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的作用篇1
关键词：经济体制制度经济发展作用
1、引言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往往忽略制度建设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尤为重要。在新制度经济学出现以前，人们通常将各个生产要素作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将制度因素作为一种辅助研究经济增长的外在因素。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一种对长期变革的更复杂的分析纳入其研究框架，并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制度与经济的发展在于资本积累促进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推动了技术变革，从而破坏了既有的经济秩序，造成了发挥新技术潜能与现在所有权体系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此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制约作用，本文着重分析了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2、制度的本质
制度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尤其是生产和分配领域的制度，从制度的起源、形成来看，制度是一种对人与人直接的经济活动（生产关系）所设立的规范性安排，制度的形成的是为了更好地处理、协调这些关系，制度是用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同时又对经济活动效率产生影响的一种规范性安排。制度对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因此，制度是由在社会经济中一些具有优势，实力较强的集团、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构建起来用于规范从事经济活动中的个人、集团、阶级，使之在社会经济中获得既定的利益，这种制度既包含经济制度，也包含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它是在经济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意识形态。
3、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
3.1、体制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构建我国独立的工业体系，迅速恢复我国的国民经济，我国通过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模仿，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这套体制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制度安排构成的，包括国家所有的产权制度、制度以及其它具有计划性质的企业、金融、财政、就业、外贸等制度。但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推进，以抑制消费、强制实现高积累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开始显现，对经济社会的发展的阻碍作用日趋显著，这使得人们不得不对计划经济进行重新审视，逐步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从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为主转向培育、组织和管理市场为主；从运用行政手段为主转向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从部门管理为主转向行业管理为主。
3.2、我国经济体制出现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制度改革不断加以深化，选择了一条属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在摸索的道路上难免会出现失误。
3.2.1、制度不配套约束了制度建设。所有制结构调整和产权改革、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宏观调控和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形成等等新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虽已成型但还很不完善，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还不健全，严重影响了和制约着市场经济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3.2.2、存在制度上的官员腐败现象。利用制度去防治腐败现象发生的同时往往忽略因制度缺陷而导致的腐败根源。因行政管理制度引发的和行政不作为等腐败现象依旧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存在，这些行为都在消耗着国家公共资源。
4、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经济发展离不开制度因素的制约，有效的制度及建设可以促进经济的飞速发展，促进经济市场的有序进行。主要表现在：
4.1、制度是明确的规章制度，规定了资源使用的准确度，加强了信息的准确性和透明度，加强了经济活动的可靠性；
4.2、制度可以明确界定产权，提高个人的收益，使其接近社会收益水平，促进经济发展；
4.3、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们在社会中的选择机会，进一步丰富了经济发展的内涵。
一个良好的制度能够大大加快一个国家的社会进程，落后的制度则会滞延经济的发展。因此在经济建设中要探索出符合自身需要的、有利于市场机制良好运行的制度结构，这样才能促进自身的发展，带来经济的利益提高。
5、制度自身的职能
制度使得人们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和经济社会运转正常进行，概括来讲，制度自身主要具有以下职能：
5.1、降低交易成本。商品交换在本质上是产权的交换，产权的这一转移过程是要花费成本的，主要包括一次性的交易成本以及维持一定制度结构的成本，前者如发现市场交易机会、进行洽谈及签约的成本，后者如国家或政府为了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需要的成本。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只要有交易成本，制度就会产生作用，而降低交易成本是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
5.2、减少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在实际生活中人类具有明显的投机取巧、追逐暴力的欲望，这导致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难免采取比较隐蔽的手段或欺诈的伎俩，这给将来的市场交易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并很有可能带来经济社会生活的混乱和无序，降低了经济社会的运行效率。而通过制度提高人们的违约成本，减少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才能达到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稳定的目的。
5.3、提供激励机制。对以所有权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进行调整，对人能够产生一种激励，并能将个人的活动积极性转化为个人的收益。好的制度可以提高人的生产生活积极性，使人保持不断创新、勇于开拓进取的持续动力。
由此可见，经济制度创新既能改变经济中使用的资源效率又能改变收入分配，因而可以塑造出新的激励和动力机制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6、加强制度的改革创新
除构建激励机制、竞争机制以及政府的支持保护机制外，还应在创新型人才培养、创新模式探索、创新成果转化、创新主体培育等方面加强促进自主创新的基础性制度建设工作。
6.1、推进教育制度改革，完善人才培养、任用、评价、激励机制，探索具有深厚的知识结构、敏捷的创新思维和理性的批判精神等特点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6.2、不断完善合作创新制度，确保自主创新成果。今后我国在自主创新建设方面应充分利用合作创新制度，注意协调好合作双方的利益矛盾和价值冲突，确保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够取得积极进展。
6.3、努力健全风险投资制度，加速科研成果市场化进程。充分发挥风险投资的产业催化作用，为风险投资创造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加强技术市场制度建设，促进知识共享和技术交流，推进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还应该不断加强技术市场建设，降低技术的交易成本，促进技术市场的发育和技术的扩散。
7、结语
我国正处于经济迅速发展时期，经济体制的建设对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现阶段最重要的便是要加快有关产权制度的改革，完善法律制度。政府要积极的创造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通过教育等方式传播正确理念。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完善、制度不断革新的过程，如果将制度不断完善，就必然会保持这种高速增长的趋势。在我国现有技术水平比较先进的情况下，只要继续改革和不断创新，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制度体系，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生产积极性，那么经济发展便会迈上一个新的阶层。
参考文献：
[1]杨松林.实现可持续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原因[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1，（3）.
经济制度的作用篇2
[关键词]经济史、经济制度、制度变迁、经济学说史、
中图分类号：F0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7）16-0244-02
古典经济学较早的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学分析，而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分析最完美的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马克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原理，对当代经济仍有巨大解释能力。经济学方法边际革命后，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了统治地位，马歇尔和瓦尔拉斯认为经济中存在局部和一般均衡点，经济制度是外生变量，生产和生产率是资源和边际收益相结合的函数，科斯认为制度运行存在交易成本，诺斯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为核心，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对制度变迁作了合理解释。
一、经济史和经济制度的不可分割性
马克思经济理论认为，制度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认为历史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辨证关系的不断运动过程。而将理论体系建立在“经济人”假定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社会制度因素。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行为完全理性，市场通过完全竞争可解决一切问题，使社会各方利益得到满足。随着社会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对此作了修正，主要有“经济人”行为有限理性假定、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假定，并引入制度因素分析和交易成本概念。诺斯认为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为协调人们的相互关系人为设定的制约，包括正规约束和非正规约束，制度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内部和外部两种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防止交易中机会主义行为以减少交易后果的不确定性，帮助交易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而减少交易成本。诺斯认为历史表现为制度变迁，即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还包括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组合的边际调整。因此马克思和诺斯都认为历史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历史表现为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和生产力又密切结合在一起，尽管马克思和诺斯对两者间的关系解释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对历史采取了制度因素分析方法。
二、经济史的制度分析
