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总结篇1
关键词：高一政治；市场经济；总结；学习方法
高一政治“市场经济”知识点作为高考命题中的一部分，作为教师应引导学生灵活掌握知识并运用到实际的生活中。教师要结合一定的社会现象与经济现象等热点问题来进行知识点的分析和渗透，引导学生总结知识内容以及学习方法。本文笔者粗略地对市场经济知识点进行总结并提出一些学习方法。
一、知识点的总结
市场经济知识点涉及面较广，有市场配置资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促进小康社会经济发展、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等等，这些内容都曾出现在高考命题中。笔者结合教材内容对相关的知识点进行了总结与归纳：（1）市场配置资源。主要内容是市场调节的优点：及时、灵活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传递市场供求信息；在竞争中实现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市场调节的局限性：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调节存在着一定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引导学生明白市场秩序的治本之策即是：以道德为支撑点，以法律为保障。（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他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有着基础性的作用，其基本特点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能够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我国的宏观调控目标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宏观调控的手段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等。（3）建设小康社会以及推动小康经济发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析目前小康水平的特征是低水平、不全面的、不平衡的；而全面小康的特征即是：经济迅猛发展，健全的民主，更加进步的科教，更加繁荣的文化，更和谐的社会等等。趁势渗透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提出小康社会经济建设的目标，并提出推动小康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措施——发展经济。（4）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内容主要是其表现特征：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跨国公司是其载体，其主导是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分析经济全球化积极和消极的影响。（5）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我国是从国家经济的实际发展利益考虑加入世贸组织的，对于对外开放有着很强的作用，缩短了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距离，有助于我国经济环境的国际化。结合实际情况介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借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国际竞争力。让学生明确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发展原则、战略。
二、学习方法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学习方法是学生终身学习、发展自我、提升自我的最佳手段，教师应引导学生掌握、总结一定的学习方法。在教学中，市场经济不同于其他经济学的知识，其中不涉及计算，更多需要的不是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而是对知识的灵活运用。如，在2008年中，对于市场经济知识点，笔者以当年发生的热点事件“三鹿奶粉”事件为例来引导学生分析、强化对知识点的运用，即，通过这个事件主要说明了为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以实际的案例引导学生学习市场经济知识的方法，即，将知识融入实际的经济热点问题中进行学习，锻炼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同时帮助学生整理知识，构建一定的知识体系结构。
三、考试答题的方法
市场经济知识点在选择题和大题中都有涉及。高中教学面临着高考，作为教师也应结合我国教育的实际情况，适当地让学生掌握一定的考试答题方法、技巧。就市场经济的选择题而言，笔者主张学生相信自己的第一印象，除非是选错，进而避免选择项内容中各点很相似，对学生视觉上造成的混淆。对于大题，简答类的可以将相关的知识直接运用即可，而分析类的大题则开放性比较强，需要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点，笔者在教学中，就此首先引导学生分析问题，确定知识点的范畴；其次结合材料，找寻材料的中心点，深入了解内涵的知识点；最后知识点与材料相结合，明确地分条进行归纳、总结。对于辩解类的大题，需要学生对知识的综合分析，一般是材料题，需要学生对材料进行评价，这样的题目，要让学生掌握一定的技巧，综合力强，将资料进行整合，用自己的话阐述出来即可。
总之，市场经济知识点是高一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高考命题中常出现的考点，教师在实际教学中，不应只是单一地讲授知识，而应结合我国实际的经济热点问题、事件来加强引导学生总结、运用市场经济知识，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考试答题技巧等，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学习奠定有效基础。
参考文献：
政治经济学总结篇2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以进行第二次结合为基本遵循，据此形成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密相连的内在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为历史起点的，毛泽东在这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就是始创之作。在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的调研中，毛泽东就提出：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创之时，就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原则为遵循，就在战略思想意义上以对治国理政重大理论问题探索为思想特征的。
1984年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一年。这一年，邓小平在论及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断时认为，这是适合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的印象，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回顾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规律性特征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以进行第二次结合为基本遵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本遵循。
以进行第二次结合为基本遵循，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治国理政紧密相连的内在根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续写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新篇章中，从多方面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治国理政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成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容。在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从治国理政的高度提出必须加强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提出战略上要勇于进取，战术上则要稳扎稳打的要求。在2014年7月，在探索经济新常态的大逻辑中，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强调学好用好主旨在于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2015年11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强调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即从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的高度，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在之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从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大局的高度，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得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的重要结论。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半年之后，在进一步探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时，再次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强调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的重要思想。关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系列讲话，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形成结合为一体，就是以进行第二次结合为基本遵循的，也是以进行第二次结合为内在根据的。
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也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根本任务。
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从努力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的治国理政的高度提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为了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治国理政高度，在阐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问题时强调：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从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原则到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最终目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共同具有的核心立场、价值旨向和根本任务的深刻阐释和表达。
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原则，凸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治国理政密切相联的深刻意蕴和思想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深刻阐释了这一理论主线和思想特色的内涵。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全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上提出：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从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意义上提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治国理政全局上提出：我们讲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强大物质力量。这就要靠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关于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重大原则的系列论述，充满着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深刻意蕴。
党的十八大以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成为治国理政理论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聚焦点和着力点。2014年7月，在提出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问题时强调：必须审时度势，全面把握和准确判断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各种新挑战的准备。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针对突出问题，主动作为，勇闯难关，努力提高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提出的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是对经济新常态大逻辑的根本出发点和战略目标的深刻阐释。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在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问题阐释中指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在其中根本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就是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从旨在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的经济新常态，到旨在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系列论述，引导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新发展，为治国理政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也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基本要求。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也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涵。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动摇，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在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重要问题。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贯穿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五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事关治国理政的重要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是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根基的经济关系。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问题上，从治国理政高度，提出两个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的问题：一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问题上，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二是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关系问题上，同样要讲辩证法、两点论，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也不是简单地让市场作用多一些、政府作用少一些的问题，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这两个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到：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自2013年之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这一核心问题既从政治经济学上做出阐释、从经济改革发展上做出具体部署，也从治国理政高度做出多方面的阐释并形成相应的战略举措。在实施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举措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更紧密地结为一体，昭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思想特征。
在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政府作用中宏观调控的黄金平衡点问题，提出了着力推进与市场机制作用相关的经济领域和环节改革问题。他提出：要把握好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和宏观政策的黄金平衡点，不断完善调控方式和手段。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着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进展。黄金平衡点是对更有效地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方式和手段的科学论述，而抓住重要经济领域和环节的改革，不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也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所必需的经济条件和体制保证。
