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的起源篇1
关键词：美国文学个人主义起源发展
一、引言
西方文学史从起源发展初期就不乏提倡个人主义人物的出现，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读者们所看到的都是一个个性格鲜明，魅力十足的人物，人们从对宗教、国家、道德、婚姻等各方面的文学创作中，越来越突显出对人物自身的关注。文学作品的发展呈现出融入现实生活的趋势，使人们开始思考自身的存在和价值。
二、起源
17世纪的美国，还处在殖民地时期，不论从经济、文化上来说，都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文学的主流发展还保持着跟欧洲文学特别是英国文学相一致的趋势；到了18世纪，美国文学的发展异军突起，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特色。这一时期，一大批优秀的文学改革家们把先进的欧洲启蒙思想带入美国，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了改变，使之适应美国这片新大陆的需要，只要细细研究，不难发现，文学中隐隐闪烁的“个人主义”的光辉。
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被称为“实用个人主义”文学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率先将先进的人文思想带入美国本土，企图打破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清教思想对人们的束缚，将人们从神治的传统思想中解放出来，他的传记体文学作品《自传》用清新简朴的语言传达出白手起家、依靠自己就能建功立业的信息，突出了“个人”的主动性；而后发表的《穷查理年鉴》，以第三者查理的口吻，幽默诙谐的世俗格言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更发人深省的是，在通俗的文字背后，包含着自力更生的重要信息，激发美国人民追求独立、重视自我价值的个人主义思想。
另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潘恩，他倡导强调人格之间的平等，在他的文学体系中，没有所谓的神权、王权的统治思想，他认为人和人之间都是平等的关系，这在他以后出版的作品中都有体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作品《常识》当时被认为是影响力仅次于圣经的优秀作品，而后出版的《美国危机》、《理性时代》、《人权论》等作品也在激发人们追求个人觉醒和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充满了个人主义气息。
三、发展和嬗变
直到19世纪，美国文学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文学，文学中的“个人主义”趋势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飞跃。随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自然主义文学开始逐渐渗入美国文学。随着欧洲大陆浪漫主义文学的不断渗入，使得民众开始日益注重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自然，美国文学在这一时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状态。
提倡的注重精神、崇尚个人、歌颂自然等一系列思想的超验主义在这一时期成为美国的主要思潮，其中积极的倡导者――文学巨匠爱默生认为：人是世界的主导，人可以通过自身的直觉和经验来独立认识世界。他的文学作品中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也使“个人主义”这一特色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发展并正式成为一种文学传统。他的传世之作《论自然》的诞生，系统地从人和自然的发展关系中确立了“个人主义”的思想观念，把人类的地位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他认为世界万物都是为人类服务的，人类通过对自然和上帝的认识来不断深化自己，超越自己。人类的潜力是无穷的，所以，“相信你自己”这句爱默生的名言也成为了日后广为流传的座右铭。而作为爱默生的学生、忠实的追随者和合作者以及超验主义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代表作家，梭罗则是在爱默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个人主义的传统。无疑，他在作品中想表达的内容都是围绕着人的精神这一重要的主题，不同于以往作家们，他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上帝的存在价值是体现在人的身上；同时，对大自然的热爱也是梭罗的特别之处，为了能在作品中活灵活现地表达出大自然的美好，他与世隔绝，最终酝酿创作出他的代表作《华尔腾湖》，以此向世人传达――人类不是一味地利用自然，消耗自然，与自然处于对立的关系，而是人类和自然是可以共同存在和发展的和谐关系。
19世纪的美国，经济和文化生活迅猛发展和增长，导致个人主义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强大的综合国力，开放自由的生活态度，广阔的国土和丰富的日常生活，一切的一切好像都在述说上帝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一座被世界人民称道的“山巅之城”正日趋形成。爱默生作品里的“超灵”，惠特曼想象中的“自我”，被认为是美洲历史上“新的亚当”，他们用自己的作品告诉世人，他们正在努力重现人类曾经拥有的乐园。从上述方面来说，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可以分为下述两类：一是全力将美国打造成“新亚当”，坚持创作“伊甸园”神话；二是充分理解传统的道德规范，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反思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认真反省个人主义，并为不合理的个人主义拉响警报。所以，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十九世纪的美国文学可以看做“道德批判与反思时代的文学”。
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贪心、战争，还有孤独、淡漠、异化等人类恶的一面逐渐显现，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在20世纪成为全球要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霍桑、麦尔维尔通过他们的作品说明，假如我们不能很好地处理大众固有的“恶”的一面，放任个人主义在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条件下自由发展，迎接我们的就会是“末日的审判”，而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充满福音的“千禧年”。
四、结论
相比欧美文学来说，美国文学的发展史要短得多。但正是因为它的时间不长，使得文学的发展受到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很少，从文学的发展初期，由于这片未开发的广袤大地的特殊性，文学作品中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并不受到某种特定时代和思潮的局限。而当我们在仔细研究阅读美国的经典文学作品时，也不难发现在文章背后所表达出的隐含在内的文化精神，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便是本文所探讨的“个人主义”。
从17世纪以来，美国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成为了世界强国，而与此同时，美国文学的发展也从中吸取了精华，开始区别于欧美文学，发展出了自己的独特之处；而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决定了美国人民自此开始走向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反映在文学领域，即为美国文学作品开始传播的“个人主义”的雏形。文学发展到19世纪，“个人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并逐渐开始通过文学作品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民，成为当时广泛流传的社会理想。事实上，当我们研究当代的美国文学作品时，也不难发现，“个人主义”的文学理念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文学中的“个人主义”之所以长盛不衰，是由于“个人主义”的本质与美国文化精神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并不互相冲突。这也决定了，无论在美国文学史上，还是在今后的美国文学的发展方向上，“个人主义”的理念都将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戴欢译.瓦尔登湖[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
[2]董衡馔，朱虹.美国文学简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董学文，张永刚.文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人文主义的起源篇2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问题；启示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大背景中，并在以生态问题为核心的绿色运动中兴起，它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社会发展起来的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它指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提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应和谐统一等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社会主义思潮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潮流中一股影响显著的社会思潮。该理论体系中的精髓部分对我国有效解决生态问题及顺利进行生态文明建设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启示童义。
一、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
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以生态学和系统论为指导思想，旨在把维护生态平衡和实现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它提出了一套以维护生态平衡为基础的重要理论体系。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和蓬勃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第一，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的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发展是以牺牲生态资源为代价的，其生产的无限扩大造成了对有限的自然资源的极度掠夺和对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经济上的优势，侵占了世界上大部分的珍贵资源，并对其进行掠夺性地开发，导致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的严重枯竭。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导致了大量生态资源的极度短缺和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其中最为突出的生态失衡表现为：大量珍贵动植物的灭绝、全球性的温室效应、各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等。在人类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化的现实面前，资本主义不得不进行了大量的调整，但是这种调整治标不治本，仍然是以牺牲全球的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只有消除资本主义，才能改善全球性生态资源严重枯竭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现状。
第二，20世纪后期在西方国家兴起了以生态问题为核心的“绿色运动”。70年代后期，在西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越演越烈的现实面前，兴起了一系列的新社会运动。在这场激烈的运动潮流当中，绿色运动抓住了西方国家最为关注的生态问题，从而使生态问题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意义，且事关人类存亡的全球性问题。绿色运动实则是一场防止生态灾害、改善全球生态环境和生态资源现状的社会运动。面对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的残酷现实，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只有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形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影响整个人类的生态危机问题。
第三，社会主义模式未能保护有限的生态资源、减少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资本主义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各种伤害，从而有效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但是，社会主义模式，不但未能解决好这一危机，反而存在更为严重的生态危机问题。究其原因：首先，社会主义模式固有的局限性。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实行封闭式的发展，使其发展与外部世界严重割据，这导致了该模式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必然要以牺牲更多有限的生态资源为代价，从而给生态环境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污染；其次，社会主义模式在发展的过程中严重忽视了生态环境的治理和生态资源的保护，从而导致生态危机的进一步恶化；最后，社会主义模式没有处理好人类生存与生态问题的关系。在追求经济的增长过程中，以牺牲生态资源为代价，未能有效处理好发展与生态资源、生态环境的关系，从而导致了更为突出的生态危机问题。
二、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主要观点
生态社会主义倡导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型社会主义社会的途径来解决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生态社会主义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模式作了许多新的探索，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理念，该理论体系中的一些重要观点为我国有效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启示作用。
