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文化概念篇1
关键词：东亚；概念演进；论争
中图分类号：K901.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1-0199-02
一、“东亚”的社会或文化概念经历了三个时期的演变
（一）东亚作为一个地理区域自古就存在
东亚是世界伟大文明地域之一，在历史上就产生过一个独具特色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国际体系，即西方学者发明的“朝贡体制”或“朝贡制度”，日本学者多用“华夷秩序”和“册封体制”，比西方人更为深刻地理解古代东亚秩序的真谛。
（二）东亚概念的产生
“东亚”、“远东”属于外来词语，是由欧洲人最早使用的。有学者考证，一位欧洲学者在1897年出版的有关东亚美术史的书籍中首先使用了“东亚”概念，此后这一概念开始流行开来并被广为使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在对亚洲的掠夺和侵略中，把对亚洲东部的争夺同西太平洋上的制海权联系起来，形成了“远东太平洋”的概念。欧洲把靠近它的西亚称“近东”、“中东”，把远离它的亚洲东部称“远东”，有时与“东亚”概念混用。当时西方人所说的“东亚”一般包括如下国家和地区：东部西伯利亚、中国、蒙古、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这也是我们今天通常所理解的东亚地理区域，即传统的东亚概念之含义。显然，这些概念以西方为中心，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色彩。
（三）东亚概念的本土化
随着历史的发展，东亚概念逐渐为其所指地理区域的国家和地区普遍接受与使用。特别是在冷战以后，随着区域合作的发展，“东亚”正在从一个外来的概念变成一个代表地区意识和认同符号的本土概念。这是东亚地区意识正在形成的一个重要表现。
二、关于东亚概念的争论
目前，关于东亚概念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亚概念，学者们产生了质疑并引起争论。有学者认为，“东亚”是欧洲人以距离远近为标准，在没有意识到不同国家之间巨大社会文化差异前提下，对远东地区下的定义，并且错误地以为所有东亚国家都是建立在儒教文明的基础之上的。同时，有学者在进一步考察这段时间的历史后发现，“当欧洲人最初向东方远行到达中国、日本和东印度群岛的时候，他们笼统地称呼这个遥远的地方为“远东”。然而，从地理上看，东亚是将亚洲一分为二的那片高山沙漠以东的地区；从人种上看，东亚是蒙古人种（作为蒙古人种分支的因纽特人和美洲印第安人除外）居住的地区；从文化上看，是植根于古代中国的那种文明所分布的地区。”并且特别指出，“这一地区，除中国以外，还包括日本、朝鲜和越南，但不包括也在高山沙漠屏障以东、居民也属于蒙古人种的其他两个地区：一是亚洲腹地，这些地方的游牧民族通过商业、战争和征服与中国居民有着难以分开的历史联系；一是东南亚，其较高的文化大部分源于印度而非中国。”
其次，在东亚概念本土化过程中，学者们对概念所包含的地缘政治版图产生了争议。罗荣渠认为，“东亚，又称‘太平洋亚洲’（pacificasia），从地理上讲，指的是欧亚大陆太平洋沿岸的边缘和半边缘地带，包括亚洲东部的大陆、半岛与海岛。狭义的东亚指中国大陆、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台湾岛等；广义的东亚包括东南亚即中南半岛与马来群岛诸国；再扩而大之，甚至可把南亚即印度半岛诸国也包括在内。”张蕴岭认为，广义的东亚地区包括通常地理概念的“东亚”、“东南亚”和“北亚”的16个国家及1个地区，即东亚五国——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蒙古；北亚的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东南亚十一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东帝汶。高连福认为，“东亚”无疑是一个地理概念，它通常指的是包括现今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地理区域。具体来说，今天东亚地区国家共有16个，即东北亚的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蒙古国以及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文莱、东帝汶。此外，在东亚地区还有一些非国家经济体（如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也有人把俄罗斯联邦的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地区纳入东北亚范畴之中。
最后，与地缘政治概念不同，社会文化视角下东亚概念的解读。有学者认为，东亚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的地理概念，它更是一个社会概念或文化概念。东亚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而且这一概念还处于建构过程之中。事实上，现代意义的东亚国际秩序的作用空间也包括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碰撞磨合的地区，这也正是地缘政治的解释盲区。因此，这些因素也导致了迄今为止人们对于东亚所指地理区域范围尚未形成共识。
上述观点分别从大东亚和小东亚的角度去阐释东亚的含义，据此得出关于东亚概念的基本看法：随着历史的发展，单一的地理概念已不能解释东亚所包含全部的意义，东亚概念更多被注入了人文、历史、政治等因素。甚至在深度和广度上，未来的东亚会有更加丰富的解读。从东亚的地理概念出发，许多学者给出了自己明确的界定；从东亚概念的历史演变出发，也有学者认为东亚是社会内涵不断丰富、尚在建构中的概念。不管从那种角度来注解东亚的概念，都至少说明了两个现象：（1）东亚高低纬度的政治安全事件都能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在对某一问题进行阐述时都绕不开对东亚概念的解读，这在学理层面推动了东亚理论的发展。（2）大多数学者根据研究的需要而自由裁量东亚的地缘政治范围，但是东亚概念的核心政治力量一直都受到关注，如中国、日本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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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aboutthehistoricalevolutionoftheeastasiaconcept
QianYan
（publicadministrationcollege,nanjingnormaluniversity,nanjing210046,China）
社区文化概念篇2
关键词虚拟社区电子社区网络社区数字化社区数字社区智能社区
1引言
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可以称得上是20世纪的最后10年所出现的最激动人心的事情。随着网络对社会全方位影响的不断扩大，国内外专家学者从各种不同角度对虚拟网络世界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各种新名词、新概念，如虚拟社区、网上社区、电子社区、数字社区、数字化社区……这些概念有些是重合的，有些是有差别的，但是目前学术界对此并没有统一的界定，因此在使用这些名词时有着很大的随意性。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去定义它们，怎样界定它们的联系，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又有着什么样的包含关系，困惑着许多人。本文旨在通过对虚拟社区、电子社区及其相关概念进行比较分析，找出它们的差别，以期更好地理解这些概念，纠正这些概念认识上的混乱。
2虚拟社区、电子社区、数字（化）社区等概念的形成与发展
2.1虚拟社区的产生与发展
虚拟社区的雏形，在万维网发明以前就出现了，实际可追溯到1984年Brand和Brilliant创建的thewell(wholeearthLectronicLink，全球电子讨论链)，主要用来实现“虚拟邻里关系”的交互式讨论和协商，1990年well引进Cyberspace的名称，虚拟社区开始进入世人的视野。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虚拟社区迅速发展。从最初的电子公告版到新闻组，从网上聊天室到在虚拟社区服务器上构建自己的主页，一大群素昧平生的人由趣味相投而经常在线聚会，“匿名”的乐趣和摆脱空间限制的信息交往自由，使众多参与者在这个网络上构筑交流个人经验、分享兴趣的虚拟社区。随着虚拟社区的成熟，人们开始大规模地在网上集结、传文件、讨论和聊天，使用者因此获得了真正社会交往意义上的网络传播的乐趣。与此同时，虚拟社区自身的扩张也极其迅猛。一个典型的例证是：1994年由DavidBohnett创建的Geocities社区网站，到1998年3月，其访问人次已达1420万，1999年时，已拥有350万个会员站点。
在中国，虚拟社区也是由BBS和新闻组起步的。通过BBS和新闻组，网民可以实现一种一对多或多对多的交流。1997年10月，“网易”在国内第一个创建虚拟社区服务，“新浪”也随即宣布把虚拟社区作为主攻方向之一。而成规模的应用意义上的虚拟社区的出现，则是以1998年3月大型个人社区网站“西祠胡同”的创办，和1999年6月创办于美国硅谷的“全球华人虚拟社区”ChinaRen的登陆为标志的。其中，“西祠胡同”成功地发展了以讨论版组群为主导的社区模式，而ChinaRen则第一次以聊天室为核心，开发了游戏、邮件、主页、日志等一系列的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内容。由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形态等方面的特殊原因，中国的虚拟社区的发展速度和繁荣程度一直十分引人注目，它们大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多功能、立体化的社会交往空间。这些虚拟社区所涉及的分类主题和交流主题，涉及了实在化的当代社会的几乎所有重要现象和事件。正是在共同探讨相同和相似主题的过程中，虚拟社区加大了社会阶层的凝聚力，它们不仅体现为地区、人群、阶级的汇聚，有时甚至反映了民族情绪聚合的观念水平。
2.2电子社区、数字社区、数字化社区与智能化社区概念的产生
电子社区这一概念的提出实际可追溯到美国最初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即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其1993年2月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正式提出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设想，旨在建立“一个能给用户随时提供大量信息的、由通信网络、计算机、数据库以及日用电子产品组成的无缝网络”，使分布在全美各个地区的社区成为真正的智能电子社区。之后美国《大众科学》杂志对此又作了一个系统的概说，构筑了一个美国电子社区发展的全景图：一个前所未有的、全国性的和世界性的电子通信网，它能把任何人与其他地方的任何人联系起来，并提供几乎是任何种类的可视化的电子通信。用户可以把计算机、交互式电视、电话这三种不同属性的设备结合起来，把这种装置与电子通信网挂钩，传呼机、移动电话等数字式电子通信工具也可以与通信网相连。能够提供远程电子银行、教育、购物、税收、聊天、下棋、电视会议、医疗、图文电视、数据广播、信息查询、电子邮政等服务。美国政府的设想，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讨论“地球村”和“数字地球”、“数字城市”、“数字社区”的热潮。
随着计算机、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得到空前的应用，信息技术本身已经溶入全球国民经济，乃至人们的生活之中。支撑信息技术的平台就是计算机、通讯技术，其具体表现基本形式就是数字化。一方面，信息作为资源必将通过交流才能产生价值，另一方面，信息作为资源在现代经济活动、人民生活中蕴藏巨大的需要，这就势必需要一个数字化的平台。包括数字城市、数字社区、数字岛、数字细胞等概念的提出，无非都是为数字化信息在各个不同空间区域为信息共享、交流及延伸出来的服务提供系统通道。信息要进行广泛的传播，是需要社会有机的综合。在城市，人们生活和活动的空间是城市，体现信息化的是城市骨干网；城市骨干网与下一级应用子网的连接能通路，重点在系统网络体系的构造，或作为基础的支撑，为各个应用的基本单位社区提供连接。而信息交流和产生价值需要具体的应用层的支撑，这些应用和增值将是依托社区为基础，那么数字化社区的概念应运而生。智能化小区是随着数字化社区的发展而发展来的。数字化社区包括了智能化社区。
3虚拟社区、电子社区及相关概念
3.1虚拟社区与网络社区
