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基础理论篇1
摘要：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中具有方法论、学科拓展的重要意义。近年来，虽然博弈论在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质和量上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新闻理论界对博弈论的理解存在狭义、广义与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三个层面水平。我们可从哲学意义、方法论意义和建构意义三方面，认识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运用的可能性。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博弈论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个传播模式，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施锡铨著：《博弈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罗伯特·吉本斯［美］著、高峰译：《博弈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新闻传播学基础理论篇2
关键词：学科交叉；媒介融合；传媒人才培养
传媒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与创新一直是新闻传播教育界的常议话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复合型人才就成为新闻教育界确定的人才培养目标。然而，教育界对于复合型人才的内涵却有着不同的理解，特别是随着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把复合型人才定位为“全媒体人才”的取向越来越普遍。这种定位是否准确？传媒人才教育究竟处于怎样的时代语境？这个时代语境对传媒人才提出了哪些要求？传媒教育界进行了哪些探索？这些都是我们探讨传媒人才培养模式转型必须厘清的问题。
一、学科交叉与媒介融合：传媒人才培养的时代语境
弱化专业界限、强化学科间交叉是当今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随着知识的交叉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专业细分已越来越不合时宜。大类招生就是顺应这种趋势的改革举措之一。然而，学科交叉远不止于此，其交叉的范围已突破了学科大类的界限，触角延伸到更为广泛的学科领域。对于传媒人才的培养来说，这种学科交叉同样早已突破了文科大类，而是延伸到管理学科、理科和工科。有资料显示，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新闻学一直在与其他学科交融，较早的是与人文科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交融，而近些年则与信息科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融合。这种融合旨在适应媒体对“适应性专门知识”人才的需要。所谓“适应性专门知识”，指的是“新闻学与大众传播的知识、创造性、独立与批判性的思想、领导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就是要培养学生特殊而广博的知识[1]。以培养传媒人才为己任的新闻传播教育，之所以强调与理工科、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艺术学科的交叉融合，主要是因为：第一，新闻及信息传播的时效性、丰富性依赖于传播科技手段的运用。新闻传播从
一开始就与传播科技紧密联系在一起，传播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大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时效。现代传播技术的革新更是如此。如移动通信技术使得信息传播几乎与事实发生同步，且日趋常态。与此同时，从文字记录到现场同期声音视频记录甚至动画制作等多媒体手段的综合运用和综合呈现，也直接反映了传播科技的进步及其应用的程度。第二，新闻传播对于事实信息的选择、分析都不是单一的新闻传播学知识所能实现的，它需要综合运用各个学科的知识加以认识和判断。比如作为新闻记者最基本的批判思维和批判精神的培养，有赖于哲学的训练；而任何事实的出现，其原因、价值影响都不会是单一指向，没有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就无法形成科学的认知和准确的判断。第三，新闻传播的研究对象除了以真实为诉求的新闻事实和以便捷为诉求的信息产品外，还包括大量的以真、善、美为诉求的艺术作品，由于传播过程都事关传播对象是否愿意接受，因而产品及传播方式的艺术性就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基于此，许多新闻院系都对开设了艺术类课程，意在加强学生的艺术教育。
弱化媒介界限、强化学科内专业融通是当今新闻传播教育的又一趋势。以往的新闻传播学科内的专业设置，基本是按照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的不同介质而区分的。如今，媒介融合已成趋势，全媒体战略成为各类媒体的共同选择。无论身处以何种介质为主的传媒集团，任何记者编辑都不会只为一种媒介提供或制作信息产品。就记者而言，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借助移动通讯工具通过微博等形式在网络上简要事实信息之后，以记录现场同期声的形式音频新闻、记录现场声画信息的形式视频新闻，然后再采写报纸所需的文字新闻稿，若有可能，还为新闻周刊撰写深度分析的文字稿。在这样的背景下，若只能为单一媒介提供新闻产品，就难以满足媒介融合时代对记者的要求。所以，新闻传播教育必须打破按媒介介质划分的新闻、广播电视、网络传播、广告专业界限，将这些同属新闻传播学科的不同专业打造成强化学科平台的专业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各专业的核心课程进入学科内的小平台，成为各专业共同的专业基础课程。比如，电视画面与摄像、电视编辑、电视编导是传统广播电视学专业的核心课程，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专业基本不开设。如今，它必须成为新闻传播学科内各专业的基础课程。依此培养的学生就具有广泛的适应性，而不是局限于某一种媒介。当然，这是否意味着专业之间就没有界限了呢？专业界限的弱化并非意味着专业界限的消失。学科平台内的专业融合主要体现在基本培养规格的一致性，而专业界限的区分主要靠专业特色的凸显。这就需要明确各专业的特色定位和设计体现专业特色的方向课程模块。这种课程模块的“精心设计”和“精耕细作”，则有助于保持和增强专业的特色。
二、通识课程组群+专业课程模块：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探索
面对学科交叉和媒介融合的现实语境，一些新闻院系陆续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探索。我们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以下简称新闻学院）的实践探索为例，分析这些探索的有效性。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是全国理工科院校最早创办新闻学专业的院系，迄今已有30年的办学历史，依托该校的理工科特色和优势，提出“文工交叉、应用领先”的办学理念，在全国新闻传播学界独树一帜。进入新世纪以来，基于媒介融合对于有思想的复合型全能新闻人才的需求和国际传媒教育界全面性人才的培养理念，我院将早期的“文工交叉”推进到“学科交叉”，即包括文工、文文、文艺（文科与艺术学科）等多学科交叉，拓展传媒教育改革的思维空间，实现了传媒教育的转型与升级。其“学科交叉”之路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1983年到1998年，当时传统媒体快速增长，人才匮乏，我校率先在工科院校办新闻教育，提出了“文工交叉”的特色定位。通过课程拼盘，在全国文科专业首开了高等数学、计算机基础、Basic语言、数据库、网络编辑与策划等课程，在全国起到了示范效应。1998年，创办了全国第一个网络传播专业，受到市场热捧。
二是1998年至2005年，面对传媒转型及市场化、集团化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我校在学校文科通识平台课的基础上，建立了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平台，打破新闻、广电、传播、广告等专业间的壁垒，设立各专业核心课程包，各专业之间互选。
三是2006年至2011年，面对媒介融合的浪潮、传统媒体开始萎缩、新媒体涌现的大势，实行各专业间的大跨度交叉，通过与计算机学院合作开设网络传播第二学位课程，联合培养网络传播专业人才，全面选修理工科课程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文科课程，立足全媒体的传播流程，致力于培养具有思想高度的复合型全能新闻人才。
由于学科交叉的办学理念落实在培养计划的课程设置上，经过多年探索与调整，我校已形成稳定的课程体系：通识课程组群+专业课程模块。通识课程组群包括学校层面的大通识平台课程群、学院层面小通识平台课程群。
大通识平台课程群包括哲学导论、经济学原理、社会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法学导论、政治学原理等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也包括微积分、大学计算机基础、VB语言程序设计以及6个学分的自然科学类选修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多学科知识结构。纳入大通识平台课程群的课程基本都是不同学科的基础导论，引导学生进入该学科领域，掌握该学科的基础知识。这是培养新闻传播人才广博的学科知识和深刻的思维品质的基础支撑。新闻记者的重要使命是认识事实和呈现事实，进而呈现社会的完整图景，这需要多学科的广博知识作基础。这其中，基于哲学学习的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和训练对于新闻记者的培养而言至关重要。作为社会环境的守望者，新闻记者承担着监测社会环境的重要使命，这就要求他们具有冷静审视的思维习惯，“批判性思维”等课程的设置为培养和提升学生这一方面的素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微积分等自然科学旨在培养学生的理工科思维方式，大学计算机基础、VB语言程序设计则体现了计算机时代对一个人最基本的技术素养要求。
小通识平台课程群包括新闻学院内所有专业共享的必修课+专业互通的选修课。新闻学院下设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传播学、广告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五个专业，除播音与主持艺术因属于艺术类专业，其他专业的概论课都进入小平台，加上新闻传播类的基础课，构成了学科小平台必修课程群。这些必修课包括新闻学理论、传播学理论、广播电视概论、广告学概论、公共关系原理、传播研究方法、中外新闻史、传播科技史、媒介管理、传媒伦理与法制、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摄影等。这些基础课是新闻传播类各专业学生的基础必备课，构建了新闻传播类学生的专业知识框架。与此同时，为打破各专业之间的壁垒，弱化各专业之间的界限，各专业选出专业核心课3～4门，纳入全院的小通识平台，供院内各专业互选。比如，广播电视学专业的电视画面与摄像、电视编辑、广播电视新闻报道及电视编导等4门课程进入小通识平台，供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专业的学生选修。其他专业的学生若对广播电视专业有兴趣，通过这几门核心课程的学习，基本能掌握该专业最基础的知识和技能，基本能满足这些专业的学生进入广播电视媒体工作。专业核心课程互选正是顺应了媒介融合时代对全能型新闻传播人才的要求。
专业课程模块是各专业核心特色的方向课程。这种体现专业特色的核心课程一般不会太多，除了纳入学院小通识平台可供其他专业选修的课程外，还有数量不等的特色课程。如广播电视学专业2009年获批国家特色专业——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建设项目，该专业以培养视听新媒体人才和出镜记者作为专业方向特色，因而分别设置了体现这两个方向特色的课程模块。视听新媒体方向的主要课程为视听新媒体导论、数字媒体技术基础、新媒体视听节目制作等，出镜记者方向的主要课程为播音与节目主持、出镜记者报道、优秀出镜记者研究、视听评论等。这些核心特色方向课程模块构建了各专业之间共性基础上的个性差异。
三、媒介技术应用与批判精神培养：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与坚守
新闻传播的每一次进步都与媒介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媒介技术的进步直接改变了传播的范围、内容来源、内容构成、传播形态、传播时效、便捷程度等，因而新闻教育界对于媒介技术的迅猛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传播方式的改变倍加关注。一些研究者提出加强传播技术类课程设置，或对将传统新闻学专业的基础性核心专业课程（新闻采写、新闻编辑、新闻评论、新闻摄影）与基于数字与网络技术的新媒体方面的专业课程（数字媒体技术应用、多媒体信息传播、网络新闻编辑、网络互动管理、移动信息传播、新媒体管理等）相结合，力图通过这种课程体系的整合，培养具有“全媒体”技能的新型新闻人才[2]。实践中，新闻院校开始增加媒介技术类课程，且各类业务课程统筹联动，按照业界的全媒体业务流程对学生进行全流程实训，以培养学生的全媒体技能。