第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观点。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应坚持马克思“人类尺度”的观点，立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原则。首先，人类和自然相互依存。自然虽然先于人类而存在，但自然不能独立于人类之外，只有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才使得自然的存在具有社会性，也只有与人类共同生存，自然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不能离开自然界，都必须依赖于自然界，因而二者是共存的关系。其次，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人类通过其实践活动才使得自然界具有了社会属性，有它存在的价值。人类的一切活动则都是建立在使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之上的，离开自然，人类将失去生存的支柱。最后，人类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应以“人类尺度”为标准来诠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从而发现生态问题不是自然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处理好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二者和谐统一的基础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第二，生态问题已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政治问题。生态社会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绿色运动中发展壮大起来，绿色运动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从而引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众对资本主义产生强烈的不满和愤恨，使得以维护生态平衡为核心的生态社会主义随之产生。随着绿色运动的不断发展，绿色运动提出了许多不同政治流派的绿色主张，使得生态问题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政治问题。“1987年，国际绿党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已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以崭新的面孔进入了世界政治性视野。”
第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首先，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了生态资源的极度浪费和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导致了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频繁发生。有学者认为，生态危机的出现是科学技术、工业化等因素导致的，但生态社会主义者从马克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盲目和过度的利用生态资源，致使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和生态资源的极度浪费，从而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发生。其次，资本主义自身对利润最大化的无限追求导致了生态危机问题的产生。资本主义的发展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其唯利是图的本质导致了生产的过度和消费的过度，造成生态的严重失衡，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再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无限扩张。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为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凭借其占有的先进技术、经济优势，对有限的生态资源连行疯狂的掠夺，这导致了全球性不可再生的生态资源的严重枯竭，使得大量稀有资源的濒临灭绝，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
三、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对我国治理生态问题的重要启示
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这一重要思想，使生态文明观念深入人心，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为了追求生态效益，其目标是为了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型社会模式，它产生了许多具有时代价值的宝贵思想。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给人类敲响了警钟，使我们不得不深刻反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对我国生态环境的治理、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方面，资本主义对利润的无限追求，使其发展以牺牲生态资源为代价，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忽视了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导致了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产生。另一发面，由于社会主义内在的局限性，导致其不但未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好生态危机问题，反而使生态危机进一步恶化，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制约了人类的发展。因此，有效解决生态危机问题、顺利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有优势，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我国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必须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必须建立在人类与生态系统和谐统一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必须改变过去以牺牲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使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生态资源的合理利用、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紧密结合在一起，将经济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之上。
第三，继续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合理改造我国人口结构。因为单方面在数量上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在继续面临人口数量压力的同时，面临着人口结构失衡的问题，不控制好人口结构的良性状态，人口素质以及社会福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只会进一步加剧生态危机，严重阻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所以，有效解决我国的生态问题，顺利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建立在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基础之上。
第四，发展循环经济，倡导新的消费理念。生态社会主义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是建立在以牺牲生态资源为代价的基础之上的，从而造成了生态资源的严重匮乏、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峻的污染。我国在进行生态问题的治理时，应合理借鉴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转变这种“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在社会主义思潮的启示下、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的良性循环发展。另外，倡导适度消费，建立循环生产和消费的理念，在日常生活中，拒绝使用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原料的一次性产品。因此，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生产、消费、资源的回收利用和环境的有效治理有机统一的社会体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健康道路。
人文主义的起源篇3
关键词：文艺起源；劳动；高屋建瓴
中图分类号：J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7-0055-01
文学起源是研究文学如何发生、什么因素促使文学发生以及这些因素是如何作用于文学的发生的。在这里，我想将历史上有影响的四种文艺起源论与马克思的文艺起源论进行对比来讨论马克思文艺起源论及其意义。
一、文学起源概念概述
文学起源的研究对象是文学艺术的最初形态，文艺的最初形态纷繁复杂、多种多样，有歌曲、舞蹈、壁画、口头歌谣……文艺起源不是一种现象，而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研究文艺起源就是研究从文艺的萌芽形态到现今的文艺形态的过程中有哪些因素在起着作用，什么是根本性作用。
研究文艺起源不仅能使我们了解文学是如何产生的，而且能由此解释文学与社会生活，与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更加深入地理解文学的本质与属性。
二、四种有影响力的文艺起源论
提出最早的是摹仿说，即文艺起源于人对自然的摹仿。古希腊德莫克里特认为艺术是人向动物学习的结果。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又作了深入论述：“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人丛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摹仿的本能……起初那些天生最富于摹仿资质的人，使它一步步发展，后来就由临时口占而作出了诗歌。”他认为摹仿出自人的天性，是诗歌产生的原因。古罗马的贺拉斯和亚的观点相似。
摹仿论在欧洲古代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这一观点指出了文艺与自然有关，体现出了唯物主义思想，但其解决的仅仅是艺术方法的问题，没有真正指出艺术作为一个整体他的源泉是什么，而且把摹仿解释为天性违背了认识源于实践，这些是其不足。
文艺起源于游戏的理论最早由席勒倡导，该说认为艺术来自心灵过剩精力的发泄，人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物质与精神的束缚，渴望运用过剩的精力去达到自由，这就是游戏。19世纪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就是游戏论的推崇者，中国的《毛诗序》认为诗乐舞三位一体与游戏说有契合之处。
这一理论认为游戏出于人的审美需求，特别强调艺术发生中的主体原因，但是如果仅从生理意义上看艺术而忽视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是片面的，艺术作为社会活动而存在，其客观性是不容忽视的。
巫术说。19世纪以来，以泰勒、弗雷泽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家对原始部族的巫术进行了深入研究。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原始人的思维方式尚不能分清主客观，认为万物都像自己一样是有灵魂的，他们通过巫术活动求得生存与发展，巫术活动中的咒语、图腾、禁忌、仪式等要素就是艺术起源。
人类史前史确实经历过一个所谓“巫术统治”的时代，从我们发现的某些史前艺术品上可以看到明显的巫术动机。但现有材料尚不足以证实巫术发生在文艺之前，也有众多史前文艺是与巫术无关的。很显然，巫术与艺术是相伴随的，他们都有更为深层的原因。
还有一种是情感表现与交流说，代表是雪莱与托尔斯泰。这一派认为人在一定的社会生活中对对象产生感情，也想让他人产生这种感情，而文艺作为一种编码解码的活动就是为了交流这种感情而产生的。雪莱的《诗辩》：诗歌是“野蛮人表达周围事物所感发他的情感”。作家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人类表达情感的工具，起源于人们把自己体验过的情感传达给别人。
这一观点从一个侧面抓住了艺术表现人的心理特征，但他们总是把人的心理情感看成是与现实脱节的东西，使艺术起源这个问题抽象化、神秘化，殊不知，一切情感都有自身的起源因而不能成为艺术的起源，因此要追根究底，把文艺起源的研究深入到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中去。
三、马克思主义文艺起源论及其意义
马克思主义文艺起源论认为：文艺起源于劳动。
首先，劳动为艺术发生创造了主体条件。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也创造了能够从事文学活动的主体本身。艺术创作要求创作主体有一定的思维、语言能力和审美意识。我们知道古猿是人类的祖先，大量考古发现，约在1500万年前，地球气候发生变化许多森林变成草原，古猿被迫由树上生活改为地面生活，它们逐渐进化并直立行走，于是手被解放出来参加更复杂的劳动，手的解放与大脑的发育直接相连从而推动了其他器官的相应改善，显然，劳动在这个过程中一直起着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指出，人的劳动在改变“他身外的自然”的同时，也改变着“他自身的自然”，思维、语言、审美意识随之在劳动中发展起来。恩格斯说：“只是由与劳动，由于总是要去适应新的动作，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经过更长的时间引起的骨骼的特殊发育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不断以新的方式应用于新的更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能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以至像魔法一样造就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和帕格尼尼的音乐。”可见，没有劳动就没有文艺创作。
其次，劳动为原始艺术直接提供描写对象，在客观上为艺术提供了内容。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文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属于意识范畴，反映了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想，因而劳动作为认识形成与物质生产的动因决定了文艺的内容与形式。