虚拟社区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最早提出“虚拟社区”这一个概念的是英国学者HowardRheingold。他将虚拟社区定义为：以虚拟身份在网络中创立的一个由志趣相同的人们组成的均衡的公共领域。其实虚拟社区的概念核心来源于“虚拟现实”，虚拟现实是指计算机创造的所有环境。在虚拟现实中，人们再也感觉不到习以为常的上下、左右、前后的方位概念，唯一实在的就是它的物理外壳——计算机、网线、外部设备等，而通过这些工具展示虚拟现实具有模拟性、互动性、人造性、身临其境、远程展示以及网络化交往等特点。从虚拟现实出发引申出了虚拟社区、虚拟社团、虚拟城市、虚拟国家等一系列基本概念。1993年HowardRheingold又在著名经典之作《虚拟社区》一书中，将虚拟社区定义为：一群主要媒介为计算机网络，彼此沟通的人们，彼此有某种程度的认识，分享某种程度的知识和信息，相当程度如同对待友人般彼此关怀所形成的团体。Fernback和thompson在1995年将虚拟社区定义为：通过既定领域内的不断联系，在虚拟空间中形成的社会关系。Balasubramanian和mahajan在2001年对虚拟社区做出如下定义：虚拟社区是具备四大特性的任何实体，即人的聚合体、合理的成员、虚拟空间的相互作用和社会交流过程。尽管他们对虚拟社区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都一致同意使用“虚拟空间”这一关键要素来界定虚拟社区。
国内对于虚拟社区没有权威统一的定义。杜骏飞认为：虚拟社区，或称为网络社区、虚拟社群，它并非是一种物理空间的组织形态，而是由具有共同兴趣及需要的人们组成、成员可能散布于各地、以旨趣认同的形式作在线聚合的网络共同体。而戚攻和邓新民认为，网络社区在网络社会中具有一般社区的实体表现：第一，网络社区是一个空间单位；第二，网络社区存在着一定的人群；第三，网络社区内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互动表现为合作、竞争、同化、冲突、适应等各种形式；第四，网络社区具有相应的组织对社区进行管理，同时，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以满足社区居民的基本需要。林子华认为网络社区具有二重界定性。一重界定的网络社区是着眼于现代社区建设中的物质标志，表明特定社区建设中所应具备的网络信息设备、网络信息通讯及网络信息使用等各种指标情况。二重界定的网络社区是着眼于跨越时间和地域限制的网络空间的形成，表明网络信息沟通对人类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撇开第一重界定，按第二重界定来说，网络社区相当于虚拟社区，它们是同一的。因此这两个词常互用。3.2电子社区、数字社区、数字化社区和智能小区
（1）电子社区。电子社区从广义上是指社区信息化，实质上就是社区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也就是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渗透到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本质是对物质社区及其相关现象的数字化重现和认识，是利用数字化的手段来处理、分析和管理整个社区，以促进社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的通畅、协调和高速，通过数字化信息将管理、服务的提供者与每个住户实现有机连接的社区。电子社区就是要通过综合利用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控制技术和图形图像技术，依靠社区宽带网络，实现家庭智能化，社会管理现代化和社区服务信息化，从而全面提高居民的工作效率、生活效率和生活质量。
从管理层面来说，电子社区包括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社区智能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管理、公众信息服务、教育管理、社会保障管理、社区环境质量监测与管理、社区管理等几乎涵盖社区生产与生活的所有管理方面和经济层面。
从技术层面来说，电子社区就是以全要素数字地形图、数字正射影像（包括航空、卫星遥感影像）、数字地形模型(Dem)、社区三维景观模型为空间定位的基本信息数据，结合地下管线、规划、土地、交通、绿化、道路、环境、经济、开发、旅游、房地产、人口、工业、商业、金融、电讯、电力等我们所关心的与空间位置有关的信息，建立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建立各种信息管理系统和监控与决策系统，如综合市情系统、社区规划系统、交通指挥系统、配电管理系统等。
电子社区的形式可能是电子城市、电子街道和电子城镇，包括某一区域范围内的政府机构、企业、学校、医院、图书馆、社团、购物中心、银行、邮局、酒店、旅馆、车站、码头、机场、娱乐中心和家庭等基本信息节点。
（2）数字社区与数字化社区。数字化社区，人们习惯上简称为数字社区，是现实社区的数字化映射，是数字城市不可缺少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数字化社区，便没有数字城市，数字化社区是联通家庭和数字城市的关键节点，数字化社区可以有效地组织整合社区内的信息资源，实现信息资源及经营业务的共享。公民在网上可以享受到政府通过电子政务和企业通过电子商务提供的全程服务，使社会资源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它同电子社区实质一样，只是考察的角度不同。电子社区倾向于从宏观出发，就整个大环境而言，它可以由数字化社区、数字城市和数字国家等组成。数字化社区从微观出发，强调数字化社区作为数字城市的基本单元。建设部关于“建筑住宅数字化技术应用”的国家标准，将数字社区定义为：“数字社区是指数字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准的社区，是数字城市的组成部份，未来数字社区的集合，将覆盖到整个城市乃至到整个社会。社区数字化是指在社区范围内，利用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控制网技术、iC卡技术、互联网技术，建立社区建设、管理、服务数字化综合信息共享平台互联互通。使社区内的政府管理部门城镇居民、各行各业的企事业单位可以通过这一信息共享平台提供或享受各种社区内部及外部数字化的建设管理和服务的信息资源。”
（3）数字社区与智能社区。数字化社区和智能社区是不完全等同的，数字社区包括了智能化住宅小区。由于“数字城市”与数字社区不仅具有强烈的信息时代前卫观念色彩，而且应用前景十分激动人心，因此在智能化住宅小区工程建设领域的人士，积极地把数字社区的概念引入智能化住宅小区，并将两个概念等同统称为数字社区，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智能社区强调的是小区中提供“以人为本”的高科技手段的智能化服务和管理；而数字社区在通常意义上的智能小区基础上，更加强调数字信息资源共享，它的建设目标是在未来数字化信息社会里，实现人类共同的“无距离、无时差”的信息资源共享，同时实现住宅的智能化功能和管理。也就是说，数字社区是在智能社区概念的基础上，与整个“数字地球”、“数字城市”连在一起，是它们的一部分，具有更高的含义。数字社区与智能小区概念的最大不同是，数字社区建设的出发点是把小区作为整个数字信息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来考虑。强调的是在小区内实现社会的信息资源共享，从而提供更多的社会化数字化信息服务。
4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知，网络社区、虚拟社区、电子社区、数字化社区都是“网络社会”的表现形式。“网络社区”等于“虚拟社区”、“网络社区”大于“电子社区”或“虚拟社区”。虚拟社区是一个开放的分布式集成化的人际交流环境，它涉及到计算机应用技术中虚拟现实、多媒体、网络通讯、人工智能、CSCw等多个领域，也关系到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虚拟社区的功能在于它能够集中并搜索到人们迫切需要的各类资讯，为社区成员提供和创造充分的互动和交流的机会，使成员产生对社区的忠诚度，促使虚拟社区蓬勃发展，当虚拟社区蓬勃发展时它的经济效益就出现了。虚拟社区已经被认为是电子商务中的一种重要商业模式，虚拟社区的存在破坏了原有商业交易的平衡，将更多的控制力转移到消费者手中，使买方地位得到加强。虚拟社区概括了未来一大类应用，凡是涉及人与人交流的领域，虚拟社区都有用武之地。对虚拟社区的研究，将促进虚拟会议、实境式电子商务、远程协同工作、数字图书馆、虚拟研究所、远程教育、网络娱乐等应用的实现，并进而迎接虚拟社会的到来。
电子社区、数字社区与数字化社区的实质一样，只是考察的角度不同。电子社区广义上指的是社区信息化，和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并列为社会信息化的三大主题，是社区信息化的重要内容，电子社区的形式大到数字城市、数字国家，小到数字社区、电子城镇和电子村庄；而数字社区或数字化社区是和数字城市联系在一起的，数字社区是构成数字地球的一个组成区域，数字社区是构成数字社会的一个基层组织。数字社区是由数字地球和数字社会引申出来的。数字社区是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和电子金融的有机结合点，是数字城市的重要应用设施之一。数字社区应当覆盖整个城市，因此它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当各种类型的数字社区建成以后，才能构成丰富多采的数字城市，只有最后整个地球都数字化了，才能真正实现社区信息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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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骏飞．存在于虚无：虚拟社区的社会实在性辨析[J]．现代传播，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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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文化概念篇3
内容摘要
本文将通过对城市社区旧有的组织管理体制、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下重新建立的新的社区组织管理体制的分析，来说明城市社区管理的问题及如何实现城市社区管理的民主化，并说明政府应采取的相应措施。
前 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有的一些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了。社区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从80年代中期开始，社区的概念重新在我国城市的社会生活中被得到运用。
“社区”一词译自英文的Community，其原意为“人群共同体”，20年代传入中国时和“社会”一词混用，特指一种以地域特征联系起来的初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具有同样的文化特质，守望相助，形成一些基本的社会关系。它是社会学中常用的概念。本文中所讨论的城市社区是由社会学的概念发展而来，是指聚集在城市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和组织按照一定的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实体。社会学家认为社区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的构成要素：①具有一定数量的、以一定社会关系联结起来的、参与共同社会生活的人群；②有一定界限的地域，其界限一般来说是比较明确的；③有一套相对完善的生活设施；④有一套相互配合的生活制度和管理机构；⑤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成员在情感和心理上具有一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由此，可以看出社区具有的地域性特质，它还包含着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的含义。城市社区是一种不简单地等同于行政区划的概念，它超脱了行政辖区的范围。在如今的社会生活中，我们越来越多地用到社区这个概念。
我国社区管理的现状
社区文化概念篇4
物业管理概念是我国房地产业较早开始“炒作”的一个概念。作为房地产开发链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某一个项目物业管理水准的高低是影响业主作出购买选择的重要因素。因为业主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全、方便、体贴周到的环境里。因此，我们常常见到稍大的楼盘和高档楼盘，往往打出“引入香港顶尖物业管理”之类的旗号。