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经济新常态中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问题做出分析，提出更有效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新观点。他提到：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思路阐释时，提出政府和市场作用有机结合的问题，一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进行资源配置，要更加注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中，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供给和需求作为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有着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认为：说到供给和需求，那么供给等于某种商品的卖者或生产者的总和，需求等于这同一种商品买者或消费者(包括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的总和。而且，这两个总和是作为两个统一体，两个集合力量来互相发生作用的。从全面把握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方面及其结合上探讨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核心问题，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丰富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内涵。
四、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理念，也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指导方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奋斗目标，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上，对发展问题作出多方面的新阐释。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就提出：我们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发展问题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国是衡论的中心议题和根本要义。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强调：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在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在谈到下一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时，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积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注重永续发展等理念，提出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抓紧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海上通道互联互通建设，拉紧相互利益纽带的开放理念，以及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的共享理念。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在对创新发展理念阐述时指出：创新要实，推动全面创新，更多靠产业化的创新来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创新必须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在对协调发展理念阐释时指出：要完善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等。在2015年制定十三五发展规划时，更是强调：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以新发展理念为主导，成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谋篇布局之固然和所以然。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十三五规划时期的重要节点召开，这次会议提出的经济改革发展的工作总基调，是一个从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治国理政的高度，以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指导方针，达到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因此而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回顾适应经济新常态的改革进程时，强调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已经初步引导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引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套政策框架。在对2016年经济工作总结和对2017年经济工作部署中，肯定了新发展理念所发挥着的引导引领作用。在对2017年经济工作部署时，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出发，提出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在对新发展理念的系列论述中，不仅对新发展理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作了深入阐释，而且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强调了新发展理念的先导作用和方向作用。在新发展理念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的第一动力内在要求必要条件必由之路和本质要求这五个方面，紧密相连、相互着力，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形成一个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有机整体。这一有机整体，统一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统一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统一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论题，也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涵和指导方针。
五、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辟了
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境界。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提出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正呈现于中国社会的经济事实和当今世界经济变化为背景和基础，直面的是中国的问题，提出的是办好中国的事情、解决好中国问题的理论和对策。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建设和发展，就是立足于我国国情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实践，是对这一实践中形成的规律性成果的揭示和提炼，也是对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丰富。
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着力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研究，在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重要原则的基础上，推进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理论的发展，集中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要点在于，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二是坚持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其要点在于，坚持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为国家建设、国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做出了突出贡献，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是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三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理论。其要点在于，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我们的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着力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研究，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方针，在坚持用新发展理念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中，形成以下四个方面理论：
一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理论。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的战略性判断，是以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整体格局变化为基本依据，是以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大原则为基本前提和根本要求的。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是经济新常态思想的出发点，也是推进经济新常态的归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的历史任务，实现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
政治经济学总结篇3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近日，国家统计局了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827122亿元，比上年增长6.9%，经济增速比2016年上升0.2个百分点。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复杂局面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回升，就业、居民收入和物价水平保持稳定。这一切正是源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后，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建国以后，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一些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发展。
2015年12月21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中央层面的会议上出现。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我国国情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总结和提炼我国经济发展新特点新规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的创新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理论，对我们不断推进改革开放，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鲜明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特征：
（1）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特征在于其的阶级立场。相较于西方经济学对人性的异化，“以人民为中心”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理论品质和显著特征。在2015年11月23日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从理论的高度明确提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中国无论如何改革，如何发展，最首要的目标就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
（2）以中国实际为研究实践对象。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均产生于西方哲学、历史、文化的土壤中，具有鲜明的西方特色。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更多融合了中国哲学、历史、文化的内容，关注中国实际。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以民为本的哲学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共同富裕的公平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等，都不同程度的在其中反映。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实践，也主要是针对特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实际进行研究实践，具有特殊性。
（3）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表现形式。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表现特征。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面临的落后生产力的困难，通过创造性地结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先进上层建筑与市场经济的灵活，完成了中国经济的飞跃。一方面，它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通过市场经济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他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种表现形式取长补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的鲜明特征。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启示
首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阶级立场上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所做出的伟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为人民群众谋福祉。坚持党的领导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
其次，我们在发展中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利益的理论原则。我们应当认识到，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反映以人民为主体的实践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这一根本立场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中关注人民群众需求，保护人民群众利益，发出人民群众声音，创造人民群众理论。
最后，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与实践中应当更加关注中国实际。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任务。但在新形势下，我们应当更加关注分配问题。公有制和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其他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特征。公有制为主体体现了我国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同时也反映了经济改革的现实要求，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在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同时，我们应当在发展中更加关注实践经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传统的哲学、历史、文化更好的结合，使之更符合中国实际。
四、结尾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丰富和发展经济理论，并指导我们新的实践，从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胡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和中国化[J].经济学动态.2008（04）.
[2]王瑶，郭冠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J].上海經济研究.2017（12）.
