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建造概论篇1
【关键词】建构主义数学概念智能障碍儿童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度河南省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基于河南省特殊教育教师职前职后一体化模式研究与实践》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河南省教育厅教师[2012]1111号）；2013年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示范项目“开设特殊教育课程，培养师范生具有指导残疾学生随班就读的教育教学能力”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教师司[2013]13号）；2013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中原经济区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13-ZD-045）。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7-0153-01
智能障碍儿童是以认知发展障碍为核心问题的一类特殊儿童。认知包含多重内涵，数学概念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个体建立抽象概念和逻辑推理能力有着重要作用。智能障碍儿童的思维方式倾向于具象化，而数学概念的教学需要建构在一定抽象思维能力发展的基础上。本文旨在透过对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主要观点的分析并结合智能障碍儿童的认知特点为其数学概念的学习提供一定的借鉴经验。
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主要观点
20世纪80年代，继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以皮亚杰为代表的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思潮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主体作用【1】，将学习过程视为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主要观点包括三方面：知识观、学习观、教学观，下面将分别阐述。
1.知识观
建构主义知识观强调知识的动态性，认为知识是个体结合自身经验背景建构的结果，不存在脱离个体的实体形式。在不同的经验背景下，面对相同的知识，不同的学生理解内化的知识内容并不一致。在面对真实的问题情境时，知识并不能够直接使用，必须结合情景特点作出改动才能发挥真正的效用。
2.学习观
建构主义学习观将学习视为个体积极主动建构知识体系的过程，这一过程不能由任何人代替，知识如若不是由个体主动建构的都被视为是无意义的。在教学的过程中，特别关注学生的学习动机，重视先备知识的获得，挑选适合其经验背景的学习内容。
3.教学观
建构主义教学观认为教学并不是简单的知识积累过程。教师应将学生原有知识体系视为新知识的“生长点”，在原有经验背景的基础上分析处理新知识。教师教学的重点应是引导学生正确的建构知识而不是单向的知识传递。
二、智能障碍儿童的认知特点及其对数学概念学习的影响
1.感知方面
智能障碍儿童对刺激的感知与接收能力比较薄弱，常会出现感知范围狭窄、感知速度缓慢等问题，这将极大的影响他们区别背景和主体的能力。数学概念学习的许多组成部分，如分类、组合、排序、空间概念等，都要求学生具有良好的感知觉能力，能够觉察并分析环境所提供的信息。
2.注意力方面
注意力是学习能够成功开展的首要环节，智能障碍儿童在注意力方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1）注意力广度不足；（2）注意力持续时间不长，易受外界刺激的干扰；（3）注意力分配能力差。数学概念的学习逻辑性强，更需要学生在学习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极高的注意力。
3.记忆方面
智能障碍儿童在记忆方面存在的两大问题分别是：（1）短时记忆无法及时有效的转换为长时记忆；（2）缺乏有效的记忆策略。在数学概念教学中，数字系统的形成是重要环节之一，它是学生能够正确有效的进行数学运算的基础，智能障碍儿童受限其记忆方面的障碍，常常会在此环节出现问题，进而导致数学概念学习的受阻。
4.学习能力方面
智能障碍儿童思维的抽象化水平低，缺乏归纳、分类、应用、迁移概念的能力。与此同时，学习策略的缺乏或使用不恰当的学习策略更使智能障碍儿童数学概念的学习阻碍重重。
5.学习态度
基于注意力、记忆力、学习能力等方面的问题，智能障碍儿童积累了大量的失败经验，这将极大的影响他们对学习的积极性。再加上自我观察能力的不足造成自我控制能力的缺失，智能障碍儿童较一般儿童更易冲动，学习的耐力和专注力低下。数学概念的学习本就较其它学科难懂且枯燥，学习态度将影响最终的教学成果。
三、启示
1.注重先备知识的掌握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认知的发展实质是个体新旧知识的相互作用，引发认知结构重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体的经验背景的不同将导致学习结果的不同。教师在选择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时，应关注学生是否具备开展某一项学习活动所需的数学知识，如配对、排序、数字序列、唱数等。数学概念学习应根植于个体的先备知识，在此基础上进行知识的扩充。
2.注重多感官刺激输入
布鲁纳将概念的建立分为三个阶段：实物阶段、表象阶段和符号阶段，数学概念的学习同样也遵循此阶段顺序。随着学习的深入，特别是进入表象阶段和符号阶段后，要求学习者的投入量更高。选择多感官刺激输入，如视觉、听觉、触觉等，作为教学的重要手段将大幅度的提升学生的注意力和学习动机，这将有助于学生积极主动的建构知识。
3.注重教学内容的日常应用性
传统教学多注重结构性知识的传授，对非结构性知识重视程度不够，如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经验。KurtFischer【2】提出技能的发展与环境的支持有关，只有环境始终最支持的技能才能发展到最佳水平。建构主义强调建构过程的自主性，教学内容与日常应用性相联系将使学生意识到所学知识的实用性，由此激起学生对知识的需求，形成主动的建构知识过程。与此同时，这也将增加学生练习所学内容的机会，从而有效巩固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
4.注重维持学生的学习动机及学习的主动性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作用。在数学概念的教学中，教师应注重创造适度的问题情境，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从而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将对知识的外部需求转变为内部需求的目的。
四、总结
数学概念的学习对智能障碍儿童，特别是障碍程度为中重度的儿童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一个环节【3】。目前，针对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这将有助于打破传统数学教学方法的局限，为探索如何让智能障碍儿童在教师的引导下，以原有背景经验为基础，积极主动建构数学概念体系提供借鉴经验。
参考文献：
[1]何克抗.建构主义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与教学设计[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5
[2]张卫，林崇德.论儿童发展的新皮亚杰理论[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4
[3]孔亚峰.概念图在数学教学中应用的实践研究[J].现代教育论丛，2007，5
智能建造概论篇2
关键词：直觉；理智；文化观；梁漱溟
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3-0067-02
梁漱溟（1893―1988）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在五四时期全盘西化思潮席卷中国思想界的文化背景下，梁漱溟于1921年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肯定以儒家哲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价值，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一样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引发了思想界的“东西文化论战”，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直觉和理智――梁漱溟构建中西文化观的基础概念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代表了梁漱溟早期的哲学思想。梁漱溟在书中使用直觉概念来诠释和表征儒家哲学以及中国文化，使用理智概念来诠释和表征西方文化，直觉和理智概念成为梁漱溟诠释中西文化的基础概念。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直觉和理智概念是梁漱溟诠释中西文化、构建中西文化观的重要基础概念。他使用理智、直觉和现量三个基础概念来诠释西方、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并以此提出了人类文化的三步骤发展说（亦即中西印文化的三期复兴说）。他阐述说：“照我的意思人类文化有三步骤，人类两眼视线所集而致其研究者也有三层次：先着眼研究者在外界物质，其所用的是理智；次则着眼研究者在内界生命，其所用的是直觉；再其次则着眼研究者将在无生本体，其所用的是现量；初指古代的西洋及在近世之复兴，次指古代的中国及其将在最近未来之复兴，再次指古代的印度及其将在较远未来之复兴”[1]167。在这里，梁漱溟首先提出了人类文化所面临的三个层次即外界物质、内界生命和无生本体，指出与之对应的方法分别是理智、直觉和现量，三个层次和与之对应的方法结合便构成了人类文化及其三个步骤，即作为第一步骤的西方文化（“古代的西洋及在近世之复兴”）、作为第二步骤的中国文化（“古代的中国及其将在最近未来之复兴”）和作为第三步骤的印度文化（“古代的印度及其将在较远未来之复兴”）。在这里，直觉和理智作为梁漱溟构建其文化观的基础概念首先是指方法，即人类研究“外界物质”和“内界生命”所用之方法。其次，直觉和理智作为人类文化不同发展步骤的方法指向的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样，梁漱溟就从直觉和理智出发，从人类文化的层次和高度对中西文化进行了考察，认为中西文化分别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而直觉和理智则是其方法，直觉和理智就和中西文化内在地同一起来了。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也就以直觉和理智概念为基础构建了起来，直觉和理智概念也就成为理解梁漱溟中西文化观的关键。
二、理智与西方文化
理智作为人类文化第一步骤研究“外界物质”所用之方法，与西方文化对应。这样，理智与西方文化就内在地联系和同一起来了。要理解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与思考，就要首先弄清楚理智这一概念。理智的内涵是什么呢？
梁漱溟认为，理智表现为简综两种作用即分析与综合两种作用，是构成知识的一种方法。也就是说，理智的内涵实际上是指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这是梁漱溟对理智概念的理解。梁漱溟从理智概念出发从成就与弊病两个方面对西方文化进行了考察和阐释。
梁漱溟认为，文化的精神生活方面包括宗教、哲学、科学和艺术等，其中“哲学、科学是偏于理智的”[1]18，而科学就产生于理智。科学是西方文化的显著特征和重要成就，说科学产生于理智就是说西方文化产生于理智。这是理智给西方文化所带来的成就。梁漱溟指出理智在给西方文化带来科学、哲学、知识和思想等文明成就的同时，也给西方文化带来了精神创伤的弊病。梁漱溟指出，西方文化“个体要自顾自己，重于理性的分别计算”[1]165，“才有其社会上种种罪恶痛苦，才有此次大战的创害，把个体的生存竞争真演的烈！”[1]165
梁漱溟认为理智给西方文化带来了科学等成就，也造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物质和精神创伤。这说明，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是以理智概念为基础的。而且梁漱溟把西方文化的成就和弊病放在一起进行考察和分析，使人们对以理智为核心的西方文化的认识更加系统和全面。
三、直觉与中国文化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用直觉概念来诠释和表征中国文化。直觉概念集中体现了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根据梁漱溟的论述，中国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的第二个步骤，与之对应的研究层次是“内界生命”，而直觉即研究“内界生命”之方法。这样，直觉与中国文化就内在地联系和同一起来了。直觉也就成为理解梁漱溟对中国文化认识的关键。那么，直觉的内涵是什么呢？
梁漱溟认为直觉的作用在于体认认识对象难以表达的意味和精神，并支配我们的行为。他将直觉分为两种：附于感觉的直觉和附于理智的直觉，并认为附于理智的直觉才能认识“生活”和“我”，较之附于感觉的直觉更为重要。
梁漱溟认为，是直觉而不是感觉和理智关照着我们内里的生命。他说：“要晓得感觉与我们内里的生命是无干的，相干的是附于感觉的直觉；理智与我们内里的生命是无干的，相干的是附于理智的直觉。我们内里的生命与外面通气的，只是这直觉的窗户。”[1]135这里，直觉较之感觉和理智更为重要。由于直觉和中国文化具有内在的同一性，认为直觉关照着人们的内在生命，就不仅是对直觉价值的肯定，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文化价值的肯定。这是梁漱溟对直觉概念的认识。
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集中体现在其用直觉对中国哲学所做的现代诠释上。梁漱溟认为，直觉是中国哲学的认识方法。他进一步使用直觉这一概念来解释孔子的“仁”、孟子的“良知良能”和王阳明的“良知”概念，认为直觉就是孔子所说的“仁”、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王阳明所说的“良知”。这实际上是用直觉概念对中国哲学的核心思想进行了现代诠释。
梁漱溟用直觉对中国哲学所做的现代诠释集中体现了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是梁漱溟对中国现代哲学的贡献所在。尤其在传统与现代激荡的五四时期，梁漱溟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诠释在一定程度上为现代新儒家奠定了文化哲学基础，现代新儒家由此拉开帷幕，作为颇具理论建树的一大学派和思潮开始活跃在历史舞台上。诠释也为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指出了研究思路和方向，对我们在现代条件下审视和认识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四、中国文化的问题与出路
梁漱溟以直觉和理智概念构建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同时对中国文化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并针对问题对中国文化的出路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梁漱溟在从理智的角度分析和阐释西方文化的成就与弊病时，反观和分析了中国文化在理智方面存在的问题。梁漱溟肯定理智给西方文化带来了科学民主等文明成就，与此相对应，他认为中国人在理智方面很少创造，中国文化自身产生不出科学和民主。为什么中国文化产生不出科学和民主呢？梁漱溟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走的不是同一条路。简单地说，就是西方文化走的是理智之路，产生了科学；而中国文化走的是直觉而非理智之路，产生不出科学。
梁漱溟进一步分析指出，理智不发达给中国文化所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我们不待抵抗得天行，就不去走征服自然的路，所以至今还每要见厄于自然。我们不待有我就去讲无我。不待个性伸展就去讲屈己让人，所以至今也未曾得从种种权威底下解放出来。我们不待理智条达，就去崇尚那非论理的精神，就专好用直觉，所以至今思想也不得清明，学术也都无眉目。并且从这种态度就根本停顿了进步，自其文化开发之初到他数千年之后，也没有什么两样。”[1]190
梁漱溟指出了中国文化面临的问题，对中国文化的出路或者说这些问题的解决也给出了自己的思考。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再也不能回头补走第一路，也不能往下去走第三路”[1]190，就是说中国文化不能回头补走西方文化之路，也不能往下走印度文化之路。认为中国文化“不能回头补走第一路”，是对全盘西化主张的否定，是梁漱溟对全盘西化的理论回应。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出路，梁漱溟认为“我们现在应持的态度”是：“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即“不能往下去走第三路”；“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以避免西方文化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立所造成的弊病，从而使理智在根本改过的态度之下发挥好的作用；“第三，批评地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用中国的态度受容西方文化的科学和民主精神[1]189-190。梁漱溟的这种“变化过的第一态度”和“适宜的第二态度”实际上是对中西文化的一种融通。这种对中西文化的融通可以说颇具理论建树，一方面有力地回应了反传统的全盘西化派，另一方面又与固守传统拒绝西方文化的东方文化派划清了界限，同时立足传统对如何向西方文化学习的问题做出了尝试性的思考并提出了理论上的解决方案，因此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在一个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并存的时代，梁漱溟的思考对于中华民族理性精神的觉醒和成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有着进步的历史意义。梁漱溟对中国文化问题与出路的思考其意义并不局限于当时所处的时代，即使是在今天，在当代中国，中国文化的问题与出路或者说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依然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时代课题。梁漱溟的思考对我们今天研究和解决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3]景海峰.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4]李军，曹跃明.中国现代哲学新论[m].济南：齐鲁书社，2007.