为适应房地产业的发展需要，我国物业管理机构应该建立自己的经营管理服务理念，探索先进的物业管理服务模式和崭新的物管企业运营机制，充分发掘企业文化和社区文化，着眼于打造物业管理品牌，才能在房地产营销中保持主动。
二、绿色生态概念
房地产业内绿色生态概念风行。绿色营销理论的核心是，企业营销活动应该是以人类的绿色消费为目标而进行的一系列营销活动，是实现公司赢利、消费者需求满足和社会长远利益三者动态平衡的新型营销。绿色营销观念强调企业的营销活动要保护环境，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减少污染，避免资源浪费，提供亲近自然的、无害化产品和消费。
这股绿色生态概念之风自然很快吹向房地产业。企业在房产营销中打出了环保、绿色、生态的口号，在营销全过程力图体现“绿色”关怀。例如，地段选择尽可能远离污染源，墙体和窗户采用新型保温隔热隔音材料，拒绝使用粘土红砖（减少土地资源消耗），装修装饰使用新型无污染、无刺激、无公害的材料，房屋建筑尽可能减少光污染、降低噪音、污水和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等等。在生态营造方面，则普遍强调小区景观的配套和环境的绿化，强调居住环境的舒适性、无害化以及生态环境的和谐性。这些都成为楼盘中的USp，成为吸引顾客的“卖点”。
三、欧式概念
欧式概念几乎是全国房地产市场上最普遍、最常见的概念模式。从我国房地产业起步伊始的沿海和南方城市，到今天的内陆城市，欧式概念之风一直在热吹之中，成为竞相模仿和攀比的焦点之一。无论是建筑的外观造型，还是小区环境的布局，力图体现欧式建筑的古典美、现代美。在很多城市，稍有实力的开发商，稍大的楼盘，就要请海外设计师担纲设计。外观设计则往往是欧式圆形拱门，欧式窗户、罗马立柱，欧式门楼、檐口和墙面浮雕装饰；小区景观则城堡式建筑、欧式雕塑小品、欧式风景树、欧式花园草坪等；还有实力雄厚的开发商，甚至将整个小区“欧化”。
四、品位概念
追求品位，是现代社会逐步富裕起来的人们的共同向往。
有一句几乎成为经典的广告语——“我选择的是家，不是房子”。这句话似于把房子和家对立了起来。其实不然，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它恰恰体现了房子之于家的重要性。房为家的载体，没有房，何以为家？在某种意义上说，房子是家的代名词。对普通百姓而言，房子是一个家庭最大的“大件商品”，它是人们享受生活的基本条件。无房的人梦想有房，有了房的人则无不希望把“家”建设得温馨、高雅和舒适。因此，在善于制造概念的房地产营销人士头脑里，品位概念自然又是一个重要的“噱头”。
五、人文概念
现代都市人，每天奔波于繁华闹市，车水马龙，喧嚣尘扬，更希望能寻得幽雅高尚之所，置业安家，与高尚人士为邻，受文化环境熏陶，修身养性，让自己和家人在享受生活的安逸、温馨的同时，还能够浸润在一个文明、高尚的文化氛围里。对人文氛围的追求，是都市人在满足了基本温饱之后，生活境界和精神境界上的更高要求。
于是，在房地产营销的概念演进中，人文概念的流行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开发商和企划人都希望借助人文概念来提升楼盘的内涵和品质。什么“与高尚人士为邻”、“某某家园，墨香中的家”，什么“某某花园，书香门第”之类的广告，一个比一个喊得更响亮。
六、旅游休闲概念
现代人在紧张。工作之余，希望获得休闲、旅游度假，调节心情，放松精神。休闲将成为现代人的重要生活方式。因此，那些在城郊结合部开发的项目，特别是别墅项目区，则着力营造旅游休闲概念。如泳池、沙滩、戏水池之外，辟有野趣烧烤乐园，随物业赠送小型花圃或农庄（可代为打理），还有的项目干脆建在远郊的旅游度假区。
最近，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公开发表一种观点——拥有两套住房才算小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他所说的另一套房主要被用作周末和节假日度假之用。可见，学者分析的和身体力行者们“想到一块儿去了”。这说明旅游度假概念反映了房地产开发的一种重要趋势，难怪开发商和企划人们开始热衷于营造这一概念。
七、会所概念
从字面意思上讲，会所就是项目业主或小区内居民聚会之所。顾客在接受房地产广告信息和作出购房选择时，面对的大多数是期房或半期房，所以尽管很多发展商在楼书和规划图中展示了漂亮的会所“效果图”，但更多的发展商主要是把它作为一个销售卖点而已，至于会所何时能真正建成，提供哪些服务，由谁经营和如何经营等细节问题，并没有确定，所以顾客得到的仅仅是一个美丽含混的承诺。
然而，深入考察一下，可以发现，会所概念在实际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一是会所的功能定位问题。一般大型社区或比较成熟的物业，均配备有专门的物业管理机构。那么，会所为入住的业主提供的服务如何同物业管理区别开来，避免重复或空白呢？这就需要对会所作功能定位。我认为，会所应该定位于人际沟通和社区文化交流，应该成为社区居民人际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场所、渠道。让小区居民从家庭自我封闭中走出来，多作人际沟通，开展有特色的小区文化活动，如文化沙龙、小型图书馆、游艺活动、健身、聚会、社区教育等，面向社区大家庭，敞开心扉，亲善友好，至于洗衣送餐、孩童托管之类的家政服务，则应该由物业管理部门承担。
二是会所经营权和经营方式问题。即会所应该由谁经营，如何经营的问题。也许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缘故，我们看到会所普遍由开发商经营。由于开发商的主业不在于此，如果开发商经营上出现问题，这就容易造成与业主的矛盾。因此，我们提倡会所可以引入社会的专业机构来经营，以提高经营水平和服务水准。在如何经营的问题，有开放式经营、封闭式经营和半开放式经营三种观点。因服务的对象范围大小不同，经营方式和对业主的影响也就有不同。更多的业主希望会所实行封闭式经营，以享受优越的服务，但这也会增加经营成本，提高会所消费代价。
八、亲水概念
水也是21世纪最珍贵的资源。而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在很多城市尤其是北方城市，缺水严重，水就更显珍贵。因此，生活在都市的人们，如果能选择亲水居住，是一种亲近大自然的惬意人生。在这种追求下，亲水概念不知不觉风行房地产界。不少开发商把项目用地由原来首选地段因素转向临水因素。于是乎，那些临湖、临江、临河的项目开发一下子热了起来。只要看看如今楼盘项目的名称，便可以看到与水的关系：蓝湾俊园、金色港湾、银河湾、秀水公寓、海岸花园、恋湖公寓、玫瑰湖畔、碧水湾、锦绣香江、星河湾、山水庭苑、临溪居……。
九、智能e化概念
智能e化概念是近几年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从近几年的房地产文章和大量的房地产广告中，“智能”、“e化”概念的热炒，似乎标志着入住的业主能一夜跨入智能社会、数字时代。然而，对大多数市民和购房者来说，“智能化”仍然是雾里看花。不少人认为，上网、宽带、可视对讲、红外线监控、远程抄表就是“智能e化”，也有些开发商出于“炒”概念的目的，不管够格不够格，故意朝这个概念上套，以时髦的词汇“蒙”人。
社区文化概念篇5
物业管理概念是我国房地产业较早开始“炒作”的一个概念。作为房地产开发链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某一个项目物业管理水准的高低是影响业主作出购买选择的重要因素。因为业主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全、方便、体贴周到的环境里。因此，我们常常见到稍大的楼盘和高档楼盘，往往打出“引入香港顶尖物业管理”之类的旗号。
为适应房地产业的发展需要，我国物业管理机构应该建立自己的经营管理服务理念，探索先进的物业管理服务模式和崭新的物管企业运营机制，充分发掘企业文化和社区文化，着眼于打造物业管理品牌，才能在房地产营销中保持主动。
二、绿色生态概念
房地产业内绿色生态概念风行。绿色营销理论的核心是，企业营销活动应该是以人类的绿色消费为目标而进行的一系列营销活动，是实现公司赢利、消费者需求满足和社会长远利益三者动态平衡的新型营销。绿色营销观念强调企业的营销活动要保护环境，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减少污染，避免资源浪费，提供亲近自然的、无害化产品和消费。
这股绿色生态概念之风自然很快吹向房地产业。企业在房产营销中打出了环保、绿色、生态的口号，在营销全过程力图体现“绿色”关怀。例如，地段选择尽可能远离污染源，墙体和窗户采用新型保温隔热隔音材料，拒绝使用粘土红砖（减少土地资源消耗），装修装饰使用新型无污染、无刺激、无公害的材料，房屋建筑尽可能减少光污染、降低噪音、污水和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等等。在生态营造方面，则普遍强调小区景观的配套和环境的绿化，强调居住环境的舒适性、无害化以及生态环境的和谐性。这些都成为楼盘中的USp，成为吸引顾客的“卖点”。
三、欧式概念
欧式概念几乎是全国房地产市场上最普遍、最常见的概念模式。从我国房地产业起步伊始的沿海和南方城市，到今天的内陆城市，欧式概念之风一直在热吹之中，成为竞相模仿和攀比的焦点之一。无论是建筑的外观造型，还是小区环境的布局，力图体现欧式建筑的古典美、现代美。在很多城市，稍有实力的开发商，稍大的楼盘，就要请海外设计师担纲设计。外观设计则往往是欧式圆形拱门，欧式窗户、罗马立柱，欧式门楼、檐口和墙面浮雕装饰；小区景观则城堡式建筑、欧式雕塑小品、欧式风景树、欧式花园草坪等；还有实力雄厚的开发商，甚至将整个小区“欧化”。
四、品位概念
追求品位，是现代社会逐步富裕起来的人们的共同向往。
有一句几乎成为经典的广告语——“我选择的是家，不是房子”。这句话似于把房子和家对立了起来。其实不然，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它恰恰体现了房子之于家的重要性。房为家的载体，没有房，何以为家？在某种意义上说，房子是家的代名词。对普通百姓而言，房子是一个家庭最大的“大件商品”，它是人们享受生活的基本条件。无房的人梦想有房，有了房的人则无不希望把“家”建设得温馨、高雅和舒适。因此，在善于制造概念的房地产营销人士头脑里，品位概念自然又是一个重要的“噱头”。
五、人文概念
现代都市人，每天奔波于繁华闹市，车水马龙，喧嚣尘扬，更希望能寻得幽雅高尚之所，置业安家，与高尚人士为邻，受文化环境熏陶，修身养性，让自己和家人在享受生活的安逸、温馨的同时，还能够浸润在一个文明、高尚的文化氛围里。对人文氛围的追求，是都市人在满足了基本温饱之后，生活境界和精神境界上的更高要求。
于是，在房地产营销的概念演进中，人文概念的流行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开发商和企划人都希望借助人文概念来提升楼盘的内涵和品质。什么“与高尚人士为邻”、“某某家园，墨香中的家”，什么“某某花园，书香门第”之类的广告，一个比一个喊得更响亮。
六、旅游休闲概念
现代人在紧张。工作之余，希望获得休闲、旅游度假，调节心情，放松精神。休闲将成为现代人的重要生活方式。因此，那些在城郊结合部开发的项目，特别是别墅项目区，则着力营造旅游休闲概念。如泳池、沙滩、戏水池之外，辟有野趣烧烤乐园，随物业赠送小型花圃或农庄（可代为打理），还有的项目干脆建在远郊的旅游度假区。
最近，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公开发表一种观点——拥有两套住房才算小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他所说的另一套房主要被用作周末和节假日度假之用。可见，学者分析的和身体力行者们“想到一块儿去了”。这说明旅游度假概念反映了房地产开发的一种重要趋势，难怪开发商和企划人们开始热衷于营造这一概念。
七、会所概念
从字面意思上讲，会所就是项目业主或小区内居民聚会之所。顾客在接受房地产广告信息和作出购房选择时，面对的大多数是期房或半期房，所以尽管很多发展商在楼书和规划图中展示了漂亮的会所“效果图”，但更多的发展商主要是把它作为一个销售卖点而已，至于会所何时能真正建成，提供哪些服务，由谁经营和如何经营等细节问题，并没有确定，所以顾客得到的仅仅是一个美丽含混的承诺。
然而，深入考察一下，可以发现，会所概念在实际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一是会所的功能定位问题。一般大型社区或比较成熟的物业，均配备有专门的物业管理机构。那么，会所为入住的业主提供的服务如何同物业管理区别开来，避免重复或空白呢？这就需要对会所作功能定位。我认为，会所应该定位于人际沟通和社区文化交流，应该成为社区居民人际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场所、渠道。让小区居民从家庭自我封闭中走出来，多作人际沟通，开展有特色的小区文化活动，如文化沙龙、小型图书馆、游艺活动、健身、聚会、社区教育等，面向社区大家庭，敞开心扉，亲善友好，至于洗衣送餐、孩童托管之类的家政服务，则应该由物业管理部门承担。
