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的影响篇1
社会变迁是正常的社会现象，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但如果用社会转型来形容中国的社会变迁可能更为合适。社会转型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西方学术界，是用以解释20世纪最后20a苏联、东欧和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社会转型简而言之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1]。但笔者认为在其概念中没有突出社会转型的重要属性，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即短时间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化。经济上，一方面在中国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社会中，粮食更多的不是作为商品来流动，即使作为商品来流动，因为其市场的相对封闭性，粮食的价格不会有很大波动，传统的农民不必面临太多市场风险。而到了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粮食变为了农民最主要的商品和经济来源，因此农民不得不面对更多的市场风险，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之后，不仅要面对中国市场的风险还要面对全球市场的冲击，而如蒙德拉斯所说：“农民按其字面上的本义是地方之人，他们超越不了自己土地的有限视野”[2]。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一方面使其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为城镇的就业和管理带来了压力，更重要我们看到他们不仅仅是劳动力，而是一个个家庭成员，这种流动造成无数家庭的被动分离，这对农村社会造成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另一方面使用农业机械的确可以提高生产率，粮食的产量可以得到大幅度提升，但同时要看到中国农业耕种方式由于土地制度、地理位置以及生产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还是属于精细耕作的范畴，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规律。这决定了在价格上和西方相比处于劣势，而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导致粮食市场供求关系失衡，进一步致使粮食价格下降，这打击的不仅是农民的经济收入，更打击了农民的心理成就感。农民所担忧的不再是食品的缺乏而是食品的过剩[3]。虽然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是有一定的道理。而因为农民的特殊性，这种供求关系的失衡不会主动调节，因此对农民造成的影响是持久的。文化上，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文化结构往往也会发生变化。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也是差序社会，遵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文化，推己及人，但前提是传统的乡村社会具有封闭性。而现代化社会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流动性，因此可以说现代社会必然会打破中国的乡土社会，然而新文化的构建需要很长时间，在这期间往往容易形成文化殖民的状态，而殖民文化一般和原本的社会结构发生冲突。比如消费主义文化的出现，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在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5]，农民在接受这种文化后，由于其现实的能力和欲望的巨大差距，很容易造成自卑心理以及对金钱的过度追求，有些学者认为农民的本性是自私、逐利的，从这个角度看,也许单单归结于其本性是草率和不合理的。
2农民疾病风险的变迁
自人类诞生之日起，风险就仿佛如影随形的存在，人类社会是否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那样进入到了风险社会，我们不得而知，至少现在学术界还存在争议。但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像费孝通所说的那种乡土社会以及熟人社会正在发生变迁，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重新思考和审视当代农民的社会风险，特别是对传统农民来说影响最大的疾病风险有较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疾病风险即农民在生活中患病或发生意外损伤时所带来的风险。而衡量疾病风险的高低有两个标准，①患病的概率，这与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是分不开的；②患病后所造成的影响，一方面这既包括在医学上患病对身体机能的损害，也包括在经济上对患者甚至对其家庭造成的生存风险；另一方面在考虑疾病风险的影响时，个体风险承担能力的差异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疾病风险不可避免的也会发生变化。笔者将通过农业生产方式、职业变迁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农业生产方面，在前面论述过当今农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更多采用了现代化的农业机械，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年轻力壮的年轻人大多数选择外出打工，一方面他们已经不是传统的农民，已经没有了对土地的依恋，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受到消费主义文化影响最深的人，因此相比农村，城市生活更符合他们的需求。而这种情况致使当今农村留下的更多的是劳动能力比较弱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又因为其传统观念和经济压力等原因，他们不得不承担起繁重的农业劳动，这无疑会增加疾病风险。同时农民为了追求更好的作物产量，与传统耕种相比采用了更多的化学肥料和农药，这的确提高了作物产量，但不可否认的是食品安全受到了极大威胁，也极大地增加了患病概率。职业转变方面，剩余劳动力流动到农村后，因为其文化以及技术能力等原因，往往只能做危险系数高、劳动强度大或者本身就存在健康损害的工作。如果说传统农民的特征是没有选择性的话，那么这种特征同样存在于流入到城市的农民群体身上。在患病风险增加的同时，我们还要关注到这些进城务工群体往往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在这部分群体患病后，其对整个家庭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可以说这部分人的疾病风险是巨大的。
3社会变迁对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发展的启示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设计关系着全体农民的健康状况，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关于农民疾病风险责任分担，其内涵是指站在农民的视角审视政府实施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中责任主体对疾病风险的分担问题，因此可以说它与医疗保障制度是一个事物的两面。而这种疾病风险分担不仅包括了合作医疗制度还包括医疗救助制度、卫生防疫等，但医疗救助制度更多起到的是辅助性以及补救性的作用，而卫生防疫制度在农村还有待完善，其所起的作用有限。因此笔者主要谈论在防范农民疾病风险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合并之后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
社会变迁的影响篇2
关键词：农村社会变迁 农村体育发展
影响
体育是一种身体教育活动和社会文化活动。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体育文化的发展受制于社会这个大的发展环境。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仅农村人口就有7．3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56％，也就是说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都集中在农村。广大农村地区是我国农村体育文化的主战场，也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主要环境，要想发展我国体育事业，就必须首先解决我国农村体育问题，改变农村体育现状而农村体育的发展又是与农村的社会变迁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
1．社会变迁与农村社会变迁
社会变迁属历史发展的范畴，社会变迁是指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社会变迁反映和表现在：社会变化的过程，社会形态的量变和质变，社会过程的推移．社会结构的变异，社会功能的改变，以及社会制度管理方式的改革，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生活方式的变化，等等。农村社会变迁则是指农村社会生活现象的变化和发展．农村社会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各方面，随着历史的发展同样也在不断地变更着。
1．1农村社会变迁的特点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村渐渐地已经成为历史，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充满生机、蓬勃向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然而我国农村社会的社会变迁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从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农村社会变迁呈现出缓慢性、曲折性、复杂性的特点。
1．2影响农村社会变迁的因素
农村社会是我网社会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作为一个复杂而独立的系统，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由于农村社会变迁包括很多方面，因而影响农村社会变迁的因素同样是多方丽的。影响农村社会变迁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自然环境因索、人口因素、生活方式因素、科学技术因素、文化因素。
2．农村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发展的影响
2．1对农村体育发展特点的影响
农村体育的发展受制于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村体育发展的特点同样折射出农村社会发展的特点。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的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2．1．1发展的缓慢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简单落后的生产方式致使农村经济难以提高。一直以来，我国广大农村经济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受传统文化思想、地理环境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影响．大部分农民依然保持着封闭式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价值观念。所以作为上层建筑的农村体育．要在农村得到广泛开展．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问过程．
2．1_2发展的差异性
我国农村地区地域广阔，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各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各不相同。不同的传统文化思想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风俗习惯．加之传统体育价值与现代体育价值的相互交融，使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
2．1-3发展的艰巨性
一种文化形态的形式发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农村体育文化的发展受经济、政治、教育文化水平、价值观等方面的影响。在我国农村社会现有的发展条件下．农村体育要想得到全面的发展存在着较大的艰巨性。
2．2对农村体育发展功能地位的影响
在建国以前。我国农村的体育活动对广大农民来说，主要是农闲时的娱乐消遣或习武以求自保自卫，民间杂耍还是一些人的生计手段，进行的活动项目以民间传统项目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体育活动逐渐成为农民劳作后放松身心的一种重要手段。当前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不仅是农民个体发展的需求．而且上升为国家社稷发展的需求。大力开展农村体育成为农民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环节，是实现我国体育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对促进社会稳定、丰富农民业余文化生活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3对农村体育发展要素的影响
我国大部分农村体育由于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与发达地区相比，在体育人口、体育场地设施、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等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2-3．1农村体育发展不平衡
我国经济的发展在地域上呈现出城市与农村、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性．体育的发展受经济的制约，也呈现出这一特点。城市与农村、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农村体育发展不够平衡，特别是体育健身意识、场地设施、经费投入、科学指导等方面较为突出。
[1] [2]
东部、中西部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仍较突出．在部分省市农村里，农民还处在以解决基本生存条件的低层次生活需要的基点上，或以手工的方式解决温饱问题，体育运动几乎是空白。因此，经济的不平衡性必然带来农村体育水平的多方面不平衡。
．．场地设施严重不足
根据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截止到年月l日，全国共有各类体育场地个．其中．标准体育场地个，非标准体育场地个。其中占国土面积的．％和人口的％左右的城镇拥有全部体育场馆．％，而占国土面积．％，并拥有％左右的广大农村地区却只占有．％的体育场馆．由此可见农村体育场地设施严重不足。
_．体育人口不足
体育人口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人口现象和体育现象。它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体育指标，反映了人们对体育的参与程度，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一个标志，也是制定社会发展规化与进行发展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依据。《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显示：城镇中有_％的人参加过体育活动，而农村中只有．％的人参加过。广大农村体育人口数量较少，且严重低于全国体育人口比率的．％。
．-体育消费水平较低
据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年对万农户实施的调查表明，农民的收入与消费水平比城镇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水平落后了整整l年。我国农村经济正处于发展建设时期，加上农村居民传统消费观念的影响，农村体育消费的提高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体育意识淡薄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相对落后，同时受几千年来传统思想和习俗观念的影响，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对体育作用的认识不清。据调查，农村中高达％的人认为没有必要参加体育锻炼。他们普遍认为，农业劳动本身就是体力活动，要再参加体育锻炼“太累，没这个精力”]。在对安徽省农民的调查中，．％的农民认为农业生产可以代替体育锻炼，．％的农民认为可部分代替体育锻炼。
．结论与建议
社会变迁的影响篇3
关键词：近代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变迁；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B82-0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7）11-0021-05
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基金项目（04eYB025）。
作者简介：孙丰云（1975-），女，安徽阜南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伦理。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探讨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的西方社会，20世纪60、70年代，西方理论界掀起了“利润先于伦理”还是“伦理先于利润”的大讨论，8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不断深化，利益相关理论被广泛接受并应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当中。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开展、国际社会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不断涌现，以及我国企业失责事件的频繁发生，有关企业社会责任问题逐渐成为我国学者关注的热点。从现有的文献看，就一般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有无及正当性问题，大多数人持肯定态度，并从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证明其合理性与合法性。但具体到中国境遇下的企业，一部分人仍存质疑或持否定态度，理由是中国传统企业没有独立的私人产权，无责任主体，也就无责任可言，这是其一。其二，转型期以来，由于利益分化、市场规则混乱以及伦理观念的扭曲，出现企业社会责任缺位的现象。其三，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如果有社会责任，也仅指盈利的责任。乍看起来，上述理由似乎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若以此完全否定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存在，则有失偏颇。因为一方面，这里涉及到对企业社会责任内涵如何理解的问题，它是理解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是否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是考察事物的方法论问题，上述观点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时空观和历史观，而这恰恰是理解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关键所在。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国际社会有多种界定。美国著名学者阿奇・B・卡罗尔的企业社会责任四层次说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该观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指某一特定时期社会对组织所寄托的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的期望。也就是说，企业社会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对此，卡罗尔指出：第一，各责任之间并非互不相容，经济责任与其他责任也不是并列关系。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处于基础层次，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属于较高层次；第二，不同类别责任之间存在着持续性、呈动态变化的冲突；第三，企业并非按由低到高的次序履行责任，而是同时履行所有的社会责任。卡罗尔的企业社会责任四层次说为解读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变迁历程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前提。
基于此，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时空观和历史观，梳理近代以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存在样态，拟证明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贯坚持的，处于不断地变迁当中，并试图探寻变迁特征及影响因素，指出变迁趋势，以期能够为进一步研究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其他方面作出理论铺垫。
一、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近代变迁历程及特征
近代以来，由于我国企业生存环境、历史使命的不同，因而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不同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致说来，可以从四个时期得到阐述：晚清时期、民国时期、计划经济时期、转型期。
(一)晚清时期
近代中国公司制企业实践的发端是在近代中国社会遭到“创巨痛深”和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晚清政府部分官僚和有识之士认识到图强、图富的重要性后采取的“富强”措施之一，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企业的社会定位是振兴实业、富国强民。收回利权责任、官利责任和报效责任便成为当时企业的主要使命。
所谓收回利权，指各省绅商发起和领导的收回被帝国主义列强占据的铁路权和矿产权的运动。绅商们认为，自甲午战争失败以来，外国在华投资设厂不断增加，“凡百事业，概归外人之手，大有经济上为列国共有之势”，欲振兴中国之实业，“必自收回利权始”。他们认为“经营企业是收回利权的最好手段，关系国家命运的兴衰”，“苟有爱国之心，应起而响应股份之招募”[1]。也就是说，通过发展本国实业，使外资无隙可乘，自动撤退。在收回矿权方面，许多地方相继出现了官办和官商合办的矿务机构，这一时期新开办的矿产企业大都带有抵制外资扩张的色彩。铁路方面，各省纷纷成立商办铁路公司，由此兴起了近代中国兴建铁路的高潮。
官利，又称“官息”、“股息”。特点在于：其一，不管是谁，只要购买了企业的股票成为股东，就享有从该企业获取固定利率的权利，不管企业的经营状况如何。其二，这种固定利率以年利计算，企业年终结帐，先派官利，然后结算营业利益。其三，只要股东交付股金，官利即开始计算。即使厂尚未建成开工，铁路尚未建成开车，官利也需支付。
晚清时期的报效责任包括缴纳税外费、无偿提供公共服务，以及赈灾运输等方面。当时，政企关系如同君臣父子关系，“在朝廷以父母之心为心，以我自有之利为外人所得，遏若为子弟所得，是以提之挚之，不遗余力，顾为子弟者，以父母之力而有是利，独不稍为父母计乎？”[2]于是，企业对于政府的报效便是情理之中的。
上述收回利权责任、官利责任和报效责任正是卡罗尔的企业社会责任四层次说当中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表现，这一时期经济责任弱化。
(二)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救贫、救国仍是企业经营的重要目标和出发点。此时，除了承担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依然是企业的重要使命外，经济责任也得以强调。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公司法》，突出公司的营利性质，将公司定义为“谓以营利为目的而设立之团体”。在此之前的公司法没有作出如此规定。晚清1904年颁布的《公司律》规定：“凡凑集资本共营贸易者，名为公司。”在1914年颁布的《公司条例》中，公司被界定为“以商行为业而设立之团体”。1929年《公司法》关于公司营利目的的规定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进步，它从法律上明确了企业营利的社会责任，否定了原有的官利责任和报效责任，体现了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经营环境的改善。