重视媒介技术教育和实施全媒体实训，是当前新闻教育进行变革的共同选择。这种选择反映了新闻传播教育对于传媒变革的迅速反应。正是这种及时反应使得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紧跟时代的步伐，为传媒业提供的人才产品能适应业界的发展要求。但是，当前又出现了一种“技术决定论”的偏向。似乎把媒介技术教育、全媒体业务实训当成了新闻传播教育转型的重点甚至全部，当作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方向。
传播技术教育、业务技能教育说到底是传播工具教育。随着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传播形态的日益丰富且变幻无穷，传播工具教育必然成为日益加重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是因为传播工具决定传播内容的获取，另一方面是因为传播工具决定传播内容的呈现。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了传播工具教育的重要性。但是，新闻传播教育的根本还在于培养有批判精神、有独立思想的人，这是新闻传播教育的灵魂。
无论传播技术多么新异，与之相伴的传播方式和形态多么丰富，其功能发挥都取决于它掌握在谁的手里。缺乏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的人一般崇尚技术决定论，对传播技术手段的倚重，使得其将传播过程的重心置于传播方式和手段的展示，而传播内容则相对处于非核心地位。而具有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的人一般持内容决定论，认为传播内容大于传播形式，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是为传播内容服务的，传播技术和手段不能喧宾夺主，内容才是新闻传播的根本。作为社会的守望者，新闻传播者必须理性地审视社会，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来自各方的意见信息干扰，能够以批判的精神、独立的思维审慎地观察和思考，敏锐地发现并执着地“唤醒”社会问题，深刻地揭示事实真相，客观地呈现社会图景。只有具有批判精神和独立思想的人才能承担着实现媒体社会责任的重任。这也是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必须坚守的根本。
参考文献：
[1]于德山.媒介融合背景下美国新闻传播教育面对的挑战与对策[J].现代传播，2011（12）.
新闻传播学基础理论篇3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博弈论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论文网www.LunwenData.Com]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个传播模式，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施锡铨著：《博弈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新闻传播学基础理论篇4
关键词 传播学理论教学思考优化与整合学习激情
中图分类号 G424 文献标识码 a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产生和形成于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美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入我国。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5年的统计数据，与传媒行业相关的本科专业教育点从1998年的148个增长至2005年的661个，短短几年间增长了4.47倍。特别是2000年，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调整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学校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的决定》，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从过去的“部门办学”转变为“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发展模式。可以说，这一学校管理体制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有力地促进了传媒相关专业教育新格局的形成。《传播学》作为这些与传媒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相继开设，一些工程技术类专业，同样开设了传播学原理方面的课程，这是与当今传媒技术的发展，传媒业的发达分不开的。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作用越来越大，现代社会成员应该掌握传播学的基本知识，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传播学教育在中国虽然已经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但传播学课程理论教学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许多专家、学者都作了一些研究，如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段京肃教授发表的《传播学教学的热与难》，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君超副教授发表的《新闻学：走出传播学还是走出自己》等学术论文探讨了传播学教学存在的一些困境。传播学作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同样无法绕过这些问题。笔者下面就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课程教学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加强传播学教学理念和学生对该课程教学的思想认识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要求该专业学生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以及与广播电视有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到广播电视新闻采访、写作、编导、播音、节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广播电视节目策划、编辑、采访、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见，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育的本质在于引导学生了解媒体传播的现象，掌握媒体传播规律从而能熟练地把握媒体传播。因此，传播学理论课程的教学需要树立具有强烈专业关切精神的教学理念，教学理念是教学效果的前提和基础，是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传播学在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下，传播学课程教学的专业针对性，就是要在教学过程中考虑媒体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现象的一般性特征和独特性特征，处理好教学过程中传播学理论的一般性和媒体传播的专门性之间的关系。教师在传播学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关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需要，依据专业的特点强化教学理念，进行教学改革，提升教学效果。
教学过程包括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部分，在加强教学理念的同时，学生对学习传播学的思想认识同样重要。许多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学生对于《传播学》课程的学习认识不够，不太重视，完全区分传播学与新闻学，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本身操作性、实践性特别强，应该加强与广播电视切合紧密的课程如《新闻学》、《节目制作》、《电视摄像》、《电视节目策划》等课程的学习，完全没有必要学习《传播学》那些既枯燥又无用的理论知识。没有充分认识到传播学的理论知识对新闻传播的指导作用。所以许多同学知道媒体传播的一些传播现象，却并没有将其进行归纳总结，上升到规律和理论的层面，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宁树藩教授早在1994年就曾谈到他的一个想法：“新闻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这可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一是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形成起来的，无以名之。姑称之为广义新闻学。”而且指出：前者是核心，是基础，失去前者就不成其为新闻学了。1998年，李良荣教授与李晓林也曾撰文呼吁：“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必然趋势，也是必由之路”；“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对传统新闻学的一次改革”。
上述学者的观点非常明确指出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学生们在学习传播学的过程中，首先要认清传播学与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学生们的学习态度，进而才有学习的激情和动力。
二、切合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
传播学教学模式既有普遍性，也有不同专业的特殊性。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教学更要切合该专业特点进行教学内容的优化整合。不仅要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分析媒体传播现象，更要用传播学的理论进行新闻传播的实践指导。依据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才能真正达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据调查了解，目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学的本科教学中，使用的传播学理论教材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涉及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类型研究，主要包括传播者、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以及效果研究等内容，而传播效果又着重介绍四大宏观社会效果，即议程设置、培养理论、知识沟假说及沉默的螺旋理论。这种安排基本上将西方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经验学派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学生，它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类本科教学普遍采用。然而。教学过程中，只向学生纯粹的介绍这些源于西方的传播学理论，肯定得不到学生的欢迎，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往往游离于专业之外，并没有和专业紧密地结合。传播理论教学要以一般原理介绍作为重点，再结合实践。使学生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教学过程中，注意将抽象的传播学理论与具体的新闻传播现象结合，使抽象问题具体化、感性化。比如，在讲解议程设置时，在学生们了解了它的本质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对舆论进行操作和控制的过程之后，结合新闻实例进行讲解。例如，美国轰炸伊拉克之前，大肆渲染后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本质也是利用媒体进行议程设置，扰乱视听，推行其霸权政策。在讲解人际传播时。通过观看记者和采访对象的电视节目录像进行探讨分析，使同学们真正理解传、受双方之间的认知互动、情感互动，从而指导将来的新闻采访工作，做出有创意和深度的新闻作品。
传播学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体验中理解、掌握，以及运用所学的知识，解释新闻传播现象，提高新闻传播实践能力。教学过程应该将新闻传播现象与传播理论紧密结合，从一般到特殊，从理论到实践，充分优化整合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三、丰富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激情