二是会所经营权和经营方式问题。即会所应该由谁经营，如何经营的问题。也许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缘故，我们看到会所普遍由开发商经营。由于开发商的主业不在于此，如果开发商经营上出现问题，这就容易造成与业主的矛盾。因此，我们提倡会所可以引入社会的专业机构来经营，以提高经营水平和服务水准。在如何经营的问题，有开放式经营、封闭式经营和半开放式经营三种观点。因服务的对象范围大小不同，经营方式和对业主的影响也就有不同。更多的业主希望会所实行封闭式经营，以享受优越的服务，但这也会增加经营成本，提高会所消费代价。
八、亲水概念
水也是21世纪最珍贵的资源。而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在很多城市尤其是北方城市，缺水严重，水就更显珍贵。因此，生活在都市的人们，如果能选择亲水居住，是一种亲近大自然的惬意人生。在这种追求下，亲水概念不知不觉风行房地产界。不少开发商把项目用地由原来首选地段因素转向临水因素。于是乎，那些临湖、临江、临河的项目开发一下子热了起来。只要看看如今楼盘项目的名称，便可以看到与水的关系：蓝湾俊园、金色港湾、银河湾、秀水公寓、海岸花园、恋湖公寓、玫瑰湖畔、碧水湾、锦绣香江、星河湾、山水庭苑、临溪居……。
九、智能e化概念
智能e化概念是近几年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从近几年的房地产文章和大量的房地产广告中，“智能”、“e化”概念的热炒，似乎标志着入住的业主能一夜跨入智能社会、数字时代。然而，对大多数市民和购房者来说，“智能化”仍然是雾里看花。不少人认为，上网、宽带、可视对讲、红外线监控、远程抄表就是“智能e化”，也有些开发商出于“炒”概念的目的，不管够格不够格，故意朝这个概念上套，以时髦的词汇“蒙”人。
社区文化概念篇6
论文关键词社区社区管理无讼社区社区法官
随着改革开放及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社区的概念及社区的管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区纠纷数量剧增，社区矛盾变得多样化和新型化。
一、社区及社区管理的概念
（一）社区的概念
社区一词系从英文community翻译而来，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tonnies）在其1887年发表的经典著作《社区与社会》中首次使用该词。他认为，社区较社会而言，人与人的关系更积极，人们之间相互更熟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一词汇就已传入中国，但官方提出社区服务这一概念，是在1986年由国家民政部提出，之后社区这一概念才为广大群众所知晓。
由于学者立场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对于社区的界定亦有不同见解。一般而言，社区是指由一定数量的居民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与文化维系力的地域性生活共同体，地域、人口、组织结构和文化构成了社区的四个要素。官方文件即中法办[2000]23号文件将社区界定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由此，我们看到社区这一概念从其产生伊始，所强调的就是社会生活共同体，正如这一概念的首倡者滕尼斯所言“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亲近”。
（二）社区管理的概念
社区的形成必然带来相应管理方式的变化，而所谓社区管理是指社区内各机构、单位、组织、团体和广大居民共同参与的区域性、全方位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区在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完善社区管理方式，对于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社区管理的现状
居民是社区的主体，也是社区法治的主体，居民稳定社区就稳定。故法治进社区，对社区进行法制化管理成为当前维稳工作的重要组成之一。笔者现将法治社区的背景及必要性逐一进行分析：
首先，目前社区逐渐成为纠纷矛盾相对集中的敏感地，究其原因主要如下：（1）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区居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相互关系也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人们遇到更多的社会、经济、法律等问题。（2）人们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逐渐提高，伴随而来的是法律需求不断增强，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也不断增强。现在的社区纠纷与过去相比，具有复杂性、难调性、易激化性等特点，例如在社区内占用公共绿地的纠纷、乱打乱建影响居民采光通风的纠纷、物业管理与业主的纠纷、遗产继承和赡养纠纷等等，这些纠纷仅仅依靠说服教育、行政手段远远不够，还必须依靠法律手段，化解矛盾，促进稳定。因此实现社区有序管理，需要法律进社区。
其次，社区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作为城市居民和单位居住、生活及工作的重要场所，它既要满足居民高质量的生活需求，又要全面发展，包括社区管理、社区文化、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治安、社区卫生等，致力于形成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规范有序的管理、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安全的社区治安秩序、舒适优雅的环境等。而社区工程的有序运作，需要法律进社区，通过社区法治可以发挥其教育、规范、引导、惩诫功能，依法保障社区健康发展。
最后，随着城市管理中心的下移，社区作为辖区基层管理的载体，管理任务越来越重，除担负着物业、治安、环境、绿化等等，还担负着低保救助、出租房、暂住人口、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等等。各种社会问题使社区管理职能加大，要想管理好，必需步入法治化轨道。促进社区健康发展，需要法律进社区。
三、“无讼社区”理念的现实可操作性
（一）“无讼社区”的概念及提出背景
“无讼”来源于《论语》中“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讼是一个社会因没有纷争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虽有法律而搁置不用的一种理想状态。作为城市基本单元的社区，人与人之间同质化弱、松散性强、追求独立诉求的“陌生人社会”特征愈加明显。将社区作为载体，把“无讼”和“社区”两个源于传统和现代的元素有机融合，寻求解决纠纷的新思路，在动态平衡中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成为当今法院因应时代变化的全新实践。
（二）目前“无讼社区”的运作模式
“无讼社区”就是要争取在社区化诉、少讼、最终实现无讼。为此，法官要转变思维，走出法庭，司法服务前移，深入社区从矛盾的源头着手，化纠纷于萌芽中。实践证明，无讼社区不是空中楼阁，建立起一套高效、便捷的化讼机制，是我们实现社区无讼的制度保障。我们和社区居委会、司法所、派出所、工商所等职能部门联动，搭建灵活多样的化讼平台。同时，整合社区内各种资源，发挥合力优势，提升社区自我修复、自我管理的能力。群众参与无讼建设，从外部引导，到自发、自觉，需要我们将无讼理念广为宣传，使之深入人心。
社区法官，顾名思义，就是法官要走出法庭，走进社区，从而缩短法院、法官与市民之间的距离，改变过去上法院打官司的单一纠纷解决机制，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与街道、社区居委会等基层组织共建法律服务网，力争将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化解在基层。社区法官工作机制，是通过发挥社区法官“1”的核心作用，充分调动社区工作者、人民调解员、司法所、派出所、人民群众等“n”个综治资源的作用，共同预防和减少纠纷，营造无讼和谐社区，同时也缩短了法院、法官与百姓之间的距离，提升了法院和法官在百姓心目中的亲和力。
“无讼社区”向社区派驻法官，在案多人少的情况下，法院的这种做法表面上看似乎“浪费资源”，其实却神似“自塞一眼”，实际运作的效果有如虚竹大破珍珑棋局。大量的矛盾纠纷通过法官、社区工作者、专家学者或人民调解员的调解，得到有效化解。“无讼社区”成为矛盾纠纷化解的一招妙棋，成为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厦门样本”。
“无讼社区”的做法也得到了社区居民的欢迎，很多矛盾纠纷当事人都认同一个观点：如果没有“无讼”调解，他们的纠纷只能决断于法庭。正是有了法官的源头介入和社区工作者的“人情化”调解，他们最后才化“干戈”为“玉帛”。
的确，化解矛盾纠纷最关键要注重源头预防，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无讼社区”有机融合了法院、社区、专家学者等各方面的资源和优势，充分调动各方的力量，构建起了多元化的纠纷调解机制，畅通了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有利于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改变社会管理方式，完善社会管理机制。
四、“无讼社区”的发展
无讼社区”的创建从根本上说就是树立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的理念，把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基层，充分发挥社区法官和基层组织的作用，把社会管理服务的触角延伸到社会前端，及时发现、掌握和解决源头性、基础性和根本性的社会问题，把矛盾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当然，创建“无讼社区”，不可能一蹴而就，还需要长期的坚持和付出。如何进一步推动“无讼社区”的发展，笔者建议：
（一）拓展“社区”概念的外延
将传统意义上的居民居住区拓展到具有同类性质、同一地域的人群中，从小区拓展到景区、校区、厂区、商圈、港口等。精心培育“无讼社区”、“无讼校区”、“无讼商圈”、“无讼行业”、“无讼交通”等“无讼”品牌，以点带面，拓宽“无讼”内涵，充分发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作用，营造出“少讼、化讼、无讼”的良好氛围。例如厦门市思明区法院，着力培育鼓浪屿“无讼景区”品牌。2009年12月，思明法院鼓浪屿法庭与鼓浪屿街道内厝社区启动“无讼社区”创建活动。作为全区创建“无讼社区”首个试点单位，内厝社区先行先试，探索出了“一份协议、一个平台、一道程序”的运行机制。社区法官每双周三下午到社区“法律诊所”坐镇，为辖区居民和游客提供司法服务和纠纷调解。2011年“法律诊所”成功调处民间纠纷21件。在法律诊所基础上，鼓浪屿法庭与鼓浪屿家庭旅馆商家协会签订协议，共建“司法馆家”平台，引导家庭旅馆业主诚信、依法经营，第一时间化解旅游纠纷，保障旅游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思明区法院还培育出厦门大学“无讼校区”品牌。2010年11月，思明法院滨海法庭、厦门大学法学院、厦门大学法律事务办公室、白城社区、演武社区五方签订共建协议，启动全国首个“无讼校区”。法院选派法官开展巡回审判、司法确认、指导人民调解等工作；厦门大学法律事务办联同社区及时掌握纠纷信息，协调各部门化解矛盾；共建“阳光法律服务站”，依托法律援助平台和人民调解委员会，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服务，对校内和社区纠纷预先排查，审判机构诉前介入，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萌芽和诉外。2011年“无讼校区”共举办3场法律咨询活动，受众达千余人，化解校区周边邻里纠纷112件。
社区文化概念篇7
关键词：民间舞蹈；概念界定；学科交叉；内容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J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6）06-0160-05
1引言