该时期的伦理责任表现为实业救国，企业承担了社会政治功能。孙中山在中华实业联合会发表演讲时指出：“余观列强致富之源，在于实业。今共和新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3]。张謇在安徽实业协会演说时也强调，“今欲巩固民国，非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不可”[4］473。在实践中，棉纱企业创办的宗旨在于：“振兴棉业，不但于平民生计上，有密切关系，而于全国经济上，亦生莫大影响。故振兴棉业，即所以救贫，亦所以救国”。烟草业将抵御外货作为创办动机，“外烟在吾国势力甚大，非敝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一家所能尽挽其利，必须多数如敝公司者继起共进方冀外烟消灭”[4］475。
民国时期，社会多灾多难，内忧外患。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积极从事慈善事业，在教育、公益等方面取得了成就。“实业如农、如垦、如盐、如工、如商之物品陈列所，教育如初高小学，如男女师范、如农商纺织医、如中学、如女工、如蚕桑、如盲哑、如幼稚园之成绩展览及联合运动，慈善如育婴、如养老、如贫民工厂、游民习艺、如残废、如济民、如栖流之事实披露，公益如水利所建之堤闸、涵洞、河渠、桥梁，如交通所辟县乡干支各道之建设”[5]。
(三)计划经济时期
计划经济时期，企业既不是独立的经济组织，也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而是扮演了政府一个分支机构的角色。企业的这种定位必然导致过分强调伦理责任，最终出现企业社会责任变异――企业办社会的格局。
企业办社会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异化。它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企业对员工承担本应由政府和社会承担的职能，在一个企业中，有学校、医院、托儿所、公安机关等各种机构。一个人一旦进入了某个企业，不管干好干坏，一生就有了保障。也就是说，企业对员工负全责，包括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它是企业与政府职能错位、政府社会保障服务功能不健全的必然结果。
(四)转型期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我国开始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带动了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型，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成为我国企业发展的主体，企业社会责任也发生相应的变革。出现了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强化，而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结构失衡的现象。
国有企业强化经济责任，一方面，增大企业利润，使其成为追求利润的主体，改变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另一方面，打破企业内部的平均主义，建立企业与员工的契约关系，实行减员增效和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
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处于一个不断变革的阶段。民营企业为追求经济利润，忽视了对于产品质量、员工待遇和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的社会责任，出现了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弱化，慈善责任缺位的现象。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2年中国企业经营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显示，中小型民营企业在接受“目前同行业存在那些不良行为”调查时，企业经营者选择比重较大的前四位是“拖欠或压低职工工资”、“偷工减料”、“欺骗用户”和“生产污染环境的产品”，其比重分别是43.3%、37.8%、35.5%、18.9%。而有慈善组织统计，我国有99%的民营企业从没参与过捐赠。[6]可以说，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现状令人担忧。
通过梳理近代以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具有时代性、结构不平衡性、动态性和继承性的特征。
时代性。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类型和方式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反映了时代的呼唤。如前所述，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遭到“创巨痛深”和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企业定位为振兴实业、富国强民。由是观之，实业救国思潮的成因和主旨与民族救亡、生存和振兴密切相关，显示出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
结构不平衡性。近代以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缺陷，或重视非经济性责任，或重视经济性责任，至今仍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结合点。晚清时期，企业较多地承担了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企业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不是为了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是服从服务于“求强求富”为宗旨的政治和伦理旨趣。民国时期，法律责任缺位。计划经济时期，伦理责任成为企业的唯一追求。转型期，实现最大限度的盈利成为私营企业的唯一目标。
动态性。近代以来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类型和方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中，同一类型的责任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伦理责任，晚清时期表现为收回利权责任和官利责任；民国时期表现为实业救国；计划经济时期表现为企业办社会；转型期则表现为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等价交换。经济责任，晚清时期表现为为国家而“求富求强”、“救亡图存”；转型期一部分企业将经济责任视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忽略社会公共利益。
继承性。近代以来我国企业每一时期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和类型都是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社会需要作出的调整和变更，是对前一时期的批判继承，具有继承性的特征。
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近代变迁的影响因素
近代以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变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时代的需要、企业类型的变化、社会价值观的微调是促成近代以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变迁的主要因素。
首先,时代的需要对近代以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变迁提出了客观要求。这是由企业和社会的关系决定的,企业和社会是共存共荣的关系。在社会分工中，企业的主要任务是以自己的产品满足社会的需要，通过促进社会发展实现自己的生存和扩展。因此，企业必须生产满足人类社会生活不断提高所需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反映时代的需求，有利于社会进步，这样才能在社会上树立良好的形象，被社会承认，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社会又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各种资源和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企业是社会的公有物，就其工作和事业的内容来说，都是带有社会性的，属于公共范畴。因此，企业具有社会人的品格。企业的社会人品格，决定了企业的社会使命必然是为社会繁荣和全面进步服务，所以说，每一时期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都是那个时代需求的客观反映。
其次，企业性质的变化对近代以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变迁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企业性质的变化是国家政治、经济政策调控的结果，它可以通过不同时期企业的发展特征表现出来。晚清时期，企业以官办和官督商办最为普遍，企业在创办过程中获得了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和政策支持，如资金资助、特许专利、减免税等，于是，企业向政府负责。民国时期，企业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家族公司出现并不断壮大，如荣氏家族的茂新、福新和申新公司，简氏兄弟的南洋烟草公司，郭氏家族的永安公司。企业出现地方化趋势。第二，企业的集团化趋势明显，出现了“江浙财阀”、“华南财阀”、“华北财阀”、“华东财阀”、“华西财阀”。第三，国有企业迅速壮大，具有极强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实力，民营企业开始走向衰落。计划经济时期，企业从属于政府，利润全额上缴，亏损由财政补贴，企业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其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具有同一性。转型期，国有企业为强化经济责任，实施了三个阶段的改革：扩大自、实行两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而民营企业是社会转型期的产物，改革开放初期，民营企业在体制外生存，在原料来源、税收、市场准入等方面都受到歧视，加之法律法规的滞后性以及地方政府为追求利润而纵容不负责任行为的发生，致使民营企业受单纯的利益驱动，出现社会责任结构失衡的现象。因此，由国家政治经济政策而引起的企业性质的变化，对近代以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变迁起着关键性的影响。
最后,占主导地位社会价值观的微调对近代以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变迁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几千年来，在我国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价值观思想，主张“重义轻利”。这种价值观渗透到企业当中，便发展成儒商思想，经世济民的商业理想是其重要特征之一。“凡事义为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近代民生公司将企业宗旨定义为：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国强民。同仁堂将“同修仁德、济世养生”作为企业的宗旨，其“冬设粥厂，夏设暑饮”的善举，更加体现了“舍利取义”的传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义”表现为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企业的根本宗旨是尽最大能力为社会做贡献，服务社会、奉献社会，国家兴亡、企业有责。企业应该具有社会成就感和民族责任感，不应该只追求经济利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在对待义利关系问题上，传统的义利观受到冲击，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价值观的混乱和道德上的真空。加之法律法规的滞后性，企业出现了为追求利润而不择手段的违法现象，违背道德的失责事件频繁发生。
三、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以及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下，企业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国内外新形势的挑战。新形势要求政府出台更多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法规政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机制将进一步成熟，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趋势。领域更加宽泛,标准日趋与国际接轨。
第一，社会责任机制有待进一步成熟。当前，西方企业界已形成较成熟的社会责任机制，以确保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而我国一些企业，社会责任理念还较弱，承担社会责任还具有偶然性和特殊性。因此，在近期内，进一步形成更加成熟的社会责任理念和机制，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是有必然性的。其中，包括政府的政策环境、社会的激励机制、学术机构的学理支持、民间中介组织的促进力量等，都应该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更多的咨询和服务。
第二，更多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法规将陆续出台。目前，很多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还缺乏正确理解,存在很多认识误区，这个问题不解决，良好的愿望可能会走入歧途。因此，法制建设和现有法律法规的实施应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起点。但是，我国目前并没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如何实施的政策法规和监督体系，尤其是鼓励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政策法规尚未建立，这在很多方面限制了企业的行为。为此，今后政府出台更多的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法规，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更加完善的引导和服务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第三，社会责任领域进一步扩大。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历程看，以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领域相对狭窄单一。而今，在国内外环境的驱使下，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表现为对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关注，包括股东、员工、消费者、社区、环境和商业伙伴。具体而言，对股东：企业对股东的资金安全和收益负法律责任和提供真实信息的道德责任；对员工：尊重员工，创造人性化的工作环境；对消费者：对消费者权益的维护；对社区：企业发展应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可能，积极关心支持发展社区文化教育事业、福利事业，关心和参与社区有关社团活动，并通过自身事业的发展，为社区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繁荣社区经济生活，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社区环境领域，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指标还包括能源的消耗、原材料的使用、废弃物的排放和处理。对环境：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努力做到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维护生态环境，注重可持续发展。对商业伙伴：企业与竞争对手应该公平、公开竞争；与供应商应按合同办事，诚实守信，合法收入在供应商和销售商之间合理分配，形成良好的企业信誉。
第四，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化成为趋势，企业社会责任进入实践阶段。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化已成为国际趋势，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我国企业要增强国际竞争力，必须将自己放在国际社会责任标准的体系中丈量。这不仅考验着我国企业的勇气和能力，更决定了我国企业在全球化的市场上能走多远。因而，未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探讨，将是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实施细则和评价标准的出台。
归根结底，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对利益相关者有整体的考虑和持续的责任感，是我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企业具备核心竞争力走向国际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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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的影响篇4
[关键词]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转型文化变迁影响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15.040
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作为一种现代化进程，不仅仅是单纯的生产方式本身，还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概念，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和人的全面发展。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直接影响着西南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必然要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对社会整体和个体提出相应的要求。国家“十一五”规划中要求“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就体现对文化经济的和谐发展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的长远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即是要达到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文化进步、社会安定、人与自然生息相融的良性互动的局面，文化在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民族文化的功能主要是通过民族意识的调控和引导而得以实现。民族意识是人们在族际交往中形成的关于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的观念，它能唤起民族成员对民族利益的关注，并在处理与其他民族交往过程中的各种关系中体现出来。我国作为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建立和谐健康的民族关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发挥民族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对民族意识进行调控，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健康地发展，使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一）西南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在经济生产方式转型中具有的推进作用
相对来说，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民族文化丰富鲜明是西南地区的一个显著特点。西南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是十分突出的。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众多的少数民族杂居在一起，互相碰撞，互相融合，各族文化既有差异又有统一，形成了多样性的地域特点；由于地处内陆边疆或是偏僻山野，加之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西南民族地区相对发达的汉族地区来说是较为落后封闭的，民族文化保留着某些原始生态性，特色独具，多姿多彩。可以说，拥有悠久历史、多元文化、美丽山水和奇特民风民情，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一种宝贵文化资源，应当加以保护、传承和开发。少数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不仅有利于增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凝聚力，而且能够为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1、民族文化中团结爱国的意识，能够振奋民族精神，增强社会凝聚力，为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来提供保障。只有建立一个以信息化为核心的物质文明，以思想道德为核心的精神文明，以民主法制为核心的政治文明的社会环境，现代化才能得以真正实现。以人为本，振奋民族精神，是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的重要元素。民族问题是国际政治的一大热点。2006年5月27日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民族问题始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民族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1］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保证，必须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振奋民族精神，为我国的发展经济、建设和谐社会服务。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支撑，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是推进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的重要文化保障。民族精神往往就孕育在民族文化当中，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就集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上。民族文化当中有许多对民族团结、同舟共济的要求和规范，并在千百年代代传承中根扎在人民心中。中华民族文化蕴涵的共同之处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社会变迁的影响篇5
[关键词]税制变迁；政治制度；平等义务观；征纳主体
在税制衍生进程中，常常出现理论与实践的背离，或其变迁路径与税制改革的初衷相悖的情况。这让人不得不思考是什么原因引致在实践中出现我们不曾料想和预设的结果?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税制的衍生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而又在改革中不断发现运行结果与设计初衷相背离(至少是未能达成基本理想状态)的序列。当然人类社会的有效制度都是在试错中不断修正的。但是如果对这个衍生过程中起作用的主体及其作用方式有进一步了解，对于优化税制应该会有所裨益(虽然并不是影响税制变迁的每一个因素都能通过主观构建达到理想的状态)。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在税制变迁中起作用?这些因素间又是如何相互发生作用的呢?