传播学本身理论性较强，多开于专业学习的较低年级，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较有限，所以，在教学过程
中，教学方法的采用对于教学效果的体现是很有益的。传播学教学必须要跳出理论型课程单向教学的传统模式。不仅要将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清晰的介绍给学生，还必须充分尊重传播学自身学科性质，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们参与思维，进行主动学习，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经调查，教学内容枯燥、抽象、难于理解，是学生们对传播学学习的普遍印象，所以在教学中可运用多媒体技术。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情境，产生多样性的外部刺激，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中，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是方法之一。运用多媒体技术将一些抽象的过程、微观的现象进行模拟，瞬间的现象进行定格，是教学内容变得具体、直观、生动而易于理解。另外，多媒体系统的超文本功能，可以把诸多的教学信息，由不同媒体形式进行有机组合，将与某一教学内容相关的不同层面的资讯系统集成在一起，实现课堂教学信息组织表达的最优化。对于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同学来说，影像资料特别丰富，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优势，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形象化、简单化。如，在讲授人类传播的符号和意义的内容时，播放对话、访谈类节目，借用影视的直接诱导，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使他们进入教学内容情境之中。通过这类节目的主持人、嘉宾的非语言符号，如面部神态特写镜头，肢体动作细节描写来反映其心理活动，并通过讨论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点，同时对著名主持人的采访技巧也有了直观的认识。例如，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播放了湖南台鲁豫主持的栏目《说出你的故事》中的《白岩松约会电视》这期节目，因为主持人和嘉宾都是明星主持人，同学们参与热情非常高，讨论非常热烈，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要想提高同学的参与热情，还可以采取情境教学的方式，让学生亲身模拟，直接感受教学内容，加深体会和理解。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将同学从枯燥的被动接受的教学中解脱出来，同时可将理论直接付诸实践，使同学们学得轻松，接受愉快。如讲解传播技巧和传播效果的内容时，笔者让同学上讲台模拟了“诉诸理性”和“诉诸感情”以及“警钟效果”，使课堂气氛变得轻松活泼，同学们对教学内容记忆深刻。大众传播的教学中，针对传播热点话题，组织学生跟踪大众传媒的报道，要求学生对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再利用课堂时间进行讨论。这样的互动安排，充分考虑到教学目的和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学习积极性，一般都能达到预期效果。如笔者组织同学们就“3・14拉萨事件”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分析，效果很好。
由此可见，只要教师将传播学的教学进行适当的处理，使之与新闻时事紧密结合，使同学深入教学内容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播学教学过程就会变得轻松愉快，教学效果就会明显提升。
四、与时俱进的探讨新问题，培养学生思考分析能力
人类传播的发展过程，是一部人类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扩展自身的传播能力、不断发展和创造新的传播媒介、不断使社会信息传播系统走向发达和完善的历史。纵观人类传播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大众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这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媒介即是讯息”，指出了媒介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电子化时代，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媒介引起了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和模式变化，媒介改变、塑造和控制人的组合方式和形态。20世纪80年代，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得人类社会出现全球化、信息化趋势。网络传播已经成为信息社会传播的基本形态。它突破了大众传播时代大众化、非目标性、单向、区域传播的障碍，使得传播走向个人化、目标化、双向和全球网络传播。
新闻传播学基础理论篇5
关键词：网络化关系；重造新闻学；内涵
新闻学，主要就是对职业的新闻机构的日常实践活动进行分析，并且形成相应的知识体系，但是我国对于新闻学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而且一直没有形成比较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对我国历史上的新闻学进行研究，发现其实新闻学和传播学两者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两者很难单独存在并长久的发展。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以及网络的影响，各种新兴媒体层出不穷，对于新闻学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我国对于新闻学的研究仅仅停留在传统的新闻理念的层面，所以必须对其进行一定的重造与创新。
1对基于网络化关系的新闻学重造的必要性进行分析
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新闻传播也具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与此同时，新闻传播的社会形态也出现相关的变化，人们的相关交往所使用的网络在在改变。另一方面，网络化的应用，信息的交流方式也在不断扩大化，出现横向交流与纵向交流相互穿插的方式，这种方式使得社会和个体之间的差别越来越不明显。关于新闻的教育最早出现在美国，当时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围绕新闻传播的技术型的课程，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新闻事业以及新闻史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并且编制出了专业的新闻学类的教科书，在此基础上为新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新闻学的教育，可以培养学生对新闻的掌握能力以及使用技巧。我国对于新闻学的教育从密苏里大学对于新闻学的教育方法、教育理念吸取了很多经验，在新闻学的教育中，更加倾向于实践性的教育模式，在这一教育理念的影响下，我国的新闻教育主要强调的是公共性的服务精神，这一精神对于中国新闻教育的教学模式以及研究模式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与意义。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对于传统的报刊业等传统的新闻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新闻学也面临着重新的变革，这一变革主要是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两者的整合作为基础，在此基础上使得多种新闻传播模式并存，采用这一变革模式，可以涵盖多种文化的精华内容，而且这一过程中新的社会模式也随着产生，新闻学要想在此基础上立足发展，并且顺应这一网络化的发展模式，必须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重造与创新。但是对于目前的新闻学发展概况进行研究发现大部分部门还是过多的重视富于媒体的融合以及对于全媒体课程的展开，并没有重视网络化对于新闻学的影响，其实网络化的关系不仅仅包括大众型的媒介平台，更加包括以人为主体的媒介平台和数字化的平台，在此基础上使得新闻学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虽然新闻学占据一定的地位，但是却没有足够的效力；（2）对于社会和媒介没有明确的界限，使得后果无法预测；（3）没有对新闻学的意义进行合理的建构；（4）没有及时改变衡量标准，缺乏相应的专业度。基于以上问题，必须要从网络化的关系出发，对新闻学进行一定程度的重造。
2对基于网络化关系的重造新闻学的措施进行深入的分析
由于科技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多媒体技术以及网络化广泛的应用于人们的生活当中，所以产生了比较多的新鲜的事物，新闻学应该基于事物的发展特征，使新闻学从最初的理论型发展为网络型，在此基础上对新闻学进行重造，可以采取如下几种措施：
（一）对新闻学的基础进行及时的转变，使人类的传播实践取代职业性的新闻实践
要对新闻学进行一定程度的重造，首先要对其基础进行及时的转变，一定程度上使得人类对于新闻的传播实践取代职业性的新闻实践。最初的新闻学对于职业实践比较重视，所以这种及时的转变不仅可以扩大新闻传播的分析研究范畴，对于新闻传播的实际概况也是一种适应，对于新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基础，如果能够合理的转变和改造新闻学的基础，就可以转变传统将新闻学职业化的理念，降低传统对于新闻学的研究模式。另一方面，转变新闻学的基础，并不意味着如果将人类的传播平台作为新闻传播的基础，就可以完全忽略职业性的新闻传播实践，基于网络化的关系，规范职业性新闻的实践必须要进行重新的确定，使其呈现出比较流动的趋势，可以将新的经验以及事实作为基础，对新闻实践中所遇到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最终总结出具有利用价值的规范和准则，采用这一方法也可以让规范性的新闻学与经验性的传播学达到一致性，并且逐渐成为规范性的整体。
（二）对新闻学的相关概念以及前提进行相应的改变
新闻学的解释与传播的前提为社会需要论，这一前提可以将新闻传播和新闻业进行有效的联系，因为社会需要也建立在新闻传播的基础上，并且是促进新闻传播的内在动力。在新闻学的发展历程中，社会需要论对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网络化的广泛运用，现代化对于新闻传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现代化的出现也使得社会需要论在新闻传播方面出现了一些缺点，要想解决这些缺点，必须改变传统的新闻传播理念，顺应时代的发展规律与潮流，才能对新闻的传播历史以及现实的变化进行合理的解释。除此之外，新闻的真实性也需要重新重视，因为新闻的真实性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新闻的真实以及新闻的真实性两者的理论是息息相关的，在现阶段的新闻学中，仍然是将新闻的主体和客体进行区分的，并且将新闻看作是现实生活的写照，这种想法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而且不能紧随人文的发展潮流以及社会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不能很好的适应当前网络化的社会发展趋势。
（三）对新闻人才的培养模式以及相关课程的教育体系进行合理的转变
要对传统的新闻学进行重造，使其顺应网络化的发展模式，就要对新闻人才的培养模式以及相关的课程教育体系进行合理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学校要对新闻学的相关课程体系进行更加清晰明了的构建，在此过程中对新闻的传播媒介进行有效的使用，基于网络化的关系，可以对现有的新闻学专业进行重新的划分，打破传统意义上对于人才的培养模式，并且用新的视觉、新的角度对人才培养的目标进行确立，调整现阶段新闻学的教育理念以及教育目标，规划具有新意的新闻学教学课程规划体系，让这一课程结构能够紧随新闻学发展的潮流与趋势，在网络化的社会中更好的发展。
3结语
本文首先对基于网络化关系的新闻学重造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基于网络化关系的重造新闻学的措施进行提出，如：对新闻学的基础进行及时的转变，使人类的传播实践取代职业性的新闻实践；对新闻学的相关概念以及前提进行相应的改变；对新闻人才的培养模式以及相关课程的教育体系进行合理的转变等。相关部门对此也应提出更多可行性的措施，并且随着时代的转变，不断反思与创新不合时宜的思维模式，对新闻学进行基础网络化关系的重造与创新，使其更适用于社会的发展模式，提升新闻传播部门的实践操作能力。
参考文献
[1]王武彬.2016新闻传播领域值得关注的五个研究课题[J].中国记者，2016，02：60-61.
