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篇1
关键词：转基因产品贸易措施wto
随着转基因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商业化，转基因产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已占有越来越多的比例。由于科学界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尚无定论，很多国家和地区又存在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再加上经济利益、文化差异等因素，有关转基因产品的国际贸易争端必将频繁发生。wto没有对转基因产品贸易做出特别约定，但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的一部分，转基因产品必然也在wto协议约束之列。在转基因产品贸易的各环节上，从以下几个方面涉及到wto协定。
一、Gatt（1994）对转基因产品贸易的约束
1.非歧视原则。Gatt（1994）法律框架是由若干规则和一些规则的例外所构成。其中非歧视原则是Gatt（1994）的基本原则之一，在转基因产品贸易中具有重要意义。Gatt（1994）的非歧视原则通过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条款体现。根据Gatt（1994）第1条和第3条，最惠国原则要求，任何缔约方给予来自或运往其它国家的任何产品的利益和好处必须无条件地给予来自或运往所有其他缔约方领土的同类产品。国民待遇原则要求，某一缔约国应该给予进口产品“不低于本国同类产品的待遇”。
根据上述原则，各wto缔约国对外国的产品不能存在不统一的贸易措施，也不能对相同的产品进行歧视。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不会对来自不同国家的转基因产品进行差别待遇。但对于“同类产品”的界定，情况却相当复杂，这涉及到对“基本等同”原则的解释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主张转基因产品与一般传统产品是一致的——只要不产生明显的危害物质，就是基本等同，而不论该产品中是否存在转基因成分；欧盟则以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为标志，只有不存在转基因成分，才是“基本等同”产品。
wto最终会接受那种解释，将直接影响到各国在转基因产品上的义务。如果wto认为转基因和非转基因产品没有本质区别，因而是同一种产品，那么各国就不能强制要求对转基因产品加注任何标签。因为，贴上标签的转基因产品可能受到消费者的区别对待，从而构成对“同类”产品的歧视。
如果wto接受了欧盟的观点，那么强制性标签要求就不会构成任何歧视，消费者享有了充分的知情权，而贸易量完全有市场偏好决定。由于对食品非常敏感的欧盟是美国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地，而加贴标签将会影响到产品的出口，不可避免，美国和欧盟将会在“基本等同”和最惠国待遇原则上继续争论下去。
2.Gatt(1994)第20条a款：出于非健康原因的进口限制。在现有的wto框架下，一些国家可能援引Gatt(1994)第20条a款对转基因产品进行贸易限制。根据该条的规定，缔约国可以采用贸易壁垒，以便防止由于进口而引起的公共道德问题。转基因问题已经引起了一些伦理、道德和宗教方面的争议，有些国家可能利用这一条款限制转基因产品的贸易。但是，wto争端解决机构如何判决可能出现的争端，还是个未知数。
3.ppm标准与转基因产品的贸易前景。ppm标准指的是加工和生产标准。在转基因产品的贸易上，有的国家可能会以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过程对生物界产生了不良影响而对转基因产品贸易进行限制。这个理由有其合理性，因为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强，地球已经变得很小，各国的活动必然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
但是，wto协议本身似乎不支持这种观点。首先，从其基本原则出发，wto是一个贸易性组织，它的宗旨是促进自由贸易。它管理的对象是产品本身，不是生产过程。只要生产过程没有影响到产品本身，如产品的营养成分、产品本身的安全等，进口国就不能行使“治外法权”限制该产品的进口。这样，又回到“科学依据”原则上，即进口国必须能够证明产品会对本国的环境造成损害，而不是证明在生产过程中曾产生过损害。
二、SpS对转基因产品贸易的约束
《实施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定》（SpS）的主要目标是防止各国采取的SpS措施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消极影响，防止以保护主义名义滥用SpS措施。按照SpS的宗旨，缔约各方“为保护人类、动物及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目的，有权在必要时采取贸易限制措施，但要符合三条原则：
1.科学证据原则。SpS规定，各成员有权采取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第2条）；各成员所采取的SpS措施应以科学原理为依据，而且这样的科学依据标准应该不断的进步；各成员国采取的SpS措施可以高于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但这些SpS措施必须以科学为依据（第3条）。
一国可以实施比国际标准高的标准，条件是能有适当的科学证据证明这些标准是合理的。换句话说，虽然SpS协定明确允许wto成员建立自己的食品安全、动植物健康标准，但它要求该措施是建立在科学风险评估基础上。但是，基因技术的现状是短期内还无法就该技术的长期影响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无法做出符合要求的风险评估报告。以美国与欧盟之间激素牛肉案为例，美国引用SpS协定，提出欧盟对激素饲料饲养的牲畜的肉及肉类制品实施的进口禁令与欧盟的wto义务相冲突，根据就是欧盟不能出具该肉类制品对健康具有威胁的科学风险评估证据。
2.风险评估和适度保护原则。SpS允许各国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可承受危险程度，制定本国的标准和规则，同时还需考虑国际组织制定的国际标准（第5.1条）。在风险评估时，各成员应考虑可获得的科学证据、加工和生产方法、相关生态和环境条件因素等（第5.2条）。
3.国际协调原则。从本质上，SpS的目标是通过要求各成员国采取国际标准，从而达到协调各成员国之间SpS措施的目的。SpS要求各国采取的SpS措施应该依据国际标准、准则和建议（第3.1条），并应尽可能参与相关的国际组织及附属机构，以促进在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方面的协调。
如果成员国采取的措施高于现行国际标准，那么该国必须承担证明该措施合理性的责任。即它必须能够证明该措施有“科学证据”。同时，即使成员国能够证明他们所实施的措施是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的，还必须考虑“将对贸易的消极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这也就是说，现有的SpS协议框架下，欧盟的谨慎原则是不成立的，而与美国的要求基本一致。
三、tBt对转基因产品贸易的约束
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篇2
谈到边际优势战略以及日本经济的成功，我们不免想起“东亚模式”和“雁行模式”。本文的研究也将反映出“东亚模式”和“雁行模式”之间的本质联系，这同样有益于我国在发展同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关系方面政策的制定。
一、文献回顾
按照主体的不同，对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关系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以东道国为主体，研究东道国外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除了母国和东道国之外涉及到第三国，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也相对疏松。另一类以母国为主体，研究母国对东道国投资与两国贸易之间的关系。在此只涉及母国和东道国，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关系相对密切。本文的研究即属于后者，本文中的国际投资指对外直接投资，即fdi。
首先对国际投资与贸易关系进行研究的是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undell(1957)。mundell的研究以标准的古典国际贸易模型为基础，通过严格的假定，得出了国际投资替代国际贸易的结论。在随后的60年代，又有学者的研究支持了投资替代贸易的结论，其中较著名的是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按照该理论，一般情况下，投资和贸易只是一种转化关系，只有在投资提早发生的情况下，才发生投资对贸易的替代，而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条件下，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因此国际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替代越来越明显。另一个研究来自于johnson(1967)。johnson认为，关税导致的对外投资使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部门获得了发展，因此减少了对外贸易量。
70年代开始出现投资和贸易具有互补性的研究成果。helmberger和schmitz(1970)的研究证明生产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可能既有替代关系也有互补关系。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论著来自于。日本小岛清教授(1977)。小岛清特别强调国际分工的重要性，将对外投资和贸易统一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指出国际投资不是简单的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管理方式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因此，对外投资应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这就是本文所谈边际优势战略的理论基础。按照小岛清的理论，国际投资一方面可以通过相近水平的技术转移把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发掘出来，另一方面使母国集中资源开发新的技术并形成新的产业，因此将会扩大两国的贸易。
无论是mundell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还是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梁志成，2001)。这既有统计数据残缺不全的限制，也有计量方法与工具上的局限。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同时更多的研究成果证明投资与贸易之间具有互补关系。lipsey和weiss(1981)依据美国70年代的统计数据，对美国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所设立的子公司的生产和母公司的出口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同类产品的子公司的年产量与母公司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总量呈正相关关系。lipsey等人(1984)还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正相关或至少非负相关广泛存在于美国近80%的产业部门中。helpman和krugman(1985)的研究表明，在要素禀赋不对称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由于跨国公司的专有资产很难通过外部市场达成交易，就会存在大量的公司内贸易和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对外投资将会带动母国的出口贸易。ethier(1986)的研究给出了同样的结论。grossman和helpman(1989)把产品的成长内生化，证明了在一个动态的模型中国际化生产和贸易可以是同时扩大的。然而，markuson和svensson(1985)则利用要素比例模型揭示了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fdi)的相互苯系，指出两者之间究竟表现为替代还是互补，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还是“非合作”的问题。
90年代的研究延续了80年代的趋势。hufbauer、lakdawalla和malani(1994)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上述lipsey和weiss(1981)的结论，他们重点研究了美国80年代以来的情况，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与fdi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随后gramham(1996)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pattie(1994)根据对外投资的动机不同将fdi分为市场导向型、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3类，认为只有市场导向型fdi容易替代对外贸易，而后两种类型投资则增加贸易。gray(1998)的研究得出了近似的结论。pfaffermayr(1994)就奥地利fdi和出口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它们之间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jun和singh(1992)研究了1969—1993年间11个世界上最大引资国的出口和fdi的关系，其中有4个国家显示出口是fdi的格兰杰原因，只有一个国家显示fdi是出口的格兰杰原因，其余6国显示出口和fdi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与此同时，porter(1990)、hein(1992)、lucas(1993)、crosse和trevino(1996)、crosse(1997)等都证明了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但不可忽视的是，beldelbos和sleuwaege。(1998)的研究支持了mundell的结论，即在东道国存在贸易保护的情况下，fdi会替代母国的出口贸易。
2000年以后的研究以大量具体的实证研究为特征，且研究结果以fd!与贸易之间具有互补关系为主。张如庆(2005)的研究显示我国对外投资不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对外投资对贸易总额的影响不明显，而项本武(2005)得出的“中国对外投资是出口创造性和进口替代型”的结论对此给予了解释。王洪亮和徐霞(2003)证明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和中日贸易之间的确存在着长期的互补关系，fdi和制成品的出口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但fdi和进口仅有单向的因果关系。王洪庆、张浩和朱荣林(2004)的研究表明，美国在华投资与对中国总进口、工业品进口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与工业品出口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投资与出口以及中美的初级产品进出口之间均不存在因果关系。同时，王洪庆和朱荣林(2004)的研究表明，东盟对华直接投资积极地推动了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发展，且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贡献率较高。李保明和刘震涛(2004)的实证结果显示，两岸贸易总额、大陆进口和出口均表现出关于台商投资的显著正相关性，这说明台商投资对两岸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stone和jeon(2000)研究认为贸易与海外直接投资之间为互补关系，且两者之间贸易更倾向于为主导因素；韩国学者lim和moon(2001)证明，当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投资，而投资是新设立的或者投资产业在母国是夕阳产业时，fdi和贸易之间是正相关关系；blonigen(2001)深入到产品层次进行了分析，发现贸易和fdi之间既有替代也有互补的关系，而且替代效应的发生不是逐步的，而是短时间急剧变化的。
基于本文研究的侧重，在此再对边际优势战略和小岛清的边际优势理论进行进一步的说明。边际优势战略的概念来源于小岛清的边际优势理论，但应该注意的是，边际优势战略所代表的经济行为早已存在，只是由小岛清概括出来。边际优势理论更多地是一种国际投资理论，但因为它把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在同一基础上进行分析，所以对投资和贸易的关系也给予了研究。同时也正因为它侧重于国际投资的研究，对两者关系的研究也并不全面。按照边际优势理论，对外投资应该从国内处于边际优势即相对劣势的产业开始，而处于相对优势的产业则进行对外贸易。按照小岛清的分析，对边际产业的产品需求应通过向海外投资的企业进口来实现。所以，小岛清论述的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更多地是母国投资与进口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单向的正相关关系。但与此同时，小岛清也论述了两国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和贸易总量的增加，间接地论述了投资和出口的关系，这同样是单向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基于边际优势战略，对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作这样的理解还远远不够，况且如上所说，小岛清的理论是基于对现象的描述与分析，没有通过计量方法得到实证检验，而本文将在上述方面给予补充和进一步的研究。
二、日本对东亚投资和贸易的历史进程及两者关系的描述
二战以后至20世纪60年代，通过美国的帮助和自身的经济改革，日本经济得以恢复并实现了高速增长。而正是在60年代以后，很多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东盟四国和中国)纷纷实现了经济起飞和长期快速发展，使东亚地区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热点，以至于使人将这种发展状态称为“东亚奇迹”。很久以来，对“东亚奇迹”的研究存在着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成果。在这些成果中，我们不难发现两个最受人关注的词汇：东亚模式和雁行模式。通过这两种模式的论述，可以发现，先期发展起来的日本对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东亚模式揭示了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对日本经济发展经验的借鉴和模仿，因而东亚模式被认为源于“日本模式”(孔凡静，1999)，同时东亚模式更多地强调了贸易尤其是出口的重要性。雁行模式揭示了日本与这些东亚国家或地区的国际分工关系，强调了日本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尤指直接投资)的重要性。所以，东亚模式和雁行模式的研究都说明了日本与这些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联系在“东亚奇迹”中的关键作用。在此也可以理解，本文研究的日本对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东亚模式和雁行模式的本质联系。
如上所述，本文采用的作为日本投资和贸易对象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是亚洲“四小”、东盟四国和中国，这是基于“东亚奇迹”研究的惯例，而且这些国家或地区与日本有更强的经济联系，因此也具有更好的代表性。在此不再对日本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双边关系下的数据进行描述，而是对日本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体之间的数据及其表示的关系进行研究。这是因为，东亚作为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日本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双边经济联系往往会延伸到第三方，在此意义下，单独描述日本与一方的经济联系并不比描述日本对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总体的经济联系有更好的解释力。而且，后者让我们保持了与后面研究的连贯性。
