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的理解篇1
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逆反心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3―0137―04
“逆反心理”是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常常会遇到的一种心理现象。这种心理一旦产生就会极大地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顺利展开，削弱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Ⅲ高校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根据《规划纲要》的要求，切实把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一项重大课题，积极预防和克服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逆反心理”，努力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逆反心理及其表现形式
在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一些老师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对一些理论，老师越是强调，学生越是不以为然；老师越是表扬某个典型，越是有人不买账而故意疏远；越是批评某人所犯的错误，反而引起一些学生的推崇和争相模仿；越是不准干的事，越是有人偏要做，如此等等。这些与常理背道而驰、以反常的心态处理问题的态度和行为，就是我们常说的“逆反心理”。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逆反心理指的是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受教育者因自身固有的认知结构与教育者所传递的认知信息相矛盾，进而产生的与一般常态教育要求相背离的独立情绪和态度反应。这一心理的存在不仅会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效果大打折扣，而且还会影响到青年大学生的人格社会化进程和心理健康发展。目前，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青年大学生表现出的逆反心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存在抵触心理。具体表现为受教育者对各种政治学习和教育活动存在厌烦、冷漠和反感情绪。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唱高调、讲空话，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学不学无所谓，听不听没关系。
第二，对思政教育所提倡和鼓励的内容不以为然甚至有时故意反其道而为之。具体表现为对学校所提倡的偏不践行，而对学校所不提倡、不允许的东西却偏偏去“尝试”和“对着干”。
第三，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表现出敏感与对立情绪。具体表现为常常对外界刺激异常敏感，对来自领导、教师、同学、家长的热心帮助，总有一种心理上的对立和反感，往往要拧着劲、对着干。
逆反心理一旦产生，就会极大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严重削弱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因此，研究逆反心理产生的原因，进而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就成为摆在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大学生逆反心理形成原因
逆反心理的产生是由主客观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来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造成大学生逆反心理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因素
首先，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本身更新滞后，未能做到与时俱进。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逐渐呈现出来，例如分配失衡问题、贫富差距问题、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必然会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各种影响，引发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无产阶级的先进性、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正确性等问题的重新思考。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这些问题做出正确而科学的回答是时展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然而，目前我们有些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却未能做到及时更新，个别教育内容甚至严重滞后于时代，教师运用这些理论对现实理论和热点问题的解答也多停留于理论分析和口号上，难以深入实质，无法让人心服口服，其结果不仅会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有时甚至会使学生真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体主义的正确性等问题产生怀疑。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手段、时机运用不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做人的思想工作，而大学生的思想是非常活跃且富于变化的。不同特点的受教育者、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问题，应该选择运用不同的、有针对性的方法进行教育，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即使是对于应该接受的信息，由于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引导时机、方法和场合的不当，受教育者也会“紧闭心扉”，予以抵制。而在实际工作中，有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方法仍停留在强制性单向“灌输”的阶段，对学生进行“满堂灌”、“填鸭式”教学，不注意根据学生的兴趣和关注点调整教育方法和引导手段，不但无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而且造成了学生的反感与抵触。个别老师在教育过程中专注于用某些“大道理”规训学生，空洞的说教多于启发，严厉指责多于耐心疏导，这种颐指气使的方法不仅无助于学生接受教育信息，反而使他们产生对立情绪，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逆反心理。
再次，思想政治教育体制中某些机制僵化有待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设置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与思想品德修养，培养其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作为提升自身政治素质、道德修养的必要手段，思想政治理论课本应成为大学生“心向往之”的一门课程，但由于思想政治教育体制中存在的若干机制的僵化不完善，使思想政治教育背离了其原本的目的与旨归，也使学生丧失了对思想政治教育课的兴趣。比如长期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考核机制都是通过统一考试，依据分数来判断学生的政治及道德水平，虽然这种外在的强制性机制是促进学习效果的一种重要手段，但单纯的强调外部机制的强制性反而会对学生主观的学习动机产生损害，学生往往错误的认为，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目的就是为了拿学分，与自身素质的提升关系不大，久而久之，自然会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漠不关心，产生厌烦情绪。
最后，少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素质有限，难以做到为人师表。从根本上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要教给学生道德知识，更是要让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践行其所接受的道德知识。这一目的决定了思政工作者不仅应是道德知识的传授者，更应以身作则地教会学生在社会现实中如何实现道德要求。这就要求思政工作者不仅要具备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具备心理学、伦理学、领导科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知识，而且还要在日常的生活中严于律己，身体力行，成为道德实践的榜样与楷模。如此才能有足够的人格魅力感化学生，引导学生进步。而从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现状来看，仍有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缺乏系统的专业训练，理论素养和专业能力不足，在
进行思想教育时，缺乏理论性和艺术性，不能有效地解决学生思想中的疑难问题；个别老师言行不一，宽于待己严于律人，不能得到学生的信任与尊重；有的老师处理问题方法简单手段粗暴，常常伤害学生的人格自尊。这样的教育无疑会引起学生的对立情绪，引发逆反心理。
2．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
心理是对客观环境的反映，青年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逆反心理与社会环境中某些不良风气的影响也有密切的关系。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变革和体制转型之中，社会经济成分和利益格局多元分化，就业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日趋多样，生存情境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必然会对人们原有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伦理观念产生冲击。现在的青年学生不再像以往那样盲目崇拜权威、书本、传统，而更注重自身的需要与追求，课堂知识对学生的影响只具有相对而不再具有绝对意义。随着网络信息化的发展和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青年学生通过网络、社会传媒等渠道获得信息的比重日趋增加，而网络信息传播的“低门槛”以及大众媒体所追求的“轰动效应”，又使得大学生所获得的信息庞杂芜乱、良莠不齐，各种文化模式并存，这对他们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相应的法制建设也不健全，社会贫富分化、现象严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潮泛滥。这些社会不良现象经过网络和媒体的放大，同我们进行的正面思想教育内容形成强烈反差，这种反差必然对青年学生的思想产生巨大冲击，使世界观、人生观尚不成熟的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对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失去信任。
3．大学生自身主观因素
逆反心理的诱发往往与教育对象的人格特征有关，对于自尊心强烈的人来说，其诱发的可能性更大。青年大学生正处于人生中的“心理断乳期”，开始逐渐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和力量，意识到自己的独立地位和能力，自尊心和自我意识日益增强。他们希望能够自由地处理自己所遇到的各种人生问题，对来自家庭与学校的管理与约束往往产生抵触情绪。另外，这一时期的青年学生，智力活动中的批判意识在不断觉醒，思想上常常对周围任何事物都倾向于持批评态度，行动上也常常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性。加上缺乏实际生活的锻炼，社会阅历浅，人生观和心理情感还不稳定，导致他们很容易出现言行偏激，引发逆反心理。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逆反心理问题的解决策略
逆反心理的存在，极大地妨碍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解决逆反心理问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1．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设置要结合学生思想实际。回应社会现实所提出的各种新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教育人说服人，提高其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理论要说服人，不仅要科学准确，而且要能够帮助其解决实际问题。马克思曾说过：“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r3]因此，要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能够为学生所接受，首先就要准确把握学生的思想实际，弄清他们最为关心、最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以之为切入点，设置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才能受到学生的真正欢迎。
另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与时俱进，在理论上回应时展所提出的各种现实问题。针对学生所关心的社会问题以及所疑惑的社会现象，在实事求是地讲清楚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现实困难的基础上，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社会发展实际，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讲解，力争使内容充实、材料新颖，既有理论高度，又能为学生答疑解惑。
2．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提升思想政治教师的形象与综合素质
科学的教育方法是防止学生产生逆反心理的关键环节，为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必须改进教育方法。首先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投入感情因素，做到以情感人，以情动人。感情是心灵沟通的桥梁，研究表明，感情的深度与逆反心理的强度成反比，感情越深逆反心理就越少，教育效果就越好。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师一定要尊重学生的人格与尊严，在尊重、理解、关怀、激励的基础上开展工作，对学生在生活上关心，心理上疏导，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使双方在情感上产生互动，思想上产生共鸣。实践证明，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投入充分的情感和热情，以积极地态度真正实现尊重教育、关怀教育，就能增强教育工作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克服学生的逆反心理。另外，改进教育方法，还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善于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来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比如，利用互联网等信息科学发展的相关成果开展网络教学；借助认知心理学理论分析学生认知心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一个优秀的教师善于通过对学习、工作环境的积极设计创设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利情境，从而在最合适的时机、场合对学生进行教育，有效提升教育效果，克服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腻烦与抵触。
思想政治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其行为举止也完全处于学生的注视之下，正如列宁所说“教育者的一举一动都处在最严格的监督之下，世界上任何人也没有受着这样严格的监督。”可以说，思想政治教师是广大学生直观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窗口”，他们的形象直接关系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可信度。而思政教师的形象又是其道德品质、知识结构、心理素质等综合素质的外在反映。只有言行一致、知识渊博、情操高尚的思政教育者，才能得到学生的信服，而表里不一、不学无术的教师则很难得到学生的信任，其传播的知识也必然受到质疑。所以，思政教育者必须注意加强自身修养，时时注意“躬省自身”，检讨自己的行为，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处处以身作则，言行一致，真正做到“学为师范，行为世范。”同时，还要注意学习各个学科的新知识，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提高逻辑分析和语言表达能力，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做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据，使学生产生思想共鸣，心悦诚服的接受教育。
3．用科学的理论学说和思想观念引导大学生的思想，克服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逆反心理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指导思想，它为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有效地改造世界提供了最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引导学生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以及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对于学生增强政治信念，坚定政治方向，克服政治学习中的逆反心理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是帮助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使学生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看法来分析、处理问题，他们才能对我国当前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才能认清社会发展的主流和支流，对当前的社会形势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因此，一定要注意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导学生的思想，增强其政治理论素
养和社会分析能力，克服思想上的困惑和对社会现实的质疑，进而消除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逆反心理。
同时，依托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对大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公民道德基本教育，民主与法制教育、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理想，培育优良的品德，增强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其能够以积极地心态、持久的热情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消除心理上的抵触情绪。
4．提升大学生自身的心理素质，加强对大学生的心理引导和人格塑造
逆反心理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学生心理的．不成熟，要解决这一问题，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是必然途径。首先，要帮助学生正确而全面的认识自我，客观认识自己的能力与不足，通过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使其深刻体会到学校和老师的教育管理对其成长带来的帮助，消除对学校教育活动的抵触与对立。对于学生出现的问题，进行恰到好处的指引与教导，做到“教而不训”，“引而不发”，在不触伤学生自尊心的基础上完成教育任务。
另外，要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学生的心理适应能力、抗挫折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帮助其形成优良的个性心理品质。对心理脆弱、人格障碍和情绪极不稳定的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帮助其克服心理困难，顺利实现人格社会化；对于思想偏激、批判意识强烈的学生，要加强正面教育和耐心疏导，使其能够辩证的看待当前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与矛盾，对社会现实有一个正确而理性的认识。
同时，还要注意引导大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让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增长见识、启迪思维，消除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观偏见。大学生自身的素质提高了，政治思想基础好了，思想路线端正了，心理素质提升了，就能从根本上消除逆反心理产生的心理基础。
参考文献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eB／oL]．
[2010-07-29]．http：／／www．gov．ergjrzgt2010-07／29／eontent_1667143．htm．
[2]陈红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逆反心理新探[J]．思想理论
教育导刊，2006(9)：69．
[3]马克思．导言[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
社，2007．
教育政策的理解篇2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形势与政策课；形势政策教育；形势政策教育规格要求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2）05-0039-04
在今年“7·23”重要讲话中科学分析了当前我国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阐述了事关党和国家全局的若干重大问题，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未来发展趋势和一系列政策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党的十召开之后迫切需要在高校学生中加强形势政策教育，以便把青年学生的思想行为统一到党的重大思想理论和决策部署上来。那么，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目标和任务是什么？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如何在形势政策教育过程中进一步具体化，转化为培养大学生的政策水平和政治素质的基本规格要求或具体规格要求？这是目前学界没有具体探讨的问题。一些从事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教学的教师认为，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是一门特殊的课程，“要建构起适合这门课程特点的考查模式，必须科学地回答好‘考什么’和‘怎么考’这两个问题。”如果培养大学生的政策水平和政治素质的基本或具体规格要求不明确，就不知道考核什么。这既是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中面临的现实难题，也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探讨价值的课题。因此，本文在此加以初步探讨。