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马克思主义文艺起源论的意义：高屋建瓴。所谓高屋建瓴是指把瓶子里的水从高层屋顶上倾倒，比喻居高临下、不可阻遏，现在多用来指某人对事物把握全面、了解透彻，对问题阐述清楚到位。
无论是上述四种起源论中的哪一种都仅仅看到了表面，没有看到它们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存在的根源是什么，也就是说它们没有看到劳动是人类其他一切活动的首要前提。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必须首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想过去那样做得相反。”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的第一个活动，这就是劳动，它既是人的起源也是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起源，无论是人的摹仿活动、巫术活动还是游戏活动都是孕育在劳动中的，随着劳动与生产的发展他们才逐渐从劳动中分化出来。因此，离开了劳动就不会有人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更不会产生人类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等上层建筑。因此，摹仿、巫术、游戏等作为文艺起源的其他因素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得到科学的解释。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图腾这种巫术活动的产生。有些原始部族以狼为图腾，这些原始人在保护家园、抵抗野兽侵袭的劳动中，一方面会因为某次与狼对抗的成功感受到自身的力量而激发起对自然更强的征服欲，另一方面又由于对抗中成员的伤亡感受到狼族的巨大力量而滋生出对狼的敬畏心，这种征服欲与敬畏心的交织就构成了狼图腾产生的心理基础，产生了对狼的膜拜及有关的巫术活动，显然这都是在劳动中产生的。也正是在劳动中，原始人或许因为与野兽对抗的成功而禁不住手舞足蹈，嬉戏追逐，这大概就是人类最初的游戏活动。所以，我们说劳动催生了摹仿、巫术、游戏、情感交流等活动，是艺术活动的直接动因。
我们知道，人作为文艺活动的创造者是是文艺活动产生的主体条件。摹仿说、巫术说等仅看到人从事的活动对文艺起源的作用，而并未站在人本身来看文艺起源的动因。所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起源伦的价值还体现在它从更为深入的根源入手研究文艺起源，即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也就是创造了文学活动的主体。
以往的文艺起源论在方法论上有一个共同的缺陷：认为原始文艺仅仅是由于某一因素的作用而产生的。这当然是很片面的。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起源论透过人类活动的各种表象深入到本质中去看到了劳动是产生各种社会活动的根源，是艺术活动的直接动因，这样看来，劳动论对它们起到了归纳与总结的作用，而且使他们在劳动论的解释下更能显出合理之处。所以，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文艺起源论有高屋建瓴的意义与价值。
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文艺起源论发现了劳动这一根本因素，具有高屋建瓴的意义。
人文主义的起源篇4
论文摘要:依托百色起义纪念馆开展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可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强化组织保障、加大投入力度、创设环境氛围。二是要建立纪念馆方面与大学生方面之间的联系，形成机制;三是要增强纪念馆方面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把大学生吸引过去;四是要整合纪念馆和高校的资源，加强纪念馆方面与大学生方面的有效互动，合力开展形式多样的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是一种以热爱和忠诚祖国为内容的比较稳定的情感、思想和行为，是一种团结人民、推动历史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调节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基本规范。[1]爱国主义教育是一定社会的教育者通过一定的教育内容、方法和手段，对受教育者施加有目的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培养人们的爱国情感、增强人们的爱国意识、引导人们开展爱国行动的一种实践活动。[2]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政治社会化的产物，是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化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重要物质载体和场域，担负着以“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的历史重任。百色起义纪念馆作为我国第二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从建馆之初就承担着缅怀先烈、记载历史、传承精神、教育后代的光荣使命。依托百色起义纪念馆开展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既是践行《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要求，又是实施《、中央文明办、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关于加强和改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的意见》的实际举措，更是(区内)高校进行思政政治教育活动和实践的重要内容。
那么该如何依托百色起义纪念馆开展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呢?或者进一步说，该如何利用百色起义纪念馆开展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才能更好地达到我们的政治社会化的教育目标呢?
一、强化组织保障、加大投入力度、创设环境氛围。
依托百色起义纪念馆开展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建立起由政府统一领导、各主管部门协调配合、(区内)各高校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体系，定期召开各方参与的联席会议，协商研究解决纪念馆建设、纪念馆服务、纪念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等重大问题。在这方面，纪念馆主管部门一定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并要在纪念馆的领导班子配备、人员编制、队伍培训和职工待遇等方面给予足够的关心和支持。同时，考虑到纪念馆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及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不会产生太大的经济效益的现实，政府部门有必要也必须从其公益性质和教育性质出发，不断加大对纪念馆建设的投入力度。当然政府也可通过市场化运作手段，积极鼓励社会力量、民间资本参与纪念馆的建设、运营和发展。从本质上来讲，纪念馆建设是爱国主义环境建设。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纪念馆的环境及其特点，弄清爱国主义教育与环境的辩证关系，努力创造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环境氛围。[3]
二、有效建立起纪念馆方面与大学生方面之间的联系，形成良性的沟通合作机制。
百色起义纪念馆作为远离高校云集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要想很好地开展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服务，必须有效地建立起纪念馆方面与大学生方面之间的联系，形成机制。为此，纪念馆方面可以采取主动，变“等待大学生来”为“邀请大学生来”。具体做法是纪念馆方面成立大学生联络领导小组，全权负责大学生联络事宜的领导、组织、监督、检查等统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与区内外的各个高校及大学生团体建立直接的契约合作关系(重点放在区内)。契约合作的重点和原则宜以“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为行动的导向，对所有合作高校和学生团体一律实行免费服务政策。不仅仅免门票，也要免相关的导游讲解服务(因为只要纪念馆方面能把足够多的学生吸引到百色，即使门票和导游服务收益为零，单单学生在百色地区的刚性消费亦足以弥补百色起义纪念馆的经济收益。况且百色起义纪念馆的建馆初衷根本并非单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契约合作的形式除了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外，宜应允许和鼓励诸如馆校共建社会实践基地、红色旅游基地、学生课外活动基地等形式的存在和发展。不过，纪念馆方面在与各高校和学生团体建立合作关系时，须对每所合作高校和学生团体每学期至少要在百色起义纪念馆开展一次以上的学生活动有个硬性要求，以形成有效的联系机制。在这个问题上，大学生方面(无论是校方还是学生团体一方)也可以采取“主动走出去、积极迎进来”的策略，结合自己的教育教学实际，与纪念馆方面合作，积极开辟建立百色起义纪念馆教育、教学、社会实践等活动开展基地。
三、增强纪念馆方面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把大学生吸引过去。
为有效吸引大学生到百色起义纪念馆参观游览，纪念馆方面在综合运用“声、光、电”手段办好基本陈列的同时，可重点在资源整合、队伍建设、宣传推介方面等方面做文章。百色起义纪念馆的现有馆藏资源主要以红色历史资源为主，体现百色地方特色和现代化建设成就的资源不多。笔者建议纪念馆方面在百色(南宁、广西)旅游线路的设计与组合上，能够联合旅游界、教育界的相关部门和人士，把百色起义纪念馆作为一个节点链接到百色(南宁、广西)旅游的产业链条上，以旅游的名义增强纪念馆对当代大学生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以更好地把历史和现代、红色资源和旅游资源、红色资源和现代化建设资源有效整合起来。在队伍建设上，笔者建议纪念馆方面重点抓好讲解员队伍建设。讲解员的主要工作是讲解服务，但面对不同的参观对象，讲解员必须能够在熟练把握讲解词的基础上灵活讲解，增强针对性。尤其是在面对思想活跃的当代大学生时，讲解员不但要告诉其“是什么”，而且要告诉其“为什么”;不但要跟他讲“过去”，而且得跟他讲“现在”和“未来”。基于此，纪念馆方面必须从讲解词、礼貌礼仪、革命知识、当地风土人情、心理学知识等方面加强、提高、改善讲解员的知识结构和讲解水平，并根据实际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派他们出去学习或请专家给他们开相关的培训课。在宣传推介上，纪念馆一方面可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史实为题材，通过编排文艺节目，制作公益广告，出版优秀图书，创作影视作品等，不断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一方面可通过对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资源的进一步整合，不断加大宣传介绍纪念馆资源及其开展教育活动情况和效果的力度，及时反映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和学生)的建议和呼声，逐步扩大纪念馆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大学方面(无论是校方还是学生团体一方)可在学生宣传、组织、动员上给予纪念馆方面以大力的支持和密切的配合。
四、有效整合资源、加强馆校互动，合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和实践。
在这方面，我们要善于把纪念馆方面静态的红色历史资源活动起来，把高校方面丰富的教育和学生资源调动活跃起来，把纪念馆方面和高校方面的资源高效流动运转起来。以“润物细无声”的渗透方式，潜移默化地对当代大学生展开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公民教育，以最终实现“把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引导和凝聚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上来，引导和凝聚到为祖国统一、繁荣和富强作贡献、为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来”的目标。[4]具体而言，纪念馆方面可在和各高校建立有效联系的基础上，通过开展纪念馆资源进高校、革命电影进高校、(红色历史)专家学者送报告、主题征文比赛在高校、研讨会与红歌(革命歌曲)会竞高潮等多种活动形式，有效的将历史与现在拉近距离、将静态与动态结合起来、将革命精神与创新意识合而为一，进一步丰富和优化纪念馆红色历史资源的内涵和品质。高校方面，除了利用丰富的教育教学资源进行爱国主义课堂讲授、结合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纪念日和节假日进行各种庆祝、纪念活动等外，还可根据当代大学生的内部需要[5]，积极依托百色起义纪念馆开展大学生所喜闻乐见的第二课堂活动，如组织学生进行有关革命与创业的演讲和辩论、邀请专家学者开主题报告会、组织学生参观旅游、组织学生开展班团日活动、组织红歌会活动、组织学生进行暑期社会实践(组织学生去纪念馆当义工)等，通过活动载体让学生自愿走进红色历史资源富集的百色起义纪念馆，自觉接受“润物细无声”的红色爱国主义教育。此外，高校与纪念馆方面可以互派党史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的专家，以相互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也可以相互借鉴彼此的活动形式和载体，以达到共同依托百色起义纪念馆开展大学生爱国主义公民教育的目的。
总之，依托百色起义纪念馆开展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既是政府和百色起义纪念馆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又是广西各高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政治任务和课题。它不仅需要整合、调动纪念馆和高校的资源和力量，而且需要调动、整合政府、舆论媒体及相当一部分社会的资源和力量;不仅需要通过开展活动达到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公民教育的效果和目的，而且需要通过满足大学生的个性需求来增强活动媒介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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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路景山.建设林则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启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7，(2).