智能建造概论篇3
一、知识产权概念的现状：激烈的学说竞争
知识产权法学是一门体系化程度比较贫弱的学科，借用库恩的来评价，知识产权法学仍处于未成熟的阶段，即范式前状态。根据库恩的描述，范式前阶段的学科对于“何为本学科的对象”仍有分歧，同时存在许多相互竞争的流派，学科成员之间缺乏沟通。（1）这正是知识产权法学现状的写照。在这个貌似繁荣的新兴学科中，连“知识产权”这个最基本的概念都存在严重的分歧。根据笔者有限的阅读经验，至少有如下几种不同的知识产权概念：
（1）知识产权是人们对其智力创造成果所享有的权利。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出版的（知识产权阅读资料）认为：“知识产权广而言之，意味着智力活动在、科学、文学和领域所产生的合法权利。”[2]（p5）
（2）知识产权是基于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产生的权利。这种表述考虑到“智力成果权”用以解释工商业标记权时存在障碍，故刻意区分智力成果权与工商业标记权。（3）
（3）知识产权是基于信息产生的权利。如中山信弘和北川善太郎都把知识产权的对象称为“知识财产”。中山信弘认为“所谓知识财产，是指禁止不正当模仿所保护的信息，「4；北川善太郎则认为”信息与知识产权具有同质性“（5）。
（4）知识产权是直接支配智慧产品并享受其利益的权利。这个概念与概念（1）的区别在于：以“智慧产品”取代“智力成果”，智慧产品未必达到“成果”的创造性高度，以此解释商标权等非智力成果权。这个概念也不同于概念（3），此处的智慧产品指负载了一定信息的信号集合，故知识产权的对象是信号，而非信息。「6
（5）知识产权是基于无形财产享有的权利。美国学者米勒和戴维斯所著的
（6）知识产权是对形式进行支配的权利，知识产权赋予形式的设计人对形式的控制、利用和支配权采实现对其利益的保护。这种观点向“知识产权是无形财产权”的观点提出了挑战。（8）
显然，这些概念的分歧不在于表述的角度差异，它们之间具有实质性的竞争与冲突，包括智力成果权能否涵盖商业标记权的争议、信息权与信号权的冲突、无形财产权与形式财产权的冲突。因此，知识产权的体系基础极度暖昧，人们无从知晓将知识产权诸分支联结为整体的逻辑依据究竟何在。“分歧极大的派别之间的交流肯定是不完全的。「1结论取决于角度，当每种学说都坚持从自己的角度解释知识产权时，我们永远也无法评
说各种理论的高下。但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共识起点：法学论域之内的知识产权概念是一个法权概念，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引导法律规范的设计。因此，我们在第一性上可以无拘无束地探讨知识产权的本质，但法学上的知识产权概念必须具有规范意义。逻辑圆满不是法学概念的惟一追求，法学概念须担负规范功能，“因此在法律概念的构成上‘必须’考虑拟借助该法律概念来达到的目的或实现的价值”（9）（p46）。无论何等繁复的法律概念都可以通过一个极为单纯的标准检视：概念能否最完美地体现规范功能？本文欲传达一个基本
观点：只有让概念设定的目的与意义来统辖我们的论争，才有可能得出结论。只有结合法的第二性，在逻辑评价中融人功能考量，才能评说知识产权概念诸学说的高下。
二、法的第二性原理与财产权概念
法以现实为调整对象，所以，社会现实是第一性的，法是第二性的。法的第二性导出两个结论：（1）法不能无视第一性的社会现实，法的调整技术不能从根本上与社会现实形成冲突。譬如，著作权法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不仅仅是因为在法律技术上思想无法被保护，也是因为作为审美对象的作品在第一性上的本质就是表达，人们欣赏的对象不是抽象的思想，而是“思想如何被展现”。换言之，思想——表达二分法有美学上的依据。（2）法是根据人的需要来建构的，法只选择它能够调整的事物、采用它能够实现的手段进行调整，而不是社会现实的简单描摹。因此，法如同一部作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正如法国学者弗郎索瓦。特雷（Francoisterr~）论述法与美学的关系时指出的那样：“可以说，如果法是科学，法也是艺术。”[10]人们对事物的第一性本质苦苦追问时，法律只从规范的目的出发对该事物进行界定。譬如，人们可以在美学上对“独创性”的含义争论不休，但在著作权法上，只要作品系作者独立完成、且能反映出作者的选择与安排，即满足法律上的独创性要求。著作权法之所以确立了不问作品艺术价值的原则，乃因为作品的艺术价值已经超出了法的判断能力，亦违背了法的确定性与可操作性原则。著作权法的规范目的仅在于鼓励作品的“独”，鼓励创作者尽力不与他人雷同。至于作品的优劣，只能交给“选择”，蹩脚的作品自然无人愿意使用，侵权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但在法律面前，优秀作品与蹩脚作品无差别地受到保护。当然，著作权法的设计原理中也暗含了一个推定：只要每个作者都极力展现自己的个性，好作品诞生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只有结合著作权法的规范目的，才能理解法律上的独创性的内涵。人们尽可以在美学上无休止地解释独创性，但所有无规范价值的解释都不会进入法学的论域。
概念是对事物本质特征的抽象表述。但何谓“本质特征”，并不是一个无须限定前提的客观判断。“所谓‘概念’已将所拟描述或规范对象之特征穷尽列举的设定之存在基础，并不真在于概念的设计者已完全掌握该对象之一切重要的特征，而在于基于某种目的性的考虑（规范意旨）。”（9）（p39）依据法的第二性原理，法律概念只选择那些具有规范意义的特征予以反映，而其他特征一概予以舍弃。比如“人”的概念，柏拉图所言“两足无毛动物”，卡西尔所言“符号动物”，都是第一性上的解释，不能成为民法上的定义。民法规定“人”，是为了确定从事民事行为的主体资格。从此规范目的出发，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特征与长相、地位、聪愚无关，法律只关心两个特征：（1）年龄；（2）精神是否健全。只要达到一定年龄、无精神障碍者，便可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这就是与法的规范功能相关的人的特征。因此，法律上的“人”的概念是围绕着规范目的而建构的。在发育较成熟的物权与债权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完美的财产权概念所具有的规范功能。
依民法通说，物权系排他地直接支配物的权利，债权系请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的权利。这两个概念皆突出了两个特征：（1）权利对象（财产）的具体形态；（2）利用财产的行为方式。债权的对象形态为“特定行为”（给付），行使方式是“请求”；物权的对象形态是“物”，行使方式为“直接支配”。为何突显这两大特征？法是行为规范，自然首先关注利用财产的行为方式，而利用财产的行为方式归根结底是由财产自身的形态决定的。对物可以直接“支配”，对他人的给付则只能“请求”，并且对象形态与行使方式能够充分地决定规范的设计。例如，“给付”依赖于特定的人，因此债权具有相对性；债权的相对性又决定了债权无公示之必要，债权的非公示性决定了债权效力不得及于第三人。物的利用往往以占有为前提，不同主体在同一时空对物的利用必将导致冲突，因此物权具有排他性；物权的排他性又派生出物权法定与物权公示的必要性。因此，财产权概念中应当突显的特征是财产形态与权利行使的方式，其中财产形态是核心，因为财产形态决定权利行使的方式。譬如，对“给付”不可支配，我们不可能支配他人的行为。
综上，我们从法的第二性原理得出了财产权概念构造的基本思路：具有规范意义的概念必须
突显财产的具体形态和权利行使的方式。
三、以法的第二性原理
检视知识产权概念
根据法的第二性原理，我们可以以“哪种概念最具规范功能”为据来评价现有的诸种知识产
完美地揭示了财产形态与权利行使的方式。知识产权被公认为支配权，因此，各种知识产权
概念对权利的行使方式——支配并无歧见。所以，检视知识产权概念的核心任务是：哪种概念最
准确地描述了知识产权所支配的财产的形态。由于“无体财产权说”与“智力成果权说”是知识产权法学中最有的理论，因此本文重点评说这两大理论。
（一）诉诸感官的无体（无形）财产说
把知识产权的对象称为无体财产，在诸学说中最为悠久。早在18世纪中叶的英国，反对
版权保护者就以作品的无体特征为据，质疑版权的合理性。当时的叶茨（Yates）法官明确指出：“任何没有物质实体（corporealsubstance）者皆不得成为财产权的标的。”（11）把知识产权的对象概括为无体财产或无形财产（我国法学界在相同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皆对应于的intangibleproperty，有学者指出“无体财产”之表述更为准确（8），很容易从思维特性上得到解释。概念形成的基本顺序是：从直观表象到前科学概念，最后到达科学概念。最初形成的概念总是与直观对象的具象最贴近的概括。无体或无形，就是一种朴素的感官描述，人们在司空见惯的物之外初次接触到作品之类的对象时，得出这样的结论是非常自然的。这个概念在法律史上的进步意义是不能否认的。无体或有体尽管是以感官为依据的区分，但无体财产正因其不可触摸性（intangible），因而在认识上需要一定的抽象能力。洛伊在1928年发表了（在原始社会的无形财产）一文，他反对在法制史中滥用“无形财产”的概念。“因为原始人缺乏那种程度的思维能力，因而这个概念是虚假的。”（12）在罗马法关于物的分类中，出现了无体物（resincorporales）的概念，一些学者认为这反映了古代法学家的法律思维有进一步抽象化的趋势。彼得。德拉贺斯（peterDrahos）则指出，不管这种推测是否有理，至少无体物的概念为后来的财产观念抽象化发展提供了可能性。（13）
但是，无体财产的概念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与有体财产相对的泛概念。在罗马法上，无体
物指所有权之外的财产权：“无体物是不能触摸到的物，如权利，比如遗产继承权、用益权及以任何形式设定的债权。……被称为权役的城市和乡村土地上的权利也属于无体物。”（14）在英国法上，无体动产是债务、商业证券。合同、商誉、知识产权等财产利益共同的上位概念。its]因此，无体财产只是一个类概念。无体财产与有体财产，是根据权利对象的形态差异所做的粗略的分类，正因为这种分类极为原始、粗糙，无体财产权的概念存在空洞化的缺陷。正如拉仑茨所言：“概念的抽象度越高，就越空洞。为提纲挈领所付出的代价是：由——作为规整之基础的——价值标准及法律原则所生的意义脉络不复可见，而其正系理解规整所必要者。”（16）因此，将权利对象的形态概括为“无体”，根本无法揭示知识产权与其他无体财产权的区别，依然不能解释知识产权诸分支缘何集结为独立的权利类型、知识产权法缘何成为一种独立的规范群。而知识产权概念的存在价值恰在
于此，它必须揭示知识产权诸分支的统一性。因此，若脱离法的第二性，把知识产权称为“无体财
产权“固然未尝不可，但以法的规范目的审视之，无体财产权说的意义极其有限。
近年来，有学者提议建立无形（无体）财产权体系，以包容一切基于非物质财产所产生的权利。（17）其主要理由是：社会中非物质财产的形态与价值日增。这个理由当然是成立的，但是，权利作为一个法律范畴，其体系的意义更主要地应当体现为制度意义。只有当对象的共性有可能用统一或相似的规则去调整时，选择这些对象组织一个独立的体系才具有制度意义。事物之间总有或多或少的联系，采用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的归类，但这些归类未必都具有制度意义。仅以单薄的“无体”作为共性基础，囊括许多法律特性各异的权利，权利之间难以适用统一的规则，导致无体财产权概念彻底失去规范价值。所以，无体财产权概念的意义仅仅停留在“强调非物质财产也是一种财产，其重要性不亚于物”。在制度建设上，主张建立“无体财产权体系”者不得不承认，依旧“由知识产权法、公司法、票据法、信托法等分别予以调整。”（18）。尽管有学者归纳出了无体财产权制度的总论，但基本上是对知识产权法总论的因袭。（19）
由于“无体”的归类过于粗略，所谓的“无体财产权法”不能形成总论、亦无法形成统一的规则，是必然的。在第一性上强调“无体财产的重要性不亚于物”，自然无伤大雅，但在第二性的规范意义上，无体财产权体系的建立既无必要、亦无可能。“在体系的构成上，其组成分子，首先必须具有构成体系之‘存在上’的基础。”[9]（p459）仅“无体”之共性，担当得起这个基础吗？
（二）具有历史合理性的智力成果说
在知识产权的诸种定义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显然是智力成果权。“intellectualproperty”中的“intellectual”、“知识产权”中的“知识”、“智慧财产权”中的“智慧”，都体现了权利与智力的关联。这些称谓的权威地位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智力成果权说的影响力。在试图给出知识产权概念的著述中，智力成果权说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由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其出版物中采纳了智力成果权说，更加强了该理论的权威性。故我国不少资深学者指出：智力成果权说“概括了知识产权的最本质的因素，是比较准确而经历过反复推敲的”：“确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20].