首先，马克思和诺斯都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分析。他们都认为作为历史的制度变迁和生产力之间有着某种联系，都把制度因素作为分析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进步的主要因素。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必然产生与物质生a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其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其上为上层建筑，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社会经济的技术进步是人类社会在探索自然奥秘和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存量，科学和技术知识存量的增长是个自然历史过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辨证关系。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也适合生产力时就会为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应用和发展提供可能性空间，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其次，诺思对马克思制度演进模型的悖论。马克思制度演进模型：技术改良和发明导致新工具出现及协作、分工等生产技术组织形式产生变化，从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最后引起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发生变化。新的上层建筑为科学和技术知识在经济中的应用提供了可能性空间，刺激新的生产技术的改良和发明的出现，形成一个循环往复不断进步的过程。诺斯用事实批评马克思模型：1600-1685年间世界海运业并没发生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进步，但海洋运输力却有了提高。尽管海运成本没大的变化，但因海洋运输变得更完善和市场经济的扩展，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运成本，最终使海运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诺斯得出结论：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可提高生产力实现经济进步。这与马克思模型相悖。诺斯还用实事反驳马克思模型：14世纪上半叶因人口增加推动了欧洲边疆拓殖运动导致贸易的发展、需求的扩大、土地相对价格的上升，使土地专一所有权和土地转让权得以确立；14世纪中叶发生黑死病，使人口急剧减少，劳动的相对价格上涨，使劳动者在契约谈判中的地位上升，致使封建农奴制解体，自由劳动权得以确立，从而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刺激和收益保证，导致了产业革命。所以诺斯认为制度和制度变迁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因，生产力发展是制度变迁的结果。再次，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用交易成本理论概括了制度变迁的过程：某种模型外生变量的改变如人口的增长带来相对价格（包括要素价格比率、信息成本、技术的变化等）或偏好的变化（来自观念、宗教教义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变化），由此引起精神结构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原制度框架内发生潜在获利机会，但因交易成本较高，社会上存在军事、经济、政治组织及其他行为在原制度框架内按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原则，无法实现这些潜在利润。在原制度框架内总会有人为获取潜在利益来克服这些制度障碍。当潜在利润大于制度障碍所造成的成本时新的制度安排就会出现，降低制度带来的交易成本让各个行为主体推动技术变革，社会生产力就会发展。马克思和诺斯的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不同，都从制度的角度分析了历史，但他们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关键在于他们对制度的理解和分析的侧重点不同。
三、经济制度的历史分析
马克思把逻辑分析和历史分析统一起来，历史是实际的存在，逻辑是主观的过程，两者之间不可能绝对统一，历史的运动不可能完全被研究者的逻辑所把握。逻辑用高度概括的方式从现象中揭示其本质，有很大的能动性和相对独立性。首先，诺斯用历史分析方法解释制度变迁时，没有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和信条，只对基本假定进行了修正，即经济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等。他认为人总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因认知能力有限又总是处于信息不完全环境中，在交易中会发生欺骗、偷懒、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交易成本，最终损害自己的福利，制度就是人们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而缔结的契约。从而得出两个假设成立的前提：一是发生欺骗或偷懒或搭便车的当事人，必须有能力承担被发现后逐出交易的后果，即交易双方都有离开对方生存的能力；二是市场交易双方没有离开对方生存的能力，不可能会有欺骗、偷懒或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意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脱离“现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实中不存在经济人的完全理性，也不存在完全市场竞争。修订的基本假定，虽然更符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但并不一定符合制度变迁的历史，而是用一种静止眼光去分析动态历史。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起点，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生产发展的前提。其次，马克思的历史分析中也有人的基本假定，但其嵌入了社会制度变迁模型，科学技术决定了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性就在生产关系中得到体现。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性也不断发展。逻辑和历史在人性的发展变化中得到了统一。诺斯认为技术变化不能解释制度的边际调整，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型，即使能解释制度的质变，也不能解释制度的量变。因此制度不具有技术的自然历史性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根据减少交易成本的规则发生变化，而交易成本的下降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不是生产力决定了制度，而是制度决定了生产力。这就是马克思和诺斯在制度涵义上的差别。诺斯说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人为设定的契约；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时间变化被打破的方式。诺斯的定义既包括制度质的方面，也包括制度量的方面。马克思的制度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更强调质的方面。马克思在论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时，不是只有单向的决定关系，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水平只是决定了生产关系以至上层建筑的基本形态即质的方面，并不决定制度的具体形式即量的方面。上层建筑并不是一下子完善的，基本形态中必然残留着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形式，需要在基本形态上进行制度的边际调整。伴随着制度的边际调整，生产力会有或大或小的进步。渐进式的中国改革实践更能理解马克思反作用的涵义。
四、制度变迁对科技和生产力具有促进作用
第一，经济制度分析无法撇开历史分析。运用历史和制度分析的方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分析经济，能寻找人类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两种分析方法不能分割，历史总是以制度变迁来表现，并螺旋式的上升，分析历史离不开制度因素。而制度分析的逻辑必须和历史相一致，制度分析离不开历史分析。第二，马克思和诺斯的理论分析各有优势。马克思更强调生产力，着眼于社会制度变迁大的结构，注重质变，以变化来分析变化；诺斯更强调制度，把大的框架和边际变化结合在一起，注重量变，以不变去分析变化。从分析的角度看，马克思的分析比诺斯更为一致、更为完美，诺斯的分析更注重制度变迁，对制度的历史分析无法和马克思相比。第三、理论对比分析的目的是指导我国的改革实践。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更强调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发展，需要重视制度变迁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制度变迁不仅是制度框架的变革，而且还是制度的边际调整，高效率的制度对技术充分发挥潜能、提高生产力水平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杨瑞龙.论中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J].经济研究，19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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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度的作用篇3
【关键词】制度建设；地勘单位；经济
一、制度的特点
（一）指导性和约束性
制度对相关人员的工作职责、如何开展工作都有一定的提示和指导，同时也明确禁止做什么，违反规定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相应的惩罚。因此，制度有指导性和约束性的特点。而且约束的力度视制度的规格而定，例如法律有国家政府的强力执行。
（二）鞭策性和激励性
通过印发文件，集体学习，制度上墙等形式提升制度的知晓度和覆盖面，使制度的约束力进一步增强，使制度规定逐步内化于心，外化于形，随时鞭策和激励着有关人员遵章守纪，爱岗敬业，努力工作。
（三）规范性和程序性
制度对规范工作程序，明确岗位职责，推进科学管理等起着重要作用。制度的制定必须以有关政策、法律、法规为依据。制度本身要有程序性，有内在逻辑性，为人们的工作和活动提供可供遵循的依据。
二、制度建设的步骤
（一）前期调研和论证
要想制定科学合理的制度，必须经过深入的调研和充分论证，必须对有关工作范围、工作流程等全面掌握，进行综合分析，制订出切合实际、规范有效的制度。调查的方式有重点调查、典型调查、问卷调查、收集书面材料等，可根据需要选取一种或几种调查方式。只有经过调查研究制订的制度才会更切实有效。各项制度制订都要经过全方位的论证，都要充分考虑和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在汇总、有选择的吸收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修改完善制度，形成广泛认同的良好基础，对以后提高制度的执行力也有很大帮助，并形成大家能广泛接受、共同遵守的合理制度。
（二）借鉴引进
制定制度除了要调研和论证，立足本单位实际，还要善于向外部学习借鉴，每个单位都有自己优秀的管理思想和经验，而这些优秀的管理思想和经验很大程度都凝结在制度或管理模式上，同一领域的管理方法许多都是通用的，比如地勘单位，要努力搜集并对先进经验进行分析整理，借鉴、吸取其他单位尤其是地勘单位好的经验和做法，为我所用，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同时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与自己的管理模式和管理体系有机结合，形成自己的制度体系，为单位发展服务。
（三）全面覆盖
好的制度不仅精于细节，规范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程序，而且贵在全面，做到制度建设无死角、全覆盖，还要前后衔接，互不冲突，形成一个科学高效的有机整体。每一个工作环节都应该用制度加以合理规范，使各项工作规范有序的进行，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管理成本。制度健全完善的程度也体现出一个单位规范化管理水平的高低。好的制度重在前后衔接，协同一致，全面覆盖，是一个内容完备的整体，发挥一个制度整体的最大效应，形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
三、制度建设的原则
（一）制度建设与单位实际相结合
制度建设有其内在的科学性和逻辑性，同一领域的制度有相通之处，根据制度约束的对象不同，也有独特性和差异性，好的制度一定与单位的实际发展情况相适应，在掌握实情的基础上查缺补漏，清理废旧，不能简单的拼拼凑凑，甚至简单的“拿来主义”，照搬照抄，脱离实际的制度犹如空中楼阁，与单位实际相结合，这样建立的制度体系才切实可行，既有针对性又有操作性。
（二）制度建设与发展前景相结合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好的制度能规范管理，促进经济发展，地勘单位的制度建设必须与改革大势、业务转型、发展规划等结合起来，姜大明部长将全球矿业形势归纳为三个方面，“传统市场容量相对缩小，但新的发展领域不断拓展；传统增长动力逐步减弱，但新的发展动能正在形成；传统治理模式趋于弱化，但新的合作机制显露生机。”以河南地勘单位为例，尽管当下地质勘查总体投入减少、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总体供过于求，但我省对非常规能源和新兴战略矿产的需求量正在迅速增加，立足国内实现找矿重大突破，仍然是当前和今后重要战略任务。制定制度时一定要紧密结合地勘行业发展前景，才能立足当前，抢抓机遇，赢得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制度建设在地勘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一）制度规范工作流程
制度可以规范工作程序，使每一个环节的执行都能遵循规律，有章可循。受政策影响，地勘行业经济增速放缓，随着机构改革的全面开展，经济转型升级才是地勘单位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制度的完善也是助力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在这样严峻复杂的形势下，要想拥有核心竞争力，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打造拥有优秀人才、先进技术、科学管理的队伍，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制度建设。制度对工作流程的细化规定，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扰，提升了工作质量，对促进单位经济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以我单位为例，近年来出台了会议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办法、印章管理办法、信访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明确了各项工作程序，职责分工和责任人，有效解决了某些工作办理随意、人为干扰多、出问题无据可查的现象，靠制度管人、管事、管钱，以制度为开展工作的最高准则，制度面前人人平等。
（二）制度提升工作效率
以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为切入点，通过对制度的宣传学习和有力执行充分释放制度力量，以简化繁琐程序，增加必要约束，填补空白区域等科学合理的制度举措，避免推诿扯皮、沟通不畅，责任不清等弊端，大幅提升工作效率。通过民主生活会、党委会议事规则等会议管理制度，严格组织程序，提高议事效率。以干部任用、教育培训、岗位设置管理等人事制度进一步规范人才的培养、选拔、任用，为打造高素质的职工队伍，引进高端人才,维持现有队伍的稳定提供有力保障。以职能转变行动计划，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对矿产勘查与土地等业务的管理办法等地勘业务制度，明确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指导意见，提出了工作标准和要求，既有整体的规划，也有具体的规定，对地勘单位的转型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设备购置与管理、安全隐患排查与治理、安全生产工作考核等一系列安全生产制度，为安全生产保驾护航，这些制度的实施，落实了工作职责，强化了监督，激发了职工积极性，有力提升了工作效率，实现了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高效管理，从而提升地勘单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三）制度增强管理效能