一、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目标和任务
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目标和任务是什么？学界对此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根本目标在于通过对形势的分析、政策的讲解、事件原因的剖析等，教育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形势观与政策观，帮助大学生增强对形势与政策的分析理解能力，正确认识国内国际形势，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增强其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使其自觉地珍惜和维护国家稳定的大局，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也有的学者认为，这是高校开设“形势与政策”课的“主要目的”。还有的学者认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目标包括三个层面，即以知识教育为基础、以能力培养为中心、以价值观实践为目的。”也有的学者将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目的区分为形势教育的目的和政策教育的目的。他们认为：“形势教育是以帮助人们了解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提高其思想自觉性为目的的教育活动；政策教育是以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教育内容的活动。”在上述看法中，学界的意见分歧还较大，还没有区分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目标与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目标；没有区分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和具体目标；对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目标的层次性和目的性也还需要具体探讨。
在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目标体系中有长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近期目标；有高层次目标、中间层次目标和较低层次目标；有总目标和分目标。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具有总体性、长期性和高层次性的特点，在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中发挥根本的导向作用、凝聚作用、激励作用和纠偏作用。所谓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是指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教育实践中贯穿于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个方面的长期的、高层次的总目标。只有确立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才能凝聚和调动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体系中的各种积极因素，纠正偏离轨道的形势政策教育教学行为，为高校对学生实施形势政策教育教学活动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因此，确立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必须反映国际形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以及学生的发展需求，并经受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和检验。因此，确立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的依据主要有：其一，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其二，学生政治素质发展的现状和需求。其三，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历史实践的依据。其四，制约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实施的现实条件。因此，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就是帮助高校学生树立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方向，使高校学生具有一定的政治和形势的认知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遵守政治法律规范、塑造良好的政治道德、树立崇高的政治理想，增强自觉抵制错误社会思潮和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通过提高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调动学生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里，根据党和国家关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互促进的目标要求，简而言之，高校学生的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就是根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和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所谓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具体目标是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的具体化，是指根据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指向，结合大学生政治素质发展的差异和个体特点，所确立的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近期的、较低一个层次的目标，具有个体针对性、短期性和具体性的特点。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具体目标又是普遍性与差异性、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从我国高等学校各级各类各专业学生的普遍性和共性要求来看，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具体目标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形势观与政策观，提高学生的形势判断能力，促进学生对于党和国家政策的认知和认同，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引导学生积极地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中。其中前四个方面主要是将社会对于形势和政策的一些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通过形势与政策课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将这些内容内化为个人的意识和动机，属于内化阶段；后一方面则是促使学生将个体的意识和动机转化为良好的行动和习惯，属于外化阶段。
从理论上看，探讨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任务，必须明确党和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以及高校学生世界观与政治观、形势观与政策观发展的特点和面临的突出问题，按照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目标来确定。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长期任务或根本任务是教育者要从高校学生认识形势和认同政策的特点和规律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政治观、形势观和政策观及其方法论原则，针对高校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面临的现实问题，帮助高校学生认清国际国内形势，明确党和国家的任务，教育和引导学生全面准确地理解党和国家的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促进学生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心和社会责任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发学习，健康成长。这是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过程的长期任务，是教育者开展形势政策教育的长期职责，也是大学生学习形势与政策的需求，是大学生接受形势政策教育的责任。当前，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首要任务是用党的十精神武装青年学生的头脑，即在青年学生中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开展党的十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正确判断和党的十所确立的大政方针政策的教育教学，将学生的思想行为统一到党的十所确定的思想理论和决策部署上来。
二、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基本规格要求的含义和依据
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目标（包括根本目标和具体目标）要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考评性，必须进一步把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目标内容细化为基本的或具体的规格。因此，所谓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基本规格要求是指高等学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教学的具体培养要求，是根据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目标和任务的导向，对学生在形势判断能力和政策水平以及政治素质方面所要达到的培养规格要求。
在教育学中，各级各类学校、各专业的具体培养要求，是“在教育总目标指导下，根据各级各类学校、各专业所担负的任务和学生年龄、文化知识水平而提出。”在高等教育中，各个专业都有培养目标和规格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的各门课程也制定教育教学要求。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教学既对教师开展形势政策教育教学提出基本要求，也对学生学习形势与政策课程提出基本要求。这些规定为研究和制定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培养规格要求提供了基本依据。例如，1988年5月24日，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的《意见》中，规定教师要服从形势与政策课程性质、任务规定的基本要求。“要从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需要和现实问题出发，不片面追求内容上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要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选定教学内容，注重针对性和现实性，“力求通过回答问题使学生掌握分析、认识形势与政策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这个《意见》对学生的考核要求是：“主要考核学生对形势的认识和对政策的理解。”这是新时期对学生明确提出的规格要求。此后，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96年10月颁发的《意见》中，对教师教学的基本要求是：“教学要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密切结合省（市、区）情、国情和国内外大事，充分运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丰富生动的实践，回答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教学中要突出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教育，引导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形势，从总体上把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而对学生的考核要求是：“与学生德育考评相结合，主要考核学生对形势的认识和对政策的理解。”[11]这里，对教师和学生均提出了教育教学的规格要求。2004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颁发的《通知》中，对教师进一步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这就是说，不仅要求教师在实施教育教学过程中要“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思想特点，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教育和引导学生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而且要求教师加强教育教学的研究，“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形势观和政策观等基本理论、基本观点，研究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密切关注国内外大事，及时准确把握动态，不断增强教育教学的敏锐性和时效性。”[12]而对学生学习形势与政策的考核要求仍然是：“要充分考虑到本课特点，主要考核学生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和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13]这里，党组织职能部门和政府部门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已经非常明确。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组织和政府部门对形势政策教育者即教师的基本要求比对学生学习形势政策的基本要求要高。学生学习形势政策的基本规格要求二十多年来一直定位在对形势的认识能力和对政策的理解能力。而对形势政策教育者即教师的基本要求是：不仅要有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力和对政策的理解能力，而且要系统研究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形势观和政策观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不仅要熟练掌握党和政府对形势的判断结论，熟练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体系，而且要善于研究和把握教育教学对象——学生形势观和政策观形成和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增强教育教学的敏锐性和针对性。
三、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基本规格要求的层次递进性
根据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目标和任务的阐述，以及对改革开放新时期高校实施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教学的经验，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具体规格要求是：教师要帮助学生在掌握形势与政策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努力促进学生掌握认识形势和理解政策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而掌握认识形势和理解政策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形势观和政策观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掌握。这是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形势政策知识和能力方面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还有进一步的、也是更为重要的基本要求就是正确认识形势，理解和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考核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在政治方向、政治行为方面的基本要求。同时，对教育者的要求高于对受教育者的要求。见图1：高校形势政策教育的规格要求内容示意图和图2：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规格要求之政策水平上升示意图。下面对此进行具体阐述。
其一，政治知识要求：掌握形势与政策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高校学生的形势政策教育在形势政策知识方面的基本规格要求是教师要帮助学生掌握形势与政策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这些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包括形势的内涵、特征和类型，形势的基本理论；政策的实质、特点和功能，政策体系和政策过程的基本理论；形势与政策的辩证关系原理。这是对学生的基本培养规格要求。对教师而言，还必须掌握形势教育和政策教育的辩证关系，形势政策教育的内涵和实质、地位和作用，形势政策教育的层次结构。教师还要掌握形势政策教育的特点、意义和历史发展等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掌握形势与政策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是提高其政治能力、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从对形势政策课程教师的培训要求和对学生考核的规格要求来看，首先必须考核教师和学生在有关形势与政策等政治知识方面的认知广度、深度和运用程度。这里对教师的要求高于对学生的要求。
其二，政治能力要求：掌握认识形势和理解政策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在政治能力方面的规格要求是掌握认识形势和理解政策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其别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政治观、形势观和政策观。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政治观、形势观和政策观是认识形势和理解政策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集中体现，是保证教师和学生提高形势政策能力和政治能力的指南。其中，正确的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中国工人阶级的立场、中国人民的立场。此外，还要站在中华民族及其国家的立场上认识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
其三，政治方向和政治行为要求：正确认识形势，理解和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在政治方向和政治行为方面的规格要求是在正确认识国际国内形势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具体形势的基础上，理解和拥护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中，又区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纲领和方针，其中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包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谐社会以及生态文明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方面的主要方针。这个层次是属于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层次。教师和学生必须首先掌握或熟练掌握。另一个比较具体的层次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具体政策体系，包括经济政策、政治政策、文化政策、社会政策、科技教育政策、国防政策和外交政策等。这些具体政策对学生而言，要求在了解和理解的基础上还要在行动上认同并贯彻执行。对教师而言，不仅要求比较熟悉，而且要求在形势政策教育教学过程中能够联系实际加以灵活运用。所谓拥护党的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就是要求学生和教师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产生认知认同、理性认同、情感认同、行为认同，也就是在实践中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信念。
综上所述，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基本培养规格要求是包括了政治知识、政治能力、政治方向和政治行为方面的综合性要求，是对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目标和任务的具体化，是确立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内容结构的依据，也是培养教师和考核学生的基本依据。
参考文献
[1].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奋勇前进[n].人民日报，2012-7-24（01）.
[2]黄苏飞.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创新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69.
[3]付红梅，张录平.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基础理论教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3.
[4]贵编.形势与政策[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09：11.
[5]俞海洛主编.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方法论教程[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1.
[6]李明主编.形势与政策[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1.
[7]邱伟光，张耀灿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82-183.
[8]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教育大辞典（第一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60.