一、影响税制变迁的内外在制度
本文并不是对内外在制度在税制变迁中的作用做非常详细的分析，在这里试图做的仅仅是一个粗线条的勾画，希望能帮助我们认识在税制变迁过程中制度所起作用的大致轮廓。
(一)政治制度
税制变迁的过程本质上是利益再分配，而如何将个人在再分配过程中的意愿集合为集体行动的政治制度，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制度中个人和利益集团的行为，从而影响税制变迁路径。也就是说，在税制变迁中最根本的影响力不是来自征纳双方，而是在变迁中不断变化的利益格局，力图维持既得利益和预期通过变革增进其利益的主体，以及为其提供寻租规则的政治制度。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按照当前的主流观点，税制改革的动机源于政府职能变化的推动。主要包括：第一，政府职能变迁的直接推动力。即通过税收干预过去政府不曾介入的社会经济领域。当前的教科书对各个具体税种的分析中会提及其功能，这种分析从本文的研究视角看，各税种据其功能无非分为财政性税收和非财政性税收。财政性税收是以获得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而非财政性税收则并不以收入为主要目的，政府通过以税收作为工具对社会经济活动实施干预，从而推动税制变迁。比如，一些行为税的开征和修改即属于由此引致的变迁。另一类税制的开征和变革是典型的政府职能变迁直接推动税制变迁。在这一改革原则下，当然应该包括以税制优化为目标的税制改革。第二，政府职能变迁的间接推动力。认为在原有职能范围内，具体物质手段、规模等问题的变化使其对资金的需求增加而推动税制变迁。比如政府提供教育的职能，由于学生人数增加、对教学质量的要求提高、教学手段改善等会使政府的支出增加，从而产生税制变迁以提高税收收入的推动力。在这类税制变迁中，一般贯穿一个基本原则：即中性原则。指在满足政府需求的同时，尽可能不影响纳税人的行为，从而不改变社会经济变迁的路径。很显然这一原则与前者干预经济的目的相悖。在实践中税制改革的动因往往叙述为优化税制，这其中要区分直接和间接动力，最为本质的是看是以改变纳税人的行为为目的，还是希望在变迁中尽可能不改变纳税人的行为。
政府职能变迁和扩展当然是税制变迁的动因。但笔者认为，这仅仅是外在的表层动力。政府职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这种变化本身的动力是什么?当前理论界对税制变迁的分析最多追溯到政府职能的变化，而并未将职能因何而变化引人税制变迁的分析中，这就使政治制度这一决定分配格局的关键因素在分析引致利益再分配的税制变迁问题时被忽略。
从本质上看，税制变迁是各种利益集团追求自身利益，经由各种政治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的变化有其客观性。但这种变化更多是源于主观界定，即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有一个比较含混的地带，站在不同的立场，对政府作用的广度和深度就会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范围，哈耶克认为，如果制度赋予了人们选择和行为的自由，那么人们就应该对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任，而政府旨在扶助低收入者的政策会延缓进步。从这个理论出发，政府在社会保障上所发挥的作用应该尽可能少，即便不取消这一职能，但至少耗用的资金应该尽可能少。而罗尔斯的正义第二原则(差别原则)认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从这个原则出发，政府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扩大社会保障规模便是正当的。而从政府社会保障职能的实践看，各个国家的做法相差较远，这不仅仅与经济发展的程度有关，即使经济发展程度相似的国家也有可能提供不同广度和深度的社会保障，还有可能是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提供的保障不及经济发展程度更低的国家。这显然不是客观的社会经济环境变化所引致的政府职能变化，而是政府受不同理论影响的结果。因此，不同的利益集团基于自身不同的目的，往往利用不同的理论左右不同的政治力量。而这些力量之间的博弈决定着税制变迁的路径。
此时，政治制度中形成决策的方式影响各种政治力量发挥作用的程度和方法，从而影响税制衍生路径。这意味着，哪些个人的或者利益集团的意愿能够集合成为最终被采纳的税制改革的方案。总的来说，税制变迁中政府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而在实践中，其对税制变迁影响的方向、力度等取决于相关制度对它的约束力。那么，又是什么影响了政治制度的变迁，从而影响税制变迁呢?
(二)内在制度长期衍生形成的平等和义务观对税制变迁的影响
内在制度有一个太过宽泛的范畴，以下主要分析对税制变迁具有直接影响的内在制度中关于平等和义务的不同分界。
1．平等观念的差异对税制变迁的影响。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对平等或公平有不同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民众对税制的看法，从而影响税制变迁。对于什么是平等，是一个规范性问题，不同的主体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有不同的看法。同时它又是讨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及其变迁时必须首先明确的一个问题。
从本质上看，平等的前置问题是自由，即对什么是自由的观点决定了人们对平等的看法。如果自由意味着个人不受其创造财富和使社会受益的能力限制而“生而平等”，那么政府显然有义务提供大规模的、占全社会在某一时点上所创造财富较大份额的转移支付，以满足这种平等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其他的自由观念相比，人们更有可能认同扩大税收征收广度和深度的税制变迁路径。但在实践中，要想使这一变迁过程得以平滑运行，至少还应该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政府应提供相应的公共品，尤其是体现该自由观念下平等的向低收入者倾斜的公共品。第二。内在制度中关于权利义务对等的观点。如果将政府提供的公共品看作是个人的权利而与义务无关，那么，人们可能就会在持前述平等观念，要求政府提供尽可能多的满足平等需要的公共品的同时，不赞同税收课征的广度和深度的延展(后面关于义务观念的分析中将作进一步讨论)。
如果自由被看作是与责任对称的概念，那么，平等就只能被看作是一般性法律规则和一般性行为规则的平等。相应地，“自由不仅与任何其他种类的平等毫无关系，而且还必定会在许多方面产生不平等”。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民众普遍持这种观点，一般倾向于认同相对较为中性，对个人选择影响较少的税制变迁路径。
对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人们关于平等的看法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体系中，短期内是很难改变的。但外在规则，包括对政府行为约束的规则，会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人们基于平等的诉求方向和对象。如果政府行为约束缺乏、行为失当，人们往往不再认同以高税收进行的平等性分配，转而将平等的需要诉求于其他力量，如民间组织。而在这个问题中，只要不是极端的平等观(最典型的：完全的放任或绝对的平均主义)，对税制变迁中保持税制运行的良性状态没有本质的干扰。最为有害的是，缺乏义务观念，将平等看作个人的权利而非义务。这会引致一个运行成本极高，而在税制变迁中极不负责的轻税倾向。此时。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即税负无论怎么低也无法带来相应较高的遵从率，而讨论公共品的提供和扶助低收入者时，却极端依赖政府。这不仅使政府在社会经济中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也很难为变迁提供宝贵的信息。
另外，由于不同的内在制度中对于平等观念的差异，在借鉴其他国家税制结构的成功模式时，必须考虑税制与内在制度中的平等观念是否一致。否则，那些在其他社会经济体系中成功的税制变迁方案，实施中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形，而带来与预期不一致的结果；甚至事与愿违，带来更差的税收制度。
2．不同的税收义务观对税制变迁的影响。对平等的看法对税制演进的影响与税收义务观密切相关，需要进一步分析。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税收有不同的看法，对个人在税制中的义务也有不同的观点。
翻开中国的社会变迁史，对于历次农民起义来说，沉重的税赋都是其直接原因。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农民只有交税的义务，没有任何对等的权利。在正常年份老百姓尚能勉强维持生计，一旦遇到灾荒便民不聊生，只有揭竿而起。开国的统治阶级往往会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但这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幻境，很快会被统治者和官僚阶层巧取豪夺、横征暴敛并且上行下效、不断蔓延直至无所不在的现实所替代。既如此，老百姓也就多方逃避应尽的义务。在这样的背景下，既然义务没有相应的权利，义务本身便受到质疑和拷问，因此，义务观念淡薄。对苛政的谴责也往往并不着眼于基本政治制度，而是直指苛捐杂税。这一制度演进过程，便不可避免地催生税收义务观的缺位，是制度本身的恶果。
在这样的内在制度下，也就不难理解逃税被纳税人普遍认同的现象。而这一背景下，税制优化或合理化的最大困难是无法从税制运行的实践中获得税制变迁的准确信息；极端地说，无论什么样的税制体系，纳税人的低遵从率问题都难以解决。在税收义务观念缺乏的制度里，税制变迁的实践往往会走向忽略民众的意思表达。因为既然民众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品提供的义务加诸于政府，而在税制变迁中却不问政府履行职责的合理支出限度而一味追求低税，无论什么结构的政府实际上都不可能将这样的民意集合为实际行动的方案。这种非理性便会成为忽略民意的有力“证据”。而一旦政府在运行中忽略民众意思表达的演进方式被固化，其外延往往会无限延伸，危害整个政治体系。
对义务的看法也是与对自由的认识密切相关的问题。哈耶克认为自由是权利和与之相对称的义务。只有将尽享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自由和权利，与认同为之付出代价、承担义务的观念对等，才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约束力。“赋予责任的正当理由，是以这样的假设为基础，即这会对人们在将来采取的行动产生影响，它旨在告知人们在未来的类似情形中采取行动时应当考虑的各种因素”。正如在对平等问题的分析中指出的，由自发性的内在制度决定或者说就是其中一部分的税收义务观，是在内外制度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的，其改变也很难通过人为的制度设计一蹴而就。但外在制度可以诱导之，使其能在税制变迁中扮演适当的角色。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内外制度经常由税制中的直接行为主体发挥作用。因此，下面我们简单讨论征纳双方对税制变迁的影响。
二、税制关系中的直接行为主体——征纳双方对税制变迁的影响
从直接的征纳关系看，影响税制变迁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征纳双方。
(一)征收主体的税制变迁动力及对税制变迁的影响
理论界在讨论税制变迁问题时，对征收主体一般有两种完全相反的假设。第一种在分析中将征收主体看作完全符合其职位要求的，其自身利益导向与其职位所要求的行为模式完全一致。在这样的假设下，税制变迁不需要考虑征收者自利所引至的问题和如何以制度约束、纠正其行为偏离的问题。另一种则假设征收主体完全自利。这两种假设实际上在不讨论其外在约束时是无所谓对错的。我们在这里讨论征收主体行为模式，是为了分析在现实的税制变迁中理论假设与实践的背离，因此，需要在我国的现实背景下考察在各种现实制度的约束下征收主体的行为模式及其对税制变迁的影响(征收主体在其标准化的行为模式下，其最为规范和最能恰当地发挥作用的税制变迁影响范围为税制的自恰)。
1．将征收主体看作一个整体，其行为模式和对税制变迁的影响。作为整体的征收主体即税务机关的目标函数是税收收入最大化和可支配的经费最大化。
maxy=at+c
t：某一特定时期的税收收入；
c：该时期可支配的经费规模；
a是税务机关效用函数中t的权重。在影响税务机关的行为，从而影响税制变迁的过程中，仪的决定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a呢?