政治经济学总结篇4
关键词：董必武；经济建设；法治建设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4-0229-03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遵循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然要求在法治建设实践中努力做到法治建设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董必武作为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主要奠基人，在他的法治建设实践中，始终积极倡导和践行法治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
一、法治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思想的历史回顾
董必武关于法治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中央苏区时，为了粉碎策划的对苏区经济上的封锁，保障经济供给，在董必武等人的领导下，制定了维护经济建设的法规、条例，依法严厉打击经济建设领域的贪腐行为。1934年3月25日，时任中央苏区最高法院院长的董必武担任特别法庭主审，审判了渎职贪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于都县苏维埃主席熊仙璧，根据犯罪事实，判决熊仙璧监禁一年、期满后剥夺公民权一年、没收其投机生意所得充缴国库。此案件的判决，有力地打击了中央苏区的贪腐行为，巩固了苏区政权，调动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同时还利用报纸、控告箱等多种方式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贪腐行为。1934年5月26日，董必武在党的刊物《斗争》上，专门就通过群众的检举来打击贪腐行为发表了《把检举运动更广大的开展起来》的文章，阐明了检举运动的初步成绩、经验和如何进一步开展检举运动等问题。由于加强了中央苏区的法治建设，逐步健全了地方政权机关，提高了工作效能，改进了工作作风，最大限度地保卫了经济建设的健康运行，保证了经济供给，粉碎了的经济封锁。
在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和主政华北人民政府时期，法治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进一步得到体现。董必武指出，因为“做财经工作的人犯贪污腐化罪过是比别的工作人员容易些。他们经营的不是财就是物，又与复杂的社会相接触，这些都富于诱惑性，诱惑人们作恶与犯罪是有很大的可能”[1]。所以，为了依法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在中有些干部贪污，我在土地会议中提议政府公布一道惩治贪污的法令，规定贪污的要判罪，起码是若干时期的苦工，其贪污的赃私要追缴。犯罪的如果是党员，除按党纪处分外，同样应按国法处理。我们做财经工作的同志必须知道，仅仅自己省察，仅仅训导被领导人还不够，国家应当有法律制裁，党应当有纪律制裁，才能使贪污减少，直至根绝。否则，防止贪污将成为纸上空谈。”[1]在董必武的领导下，组织制定了一大批涉及到农业、工业、商业、财政、税收、金融、交通等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为经济建设奠定了法制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内局势的稳定，董必武更加关注法治建设对经济建设的功能。1950年7月，董必武指出：“现在人民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个真理我们应该坚持，我们司法工作要对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给以适当的配合。”[1]董必武在这里不仅明确地提出了司法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原则，而且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一个真理来坚持，这就充分说明董必武在对法治建设关注的同时，也非常关注经济建设，而且更加关注法治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问题。1953年10月31日，他在全国民政会议上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必须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来领导和保障。”[1]1954年3月，他专门为《人民日报》写了题为《进一步加强经济建设时期的政法工作》的社论，社论指出，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必须进一步加强政法工作，因为政法工作的每一项都对经济建设事业能否顺利进行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政法工作做得好，就可以推进和保护经济建设事业，使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迅速发展。做得不好，就会使经济建设遭到破坏。
二、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是法治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前提
法治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前提是树立正确的观念。因为，只有正确的思想认识才会有正确的实践行动，如果思想认识上不清醒，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行动。尽管法治建设对经济建设起着重要的保证作用，但并不是所有的政法工作者都有清醒的认识，还有一些干部存在着糊涂认识。特别是随着社会改造运动的基本完成，有人认为经济建设已经成为全国的中心任务，政法工作就没有从前那么重要，就产生了轻视政法工作的倾向，不安心工作。对此，董必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有些同志以为：既然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已经基本完成，经济建设已经成为全国中心任务，那么政法工作就没有从前那么重要，可以不必用从前那么大的力量去做了。有些政法工作干部甚至发生了不安心的现象。这是完全错误的。经济建设已经成为全国中心任务，这并不意味着要削弱政法工作，相反地，而是要更加加强政法工作。”[2]1955年，董必武再次指出：“对司法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并不是每一个司法工作人员都有深刻的认识。”[2]董必武号召政法工作者要从思想上认识到政法工作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当然，如果我们完全埋头于经济工作，迷醉于经济建设的胜利，而忘记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简单地以为经济工作就是一切，那就要在政治上犯极大的错误。因此，“我们要完成新的历史时期所赋予政法工作的新任务的重要前提之一，就必须要彻底肃清那些认为政法工作可以稍为放松一些或稍为削弱一些的错误思想。”[2]董必武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重视经济建设工作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没有政治法律工作的加强和发展，就不能保障我们的经济建设，保障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2]这就纠正了一些干部不了解政治法律工作和经济建设的正确关系、忽视政治法律工作对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决定作用、错误地认为国家只搞经济而用不着加强政治法律工作的错误认识。
三、围绕中心任务、突出重点是法治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
法治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的重要方针是围绕中心任务、突出重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济建设工作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因此，法治建设在保障经济工作问题上也要适应当时的状况，突出重点。
董必武在中央苏区负责司法工作时，由于对中央苏区实行经济封锁，妄图困死饿死红军，所以，保证以粮食为主的生活必需品的安全成为法治工作的中心任务。董必武主持制定的法规和条例、开展的司法活动，基本上是以保证经济供给、反对涉及粮食的贪腐行为而展开。
1947年9月，董必武在晋察冀边区财经会议上指出，发展生产必须解决生活上最基本、最大量的需要问题，“我们生活最基本、最大量的需要是什么呢？很明显的，那就是吃的和穿的，就是粮食和衣服。”[1]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发展农业生产，使解放区达到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集中力量，为保证战争供给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政法工作的中心任务依然是制定相关的法规，组织制定了《关于农业税土地亩数及常年应产量订定标准的规定》等一大批经济法规；同时为了反对贪污、浪费现象，为此，华北财经办事处发出了《关于反贪污反浪费的指示》，加大了依法惩处贪污浪费的现象。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各个分散的解放区必须要从基本政策制定到具体执行统一起来，董必武指出了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重要性，他说：“现在情况完全变了。各战略区内部都连成一片了，各战略区相互间也连接起来了。地区没有人为的阻隔，政治上一向是统一，军事上亦是在统一指挥下作战，我们的财经工作怎能不统一呢？”[1]只有实现财经工作的统一，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保证全国范围内战争的最后胜利。为了实现财经工作的统一，在董必武领导下，华北人民政府制定了统一交通、金融、贸易等方面的各种经济法规，从法律层面维护了统一财经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健全法制、完备机制是法治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保障
法治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制度机制保障是健全的法制和完备的机制。随着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大规模开展，要求政法工作也要有计划性，实现制度化建设。董必武说：“因为政法工作主要任务是保障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经济建设有计划，政法工作没计划不行。过去搞运动，现在要计划。”[2]那么，如何有计划地开展法治建设以便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呢?