教育政策的理解篇3
关键词：教育政策研究；本土化
一、当前中国教育政策研究中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改革的历史就是教育政策周期性变更的过程，也是教育政策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的过程。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发展，教育政策研究越来越成为教育研究中的热点。但从呈现出来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现状来看，其繁荣的背后，存在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1.教育政策研究中引进了太多的西方理论和概念，导致政策理念模糊
应该说在中国刚刚开始市场经济改革，教育发展需要新的理论和模式的时候，学习发达国家成功的改革经验对于我国教育改革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但随着引进的概念和理论的繁多，而且缺少对那些貌似相同的政策模式进行组致的区分，以及对实行此种政策所需要的条件进行详尽和细致的分析，导致教育政策理念混乱。比如“教育券”政策，就存在多种形式，英国、美国、哥伦比亚、以色列等世界许多国家都在一定的范围内实行“教育券”政策，但这些国家设计这些模式的最初理念和目标并不相同，有些甚至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究竟需要哪一种，可以在多大的范围内推行，能否解决当前中国教育中的问题，在中国基础教育领域，目前最重要的是效率问题还是公平问题，等等，“教育券”政策研究中对这些关键性的问题似乎并没有给予很好的回答。
2.教育政策在研究范围上太多地关注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经济改革日益与世界接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模式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这种趋势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有增无减。与其相应的是，教育领域内的很多改革也走上了与发达国家接轨的路径，教育政策研究的思维总跳不出发达国家的框架，一直在欧美日的圈子中循环，而对国内以及与中国经济发展程度接近的国家的教育发展关注的远远不够。
3.教育政策在价值和目标上长期带有城市或精英倾向，忽略了对农村和广大弱势群体的应有关注
由于受西方发达国家教育政策模式的影响，诸多教育政策设计偏离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事实和目标，在价值观念上带有极为明显的城市或精英取向，农村和社会弱势群体没有广泛地进入教育政策研究的视野，造成了转型时期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各级学校之间教育发展的巨大裂痕。
4.教育政策研究经常陷入伪问题的误区
由于偏重对发达国家教育政策实践的探索，许多问题实际上对中国教育来说根本没有意义，也就是说在中国当前的教育实践中根本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但教育政策研究中常常把这些问题当成中国教育中的问题来研究。如美国中小学择校问题。美国的择校是在学校类型的多样化和学校地位相对平等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竞争和效率问题。而中国则不同，中小学学校形式单一，而且有重点与非重点或示范与非示范之分，学校之间的地位十分不平等，发展极不平衡，学生根本不可能在所有学校之间进行自由选择。因此，中国的择校和美国的择校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如果以美国解决择校问题的策略来解决中国择校中的问题，其政策后果是不可估量的。当前，在中国教育政策研究中有不少都是沿着西方国家的问题思路讨论中国的问题，陷入了伪问题的误区，它的直接后果是中国教育实践中的真正问题被遮蔽了。
5.许多教育政策研究成果适用性不强，成为现实中教育政策失灵的一个主要因素
随着教育政策成为教育研究的热点，有相当多数的成果对实践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比如民办教育政策，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但与研究的投入和成果的总量相比，像这样具有明显的政策成效的研究成果毕竟是不多的，很多教育政策研究成果由于其强烈的“空中楼阁”的特征而无法应用到中国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去，变成可以操作的策略和模式。
二、本土化与中国教育政策研究
造成中国教育政策研究中产生如此之多的问题有着十分复杂的背景和因素，但最为根本的原因是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践，一句话，就是本土化研究的严重不足。
那么，何谓本土化？就概念而言，本土化是与全球化相对应的。20世纪末，随着世界各国经济贸易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突出，它一方面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经济交往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超越了地理界限不断拓展。它促使许多后发性国家走上了模仿西方发展模式的道路，但这种模仿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经济增长的成效，却并没有解决这些国家所固有的社会问题，与其相反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的境地，如拉美国家的贫富差距的拉大，东南亚国家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等。在此背景下，许多国家开始了对自身发展战略的检视，纷纷强调构建符合本国实践的发展模式，从而揭开了“本土化”研究的序幕。它要求研究者必须立足于本国实践，学会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模式。
自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在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过程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与此相应，教育政策也开始了向西方发达国家寻求先进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的过程，力求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体制。于是，教育政策研究者以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教育政策经验和模式为基本任务，以谈论西方发达国家教育发展状况为荣耀，以推行西方化的教育改革为旨归，张扬研究者的国际意识，急于表露其与世界接轨（严格说来是与欧美接轨）的心态，导致“本土化”研究严重“贫血”，其结果是研究者既不清楚中国教育实践中的政策问题，也没有找到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有效策略，而更为严重的是，在国际教育政策研究的交流中，处于失语和被边缘化的境地，没有能力创造自己的话语体系，进而失去了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平等对话的可能。
教育政策研究在中国本来就是一种“舶来品”，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全世界日益呼唤科学决策和公共政策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的背景下产生的，因而，从一开始就带有“学科殖民化”的特点，这种“学科殖民化”使中国教育政策研究存在着诸多先天性不足，缺乏对中国教育实践的关怀精神、不能对教育现象提供足以令人信服的解释和可行而有效的教育改革方案。尤其是在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因素错综复杂，交互作用，教育政策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在这样的情况下，教育政策迫切需要本土化的研究。比如，近年来国内改革中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倡导，我们并不怀疑新自由主义在某些方面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它也确实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提供了不少思路，但同时应该注意到的是新自由主义产生于西方政治和文化土壤，它在西方发达国家教育改革中之所以会获得成功而倍受青睐，是因为这些国家大多都经过了发育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而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因此，新自由主义对于中国的教育改革来说，并非灵丹妙药。在这方面，拉美国家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前车之鉴。
强调教育政策研究的本土化也是由教育政策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第一，与一般教育研究不同的是，教育政策研究更多的是现实取向的，从问题出发，以解决问题为旨归；第二，教育政策必须可以还原为在某一个具体的环境中可以操作的措施；第三，任何一项教育政策的实行除了受到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以外，还受到本国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制约。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教育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本土化，而不是全球化的问题。
三、如何实现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本土化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13亿人口和几百万或几千万人口是不同的量级，因此，很多事物的通行发展规则，放在13亿人口的基数上都会发生新的变化，对一个人口小国来说的辉煌成就，除上13亿人口也许算不上什么，而任何微小差误乘上13亿人口，可能就是大大的问题，所以，许多国外专家都发现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那些被认为是很好的，在其他国家已经被证明了的理论和模式，在中国却行不通，而那些被认为根本不可能使用的理论和政策在中国却运行得很好，这就是中国的特殊性，提倡教育政策研究的本土化就是要教育政策研究者密切关注中国的这种特殊性，那么，如何实现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本土化呢？
1.消除教育政策研究中的“崇洋”心理，培养政策研究者的本土意识
当前，不仅在中国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研究领域，整个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差不多都在使用西方的研究框架、概念系统、话语方式，似乎只有用西方的理论才能发展和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研究者这种“崇洋”心理的养成，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对待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的表现，其原因在于研究者“本土意识”的缺乏。而要消除政策研究者的“崇洋心理”，培养本土意识，则应该使研究者认识到以下三个重要方面。一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历经千年的断续交往中，相互之间都曾经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在“东学西渐”过程中一度领先于西方的高度发达的东方文化曾经对西方产生了强有力的推动，许多所谓国外先进理论和模式在中国很早以前就已经充分地论述过和实践过。比如西方盛行的文官制度、科层制管理思想、现代考试制度等。二是中国的教育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传统和路径，在解决教育问题上，我们自己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比如在义务教育领域，我国没有采取西方的那一套发展义务教育的政策模式，但却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有些西方国家用100多年时间才获得的成就。三是教育发展具有有别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教育更容易表现出对本国政治和文化传统的继承和依赖，这说明即使将来我们建成了与经济发达国家相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教育发展也不可能有雷同的模式。在这方面日本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日本在明治初期，西化派的思想曾经占据了上风，1872年颁布的带有极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色彩的“学制”与日本的天皇体制发生了剧烈冲突；1881年森有礼任第一代文部大臣，推行国家主义教育方针，以强化明治政权为最高原则，吸取西方的伦理之长从而形成一种与天皇制新阶段相适应的混合儒教伦理体系，推动了日本教育的大发展。
2.培养教育政策研究者的实践关怀精神和“中国问题”的意识
首先，对于教育政策研究者来说，无论你研究哪一个国家的教育，无论你研究怎样先进的政策模式，你最终都需要有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还原为中国教育实践的意识和勇气。因此，作为教育政策研究者，你首先必须回到中国的教育现实中来，这就需要每一个教育政策研究者都必须有一种强烈的实践关怀精神，把教育政策研究与中国教育实践结合起来。比如，研究中国教育经费问题，你就必须到中国教育经费的真正的运行状况中去发现问题，否则，你就不可能提出有意义、可以操作的政策模式。
其次，研究者一定要有强烈的“中国问题”的意识。发展如此不平衡的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遇到了许多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如庞大的转移人口所带来的流动人口子女和留守子女的受教育问题、转型时期的巨大的城乡教育差距问题等。因此，我们只能依靠自己在解决这些问题中不断探索出成功的经验。
3.建立本土化的教育政策研究方法体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任何一种研究都必须依靠科学的研究方法。教育政策研究的本土化还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化和价值层面上，更重要的是需要建立一种本土化的研究方法体系，突破西方的研究范式对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规制，形成自己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独特方式。此外，建立本土化的研究方法体系还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上，政策研究者还应该有一种本土方法论的意识和追求，因为，忽视了方法论，就有可能造成具体方法使用上的偏差，使方法失去方向，最终达不到应有的政策效果。
4.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处理本土化与向外借鉴的关系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选择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价值基础上的，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是教育政策制定者在自身价值判断基础上所做出的一种集体选择。它蕴涵着政策制定者对于政策的期望或价值追求，体现了政策系统的某种价值偏好，表达着教育政策追求的目的与价值。教育政策研究本土化的缺乏与长期以来缺乏一个正确的价值引导有着极为深刻的关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就是要求教育政策研究者协调中国实践和“外国经验”之间的联系，强调教育政策研究要着眼于中国教育实践，研究中国教育中的现实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策略，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要关起对外交流的大门，在一种封闭的环境中自说自话，其目的不是要创造一系列相互毫无关联的体系，它一方面要发现中国社会的不同之处，发展出一种更适宜解释中国社会的理论，但同时又应该包含一体化的旨趣，包含促进不同理论体系与社会的对话，加强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相互理解的旨趣。本土化不能走向一个极端，完全抛掉一体化的旨趣，一味地循着寻找新的完全同西方理论无关的概念的路子走，从而造成一种无法同西方的学者进行对话的局面。研究的本土化如果带来封闭化，同样会限制中国的学者对世界理论发展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古盛丽。中国教育学研究的问题转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学发展的新生长点[J].教育研究，2004，(4);“准市场”机制理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择校改革实践[J].比较教育研究，2003，(6).
[2]李培林。科学发展观的“中国经验”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04，(6).
[3]张瑞播，王承绪。中外比较教育史纲（古代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教育政策的理解篇4
摘要：通过对于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作用及现状分析，总结了目前形势与政策教学中的五个矛盾，分析了五个矛盾存在的原因，提出了合理、有效的解决方式，增强了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效果。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各高校都开设了形势与政策教学课，在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理想、信念以及客观、正确认识国内外现状取得了显著效果。但在形势与政策教学过程其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急待解决。
一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作用
1形势与政策课是培养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形势与政策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加强和改进形势与政策课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丰富课堂的教学内容、活跃形势与政策课授课方式，来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参与性，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2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德育工作的需要
“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包含形势与政策两大部分：形势是国际和国内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态势；政策是党和国家为实现一定时期的目标和任务而制定的行为准则。政策的制定要以国内外形势为客观依据。而形势的发展变化必然导致政策的相应调整。身处在不断变革时代的大学生，从客观方面看，没有对形势和政策的准确把握和理解，没有心怀祖国、胸装天下的视野，就有可能走弯路、错路甚至于死路。同时要想成才立业是非常困难的。
高等院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人才培养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党中央提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要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面临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面对新形势、新情况，要求高校，培养的人才必须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必须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脚踏实地、情系人民，这必然要求大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需要高校将形势与政策课程真正融入人才培养过程，加强形势与政策教育与人才培养的紧密结合。同时，形势与政策课的设置，就是为了使大学生客观、正确理解国家方针、政策，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这也是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强化学生德育工作，即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德育为先，全面发展的思想。
3形势与政策课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