[2]张志安.从新闻传播到公共传播――关于新闻传播教育范式转型的思考[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3：77-84+131.
[3]王文捷.另类奇幻的解构性娱乐意态的新兴[D].武汉大学，2011.
新闻传播学基础理论篇6
关键词：网络舆论战 学科视野 基础学科群 构建
国内网络舆论战研究的进展之所以不尽人意，除了起步较晚、方法手段单调之外，也与研究视野单一、学科基础狭窄、研究力量单薄等因素有关。科学构建我国网络舆论战基础学科群是拓展研究视野、整合相关资源、夯实研究基础、提升网络舆论战研究水平的必然选择。
1构建网络舆论战基础学科群的必要性
从可以检索到的文献来看，现有的网络舆论战研究视角多局限于单一学科，尤其是集中于新闻播学的角度，已成为网络舆论战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为推动我国网络舆论战研究尽快由起步走向深入，其研究视野必须实现由单一学科向多学科转变。
1.1单一学科视角制约着我国网络舆论战的研究水平:国内现有的网络舆论战研究，大多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用新闻传播学的思维进行分析与研究，甚至直接以新闻传播学的术语来命名，或者按照新闻传播学的脉络来展开。相关研究成果除了零散地于各种学报等刊物之外，只能相对比较集中地发表于“军事记者”等新闻刊物或网络媒体之上。
与此同时，我国为数不多的网络舆论战研究明显存在着“三多三少”现象：一是描述网络舆论现象多，深入研究网络舆论规律少。发生于近期战争中的一些网络舆论现象，是我国不少研究者关的主要关注点，围绕战争中一些个案进行研究的现象非常明显。这些文献之中当然不乏真知灼见，但也有一些只是局限于一般现象的描述。二是开展理论分析多，进行实证研究少。网络舆论战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克敌制胜，必须着眼于我军实际，服务于我军的客观需要，解决制约我军网络舆论战研究水平与实施能力的问题。然而，国内网络舆论战研究中，泛泛而谈的理论性研究较多，针对我军实际进行实证性研究的少，提出具有操作性对策的更十分鲜见。三是新闻传播业及相关背景的研究者多，其他学科专业的研究者少。发表文章或出版专著的作者身份各不相同，但相当一部分是新闻战线的新闻工作者，其他人员中的大部分则与新闻传播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对近期战争中的舆论现象进行个案研究的人员，大多是活跃于一线的战地记者，或者是新闻媒体的编辑人员。
客观地讲，从新闻传播学角度进行研究，取材方便，成文快捷，易于推广，在网络舆论战研究起步阶段具有积极作用，却也存在着理论性不强、实证研究不足、缺乏操作性等局限。新闻传播业及相关背景的研究者早已养成了新闻学的思维定式，喜欢用新闻学的方法研究和分析研究对象，善于用讲故事的方式撰写文章，习惯于描绘一般现象与浅层次分析，容易轻忽网络舆论战本质规律的探索。
1.2多学科视野是网络舆论战研究的内在要求:就其基本内涵来讲，网络舆论战是以计算机网络为平台，以舆论信息为武器，综合运用各种网络资源，根据传播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学科原理，通过网络传媒进行有针对性的信息传播和信息渗透，从而影响受众的思想、心理、情感、动机、主观判断和行为选择，有效控制舆论态势、影响民意归属的一种政治作战样式，其本质在于争夺、控制网络舆论传播权。作为现代战争中最具威力的作战样式之一，网络舆论战决非单一学科所能支撑，而是受到多种技术手段与学科理论及其他因素的制约。
新闻传播学基础理论篇7
关键词：新闻再传性可读性必读性
当前，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媒体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出现了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新媒体，使信息传播内容和渠道更趋多元化。同时，随着受众阶层不断分化，新闻改革的深入发展，新闻理念的持续创新，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使每个人都既是信息传播的主体，又是所有信息的接收者，可以说，人人都是报道者，“我传人人，人人传我”。新闻被多个媒体和受众再传播的现象越来越多，从而产生了一个新闻再传性的问题。
新闻的再传性
由于新媒体的出现，人们对多元信息的需求，以及对某一新闻后续进程的了解需求更加迫切，使新闻再传性在信息传播多元化、信息载体多样化、信息传播平台多渠道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关注。根据新闻再传性的特点与传播本质，我们可把新闻再传性定义为：新闻被受众接受后再次传播的可能性。也就是新闻信息的再次可传播率。再传性是在媒体市场的激烈竞争下，强调媒体权威性和公信力的具体体现。
新闻再传现象是伴随着新闻传播而产生的，是新闻传播的再继续。从传播内容上说，新闻再传性是新闻改革的要求，是新闻理念变化的结果，是新闻改革在可读性、必读性基础上的一个延伸；从传播过程上看，再传性符合“两级传播”理论规律，“两级传播”理论证明了新闻再传性的存在，但“两级传播”只注重传播过程，新闻再传性是个复杂的现象，它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传播的信息内容是决定新闻再传性大小的关键因素，但传播过程中的诸因素对它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传播过程中，由于再传性现象的出现，将导致新闻的内容与潜在语义出现变化，从而使新闻再传性出现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这种不确定因素将直接影响新闻再传性的效果。
当前许多媒体在“百舸争流”中争当“主流媒体”，打造权威性，塑造公信力，增强核心竞争力。那么，这种权威性、公信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具体体现是什么？我们觉得那就是媒体所做新闻内容的再传性。所以看媒体对个别新闻事件的选择是否具有再传性，对媒体新闻的权威性就是个说明和证实。也就是说，一家媒体所发的新闻、时评、观点等被引用、被转载、被再次传播，就说明这家媒体所提供的新闻、时评有价值，也就证明了媒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文摘、转载、电视读报等都是再传性的表现，网络新闻传播主要是基于再传性的传播，网络上的一些热点问题也都是由于再传性而引起的。
我们研究新闻的再传性就是要研究新闻传播内容对受众的影响，使更多的受众自觉成为“两级传播”中所说的“意见领袖”。要达到这个目的，那么我们首先就要研究新闻传播的内容，使新闻内容具有再次传播性。因此，理解新闻再传性的含义，笔者觉得应把握以下几点：
1.新闻再传是一种新闻信息再次共享、扩散的活动。也就是说受众（包括媒介、个人和组织）将自己从大众传播媒介获得的新闻，通过某种途径再传递给更多的人所共有的过程。
2.新闻再传的主体具有双重身份，它一方面是大众媒介新闻首次传播的受众，另一方面它又是新闻再传的发起人、传播者。
3.新闻再传性能够实现的前提，是“意见领袖”的形成，由新闻的受众变为新闻的再次传播者。
4.新闻再传是一种传播行为，也是一个传播过程。把新闻再传作为一种传播行为去理解的时候，就要把它当做是以人为主体的传播活动。把新闻再传作为一种传播过程研究的时候，就要考察传播过程的诸因素如媒介、受众等对新闻再传性的影响。
5.新闻再传实际是内容传播的再延伸、再深化，一方面满足了受众对新闻后续发展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也促使新闻再传朝深度方向发展，从而使新闻再传具有更高的新闻价值。
新闻再传性研究的现状
新闻再传性的理论基础。新闻再传性的理论基础和依据是两级传播和多级传播理论。美国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提出了著名的“两级传播理论”，“两级传播理论”的基本内涵是指思想观念通过新闻媒介直接传给舆论领袖（又叫意见领袖），再由舆论领袖传给其他社会成员，新闻媒介的作用是间接的，并会受到社会基层意见领袖的影响而减弱。“由于这个过程分为前后相连的两个阶段，所以称为两级传播。其中第一级传播是从大众媒介到舆论领袖，第二级传播是从舆论领袖到全体大众。”①后来，施拉姆把两级传播修正为多级传播或n级传播。n代表不确定的数，它或许是一，或许是二，或许是三、四、五、六等。n级传播论可以说是对两级传播论的完善和发展。②由此可以看出，新闻再传性的传播过程也是按照两级传播、多级传播的规律进行的。
复旦大学教授童兵在《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一书中写道：“受众是社会成员之一，他们收受新闻信息之后，由于一定的心理需求会向他人转述这些信息。”这样“受传者成了新闻信息再次传播的中介，他本人则成了人际传播中的信息传播者。”③这些都成为我们研究新闻再传性的理论依据。
目前关于新闻再传性的研究现状。当前国内还没有人系统明确提出新闻再传性的概念，相关的研究也不是很多。王亚明曾提出党报新闻要“加大可传播性”，认为“看了就想告诉别人的新闻，才是好新闻”。④这是较早提出“可传播性”概念的文章。以“新闻再传性”作为关键词在百度网页上搜索找不到相关的条目，综观笔者掌握的文献，还没有发现系统研究“新闻再传性”的文章。孔祥科曾提出“再传性”一词，认为新闻媒体的信息“不仅应当具有可读性、必读性，最好还能具备一些再传性”。⑤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反映了学者对新闻再传的现象已经有所注意，但是对新闻再传的原因、不确定性因素以及发展趋势仍然没有展开更透彻的研究。