管理是推动发展的不竭动力，高效的管理建立在科学合理的制度基础上，使管理有据可依。制度的建立不仅要合理，还要全面，衔接紧密，便于操作。随着形势和政策的变化，新增关于空间规划、“三块地”改革、城市地质等业务规划或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推动地勘单位转型升级。对某些未以制度加以明确，随意性强的事项填补空白，制定相关规定和办法。部分已不适应单位实际和当今政策的制度，进行清理和修订。公务接待、财务管理、办公用品购置等制度，起到了规范程序，堵塞漏洞，节约经费的作用。干部考核、选拔任用等制度严格选人用人程序，杜绝了不正之风。科技成果奖励、项目管理等制度激发了创造活力，提升了项目质量。通过制度的完善和执行，切实增强了管理效能。管理的提升直接促进了经济增长。
五、结束语
经济制度的作用篇4
一、制度动力的内涵及作用
制度动力的内涵有以下四个基本方面：
一是组建制度动力。十七大规定：“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人民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年中组部在《关于在个体和私营企业中加强党的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凡是有三名党员以上的都要建立党组织。这些规定为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党组织提供了直接的组建依据，表明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发展和非公党建工作的高度重视。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所提供的产值已达到12316.99亿元，从业人数达到2.7亿人，已构成了我国重要的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因此，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党组织，也就成了各级党组织的重要任务之一，并纳入党建工作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推进也是具有强制性特点的。
二是党组织作用的制度动力。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是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但是，在执政方式，以及党组织发挥作用的着力点上却是不同的。根据规定：地方党委领导本地方的工作，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和实行行政负责制的事业单位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党和国家机关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监督保证作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发挥什么作用?*年，同志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的作用定位为在企业职工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和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领导工会和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这无疑为党组织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发挥作用指明了方向。
应该说这一作用定位所产生的制度动力是巨大的，它既考虑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资产所有权的因素，又不降低党组织的作用，而且，还把维护广大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扩大为维护各方合法权益，把发挥作用的重点放在广大职工和群众组织方面，这样就抓住了党的执政基础这个最基本的方面，同时还将取得业主对党建工作的大力支持，从而为党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工作开展，获得更为广阔的空间。
三是领导和工作方式的制度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坚持与时俱进，坚持制度创新和领导方式创新，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可以说这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发挥作用，不断改进工作方式的基本制度动力。而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在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党建指导时所提出的关于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工作职责的规定，关于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要求，都可以看作是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改进领导和工作方式，不断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的制度动力。
四是对领导班子整体素质要求的制度动力。在提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同时，各级党委还对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提出了要求。强调要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领导班子建设，提高领导班子成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工作水平和业务能力，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同时对党组织的负责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组部的《意见》指出：党组织的负责人，应由企业中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观念强，思想政治素质好，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党员担任。同前三个方面的制度动力相比，这一制度动力实际上就是调动了作用主体的内在动力。
二、制度动力的不够完善是制约党组织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整合扩张，对党组织在职工中发挥作用的途径、着力点和力度，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现有的制度动力却在对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制度维系和制度推进上显得疲软滞后。突出表现在：
一是制度动力层次偏低。以上我们所说的四个方面的制度动力都存在这个问题。从党组织组建的制度动力来看，虽然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都高度重视，要求凡是符合条件的都要建立党组织，但是在实际上却十分困难。从全国来看，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仅7万多户，与202万户具有一定规模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相比，其覆盖率可说是微乎其微。从地方来看也是如此，以武汉市江汉区为例，目前全区共有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16000多家，其中、私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2090家，尽管区委和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并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抓这项工作，但是，组建工作仍然十分困难，到目前共建立党组织128家，从绝对数来说并不少，但是从覆盖率上来看仅为6%多一点。之所以组建工作难，除了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组织重视不够抓得不力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党规这一层次的依据中不够具体明确。在十七大以前的党规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建立党组织并没有明确列举；在发挥作用方面，也是一样，根据党组织任务的不同，分别列举了领导核心作用、政治核心作用、监督保证作用，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究竟发挥什么作用，并不明确。
二是缺乏国家政治强制力的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发挥作用，基本上是以党内工作意见的形式而独立出现，比如关于有三人以上党员的要建立党组织的规定，它的权威效应也就是仅仅停留在党的组织范围内，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并没有多大约束力。现在事实是，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的决定因素并不主要是取决于党组织，而是在于私营业主的态度。即使是在已建立的党组织中，由于业主随意调动或解雇党支部书记和班子成员，从而导致党组织瘫痪的情况屡见不鲜。可以说，这些都是至今党组织覆盖率偏低的重要原因。此外，在党组织发挥作用方面，虽然十五大提出了基层党组织八个方面的基本任务，在中央和地方党委的文件中，也专门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规定了有关任务，其中不乏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依法经营，照章纳税；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做好团结、教育、引导企业主的工作；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内容，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很难做到。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党组织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地位缺乏国家政治强制力的维系。
三是缺乏党组织和党员的内力推动。有的党委对如何发挥党组织在职工中的作用认识不到位，担心过多地强调党组织在职工中的作用，会影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正常的生产经营，破坏了投资环境，有的主张把党组织的作用仅仅局限在组织职工学习，做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有的认为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有市场规则和法律规范去制约，没有必要再去建立党组织去搞什么引导和监督等等。由于少数党委不重视和少数党的领导干部的糊涂认识，就使建立起来的制度体系缺乏内力的推动。此外，有的党员党性观念不强，有的不愿意暴露党员身份，有的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不能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员流动十分频繁等，也是形成党组织制度动力乏力的重要原因。
三、制度动力运行的创新
同志曾多次强调创新的重要性。指出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首先，要坚持制度动力指导思想的创新。当然，这种创新并不是建立在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上，更不是照搬西方一些政党的模式，而是要运用我们党在加强自身建设中长期积累的成功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包括政党建设的有益成果，并在实践中上升为理论和观念形态的东西，用以指导非公有制经济党建工作。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以新中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作用的规定为依据，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制度动力放在推进党的建设的大的背景中思考，把制度动力构建成的基点放在如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上，放在全面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上。
二是坚持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动力机制的创新。首先，要把党的十七大报告和中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地位和作用的规定，作为基本的制度动力依据。要抓住重点和难点，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如何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如何领导工会和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开展工作，如何维护包括职工群众和业主在内的各方合法权益等，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努力探索实现这些任务的有效方法与途径，在此基础上形成规范的《条例》或制度，使之成为一个恒久有力的制度动力。这不仅是一个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使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党组织在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中有“法”可依。
要做到党组织充分发挥作用，还有一个党规权威性的问题。在计划经济年代，行政权力基本上是以依附于党的权力的形式而存在的，行政权力就是党的权力，党的权力也就是行政权力。事实证明，这种执政方式带来了诸多的弊端，是必须摒弃的。那么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但是决不能因强调这一领导方式而剥离其中所包涵的国家政治强制力的内核。因此，应努力探索建立一种既体现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又蕴含着国家政治强制力的动力机制。从长远来看，这样做也正体现了加强党的领导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高度统一。