当今社会，面对竞争、压力和各种复杂环境，以及社会多元化的价值观与人生观的挑战，很多大学生都显得无所适从甚至惊慌失措，因此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开设就显得尤为重要。把形势与政策课与专业知识有效的结合不仅提高了对专业知识了理解，把形势与政策课与人才培养和大学生成长成才结合起来，即增强了学生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关注，也通过对国内国际形势的理论，正确、客观地分析自身的优缺点，增强自身的责任感、紧迫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通过对形势与政策课的学习，能把自身的专业知识等在此过程中并得到锻炼，提出自身的独特见解，增强了能力，提高了政治敏感度，发散思维，也侧面地促进了专业知识的学习，还提高了思想道德修养。
二形势与政策课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1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内容与深入的理论指导之间的矛盾
在教学过程中，高校普遍存在根据本年的形势与政策课程指导体系，自身探索和总结形势与政策课程内容，这些内容准备从客观上讲缺乏深入的理论体系作为依据，特别是以科学发展的角度来深入的总结和分析；从主观上讲，由于自身缺乏对于理论的深入理解，特别是对于热点事件本身存在的历史和背景以及相联系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等方面的没有广泛的认识。因此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内容必须融会集体智慧，加深对于文体的分析。
2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环节与相关培训制度之间的矛盾
形势与政策课程突出一个“新”和“热”，对于这两个突出的特点，随着时间变化在不断的推陈出新，这将意味着必须有新的分析手段和方法来提炼出形势与政策课程内容关键点，然而对于普通高等学校而言，知识渊博的时事专家和理论大家相对缺乏，这必然导致问题分析不够深入和自身对于形势与政策理解的片面性，那么相关的培训制度变的尤为重要。
3课程设置与青年学生特点之间的矛盾
大学生对正确了解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深入分析社会生活中被广泛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具有极高的热情和求知欲，他们对“形势与政策”课怀有极高的期望。但从实际效果来看，由于一些学校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工作重视不够，对形势与政策教育对大学生的影响没有全面理解，因而没有作为重要的教学环节给予重视，而使教学没有固定的时间、没有进课程表、没有专职的教师队伍、没有考核，甚至作为必须课但不计学分或在教学、考核中轻描淡写。常常作为非课堂教学环节设置，最终往往流于形式，对学生根木不能起到应用的作用，不能引起青年学生的兴趣和关心。
4师资水平与研究层次之间的矛盾
形势与政策我们天天都在接触，它也天天都在发展变化，要把难点、热点、深层次问题讲好，教师需要做大量的实际研究比较，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与更新，这就需要教师能潜心钻研、与时俱进地充实教学内容。而从教学实践来看，“形势与政策”课被认为是，副课中的副课，往往由“两课”教师或学校行政工作人员“捎带”着兼任，由于地位上不受重视、教师精力上的局限及资料上的缺乏，导致教学内容脱离实际、空洞枯燥，这样的课学生当然不会喜欢。
5时势复杂变化与教育途径单一之间的矛盾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下，国际、国内形势变得异常复杂，而且时时刻刻都在多渠道、全方位地影响着青年大学生的思想。如何引导大学生在复杂的环境里正确认识形势，使他们无论而对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还是社会思潮涌动，都能够知行统一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一门大学问，难度非常大。但从应对复杂局势的措施来看，力度明显不够，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途径中主要是课堂教学，但教学方式单一，内容不够广，课堂不活跃j在教学的过程中，基本停留在教师讲解这一模式上，没有形成多渠道教学，而且常常是有学时无学分或者有学分缺学时，缺乏考核和质量评估体系。从而使得学生上课没有主动性，几乎全部都怀着一种“老师讲什么就做什么”的思想，老
师和学生的互动不够。同时，一部分教师也存在讲课的艺术性和生动性不强的情况，拿着书本和报纸杂志资料照本宣科，也就没有新鲜感和吸引力可言，课堂气氛比较沉闷，学生学习效果不佳。甚至在一些院校仅仅是通过几个讲座、几场时事报告会来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既缺乏针对性，又不能保证教育的普遍性和经常性，效果可想而知。
三
形势与政策课教育中存在问题的解决途径
1理论学习与建立灵活的培训机制相结合原则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及教师普遍存在三个现象：一是教师非专职现象；二是教师非专业现象；三是形势与政策课非正式现象。这就给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带来了几个弊端：一是对于理论分析不够深入，不能有效的结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及国内外环境，师生的学习仅限于书本，知识处于“夹生”状态；二是由于非专业的限制，使课堂教学缺乏广泛的知识性，使学生课堂教学不能处于良好的互动状态，影响课堂教学效果；三是由于对于课程认识不够深入，致使学生对于整个课堂教学环节没有足够的重视，从而影响了教学双方的效果。应当紧紧围绕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有重点，有中心，不要海阔天空，没有范围，其中心目的是更好的服务于形势与政策课教学。鉴于此，组织日常的理论学习和长效的培训机制，锻炼和培养一批专兼结合的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是解决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存在问题的根本。
2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形势与政策课涉及面广，应用理论较多，特别是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军事等等理论，而这些理论知识又是分析形势与政策的手段和方法。同时形势与政策课的实践性、针对性又非常强，在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中，必须紧紧围绕“新”和“热”结合实践及重要文件精神来讲，针对“形势热点”进行教育，坚持教育的时效性。一些大学生普遍关心的重要时事热点问题也需要上升到理论上去分析和认识，也就是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然而对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要体现在结合上，也就是说讲理论要通过实践检验，讲实践是从理论升华而来，理论知识中融入实践活动，实践活动中贯穿理论知识。实践主反映在形势方面，而理论则主要反映在政策方面。理论和实际随着时事的变化而不断深入发展。
3传授知识与思想教育相结合
形势与政策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注重传授知识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对于形势与政策课而言，由于其内容涉及广泛，知识性强，理论分析性强，涉及学科门类多，在教学的过程中，必然是知识传授的过程，必然使大学生切切实实感受到新信息、新知识、新科技的感染力。知识科技的魅力。而由于形势与政策课是一门政治课，在知识的传授中还应十分注意思想政治的灌输，在充分讲授知识、讲授形势后，将落脚点归结到党和国家正确的方针针策上。形势为政策服务，政策指导形势发展。知识传授是途径，思想政治教育是根本，寓知识、趣味、娱乐、教育于思想政治教育之中，较好地处理了知识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强调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注意知识性与政治性的有机结合，讲形势是入门，政治是落脚点，使形势与政策课始终充满青春活力，同时在教育教学中，坚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采用正确的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用事实、用数字说明问题，增强其吸引力，形势与政策教育才能真正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才会真正成为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的一个途径。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p]，2004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p]，2004
[3]
孙志华，加强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几点思考[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6
[4]
李宪海，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探讨[J]，中国成人教育，2007，6
教育政策的理解篇5
基础教育政策体系办学政策质量政策教师政策一、基础教育政策的界定
广义的政策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定义时，就是参与交易活动的各个组织或个人所要遵守的交易活动规则，其中包括交易活动规则和交易活动主体，这与制度的定义类似。而狭义的政策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定义时，就是参与交易活动的各个组织或个人所要遵守的由政府所制定的交易活动规则，其中包括交易活动规则和交易活动主体，而交易活动主体中包括政府，交易活动规则由政府制定，并且为参与交易活动的主体所遵守。
广义的基础教育政策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定义时，就是参与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各个组织或个人所遵守的基础教育交易活动规则，其中包括基础教育交易活动规则和基础教育交易活动主体，这与制度的定义类似。而狭义的基础教育政策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定义时，就是参与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各个组织或个人所要遵守的由政府所制定的基础教育交易活动规则，其中包括基础教育交易活动规则和基础教育交易活动主体，而基础教育交易活动主体中包括政府，基础教育交易活动规则由政府制定，并且为参与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主体所遵守。
二、以往研究的两种观点
以往国外有关教育政策体系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美国学者柯伯恩所提出的五要素论，认为教育政策体系由教育经费政策、课程政策、学生政策、教师政策和教育管理政策等五个方面构成[1]。教育经费政策所要解决的是谁出资、出多少、为什么出的问题；课程政策所要解决的是教学内容的问题；学生政策所要解决的是受教者的问题；教师政策所要解决的是授教者的问题；教育管理政策所要解决的是由谁管、怎么管的问题。
以往国内有关教育政策体系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孙绵涛所提出的四要素论，认为教育政策体系由教育质量政策、教育体制政策、教育经费政策、教师政策等四个方面构成[2]。其中的教育经费政策和教师政策与柯伯恩观点一致；教育质量政策所要解决的是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及实现途径问题；教育体制政策所要解决的是各级各类办学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这两种观点中，教育经费政策与教师政策是一致的。孙绵涛将柯伯恩的学生政策和课程政策合并为教育质量政策是合理的，因为教育质量指的就是学生的培养质量，而实现学生的培养质量标准的核心是课程，所以教育质量政策当然要包括学生政策和课程政策。孙绵涛的教育体制政策的提法是值得借鉴和商榷的。体制是一个含义模糊的概念，可以有体系、制度或制度体系的含义，这与政策体系的概念有很大的交叉和重叠，所以，广义的教育体制指的就是教育政策体系，即包括所有种类的教育政策，而狭义的教育体制包含教育经费政策和教育管理政策，即办学政策。所以综合两种观点，我们可以提出基础教育政策体系的三要素论，即办学政策（或狭义的体制政策，含经费政策、管理政策）、教师政策、质量政策（含学生政策、课程政策）。
三、公共选择理论的思路
我们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微观分析、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来重新诠释基础教育政策体系。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只有个人才是最终的交易活动主体和研究对象，个人以外的组织、利益集团、政府都是一种制度安排的组织载体，是制度安排的结果[3]，属于衍生出来的交易主体，其中已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契约或制度，其背后的真正主体仍是个人，所以彻底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中，只有个人是交易活动的主体和研究对象，所有的组织、制度都可由对个人主体的交易活动的分析来解释。所以在基础教育交易活动中只有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这两类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基本的、最终的、直接的交易活动主体，而学校是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一种制度安排的组织载体，是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一种制度安排的组织结果。当然并不属于制度或制度安排本身，而是包括了制度、制度安排和一些实体性因素。这些实体性因素，最重要的就是基础教育交易活动双方，即受教育者（学生）和教育者（教师），但这种包括只是部分的包括，学生和教师对学校并没有人身依附关系，是可以作出选择的主体，可以选择加入或离开。学校并不是学生或教师本身，教师或学生也不是学校本身，离开了某个学校，教师或学生仍然存在，离开了某些教师或学生，学校依然存在。但基础教育制度则是学校更本质的特征，离开了基础教育制度安排，学校就不成其为学校。所以学校应作为区别于学生和教师的第三类基础教育交易活动主体。它相对于学生和教师来说，属于第二级主体，或者说中间体、媒体、介质体、中介体，构成了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中介因素，也是直接与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相关的主体，而学生和教师属于第一级主体。所以直接与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相关的主体就包括教师、学生、学校，其中教师和学生是一级的、直接的、最初的、最终的、根本的主体，而学校是二级的、中介的、中间的、衍生出来的主体。学校这一主体是组织性主体，基础教育交易活动往往是通过这一主体同其他与基础教育交易活动有关的个人主体或组织主体打交道，而不是由学生和教师这些一级主体来直接与之打交道。这些与基础教育交易活动有关的个人主体或组织主体有各级政府、社会上的个人或非政府组织。他们构成了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环境因素，或称为第三级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主体。基础教育交易活动主体的情形与教育交易活动主体的情形相同。本文以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三类直接主体，即基础教育的学生、教师和学校，作为研究重点，同时涉及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相关环境主体。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来分别并有联系地分析对应于这三大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直接主体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办学政策和教师政策。
四、委托理论的思路
在基础教育交易活动当中，受教育者即学生是最终的委托人。教育者即教师是最终的人。受教育者是最终的出资方，国家的各级财政投入也是源于受教育者所缴的税收。受教育者这一最终的基础教育交易的出资方委托人，与教育者这一最终的直接贡献基础教育交易对象，对基础教育交易对象的产出负直接责任的人之间，有一个长长的委托链，其中的任何一环都是其相邻的更靠近最终委托人的一端的交易方环节的人，也都是其相邻的更靠近最终人的一端的交易方环节的委托人。具体来说，这其中的环节有受教育者―学校投资者―学校―学校管理者―教育者，极端的情况，对于家教来说，则只有受教育者和教育者。我们这里以学校基础教育为研究重点，所以一般不包括这种极端的情况。其中学校投资者包括各级政府、个人和非政府组织，他们是学校的直接投资者，而受教育者是最终的出资方，是受教育者通过出资税收和给学校付费来委托政府和非政府投资基础教育办学、投资学校，提供基础教育服务。所以政府和非政府的投资办学组织，对于学校、学校管理者、教师来说是出资方和委托人，但同时也是受教育者的人，负有管理基础教育交易活动和管理学校的直接责任。同样，学校管理者是学校、学校投资者、受教育者的人，负有管理基础教育交易活动和管理学校的直接责任，同时受教育者、学校投资者、学校、学校管理者对于教师来说又都是出资方和委托人，教育者对他们负有管理基础教育交易活动和管理学校的直接责任。
对于学校投资者中的各级政府来说，其委托关系一般为，上级政府是下级政府的委托人，下级政府是上级政府的人。具体来说，中央政府是地方政府的委托人，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人，下一级地方政府又是上一级地方政府的人，而上一级地方政府又是下一级地方政府的委托人。因为根据委托关系，委托方因为拥有所有权，在法律上有权管理方和交易对象或物品的产出，从主观愿望上来说，因为是自己的所有权，也有心管理方和交易对象或物品的产出。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从客观能力和效果上来说，委托方在技术上或者说能力上又无力有效地管理方和交易对象或物品的产出。所以只能间接地管理和影响交易对象或物品的产出，而且这种管理和影响的有效性是不确定的，其有效性取决于委托人对人的管理效果和人对交易对象或物品的产出的管理效果等两个方面。上下级政府之间正好具有这种委托关系特性。上级政府在法律上有权管理下级政府，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下级政府比上级政府拥有更多的具体信息，因而，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就构成了委托关系，上级政府为委托人，下级政府为人。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基础教育办学拥有投资权，并拥有直接管理下级政府和间接管理或影响下级政府负责的基础教育办学产出的权力。但较之上级政府来说，由于下级政府拥有其所负责的基础教育办学产出的更多的具体信息，因而对于其所负责的基础教育办学的产出，下级政府拥有更多的、直接的、实际的管理权，对其所负责的基础教育办学的产出具有更多的、直接的、实际的影响力。
针对这一委托链的最终委托人，即受教育者的政策就是基础教育的质量政策。针对于这一委托链的中间三项委托人，即学校投资者、学校、学校管理者的政策就是基础教育的办学政策，针对于这一委托链的最终人，即教育者的基础教育政策就是基础教育的教师政策。
五、结论
基础教育交易活动主要包括以下三类主体，一是学校，二是受教育者，三是教育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是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基本的最终的主体，而学校是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一种制度安排的组织载体。根据参与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主体或政策所针对的交易活动主体的不同，基础教育政策可分为针对学校的办学政策、针对受教育者的质量政策和针对教育者的教师政策，这三大政策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基础教育政策体系。将基础教育政策体系划分为办学政策、质量政策、教师政策这三大类，一是从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推论，二是政策分析和基础教育理论的一个逻辑推论。
我们所说的基本的基础教育政策比柯伯恩和孙绵涛所说的基本的基础教育政策更集中一些。相对于柯伯恩提出的由教育经费政策、课程政策、学生政策、教师政策、基础教育管理政策等组成的国家基础教育政策体系，我们将课程政策和学生政策归入了都是针对学生这一基础教育交易活动主体的基础教育质量政策上来，是有关学生所应当获得的基础教育服务的质量政策，这一点与孙绵涛的划分相同。我们将教育经费政策与基础教育管理政策归入了都是针对学校这一基础教育交易活动的组织载体的主体的办学政策上来，因为学校这一基础教育交易活动主体就是从事办学活动，而办学活动最基本的两项活动就是投资和管理。因此，办学政策本身就含有教育经费政策或基础教育投资政策和基础教育管理政策。我们将针对教师或教育者这一基础教育交易活动主体的基础教育政策归为了教师政策，这与前面两位学者都是相同的。因此我们认为，国家基本的基础教育政策，还是提教育质量政策、办学政策和教师政策为好，这比前两种提法都要更系统、更集中、更简明、更有逻辑性、更有内在的关联性和一致性，也更符合新制度经济学和政策科学的理论和逻辑。基础教育政策体系包括基础教育的办学政策、质量政策和教师政策。
――――――――
参考文献
[1]S・南格尔.政策研究百科全书.林明等，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0.
