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分析篇1
社会网络分析主要研究人们如何建立和发展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关系所形成的网络对人们的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它既是描述和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理论视角，也是一种新兴的定量研究方法。Freeman概括了社会网络分析的四大组成要素。(1)结构性视角。社会网络分析强调人的社会性，强调从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中去描述和解释人的行为。比如研究就业问题，社会网络分析则侧重于研究社会关系(即社会资本)对就业的影响。(2)关系型数据。传统计量经济学中的数据多是截面性(Cross-sectionaldata)或者是面板性的(paneldata)，假设个体之间是相互独立的。社会网络分析适用于特殊格式的数据:关系型数据(relationalda-ta)。关系数据中的研究个体之间可能有多种多样的相互影响，因此需要特殊的数据分析方式。(3)图形化展示。社会网络分析经常会提供一个网络图来描述研究个体间的关系，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个整体上的、结构性的认识。(4)定量式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侧重于定量的分析，用数字的方式描述各成员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以及社会网络本身的一些特性。
根据Freeman(2004)的介绍，结合本人的研究经验，笔者将社会网络研究的发展大致分为五个阶段。(1)初创期。社会网络分析的直接前身是莫雷诺(Jacobmoreno)在20世纪三十年代创立的社会关系计量学。莫雷诺及其助手要求其研究对象报他们期望和哪位组织成员共同生活和娱乐，并据此得出一套关系型数据，用以分析各成员在群体中的位置和群体中的小集团。这是最早的社会网络研究之一。大约在同样时期，哈佛大学的沃纳(williamwarner)和梅奥(Georgemayo)在研究组织行为的过程中，提出了人际关系学派(theRelationalSchool)。他们收集了工人之间详细的社会网络数据，比如谁和谁一起玩、谁和谁吵了架、谁帮助了谁、谁和谁是朋友、谁不喜欢谁等，并用图形的方式展示了工人之间的种种关系。(2)平静期。1940年代到1970年代是社会网络研究的平静期，分析方法上没有大的突破。其中1950年代的哥伦比亚学派，包括拉扎斯菲尔德(paulLazarsfeld)、科尔曼(JamesCole-man)、卡兹(elihuKatz)和门泽尔(Herbertmenzel)，以及受其影响的罗格斯(everettRogers)，侧重于用社会网络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传播(Socialdiffusion)，给社会网络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3)起飞期。1970年代怀特(Harrisonwhite)和他的学生在哈佛大学对社会网络的研究奠定了现代社会网络分析的基础。一方面怀特和其学生使用矩阵理论来研究社会网络，写出了一些关于网络分组(blockmodeling)和机会链(chainsofoppor-tunity)方面的重要论文。另一方面，怀特培养了一大批对当代社会网络分析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生，比如皮尔曼(peterBearman)、波纳西(peterBonacich)、布莱格(RonaldBrieger)、卡丽(KathleenCarley)、艾丽克森(Bonnieerickson)、费舍(ClaudeFischer)、格兰诺维特(markGranovetter)、威尔曼(Barrywellman)和温士浦(Christopherwinship)等。1970年代末，在威尔曼等人的倡导下，社会网络研究国际协会(internationalnet-workforSocialnetworkanalysis)成立，加上《社会网络》杂志的创办，标志着社会网络研究开始了系统化和国际化的进程。(4)突破期。从1990年代起到本世纪初，社会网络研究进入了突飞猛进的时期。一方面是分析方法上的突破。wasserman和Faust在1994年出版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应用》系统总结了社会网络分析的统计方法，但是侧重于描述性的统计分析。指数随机网络模型(exponentialrandomgraphmodels，即eRGm)的建立和发展极大推动了对社会网络的统计建模。Snijders等创建的个体导向的随机模型(Stochasticactor-orientedmodels)进一步把随机网络模型推广到分析动态社会网络。本时期的第二个特点是网络研究越来越多学科化，应用也越来越广泛。研究主题从单纯的对社会网络的研究，扩展到对政治网络、经济网络、文学作品中的对话网、蛋白质互动网、疾病传染网、计算机网络等的研究上。参与的学科从社会学、人类学和统计学扩张到经济学、政治学、传播学、文学、物理学、生物学、医学等。(5)深入期。经过八十余年的发展，现在社会网络研究的规模和态势基本成型。面向未来的发展，主要是在各个领域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下文先就公共管理和政策网络研究的基本概况给以简要介绍，接着用一个例子演示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方法。最后指出未来社会网络分析的主要趋势。
二、公共管理和政策网络研究概述
从网络的视角来研究公共管理和政策受到美英政治中多元主义(pluralism)的重要影响，也有德国和北欧协商主义(Corporatism)的踪迹。公共管理和政策网络的概念在历史上几经转变。从早期的议题网络，到政策社区，权力铁三角，再到政策系统，政策倡议联盟。简单地说，公共管理和政策网络就是政府和社会团体(比如智库)以及社会各界人士(比如律师、专家学者)就公共事务的治理进行的互动的集合。这些互动可以包括资源交换、信息共享、权力关系、组织交叉和情感依赖等。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它强调权力的相互依赖性(powerinterdependence)，侧重从结构和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公共管理和政策行为，是对过去理性选择(Rationalchoice)学派的重要替代或者补充。近年来，美国政治网络协会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对公共管理和政策网络的研究。
概括地讲，公共管理和政策网络研究主要有三大议题。
一是公共管理和政策网络的基本内涵及其对传统政府组织形式和能力的挑战。从小范围讲，公共管理和政策网络包括政府内部之间的关系。从大范围讲，它又包含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企组织之间组成的政策游说联盟。它既可以是基于组织之间关系的网络，也可以是建立于个人之间关系的网络。因此，其基本特征根据网络的界定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比如Fowler研究国会议员间互相支持议案的网络关系。Grossman和Domingu-ez研究利益团体间的联系，发现它们在选举时党派性非常明显，但是在政策制定时，党派性不明显，主要致力于建立跨党派的联合，以实现政策目标。Box-Steffens-meier和Christenson也研究利益团体。他们发现从1930到2009年，美国利益集团之间的平均连接性增加了，并日益组成若干紧密联系的小团伙。Feiock等研究政府官员在经济发展中的合作关系，发现合作主要在相互信任的官员之间开展，导致合作关系网里的双向合作关系和封闭性三角形关系比较多。
公共管理和政策的网络化倾向对现代公共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Knoke提出了“组织化国家”的概念，指出社会组织之间结成网络，分享政策制定权力，与政府组织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看作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Rhodes列出了公共管理和政策的网络化带来的四大挑战，包括治理组织的混合，管理和政策责任的流转，合作的重要性以及新的管理工具的必要性。简单地说，现代公共管理要从过去单纯的依靠行政力量和直接干预转变为更多地依靠协商、授权和合作。现代公共管理人员需要具备与各类社会组织和人员进行沟通协调的能力，以及动员和组织他们参与行政和政策过程的能力。
二是研究政治制度、政治信念、政策扶持和先前合作等因素对公共管理和政策网络的形成和结构的影响。Sabatier和Jenkins-Smith指出核心政治信念一致是维持政策联盟的要素。Henry等对加州四地区土地使用和交通规划的研究表明，不同的政策理念导致政策相关者之间拥有更少的合作关系，政策连接者(poli-cybrokers)在政策网络的建立中起主要作用，他们可以有效地把具有相同政策偏好和理念的政策相关者组织起来。marsh和Smith的辩证模型指出公共管理和政策的实践和其网络在相互影响中持续变化。Carpen-ter等的研究对此提供了实证支持。他们发现，随着健康政策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相关组织投入了大量资源以加强联系和共享信息，但是由于这些活动主要是巩固以往既有的关系，在整体层面上，信息没有有效地在健康组织之间得到共享。Schneider等的研究发现，获得美国联邦港口项目支持的港口地区发展出了容纳性更强的政策网络。这些政策网络更有效地整合了多层级政府的资源，更多地吸取了专家参与，培养了政策参与者之间的更强的个人关系，为以后新形式的、网络化的合作治理提供了基础。may等的研究表明，存在着一个有权威的议事机构或者联邦机构的指导，会极大地提高该领域的政策融合度(policycoherence)。Heaney的研究发现，和其它组织有信息交流、共同参加过政策倡议和有共同政策兴趣是一个组织在网络中获取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三是研究公共管理和政策网络的效应。在此方面，宏观研究侧重于行动者如何通过利用公共管理和政策网络，来设定议程和维护既得利益。还有的研究侧重于如何设计一套综合的指标来评价公共管理和政策网络的效果。Klijn和Koppenjan指出，评价公共管理和政策网络不能只考虑效益和效率以及政府目标的实现，还必须考虑其对规则和价值观的影响。
中观研究侧重于网络结构和位置对公共管理和政策的影响。Heinz等对美国农业、能源、健康和劳动政策有影响的一批利益团体负责人进行了访谈，发现这些利益团体之间根据利益取向聚合分化，没有中心性的权威，反对方之间也没有有效的沟通机制。这种网络结构导致政策的共识的达成需要更长时间，政策行动者的联系比较脆弱，政策联盟随时可能重组。Siegel的研究发现，不同结构的网络对政策参与具有不同的影响。在“小世界”网络(即群体内部有强关系组成，群体间有弱关系串联起来)中，强关系和弱关系对政策沟通和参与同时起重要作用。但是在“精英主导”的网络中，政策参与主要取决于政策精英的参与。Kapucu等的研究表明，美国政府之间沟通不畅和协作隔离是导致卡特里娜(Katrina)飓风危机管理失败的重要原因。Laumann等和Knoke等的研究表明，在网络中占据中心位置的组织在公共管理和政策中更有影响力。
微观研究侧重于研究社会关系对公共管理和政策主体(比如政府官员、社会组织领导人)的影响。比如Granovetter发现，弱关系有助于获取新的信息，从而获得较好的工作机会。林楠和边燕杰的研究表明，强关系在工作机会的获得上比弱关系具有更重要作用。Shih等的研究发现，和领导关系紧密的人员更可能响应领导提出的意识形态口号以及得到提升。
综合而看，公共管理和政策网络的研究有三大难点。
一是难以得到高质量的社会关系数据。这个问题在研究个人关系网络时尤其明显。人们一方面对社会关系的作用津津乐道，另一方面对也其讳莫如深。所以传统的社会调查和访谈的方法可能不是很有效。如果要做的话，关键是争取被调查方的合作。一旦调查可行，要精心设计调查和访谈问题，以做到既能够保护被调查方的隐私，又能够达到科学研究的目的。同时，鉴于调查和访谈的局限性，要尽量利用公开的信息，收集关系型数据。另外，在观察不到网络关系的情况下，对网络的基本特征和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也可以先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探讨。
二是如何确定因果性。在研究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效应时，如何有效地区分社会选择(Socialselection)和社会影响(Socialinfluence)是关键点。一方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具有类似观点和行为的组织和个人更容易汇聚在一起、结成网络，反映的是社会选择。另一方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个体间互相影响，也可以导致观点和行为类似，反映的是社会影响。如果不能有效地区分二者，社会选择效应就可能被混同于社会影响效应。
三是理论研究滞后。首先是公共管理和政策网络的内涵界定还比较紊乱。对网络主体和社会关系的界定不同就会带来研究视角和结论的不同。其次是公共管理和政策网络研究和“新公共管理运动”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还有待将继续探讨。第三是不能照搬现有的网络模型来进行研究。这主要是由于公共管理和政策网络是由多层次、多类型、动态化和利益导向的关系组成，现有的统计模型对利益和激励的考量不足，还不能完善地分析这些复杂的关系及其变化。四是关于如何发展和管理公共管理和政策网络以及如何评估其效应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三、例子:美国参议员联合新闻会的网络分析
在2008年左右，美国参议员之间共同参与新闻会的网络图。图中的每一个点代表一位参议员，每一条线代表两个参议员共同参加了一个或者多个新闻会。在此例中，我们通过研究这种共同参与关系来研究参议员之间的合作和支持
美国参议员共同参与新闻会在个体、群体和网络层次的基本特征。简要起见，在个体层次只列举前20名参议员。中心度(Degree)反映的是个体拥有的关系数量。Clinton(即希拉里·克林顿，前美国国务卿)在该网络中最中心，和41位其他参议员共同参加过新闻会。obama(即贝拉克·奥巴马，现美国总统)排名第六。Biden(即约瑟夫·拜登，现美国副总统)排名第14。密切度(Closeness)反映的是个体与其它个体之间的紧密程度(数学定义上，与其它个体的最短连接距离的总和成反比)。就其而言，Clinton也是傲居榜首。说明她只需要通过很少的中介就能够连接到其他参议员，反映了她潜在的网络动员能力。中介度(Betweenness)，反映的是个体担任其它个体间连接桥梁的作用。就其而言，Clinton还是居先。说明许多参议员需要通过她才能连接到其他参议员，反映她在此网络中的桥梁作用。一般来说，中心度、密切度和中介度是高度相关的，但是也不尽一致，因为它们测量的是个体在网络中的重要性的不同方面。关于网络术语的具体界定，可参见wasserman和Faust的著作。
在群体层次，由于本网是无向网，因此所有的关系(468个)都是双向关系。该网中有封闭式三角关系(即三个个体间互相连接的)712个。各类集团(即成员之间相互具有连接的团体)若干，包括6人集团13个，7人集团6个，8人和9人集团各1个。所有的参议员都可以连接在一起，构成了一个91人的大集群。