经济制度的作用篇5
关键词：技术知识；制度知识；经济增长；经济制度；技术进步；制度创新；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061.2；F06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6-0096-04
经济增长是各国（地区）普遍追求的目标，也是经济学着力解决的问题。纵观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从重农主义强调土地的作用到重商主义强调市场的作用，到古曲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综合强调各类生产要素（当然包括土地）和发挥市场效率等的作用，都展示出这样一幅图景：人们在分析经济增长时，越来越多地把各类相关要素纳入分析框架，从而越来越客观、准确地描述现实经济增长过程以及各因素所起的作用和其存在的原因，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进而提高了人们调控经济发展的能力。但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却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人之所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并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经济活动的均衡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区别于其他物种而具有智能生命的特质，换句话说，就是人类可以通过知识积累提高其“掌控经济活动”的能力，而这正是我们推进经济增长的根本，但是这点却在很大程度上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本文拟通过对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反思，探讨人类知识，尤其是制度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反思及问题的提出
人类的知识不论怎样区分，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关于自然的知识和关于人类自身的知识两类，前者是人类探知和改造自然的技术性知识，而后者是关于人类自我组织的知识，可分别称之为“技术知识”和“制度知识”。如果说各种经济增长理论中涉及知识的作用，大体都是指技术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论是李嘉图强调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传统经济增长，还是马歇尔的新古典主义增长，最终都只是把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局限于技术知识的作用。直至当前，人们在研究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大都是指技术知识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如往往将信息技术作为知识的典型代表。这种认识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经济增长分析中的新古典主义倾向，而且在于人们注重于从定量上确定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技术知识更容易量化。
但是，从现实经济增长来看，人类的制度知识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制度的形成和有效性（张尚毅，1998a），进而影响甚至决定经济增长的方式和成果。新古典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特征是在经济分析中不考虑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将经济制度视为经济分析的外生因素；而李嘉图的传统增长理论虽然涉及制度因素，但是并没从知识的角度进行这方面的分析。事实上，我们从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发展脉络可以看到这点。
张尚毅：制度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人力资本第二特征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增长理论也不断发展演变，从重农主义到重商主义等无不如此。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源于哈罗德和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他们假定技术等经济变量不发生改变，从资本和储蓄的相互关系引出经济增长模型，从而推出一个最优经济增长路径，并以此提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作为新古典主义的继承者，哈罗德等人在其模型中沿袭了新古典主义传统，将经济增长直接与储蓄转化为资本联系起来，指出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资本的投入量，但这只是从一个方面论证了经济增长的因素。随着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的发展，产生了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型。索洛模型以定量分析的方法，引入劳动、技术等变量，从而使经济增长不仅和资本，而且和劳动、技术的变化联系起来（索洛，1988）。经济学的发展使人们可以用定量方法分析出技术对经济的具体贡献和大多数经济理论一样，通过将实际经济数据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进而推导出各个变量的具体效应，是在数理上有说服力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一门科学只有在它成功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美的地步”（拉法格，1957）。经济学也正因为充分运用了数学成果，从而使其成为真正的科学，经济增长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类所掌控。，索洛在这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他通过设立和技术有关的规模变量，分析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索洛采用美国1909―1940年经济发展的有关数据，估算出美国平均经济增长率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约占51%左右；而对1909―1949年美国非农部门的估算，这个比例提高至87.5%，并且在这40年中后半部分技术进步的贡献约为前半部分的5.83倍（索洛等，1991）11。这些实证数据不仅验证了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且也说明了随着经济发展，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型强调资本、劳动、技术等经济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制度等经济变量依然被排除在经济增长分析之外。
引入技术变量，实质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将知识引入经济分析中，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可以从定量的角度论述知识、技术等经济变量对经济的贡献度。如丹尼森曾估算出美国在1948―1973年的经济增长有28%左右归因于知识的进展（索洛等，1991）256。这些关于知识对经济增长作用的论述，引起了人们对知识对经济增长作用的重视，一些学者也逐渐将知识纳入经济增长分析之中，从而使知识在经济增长分析中由外生变量内生化。然而，真正将知识明确引入经济增长分析的是保罗・罗默。罗默所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从技术分解出知识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与索洛不同的是，罗默的经济增长理论不仅使经济分析能预测经济的长期趋势，而且可以将经济的短期变化预测出来，从而能更准确地测量知识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新经济增长理论明确指出经济增长并不依赖于劳动力的增长，进而提高了人们对知识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认识（Romer，1986）。
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被人们发现并重视，得益于现实的经济发展，也得益于于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图景：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相一致，而经济理论又往往超越经济实践，给经济实践以指导，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人类关于经济增长的知识的进展。目前，主流经济增长理论虽然将各种生产要素纳入经济增长分析中，但是对于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主要强调了技术知识的作用，忽略了制度知识的作用，也没有较为普遍地指明各类知识（特别是制度知识）分别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其无法说明为什么知识（实际上是技术知识）在一些经济态中的作用较强，而在另一些经济态中的作用相对较弱；更无法回答为什么技术主导的经济增长发生在一些国家或地区，而不发生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因此，要将知识真正引入经济增长分析中，不能仅从技术知识方面着手，还要将人类关于自身的知识纳入其中。由于新古典义传统理论在技术知识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下文着重分析制度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经济增长的知识基础
当我们依赖于自然资源推进经济增长时，自然会得出增长存在极限的结论（米都斯，1997）；而新经济增长理论对增长极限进行了否定，提出由知识所决定的增长递增效益。今天，在现实经济中出现的更多地依靠技术知识而相对较少地依靠其他资源推进经济增长的现象，正如罗默所说的那样，从本质上来说只不过是人类对于自然界认识的深化以及运用这些技术性知识推进经济增长。但是，由于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继承了新古典主义传统，虽然指出了知识对经济增长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却不能用人类全部知识的进展来解释经济增长，也正因为如此，无法解答我们前述的一些基本问题。
奥地利学派学者哈耶克在他的有关论著中将人类知识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指出“均衡仅仅以人们在试图执行可能达到均衡的初始计划的过程中确实获得的知识为基础”（哈耶克，1989），从而将知识完全融入整个经济分析中，这种无区别地将人类关于自然的知识和人类自身的知识融入经济分析，与国际经合组织关于知识经济中知识的基本认识是一致的。用人类全部知识解释经济增长所要说明的问题是，社会经济均衡并非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假设的是具有同质性经济主体的均衡，而是具有异质性经济主体（拥有不同量和质的关于自然和自身的知识）的均衡，这就必须解决异质性经济主体相互耦合的问题，必须明确具有不同知识的经济主体之间为什么存在相互冲突，怎样才能相互耦合，进而达到均衡，保持一个经济态的稳定与发展（张尚毅，1998b）。从制度知识的角度，我们可以比较容易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不同的经济主体不但具有不同的个性知识，而且具有作为耦合基础的共性知识，这些知识就是我们所称的知识传统；知识传统决定了一个经济态可能具有的经济制度优化水平，从而也就决定了该经济态可能接受或者拥有的技术知识水平，进而呈现出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增长水平这点我们可以从中国以及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看到。中国近代的落后并非在于不知道当时西方世界技术知识的发达程度，也引进过在当时较为先进的技术，但是，仍然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反之，一些国家（如日本）在近代的崛起也不是因为比我们更多地了解当时先进的技术知识。决定经济发展差异的关键在于我们关于制度知识的缺乏，或者说拥有先进制度知识的人很少，不足以自我产生或接受新的经济制度。。正如诺思所指出的那样，“制度框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诺思，1989）。总之，具有不同知识水平（包括制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经济主体决定了经济均衡状态的不同，从而使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我们认为当一个经济态的人群中关于制度知识的分布程度相对较低时，是不可能产生出更有效率的经济制度的。因此，具有足够多的不断优化的制度知识的人群就成为一个经济态不断进化的基础。这仅仅是从经济态自组织内部看问题，如果考虑到经济增长不仅是自组织内部进化的结果，而且还可以通过获得外部性知识来实现，那么，具有先进的制度知识，或者更通俗地讲具有前沿性制度知识的人群分布状况，将决定一个经济态进化的可能性，从而决定经济增长状况。因此，人类经济发展与进步的历史，从实质上看就是人类各种经济制度进步的历史，各类不同的经济制度决定了经济可能达到的增长程度。因此，经济增长（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经济）事实上都是人类技术知识和制度知识共同进步的结果。