与无体财产权说相比，智力成果权说从一种原始的区分思维前进了一步，它不满足于揭示权利对象与物权对象在感官上的差异（无体——有体），还想深入阐释这种无体财产的本性。于是，知识产权的对象从“无体财产”这个宽泛的类概念中进一步独立了，区别于其他的无体财产。而且，“智力”作为概念统一的基础，进一步远离了直观表象，不是诉诸于感官，而是试图通过思维把握财产的本质。从的眼光来看，突出权利对象与智力的关联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作为一种新型财产权，知识产权面临的第一个，就是如何证明自己具备成为法权形态的依据。从罗马法开始，先占被视为财产所有权的依据，17世纪的法学家格劳秀斯继承了这个观点，他认为：“人们成为处于无主物状态的物品的所有者的惟一必要条件是公开为占有行为。”[21]（p220）知识产权的对象显然无法被先占，为了证明知识产权的合理性，必须重新提出财产权的依据。这个问题的解‘
决，很大程度上借助了洛克的劳动所有权说。在英国18世纪的版权存废大辩论中，支持版权保护
者以洛克的“劳动所有权说”为依据，指出占有不是财产取得的惟一依据，劳动也可以产生财产权，
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智力劳动。[11]（p20—24）在一种新的财产权产生之初，关于其合理性的形而上争论往往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在知识产权诞生的18世纪，是一个法观念盛行的。“在整个18世纪，讨论法学主题的著作家都倾向于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向自然法作例行公事的敬礼。”[21]（p248）因此，在概念中突出财产来源的正当性——源于智力劳动，就显得很有必要。此外，在19世纪中期之前，商标权尚未出现，用智力成果权概括著作权与专
利权，在逻辑上是成立的。
但是，当知识产权的合理性被普遍接受、无须证明之后，智力成果权说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
首先，“成果”一词没有表明财产的形态，任何人造之物都可以被称为“成果”。再看“智力”。既然概念中强调了“智力”，该特征就应当与制度相联结，像“物”和“给付”那样成为设计、理解制度的出发点。换言之，“智力”特征应当在概念中有意义。该特征可能作两种理解。
理解之一：“智力”指财产本身的智力性，排除非智力性的无体财产。如果“智力”限定的目的在此，知识产权法必然要判断财产中的智力含量。但是，商业标记受到保护并不以一定的智力含量为要件，只要标记能够起到记号的功能即可。有学者之所以刻意强调知识产权的对象包括“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原因正在于此。因此，如果把“智力”限定的目的理解为“排除非智力性财产”，就无法解释为何连地理标志都可以成为知识产权的对象。而且，无智力含量的知识产权对象有日渐增加的趋势，例如欧盟已经开始保护不具有独创性的数据库。有学者根据“商标的设计与选用、商标信誉的维持需要智力劳动”证明商标的智力性，但是，“一个对象的形成中含有智力劳动”与“智力性是对象受保护的要件”不可等同。当智力性成为法定要件时，意味着必须为对象的智力含量设定标准，例如作品的独创性、发明的创造性。人们在制造物的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投入智力劳动，这并不足以使物的制造者获得知识产权。所以，在法律意义上，“智力性”指权利对象的智力含量需达到法定标准，而不是指对象的形成过程中泛泛地含有智力劳动。显然，若“智力性”是财产本身的特征，则商业标记权不符合知识产权的概念。
理解之二：“智力”没有限定权利对象的智力含量，只是纯粹地解释财产的来源，强调财产的形成过程是智力劳动。这是近年来许多学者为捍卫智力成果权说所采取的解释。为了克服上述“智力含量”解释的缺陷，捍卫者指出，尽管法律不限定商业标记的智力含量，但选定、设计商业标记在客观上是一种智力劳动。换言之，“智力”不是限定财产本身，而是限定财产的来源。[22]
纯粹从逻辑上来看，这种解释并无漏洞。但是，若以法的第二性原理检视之，这种解释根本不具有法律意义。法律制度的设计只关心财产的形态，以及由此决定的行为方式，而财产的形成过程没有必要被引入到概念之中。譬如物权的概念只关心“物”的形态，而不必强调物来源于体力劳动或智力劳动，即使物事实上产生于体力劳动，在法律概念中表述为“体力劳动产生的物”仍属多余，“物”本身就足以决定了制度的构造。若“智力”限定劳动过程，除非法律在保护某个对象时必须确定该对象是否真的来源于智力劳动，此种限定才具有法律意义。尽管上可以把商标解释为智
力活动的结果，但某标记的选定是否真的来源于智力活动，法律并不关心。若法律不关心商业标记的选定过程，即使客观上选定商标是一种智力活动，这只是一个第一性上的事实判断，“智力”成为一个虚空的特征。
综上所述，智力成果权说的缺陷有三：（1）“成果”未交代权利对象的形态；（2）“智力”若解为权利对象的智力含量要求，无法涵盖商业标记权；（3）“智力”若解为对财产形成过程的说明，则缺乏法律意义。根据概念形成的理论，智力成果权说属于前概念，尽管比局限于直观表象的“无体财产权说”进了一步，但还不是科学概念。从前科学概念到科学概念需要做到：撇开无关的、次要的因素和条件；撇开事物和过程所具有的偶然性的外观和假象；从杂多的直接形式中揭示其内在根据和统一基础。[23]（p156）智力成果说没有“撇开次要因素”，保留了缺乏法律意义的“智力”要素。证明权利合理性的要素未必需要引入权利的概念之中，对第二性的法律而言，关键是那些与规则设计有关的要素。以物权为例，关于财产所有权依据的学说有“先占说”、“劳动及个人需要说”、“公认说”、“主体的占有意志与公共的权威意志结合说”、“个体的自由意志说”[24]，但这些依据并没有成为物权概念的组成要素。归根结底，智力成果说仍未能揭示知识产权统一的内在依据与真正的基础，简单地重复了第一性的财产来源，未考虑这种来源描述有无规范价值。
四、知识产权概念的未来：以财产形态为核心
通过上述，笔者认为，当前占主流地位的无体财产权说与智力成果权说是注定要被超越
的。“一个时代的概念到什么水平，是由那个时代的认识水平所决定的。”[23]（p241）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必然要经历从粗浅到深刻的过程。近年来，关于知识产权对象的非主流观点层出不穷，
例如前面介绍的知识财产说、信息说、信号说、形式说，尽管本文不能一一加以评说，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观点已经摆脱了粗糙的“无体”之概括，也不再专注财产的来源，而是试图回答财产的自身形态究竟是什么——知识、信息、信号抑或形式？这种发展方向是正确的，知识产权的科学概念，必定要突显知识产权对象自身的形态。在第一性上，作品、技术方案等具有智力含量的财产与非智力性的商业标记之间存在着客观的、无法抹杀的区别，它们之所以能在第二性上得到统一，只是因为外观形态的相似导致利用方式的相似，从而能够适用类似的行为规则。这种相似的财产形态究竟为何，笔者认为是符号，由于篇幅限制，对“符号说”的论证容后撰文专论。本文的目的是通过重申法的第二性原理，为知识产权概念之争找到一个对话的起点。钱穆先生说：“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但做学问，当知先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之不同。”[25]针对同一个事物，若不限定法律概念的规范意义，我们可以从无数的角度解释该事物的特征。所以，本文不仅是对知识产权概念诸学说的梳理，也算是对法学界一切概念之争打个圆场罢！
（原载于《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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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建造概论篇4
智慧城市是什么
智慧城市由英文‘Smartcity’翻译而来。2008年，iBm公司提出了“智慧地球”的概念。2010年，iBm提出智慧城市（smartcity）的概念，认为智慧地球应以智慧城市为区域基础逐渐发展而来。随后，智慧城市的概念传入中国。
在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童腾飞看来，智慧城市的概念在传入到中国后，地方政府及企业都结合了中国特色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与诠释。因此，中国所提出的智慧城市与iBm提出的‘Smartcity’并不能简单的等同，而可以认为是一个相对更为复杂与庞大的概念。网络上关于智慧城市的定义很多，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概念是：“智慧城市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知识社会创新环境下的城市形态，智慧城市通过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维基、社交网络、FabLab、LivingLab、综合集成法等工具和方法的应用，实现全面透彻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智能融合的应用以及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可持续创新。伴随网络帝国的崛起、移动技术的融合发展以及创新的民主化进程，知识社会环境下的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之后信息化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
按照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德仁教授的观点，智慧城市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表达，即“智慧城市=数字城市+物联网+云计算”。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龚承亮认为，数字城市是信息化的一个初级阶段，其为城市管理提供了有效的系统服务，也让市民的生活更加便捷；智慧城市是信息化较为高级的阶段，但其建设需要按部就班的来，而之前十余年的数字城市的建设可以认为在信息基础设施、消费理念、政府管理能力等方面为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从技术角度来解读智慧城市，李德仁教授的公式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智慧城市来说，其涵盖的范围更广，仅仅数字城市与物联网、云计算的技术加在一起，不能等同于其整体概念。智慧城市包含了更多城市生态环境、市民生活、产业生产等方面内容，注重的是整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政府管理的更加便利与市民生活的便捷与幸福。
童腾飞认为，虽然不同人、不同角度看待智慧城市会有不同的定义，但其所叙述的本质是相同的，即“从技术层面，智慧城市建设是技术系统的智能化响应与判断，是信息化城市的一个较高层次的发展；从社会意义来讲，其目的是为了让城市主体运行更加高效、方便，让市民生活更加幸福。”
智慧城市建设需要什么
智慧城市的建设之所以这么热，与我国众多区域面临城市化过程中资源紧缺与人口众多的管理问题、智慧城市建设可带动地方政府经济发展以及相关企业的利益诉求有密切关系。然而，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完整的规划、合理的引导与很多标准的制定，并不是提出概念投入资金建设就能做成。2000年左右，“数字城市”的概念开始在中国热炒，许多地方政府纷纷宣布投入资金打造数字城市。不到十年时间，随着电信运营商与政府合作的“无线城市”概念的推出，很多地方政府又开始宣布打造无线城市，此时数字城市的建设在很多城市有何成果仍不得而知。面对“智慧城市”概念的汹涌来袭，地方政府与企业都需要理性思考，避免盲目过热建设可能带来的投资与产品浪费。
童腾飞认为，智慧城市的建设应该以服务城市管理与市民生活为目标，做好顶层设计，在建设时有相应标准的细分，有合理运营模式，同时还应有一个产业与企业对接的平台来合理促进智慧城市相关企业。“顶层设计是首要的问题，政府应该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并对相应的产业、企业进行合理引导，才能避免建设过程中出现盲目投资与浪费问题。物联网传感器、接入手段及电子信息的标准化也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国家层面与北京市都在与产业联盟进行协商，以期逐步推进标准化的制定。标准的制定也需要一个过程，目前只能依托城市管理需要与百姓需求程度来对不同标准的制定排先后次序。对于智慧城市的投资是一个无从估算的大数目，而且其建设将是一个缓慢推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应有合理的运营模式，从政府管理与企业投入利益平衡的角度，通过政府与企业、民众的供需对接来促进企业投资，而不应该仅靠政府资金来推动建设。”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创新中心总经理于跃认为，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其推进会有很长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结合各地不同的特色有相应的差异。但是政府与企业共同协商的顶层设计是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在于跃看来，顶层设计需要有四个标准，即“高、新、远、全”。“高”即意味着政府需要站在高处，通盘考虑智慧城市的建设中需要什么，应该做什么；“新”即顶层设计不能脱离开新技术与新形势，要结合当前实际情况考虑与开展；“远”即顶层设计的规划应该以发展的眼光来考虑，要知道五年、十年之后需要什么标准与成果；“全”即顶层设计需要对整体产业、城市建设与管理、市民生活等各方面全面思考。在顶层设计逐渐完善之后，政府应与企业共同协商标准的制定以及相应工程中资金、技术业务等的落实模式。与此同时，于跃还认为智慧城市不仅仅是政府的事，社会公众也可以受益。“比如家庭中的电器控制。如果进行传统布线，不仅浪费材料，施工麻烦，而且价格贵，是资源与民众财富的双重浪费；如果进行无线化管理，不仅布置轻松，节省空间和资源，而且还更加经济。但是如果民众不了解无线控制家电的概念，相应的建设就无从谈起了。”