在网络整体层次上，连接性(Density)，反映的是观察到的关系数占所有可能存在的关系数的比例。本网的连接性是0.11，说明只有11%的可能关系在本网实现了。中心性(Centralization)反映的是关系数量在个体间分布的不平等性，一般用0到1之间的分数表示。该网的中心性是0.35，偏低，说明关系的分布比较均匀，没有少数参议员垄断大部分的关系连接。传导性(transitivity)反映的是封闭式三角形关系的可能性(通俗地讲，就是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的可能性)。该网的传导性是0.31，说明有共同合作对象的两个参议员之间并不是特别可能存在合作。
社会网络分析的另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比较个体间关系连接结构的相似度(Structuralequivalence)和进行分组。如果两个参议员具有类似的社会连接，它们的关系结构相似度就高，也表明他们可能属于同一个小群体。因此，可以根据连接的相似性，通过阶梯型分类法(Hierarchicalclustering)对成员进行小组。在上文例子中，参议员4和5的关系连接最类似，因此他们被归为一个小组。参议员14和48的关系连接最类似，他们被归为另一个小组。然后，这两个小组的关系结构又最类似，他们就被整合成为一个大组。如此反复，我们可以将所有参议员分成不同的小组。整体上看，这些参议员可以划分为三大群体。
社会关系的形成是社会网络分析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一般来说，社会关系的形成可以基于两方面的成因。一方面，人们可能倾向于和具有优势社会经济地位和特定人口学特征的其他人建立关系。比如在政府工作中，职位低的人员可能会更多地向职位高的人员请教，工作经验不足的可能会更多地向工作经验丰富的同事请教等。再比如，同样背景(性别、学历、毕业学校、政党和籍贯等)的个体间也可能更容易建立关系。另一方面，关系的建立具有内生性。比如，朋友的朋友也可能是朋友。这种传递式的朋友关系会导致网络中呈现许多闭合式的三角形关系。
用随机网络模型(eRGm)分析参议员联合新闻会网的结果。使用的软件是R中的stat-net软件包。结果中的系数是对数机率比(log-oddsratio)。模型一只包含了背景变量。其结果说明，与民主党相比，共和党的参议员更少地参与联合新闻会，独立身份的参议员没有差别。相同政党的参议员并不比不同政党的参议员更多地一起召开新闻会，这可能是由于参议院中的组织结构以跨党派的委员会为主，所以新闻会经常是以跨党派的形式出现。但是，来自同一州的参议员明显地比来自不同州的参议员更多地联合召开新闻会，说明同州的参议员由于相同的地区利益有更多的合作。
第二个模型中加入了三个内生性的网络结构。闭合式三角形反映的是传递性合作关系，即如果参议员甲和乙有合作关系，甲和丙有合作关系，那么乙和丙也可能有合作关系。开放式三角形(也称两步连接，two-path)反映的是非传递性的关系:即使参议员甲和乙、甲和丙各有合作关系，但是参议员乙和丙却没有合作关系。加权关系数反映的是关系分布的均匀性。模型二的结果表明，这个网络有较多的封闭式三角形，反映了参议员的合作关系具有传递性。但是没有统计证据表明这个网络具有显著不同的开放式三角形或者关系分布非常不平等。另外，加入这些内生性的网络结构并没有显著改变模型一中发现的党派效应和同州效应。共和党还是相对较少地共同参与联合新闻会，同州比不同州的参议员还是拥有更多的合作。根据模型拟合度(aiC)来看，模型二相对较好。
四、结语
社会政策分析篇2
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economyandenhancementofChina'scomprehensivenationalstrength，socialsecuritycomprehensivemanagementproblemhasbeenthecommunity'sattention.atpresent，therearestillalotofirrationalfactorsinChina'ssocialsecuritycomprehensivemanagementwork.therefore，thisarticlefocusesonanalysisofthecharacteristics，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andthemainproblemsofsocialsecuritycomprehensivemanagementpolicy，andmakessomecommentsandsuggestions.
关键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特点；问题；政策
Keywords：socialsecurity；comprehensivemanagement；characteristics；problems；policy
中图分类号：D63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3）30-0328-02
0引言
社会治安问题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重大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深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并被逐渐提上日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被广泛应用在社会治安管理上，对我国社会治安工作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社会治安形势仍然很严峻，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违法犯罪行为增多的势头，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对其治理工作起了限制和阻碍作用。一味的严打或者宽松化治理并不能有效地进行治理。只有继续不断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治安综合治理政策等法律体系，为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提供一定的方针和指南，才能更好的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服务和指导，提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成效。
1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的特点
在社会治安治理工作中，我国主要是以政策的形式进行实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现做如下分析：
第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是指按照党的政治和组织领导机制所构建的综合治理领导体系。其既不需要设立专门的法定实施机构，也不需要改变法律规定的国家机关组织管理。其领导体系就是指按照党的统一领导，对社会治理工作由党和政府共同管理，办事机构对其进行具体管理，同时明确各单位的职责。上至省市，下至县区、乡镇都必须建立和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机制，以便使得社会治安治理工作能够进行明确分工。权责明确，促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二，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为指导和标准，对综合治理的相关管理规范加以明确。在综合治理的区域，以属地管理为原则，明确主管人的责任，并且以“系统抓和抓系统”的方式进行辅助。对于国家各个部门来说，要进行齐抓共管，一切治理措施都必须以综合治理方针为标准，对于基层中的各个单位来说，则可以进行群防群治，专心管理好本部门的人员，处理和本部门、本单位的治理工作，做到各尽其责。
第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调控手段要以政策性责任为核心。可以采取综合治理目标责任制以及一票否决制来进行实施，或者还可以取消评先评优的资格，甚至将个人的政治荣誉和工作成效相联系等方式来提高治安人员的工作热情和办事效率。
第四，社会综合治理政策具有非常广阔的实施主体。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上，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社会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都是政策实施的主体，对综合治理工作负有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加强对其人员和资产的管理，以便进一步促进社会综合治理政策的建立和完善。
2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的优缺点
2.1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的优点政策实施方式在对社会治安问题进行综合治理时具有其独特的优点。
第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实施机制较为灵活。如果国家对社会治安的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比较滞后，为了促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可以率先实行治安综合治理政策对其进行指导。
第二，按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进行实施可以不必新建实施机制。其完全可以以现行的体制为标准和依托，专门的国家实施体制不必建立。
第三，通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来对各个单位和相关人员的升迁奖惩进行约束和管理，可以进一步明确其职责，促使其能够严于律己，提高其自身的治安治理效率和质量，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同时按照政策进行实施比较符合目前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让政府政策可以先行发挥作用。
第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普遍约束力，其具有较强的影响力，通过相关的指令和措施，可以促使省市县级等各个区域和各个单位的人员能够进一步明确责任，加强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
2.2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的局限性政策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政策具有严格的要求，原则性较强，缺乏一定的规范性措施，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操作方面有一些不利影响。其次，国家不能要求政策强制执行，使得政策的权威性和实际执行情况仍然和预想方案存在一定的差距，缺乏一些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法律基础。再者，政策的实施主体也未进行明确规范，对负责综合治理并进行实施的国家管理和部门以及群防组织的性质和职责范围进行明确确定，使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缺乏严密的分工层次，管理体系未能有效建立开来。另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没有严格的监督机制对其进行监督和检查，导致在治理过程中投机违法现象频发，人员治理的积极性不高，给社会治安工作的有效进行带来很大的难度。
3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建议
3.1主要问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和难题，社会矛盾较多，大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缺乏明确的定位。管辖综合治理机构缺乏明确的地位，难以断定其是属于政府还是党委。并且治理工作的连续性较差，缺乏具体的实施和治理计划，权威不足，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导致治理工作的实践性较差，流于形式，治理效果并不明显。
第二，人员编制不合理，缺乏足够的资金保障。尽管政府对综合治理的人员编制以及资金投入等问题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和要求，然而地方资金有限，尤其是对于县镇乡等基层来说，财政更为吃紧，要想加大对人员编制和资金的投入力度，有点力不从心，使得综合治理机制难以有效地建立和完善，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难以起到实质性的指导和帮助。
第三，治安防范工作力度不足。有些地区的治安防范工作较差，缺乏一定的治安措施和治安体系，导致违法犯罪现象经常发生，进一步加大了治理的难度。
3.2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有效建议对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的制定来说，一定要严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结合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治安状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治理政策，涉及到更为广泛的区域，并且对治理措施进行细化规定和要求，避免出现纸上谈兵的现象。另外，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会出现一些变化和调整，对于综合治理政策也要随之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便能够为社会治安的治理工作提供坚强的后盾和保障。对于社会综合治理工作来说，明确各级政府的治理范围和职责，加强对人员的合理编制，并建立一定的监督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4结语
综上所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对于社会治理工作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政策的指导和服务下，明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分工和职责，对人员进行合理编制，并进行有效的监督，可以提高治理成效，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参考文献：
[1]张传玲.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的探讨[J].商情（教育经济研究），2008（06）.