董必武指出了政法工作的主要任务：在立法方面，因为“立法工作特别是保卫经济建设的立法工作，相应落后于客观需要，今后要按法制办事，就必须着重搞立法工作”[2]。所以，“要着手起草或研究各种必要的法规，特别是有关经济建设的法规，比如保障基本建设的法规，违反劳动保护和技术保安规程的制裁条例，保护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法规等等。”[2]在司法方面，要加强有关经济建设的案件如工矿生产、基本建设、铁路运输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违法案件的检察和审判工作。在董必武的大力倡导下，设立了专门法院，如铁路运输、水上运输专门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了铁路、水上运输审判庭；在各省市法院中设立经济建设保护庭或组，建立了公证处，对经济合同进行公证；在城市街道、农村广泛设立调解委员会；为了解决各企业单位间发生的财产争议，设立了公断处，政府各部门和较大的企业设立法律室等等。在公安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对敌隐蔽斗争中的侦察工作，有力地保卫经济建设，特别是保卫重要的厂矿、交通、财经、贸易部门。董必武提出必须使政法工作深入到工厂矿山中去，深入到农村的互助合作社中去，深入到其他各种经济工作部门中去，建立自己的业务。通过这些措施，就有力地保障了经济建设的依法有序运行。
董必武还特别指出，国家财产能否受到很好的保护，对经济建设事业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应该特别教育国家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尽力保护国家财产，并努力积累国家财产。应该继续反对一切贪污盗窃国家财产的罪行，并依法严厉制裁一切贪污和盗窃分子，应该不断地提倡节约，反对浪费，并给严重的浪费分子以应有的惩罚。应该反对国家机关和生产事业中的任何消极怠工、的现象。对于重大的责任事故必须严格查究。”[2]
五、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是法治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关键
法治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关键所在是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因为“总结工作，无论是法院，或者是公安、检察机关，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总结工作的过程，就是学习和提高的过程，就是认识和掌握事物客观规律的过程。总结工作不仅是为了解决当前工作中的问题，对今后工作也有帮助。我想，如果每个同志都懂得总结工作的重要意义，并且学会总结工作，就可以把我们的政法工作提到更高的水平”[2]。
1948年9月，董必武在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就提出：“大家过去工作都有很多经验，把经验总结一下，好的保留，坏的去掉，工作便会做得更好。”[1]经验是对大胆的开创性工作的总结。1954年3月，董必武加明确提出：“今年政法部门要在若干重要城市、厂矿铁路、水运沿线进行政法工作的重点实验，并在若干县份实验政法工作如何保障和推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这是创造经验、推进工作的重要措施。”[1]董必武195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题为《司法工作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报告，指出了对司法工作怎样为经济建设服务，还缺乏系统的经验。比如，在城市如何对不法资本家的斗争和在乡村怎样从司法方面保障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法院如何处理有关工矿生产的刑事和民事案件；法院系统如何纠正司法部门存在的错捕、错押、刑讯逼供、重口供、轻证据、主观臆断、草率结案、曲解审判独立等不良作风。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够很好地解决，必然会成为贯彻为经济建设服务方针的障碍，因此，必须系统总结经验、清除司法工作中残存的恶劣作风。为此，董必武建议中央司法部门派出大批干部去视察工作，总结经验教训，以图解决上述问题。
那么，在保障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具体工作中，政法部门怎样才能总结好经验呢？董必武提出：一是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学习。因为，经验是群众创造的，总结经验也是群众的事情，不是少数人闭门造车想出来的，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学习。他说：“全体政法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从头学起。首先是深入到群众中和基层组织中去，深入到工厂、矿山和各种经济部门以及农村中去，虚心地向群众学习，细心地调查研究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农民在实际生活中创造了什么，否定了什么，需要什么，反对什么，哪些是推动工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因素，哪些是前进的障碍，及时地发现和总结各地政法工作中的实际经验，推广先进的经验，纠正错误倾向。”[1]二是结合中国国情向苏联学习保卫经济建设的经验。董必武指出，我们当前对有关政法的各种具体业务经验的学习，还十分不够，现在必须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和实践经验，系统地学习苏联关于保卫经济建设的经验。三是必须认真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党和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以此提高政法工作人员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克服具体工作中的盲目性，提高工作能力。
从中央苏区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即便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董必武领导法治建设所处的时代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很多人忽视、轻视法治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时代认识的必然反映。但是，无论是在硝烟弥漫时期还是在社会急剧变革年代，董必武始终强调和践行法治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实属难能可贵，这一思想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依然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政治经济学总结篇5
一、使政治教学内容更加丰富
高中政治教学主要是将重要知识点进行梳理,为学生分析和了解时事政治作铺垫。只有将时事政治与高中政治教学进行有效的结合,从分析时事政治的过程中加深学生对重要政治知识点的印象,才能促使学生脑海中形成系统的知识框架,帮助学生更加顺利地走入社会,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而将重要知识点渗透在社会时事政治分析中,就可以确保学生对社会时事政治认识的全面性,避免学生受不良因素的影响而对社会产生错误的判断,进而对其发展形成不利影响。从当前高中政治教学来看,教师应该注意利用社会时事政治来丰富政治教学内容。以高中政治必修一“经济生活”部分的教学内容为例,人们生活在经济社会中,生活的点点滴滴都与社会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教师在政治教学中将国家举办经济会议提出的政策纳入到教学内容中,如2014年重要经济政策指出目前我国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抓住新的机遇,应对新常态下的各种挑战和风险,才能适应“新常态”。同时,也指出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特点,以及在新的发展状态下,中国将要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角度出发,通过分析经济全球化环境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再通过对时事政治的分析,学生对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全世界经济发展状态有了直观的认识,使得高中政治教学内容更加充实。由此可见,将社会时事政治与高中政治教学内容进行有效结合,以社会时事政治的内容丰富政治教学内容,就可以使学生脑海中形成知识系统,逐渐提升学生的政治学习水平。
二、实现政治教学的时效性
政治教学更偏向于理论性,将政治教学内容与社会时事政治分开,政治教学就会失去其重要意义。高中政治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促使学生的思想更加成熟,在思考有关社会政治方面问题时可以站在多角度、多层面的视角分析问题,确保学生能够适应社会,并主动担负起建设社会的重要责任。以高中政治必修一“经济生活”部分的“社会发展观和小康社会的经济建设”教学内容为例。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详细向学生剖析了我国的社会性质,从社会性质的角度出发分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要性,并引入案例对教学内容进行了佐证。据调查发现,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4%,虽然与以往生产总值增长相比,我国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仍然在世界经济发展速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同时期我国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了4.8%,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这些都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分析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状况,证明政治教学内容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使得高中政治教学内容更具时效性。由此可见,将高中政治教学与社会时事政治进行有效结合,能让学生以参与者的角度分析政治教学内容,这样就可以确保学生对社会政治问题分析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为学生进入社会提供充分的保障。
三、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
社会时事政治就发生在学生的身边,将社会时事政治内容与高中政治教学内容进行融合,就可以激发学生分析政治问题的兴趣,促使学生积极参与到政治教学活动中,引发学生情感的共鸣。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教师采用案例分析法,通过引导学生对案例的分析,促使学生对重要政治知识点形成深刻的印象,进而实现高中政治教学的重要目标。在分析小康社会的经济建设方面教学内容的时候,学生首先联想到的是生活中常见的“新农村”,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对新农村建设进行了分析,并延伸到小康社会建设中,由于有些学生可能亲眼见到过“新农村”的建设过程,所以在分析问题时说出了他们自己的感想和看法。有些学生表示:“新农村建设很漂亮,标准规划的建筑,以及当地群众生活水平显着提升。”这就是教学内容的深层次内涵,教师通过对学生的看法进行总结,进而揭示社会生活蕴含的道理,以实现政治教学的重要目标。将学生的生活与课堂教学结合起来,以学生生活中的时事政治作为高中政治教学的核心,通过分析社会时事政治,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从而加深学生对重要政治知识点的记忆。