经济发展是人类知识普遍发展的结果，人类关于自然和自身的知识逐步深化过程也就是经济增长随之加快的过程。不同阶段的知识构成了经济发展的相应阶段的基础，也就是说，人类对自然和自身不同的认知阶段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每一个时代都有着自身前沿的知识，这是一个经济态乃至一个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充要条件。社会经济发展虽然在传统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但是，如果没有社会前沿性知识的普遍发展，那么，这个经济态将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上。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一定发展以后，停留在不发达陷阱的原因。然而，这仍然无法回答这些国家和地区为什么没有将他们的前沿性知识运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这个问题。关于这点罗默也没有给出答案，他虽然指出了技术知识的增长递增效益，但是没有指出一个经济态为什么要运用前沿性技术推进经济增长。诺思对此作出了解答，他认为一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停留在不发达陷阱的关键原因，在于没有制订或实施诱致这些前沿性知识运用于经济的经济制度，“正是人类组织的成功或失败决定着社会是进步还是倒退”（诺思，19992）。对此，汪丁丁（2001）作出了更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的原因在于人类关于制度的知识不断丰富，在探索过程中，人类代代相传、不断积累的关于制度的知识构成知识传统，而在知识传统基础上的制度创新引发了技术知识的不断进步。因此，人类在推进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全面地运用关于自然的知识和关于自身的知识，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以技术进步为主导，进而使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基础。这个基础既得益于人类关于自身知识的进展――实现经济制度的演进，同时也得益于人类关于自然知识的进展――实现生产技术的进步，进而在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增长。
三、制度知识：人力资本第二特征
知识对经济增长的递增作用，我们可以视为知识的经济化。知识依托于人类自身，知识所表明的经济特征和人力资本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经济学家在研究知识对经济的作用时，几乎无一例外地要论及人力资本。从相互关系上来说，人力资本和知识是相互依存的，这点我们可以从经济以及经济学发展史中看到。费雪在1906年发表的《资本的性质与收入》一文中首次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并将其纳入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中；1935年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发表了《人力资本观》，明确地指出了人力资本和个人知识的相互性，也进一步强调了受教育的经济意义；其后，舒尔茨系统阐述了人力资本在经济中的作用，指出通过对成人和儿童进行教育、提高他们健康状况等本身就是资本积累。从舒尔茨等人的基本观点中我们可以发现，和物质资本相对应的人力资本应用于经济活动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知识的经济化。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运用实际上就是人力资本优化的结果，这和我们在现实经济发展中所看到的现象是一致的。
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发展是一致的，人力资本在全部资本中比例越高，知识经济化程度也越高。有关研究表明，一国人力资源占世界的比重与其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基本是一致的，如美国人力资源占世界比重居前，其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也居世界前列（李仲生，2006）。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是决定与现代经济增长相适应的人力资本的主要因素，也是现代人类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教育发达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知识分布状况，从而也就决定了其经济增长状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证明了这点：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区，往往也也是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相关研究表明，1982年，东部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是中西部地区的1.32倍，而到2004年扩大到1.53倍（张邦辉等，2007）。。
技术知识可以通过实验的方法获得，我们可以视其为人力资本的第一特征；制度知识是不能通过实验的方法获得的经验性知识，我们可以视其为人力资本的第二特征。可以说，人类经过长期积累的制度知识是制度创新的基础，具有相应制度知识的人群数量和分布状况与制度创新之间服从概率分布。而从概率的角度看，人群制度知识的分布将依大数定律收敛于某一期望值，这个期望值代表制度的优化程度。比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经济增长较快，是由于这些地区有较多具有相应制度知识的人群。另外，从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不同地区利用后发优势发展的不同成效来看，一个地区能够吸收和消化的技术水平取决于其制度优化程度，也就是说其现实技术知识的先进程度决定于制度知识。正如诺思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可以利用其他社会的成就，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却在继续扩大”（诺思，2013），分析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欠发达国家人群的制度知识分布状况不能支持先进技术的高效应用，更不能促成新的技术创新。因此，不论是从内部产生技术知识，还是从外部引入技术知识，技术知识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都将取决于制度知识的分布状况，具有较先进制度知识的地区最终将成为发达地区。这给我们的启示是：着力培养人力资本，特别是提高制度知识水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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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度的作用篇6
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已有所讨论。西蒙・库兹涅茨在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上,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他在大量统计资料的基础上,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从数量和结构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趋势作了说明。他发现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不断扩大地供应它的人们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有着长期的提高,而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建立在先进基础上,并且进行先进技术所需要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发展经济学家和制度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出发,揭示了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制度促进还是限制经济增长,要看它对人们的努力是否加以保护;要看它为专业化的发展提供多少机会和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
新制度经济学,更是将制度视为研究的重要变量。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诺斯发展出了一种把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和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在诺斯看来在经济增长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二、国内学者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关于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有些学者也作了不少分析。其中将制度变迁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之一是许多学者的共识。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如刘伟和李绍荣,2001;李萍,2001;韩晶,朱洪泉,2000),舒元、徐现祥(2002)甚至认为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林毅夫、蔡、李周(1994)也从制度变迁历史的视角考察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经验,肯定了制度变迁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一些学者以制度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为基础将制度变迁作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并对之进行量化分析,以我国为例阐述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由此得出一些改革的建议(唐晓云,2002;韩品,2000;黄晓兴,2002;范方志、李军波2003)等等。肯定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量化分析的文献还有:舒元、徐现祥(2000)提出中国经济增长是遵从aK模型的,认为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相当大。也有人对C-D生产函数进行了改进,加入了制度项,用wLS回归后得到1980―1994年间,制度和技术因素总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4%,其中制度因素占主要部分(董祥海,李升,2004)。
三、现有问题之我见
(一)制度和制度变迁的作用相混淆
制度变迁是新制度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作为替代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原制度;作为转换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生产过程;作为交换过程,制度变迁是制度的交易过程。因此,制度变迁作为扬弃或创新是对现有激励水平或交易成本的改变,具有动态性。而制度有优劣好坏之分,“好的制度结构促使人们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事,不好的制度结构则驱使人们做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事。”也就是说,只有好的制度才能给人以激励,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反之,则是经济增长的桎梏。
(二)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是直接动力还是间接动力认识并不统一
一个经济系统的增长能力是由经济系统的基本生产要素决定的,即由资本、劳动力及技术水平所决定,这些要素决定了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经济制度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激励水平及交易成本的大小,从而决定能否将生产推进到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一个“好”的制度系统通过对技术进步、劳动力发挥、资本数量和效率作用,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减少了对他人创新进行免费搭车的动机,使技术发明创新者进行创新和发明更有利可图。同时激励了人们对技术的投入,也可以引进国外更先进的技术;同样,资本的数量和效率也受制度的影响,如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保护了外国资本效益从而促进我国FDi等的资本涌入。而从产权角度来说,在排他性产权中效率高于非排他性产权的效率;同时,制度安排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劳动力发挥的程度,制度的演进更能激励劳动力,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如果一个社会生产已经达到生产的可能性边界,资本、劳动力及技术水平等已经得到充分利用,那么,制度变迁和创新也不会带来经济的再次增长。
(三)忽视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反作用
1、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
第一,经济增长必然要求制度变迁。在经济得到发展后,技术系统发生变化时,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向外推移,并且社会上的新生利益集团必然要求从制度安排上保护自己既得的利益;同时为了使自己代表的经济连续得到发展,必然对具有效率的权利进行界定,必然对社会的激励机制、竞争机制进行规定,进而改变制度结构推动体制变革。
第二,经济增长不断对制度变迁提出新的要求。经济不断发展,不断对权利界定、激励机制、资源配置机制提出新的需求;当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多过制度创新的供给时,两者就失去了均衡,供需的矛盾必然要求新的制度供给来满足新的制度需求。总之,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具有推动作用。如果制度变迁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就会反作用于经济增长,导致经济发展的滑坡。
2、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反作用
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负相关关系主要体现在:第一,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形成的利益集团达到足够强大时,就会利用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对权利的界定、利益配置等进行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安排,从而形成社会上的统治集团,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于是就对制度的变迁失去了热情,进而使制度变迁处于刚性状态。第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创新利益集团与原有利益集团的实力大致相当时,就会导致制度变迁处于相对僵持阶段,使改革进程停滞甚至倒退。这种例子在人类历史上也不胜枚举。