[2]卢虎.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毛口乡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扎实有效[J].农村经济与技术，2001（02）.
[3]罗干.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J].人民检察，2006（02）.
社会政策分析篇3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经过不断地改革与完善，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功能多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发挥了弥补市场缺陷、保障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随着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却面临着相当严峻的现实困难，社会各方面对社会保障的强烈需求与社会所能提供的实际保障供给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社会保障增进社会福利的前提是具体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因素的制约。我国的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决不是现收现付、部分积累及完全积累模式的孰优孰劣或简单的“菜单式搭配”，或者是当前通过国有股减持募集资金，解决个人账户“空账”的燃眉之急。从实际的情况观察，在我国的收入分配领域，由于“制度内”差距的日益缩小，资源配置和分配体制运行所产生的效率突出，而在再分配领域，由于“制度外”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保障的体系构造陷入传统体制和国有改革思路的困境，又未能在更大程度和范围内推行公平的理念，导致社会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因失业、年迈、疾病等社会风险引致的社会保障问题日益突出。
一、社会保障政策的调整必须适应于过渡经济期的社会发展状况
过渡经济是指这样一种经济社会转化的状态，即传统的计划经济实行经济制度转轨，最终实行市场经济的一种经济过渡状态。中国经济与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大规模的市场转型发生之前，政体和主导性的意识形态都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样就为大规模的、以国家立法形式进行的市场转型提供了可能性。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过渡时期是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必然表现的一种状况。适应于过渡经济的要求，由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组成的社会各个系统之间需要相互协调地共同发展，减少系统内部组成部分以及系统与系统之间的负面作用是整合社会发展潜力的基本条件。一般而言，过渡期经济社会条件有其内在的规定性。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其论著（经济增长）中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对于这种由一种生活方式向另一种生活方式转变的变革，刘易斯认为虽然我们不能防止，但是可以加快或阻止变革，并且把这种变革的最大制约因素限定为社会态度和制度。刘易斯显然涉及到两个十分不同的问题：其一，过渡经济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将这种过渡经济同时理解为包括生活方式在内的过渡社会形态；其二，十分清晰地把社会态度和制度限定为最大制约因素，这实际上是指出了制度因素和非正式制度因素在过渡经济中的关键作用。刘易斯对社会过渡问题的论述对于中国过渡经济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保障的双重社会效应是比较复杂的，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复合体，我们有理由说明要加大对社会保障的社会供给，但同样有理由说明应该限制社会保障的社会需求，如果不是在过渡经济理论背景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就很难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刘易斯所说的过渡问题是从传统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与我国目前的社会转型与经济转轨是有差距的，但是并不排除其理论的合理性。
从纯粹经济的角度而言，中国过渡期社会保障的关键问题是确定适度保障水平。社会救济的对象和待遇的决定是这样，养老保险替代率的决定也是这样。然而，在纯粹经济的原因背后，决定一个社会的社会保障状况的最根本原因是社会发展制约性。社会发展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制约性体现为多层次的综合作用，既包括经济的因素，也包括文化的（社会心理的）、政治的因素，甚至文化的和政治的因素起着更重要的作用。所以，任何单纯从经济上解释社会保障制度与体系建设的结构范式都是不妥当的。
综合来看，过渡期社会保障的政策选择受社会发展制约的表现有如下4个方面。（1）表现为经济条件的决定性。社会财富的积累、社会生产力的整体水平以及社会结构的整合程度、社会阶层的分布状况等等因素是改革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条件，但不是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2）表现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一定的社会思潮、经济理论导向等主观的影响因素都会推动政府和社会公众迅速达成较为一致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进而改变社会经济的整体状况。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的因素可以独立地发生作用，但依赖于社会经济条件所允许的改革路径和改革可能实现的目标范围。（3）体现为社会保障调整的阶段性。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实际发展状况的变化，社会保障体系的调整是社会所需要的。在社会经济状况趋于上升的时期，社会保障的范围就倾向于扩大，保障水平也倾向于提高，反之亦然。同时，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成应包括由低到高的多层次分布的社会保障水平，或者说是由基本的保障到补充的保障共同构成的一个体系，形成由收入保障和社会服务保障等多项保障相互配合的格局。（4）体现为个人与集体或社会之间，在社会保障关系上有一个合理的分工。社会保障是社会所需要的，但社会保障不能理解为全民的社会安全，也不等于将个人的责任转嫁于任何一个集体或社会。在开始的时候，个人必须为自己负责，只有当个人负责还嫌不足或者必须停止时，国家或社会才需要发挥义务。社会发展的制约性意味着没有全能的政府，进一步讲，社会政策实施的目的并不是使每一个人从一出生就得到全部的保障。二战后任德国经济部长后任总理的艾哈德十分精辟地指出：如果社会保障“绝对没有任何风险，那么就不可能指望他们的精力、才干、创业精神和其它优秀品质得到充分发挥，而这些品质对民族生存和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
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政策选择分析，中国在借鉴吸收国外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的成功经验时，并没有比较充分地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合理构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长远规划，因而出现了较多的政策性失误，社会保障各个项目的具体制度和职能并不清晰，需要进一步加以改革与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完善的理论必须尽快跟上，剖析中国社会发展状况对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制约机制，提供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中国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体系是至关重要的。
二、吸收借鉴国外社会保障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应区别国情差异性
迄今为止，社会保障制度已经不同程度地在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建立了，它发挥着保障人们生活、稳定经济发展等重要的社会职能。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越来越成为衡量社会发展文明程度的一种指示器，然而，在如何确立适当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怎样有效地实施社会保障方面，世界各国的实践又是丰富多彩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回顾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从德国政府正式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以来，社会保障制度的内涵与体系安排远非当初建立时期所能比，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经济制度的当然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文化须臾不可缺少的一个基本成分。
一般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的发展历经两个明显阶段，而且这两个阶段均一致地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制约性。第一阶段是从二战后到70年代中的黄金时期，社会保障制度在世界各国都得到极大的发展。各国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开支也急剧地增加，最高者如瑞典社会保障开支占政府总支出的60％左右，一般的oeCD国家也达到30％一40％不等。由于有快速发展的经济支撑，社会保障的范围极大地扩张，一时间对社会保障的埋怨之声销声匿迹。至于西方国家对社会保障进行社会福利型和投保自助型的划分，只是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选择时增加了社会文化因素而产生的变异，本质上并不违背社会保障的扩张性发展。
第二阶段是指进入70年代中后期以后的改革与调整时期。各国社会保障状况受到世界经济发展停滞的影响，纷纷走上改革的道路。英国、瑞典甚至因为社会保障制度引起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诸多问题而被称为“英国病”、“瑞典病”。这种事实说明，继续维持已经持续膨胀的社会保障支出已为社会经济条件所不允许，因而不得不对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包括保障范围、支出标准、社保基金管理等各个方面作出不同程度的变革，以适应促进就业，振兴经济的要求。
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两个阶段的转换，政府需要克服的一个主要阻力是公众的舆论。政府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来说服公众支持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在难以与公众达到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政府仍然需要推进社会保障的改革。上世纪80年代初英国政府是如此，现在的美国布什政府也是如此。布什政府沿袭上届克林顿政府社会保障的改革动议，正在寻求新的社会保障改革方案，力图走出经济疲软的阴影。回顾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与改革的过程，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社会保障的需求与供给，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总是存在一个事实上的缺口，这个缺口既体现于社会心理方面，也体现于政府的财政支持方面。社会公众总会对社会保障产生较高的欲望，而且，受福利刚性上升心理预期的影响，在经济增长迟缓甚至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就会使政府面临极大的压力。我们知道，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政策的体现，它必定要配合经济政策的调整而有所改变，这是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一个基本。
吸收借鉴国外社会保障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学术界有学者在吸收借鉴的问题上有过于简单化的倾向，比如只是将中国与某些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开支比例进行粗略的比较，就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如何，而没有细致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的客观制约性。因此，要避免这种不妥当的倾向。国外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毕竟受制于各自国家社会发展状况的制约，其理论与实践不可避免地具有“地方性”的特征，用于中国的国情时必须要十分谨慎。
首先必须注意的问题是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对社会保障政策选择的客观规定性。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需要，它具体体现为某一特定社会发展状况的阶段性约束。国内外的社会保障实践的发展历程概莫能外。英国最初实行的（济贫法），其最为典型的特征是设立济贫院，适应于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蓬勃发展的现实要求，社会只是救助非常有限的贫困者，并且附带有严格的约束个人自由的措施。从现代社会保障的社会理念来看，这种做法有违扶困济贫的社会理想。现代社会保障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即是，遭遇社会风险的个人有权也应该获得社会的帮助，这种帮助不需要附带有损于个人自由和尊严的约束条件。中国也是一样，建国之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步建立起来的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显然主要对就业的城市人口），最终因为社会供给难以满足社会需求而陷于难以为继的境地。如果用影子价格的原理来估算一下社会保障制度的资源投入与收益比例，相信产出投入比一定是过于微小。整个政府既是生产的组织者，也是社会城镇就业人员生老病死各种各样社会需求的服务中心。这种超前的、膨胀的、社会受益极不平衡的社会保障体系明显成为社会整体发展的障碍，成为不得不进行改革的对象。
其次，借鉴国外的理论与实践必须注意社会保障制度多样性的基本特征。一个制度体系，尤其像社会保障这种由社会政策支撑的制度，必然反映本民族本国家的社会文化发展状况，移植到其他地区其他国家就可能会存在运用条件、文化背景、制度依赖性等差异的制约，甚至仅仅是技术条件的约束，因而导致制度运行的失真乃至失误。中国目前已引进了不少国家的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但运用于中国的实践之后，总是难以达到预期的政策目的。比如介绍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已有的著作和文章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内容差异。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私有”概念井非仅指职工个人所有，而是职工个人与企业参与的一种混合形态的概念，甚至企业的成份占得更多一些。我们在介绍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时，区分这一差异是十分必要的。
再次，对政府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的作用要有一个客观的界定。虽然说，没有政府的加入，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就不会出现，但公共选择理论阐明，政府并非一个抽象的组合体，它也有自身的效用函数。政府在处理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的关系上，也因为政府自身价值取向的不同而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政策组合。政府致力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或者是为缓和社会阶级矛盾的紧张局面（如德国），或者是作为扩大内需的手段，阻止经济危机的深化（如美国），也出现了所谓的福利国家（如瑞典、英国）等。从制度的产生和政策调整来看，政府始终处于提供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环节，并且发挥着特定的社会作用。