人文主义的起源篇5
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多种多样，本文按其时间和显隐程度来划分，把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分为两类：历史资源和现代资源。(1)历史资源主要讨论我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意义。(2)现代资源又划分为显性资源(人力资源、理论资源)隐性资源(学校的隐性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渗透、传媒载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加载)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作为支撑，思想政治教育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2)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思想政治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人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服务的。而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大系统，它不断地与异族社会发生作用，进行不间断的物质和文化交流;同时，同族社会内部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也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就会产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不断的新需求，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满足社会和人的需求的物质保障。(3)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好坏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高低。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与自然界物质资源水、电、煤不同，自然界的物资资源短缺的主要原因是“储量有限，而用量无限'所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使用自然能源的速度要小于自然能源再生的速度”。但是，思想政治教育能源是智力型的能源，人类的智力是无限的，只是需要积极开发并合理利用。所以，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高低。
二、关于理论的哲学思考
所谓理论是揩‘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了的理性认识。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在人与世界的主客体关系中，“概念”的地位十分“显赫”。概念既是人类的思维形式，又是人类认识的成果。在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中，作为主体的人，既要以概念的方式去把握、描述、解释和反思人与世界及其相互关系，又要以概念的方式去理解、解释、规范和反思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还要以概念的方式去建构关于世界的规律性的图景以及对世界的理想性、目的性要求。这表明，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必须以概念的方式去实现对世界的本质性、普遍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把握与解释，也就是以概念的方式实现理想中的对世界的占有|3|54而“概念”的存在形式并不是单独的、孤立的、个别的，而是以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方式构成一个具有层次性和系统性的概念体系。
从人类把握世界的概念体系的层次性分析可以区分为两个最基本的层次:一个是常识的概念体系和科学的概念体系。所谓常识就是普遍、平常但又持久，经常起作用的知识。常识是人类世世代代的经验的产物，是人类在最实际的水平上和最广泛的基础上对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一般文化环境的适应。它是人类把握世界最基本的方式，一个没有“常识”的人是无法过“正常人”生活的。常识的概念体系是以人们的经验和普遍性为中介的，具有“直观性或给予性、凝固性或非批判性等特征'在人们以常识的概念体系去观察、描述和解释世界时，其实质就是以经验的普遍性去把握世界，从而形成具有经验共同性的概念体系。它符合经验主体的直接经验，经验主体以这直接经验去把握直观“世界”的存在，又进一步验证了、确认了、证实了这个直接经验。这种常识的经验经过自身的延续、积累、强化形成了一个僵化的、凝固的关于世界的概念体系，并通过共同经验的历史性遗传为中介，而实现世世代代的延续。它具有历史的惯性，也具有非批判性和非反思性。正如文化哲学家卡西尔所言：人总是倾向于把他生活的小圏子看成是世界的中心，并且把他的特殊的个人生活作为宇宙的标准。但是，人必须放弃这种虚幻的托词，放弃这种小心眼的、乡巴佬式的思维方式和判断方式。
为了超越这种小心眼的、乡巴佬式的思考方式和判断方式，就需要构建科学的概念体系，科学的概念体系不是以经验的普遍性为中介，而是以概念的规定性为中介而构成的世界的图景，它不是经验表象所给予的，也不是通过经验直观形成的，而是以概念的相互规定构成的。因而，它具有内容的规律性、解释的普遍性、描述的可证性和经验的可预见性等特征。同时，科学还具有自我批判、自我发展的创造性特征，从而能够实现科学概念框架的自我更新，形成历史性发展的科学概念体系。我们把这种具有科学性的概念体系称之为科学理论，“科学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的经验证明了的理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它是同错误理论不断地进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指导人们的行动。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但理论必须同实际相结合，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是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理论。
科学的理论集中地代表着人类理性的进步，是在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中为人类提供了真实的、可靠的、可以信赖的世界图景，它是人类运用科学的理论思维能力和理论思维方式去探索自然、社会和精神奥秘，获得关于世界规律性的认识，为人类造福的精神武器。马克思认为：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群众”，而“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能变成物质的力量'而科学的理论就是“彻底的理论，就是能变成物质力量的理论。所以我们要掌握科学的理论，用科学的理论去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用‘科学的理论去武装人”，使科学的理论变成物质的力量。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中，我们也要利用科学理论的资源使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变成物质的力量。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分两步走：第一步要挖掘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资源;第二步是要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掌握这些理论，即“理论掌握群众”，使之变成物质的力量，获得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提升。
三、挖掘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资源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资源，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中介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中介，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介与方法中介的结合体。科学的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指路明灯，起方法论作用;同时，科学理论又能武装人，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内的所有人，提高人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九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中介。在挖掘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资源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张耀灿、郑永廷等教授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提出“两个指导，一个借鉴’，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指导，坚持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作指导，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要借鉴和吸收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陈秉公教授在《21世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理论体系》中提出了古今中外的“三点理论经验与三点理论分析”。即“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经验”、“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传统理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经验”;外国的‘社会适应理论分析”、“人格自律理论分析”与“德性教育理论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资源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资源等三种。
1.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
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思想理论体系，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科学地表述了对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并依据这一世界观提出了一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与途径，从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南。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宄，是全面系统地研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任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必须坚持的，丝毫不能动摇。世界社会主义运动150多年的实践和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广大理论工作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认真研宄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介，“在党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国有企业改革、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西部大开发、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上，推出了一批有价值、有影响的研宄成果，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151同时，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介，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受教育者)的理论水平和理论觉悟，帮助他们认真领会和贯彻党中央的精神，在实践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当前，为了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宄和建设，深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巨大潜力，提高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能力，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宄和建设工程'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宄工作，重新审核和修订马克思、恩格斯重点著作的译文，使译文更加准确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研宄和编写充分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教材;研宄和编写全面反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和文学教材;把高校思想理论课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宄和建设工程”中来，并于2006年9月陆续出版并全面使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i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四本教材，取得了良好的宣传和教学效果。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高度重视下，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一定会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舞台上找到自己的施展空间。
2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
胡锦涛同志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党从诞生之曰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在长期奋斗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倶进的科学体系。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理论成果的深入研宄，是全面系统地研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任务。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科学地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的问题，是指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成功地走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集中全党智慧，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而又与时倶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一脉相承而又与时倶进，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胡锦涛同志指出：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加强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宄，从理论和实践双重探索的角度加强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宄，是全面系统地研宄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