图1显示了日本对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和贸易(出口和进口)自1965—2003年的变化趋势。不难看出，无论投资、出口和进口都保持了长期快速增长的态势。同时，图1也显示了投资和贸易(出口和进口)之间很好的相关性，但是这种相关性只延续到1997年。1997年对3种数据来说都是一个波峰，相对于1997年，这3种数据在1998年都大幅下降。而且之后，出口和进口状况在短期内得到恢复，而投资始终(截至2003年)没有恢复到1997年的水平。我们知道，1997年发生了举世闻名的东亚金融危机，因此不难理解，日本的投资战略发生了重大调整，使相关数据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这在后面的检验中也得到了证明。
三、数据分析和模型设定
(一)数据说明
本文日本对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出口和进口的数据均来自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网站的统计资料，这些数据是以日本与单一国家或地区的统计值列出的，基于前面谈到的理由，本文将这些数据进行了加总。对于出口和进口，1985年(含)以前的数据单位为百万日元，之后的数据单位为十亿日元。为了统一单位，本文将1985年(含)以前的数据单位转化为十亿日元，并作了四舍五入处理。对于投资，原始数据的单位为百万美元，本文将之乘以汇率并将单位转化为十亿日元，并同样作了四舍五入的处理。其中，汇率数据来源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汇率为年终值。
(二)断点检验
在上面日本对东亚投资和贸易的历史进程的描述中我们看到，发生金融危机的1997年，投资和贸易的金额开始了大幅度减少，在之后的几年中，出口和进口得到了恢复，而投资却延续了下降的趋势。这似乎显示，相对于1997年(含)以前，日本对东亚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下面对此给以检验，即断点检验(chowbreakpointtest)。既然投资相对于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检验依据投资为因变量、出口和进口为自变量的单方程模型来进行。根据断点检验的原理，考察在1997年前后投资与出口和进口的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化，即考察出口和进口的系数是否发生了变化。检验结果如下(见表1)。
通过表1的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通过f检验法还是似然比法，都可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无断点”的原假设。也就是说，在1997年的前后，投资相对于出口和进口发生了趋势变化，或者说，投资与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因此，本文对边际优势战略下投资和贸易关系的研究采用1997年(含)以前的数据。
(三)单位根检验
由于经济数据一般具有长相关性，上述3种数据可能存在单位根，也就是说它们的时间序列可能是非平稳的。为了避免由于数据的非平稳性带来的伪回归，下面对3种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根据adf(augmented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的要求，最优滞后结构的选择主要依据aic(akaikeinformationcriterion)和sic(schwarzinformationcriterion)两个准则，如果两者一致则选择一个最优滞后阶，不一致则选择两个。本文首先是对水平(1evel)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而后对一阶差分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但基于文章篇幅的考虑，检验结果合并于一表中(见表2)。
通过表2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投资、出口和进口的水平数据都存在单位根。为了确定变量的单整阶数，本文对投资、出口和进口的一阶差分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同样从表2可以看出，投资、出口和进口的一阶差分数据不存在单位根。由此也说明，上述投资、出口和进口的水平数据为一阶单整或（1）过程。
（四）模型设定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日本对东亚投资与其对东亚出口和进口两个方面的关系，即要验证投资与出口之间和投资与进口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grangercausalitytest)作为主要研究手段。
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可以认为有关投资(fdi)、出口(ex)和进口(1m)的预测信息全部包含在这些变量的时间序列中。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原理是判断某些变量的信息是否能改进对其他变量的预测，具体到本文，即为检验过去的投资、出口或进口是否会对未来的出口、进口或投资有影响。可以通过估计var模型来实现这一目的。对于本文的研究，有两种var模型可供选用：一种是直接表示投资与出口或投资与进口的关系的两变量的var模型；另一种是在考虑到另一变量影响的条件下综合反映两变量(投资与出口或投资与进口)关系的三变量的var模型。笔者认为，在考虑到其他变量影响的条件下来考察两个变量的关系更加符合本文研究的实际。因此，本文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fdi、ex、im分别代表日本对东亚的投资、出口和进口，α、β、γ为不同变量的系数，u1t、u2t、u3t为随机扰动项，t表示时间。检验投资对出口是否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即检验β1i和β2i是否全不显著；检验投资对进口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即是检验γ1i和αi3是否全不显著。该模型还可以检验日本对东亚出口和进口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但这不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因此只做附带性的考察。
四、经验结果及相关分析
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原理，我们应该首先进行上述var模型的参数估计，而在此之前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进行最优滞后结构的确定。然而限于文章的篇幅，在此只能省略最优滞后结构的确定过程而仅显示其结果，即：
由日本对东亚的投资、出口和进口组成的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为6。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var模型的参数估计。同样基于篇幅的考虑，估计结果不再列出。下面，我们对var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进行f检验，即得到如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
通过表3可以看到：(1)可以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投资不是出口的原因”的原假设，所以投资是出口的原因，但不能拒绝“出口不是投资的原因”的原假设，所以出口不是投资的原因，因此，投资对出口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2)可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投资不是进口的原因”的原假设，所以投资是进口的原因，同时，可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进口不是投资的原因”的原假设，所以进口也是投资的原因，因此，投资与进口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3)从程度的比较来看，投资与进口的关系相对于投资与出口的关系更加密切。
此外，通过表3还可以发现，出口是进口的原因，但进口不是出口的原因，出口对进口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这并非是本文关注的问题，但与此相关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和解释：出口是进口的原因，进口是投资的原因，那么是否能推论出出口也是投资的原因，如果能如此推论，则和前面得出的结论相矛盾。如何对此给以解释呢？当然，答案是不能做此推论。这是因为，与日本对东亚出口相关联的进口是对一些在日本居于相对优势产业的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产品的进口，这部分进口构成日本出口生产要素的需求；而与日本对东亚投资相关联的进口是对一些在日本居于边际优势(即相对劣势)产业的产品进口，这些产业尽管在日本有需求但由于生产成本或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而无法生产，因而构成了对外投资。所以，出口推动的进口和推动投资的进口不具有相同的内容，因此上述推论不成立。但是，这个不成立的推论更深刻地说明了本文研究的边际优势战略下日本对东亚投资与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关系。
五、结论和相关研究展望
本文的研究证明，在边际优势战略下，对外投资与本国出口和进口之间存在如下关系：(1)对外投资推动本国出口的增加，本国出口对本国对外投资没有作用或作用不明显；(2)对外投资推动本国进口的增加，本国进口同样推动本国对外投资的增加；投资与进口的关系相对于投资与出口的关系更加密切。
如果简单地认为前述文献回顾中的研究是基于一般条件，上述结论相对于在一般条件下对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研究结果具有如下特点：(1)在边际优势战略下，投资与贸易(出口和进口)不存在替代效应，只存在互补效应，或者说替代效应可以忽略，而在一般条件下对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研究中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同时存在；(2)一般条件下对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投资与出口的关系，而在边际优势战略条件下，投资与进口的关系更加密切，因而应受到更多的关注；(3)一般条件下的研究中完全忽略了进口对投资的推动作用，而在以边际优势战略为条件的研究中，进口对投资的作用是所有因果关系中最强的一项。
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篇3
一
国际贸易纯理论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有三个方面，即，国际贸易的原因，国际贸易的结构和国际贸易的结果。国际贸易的原因要说明，一国为什麽要参与国际贸易，它的动力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构所要回答的是，国际贸易的生产结构或分工结构是什麽？从而要回答一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出口或进口的商品结构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果所要回答问题的是，国际贸易能否给参加国带来经济利益。要回答这三个基本问题还有待于国际贸易理论前提的确立。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前提所得出国际贸易理论是不同的。
我们认为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古典贸易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企业是完全竞争的企业；在当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或其它部门是，增加某种商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一国的生产资料在本国范围内得到充分利用；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不流动。各国对商品贸易不加干预。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比较利益理论。这一理论从不同的方面出发，有两种表述。一是技术差异论。技术差异论认为，各国之间开展贸易的基础在于，它们生产同一产品或同质商品的价格差；这种价格差的基本原因是各国生产该商品时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在生产中只投入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假定条件下，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表现为各国劳动力熟练程度上的差别，从而是单位产品的成本差别。在这里比较利益实质上是比较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时劳动生产率，从而是劳动力熟练程度在各国的差异。在生产两种产品的条件下。各国在同一商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又进一步表现为，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是相对劳动生产率，即表现为生产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的差别。在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情况下，当一国在两种产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都高于另一国家时，从相对意义看，该国专门生产其中一种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商品时，可以发挥本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即将本国的生产要素都投入到生产其机会成本比较低的商品。进而通过贸易交换到本国放弃生产的那种产品。相应地，尽管另外一国生产两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都低于另一国，但是它仍然可以专门生产自己（相对于外国）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进而通过交换，获得本国放弃生产的商品。在这里技术差异—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成为各国进行国际贸易和分工的原因和决定各国专门生产某种商品结构的基础。这种贸易和分工使参加国际贸易的双方都都获得了利益。因此在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看来，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或技术差别是各国生产同一产品时存在价格差别的基本原因，这种价格差及其生产者对较高价格的追求是国际贸易的原因或动力；每个国家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并根据自己对产品的需要进行交换是国际分工的结构；各国经过国际贸易都能够获得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则是国际贸易的结果。基于获得和维持这一结果的因素，国际贸易得以维持和发展。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另一种观点是生产要素禀赋论。在其提出者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看来，现实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要素不只是一种—劳动力，而是多种，而投入两种生产要素则是生产过程中的基本条件。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在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决定于该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由于各种产品生产所要求的两种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同，一国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较低，而生产密集使用别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比较高，从而形成各国生产和交换产品的价格优势。进而形成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此时本国专门生产自己有成本优势的产品，而换得外国有成本优势的产品。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这种理论观点也被称为狭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广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指出，当国际贸易使参加贸易的国家在商品的市场价格、生产商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相等的情况下，以及在生产要素价格均等的前提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等（或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密集度相同）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决定于各国生产要素的禀赋，各国的生产结构表现为，每个国家专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生产要素的商品。生产要素禀赋论假定，生产要素在各部门转移时，增加生产的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保持不变。生产要素禀赋论是瑞典的两位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提出的，奥林在他的老师赫克歇尔提出观点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单纯从技术差异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局限，而是从比较接近现实的要素禀赋来说明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1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以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或成本差别作为国际贸易的原因和动力的。因此尽管两种理论在产生的时间上相距约150年的时间，但是其理论渊源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衡量这种变化的基本尺度是：它们借以立论的经济学基础是否有根本性的变化；它们的理论本身是否建立在不同的动力机制上，即是否改变了价格差作为贸易原因或动力的基本观点。在我们看来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2因此我们将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统称为比较利益理论，从而构成古典贸易理论的内容。
我们知道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假定：只有两个国家；生产中使用的生产要素是一种，或两种；两国都能生产两种商品；在各国范围内，生产要素在部门间转移时，增加生产某种产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生产要素在本国的各部门间自由流动，而在各国之间不能自由流动。这些假定条件在理论上是可以接受的，但距离解释现实还有一定的距离。