教育政策的理解篇6
关键词国际理解教育政策主线政策反思
我国教育部于2001年颁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下简称《课程改革纲要》）以提升素质和培养国际视野为方向，推进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实施，通过中小学的实践，“帮助学生透过国际理解教育，了解世界发展趋势，懂得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尊重不同国家和人民的文化差异，学会和平交往，增强忧患意识，树立全球观念，维护世界和平”[1]。本文以《课程改革纲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和一些地方教育局制定的《关于加强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意见》等文件分析我国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政策内容的主线，反思问题，展望发展趋向。
一、我国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政策内容的主线分析
1.注重政策引领，明确方向
从《课程改革纲要》和《教育规划纲要》中可以发现，我国中小学国际教育得以快速推进，政策目标的引领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价值引领、方向引领和方法引领等方面。
（1）阐释我国中小学进行国际理解教育的意义以实现价值引领
首先是国家从宏观上提出了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意义。例如，《课程改革纲要》将国际理解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新课程改革的题中之意。[2]《教育规划纲要》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才竞争日趋激烈。……凸显了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其次是一些地方教育局更进一步阐释了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意义，如山东淄博市教育局在《关于开展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开展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是民族复兴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的客观要求，是现代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内在需求，是推进我市教育改革开放和教育公平的创新举措，是我市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内容”。可以看出，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以政策目标引领实践的重要作用。
（2）建构我国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以实现方向引领
我国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相关政策建构了系统而前瞻的三维目标体系和国家战略目标，不仅重视“正确认识自己，尊重他人，学会交流与合作，具有团队精神，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具有初步的国际视野和参与国际交往的能力”[3]等三维目标，而且还提出了提升国家竞争力和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及实现世界和平的国家战略性目标。据此，很多中小学也根据此提出了具体的操作目标，如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从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三个维度设计了国际理解教育的具体目标。[4]因此，可以看出，相关政策对目标的构建为我国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指明了方向。
（3）搭建我国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行动框架以实现方法引领
我国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政策制定的行动框架主要表现：一是“由上而下”的推动计划，是由国家教育部及省、市、学校逐级落实的行动路线。如，国家颁布《教育规划纲要》后，各省、市政府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围绕国际理解教育制订了一系列国际理解教育政策。二是在教育政策中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行动路线，如《教育规划纲要》中指出“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常州市教办在《关于加强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意见》指出，要通过“学科渗透、校本课程、文化交流、校园文化”等途径开展国际理解教育。
2.强化分工与合作，形成合力
推进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牵涉的不同层级的不同部门和机构，因此，各层级、各机构之间的合作就相当重要，这也成为了中小学国际教育相关政策与文件的重点。首先是健全领导机构和机制体制，如《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协调与实施，各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密切协作，共同抓好贯彻落实。”其次是要分工合作，形成合力。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高度重视国际理解教育的组织领导和人员配备，成立国际理解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协调和落实国际理解教育实施工作;建立定期议事制度，及时解决工作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建立国际理解教育宣传保障机制，充分利用和整合区域教育宣传资源，充分发挥家长、社区、地域优势，及时宣传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取得的阶段成果”。[5]
3.强调学校本位管理的推进方式，尊重差异
中小学校是我国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应然主体，因此“学校本位”的理念贯穿在《课程改革纲要》和《教育规划纲要》等文件的始终。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策执行的角度而言，国家的关于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政策最终需要通过学校来具体落实，回归到学校平日的课程与教学之中;二是，就学校实际而言，我国中小学水平参差不齐，条件各异，各有特点，因此需要政策引导和学校本位的双向推动。
4.发展多种实施渠道，凸现实效
在《课程改革纲要》中，把国际理解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把国际理解意识作为人文素养的内容之一，如“尊重不同国家和人民的文化差异，初步具有开放的国际意识”[6]的内容。由此，我国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实施渠道就有学科课程中的渗透、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开发、综合实践活动的实施等。在《教育规划纲要》中，把国际理解教育作为教育国际化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如“提高交流合作水平”中的措施之一就是“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推动跨文化交流，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而在地方教育局和学校的政策文件中，国际理解教育既是素质教育的目标又是实现素质教育的工具，如“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精神，深化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升中小学生国际素养，现就加强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提出如下意见”。因此，中小学国际教育的途径就有“学科渗透、校本课程、地方课程、文化交流、实践活动”等。
5.组织开展改革试点，稳步推进
为取得实效，相关政策均提倡组织开展改革试点，稳步推进。如，《教育规划纲要》指出，“根据统筹规划、分步实施、试点先行、动态调整的原则，选择部分地区和学校开展重大改革试点。”在地方教育局的文件中，“试点――总结――推广”也成了推进国际理解教育的范式，其做法是：“……开展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试点工作。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制定符合本地区特点的加强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实施方案，选择辖区内几所国际交流工作成绩突出、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基础较好的学校先行试点……总结、推广国际理解教育试点学校的成功经验，评选命名一批国际理解教育基地学校。通过典型培育和引导，在全市城区中小学较为普遍地开展国际理解教育。……评选命名一批国际理解教育示范学校，积极向有条件的农村中小学推广国际理解教育，力争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一定数量的国际理解教育特色项目和品牌”[7]。
二、我国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政策内容的问题反思
我国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政策从无到有，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有效地促进了我国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就我国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政策与文件的主要内容而言，其中有关推进方式、教师培养、评价考核、经费保障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内容。
1.促成了政府主导的“外加式”的推进模式
近年来的教育改革已使得中小学融入了许多新的内容，例如心理健康教育、环境教育、挫折教育、国际理解教育等议题。虽然大多数学校和老师都希望通过将其融入到现有学校课程与教学活动中进行，不增加教学工作的负担。实际当中，我国也在这样做。例如，小学语文教材中，外国选文所占比例有很大增加。在人教版和北师大版小学语文教材中，有关外国选文分别有92篇和89篇，占课文总数的20%和16.8%，选材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科学、人文、自然、风物等各个方面，而内容对象多为西方发达国家。
2.低估了专业教师培养的难度
教师质量直接决定着教育质量，诚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述，我们无论怎样强调教师质量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因此，教师是否具有良好的国际知识储备、较强的国际交流技能和较广的国际视野将决定着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实施的效果。尽管在《教育规划纲要》的保障措施中也明确指出，“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但是，在中小学实践中，推进国际理解教育对专业人才的需求量之大和培养专业人才之难是我国相关政策文件始料未及的。
3.忽视了评价制度的建构
对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评价既是检验的标准，又是推进的动力。我国现有相关政策、文件仅从评选“国际理解教育示范学校”和开发国际理解教育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来促进学校实施国际理解教育，而对“学校本位”推进国际理解教育的质量、学生学习的国际知识和国际视野等的评价指标体系尚未建立。
4.淡化了经费保障制度的建设
对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经费投入是物质基础。但对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课程发展与教学、国际交流、教师培训与专业发展等活动的经费保障措施尚需完善。
三、未来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政策的发展趋向
国际理解教育是我国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手段，国际意识和全球能力也是我国素质教育的应有之意。因此，为了推进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对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推进模式、教师队伍质量提升、绩效评价考核制度和经费保障制度等方面做出调整与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
1.推进模式：内外结合
外因需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因此，仅凭行政命令、政府主导、榜样塑造的政府主导的外加式模式来推进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激发学校内在的动力。
2.教师提升：任务驱动
推动国际理解教育，教育人员的相关知识能力与意愿都是成功的关键，而教师的支持更是重要因素。教师在面临迅速变化的国际社会，如果自己无法具备正确的国际观，那就很难从教学活动中给予学生思考的刺激，以及引导对于不同文化的尊重，形成国际视野和参与国际交往的能力。因此，在教师提升方面，应提倡教师通过任务学习来提升教师的水平，因为任务导向型的学习是教师学习的有效方式，它融学习于任务之中、融理念于实践之中、融反思于活动之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现实中值得提倡。[9]
3.成效保障：绩效评价
教育政策的推动若缺乏具体、客观的指标加以对照，其实是很难展现其成果的。[10]因此，在我国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相关政策、文件、“意见”中，应该建构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管理和咨询机制。
4.经费来源：多方筹措
目前各中小学经费不足是制约学校推进国际理解教育的因素之一。政府应重视经费的投入，可以通过重点学校的补助机制、专项计划申请和学校正式的预算等方式，与此同时，在经费的分配上，要顾及到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也需照顾到薄弱学校的特殊性。当然，学校也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和积极调动社会资源，多方筹措，保障经费来源。
参考文献
[1]全日制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初中）.
[2]王远美、李晶.北京市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回顾与思考[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0（2）.
[3]教育部.《关于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方案》.
[4]熊梅、李水霞.国际理解教育校本课程开发与设计[J].教育研究，2010（1）.
[5]常州市常教办.《关于加强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意见》.
[6]全日制义务教育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小学3―6年级）.
[7]常州市常教办.《关于加强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意见》.
[8]杨丽宁.学会理解与共存的教育[J].基础教育参考，2003（1.2）.
[9]孙德芳.从外源到内生：教师学习方式变革走向[J].人民教育，2010（10）.