政治经济学总结篇6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机制利益群体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8)2-0095-05
从政治学到经济学：ipe转型的背景思考
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初，有着明显的政治学背景。按照海伦・米尔纳的总结，20世纪60―70年代诞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为的是向传统国际关系研究提出挑战[2]。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两方面做出了贡献：
首先，提出了经济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区别于传统政治学所主张的、权力政治的核心是军事的观点，基欧汉和奈认为，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下，军事力量并不总是被当作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手段[3]。
其次，回答了权力的来源问题。金德尔伯格和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4]认为，70年代世界经济的萧条与美国霸权的衰退有关，这一分析为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转化搭建了渠道；而苏珊・斯特兰奇的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5]，则建立权力结构模型，进一步探讨经济要素与权力要素之间的联系。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试图分析世界机制与权力的关系，如依附理论提出“中心”与“边缘”的概念，分析资本主义体系“不等价交换”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6]；还有学者从国际机制的角度，分析跨国公司及区域制度如何对民族国家施加重要影响[7]。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把经济要素作为分析变量引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探索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但是，无论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论、依附论或权力结构论，都以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对立为前提，学者们重视的是政治和经济之间此消彼长的转换关系，而缺少对政治和经济互动关系的研究。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济视角，在这一阶段开始有所体现。这一视角侧重国际力量(主要是国际经济力量)与国内政治的相互关系。这一视角认为，国际经济环境是国家政策变化的首要或重要原因，国际经济制度对国内政治存在着重要影响。早在1972年，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就在《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艺术》中指出了跨国关系和跨国行为体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彼得・卡赞斯坦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8]中，把国际力量和国内政治结构结合起来。卡赞斯坦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他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奠定了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9]
不过，70年代开始出现的转型思考，直到90年代初，才逐渐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一方面的原因是早期政治经济学的惯性力量，作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分支，早期ipe的研究几乎完全采用iR的模式。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便是以iR的三个研究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ipe分类。尽管这一分类方法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顺利接轨，但同时也限制了学者们的研究思路。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整个七八十年代，国际环境的现实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苏联的解体和全球化浪潮的兴起，都是80年代末之后的事情。苏联的解体，使得传统的权力政治学、霸权稳定论逐渐失去了意义，而全球化浪潮又使得相互依存理论的解释力日渐苍白。
国际体系的经济权力分布、国际机制对国际环境的挑战，要求政治学者们必须倾注更多的精力关注经济领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ipe逐渐摆脱iR研究视角的束缚，而开始走上自身发展的路径。
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现实对ipe最直接的挑战，就是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全球化产生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开放经济政治(oep)问题，除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机制进一步确保全球统一的开放市场之外，游离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加入这一体系的要求。而研究开放经济政治，必须了解国内集团如何界定各自的物质利益(偏好)，这些利益(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机制所加强的。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研究方向：首先是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互动；其次是制度与利益的互动。
因此，ipe在90年代之后发生的转型，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这一时期的ipe研究，可以通过多种分类方法来概括。除了丽萨・马丁所提出的立体2x2框架之外，海伦・米尔纳从研究议题的角度对ipe的成果进行了归类[11]，同样摆脱了早期单纯研究政治与经济相互转换关系的窠臼，体现出ipe学者从政治与经济、国内与国际互动的角度进行思考。因此，如果对90年代以来的ipe理论进行作简单分类的话，可以概括成外力研究(全球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内因研究(国内政治制度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以及内外结合研究(国际和国内行为的政策选择)这三类。
1.外力研究――全球经济的国内政治后果
90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突破了国际层面研究的孤立性。在政治学视角影响下的早期ipe学者们，按照体系论把国际和国内分为两个层次，国际层次孤立于国内层次之外，并被视作后者的结果。而在经济学视角影响下的ipe学者们，把国际经济体系看成国内政治变化不可忽略的因素。
总的来说，外力对国内政治的影响的研究思路又可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类把国际市场一体化视作独立力量。国际市场一体化指的是“商品和服务贸易、生产的多国化以及金融资本流动”[9]，按照苏珊・斯特兰奇的分析，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是权力的来源，全球化的这三个特征正好具备权力转换的要素。在这一思路下，罗戈斯基提出国际贸易的变化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与分裂的假说[10]。他通过斯托珀-萨缪尔森模型分析指出，扩大贸易开放会增加国内丰富要素持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当国际贸易收缩时，获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长正好相反[11]。具体而言，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联盟的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某种(或某几种)资源如果多于其他国家，就具有竞争优势，扩大的国际贸易能使该资源的拥有者获利较多，他们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支持自由贸易；反之，掌握该资源的政治力量会倾向于贸易保护。
第二个方向是研究国际规则和条例的制度性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规则通常被定义为“一系列用来界定权力和义务的行为标准”[12]。90年代中后期开始加强的全球化，使得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等跨国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加。里斯-卡彭主编的《跨国关系找回来》[13]一书，正是这一研究方向的代表。而基欧汉和海伦・米尔纳主编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一书则提出，国际力量通过“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4]这三种途径影响国内政治。
2.内因研究――国内利益群体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
这一研究思路是90年代ipe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因袭古勒维奇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与外力研究的思路相似，在考察内因的时候，学者们同样从联系价格和国内制度两方面探讨国内利益群体[15]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国际经济一体化改变了国内政治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的机会成本，这些理性的国内行为体在全球经济条件下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政治联盟，从而影响了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
由内而外的思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取得了以下突破：①国内力量对国际力量存在“过滤”作用，而包括利益群体、国内政治结构等在内的中介环节是重要因素[16]；②国内力量的作用条件在于国内制度的变革。制度因素能减少或增加国际力量的影响力[17]，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家与弱政府-强社会的国家可能接受国际力量影响的速度和大小就不完全一致[18]；③国内力量的作用方式包括改变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19]。政治家、行政机构、执政党、官僚或立法机构都是ipe学者关注的行为体。特定的对外经济政策，总是使不同的国内行为体遭受不同程度的损益。行为体基于利益而重新结盟，改变或影响政策选择，对国家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