政府对智慧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是当前建设的首要重点，这成为政府与企业层面的共识。龚承亮认为，标准是顶层设计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标准的制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与技术、工程设计、管理的成熟度息息相关，在实践中会通过试点项目来总结出标准，指导后续的工程建设工作。政府当前还应注重对产业链的打造与概念的推广。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一个周期长、风险大的项目，而公司投资进行建设、政府花钱购买业务的模式在龚承亮看来是一种多赢的局面——公司进行长线投入，逐步回收利润；政府不必一次投资过大，可以相对快速实现管理的信息化与现代化；而市民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实际的益处。以此模式为基础，逐渐实现不同专业的分工，并进行产业链的打造，将有效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对于智慧城市的概念及其应用还需要进行推广，管理者、建设者与使用者都应该有相应的认知，知道其未来成效与益处。民众的消费与生活意识提升上去，可以更好促进政府与企业建设智慧城市的热情”龚承亮说道。
北京的标杆作用
无论是数字城市、无线城市还是智慧城市的建设，依托于北京良好的经济态势与完善的政策引导，北京市目前所取得的成果都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龚承亮认为，北京市应该利用这些优势，为其他省市树立一个“榜样”的作用。同时，其他省市智慧城市的建设也不应该是某一地方的“缩减版”，而应该根据地区实际的经济情况与地方特色进行合理发展。
北京十余年来的数字城市建设已有相应的成果，北京市政府管理工作与市民生活的便利程度都得到了极大提升。诸如政府管理所用的“电子政府”系统，住房公积金系统、社保卡系统，市区内的电子社区，以及“首都之窗”门户和公共服务平台，都是使政府与市民得到实惠的应用。
在网络与无线城市建设方面，北京城区已经实现六大区域的免费wifi接入，无线上网非常容易。预计2012年年底，全市范围内将实现20m宽带全覆盖，新增光纤到户覆盖家庭超过100万户，新增光纤宽带接入家庭80万户，10m及以上宽带接入产品渗透率超过25%。
由于数字城市与无线城市相对完善的建设，北京市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上有非常良好的基础。北京市政府层面非常注重对产业的引导与政策的制定。为了实现“智慧北京”规划目标，政府出台的《智慧北京行动纲要》提出了8大行动计划，包括了城市智能运行、市民数字生活、企业网络运营和政府整合服务4项智慧应用行动计划以及信息基础设施提升、智慧共用平台建设、产业与应用对接、创新发展环境4项智慧支撑行动计划。北京市计划通过实施8大行动计划，组织市内各级政府和社会的资源，共同推进应用、产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智慧提升，实现从“数字北京”向“智慧北京”的跃升。一些相应的建设标准、管理条例、相关法律与评估标准也正在商讨、制定之中。北京市关于智慧城市已有很多实际应用，如药品监管，农作物生长环境数据采集与可视化数据监控，轨道交通安全视频监控平台，地区动态停车信息等等。
智能建造概论篇5
即便如此，智慧城市概念进入中国这些年来，仍处于蹒跚学步年纪。很多打着智慧城市名义介绍自家业务的企业，其领导人基本不懂智慧，有市长在参观某家公司的智能系统解决方案后直言，“你们所有的智慧系统都没有市长的视野，你们的视野最多是到局长的视野，有时候局长的视野也没有”。智慧城市在中国的主要推手是政府而非企业，它的带头人主要也是市长。如果智慧产品的“思想”不能与城市管理者和市场结合，何谈规模化？各家企业的市场在哪里？中国的智慧城市发展方向在哪里？它能给我们城市带来什么好处？这些问题值得深究。
从概念上看，SmartCity（智慧城市）由iBm提出，并逐渐被很多国家和城市所引用。“SmartCity概念太小，是一个迷你系统，而城市发展不可能只是一个迷你系统，而是一件需要深思熟虑的事，很多情况不需要迅速做出反应，特别是有远见的反应，因此建议把它改为智能城市（iCity）。”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指出，智能城市是在数据的基础上做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反应，包含很多SmartCity。这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高城镇化质量，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方向相匹配。
目前，全球各个城市、地方政府或企业的提法都有一定的差异，但也能从这些概念中找到很多共性，至于哪个名词最匹配也只是表面形式罢了。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主抓的是城市建设的内涵，不是随大流纯粹拷贝，而是要独树一帜，根据自身需要发展。有位加拿大教授在考察中国后撰文表示遗憾，他认为中国城市应该花费时间、金钱和心思去保护其独特的精神，以抗衡全球化的同质性倾向。因为中国很多城市很“糟糕”，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城造成的局面紧张，安全、快捷、高效、绿色的生活环境一步一步走向衰退，城市的历史被“拆”走了……
美国智能城市论坛主席JohnJung期望，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是创造一种更好的环境，这种环境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收益，实际上也是在创造一种智能型的资本，这种资本反过来又能为人类创造更好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环境。如果仅追求一加一等于二的概念是不对的，未来要创造的是一种更大更强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各种技能组成城市的竞争力。方案不能生搬硬套智慧城市就像是一个大饼，需要资金、资本、人才、技术等多领域构成，涉及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数字包容性市场经济、创新性等方面内容。如何将智慧城市的概念深入人心？企业间应进行怎么样的合作达到既定目标？
阿姆斯特丹智能城市高级代表pimStevens举例道，他们经常把项目以及城市所需的部分结合起来，同时把居民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不断测试和学习，最终构建了阿姆斯特丹智慧城市的平台，这个平台发挥着加速器的作用。“我们也和一些非常大的公司合作，例如交通、能源等领域公司，以达到协同目标”据其透露，阿姆斯特丹将在2013年实现大规模智能网络枢纽、智能电网的远景规划；2015年全面达到智能城市；2018年将推出一个完善的智能城市系统。
那在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潘云鹤院士认为首先要“想”好几个问题，分别是如何提升我国的主流产业建设、如何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何理解新技术的兴起以及城市信息基础的智能化发展。“中国智能城市的发展与国外确实有相当大的差异。”他进一步解释，发达国家是在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基础上完成信息化建设，而中国的城市则需同时完成这三方面的工作。“这个特点也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建设的空间更大，如果我们一味跟着国外城镇化步伐，路途可能会更加漫长和困难。
智慧城市建设离不开新一代信息技术
智慧城市的支撑技术有三个，第一个是数字城市相关技术；第二个是物联网技术；第三个是云计算技术。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德仁指出，智慧城市是在数字城市的基础升华的，数字城市给民众建立一个城市三维空间框架，在这个基础之上通过物联网把现实世界与数字世界进行沟通和融合，从而实时感知现时社会中人和物的多种变化。同时用云计算来处理其中引发的海量的、复杂的、大数据的计算与空间，给城市的管理和工作提供智能化服务。
智能建造概论篇6
现在我国喜剧理论研究总体上处于相对尴尬的状态。一方面，建立在“四范畴”基础上的狭义喜剧理论研究范式面对纷繁多变的当代喜剧形态变体难以给出有效、规范的理论解释；另一方面，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喜剧元理论框架，致使传统“四范畴”本身的区分标准也常常纠葛不清，喜剧理论正成为一个无力的理论。构建一个更具逻辑力度、更具包容性和解释性的喜剧元理论框架成为当务之急。也正是在这种思维诉求下，弗洛伊德笑论逻辑建构方式的意义才彰显出来。
一、弗洛伊德笑论研究的历史状况
弗洛伊德笑论首次引进中国，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品文运动中。林语堂在《论幽默》一文中首次提到了《郁剔与潜意识之关系》一书，而真正对弗洛伊德作出全面、深度评介的，是朱光潜，他在《变态心理学流派》一书中，介绍了弗洛伊德在《诙谐和隐意识的关系》中对灰谐(wit)心理的有趣探讨，但未作评价；而在《文艺心理学》的《笑与喜剧》一章中，则重点讨论了弗氏的“心力节省说”，认为：一则弗氏的“心力节省说”是历史上“精力过剩说”、“自由说”、“游戏说”以及“鄙夷说”的合并和发展，特别是弗氏的“移除压抑”(removalpleasure)就是“自由说”所说的由紧张而迟缓，不同之处只是这种紧张在弗氏学说里起于意识和潜意识的相持，这是弗氏对“自由说”所加入的新成份。但这一说法是否成立，以弗氏隐意识全部能否成立为转移。二则弗氏的“心力节省”概念“颇有毛病”：语言的“节省”并不尽能引起，如“凡物下坠”不能引人发笑。换句话说，弗洛伊德并没有替诙谐时的“节省”寻出一个特点来。[1]
从60年代开始，陈瘦竹先生结合中国传统戏剧理论，对中外戏剧中的喜剧进行研究，形成了我国狭义喜剧理论研究范式。该范式的特点是重主客观的统一，重对喜剧艺术作品的分析。陈先生认为：（一）弗氏所谓的“敌意的笑话”完全缺乏社会内容，只注意满足本能的冲动，审美境界不高；弗氏将幽默态度的形成和发展，只从主体心理加以解释，完全脱离社会实践，这不仅非常玄妙，而且不能充分说明其特征。（二）可借鉴之处是不仅将笑话、喜剧性和幽默严格加以区分，而且关于幽默的性质和特征的论断极为精当。（三）心力消耗的节省和感情消耗的节省尚不能成为定论。[2]
80年代，西方现代派作品大量引入，带来诸多异于常态的喜剧形态，这导致我国喜剧理论研究又一个高峰期的到来。这一时期最大的收获是初步形成了我国广义的喜剧理论研究范式。该范式的特点是，注重对笑的心理机制和形式特征做心理学、语言学、逻辑学的综合研究。弗洛伊德笑论著作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被完整译介过来，如：1987年，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其中包括《论幽默》一文）；198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弗洛伊德的《机智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一书。译者在《译者序》中指出了书中贯穿着“形而下的还原法，即通过对笑话结构的还原来把握机智的无意识根源”的特点，只是没有作进一步的生发。
由此，弗洛伊德笑论思想是在狭义喜剧理论研究范式和广义喜剧理论研究范式两种视野下被认知的：在狭义喜剧理论研究范式内，“审美境界”成为一把重要的尺子，弗氏满足本能冲动的“敌意笑话”倍受诟病，而幽默理论受到赞赏；在广义喜剧理论研究范式内，弗氏的“心力节省”和“形而下还原法”作为他的重要理论突破受到高度重视。但是两者都没有发现弗洛伊德笑论逻辑建构方式的重大价值。