二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放松了古典贸易理论各个次要假定前提后所形成的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对这些假定都作了放松，从而得出了某种新的观点。首先，古典贸易理论提出者，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现实中的国际贸易不只是生产两种产品。这些学者将两个国家与生产多种产品生产联系起来，提出，在多种产品生产的条件下，每个国家总是可以出口其中一部分自己有比较成本优势的商品，而进口另外一部分本国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一分析没有改变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原理，但是却推进了古典贸易理论的使用范围，即无论是两种产品还是多种产品，国际贸易都能够用比较利益理论加以解释。其次，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各国只使用一种或两种生产要素生产产品，现实生产中，人们使用的生产要素不只两种。亚罗斯拉夫•万尼克在其著名的论文《要素禀赋论—多种要素的情况》中指出，在多种生产要素下，同样可以依据两种生产要素的分析方法将多种要素下生产的多种产品按照产品的相对价格比进行排列，得出要素禀赋在产品价格上比较优势的系列，仍然可以得出赫克歇尔和奥林的基本结论。第三，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当各国为了实现专业化分工，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时，其机会成本不会发生变化。正是基于这一假定，各国的贸易结构表现为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因为在本国有优势产品国际比价高于封闭下的国内比价的情况下，该国厂商将增加其产品的生产量。当机会成本或边际成本保持不变时，该国的资源将逐步集中到自己有优势的部门。由于该国生产者无论怎样增加其产量，边际成本仍保持不变，结果是该国的全部资源或生产要素就集中到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生产上，形成各国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但是在现实中，当生产要素从一种产品的生产向另外一种产品的生产转移时，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其机会成本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机会成本递增意味着，当本国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产量增加时，本国总会在该优势行业尚未实现完全专业化生产水平以前边际成本就上升到等于边际收益的水平，从而本国的生产不能达到完全专业化。由此可以看出，当放松了机会成本不变的假定条件时，古典贸易理论关于完全专业化生产和贸易的假定，或贸易结构会有某种程度的调整。因而其结论更接近于解释国际贸易结构的某种现实情况。即在现实的贸易中很少存在一国专门一种产品的情形。第四，古典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静态分析分析的基础上的，实际上无论在生产要素的总量上，还是技术水平上，一国的技术优势或要素优势将发生变化。从动态的角度看，一国各种生产要素总量会发生变化。从劳动力的总量看由于经济发展各阶段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呈现出“∩”型，即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劳动力表现出开始增长较曼，然后增长加快，到经济发达阶段劳动力增长速度重新放慢的特征。另一方面，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将减少，而用于储蓄的比例在增加，因此，一国的资本存量将随着该国经济的发展而直线增加。资本的直线增长与劳动力的“∩”型增长相结合，使该国的要素丰裕度发生变化，从而按照赫克歇尔—奥林模型的结论，该国的贸易结构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都会发生变化。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主张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各国技术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基础，它是以要素技术建立在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传播为前提的。然而在现实中，各国间存在着技术的相互传播，这种传播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指出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力，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客观上带来了技术的扩散，从而是技术发明国丧失了在某种产品生产上拥有的技术优势，并将这种优势转向其它国家。某种产品技术优势的转移带来了贸易结构的变化，即从该产品的出口国变成进口国，而某些过去的进口国，由于技术的引进变成了出口国。从国家的角度看，这种技术转移带来了技术进口国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跨国公司的理论告诉我们，这里存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某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分享。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理论对古典贸易理论产生了新的影响。即建立在各国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不是一个长期不变的量，相反从动态的角度看，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是一个不断传播的过程。而技术的扩散则表明，如果技术发明国不能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它的技术优势，从而是贸易优势将会消失，更深层的意义是，技术扩散将使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贸易逐步减少，进而出现各国对对外贸易的依赖“递减”。古典贸易理论还假定，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是不流动的。然而在现实中，如果生产要素的流动能够给有关企业带来较多的收益，资本的流动是可能发生的。1957年罗伯特•蒙德尔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文《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的关系》。在论文中，蒙德尔从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角度说明了，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对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相互替代作用。这意味着，当商品的自由流动遇到障碍时，资本流动将代替商品流动实现各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从另一个角度，美国经济学家王凯峪（1963年）提出了商品流动与生产要素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补充关系，即在考虑生产要素可以在各国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国际贸易可能只是部分地起到促进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因此在放松了生产要素不能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的假定之后，广义上的要素价格均等化需要做一定的补充，即生产要素的价格均等化不仅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加以实现，也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实现，或者商品流动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可以同时起作用，实现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然而无论这种假定条件的放松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作了那些重要的修正，都不能改变古典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是建立在比较成本差别基础上的商品价格差异；二是，国际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之下的。因此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自由竞争市场结构下的理论。三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新贸易理论发展的阶段。前面我们已经注意到，生产某种产品时的机会成本不是不变，而是变化的。这种变化的第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而另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减。实际上，机会成本递减的另一面就是由规模经济所引致的报酬递增。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其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逐步下降的效果。它可以表示为tC/Q=FC/Q+VC/Q。式中，Q表示该商品的生产量，tC表示Q量商品的生产总成本，FC表示生产商品的固定成本，该成本将随着其产量的增加平均到每个单位产品上的固定成本会下降。VC表示生产该商品的可变成本，该成本不会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而下降，而是保持不变。规模经济效果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扩大其生产规模、降低商品的单位成本占居竞争的优势地位。同时企业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将带来产品一个行业或产业内排他性的增强，先进入的企业可以通过逐步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形成单位产品的成本优势，从而是价格优势。这是一种凭借规模经济效果所取得的市场势力或市场控制能力。另一方面，琼•罗宾逊认为，尽管理论上我们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但在现实中，大多数的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其原因是，任何企业都希望通过某种优势，获得对市场价格的操纵权，或控制权。获得垄断或控制权的便利途径是生产差异产品。从消费者的角度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不仅要追求某种消费品消费数量的增加，以提高自身消费的福利水平，还可以通过在多种同类产品的供应中，选择最适合本人愿意消费的产品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因此从一国封闭经济的条件下，市场从两个方面表现出不完全竞争的特点，一是规模经济排除了企业自由进入某些部门的可能性，二是差异产品意味着企业追求控制产品价格的可能性。这两个方面都打破了原有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然而在一国市场范围内，追求规模经济效果和追求差异产品是矛盾的。因为规模经济效果要求生产大批量、同质产品，从而带来市场价格的下降。但是对差异产品的追求要求生产小批量、异质产品。要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途径是开展国际贸易。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批量生产的产品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上，从而在每个国家都成为小批量产品，且成为差异产品。这一基本观点由保罗•克鲁格曼在其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经典性论文《报酬递增、差异产品和国际贸易》作出了完整准确的论述。在那里，保罗•克鲁格曼非常系统地阐述上述观点。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强调，在规模经济发生作用的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从而是对获得超额利润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力。这一理论观点还意味着，国际贸易的结构是不确定的，因为建立在规模经济效果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暗含着这样两个重要的假定条件，一是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水平的差异；二是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一定是有差异的，甚至可以说，在参加贸易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相同的条件下，国际贸易仍然可以存在。此时的贸易结构与以往国际贸易结构的根本差异在于，古典贸易理论所揭示的国际贸易是产业间或部门间的贸易，而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中，出口方的利益就是不完全竞争厂商获得的市场势力与规模经济利益的总和。进口方利益则是从消费差异产品中获得消费上的满足，进而是福利水平的提高。由此按照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既然要素禀赋相同的国家可以通过开展产业内贸易获得经济利益，那麽各国之间建立在要素禀赋相近或相同基础上的贸易冲突将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各国企业在产业内生产和出口差异产品。新贸易理论的第二个重要的理论是相互倾销理论。詹母斯•布兰德和保罗•克鲁格曼在其著名的论文《国际贸易的相互倾销模型》（1983年）中指出，寡头垄断厂商为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将增加的产品产量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销往国外市场。尽管从表面上看，在国外市场上产品的销售价格降低了，但是从销售全部产品所获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如果这种销售不影响在本国销售的其它产品的价格，那麽厂商所获得的总利润水平提高了。同样道理，其他国家的厂商也会采取同样的战略将增加的产品销售量销往对方国家市场，这种相互倾销行为所形成的贸易不是由于两家分属不同国家的厂商生产了差异产品，而是因为各自对自己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由此可以看出，在相互倾销贸易理论这里，各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原因只在于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的市场销售战略。进而国际贸易的结构既不受产品成本差别，进而是要素禀赋差别的限制，也不受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追求的限制。同时，相互倾销基础上国际贸易的利益来自于各国企业通过“倾销”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和在本国市场上销售价格保持不变情况下所获得的垄断利润总和。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假定，a国的垄断厂商甲生产和销售汽车100万量，单价为20，000万美元，如果其增加了生产量1000量，并在国内市场销售，则为使市场吸纳增加的供应量，企业必须将产品的市场价格降低。（因为寡头垄断企业面临的是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例如降价200美元。即每量车售价19800美元。在此情况下，该企业因增加生产和销售1000量汽车额外获得1980万美元。但是，当企业降低其商品售价时，不仅要降低新增产品的价格还要将原有的100万量汽车的价格降低到与新增产品价格相同的水平，即从2万美元降至19800美元，100万辆汽车因降价减少收入2000万。结果是企业增加生产后，其总收入还减少了20万美元。显然是有背企业增加生产和销售的初衷的。对此，企业的决策是将产品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倾销”到国外。此时即使该汽车在国外市场上的卖价相对较低，也不致引起企业整体销售收入和利润的大幅度下降。如果说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开创了新贸易理论的新阶段，那麽相互倾销贸易理论将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推向了更高的层次：即使各国生产的商品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仍然可以出于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开展各国之间的贸易。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使国际贸易的结构更加不确定。在那里，既然国际贸易产生于企业为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确定的市场战略，贸易的结构只服从于垄断企业的市场战略或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标准。所以，相互倾销贸易理论指出了，现代国际贸易的原因之一是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这种市场战略下，贸易的结构仅仅是由于各国企业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新贸易理论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外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所谓外部规模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外部经营规模的优势给企业带来的额外报酬或外在优势。根据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企业有贸易优势或没有贸易优势的一个原因不在于各国之间绝对的要素优势的差异，而在于有关部门在某个时点上的发展规模。一般而言，如果一国在某个行业上发展的规模较大，相应地会形成一个行业的规模优势。这种优势表现为，该行业有一个可供共同使用的劳动力队伍，它可以调剂各企业间的余缺；同时行业规模较大，有助于技术的进步和技术成果的迅速普及或采用。总之一定的行业规模有利于资源或生产要素的共享，从而能够在自身企业规模不变条件下的经济利益。相反如果在一国范围内，行业的规模较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要求一家企业必须“小而全”，否则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在生产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小而全”将导致产品单位成本较高，从而是该行业在国际市场上不具备竞争能力。在以往的贸易理论中，我们所谓一国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有优势，是将企业优势与行业优势等同起来。在新贸易理论中，企业的优势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二是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可以使企业自身产生竞争优势，而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是借助行业优势产生的企业优势。这两种优势都会导致国际贸易的产生。在外部规模经济贸易论那里，某些具有要素优势的国家所以不能在某个行业处于劣势地位，可能产生于该国的这个行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因而行业规模有限，难有外部规模经济的优势，“干中学”是该国发展此行业的途径。由此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需要在政府的干预下，获得某种规模经济优势或行业规模优势。上述三个方面所阐述的新贸易理论是从生产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在这些理论中，国际贸易的基本前提已经发生变化。由于现代企业追求对市场的操纵，并且从操纵市场中获得额外利润，因此这种市场结构已经不同于典型的完全自由竞争，代替它的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这里的关键在于，现代经济学，从而是国际贸易理论已经承认了这样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的事实，并将这一事实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思考之中。这种贸易理论基本前提的变化，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即使国际贸易理论进入了新贸易理论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国际贸易理论才有了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论，才有了相互倾销贸易理论以及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这些理论的核心是，具有某种不完全竞争优势的企业或行业凭借自身的优势获得国际贸易中竞争优势，它们扩展了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理论观点。使现代贸易中的许多新现象得到了更切合实际的解释。