当前，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正带领全国人民以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理论指导的伟大实践中，更加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与时倶进的理论勇气，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科学制定并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研宄和解决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加强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在实践中进行新探索，总结新经验，作出新概括。坚持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既可以警惕右，又可以防止“左”;既能防范教条主义，又能避免经验主义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表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九就不能很好地被坚持下去。“左”和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建设事业的大敌，可以危害甚至断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前途。
3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十分完整而严密的理论体系，它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组成部分，而且各个部分又有着内在的有机的紧密的逻辑联系。思想政治教育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遵循这一理论的完整性和系统性，防止和克服过去出现过的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等不良倾向，坚持用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作指导’|6142,包括“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战争的需要，毛泽东创立政治思想工作理论”;突破传统模式和改革开放的需要，邓小平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应对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生活现代化、信息化的需要，江泽民和胡锦涛在创新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毛泽东创立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作用，两条“生命线”理论的提出^1929年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1955年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在三个不同的时期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929年提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945年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1957年提出“需要在群众之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做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宄解决困难的办法”。
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军事工作结合起来一起抓的理论。1929年提出“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955年提出“一方面抓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抓好经济建设”，把思想政治工作与实际工作紧密地联系起来，防止“空”对“空”，防止“两张皮’现象发生。
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在基层。1928年提出：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1957年提出：
“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针对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邓小平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包括“四个定位，三个有利于’。“四个定位”主要包括：指导思想上的定位——思想政治工作要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工作任务上的定位——坚持不懈地抓好思想教育，着力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四有”新人;地位作用上的定位——思想政治工作从“压倒一切”到突出“保证”和‘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执政党的地位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思想支持和精神动力;工作方针上的定位——坚持疏导方针，吸收国内外各种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倡导精神文明建设和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方式方法上的定位——综合运用思想的、心理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诸多手段，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体系。“三个有利于”是1992年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评价一切工作的标准，也是评价思想政治工作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前两代党的领导集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成果，提出了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思路、新观念和新方法。提出“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提出了既要强调‘依法治国”，又要强调“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提出了应对‘四个多样化”回答“四个如何认识”;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南，推动了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人文主义的起源篇6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滚滚向前的文化长河，从古流到今。自古以来，西方文化的根基在古典文明，而希腊文化则是现代西方文化的滥觞。早期的西方文化是以希腊文化为源头的地中海文化。古希腊人作为最先进入文明状态的雅利安民族，不仅首开欧洲文化之先河，而且对以此为起点的整个西方文化史，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公元前3至公元前2世纪，虽然罗马人征服了希腊世界，把希腊人的地中海变成了地跨欧亚非三洲大帝国的内湖，但他们却为希腊文明所征服，并将旧大陆的诸多文明熔为一炉，从而成为古典文化集大成者。因此，如果离开希腊罗马来谈西方文化，那么西方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15世纪文艺复兴以来，大西洋两岸的西方国家，不论在文学、艺术、史学和教育领域，还是在天文、地理、力学领域，或是在哲学、政治学、宗教学领域，都深深地打上了古典文明的印记。撇开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的膜拜不说，从17—18世纪启蒙时代起，西方人的好古之风就长盛不衰，仅从欧美各地随处可见的仿古建筑上，即可感受到古典文化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之深。例如，拿破仑时期为了纪念法军战功，曾在欧洲兴建了许多仿古风格的凯旋门，以精美绝伦的巴黎凯旋门最为著名；勃兰登堡门建于1788—1791年，位于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是新古典主义建筑的杰作；1793—1863年建造的美国国会大厦，采用了古希腊廊柱式与古罗马穹隆式相结合的风格；1914—1922年华盛顿建造的林肯纪念堂，是一座通体洁白的仿巴特农神庙样式建筑，它是对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不朽功勋的永久纪念。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如果对古典文化缺乏了解的人，便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教养的西方人。所以即使在今天“，言必称希腊”“言必称罗马”，还是西方学人的时尚。西方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像东方文化一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也像任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样，展现出兼收并蓄、内涵丰富的特色：首先，在与东方文化的关系上，由于希腊本土面向东方和克里特，地处欧亚非三洲交汇中心的特殊地理位置，就决定了希腊文明从一开始直接受到了东方文明的熏陶。古希腊人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他们的许多学者，或出生于东方，或游历过东方，无不沐浴着东方文化的阳光雨露。地中海世界是古希腊人活动的中心舞台，这里既包涵着西方，又连接着东方，东方文明也就成为希腊文明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源泉之一。其次，在文化起源上，虽然希腊人弘扬和发展了东方的农业耕作、冶金加工等生产技术，以及文字书写方法等知识技能，但是“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①就是说，希腊人在同西亚、北非的交往中，吸收、容纳了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小亚细亚等地先进文化的因子，创造出高度发达、独具特色的地中海古典文化，尤其在神话、史诗、悲剧、雕刻、建筑、体育、科学和哲学等领域，达到了古代文明发展的巅峰。再次，在上，不论希腊人还是罗马人，他们信奉的多神教都带有原始、朴素的特点，均敌不过神秘主义的一神教，终为来自东方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取而代之，古典文明也随之渐失辉煌。中世纪时期，在文学、史学、哲学及科学等一切知识领域内，作为官方的和正统的统治思想，由于基督教和基督教神学居于支配的地位，基督教文明几乎成为了西方文明或欧洲文明的代称。又次，在种族关系上，如果说来自地中海东岸的神话人物欧罗巴孕育了古希腊人，来自小亚细亚的特洛伊人是古罗马人的祖先，那么，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血管中流淌着的自然有东方人的血液。最后，在语汇源流上，虽然希腊语和拉丁语统属“印欧语系”或“雅利安语系”，后者由前者发展而来，而前者则是欧洲的母语，但它们均可溯及古代东方的腓尼基文字。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指出：迦太基人把腓尼基字母加以改变，后来又变成了希腊的字母。②从公元前3世纪后期起，随着在希腊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亚历山大的东征、浸润着希腊文化素养的罗马帝国的强盛，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埃及、波斯以及南亚次大陆等东方之地发生的希腊化和罗马化运动，不是西方对东方单向度的文化冲击，而是东西方间发生的互动式文化碰撞。这是东西方文明的大汇合，是古代世界全球化的典型表现。
由此看来，西方文化内涵因其构成因素复杂，而像东方文化一样，体现出丰富多彩、灿烂辉煌的特点。总体上，西方文化包含着下列的诸多因素：以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希腊罗马文化、以耶和华上帝和耶稣基督为信仰根基的犹太教—基督教文化、以原始风俗习惯为表现形式的日耳曼文化、以节奏快、高效流动性强为特点的资本主义文化和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等等。因而所谓的“西方文化”，在古代是以爱琴文明为基础的希腊地中海世界文化，中古时期是以罗马基督教为主导的欧洲内陆文化，近代是以大西洋为中心、并在天主教和新教势力统治下的欧美文化，当代则是更广泛意义上的西方文化。这样，西方文化的基本内涵可以简要地表述为：第一，以人文和理性精神为核心的古典文化；第二，以犹太教和基督教为信仰的宗教文化；第三，以纯朴的原始习俗为特征的日耳曼文化；第四，以商业冒险精神为特色的资本主义文化。作这样的界定，似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纬度梳理西方文化的源起、脉络和特点，并有助于把握其根本特质和发展趋势：首先，希腊文明从科学理性和社会伦理的角度，引导人们去辨别真假与美丑；罗马文明从社会契约的角度，告诫人们如何区分合法与非法。其次，基督教文明从神的启示和宗教伦理的角度，规劝人们明辨是非与善恶。再次，日耳曼文明延续着原初民风，提醒人们遵循历史文化传统。最后，如果工业文明以追逐效率为特点，积极倡导竞争与创新的开拓精神，那么后工业文明则日益暴露出当代西方文化对古典文化精神的背离。一部西方文化史，从时间跨度上看，前后长达三四千年，几乎可以说是一部人文与理性精神的演进史。全部西方文化史，以18世纪为界标，大致可以区分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两个阶段，而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就是这种分野的重要标尺。具体来说，传统文化始于古典文明，经过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止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在这一阶段上，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均发源于古希腊，罗马帝国时被推向了第一个发展高峰；15—18世纪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再次把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推向新高峰。法国大革命以后，西方文明进入现代文化阶段，这一阶段又可分为19和20两个世纪两个时期。19世纪工业革命完成后，资本主义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代，但是启蒙学者伏尔泰曾经憧憬的人类精神进步并没有得以长期延续，伴随着工业文明而来的各种弊端，却受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批判。进入20世纪后，西方文化总体上呈现出衰落的征兆，与人文和理性精神渐行渐远，意味着其巅峰期不可逆转地走入了历史。今天，随着高科技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随着无限的可能性、选择性和自由度的增大，由于过分地强调科学理性、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技术理性，西方文化日益呈现出消极媚俗的快餐文化、拜金主义的大众文化、庸俗解构的反文化等颓废倾向，西方人曾引以为自豪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信条，善良、正义、公正的观念，以及尊重人权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以及多元化的人类文明，无不受到来自美国单边主义文化霸权的挑战，都不得不面对西方现代化主导下的全球化压力。
二、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
西方文化史上的人文精神，像理性精神一样，源于古代希腊文明，不仅是希腊文化的精髓，也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精神。然而由于以下诸原因，中学历史教科书在涉及“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的教学内容时，不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有云里雾里、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第一，现行“历史课程课标”采用专题式编纂方法，将“文化史”内容独立成篇，使之与“政治史”“经济史”并列呈现，形成鼎足之势，这样就改变了过去习惯的通史式编写体例的历史教学大纲或历史教材。这种变化不仅增加了学习分量，也加深了教学难度。第二，由于“历史课程课标”自身存在着不足，如将中世纪基督教知识剔除，造成西方文化史脉络链断裂、学习内容不完整，如此一来，要准确理解西方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思想，那是缘木求鱼、事倍功半的事情。第三，一般中学教师，以往在接受世界史知识时，很少接触“文化史”的相关内容；即便是科班出身的历史教师，由于许多大学课程未设置“西方文化史”，结果造成育人者先天不足的局面，所以在进行基础教育时不免就有知识储备捉襟见肘的情形。客观地说，教育部2003年公布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仅从“内容标准”之必修课“历史（iii）”内容来看，它把智者学派、苏格拉底等古希腊学者关于人的价值的观点、近代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进行大跨度的整合，统统纳入一个学习专题中，就抓住了西方传统文化的核心，较好地体现了“人类的思想文化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历程”这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进化观。不过，要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的问题，就必须找准一个切入点，我们认为这就是西方文化史的主导思想与阶段性特征。但问题在于，虽然古典时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属于西方传统文化史上的不同时期，可现行“历史课程课标”及依此为据编写的各版本的教科书并未交代如此连缀的理由，而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具体地说，人文主义起源于古典时代，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推动，启蒙运动时期被推向高峰，对人文主义的阶段性特征或差异作这样的梳理，既符合西方文化史发展的实际，也解决了这一单元学习中易于触及的问题，当然这也是掌握本单元要义的关键。第一，希腊人文精神的最初源头为《荷马史诗》，最早探索人的灵魂的希腊人是智者学派。希腊文化的根本特征是追求精神与物质的原始统一、追求幸福与快乐的人生理想和追求理性与人文精神。