二、弗洛伊德笑论概念的美学归位
讨论弗洛伊德笑论的逻辑建构方式，有必要先对他所使用的相关喜剧概念进行一下美学归位。这是因为，弗洛伊德的笑论是其对梦的机制和无意识研究的副产品，其初衷是为了他无意识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丰富，而且弗洛伊德笑论在使用机智、喜剧性等美学概念时，与一般意义上的美学概念多少有些出入，常常赋予自己的解释个性。
关于机智。在弗洛伊德那里，“机智”实际上承担着双重职能：首先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喜剧性亚范畴而存在，其特征是具有强烈而显明的二元结构性（观念的对比、荒谬的意义、混乱与明了、第二级启蒙），用弗洛伊德自己的话说，就是具有“古怪”属性的急智类令人发笑的笑话形式。他自己也明确表达了概念的这种使用意向，即“矫正以往一些美学家和心理学家的错误研究倾向：总是把机智作为喜剧性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其次，正是由于机智具有喜剧性的典型结构特征，所以它在书中实际上承担了作为弗氏对喜剧性心理动力规律的分析载体的功能，在这种意义上，机智等同于本文使用的核心概念——喜剧性。弗洛伊德声言，机智技巧“和机智本质的关系比它和喜剧性的关系更加密切”。[3](p96)但是，弗洛伊德对机智的这后一种职能认识并不清楚。
弗洛伊德认为，“在机智形成过程中，一个思想流中断了片刻，接着它又突然以一条妙语的形式从无意识中冒了出来”，[3](p148)“当先前占据某些心理渠道的所有心理能量已经无用武之地，以致于使它可以自由地发泄出来时，人们才会笑”。[3](p128)而且他断定，“在形成并维持精神抑制的过程中需要一种‘心理消耗’”，[3](p101)此机智乐趣产生于抑制消耗的节省。
弗洛伊德特别重视机智的结构技巧问题，认为机智技巧的辅助造成机智效果的不确定性。“具有更大理论意义的是一系列辅机智技巧，它们显然是想把听众的注意力从机智过程中引开去，以便于使后者可以自动地向前发展。”“通过使用这些辅助技巧，我们就可以正确地设想正是由于掌握了这种注意力，我们才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并重新使用自由。”[3](p132)
关于喜剧性。弗洛伊德对喜剧性概念的使用在全书中呈现为一种游离状态。从全书看，有四分之三的篇幅是讨论机智问题，只在最后讨论了“机智和各种形式的喜剧性”。乍看，喜剧性似乎是和机智并列的一个二分概念，但到后来，幽默又被拉入进来，喜剧性最终成为一个与机智、幽默并列的三分概念。
弗洛伊德认为喜剧性有两种表现形态：一、儿童笑话所表现出来的“幼稚”。二、出现在人们的动作、形态、行动和个体特征上滑稽可笑性以及采用使人们滑稽可笑手段向喜剧情境转变的模仿、伪装、暴露、漫画、歪曲等。这两种形态的心理机制有所类似，即消耗的落差接近于最大值：“遇到幼稚时，我们通常能作出的那种抑制消耗突然变得无处应用了，而且它还通过笑而发泄出来。由于这种抑制的排除是直接的，而不是一种刺激作用的，所以就不需要把注意力悬置起来了。我们的行为象机智中的听众一样，无须作出任何努力，就能得到抑制的节省。”[3](p161)遇到滑稽时，“那个在其身体活动中付出太多的消耗而在精神活动中又付出太少的消耗对我们来说就显得滑稽可笑了。”[3](p175)所以说，“喜剧性”的乐趣产生于思想消耗的节省。
除了“思想消耗的节省”这个维度外，弗洛伊德还给我们指出了另一个区分维度：“可以把喜剧性解释成凡是与成年人不适应的一切事物都具有喜剧性”，[3](p207)“我们似乎很想把喜剧性的那种理想的特点转入幼儿的觉醒过程之中，而且我们似乎很想把喜剧性理解为重新得到‘失去了的幼儿之笑’的过程，这样人们可能会说：‘每当我在另一个人身上发现孩子气时，我都要因他和我自己之间的消耗差别而发笑。’”[3](p204)但他对这一点并不十分肯定。
很显然，弗洛伊德的喜剧性主要是指美学中的滑稽，但又不完全是指滑稽，还包括“幼稚”这一他自己命名的美学形态。
关于幽默。弗洛伊德一开始是把幽默放在喜剧性之下进行分析的。这是因为“幽默比机智更接近于喜剧性，和喜剧性一样，它的心理范围局限在前意识之中”。[3](p214)但是，幽默又的确是复杂的。一方面，“幽默是一种最高心理功能，它能使人们欣赏思想家的特别趣味”，[3](p207)另一方面，幽默又常常与幼儿有关联。弗洛伊德分析了约翰·福斯塔夫先生和唐·诘诃德喜剧形象与儿童形象的重叠关联性。他认为，“幽默没有机智和喜剧性所共同享有的那种古怪特性，”[3](p214)而且，“幽默可以和机智或任何其他的喜剧形式融合出现”。[3](p212)艺术家可以通过种种技巧，使幽默感情情调的领域不断扩大，甚至产生含泪的微笑的美学效果。面对如此的复杂性，弗洛伊德初步认为幽默乐趣产生于“感情消耗的节省”，并把它独立为与机智和喜剧性相并列的范畴。
“感情消耗的节省”这种解释只能说明幽默的宣泄功能，并不足以解释幽默的高贵品性。弗洛伊德本人也感到了这种解释的薄弱，在22年后出版的《论幽默》一文中，继续对幽默问题予以解答。他说：“就象玩笑和喜剧一样，幽默具有某种释放性的东西。但是，它也有一些庄严和高尚的东西，这是另外两条从智力活动中获得快乐途径所缺少的。这个庄严，显然在于自恋的胜利之中，在于自我无懈可击的胜利主张之中”，“自我不是一个简单的实体。它里面包含着一个作为其核心的特殊力量——超我”，“幽默是通过超我的力量对喜剧作出的贡献。”超我在幽默中遵循的是“拒绝现实要求和实现快乐原则”的原则。[4]
三、弗洛伊德笑论的逻辑建构方式及其美学转换
对弗洛伊德的笑论概念进行完美学归位后，再来看他的逻辑建构方式就清楚多了。
弗洛伊德笑论的逻辑建构的第一个特征是，通过把握喜剧性的结构形式特征，结合心理消耗的不同性质，区分不同的喜剧范畴。应该说，这是弗洛伊德的一种非常自觉的追求，他在《机智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一书的最后非常明确地总结道：“机智乐趣产生于一种抑制消耗的节省，喜剧乐趣产生于一种思想消耗的节省，幽默乐趣产生于一种感情消耗的节省”。[3](p216)
弗洛伊德笑论逻辑建构的第二个特征是，结合无意识理论，通过“幼儿是无意识的来源”的转换，提供了考察不同喜剧范畴的辅助标准——“成人－儿童”辅助标准。比如说机智作为一种“特殊的无意识努力不是别的，而是精神过程的幼年状态。但是这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成年人的无意识中是难以捕捉到的，因为它常常得到纠正，所以说它处于起源状态中。不过，我们在许多情况下都能成功地捕捉到这种思维方式……”[3](p150)也就是说，机智是成人思维向儿童思维的转换；喜剧性则是“重新得到了‘失去的幼儿之笑’的过程”，[3](p207)“凡与成年人不适应的一切事物均具有喜剧性”；幽默则是既具有思想家的趣味又与幼儿关联，幽默的实质是超我。
弗洛伊德笑论的逻辑建构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开放性和开阔性。弗洛伊德在进行研究时，遵循的是问题的导引而非论证的圆满，不避讳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解释的不确定性和对某些问题思考的前后不一致之处。比如，对于机智，他并不认为自己已考察尽了所有的机智形式；对于喜剧性，他单独讨论了幼稚这种似乎是介于机智和喜剧性之间的特殊形态，同时指出对喜剧性本质判断的存疑之处。并且弗洛伊德的笑论理论，向下——挖掘到人的深层无意识去探究笑的乐趣根源，向上——追索进心理玄学的领域探究笑的复杂性，从而使幽默的超我具有了一种和蔼可亲的情绪。下面，用表格的形式来更直观地大致地概括一下弗洛伊德的逻辑建构方式。
附图
尽管弗洛伊德笑论的逻辑建构方式极具价值，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它具有浓厚的心理学色彩，缺乏美学规范，美学向度的解释效度较低，需要美学的二次转换。
美学转换的关捩点就在于对“抑制消耗节省”的再思考中。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中，“抑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他认为，在人的无意识中，贮藏着大量的本能欲望（主要是和攻击本能以及玩耍的欲望）。这些本能欲望作为人的精神过程的幼年状态在成年人的心里潜藏着，抑制着。这些“抑制”要释放出来，可以通过梦的形式，可以通过艺术升华的形式，还可以通过笑的形式。笑对“抑制”进行释放的具体心理机制是什么呢？他认为，首先，“人的心理能量可以沿着某种联想渠道从一种观点演变到另一种观点”，而这中间，人的“各种心理过程几乎是不可能摧毁的守恒关系”。[3](p128)其次，“在形成并维持精神抑制的过程中需要一种‘心理消耗’”，心理消耗的节省就会产生笑。[3](p101)第三，在“机智”的结构形式中，存在两条心理动力线，这两条心理动力线又存在一个逆转的关系，也就是心理能量沿着某种联想渠道从一种成人“抑制”的观点转变为“幼儿天真”观点的过程，是一种抑制解除的过程。弗氏称明显的心理动力逆转是辅助技巧形式“刺激作用的结果”。在“喜剧性”中，没有第一条“抑制消耗”心理动力线而是直接呈现为第二条线，所以抑制的排除“是直接的”；在“幽默”中，弗洛伊德没有明确表述。
从上面的逻辑分析可以看出，“抑制消耗的节省”应该成为弗氏“机智”、“喜剧性”和“幽默”乐趣产生的共同心理机制。不是“消耗的节省”产生笑，而是“抑制”的消耗节省才能产生笑。“抑制消耗的节省”就是“抑制”的解除过程，是反抗限制、反抗理智、反对批评判断，回到幼儿天真状态的过程。而幼儿天真状态就是生命的本真状态。对弗洛伊德“抑制”、“幼儿”、“天真”概念进行社会学、文化学和审美学内容的填充，可以构筑喜剧哲学美学的大厦。再者，两条心理动力线的逆转关系同时存在于“机智”、“喜剧性”、“幽默”中。机智是一种技巧痕迹明显的逆转，喜剧性是借思维特征或形体特征在一开始就突然截断了某种心理能量，幽默则是一种没有技巧痕迹的逆转。
但弗洛伊德并没有认清这一点。他把“抑制消耗的节省”限定在了机智的范围内，又费尽心力打造了“思想消耗的节省”和“情感消耗的节省”的概念与之并列。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机智在其笑论论证逻辑中所承担的双重角色问题。
前文我们提到，机智一方面是作为一个喜剧性亚范畴而存在的，另一方面，机智在书中实际上还承担着对喜剧性心理动力规律分析载体的功能。原因很简单：弗氏机智所分析的例子全部来源于笑话，而笑话作为一种喜剧体裁形式，其美学风格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机智类的，也有滑稽类和幽默类的，既有宣泄功能强大的笑话，也有境界高尚的名人逸事。所以，弗氏对机智技巧的分析实际上相当于对喜剧性结构形式特征的分析。在分析机智技巧时，弗洛伊德还特别强调了“机智技巧的辅助造成机智效果的不确定性”的问题。所谓“机智效果的不确定性”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成由于在共同的心理机制下，只是由于技巧对“消耗”动力形式的改变，才形成了弗洛伊德所划分的机智、喜剧性和幽默三种喜剧形态。
既然“抑制消耗的节省”作为一种基本心理动力结构形态存在于笑中，那么如何给它一个美学命名呢？我国孙绍振先生在研究幽默逻辑时，提出了“一元逻辑中断、二元逻辑贯通说”。
所谓“一元逻辑中断，二元逻辑贯通”说，就是指“幽默的笑产生于，第一，特定的语境，也就是逻辑空白；第二，它不是单纯一贯逻辑，而是二重复合逻辑，两条逻辑反差的强烈，造成不伦不类之感；第三，二重逻辑不是互相冲突的，也不是互相平行的，而是一条逻辑向另一条逻辑转化的，它以突然性和隐蔽性见长；第四，在一条思路向另一条转移，发生混乱，感到迷惑之际，立刻在另一条思路上的贯通，享受到一种顿悟的。”[5]孙绍振的“一元逻辑中断，二元逻辑贯通”说很显然是对“抑制消耗的节省”说的一个很切实的美学概括。但遗憾的是，弗洛伊德和孙绍振都未意识到自己理论的普遍的适用性，一个想限制于机智内，一个想限制于幽默内。
相应地，喜剧范畴的划分也应根据一元逻辑“中断”和二元逻辑“贯通”的特点，再结合人格特质、文化特质、传播特质等辅助标准进行划分。比如中断的位置特点、中断与贯通的疾缓特点和贯通的落脚点特点等等。具体说来，(1)根据中断的位置，滑稽和幼稚是一开始就借形体变形和儿童形态进行一元逻辑的阻断，机智和幽默都是在中间进行。(2)根据中断与贯通的疾徐特点，机智疾，幽默徐。(3)根据贯通的落脚点特点，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根据落脚点的人格特质，滑稽对应于儿童，讽刺对应于成人，幽默对应于自我实现者。第二、三种情况是根据落脚点的文化特质和传播环境特质，进行更多的基本范畴变体的厘定分析，以及喜剧民族性、时代性特征方面的研究。
最后，让我们用图表的形式把喜剧元理论的理论框架大体概括一下。
【参考文献】
[1]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2]陈瘦竹.陈瘦竹戏剧论集（上）[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
[3]弗洛伊德.机智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智能建造概论篇7
一、知识产权概念的现状： 激烈的学说竞争
知识产权法学是一门体系化程度比较贫弱的学科，借用库恩的理论来评价，知识产权法学仍处于未成熟的阶段，即范式前状态。根据库恩的描述，范式前阶段的学科对于“何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仍有分歧，同时存在许多相互竞争的流派，学科成员之间缺乏沟通。（1）这正是知识产权法学现状的写照。在这个貌似繁荣的新兴学科中，连“知识产权”这个最基本的概念都存在严重的分歧。根据笔者有限的阅读经验，至少有如下几种不同的知识产权概念：