三、我国过渡期保障的政策选择
社会政策分析篇4
（一）归正青少年群体
一般意义上来说，归正青少年指的是解除和完成劳动教养以及劳动改造之后重新回归社会（回到社会正常的秩序和轨道）的青少年特殊人群。“归正人员”是对原来标签色彩浓厚的“刑满释放人员”和“解除劳教人员”等称呼的取代，体现了对那些因为违法犯罪而被司法矫正机构处理后重新回到社会者的尊重和人文关怀，在关于青少年犯罪预防的政策措施中，归正青少年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而归正青少年又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因有犯罪经历而易遭到社会排斥，从而造成其再社会化的障碍。一般来说，社会成员对待刚刚出狱的青少年，其态度上往往不是欢迎与接纳，而是比较鄙夷和排斥，在这样的情况下，青少年犯罪经历很有可能成为该青少年记忆家庭成员无法卸去的精神重负，这一负担在“社会排斥”的压力下处处碰壁，遭人冷眼相待，从而使得归正青少年感到受挫和孤独，要么使其深陷在自卑与封闭的消极情绪中无法自拔，要么对周围环境产生绝望和敌视，更有甚者被迫与正常的社会化轨道中分离，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青少年社会福利政策
青少年福利政策是一套谋求青少年健康成长发展的方针或行动准则，其目的在于促进所有青少年的福祉。关信平认为青少年福利政策是指政府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为青少年提供健康的生存环境，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保障青少年的合法权益，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和充分参与社会、文化、教育以及他们个人成长与福利所必需的其他活动的政策。而将青少年政策更多地视为一种社会政策，这样的理解意味着对青少年政策的有关分析与研究，需要引入社会政策分析的概念架构和理论方法。
二、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分析
（一）生态系统理论视角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人的社会化能否顺利进行与其赖以存在的生态系统的各子系统之间的稳定性、一致性及其互动等直接相关。每个系统都直接或间接与其他系统及个人互动，并以复杂的方式影响着个体的发展。所以在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上，我们应将影响因素进行整体性、综合性的考虑，从青少年自身以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因素入手，即个人系统，家庭系统、学校系统、社会相关系统。
一是从青少年自身原因分析，青少年时期是由儿童向成年人过度的时期，从身心层面没有完全发育健全，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弱，抵制不良行为的影响能力不强，模仿性较强，易受外界的影响，同时行为受情绪影响较大，难以控制自己的心理冲动，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二是从家庭系统来看，家庭作为初级群体对于青少年的成长和社会化影响极大，很多时候父母的过度溺爱、其自身的不良行为以及家庭的完整性遭到破坏等等方面的影响会给青少年的心灵蒙上阴影，久而久之易走上犯罪的道路。三是从学校系统来看，学校不仅学生们接受教育和进行社会化的载体，更多时候学校发挥着共同体的功能，使同学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得到增进，同时提供一种积极的相互互动关系，又能协调和控制其行为，但学校及老师的一些不当行为却会造成相反的效果，例如体罚学生、虐待学生、严厉处罚“问题学生”、强令开除成绩差的学生等等一系列问题，这样的恶劣行为会引发青少年的违法犯罪。四是社会相关系统的原因，一方面是社会中充斥着追求物质金钱享受的欲望以及腐朽黄色暴力的思想，另一方面是网络的不正确不适当的使用，这些方面都会对青少年的行为以及心灵带来极坏的影响。
（二）青少年产生越轨行为问题相关理论
一是社会控制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文化规范、道德信仰和相关人物不足以规范青少年行为，那么他们就可能出现越轨行为。二是社会学习理论。该理论认为，观察学习是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而朋友就是学习的重要对象，如果青少年喜欢和行为出现偏差的朋辈群体交往，那么其很有可能出现行为问题。三是拉力理论认为，边缘化、挫折、脱离学习和工作、低成就、社会不平等感会引发青少年的越轨行为。四是认知发展理论认为，早期行为影响后期行为，并可能是后期行为的前兆，认知偏差可能会导致行为方面的后果，因此幼年时期的体验和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青少年的行为。
（三）犯罪亚文化理论
根据文化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不同，可将文化分为主文化和亚文化。主文化是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为社会上多数人所接受的文化，主文化对社会上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观、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影响极大。亚文化指仅为社会上一部分成员所接受的或为某一社会群体特有的文化。亚文化一般情况下不与主文化相抵触或对抗，亚文化与犯罪之间不存在一种决定或必然的关系。但犯罪亚文化属于亚文化的范畴，只有当亚文化表现出与主流文化的逆反性时，或者沿其负向走向极端时成为极端亚文化才可能导致犯罪。犯罪亚文化是指一种逆主流文化而动的反文化、反社会的危害统治秩序的最极端行为。其在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越轨活动，它是青少年产生犯罪的土壤，更有甚者则是其本身就是青少年犯罪活动，因而对青少年犯罪的实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方法的传播起着渲染、扩展与教化作用。
三、国家宏观层面关于犯罪青少年归正问题的社会政策存在的不足
（一）国家立法在青少年问题方面的侧重问题
国家在青少年社会政策方面有着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对作为违法犯罪主体的青少年，刑事司法方面有关规定体现对青少年的保护性原则，包括教育与保护相结合、强调教育感化的重要性和矫治改造的“相称原则”。在保障
青少年基本权利，如生存权、发展权、被保护权、参与权以及青少年福利方面有《宪法》、《婚姻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从中可以看出，国家针对青少年这一群体有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也同时看到国家在宏观政策层面主要是集中在青少年的权利保护、生活保障、劳动就业、教育政策、青少年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等方面，但是对于专门针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的仅有一部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而对于犯罪青少年归正问题的相关的社会政策或者法律法规较少，在笔者看来，在青少年归正问题上国家投入的精力较少，还没有像其他几个青少年大问题一样进入国家的社会政策议程，因此在国家针对青少年问题方面的立法上仍存在漏洞与不足，没有通过制定相关社会政策法规来保障归正青少年回归社会并融入社会，而是强调青少年犯罪的惩戒与矫治。
（二）国家对于归正青少年在就业支持方面的侧重问题
我国越来越重视对归正人员的就业支持和社会保障工作。2002年起我国逐步实行安置帮教政策，在各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通过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和社会力量对归正人员进行非强制性的引导、扶助、教育管理活动。但是，安置帮教的政策往往关注于归正人员的就业安置和生活保障问题是，青少年方面也适用于此安置帮教政策。此政策虽然在让归正人员在一定程度上融入社会，找到工作，自食其力，保障其基本生活。但是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是此宏观就业支持政策仍然没有突出对归正青少年就业问题的特殊关注；二是就算该政策突出青少年就业问题也存在不足，太过于偏重归正青少年的就业安置问题而忽略了其他方面，因为青少年犯罪劳改之后融入社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多方面各个系统的支持和配合，需要他们自身观念和能力的转变，需要全社会的社会态度的转变，撕下他们身上的“标签”，需要家庭的支持，需要社区的支持，需要npo/nGo组织的支持，更需要社会政策在这方面予以保障和支持。
（三）国家在归正青少年问题政策执行方面对于社区的侧重问题
国家在归正青少年回归社会，适应社会等政策执行方面主要还是依赖于社区。在司法矫正的过程中国家已经逐渐推行社区矫正，社区矫正工作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其直接目的是通过社区矫正进行的社会化的教育，使罪犯适应并顺利回归社会。间接目的是增强社区公民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时在实际操作或者说具体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社区对于归正青少年开展了“帮教送温暖活动”，“结对帮教活动”，“阳光驿站”，“扶苗工程”等等活动。但正是由于国家在归正青少年问题上主要偏重社区层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在归正青少年其他层面介入帮扶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从“安置帮教”政策中可以看出社会政策导向在其他方面并不突出，例如没有很好强调家庭系统的重要性，强调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强调社会工作介入的重要性，强调消除社会排斥的重要性，强调整个社会态度和舆论导向的重要性……如果归正的青少年没有能及时地得到社会支持和帮助，那么其又可能进行二次犯罪或者多次犯罪，这对安定有序的社会秩序和美好健康的和谐社会将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对于归正青少年问题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入等问题国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社会政策层面，更应该上升到国家立法层面，最大程度地帮助归正青少年重建生活，预防其重新犯罪的发生。
四、制定归正青少年社会政策的建议
青少年犯罪是社会的一面特殊镜子，不仅能从反面反映某一阶段人们的文化、道德素养以及精神面貌，而且能暴露出社会某些方面的弊病与问题。因此，正确处理青少年犯罪不仅关系青少年今后的人生发展，也关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如何避免已归正的青少年在回归主流社会时被拒而又选择了回归“边缘群体”和“犯罪亚文化”，从而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样的问题值得深思。因而，笔者认为：一是尽早将归正青少年问题提到国家层面的社会政策议程当中去，强调政策对于归正青少年的特殊关注。二是制定有关归正青少年相关社会政策时综合全面地考虑到归正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家庭、社区、学校、社会组织等），以便其顺利地融入社会并预防其重新犯罪，不仅仅单靠社区方面的努力，而是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态度和社会价值观念，对于归正青少年的问题应该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三是强调社会工作者在归正青少年重新回归和融入社会过程中的介入，通过积极的帮助和各种途径去增强他们的能力和信心。
社会政策分析篇5
关键词：社会政策；残疾人就业；反残疾歧视；就业援助；政策创新
中图分类号：C913.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2-0101-04
残疾人在社会中属于典型的弱势群体，残疾人口约占全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全世界有6.1亿残疾人口。我国有8300多万残疾人，涉及到2.6亿个家庭，其中很大一部分残疾人都具有劳动能力或者是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残疾人在社会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残疾人虽然在身体或精神上有残疾，但在人格和权利上他们与健全人是平等的。残疾人就业保障是残疾人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政策分析的角度出发，尝试对我国残疾人就业政策执行和实施中的具体情况作出概括和描述，并结合其他国家的相关政策作出一些思考。
一、我国残疾人就业的现状
残疾人普遍劳动技能比较单一，文化水平也比较低，这就制约了其工作的范围，就业行业比较窄。而且残疾人非正规就业比重高，就业稳定性差，这也影响到他们参与社会保险，使得参保率比较低[1]。根据我国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在从业残疾人口与从业调查人口之间很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例如，残疾人的就业层次较低，导致残疾人的收入和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根据《2012年度全国残疾人状况及小康进程监测报告》的统计结果表明：未就业残疾人的主要生活依靠来源于家庭其他成员的比例在农村高达67.8%，城镇为40.4%，2012年，全国残疾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仅占普通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约56.2%[2]。由此可以看出，残疾人家庭收入普遍较低，特别是农村残疾人对家庭的依赖性很强，这无疑加重了家庭其他成员的负担。
由于用人单位或企业普遍缺乏履行对残疾人就业义务的自觉性，尤其是在就业市场竞争愈来愈激烈的情形下，残疾人实现平等就业日趋困难。根据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统计的数据，截止到调查时间，我国仍有858万有劳动能力且达到就业年龄段的残疾人没有完全就业。《2012年度全国残疾人状况及小康进程监测报告》表明，达到劳动年龄段并能够自理的农村残疾人就业比例为50.0%，城镇的比例仅为37.2%。在2012年城镇人口的残疾人登记失业率高至9.2%[2]，是全国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4.1%的2.2倍。实际上很多残疾人下岗或失业根本不会被记录在案，真正的失业率远远不止这些。
在完善残疾人就业政策方面，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国从1991年开始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并以此作为残疾人政策的主体规范我国残疾人主要的就业主要形式：集中就业、分散就业、及个体就业和自愿组织起来就业这三种就业形式，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以及政府的相关部门条例，促进我国残疾人就业政策体系的提高与完善。尤其是2007年5月出台的《残疾人就业条例》，旨在减轻社会障碍和残疾障碍对残疾人平等就业权利实现的影响，从而保护残疾人就业。
福利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急速下降，导致这些企业在安排残疾人就业方面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例如，福利企业为了减轻经济负担，首先会选择解除大批残疾人的工作，企业又不会重新吸收新的残疾人劳动力，导致下岗、失业的残疾人数越来越多[3]。我国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按比例分散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政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33条中规定国家实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的就业制度：“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他们选择合适的岗位和工作类别。对于达不到规定比例的单位或企业，应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实现保障残疾人就业的义务”[4]。表明该项规定的目的是把残疾人就业的任务逐渐转变为社会责任。