神话传说是希腊文化的瑰宝，涉及语言、文学、宗教、道德、哲学等百科知识内容，《荷马史诗》作为希腊人口头传承下来的最早文学作品，希腊人是把它所记录下来的神话传说当做历史来看待的。因而，《荷马史诗》是希腊最宝贵的历史教科书。《伊利亚特》中包含着大量的“英雄”事迹，也就是人的故事；《奥德赛》则叙述了足智多谋的英雄奥德赛（俄底修斯）在特洛伊战争胜利后渡海回乡、历经磨难的故事，突出强调了人由求生本能所带来的冒险精神，讴歌了人的尊严与伟大。后来，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都是以《奥德赛》为最早原型的作品，足见《荷马史诗》作为西方文化中人文精神最早源头的历史地位。希腊人是最早探索自然界、进而探索人类自身的民族。从公元前7世纪起，自然主义哲学家开始运用理性来描绘、把握自然而美好的物质世界，寻求宇宙万物的起源，探究客观世界的本质与规律，试图走出为超自然力量支配的神话传说时代。他们把自然现象同人的思想和灵魂等问题联系在一起，提出了第一个大问题———什么是自然，因而什么是人类？这是思想领域内人文主义的最初萌芽。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发生第一次转向，从自然主义转向实用主义，从研究自然界到研究人类精神问题，即“研究人类的思想和人类行为，研究逻辑、伦理学、心理学、政治学和诗论”。①他们怀疑人类认识自然界的能力，明确指出了自然哲学家的局限性，就是没有意识到人对自然的理解具有主观性的特点。由于研究兴趣的转移，智者学派提出了第二个大问题———什么是人类，因而什么是自然？普罗塔哥拉斯以追求知识和真理为崇高使命，在指出先前哲学存在缺陷的同时，首次将人置于世界的中心，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的以人为本主张。他强调人的感觉是知识的唯一源泉，思想是认识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反对任何超人性的认识和真理。智者学派就冲破了传统的人神关系的思想束缚，强调了人的存在价值和自我意识，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哲学是希腊人智慧和精神文化成就的集中体现。受智者学派的影响，苏格拉底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理性是人的中心，“思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但是，他没有专注于对身外之物的追求，而是将知识和道德相结合，关心人的灵魂的塑造。他修正了智者学派对人的抽象认识，得出知识是最高的善行，道德是人生追求的根本目的的结论。智者学派仅能传授辩论、演说、修辞等技艺，而对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价值观念，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以及怎样才能达到自我完善等触及人的灵魂一类的实质性问题，缺乏正确的理解。相对照的是，苏格拉底不但提出“美德即知识”的主张，而且指明了人的魂灵完善的基本路径，就是躬身反省，实现了人“认识你自己”的又一次思想飞跃。第二，以人文主义为旗帜的文艺复兴和以人文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宗教改革，同属于欧洲市民阶级发动和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人要到哪里去？”或许，那个古老的司芬克斯之隐谜，就是这个令人类困惑不已的哲学问题的先导。从神的追问到人的探寻，对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虽然这可能是个无解的人文主义话题，却始成为西方哲学史或文化史追求的目标。随着古典文明的衰落，希腊罗马文化中的世俗价值观，逐渐被中世纪虚无缥缈的天国理想所取代，以人文精神为特征的希腊哲学，也沦为了论证基督教义的工具。如果说古典文化的核心在于人本和理性，那么基督教文化的本质则在于神本和启示。在以信仰为核心的中世纪，古典文化精神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厄运，西方人因教会的文化专制而失去了自己的世界，一个受个人主义支配的、属世的现实世界，不得不去面对一个由教权主义主宰的、虚幻的属灵的信仰世界。尽管如此，中世纪的城市生活，还有大学和民间文学、市民文学、骑士文学等世俗文化一起，在与神学教条和外在的宗教权威的抗争中生存了下来，它们同世俗化的教皇、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共同为文艺复兴的到来，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推动力。文艺复兴是一场否定经院哲学和基督教神学、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人文主义运动。在神性占统治地位、人性从属于神性的信仰时代，人文主义者再次将关注的对象从神转向人，开始研究人的身体美和人的潜能、的感官和感情的欢乐和痛苦；他们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倡导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追求属世的快乐与幸福，从而把人的意识从属灵的信仰中解放了出来。于是，人文主义者在粉碎了中世纪的精神枷锁后，不但发现了现实世界，而且发现了人自身。正因为这样，瑞士著名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把第四编的标题确定为“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就非常具有象征的意义。
人文主义的起源篇7
伴随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生态文明建设再次被提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十八大报告单篇论述生态明文,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目标,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必需的发展要求。在新世纪的发展中,生态文明建设将是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更是一项伟大的利国利民工程。文明是指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也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表现出来的状态。中国自古代便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易?干?文言》)。在现代汉语中,文明指一种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一词相对立。英文中的文明意思是城市的居民,其本质含义是人民生活于城市和社会集团中的能力。不管是汉语中的文明还是英文中的文明,我们都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代表着一种与社会变迁一致的社会状态。既然是社会状态,也就决定着其自身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生态文明,作为文明的一种类别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更能反应出《易经》中的文明内涵。“田”代表了一种天然的农耕形式,其为文明起源之初,与生态更具有相近之意。界定生态文明是有效建设生态文明是一个必然的前提。笔者认为,无论如何界定,生态文明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即人类必须改善和处理好与自然界的关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天然和谐。从这个层面来说生态文明不但强调物质,更强调精神和制度层面,于是从文明的一般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生态文明是人类在利用自然界的同时又主动保护自然界,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关系,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1](p5)
二、生态文明建设对环保道路提出新要求
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对于解决当前面临生态环境恶化、人口资源环境难题、经济社会发展困境,实现人民期待与现实选择零差距、未来文明良好转型将是一个创新举措。
(一)生态、环境与经济三者间的辩证关系
生态作为一个庞大的生物圈循环系统,涵盖着生物世界的方方面面,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不断的发展中,生态的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环境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大主体部分,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且发展为专门的环境生态学,旨在研究人为干扰下,生态系统内在的变化机制、规律和对人类的反效应,寻求受损生态系统修复、重建和保育对策,即运用生态学的理论,阐明人与环境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和效应以及解决环境问题的生态途径。[2](p10)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生态的破坏主要表现为对环境的破坏。无论是人类社会早期,还是近代文明社会,环境问题始终伴随社会进程。人类早期主要是通过乱采、乱捕破坏人类聚居地区的生物资源而引起生活资源缺乏甚至饥荒,或者因用火不慎烧毁大片森林和草地等环境破坏为主发展到近现代环境污染与资源破坏并存的行为模式。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兴起以后到20世纪50年代出现大规模环境污染,局部地区的严重环境污染导致重大公害事件的频发。自然环境的破坏,造成资源稀缺甚至枯竭,开始出现区域性生态平衡失调现象。如上,可以说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转折点。[3](p133)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破坏生态环境为惨重代价,环境污染出现了范围扩大、难以防范、危害严重的特点,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难以承受高速工业化、人口剧增和城市化的巨大压力,世界自然灾害显着增加。环境作为经济增长与生态维护中的纽带,在二者之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充分保护环境对经济的持续有效增长和生态文明建设而言都有决定性作用。
(二)生态文明建设下的环保道路新要求
生态环境问题本质上属于公平问题,不仅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同时也涵盖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公平。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兴起带来了环境恶化,资源破坏和浪费,成为导致生态危机的真正罪魁祸首。[4](p112)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使人与自然对立,也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严重危机。环境保护作为人们对盲目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系列环境问题反思后的事后行动已成为热点、重点话题登上全球讨论的大舞台。在面对形形色色的环境问题面前,各种要求层出不穷,理念日益更新。中国共产党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理论,迎合了世界环保行动的新潮流,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现状,也给环境保护提出了新的基本要求,即如叶谦吉教授所说:“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统一的关系。”[5](p19)人类真正的幸福,只有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才能够得到有效保障,唐纳德?沃斯特曾说:“对于下个世纪(指21世纪)的世界来说,没有比人类同自然界的剩余部分的关系更为重要的了。没有什么事比改善这种关系更能影响人类幸福的了。”[6](p5)保护环境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符合环境法基本理念、基本生态理念,做到系统、整体地对待自然环境、尊重生态,以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为终极目标。另外,保护环境必须摒弃生态资本主义,切实落实生态社会主义基本要求:“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出发,……反对人们无节制地追求高消费,将物质欲望等同于幸福的庸俗观念。”[7](p15)
三、从环境保护到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史螺旋上升中的一个阶段,是对工业文明生产方式的否定之否定,是对以往农业文明,现存的工业文明的优秀成果的继承和保存,同时更有超越。[8](p7)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污染控制和生态恢复,而是克服工业文明弊端,探索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的过程。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内部要素的环境保护,应该遵循生态文明建设、满足生态社会主义。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时期,必须抓住机遇,充分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优势,采取有力措施,完善环境保护,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一)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目标
近代可持续发展思想源于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人类环境大会,大会讨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报告并制定《世界自然保护大纲》,凸显出可持续发展理念,后来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4月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对其进行了定义。其实,我国可持续性思想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前4世纪,《孟子?梁惠王上》这样写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虽然本意在说明为王之道,但却不乏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伴随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不断深入,它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涵,即“经济的可持续性”、“环境的可持续性”和“社会的可持续性”。三者并非完全独立,而是相辅相成的。“环境的可持续性”要求保持稳定的资源基础,避免过度利用资源系统,维护环境的净化功能和健康的生态系统,控制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程度。[9](p340)可持续发展建立在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的一种发展,其宗旨是既能相对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能对后代人的发展构成危害。
(二)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动力