3.内外结合的研究思路――国际国内行为体的政策选择
除了上述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的两种思路外，90年代的ipe研究还出现了第三种思路：从国内力量和国外力量的互动入手，分析内外结合的交互影响。不过，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取得显著进展的，只有普特南的双层博弈理论[20]。
普特南建立了一个以国家谈判者为核心，以获胜集合为主要概念的理论框架。他认为，在国际谈判的同时，国内层面也在进行利益博弈。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国内支持程度――国内层次上支持者的权力分配、偏好以及可能形成的联盟；国内政治制度；国际层次谈判者的战略。因此，国际经济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时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两股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总的来说，双层博弈理论初步确立了国内与国际交互联系的框架，并引入了国际合作的国内政治经济基础思想。不过，这一理论所提供的只是简单的分析，与贸易、经济联盟等ipe理论之间也缺乏直接可转换的桥梁。
对ipe理论转型的几点评价
理论总是希望对现实世界的现象做出解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学者们从不同的路径去解释国际现象。90年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促使ipe发生了从政治学视角到经济学视角的巨大转型。国际化所导致的学术领域研究视角的转型，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确立了研究范式的独立地位。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研究领域。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ipe已经被确认为一个学科，但因为脱胎于国际关系学，早期ipe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理论，都继承自国际关系学领域。自从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ipe学者也以此确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21]。尽管这一框架具有简洁、实用的特色，而且与iR一脉相承，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这一框架使得许多ipe的研究成果无法纳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古勒维奇的“颠倒的第二种设想”。在早期ipe的框架下，古勒维奇的理论被归类入“马克思主义”研究[22]，原因在于古勒维奇提出了行为体的“物质利益”概念。
从90年代开始，有关经济利益、贸易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ipe理论中。ipe学者认识到，必须更关注经济领域；而经济学者也发现，研究经济政策必须加入政治因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ipe的研究范式突破了iR的领域，取得了相对独立的研究地位。
其次，拓展了ipe研究的边界。学者们注意到，除了研究范式外，早期ipe研究的议题也都属于国际关系领域。海伦・米尔纳归纳当时的ipe课题为[23]：①国家权力机关对经济工具的使用(相对于军事手段)；②霸权稳定和美国的衰落；③国内政治的角色；④依存与发展理论；⑤国际机制的重要性。而随着90年代ipe的转型，学术研究的边界不断得到拓展。早期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课题的研究热情逐渐衰退，第三个课题被拓展为“政治因素与经济发展的研究”；相互依存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化研究所取代；而国际机制则逐渐成为最重要的ipe研究内容之一。尽管对一些学者来说，早期的五个议题依旧具有长盛不衰的魅力，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点，事实上已经拓展为分析国际与国内层面的制度利益，这就为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理论范式打下了基础。
第三，需要进一步为打破研究壁垒而努力。不过，总的来说，尽管90年代以来的ipe转型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上都出现了巨大的突破，但是在缺乏简洁的研究框架指导的情况下，ipe的研究出现了多个“理论孤岛”。经济学家用政治学例子来验证自己的理论，政治学家用经济学模型来分析行为体利益，斯托珀-萨缪尔森模型和李嘉图-维纳模型之间的争论便在此例。前者认为要素是可流动的，而后者假定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两种不同的模型预测了不同的联盟模式和贸易政策。
因此，90年代以来ipe理论转型所带来的思考是，如何打破这些理论孤岛，为将不同研究路径的理论连接在一起而努力。例如，如何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加强国际与国际层面互动的分析；如何打破利益分析与制度分析之间的壁垒，而使之出现可沟通的桥梁。
注释：
[1]苏长和.跨国关系与国内政治：导读//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
[2]Helenmilner.ReflectionontheFieldof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michaelBrecherandFrankp.Harvey，eds.millennialRefelctionsoninternationalStudies.the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2002：623-636
[3]罗伯特・基欧汉.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5]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第二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6]andreGunderFrank.CapitalismandUnderdevelopmentinLatinamerica：HistoricalStudiesofChileandBrazil.Rev，ed.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69；转引自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85
[7]R.Vernon.Sovereigntyatbay：themultinationalspreadofUSenterprises.newYorkBasicBooks，1971
[8]peterKatzenstein.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DomesticStructures：ForeigneconomicpoliciesofadvancedindustrialState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1976，30：1-45
[9]GeoffreyGarrett.Globalmarketsandnationalpolitics：CollisionCourseorVirtuousCircle.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1998，52(4)：788
[10]RonaldmerceandCoalitions：HowtradeeffectsDomesticpolitical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9
[11]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7-52
[12]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2
[13]书中考察了跨国性规范和制度力量、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利益集团对国内结构变迁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了跨国行为体影响国家政策的两个中间变量――国内结构和国际制度。国内结构决定了跨国行为体参与政治系统并且组建政治联盟来改变政策的可能性和渠道；而国际制度的力量则受到双边协议、多边机制以及国际组织的约束。见：thomasRisse-Kappen.BringingtransnationalRelationsBackin：introduction//thomasRisse-Kappened.BringingtransnationalRelationsBackin：non-Stateactors，DomesticStructure，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5-7
[14]基欧汉和米尔纳通过对工业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比较分析，考察了国际贸易和流动国际资本市场的扩张所形成的跨国经济力量。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55
[15]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约翰・鲁杰就提出，被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国内社会力量是研究国际经济秩序变迁时不可忽视的变量。见：JohnG.Ruggie.internationalRegimes，transactions，andChange：embeddedLiberalisminthepostwareconomicorder//StephenD.Krasnered.internationalRegimes.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195-231
[16]杰弗里・弗里登的研究发现，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完全取决于美国国内两股政治力量的博弈，一股是以国务院和美联储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势力及其背后的华尔街大金融集团和出口产业，另一股是以商务部和国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势力及其背后遭到国际竞争威胁的制造业。前者要求扩大国际参与，承担国际责任；后者要求国内利益有限，坚持孤立主义。见：JeffreyFriden.SectorialConflictandU.S.Foreigneconomicpolicy，1914―1940.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1988，42(1)：60-90；安德鲁・考太尔和詹姆斯・戴维斯沿袭古勒维奇的研究思路，引入中介环节的分析方法，分析国内政治如何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国际力量的影响。他们所引入的中介环节包括行为体对国际制度的信仰、行为体的利益、国内政治结构等。见：andrewp.Cortell，Jamesw.DavisJr.HowDo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matter?theDomesticimpactofinternationalRulesandnorm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Dec.，1996，40(4)：451-478
[17]这些学者把总统制、议会制等比较政治学的概念和思考方法引入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伯恩哈德(Bernhared)和莱博朗(Leblang)对汇率制度安排的研究就是这种思路的典型