因此可以发现，虽然我国已有较多相关的残疾人就业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但是目前整体就业形势仍然严峻。我国残疾人无论是在经济收入、就业率还是在就业结构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健全人，残疾人仍处于长期的弱势地位当中，而且在较长时期内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残疾人就业仍需要相应的国家政策的持续支持和协调。
二、我国残疾人就业具体政策的实践
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一系列残疾人就业的法律法规，首先，以《宪法》为核心，其次以《就业促进法》和《劳动法》等为基础，并以《残疾人就业条例》与《残疾人保障法》为主体，最后，以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残疾人联合会有关规章和条例为补充，这些政策相互联系和补充，组成了我国残疾人就业的整套政策体系，同时这些政策也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本文主要从提升残疾人就业能力、就业援助和就业服务等三个方面相关政策来分析。
第一，提升残疾人就业能力政策相对落后。就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提升残疾人就业能力的供给政策来看，在教育培训政策方面，虽然在我国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之后，残疾人教育和职业培训有了不少改善。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州）、县（区）有2206个接受残疾人职业培训的普通机构，有1044个三级残疾人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开办了中等职业教育的特教学校发展到110所，除此之外达到中等专业水平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48所，全国已有约59万残疾人接受了职业教育与培训。”[6]但是实际上这些职业教育机构所提供的教育和职业培训机会十分有限，无法满足适龄残疾人的培训需求。截止到2012年底，我国18岁以上残疾人未上过学和上过小学的比例在城镇为53.6%，农村高达81.5%，仅在农村，18岁以上残疾人未上过学的比例就高达42.2%，总体上受教育程度仍不高。我国提升残疾人就业能力政策相对落后，加上国内就业形势日趋严峻，残疾人职业培训机会稀少、教育程度低，使得残疾人就业变得更加困难。
康复工作是残疾人就业能力提升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在康复政策方面，我国2002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残疾人康复工作的意见》中提到，“要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中安排一定数量的资金，用来完成残疾人康复后的职业和生产劳动技能的培训，逐步扩大贫困残疾人接受康复服务的受益面，力求为康复后的残疾人入学、就业、全面参与社会生活创造条件”，把康复工作与残疾人就业联系起来。相比之下，国外的康复政策较为完善。首先，在时间上，早在1973年，美国的《康复法案》（Rehabilitationact）中就提到康复工作对残疾人就业的重要性；其次，在内容上美国《康复法案》中也相对完善，对康复工作的开展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而且针对美国各个州不同的情况分别开展不同的康复项目，如assessingtheRoleofVocationalRehabilitationinDisabilitypolicy中的弗吉尼亚州的职业康复项目（VR，VocationalRehabilitation）。随着《康复法案》的实施，美国有一大批残疾人在康复后参加了《1973年全面就业与培训法》第301、303条款中规定的各类技术培训计划，仅在公共就业计划方面，受益人数就达到1912万人。
第二，残疾人就业援助政策的局限。《宪法》规定了残疾人有劳动的权利，2008年4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规定了国家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制度，并特别作为纠偏行动实施，然而由于该制度没有对残疾人劳动关系解除作出规定，于是有些企业在政府相关部门检查时，临时安置一些残障人士就业应付了事，等政府检查一过，就马上解聘这些刚招来的残障人士，到下一次检查的时候，他们再临时雇几个残疾人应对。而且该条文中“达不到国家规定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单位应当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相关规定，很容易被一些用人单位认为企业只要缴纳就业保障金，就可以不用安排残疾人就业，通过缴纳保障金来推卸责任，残疾人仍遭受到间接歧视[7]。例如，四川省政府为了更好地实施国家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制度，颁布实施了《四川省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办法》，但是根据数据显示仍然有五分之二的残疾人未就业。这说明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制度很难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残疾人就业难的状况。另一方面，我国政府针对援助残疾人就业出台的小额信贷和给予福利企业税收减免等措施也没有完全落到实处。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例如，在河北、河南、湖北等农村地区，部分残疾人根本不知道有残疾人证，不知道它有什么作用，而针对残疾人的小额信贷也就更少被农村地区的残疾人知道并利用了。在城市地区，很多企业给予残疾人工作的实际收入非常低，这些企业吸收残障人士工作只是为了获得企业税收减免优惠政策等利益。
第三，残疾人就业服务配套政策不足。为了提高残疾人服务的水平，2000年中国残联制定并出台了《残疾人就业信息网建设发展规划》，对残疾人就业信息网络的建设明确了目标和任务，并做出了详尽的具体部署。据统计，截止到2005年已有22个省级残联和中国残联设立了机关内部办公网，有30多个中国残联组织开发的各类项目管理软件并投入基层使用。在《残疾人就业“九五”实施方案》实施之后，构建了基本的残疾人就业服务网络。但现有的残疾人就业服务仍存在很多问题：求职信息网络不够健全，未与残联、街道或社区联网，有效的服务难以提供给农村残疾人用于参加生产劳动，而且对残疾人的就业需求关注不足，就业培训内容和方式也不能满足残疾人真正需求。据《2012年中国残疾人健康状况及小康进程检测报告》显示，2012年靠熟人介绍就业或工作的残疾人口在城镇和农村比例分别高达61.6%、66.7%，这说明我国残疾人就业服务和公共就业服务仍需加强。国家残疾人就业制度规定“征收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最大用途应是用于残障人士的职业培训”，但残联部门往往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用来购买一些康复中心的器械，或用于奖励一些安排残疾人就业成绩突出的企业，这样一来按比例安排就业制度的优惠政策无法落实到残疾人士身上。
三、发达国家残疾人就业政策的实践与经验借鉴
我国目前关于残疾人就业的政策仍不完善，根据国际上的经验，合适的就业政策可以促进社会各界为残疾人士提供适当的就业职位，我们可以借鉴别国成功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国情来改进相关政策。
社会政策分析篇6
【论文摘要】以色列的社会现实是：政治上，党派林立，政府权力大；经济上，因地小物稀，自然资源匮乏，国防开支巨大而重视技术创新和运用；文化上，讲究多元统一，极其重视教育。特殊的社会现实促使以色列制定了符合其自身发展和对外友好交往的多语言教育政策。总体而言，这些政策是行之有效的，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地处西亚的以色列国历史坎坷，自然条件较差。但在1948年建国后几十年的时间内就迅速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得不令世人称奇，先后赢得了“中东的小龙”、“中东的硅谷”和“世界上最小的超级大国”等美誉。以色列的快速发展成就固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其立足自身、制定出的符合该国发展要求的各项政策尤其是教育政策却起到了关键作用。以色列的多语言教育政策是其政策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本文就以色列的社会现实与其多语言教育政策进行分析，探讨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便从中揭示出以色列的多语言教育政策对其成功走向现代化的积极作用。
一、政策产生的背景
以色列位于地中海东岸，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之间，与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与埃及接壤。其国土形状狭长，面积约2．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50万，其中500万为犹太人，其他主要是阿拉伯人及少量的切尔克斯人、亚美尼亚人等，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以色列人多为外来移民，是一个由各种不同的种族背景、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的人组成的融合体。
据历史记载，以色列原居民——犹太人公元前曾生活在现在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由于罗马帝国东征，以色列国被打败，大批犹太人流散到了世界各地。在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除了犹太教之外，犹太人的民族性逐渐淡化。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尤其是居住在欧洲的犹太人往往面临着一种两难境地：要么抛弃犹太民族性，融入所在国的社会生活，要么继续坚持以往的犹太宗教生活方式，以犹太社团为单位生活，同当地社会隔离，不与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和主流文化交往。正如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赫茨尔描述的那样：“在隔都里他们没有荣誉，没有权利，没有正义，没有防御——但他们一旦离开隔都，他们就不再是犹太人了”。[21(v35--352)极端虔诚的犹太教信仰者选择了后者，而正是因为犹太宗教的代代相传，使犹太民族性的火种得以保存，并从中产生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
18世纪末期，波及世界的启蒙运动带给了犹太人极大的启发，在他们当中产生了要求复兴以色列民族的强烈愿望。而复兴的首要任务就是将他们的向往之地——“以色列地”建成全体犹太人的精神圣地，让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福音能抚慰苦难中犹太人的心伤。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在广大犹太青年中广泛传播并被接纳。
1898年，另一位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纳赫曼．西尔京发表了《犹太人问题和社会主义犹太国》小册子，提出了犹太人要摆脱困境，只有建立一个犹太国，并指出移民集体开拓是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最佳途径。
通过不懈努力，1948年5月4日，以色列国得以建立，长期寄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再次获得了民族国家身份认定，摆脱了离散状态下外部环境的束缚，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建国后的以色列，开始了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尽管其自然条件和地缘政治环境都十分恶劣，但以色列人克服了重重困难，在短短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创造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奇迹，并快速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赢得了世界赞誉。
以色列的社会现状大致表现在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在政治上，以色列实行的是议会民主制、普选制和三权分立多党并存为特色的政治制度。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建立以色列国时并没有一味套用其两千年前以色列国古老的国家政治运行模式，而是将历史传统与外来经验有机的结合起来，创立了今天以色列自己的政治体制。从“克奈塞特”(希伯莱语“大集会”之意)的命名到120个议会席位的确定，是来源于2500年前的犹太传统：而“权力合法、权力制衡、权力公正”等则是吸取了西方议会民主制所推崇的理念。在经济上，建国后的以色列人抓住了世界科技革命与西方经济繁荣的大好契机，积极创新，扬长避短，探索出一条以科技兴国与出口导向为主战略的经济发展的成功之路，所取得的成绩令世人瞩目。其2006年的GDp还是取得了5．1％的增长率，人均收入增长了6．4％，达到20138美金。_3_在文化上，古老的犹太文明终于回归故土并实现了现代复兴，仅仅是消亡达近两千年的希伯莱语的复兴就是世界上绝无仅有之事。除此之外，以色列入还创造了文学、音乐、体育、新闻等各项文化事业的巨大繁荣。
以色列所取得的骄人成就得益于犹太民族悠久的重视教育的传统，这种优良传统随着时光的推移没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成为以色列教育立国之路的思想根源和基础。历经磨难而又勤劳智慧的以色列人更加认识到，只有发展教育，通过人才战略，才能走上强国富民之路。立足于该国历史和社会现实，以色列政府制定出了一系列符合其自身特点而又不失广泛国际联系和合作的各项科学教育政策。实践证明，这些教育政策为以色列的腾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二、多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
以色列的多语言教育政策是该国教育政策的组成部分，其形成和发展同样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国际背景。十九世纪末期，当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在世界各地犹太人中盛行之时，现代希伯莱语之父埃泽尔·本一耶胡达抱定“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信条，在现今的以色列领土上建立了希伯莱语委员会，并通过办学校、出刊物、写文章等多种途径传播希伯莱语。尽管在此过程中，本一耶胡达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的压力来自宗教势力部门，他们认为希伯莱语是“圣洁的”宗教语言，反对把希伯莱语口语化；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犹太移民中的惰性，他们对复活希伯莱语态度消极，但经过激烈的“语言之争”，以色列的复国主义终于站了上风，希伯莱语在犹太人中获得了第一语言的地位，消亡达近2000年的希伯莱语在“以色列地”奇迹般地复活了。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希伯莱语被确定为该国的国语。
独立后的以色列国对流落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敞开大门，回到以色列的犹太人立刻就能拥有该国国籍，成为以色列合法公民。重建以色列国、拥有自己的祖国曾一直是独立前以色列人魂牵梦绕的理想，以色列独立后，世界各地大量的犹太人纷纷回到了自己梦想中的家园。然而，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客观事实是：各地回到自己国土的犹太人却讲着各种各样的语言。据以色列驻上海领事馆网站介绍：以色列约有50％公民的母语不是希伯莱语，l0％以上的人讲着俄语，8％讲阿拉伯语，还有5％来自中欧或东欧的人讲意第绪语(Yiddish)，所使用的其它语言还有：法语、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波兰语、波斯语、阿姆哈拉语、梯格瑞尼亚语(tigrinia)、西班牙语和德语。
以色列独立前，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区(现在的以色列)属英国托管，英国管理当局确立英语、阿拉伯语和希伯莱语为官方语言。1948年，新独立的以色列将英语从官方语言的名单中删除，可实际上，英语仍然被官方使用，置于希伯莱语之后，阿拉伯语之前。20多年后，随着对外交往的频繁和加强以及以色列回迁移民拥有多种语言的客观性，再加上犹太复国主义观念的削弱，很多语言又大量在公开场合重新被使用。双语和多语观念得到认可，英语的普及便是明证，这是英语伴随着经济与全球化综合作用的结果。有鉴于此，以色列的语言政策部门将英语作为最重要的国际性语言，法语可替代英语或阿拉伯语或第二门语言；同时，鼓励新移民接受他们的母语教学，提倡语言类学校的发展：该国的外语政策还鼓励学生学习第三门语言制定有教学计划的语言还有意第绪语、拉地诺语（一种西班牙犹太人说的方言)、西班牙语和德语。政策部门还想将日语纳入其中，并鼓励发展特殊语言学校。