新贸易理论不仅从供给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还从需求的角度对现代国际贸易加以解释。林德认为，每个国家都存在一个代表性的需求水平。代表性需求水平表明一国平均的收入水平或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这种收入水平的代表性消费品是各国消费品产业发展的主导。因为企业生产的产品只有符合大多数消费者的需要，其生产才容易达到规模经济，从而有助于企业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由于收入水平的差异，其需求水平也必然有差异。因此一国专门生产某一个代表性需求层次上的商品，就意味着它不能满足其它收入水平消费者对同类产品的消费。国际贸易可以解决各国生产者在某个层次产品的生产上达到规模经济和满足不同收入消费者消费需要的矛盾。即各国可以专门生产本国代表性需求产品，并出口这种产品，同时分别从不同的国家进口其他国家生产的这些国家代表性需求的产品，满足本国其他收入层次消费者的需要。代表性需求贸易理论表明，在消费品的生产上，规模经济容易在各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生产上形成；收入水平比较接近的国家，它们的贸易较多，因为它们代表性需求的接近，为相互之间满足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的需要创造了条件；由此可以推论，两国间收入水平的差距越大，它们相互贸易的可能性越小；建立在代表性需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同一产品内部不同档次产品的贸易。这是产业内贸易的一种表现形式。
新贸易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产业内贸易。根据这一理论，产业内贸易是第二产业内部各种制成品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或机器大生产的基础上的。因此它趋向于排除竞争，形成大规模企业控制某个行业产品生产和市场的程度；这种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上产生三个方面的结论。一是由于企业追求差异产品形成的不完全竞争导致的国际贸易；二是由于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所导致的相互倾销（贸易）；三是由外部经济效果所产生的行业优势，从而是不完全竞争企业所进行的贸易（出口），以及由此引申的后发展的国家为获得某种行业，从而是企业优势所需要的“干中学”。另一方面，由需求引起的产业内贸易则是由于代表性需求与需求的多层次性给各国企业向大规模化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产生了建立在差异需求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此外新贸易理论也试图解释跨国公司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在那里，赫尔普曼不是从对外直接投资引起贸易，而是真正从企业选择的角度推论出国际贸易的产生和结构。然而依笔者看来，到目前为止，新的贸易理论主要是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
由上述的基本分析可以看出，国际贸易理论从基本前提划分，可以分成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从贸易理论渐进的发展看，国际贸易理论分成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三个发展阶段此后，保罗.萨谬尔森、爱德华特.利马都进一步论述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理论。在萨谬尔森那里概括出了“斯拖尔帕.萨谬尔森定理。即对任何本国密集使用稀缺生产要素产品的关税保护都有助于稀缺生产要素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是生产要素禀赋论的一个逆定理。
一些学者认为，将新贸易理论出现以前的所有贸易理论通称为传统贸易理论似乎更符合人们的一般看法，但是科学的任务之一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其发展过程细分成不同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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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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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篇4
［摘要］近些年中国贸易顺差持续拉大，原因之一就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产品内贸易。在全球专业分工中，处于“微笑曲线”中不同位置的国家通过不同的机制对中国的贸易顺差产生影响。文章详细分析欧美、日韩、东盟等重要国家与地区的影响机制，对中国贸易顺差从全球分工角度做出了全面的解释。在实证分析中，通过经验数据，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协整检验得出结论，产品内贸易与顺差之间有显著的因果关系，且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建议我国应该紧跟全球分工趋势，完善加工贸易政策、加大进口规模，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良性循环，根据当前产品内贸易对顺差的重要影响针对性地实施平衡贸易顺差的政策举措。
［关键词］贸易顺差；产品内贸易；国际分工
一、前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入，世界贸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中国抓住全球化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外资、外贸规模不断扩大，贸易顺差大幅增加。1995年至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年度贸易顺差皆在120亿美元至400亿美元之间，2007年贸易顺差达到2621.97亿美元，是1990年的30倍。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中国外贸顺差增势放缓，但年度顺差仍达到2954.7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净增328.3亿美元。巨额贸易顺差是我国经济实力增强的象征，在当前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情况下，有助于保持全球债务的偿债能力，降低金融高风险所带来的社会恐慌以及动乱。但另一方面，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代表了贸易伙伴国不断加大的贸易逆差，美、欧等国家和地区因此向中国施加压力，引发了当前愈演愈烈的国际贸易摩擦以及日益加重的汇率调整压力。除此之外，高额的外汇储备还会成为少数反华势力宣扬“中国威胁论”的重要借口，进一步恶化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鉴于此，我们应高度重视目前的贸易失衡状况，探求引起中国贸易顺差的本质原因和解决贸易顺差的政策方法是当务之急。
二、文献综述
关于贸易顺差的形成原因，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从国内外各个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解读，但总的看来，文献探讨可以分为理论和实证两大类。
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国内学者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中国长期推行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
邓立、张坤（2007）认为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余永定、覃东海（2006）指出中国的双顺差：是中国长期推行FDi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加工贸易型FDi优惠政策的结果。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资，导致了国际收支结构的失衡。Johnwhalley(2010)运用二阶段增长法估测了FDi流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由于外资企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大大超过国内企业，导致国内市场产品大量剩余，形成大规模出口，占据了中国经济增长的40%。刘光溪（2005）指出，国际收支近十几年来的持续双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急剧攀升，说明我国外向型经济存在较严重的非均衡发展，应从根本上着力进行政策规范、体制改革、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钟山（2009）也提出相似观点，认为国内外贸易的限制措施是顺差得以扩大的政策性原因，国家需要营造良好环境，以此来缓解过度出口的不平衡压力。孙彩梅（2007）认为，贸易顺差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对贸易顺差的观念滞后，认为贸易的重点在于出口，对于保持贸易平衡的措施相对较少。
（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aliciaGarcía-HerreroandtuuliKoivu（2007）运用经验数据，通过建立双边进口等式，发现外贸进口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而减少，而这部分减少主要来源于东南亚国家的进口减少，这反映出“亚洲生产网络”中的垂直一体化现象，也使得中国的贸易平衡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反映敏感。martinSFeldstein(2008)通过对美国贸易账户的数据分析，指出解决贸易不平衡的基本方式在于汇率以及国民储蓄率的调整。Yin-wongCheung，menzieD.Chinn，eijiFujii（2009）认为人民币显著低于通过跨国模型估算出的价值，并且多面贸易受相对价格的影响，尽管这种相对价格的关系有时不够准确。因此，中美的贸易平衡应该依附于预期的实际汇率以及相对收入的变动。卢锋，刘鎏（2007）以巴拉萨-萨缪尔森为理论基础，分析得出虽然贸易部门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方向呈正相关性，但作为具备劳动力优势的国家，前者的涨幅仍低于后者，由此导致实际汇率被低估，形成出口部门的又一优势，拉大贸易顺差。刘光溪（2006）认为，我国贸易收支不平衡问题是由制度、结构和特定的发展阶段综合形成的，汇率政策在平衡贸易收支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但对于处于转型并轨期间的中国经济，其作用的发挥受到其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三）国内投资无法完全吸收国内高储蓄
martinSFeldstein(2008)结合中美贸易实际情况，认为虽然极具竞争力的货币是解决贸易失衡的重要方式，但是本质的解决方式还是来自于国民储蓄率。对于中国而言，降低储蓄率主要通过提高家庭消费和政府在医疗、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来实现，借贷市场的发展，保险业的完善等举措都能加速这一目标的实现。李扬，殷剑峰（2007）从国民经济的供应角度出发，认为高储蓄率构成了居高不下的高投资和高顺差的物质基础，并且由于国民储蓄超过国内投资，贸易顺差将继续拉大。李稻葵、李丹宁（2006）认为应从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和两国储蓄的变化两方面来解释中美贸易顺差。管涛，王信（2007）从国际经验来看，认为我国还处在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初期，当前规模的贸易顺差在正常范围内，贸易顺差变动可以用国民储蓄投资的缺口变化来解释。何帆、张明（2007）指出，中国从1990年代中期起出现持续贸易顺差的原因在于国内总储蓄高于国内总投资。政府若放任总储蓄率和总投资率的上升，贸易顺差将继续增长，政府若采取积极政策调整，贸易顺差将会逐渐下降，后者符合中国现实内外平衡的增长战略。与国内投资储蓄投资缺口引起贸易顺差观点相似的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张家胜、祁春节（2007）基于总供给与总需求模型分析，认为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国内投资扩张必然使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导致贸易顺差的增长。除此之外，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和贸易品供给过剩以及国民储蓄持续超过投资也构成了贸易顺差的直接因素。而人口红利、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地方政府行为扭曲、金融抑制等因素决定了我国贸易顺差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佟家栋（2007）认为因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所产生的“生产过剩”必须借助国外市场出清，形成了中国企业对国外市场的高度依赖，这种有效需求不足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不足。
（四）全球产品内分工生产方式导致的结果
Hummels，Rapoport，andYi(1998)指出国际企业通过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促进了国际分工，并将这样的国际分工称为“垂直专业化”。Hummels，ishii，andYi(2001)建立了两阶段生产模型，并通过研究指出垂直专业化贸易的形成是开放型国家成长多于所得的重要原因。马野青（2009）认为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由产品内分工引起的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这种贸易顺差由于是建立在产品内分工和我国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因此是可持续的，并且对我国产生一系列的福利，主要体现在先进要素的集聚、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就业增加、创新能力的提高等积极作用。徐毅（2009），蒲华林、张捷（2007）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卢锋（2006）指出，双顺差直接原因来自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结盟效应”，深层根源则是产品内分工时代背景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双顺差结构特点是中国经济开放成长在一定发展阶段的可持续表现。
除了以上从理论上深入分析，提出针对贸易顺差的不同观点外，一部分学者也尝试通过采用实证分析提出新的想法或者对已有的观点进行进一步的验证。BerthélemyandDémurger(2000)采用联立方程组回归模型，从全国的视角出发，认为FDi作为产品内贸易的一种具体方式，对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贡献。许煜、徐翱、尚长风（2007）提出了理论假设，中国式的财政分权是中国贸易顺差的制度性根源，并采用了多变量的Johnsen协整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两者呈正相关关系，且系数很大，表明中国式的财政分权对贸易顺差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张茵、万广华（2005）构造了一个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对在1985～2000年间影响中国贸易余额的因素进行了探究，指出实际冲击是影响中国贸易余额的主要因素，实际冲击包括国外供给冲击、国内供给冲击和相对需求冲击。人民币汇率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但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影响不大。因此，货币性手段将不足以解决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问题。徐毅（2009）通过对贸易顺差的特征事实分析以及对储蓄论的验证，认为国际产品内分工是导致我国贸易顺差持续，而生产要素在地方的流动和结合是其形成机制中的重要构成增加的最重要原因。蒲华林、张捷（2007）针对产品内分
工和产品内贸易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发现中日产品内贸易对中美贸易顺差的贡献最大，韩国和东盟位居其后，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的转移所导致的产品内分工和产品内贸易。
以上几种观点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根据不同的依据对贸易顺差进行了合理的解释，部分也通过实证检验证实了其理论推导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但都存在一些漏洞，主要有以下三点：（1）多数研究都将贸易假设为同质，或者直接解读为一般贸易。事实上，除了一般贸易，贸易还包括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不同的贸易形式形成原因可能不相同，同时也会产生不一样的贸易影响。（2）多数观点关注的都是内部因素，视角局限在国内，对于国际分工带来的影响缺乏必要的思考，与当前国际贸易分工深化的世界局势不符。（3）在对于国内影响贸易顺差的诸多因素的分析中，某些观点一味固守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脱离了中国当前国情，导致理论推导与实际情况产生了偏离，不能用于指导实践。
徐毅（2009），蒲华林、张捷（2007），卢锋（2006）等学者虽然已从全球分工角度对贸易顺差的成因进行了一系列探讨，但都缺乏系统的内在机制分析。马野青（2009）“产品内分工视角的中国外贸顺差及其利益分析”弥补了这一方面的不足，从不同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外贸顺差转移的角度对贸易顺差的产生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但上文只采用了统计性描述进行验证，并没有结合精确的实证检验，缺乏一定的可靠性和实践性。基于以上研究的不足，笔者进一步从国际分工的角度寻找我国贸易顺差的成因，并运用eviews进行深入分析，以得到更加完善的结论。
三、贸易顺差的形成机制
产品内贸易是在国际分工和全球贸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贸易形式，是指由产品内分工所引起的中间投入品的贸易。所谓产品内分工，则是将产品生产价值链中的不同环节，包括工序、区段、零部件进行拆分，在空间上分散到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根据其比较优势对产品进行专业化生产的现象。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外向型经济策略中，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即充足的劳动力资本，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出口成本低廉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各国为了降低生产品本，提高竞争水平，扩大营业利润，纷纷将其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工序转移到中国内地，之后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加入其行列，由此逐步形成当前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现实。产品内分工导致全球生产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生产组织结构呈现出一条类似于“U”形的微笑曲线，而各个国家根据其专业化工序的不同分布在曲线上的不同位置。日本和韩国主要从事产品的研发和设计，美国和欧洲各国则提供核心技术，从事产品的全球化管理以及市场营销，这些都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活动，附加价值最高，位于微笑曲线的两端最高处。台湾地区和东盟各国提供产品的零部件系统或模块，属于中间产品的供应商，处于微笑曲线的次高端。中国大陆则从事中间品的加工组装，提供少量的组件，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附加价值最低，位于微笑曲线的最低端。由于各个国家都顺应了全球化变革下对生产工序的“重新洗牌”，在改变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对国内原有的某些生产环节进行海外转移，或者对当前的生产工序寻找更加廉价的生产地进行外包生产，这一方面使得各国交往更加频繁，联系更加密切，扩大了世界贸易的规模；另一方面也必然引起各国贸易顺差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根据微笑曲线的各国的不同位置，贸易顺差转移的原因和作用机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欧美国家