本质上，a可以看作税收收入的经费转化率。从a的决定看，税法约束的强度对其作为税制变迁的内在动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当制度约束硬性时，税收收入规模是一个客观的量，即随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税务机关的弹性余地较小。此时，制度对税收收入增加的需求只能依赖于税制变革,而不是在现有税制框架下的税收机关相关行为的调整(因为其调整的空间已被税法的硬性约束所限制)。在这样的制度下，一般而言，税务机关履行职责所使用的经费不会与其所筹集的税收收入相关。此时，ao。而如果税收法规对征收机关的约束是软性的，那么，对其工作效率的考核一般通过核定征收任务的方式。此时，maxy与a极度相关，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税务机关的经费来源完全取决于at，此时co。因此，maxy与a的相关性取决于外在制度的约束，在不同的外在制度下，税务机关的激励机制不同，其在税制变迁中的作用和发挥作用的方式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如果税收法规对征收机关缺乏有效约束，征收机关则有强烈动机扩大税收征收规模。这一动机往往依赖于税制的非规范性变迁，也就是说，不是通过修改税法的法定渠道，而是通过自行调整征纳关系来实现。我国当前理论和实践中所提出的税制改革对策，有不少是在这个隐含前提下讨论的，比如，加强征管、调动征收者的积极性等。在这种情况下，征收机关对税制的规范化演进是一种阻力。首先，作为与纳税人直接发生关系的征收主体，对税制在实践中所处的真实状态，有较为充分的信息，但由于外部机制将其诱向非规范的税制变迁诉求，大大降低了在规范税制变迁中的表达，使得这一在税制变迁中宝贵和不可替代的信息难以获得。其次，非规范性的税制变迁使征纳双方处于对峙的紧张状态，使税制运行成本变大的同时，变迁的试错过程得不到真实的信息反馈，其推进的主观性增强，税制演进中的自适应性调整所发挥的作用变小。而主观性变迁又进一步降低了纳税人对税制的认同。
当税收法规对征收机关具有硬性约束时，a与征收机关可支配的经费间没有直接的相关性；换句话说，征收机关对经费的需求不会直接引发税制变迁的诉求。此时，征收机关对税制变迁的需求，最可能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在其工作的开展中，较为准确和充分地了解相关信息，从而产生推动税制变迁的动机。比如，征收中征纳双方的不便利、税收漏洞、纳税人因税制缺乏公平性产生的抵触等，现实中的种种问题所带来的征管工作的低效率，是征收机关推动税制变迁的内在动力。而由于制度的硬性约束，这种动力通过规范性程序发挥作用(其作用通过外在制度产生，前面已做过简单分析)。而当税制变迁不符合或有损其利益时，征收机关有可能会衍生为直接的税制变迁阻力。在税制变迁中这是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
2．将征收主体看作单个的人，即征收机关工作人员个体对税制变迁的影响。但凡讨论到这样的问题，首先要明确的便是对特定背景下的人的认识。人总是特定制度约束下的人，所以抽象地分析人的善恶及受其本性驱使的行为特征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同样，征收机关公务员的行为模式和效用函数受外在制度环境和内在制度的影响，即在这些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好的制度既能使公共利益得以实现，又能使“政治人”的利益、个性、能力得到充分地实现和发挥。假设作为征收主体个人的效用函数为：
maxy=n+w+x
n：规范性货币收益；
w：非规范性收益；
x：其他收益(如：好的声誉、升迁等)。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税制及相关法律制度对在征收主体这一特定位置上的行为人的约束是硬性的，那么其税制变迁的需求只能诉之于规范的变迁渠道。此时，wo，n和x共同影响制度中个人的行为，外在制度的合理性和被认同的程度也会影响个人在税制变迁中的作用，如绩效激励的诱导方向。如果个人的职位绩效与其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函数不相容，会激发个人以消极或积极的方式影响税制变迁。从消极的角度看，个人降低工作活力，使税制运行低效率；另一种可能则是积极地寻求税收制度改革。这两种方式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税制规范性变迁的路径。
同样，如果外在软约束，征收主体往往以其非规范的个人行为扰乱税制变迁。此时，w在效用函数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对税制变迁的影响当然主要表现为将其诱向非规范化变迁的路径。此时，w增加的内在冲动往往演化为个人在履行职责时的非规范行为。正如前面分析征收机关的非规范性行为一样，引致的不仅仅是税款流失，而且也为税制的进一步改革留下了隐患。这时，若假定外在约束在一定的时期内并不随行为主体的变化而变化，是一种静态约束，那么，在不断进行的非规范性利益w获得的尝试中，情况有可能进一步恶化。此时能对这种非规范性尝试有所约束的是个人对x利益的诉求，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内生制度。总之，在软性外在制度约束下，征收主体个人行为呈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影响税制变迁的有序性，为其最优变迁路径选择带来了困难。
(二)纳税人对税制变迁的影响力及作用方式和方向
社会变迁的影响篇6
以“五胡内迁”为中心民族体育的变迁发展是民族民间体育变迁史的首要研究领域，尤其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民间体育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要求研究者回溯民族融合历程,仔细搜寻和体悟多民族杂居共处的诱因及其影响。从纵向的时序发展上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与体育变迁是以“游牧化”为主线的。华夏民族原本肇始于五六千年前的黄河流域，同时期或稍晚长江流域亦有中华先民的印记，最新的考古发现更是将这些时间节点不断前移。由于中国南北东西走向绵长，国土地域辽阔,在非主流的边远地区一直有游牧部落和小型聚居族群的身影。到秦汉时期，这种中原大国与边陲族群的交流、战和成为历史发展的添加剂，影响或改变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走向。如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就生动地表现了赵国统治阶层深受周围戎狄部落的服饰文化影响，进而借鉴胡服优点改进骑兵作战装备,这成为中国民族体育融合发展的先声。两汉时期，中原汉王朝与周边以匈奴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最终以“和亲”为主流的和平交往方式替代了战争，民族融合进一步加深。到东汉末年，由于中原王朝统治根基动摇，战争频频,少数民族部落不断南迁，开始大规模与汉族原住民杂居相处,民族融合空前加速。魏晋之际，在北方汉族人口锐减的情况下,胡族内迁形成高潮。在这一过程中，内迁的民族主要包括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历史上泛称为“五胡”。
西晋统治时期，中国北部、东部和西部，尤其是并州和关中一带，居住着许多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晋书》记载，“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百万余口“戎狄居半”。这一时期,南北方皆出现民族融合的现象，扩大了中华民族的内涵，调和了胡汉文化。在汉族的影响下，这些内迁的外族逐渐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胡汉文化相互影响渗透,但在交融的同时,胡汉亦存在一定的矛盾。例如并州的匈奴人成了汉人的奴婢，而不少汉人也相继沦为胡人奴婢。这些奴婢常常被迫服役，如后赵石虎曾发男女16万，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更有甚者被地方官员押往他乡出卖，因而激起了境内各民族的反抗；而各族上层人物亦往往利用本族人民,实行割据。西晋以后之五胡乱华、永嘉之乱亦肇基于此⑴0在长期和战交错的历史图景中，北方游牧民族的彪悍风气与骑兵作战的快速机动优势大大影响着中原汉人的生活、心理和军事。《晋书?庾阐传》有载：“庾阐字仲初,颍川鄢陵人也。祖辉，安北长史。父东，以勇力闻。武帝时，有西域健胡矫捷无敌，晋人莫敢与较。帝募勇士,惟东应选,遂扑杀之，名震殊俗。”久而久之，北方游牧民族的骑马涉猎与格斗技击习气深深影响和融人了中原汉民族的生活场景之中，形成了融合发展的、具有复合化特色的中华体育风气。随着民族融合的加速，以北方游牧民族的骑马、射箭、角抵、打猎等为特色的北方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加速融入中原体育活动之中。中原汉人和各少数民族共同居住和生活,开始受到少数民族的影响，少数民族基于宗教崇拜和祭祀而来的舞蹈、射猎等宗教体育活动也开始影响中原民族的日常体育活动。胡汉人民一起开展体育娱乐活动，大大丰富了古代中国的民族体育项目和民间体育娱乐消费选择。射箭、马术、摔跤、柔道等竞技体育项目，都留下了中华民族体育融合发展的身影。
二、国都迁移与经济重心南移对民族民间体育的影响：
以“两宋移都”为例经济基础是决定社会各阶层体育娱乐休闲活动开展层次和频率的重要依据，尤其在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的情况下，有无足够的经济基础是影响各阶层人士参与体育娱乐活动的重要因素。政治格局则是决定体育活动外部环境的重要基础，决定了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体育话语权。从古代封建王朝体育活动的开展背景看,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和官僚贵族的穷奢极欲,一方面是平民阶层的自娱自乐,形成r不同的消费层次和体育活动选择等级。同时,政治军事形势变化和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也将导致体育娱乐活动的迁移和兴亡。统观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变迁和经济重心移动，往往以国都迁移为重要依据和根源,是内外部复杂多样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环境影响和决定的,进而影响和决定了体育活动和体育理念的变迁。中国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北方变乱频仍,尤其是不愿接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和压迫的中原汉人，逐渐开始了南迁步伐’在中原汉人南迁的过程中，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南蛮”人群发生过较为普遍的族群冲突和斗争，最终妥协、融合在一起，部分不愿融合妥协的南人则开始继续南迁，乃至播迁南洋诸国。上述南迁的汉人群体,又以文人士大夫阶层最具代表性,如《晋书》卷65《王导传》说：“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北地沧凉，衣冠南迁”。他们的先进体育休闲娱乐活动和体育文化理念也因此逐渐向南方转移,南方逐渐成长为中国文化的新中心和经济重心。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发生在两宋之际的都城迁移及其所引致的风气变迁具有代表性。两宋之际，原来定都汴梁(今河南开封）的北宋遗民，扶老携幼，千里南迁临安(今浙江杭州临安），受战乱时局的影响以及对命运等问题的消极理解，虚无消极和及时行乐的观念形成一时之社会风气，对市民生活的各个层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市民追求现时体验,注重当前享受的风气与南宋商品经济发展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当地体育娱乐活动的发展。如赵升在《朝野类要》记载有：“今虽有教坊之名，隶属修内习教乐所,然遇大宴等，每差衙前乐权充之,不足，则又和雇市人。今年衙前乐已无,教坊旧人多是市井路歧之辈。”路歧即是在广场街市、偏远乡村流浪卖艺者。《西湖老人繁胜录》也有载：“十三军大教场、教奕军考场、后军教场、南仓内、前杈子里、贡院前、佑圣观前阔所在，扑赏并路歧人在内作场，行士圣法……相扑，王宣弄面,打一丈方饼。喝涯词,只引子弟；听淘真，尽是村人。”在这种汉人南迁的进程中,北方中原地区的官僚士族与以长江流域为核心的南方土著居民相互接触和影响,呈现出颇具中国特色和地域复合特征的“南地(蛮）化”现象。一方面,中原地区的民族民间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影响了南地的体育活动和项目变迁,南方体育日益中原化和统一化。如盛行于中原及北方民族的摔跤运动在南宋有了充分的发展，四水潜夫的《武林旧事》、灌园耐得的《都城纪胜》和无名氏的《西湖老人繁盛录》等，都对这一时期的相扑记载非常详尽。另一方面，南方土著的体育形式如耍龙、溜索（怒族）、独木舟、抢花炮（侗族）、爬花杆(苗族）等，逐渐影响了中原南迁人口的体育形式和活动习惯,这个过程又是与复杂的宗教冲突、生活习俗矛盾及民族和战相交叠的，其融合和接纳可谓来之不易。在长期的共处格局下,不同民族和地域人群之间，要么选择和平共处,要么选择规避远迁,最终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南地生活场景和体育格局,即相对于古代地域特色鲜明的新的“不中不南的新体育”，逐渐凝练出具有中华民族整体特征的全新现当代民族民间体育格局。在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史上，还有多次类似的经济重心变迁图景,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和改变了不同区域的人力资源分布与资本流向，以致改变了社会文化和社会风气，从而成为影响社会潮流、教育理念和体育娱乐活动的重要诱因。例如，在中国古代民间体育发展进程中,风筝和弹弓的发展曾经深为历代研究者所重视，世居江南的满族贵胄后人、文学巨匠曹雪芹就是风筝制作和放飞名家，其关于风筝制作的专书流传后世，体现出高度的民族性、迁移性和家国特色。
三、社会变革、文化分野与体育风气变迁：
以“唐宋变革和文化内向”为着眼点在讨论民族民间体育融合变迁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关注到社会变革和文化分野对民族民间体育的影响这一重要话题，认为体育风气变迁与社会变化、文化分野具有重大而密切的关联。在此，初步从钱穆先生的《唐宋变革与平民化社会的来临》和刘子健先生的《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为切入点展开讨论。
1."唐宋变革论”与古代社会的平民化走向对民间体育的促动