新闻再传性促使新闻业务的变革
新闻再传性使新闻理念的创新和发展在可读性、必读性的基础上又推进了一步。新闻再传导致新闻业务的变革，它将使新闻的后续传播变得更加重要，而且能够在新闻首传的基础上衍生新的新闻价值出来。所谓新闻首传就是指新闻媒体对新闻的首次播发。新闻再传是基于新闻的首次传播而发生的。新闻再传是对首传新闻的筛选和扩散，是一种认同和共通的结果，首传新闻是再传新闻的信源。
新闻的首次传播通过的是大众媒介，是一种大众传播，而新闻再传则可以是大众传播，如转载、文摘、电视读报、网络传播、手机传播等，也可以是人际传播，如聊天、打电话、发电子邮件等。新闻再传通过的载体既可以是大众媒体，也可以是小众媒体（也称为自媒体）等。因此，新闻再传就在某种程度上提出了新闻必读性、可读性的思考，由此带来在信息传播多元化背景下新闻业务改革的新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的喻国明教授认为，大众媒体内容可划分为三个层面，即必读性、可读性和选读性。喻国明提出的这个理论是对媒体提供内容的分析，是指媒体通过这三个层面的内容构筑受众对媒体的忠诚度。而笔者这里所提出的“可读性”、“必读性”和“再传性”，是根据当代中国新闻理念不同时期的变化和新闻改革现实提出来的，是符合新闻理念历史演变过程和规律的另一个层次的概念。确切地说，笔者在这里分析的不是媒体内容的划分，而是新闻理念的演变和发展。
新闻再传性对新闻的选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时代变化对新闻提出的课题、任务和要求也在变化。对于新闻的功能，我们一开始主要强调的是宣传，这时提出增强可读性。后来，随着社会的变化，时代的变迁，新闻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认识到新闻的主要功能不是宣传而是传播信息，这时提出必读性，对选择新闻提出倾向性，这是随着新闻功能的多样性而提出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现在又提出再传性，对新闻的选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读性、必读性和再传性是在新闻改革的不同阶段关于新闻价值不断调整的情况下提出的，是新闻业务改革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对新闻的不同要求。
新闻的可读性是新闻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程度。可读性是新闻改革在新闻表达方面的体现。新闻的必读性反映的是读者对新闻的依赖程度。
新闻改革从可读性到必读性，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和价值提升过程。新闻做到了必读性，对读者产生了作用，然而读者本身又是能动的，一条新闻信息读者觉得对自己有用以后，还会再乐意告诉别人，这样新闻的必读性又向再传性发生转变。再传性使新闻在可读性、必读性的基础上又具有了公共性和广泛有用性。
新闻的可读性、必读性和再传性三者之间是一种包容的关系，不是孤立和排斥的关系，其基本内核应该是一致的，只是侧重面不同，根本的东西是利益的接近性，也都是新闻价值的具体体现。可读性强调的是阅读兴趣的接近性，阅读的趣味性，变阅读为“悦读”，是对新闻表现形式上的要求。必读性强调的是内容和利益的接近性，更贴近读者的实际需要，与特定读者的职业、业务、兴趣等相联系。再传性是读者对新闻再次传播的可能性，是对媒体新闻内容权威性、公信力和有用性的认可，并在内容上从个人向群体转化，由单个个体的接受，再向群体传播，带有公正性，也更加满足了受众本位的意识。从可读性到必读性，再到再传性，这样对新闻的发现、表达和选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强新闻的再传性，这也是媒体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新闻再传性研究的现实意义
研究新闻再传性对新闻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20多年的新闻改革中，我们先后提出过新闻的可读性和必读性，现在我们再提出“新闻的再传性”，使它作为新闻改革的延续，成为下一步新闻改革的方向，探寻新闻传播的较佳模式，为新闻改革服务。
今天，随着3G手机、ipV6等技术的发展，新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知道，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新闻传播主要是新闻的再传播，当然，现在一些大的网站也开始有自采新闻，中国新闻奖也设立了网络新闻的奖项，但网络上的大部分内容还是从传统媒体转载过来的。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海量信息的出现，分众化时代的到来，新闻的再传播现象出现了越来越强劲的势头，同时，时代对媒体传播的新闻是否具有再传性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因此，研究新闻再传播现象，把握新闻再传播规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代信息爆炸时代，信息量太多，垃圾信息太多，海量的信息让受众无所适从，受众希望媒体更加严格的选择，受众希望看到媒体的报道，不仅乐于阅读、收视、收听，而且会情不自禁地向周围的人、向熟悉的人再次进行传播。这是受众的要求，也是媒体的责任。
从另一方面说，选择最具有传播性的信息，也是媒体实现权威性的途径。媒体提供的新闻应该是真实权威有用的，是可以引起再传播的，媒体报道中再传性的东西越多，媒体的公信力就越强。权威性基础上的公共有用性，是新闻具有再传性的核心，最有用的信息，才是最具有再传播性的。
总而言之，新闻再传向学界和业界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即其是如何传播的，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它为新闻内容的再利用、再增值提供了新的渠道，从而使内容生产获得更多的效益，从这个角度展开，新闻再传为我们在信息传播多元化的今天提供了如何实现信息再利用，从而获得更多效益等启示。
注释：
①②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第154页。
③童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42页。
④王亚明：《抓好两头堵住中间――关于省级党报业务改进的几个问题》，《新闻爱好者》，2004（8）。
⑤孔祥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关于创办理论版的说明》，《新闻爱好者》，2007（1下）。
新闻传播学基础理论篇8
关键词:新闻学;播音与主持艺术;艺术院校
我国的广播电视发展时间并不算长,中国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建于1923年,是外国人办的。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于1940年12月,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197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正式改为中央电视台)是中国第一家电视台,于1958年5月1日试验播出,中国电视事业由此诞生。当时北京电视台播出节目的频率仅为每周四次,北京全市能收到节目的电视机也仅有几十台。但是,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迅猛,截至2002年底,全国共有电视台360家,广播电视台1300家。电视节目套数2058套,电视人口覆盖率达到94.54%。①
广播电视的迅速发展,对广播与主持专业人才需求旺盛,于是吸引了广大学子的积极报考。而报考人数不断增加,很多高校争相开办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根据教育部网站公布的数字,教育部2001年共批准7家高校设立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2002年批准11家,2003年9家,2004年2家,2005年14家,2006年12家,2007年16家,2008年18家,2009年12家②,仅在9年中教育部就批准101所高校开设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膨胀速度之快可见一斑。开设该专业的学校不仅有综合大学、艺术院校,甚至还有工程科技学院这样的工科院校。但是,却出现很多高校培养不出社会需要的播音主持人才,这是奇怪而矛盾的现象。
根据教育部要求,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主干学科是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主要课程包括播音发声、播音创作基础、广播播音主持、电视播音主持、文艺作品演播、播音学概论、新闻学概论、新闻采编、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等。由此可见,该专业是建立在语言文学和新闻传播学两大基础上的。因此,对学生专业素养的要求也绝不是单一的、片面的,而要求学生有更加全面的素养。艺术类高校在语言发声、表演等课程有着很大的优势,但是,综合性大学的新闻传播学、文学等课程又有着更强的师资力量。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艺术类院校开办该专业所占比例较大。所以,就艺术类院校的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来说,在继承语言发声、表演等课程优势的基础上,需要更加重视新闻传播学课程的基础,从而培养出更加优秀的播音主持人才。