以色列是一个多语言的国家，希伯莱语与英语和阿拉伯语一起，被认为是以色列三种官方语言，除此之外，其庞大的移民人口(例如60万俄罗斯移民，还有5万左右的埃塞俄比业移民)还使用着各自的语言。希伯莱语是以色列的国语，无论是在办公场所、公共场合还是在私下里，以色列讲希伯莱语的人有550万人之多。在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民族主义思想中，希伯莱语的复兴占有最主要地位，备受推崇，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鼓励移民学习并使用希伯莱语，不鼓励人们使用其他语言。在外来移民中，很多人的希伯莱语讲得比他们的母语还好，但来到以色列时间不长或退休后再到以色列的人讲不好希伯莱语。到了1972年，新移民和他们的后代渐渐地接受了希伯莱语的主导地位，认为希伯莱语是最主要语言的人占到了77％。l4尽管以色列的语言政策部门提倡双语或多语教育，不反对使用其它语言，但实际状况并非如此，例如，犹太人社区的阿拉伯语教学就很薄弱，除了希伯莱语之外，学校里很少教授其它语言，也很少有资金来资助其它语言的教学。
三、多语言教育政策的走向
据上可知，以色列多语言教育政策是以色列人根据其自身实际和国际环境而制定的，而且被实践证明是科学的。只要以色列的社会实际和国际环境没有大的改变，其多语言教育政策的框架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以色列现在的社会现实和国际环境是：该国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乏、社会构成独特；两千年前亡国的命运是历史耻辱；近两千年的流离失所、寄人篱下和“二战”期间纳粹分子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带给了犹太民族太多的磨难和伤痛；以色列建国的艰辛和代价使他们永生难忘；重视教育和创新是以色列迅速发展最坚实的基础；与发达国家尤其是世界强国保持友好交往使该国有了经济和科技腾飞的翅膀。可以说，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和平与发展对于以色列人有着更加特别的意义和与众不同的历史厚重感，因此以色列人民倍加珍惜今日之发展成就和利果实。
以色列的社会现实和国际环境构成了该国政府制定一些列方针政策的客观基础，也使该国多语言教育政策变化和走向的条件。基于以色列的历史、文化、宗教和价值认同，结合该国所处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不难判断：在可预见的将来，以色列国所处的社会现实难以有大的变化，与该国相关的国际环境可能存在一些变数，主要是同周边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领土纠纷和实力恩怨能否得到缓解甚或消除。但无论如何，其国内多民族的人1：3结构和国际更为频繁的对外交往的现实发展状况决定着其多语言教育政策的走向。
1、以色列的希伯莱语是该国人民民族价值认同的外在表现，它今后仍将是全球化时代该国最主要的语言；
2、以色列的多语政策是该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诸方面同周边国家、世界其它国家和分布在世界各地犹太人保持和加强联系的客观需要，多语政策实施的好坏将会极大地影响以色列同各国之问的关系走向及其交往程度；
3、尽管外语教育在以色列会得到重视和加强，但绝不会超越希伯莱语的主导地位，这是以色列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决定的；
4、以色列的外语教育政策是其社会现实和社会需要的一种反映，各外语语种的地位和排序会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但英语和阿拉伯语会在外语语言政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以色列概况．http：//beijing．tufa．gove／web／Jain／document．asp?SubjectiD=5463＆miSSioniD=87＆LanguageiD=77＆StatusiD=o&DocumentiD
[2]劳伦斯·迈耶．今日以色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社会政策分析篇7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财政社会保支出
一、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特点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2014年年底，在我国十几亿人口中大于60岁的人口已经占据了2.2亿，也就是说几乎占据了近16%，并且2015年这一比例还在上升。评判一个国家是否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主要依据是该国家居民年龄在60岁以上的人数占据了该国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或者大于65岁的总人数数量占据总人口人数的7%以上时，则说明该国已经成为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根据有关的准确统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会不断加重，预计在2050年左右会达到最大值，如下图所示。
根据有关数据，在我国的现有老人中，独居老人要占据一半的人数，并且在60岁以上的老人中需要国家给予更多照顾的，即失去劳动能力与自理能力的老人要占到3千万人以上，因此国家为了帮助这些老人可以继续良好的生活必须要加大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支持力度。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决定一国人口模式情况的因素很多，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历史采取的人口政策以及人口基数情况与世界其他国家具有一定的差异，因此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
一是未富先老，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压力大。20世纪，由于我国的人口数量庞大，人口自然增长率十分高，社会发展压力不断加大，因此国家积极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该项政策实施后，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是同时庞大的人口基数也使得我国很快的进入人口老龄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断实施，新生人口数量减少的速度越来越快，老龄人口数量不断增多。这不可避免的加快了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步伐。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快于经济发展的步伐。在世界其他发达国家中，经济发展速度是快于国家进去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从人均GDp方面看，人均GDp高于2万美元的都是先富后老的行列中。这些国家在人口老龄化到来的时候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数据显示，根据国际标准来看，我国在21世纪刚开始就正式进入到人口老龄化阶段，而当年的人均GDp仅仅是1041.5美元，在同为人口老龄化国家中不及美国和日本的4%。到了2012年年底，我国人均GDp虽然有了比较快速的发展，增加了6倍，但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十分大。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并没有与经济保持同样的速度发展，由此带来的经济压力也是十分的大。
二是出现老龄化现象地区间的差异大。由于我国人口地区分布数量差异较大，不可避免的会造成老龄人口数量的地区差异也会较大。从宏观地区角度看，东部与中部地区由于本身经济较为发达，人口数量较多，老龄人口也相对较多，因此人口老龄化的现象也最为明显。西部正好相反，人口密度不断减少。虽然留守老人较多但是与东部相比差距较大。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中部和西部近年来依托国家的政策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人口也越来越多，因此人口老龄化也开始向中部与西部进行转移，但是由于中西部与东部经济发展总体差距过大，因此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仍然相当明显，如下图所示：
三是自然增长率下降，高龄化现象显著
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我国的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控制。另一方面，医疗卫生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国内人口的平均寿命在不断提高。因此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不断下降。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期，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了近十分之一，即使21世纪初期有轻微的回落，但是总体呈下降态势。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最主要的影响是人口出生率的迅速下降，21世纪初期至2012年间，人口出生率从14.03%下降到12.1%。另一方面，医疗卫生以及食品监督力度的不断提高，人口死亡率总体也不断变化。
由上分析可得，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总体呈下降的态势，虽然中间略有上升，但是总体上结合人口出生率可得，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下降。作为人口大国，人口基数相当大，但是人口出生率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人口老龄人口数量就会不断增多，高龄化现象就会突出。
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负担影响
人口老龄化将不可避免的加重国家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针对老人生活方面的支出，从而会进一步加大国家的财政负担。
（一）行政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加重财政负担。随着老龄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多，行政事业单位中达到退休年龄的工作人员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从而退休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费用及退休工资完全来自于国家财政，并且大部分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发放没有社会化。因此，越来越多的行政事业单位人员退休会带来很大规模的财政支出。
（二）企业人员养老保险加重财政负担。在当前我国的企业中，企业职工所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主要来源于财政支出和企业支付。企业人员中老龄退休人口的增多会加大财政为这些人员购买养老保险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不计入纳税范畴，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支出。
（三）医院卫生财政负担加重。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相关的配套的老年人口的医疗设施压力也会增加。老年人口是我国医院需要关注的主要对象，根据有关数据显示，超过60岁的老年人发病的概率是中年人的两倍之多，是年轻人的四倍之多。根据我国当前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对于老年人进行医疗费用缴纳时有相当大的优惠，其差额由国家财政补助，当老年人数的不断增加，进行医疗费用的补贴也是对应的不断在增加。
（四）老年福利服务的财政负担加重。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多，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必须要加大对老年人福利方面的财政支出力度，改革开放后，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我国的老年社会福利设施有了很大发展。虽然发展的态势呈十分良好，但是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老年人社会福利需求的增长力度要大于社会福利的供给力度。从另一方面考虑，老龄人口日常生活的方式也在不断进步，生活水平的要求也是不断的增加，因此简单的资金投入并不足以提高老龄人口的是实际生活水平。因此政府对于老龄人口的精力投入还需要增加，因此对于社会福利的财政支出还有更加完善更加全面。从目前来看，国内的社会福利机构的主办方式以民办为主，但是财政方面会给予一定的补贴。张时飞（2009）在研究中指出，当前情况下对于社会福利机构的财政补助可以按照床位需求的方式进行具体的财政计算，如果每个福利机构的床位为计算基数，每个床位给予国家补助一万元，则需要财政支出补助约为250亿元。
三、减轻社会保障财政负担的政策选择
根据当前我国的经济情况，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压力是当前财政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合理科学的减轻社会保障方面财政支出的负担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政策研究方向。为了促进社保体系进一步改革与完善，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逐步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各方面的问题，才能减轻社会保障财政负担。
（一）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报告内容提出了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并且逐步增强社会公众救助能力等社会保障方面的目标，同时着重关注社会基本养老，人民医疗卫生情况，以及最低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并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及时汇报老龄人口的信息，逐步建立完善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老龄人口的福利水平，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二）尽快扩大社保覆盖面。根据当前我国的实际社会保障情况来说，短时间内建立并完善一套高效并且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事情。根据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来看，享受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多为城镇居民，而中国的城镇居民只占到中国的人口的小部分而已。大多数的农村人并无法享受到社会保障体系带来的好处。不仅如此，因为只有少数人可以享受到社会保障带来的好处，因此我国的社会保障覆盖率一直无法提高上去。
根据这一情况，尽快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积是缓解人口老龄化即将带来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负担的重要步骤。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分层次分步骤地把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全面的推广与完善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然后逐渐纳入更多的居民进入社保体系。
（三）提高人们参保意识，使社会保障制度落到实处。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导致国内很多人缺乏积极的参保意识，一旦公众没有参保意识就会忽略社会保障系统的作用，从而无法积极配合国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工作，更无法对于社会保障方面提出积极的要求。另一方面很多人符合当前建立的老龄人口养老保险体系的标准，却因为缺乏相应的参保意识从而不去参加老龄人口福利保险等。对此，为了防止以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体系财政支出负担过重，国家可以有意识的先去积极宣传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作用，从而进一步推进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完善。