欧美国家消费水平高，占据了消费品市场的大块份额，同时它们也具有共同的产业特点，即技术密集型产业发达，人力资本价格昂贵，若在国内进行生产，最终产品价格必然居高不下，不利于国民生活品质的改善。因此在产业结构升级中，欧美企业会将大量产品生产链移向海外转移，在本国内重点发展服务业，并依托高新技术产业牢牢占据价值链的高端。对于产业链的转移，主要包括中间产品、零部件系统及最终产品的生产转移，而最终出口地分为两种情况，不同的出口地带来的贸易顺差转移的影响也不相同。一是将加工制成品用于承接国本国市场的销售，事实上，大量的欧美企业投资都是以在东道国销售产品为目的。原本在欧美国家制造生产并销往海外的产品现在直接在目标市场所在国进行销售，并且不需要中间产品的出口，这样欧美国家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变为零。而对中国而言，本来应该向海外进口中间产品或制成品，由于产业链转移到国内，这部分进口也就不需要了，因此贸易进口量减少。二是将加工制成品销往海外，包括对转移国最终产品需求的进口返销。欧美企业将本该承担的对外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的经常性账户中，并且由于对该产品由于需要进口返销，欧美国家表现为贸易逆差。而中国由于出口经加工后的制成品，出口增加。因此，中国的外贸顺差从进口减少、出口增加两方面得以扩大。在将产业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同时，某些欧美企业也会向承接国出口一些精密部件，由此增加了中间产品的出口，账户上反映出对中国的顺差。但是，精密部件有较高的科技含量，而欧美对中国一直以来实行技术出口限制，具有竞争力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难度大。因此，中国真正进口的零部件只是一小部分，再加上中间产品价值远小于最终产品价值，远无法覆盖对欧美国家的出口额，账户总额上仍然显示大额顺差。由此可见，欧美国家通过在中国建立跨国公司，获取对外投资的利益，却将贸易顺差留在中国的账户上。
（二）日韩国家
日本和韩国在产业结构升级后，将产业的重心转移到产品的功能设计和工艺开发上，而较低层次的加工制造环节则外包给毗邻的中国，最后将最终产品从中国出口销往海外。当日韩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时，需要向中国出口大量的中间产品及零部件系统，虽然日韩本国所需要的最终产品要从中国返销进口，形成了一部分的日韩对中国的逆差，但其价值远低于中间产品出口的价值额，日韩对中国显示的是大额顺差。对于中国而言，日韩的产业链转移包含三个步骤：第一步是从日韩进口中间产品以及零部件；第二步是在国内进行加工制造；第三步是将成品出口至欧美国家以及日韩。虽然中国对日韩国家存在中间产品的进口逆差，但在承接生产链的同时也承接了向海外出口制成品的贸易顺差，而后者的价值远远大于前者。日韩国家将对制成品的贸易顺差用中间品顺差来替代，大大缩小了顺差额，但中国却承担了对日韩国家和欧美国家的两部分顺差，形成了顺差最大化。统计数据分析，近年美国对日韩的贸易逆差占其全球贸易逆差的比重在逐渐下降，而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在不断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产业结构转移所引致的产品内贸易的发展。
（三）台湾地区和东盟
台湾地区和东盟各国在产业特点上也有劳动力价格低廉的特点，提供原材料、中间产品和零部件模块是其利用资源禀赋以及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体现。制造业是台湾和东盟地区的支柱产业，若将生产环节全部转移到中国大陆，必将产生“制造空洞”，因此这些地区往往会将对欧美出口摩擦较大的产业链进行转移，以避免国际贸易纠纷。转移地将某些加工零部件和原材料出口到中国，经过加工制造后以中国为出口平台销往海外。这个过程将本该转移地承担的贸易顺差全额转移到了中国的账户上，转移地对海外的最终产品贸易顺差为零，只承担了部分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顺差，远远小于成品的贸易顺差。由于进口大量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中国对台湾和东盟地区表现为贸易逆差，而作为出口平台，对欧美国家又表现为贸易顺差，两相抵消，在账户上仍显示为贸易顺差。在向中国转移生产环节的同时，台湾和东盟国家进口中国内地生产的制造业的中间产品，主要包括零部件系统及模块，这进一步拉大了中国对这些地区的贸易顺差。除此之外，台湾和东盟地区向中国的出口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再进口，也就是将原材料、中间品在中国进行加工制造，再返销到原地区进行下一步的加工制成。事实上，承接国在其中只获得了少量的劳务费用，但在经常账户上却显示了对转移地的大额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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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内地
中国人口总数大，就业岗位有限，因此就业问题一直以来是国内长期关注的问题，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对外开放以来，大量的外包工作也同样带来众多的就业岗位，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内就业压力。从某一程度上来说，低廉的劳动力优势缓解了农业隐形失业问题，这种社会福利是大部分国家在全球产业转移中都无法惠及的。中国在整个世界产业链中负责加工、组装的部分，从国内角度来看主要经过进口-加工-出口三个环节。随着大量外资的引进，许多外资公司将整条产业链转移到中国，经常账户上进口为零。生产出成品之后，外资公司将产品向海外销售，获取销售利润，产品出口收益记录在中国出口账户上，而实际上中国只是作为出口收益的“属地”，真正获取这部分收益的“属人”是外资公司。这里的外资公司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发达国家设立的公司。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在中国设立外资企业，大部分都是技术含量较低的电子机械、皮靴、玩具以及服装。这种产业转移使得中国与周边大部分国家与地区呈现逆差状态，而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呈现大量的贸易顺差。
四、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产品内贸易对贸易顺差存在一定的影响，本文将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关系及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加工贸易总额与贸易顺差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一步阐明其中的内在联系。由于中国从1981年开始发展产品内贸易，因此加工贸易贸易进口与加工贸易出口数据选择1981～2008年年度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统计年鉴》。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数据来源于1981～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在本文实证检验中，分别设进出口差额以及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SUR、pRo。
（一）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一系列的检验之前，首先运用eviews对序列SUR和pRo及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进出口差额的aDF检验表明，SUR在差分前是不平稳序列，经过二阶差分后平稳，因此SUR序列为二阶单整过程。
在对加工贸易总额的aDF检验中发现，pRo是一个三阶的单整过程。在协整检验中，根据降阶规则，本文等号两边的变量的单整阶数要求相等。由于等号左边的SUR序列是二阶单整过程，因此需要转化pRo的形式，使其序列同样变为二阶单整过程。在此，将pRo变量去对数，重新进行aDF检验。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pRo的对数形式经过二阶差分后平稳，因此LpRo是二阶单整过程，在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中，加工贸易总额将以对数形式出现，以保证检验的正常运行。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运用eviews中的GrangerCausalitytests，检验贸易顺差(SUR)和加工贸易总额（pRo）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estimateVaR中，根据aiC、SC最小值原则，选择滞后4期为最优滞后期（选择过程略）。
格兰杰因果检验
根据上述检验结果观察两个假设的可能性值，可以得出，可能性值分别低于1%的显著性水平，因此拒绝原假设，得出结论：（1）加工贸易是贸易顺差的格兰杰原因，即加工贸易增长促进了贸易顺差。（2）贸易顺差是加工贸易的格兰杰原因，即贸易顺差增长促进了加工贸易。
可见加工贸易能够促进贸易顺差的扩大，同时国内贸易顺差也能显著正向作用于加工贸易，两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前者是本文的讨论重点，因此下文将对两者的长期关系进行进一步探讨。
（三）协整检验
在LpRo与SUR时间序列都为二阶单整的基础上，做如下协整回归，检验二者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根据aiC、SC最小原则，选择滞后5期最为时间序列LpRo和SUR的最优滞后期。检验可得，上述变量存在协整关系：
其中，LpRo的t值显著。上述等式说明了加工贸易与贸易顺差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加工贸易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贸易顺差总额就会上升225个单位，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长期关系。
利用协整关系，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SUR(t)=1.528*SUR(t-1)+1.47*SUR(t-2)+1.388*SUR(t-3)+1.340*SUR(t-4)+1.276*SUR(t-5)+1219.606*LpRo(t-1)+647.696*LpRo(t-2)+1088.004*LpRo(t-3)-743.992*LpRo(t-4)-650.511*LpRo(t-5)-612.046-1.384(SUR(t-1)-225.053*LpRo(t-1)+1259.052)
上述模型将长期效应和短期影响明确分开，SUR(t-1)=225.053LpRo(t-1)-1259.052为长期均衡关系，调整系数为-1.384，表明误差修正项对SUR(t)的调整速度，负数符合反向修正机制。短期动态关系较为复杂加工贸易对数与贸易顺差总额的滞后一期至五期均对贸易顺差产生短期影响。
五、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加工贸易是贸易顺差的形成中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同时贸易顺差也会对加工贸易产生正面影响。基于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从加工贸易的角度出发，提出减少贸易顺差的一些政策建议。
（一）完善加工贸易政策
政府需要加强外资引进测评力度，合理引导海外产业链向国内的转移。对于大规模的产品外包承接，地方不能一味追求政府绩效全盘接受，而忽略了产品和生产链本身的质量及其发展潜力。政府需要制定更为全面、严格的外资引进政策，对于引进的外商投资，不仅要考量其规模，更需要对其产品链中涉及的原材料、加工工艺、中间产品的质量进行评估，考虑其是否对地方整体发展有益。在对产业链进行综合评估之后，再重新思考对于外商投资的引进问题，逐步减少低质量外资，由此可以进一步降低加工组装后的产品出口。另一方面，逐步取消某些吸引外资政策，如“超国民待遇”。推出此类政策的最初目的是吸引外商投资，而现今中国已经建立并且巩固了其在全球市场上的加工组装地位，优惠政策反而会导致更多的“假外资”流入国内。对于欧美国家市场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优惠政策的取消并不会影响其FDi的进程，因此取消部分政策实际上是给所有面向中国的产业转移进行了一次“过滤”，使得海外投资市场更加透明，利于中国FDi的长期发展，也减少了许多不必要出口，缓解贸易顺差。
（二）改善进口结构，在贸易转移过程中适当加大进口规模
在上文中提到，欧美、日韩国家在向中国进行产业链转移的同时，也会向中国出口精密部件，并且这种情况是常态。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制度限制（如美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这部分进口往往有限。政府需要在国际贸易协商中加强谈判技巧，争取更多的主动权，以获得更多的进口机会。同时改善国内进口环境，实行进口优惠政策，以吸引更多的资源进入国内。对于进口的内容，不仅包括精密仪器，也要拓展至国内短缺的原材料、精密设备和先进技术的进口，逐步在扩大进口规模的同时不断优化进口结构。随着进口量的扩大，贸易顺差的压力会有所减小。转贴于
（三）加快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改变出口增长方式
劳动力低廉的特点使得中国外贸出口呈现粗放型增长方式，即出口量是由大规模出口而非高收益引起。要摆脱加工贸易引起的贸易顺差，就必须打破当前的贸易格局，脱离“微笑曲线”的最低端，不断向上攀升，最终实现效益型增长的转变。政府需要重点发展技术进步与科技创新，不断增加外包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同时辅以金融、财政、投资政策对产业结构加以调整，直至出口贸易实现内涵式发展。当然，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在产业结构没有彻底转换之前，外贸都要始终保持自身比较优势，将加工贸易作为本国外贸的一大奠基石，在循序渐进中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良性转换。
（四）发展良性循环
从上述的格兰杰检验，得出结论：贸易顺差也会对加工贸易施加正面影响，因此贸易顺差的减少会引起加工贸易的减少，由此进一步降低贸易顺差总量。由于两者相互促进，可形成良性循环，以达到最终缓解贸易顺差的效果。
以上政策建议是从加工贸易角度出发提出的，实际上，贸易顺差是一个宏观问题，受到国内外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仅仅优化一方面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加工贸易属于影响贸易顺差的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国内消费需求、外汇管理、经济发展等，只有综合所有因素考量贸易顺差的形成，并针对各方面问题辅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以调整，才有可能引导贸易顺差达到较为合适的位置，真正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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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篇5
国际贸易理论产生于18世纪中叶，其目的在于研究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以及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应如何对待国际贸易。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建立。其后，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四个阶段。这四种理论在当时可以解释这样那样的国际贸易问题，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变化，这些贸易理论也逐渐受到新的贸易理论的挑战。本文主要分析了这四种理论的内容、结论、优势以及局限性，以期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关键词】
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源于批判重商主义，经过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李斯特以及当代的克鲁格曼，杨小凯等人的逐步完善已经建立相对完备的经济学体系，并不断应用于实际。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进程及演进规律无疑对制定正确的贸易政策从而促进各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古典贸易理论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为古典经济学的建立打下了理论基础。斯密认为人的本性在于追求自身利益，对利益的追逐产生物品交换的需要，进而产生劳动的分工，分工使每一种物品的生产都趋向专业化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根据绝对优势理论，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应该生产自身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并在国际市场行进行贸易以获得比自身生产更多的利益。绝对优势学说的创立有三个方面的主要意义。第一，它解释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即各国不同的自然禀赋和生产条件使各国对同种商品的生产具有不同的绝对成本，人类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驱使国家间贸易的产生；第二，它指明国际贸易能给参与到其中的国家带来比自给自足更大的利益；第三，它指出了自由贸易的必要性，既然一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取得更多的利益，那么就应该最大程度的开展国际贸易，即进行自由的国际贸易。由此可见，比较优势学说更能解释普遍的经济现象。因为比较优势学说表明，不仅拥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比自身生产更多的利益，不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也可以，为现实中的此类国际贸易提供了理论依据。既然国家贸易能为所有的国家带来更多的利益，那么国际贸易就应该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进行。这样，比较优势学说就从理论说明了自由贸易的必要性。当然，任何理论都有其进步性和局限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不足之处。一是比较优势只对国家间贸易的分析是静态的，它只能总结某一时点上国家间贸易的优势所在，无法分析比较优势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可能会产生的变化。二是比较优势理论只以生产商品所需劳动时间为依据，忽视了各国的自然禀赋和技术条件等可能会影响到比较优势的其他因素。三是比较优势没有说明国际贸易中利益的分配问题，即贸易双方以什么样的比例分配贸易利益。
二、新古典贸易理论
1993年，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出版了《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俄林在书中的分析选用了新的理论基础，即他选用了自然要素禀赋而非生产商品的时间，从新的出发点分析了国际产生的原因。生产要他在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中各个国家对各种自然资源的占有情况不尽相同，而且各种商品的生产所需要各种要素的比例也不一样，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可以通过生产以本国具有的相对丰富的资源为要素的商品并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以获取贸易利益。原因在于，以相对丰富的资源为生产要素必然使得该国这种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低于这种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所生产的这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从而利用价格优势获取比国内市场的贸易中更多的利益。显然，赫克歇尔俄林提出的模型在比较优势学说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俄林模型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解释了比较优势理论中相对优势产生的原因，即在于各个国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状况的不同。两地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不同导致商品的生产成本不同，产生市场上商品价格的差异，为贸易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二是俄林不仅对某种商品的生产和贸易作出分析，而且从资本、技术等要素出发在宏观层面上说明一个国家的贸易优势和劣势所在。第三，俄林模型解释了国际贸易可能会给一国经济和国民收入带来的影响。由于一国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使用丰裕生产要素的资源并获得高于国内市场的利益，必然使得该种要素的需求量增加，价格上升。反之，需要使用本国相对缺少的资源生产的商品可以从国际市场获得，从而使该类商品生产要素的需求减少，近而使该种商品的价格下降。生产者和消费者均会从此类贸易中获得更多利益。