[18]杰弗里・弗里登，罗纳德・罗戈斯基.国际经济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分析性综述//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7
[19]thomasRisse-Kappen.BringingtransnationalRelationsBackin：introduction//thomasRisse-Kappened.BringingtransnationalRelationsBackin：non-Stateactors，DomesticStructure，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5-7
[20]普特南认为，在国家层次上，国内集团为了促使政府采纳有利自身的政策而对政府施压以寻求自身利益，政治家则通过在这些集团中建立联盟以保证权力。在国际层次上，一国政府会最大化自身满足国内压力的能力，同时最小化对外国发展的不利影响。只要国家是相互依赖并且是的，中央政策决策者就不能忽视这两个层次博弈中的任何一个。见：RobertD.putnam.DiplomacyandDomesticpolitics：theLogicoftwo-LevelGame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ummer1988，42(3)：427-460
[21]吉尔平从iR的研究范式出发，概括的ipe三种研究范式――以霸权稳定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以相互以来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以依附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至今仍是国内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经典分类。
政治经济学总结篇7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8-0001-02
从我国国情的实际情况出发，依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不断进行经济改革和创新，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仅限于学习表面，更要深入到实践中去。在当代，我们既要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内涵，同时在继承的过程中，对于其发展理论不能照搬照抄，对于不适用于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部分要进行改革探索，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一、改革开放的大胆经济实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立足于社会现实，从实际的经济发展情况出发。在我国当代，就是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结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经济改革，并且在改革实践的过程中，对于出现的一般性律进行总结，对提炼出来的结论再做进一步提升。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益探索，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实践基础，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进行探索，将市场经济体制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并且不断实践与发展，形成我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邓小平是对这一经济理论的有力实践者。他提出，在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之上，有计划地实行市场经经济。这是适应了我国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是邓小平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提出创新性经济发展理论，这种创新性发展，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改革创新，经实践发展证明，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一次成功的实践之后，我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进一步改革，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的调控作用，直到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我国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2]。
在一系列改革与实践过程中，就改革主要讨论的是究竟是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的计划经济，还是根据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自动调节的问题，如何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究竟谁起决定性作用。发挥政府的作用与发挥市场经济的杠杆作用，看起来似乎是一对不可调和的冲突关系，实则不然，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排除政府的作用；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也并不排除市场经济的作用。无论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还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这么多的实践，我们不难得出，如果单纯依靠市场经济，或者是单纯依靠政府调控，其弊端显露无疑，只有将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有效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指导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性的发展，是经过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体现。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探索与发展
目前我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与发展，都是在我国基本国情基础上做出的进一步探索与发展。在当代，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科学理性地对待基本原理，另一方面是根据国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与发展。要想做到科学理性的对待，就要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充分分析的基础上，分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哪一部分是必须长期坚持不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时代局限性，在当代哪一部分基本原理不适合新的国情，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哪一部分的论述不能生搬硬套。
三、全面构建小康社会
曾多次提出，在当代，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实践与探索，在坚持其基本原理与方法论的同时，要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基础，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用理论指导社会经济发展，同时，在实践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丰富和完善理论。在当代，对于其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全面构建小康社会上，在充分把握当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后，稳中求变，随时应对来自国际或者是国内的经济变化形势，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步的增长。我国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利益、求发展，在当代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与探索，其根本目标就是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全面构建小康社会。为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要坚持发展公有制经济，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其中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保证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的地位[3]。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提高劳动生产率，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发展的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其次，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坚持辩证统一，深化改革，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势。
最后，根据时展的要求，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由过去的“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方向发展。扶持新型工业的发展，促进农业向现代化发展方向迈进，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构建小康社会，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充分利用好国际市场资源，以寻找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抵御国际经济发展带来的风险。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形成系统完善的体系，对于我国政治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当今时代，应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基础，与我国经济实际发展特点相结合，完善和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以不断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丰富马克思理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宇.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时代――学习关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论述[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6，（4）：9-11.