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历来为东亚各国尤其是日本学者所重视和推崇,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著名历史学者内藤湖南（即内藤虎次郎,1866—1934年)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唐宋变革论”。根据李华瑞、葛金芳、牟发松等学者的译介和研究,所谓唐宋变革论主要是指唐宋2个朝代，虽然是先后继起和互相关联的，但从社会风气、政治体制、经济环境和国际交往等因素分析，唐代是中国中古时代的截止期，而宋代是近世中国的开端。内藤湖南试图通过其历史分期方法的解析和透视,说明唐宋之际中国历史发生的巨大变革性发展。著名国学大师和史学泰斗钱穆先生曾总结道：“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主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州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人政治上层者，第37卷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当代著名史学家朱瑞熙先生指出，从唐代中叶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进人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它经历从五代十国直到明代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前共约800年时间。由唐代中叶开始的社会变化到宋代定型,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新面貌。宋代社会的新面貌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土地占有制度和租佃制度,形成了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其次是以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为政治和精神的基础,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制度,乃至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学术等意识形态以及风俗习惯均出现了相应的变革;再次是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环境里，以不同于以往的革命目标和方式进行阶级斗争。这一切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宋代社会面貌的生动图画。由此可见,随着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的到来和民族、阶级压迫的相对减轻，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到了宋代始有真正意义上的市民阶层及其相应的消费、娱乐和休闲活动，人们的教育、宗教和文学艺术真正得到了普及和张扬,大众平等意识初步得以确立。这些情况无疑为民族民间体育活动和竞技娱乐活动的广泛开展奠定了社会和思想基础。此外，由唐入宋的古代市民社会和富民阶层逐渐兴起和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古代社会体育娱乐与运动休闲风气,健身养生活动更加平民化和大众化，体现出较强的时代特征。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传世作品仅有2幅：一幅是为海内外所熟知的《清明上河图》，展示了北宋东京汴梁的市民社会场景；另一幅是《金明池争标图》（一般认为此图为张择端早期作品，另一说此图为南宋摹本），描绘了宋太宗赵光义在端午佳节到来之际,在皇家园林琼林苑中的金明池与民同乐，共同观赏军士龙舟竞渡、争夺锦标的胜景,这种统治者与市民共同参与观赏性体育活动的情境，充分体现了宋代开启的市民社会与市民体育的崭新图景。
2.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对民族民间体育的抑制
美国早期汉学家普遍把中国宋代类比欧洲近世社会,得出了与上述中日学者相类似的观点，即认为宋代市民社会的真正形成成为影响和改变后世中国文化社会面貌的基本依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刘子健做出了与众不同的解读,他认为所谓宋代工商业的兴盛和富民阶层的崛起其实只是一种社会表象,与欧洲近世社会“形同实异”，本质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尤其是两宋之际出现的文化分野更是决定了后世中国社会与西方的发展脉络渐行渐远。北宋前中期,皇权受到以宰相为核心的廷臣团队的制约,皇帝和臣下形成了互为拱卫、相互掣肘的稳定格局；然而北宋后期屡被北方少数民族渗透侵扰’直至“靖康之变”的严重局面。这种情形极大地刺激了宋朝君臣的心理和军队、百姓的士气,进而对既有的宫廷制度和政治文化产生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皇权极大膨胀,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政治文化倾向于由“外王”而“内圣”，强调文化内向，整个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转向封闭和保守。自此以后，以科举为主导的文人社会掌控了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话语权，传统武术和民间体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压抑，习武之人被视为粗鄙之辈,民间体育项目多被讽作斗鸡走狗不务正业，这种文化对体育的压抑传承良久，危害不小,马球运动在南宋时期的式微便是一个例证。此后，中国古代体育项目和体育文化的传承成为民族民间的自发行为，失去了坚实的社会政治支撑和足够的文化支持。
3.中国特色民族民间体育的曲折、独立传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有关社会变迁和文化分野对古代民族民间体育的影响出现了内在矛盾的一面，即“平民化”和“文化分野”交叠的局面。这种民族民间体育变迁进程中的自在矛盾一方面内耗了民族民间体育的发展动力，使得中国民族民间体育发展落后于西方体育文化和项目的演进，造成了近代体育的西化;另一方面,矛盾又是事物变迁发展的动力，正是在矛盾斗争中，中国民族民间体育顽强地生存和传承下来，成为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宝贵体育遗产,为中国体育的独立发展提供了依据和平台。从上述意义上说，中国民族民间体育的发展演变,也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变迁进程一致，曲折而激扬，永远保持着鲜活动力和独有个性，百折不挠，历久弥坚。
四、小结
社会变迁的影响篇7
养老保险迁移成本是指纳入养老保险计划的职工，在变换工作单位或转入不同的养老保险项目其养老金权益转移到另一个计划项目或城市时，价值在转移中缩水[1]。养老保险制度的差异是导致养老保险迁移成本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不仅给参保职工带来巨大的迁移成本，而且对以经济利益为主要动机的人口迁移具有阻碍作用。尽管许多学者都注意到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会带来迁移成本，并意识到迁移的规模和范围与迁移成本和闲暇的减少所带来的效用下降成反比。但是，几乎没有人研究养老保险制度差异导致的迁移成本对迁移行为的影响，这主要源于有关养老保险制度差异的数据不易获取。因此，养老保险制度差异所引起的养老保险迁移成本如何影响参保职工的迁移行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由于自然实验方法能够有效解决政策评价过程中的内部和外部有效性问题，因而近年来在公共政策评价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苏州工业园区与区外养老保险制度的差异正好形成了一项自然实验。1994年初，中国政府《关于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有关问题的批复》决定和新加坡政府合作成立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1997年，在借鉴中央公积金制度的基础上，苏州市人民政府颁布了《苏州工业园区公积金管理暂行办法》(苏政发〔1997〕24号，以下简称第24号文)，决定在苏州工业园区建立以完全积累制为主体的养老保险制度。苏州工业园区的养老金制度并不是单独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它是与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住房保障为一体的公积金制度。该公积金设有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账户，其中个人账户设有养老账户和普通账户，且两者是可以混合使用的。该公积金设立了a、B、C三类综合社会保障计划，a类综合保障计划含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和住房保障六类社会保障项目，个人账户设有养老专户、医疗专户和普通专户，公共统筹账户设有社会统筹、大病(含生育)统筹、工伤项目;B类综合保障计划含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类社会保障项目，个人账户设有养老专户、医疗专户和特别专户，公共统筹账户设有社会统筹、大病(含生育)统筹、工伤项目;C类综合保障计划含基本养老、失业、工伤、大病住院医疗四类社会保障项目，个人账户设有养老专户和特别专户，公共统筹账户设有社会统筹、大病统筹、工伤项目。这三类保障计划主要在参保人群、账户用途、入账比例三方面存在差异，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参保人群。a类保障计划针对园区内的城镇职工;B类保障计划针对园区外的城镇职工;C类保障计划针对园区外的自谋职业者、私营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职工等。
第二，账户用途。B类、C类制度下的普通账户称作特别账户，与a类普通账户相比，它只能用于养老支出与医疗支出，无法用于购房支出。当B类、C类制度下医疗账户的存储额不足以支付大病支出时，则可借用特别账户，而退休时，特别账户余额全部转入养老账户以用于支付养老金。
第三，入账比例。a类制度下，个人账户中养老账户和普通账户入账比例分别为2%、34%-36%，合计36%-38%。B类制度下，个人账户中养老账户和普通账户入账比例分别为11%、15%-16%，合计26%-27%。C类制度下，个人账户中养老账户和特别账户入账比例分别为8%、14%，合计22%。而园区外实施的是部分积累制的养老保险制度。园区内与园区外实施完全不同的两种养老保险制度这一自然实验有利于本文探讨养老保险制度差异对个体迁移行为产生的影响。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下简称《社会保险法》)审议通过，其中第六十四条明确规定:各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按照社会保险险种分别建账，分账核算，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2011年，为贯彻落实《社会保险法》，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颁布《苏州工业园区公积金(社会保险)管理暂行办法》(苏园管〔2011〕15号，以下简称第15号文)，决定将完全积累模式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为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模式。设立甲、乙两类综合社会保障计划，取消原公积金a类计划，原a类计划人员原则上参加公积金甲类计划。取消原公积金B、C类综合保障计划，原B、C类计划人员与用人单位协商选择参加公积金甲类计划或乙类计划。与旧制度相比，记a类个人账户中的普通账户为住房账户，其入账比例为16%，其余部分转入养老统筹账户撤销B、C类的特别账户，其资金转入养老统筹账户。制度改革以后，参保职工退休后的待遇取决于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的情况。这样一来，园区内与园区外的养老保险制度差距明显缩小，这有利于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养老保险制度差异的减小对个体迁移行为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从制度因素的角度，大量学者研究了户籍制度对人口迁移的影响，认为户籍制度是影响迁移决策和决定迁移类型的重要因素。在劳动力从迁移地转移出去的过程中，户籍制度主要表现为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巨大的收入差距激励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迁移者在迁入地居住下来的过程中，户籍制度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生活成本的巨大差距阻碍农村流动人口转化为城市的产业工人。还有学者研究农村地权改革对农村居民迁移决定的影响。但是作为增大迁移成本的重要因素，养老保险制度差异对迁移行为的影响则缺乏研究。本文将结合苏州工业园区独特的养老保险制度形成的自然实验，深入研究养老保险制度对迁移行为的影响。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国内外很多学者研究了迁移行为的经济动因。系斯塔德(Sjaastad)指出心理成本是迁移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于更换工作和生活环境而需要的在心理上进行的调整，被认为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障碍;博尔哈斯(Borjas)提出潜在的迁移者可以通过计算预期的收益净现值来分析迁移的成本和收入，以进行迁移决策;赵耀辉认为如果劳动力的迁移使潜在的收益大于成本，那么流动就会发生，否则就不会发生;谌新民对劳动力迁移经济因素的研究，着重分析了流迁人口的迁移成本，认为导致迁移成本偏高的主要因素是现行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等;李立宏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之一;许抄军和凯南(Kennan)等人发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对劳动力迁移有显著的影响;肖群鹰、刘慧君研究发现，迁出和迁入省份间的预期收入、产业结构、迁移成本差异，以及是否处于同一经济带，对中国省际劳动力迁移有显著影响;戎建提出迁移回报率的计算方法，认为较高的迁移回报率是吸引农民选择迁移和流动到城市的重要因素[16]。经济因素是劳动力迁移的基本动因，参保职工在追求新的就业机会和较高收入的过程中支付了较高的迁移成本，本文在对养老保险迁移成本偏高的制度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养老保险制度差异将如何影响迁移行为。从人口学特征的角度，一些学者研究年龄、教育水平、性别对迁移行为的影响。有研究发现迁移倾向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严善平发现20世纪90年代后期迁移人口中的64.6%都集中在15-34岁的青壮年层。由于不同区域间教育的回报差异明显，这将对具有不同教育水平的人的迁移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一些学者提出，受教育年限越高越容易发生迁移;张为民等人认为流动就业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并未出现流动性越强受教育水平越高的情况;朱农发现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迁移倾向有着结构性的不同;刘娟、黄蕙玲指出，迁移人口的性别比在各个地区是不平衡的，对于某些地区来说，迁入的女性人口比例高于男性人口。这意味着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间，迁移的选择性不是一成不变的。本文将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苏州工业园区这一特殊区域迁移行为的选择性。文章中，迁移系指养老保险关系随着居住地的改变而发生转移接续的行为。下面基于苏州工业园区的自然实验数据，构建迁移行为选择模型，以解释养老保险制度差异影响迁移行为的过程。通过构建养老保险迁移成本精算模型，结合苏州工业园区2006-2011年迁移人员的管理数据，分析养老保险制度对迁移行为的影响。