三、新贸易理论
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发展迅速，克鲁格曼、迪克西特、诺曼、赫尔普曼等经济学家不断尝试把新的理论应用到新古典贸易理论中来解释现代国际贸易现象，逐渐形成新贸易理论。其中，对新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的《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奠定了新贸易理论发展的基础，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至今不衰。与俄林选择自然资源禀赋为研究的出发点不同，克鲁格曼改变了对国际贸易理论分析的基础，他假定厂商的生产是规模报仇递增的，并以此为依据得出使市场实现均衡的两个条件。首先，根据微观经济理论，厂商为了获得最大化的利润需要选择在边际利润为零的点上进行生产，在该点上厂商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边际利润为零。其次，厂商可自由进入或推出一个行业的生产，通过经济学的分析可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价格等于平均成本时，进入生产的厂商数量等于退出生产的厂商数量，即生产规模实现均衡。新贸易理论通过解决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瓶颈而把贸易理论的发展推向前进。新贸易理论相比新古典贸易理论最大的优势在于其现实适用性的提高，它能够揭示经济中更普遍的现象，并对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难题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即为什么国际贸易的大部分没有发生在要素禀赋相差极大的国家之间。在新贸易理论中，由于商品的多样性及其随经济、科技、市场需求等的不断发展和变化而处于变动之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生产所有种类的商品，所以国际间的贸易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至于在生产商品的分工中哪个国家生产哪些商品则由资源占有状况和生产条件等因素确定。新贸易理论当然也是不尽完善的，它的缺陷主要在于对厂商的要求过于严格，严格假设所有的厂商完全相同，忽略了各个厂商之间所存在的领导者才能、资本及技术条件的差异，无法解释行业中厂商数量及规模的变动，或者一些企业在竞争中步步为营，规模和收益不断提高，成为行业中的主导者，而另一些厂商却在竞争中被淘汰，退出竞争。对前人无法解释的难题做出解答是新的理论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新贸易理论虽然解释了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里昂惕夫之谜及相关难题，它自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某些方面与现实不相吻合。针对这一问题，新贸易理提出了贸易障碍这一概念试图对此做出解释，但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变量或参数在模型中做具体的分析，因此这一问题至此并没有得出系统合理的解释每一个理论的局限之处都会成为新理论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基于对这一难题的解释，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得到了拓展。
四、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新兴古典经济学家的主要创立者是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关键假设是经济中的每个个体都即使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由于每个个人、厂商或者国家都不能囊括所有商品的生产，因此生产者之间存在分工，为贸易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当分工产生的专业化经济大于进行贸易所需花费的交易成本时，贸易产生。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系统地解释了贸易产生的原因，该论证在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中同样适用。由于该理论对分工的论证主要基于内生优势，因此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也被成为内生优势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认为，分工是贸易产生的必要条件，当分工经济大于交易费用时为贸易的产生提供了充分条件。即使所有的人都完全相同，不存在任何差异，也会在后天的分工选择中形成各异的内生比较优势，分工促使贸易的产生，贸易的成本形成交易费用，当交易成本大于分工经济的时候贸易产生的条件消失，各国又会发展封闭式经济，取消国际贸易。所以分工与专业化经济大于交易成本是贸易产生的必须条件，二者缺一不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交易效率在不断提高，交易所需的成本不断下降，分工经济的优势更加突出，又会返而促进商品生产的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市场经济越活跃，商品种类越多，消费者对多样化商品的需求就会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满足，从而使福利水平提高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杨小凯教授对古典贸易理论的深层次完善和补充。他从国际贸易的基本问题即贸易的产生出发，对贸易的起源进行了追本溯源的分析，并对在此基础发生的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及各个层次经济体的运行做详尽的阐述，使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更加完整。同时在围观和宏观层面上对贸易的运行机制进行了理论总结。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以内生比较优势为依托，与古典贸易理论的外生比较优势形成对比，但又以之为基础。相比静态的古典贸易理论分析，新兴古典贸易理以专业化经济为基础对贸易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产品和市场的相关问题做了动态分析。世界经济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而静态分析却只能描述在某一时点上经济的状态。因此，为了使理论更加接近现实，需要对经济的动态运行进行分析，内生优势的变化就是动态分析的主要因素。动态分析使理论更加接近现实，增加了对现实的适用性和解释能力。其次，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现实化的理论，它以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为衡量标准现实经济的运行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管理者对贸易选择相关决策的制定提供指导，以在分工经济和交易成本的矛盾之中找到平衡点，使经济的运行更加稳定和高效。而且说明了国际贸易中经济分工的均衡状态，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再次，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原因做了统一分析。认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起源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当分工产生的专业化经济大于交易成本时，贸易就符合人类最大限度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因此自然产生。它突破了新贸易理论的局限，即虽然说明国际贸易的益处，却无法论证为什么国际贸易要由国内贸易发展而来，而不是在贸易产生的时候就被所有的国家所承认并采取。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起源的统一是该理论对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最大贡献，不仅使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更加完整，也把经济运行的本质在更深层次上揭示出来，提高了理论对现实经济的认知和解释深度，因此也具有及其重要的现实性指导意义。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两点。首先，它无法指明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应依据什么原则选择出口和进口商品。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出口一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或者进口存在比较劣势的产品举均能获得比自己生产更多的利益。因此可以根据生产商品的比较成本的高低来确定要出口或进口哪些商品。新古典贸易理论中，对贸易模式问题也给出了明确说明，一国应出口较多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较多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通过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获得更多利益。在新兴国际国际贸易理论中，克鲁格曼指出，商品生产的专业化生产所带来的利益是国内和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无法对具体应选择哪些产品用于出口或哪些产品需要进口做出具体说明。只能说明一国应出口本国的专业化经济较强，交易成本相对较低从而可以带来更多交易利益的商品，同时需要进口那些本国的专业化经济较弱，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获得的商品。至此，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三大基本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第二个缺陷在于其对现实经济解释力的欠缺。该理论追求形式上的全面性，而无法顾及对经济运行细节的说明，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个宏观的框架，而不致力于对细微现象的解释。为了构建严密的逻辑框架，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提出了严格的假设条件。而且该理论中所涉及的数据无法从现有资料中获取，从而无法对其进行检验或运用这一理论对现实状况进行预测。此外，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更适用于解释长期中的经济现象，而对短期经济现象缺乏解释力，所以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在现实中的适用之处极其有限，它在理论上对以往贸易理论的发展及对以后贸易理论的启示方面所起的作用远大于它对现实世界经济运行的解释和对经济发展的预示。即理论意义大于其现实意义。
作者：于彩凤单位：贵州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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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篇6
1994年新税制实行以来，出口退税问题一直为我国财政、税务、外经贸部门及企业所关注：1994、1995年出口骗税猖獗，加上增值税征收中存在的“征少退多”，使财政面临巨大压力而不得不两次下调出口退税率；退税率下降虽减轻了财政负担，但却加大了出口货物成本，降低了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1998年以后，为扩大出口、刺激经济增长，政府又先后多次、分批调高各类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率的频繁变动，使出口企业无法对生产经营进行长期、科学的规划，而且影响了税法的严肃性，在国内、国际上造成一定影响。同时，这也说明政府决策尚未找到出口退税的规律，对出口退税带来的问题还未从经济运行内在的规律性去认识，只是就事论事。那么，我国应实行什么样的出口退税机制呢？本文试图在分析出口退税理论和我国出口退税实践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探讨我国出口退税机制的改革思路。本文共分四部分：
第一章是出口退税理论。第一节首先界定了出口退税的涵义，指出出口退税是国家为增强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由税务部门将出口商品中所含间接税退还给出口商的一种政策制度；同时，为了正确理解此概念，还阐明了它与出口免税、出口零税率的联系与区别及与增值税退税的区别。第二节从理论角度分析出口退税存在的根源在于国际贸易，即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使国与国之间进行贸易有利可图，而国际贸易是商品和劳务的跨国流动，因此，依据双重征税权，它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进口国和出口国政府的征税对象，从而导致对同一商品和劳务的双重征税问题；由原产地国家对出口商品退税便是为解决重复征税问题而进行国际税收协调的结果。第三节介绍出口退税坚持的基本原则，即“征多少退多少、不征不退”的中性原则。第四节说明不同的外贸经营机制所需要的最佳出口退税方式不同。
第二章是对出口退税的国际比较与借鉴。本章主要介绍国外出口退税的一些具体做法，并对这些做法作了经验总结，为改革我国出口退税机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国际经验。第一节介绍法国的出口退税情况，特别介绍了法国出口货物的免税购进制度。第二节介绍了英国和希腊的出口退税制度。第三节，介绍韩国和泰国的增值税制度和出口退税情况。韩国实行的是消费型增值税，其增值税退税不仅包括了出口退税，也包括了资本品投入后进项大于销项的退税。第四节，对国外出口退税的经验总结，指出保证出口货物不含税出口是各国的基本政策；实行零税率是各国实现出口货物不含税的基本方式；完善的税制、先进的管理手段和强有力的保障措施是出口退税的基本国际经验。
第三章，我国出口退税制度的历史、现状及问题。第一节主要回顾我国出口退税的历史，介绍现行出口退税制度的发展过程。第二节概括现行出口退税办法的主要内容。第三节分析我国出口退税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出口退税政策变化过频及缺乏足够的可操作性，出口退税制度本身缺乏与相关政策的必要协调，出口退税的程序性法规不完善、管理方式和手段也存在诸多问题等。
第四章，出口退税机制改革。第一节阐明我国出口退税改革应遵循的主要原则是有利于促进出口，有利于完善增值税，有利于推动外贸制的发展及其操作性要强。第二节指出我国出口退税机制改革的方向是实行规范化零税率，并分析了这种模式所需的条件和优缺点。
第一章出口退税理论
第一节出口退税的涵义
出口退税，是指国家为增强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由税务部门将商品中所含的间接税退还给出口商，从而使出口商品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一种政策制度。其核心,一是商品输出国境外，二是退还商品形成过程中的间接税。
为了正确理解出口退税的概念，有必要弄清它与零税率、出口免税的联系和区别。三者的联系在于，它们都是对出口货物而言的，都是为了提高本国出口货物的国际竞争力，以促进出口。三者的区别表现为：
1、从采取的方式看，出口退税包括对出口货物实行免税、退税及对出口货物的税收在国内税收中抵扣等方式；出口免税只指免除出口货物应纳间接税；出口货物零税率则指出口货物适用零税率，以保证其不含税出口。
2、从适用的税种看，出口零税率一般只适用于增值税；而出口退税和出口免税不仅适用于增值税，还适用于其它间接税，如消费税。
3、从征、退税率的关系看，出口退税的退税标准是退税率，而退税率与征税率有时并不一致；出口免税是免除出口货物的应纳税额，不涉及退税率；而零税率的特点是对纳税人的出口货物实行本环节免税，对购进的原材料、半成品等允许在内销货物中抵扣，抵扣不完的可以结转下期或实行退税。
就增值税而言，三者也有差别。其中，免税与零税率的不同之处在于：
1、零税率有抵扣权，免税无抵扣权。增值税零税率是由免税、抵扣、结转和退税等形式相互结合实现的（其中抵扣是指出口货物所含的进项税可以在内销货物中抵扣）；而增值税的出口免税一般是指免除出口货物在出口环节应纳增值税，但对纳税人以前环节缴纳的增值税不予抵扣，所有的进项税都要由纳税人自己消化。
2、零税率实现了货物不含税出口；而免征出口货物增值税只能保证出口货物在最后一个环节不含增值税，其中间环节所含增值税不予退还，从而达不到货物不含税出口的目的。
增值税的出口零税率与出口退税的不同是：1、出口退税需要根据退税率计算退税额，而退税率并不一定是征税率，所以货物出口时未必能实现零税率；2、出口退税运用的方式主要是“先征后退”和“免、抵、退”；零税率除了“免、抵、退”方式外，还可通过免税购进（零税购进）实现。免税购进，是指出口商凭有关证件可以从生产商手中免税购进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商对其购买的出口货物只付货款，不付税款；而生产商在计算应纳税时，其销售给出口商的出口货物要按零税率计算。这种方法，使出口货物在生产商手中是零税率，到了出口商手中仍然是零税率，货物出口后自然也是零税率。免税购进实际上是将出口货物零税率向前推进了一个环节。
正确把握出口退税的概念，还应当注意它与增值税退税的区别：出口退税是对出口货物已缴纳增值税的退还，增值税退税则是因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而进行的退税。进项大于销项，可能是本期进项税额太大，也可能是本期销项太小；而本期销项太小，可能是由于国内销项太小，也可能是由于出口货物太多
第二节出口退税产生的根源
一、出口退税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国际贸易
出口退税问题之所以能存在，追根溯源，产生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可以说，没有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就没有商品和劳务的进出口，出口退税也无从谈起。因此，为了说明出口退税的根源，必须首先阐明国际贸易存在的原因。
国与国之间为什么要进行国际贸易？尽管各个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基本原因有两个：第一，进行贸易的各个国家经济（资源、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上存在着千差万别，当它们各自从事自己擅长的事情时，就能相互取长补短，从这种互补中获益。第二，国家之间通过贸易能促进生产达到有效规模经济。也就是说，每个国家生产一种或几种产品，容易达到大规模生产，实现规模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这时候的生产效率比什么产品都生产时要高得多。
1、技术或资源的差别使各国生产自己的优质高效产品并进行国际贸易
各国在技术（劳动生产率）上的差别导致国际贸易发生的情形可用比较优势来解释。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在其它国家生产该种产品的机会成本，那么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当两个国家都分别专门生产本国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时，则两个国家都能从贸易中获益。
在现实世界中，各国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只能部分地解释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各国行业间贸易发生的另一原因是资源差异。加拿大向美国出口林木产品并不是因为加拿大林木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比美国同行业高，而是因为在人口稀少的加拿大，人均森林面积占有量高于美国。因此，现实中的贸易理论不仅要看到劳动的重要性，也要看到其它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矿产资源）的重要性。一般说来，各国都倾向于出口国内充裕资源密集型的产品。
然而，用比较优势只能解释存在技术或资源差异的行业间贸易，而占世界贸易大约1／4的行业内贸易（产业内部的双向贸易）却不反映比较优势。行业内贸易在发达国家的制造品贸易中比较普遍：随着时间的变化，工业化国家在技术水平及资本和技术工人的资源储备上变得日益相似，因此在某一产业内部已没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可言，许多国际贸易也因此出现了产业内双向贸易的形式。这并非是基于比较优势的行业间生产专业化，而主要是因为规模经济的推动。
2、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点。
