费用是低廉的。农村改革的起点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模式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变的实施成本是相对较低的，它只是把土地使用权下放到农民手中，而土地所用权并未改变，仍然集体所有。其次，农村改革的阻力很小。[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从农村开始，原因之一就是农村改革的阻力较小。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能够顺利而迅速地实施推广，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在此过程中大多数人都获得了实惠而很少人受到了损失。在由原来的人民公社制改革为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过程中：（1）几乎全部农村人口都从这一改革中受益，即使原来的公社干部收入也大大提高；（2）对于政府官员和城里人来说，农民生活的改善多少让人感到欣慰，况且这在当时也不会危及城里人的优越地位，同时还带来了农副产品的增加，对城里人也是有利的。所以，总的来说，农村改革对多数人来说有利，没有遇到什么改革的阻力，因而改革的进程也较为顺利，在短短的几年中就实现了农村经济体制的顺利过渡。
（二）实行农村改革的监督费用低
实行农村改革的监督费用是指监督农村改革的政策措施有效落实的相关费用。按委托－理论毕业论文模板，监督费用存在的原因是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和利益冲突。也就是说，履行合约的双方之间的利益越是一致，利益冲突越少，这种执行合约的监督费用就越低。由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大多数乡村集体和农民个人都是能带来巨大潜在利益的，而这又是符合政府的利益和初衷的，因此，政府主张的一系列农村改革措施会得到自发有效地执行，而且由于一致利益改革的监督费用非常低廉。
二、产权理论的解释
我们把个人使用资源的权利叫做“产权”，产权系统就是“分配权力的方法，该方法涉及如何向特定个体分配从特定物品种种合法用途中进行任意选择的权利”[③]按照埃格特森的观点，通常我们要区分三种类型的产权：第一是使用一项资产的权利——使用者权力；第二是从资产中获取收入以及与他人订立契约的权利；第三是永久转让有关资产所有权的权利，即让渡或出卖一种资产。[④]
根据科斯定理Ⅱ，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可交易权利的初始安排将影响到资源的最终配置。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好产权安排，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根据科斯定理Ⅲ，当交易费用为正时，产权的清晰界定将有助于降低人们在交易过程中的成本，改进效率。从这一理论思想出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明晰产权。在此，我们可以从产权理论出发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开始给出一些合理的解释期刊网。
在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农村通行的是“三级所有毕业论文模板，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生产队作为基本的经济核算单位，是产权的排他性受到严格限制的农业生产组织，它的土地不能出租和买卖，不仅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而且土地的经营使用权也归集体所有。农村土地的这种产权制度安排在一段时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到后来却逐渐显示出它的局限性，这种制度安排限制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使农业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这样，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有着改革的必然性了。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模式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把土地的使用权下放到了农民手中，而土地所用权仍然集体所有。农村产权制度的这种转变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明显提高，农民收入迅速增长，农村经济也日益繁荣。
而从当时的城市来看，明晰产权（主要是明晰国有企业产权）则困难重重。因为国有企业改革不仅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管理者和劳动者的利益，而且还涉及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的利益，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和博弈，如果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一套成熟的改革方案，势必会在改革过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最终导致改革的失败甚至社会的动荡不安。
由此可见，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入手毕业论文模板，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在于农村的产权制度改革（产权明晰）相对于城市来说是更加容易进行的。
三、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
（一）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而被打破的方式，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等，正是制度变迁构成了一种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⑤]有两种类型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⑥]我们可以用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首先从农村开始。
从我国改革的历史发展来看，早在1978年前，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和天长县的农民为摆脱贫困的状况，就首先打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探索出了包产到组和小宗作物田间管理负责人的办法，开始打破“人民公社制”的坚冰。之后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又首创了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形式期刊网。与此同时，四川部分地区也在当地领导人的推动下开始了类似的制度创新。这些由农民受利益的诱惑而自发地建立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在当时还是完全非法的。为什么这些农民们敢于冒着政策危险自发地去推动这个非法的制度创新呢？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一种经济制度在它包含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化，或者说当一种经济制度的潜在收益丧失殆尽时，其内在就会形成一种要求变迁的动力。但是，有了变迁的动力不等于制度就开始实施变迁。这种变迁的要求能否成为现实，决定于变迁所涉及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在当时的中国农村，一方面，因为农村实行的是集体经济毕业论文模板，旧体制对农民而言没有什么既得利益，从就业到住房再到医疗、子女教育等等，农民从来就是依靠自己来解决的，因此对旧体制的依赖程度很低，相应地对旧体制创新的成本较低，制度变迁也就容易实行；另一方面，受传统体制的影响，农民在旧体制中是受压抑最重的利益主体，不但受到农业经营机制本身的束缚，也受到诸如工农业剪刀差之类的其他制度安排和整个制度环境对其的剥削，因而新的体制对农民而言利益是巨大的。在这样的成本—收益对比之下，农民作为农业经营的利益主体寻求体制变更的冲动也就最强烈，他们一旦发现通过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式来进行的组织制度创新可以以较少的代价(成本)带来传统体制下无法取得的巨大收益时，就会甘冒风险，从而导致了农民们自发地进行“包产到户”的制度变迁。[⑦]
当安徽、四川等部分地区的制度创新收益被中国的经济决策层和广大农民群众所深刻理解后，“包产到户”的制度变迁就转变成为中国农村整体而言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这样，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首先自发地从农村开始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人民公社制改革的基本形式就被推广到全国。
（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解释
路径依赖是一个物理学和数学的概念，与混沌理论有关。对于经济学而言，路径依赖是指“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⑧]也就是说，路径依赖理论强调历史是重要的，我们今天的选择实际上要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一般简单意义上所说的路径依赖意味着“无效率”。一旦我们选择了某种路径毕业论文模板，就意味着我们将会被长久锁定在这一路径上，即使除此之外，还存在更加有效的路径，因为存在转换成本，我们只好锁定在这种已经被历史上的“小概率事件”或者是“无关紧要的事件”所引导的路径上。
一方面，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耕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巨大而深远。近代特别是建国以来，虽然现代工业得到了飞快迅速的发展，但仍然未改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历史事实。改革开放之前，在经济结构中，农业仍是产出最大的部分，而且就业人口也是最多的；在社会结构中，农民仍是我国阶级构成中最主要的成份，大多数的人口仍然居住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都把农业视为立国之本期刊网。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历史上曾创造性地成功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这一革命经验对我党在处理农村和城市的顺序问题上具有重要的影响。于是，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时，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自然就会将目光首先聚集在农村。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现代工业和城市化有了较大发展毕业论文模板，工业占产出的比重有较大提高，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也有所增加，而且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也势必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从城市开始也是合乎道理和经济发展方向的。但是，改革先从城市开始，把经济社会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的转换成本太大，因为走这一改革道路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发展现代工业所需要的丰富的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也没有基本的物质生产要素。农业和农村的薄弱使得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哪有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丰富供给给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呢？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在改革道路的选择上就被锁定在了农业和农村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实践证明，我国改革从农村着手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不一定意味着低效率。
四、结语
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从农村开始这一问题，前文已经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给出了一个合理、系统的解释。这对我们加深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历史是重要的”，所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和分析对当前及今后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具有积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冰]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3］[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4］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下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