改革开放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我们必须毫不动摇的坚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民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必须坚决利用改革开放动力,加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国的走出去和世界经济、技术的引进,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环境资源的充分保护既是一大机遇也是一大挑战。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一机遇,使经济的稳步发展和环境的有效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实现这一机遇主要注重以下几点:一是加强区域型经济、全球经济的交流合作,增强自身综合实力。在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综合国力强弱将直接影响到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特别是在环境与政治联系甚密的情况下。环境问题放大看待,就是世界各国间争夺资源与转嫁污染在公平层面上的角逐问题。二是加大绿色投资的引进,实现经济绿色化。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成为主要的增长方式,投资要素决定着项目最终的环境友好程度。加大环保投资,对生态维护、环境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三是注重环保技术的引进,切实贯彻环境法预防结合原则。工业化的投资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环境资源的破坏和浪费,实时引进国际先进环保技术,及时有效预防和治理因工业生产带来的生态破害既是对环境法基本原则的有效贯彻,也是维护生态平衡的有效途径。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基本指导
人文主义的起源篇8
世界上存在的任何一种经济类型，都深深蕴含着一种内在的伦理精神和价值理念，这种内在的价值理念与伦理精神不仅仅单纯地为经济类型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的价值辩护，又为经济类型的运行提供了诸多社会伦理人文背景资源。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发展和基督教伦理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结论: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单纯的无限制的获利，它更是一种伦理意义上的经济。这个意思是说，市场经济的良好发展离不开它的原动力———高度的获利冲动，但是同时这一原动力，又必须被伦理规范约束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由前现代性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变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所以，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与认识，不仅仅要立足于经济领域，还要注意到它其中也包含着社会价值体系的改变。想要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其中包含着一个艰辛的历史任务，即建立一种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社会政治体制与社会文化及其伦理价值精神。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以前的伦理观念被冲破，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新的伦理观念还未建立起来。这种社会转型期的复杂性，突出了伦理道德与传统、现实之间的矛盾，这影响着我国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复苏和人的全面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迫切需要一种理性的精神。韦伯通过比较中国宗教和西方的基督新教，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宗教伦理精神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他认为“儒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宗教”，［1］但他认为儒教的理性主义只是理性的适应现世，“今生的健康长寿、富裕和显贵以及身后的好名声是儒教对于道德唯一渴望的回报”。［2］他认为充满迷信的非理性主义道教，以及作为一种戒规教化手段的佛教，更加阻碍了中国率先走入资本主义道路的进程。马克斯•韦伯对中国宗教的分析虽然很透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其中也存有一定的缺陷。马克斯•韦伯对中国宗教文化的分析存有一个潜在的命题:中国几乎从原有的文化资源中寻找不到伦理重建的可能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既有着形式上的相似之处，又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相似之处在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也需要有功利主义的获利冲动，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道德、法制经济，有着丰富的伦理资源来约束控制获利冲动的无限扩张对经济造成的不良影响。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曾经出现过“道德失范”的现象，并且因为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比较薄弱而显得非常突出，但是，却不能因为曾经出现的这种不良现象就认定在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中没有伦理重建的可能性。不可否认，我国传统的宗教形式中缺乏能够促进中国率先走入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因素，但是，绝对不能否认中国现存的文化资源对当前市场经济伦理建设的意义。
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建设中都离不开本土的文化资源作基础。我国拥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有整合市场经济的丰富伦理资源。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孕育出来的，它具有市场经济的普遍性特征，也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它是由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一方面如同马克斯•韦伯所说，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不仅缺乏西方新教伦理中的禁欲主义精神，还存有“重义轻利”“存天理灭人欲”等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伦理观念。所以说，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普遍存在获利冲动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获利冲动逐渐的强劲，但是我国的伦理和法律体系却没有得到与之相适应的发展，导致伦理和法律的约束不足以规范市场经济发展中无限追求利益的行为。所以，如何构建与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建设相配套的伦理和法律体系，以便能让获利冲动和伦理规范约束之间有一个适当的张力，是一个摆在眼前的紧迫任务。在我国市场经济伦理重建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难，不是缺少伦理重建需要的丰富文化资源，而是面临如何在丰厚而又繁杂的文化资源中，寻找到适合我国市场经济伦理重建的有效途径。我国传统的重家、惜时、勤俭等生活观念和道德使命感，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节制、勤俭、惜时等工作伦理观念，在历史的某个时期成为家族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而家族企业又在东亚特别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经济快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建设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道德体系和伦理观念，需要在借鉴世界人类文明一切有价值的成果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的文化资源和社会主义文化精神，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文化逻辑，建立以共同道德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体系。另外，还要建立健全我国的法律体系，加强我国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以便为伦理重建寻找到一条现实的转化路径。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的核心是“天职观”，新教教徒们的职业观势必深刻影响着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因为新教教徒认为一个人该为他应尽的义务负责，这种观念“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精髓，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文化基础”。“天职观”对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所以，对职业观念的研究，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的职业伦理建设的基点，也可以作为研究一个国家和民族经济建设与伦理精神的起点。世界历史文明中存在既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成长，又使市场经济的发展约束在一个适当的伦理范围之内的文化遗产，比如:竞争、平等的观念和敬业的工作态度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伦理重建，离不开这些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借鉴。所以，解读马克斯•韦伯思想，解读他对新教伦理能够催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的论述，对我们在现有的文化资源基础上对当前的伦理体系进行重新整合，形成一个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伦理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培育具有现代伦理精神的市场经济活动主体
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研究中发现的理性精神，需要有其真正意义上的物质承担者，即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主体。如果仅仅从经济活动的角度来说，在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时候，这种主体就是新型的企业经营者和工人劳动者。新型的企业家和工人劳动者具有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新型人格特质与资本主义精神气质。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观研究中，劳动是人们能够获得上帝恩宠的唯一方式，是人的“天职”，理性的组织劳动也是近代西方资本所有者的一种“天职”，于是就出现了符合近性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工人劳动者和企业经营者，他们作为资本主义精神活动的主体深刻影响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马克斯•韦伯在研究宗教改革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影响因素的分析中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词句，即“职业精神”。“职业精神”包括马克斯•韦伯所谈到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及其人格气质、伦理精神等。具有新型精神气质的经济活动主体在一个社会经济活动类型的建立中，其作用是巨大的，比如:劳动天职、忠于职守、节俭自制、守法守信、注重效率、刻苦勤奋、积极上进等精神气质。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转型期，我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又该怎样去做呢?社会要求企业家们能够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拥有一定的道德义务，只有这样，企业才可能取得久远的成功。卡尔•马克斯曾经把人的发展分成为三大阶段:从人的依赖性到物的依赖性，到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建设，其最终的落脚点必然是人。所以，在经济活动中，必须要把培养企业经营者的优良道德品质作为重点。英国著名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把人性抽象地分为“经济人”和“道德人”，但是在真正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单纯的“经济人”和“道德人”是具有矛盾性的，是不存在的。马克斯•韦伯创造性地通过伦理品质把“经济人”和“道德人”统一起来，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所需要的经济活动主体。马克斯•韦伯宗教经济伦理思想的落脚点是培养企业经营者优良的“伦理品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秩序的建设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伦理文化精神基础。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转型期，不但需要丰富的物质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更需要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精神参与其中，即忠于职守、诚实守信、克制节俭等。
三、健全制度体系，完善市场经济的约束机制
人文主义的起源篇9
关键词：发展；和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不等于增长。我国历经了两展战略。第一展战略是1978年党的十一界三中全会之后由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来的，主题是加快发展、不平衡发展，倡导“先富论”，如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施加快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第二展战略是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倡导共同发展、共同分享的“共同富裕论”；改革的目的是投资于人，发展人的能力，实施协调发展战略[1]7。
1.发展是我国国情的要求。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直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进入社会主义的。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比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起点要低的多。我国自建国50多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经济实力有了巨大的增长，科学教育文化事业有了相当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愈益提高。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还不雄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国民经济市场化的程度还不高；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够健全，民主的法律化建设尚存不足。因此，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立足现在，着眼未来，大力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发展是解决现实矛盾的要求。就业压力。随着我国人口总数的增加，劳动力的数量也在持续增长。我国目前失业问题严重。劳动人口不能及时就业不仅造成人力资本的巨大浪费，而且严重的影响了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阻碍。2009年，我国就业压力将进一步加大。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15日在京的2009年《社会蓝皮书》预计的。蓝皮书介绍，虽然2008年中国城镇就业未受明显冲击，但2009年就业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难度将进一步加大。2009年大学毕业生将在2008年的599万人基础上增加50万人左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将会更加突出。