为什么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需要重视新闻传播学的基础呢?这与我国广播电视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而我国广播电视发展状况又与我国国情息息相关。我国正处于前现代化向现代化发展的阶段,人民的物质需求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而广大人民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和关心也处于不断增加的时期。这与西欧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别。以美国为例,美国已经处于由现代化向后现代化发展的阶段,其广播电视必然成为娱乐的宠儿。因此,美国的广播电视业娱乐化成分浓厚。但是,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中国的广播电视节目中虽然有了很多娱乐休闲的节目,但是,新闻报道、评论类节目还是主流,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大众舆论的引领者。
主持人又是广播电视不可或缺的。尤其是电视,被称为“主持人媒体”,可见主持人的重要性。新闻类节目讲求真实性、公开性,而主持人又是节目的把关人,对于新闻报道评论的尺度把握是十分重要的。现在的主持人,已经不可能只是看着提示器上的字幕,然后朗读一遍。对于普通话的的确要求是很严格的,但不得不承认,这是比较基础的要求。更高层次的要求,是主持人参与节目的创意和制作。所谓新闻报道,首先就是发现新闻,那么主持人就需要有着对新闻的敏感性,即新闻敏感度。这恰恰是新闻学的原则素养。新闻学(journalism),围绕的是新闻。新闻,即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要报道,就必须先发现,所以,在新闻学中,就给我们全面讲解新闻是什么,新闻报道的原则,同时教给我们全面看问题的一种思路,这样大大有助于我们提高新闻敏感度和对新闻的理解力。而只有主持人自己对新闻有着发现力、理解力,也才能向观众报道客观的新闻,同时也能够在报道中自觉体现新闻的价值。这要求主持人具有新闻专业素养,甚至是从事新闻报道的经验,如记者编辑的工作等。孙玉胜在《十年》中,总结出了一个“记者――名记者――主持人――名主持人”的模式。悉数中外各电视台著名的播音主持人,都有从事新闻工作的背景,如美国CBS电视台的丹•拉瑟,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白岩松、柴静等,都曾经长时间从事新闻编辑报道工作,积累了大量的新闻工作者的经验,拥有者良好的新闻素养。他们对新闻有着极高的敏感性,同时也能把握好新闻的客观性、社会责任性。这些都是成功的主持人所必需的。从上述例子可见,拥有新闻学基础素养,对于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是多么重要。
播音主持,面对的是广大的听众和观众,那么,有必然关涉到传播学的相关认识和技能。传播学(Communication),即交流,而播音主持正是与听众、观众的交流、传播。广播主持人与收音机旁的听众,电视主持人与电视屏幕旁的观众,等同于面对面的交流,是人际传播。在所有传播方式中,人际传播最少界限,最易达到效果。因此,这就要求主持人能够将新闻、观点、评论等传达给受众,主持人的传达水平则将影响到受众的接受,进而影响受众的观点、选择,从而导出了收视率、频道竞争。而广播电视的线性却使其不如报纸文字让受众印象深刻,所以,广播、电视需要借助声音、图像,进行深入报道,这即是麦克卢汉所谓的“冷媒介”需要的深度带入,用深度报道、不断重复重点,给受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传播理学中,人对于外界的关注都是选择性的,因此,对于受众来说,他们对信息的接受也是选择性的,此为“选择性注意”。人的关注是很有限的,因此,主持人应该能够在重要新闻处通过声音、语调和详细的描述来引起受众的注意,从而才能够吸引受众。
电视最吸引观众的莫过于对重大事件、突发事件的直播,而这些直播的最后的组织者即是主持人。因为直播不是“新闻联播”式的播报,直播不能确定事件各个过程的精确时间。而且,期间很有可能会出现突发状况。因此,在演播室的主持人在之前要对整个直播的事件有着深入的了解,对其背景资料做了充分的熟悉和准备,在主持时,即可应对突发的进程停滞,介绍相关背景、与嘉宾互动,来填充时间,而不是把观众无助地晾在电视机旁。
对于直播,主持应该提前准备稿件,应该是提纲,允许发挥的空间。在报道是可根据时间自由调整,展开收缩自如。这些都需要新闻采写报道素养,即记者的本领。1997年香港回归全程直播中,白岩松作凭借机敏的观察能力和即兴而又准确的表达能力,对现场做了最精彩的报道。可见,新闻采写和即兴发挥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平时也要学习新闻采写,加强自己的写作和表达能力,同时还应该积极参加新闻采写工作的实习,在实践中加强自己的表达能力,以保证在广播前、摄像机前表达清晰、准确、凝练而又不失幽默风趣。
当然,除了上述的新闻学素养,社会学、心理学基础也是必不可少的。新闻报道不可避免的要和社会上各种突出问题有联系,对于社会问题的深度报道也是对主持人的考验。主持人应该具备对社会问题的分析能力,而社会学之类的学科的学习,能够使得主持人有新的思考角度,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去分析问题,进行剖析,进行深入报道。同时,社会问题又会牵涉到人类个体,而人又是被自己的心理所驱动。因此,在对新闻报道中,主持人也需要对人物进行一定的心理分析,从而揭示人物活动的心理,和与之相关的社会现象,从而给受众了解真相提供必要的解释,帮助受众看到事情的本质。而社会问题的产生,必然牵涉到国家制度面、政策面、文化面,因此,也需要主持人对社会各个学科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给受众提供全面多样的思考角度,从而揭示事情真相。
在目前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优秀的主持人稀缺,但是很多高校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不好就业,“主持人相对过剩”问题很明显。只有具备过硬的语言发音素养,加之新闻传播和各类社会人文学科基础,以及新闻采写编辑能力,才是用人单位所想要的播音主持人。所以,现在的播音主持人更加需要的是对新闻全面、客观、多样的把握和呈现。由此可见,艺术类高校开办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在发挥自身语言发音、表演等优势的同时,重视新闻传播学课程的基础,注重对学生的社会、人文甚至自然科学的广泛了解和关注,在教学中注重对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学生新闻学基础课程的学习和人文素养的培养,那么,必然是要培养出优秀的播音主持人才的。
注释
①数据来自中国广播网/,中国中央电视台网站/default.shtml
②数据来自中国教育部门户网站/
参考文献
[1]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一版.
[2]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南希•L•罗伯茨,展江译.《美国新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
[3]詹姆斯•卡瑞珍•辛顿,栾轶玫译.《英国新闻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4]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StewartL.tubbs:HumanCommunication.
[6]毕一鸣.《关于播音主持专业学科定位的思考》.现代传播双月刊,2007年第6期(总第149期).
[7]李雅林.《热办下的高校播音与主持专业》.新闻大学,2008.2(下半月).
[8]张晓克.《试论新闻主播的语态把握问题》.新闻知识,2008.08.
[9]栾洪金.《我国播音主持专业教育现状思考》.新闻教育,2008年第4版.
新闻传播学基础理论篇9
关键词理工类专业类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瓶颈
abstractthepaperconsidersthatalmostalljournalismeducationinpolytechnicandprofessionalcollegesanduniversitiesencounterthemanybottlenecks:withoutbreakingthroughthebottlenecks，thejournalismeducationinpolytechnicuniversitiesandprofessionalcollegesanduniversitiesmaynotworkoutanewwaywithvarietyfeatures.