三、迁移行为选择过程
这里首先基于苏州工业园区独特的养老保险制度，构建理论模型来解释迁移决策的过程，然后构建保险迁移行为选择模型以对迁移倾向进行深入分析。
1.理论模型本文根据《苏州工业园区公积金转移管理规定》和《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转移管理规定》，基于生命周期理论构建养老保险迁移成本精算模型，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分析养老保险制度影响个体迁移行为的过程。
2.选择模型在样本层次上，我们无法观测到迁移倾向本身但可以观测到迁移行为。迁移选择行为总共有四种:园区选择迁出行为、园区选择留下行为、区外迁入园区行为、区外选择留下行为。
四、养老保险迁移成本测算
1.精算假设与参数估计
根据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1978年为基期，调整2006年全国在岗职工月实际平均工资，得到2006年全国在岗职工月实际平均工资为342.75元。本文使用的管理数据从2006年开始，在此假设个人月初始缴费水平工资等于2006年全国在岗职工月实际平均工资。园区规定从园区外社会保险统筹地区用人单位流入园区的人员，其社会保险关系转入须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含5年)以上，且必须连续缴费满5年以上。假定这些个体在25岁时参保60岁退休，迁移时的年龄和累计缴费年限满足制度规定。若制度变革前年轻参保职工普通账户的资金不足以支付购房支出时，则可借用养老账户的资金;若普通账户仍有结余的，其结余的资金在参保职工退休时可全部转入养老账户用于支付养老金。如果用个人养老账户的存储额为标准来计算参保职工的养老金收入，其金额会远远低于参保职工实际获得的养老金收入，因此按《苏州工业园区公积金转移管理规定》，从园区用人单位向区外社会保险统筹地区用人单位流动的人员，根据会员公积金月缴额推算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按苏州市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及个人账户入账比例，计算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及个人账户的本息和，扣除已入账的公积金社会统筹基金额后的部分，从其本人公积金养老专户、普通专户或特别专户中抵扣，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出手续。
本文假定苏州工业园区制度变革前养老金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账户总额，等于按苏州市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及个人账户入账比例计算的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账户总额，减去已入账的公积金社会统筹额。根据《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保险(公积金)征缴和基金管理规定》、第24号文和第15号文，本研究取值如下。区外个人账户的入账比例c1=c7=8%，社会统筹账户的缴费比例c2=20%。变革前后区内社会统筹账户的缴费比例c3分别为2.5%和15%。变革后个人账户入账比例c5=8%。养老金统筹账户可转移的金额占各年度实际缴费工资总和的比例c6和c8变革前后仍为0和12%。根据《苏州工业园区公积金专户管理规定》，会员2006年7月1日起缴存的公积金，社会统筹基金的扣除比例为:参加a计划的，按本人缴费基数的15%;B计划为13%;C计划为11%(均含已入账的社会统筹基金部分);2006年7月1日前缴存的公积金，社会统筹基金的扣除比例分别为12%、10%和8%。综合平均参保年限差异和各计划扣除比例差异因素，统一社会统筹基金的扣除比例c4=11.5%。第15号文规定养老金基金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以同期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准，以1997-2010年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实际利率为基准，在剔除通胀因素后，经过算术平均法测得其结果为i=2.28%。综合以上因素，2010年以前(即完全积累制模式下)工资的年均增长率以1997-2010年实际工资增长率为依据(其中工资的实际增长率=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增长率-当年的通货膨胀率)，经过算术平均法测算，其结果是园区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年均增长率g=8.23%。
2.精算结果
测算苏州工业园区养老保险制度变革前后不同缴费年限参保人员迁移行为的养老金损失比例，衡量养老保险迁移成本，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精算结果显示，养老保险迁移成本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养老保险迁移成本随着缴费年限的增加而减小。第二，变革前迁入行为的养老保险迁移成本几乎等于迁出行为的养老保险迁移成本。可见园区内与园区外养老保险制度差异较大，对迁入和迁出行为的养老保险迁移成本的影响程度相当。第三，变革后迁出行为的养老保险迁移成本小于迁入行为的养老保险迁移成本。可见养老保险制度差异较小时，对迁入和迁出行为的养老保险迁移成本的影响程度不一。第四，变革后发生迁移行为的养老保险迁移成本明显小于变革前发生迁移行为的养老保险迁移成本。
五、迁移行为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合苏州工业园区2006-2011年迁移人口的管理数据，描述迁移行为的选择性特征。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颁布第15号文，决定将公积金模式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为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模式，于2011年7月1日起实施。因此，通过比较这个时间点前后发生迁移行为的人口特征变化，可以考察养老保险制度变革对迁移行为的影响。从发生迁移行为的人口总数特征来看，2011年7月1日以前迁入人口总数为60255人，稍大于迁出人口总数的59285人，2011年7月1日以后迁出人口总数为14706人，远大于迁入人口总数的7004人。2011年下半年发生迁移行为的人口总数较2011年上半年提高了70.19%。可以发现，园区与区外的养老保险制度差异较大时，对迁入行为和迁出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具有相同的阻力;养老保险制度差异较小时，对迁入行为的阻碍作用大于对迁出行为的阻碍作用;养老保险制度差异的减小使得发生迁移行为的人口总数大量增加，对迁移行为具有更小的阻碍作用。从发生迁移行为参保人的性别特征来看，变革前，男性发生迁入行为的人口总数略大于发生迁出行为的人口总数，女性发生迁入行为的人口总数略小于发生迁出行为的人口总数。变革后，男性发生迁入行为的人口总数小于发生迁出行为的人口总数，女性发生迁入行为的人口总数远小于发生迁出行为的人口总数。
六、迁移选择行为模型的实证分析
上述分析提供了园区参保人员迁移行为特征的简单概貌，下面通过二值因变量模型确证这些因素的显著性。对苏州工业园区2006-2011年迁移人口的管理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表3反映了迁移行为的选择模型，表4反映了变革前后迁移行为的特征。
七、结论和政策建议
社会变迁的影响篇8
【关键词】藏族社区；文化变迁；郎木寺镇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乡村社区一直备受社会学、地理学和乡村人类学等学科的关注，学者们主要从社区概念内涵、社区变迁及其机制进行了研究，并在理论上形成了乡村城市化理论、城乡连续体、乡村社会变迁的时空模型等理论体系[1-3]。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少数民族社区的变迁开始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近年来，西部民族旅游发展迅速，旅游日渐成为社区变迁的重要影响因子，因此基于旅游涉入视角对民族地区社区发展变迁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其中，保继刚从旅游小企业角度[4]、刘炳献从权力视角[5]、王帆运用人类学涵化理论[6]、饶勇从博弈论视角[7]、苏醒结合女性历史记忆[8]、冷瑾[9]通过语言变迁等分别对社区变迁现象和过程进行了多维度研究，这对于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甘南藏族自治州（简称甘南州）碌曲县郎木寺镇为例，首先借助问卷调查，分析旅游开发带来的社区文化变迁现象，然后从经济学供需理论角度出发研究变迁机制，以期为构建“和谐藏族社区”提供借鉴。
1、研究区概况
郎木寺镇（34°05′n，102°38′e）位于甘南州碌曲县南部，交通区位优越，有213国道和313省道过境，是大九寨旅游热线上的重要节点城镇和甘川交接区的重要门户城镇，境内藏传佛教文化氛围浓郁，在整个藏区乃至世界佛教界影响深远。2005年郎木寺镇被评为“中国魅力名镇20强”，并享有“东方瑞士”、“江南香巴拉”等美誉，2010年郎木寺镇实现旅游接待人数6.78万人次、旅游收入2862.51万元，分别占当年碌曲县总量的46.76%和40.3%。迅速发展的旅游业在推动社会开放、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藏族传统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传统聚落社区的变迁。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本着“样本选择应具有代表性且尽可能多样化”的原则，分别选取在社区内从事农牧劳作的个人、从事打零工的家庭负责人、经商的店铺老板、掌握丰富乡土知识的老人、寺院里的僧人以及当地的政府领导，每户确保有1人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第一部分主要就旅游的经济发展影响来设问，共6个问题。包括就业机会、经济收入、产业结构、物价水平、生活消费、土地价格；第二部分主要就旅游的社区生活影响来设问，共5个问题。包括原有生活秩序受干扰的程度、对传统建筑及景观特色的态度、对传统藏族服装的态度、对外地游客的态度、现在的邻里关系状况等；第三部分主要就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来设问，共4个问题。包括宗教观念、婚姻观念、教育观念、生态观念等。问卷要求受调查居民按1-5等级方法表明对问题的感知，统计时将“完全同意”和“同意”归入“肯定”类，将“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归入否定类，1-5分别代表“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完全同意”，最后算出每一问题的加总平均值，3分以下为否定，3分以上为肯定，这样可以相对直观地看出基于居民视角下社区传统文化的变迁情况。
2.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田野调查、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其中统计分析数据以问卷调查为主。调查地点为受旅游开发影响最深的郎木寺镇区所在地——郎木村，调研时间为2010年7-8月，先后对郎木村的84户家庭84人进行了调查，受语言交流限制，调查样本数相对较少，发出调研问卷总计100份，收回问卷93份，最终用于有效统计问卷84份（占回收问卷的90％）。经统计这次调查涉及的84户占郎木村总户数的36.4%，84人占郎木村总人口1302人的6.45%，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且调查对象性别比例相当，可保障调查结果的相对可靠。
3、郎木村社区传统文化变迁的主要表现
3.1 经济发展方面
郎木寺旅游开发对其社区经济影响较大，调查结果表明（见表1），对社区经济发展起到积极效应的主要有：①对“旅游促进社区就业”持赞同的居民达61.9%，访谈结果显示在新增社区居民职业类型中以餐饮业、住宿业、娱乐业、交通物流业最多；②超过一半的受访居民认为旅游增加了社区收入，近1/4的居民持反对态度。在旅游开发前，社区居民主要依靠出卖牲畜和畜产品，收入渠道较为单一，目前由于较大范围及力度的旅游活动迫使传统农牧业开始偏向服务以旅游商品、特色餐饮、民族服饰及休闲娱乐为主的旅游及其相关产业，农牧产业附加值不断增加，此外，打工、经商、政府补贴以及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等也逐渐成为社区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③随着旅游的深入开发，传统以粗放型农牧经济为主的产业格局正逐渐向具有高产业收益和附加价值的第三产业主导的局面转变，农牧业成为第三产业发展的辅助产业，因此多数社区居民赞同“旅游优化产业结构”这一观点。但旅游开发对社区经济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旅游活动提高了社区的物价水平，改变社区居民的消费结构并促成低价上涨，从均值上看，其中以物价上涨最为明显。
3.2 社区生活方面
旅游开发对社区生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生活环境和社区关系两个方面（见表2）。