（四）加强财政在社会保障制度中作用力度，提高利用效率。不管从哪方面分析，财政支出程度与社会保障能力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但是单纯的提高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持力度是不够的，还必须实施相应的政策来提高财政在其中的作用力度以及提高财政在支持社会保障工作过程中的利用效率。
首先可以完善财政支付结构，根据各个地方的人口老龄化情况进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进行财政社会保障的专项拨款，从而可以有效的避免出现财政拨款大规模，少利用的现象出现。其次是培训一批优秀的财政管理专业人员，在地方财税体系中进行良好的社保保障支出管理人员培训，从而加强财政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作用力度，有利于高效便捷的使财政支出提高其利用效率。最后，在当地的人口老龄化群众中进行适当的宣传与教育，让当地的老龄人口充分了解社会保障制度的优越性，积极和及时参与社会保障体系中来，从而为我国财政在社会保障支出中的发展过程可以一帆风顺，逐步减少人口老龄化为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邬沧萍.社会老年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赵丽宏.城市居家养老生活照料体系研究[J].学术交流，2007（10）.
[3]周太彤.上海老年人照料体系构建中的政府责任[J].社会福利，2006（7）.
[4]胡明坤.做好社区老龄工作构建社区和谐社会[J].新疆农垦经济，2007（2）.
[5]姜向群，万红霞.人口老龄化对老年社会保障及社会服务提出的挑战[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5，（11）.
社会政策分析篇8
论文摘要：随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二元对立的格局必将被逐步消除，农村养老保障的社会化程度也会不断提高、范围会不断扩展，逐步建立国民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该成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最终目标。基于该目标，该文分析了相应的政策需求：法制先行、明确政府主导地位、因地制宜采取多层次原则、规范基金管理以提高基金收益率。
农村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占总人口约70％的农民目前或将来的生活质量，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则是其中的关键内容之一。随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二元对立的格局必将被逐步消除，农村养老保障的社会化程度也会不断提高、范围会不断扩展，逐步建立国民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该成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最终目标。本文结合国内外建设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成功经验，分析了为实现国民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政策需求，即法制先行、明确政府主导地位、因地制宜采取多层次原则、规范基金管理以提高基金收益率。
l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战略目标：国民一体化
从国外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史看，都经历了由城市逐步向农村覆盖的过程。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国民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是社会保障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国民一体化的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非意味着所有社会成员享受一模一样的保障待遇，而是指城镇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理论体系、政策制度应一脉相承，保障项目大体一致，保障水平相对合理，基金管理办法原则一体化以及相互之间可以自由选择与转换。长远来讲，就是要改变农民远离以国家和政府为责任主体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状况，使农民能够有效化解风险、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格局决定了城市社会保障和农村社会保障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完全意义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一体化，于是往往设计出一些过渡性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些主张都暗含一个共同假设前提，即农村应该实行与城镇一样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统一模式。从价值取向上看，这些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实际的制度设计和技术操作中，各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可谓“花样百出”，管理口径的不一致本身就限制了城乡统筹及接轨。因此，在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中，我们必须持战略性、前瞻性、可持续性的角度去重视和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过渡性模式，以在全国层面构建一个由中央和省级政府共同负责的统一的国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计划为导向，限制或控制城乡及各地农村之间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差异，尽可能确立统一的制度框架和缴费标准，同时允许实施方式有别及有限化的待遇差异。一方面，逐步削减政府在城镇养老金的财政投入，逐步将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制度与城镇企业职工并轨，以减少财政负担；另一方面，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城轻乡的政策，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投入力度，提高农村已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以前政府采取的“挖农补工”的政策，以“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村抽走的大量利润，应适当返回给农村和农民，把该资金作为建立农村保障机制的基金，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同时，国家应当在政策、资金上向农村、农民倾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以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保障的建立奠定经济基础。
2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政策需求分析
2．1依法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法制先行
通过法律来明确政府、社会和个人的责、权、利使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是农村养老保险良性运行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国际通行做法。如德国的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是根据1957年颁布的《农民老年救济法》建立起来的；瑞典的公民基本养老金是根据瑞典全国退休金法案规定来实施的。通过有效的法律监督和制约机制、详尽具体的法律条文，可以保证养老保险的制度性、规范性和统一性。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制度建设明显相对滞后农村养老保险一直是依靠各级政府的政策、文件进行引导，不仅没有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相应法律，而且已经制定出来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法规普遍存在缺乏法律责任的现象。这样就容易造成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基金管理缺乏约束性。
但是，经过多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立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截止2005年底，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为5442万人，普遍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机构，农村养老保险有了相当大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已经出台了一些部门规章或管理暂行办法。如上海市早在1996年就已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该办法从有利于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衔接与转化的角度出发，参照城镇职工基本保险的缴费模式和制度框架对1992年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以下简称《基本方案》)作了较大调整，主要体现在改原来的个人帐户制为个人帐户与统筹帐户相结合的模式，调整了缴费标准和办法，规定了最低缴费额和补贴比例。2003年l0月推出了《上海市小城镇社会保险暂行办法》，并以此为契机，提出了加快推行小城镇社会保险，逐步淡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战略思路，逐步探索并实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向小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转换。这种农保制度的创新与转换，既保证农民的养老水平，又适应了新的“三农”形势，向城乡统筹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而处于苏南地区的常熟市以其发达的乡镇企业为突破点，于2001年出台了《常熟市农村养老保险暂行规定》，建立起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相接轨的统帐结合模式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其中明确规定了农村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缴费比例与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一致为25％，并加强了对乡镇企业职工参保的强制性。
上述这些地区所出台的并经实践证明有效的一些部门规章或管理暂行办法，都为我国农村养老保险法律、法规的制定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应尽快建立《农民养老保险法》，从法律上确认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农村社会保障应遵循的原则、主要内容及形式、管理体制、资金筹集与支付、社会保障的监督、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规范农村社会保障执行者的职责和参保者的权利和义务，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农村养老保险条例》，就账户模式、筹资标准、政府责任程度、待遇计发方法及基金运作模式等内容具体化、详细化。此外，各地方可根据本地农村实际情况，在全国性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以便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顺利推行。
2．2确立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供给主体地位
在农村养老保险中，农民个人、家庭成员、村集体、政府都承担养老责任。但其中政府尤其应发挥主导作用，成为制度供给的主体。从理论角度看，农村养老保险是整个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公共财政职能的要求，理应由政府提供；从现实需要看，建立以政府为供给主体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市场经济发展以及人口老龄化加速、传统的“家庭供养加土地保障”养老方式受到当前社会结构转型的强烈冲击，所引致的迫切要求。社会养老保险在农村的发展历程也表明，政府角色不明、职能缺位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政府的主导作用首先体现在财力上的支持。原制度方案在全国大面积的试点和典型地区制度创新的实践表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如果实行完全的个人储蓄积累制模式是很难行得通的，恰恰是集体和政府的大量保险费补贴才使得典型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获得了持续发展和不断壮大的生命力。以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最早试点的地方——山东省为例，由于经济基础好，山东省基本上坚持按1992年民政部颁布的《基本方案》展开工作，也是投保绝对人数最多的省区。其成效的取得除经济条件的因素外，还在于对原制度进行了创新。如在2006年，山东省招远市政府下发了《关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采取“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财政给予适当补贴”，实行储蓄积累的模式。明确规定市级财政每年补贴200万元，每年增长10％，补贴额按投保人数测算确定，有条件的镇、村也应对投保农民给予适当方式、适当数额的补贴，个人缴纳的保险费及市(镇、村)财政补贴一并记人个人帐户。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标准以高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20％一40％的基础确定。
从国际经验看，许多国家农民养老保险资金来自于个人和雇主缴纳的保险费以及政府的补贴(或政府承担最低保证金)。如德国和日本都是来自个人和政府供款，其中政府补贴的比例较大，德国政府补贴占到总保险费的70％，日本政府补贴占到总保险费的1／3。韩国相比较，由于制度建立较晚，在吸收和借鉴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政府实行有限性补贴，旨在引导农民参加保险，不过其补贴额度也较大，占到了总保险费的2／3。在新加坡和智利，政府虽然不负担保险费，但政府承担了最低养老金和养老金投资最低回报率补贴。因此无论从国内一些地区的成功实践还是国际经验角度出发，都应该加大各级政府的财政扶持，可以参照农村合作医疗的做法，建立以农民缴费为主，财政补一点、集体贴一点的多元缴费机制，并规定农民的最低缴费基数和缴费年限，努力提高农民的养老保险水平。
另一方面，是发挥政策优势。针对农民养老保险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制定相关措施，出台扶持政策。如力争获得同商业保险资金同等的“协议存款”或高于商业保险资金“协议存款”的优惠政策；发行国债时，给予农民养老保险基金优先认购权，确保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对基金收益或购买的企业债券实行免税；出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规范基金管理行为；对农民养老保险实行全部免税政策等。