（1）知识产权是人们对其智力创造成果所享有的权利。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出版的（知识产权阅读资料）认为：“知识产权广而言之，意味着智力活动在工业、科学、文学和艺术领域所产生的合法权利。”[2]（p5）
（2）知识产权是基于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产生的权利。这种表述考虑到“智力成果权”用以解释工商业标记权时存在障碍，故刻意区分智力成果权与工商业标记权。（3）
（3）知识产权是基于信息产生的权利。如中山信弘和北川善太郎都把知识产权的对象称为“知识财产”。中山信弘认为“所谓知识财产，是指禁止不正当模仿所保护的信息，「4；北川善太郎则认为”信息与知识产权具有同质性“（5）。
（4）知识产权是直接支配智慧产品并享受其利益的权利。这个概念与概念（1）的区别在于：以“智慧产品”取代“智力成果”，智慧产品未必达到“成果”的创造性高度，以此解释商标权等非智力成果权。这个概念也不同于概念（3），此处的智慧产品指负载了一定信息的信号集合，故知识产权的对象是信号，而非信息。「6
（5）知识产权是基于无形财产享有的权利。美国学者米勒和戴维斯所著的<知识产权法概要）在导论部分指出：“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一本书要包括（专利、商标、版权）三个性质不同的科目。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具有一种无形的特点，而且都出自一种非常抽象的财产概念。”（7）
（6）知识产权是对形式进行支配的权利，知识产权赋予形式的设计人对形式的控制、利用和支配权采实现对其利益的保护。这种观点向“知识产权是无形财产权”的观点提出了挑战。（8）
显然，这些概念的分歧不在于表述的角度差异，它们之间具有实质性的竞争与冲突，包括智力成果权能否涵盖商业标记权的争议、信息权与信号权的冲突、无形财产权与形式财产权的冲突。因此，知识产权的体系基础极度暖昧，人们无从知晓将知识产权诸分支联结为整体的逻辑依据究竟何在。“分歧极大的派别之间的交流肯定是不完全的。「1结论取决于角度，当每种学说都坚持从自己的角度解释知识产权时，我们永远也无法评
说各种理论的高下。但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共识起点：法学论域之内的知识产权概念是一个法权概念，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引导法律规范的设计。因此，我们在第一性上可以无拘无束地探讨知识产权的本质，但法学上的知识产权概念必须具有规范意义。逻辑圆满不是法学概念的惟一追求，法学概念须担负规范功能，“因此在法律概念的构成上‘必须’考虑拟借助该法律概念来达到的目的或实现的价值”（9）（p46）。无论何等繁复的法律概念都可以通过一个极为单纯的标准检视：概念能否最完美地体现规范功能？本文欲传达一个基本
观点：只有让概念设定的目的与意义来统辖我们的论争，才有可能得出结论。只有结合法的第二性，在逻辑评价中融人功能考量，才能评说知识产权概念诸学说的高下。
二、法的第二性原理与财产权概念
法以社会现实为调整对象，所以，社会现实是第一性的，法是第二性的。法的第二性导出两个结论：（1）法不能无视第一性的社会现实，法的调整技术不能从根本上与社会现实形成冲突。譬如，著作权法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不仅仅是因为在法律技术上思想无法被保护，也是因为作为审美对象的作品在第一性上的本质就是表达，人们欣赏的对象不是抽象的思想，而是“思想如何被展现”。换言之，思想——表达二分法有美学上的依据。（2）法是根据人的需要来建构的，法只选择它能够调整的事物、采用它能够实现的手段进行调整，而不是社会现实的简单描摹。因此，法如同一部作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正如法国学者弗郎索瓦。特雷（Francoisterr~）论述法与美学的关系时指出的那样：“可以说，如果法是科学，法也是艺术。”[10]人们对事物的第一性本质苦苦追问时，法律只从规范的目的出发对该事物进行界定。譬如，人们可以在美学上对“独创性”的含义争论不休，但在著作权法上，只要作品系作者独立完成、且能反映出作者的选择与安排，即满足法律上的独创性要求。著作权法之所以确立了不问作品艺术价值的原则，乃因为作品的艺术价值已经超出了法的判断能力，亦违背了法的确定性与可操作性原则。著作权法的规范目的仅在于鼓励作品的“独”，鼓励创作者尽力不与他人雷同。至于作品的优劣，只能交给“自然选择”，蹩脚的作品自然无人愿意使用，侵权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但在法律面前，优秀作品与蹩脚作品无差别地受到保护。当然，著作权法的设计原理中也暗含了一个推定：只要每个作者都极力展现自己的个性，好作品诞生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只有结合著作权法的规范目的，才能理解法律上的独创性的内涵。人们尽可以在美学上无休止地解释独创性，但所有无规范价值的解释都不会进入法学的论域。
概念是对事物本质特征的抽象表述。但何谓“本质特征”，并不是一个无须限定前提的客观判断。“所谓‘概念’已将所拟描述或规范对象之特征穷尽列举的设定之存在基础，并不真在于概念的设计者已完全掌握该对象之一切重要的特征，而在于基于某种目的性的考虑（规范意旨）。”（9）（p39）依据法的第二性原理，法律概念只选择那些具有规范意义的特征予以反映，而其他特征一概予以舍弃。比如“人”的概念，柏拉图所言“两足无毛动物”，卡西尔所言“符号动物”，都是第一性上的解释，不能成为民法上的定义。民法规定“人”，是为了确定从事民事行为的主体资格。从此规范目的出发，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特征与长相、地位、聪愚无关，法律只关心两个特征：（1）年龄；（2）精神是否健全。只要达到一定年龄、无精神障碍者，便可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这就是与法的规范功能相关的人的特征。因此，法律上的“人”的概念是围绕着规范目的而建构的。在发育较成熟的物权与债权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完美的财产权概念所具有的规范功能。
依民法通说，物权系排他地直接支配物的权利，债权系请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的权利。这两个概念皆突出了两个特征：（1）权利对象（财产）的具体形态；（2）利用财产的行为方式。债权的对象形态为“特定行为”（给付），行使方式是“请求”；物权的对象形态是“物”，行使方式为“直接支配”。为何突显这两大特征？法是行为规范，自然首先关注利用财产的行为方式，而利用财产的行为方式归根结底是由财产自身的形态决定的。对物可以直接“支配”，对他人的给付则只能“请求”，并且对象形态与行使方式能够充分地决定规范的设计。例如，“给付”依赖于特定的人，因此债权具有相对性；债权的相对性又决定了债权无公示之必要，债权的非公示性决定了债权效力不得及于第三人。物的利用往往以占有为前提，不同主体在同一时空对物的利用必将导致冲突，因此物权具有排他性；物权的排他性又派生出物权法定与物权公示的必要性。因此，财产权概念中应当突显的特征是财产形态与权利行使的方式，其中财产形态是核心，因为财产形态决定权利行使的方式。譬如，对“给付”不可支配，我们不可能支配他人的行为。
综上，我们从法的第二性原理得出了财产权概念构造的基本思路：具有规范意义的概念必须
突显财产的具体形态和权利行使的方式。
三、以法的第二性原理
检视知识产权概念
根据法的第二性原理，我们可以以“哪种概念最具规范功能”为据来评价现有的诸种知识产
完美地揭示了财产形态与权利行使的方式。知识产权被公认为支配权，因此，各种知识产权
概念对权利的行使方式——支配并无歧见。所以，检视知识产权概念的核心任务是：哪种概念最
准确地描述了知识产权所支配的财产的形态。由于“无体财产权说”与“智力成果权说”是知识产权法学中最有影响的理论，因此本文重点评说这两大理论。
（一）诉诸感官的无体（无形）财产说
把知识产权的对象称为无体财产，在诸学说中历史最为悠久。早在18世纪中叶的英国，反对
版权保护者就以作品的无体特征为据，质疑版权的合理性。当时的叶茨（Yates）法官明确指出：“任何没有物质实体（corporealsubstance）者皆不得成为财产权的标的。”（11）把知识产权的对象概括为无体财产或无形财产（我国法学界在相同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皆对应于英文的intangibleproperty，有学者指出“无体财产”之表述更为准确（8），很容易从思维特性上得到解释。概念形成的基本顺序是：从直观表象到前科学概念，最后到达科学概念。最初形成的概念总是与直观对象的具象最贴近的概括。无体或无形，就是一种朴素的感官描述，人们在司空见惯的物之外初次接触到作品之类的对象时，得出这样的结论是非常自然的。这个概念在法律发展史上的进步意义是不能否认的。无体或有体尽管是以感官为依据的区分，但无体财产正因其不可触摸性（intangible），因而在认识上需要一定的抽象能力。洛伊在1928年发表了（在原始社会的无形财产）一文，他反对在法制史中滥用“无形财产”的概念。“因为原始人缺乏那种程度的思维能力，因而这个概念是虚假的。”（12）在罗马法关于物的分类中，出现了无体物（resincorporales）的概念，一些学者认为这反映了古代法学家的法律思维有进一步抽象化的趋势。彼得。德拉贺斯（peterDrahos）则指出，不管这种推测是否有理，至少无体物的概念为后来的财产观念抽象化发展提供了可能性。（13）
但是，无体财产的概念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与有体财产相对的泛概念。在罗马法上，无体
物指所有权之外的财产权：“无体物是不能触摸到的物，如权利，比如遗产继承权、用益权及以任何形式设定的债权。……被称为权役的城市和乡村土地上的权利也属于无体物。”（14）在英国法上，无体动产是债务、商业证券。合同、商誉、知识产权等财产利益共同的上位概念。its]因此，无体财产只是一个类概念。无体财产与有体财产，是根据权利对象的形态差异所做的粗略的分类，正因为这种分类极为原始、粗糙，无体财产权的概念存在空洞化的缺陷。正如拉仑茨所言：“概念的抽象度越高，内容就越空洞。为提纲挈领所付出的代价是：由——作为规整之基础的——价值标准及法律原则所生的意义脉络不复可见，而其正系理解规整所必要者。”（16）因此，将权利对象的形态概括为“无体”，根本无法揭示知识产权与其他无体财产权的区别，依然不能解释知识产权诸分支缘何集结为独立的权利类型、知识产权法缘何成为一种独立的规范群。而知识产权概念的存在价值恰在
于此，它必须揭示知识产权诸分支的统一性。因此，若脱离法的第二性，把知识产权称为“无体财
产权“固然未尝不可，但以法的规范目的审视之，无体财产权说的意义极其有限。
近年来，有学者提议建立无形（无体）财产权体系，以包容一切基于非物质财产所产生的权利。（17）其主要理由是：现代社会中非物质财产的形态与价值日增。这个理由当然是成立的，但是，权利作为一个法律范畴，其体系的意义更主要地应当体现为制度意义。只有当对象的共性有可能用统一或相似的规则去调整时，选择这些对象组织一个独立的体系才具有制度意义。事物之间总有或多或少的联系，采用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的归类，但这些归类未必都具有制度意义。仅以单薄的“无体”作为共性基础，囊括许多法律特性各异的权利，权利之间难以适用统一的规则，导致无体财产权概念彻底失去规范价值。所以，无体财产权概念的意义仅仅停留在“强调非物质财产也是一种财产，其重要性不亚于物”。在制度建设上，主张建立“无体财产权体系”者不得不承认，依旧“由知识产权法、公司法、票据法、信托法等分别予以调整。”（18）。尽管有学者归纳出了无体财产权制度的总论，但基本上是对知识产权法总论的因袭。（19）
由于“无体”的归类过于粗略，所谓的“无体财产权法”不能形成总论、亦无法形成统一的规则，是必然的。在第一性上强调“无体财产的重要性不亚于物”，自然无伤大雅，但在第二性的规范意义上，无体财产权体系的建立既无必要、亦无可能。“在体系的构成上，其组成分子，首先必须具有构成体系之‘存在上’的基础。”[9]（p459）仅“无体”之共性，担当得起这个基础吗？
（二）具有历史合理性的智力成果说
在知识产权的诸种定义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显然是智力成果权。“intellectual property”中的“intellectual”、“知识产权”中的“知识”、“智慧财产权”中的“智慧”，都体现了权利与智力的关联。这些称谓的权威地位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智力成果权说的影响力。在试图给出知识产权概念的著述中，智力成果权说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由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其出版物中采纳了智力成果权说，更加强了该理论的权威性。故我国不少资深学者指出：智力成果权说“概括了知识产权的最本质的因素，是比较准确而经历过反复推敲的”：“确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20].