就生活环境而言，66.67%的居民认为原有相对稳定的社区生活秩序受到旅游干扰程度较大，尤其是传统藏式建筑及景观与服饰在旅游深入开发中面临特色逐渐缺失、受重视程度减弱等问题。根据访谈结果，旅游要素的介入，郎木寺镇社区的建筑风貌和格局已发生较大变化，传统的塌板房逐渐被砖瓦房所替代，对传统景观毁灭性的改造导致了街区建筑风格不一且布局混乱，电线、铁塔和垃圾充斥整个社区，独特的藏乡景观正在逐渐丧失。同时随着小城镇商业发展及外来人口增多，郎木寺镇社区居住形式将会更加复杂，社区功能则同样会发生转变，经营性的居住形式将成为以后社区居住发展的方向。传统藏族服装是宗教的精神性或感情性的集中象征[11]，服饰结构形态、色彩、图案及配饰方面均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旅游发展对郎木寺镇社区居民着装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职业构成和人口成分的变化间接作用的，批发零售、餐饮住宿、交通物流以及公共事业单位或部门的相继出现带来了就业结构的显著变化，使得藏服开始追求轻便、大方、整洁，以提高经济或行政效率，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藏区藏服的宗教及文化象征。
社区的关系首先体现在社区居民与外来游客的关系上，郎木寺城镇规模较小，社会服务功能不完善，因此外来游客与社区居民存在设施、资源、空间等方面的竞争关系，近42%的居民认为大量外来游客的涌入已经超过了社区的环境心理容量，应对游客数量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以减缓主客双方的矛盾；其次，社区关系还体现在社区内部居民之间的关系上，50%的居民认为现在的邻里关系比以前略显疏远，影响社区内部关系的核心因子是职业类型的多样化。根据访谈内容整理，传统类型相对单一、范围相对狭小、人员相对固定、与外界沟通相对较少的工作性质使得工作仅为传统生活的延伸。职业类型的多样化导致生活环境微环境的变化，原有社区关系逐渐被分割，原有宗族血缘关系在职业关系的冲击下受到显著影响。
3.3 社会文化方面
藏传佛教作为藏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基础所在，对藏民日常生产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旅游开发促成了郎木寺镇社会经济格局的开放，居民思想观念在与外来游客的大量接触对比中逐渐呈现出一定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宗教、婚姻、教育和生态等方面（见表3）。
宗教观念。调查问卷表明，超过半数的社区居民对于“旅游淡化了传统宗教观念”这一观点持肯定态度，近1/3的居民认为旅游发展没有影响其传统的宗教观念。根据对郎木寺镇社区居民去寺院的频率和家庭做法事的访谈结果，每天坚持去寺院的人以中老年人为主，总人数已相对减少；做法事虽仍然是传统习俗的要求，但是在家人生病和灾害事件等方面，居民更多的是选择去医院和理性应对，这说明宗教传统对社区居民的要求相对于旅游开发之前已相对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对宗教传统的继承。
婚姻观念。对“旅游开化了传统婚姻观念”，持肯定、中立与否定态度的居民大致均占受访居民总数的1/3，均值小于3，这表明大多数居民认为旅游开发对婚姻观念并未造成较大影响，但仍有必要对探究持赞同态度的居民的看法。针对此部分居民，笔者专门进行了深度访谈，结果显示，自由恋爱和父母包办是传统藏区最主要的两种婚姻选择方式，就郎木村而言，这种父母起相当作用的婚姻主要发生在藏汉、藏回通婚的家庭中，旅游的开发促进了社区的社会开放程度和传统职业结构的变化，父母包办婚姻所占比例越来越低。
教育观念。绝大多数居民认同“旅游强化了社区文化教育观念”。据此笔者以郎木寺镇中心小学为重点调研对象，走访了30户牧民家庭并进行访谈。从对子女上学的期望来看，90%的家长期望子女能上大学，希望教育可以改变生活；在子女受教育的地域选择上，80%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到教育条件相对较好的县城、合作以及兰州去学习。教育观念的转变既得益于国家对民族地区教育的投入和政策支持，也与旅游开阔了社区居民的视野有很大关联。
生态观念。调查显示有25%的居民认为“旅游改变了社区生态保护观念”，近50%的居民表示中立。传统藏族生态伦理为崇尚自然、尊重生命、万物一体的价值观念[12]，目前旅游开发已导致社区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如白龙江河道淤积、固体废弃物污染、景观植被破坏等，商业活动的驱使、治理成本和省际交界而产生的行政管理困难等因素，社区居民一般对生态环境保护多趋于被动态度。
4、郎木村社区文化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
4.1 社区传统文化变迁的动力
旅游导致的社会文化变迁是在文化接触过程中产生的，是主客两种文化融合的结果[13]，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奥格本认为社会变迁主要是文化的变迁，导致文化变迁的因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发明、积累、传播和调适。郎木寺镇社区传统文化变迁也正基于外来文化的直接干预（传播）以及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磨合（调适）的变相干涉而逐渐形成的。这种分析是从文化的视角来分析社区文化的变迁，而对于文化如何作用于社区原有经济系统，并通过影响供需双方引起社区变迁的机制研究较少。郎木寺镇社区经济发展、社区生活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属于文化变迁下行为选择的结果，供需关系就是在市场导向下社区经济主体自由行为选择的重要参考。目前供需关系理论常用来描述经济发展过程中供需双方在量上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种种经济现象，但对供需双方“质”的关注较少。在郎木寺镇这一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中，随着旅游要素的不断介入，原有对等平衡的供求关系链不断发生改变，供需双方越来越受到旅游要素这一中介的影响，最终发展到供需双方以旅游要素为参照，实现供需组合与统一，而两者之间原有的直接关联程度逐渐降低。本质上，这种变迁与社区的供需属性有直接关联，何种供需性质支撑何种社区生产、生活组织方式，因此属性的变异正是导致传统社区发生变迁的重要动力。
4.2 变迁过程与动力机制研究
相对封闭状态下的供需平衡阶段：时间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郎木寺镇的社会知名度总体较低，不为大众所知，其内部的社会经济系统相对封闭，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与供给基本处于对等状态，一般以简单的生活性物质资料和生产性的农牧器具需求与供给为主，这种仅在规模上能够适度扩张，且无较大利益空间存在的供需本质上属于“维持式”供需，即无法形成较强的生产拉力促使社区变迁，因此社区传统文化形态保持相对完整，在此生产及生活状态下，宗教、种族观念及血缘关系是维持传统社区发展的根本纽带。
旅游介入状态下的供需变化阶段：时间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5年，1994年碌曲县旅游事业管理局成立，郎木寺旅游开发逐渐受到重视。2000年以来，郎木寺镇入境旅游发展迅速，国内旅游也随之壮大，原有“维持式”供需逐渐演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参照式”供需，此时生产者考虑到消费对象不再仅局限于本地社区居民，更有大批外来游客，因此产品的类别、生产数量、供给方式乃至价格均开始参考外来游客的实际需求。消费方面，大量的外来游客及从业人员的流入，使得原有社区居民的需求主体地位逐渐下降，随之而来的需求类型、需求数量以及消费方式的变化引起了传统社区消费结构的变化。在此阶段，消费者具有自主选择供应方的权利成为加剧生产与消费的相对孤立的重要因素，因此生产进一步参照外来需求，外来需求进一步刺激生产，在这种“参照—刺激”的互动中，本地社区居民逐渐受其影响，原先的社区关系开始淡化，社区作为一个整体开始从事旅游开发活动，参与旅游开发的利益分成，社区联系纽带的商业性逐渐增强。
产业主导变化下的社区变迁阶段：时间为2006年至今，郎木寺镇积极推进“旅游兴镇、旅游名镇”的发展战略，旅游影响的程度与广度已扩大至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先，产业结构的变化，即表现为农牧业的地位和产值逐渐降低，以旅游及其相关产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成为社区新的经济支撑，这预示着传统农牧型社区居民心理特征正逐渐模糊退化，而与第三产业相匹配的注重效益与服务的经营心理则在不断被强化；其次社区空间结构变化，沿街商业空间逐渐兴起，社区空间不断因镇区规模的扩大而被置换成设施用地、商业用地、道路用地等，社区面临分割和蜕变的困境；最后，制度构成变化，即政府为加强社区规划管理，实现旅游业与社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开始优化调节原先的管理措施及规章制度，郎木寺镇区制度的重新确立为其社区变迁提供了政策准许，规范了变迁方向与力度。这一阶段的变迁具有反馈效应，将会再次作用于供给与需求，进而引发下一轮的变迁（见图1）。
5、结语
随着郎木寺旅游不断深入的发展，郎木寺镇社区在经济发展、社区生活及社会文化等方面均出现了相应的变迁，其变迁过程与动力机制是在旅游要素的牵引与中介连接作用下，在供给与需求从“维持式”到“参照式”的属性变化过程中逐渐发生变迁。变迁对于旅游目的地既有利也有弊，“利”为旅游开发可促使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弊”为外来强势文化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冲击。通过本文的研究，今后郎木寺镇旅游开发应注意：①传统以市场为导向的按照游客需求开发的旅游发展模式应谨慎对待，需求的性质一定程度上决定供给的性质，进而间接影响社区文化变迁的性质和方向；②要重视社区利益，不能一味强调社区全面参与旅游的开发模式，要在适度保持传统社区的宗教文化氛围，要适当引导社区参与，并培育社区居民的民族自豪感；③政府部门要强化其宏观引导和管理职能，制定科学的政策、法规，加大对发生消极文化变迁现象的民族社区的引导监管力度，以构建“和谐藏族社区”，并促进民族旅游业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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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6XmZ028）
社会变迁的影响篇9
关键词：民营企业；产权制度变迁；需求；供给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
一、中国民营企业制度变迁需求分析
随着家族企业规模的扩大、经营范围的拓展、经营管理复杂性的增大，家族企业对规模经济、管理分工的要求将愈来愈强烈，当传统的企业制度无法适应新的环境时，当外部收益无法在现有制度安排中变为利润时，变迁主体便产生了对新制度安排的需要。具体说来，中国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存在的如下安排方式，无法实现相应的外部利润。
（一）由规模经济引起的收益。规模经济产生的原因是：（1）增加投入，采用高科技生产方式，产生高的收益率；（2）采用大规模生产也会使固定成本分摊在更大量的产品中，从而降低成本，获得收益。但规模的扩张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要受到现有制度安排的影响。诺斯指出：“规模经济……反映的一个事实是，最有效的（单位成本最低）产出可能需要企业的规模很大，以至于要求比单个所有者或合伙制形式能够负担的费用更大、组织更为复杂的企业。”出于对规模经济的追求，以及由此带来的各个社会主体对更高利润的追求，使中国家族企业在企业的外部产权结构上呈现出了近年来有限责任公司的比例大为增加，而且在核准制实行后，家族企业又掀起了上市的狂潮。
（二）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动和激励机制的效用。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动，使市场各方的利益因此而发生变化，出于对每个权益明晰保障必然要求相应的产权变化。现代企业中由于人力资本相对于物质资本在企业经营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企业的资本结构与成本结构发生向人力资本方面倾斜，纯粹的“资本雇佣劳动”逻辑已显示出其局限；另一方面怎样以最小成本实现委托方的最大利益或者最低的监督成本或让方持续稳定实现委托方的意愿是目前现代企业制度的激励机制的一个核心，而目前有效的方案则是由传统的单元私有产权变为多元的产权，从而保证稀缺要素的充分使用，保证委托方的利益和方利益的一致实现。这一切都要求传统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向现代企业的产权制度的变迁。
（三）交易费用的节约。由于产权界定本身也需付出交易费用，所以当界定产权所付出的交易费用大于产权界定后所节省的交易费用时，一定程度的产权模糊也有其存在的必然，也不失为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方式。例如，中国家族企业在发展的早期，挂靠集体或国有等公有制经济，虽然这种产权不清增加了交易费用，但如果企业要进行产权界定，将失去各种政策优惠，而且也可能引发纠纷。因而，许多家族企业宁可不摘“帽子”。但当界定产权付出的交易费用小于产权界定后所降低的交易费用，经济人追求最大化的本能将驱使其不断界定产权。随着国家对私营经济等非公有经济政策的放开，家族企业摘“帽子”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其界定产权的费用大大下降，许多家族企业纷纷脱离原挂靠单位；当家族成员间产权不清所造成的交易费用随着成员间利益矛盾、意见不合而急剧上升时，产权在自然人之间做出界定的要求就提出来了，也因此导致了家族企业的分家现象。
（四）由专业化分工形成的收益。斯密是最早系统论述分工合作的比较优势所产生的收益。实际上，不仅生产中的分工合作会产生比较优势，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分工同样会产生比较优势，而且也正是由于生产的专业化导致了管理的专业化。钱德勒通过对美国企业的考察，得出如下结论；“当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的协调能带来更大的生产力、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利润时，现代多单位的工商企业就会取代传统的小公司。”钱德勒还分别考察了商业、金融保险业、运输业的专业化，指出：正是这些行业中的专业化导致了管理上的专业化。随着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经营范围的拓展，不仅企业内部的分工更为细化，而且也相应要求企业管理上聘用大量、更专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实行管理分工。我国一些颇具规模的家族企业，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涉足领域的扩展，家族企业主个人的管理素质已经无法适应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面临着管理瓶颈的制约。如不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有限分开，聘用管理专家管理企业，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受到限制，甚至导致企业的衰亡与破灭。