上表列出了某一假想行业的投入产出关系，且该产品的生产只需劳动这一种投入。假定世界上只有美国和英国两个国家，二者具有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同技术，最初都生产10个单位。根据上表，该产量在每个国家均要15小时的劳动投入，即全世界用30个小时来生产20单位产品。但是，现在假定该产品的生产集中到一个国家，譬如说美国，且美国在这一行业也投入30个小时的劳动。然而，在一个国家内投入30小时劳动，却能生产出25件产品。显然，生产集中到美国使世界能以同样的劳动投入多产出25％的产品。但美国从哪里获取生产这种产品所需的额外劳动呢？英国那些原先从事该产品生产的工人又去干什么呢？为了得到某些产品扩张生产所需的劳动，美国必须缩减或放弃其它产品的生产；这些放弃的产品将在英国生产，英国则雇用那些因其原先所从事行业由英国转到美国进行扩张而被放弃的工人来从事这些产品的生产。不防假定有许多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我们分别给其编号：1，2，3，……。为了利用规模经济，每个国家必须集中生产有限类别的产品，如美国生产1，3，5等类产品，而英国生产2，4，6等类产品。如果每个国家都只生产几类产品，那么每种产品的生产规模均能比以往各国什么都生产时大得多，世界也因此生产出更加丰富多样的产品。
国际贸易又是如何因此产生的呢？假定产品1在美国生产，产品2在英国生产。由于消费者希望能消费花色繁多的商品，那么美国产品2的需求者必须购买从英国进口的产品2，同样，英国产品1的需求者也只能购买从美国进口的产品1。国际贸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它使各国既能利用规模经济来生产有限类别的产品，同时又不牺牲消费的多样性，甚至还增加了可供消费的商品种类。
上述例子充分说明了互利性的国际贸易是规模经济的结果：各国用比以往更有效的规模来专业化生产有限类别的产品；同时，它们之间的相互贸易又使消费所有产品成为可能。
总而言之，技术或资源差异导致比较优势再加上规模经济的推动，这就是国际贸易产生、发展和千变万化的根源和内在动力。
二、出口退税是国际贸易实践中税收协调的结果
税收管辖权涉及一个国家的经济权益，所以在流转税的立法上，各国普遍采用原产地与目的地双重税收管辖权，以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但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商品和劳务在国际间的流动日益全球化，而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带来的收益又足以弥补税收权益丧失所带来的损失。因此，人们在选择以最少的税收损失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的有效方法时，逐步放弃了对出口产品的原产地征税权而实行出口退税。随着增值税实施范围在全球的扩大，出口退税逐渐成为处理国际贸易中税收问题的一种有效形式并为多数国家所接受，从而形成一种达成共识的国际惯例。
第三节出口退税的基本原则
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篇7
一、全球变暖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与世界上的美伊战争，朝鲜核危机等等相比而言，全球变暖更是一个值得全世界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他已经唤起了全世界人们的重视和思考。而且在2008年5月和6月的“贸易与气候”国际研讨会上，人们也越来越不难发现国际贸易与全球变暖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关系。
(一)全球变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全球变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也十分的显著，他是一把双刃剑对国际贸易体系既有利的方面同时也有弊的方面。这对我们在世界的贸易交易中应该既是一种挑战和机遇同时也是一种威胁和竞争。
1、可以改变国际贸易的模式。全球变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也十分的显著，它与气候的变化有着显著的关系。而气候变化对国际贸易主要的影响在于,气候变化导致原来纬度地区的气温异常升高，高维度地区的气温也比同纬度时期要高出很多，从而使得各国原来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一些产业会不得不因为来自气候和地理因素的变化而改变国家的贸易结构模式，比如原来以海洋，珊瑚，海洋渔业等等的一些资源会由于海平面上升和气候变暖而消失。这种影响也不仅仅是商品生产和销售行业，同时对于服务业也有巨大的影响，尤其是旅游行业。海平面上升后将淹没沿海的部分沙滩使得原来以海滩，海岸风光为主要休憩地发展的旅游行业将会逐渐冷淡。当然全球变暖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仅仅是消极的，他同时随着气温的升高也会使得原来不适合在该地种植的一些作物和资源凸显出来。形成新的自然资源和新的服务行业吸引更多的游客。但是这个同时也需要一个国家有足够的准备和时间去发掘调整。不然将白白耗费所有的新资源。
2、增加了国际贸易的脆弱性。全球变暖带来的自然灾害比如说飓风，暴雪，冰冻等等恶劣气候他将会导致该地区的国际贸易线路终止。尤其是突发的，没有任何防范的自然灾害的突然降临将会使得国际贸易的机场港口，码头等等交通场所关闭，从而延误了国际贸易交易的时间从而导致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双方信誉度的降低。海上的飓风等有可能还会导致海上货轮的被损干扰海运，对货物造成一定的损伤。这样一来，全球变暖就会给在国家贸易中，进行供给，运输销售的行业带来损失。从而增加了国际贸易的脆弱性。
(二)国际贸易对全球变暖的影响
全球变暖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双向关系。由于世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进步，大大减少了世界范围内的运输和成本，扩大了各种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易。其次，投资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和开放使得许多国家都已经实现了贸易政策的自由化，同时也让跨国公司在全世界的生产分工更加容易，一件商品的生产可能来自世界很多个国家的不同零件所组成。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使用发达国家的零售件，发大国家也开始利用发展中国家丰富的劳动力和资源市场优势发展经济。而贸易开放又严重影响了温室气体的排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上。而这种规模效应是指随着国际贸易范围和和合作的不断扩大,使得世界各个国家对商品的需求增加,从而使得原先的规模包括能源使用，资本,劳动力的扩大。从而影响到更多的温室气体的排放。
二、运用国际贸易体系应对全球变暖的举措
从全球变暖和国际贸易的关系中我们不难发现，全球变暖已经成为了国际贸易中的一个焦点，如何应对全球变暖势在必行。因此如何运用国际贸易体系去应对全球变暖的举措已经成了全人类的共识。但是从近几年以来的世界各国会议上我们不难发现京都议定书后全球变暖没有任何进展，哥本哈根大会原本是为了制定京都时代减排政策的会议失败，这些严重的阻碍了我们对全球变暖问题的关注。
(一)采取边界措施应对全球变暖
目前烟尘排放税已经在各国得到了实施，但是具体的对这些烟尘中含有碳石化燃料的消费税具体怎么去征收目前还没有很好的确定这个边界税。因此只能对全球变暖中的影响因素出发大力调整烟尘排放税或者能源税的边界税；其次还应该对与排放权交易体系有关的因素进行边界调整。当然，在采取措施的过程中除了以上两种措施以外还有可以有鼓励其他国家减少排放量的方式或者说对于一些在国际进出口贸易中的交通运输工具适当的征收一定的税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较高的交通工具，以此目的来达到更好的为社会和环境服务，对谁污染谁治理进行支付的措施进行整治。
(二)划分减排的标准应对全球变暖
哥本哈根会议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在如何划分减排标准上各国之间发生了分歧。因为对于各个国家而言，不同的标准必然会影响到各个国家对于国家集团之间的利益的争论，利益的不同对于各个集团之间减排的责任就不同。比如可以划分减排责任的标准有碳等价物标准，人均排放标准和历史累计标准等等。历史累计标准中主要采取的减排措施主要是烟尘排放税和贸易交通税等等
(三)实行贸易开放政策应对全球变暖
贸易的开放可以增加收入，收入的增加能够使得环境质量的要求也会更高。从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主要的小途径是加大产品技术的贸易开放以及气候友好型产品的生产以使得的气候变化在技术的升级和转化中得到缓解。尤其是采取在环境技术上更新快和价值高的产品，来降低公司的排放成本。同时技术的传播和推广也将通过国际贸易来更好的实现。
(四)加大对农业部门贸易开放应对全球变暖
气候的变暖将会影响到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因此没有国际贸易各国地产的粮食将无法满足国内的人口需求和农产品的需求，这个时候必须通过贸易合作伙伴来供应来满足国内对某一农产品的需求。国际贸易在这个过程中就减轻了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大量经济学家对于研究如何帮助或者减少降低气候变化在农产品中或者食品或者原材料中的成本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当今各国都在实行农业补贴，其实就是对农业的开放尤其是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补贴力度的加大更好的为在贸易中受损的国家提供资金带来利益。其次农业本身作为绿色的东西就可以起到一个改善气候的作用。
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篇8
关键词：价格贸易条件 收入贸易条件 贸易利益
一、引言
贸易条件这一概念很早就在经济学经典理论文献中出现了，但由于受传统国际贸易模式一定是正博弈过程的影响，贸易条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广泛讨论和研究。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普雷维什(raulprebisch,1950)和辛格(hanssinger，1950)提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观点之后，关于贸易条件的研究才持续不断进行着。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施开放政策以来，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占全球贸易总额比重的大幅提高，贸易结构也有较大的改善，那中国的贸易条件变化如何、影响中国贸易条件变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中国将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使中国贸易条件向有利的方向变化?
贸易条件是反映一国贸易利益和贸易地位变动的基本概念。根据马歇尔的提供曲线，贸易条件说明了国际贸易为两国带来的利益范围及各国在利益分配中各占的比例。但是由于利用马歇尔提供曲线的假设前提是物物交换下供给等于需求，因此根据提供曲线研究贸易条件只适用于抽象的理论分析，同样不能具体地定量地得到一国一定时期贸易条件变化情况。在贸易条件的实证研究中，采用进出口价格指数和数量指数编制不同指数形式对贸易条件变化进行评价。在贸易条件评价指标的不断完善中出现了不同侧面反映贸易条件变化的各种形式的贸易条件指数，最主要的有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单要素贸易条件、双要素贸易条件等四种形式。本文主要考察价中国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价格贸易条件(netbartertermsoftrade，nbtt，也经常被称为净贸易条件、净易货贸易条件或净实物贸易条件)是指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之比，反映的是一国出口单位价值商品能获得单位价值进口商品的变化，体现的是贸易利益分配的公平问题。收入贸易条件(incometermsoftrade,itt)是通过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乘以出口商品数量指数而得到的，反映的是一国出口商品的总体进口能力的变动情况，即出口收入变动所能获得进口商品的变化，体现的是通过国际贸易获得效率的问题。
二、中国贸易条件评价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online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对中国1980年至2006年的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进行评价。中国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对比，出口价格指数在大幅度波动中降低，而进口价格指数则是在小幅度波动中提高，并且进口价格指数提高的程度大于出口指数降低的程度。正是在中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的大幅度波动下降、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小幅度波动提高和进口价格指数提高的程度大于出口指数下降的程度的共同作用下，1980年至2006年这27年问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总体趋势是有较大波动的下降，与1980年相比，中国贸易条件除1981年都处于恶化之中。这说明中国出口单位价值商品所能获得的单位进口商品是减少了，中国在国际贸易利益的公平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但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波动的幅度看，这种波动具有一定的收敛性，用每5年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做一次移动标准差分析，所得到的标准差变动也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说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程度是在减轻的。
中国出口增长指数快速持续提高，由1980年的100，提高到了2006年的4430.14，也就是说2006年中国出口商品数量是1980年的44倍之多，年平均提高指数达到了115.70。虽然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在1980年至2006年间有所下降，但幅度仅为17.57％，远不足以能抵消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幅度。因此，在出口商品数量增长的强大推动下，中国收入贸易条件指数变化是持续上升的，即中国的收入贸易条件持续改善。这说明中国出口商品的总体进口能力在不断提高，中国通过国际贸易获得了更高的效率。由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程度在减轻，特别进入21世纪之后恶化程度明显下降，使得中国收入贸易条件近几年的改善幅度相当大。
三、中国贸易条件变化的原因分析
根据贸易条件的计算公式，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和进口价格指数上升，收入贸易条件改善的全部依赖于出口的增长。从中国出口和进口价格指数可看出中国进口价格指数的上升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程度大于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的影响，并且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程度有下降的趋势，相反，中国进口价格指数下降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程度有上升的趋势。影响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和进口价格指数上升的因素有很多，比较突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工贸易增长迅速
中国以加工贸易方式的出口由1981年的13.31亿美元增长到了2006年的5,103.55亿美元，占总出口的比重由5.14％提高到了52.67％；以加工贸易方式的进口由15.04亿美元增长到了3,214.72亿美元，占总进口的比重6.83％提高到了40.62％。加工贸易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原料和中间投入品主要靠进口，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中间产品，其价格往往缺乏弹性，且易受出口国垄断，会使中国进口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同时加工贸易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存在制约，首先，迅速增加了中国制成品的出口量，造成出口商之间恶性竞争，使出口价格上涨受到抑制；其次，在目前这种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体系中，由于中国处于生产的下游或终端，多为简单的加工和组装发展阶段，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是跨国公司的“装配车间”。增值率不高导致出口价格难以上涨。相反，随着加工贸易进口需求绝对值迅速增加，导致国内加工企业对国际燃料、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和成套设备的需求大幅度上升，鉴于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价格在最近20年中基本上处于上升趋势，进而使进口初级产品的价格指数趋于上扬。
(二)国际市场比较集中
中国的进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发达程度基本上都高于中国。2006年出口最多的前10国家或地区的出口总额占中国总出口的68.73％，前3个国家或地区占46.48％，仅向美国和日本的出口就超过了全部出口的三分之一。2006年进口最多的前10国家或地区的进口总额占中国总进口的63.60％，前5个国家或地区就占将近一半，达到49.22％。中国的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以至于在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低迷的情况下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受到较大的影响。如美国经济时好时坏，日本经济则长期表现不佳，美国和日本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其经济的发展状况对中国出口影响很大。一方面，美国和日本经济不景气引起的需求下降，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另一方面，出口市场的经济低迷容易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导致贸易摩擦，使中国出口受阻。
(三)fdi大量流入
中国fdi吸收量由1984年的26.51亿美元增长到了2,001.74亿美元。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fdi企业进出口比重由原来比较低的水平提高到了2006年的58.87％。根据国际收入转移的贸易条件效应一般原理，收入转出国的贸易条件将趋于恶化，收入转入国的贸易条件将趋于改善，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应该趋于改善。但fdi的净流入并没有带来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吸收fdi主要流入劳动密集型行业，易造成出口企业的恶性价格竞争。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要出口产品的贸易结构在国际贸易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低素质劳动力为基础的产业发展导向不能维持国际竞争优势，从而陷入“比较利益陷阱”，并造成了中国对经济发达国家的依赖。二是fdi形成的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执行“转移价格”，影响了中国进出口价格。目前在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为了达到减轻所得税负、转移资金和利润、逃避管制等目的，往往采取高价进口中间产品、原材料、机器设备，而低价出口制成品的经营策略。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中国进口产品的高价位；同时，即使不考虑国家出口退税等支持措施，而把劳动生产率差异、技术水平差距等因素考虑在内，外企的出口价格水平也明显偏低。跨国公司的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进口价格却降低了出口价格，在fdi企业进出口比重接近60％的情况下，直接导致了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
(四)关税下降使进口需求扩大
加入wto后，由于关税大幅度下降，进口商品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但由于进口需求强劲，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下，实际进口商品的价格没有明显下降，这一点通过计算进口价格指数能得到很好的验证。一个贸易大国征收关税，能使出口品的相对价格降低，生产者就会生产更多的进口品，而消费者会消费更多的出口品，这样，出口品的相对供给减少，相对需求增加，从而出口品的世界相对价格会上升，贸易条件得以改善。而在关税下降时这一情况正好相反。中国加入wto后，关税一直下降，而中国又是一个贸易大国，因此，贸易条件的恶化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四、改善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对策