教育政策的理解篇7
关键词：教育券；政策僵局；政策稳定；价值多元；对抗性原则
中图分类号：G649.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059（2013）05-0081-06
一、问题提出
美国2012年最具争议的预算讨论之一，可能是奥巴马总统没有把教育券纳入2012年联邦开支计划。2013年的预算法案，也未见联邦对任何地区教育券进行财政支持。2004年，在考虑对《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进行重新授权时，美国众议院以273比155票的投票结果，否决了有关教育券的修正案。正因为教育券计划从未获得联邦立法通过，此计划一直没有合法的联邦预算支持。另一方面，一些州根据地方情形在试验着给予家庭自由选择学校权利的教育券计划。
教育券计划之所以被提出，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公立教育体系长期失败，学生成绩不尽如人意，国家竞争力不断弱化，而在每位学生身上的教育开支却不断增加。对美国中小学教育的不满充斥着整个社会。如何通过适当的改革来提高美国中小学教育的整体质量，成为美国历届联邦政府始终考虑的问题。
然而，几十年来，针对全国性教育券的政策立法一直未能得到国会或者总统的同意通过。这不禁使人疑惑，备受美国国民关注的教育券政策，为什么一直未能获得立法通过呢？在现有研究文献中，却少有对这一政策僵局做出理论上的解释。
二、影响美国教育券政策立法的多元价值争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第一个正式提出教育券的学者。他认为，教育券计划把市场机制引入教育，可以促进学校之间的竞争，从而提高教育质量。然而，在教育券计划被提出并进入政策议程的过程中，激起了极大的争论。
有人指出，对教育券的争议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损害美国的教育结构；其合法性受到质疑；政治环境不稳定。应该说，从相关文献来看，其中争议最大的是公众对教育券政策的价值判断。为了理解教育券政策产生具有或不具吸引力的影响，贝尔菲尔德等学者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他们认为，在围绕教育券计划进行的讨论中，以下四个目标应该被呈现：选择的自由；产出效率；公平；社会凝聚力。在实践中，对教育券价值目标的激烈争论虽然基本上包括上面几点，但标准可能更为多样，讨论的范围可能更为宽广。
第一，关于公平和自由选择的争论。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是自由选择权应该被最优先考虑。教育券的赞同者认为，通过给予家庭充分的选择权，把学校置于一个竞争的环境，以促进学校改善质量。但是，教育券的反对者认为，平均支出的教育券和扩大的自由选择机会使富裕家庭得到的好处更多，他们有足够条件把孩子送往质量更好的学校就学。而贫困家庭，其选择余地有限。如此长期发展会导致贫富家庭之间更大的不公平。特别是把发展公立学校的预算经费中很大一部分转移给了私立学校，条件较差的公立学校的发展前景将会更为暗淡。
第二，对学校成绩提高的质疑。按照一般逻辑，处于竞争环境中的教育必然会提高效率。但是，至今缺乏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教育券所带来的教育竞争改善了学生的成绩。鲁斯的研究发现，在密尔沃基父母择校计划项目中，学生数学考试成绩有一点提高，但效果微弱，只提高了2%-3%。但是，在标准阅读考试中，教育券没什么效果。拉德也观察到，有很多证据显示，学校教育券的广泛使用不可能在美国K-12教育系统中产生实质性影响。在鲁斯后来进行的_项研究中，数据调整后的结论显示，享受教育券的学生在阅读能力上没有什么提高，而其数学成绩改变微弱。
第三，关于教育券合宪性的争论。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确定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如果教育券由宗教学校来兑换，那是否证明政府认同了国家对教会学校的支持？2002年6月27日，美国最高法院对泽尔曼诉西蒙一哈里斯一案进行裁定时认为，为世俗目的而不经意地使教会学校受惠，没有与宪法相冲突。然而，继续争论的关键在于，对于公民而言，被迫用他们的赋税去补贴与其信仰不一致的教会学校是否正确？
第四，有关私立学校自主性的争论。教育券的一个潜在的缺点最近被强烈地持自由主义哲学的人提出。这些人希望看到学校之间更多的竞争，但是担心教育券系统会严重地威胁私立学校的自主性。同时，政府资助的教育券只能把公立学校的官僚化问题带给私立学校，而不会产生真正的自由竞争市场。谢尔顿·利奇曼指出，在学校接受教育券之前，很有可能被要求去满足一系列的标准。这将会使私立学校实际上与公立学校难有区分。如此，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之间的差别就不复存在了，这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可能不利。
第五，教育券计划执行成本问题。关于教育券计划执行的行政成本的一个普遍担忧是，监督这个总的计划系统的官僚机构的规模是否会有一个巨大的扩张。最起码，监督成本需要由原来只监督公立学校扩展为对私立学校使用财政经费的监督，这无形中增加了行政监督成本。
第六，关于教育券产生的社会效应的争论。倡导教育券的自由主义者对教育券如何保证社会凝聚力保持沉默。米尔顿-弗里德曼确实明确指出教育的公共投资是为了解决“邻里效应”问题，但是他没有细说这种邻里效应是如何产生的，并且也对教育券可能会产生负的邻里效应产生疑惑。另外，公立学校的教师反对教育券的实施。如果教育券全面实施，那将严重影响他们在公立学校工作的全面收入㈣。这将会对社会和谐和凝聚力产生影响，甚至影响到社会稳定。
总之，公众都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标准，以支持或者反对教育券政策立法。围绕教育券的争论，是因为教育券计划在设计上是复杂的、多层面的，它将对所有基本的教育目标产生影响。同时，支持不同观点的各种证据本身就是竞争性的或者有冲突的。很多证据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是完全模糊的。如此一来，招致争议的教育券政策立法出现僵局，其结果是保持现状，在教育总目标不变的前提下，原有政策工具及其配置维持基本稳定。
三、教育券政策僵局及解释路径探寻
彼德·霍尔提出了政策变迁三序列。其第一序列是在总体目标和政策工具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对政策工具具体配置的调整；第二序列是在政策总体目标不变的情况下，对政策工具及其配置进行改变；第三序列是政策总体目标的全面变迁。反过来看，如果这三个方面不能形成急剧变迁，将意味着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和延续性。根据美国历史，自林登·约翰逊总统以来，联邦政府干预教育，对其做出相应的政策安排，每五年对1965年颁布的《中小学教育法》重新授权一次。从这个角度看，其教育政策的目标以及政策工具都未能产生急剧变迁，仅有的可能就是在一定政策工具框架下对其具体配置的适当调整，比如在预算拨款具体数目方面出现过小幅紧缩。根据霍尔的逻辑，作为工具性政策的教育券计划未能获得联邦立法通过，意味着没有出现一种政策工具对另一种政策工具的替代。从这个方面来说，教育券政策立法的僵局问题可以被视为原有教育政策稳定和延续的问题，是不能形成政策变迁的一种表现。那么，一般的政策稳定和变迁的理论，能否解释这种稳定？
倡议联盟理论框架是用来解释政策稳定和变迁的代表性理论之一，它聚焦于共享政策核心信念团体的出现和稳定，强调政策导向性学习和用以解释政策急剧变迁的外在于系统的事件。该理论假定，在倡议联盟信念体系的三个层次中，核心信念与政策核心抵制改变，信念的次要方面最容易因对新信息和事件做出反应而改变。如要实现剧烈的政策变迁，必然涉及政策核心方面的变化，此时外在于政策子系统的影响性事件是必需的。
在上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教育券计划被正式提上政策议程。那些年，民众对公立学校办学效果不理想的抨击声不绝于耳，而寻求一种改善教育质量的途径成为当时流行的公共舆论。为了做出回应，当时的教育部长特瑞尔·贝尔在上任后不久就成立了国家优异教育委员会。经过两年的数据收集、公开听取意见以及对教育水平下降的原因和后果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之后，委员会于1983年4月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国家处于危险中》。报告所呈现的公立学校中所存在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充分关注。应该说，政府对教育政策工具的信念体系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并且从社会对公立教育效果的反应和对《国家处于危险中》报告的关注来看，已经为政策变迁形成了较为充分的条件。教育券计划当时也得到了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及詹姆斯·科尔曼等知名学者的支持。教育券计划的基本逻辑意在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教育，促使学校改善质量。这可以说正好迎合了当时正在进行并得到共和党甚至一些人支持的公共服务市场化和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倡议。出乎意料的是，在1985年和1986年，里根总统两度向国会提出关于教育券计划的法案，但都未获通过。
在后里根时期，下列几个条件的存在也为教育券计划的立法创造了一个较好的政治环境和信念支持系统：第一，民众对公立教育不满，希望通过改革来改善教育质量；第二，赞同公共服务市场化和支持教育券计划的政治家当选总统；第三，世界范围内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第四，其他国家（如智利）在全国范围内通过了教育券政策立法。可以说，联邦教育券政策立法的条件较为成熟。此外，教育券计划没有准备违背追求公平和改善质量等教育理念，而是旨在更好地促进这些理念。这对于不愿改变核心信念体系的倡议联盟来说，是能够接受的。然而，三十年来，教育券立法未能获得通过而形成僵局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已有理论似乎不能对教育券政策僵局做出很好的解释，这需要从其他途径进行探讨。对于政策僵局的形成，有学者做出过考察。他们认为，联邦政府中党派一致政府和分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政策僵局的出现和政策现状的保持。统一政党控制下的政府，往往容易达成一致的偏好和利益。而当国会中占优势的政党和总统属于不同党派时，容易形成立法僵局㈣。从法案通过的比例来看，在党派一致时期，通过的法案比例的确要高于不一致时期。但是，像教育券计划这种长期受到争议的政策，虽然在前后几十年里多次出现总统和国会多数属于同一政党，也未见获得通过。莎拉·宾德指出，单纯从政党控制的角度不能解释国会和总统政策立法绩效方面的变化。党派并不是政坛上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利益集团也不是能左右每一次投票结果的决定因素，是制度安排改变了立法者和总统的策略并进而影响政策结果的特征和频率。泰瑞·莫伊就认为，除非投票者对政策问题熟悉，并且对他们而言能够简单知道评估结论并认为确实可行，不然他们不会投赞成票而宁愿保持现状。也就是说，内阁和国会两院之间各党内成员的不同偏好和价值观分布是解释政策僵局动力的核心。
汤普森和涂登在研究决策问题时认为，由于决策者对因果关系的信念和对于结果的偏好的不同，形成了一个四维矩阵，如图1所示。
当两院议员在因果性和结果偏好上存在确定性时，决策可以使用计算的策略；当其对结果的偏好清楚但因果关系不确定时，采取参照判断的策略；当其在因果性上确定而在结果偏好上不确定时，会要求妥协；当因果性和结果偏好都不确定时，抉择将需要灵感。从前文对教育券计划的价值争议和各方出示的证据来看，对教育券价值判断的多元性以及对教育券导致结果之因果关系上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立法机关的艰难抉择，从而形成立法僵局。
四、价值多元、对抗性原则与政策僵局：一个解释框架
（一）价值多元是教育券政策僵局形成的必要条件
在公共政策领域，美国的民主要求公共政策是可辩论的（contestability）。和表达自由密切相关的“价值多元”，与晚期的以赛亚·柏林联系在一起。价值多元论认为，基本的人类价值是不可还原地多元的和“不可公度的”，它们常常会彼此冲突，使人们面临艰难的选择。这种观念具有四个主要成分——普遍性、多元性、不可公度性和冲突性。对价值多元论者来说，没有什么基本的价值是内在地比另外的价值更为重要、更为权威或更有分量的，而且也没有一种价值包含或概括了所有其他的价值。而多元的、不可公度的价值常常是相互冲突的。
价值多元论的观念显然抓住了教育券政策立法僵局的特征。正如威廉·高斯顿指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没有一种能够把各种考虑还原到一个唯一共同尺度的办法，也不存在给予一种道德要求高于其他道德要求的明显方式。最为困难的政治选择，不是在善与恶之间的选择，而是在善与善之间的选择。”
这样看来，在涉及广大公众利益的教育券问题上，民众对政策价值的多元判断可能是政策僵局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这是因为，一项民众普遍赞同的政策显然是不太可能出现长时期的立法僵局的。但是，这一条件用来解释政策僵局似乎过于简单。首先，这种与表达自由有关的“价值多元”就需要制度保证。试想，在一个政府对民众言行高度控制的国家，民众缺乏对政策过程的参与，也缺乏较为充分的信息来对政策加以评判，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价值多元”的。价值多元必然与自由民主相关。另外，虽然对公共政策存在价值多元判断，但是如果有哪一个部门能够简单地决定公共政策，那也不可能形成僵局。因此，价值多元导致政策僵局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制度条件。
（二）“对抗性原则”下的权力约束是教育券政策僵局式稳定的制度基础
公共政策是对价值作权威性分配，特别是当涉及有激烈争议的政策问题时，更应该谨慎对待。前面的理论之所以不能对政策僵局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关键在于它们忽视了对作为整体意义的国家的思考。对于这些理论而言，国家好像只是一个完全的中立者，仅仅是为政策争议双方提供了一个博弈的舞台，包括官僚集团在内的经济性的利益集团或规范的社会运动在其中或者相互争斗或者彼此结盟，从而塑造公共政策。如果把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行动者，它的信念、它对公共利益的认识以及它的一贯的整体行动，都会对政策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晚近“找回国家”的理论研究者已经证明，国家可以作为一个独立行动体来对待，并且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如此。这样，国家既不是一个公共的平台，也不单纯为某些阶级服务。
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是由复杂的政府人员构成的结构。如此，对于国家成为独立行动体的挑战就在于，它可能回到国家的微观层面，即组成国家的人，亦即政治家和官僚。这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他们有着不同的背景、个人经历、心理状态和政治信仰。那么，如何保证一个统一的国家意愿，使他们在公共政策中，既要考虑民众价值判断，又不能受到权力集团的任意干扰？对抗性原则下国家机构的制度设计，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思路。
“对抗性原则”这一概念，是美国学者斯科特·戈登在其著作《控制国家》中专门论述的内容。在这种制度模式的国家中，通过对权威机构的分立设置，既能保证人们的自由免受国家权力之害，又能保证政府最大可能地实现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麦迪逊就指出，虽然国家需要具有最高智慧的人来辨别社会公益，需要具有最高道德的人来追求社会公益，但同时更需要好的制度设计来使他们廉洁奉公。也就是说，不应该忽视代表们可能会“天生具有更自私的动机”和权力的侵占性所带来的对公共利益的损害，而通过一种对抗性和制衡性制度设计，能够尽量约束无尽的权力欲渊。
美国作为一种“对抗性模式”国家的典型代表，其制度设计意在形成一种部门分立的多中心格局，避免联邦政府中任何一个部门简单地决定政策而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这种多中心性体现在自治社会中解决冲突和实现秩序过程的方式，在这种体制中，在相反甚至敌对的利益之间以权力制约权力。不过，正如很多人认识到的，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使国会和总统之间经常产生矛盾。如果在一些紧迫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长期犹豫不决、僵持不下、议而不决，可能会使人难以容忍，以致对国家管理制度本身的形式和结构造成威胁。或许还有人认为，这种对抗性原则会带来政策发展中的保守倾向，约束了政策创新，甚至影响了决策效率。这类情况对一个国家来讲虽然称不上完全是件好事，但是恰恰符合制宪者当初为避免政府陷入一时冲动的设想。国会所具有的通过法案或者否决法案的权力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国家。