经济制度的作用篇7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摘 要】通过对之前学者文献分析及考察，笔者认为现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主要得益于制度，然后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角度分别分析了有效制度对一国经济发展所起到积极作用。最后从制度视角提出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合理化对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
0 导言
经济增长源泉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各个国家长期关注的焦点。虽然，目前关于经济增长源泉问题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但研究成果丰富,对促进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主要从经济增长之源的角度对经济增长的动力进行文献回顾。
关于各要素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研究方面，桁林（2003）认为经济增长源于劳动积累、资本积累以及技术进步，但归根结底经济增长是劳动积累的结果，原因在于技术进步是源于劳动积累和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本质上也是劳动积累的结果，是劳动积累在特殊生产方式、特殊生产形式上的具体表现[1]。宋家乐、李秀敏（2010）通过对建立包含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研究表明，1990年之前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并且物质资本积累成为第二大源泉，1990年之后我国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因而，应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2]。程海森（2010）通过建立多水平C-D生产函数对我国1997-2007年间经济增长的主要源动力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保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源动力是资本要素，全国资本的平均贡献份额为94.35%。劳动平均贡献份额为3.69%，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贡献份额为1.96%[3]。
关于制度及其他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研究方面，赵放（2003）指出技术进步并不能完全说明经济的持续增长，从而提出技术和制度在经济增长中“互动论”的观点，是技术和制度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决定保证了经济的持续性增长。技术和制度在经济增长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4]。邱少春（2008）认为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正式制度和有效制度实施机制的建立，而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则将促进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5]。李富强、董直庆、王林辉（2008）通过对1952-2008年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制度越完善，经济增长就越表现为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发展。制度越不完善，经济增长就越受限于制度的发展。同时指出，制度不仅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且还通过影响生产要素投入和配置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作用包含制度贡献,产权制度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6]。曹诗卉（2011）从制度内生的视角构建了一条制度影响经济的路径即“制度——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并从对外开放和交换的市场化、产权市场化、投资市场化、金融市场化和产业结构市场化五个角度构筑了制度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与制度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并且制度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7]。金海年（2013）从人类个体行为出发研究经济增长的总体规律，同时从软性制度、强制制度和协商制度这三个不同的层面制度研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初步得出，经济增长从根本上源于竞争动力、价值导向等方面的制度[8]。因而，提出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的对策建议以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表明：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源于要素投入的增长，包括劳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增加。第二中观点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源于制度的变革与完善。第三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于技术创新和进步，但技术的进步往往又是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产生的。本文认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增长源泉具有其差异性。具体来说，在经济发展的的初级阶段，自然禀赋、劳动力、资本在促进经济发展相对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而随着经济发展到现阶段，技术创新不断发挥作用，但若没有适宜的制度条件，将很难进行技术创新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因而，在现阶段，有必要深入的探求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 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机理
制度创新的这种功能与人类的选择行为有关。制度实质上是为每一个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设定了一套正式（法律、法规、自愿性契约）的和非正式（价值信念、风俗习惯、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的行为规则。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增长主要在于制度具有既能改变收入分配，又能提高经济中配置资源效率的潜在可能性。正如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所提出的的观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因而，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
1.1 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正式制度主要是由国家和政府部门制定，具有强制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社会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既然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有效的制度将促使人们去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事，而无效的制度将不利于经济的增长。但普遍认为，能够促使人们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事的根本性制度是产权制度[9]。
诺斯认为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产权的基本功能与资源配置的效率相关,另一方面有效率的产权使经济系统具有激励机制。以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为例，由于所有权主体模糊、权利受限、土地流转机制不合理等问题,从而往往引起土地权属纠纷、征地补偿费用不标准、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农民宅基地不合理占用、强制拆迁等一系列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村的经济远远落后于城市。因而，应改革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推动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
1.2 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相对于正式制度依靠国家的强制性，非正式制度具有自发性、非强制性等特点，主要依靠行为主体的自觉性得以实现。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发挥着正式制度不可替代的作用。非正式制度就像一只无形的指挥棒，指引着人们的日常行为，维护着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非正式制约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从最原始社会到现代最发达的社会中，它都存在且发挥作用。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将非正式制度看成一个名族、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利益集团共享的公共物品或人力资源，它的功能在于降低交易费用。因而，有效积极的非正式制度将有利于一国的经济增长，相反，无效的非正式（关系文化、潜规则）制度同样会阻碍经济的长期正常运转。
正式制度只有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相适应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实践中，我国企业的产权制度、治理结构、企业管理等制度安排效率比较低，一些良好的制度设计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正式制度的实施，缺乏与之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的补充。因而，应积极探索适应我国企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以降低交易费用，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促进经济的发展。
2 制度视角下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建议
2.1 深入推进产权制度变革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产权被定义为个人和组织受保护的权利，它决定着财产运用上的责任和受益，包括拥有权、使用权、收益权、支配权等。在市场经济中，人都是“理性人”，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只有一项资产的收益或成本全部“内部化”才能有效的激烈人们进行社会生产，而这只有在获得具有排他性的产权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尽管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但还存在产权制度不够健全的问题，如公有经济、知识产权。因此，为了充分发挥产权制度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必须建立健全完善的产权制度，明确产权的归属、权责分明、加大对产权的保护力度。
2.2 转变思想观念，进行非正式制度的变革与创新
非正式制度同正是制度一样，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具有的导向作用，并能起到一定的激励效果。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非正式制度创新的不足已经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制度的运行，如传统文化的束缚、思想观念的落后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重视非正式制度变革与创新，努力构建一个以自由平等、公平竞争、注重效率、契约自由为核心的市场文化。而进行非正式制度变革与创新要求我们必须转变思想观念，积极构建新型市场经济文化，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文化。
2.3 积极营造适应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
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增长主要源于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的增加。但在经济如此发达的今天，如何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若仅仅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可能无法实现，而需要营造一个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制度环境。除了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同时应不断完善自主创新机制，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竞争机制等。良好的制度环境是保证经济持续稳健增长的基本保障和重要依托，，因此，应积极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
3 结束语
经济增长一直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经济社会中的众多因素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因素大体有：自然资源、劳动、物质资本、人力资资本、技术以及制度。而这些因素的重要性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而发生改变，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增长的源泉可能主要是来源于自然资源、资本的积累，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力资本、技术甚至是制度将成为主导因素。本文分析了现阶段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得益于制度，并分别详细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分析。最后，从制度视角提出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对策建议：（1）深入推进产权制度变革；（2）转变思想观念，进行非正式制度的变革与创新；（3）积极营造适应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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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度的作用篇8