地理学科研究领域相当广泛，不仅仅局限于地理学科本身的研究范围，还与许多其他学科形成交叉研究。艺术作为人类生活中的一种文化生活形态，其发展、演变过程必定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聚落这一概念源于地理学，可以说是艺术产生的重要场所。因此文章将讨论民间艺术，这一地理与艺术的综合产物。民间艺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构成某个区域独特人文景观的重要部分。并且民间艺术的风格也受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基于这样的现象，文章以民间舞蹈为例，在前人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着重讨论民间舞蹈的概念界定。
2民间舞蹈研究进展简述
在我国，有关民间舞蹈文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在“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民族民间舞蹈发展史”、“舞蹈理论研究方法”以及“民间舞蹈的类型划分”等几个方面。从2003～2013年期间，国内学者对地域民间舞蹈的研究内容重点集中在不同地域下的民间舞蹈文化特征及演变研究、地域民间舞蹈与其环境的关系研究等方面。而对于民间舞蹈基础概念研究，则是较为模凌两可。随历史推进，民间舞蹈的概念更加复杂、内容更加丰富，随后出现的民族民间舞蹈、地域民间舞蹈等延伸概念不断涌现，民间舞蹈的概念界定更加模糊。
3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明确的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其实质是对传播内容所含信息量及其变化的分析，即由表征的有意义的词句推断出准确意义。早期的内容分析法源于社会借用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进行历史文献内容的量化分析。
内容分析具有客观性、系统性、定量性、描述性和鲜明性。任何文本，或者任何可以转换成为文本的传播内容等，都可以进行内容分析。在民间舞蹈概念的研究中，暂没有学者用此方法进行研究过。国内外学者对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过程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步骤：确定主题、选择样本、建构类别、信度检验、统计分析。
4研究过程
4.1确定主题
内容分析的第一个程序就是定义什么是所要研究的问题，希望通过分析文本得出怎样的结论。对研究的主题有清晰的认识，为深入研究打下基础。民间舞蹈概念众多，其中定义的方法、指标以及指标运用等，这就是研究的主题。
4.2选择样本
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民间旅游概念的研究，研究样本来自于国内外民间舞蹈研究成果。国内对民间舞蹈的概念，主要以“民间舞蹈”、“民族民间舞蹈”、“民族舞蹈”、“民间与民族”为关键词检索CnKi、万方数据、维普数据等，从所得111余篇文献中提取了30个民间舞蹈概念。
国外的文献，主要通过检索CaSHL、proQuest、Springer、Soc01ar、taylor&FrancisonlineJournals等数据库，分别以folkdance、ethnicdance、folk、ethnic、f01kidentity、folkdanceconcept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从56篇中提取了20个民间舞蹈的概念。提取原则是，①如果相同的概念由几个学者一起听出，仅选取一个并提取最早的那个；②如果同一作者在不同时期提出，仅提取其最新的一个；③尽可能地选取引用量最大的一个（表1）。
4.3建构类别
类别或指标是根据研究需要而设计的将资料内容进行分类的项目和标准。建构类别必须在进行具体评判记录前事先确定。对于民间舞蹈概念研究来看，建构类别是根据研究的该目标，自行设计的。其分析指标的提取基本原则是互斥和穷尽。即指标与指标之间的互斥性，每个指标都能归类的穷尽性。
基于以上原则，对50个民间舞蹈的概念分别进行关键词提取，识别出17个分析指标（表2）。
4.4信度检验
内容分析法的信度是指编码员之间一致性的范围和程度。从50个样本中提取5的倍数，即表1中概念5、10、15、20、25、30、35、40、45、50，共10个样本为分析对象进行信度检验。经3位编码员归类统计分析结果，利用霍尔斯提公式求得相互同意度。
式中，m为编码员之间一直同意的编码数；n1、n2为编码单位数，根据上述等式，计算出3位编码员的相互同意度（表3）。
利用3位编码员的平均相互同意度求取信度。
式中，n为编码员人数。本研究的信度为0.93（大于0.80），表明3位编码员对民间舞蹈的概念内容分析非常一致，表示可以对全部50篇文献进行分析。
4.5统计分析
3位编码员分工合作，将每一个概念涉及到的指标序号提取出来，结果统计见表4。通过以上步骤，得到该17个指标在50个民间舞蹈概念中出现的次数及频率（表5）。
表5表明，其中，“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境况、历史”这个指标的出现频率均达到62%；“民间舞蹈是一个象征与身份”的频率为60%；“民间舞蹈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的频率达到58%。相反，“民间舞蹈的即兴性与自娱性”、“与上层舞蹈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口对口一代代传承”、“舞蹈的流传与灭绝”等指标的频率均在10%左右。
综上，“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境况、历史”、“民间舞蹈是一个象征与身份”、“民间舞蹈的时间性与空间性”、“一个民族或地区”、“起源与发展和该地的环境紧密相关，相互作用”、“劳动群众直接创造”这6个频率最高的指标，可以反映国内外对民间舞蹈概念认识的共性。
5结语
社区文化概念篇8
关键词；区域社会 研究模式 社会事实 文化机制
作者杜靖，青岛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邮编266071。
如同“村落研究”是一个独立的思路或范式一样，“区域社会研究”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认知汉人社会的路径。从已有的学术实践看，“区域社会”的经验研究主要是外国学者、台湾学者和大陆社会史学者所推动的，而大陆人类学界则乏善可陈。估计其中的原因，大概是由于“村落研究”已经构成了一个很深的传统和优势，特别是长期以来的汉人社会研究训练一直强调“村落”对于了解中国的优越性和便于操作性，导致了大陆人类学界对“村落研究”产生偏好。作为一种学术惯习，村落知识观不仅影响了本土学人对研究对象的选择，更可能限制了他们的眼界。因此，适时总结和回顾“区域社会研究”，对本土学人开拓学术视野有着重要助益。
此前有关区域社会研究回顾的成果学界已有所积累。王铭铭在《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中对市场层级理论和祭祀圈理论分别辟有专章予以介绍和分析；庄英章《人类学与台湾区域发展史研究》一文也介绍了市场层级理论和祭祀圈理论并初步揭示了二者间的关联；张海洋在《中国民族学史》(下卷)第十章“台湾民族学研究的转折”中重点分析了祭祀圈理论；张俊峰《类型学视野下的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就区域水利社会研究类型作了全面回顾。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在相关著述中就区域社会研究模式作过零星介绍，比如王崧兴《台湾汉人社会研究反思》、邓大才《超越村庄的四种范式――以施坚雅、黄宗智、弗里德曼、杜赞奇为例》等，这里不再一一列出。总起来说，这些文章有助于了解诸模式的学术旨趣和分析思路，但未系统将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揭示出来，其评述的深度也有待进一步拓展。为此，有必要对汉人区域社会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概括，找出存在的问题，以便更好地开展相关的民族志田野工作。
一、区域社会研究的缘起
“区域社会研究”是超越于村落之上的更大地理范围的人类学研究。就人类学家的区域人类学研究来说，是在不满意微观村落研究模式的情形下所发展出的一系列分析框架。以往功能论的研究思路把村落处理成一个自足而封闭的孤立实体，将村落跟它周围的世界割裂开来，坚信村落可以做到自我定义。这种微观的研究路径忽略了村庄是更大世界中的一部分的事实。村落固然需要内在属性加以自我界定，但同样需要场景(context)赋予存在的意义。
拙作《作为概念的村庄与村庄的概念――汉人村庄研究述评》已介绍了以吴文藻为首的燕京大学社会人类学推动村庄研究的情况。其实，这种推动与当时国际上人类学名家的倡导是分不开的。从1935年10月起，拉德克利夫一布朗(Radcliffe-Brown)大约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在燕京大学开设“比较社会学”课程，并主持“中国乡村社会学调查”研讨班。当时修习这两门课程的学生达百余名。其间，布朗撰写了《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一文。这篇文章贯穿了功能主义理论，强调在中国研究最适宜于开始的单位是乡村，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住在乡村里；“而且乡村是够小的社区，可供给一两个调查员在一、二年之内完成一种精密研究的机会”。雷蒙德・弗思(w.RaymondFirth)在《社会学界》上也发表了《中国农村社会团结性研究：一个方法论的建议》。在这篇提出“人类学的伦敦学派”的文章中，弗思使用了“微观社会学”概念，以此概括人类学家对中国乡村研究的贡献。1944年，弗思再次强调“社会人类学的最有价值的贡献也许仍旧停留在微观社会学的田野研究上”。
村落分析模式相信，通过研究一个个不同的微观村落社区，便可以理解整个中国社会。1962年弗里德曼(mauriceFreedman)对这种逻辑预设进行了深入批判。他认为，中国人类学家应该走出村庄社区，在较大空间范围内和较广时间深度里探索中国社会运转问题。正如王铭铭所说：“一言以概之，弗里德曼认为，小地方的描述难以反映大社会，功能的整体分析不足以把握有长远历史的文明大国的特点，社区不是社会的缩影。”
其实，早在1940年代末期，施坚雅(willamSkinner)就对村庄研究范式产生了怀疑。他认为，认知中国社会的症结不在村庄而在集市，必须研究集市网络内的交换关系，才能达成对中国社会结构的了解，农民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在村庄的狭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晚期的城市》序言说：“我在四川所看到的，大型村庄很少，大都是由集市联系在一起的小村落。我于是放弃了调查一个百来户的村庄的预定计划，转而重点考察一个包括2500户既分散又有联系的从属于集市的经济区域。这项研究拓展了我的视野，使我超越孤立地研究个体村庄的局限，而注重于探索一个范围更大的地域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当然，他还有两个学术目的：第一，反思以往人们习惯于从行政区划角度来研究中国地域社会的观念；第二，此前的中国社会研究，历史学家认为士绅居住在城市里，而人类学家认为农民生活在乡村里，“两个兜不起来”，而比村落更大的集市，农民与士绅会在此碰头，所以他认为集市是研究中国社会最适当的场所，可以避免顾此失彼的困境。
最近三十年来，在面对传统的宏大英雄叙事历史的情形下，中国社会史学家纷纷离开书斋走进田野，开始转向地方的、平民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1990年代以来出现的社会史学家的区域历史人类学研究，实际上是在不满意以往精英叙事历史的情形下发展出的一套历史人类学分析路径，当然也有适度告别整体社会史研究思路的倾向，是对传统中国史学的一次突破。中国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与国际上社会史研究思潮和学术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与大陆社会史学界和台湾人类学界的双向互动亦有关联。
总之，人类学的区域社会研究与社会史的区域社会研究在缘起上是不太一样的，但社会史的区域研究又与人类学的区域研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市场层级社会与祭祀圈/信仰圈社会
中国经验研究中较为成熟的人类学区域社会研究大约有三个模式：一是弗里德曼的“上位宗族”(high-orderLineage)概念和钱杭的“联宗”分析范式，一是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一是祭祀圈与信仰圈理论。关于第一类，此前笔者有过详细介绍，故不再重复。
(一)市场层级社会
施坚雅首先设计了一个核心概念――“中心地”(centralplaces)，所谓“中心地”是指具备中心功能的城市、市镇和其他核心定居点，它内在于特定的空间体系里，并处于具有“连锁”整个社会结构或空间的关键位置(positionininterlockingspatialsystems)，能使经济功能