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变化看，中国近30年参与国际贸易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损失一定的公平获得了更高的效率。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虽然发展成为了贸易大国但并没有成为贸易强国。中国参与国际贸易能否即提高公平程度又能获得效率呢?针对上述原因，通过以下的努力可有效防止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降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公平损失程度，保持收入贸易条件的持续改善，进一步提高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效率获得水平。
(一)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和产品差异化程度
中国出口产品绝大部分是制成品。通过提高制造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制造业产品的附加值，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水平和差异化程度。加大对高新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建立一批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孵化器，加快知识向高新技术的转化，加快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建立健全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创新体系，对企业的研究开发给予财税支持、资助和信息服务，提高研究高新技术方向的市场性；加强企业与高等院校的科研合作，使高等院校的高新技术成果能较快投入到产业中去，拉近技术主体与市场主体的距离。
(二)鼓励加工贸易向纵深拓展
鼓励加工贸易向上游产业延伸。通过加工贸易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利用外资政策和税收政策结合起来，消除加工贸易向上游产业延伸的体制约束和政策障碍，引导加工贸易向关联度大的产业和经济的纵深环节拓展。发挥内资企业现有的生产基础和技术基础，积极促进内资企业发展加工贸易，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调整加工贸易税收政策，鼓励加工贸易企业更多地使用国产原材料和零部件，促使加工贸易通过贸易和投资行为从下游装配业到中间产品需求再向上游原材料工业的逐步延伸，提高原材料工业水平，延长国内产业链，推动中国上游产业和基础工业的发展，促使加工贸易向纵深拓展。促进加工贸易向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和价值链高端延伸。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和各种财政金融措施，将加工贸易的发展纳入国家产业政策范畴，实行加工贸易的产业评估制度，提高技术含量和加工深度，鼓励加工贸易向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三)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积极扩大海外市场，避免出口市场的过度集中。扩大与发展中国家(如东欧、南美洲、非洲、中亚等)及周边国家(如俄罗斯、韩国、东盟、南亚国家等)的贸易往来，使中国的出口市场多元化，从而减缓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状况及政策变化带来的冲击。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偏好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根据需求相似说，发展与他们的贸易关系，不仅出口商品价格不容易下降，还有利于扩大中国商品的出口。根据引力模型，周边国家具有地缘优势，双边贸易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且中国相对而具有较高的发展程度，价格贸易条件改善比较容易。
(四)有选择地继续鼓励引进fdi
大跨国公司和效率寻求型的fdi能带来的溢出效应更显著，能迅速扩大中间贸易品的出口，使中国比较容易地更深入地融入到世界经济生产体系之中，使中国的贸易政策倾向更稳定。建立包括fdi来源、目的和溢出效果等内容的fdi引进项目评估体系。通过对fdi投资主体的整体评估，说明fdi投资主体是否具有全球性的生产和销售体系；通过对fdi引进项目性质的评估，说明fdi投资主体来华投资是为了巨大的市场还是为比较低的生产要素成本；通过项目预期结果的评估，说明fdi对出口贸易、技术、管理和劳动力等溢出效果如何。制定专门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通过与目录相适应的进出口政策和生产税收政策，引导fdi投向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部门，投向国际化生产链条中附加值大、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或加工工序环节，提升加工贸易产业发展的层次。
(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借鉴浙江一些行业协会在协调同类商品出口方面的经验，在国家层面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做好出口产品规划，防止国内出口厂商的恶性竞争。由于国内厂商问的恶性竞争，附加值原本就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被压得极低，由此带来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国内福利水平的降低，并加剧了贸易摩擦。国内厂商的单打独斗不但表现在产品的出口上，也表现在对原料的进口上。在国际原料价格大幅提高、际能源争夺日趋激烈的今天，国内厂商应该联合起来面对国际原料供应商，增加自身的谈判砝码。
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篇9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iit指数竞争优势
按照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在实践中各国都是专业化的生产某些产品，用以交换不能生产或生产成本较高的产品，其国际贸易格局表现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品的相互贸易，尤其以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和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之间的贸易模式为主。一国不可能既生产某种产品又出口该种产品，然而现实却是资源禀赋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相似产品的贸易现象日趋频繁，并且占各国的贸易总额比重逐年上升。对这一贸易现象的原因、特点、性质等的研究称之为产业内贸易理论。
一、产业内贸易
所谓产业内贸易是相同产业内具有较为严密的生产替代和消费替代关系的产品进出动又称双向贸易。产业内贸易包括标准化产品的贸易和差异性贸易。大多数的产业内贸易发生在差异化产品之间。
首先，产品的异质性是产业内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贸易的基础。产品的异质性表现在多方面既可以是产品质量、内在结构、包装的不同，也可以仅仅是商标的不同。产品的差异分为水平差异、垂直差异和技术差异三种类型，三者具有共同的特点即产品的消费需求偏好的多样性。
其次，规模经济是解释产业内贸易的另一主要原因。规模收益递增性是产业内贸易利益的来源。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生产产品差异的同类产品，由于存在规模经济，因此厂商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
二、我国产业内贸易的现状
产业内贸易在贸易中所占的地位可以用格鲁伯――劳埃德的产业内贸易指数iit来衡量。iit是用来表示产业内贸易在贸易中所占的比重。iit=1－X－m／X+mX、m分别是某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0＜＝iit＜＝1，iit数值越接近于1，则表示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当iit=1时，所有的贸易均表现为产业内贸易。
近些年来，我国有的产业如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发展迅速。这两类产品的iit都比较高，说明我国该类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有大幅提高。2002年我国机电产品iit为0.99,高新技术产品iit为0.90。2005年机电产品和高新产品的iit分别为0.90和0.95。这些数字表明我国在某些产业领域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竞争优势。然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乐观。2001年谷物和谷物粉的iit为070。棉、纺织品为0.71。石油为0.21.塑料制品为0.35。可以看出，我国产业内贸易发展不平衡，农产品和棉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仍然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顶梁柱。而原油、塑料制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则低下，最为严重的是他们的iit都小于0.5，说明这些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十分低下。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仍比较低，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产品涉及的范围狭窄、产品种类单调，产业内贸易的结构扭曲。我国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的贸易模式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贸易对象仍然是以那些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品为主。高附加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品贸易结构扭曲。虽然近几年来，我国某些制造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然而我们应认识到我国制成品产业掺入了很多水分。因为我国的制成品如高新产品贸易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商直接投资加工引起的，他们在中国制造产品用以海外销售，从表面上看它提高了中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然而实际上中国只是作为中转站获取了很少的加工费。这种贸易是“嵌入式”的而非中国“原生的”的，它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贸易模式。因此当务之急是在对影响产业内贸易因素分析的基础之上，如何提高我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
由于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水平直接取决于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企业成为该水平提高的关键所在。提高企业的动态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笔者根据影响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因素提出如何提高企业竞争优势的几点建议:
三、提高企业竞争优势的建议
1.研究和开发差异化细致的产品和服务
产品的差异化的内涵相当的广泛，除了产品的档次、质量、款式、颜色等方面的差别外还包括诸如广告、包装、售后服务,以及人们的主观意识上的差别。这些差别增加了产品出口的附加值，是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原动力。目前世界上大部分的产业内贸易均发生在差异化较为细致的产品类别中。因此我国的企业应在生产和流通各环节中尽可能的实现差异化，这对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比较优势，进而对提高我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2.企业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倡导消费的个性化
在我国消费者对差异化产品的消费需求偏好较低，这成为中国发展产业内贸易的阻碍。企业应通过广告等媒体工具向广大的消费者详细地介绍产品的性能、质量等细节问题，培养消费者追求新事物、尝试新体验、追求个性化的消费理念。企业本身在研发和生产领域中不断开发具有细腻差异化的产品以满足消费者的消费动态需求和超前需求。
3.企业内部应实行创新机制和“水平分工”机制，扩大水平型和技术型产品的产业内贸易
在我国产业内贸易额较低，究其原因在于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差异和技术差异产品贸易额较低。因此企业的任务是尽快完善企业内部“水平分工”和实行创新机制。这一建议对制造业尤为重要。制造业在产业内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水平型和技术型产品又是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支柱产品，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必须在水平和技术型产品中实行细致的内部水平分工和创新机制，开发符合国际市场消费偏好的水平的技术型产品，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打造中国名牌，并以此品牌作为企业进军国际市场获取较大国际市场份额的通行证。
参考文献:
[1]强永昌:产业内贸易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篇10
关键词：国际贸易摩擦；非市场经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产业结构；内需；政府职能
一、贸易摩擦的概念
贸易摩擦是在国际贸易中，国与国之间在进行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在贸易平衡上所产生的摩擦。它一般是一国的持续顺差，另一国的逆差，或一国的贸易活动触及或伤害了另一国的产业。
二、中美国际贸易摩擦形成的原因
当前我国贸易摩擦频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贸易摩擦是各种政治、经济错综复杂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外部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因素，也有内需不足等内部经济结构和体制因素。
1.中美产生贸易摩擦的外部原因
(1)美国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取歧视性贸易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市场经济体制也已基本形成并逐渐趋于完善，然而仍有许多国家将我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虽已加入世贸组织，但根据中美达成的协议，中国入世十年内美国仍可以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根据世贸组织的《反侵销协议》，对于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时，可以不用其国内价格进行比较，而用“替代国”类似产品的国内价格来比较，这就意味着中国产品将失去相对优势(相对于国内廉价的资源优势)，因而将无法与其他国家产品竞争。美国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和经济霸权地位，将会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美国为维护其本国相关产业利益，将对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一反倾销条款进行滥用。从而引发一系列的中美贸易摩擦。
(2)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回流
随着我国贸易规模扩大和在国际经济政治事务中的影响力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一些国家对中国的防范疑虑加重，国际上出现了形形的“中国”。从最早的“军事”、“安全”到现在的“能源”，所有这些论调都为外国对我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舆论支持，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贸易摩擦案件的增多。
2.中国经济自身的不足，是导致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不可否认，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经济快速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然而国内经济发展却是不平衡的，存在着许多的不足，这些自身的缺陷成为了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阻碍，也成为了中国与美国等国家产生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1)中美进出口商品结构特点
根据大卫里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两国进行国际贸易的原因在于生产某种产品具有相对优势。我国劳动力充足，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优势。这就决定了中国出口的产品基本上是资源性产品、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而这些产品技术含量比较低、附加值低，此类产品大量出口给美国产生巨大冲击。美国为维护本国利益，必然设置种种贸易壁垒，引发贸易国之间的摩擦。
(2)内需不足拖累了进口增长，扩大了贸易顺差
内需不足使得国内企业产生了过剩生产力，增加了出口的压力。由于受到中国传统的消费观念和储蓄习惯影响，外加中国的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够完善，使得大众的消费潜能没能很好的发挥出来。而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企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对我国出口就形成了巨大压力，导致了中国出口的迅猛增大。而由于内需的不足，进口增长明显滞后，使得中国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不可避免的会发生高频率的贸易摩擦。
(3)中国企业自身和政府的一些不当做法
在中国，许多企业存在着“薄利多销”的传统理念，外加我国长期对外贸企业进行的出口补贴，使得不少企业为了扩大国外市场，对产品定价过低。企业习惯于利用价格战术一窝蜂地降价。相互的竞价不但使得获利空间下降，而且还容易使得国外将其销售行为视为反倾销，这便助长了国外的反倾销势头，产生更多的贸易摩擦。而我国企业在应对反倾销时更多则是放弃应诉。
三、为缓解中美贸易摩擦所采取的措施
1.调整产业结构，增强核心竞争力，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
中美贸易摩擦案件中所涉及的产业基本上是那些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其替代性非常强，其低价值决定的低价格容易被认为是倾销。因此，改变这种状况的根本途径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通过技术改造、技术创新、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等措施，有步骤、有针对性地对工业各部门的产品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
2.扩大国内需求，降低我国对外贸出口的依存度
首先，应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扩大社会保障的受益范围。其中关键是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机制，使得人们不必过于担心由于未来的某个突发事件而使自己陷入经济困境，减少人们的因预防而持有的货币数量，减少储蓄提高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增加其当前消费。其次，应当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范围。最后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通畅的融资多元化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