二、中国民营企业制度变迁供给分析
家族企业虽表现出某些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但这只是形式上的；或虽试图做出制度上的改变，但阻碍重重。中国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变迁供给由于受到供给主体偏好、能力的制约，现有制度安排存量的限制和制度环境的影响，产权制度变迁供给严重滞后与不足。具体说来，影响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变迁供给的主要因素有：
（一）变迁供给主体制约
1、变迁供给主体对变迁的预期收益与成本。在制度变迁供给过程中，不同个体的变迁供给权重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处于层次结构较高位置的个人比处于较低位置的个人拥有更大的制度供给权重。例如，公司总经理可以提供影响全公司的各项制度安排，政府部长对于制度供给的能力也远大于部内职员。所以，在分析制度变迁的供给时，变迁供给主体一般被认为是主要决策者。当然，主要决策者在进行预期时，也要考虑到其他成员对新制度的态度。一般而言，在分析制度变迁供给时，主要决策者的个人成本与收益预期将决定变迁供给的意愿。在家族企业中，产权制度变迁的供给主体自然就是家族企业主或其他影响企业决策的家族成员，家族企业主或家族主要成员的预期成本和收益将影响制度变迁的供给。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变迁虽然由于各种外部利润的诱致企业进行产权制度变迁有利可图，但家族企业主，从企业制度变迁中获得的收益，往往被由于害怕失去企业的控制所抵消，致使企业产权的变迁迟缓。
2、制度知识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正像现有科学知识积累影响技术创新的成本一样，有关制度安排的知识积累也影响制度变化的创新可能性。对产权制度知识和有关制度安排知识的积累，将有利于制度变迁的顺利进行，而这方面知识的缺乏将是制度变迁的障碍。中国家族企业主的平均学历水平较低，对现代企业产权、股份公司、证券市场等知识知之甚少，使家族企业主虽有变迁供给的意愿，却没有供给的能力。因而，企业家不仅受到现有制度选择的制约，而且在实现他们的目标时具有不完全的知识。因此，即使目标是与生产率的增进一致的，也不能保证这一目标就能实现，无法预期的情况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二）变迁供给制度环境约束
1、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影响。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所积累的最深厚的集体无意识，它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是无法忽略的。在一种文化传统中进行的制度变迁，会由于这种文化传统中与新制度安排相一致的观念，而降低变迁的成本；也会由于文化传统中与新制度安排向背的理念，而增加制度变迁的成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世世代代相传了几千年，这个巨大而深厚的制度存量是任何制度变迁都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尤其是，“从那个最深厚文化层次中流传下来的，至今仍是中国人行为核心的，是‘家’的概念”，深受“家”文化影响的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中，文化传统的影响就更不可忽视了。“家”文化几乎渗透到家族企业的方方面面；企业资金来源于家族；企业经营管理任用家族成员；企业传承的子承父业，等等。家族成员的相互信任和帮助有利于企业初期的创业。当企业的发展超越了家族成员管理能力的限度，这种“家”文化一定意义上限制了外来人员的引进，阻碍了家族企业进一步发展。
2、法律、法规、政策对制度变迁的制约。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对产权进行界定和保护，从而形成了人们稳定的预期，节省交易成本，相应降低制度变迁的供给成本。例如，我国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对私营产权的地位和作用以国家大法的形式予以承认，使私营企业产权得到了保护，企业在进行制度变迁时，有了法律的依据而减少交易成本，促进了家族企业的发展。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空间大大扩展了。但法律、法规不完善对家族企业的制约、束缚仍然很多。不管什么时候，现存的法律限制着制度安排的演化范围，因为法律、法规影响着制度变迁的选择范围。
3、其他相关制度安排的影响。社会制度结构是由一个个制度安排构成的，任何一项制度安排都是嵌在整个制度结构中的一个环节，它与其他制度安排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而，一项制度安排的发生与否，不能单单考虑这一制度安排本身，它还受到与其相联系的其他制度安排的影响。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变迁要与整个市场制度相联系。不论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引进外部管理人才，还是吸引外部资金，由单一所有权结构转变为多元化所有权结构，都离不开外部市场制度。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各项市场制度安排，如经理市场、资本市场等还不成熟，一定程度加大了家族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的成本。
三、中国民营制度变迁――需求与供给的共同作用
当规模经济、交易费用的节约、价格的相对变动、专业化分工所引起的外部利润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中实现时，就会产生制度变迁的需求。制度变迁需求是一种集体需求、社会需求，由变迁的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决定，当社会净收益大于零时，便产生了对新制度的需求。虽然现有制度框架下的成员对新制度的预期损益不同，获得的预期利益大小也不同。但所有成员获得的总收益将大于付出的总成本。对制度变迁的研究，仅仅从诱致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分析是不够的。因为制度变迁的实际发生往往取决于变迁主体的供给意愿与供给能力。变迁主体的变迁意愿由供给主体的个人成本与个人收益决定，变迁能力则受其自身知识、能力的限制。不仅如此，法律、文化传统、相关制度安排还影响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成本，因而也影响了制度变迁的供给。一般来说，制度变迁需求的产生往往先于新制度供给的形成，此时的制度变迁需求仅是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的一种潜在状态。只有当变迁供给主体的个人收益大于个人成本，才能产生变迁动机，同时又有变迁制度的能力，制度的实际变迁才能发生。因此，制度变革与其说取决于制度需求，不如说取决于制度供给。制度安排的变迁是在变迁需求与变迁供给综合作用下的一个动态、连续的发展过程，它受制于现有制度存量的约束，最初阶段的制度安排是相续几个阶段制度安排的起点或组成部分。由于某些安排创新是建立在已经存在的制度安排上，那么，这些基本的安排存在与否将影响到第二层次的安排，这也就是所谓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原有的制度安排将制约着新制度变迁的方向与选择，存在原有制度安排的自我强化的机制。所以，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因而，制度变迁过程中，当原有制度存量制约了制度的变迁时，制度变迁供给不足、供给时滞，甚至变迁走上事与愿违的道路都是有可能发生的。“路径依赖”固然重要，但制度变迁的供给并不是对“路径依赖”的消极适应。制度本身虽然存在着惯性，但在外部利润的诱致下，通过变迁供给主体的个人试验（即个别经济主体所进行的创造性革新）以及通过学习和模仿向全社会普及；国家的介入和政府对于革新、学习及模仿的协调；通过和不同的经济体制的接触来促进革新、学习和模仿，才导致一项制度变迁冲破变迁约束而得以发生，可能使一种制度发生有利方向的变迁。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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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的影响篇10
【关键词】社会风习；百年中国；动力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动力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科学阐释，也是探讨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变迁的科学指导。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人类社会的运动，是由一个庞大的动力系统推动的，有的是决定性动力，有的是非决定性动力。社会风习尽管不是人类社会运动的决定性动力，但却是一个重要的永久性动力。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风习变迁的动力是近代以来世界客观趋势的变化使然，它是一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具有定向性的行为选择和变化过程。纵观百年社会风习的变迁，主要来源于五种力量，即生产力的基础变革力、政府宏观层面的政治变革力、西方文化传播的影响力、网络信息技术带来的全球化推动力、典型的社会群体的动力作用，是它们所形成的“合力”共同促成了近百年社会风习变迁。同时，探讨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风习变迁的动力源，能够为我们建设良善社会风习提供一定的启示。
一、生产力的基础变革力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因此，生产力基础的变化理应成为社会风习变化的根本动力。鸦片战争后，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冲击着传统的自然经济，导致其解体，中国的生产力基础发生了深刻而根本性的变化，为百年中国社会风习的变迁奠定了经济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特别是改革开放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传统消费观念，也改变了人们传统的“重义轻利”思想，由此带动了整个中国社会风变化。
二、政府宏观层面的政治变革力
政治和文化的密切关系，决定了政治变革对社会风习变迁必然产生重要影响，必然成为推动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变迁的重要力量。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政治体制被迫进行了多次改革，其中对中国社会风习推动作用较大的政治变革是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三反五反”，，改革开放等等。清末新政凸显了近代中国社会风习的动力来源；辛亥革命政体变革显示了强劲动力，有力推动了国人社会生活方式的近代化，促使社会风尚变而从新，开创了平等新风；新中国成立的一系列社会运动，使中国社会风习发生了许多根本变化，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带来了社会风习的巨大变迁和调整。
三、西方文化传播的影响力
鸦片战争后，西方挟坚船利炮，迫使中国打开了对外开放的门户，之后伴随商品大潮涌入的西方文化也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大大动摇了传统社会的根基，并成为中国社会风习变革的一种重要动力。西方文化传播的影响力始于西学东渐，促使中国社会风习的解构与建构，当今的改革开放，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也造就了中国社会风习的趋新、求变的气候，有力推动了社会风习的变迁，使社会日益多元化，多样化。
四、网络信息技术带来的全球化推动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大发展，网络进入我们的生活，人类第二个生存社会、生存空间便开始形成，这是人类历史上生存方式的一次巨变。它不仅消除了地理空间给人类带来的限制，同时还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新的成长形式。今天，它不仅作为一种技术，更作为一种社会、一种时尚、一种文化作用于教育。它已经确确实实在悄然改变着我们的思想、行为、生活模式等。网络作为一种媒体的兴起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娱乐和消费方式，更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而且为为信息公开和新型民主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条件。
五、典型的社会群体的牵引动力
近百年中国社会风习的变迁不是一个自发的自然过程，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依靠一定的社会群体合力之推动而实现的。对中国社会风习发展演变起推动作用的主要是典型的社会群体。笔者认为推动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变迁的群体主要有三个：第一，官吏群体，相对其他群体，官吏群体在社会中始终处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对社会风习变迁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抢眼和突出的。第二，新知识分子群体，该群体具有“求变、趋新”趋势，近代中国社会风习趋新的潮流主要是他们参与和推动的。第三，商人群体，在近百年社会风习变迁中因商人地位明显提高及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而崛起的最具经济实力的商人群体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其示范效应而推动崇商逐利商品意识，有力转变了社会的消费观念。由于社会风习具有强烈的传染性，所以各个群体是在相互影响中推动社会风习变迁。
总之，中国近百年社会风习的变迁既有政治的导向作用，也有商业发展的催化作用；既有思想革新的启动，又有西方文化的影响，更有当近网络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大潮的推动。但是，中国近百年社会风习在其变迁的过程中，因其保守的历史继承性，再加之保守势力的阻挠，其嬗变虽呈剧变之态，却终未成破竹之势。民风朴素、泥守旧制的状态与以前相比并未有很大改观。这一切注定近百年社会风习的现代化还要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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