呈现层级性。“中心地”包括“标准集市”(standardmarket)、“中间市场”(intermediatemarket)、“中心市场"(centralmarket)三个基本类型。标准集市(又叫“标准市镇”)能满足农户正常的生产消费需求(出售多余的农产品，购买自己不能生产的东西)，进行所覆盖或依赖区域内的货物交易。它既是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进入上一级市场的起点，又是农民所需要物资从上面市场向下到达的终点。中心市场位于对于全局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地点，它处在交通网络连接点上，具备大批量出售物资的功能：一方面，它能吞收外来的大量商品，并向它所依靠的地区分发；另一面，它能收集当地的产品，并向外部其他中心市场或更高一级的城市中心出口。而中间市场介于标准集市和中心市场之间，又叫“中间市镇”。作为基本单元的标准集市由6个村庄组成，呈六边形蜂巢状构造。而若干标准集市联结聚绕在一个中间市镇周围，并与中间市镇形成一个共同体。同样的逻辑，若干中间市镇最后发育为一个中心市镇结构，若干中心市镇结构围绕一个地方城市，若干地方城市围绕着较大城市，若干较大城市围绕着地区城市，若干地区城市围绕着地区都会，而若干地区都会最终型构成“帝国”的几个中心都会。施坚雅从四条标准②出发将偌大中国划分为岭南、东南沿海、长江上游、长江下游、西南、华北、东北、云贵和西部边陲九个地理大区。中国各层次人群(士绅和平民)都在这个体系中出现，参与不同层次的市场活动，解决生产生活、婚配以及行会权利诸问题。
1970年代初，施坚雅的学生克瑞斯曼(LowrenceCrissman)到台湾彰化山地检验他的理论。克瑞斯曼发现，由于族群认同原因，土著、客家、彰州籍、泉州藉不同人群间存在隔阂与冲突，当地人赴墟或赶街往往喜欢在同一族群内进行，而不是就近赶集上店，这造成了舍近求远的现象。这就是著名的“文化崎区”现象和“磁吸理论”(cravitationtheory)。克瑞斯曼研究表明，“崎区现象”不是地理现象而是文化现象。这敦促台北。“中央”研究院的人类学家们另辟蹊径来思考台湾汉人社会的运作问题。“这些实事揭示出市场体系模式把人假定成经济、理性造物的局限，也促使台湾学者重新审视祭祀圈概念。”
(二)祭祀圈/信仰圈社会
台湾人类学界于1970年代开始反思村落模式是否能真正认识中国社会的有效性问题。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自1972年开始设区域研究(areaStudies)组，1986年又新设区域组，旨在通过考察台湾与华南、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密切关联来扩大研究范围。
1970年，张光直从美国返台就任台北“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推动“浊大计划”具体说来，“浊大计划”是对浊水溪/大肚溪流域人与自然关系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研究，以团队形式分工开展。王崧兴率陈祥水、庄英章等去花坛乡、九如乡、竹山镇承担小规模台湾农村社会发展计划；文崇一率许嘉明、瞿海源、徐正光、许木柱、萧新煌等去万华、关渡、大溪、龟山四个社区实施台湾北部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计划。其意图是以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和多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相结合的方式，研究“浊大”流域的人群如何适应当地的生物、生态和地理环境，目的在于突破村落范围和学科界限；探究乡镇乃至更大空间范围内的文化作用和互动机制，重建区域文化史。
弗里德曼的问题意识影响了“浊大计划”中的中国家族与亲属制度及祖先崇拜研究倾向，这构成了先期工作的重点，而后则直接诱发了有关祭祀圈/信仰圈理论的思考。
最早使用祭祀圈概念来观察中国社会的是日本学者冈田谦，他于1930年代末期考察了台湾北部的一些村落，将祭祀圈定义为共同奉祀一个主神的民众所居住之地域。刘枝万于1960年代研究了“台湾的瘟神庙”，发展出祭祀圈内部还可以再分成核心圈、次要地区和圈三层次的观念。嗣后，“浊大计划”行动中的许嘉明和施振民重新思考了祭祀圈概念。许嘉明的研究对象是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组织，该组织跟祭祀圈有关，其要素有三，即移民历史、共同聚居地域范围、共同祖籍。施振民利用“浊大计划”所积累的彰化平原上的宗教活动与村庄组织的田野资料，建构了自己的祭祀圈理论。施振民的祭祀圈概念，除了继承前人的地域范围内涵外，还增加了宗教活动与组织内容。他还赋予祭祀圈理论以共时性和历史性研究的双重意义：既共时考察地域组织和宗族组织，又历时考察聚落的形成与发展。@庄英章在林圮埔的研究中也使用了祭祀圈概念来分析竹山镇的宗教活动和地域组织，他主要侧重于从自然流域、水利系统、交通要冲这些地缘因素来使用祭祀圈概念。1978年许嘉明进一步在概念和理论上提升了祭祀圈的分析水平：“祭祀圈是指一个以主祭神为中心，共同举行祭祀的信徒所属的地域单位。其成员则以主祭神名义下之财产所属的地域范围内之住民为限。”该定义与冈田谦相比，多了一项“财产”指标。他指出祭祀圈的具体研究对象应该是村庙，较为适应于乡镇范围内的分析，更为关键的是，他还指出了祭祀圈内社会成员与主祭神之间存在四种权利义务关系：出钱有份、头家炉主、巡境、请神。1980年代，林美容借用了许嘉明祭祀圈概念的部分变量研究草屯镇的土地公庙与聚落的对应关系，指出了以往祭祀圈研究只重视村庙而忽略还有更小范围的聚落庙的事实。同时，她开始怀疑祭祀圈学说究竟是一个描述架构还是一个理论架构问题。林美容对许嘉明祭祀圈理论模型中的“社会成员与主祭神之间四种权利义务关系”做了增补和排序：其一建庙或修庙居民共同出资，其二收丁钱或募捐，其三设有头家炉主，其四演公戏，其五巡境，其六进行其他共同的祭祀活动。2003年林美容重新厘定了祭祀圈概念：“为了共神信仰而共同举行祭祀的居民所属的地域单位。”它里面包含共神信仰、地域单位、共同祭祀活动、共同祭祀组织、共同祭祀经费等几项变量；范围大小有部落性、村落性、超村落性与全镇性等不同层次，与村庄组织和联庄组织有密切关系。
林美容还把信仰圈从祭祀圈中独立出来。所谓信仰圈，“是以某一神明或(和)其分身之信仰为中心，其信徒所形成的志愿性宗教组织，信徒的分布有一定的范围，通常必须超越地方社区的范围，才有信仰圈可言。内含一神信仰，信仰范围、信徒组织和集体性宗教活动几个亚指标”。信仰圈为一神信仰，成员资格是志愿性的，具有区域性和非节目性的特点；祭祀圈为祭祀多神，成员资格是义务性强迫性的，具有地方性和节日性的特点。祭祀圈和信仰圈均显示出汉人移民台湾以宗教的形式进行社会联接(socialsolidarity)，是移民扎根于台湾的一个文化策略。这同台湾社会的宗族组织一样，均反映出中国文化的一个独特的地域化或在地化过程。
“浊大计划”思考汉人社会在拓垦台湾过程中发生的文化适应与变迁。祭祀圈与信仰圈区域性研究已涉及移民台湾前的原有文化和历史。因而，这项区域性研究强调文献史料的重要性，促成了大传统的汉学、史学和以田野工作关注小传统的人类学之结合，也给日后大陆社会史学界和国外人类学家开展区域性研究带来了启发。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华南社会史学者率先“进村找庙”，开展了东南社会里的民间信仰与地域关系研究，发表了大量学术作品。《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一书的“导言”明确指出，“本书定名为‘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也就是力图把民间信仰作为理解乡村社会结构、地域支配关系和普通百姓生活的一种途径，特别是通过这种研究加深对民间信仰所表达的‘社会空间’之所以存在的历史过程的了解，揭示在这些过程中所蕴含和积淀的社会文化内涵”，“通过乡村庙宇的研究说明村落内部结构和社区整合机制以及村落之间的关系，是民间宗教研究中被最多研究者重视的视角”陈春声关于“樟林三山国王”的大量研究当是这份声明的一个最好注脚。
总起来说，祭祀圈/信仰圈理论模型的学术意义在于揭示了地域社会的形成是建立在区域神灵信仰基础上的，对于行动者而言，文化意义上的存在远比功利意义上的生存更重要。区域信仰跟市场圈之间存在纵横交错的内在关联，究竟祭祀圈/信仰圈与市场体系谁先谁后，即谁定义谁的问题，各说各的道理，仍有赖新的田野民族志加以检验。
三、某一“核心价值”较突显的区域社会
有些学者会选中某个具有中心地位或核心价值的社会事实(faitssociauxtotaux)或文化机制来理解区域社会的过程。这种具备中心地位或核心价值的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并非只有一个就可以把整个区域社会勾连起来(一个只能组织或运转一个村庄)，而是由无数个，它们就像宇宙里的星团构造一样分布在区域社会里面。它们具有文化复制的功能。在研究策略上，需要考察若干个这类标本，如果仅仅考察一个标本，那仍旧是单一村落研究模式，即便声称通过单个村落考察来洞察整个区域社会。借助中心地位或核心价值的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考察区域社会的研究不是微观的研究，而是地域性的。当然，它们也不像市场层级社会、祭祀圈与信仰圈社会的研究，因为市场层级社会、祭祀圈与信仰圈社会往往借助一个架构即可统领、协调全区域之运转，无需多个。
黄宗智在华北社会和长江三角洲的研究中突出了“经济”因素，修正性地参用了格尔茨(CliffordGeertz)的“农业内卷化(或过密化)”概念。黄宗智发现，有限的土地资源、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和农业劳动力不失业发展模式，导致了中国农业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通俗讲，有限的、以家庭为生计(生产和消费)单位的小型农场，为了不让出生的人口饿死和失业，只能在单位面积内进行集约型农业，增加劳力投入和精耕细作来扩大粮食产量，但是增加的产量却被增长的人口给消耗掉了，因而不能积聚起足够的剩余资本来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工业，从而使得中国农业社会始终处于小农经济发展水平，尽管内部在近现代化过程中也有所分化和“演进”。在黄宗智看来，这种生计方式和内卷化特征普遍内在于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每个村子，它不仅组织了无数家庭的运转，也组织了每个村落的运转。
杜赞奇(prasenjitDuara)认为，“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nexusofpower)存在于华北区域社会的每个村庄内部，是村庄得以运转的根本支撑。所谓“权力”，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它弥散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之中。具体说来，权力的文化网络包括不断相互交错影响的等级组织，诸如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等；也包括非正式的互联网络，如，庇护与被庇护、亲朋好友问的互动关联等，它们构成权力和权威施展的基础。而“文化”根植于这些组织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与规范。显然，“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一个试图综合各种因素的分析模式，其中每一项因素都可以看作本文所讲的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但在一个更高层次上来说，从整体上把握，它仍然是一个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一个包含了若干次级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的更加综合的更高范围的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并特别突出了权力和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意义。这表明后来的学术研究涵盖程度越来越凝练，理论综合能力更强，整合程度更高。
科大卫(DavidFaure)珠江流域的宗族制度研究也属于此类。弗里德曼把宗族当成东南农业社会的主要秩序，提出一个功能论的解释路径。科大卫想把弗里德曼的看法通过历史人类学的考察，具体落实到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中，因为毕竟当年弗里德曼忽略了“时间”问题。科大卫在先期研究香港新界宗族时认识到，16到18世纪期间，当官方意识形态进入基层时，宗族才作为一种制度扎根新界。