与无体财产权说相比，智力成果权说从一种原始的区分思维前进了一步，它不满足于揭示权利对象与物权对象在感官上的差异（无体——有体），还想深入阐释这种无体财产的本性。于是，知识产权的对象从“无体财产”这个宽泛的类概念中进一步独立了，区别于其他的无体财产。而且，“智力”作为概念统一的基础，进一步远离了直观表象，不是诉诸于感官，而是试图通过思维把握财产的本质。从历史的眼光来看，突出权利对象与智力的关联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作为一种新型财产权，知识产权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证明自己具备成为法权形态的依据。从罗马法开始，先占被视为财产所有权的依据，17世纪的法学家格劳秀斯继承了这个观点，他认为：“人们成为目前处于无主物状态的物品的所有者的惟一必要条件是公开为占有行为。”[21]（p220）知识产权的对象显然无法被先占，为了证明知识产权的合理性，必须重新提出财产权的依据。这个问题的解‘
决，很大程度上借助了洛克的劳动所有权说。在英国18世纪的版权存废大辩论中，支持版权保护
者以洛克的“劳动所有权说”为依据，指出占有不是财产取得的惟一依据，劳动也可以产生财产权，
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智力劳动。[11]（p20—24）在一种新的财产权产生之初，关于其合理性的形而上争论往往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在知识产权诞生的18世纪，是一个自然法观念盛行的时代。“在整个18世纪，讨论法学主题的著作家都倾向于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向自然法作例行公事的敬礼。”[21]（p248）因此，在概念中突出财产来源的正当性——源于智力劳动，就显得很有必要。此外，在19世纪中期之前，商标权尚未出现，用智力成果权概括著作权与专
利权，在逻辑上是成立的。
但是，当知识产权的合理性被普遍接受、无须证明之后，智力成果权说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
首先，“成果”一词没有表明财产的形态，任何人造之物都可以被称为“成果”。再看“智力”。既然概念中强调了“智力”，该特征就应当与制度相联结，像“物”和“给付”那样成为设计、理解制度的出发点。换言之，“智力”特征应当在概念中有意义。该特征可能作两种理解。
理解之一：“智力”指财产本身的智力性，排除非智力性的无体财产。如果“智力”限定的目的在此，知识产权法必然要判断财产中的智力含量。但是，商业标记受到保护并不以一定的智力含量为要件，只要标记能够起到记号的功能即可。有学者之所以刻意强调知识产权的对象包括“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原因正在于此。因此，如果把“智力”限定的目的理解为“排除非智力性财产”，就无法解释为何连地理标志都可以成为知识产权的对象。而且，无智力含量的知识产权对象有日渐增加的趋势，例如欧盟已经开始保护不具有独创性的数据库。有学者根据“商标的设计与选用、商标信誉的维持需要智力劳动”证明商标的智力性，但是，“一个对象的形成中含有智力劳动”与“智力性是对象受保护的要件”不可等同。当智力性成为法定要件时，意味着法律必须为对象的智力含量设定标准，例如作品的独创性、发明的创造性。人们在制造物的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投入智力劳动，这并不足以使物的制造者获得知识产权。所以，在法律意义上，“智力性”指权利对象的智力含量需达到法定标准，而不是指对象的形成过程中泛泛地含有智力劳动。显然，若“智力性”是财产本身的特征，则商业标记权不符合知识产权的概念。
理解之二：“智力”没有限定权利对象的智力含量，只是纯粹地解释财产的来源，强调财产的形成过程是智力劳动。这是近年来许多学者为捍卫智力成果权说所采取的解释。为了克服上述“智力含量”解释的缺陷，捍卫者指出，尽管法律不限定商业标记的智力含量，但选定、设计商业标记在客观上是一种智力劳动。换言之，“智力”不是限定财产本身，而是限定财产的来源。[22]
纯粹从逻辑上来看，这种解释并无漏洞。但是，若以法的第二性原理检视之，这种解释根本不具有法律意义。法律制度的设计只关心财产的形态，以及由此决定的行为方式，而财产的形成过程没有必要被引入到概念之中。譬如物权的概念只关心“物”的形态，而不必强调物来源于体力劳动或智力劳动，即使物事实上产生于体力劳动，在法律概念中表述为“体力劳动产生的物”仍属多余，“物”本身就足以决定了制度的构造。若“智力”限定劳动过程，除非法律在保护某个对象时必须确定该对象是否真的来源于智力劳动，此种限定才具有法律意义。尽管理论上可以把商标解释为智
力活动的结果，但某标记的选定是否真的来源于智力活动，法律并不关心。若法律不关心商业标记的选定过程，即使客观上选定商标是一种智力活动，这只是一个第一性上的事实判断，“智力”成为一个虚空的特征。
综上所述，智力成果权说的缺陷有三：（1）“成果”未交代权利对象的形态；（2）“智力”若解为权利对象的智力含量要求，无法涵盖商业标记权；（3）“智力”若解为对财产形成过程的说明，则缺乏法律意义。根据概念形成的理论，智力成果权说属于前科学概念，尽管比局限于直观表象的“无体财产权说”进了一步，但还不是科学概念。从前科学概念到科学概念需要做到：撇开无关的、次要的因素和条件；撇开事物和过程所具有的偶然性的外观和假象；从杂多的直接形式中揭示其内在根据和统一基础。[23]（p156）智力成果说没有“撇开次要因素”，保留了缺乏法律意义的“智力”要素。证明权利合理性的要素未必需要引入权利的概念之中，对第二性的法律而言，关键是那些与规则设计有关的要素。以物权为例，关于财产所有权依据的学说有“先占说”、“劳动及个人需要说”、“社会公认说”、“主体的占有意志与公共的权威意志结合说”、“个体的自由意志说”[24]，但这些依据并没有成为物权概念的组成要素。归根结底，智力成果说仍未能揭示知识产权统一的内在依据与真正的基础，简单地重复了第一性的财产来源，未考虑这种来源描述有无规范价值。
四、知识产权概念的未来：以财产形态为核心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当前占主流地位的无体财产权说与智力成果权说是注定要被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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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力资本的概念
“智力资本”一词早在1836年就由Senior首次提出，他认为智力资本是指个人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重视。但是，目前理论界对智力资本的概念还有多种不同的认识。虽然存在认识上的不一致，但智力资本是对传统资本概念的有效扩充这一点则是相同的。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将员工技能、公司文化等被传统资本所忽视的，但却成为企业的关键资源，和企业核心竞争能力整合在一起，拓展了物质资本和非物质资本范围，将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结合起来，揭示了企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从而为企业的发展和竞争力指明了方向。
本文中将采用国内外通行的定义方法，即智力资本是一种组织现象，是企业所拥有或者控制的、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和持续竞争优势的知识和能力，智力资本是由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三部分构成。
二、智力资本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构建原则在具体确定智力资本评价指标体系之前，首先要确定评价体系的构建标准。主要包括:
（1）可度量性。建立评估指标体系的目的，是希望通过量化的方法，能够如实地反映智力资本的相对价值。因此，构建的指标要有一定的可度量性。
（2）可操作性。指标体系设计简明扼要、定义明确，既要考虑企业能够提供资料的可能性，又能够进行有效的统计和评价。
（3）代表性。智力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性，如果不顾及这些关联因素的存在，就会在指标体系中因重复衡量某一个因素而导致评价误差。所以，评价指标必须过滤掉关联因素，使指标更具有代表性。
（4）系统性。基于智力资本是由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三个相互依存的子系统构成的体系。因此，建立的指标体系，必须包含上述分析的智力资本的三个方面以反映智力资本的整体。
（二）智力资本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智力资本的评价主要是为了建立一套指标体系，以更全面地反映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智力资本的运营状况，为企业智力资本管理提供有用的信息。智力资本评价是智力资本管理的前提和基础，管理大师Drucker就认为，我们无法管理我们不能衡量的事物。
根据智力资本的概念，本文认为智力资本应包括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这三部分，这同meritumproject对智力资本的分类是一致的。本文把企业的智力资本价值作为最终要判定的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分为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
（1）人力资本评价指标。本文把人力资本定义为公司全体员工的创造力、专业技能、向心力、团队精神等。人力资本是决定了其他两大资本的营运形式，而其他两大资本在人力资本的作用下，把人力资本的“非物化的知识和信息”转化为具体物质实体的产出效益。人力资本是智力资本中最基础最主要的资产，是智力资本能够得以实现的主要因素。所以人力资本的评价指标构建如表1所示：
（2）结构资本评价指标。本文把结构资本定义为公司解决问题与创造价值的整体体系、程序和文化。结构资本作为企业智力资本的基础平台，要能为企业的各种业务活动的开展提供一个科学、高效的组织网络，所以，从提升企业价值角度来选择指标。如表2所示：
（3）关系资本。关系资本是组织对外关系的建立、开发与维系，包括顾客、供应商、联盟企业、股东和投资人等。在智力资本向价值转化的过程中，关系资本是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发挥作用的主要条件，是企业创造价值的途径之一。所以，仍从企业价值角度选择指标，如表3所示：
三、智力资本评估方法确定
（一）评估方法选择目前的指标体系评估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客观的，另一种是主观的，本文例举两个代表性的方法――神经网络方法和层次分析法。神经网络的方法适合于解决复杂的非线性问题，原因在于其需要用数据来实现任意的非线性映射，所以该方法需要大量的数据。但是，目前在企业的智力资本评估这个方面，还没有大量的数据。所以，本文不采用这种方法。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多目标决策的数学处理方法，其优点是可以把定性的指标进行量化，是采用相互比较，逐层确定权重的方法。层次分析法把定量的指标和定性的指标放在一个系统计算，非常适合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相结合的指标体系。所以，在评估方法上，该方法得到了大量应用。本文选用层次分析法对指标权重进行分析。
（二）评估过程运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层次的指标主要分成以下步骤:
（1）建立评价指标的层次结构。
（2）构造判断矩阵。从层次结构模型的第2层开始，对于从属于（或影响）上一层每个因素的同一层诸因素，用成对比较法和1―9比较尺度构追成对比较阵，直到最下层。如表4所示:
（3）计算单一指标下的相对权重，并做一致性检验。计算单一指标下的相对权重:对于上一级指标Ck指标al，a2，……，an通过两两比较得到各自的标度，构造判断矩阵a。对于a解特征根问题：aw==λmaxw所得到的w经过归一化后，就成为al，a2，……，an对于上一级指标Ck的相对权重向量。
一致性检验:在判断矩阵的构造过程中，要求判断有大体的一致，当判断矩阵偏离一致性过大时，权重向量的计算结果将出现不合理的情况。因此，在得到λmax后，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
一致性比率CR为:CR=Ci/Ri。Ci是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Ci=（λmax-n）/（n-1）（n是判断矩阵的阶数）。Ri是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该指标通过分别构造58个各阶次的样本矩阵，然后对各阶次的全部矩阵的Ci值进行算术平均得到。当CR
（4）计算组合权向量并做组合一致性检验。计算最下层对目标的组合权向量，并根据公式做组合一致性检验，若检验通过，则可按照组合权向量表示的结果进行决策，否则需要重新考虑模型或重新构造那些一致性比率较大的成对比较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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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越发普及，智慧化已成为时代的宠儿，传统的图书馆受到先进理念和智慧的冲击，也体现了智慧化元素。2003年奥卢大学图书馆的艾托拉首次提出了“智慧图书馆”的概念，智慧图书馆是可以被人类感知的，不局限于空间限制的图书馆。智慧图书馆是传统图书馆与物联网相结合的新兴产业。智慧图书馆是将传统图书馆管理融入进现代科技领域中，利用互联网先进管理技术手段，提高管理效率，方便读者借阅，为读者提供一个更舒适的阅读环境。智慧图书馆成为读者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阅读方式，能够实现随手翻阅、随时查找，随地登录。通过智慧图书馆的建设，减低了服务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完全颠覆了传统图书馆的管理模式。
一、大数据和智慧图书馆概念
1.大数据
自从2012年金融转型开始，全世界开启了物联网“大数据”时代，社会发展整体迈向一个新的台阶，大数据概念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大数据与数据量大并不是同一概念。大数据必须是能够提供给人类使用资源的，再大的数据量如果不能够被人们利用，也不能称之为大数据。换言之，大数据不是数据的整合数量。百科全书中对大数据的定义是，大数据：指的是因资料量太多，用现有统计工具或者软件无法统计的一种资讯信息[1]。美国将大数据时代、智能化生产、无线网络称为开启未来的三大科技革命。
2.智慧图书馆
随着大数据一词被公众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智慧校园、智慧城市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侧重点逐渐加大。目前，智慧图书馆的定义并不明确，从不同的角度定义智慧图书馆会产生不同的概念。笔者根据对不同定义的分析发现，《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观点相对来讲更加全面的诠释了智慧图书馆这一概念。即智慧图书馆是在传统图书馆基础上，运用物联网、元计算、智慧化设备等融合而成的系统。
二、大数据时代下智慧图书馆的实践
智慧图书馆和大数据理论是在近些年信息时代背景下衍生出来的。因此，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技术、管理和实践三个方面，国外的智慧图书馆领域已经有所成就，早在2004年，加拿大渥太华部分高校及公共图书馆等已引入了电子图书馆[2]。发达国家已经在智慧图书馆领域迈出了实践性的一大步。我国智慧图书馆的起步较晚，最早引进智慧图书馆的是台北市图书馆、随后，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杭州市余杭区图书馆、各个省、市地区图书馆以及北京大学、香港大学等高等学府也纷纷加入了智慧图书馆建设阵营。本文中仅以北京大学以及杭州市余杭区图书馆为例进行探索。
作为中国第一所大学的北京大学，在2012年也引进了高科技技术，将传统图书馆管理技术与云计算、物联网、语义检索等功能相互融合，当读者需要查询相关资料时，不仅能查询到原始文件，还能查询到与之相关的信息、实事，还可将其导出成任何格式或形成报告，供人们使用。经过改造后的图书馆，不需要专人看管，无论读者在馆内的哪一个地方，都可以轻松通过随手操作屏幕，进行查询和阅读、欣赏字画等。完全沉浸在智慧化图书馆编制的科技神话中。智慧图书馆再不仅仅是一个学习、阅读的场所，还可以提供给公众一个会面的艺术氛围。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图书馆通过建设数字图书馆和手机图书馆，轻易访问海外电子文件。通过手机app平台，公众可以轻易登录，自行借阅馆内图书，避免路途奔波到图书馆才能借阅图书的传统借阅方式。借助手机就可以轻松阅读，实现借阅“零门槛”的个性化服务。
三、大数据时代智慧图书馆的发展
大数据时代下智慧图书馆已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重视，为此美国的乔治敦法律图书馆在2013年还举行了一次研讨会，就大数据进行讨论。212年，我??教育部也组织了一次专题报告会关于大数据背景下的图书馆建设。由此可见，大数据对喜爱你在图书馆建设的冲击。