这种结构也把民众权利的自由表达以及对公共政策更为理性的思考充分地纳入了公共政策过程。正是这种对抗性原则影响下的决策系统导致国家形成了一种更为系统性的合力，保证了联邦政策的制度化稳定。
（三）尊重民众权利与给予地方自是政策僵局化解之道
政策本身就是妥协的政治。政策立法僵持不下的缺陷也确实需要一些措施来加以弥补。虽然权力制约导致总统的教育券计划受挫，但对一些替代性折中政策的接受（如给予民众一定程度的在公立学校之间的选择权或者开办一些特许学校），能够给予民众更多的选择自由，同时避免了政策的激进变迁。
在一种给予民众多元价值表达的制度安排下，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不能简单地看待某个问题，联邦也尽量避免做出全国性的立法规定来对民众价值取向做出限制。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它必须避免提供一般的道德命令的任何可能。没有一种自由主义有权利命令公民追求幸福，甚至清晰地界定整个难以描述的条件。同时，通过归权于州和地方，给予州和地方一定的自主性，也能形成一定程度的竞争。联邦在处理教育券政策问题上的态度或许是对一种基于多中心治理格局的联邦主义制度的支持。虽然联邦政府未能通过教育券政策立法，但是教育券在各州的选择性试验和施行没有违背联邦宪法，这更是顺应了联邦主义制度安排的要求。在宪法规定中，管理中小学教育本属于州和地方保留的权力，而州政府作为创新的“民主实验室”的角色恰好在联邦主义制度安排下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五、结论和简单讨论
本文基于对教育券政策多元价值争议较为全面的考察，分析了政策僵局形成的可能原因。正是因为对教育券政策存在激烈的多元价值争论，各方观点和证据也不能给予决策者一个明确的指导；同时，基于对抗性原则指导下的美国国家机构设计，直接导致了教育券计划几十年的僵局。不过，这种制度设计刚好也保证了联邦政府任何部门不能简单左右一项公共政策的发展，避免其采取强硬的姿态来强制推行某种价值观。通过放权于州和达成一种政治妥协，既能给予家庭更多选择学校的权利，又能保证政策的非激进性变迁，从而实现联邦政策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教育政策的理解篇8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教育资源；城乡二元体制
中图分类号：D43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640（2016）01-0275-03
作者简介：罗杰（1988—），男，彝族，云南丽江人，西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
一、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及其教育问题的产生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农村产生了大量富余劳动力。为改善自身经济条件，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由农村走向城市，由不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把孩子留给老人代管、亲戚朋友照看或送入寄宿制学校。于是，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伴随打工潮的出现自然产生。近年来，随着农村外出务工人数的不断增加，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也在急剧上升。2013年5月10日，全国妇联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000万，总体规模扩大。自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政策以来，国家相应提高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全国儿童的入学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辍学率也多年保持在较低水平。但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制约，教育资源在城乡间分布不均，引发了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方面的许多问题，不仅阻碍了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整体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而且诱发了诸如少年犯罪等诸多社会问题。因此，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更是我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而解决好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我国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升，有利于预防青少年犯罪等社会问题产生。因此，本文尝试从教育公共政策角度剖析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产生原因，同时探索促进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法。
二、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
（一）家庭教育缺失，受教育状况堪忧
目前，我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不高，大多在初中教育水平以下，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员未经过扫盲培训。他们虽重视留守孩子的教育，但无力开展相应的家庭教育。外出务工人员逢年过节回家或周末有空打电话对孩子开展的家庭教育也仅仅停留在对孩子学习状况的询问层面。同时，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无暇顾及孩子的学习。也有部分外出务工人员因为自身文化水平低，无力辅导教育孩子。此外，农村寄宿制学校主要以私立学校为主，办学环境较差、教学人员较少，招收的学生又较多，学校课余只是负责照看孩子的安全问题，起不到家庭教育的作用。
（二）教育资源有限，分布不均衡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教育分配政策偏重将教育资源分配到城市地区，而农村地区所能配置的公共教育资源极少，使农村地区除国家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力度外，得不到更多教育资源来解决体制、历史等因素所造成的教育资源匮乏问题。农村留守儿童因为现行户籍制度、学籍管理制度等限制，不能进入城市的公办学校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只能在农村的公办学校或私人寄宿制学校就读。
（三）缺少各方关爱，学生易误入歧途
由于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农村留守儿童很难与父母团聚，无法体验亲情的温暖。同时，留守儿童又与代为管理的老人或亲戚朋友存在感情上的代沟，导致其与正常家庭的孩子存在心理差异。时间一长，他们往往容易产生寡言孤僻、偏执暴躁等性格方面的缺陷。另外，儿童的性格、心理等方面存在较大多变性和可塑性，良好的引导可以帮助孩子健康成长成才，但不好的引导却会让孩子误入歧途。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情感上的关爱，留守儿童容易受社会中不良环境的影响，或沉迷于网络游戏，或染上吸烟、喝酒、等恶习，更有甚者还会被部分不法分子利用，参加偷盗、抢劫等违法犯罪活动。
三、造成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政策性原因
（一）教育投入不足
教育资源的投入包括人力投入、教育经费投入等。人力方面，我国农村中小学的生师比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城市中小学的生师比，说明我国在教育的人力资源投入方面倾斜于城市地区，而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人力投入不足。2009年，我国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已经达到122310935.4万元（占GDp3.58%），全国农村中小学的教育经费投入总量却仅为44205028.8万元（占GDp1.29%）。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相关教育经费支出计算，2011年农村小学的经费总投入为27230002.2万元，农村中学的经费总投入为16975026.6亿元。从教育经费的总投入上看，我国农村中小学的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
（二）城乡二元体制的束缚
虽然我国已经迈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但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城乡二元体制却没有被废除。城乡二元体制下，孩子的受教育问题首先要受到户籍的严格限制。虽然新修改的《义务教育法》在保障农村孩子就近上学等方面做出了相应规定，但由于城市的中、小学总以学生户口不在本片区、学校教育承载能力已超负荷等借口推脱留守儿童就近上学，严重阻碍了农村留守儿童享受城市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同时隐性拉大了城乡基础教育的差距，造成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影响社会公平、公正。
（三）教育政策不健全
当前，我国关于留守儿童教育的相关政策不健全，严重制约了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有效解决。首先，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问题的法律法规完善进度较慢，而且现有的国家法律、法规及地方性政策法规只是对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问题进行了比较宽泛的界定，没有具体的操作要求、问责制度，使教育政策在贯彻执行中的效率大打折扣，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次，从教育资源的配置上讲，我国没有出台相应的教育政策对资源配置方式、配置均衡情况等进行硬性规定。地方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为了各自的利益，往往把大量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到城市，而将少量的教育资源分配到农村，造成城乡在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上出现巨大的“南北差异”，导致我国城乡教育不公平发展。
（四）教育政策执行效率低的影响
近几年，国家为提高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质量，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相继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如特岗教师计划、志愿者支教、希望工程、农村孩子免费午餐计划，等等。这些有益的尝试或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落后的教育面貌，部分解决了农村留守儿童上学难的问题。但是，由于教育事业的过度行政化，也使许多教育政策在经过复杂的层级传递后发生实质性变化。例如，农村孩子免费午餐计划。在西部一些较偏远的地方，由于缺乏有效监督，中央财政支付用于提高孩子免费午餐的专款被截留一定比例，用于修建翻修学校教室、购买教学设备等。教育政策执行的低效率，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有效解决。
四、促进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为有效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促进我国城乡基础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结合当前我国实际，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继续加大教育投入，优化农村教育资源的总量与结构
首先，各级政府部门要在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建立一套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础教育经费增长机制，扩大教育财政性支出，增加教育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保障基础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其次，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到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科学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优化农村教育资源结构，为农村留守儿童接受良好教育创造有利条件。最后，我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重视对农村地区的人才投入，改善农村地区中小学教育的教师学历层次结构，打造一支高水平的专业教师人才队伍，逐步满足农村留守儿童对高品质教育的现实需求。
（二）打破教育的户籍壁垒，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我国应出台具体的政策或法律，取消农村留守儿童在接受义务教育方面的户籍限制。同时，对巧设名目收取农村留守儿童转校费、借读费、捐资助学费等违规违法行为的公办学校或私人学校，进行监督查处，规范基础教育秩序。同时，探索城乡中小学对口支援农村中小学的试点工作，缩小城乡基础教育事业差距，促进城乡基础教育事业均衡，为农村留守儿童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完善教育政策体系，规范教学活动
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离不开政策保障，而我国目前的教育政策体系不健全，亟需加以完善。政府要加强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监管方面的政策立法，出台适用于全国范围内儿童教育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明确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在儿童教育过程中的监管权利与义务，并配套出台相应的奖惩政策，保障政策有效执行；完善教育资源的分配政策，科学合理配置公共教学资源；出台基础教育阶段教师队伍建设的相关政策措施，提升教师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为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素质教育奠定人才基础。
（四）提升教育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水平，提高基础教育质量
我国教育公共政策执行效率低，一方面与政策执行程序复杂有关；另一方面，与政策执行人员的综合素质有关。贯彻好国家相应的教育政策，政府一方面要精简教育政策执行程序，并对政策执行进行全程监督与管理，使政策执行在阳光中进行；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教育行政人员及教育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其领会政策精神和贯彻执行政策的能力，提升教育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水平，不断促进基础教育事业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阮梅.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2］刘欣然.农村留守儿童社会保障政策问题浅析［J］.劳动保障世界，2011，（5）：50-51.
［3］张薇.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探讨［J］.教育导刊，2010，（2）：29-31.
［4］杨静慧.解析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原因与对策［J］.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11，（3）：65-72.
［5］李鑫.留守儿童政策问题与解决措施探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1，（6）：61-62.