新界的研究使科大卫为中国宗族研究贡献了“入住权”概念(即指在一定疆域内享用公共资源的权利，包括开发尚未属于任何人的土地权、在荒野上造房子的权利、在山脚砍柴的权利、在河流或海边捕捞少量鱼类及贝类来改善营养的权利、进入集市的权利、死后埋葬于村落附近的土地中的权利)。“入住权”概念深化了弗里德曼的合作控财团体(corporation)概念。在这个基础上，他选择整个珠江三角洲为研究对象，继续把宗族作为理解区域社会的关键机制，思考新界的经验能否被推广。科大卫在珠江三角洲领域发现，当地的宗族是地方社会与国家整合的一种历史产物。明初，在岭南基层社会实行的制度一开始是里甲，而后来地方宗族通过礼仪来继承里甲制度，成为一个合作共财团体，并从此成为整个珠江流域里具有核心价值的东西。
科大卫为我们展现的宗族既有村落宗族，也有上位宗族，呈现出多层次性。它们活跃于珠江流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开垦并经营土地，修建围田，治理洪水，参与并最终继承里甲，控制地方社会的管理(一般是宗族通过士绅来实现)，兴建文化事业，进行地方自卫，参与商业经营，等等。其中“桑园围”故事最精彩，为我们呈现了国家、宗族、士绅等各方积极参与的区域社会运转的真实历史图像。
虽然弗里德曼认识到宗族架构对于理解中国东南社会的价值，但他的兴趣主要是在世系学方面。相比较来说，科大卫却把宗族架构定位于理解整个区域社会过程及运转层面。这是二人的一个很大不同。“宗族一区域社会”研究虽然强调宗族在特定区域内普遍存在的事实，但特定区域内并非每个村子都采取宗族运作模式，其中还镶嵌了别的运作制度。这些非宗族村落使得“宗族一区域社会”模型所呈现的区域社会内部具有很多筛眼，区域社会并非铁板一块。因而，这一模式有待加强逻辑提炼上的严密性。
四、水利社会
区域水利社会研究，也是寻求某种具有中心地位或核心价值的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来理解区域社会的过程。不过，其特点是：通过一个独立的具有中心地位或核心价值的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就能把整个区域的人、事统统笼罩在里面。这一点与市场层级社会、祭祀圈与信仰圈社会，在机制上是一样的，而不同于某一“核心价值”较突显的区域社会。考虑到水利社会研究的异军突起和未来的学术潜力，故单独作一类型处理。
魏特夫(Karlaugustwittfogel)把干旱作为中国农业社会的根本条件，认为治水事业是中国中央集权官僚国家产生的基础。日本学术界长期以来坚持用“水利共同体，，概念来研究中国水利社会。此外，还有冀朝鼎和魏丕信(pierre-etiennewill)等人的研究。在此基础
上，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自1990年代末期以来转向地域水利社会研究，基本上确立了以水为中心，以水所勾连起来的土地、森林、植被、气候等自然要素和被水塑造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作为具体考察对象的一条解释山西区域社会发展变迁历程的学术路径，以此回应和挑战魏特夫“东方治水专制主义”理论。几乎同时，1998-2002年法国远东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联合开展了“华北水资源与社会组织”的专题研究。而后沈爱娣(HenriettaHarrison)、赵世瑜、张小军、王铭铭、张亚辉等积极参与。由此引发了社会史、民俗学和人类学等跨学科的许多争论，使得区域水利社会研究成为当下中国经验研究中一个非常显眼的国际性话题，并呈现出新知识点增长的无限学术潜力。
何为“水利社会”?王铭铭从社会人类学角度给出的定义是。水利社会就是以水利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行龙则明确地突出了“水”的意义：水利条件较好的地区，往往是一个地方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区域，大型集市、庙会和各种物资交流活动较其他地区频繁，是一个地方的聚落中心，发挥着极强的辐射作用。他具体从四个方面尝试把握“水利社会”：第一，对水资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变化进行全面分析’并作为水利社会类型划分和时段划分的基本依据；第二，对以水为中心形成的经济产业进行研究；第三，以水案为中心，对区域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社会组织结构及其运作。制度环境及其功能等问题展开系统研究；第四，对以水为中心形成的地域色彩浓厚的传说、信仰、风俗文化等社会日常生活进行研究。钱杭在论及水利社会史时指出，它以一个特定区域内，围绕水利问题形成的一部分特殊的人类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尤其集中地关注于某一特定区域独有的制度、组织、规则、象征、传说、人物、家族、利益结构和集团意识形态。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对“水利社会”有两点共识：第一，有一定的区域性}第二，水利社会是一种社会关系。
就水利社会史研究而言，从区域社会运转角度出发，比较成型的理论模型主要有四个。第一个是董晓萍和蓝克利等调查的“四社五村”模型。这一类型特点是：由于水资源严重匮乏而不能发展灌溉农业的地区，为了合理分配水资源而成立相关社区(这里的“社区”概念已超越了单一村落范围)组织；水利管理成为当地支配性的制度因素，直接影响了当地的社会关系。这一解释模型又可以叫做“不灌而治”型，与行龙的36村“晋水流域”和张俊峰的“泉域社会”等“有灌而治”型并存于山西社会内部，似可构成一光谱序列分析模式的两极，第二个类型是张俊峰提炼出的“泉域社会”模型，其基本内涵是：有一股流量较大的泉源；有着较悠久的水利开发史，并孕育出水利型经济；具有一个为整个地区高度信仰的神灵；历史上频繁发生水争夺(即水案)；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具有大体相同的水利传说。围绕着这样的泉源形成一个个少则数村、多则数十个村庄的微型社会，并星罗棋布于山西社会内部。第三个是钱杭的“库域社会”模型。“库域社会”，指以人工水库为核心的地域社会，这种地域范围与水库灌溉系统所辐射的范围一致，“水利”更是将这种地域社会组织在一起的稳定而持久的要素。钱杭批评了日本学界的“水利共同体”概念，因为它排除了一定区域内与水利无关的人。只有“水利社会”这个概念才能包含一个特定区域内所有已获水利者、未充分获水利者、未获水利者及直接获水害者、间接获水害者等各类人群。第四个模型是鲁西奇提出的长江流域中的“围垸”型水利社会。雨量的偏大常导致江汉平原爆发洪水灾涝，为了防洪排涝，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江汉百姓发明了垸堤。一个垸可以包括十数个乃至数十个自然村落，方圆可达数十里。“围垸”塑造了江汉平原上的底层社会。在长期的实践中，它逐步由一种水利设施演变为一个国家的赋役征收单位及社会空间。
当前水利社会研究，有三处争论的热点：第一，对于“水案”的解释，介入的学者有沈爱娣、张俊峰、赵世瑜、张小军等人；第二，水利共同体之争；第三，“水”的属性之争。张亚辉把水视作“文化之水”：“水首先要作为一种象征，然后才能够成为一种资源。”以此表达对水利社会史学界视“水”为纯粹生态因素或过于功利主义考虑的批评。
总起来说，区域水利社会研究模式的人类学最大价值在于，提出了以“水”为中心的“水利社会”概念，开拓了长期以来单纯围绕着土地概念建立起来的系列分析框架之外的学术视野。从水利社会史的许多著述来看，比如《晋水流域36村水利祭祀系统个案研究》等，这些“水利社会”同样也是一个“市场层级”社会和“祭祀圈/信仰圈”。究竟是先有水利社会，还是先有“市场层级”社会，抑或“祭祀圈/信仰圈”?今后区域水利社会研究不可回避这些问题。
五、区域社会的界定
如何定义区域社会?市场层级理论、祭祀圈/信仰圈理论、水利社会理论、某一“核心价值”较突显的区域社会理论均从特定的研究对象出发，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就更为一般的定义而言，近年来许多学者也做出了尝试。行龙主张“以社会及其发展的相近性为标准”来把握；常建华把区域社会和地域社会两个概念分开来讲；科大卫认为“区域”不过是从研究主题引申出来的由研究对象自我认同界定出来的空间，强调“华南”不是固定的区域，而是历史建构过程。而潘英海则把区域看成是一个人群互动和文化建构一合成的关系网络。这些学者均把区域社会看成是规模上相对而有变动的单位，承认区域社会的相对性与变动性，这种共同反对按照行政区划或自然地理来研究区域社会的策略是值得肯定的。
通过对上述诸模型的简要梳理，从研究视角上大致可以归纳出人类学是如何看待“区域社会”的：借以某种独特的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整个区域社会被组织起来并维持运转。所谓独特的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指的是“市场”、“神明信仰”、“水利”、“宗族”、“内卷化”、“文化权力网络”等。从这一定义出发，“区域社会”又可被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某种独特的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能够把整个区域内村落、市镇的人、物、事等统合起来，仅仅一个架构即可；一种是某种独特的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星罗棋布于整个区域社会之内，每个村子都具备这种机制，但并非每个村子都采取这种机制来运作。不论哪种类型，如果失去了这种独特的社会事实或文化机制，整个区域社会将无法运转。市场层级社会、巳圈/信仰圈社会、水利社会属于第一种类型，珠江流域的宗族社会等属于第二类。
社区文化概念篇9
【关键词】设计；属性；多元
一、引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文化素质的提高。人民对物质满足、物质消费的同时，对生活的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追求，不断的发展提高。单一的设计方法，单纯的专业设计，不能完成人民的对立体化物质享受的需求。需要概念设计、景观设计、专业设计同时进行。
二、设计属性
概念设计，从理念上、创新上阐述，起到导向作用；景观设计主要从景观感受层面、实用性、审美性、边缘性、前瞻性、环境艺术性对该学科的特点，从物质、精神享受通过文字符号、视觉符号予以表达。专业设计按照规范、法规、政策、经济、实用、美观、耐久的要求，进行的设计。
1、所谓“概念”，是“人们通过实践，从对象的许多属性中，抽出其特有属性概括而成”的，把我们对事物本质属性的认识确定下来。通过文字符号的表达、视觉符号的表达。从事物中提炼、概括出来的概念或思想。即从某种理念、思想出发，对设计项目在观念形态上进行的概括、探索和总结，为设计活动正确深入的开展指引前进的方向。
概念设计更强调设计的独创性和原创性。概念的形成是对纷然陈杂的生活现象提炼、概括、抽象的结果。概念设计可以不过多地涉及具体的功能问题。概念设计要求我们立足于时代最先进的技术和社会意识，有足够的勇气去尝试最新的东西（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的生活观念），凝聚时代最先进的技术成果，使其处于时代的前端，否则就谈不上是什么“概念设计”。
概念设计具有行业特征的。它或许是陈旧的、历史性的，或许是潜在的、模糊的，或许是地域性的。
2、现代景观规划涵盖的内容更加广泛，尺度更大，知识面更广，涉及的因素更多，是面向大众群体的，强调精神文化的综合学科。终极目标是：寻求创造人类需求和户外环境的协调。地方性、生命性、时间性是该学科的专业特征；开放性、系统性、边缘性、完整性、综合性是该学科的特点；
景观感受层面、环境生态层面、人类行为及相关历史文化层面，蕴涵了他的追求和理论研究。各类环境详细规划、宏观环境规划、施工图及文本制作、场地规划、施工运营决定了它的要素追求。
3、城乡规划：是指对一定时期内城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以及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城市各功能区之间有明确分工，联系密切，共同构成城市的有机整体。城市功能分区应使各类用地有合理的规模配置。各功能区的配套设施应分级设置，充分考虑人们使用的便利性、资源利用的有效性来均衡布局。各功能区之间既要保持便利联系，又避免相互干扰。功能区的空间组合还应考虑城市景观与形象的需要。聚集效应与规模效应相协调达到最佳的土地利用程度和土地利用效果。每一个都应有特色。保证经济、社会和环境在城乡空间上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城市和村镇的建设和管理提供基本依据。促进和保障城乡规划及相关法律和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保障城乡各项建设纳入城乡规划的轨道，促进城乡规划的实施。保障公共利益，维护国家、集体、公民个人等各方面合法权益。
三、互补性设计