Keywordspolytechnicuniversitiesprofessionalcollegesanduniversitiesjournalismeducationbottleneck
进入新世纪，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迅猛，除原有的新闻传播专业大力扩招外，国内一批以理工科为主的综合院校（以下简称理工类高校），一批以政法、财经、师范、农业、外语、体育、石油、航天航空、交通、邮电专业教育为主的院校（以下简称专业类高校），也纷纷建立新闻传播专业，大规模招生。
理工类、专业类高校办新闻传播专业的主要思路，是依托本校学科教学、科研的优势，走出一条体现本校特色、与传统新闻传播办学有所不同的道路，培养出具备某种特别知识结构、适合社会某些方面特殊需要的复合型新闻人才。但是，在探索特色办学的过程中，目前，受自身条件局限，理工类、专业类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却遇到了如下一些瓶颈：
一、教育环境缺乏人文氛围的熏陶，学生整体人文素质难以满足专业要求
以前，开设新闻传播专业的基本上是老牌综合性大学，其人文社科专业开设比较齐备，云集了人文社科的许多专家、学者和大量学生，形成良好的人文氛围。在这种氛围下，在校学生有机会听到很多高水平的人文讲座、选修各种人文课程、参加各种人文气息浓厚的社团、与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相处。在这种学校里成长，学生受到人文氛围的熏陶，容易养成新闻传播从业人员必备的人文素质。
理工类、专业类高校，受传统和现实因素的诸多限制，无论在办校思路、制度安排、学科建设、课程开设、讲座邀请、社团设置、活动举办等诸多方面，都普遍缺乏人文方面的考虑和相应的氛围。以讲座和学术会议为例。笔者所在的学校绝大多数讲座，是“务实”性质的，它基本上与经、管、法、税、商、金融等学科有关。请来开讲座的，更多的是各级官员、各行业的行政管理者以及总裁、经理之类的业界精英；讲的内容，很多是对具体政策法规的解读、对当前国内外热点问题的解答，对业界实操经验的介绍。
缺乏人文氛围，若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人文课程份量，或可有所弥补。但遗憾的是一般理工类、专业类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为了突出本校特色，在课程设置上不是增加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人文课程的设置。
新闻传播专业教育，不管如何探索特色，不能忽略它人文性质浓厚的学科基础。一般的理工类、专业类院校办新闻传播专业，既缺少人文氛围的熏陶，又在不同程度上减少人文学科相关课程的设置，学生要在以后的新闻传播实践中走得更好更高，恐怕有点难。
二、培养目标贪大求全，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课程学习疲于奔命
理工类、专业类高校办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总想发展自己的特色，在特色的形成过程中，却往往存在学生学习课程过多过杂、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是这些个高校办新闻传播专业往往秉承这样一种宗旨，既必须努力保持传统新闻传播专业教学的基本面貌，又想依托本校一些龙头学科的教研条件，形成培养独特的学校烙印鲜明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的优势。为达成这样的宗旨，其培养目标难免贪大求全，教学课程难免大包大揽，学生课业负担难免过重。在具体的教学安排上，也容易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种甚至多种：一、课程过多；二、学时学分过多；二，许多专业课程的教学浅尝辄止，学生的课程学习往往蜻蜓点水，难以深入。
请看某法商类高校的新闻学专业本科教学计划（2007级）。培养目标：“培养具备系统的新闻理论知识与技能，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以及一定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专业的基础知识，熟悉我国新闻、宣传政策法规，能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和宣传部门从事传播方面的工作，能在法律、经济部门从事宣传、文秘、管理等工作，也能在党政机关、出版部门、各类学校、科研机构及其他企事业单位从事宣传、文秘、管理、编辑出版、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复合、应用型新闻专业人才。”“本专业依托法商专业，鼓励学生拓宽知识领域，跨专业选修课程、辅修第二专业、修读第二学位，成为有法学、经济学或管理学专长的复合型新闻人才。”为了达到这样的培养目标，这所高校在开办新闻专业的很长一段时间内（2002级——2004级），竟然把微积分概论等设置为学位基础课必修课（对02级的学生而言，还有统计学和经济学概论，且每门课都是54课时3学分）。看起来，这是一个对学生的理论素养、知识结构和技能要求十分全面，对学生的出路考虑十分周全的培养目标和课程方案。但是，这样的目标和方案难免给人贪大求全、难以实现、流于形式的感觉。学生要扎扎实实地学好学深新闻传播专业必备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相当困难。
再看某体育类高校新闻专业的本科课程方案（2007级）。看起来，它像是体育新闻专业新闻学专业与体育学专业的简单叠加。除涵盖一般新闻学专业的全部课程外，又增加了数量可观的体育课程，以及由新闻学与体育学交叉嫁接出来的所谓体育新闻类系列课程。在具体的方案里，体育概论、篮球、体操、体育科研方法等9门体育课程，文学概论、逻辑学等7门人文课程，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等12门新闻传播课程，全是它的基础课或主干课，此外，它还要学生学习大量的公共选修课、方向选修课、实践课和校本课程（如活动、专题调研等），加上公共必修课程，面面俱到，学生须完成165总学分，57门课（不包括实践课和校本课程）才能毕业。此外，要拿到学位，还需满足“英语必须达到全国英语四级水平，普通话必须达到二级甲等水平……达到计算机水平测试二级等级的要求”等条件。在一个以体育生为主的院校学习新闻传播专业，许多学生本身也是体育生，要都达到这样的要求，难度可想而知。
面对这种现象，广州体育学院体育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张德胜教授感触很深：“在教育部三令五申减少学时学分，减轻学生负担，让大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自主学习、积极创新的今天，连北京大学等名校都在努力把授课总时数控制在2400学时以内，总学分控制在160学分以下，而部分学校的体育新闻专业授课总时数却高达近3000学时，如此一来，学生每时每刻都在上课，几乎没有实践或娱乐的时间。”学生不仅仅是没有实践和娱乐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学生没有大量阅读和思考的时间，每日忙于应付各门功课，疲于奔命。学生当中甚至出现了“不想做课程学习工具”、“希望能更多享受读书思考乐趣”等说法。专业教育，看来也要减负，尤其是一些理工类、专业类院校培养目标贪大求全的新闻传播教育。
三、新闻传播教育专业资源匮乏，完整的专业培训体系难以形成
办新闻传播专业教育，许多理工类、专业类高校不同程度上存在本科教育职业技术化的倾向，努力构建一个有特色的专业培训体系。为了避免传统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易产生的学生“坐以论道容易、站起动手困难”的弊端，也为了避免在就业市场上与综合性高校的传统强势正面对撼，它们想走一条更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培养的教学道路：一方面，努力把学生训练成为掌握一技之长的专才，偏重于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翻译、摄影、摄像、传媒新技术应用等技能、技巧的训练；另一方面，努力在课程设置、实践形式、实践内容上与综合性大学新闻传播专业有所不同。
这本来是一条很好的思路，但是一般理工类、专业类高校新闻传播专业资源的匮乏，却使它们的专业培训体系难以形成，尴尬百出：
首先，师资庞杂多元，专业培训力量难以整合。理工类、专业类高校办新闻传播专业，其师资主要由四部分构成：来自传统新闻学院的，来自业界的，来自邻近学科的，来自校内所依托的特色专业的。其中，要整合前三类师资，已有相当难度，因为大家的专业背景难免有一定差异。要把第四类师资也整合进来，难度更大——你的专业教育特色要依赖它才能形成，许多基础课、主干课和选修课都由它的老师来上，但它的专业背景与你却相差十万八千里。长此以往，多好的课程设置和体系设计可能都流于形式。
其次，学科处于边缘地位，专业培训体系建设举步维艰。理工类、专业类高校的优势学科和重点学科，当然不是新闻传播，一般而言，处于这些学校边缘地位的新闻传播专业，师生的权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分配经费，有一套物竞天择的运作体系；计算酬劳，有一套偏重本校优势学科的成熟方案；申报课题，无论校内校外你基本处于弱势地位。在这样的环境里办新闻传播专业，难免这样一些后果：一、很难吸引本专业的著名学者、教授；二、难以充分调动专业教师的积极性；三、难以引进“双师型”老师（同时具备业界职称和教师职称）——业界一些想进来的业务精英，受学历、职称、理论、教学水平的限制，往往无缘高校教职；四、相关实验设施和培训经费的投入难以得到保障。缺少办学经费、合格师资和相关设施，又难以充分调动现有老师的积极性，如何建设正常运转的专业培训体系？
再次，缺乏业界人脉和实体资源，缺少像样的实训和实习基地。业界的人脉和实体资源优势，不是一朝一席可以形成的。一般的理工类和专业类高校办新闻传播专业，要拥有广泛、深厚的业界人脉和足够实体资源，还有待长时间努力。
四、人才培养定位强调特色，却难以摆脱新闻传播行业用人惯性的支配
新闻传播学基础理论篇10
关键词：传统媒体；新型媒体；媒介融合；新闻传播；实验教学；知识教育
中图分类号：G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573（2016）03-0124-04
伴随着数字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不同媒介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媒介的功能开始从分散走向融合。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使得信息获取更为便利，受众对信息的需求发生改变，受众需要更加多元化和专业化的信息服务。这就要求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学模式必须作出适时调整，在重视知识教育的同时，加强实验教学，提升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以满足媒介融合环境对媒体人才的需求。
一、媒介融合背景下传媒人才的素质要求和培养理念
我国传统的新闻传播教学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弊端，各院系普遍重视讲授新闻传播的史论基础，实践能力的训练主要集中在采写能力的培养。但在媒介融合时代，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互渗透，媒体的组织结构与工作程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媒介的传播内容可跨平台自由流动，传播内容的采集也可跨媒介完成。在信息的加工与过程中，多种媒介技术融合运用，培养有思想、跨媒体的“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成为媒介融合时代各媒体的共同要求。