关键词：市场经济；公共管理；制度创新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推进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现实意义
相比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品流通更为顺畅、自由，但市场经济体制也绝非是完美的，由于受政府宏观调控等因素的影响，市场经济也有自身的缺陷。有些人认为市场经济受到政府干预的情况只会出现在那些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这种困惑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在实际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真正完全实现市场经济的完全自由，为保障经济运行稳定，可以说每一个国家都会借助“有形的手”来对市场经济进行一定的干预。要想进一步深化改革，这就需要相关部门积极主动的参与进来，因此，与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相结合，定能实现二者的协同进步[1]。
二、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关系论述
（一）促进公共管理制度创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1.市场资源配置的要求
以市场为依托的市场经济，其运行以竞争、自主等原则为前提，作为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体，其成长十分迅速。市场经济在价值规律的约束之下、在市场机制的调控之下，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能够调衡供需关系，最大程度提升效益。面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这一特点，公共管理方面必然需要跟进，这也将有利于使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得到有效协调。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公共管理制度创新需要首先从转变观念做起，要打破以前单一的管理模式，还要培养一批高素质管理人才，这样才能有助于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全面推进。
2.社会主体日益多元化的要求
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的时候，因个人能力、资源等的不同而逐渐产生差距，并划分成不同的群体，最终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整个社会的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社会主体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人们在追逐利益的时候也积极投入到公共管理当中去，期待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富并使既有社会地位得到巩固。在各利益体的博弈过程中，公共管理制度变得愈来愈复杂、越来越丰富。面对社会主体的日益多元化，为了跟上市场经济的发展步伐，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势在必行。
3.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进入到了市场经济阶段，我国的经济模式开始与世界先进市场模式对接，经济体制改革开启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但是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直接导致了公共管理制度无法很好地体现其应有价值，而公共管理制度能否积极完善、创新则直接影响到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公共管理制度创新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2]。
（二）公共管理制度创新能够有效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1.对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有着促进作用
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市场经济是公共管理制度创新而发展的基础，而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也能反作用于市场经济，这种反作用主要表现为制度是经济发展的有效支持，且对于市场经济的建立与的发展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2.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无规矩不成方圆”，制度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社会中所起到的规范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公共管理制度，也是诸多制度中的一种，其能否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直接关系到其作用能否被有效发挥，能否为维稳市场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市场经济要想平稳健康发展，稳定的社会大环境是不可缺少的。而在创建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又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公共管理制度创新能够直接提升公共管理的水平，为经济活动的开展创造有利条件。其次，经济发展也会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而公共管理制度创新执行者，除了可以在法律以及制度等方面提供保障，还能够给予政治领域的支持。政治体制革新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的影响，所以不能忽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3]。
（三）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协调发展
1.方向一致
由于方向一致，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创新才能做到共同前行，这个所谓的方向，小到实现个体经济利益，大到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又需要倚靠政治体制与文化环境。稳步推进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公共管理制度创新，是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2.相互促进
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二者相互影响，市场经济是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基础，公共管理制度创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有效助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公共管理制度属于一种意识形态，市场经济则隶属于经济基础，二者具备唯物史中相互依存的条件。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需要以市场经济为前提，要把握市场经济特点、遵循经济规律，这样才能更好的实现创新。在此过程中，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可能会因为市场经济自身因素的制约而出现一些问题，但是不能一概而过，而是要认真分析，找到原因，然后及时调整创新方式方法，同时还可以通过深化市场改革等方法来促进创新。
三、结束语
虽然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而且经济体制也已基本建立起来了，但是公共管理制度创新方面却还是相对滞后的，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步伐不一致很容易导致社会化改革受阻。所以说，要想办法克服这种不同步问题，促使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实现同步前进，这样才能有效发挥二者的协同作用。经济发展对于国家整体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扶持力度也是相当大的，有了这样的背景为依托，相信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的协同发展必将得以实现。
作者:魏蕾单位:唐山市社会保险事业局
参考文献：
经济制度的作用篇9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受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多种文化的冲击，我国市场经济不良效应逐渐出现，并且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导致市场经济活动中信用缺失现象极为普遍，甚至发展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因素。对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信用现状进行分析，发现信用缺失的问题重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个人信用缺失问题
市场经济中个人信用缺失是较为基础性的问题，是市场信用建设不理想的最直观表现。在我国几十年的市场经济体系改革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不良效应日渐凸显，部分人表现出较强的金钱观和利益观念，个人信用缺失问题相对突出，如制造假证件、假学历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
（二）企业信用发展恶化
据工商部门的统计，近些年，随着国家法律体系的日渐完善和社会大众思想认识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市场经济活动中合同履行率明显的提高，但是综合分析，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每年由于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不履行合同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对较大。同时，企业信用缺失问题不仅会对我国市场经济的稳定运行，对市场秩序产生不良影响，甚至会限制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进程，也不利于我国的国际化发展。
（三）政府信用降损
政府部门在社会上本应该承担构建和维护市场经济信用体系的重要任务和责任，但是近几年由于我国部分政府官员对自身权力的不正当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政府信用受到群众的质疑，政府信用降损问题相对严重，严重限制了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所以新时期针对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现状，国家应该加强对市场经济信用体系的建设和完善，逐步改善我国市场经济信用现状，为国家的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持。
二、公证法律制度建设对市场经济信用体系的基本功能
针对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活动中存在的明显市场信用缺失问题，要想维护市场经济的稳定运行，就十分有必要借助对相关法律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应用为市场经济活动的良性开展提供相应的保障，维护市场经济信用。在这一过程中，公证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应用能够为市场经济信用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持，在保证市场经济信用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分析，公证法律制度对市场经济信用的基本功能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公证法律制度的基本指引功能
公证的基本指引功能就是在开展公证工作的过程中以公证法律制度的应用对市场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做出一定的事实判断，并且对其行为实施相应的评价，让市场经济活动主体能够明确认识到弄虚作假的行为会违反法律，因此必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样公证法律制度的应用就能够对市场经济主体做出适当的指引，保证经济主体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能在法律的规范下开展，有效避免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作出失信行为，对市场经济的稳定运行产生不良影响。
（二）公证法律制度的保障功能
公证法律制度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也能够表现出一定的保障功能，具体体现在公证法律制度能够保证公证工作的顺利实施、借助对公证法律制度的应用，在开展公证活动过程中受众的合法利益不会受到侵害。这样在应用公证法律制度后，市场经济活动主体就能够进一步增强对公证的信任感，借助公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且也会自觉参照公证法律制度的要求约束自身经济行为，提升社会大众的诚信意识，为市场经济信用的建设提供良好的支持。
（三）公证法律制度的预防纠纷功能
预防纠纷就是在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公证的过程中以公证法律制度和公证程序作为缓冲，让当事人能够冷静的看待问题，消融当事人的矛盾，进而实现有效解决市场经济纠纷的目的，对新纠纷的预防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见公证法律制度的应用能够实现对经济主体思想的引导，并借助合理组织开展公证工作，让市场经济主体对信用纠纷形成明确的认识，预防纠纷和解决纠纷，维护市场秩序。所以新时期针对当前市场经济信用缺失的情况，应该探索公证法律制度的合理建设和应用措施，充分发挥出公证法律制度的保障作用，为市场经济信用的构建提供全面的支持。