政治经济学总结篇8
构建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学科理论体系，不仅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任务，更是中国政治学界的任务。正如邓小平所讲：“经济建设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这是在解读中国经济发展时需要具有的独特视角和立场。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优势
中国经济的优势不能仅仅在狭义的经济领域去寻找，而应到广义的政治领域中去寻找。最明显不过的事实是，哪个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能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执着于国家的经济建设。这在具有竞争性政党体制和权力分立的国家制度框架内，是不可想象的。又有哪个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能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这样，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这在以选举作为民主真谛的国家政治中是不可想象的。在那里获取选票是真，代表某个阶级和集团利益也是真，但代表最广大的人民利益，就很难做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能一心一意为最广大人民利益而奋斗，这是中国经济所具有的独特政治优势。
当然，把经济建设作为最大的政治问题来看待，这在许多西方人那里就很难理解。在他们看来，经济和市场行为应该是纯粹的公民社会的私事，即使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必要干预也是建立在“市场失灵”的前提下的，还要避免“政府失灵”的问题，怎么能成为执政党和政府殚精竭虑必须做好的头等大事呢？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党的主要功能是使政策更加代表民意，使公民的授权行为更集中和符合法制；政府的主要功能是通过消极或积极行为使人权得到法制和行政保障。即使是公共事务，为了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也要充分利用社会组织资源，以管得少和管得好为政府追求的目标。一句话，经济就是经济，政治就是政治，两个领域的事务不能混淆。这是西方学者难以理解中国经济的根本认识误区。
进一步讲，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优势除了中国政治因素之外，还与中国特有的文化相联系。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信奉科学社会主义，正是这种政治和文化上的独特优势，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发展潜能和长久不衰的动力。总有一些人，不愿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解读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的改革开放，而宁愿把它理解为单纯的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开放。而事实上，这种理解的偏差不仅会直接导致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且会对正确构建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产生巨大的阻碍。人类近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证明，创造某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奇迹的国家和地区，往往与这样一些因素有关：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稳定的符合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民众对发展经济的渴望、和平交往的周边环境等。这些因素无一不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如何评价中国的政治发展
有些人单纯从狭义的政治观出发，甚至从某一些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出发，依此认为中国的政治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中国的经济建设值得大大肯定，中国的政治建设却应受到大大的批评。这样的一种政治观和学科立场也是无法搞懂中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一政治任务，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伟大的成就，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最大最根本的政治问题上搞得很好，在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经济发展问题上，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打了一场漂亮的持久战。
中国的政治建设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自身的逻辑。其中有三点基本经验值得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一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所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要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深化。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提出什么变革要求，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建设就要通过改革和变化满足这些要求，而不是脱离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另搞一套。
二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是为了巩固、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是人民民主。这种民主以最终实现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为宗旨，以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相结合为本质特征，以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建设为实践路径，以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作为第一目标。
三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过程，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宏观政治制度框架不变下的制度发展和制度创新过程，是一个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特点和优势，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丰富民主实现形式的过程中，把中国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推向新的发展阶段的过程。
中国政治的发展有自己内在的逻辑
政治经济学总结篇9
7月8日上午在京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听取专家学者意见和建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指出，当前经济运行基本平稳，符合预期和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经济基本面和社会大局基本稳定，金融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的进展，但经济走势仍然分化，新旧发展动力的转换需要一个过程，新动力的成长势头正在加快。从趋势看，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从经济运行看，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更加明显，必须坚定信心、增强定力，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的经济结构，强化新的发展动力。
强调，宏观经济政策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适度扩大总需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有力、有度、有效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引导好发展预期，用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社会预期，用重大改革举措落地增强发展信心。
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
指出，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下，要实现更好发展，必须更好分析形势和环境，更好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变化，更好把握宏观经济大势，更好应对挑战。为此，要加快培养造就国际一流的经济学家、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养成问计于专家学者的习惯，调动专家学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用好、用活智力资源。对专家学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的要积极采纳。专家学者要立足国情、深入调研，着力研究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注重从客观经济事实出发，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及规律，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研究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
政治经济学总结篇10
下面，我讲几点体会。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继承历史上经济学特别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成果，通过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深入研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列宁把政治经济学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
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论断是武断的，也是错误的。远的不说，就从国际金融危机来看，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低迷、失业问题严重、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少西方学者也在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论》，借以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去年，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撰写的《21世纪资本论》，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讨论。他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他的分析主要是从分配领域进行的，没有过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但得出的结论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毛泽东同志先后4次集中研读《资本论》，多次主持专题研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强调“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后，邓小平同志评价说：“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30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们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认识，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现在，在风云变幻的世界经济大潮中，能不能驾驭好我国经济这艘大船，是对我们党的重大考验。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在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鲜明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
第二，坚持新的发展理念。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方面發生的新变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树立和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深入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观点是相通的。比如，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社会“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同时，这五大发展理念也是对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我们要坚持用新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
第三，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我们也要十分明确，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
第四，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分配决定于生产，又反作用于生产，“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種分配方式”。从我国实际出发，我们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安排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有利于实现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主要是收入差距拉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较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对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
第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
第六，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社会最终将从各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现在，我国同世界的联系空前紧密，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世界经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我们不可能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要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同时，我们要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这其中有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