教育政策的理解篇9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4）23-0060-02
2004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强调，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1]为了进一步规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组织管理，教育部于2011年1月19日又印发了《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以下简称《标准》），其中明确指出形势与政策课要根据教育部下发的教育教学要点来组织教学。[2]然而，通过调查问卷发现，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经过多年建设尽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然未能跟上其他几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发展步伐，其课程规范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3]基于此，拟以《通知》和《标准》为依据，来讨论“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的合理化
合理化的教学内容是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只有科学编选适宜的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作为教学内容，才能达到“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教学目的。
目前，教育部已经加强了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课教材和教学资料的建设。每年制定两期“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点，并于春、秋两季学期开学前将教学要点印发全国各地教育部门和高等学校，作为教学参考资料。与此同时，教育部在每年两期“形势与政策”课骨干教师培训班上，聘请国内专家就相关专题作报告，从而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选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素材。此外，教育部还组织编写制作了及时反映国内外形势最新动态的《时事报告大学生版》（含VCD）作为学生学习辅导资料。可以说，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选取方面，教育部已经有了很好的指导和规范，各高等学校应该根据、教育部的要求，结合本地本校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思想特点，合理取舍。
笔者认为，就具体内容来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应该涉及：国内外时事政治、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国内外形势与发展趋势、始业教育、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教育、行业形势教育、就业指导等。就理论形态来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应该包括三个部分：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二是国际与国内形势教育；三是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等政策教育。
二、师资队伍的多元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根本保证是打造一支理论功底扎实、专兼职结合的多元化师资队伍，即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为骨干，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为主体，以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兼职。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是“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及方法论来分析国内国际的热点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主要由学校相关领导、行政党群职能部门领导、院系党总支书记及学校辅导员教师组成。最后，“形势与政策”课内容的多学科性、宽领域性、广范围性的特点要求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兼职队伍，根据形势的需要，定期或不定期的对学生做形势与政策讲座，不断增强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教学安排的常态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首要前提是教学安排常态化，即教学任务有计划、教学活动有场所、教学时间有保障。首先，将“形势与政策”课列入教学计划，公布教学计划进程表，并纳入学籍管理。“形势与政策”课应该合理规划学分和学时，制定具体的教学计划，根据教学计划进程表来规范完成“形势与政策”课的理论教学及实践教学。[4]其次，教学活动有场所。主要包括多媒体教室、实践教学环境、多功能报告厅等。应该依托学校和教师资源，建立形势与政策教育基地，组织学生在学校大礼堂、专门教室集中观看专题影视，组织学生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参观考察，引导学生到企业或社区进行专题调查，加强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理解。最后，教学时间有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可以根据教学计划安排在规定的教学时间内完成“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任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与学生接触的时间较多，应该保障实践教学的时间。建立定期学生形势报告会制度，提前安排好专家学者的专题讲座时间，使教学时间得以保障。
四、教学方式的多样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重要保障是根据教学需要和学生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
一是系统讲授与形势报告、专题讲座相结合。形势与政策的基础理论具有系统性、连续性、宏观性等特点，要从宏观上把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基本内容，应该系统讲授。针对社会形势的热点以及学生关注的焦点问题，还可以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党政领导来校举行专题讲座，并且建立定期形势报告会制度，与课程教学内容形成互补。
二是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请进来”就是有计划、有针对性地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党政领导、先进集体领导干部等到学校给大学生做形势政策的报告和讲座。“走出去”就是授课教师结合“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和要求与当今社会热点问题、本地的经济社会实际情况，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实践考察，在实践中了解国情，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三是课堂教学与课外讨论、交流相结合。对于“形势与政策”课基础理论内容，需要通过课堂教学来系统的学习，课堂教学可以让学生掌握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同时课外讨论、交流，特别是数字化互动交流对学生的形势与政策观有重大影响，是“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不可缺少的教学方式。
四是正面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相结合。教师要联系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实际，及时对大学生进行正面的形势观和政策观教育，发挥学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同时，通过积极组织和引导学生自主收看电视、读书看报、座谈和网络学习等，引导学生自主关注国内外形势与政策，发挥学生自我教育的补充作用。
五、教学考查的科学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必要环节是采取科学的考核方式，即将传统的综合性试题考查与撰写专题论文、报告会心得、社会实践调研报告等形式相结合。
第一，传统的综合性试题考查。将开卷考试与闭卷考试相结合，作业考核和命题考核相结合。重点考查学生分析国内外形势与政策的能力及理解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考查学生宏观把握“形势与政策”课基础理论的情况。
第二，专题论文考核。根据“形势与政策”课的基础理论内容给出选题范围，鼓励并指导学生把课堂教学内容作为论文撰写的理论基础，引导学生结合国内外形势与政策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撰写论文。
第三，报告会心得体会考核。在学生听取报告会前，教师指导学生重点记录“形势与政策”报告会的主题、思路、报告方法、切入点、解决的实际问题等。报告心得体会考核，可以综合了解学生的整体素质，能够提高学生的知识理解与运用能力。
第四，社会实践调研报告考核。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到社区、农村、企业进行实地调研考察，并设计合理的问卷调查，用实证的方法获取第一手资料，并对调研考察过程进行总结，最后形成调研报告。
六、教学管理的制度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是制定和落实相关的教学管理制度，即以制度作保障，以管理作依托，对整个“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过程进行监督和控制，以保证教学秩序有条不紊地进行。
第一，加强各个教学环节管理。一是建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讲课质量评估制度，规范提高任课教师的教学质量。二是建立定期进行教学检查和督导的工作，对教学环节进行监督。通过有着丰富经验的专家们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工作进行监督、及时反馈教学各环节存在的问题，对提高“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二，加强教学保障管理。包括：完善教师准入制度和教师培训制度；建立学生对教师的评价制度；建立教材建设的质量制度；建立教育经费的投入制度；建立形势报告会制度；建立实践教学制度等等。
第三，加强考试环节管理，即构建完整的“形势与政策”课考核评价制度，完善细化考试环节，避免考试考核的随意化。这就要求明确“形势与政策”课的考核原则、考核目标、考核内容、考核方法和考核结果，建立试卷考核、论文考核、实践考核相结合的综合考察制度。
七、教学研究的专业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驱动力量是加强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工作。教育教学研究的专业化，有利于增强“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的敏锐性和时效性。
教育教学研究是规范“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的重要内容。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既有利于教师把科研成果直接转变为教学内容，又有利于教师创新教学手段和方法，这不仅能够提升“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理论深度，而且能够增强“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效果。因此，高校“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应该重视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通过学术研究活动来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科研素质，以达到以科研促进教学、以教学带动科研的目的。学校应该鼓励和组织“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开展科学研究，为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提供必要保障，如把“形势与政策”课纳入学校学科建设体系规划中，设立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的科研项目等等。
总之，“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构建一套成熟稳定的综合性机制与结构性范型。[5]只有实现了教学内容的合理化、师资队伍的多元化、教学安排的常态化、教学方式的多样化、教学考查的科学化和教学管理的制度化，才能说“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真正走上常态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n].人民日报，2004-12-18（4）.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eB/oL].[1998-08-16]..
[3]文军.普通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发展情况的调查分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6）.
教育政策的理解篇10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贴近生活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形势与政策课主要是帮助学生全面正确地认识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增强实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信心和社会责任感；同时使学生基本掌握该课程的基础理论知识、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并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和方法去分析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把理论渗透到实践中，指导自己的行为。
因此，要实现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目标，增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实效性，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必须贴近生活。贴近生活，就是要使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融入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内容之中，使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充满生活色彩，富有生活气息，反映生活本质；就是要使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途径和载体超越课堂、超越校园，要使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敏感地带和热点问题；就是要通过引导，使大学生更理性地观察、思考和分析生活。
一、联系现实生活，精选教学内容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时效性强，没有也不可能有较稳定的、具体的教学大纲和教材。有些重大问题的教育时效性很强，学生很关注，社会影响大，迫切需要及时解决认识问题。
各高校一般根据教育部社政司下发的每学期《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主要围绕党和国家推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当代国际、国内形势的热点、焦点问题，并结合各校教学实际情况和学生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来确定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
形势与政策课论述的热点问题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些国家大事。比如，从文化传承看国家软实力建设、分析、建立创新型国家、从中东、北非局势看国家的稳定富强、未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等。二是吸引大学生关注的社会焦点。比如，如何看通胀下的经济形势、从毒胶囊事件看我国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的构建、如何看待和认识国际金融危机的形成、影响与应对，如何看待我国4万亿元投资扩大内需以及土地流转、食品药品安全、网络民意、从微博发展看网络规范等。三是与大学生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热门话题。比如，如何看待大学生就业形势、从大学生村官看就业择业等。这些问题，不仅在大学生中有很高的关注度，而且有很强的时效性、针对性，极易引起共鸣。
与其他课程相比，形势与政策课更为直接地体现着教学内容的现实性，它反映的是社会发展的宏大变化，紧密联系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当时形势，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政策性、时效性，而且当代大学生比较务实，他们不喜欢听大道理，也不喜欢听脱离生活实际的空洞内容，如果空讲理论，不联系社会的生活实际，就达不到教书育人、转变学生思想的目的。所以，形势与政策课讲授的概念、原理、观点，只有结合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才会使理论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也才能被学生所接受。
近年来，我校在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选择上注重选取贴近生活的、学生感兴趣的、国内与国际的热点焦点问题，并且有目的有重点地加以分析说明。例如2011年春季学期开学之初，结合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把最热、最受关注的3月5日结束的我国利比亚大规模撤离同胞的行动作为专题内容。通过本次专题的讲授传达给学生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让学生了解中国海外大撤离是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外交为民”的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
再如，在教学中为了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我们在讲授的过程中及时穿插了东海问题，并及时向学生宣传理国、干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爱国这一理念，及时教育了学生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提高理性思考的辨析能力。
2013年4月以来，我们结合国际国内最新局势，引导学生深入学习党的十、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精神、理解和认识“中国梦”、认清我国当前海洋权益形势和国际关系等。这样为学生释疑解惑，有助于学生正确认识和了解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使他们无论面对任何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都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通过选择贴近社会生活的内容，把学生带到真实可感的时代生活中去接受教育，引导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也帮助学生树立起责任意识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二、贴近学生生活，创新教学模式
要增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强化教学效果，必须贴近学生生活，创新教学模式。
1.改变教学方式，实现灵活多样
（1）系统讲授与专题讲座相结合
要抓好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系统讲授，设立专题，把问题讲深讲透，满足学生的需求。例如，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为了让学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及“两会”精神，我校通过精心安排，在“两会”召开之际就组织师生集体学习并提炼了相关专题，并按照相关教学计划集中组织向学生系统讲解，帮助学生全面认识和正确理解党的基本路线、重大方针和政策。
同时，高校要结合实际，组织举办专题讲座，定期聘请校外领导或专家对国内外发生的突发事件、重大事件、重大节日或纪念日及时跟进讲解，如有关奥运、中东北非政局、两会精神、纪念建党90周年、喜迎十的专题讲座等。例如，在进行南海局势的专题教育中，我们专门聘请海军工程大学教授、著名的国防理论研究专家黄友牛来校为学生作了题为“认清周边安全形势，不断增强国防观念”的报告。
（2）理论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合
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在进行理论讲解时，要善于引领学生关注生活，在具体知识的呈现中充分做到把基本观点、原理融入鲜活的题材中，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切实提高学生学习的效果。同时，要采用多维互动式教学模式，组织学生围绕其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讨论，吸引绝大多数学生参与教学活动。讨论方式有小组讨论、师生对话、看录像短片畅谈观点等。例如，在讲授社会保障体系时，除讲授政府的责任外，还涉及社会慈善机构，就可以让学生搜集“红十字会”的相关资料，就“郭美美事件”进行讨论，引导学生了解其他国家成熟的慈善活动的做法，进一步思考中国将来应该怎样完善慈善事业以辅助社会保障。
（3）课堂教学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形势，正确理解政策，不能离开学生利益的满足，要把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学校可以结合学分制，对学生听课、讨论、写报告等进行累计积分，并使之成为这门课程学习成绩的一部分。
2.改变教学手段，由传统向现代转变
随着高等教育条件的改善，高校电视教学、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越来越普及，在教学中充分应用这些现代化教学手段，能够丰富形势与政策的教育内容，增强形象直观教学，提高教育的有效性和感染力。
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教学手段要生活化、现代化，变抽象为直观。可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手段和影视音像资料，建立素材库、制作精良的多媒体教学课件，把文字、声音、动画效果融为一体，营造立体的、动态的、活泼的教学氛围，给课堂教学注入浓烈的生活气息，增强教学效果。例如，在讲授“纪念建党90周年”专题时，可以下载电影资料，利用多媒体设施再现建党时的情景。
在形势与政策教育中还可以广泛利用电视教学，同时也可以创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体网站和栏目，根据学校和学生的实际设置动静结合的频道，设置大量的贴近学生生活、拓展学生视野、活跃学生思维的栏目，开通由高水平教师主讲的网上专家论坛，设立专家网络邮箱，适时引导学生在线交流，开展在线答疑，建立网络教学考核评估系统等，满足学生对知识广延性、开放性的需求，使教学更加完整、连续、形象、生动和有效。
三、适应社会需求，加强实践教学
现代社会要求教育必须走向社会，走向生活，这样才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这就意味着教育要向生活回归。因此，要把形势与政策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既要搞好课堂教育，又要注重引导学生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
例如，把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与学生专业学习、服务社会、勤工助学、择业就业、创新创业紧密结合，要求学生参加寒暑期两次社会实践活动，撰写和提交调查报告，成绩计入课程学分。调查的主题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农村的学生可以在寒假对回乡过年的农民工进行调查，也可对新农村建设、农村社保、农民收入、农村食品安全等多方面进行调查；城市的学生可以对城市居民贫富差距情况、老年人生活状况等方面进行调查。
讲到“改革开放的成就”这一内容时，可以组织学生分组进行社会调查，让学生走出课堂去收集各种资料，在切实了解改革开放给我国社会带来的变化和发展后，带着思考和问题再走进课堂。
在进行就业形势与政策教育时，组织学生到一些大型企业调研就业形势和企业对专业技术人才需求情况。各种调研活动使学生更加贴近社会，更加贴近时代，更加了解国情，拓展了“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主题。
在“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专题教学中，结合理论教学开展“生活中的荣与耻”征文、“校园中的‘风景’”摄影、DV展评等实践教学活动。围绕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让学生们关注和发现生活中践行“八荣八耻”的具体事例，用真情实感书写、拍摄身边的真善美，讲述对荣与耻的感悟。
依托学校、社区及教师资源，联系一些教育基地、知名企业、政府部门或是基层农村，让大学生带着任务去接触社会，了解社会。还可以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以重大热点问题为契机，深入挖掘其中的理论深度和实际教育价值，更好地把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和党团活动、“大学生三下乡”“青年志愿者行动”等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促进形势与政策课“入脑”“入心”，实现教学效果的知行转化。
社会是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第二课堂。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既能增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又能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实现由学校课堂向现实生活的延伸，对进一步帮助学生在社会这所大学校中认清形势发展趋势，深刻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内化为奋发向上的强大动力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
总之，由于形势与政策课本身具有开放性、时代性、前瞻性和社会性等特点，与时代和社会息息相关，与个人成长息息相关，形势与政策课的组织和教学应该是开放发展的，教学内容应该是贴近生活、与生活现状和谐对接的，教学过程应该是使学生融进教学环境，接触生活、接触社会的过程。
参考文献：
[1]金雁.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三贴近”的思考[J].江苏高教，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