2．3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坚持多层次性的原则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规模、结构及社会化程度。由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呈现东、中、西部由高到低的趋势，而且区域内部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试图让城乡两种不同水平的保障制度马上并轨，实行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要因地制宜，建立多层次、相互补充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多层次原则既包括家庭保障、社区保障、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国家救济、社会互助以及其他的多层次，还包括保障水平起点高低的多层次性。多层次的改革取向也是发达国家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如德国为减轻财政负担，将养老金给付水平降下来，其改革设想就是通过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农场主购买商业年金保险。这样就可以成功构建一个由社会保险、终老财产和自我保障“三根支柱”组成的更为安全可靠的保障体系。法国也鼓励农场主自愿购买补充养老保险，以弥补社会养老保障的不足。
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应加大地方政府的投资力度，继续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适时与城市养老保险制度进行衔接，即实行统一的“统帐结合”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从而在发达地区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制度；在经济落后地区，应采取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社会养老保险相结合的模式，逐步提高社会化养老的水平。随着贫困地区经济条件的逐渐改善，可以引导和鼓励其适当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逐步实现与城市社会养老保险的衔接，向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制度过渡。
社会政策分析篇9
关键词：思想政治和谐社会农村挑战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失衡与脱节也在不断加剧，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和谐社会要求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一直滞后于经济发展，这给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来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已经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人任务，其迫切性空前突出。
一、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挑战
长期以来，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指导原则下，我国农村各县工作的开展都是围绕经济发展进行开展，这导致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收到了极大的忽视，既有的思想政治工作没能跟得上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农村经济社会环境发生巨大改变的背景下，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突出的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1.工作对象更加复杂
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对象比较单一，即都是农民这一群体，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这一群体本身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特征，这种分化导致农民群体变成了若干不同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以学历、财富、职业为典型特征，虽然从身份层面来看依然是农民身份，但是不同阶层的人群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已经有了更多的不同。工作对象的分化意味着不同阶层思想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给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2.工作环境更加恶劣
工作环境恶劣也是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又一挑战，这里的工作环境不是指的物质环境层面，而是指的精神环境层面。在市场经理浪潮的冲击下，我国农村居民的道德观以及价值观同样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一些不良的价值观念已经在很多农民身上带有普遍性。与此同时，农村居民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以及个性化的发展趋势，这种价值观层面的扭曲与异化带给思想政治工作更多的挑战性。
3.工作基础更加薄弱
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需要坚实的基础条件的支持，这种基础条件目前在农村呈现出不断弱化的趋势，一方面是群众基础的薄弱，农村生活方式发生变化背景下，农村已经呈现出空心化的发展趋势，很多农村地区都只剩下了一些老人以及儿童。另一方面就是农村思想政治队伍基础薄弱，很多农村地区已经没有了专业或者兼职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这进一步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挑战。
二、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面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挑战，本文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加以解决：
1.重视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
观念是行动的前提基础，面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以及新挑战，政府应从观念层面有一个高度的认知，加深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的认识。政府应充分利用各种舆论工具或者借助各种培训活动的有效开展来加强人们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观念层面的重视反映到实际中就是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物力以及人力方面的大力支持，这对于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效果的提升而言，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注重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多样化
工作对象与工作环境的变化对于农村思想政治的开展是一个重要的冲击，针对这种情况，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应更加灵活，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应在建立在对农村实际情况充分调查的基础之上，无论是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选择，还是工作指导思想的制定都应立足于农村的实际情况。思政工作的具体开展应随时而变，根据农村居民的需求特点进行多样化的设计与开展，这样才能达到理想效果。
3.加强农村思政工作队伍的建设
建立一支工作能力强，职业素养良好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已是应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必然选择。国家应进一步的充实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通过政策方面的设置来吸引到更多的优秀人才来加入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之中。与此同时，对于现有的农村思政工作人员应加强培训，通过不断强化的培训来提升工作人员的能力。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努力，将会为农村思政工作的开展夯实队伍基础。
农村思政工作的改进是一项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大力支持，考虑到我国地域广阔，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这更加要求农村思想政工作的开展迎秉承实事求是，以人为本的基本工作理念，在具体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思政工作路径。
参考文献：
[1]郭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J].求实，2010（5）.
[2]李红妹.新农村建设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J].老区建设，2009（10）.
[3]杨思璐.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思考[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9（4）.
社会政策分析篇10
关键词：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合同制治理；社会组织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4-0095-05
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内涵及其类型分析
（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内涵
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政府最基本的职能就是供给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此，如何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与效率，也是政府一直追求的目标。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先后掀起了公共管理改革浪潮。各国政府纷纷通过行政改革来重新定位政府职能，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服务质量。在这场从“生产者社会”向“顾客社会”转变的静悄悄的革命中，政府的职能也实现了由“划桨到掌舵再到服务”的转变。政府购买服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它起源于西方国家，符合以市场机制、参与式管理和公民自主选择为特征的公共服务发展趋势。当前这一制度在西方国家已较为成熟。
在我国，虽然政府购买服务的做法并非新鲜事物，但对其研究起步比较晚。目前国内专门论述政府购买服务的著作较为鲜见。学者王浦劬在总结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总体情况和实际案例的基础上编著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中国与全球经验分析》［1］，是目前国内学术界较为系统地阐述政府购买服务的专著。更多的对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论述体现在国内相关科研院所及其学者所做的课题中，如贾西津所主持的亚洲开发银行的《中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2］，为政府购买服务的规范化运作提供了指导原则。在研究论文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郑苏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以公益性非营利组织为重要合作伙伴》［3］、赵立波《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推进民间组织发展》［4］、周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及其防范》［5］等。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具有多重含义，范围较广。目前国内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将政府购买服务等同于公共服务市场化，即承接购买公共服务的对象既可以是企业，也可以是社会组织。把公共服务市场化与社会化等同起来。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们认为，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是指将由政府所垄断的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给营利性的企业以及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来承担的公共服务改革模式。另一种观点是将公共服务的民营化与社会化的概念区分开来。国外学术研究中并没有“公共服务社会化”的提法，使用“公共服务社会化”这一术语的主要是国内学者。孙晓莉（2008）将其界定为：根据不同公共服务项目的性质和特点，以社会需求为导向，鼓励各种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兴办公益事业和社会服务，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各种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她将这种社会化的形式分为非营利组织的供给、社区供给和自愿供给三种［6］。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认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就是公共服务社会化的一种主要实现形式［7］。赵子建（2009）指出，社会化与市场化的区别在于：市场化论试图为供给者、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各种选择机会，以竞争来提高效率，而社会化则强调利用各种手段创造各种条件促进供给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合作，试图通过协商合作减少成本，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和满意度［8］。
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就是公共服务社会化的一种主要实现形式。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方式，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指政府机关及公共部门为开展业务活动或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需要，遵循法定程序、方式和采购目录，将原来由自己直接承担或政府通过事业单位承担，为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服务的公共服务事项，以合同方式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来完成，并根据其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评估后支付服务费用的做法。这是一种“政府承担、定项委托、合同管理、评估兑现”的新型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它的核心意义是公共服务提供的契约化，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构成平等、独立的契约双方［9］。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1.从性质来看，政府购买服务是一种“政府承担、定向委托、合同管理、评估兑现”的新型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其实质是引入竞争机制和契约化管理，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2.从范围来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涉及到关乎民生的基本公共服务，民生即为人民的生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也不断扩宽。
3.从实施机制来看，购买作为一种交换行为，具有市场性质。这就涉及到了购买价位问题。确定一个合理的价位和制度性的调整机制是购买行为得以有效实行的重要保证。
（二）我国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