无论是报纸杂志等传统平面媒体，还是广播电视等综合性媒体，抑或是以互联网各种传播技术和传播平台为载体的新兴媒体，虽然都需要采编结合、资源共享、集中处理，但是它们在信息的采集、加工、处理、制作方式与渠道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而且是要通过不同的平台、以不同形式同时传播给受众的。在媒介融合环境下，新闻传播从业者除了要具备团结协作，共同对信息资源进行合理的筛选、提炼、整合并加以分析利用的基本能力外，更要具备跨媒介的技术应用能力和多平台的信息传播能力，能够针对不同媒介平台的特点和视角，有选择性地设计出不同的传播产品。因此，培养“全能型”“专家型”的传媒人才是当前新闻教育的重要目标。
所谓“全能型”新闻人才，是指既能采访、写稿，又能拍照、摄像；既能后期编辑，又善于利用新兴媒体进行资源整合、信息转化和专业的人才。“专家型”新闻人才是指在媒介融合背景下，传播者在全面掌握基本传播技能的基础上有所专长，能对某一领域有深入的了解和独到的看法，并熟练地运用新媒体和多媒体技术将自己的独到看法及时快捷地传播出去，为受众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最大限度地被受众接受。培养“全能型”“专家型”人才是媒介融合大环境对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高校相关专业新闻传播人才必须持有的育人理念。
二、目前新闻传媒专业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传媒事业的迅速发展，众多院校纷纷开设新闻传播学等相关专业，硕士与博士层次人才的培养也在快速扩容。然而，面对媒介融合的新形势，大多数院校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模式并不符合当前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实际，学生所学的知识和研究的成果与新闻传播的实践差距较大，新闻传播教学存在着诸多问题。
1.实验教学的课程安排融合度较低，师资队伍力量薄弱。面对媒介融合的大环境，传统的传媒教育教学模式没有将多种传播媒介所需的能力培养融合起来，实验教学课程按传统专业实施，难以培养出融合型媒体人才。
现今我国的传媒类专业大多按照行业划分，其中的实验课程也是根据专业的不同进行设置。例如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只注重采写稿件与编排报纸，广播电视专业的学生只注重影像摄录与后期制作，播音主持专业只注重播音与主持实验课，……，如此，学生在学校接受的知识和技能培养相对单一，学生毕业进入业界后很难适应现今媒介融合的实际需求，势必造成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脱节。
除了课程设置与业界需求融合度低以外，制约全能型人才培养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师资问题。在我国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机构中，除了少数新闻传媒学院外，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师资极其缺乏，多数高校的新闻传媒类院校的师资队伍存在着严重结构性缺陷。这些机构的教师不乏具有硕士、博士的高学历和教授、副教授的高职称，他们在相应的理论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但是毋庸讳言，这些教师大多是高校培养出来的学术型师资，几乎没有新闻传播的从业经历，缺乏基本的动手能力，长期与业界的疏离和隔膜，不了解也跟不上媒体融合的发展步伐。而拥有丰富实践经验、具有较强动手能力的媒体从业人员，又往往因为学历、职称等其他因素的制约，很难进入高校登上讲台。因此，缺乏拥有丰富从业经验、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师资，已成为制约我国高校新闻传媒学科实验教学水平提高的瓶颈。与新闻传播类实验教学课程结构不合理相比，缺乏高水平的实验教学师资，对教学效果的影响更大，解决的难度也更高。
2.实验教学设施落后，教学模式陈旧。目前我国高校新闻传播类专业在专业划分上属于人文科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实验室建设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教学实验室基础设施落后，设备陈旧。即便是硬件设施稍好一点的新闻传播学院实验室，也存在着使用率较低的问题。学生不能够及时通过实验教学的实践环节将理论知识、仿真实战训练和实践检验相结合，制约着学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转化为专业技能，也必将制约着学生将来进入业界后与媒介融合大环境的无缝衔接。
新闻传播的实验教学不但教学体系不完善，而且教学模式陈旧。相关课程的教学至今仍采用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填鸭式”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枯燥，教学手段单一，师生之间缺乏互动，学生之间缺乏合作。实验教学实战环节的缺陷，使新闻传播类毕业生缺乏实际操作经验，动手能力较差；缺乏团队精神，缺乏统筹协作能力，难以应对现今庞大繁杂、融合了传统媒体、新媒体和多媒体的多元化媒体工作的需要。
三、中外新闻传播实验教学经验借鉴
面对媒介融合发展的新形势，解决新闻传播相关专业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国内外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2005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迈克・麦金（mikemcKean）教授始创媒介融合专业。该专业的学生需要学习媒介融合的报道手段，灵活掌握并运用多种媒介技术，在四个学年中合理制定教学计划并修满相应的学分。第一阶段，通过开设通识课程帮助学生了解该专业的基本特征并培养学生的学科兴趣；第二阶段通过系统地传授给学生新闻和媒介融合专业的基础课程和基本操作技能，培养学生利用多媒体技术处理信息资料的基本专业技能；第三阶段则通过引导学生选择专攻方向，在校内搭建实践实战平台，供学生有针对性地学习和掌握高级的多媒体制作技术，使学生不仅掌握到最先进的专业设备和技术，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专业精神；最后一个阶段则根据学生的就业倾向指导学生结成团队来实际完成传媒产品的设计和制作，使学生能够具备进入业界所需要的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这四个阶段形成了一个能力培养链条，环环相扣，使学生从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专业能力到就业实力得到了全方位的培养和锻炼。但是在如何解决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的关系上，迈克・麦金教授也表示，一些传统的新闻技能如新闻写作、报道、摄影等仍然是该学科教学的基础。应该在夯实新闻专业基础理论和基础技能的前提下强化新媒体技术和多媒体融合，一切完全抛弃传统的创新都是脱离实际的。而且学生们毕业后仍然要在一个多元化媒体并存的环境中就业[1]，所以媒体融合实际上也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做法，对我国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有很大的启发意义，部分新闻传播院校也开始了有针对性地加强应对媒介融合环境的试验教学改革。拥有全国首家传媒类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实验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梯形”结构的复合型实验教学体系。即以课堂实验为基础，以第二课堂社会实践（包括学生假期社会实践、校内外媒体兼职、各种专业竞赛等）为提高、以专业大实习为创新的梯形结构体系[2]。作为我国较早成立传媒实验教学中心的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倡导实验室集中管理、传媒资源共享的管理模式。无论是实验课题的设计、实验方案的策划、技术路径的实现，还是实验仪器的组合、实验手段的选择，均由学生自主完成[3]。学生在媒介融合实验室仿真的全媒体环境中模拟演练，提高了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这些院校在传媒实验教学上的一系列有益的探索，为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实验教学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四、传媒实验教学改革与创新设想
新闻传播学虽然属于文科专业，但是却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在媒介融合大背景下，应该积极改革创新实验教学模式，使接受该专业培训的学生既具有丰厚的知识储备、开阔的视野，又掌握多种传播技能，拥有多平台的传播实践经验，以适应将来的新闻传播工作需要。
1.改革实验课程体系，改善师资力量。面对迅猛发展的信息传播技术和媒介融合的大趋势，新闻传播学的实验课程体系及教学方法急需作出适时变革。在实验教学改革中要勇于打破传统的专业之间的壁垒，既重视培养学生理论素养，又注重加强对学生跨媒体操作技能的训练。实验教学的课程设置不应再按照传统媒介形式划分，而应将不同专业重要的实践课程加以融合，将所有实验课程划分等级、设置相应学分，使学生跨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界限，掌握各种专业传播技能。
为了更好地适应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工作需要，在实验课程里，应让学生参与到选题策划、信息采集、稿件写作、影音录制、后期编辑、审查等各个环节，使学生熟悉各种媒介的传播设备，拥有媒介融合的视角，掌握不同媒介的操作技能，根据不同媒介的特性制作相应的新闻传播作品，熟悉多种媒体的传播形式，并能够在各种媒介之间熟练切换，游刃有余。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走出校门后与业界无缝对接，才能在将来激烈的人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媒介融合背景下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在对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的同时，也考验和鞭策着教师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能力。为了适应当今的多媒体融合环境，新闻传播专业教师不仅要有扎实充足的理论知识储备，还应熟练掌握实验器材的使用，更要了解熟知业界的发展。只有“全能型”“专家型”师资才能培养出“全能型”学生，而面对实验教学中多数教师缺乏实践操作技能和与媒体实际融合的现状，一方面要打破身份壁垒，聘请具有专业背景、经验丰富的资深媒体人进入大学课堂，提升授课内容的前沿性与实用性；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现有教师的培养与历练，不但要鼓励教师在学术上有所作为，更要鼓励他们具备新媒体技术的应用能力，要将与业界的结合作为新闻传播实验教学师资的一个必备条件和重要考核标准，以切实保证实验教学师资知识和技能的同步发展，与时俱进。
可以说，完善实验课程的教学体系与提高教师的实际操作技能，犹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是新闻传播学教育满足媒介融合大背景下媒体人才需求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