三、逐步完善我国公证法律制度，保障市场经济信用的措施
为了保证我国公证法律制度的建设能够与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市场经济信用需求相适应，应该针对市场信用缺失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合理公证法律体制建设措施，保证公证法律制度的建设能够为市场经济信用的良好发展提供相应的支持，促进市场经济信用水平的提升，维护我国市场经济的稳定运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创造良好的条件。
（一）公证法律制度的建设应该引入诚实信用的思想
公证法律制度是维护信用保障体系正常运行的最重要法律制度之一，而在公证法律体系中，诚信是核心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并且诚信也是保证公证法律制度作用得以发挥的先决条件。对公证法律制度进行形象化的分析，可以将公证人员看做是行使诚信思想的大使、将公证文件看作是保证诚信效力的法律文件，并且在组织机构中最能够对社会诚信加以反映的机构就是公证机构，只有借助公证机构的工作，才能够促进诚信思想得到贯彻落实。换言之，从信用体系的建设角度进行分析，诚信原则既是良好的道德规范，能够对人的思想做出主观上的引导，激发人的主观善意，进而有效避免人做出失信行为。同时，其也是重要的法律手段，能够借助法律的强制力对市场上的欺诈、胁迫行为进行有效地控制，降低失信行为的发生几率。在加强公证法律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实施诚信原则立法，一个较为重要的目的就是惩罚当前存在的不正当行为，并反对市场上的非道德行为，以诚信思想维护市场经济的稳定性，为市民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持。同时，将诚实信用思想引入到公证法律制度的建设工作中，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主体恪守信用、自觉承担信用缺失造成的相关责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在综合分析诚实信用的基础上结合诚实信用原则立法为公证法律制度建设提供全面的支持，才能进一步推动我国公证法律制度建设进程，为市场经济信用的维护提供更全面的保障，促进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
（二）突出公证法律制度建设的独立性
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公证法律制度的建设对市场信用的建设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并且公证法律制度建设独立性的凸显能够促进其影响作用的良好发展，所以要想在市场经济信用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公证法律制度的公证信用百保障能，就应该注意在构建完善的公证法律制度过程中，凸显法律制度的独立性，让公证真正成为“公证”。一般来说，公证的独立和公证法律制度的独立包含关系层面上的独立，公证的第三方不能是纠纷的当事人，并且也不会与当事人产生利益方面的利害关系。同时，公证机构也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公证机构中的公证人员之间不应该具有上下级隶属关系，并且必须独立于其他相关行政机关之外，只有法律才能够成为公证机构或者公证人员行使公证工作的上下级，对公证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换言之，基于独立性原则构建公证法律制度，能够以独立的法律对公证活动进行指导，增强纠纷当事人对公证制度的信任感，进而做出合理的选择。对于利益关系方面的独立性来说，在公证法律制度的约束下，公证机构和公证人员之间必然不存在利害关系，并且公证行为不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能够针对具体的问题做出独立的判断。一旦公证机构或者相关公证人员与外界保持不明确的利益关系，则必然会对公证法律制度的权威性、公证工作的公信力产生不良影响，无法继续维护市场经济信用。可见在加强公证法律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必须保证突出独立性，以独立性为前提加强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保证法律制度保障信用作用的发挥。
（三）全面确定法定公证制度
法定公证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对公证作用的发挥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所以在当前社会背景下，要想充分发挥出公证法律制度的保障作用，维护市场经济信用作用的全面发挥。在加强我国公证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借助对法定公证制度的建设，能够对事前调整的范围进行明确限定，并对不同类型的民事活动进行确定化和法定化处理。对于市场经济中信用纠纷的当事人来说，在法定公证制度的支持下，他们能够事先就信用纠纷可能产生的法律影响进行分析，并向专业的法律从业者咨询相关信息，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进而对自身行为做出适当的调整，降低失信行为发生几率。对于公共利益来说，在事前做出实质上的审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对市场经济信用建设产生不良影响的非法行为，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全面构建，为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运动提供重要保障。此外，在法定公证制度的影响下，公证机关所行使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家和政府，因此可以将其看作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不可获取的法律服务机构，在维护市场经济信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公证法律制度的建设在市场信用体系的构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在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信用缺失严重的社会背景下，国家应该全面加强公证法律制度的建设，为市场经济信用体系的建设提供良好的支持，进而借助全新的市场经济信用体系维护市场经济的稳定运行，为和谐社会的建设贡献一定的力量。
作者:黎文广单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公证处
注释：
王长萌．基于公证法律制度下对完善我国公证诚信制度的探讨．法制与社会．2015(3)．40-41．
李英武．从完善公证法律制度谈我国公证诚信制度的构筑．法制与经济（上半月）．2015(10)．112-113．
吕海霞．基于公证法律制度下对完善我国公证诚信制度的探讨．法制与社会．2014(27)．35-36．
经济制度的作用篇10
关键词：二元制度结构、二元经济结构、制度演变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5―0142―04
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保护产权、节约交易成本、促进技术进步、资源优化配置等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同时，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制度必须随经济社会发展相应调整，否则间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既是经济结构问题，也是制度结构问题，经济和制度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强化。研究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不能不关注城乡制度结构差异的形成原因和机制、表现、城乡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通过转换制度一经济作用路径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一、制度体系内在结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规则的总和，它包括由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组成的非正式规则，和由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等构成的从宪法到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契约的正式规则。不可否认，正式制度在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持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无论正式制度如何完善，它也只是总体制度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大量规范经济社会主体行为的职能是由非正式制度来承担的。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为制度体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相辅相成，在制度体系中形成对立统一关系。它们都承担着规范主体行为，维护经济社会正常秩序的功能，都由核心制度和一般配套制度组成，都包括规则、组织和执行机制等内在要素，都经历产生、发展、成熟、调整和创新的过程。它们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形成机制不同。正式制度最终要经过正式认可程序才具有普遍约束力，其形成的环节多、成本高，由于正式制度具有纯公共品的特点，一般要求由政府提供。非正式制度是人们自发地对日常工作和生活的长期体验、反思、升华以及相关群体或政府的宣传、提倡等而形成，经历个体体验上升为个体意识，个体意识转化为群体意识，群体意识再上升为社会意识的过程。尽管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和社会集团也从自己利益出发有意识地促成某些非正式规则的形成，但总体上看，形成的自发成分较多、时间长、直接成本较低的主要特点。
第二，实施机制不同。正式制度的实施要通过对相关主体行为的观察、评价、激励(包括正激励和反激励)等环节影响主体经济行为收益来发挥作用；非正式制度主要通过主体对照非正式规则的反思、内省和相关个体及群体的评价、认可、排斥或谴责等来达到制度的规范效果。
第三，主要功能不同。尽管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都是行为规则，但在具体功能上存在较多差别。正式制度安排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做出具体的安排(包括自主安排和借鉴别的制度)，借助于实施机制发挥作用，达到相应的效果。因此，正式制度在经济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具有潜在优势。对于非正式制度而言，由于作为核心制度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稳定性强，改变十分缓慢，保持社会稳定的作用较为明显，但由于受其制约的配套非正式制度与其高度一致性，难以快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可能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
第四，作用的环境和影响范围不同。一般地说，从横向比较看，正式制度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居主导地位，起主要作用；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地区，由于政府对正式制度投资不足，正式制度存量较少，非正式制度发挥这主要作用。从纵向比较看，一般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正式制度越完善，所起作用越大，同时，非正式制度的辅助作用越明显。由于正式制度借助正式组织实施，具有规模经济优势，能够在较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非正式制度由于其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其发挥作用的空间范围相对较小。
第五，演进的路径不同。正式制度的变迁主要通过经济主体追求潜在制度收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得以实现。非正式制度由于其核心制度的意识形态具有超强稳定性，一般只有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渐进地演变。
最后，作用于经济发展的机制不同。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降低交易成本、保护产权、促进创新和优化资源配置的运行成本和效率上差别很大。一般地讲，正式制度供给引涉及到相关有形组织、规则的构建，固定成本较高，但运行的边际变动成本较低，随着交易规模扩大、频率增加，连续性增强，制度运行会出现边际变动成本下降，平均成本降低的趋势。对于非正式制度而言，由于硬件配置较少，一般不需要专门的组织和正式的规则，制度固定成本很少，但由于交易的非标准化，运行的边际变动成本较高，从而在小规模、稳定群体内部交易条件下成本较低，但随着交易规模扩大，频率增加，交易开放度提高，平均运行成本和总成本将快速上升。从经验上看，当交易规模较小、较分散，而且连续性不很强，交易主体固定时，非正式制度的优势比较明显。对于大规模、高频率、开放性的交易来说正式制度的在降低交易成本上优势更明显。从制度渐进演进的角度讲，制度与交易形式是吻合的。
从供给来看，制度是供给主体是遵循制度供给成本最小原则，或者制度建设成本约束内最小化制度投入和最大化制度投资收益的经济理性原则。由于正式制度具有降低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分散风险，促进创新等作用，一般情况下，有效正式制度供给与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成正相关关系。正式制度供给的城乡倾斜必将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的城乡不平衡。
事实上，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制度体系中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运行的基础，共同认可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以及观念化的正式制度等能降低正式制度的运行成本。正式制度的适时变迁和内化为主体观念又可以促进非正式制度变迁，使其尽快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二、我国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的成因、表现及其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