现代景观规划设计更强调一种精神文化需求，强调、生态、风景旅游三位一体，讲求经济性和实用性。所以在感官、景观感受、景观艺术性方面，现代景观规划设计和传统设计的制约因素也有所变化。强调面向大众群体。在设计元素和材料上，从传统的山、水、植物、建筑拓展到现代的模拟景观、庇护性景观、高视点景观等综合的现代设计元素和高新技术材料。从宅院的种植花木到整个户外生存环境的规划设计；现代景观设计涉及到：街头绿地、公园、风景旅游区、自然生态保护区、区域和国土的规划设计、大地的宏观生态规划设计。从传统的二维景观到三维、四维甚至是五维的景观；从传统的山水、阴阳二元到现代的功能、形态、环境的三元。现代景观设计不仅单纯讲究美观还讲究生态环保、生态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现代景观规划设计是人文自然和艺术设计相结合的学科，体现了历史文化精神的延续和人文主义的关怀，塑造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概念设计更注重生活现象提炼、概括、抽象，把握时代、行业、专业前沿，创新的眼光、领袖的气魄、前瞻的思维，利用运筹学、管理学、技术学，动态的理论研究和静态的学科分析，揉进了新的创新设计元素，达到了专业设计完美性、创新性。
四、多元同步要求
1、多元性：指要素多元性。如山水、阴阳、功能、形态、环境、感官、景观感受、植物、建筑等。兼顾各种要素，达到设计艺术化。
2、并列同步。概念设计、景观设计、专业设计是并列关系。概念设计起到创新补充作用；景观设计起到景观感受作用；增加了专业设计视觉冲击作用、感官艺术作用。达到了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视觉效益、感官效益同步进行。
五、设计原则
成功的设计，除了科学合理外，还应该遵守实用、创新、经济、美观、道德、技术规范等等。设计思想有新意，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注重环保意识。创新意识，引入新概念、新思想、新方法、新技术等。创新也是技术发展的核心所在，创新也是设计的灵魂，设计过程中，一般可从原理、经济、结构、技术、材料、工艺等方面考虑，使用最新的技术成果和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达到产品设计的创新。
1、实用原则
对于产品设计来说，必须考虑到它的实用性。实用性是指设计的产品为实现其目的而具有的基本功能。它包括物理功能、生理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性能、构造、效率、精度、可靠性，使用的方便性、安全性、宜人性，造型、色彩、机理和装饰，显示个人价值、兴趣爱好和社会地位；设计要考虑人文因素。
2、经济原则
设计中的原则是指以最低的成本取得最佳的效果（即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从材料、技术、管理、工艺（加工方法）、包装、运输、仓储......等考虑。
3、美观原则
真正好的产品在实现某种功能的同时，也能让人们从产品的外观和造型上得到美的感受，得到精神上的愉悦，所以各种设计，要遵循美观的设计原则。美观设计原则是多元的，它受到消费者、功能、技术、文化、理念、爱好、习惯等多方面的影响。
社区文化概念篇10
关键词:文化定位大众传媒分众文化观念文化霸权
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广义的文化一般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精神、制度的总和。此外，我们还从人们主要社会活动的基本形式出发，区分出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形式，这里的文化则主要是指人们的文化观念和人们的认识水平，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导形式。这里所涉及的文化观念的研究，即是不同与政治体系或经济形式的一种精神或心理现象。所以，研究方向则主要集中于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意识观念的层面上，其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如何对人们的认识水平和观念形态发生影响和改变，反之，由于受众的意识观念形态的变化所引起的新的需求又如何促进大众媒介自身的改变和提高。
社会的发展进步，首先是文化和认识观念的发展进步，中国要走现代化的强国之路，首先是观念的现代化。同样，西部贫困地区要摆脱贫困，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水平，观念的现代化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归根结底，现代化的根本在于人的现代化。因此，对于西部贫困地区的大众传播与文化观念的关系的研究，其核心在于大众传播如何促进人的观念的现代化的问题。以此为出发点，再系统地考察目前西部贫困地区的大众传播媒介在人的观念的现代化中所起到的促进作用，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等问题。
就大众传媒和文化观念的发展的有关理论看，如英格尔斯、施拉姆、罗杰斯等人，他们都从宏观上认识到了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对于具体的实践操作性比较强的方法，却较少论及。就这些问题，学者们针对自己的研究的特点，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笔者认为，针对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发展的现状，要借助于大众传播以促进文化观念的发展，“文化定位”是非常重要而具体的思路。
严格意义上讲，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作为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的文化，它包含了特定社会的信仰结构、价值规范（习俗、道德、法律等）、行为方式乃至于像衣、食、住、行等这样的具体生活方式，它是在不同个体的基础之上综合概括起来的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提出关于文化的著名概念，他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曾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可见，广义的文化带有很强的社会性的特征。当代社会，大众传播媒介已成为社会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文化传播的范围不断扩大，传播速度也不断提高，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
尤为重要的是，进入20世纪中叶，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普及，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popularCulture）也应运而生。在西方学者看来，大众文化主要指的是受商业利益驱动而出现的文化产品，主要是指大众传播产业的典型产品，如电影、电视、广播、广告、音像出版物和流行纸质出版物等。西方学者对于大众文化现象，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批判和剖析。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所导致的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而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的问题首先是在全球化的概念中提出来的。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在他看来，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信息可以突破时空地传遍全球，世界变成一个村落，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是这个村庄的一部分。在20世纪后期，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已成为现实，而此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所谓的信息霸权和文化霸权的问题。这一问题表现为，在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的大众文化传播严重影响着不发达国家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使其受到强烈冲击，而逐步沦为弱势文化。在地区范围内，发达地区或城市文化也严重影响着不发达地区和乡村地区的文化传统，使其逐渐弱化或消亡。
作为西部贫困地区的甘肃，在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的发展上，也正面临着上述现实，也就是说，其文化始终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这就决定了甘肃在文化传播中，始终处于一种被动和盲目的迷失状态。通过调查，从甘肃受众对大众媒介的总评价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甘肃的大众传播发展的现状与人们迫切的对媒介文化的需求很不相适应。因此，“文化定位”概念的提出，对于改变这种大众传播的劣势状态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事实上，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差异化是并生而同在的。全球化导致的文化霸权，首先表现为一种统一性，表现为文化的趋同性。也就是说，大众文化首先表现出大众性的特征。但是，人们的偏好和价值观是多元的，甚至有很大的差异性，随着人们对大众传播的多元化的要求，出现了传播学中所说的“分众化”或“窄播化”传播，也就是针对不同受众的特点选择相应的传播内容和形式，使大众传播所承载的价值多元化。因此，所谓“文化定位”，正是基于文化的多元化和差异性特征，选择有效的具有各自特点的大众传播，从而满足社会大众不同层面和不同阶层的文化需求。那么，处于西部贫困地区的甘肃，在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发展中，文化定位则显得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了。
甘肃的大众传播发展至今，在发达地区的步步紧逼下，不但和发达地区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已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基于此，在对受众的认识和理解上，应该由“大众”概念向“分众”概念转变，由“全面覆盖”向“文化定位”转变。应该充分注意到城乡差别、收入差别、职业差别、文化程度差别等等，用市场差异化的眼光来考察媒介受众。具体而言，大众媒介不能再无差别地向所有大众传播信息，而是立足于市场化，通过调查寻找自己的消费者和目标市场，确定不同类别的受众群体。同时有针对性地对其传播信息，从而形成特定的“核心受众”，进而形成特征比较突出的文化定位。
例如，就报纸而言，从读报种类看，甘肃受众基本以阅读当地的省报《甘肃日报》和本地都市类晚报为主，省会城市兰州市的读报种类为当地的《晚报》类都市报，而地市、县则以《人民日报》、《甘肃日报》等党报类为主。具体为，兰州市：《兰州晨报》、《兰州晚报》、《鑫报》；天水市：《人民日报》、《甘肃日报》、《天水日报》；定西地区：《甘肃日报》、《电视报》、《兰州晨报》。那么，我们从中可见，省会城市除了晚报类、地县除了党报外，阅读种类可以说非常单一。而且调查显示，这些报纸最大的问题是，根本没有什么受众群体定位。城市的几种晚报，新闻重复，风格雷同，内容互相模仿、抄袭，没有自身的文化定位和消费群定位。地县报纸完全以中央和省级党报为主，没有成气候的本地报纸，而且现有的也把农村受众排除在外。因此，甘肃受众在大众传播面前，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他们各自的文化价值观无法体现，他们真正的文化需求也根本无从实现。这种缺乏文化定位的传播现实，单向度的传播形式，导致了甘肃受众在接受文化传播中的一种心理劣势，使得自己处于被动和缺乏自信心的状态之下。同样，电视也表现出这样的特征。
因此，要打破贫困地区大众传播中的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从而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对市场和受众调查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大众文化定位，才能使传统文化得到有效的继承，现代文化观念不断确立，从而形成有特色的大众文化和地域文化，推动贫困地区的文化以及媒介发展。
参考文献
[1]《原始文化》泰勒著（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