未来图书馆的新模式就是智慧图书馆。智慧图书馆是图书馆行业的创新、可持续发展，是图书馆推行的新理念和实践。智慧图书馆从形式上看，智慧化已实现。第一，智慧化的图书馆建设。图书馆每天都有很多的信息需要处理，所以智慧图书馆的带宽和接口必须要足够多。互联网对智慧图书馆的发展非常重要。智慧图书馆要实现绿色、高效、安全、环保，就要建设足够的互联网设施。互联网的运用还可以实现能源消耗的降低，可以充分感应安全环卫信息、车流信息、人流信息等。第二，智慧化的馆藏资料。图书馆的基础就是藏书，传统的图书馆藏书很多，不方便管理，而且书籍极容易破损。书籍的分类、管理和保存都要占据很大的空间，还要花费工作人员较长时间的进行摆放，对于图书的查找也不方便。而智慧图书馆中，实体图书占得比重较小，多以电子形式存储。这样虽然方便了管理和查找，但这就对智慧图书馆有了更高的要求：其一，就是快速输出数据检索，数据的输出一定要快这就要有强大的网络支撑；其二，就是数据安全，数据安全是重中之重，智慧图书馆可以和外部沟通，但也要注意自身数据的保密；其三，就是数据的存储，智慧图书馆的数据非常多，就需要很多的存储设备。第三。智慧化的服务形式。传统的图书馆因为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读者只能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间才能得到服务。而智慧图书馆突破了实践、空间的限制，所以我们不仅可以在实体环境中提供服务，在网络上也可以接受图书服务。这就极大的丰富了读者的阅读，更读者提供了更多的获得图书的途径。
现在已经建设智慧图书馆的有三大特征。第一，规模性。现代的智慧图书馆数据量可到tB，更甚者可达pB。第二，多样性。现代的智慧图书馆可实现你对数据的任意要求。第三，高速性。现代的智慧图书馆的书籍建立，整理收集和处理分析速度还在
四、大数据时代智慧图书馆建设的背景
1.智慧图书馆理论体系
随着智慧图书馆给人们提供了方便的阅读方式，智慧图书馆的普及率越来越高。虽然国内智慧图书馆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还需改进。首先，在理论研究方面仍处在智能阶段，部分学者将智慧图书馆误认为智能化图书馆，对于二者之间概念的区分不明确，简单的认为智能化图书馆就是智慧图书馆，将传统的物联网检索应用看成是智慧图书馆；其次，一部分学者认为智慧图书馆只是简单的物联网技术上的延伸，部分学者认为智慧图书馆是物联网和智能化的结合，对于大数据、物联网、智慧图书馆之间的关系和相关概念认识不清；再次，智慧图书馆的研究人才技术水平仍需提高，现阶段的智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发表的建设性的文献较少，其他的技术人员的没有发表过文献或没有发表文献的能力。
2.智慧图书馆的建设宏观的全局的顶层设计
目前，国内的智慧图书馆仍处在萌芽阶段，虽然，智慧图书馆的发展迅速，但缺少国家宏观指导和高端设计，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的了解到智慧图书馆的精髓，没有对智慧图书馆的更广泛应用进行挖掘，呈现智慧图书馆乱象丛生的状态[3]。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拱托业绩、好大喜功、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将智慧图书馆建设作为一种标志性政绩来建设，偏离了推广智慧图书馆的初衷。因为建设部门和设计者大多对于智慧图书馆没有一个深层次的认识，盲目开发建设，在建设过程中，没有全局意识，独立设计建造，无法满足大数据的信息检索需要。大大降低了智慧图书馆的使用率，无法做到资源共享。
3.网络安全
物联网的应用是智慧图书馆的建设基础，在大数据时代，智慧图书馆的网络安全成为保护资料的核心技术问题。智慧图书馆涉及到文献资料的机要性，也涉及到个人财产安全和隐私保密性[4]。网络安全是保证智慧图书馆信息安全的最大难题。无论政府、企事业单位、个人将加强网络安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防护高度。2012年通过了《加强网络安全的决定》，这一决定为政府、单位、个人的网络安全使用提供了法律保?o。
4.智慧图书馆项目牵扯部门的协调
智慧图书馆牵涉到部门众多，不同地方的高效、图书馆分别隶属于不同的行政机构，给数据资源共享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若想让信息数据贡献出来作为公共资源进行共享，需要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统一起来，但信息毕竟涉及到政府政策法规、企业管理经验等保密性的资源，能否让企业有意愿的贡献出信息资源，还需要政府的协调。智慧图书馆是一个综合的、立体的项目工程，涉及到计算机技术、信息工程、通信技术、电子技术等领域的高端技术应用，需要将不同领域进行资源整合，合理分配供应平台将系统组建而成。
五、大数据时代建设智慧图书馆的完善
1.深化智慧图书馆理论研究
智慧图书馆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加快和信息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的背景下衍生的，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智慧图书馆在时间和发展空间上仍有恨到的发展空间。大数据智慧图书馆建设发展必须要依托我国国情和科技发展的趋势。智慧图书馆建设进程基于理念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5]。完全照搬外国的实际案例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无法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需要。依靠社会力量，争取社会科学组织、各高校、团工委等机构资助智慧图书馆建设相关技术的理论研究，鼓励专家侧重研究智慧图书馆的概念、内涵、技术、创新、结合实际情况将智慧图书馆深入挖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智慧图书馆理论架构，用于指导智慧图书馆未来发展之路。
2.争取政府支持，搞好顶层设计
面对仍处在萌芽阶段的智慧图书馆，政府作为智能部门，是唯一可以进行宏观调控的组织。智慧图书馆的发展迅速，应从人才建设、资源共享、管理职能等方面，对智慧图书馆进行国家宏观指导和高端设计，让大多数人真正的了解到智慧图书馆的精髓，对智慧图书馆的更广泛应用进行挖掘，从根本上杜绝呈现智慧图书馆乱象丛生的状态。从地方政府的关注点在拱托业绩、好大喜功、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转移到，将智慧图书馆真正建设成为提供信息查询服务的平台，不忘初心。提高建设部门和设计者对于智慧图书馆深层次的认识，在建设过程中，提高全局意识，使智慧图书馆满足大数据的信息检索需要。大大提高智慧图书馆的使用率，真正做到资源共享。
3.加强支撑平台建设，推进大数据在图书馆的应用
利用云计算、物联网、传感器等先进技术，将传感器放置在智慧图书馆内，结合管内现有的智能化设备、卫星导航网，建立物联网终端平台，提高管内感知水平。在提高业务处理能力，了解读者需求，利用数据发现新的软件，推进智慧图书馆不断发展，拓展信息化应用，提高图书馆信息化的支撑能力，创建决策型阅读平台。
4.吸取国外经验，加大软件建设力度
智慧图书馆的建设核心在软件开发上，无论是智慧校园还是智慧图书馆亦或是智慧医院，都是以网络为支持，数据为基础。我国智慧图书馆近年来注重硬件建设，忽视软件开发，然而，智慧图书馆的核心技术就在软件开发上。通过快速馆藏清点功能、读者自助借还书功能、安全防盗功能、快速查找功能、统计功能、自助借还、安全防盗、预借取书、信息查询、数字资源推送、24小时开放等等都需要软件技术建设，才能在智慧图书馆上建设道路上更加平稳。
5.完善法规制度，建立安全机制
在法律上明确物联网智慧图书馆的责任和义务，保护读者权益是立法根本宗旨和监管的主要服务对象，规范资物联网公司的营运资格和营运方式。立法监督体系主要分为一是在现有物联网法律法规基础上，针对物联网的特点和风险制定、修改法律，二是对于物联网信息中发现的漏洞，作出法律上的补充和完善，打击不法分子利用法律盲区进行违法活动，损害人民财产安全。创建物联网公平、合理、稳定的交易环境，维护读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6]。所以物联网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就成为目前智慧图书馆建设所要完成的首要任务，要确保物联网信息使用运行程序的安全，严防个人信息的泄露，资金的流失，给物联网读者带来巨大的损失。
目前，对于物联网的使用已?得到了广泛的普及，无论是学生还是成人，甚至是老人，都对物联网信息的使用有所涉猎，但与此同时就存在了很多读者的个人信息和财产信息被盗取，并用这些个人信息进行违法的行为，给广大读者不仅带来了财产上的损失，还对读者的日常工作学习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物联网信息处理量大，无法做到毫无差错，为了提高智慧图书馆的安全性[7]。一方面，防止黑客入侵，由于物联网中存在大量登录人员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具有高私密的个人信息，所以读者账户安全问题的解决就成为提高技术安全的首要任务。另一方面建立读者与图书馆的信用评估体系，降低道德风险。最后，完善操作流程与安全管理办法，监管部门不定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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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慧城市的三大导向
（一）智慧城市的问题导向
不少人认为，智慧城市的发展是信息化技术驱动的结果，所以认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是相关技术的突破与应用，智慧城市的导向也应该是以新技术为导向。事实上，我们国家智慧城市建设的背景恰恰不是因为技术的发展，而是因为我们在城镇化的进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交通拥堵、污染严重、房价高企、就业困难、教育紧缺、就医困难等所谓的“城市病”。因此，智慧城市建设首先应是问题导向，即我国建设智慧城市的是为解决城市问题而生的，目的是为破解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些难题。所以，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房管、智慧城管、智慧应急等一系列的智慧城市专项规划建设应运而生。
（二）智慧城市的民生导向
当我们谈到智慧城市，不少学者总结智慧城市的目的包括政绩彰显、经济增长、社会稳定、阳光政府等。在谈到智慧城市建设的突破点时，自然就围绕上述目的展开，并先做具有相对“显示度”的事情，比如建立云计算大楼、建立无线城市、建立数字产业基地等等。诚然，上述做法均是智慧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但事实上，国内外智慧城市建设中能够迅速有所突破有所发展的往往都是选择民生问题为突破口，比如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社区、智慧教育、智慧应急等。因此，我们在做智慧城市时，如果难以确定发展的阶梯，不妨实事求是地先从民生问题入手，民生问题入手容易成功的关键原因就是民生问题往往是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往往容易形成收益点，从而为智慧城市的进一步建设积累资金，并促使良好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的充分发挥。
（三）智慧城市的产业导向
当我们与地方政府商讨智慧城市建设的合作计划时，地方政府领导往往会比较关心资金来源问题，也就是说政府没资金或不愿意出资金来进行智慧城市建设，因为害怕智慧城市仅仅是一个新潮的概念而已，害怕智慧城市建设耗资巨大难以为继。事实上，这些担心的主要原因就是还不了解智慧城市过程中自然会衍生出一系列智慧产业，这些智慧产业具有“造血”功能，会对城市的自生发展和自组织建设提供资金池，更会产业发展的杠杆效应和乘数效应。因此，我们在做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时，应明确智慧城市建设的产业导向，围绕智慧城市建设，我们打造的是一系列智慧产业、智慧项目和现金流，而不仅仅是为了某一概念而无谓的投资，或者只开花不结果。
二、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的三大误区
（一）误以为智慧城市就是一个巨型信息系统
一些做数字城市的专家学者认为，智慧城市就是数字的升级，如果说数字城市的本质是虚拟化和信息化，那么智慧城市就是随着新信息技术的进步而催生的数字城市的高级化阶段。这样的认识，固然有其一定的道理，新加坡智慧城市的建设就经历了“电脑化”、数字化（信息化）和智慧化三个阶段。但仅仅将智慧城市看做是数字城市的高级阶段，就会产生智慧城市就是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的巨型信息系统的错误结论。需要明确的是，智慧城市不仅仅是一个巨型信息系统，巨型公共信息平台（是住建部智慧城市试点工程建设的必选项）仅仅是智慧城市的一个方面，它是信息共享、资源整合的一个信息平台。智慧城市建设中除了基于公共信息平台搭建外，还需要在智慧城市产业支撑、投融资规划、智慧城市专项规划、智慧城市运维等方面做足功课。
（二）误以为智慧城市就是一个项目系列组合
由于受地方政府（甲方）的各种要求的压迫，一些智慧城市规划建设的专家、企业家等不断更改自己心中理想的智慧城市框架，尤其是为了迎合地方政府产业体系打造、项目落地的“现实需要”，不少智慧城市试点建设中借助智慧城市概念，制定除了一系列的落地项目组合，这些项目组合的本质就是迎合地方政府所提出的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就业提升、税收增加、政绩彰显等要求，而这些项目的本质可能与智慧城市并无太大关系，仅仅是将一些项目的前面冠以“智慧”二字而已。事实上，智慧城市建设不是一个项目，也不仅是一系列项目的组合，顶层设计中细化的项目仅是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一部分载体，除了做好智慧城市相关的产业项目外还要做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做好智慧政务建设、做好全民参与引导和助推工作等。
（三）误以为智慧城市就是一个概念炒作空架
不少学者和地方政府谈到智慧城市时都草率地做出智慧城市建设就是一个新概念炒作的论断，认为智慧城市建设就是一系列概念炒作的空架子。甚至一些企业家为了迎合地方政府获取项目，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附庸，成为一些地方借助智慧城市概念获取一些国家政策支持、资金支持的“帮凶”，根本没有把智慧城市当做一项崭新的事业来做，更遑论从设计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意、应用创新、服务创新等方面的实操性来进行系统性精准谋划。事实上，智慧城市建设带来的不仅是概念的创新，它带来的生产和生活理念与方式的革命性改变，它带来的是基础设施更加智能、公共服务更加人性、社会管理更加精细、产业体系更加优化、生活方式更加精致、生态环境更加美丽、政府治理更加阳光、社会参与更加公平、伦理道德更加正义的全新空间政治经济形态和幸福生活状态。
三、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的“七步法”
根据相关国家政策、规划、标准和行动指南，结合现有理论梳理和实地调研情况，我们总结出了智慧城市顶层设计“七步法”。
第一步，需求分析。该步骤主要从当地智慧城市建设的背景、目的、现状、问题和突破点等方面展开分析。其中在现状分析部分，需要调研的单位主要包括住建局、工信局、发改局、公安局、环保局、交通局、卫生局、社保局、旅游局、统计局、计生局、科技局等委办局，需要做的重点分析包括现实及未来工作需求分析、产业支撑分析、民生分析（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历史文化、金融创新、信息化（尤其信息化与产业融合）现状等。
第二步，产业支撑体系规划。该步骤主要从产业基础、产业趋势和产业问题分析入手，从智慧产业、智慧社会和智慧政府融合的角度来谋划地方智慧城市建设中智慧产业的发展体系、发展步骤和关键环节。
第三步，搭建公共空间信息平台。该步骤是数字城市基础上的推进，主要基于云计算、物联网、新GiS、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构建新型公共空间信息平台，这个过程中各个委办局的信息化协同是关键，数据仓库、数据管理、数据共享和数据安全是重点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物联网主要解决传感器问题，主要功能是数据采集；云计算（iaaS、paaS、SaaS、DaaS）主要解决的海量数据计算和调用问题；移动互联网技术主要涉及电信网、移动终端，其功能主要是数据传输、数据接收、数据再处理和再应用；大数据技术主要解决数据挖掘，即解决数据知识化的问题，目的是助力智慧城市时代的管理精细化和生活精致化；新GiS主要包括云GiS、空间信息云、移动GiS、智慧GiS、嵌入GiS，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海量数据的空间化、计量化、可视化和应用化。
第四步，投融资规划。该步骤主要解决的是智慧城市建设的资金问题，主要包括地方政府智慧城市投融资现状、投融资突破、投融资模式、投融资渠道、投融资实施等。其中，投融资模式部分包括工程项目、投资主体、运营主体、收益模式、政策对接等。
第五步，运营维护规划。该步骤主要应对的是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系统性问题，主要涉及的内容包括运营模式、运营战略、运营组织、运营效益、运营风险和支撑体系。
第六步，保障措施制定。该步骤主要是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后勤性”工作，主要涉及地方智慧城市政策保障、制度保障、组织保障、控制保障、人才保障、资金保障和运维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