资源压力。中国是一个资源大国，自然资源种类多、门类全、数量丰富。但是，我国的自然资源状况也存在着明显的弱势。其一，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水平低。由于我国的人口基数大，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劳动力占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一，但是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不足世界总量的1/10[1]245。其二，资源的空间分布与生产力分布不协调。我国的一些重要资源，总量虽然很丰富，但分布很不平衡。如煤炭资源主要集中在山西、内蒙、陕西等地区。其三，水资源的时间分布不平衡。受季风气候的影响，我国大部分的降水都集中在夏季，尽管不少地区有雨热同季的优势，但往往伴随洪涝灾害，白白流走了宝贵的水土资源。其四，矿产资源质量高低差别大，低质资源比重大。我国铁矿储量虽居世界前列，但是绝大多数是贫矿。能源中，煤比较多，石油和天然气的比例小。环境压力。我国的煤烟型大气、南方酸雨污染、城市汽车排气污染日趋严重，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耗损臭氧层物质的排放问题有待解决，大气污染治理困难。我国的地面水和地下水污染严重，由于水质恶化，水生态系统受到破坏，每年造成大量的淡水鱼损失。
产生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原因，历史原因，政策、体制原因，也有长期问题的当前表现，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发展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
1.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首要任务，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邓小平指出，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在于发展生产力。经济增长了，问题解决起来也就容易了，因此，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发展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2.坚持全面发展。全面发展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并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正确处理“四个文明”的关系，四者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之中。其中，以物质文明为基础，以精神文明为先导，以生态文明为前提，以政治文明为保证。
3.坚持协调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是各种关系的发展，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地区关系、城乡关系等等。协调即和谐平衡，不同关系通过协调达到平衡，体现一事物与其相关事物保持着协调状态，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协调好社会各方面的关系。
4.坚持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人类付出巨大代价后得出的新认识，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都需要一个良好的自然环境。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又是一个资源小国，人均重要资源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在30年的经济大发展中，一些地区的生态遭到破坏，大气污染、水污染、水土流失及土地荒漠化、草区沙化等现象日趋严重。要彻底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扩大内需是当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
1.扩大内需的必要性。我国的发展靠三大需求来拉动，出口需求，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前两大需求增加比较快，恰恰是在消费需求方面增长的不是很快。前些年，我国在扩大内需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农村扩大内需取得的成果并不很大，农村社会零售额所占比重持续下降。现在，很多工业品卖不出去，滞销积压数量逐年增加，许多工厂处于半停产状态，甚至造成亏损破产、工人下岗，这与农村购买力严重不足有很大关系。尤其在今天，全球面临金融风暴，当出口受阻时，扩大内需显的尤为重要。
2.扩大内需的瓶颈。扩大内需的瓶颈就是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就是让老百姓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业有所就。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解决了，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把钱拿出来消费，否则像“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因此，扩大内需的前提是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
人文主义的起源篇10
[关键词]传统德育；开发与创造
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就是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传统美德相承接、与现代法制规范相协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德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继承优良传统、创造社会主义新德育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创造源于继承，继承是为了更好地创造。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现代化转化之实现过程，就是中国德育的创新之过程和中国现代新德育的形成过程。因此，在德育创新过程中，坚持继承民族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的辩证统一，既是一个理论创新的问题，也是一个方法创新的问题。
一、历史未竞和时代呼唤的重大课题
关于继承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问题，虽然近代以来一直受到关注，但由于近现代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际遇和革命、建设的任务，这一问题的解决始终同全盘性反传统的“拔根”运动纠缠在一起而未能得到应有的解决。诚如国外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自19世纪中期开始直到20世纪末，弥漫于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思潮和风气主要是对传统文化作不遗余地的“拔根”运动，也许这在当时是必须的和合理的，但并非是绝对正确和善美的。历史发展到21世纪，当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当面临全球化的挑战而必须强化民族化的应战成为一种价值共识，文化的主题自当超越“拔根”而要求“扎根”。
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在解释制度建构和制度变迁时提出了“路径依赖”的理论。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民族精神和风俗习惯，历史积淀和民众心理，仍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考虑的根本性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要坚持好继承优良传统和体现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原则，就必须把向历史扎根和向未来探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扎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化和传统美德的丰厚土壤，才能真正生长出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思想道德的参天大树。中国传统德育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并将继续做出)历史性的伟大贡献，以致使得华夏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特质常常借助其传统道德来表现。现代德育是从传统德育变革演化而来的，既继承了它的许多合理的内核，又扬弃了其中不适应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品德发展要求的糟粕和世俗的东西，并在新的层面和高度上加以发展。
现代中国在面对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模式的渗透和撞击时，如何既能保持本国优秀的道德传统，又能吸收他国德育的有益成果，从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已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课题。因此，我国现代道德教育内容新体系既要具有民族性，又要体现国际性，前者要求新体系具有纵向开放的功能，使中国道德教育内容“一脉相承”，不致于“花果飘零”；后者要求该体系具有横向开放的功能，使中国道德教育内容“兼容并蓄”，在国际舞台上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并能独树一帜。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时期，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的现阶段，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捉升综合国力。党的十六大报告立足于时代和历史的高度，强调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应该说，报告的这一主张深得党心和民心，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多民族国家，如果没有振奋而统一的民族精神，国家就很难保持统一和稳定，更谈不上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谈不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不仅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环节，而且也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迫切需要挖掘民族德育思想的源头活水，继承中华民族德育思想的精华。中华民族的德育思想是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核心，注重成人之道的教育和安身立命的人文关怀，将家庭德育、学校德育、社会德育有机地统一起来，倾向于把德育生活化、行为化、全面化，浸润着内圣外王和修齐治平的思想光华，把个人的自我完善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量齐观，从不离开社会的发展进步来谈个人的自我实现。这种德育思想恰恰有助于形成人我兼重、与群为一的民族精神。
其次，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助于加强我国现阶段的公民道德建设，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论及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时强调指出，要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的原则方针，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使公民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在论及大力加强基层公民道德教育时强调指出，要积极开发优秀民族道德教育资源，利用各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历史和革命传统教育。我们认为，《纲要》的这些论述，从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战略高度和具体措施上凸显了继承优良传统的意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需要全面提高我国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放眼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们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水平，而且取决于国民的综合素质。道德不仅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公民的思想灵魂和精神支柱。一个品格高尚的人，既是精神上的强者，也一定能够成为事业上的强者。如果只讲物质利益和金钱，不讲理想和道德，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行为的动力和价值源泉，就会从整体上缺乏竞争力和生命力，也很难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为了更好地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道德需要，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道德教育，创造为人民群众所津津乐道的道德文化氛围，而这就离不开对传统德育和优秀伦理文化传统的开发和发掘。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可以深化我们对德育功能和作用的认识，可以从我们民族内在精神生命中提炼适合现时代的精神品质，强化德育的春风化雨时效，培养出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第三，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助于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建立社会主义新型道德体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的精神文明都是前代精神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把前代人的终点作为起点，继往开来，推陈出新，促进精神文明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前进，这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一般过程。社会主义新型道德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它必须以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道德成果为基础，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进行推陈出新式的创造。因此，我们说社会主义的新型道德体系的建立必然与我们民族已有的道德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离不开对它的批判继承。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发展过程中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传统德育思想具有旺盛而不衰的生命力，它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我们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批判地继承和弘扬这一文化遗产，有助于我们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建立起扎根于传统优秀伦理文化之中的具有中国作风和气派的社会主义新型伦理道德体系。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是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有机结合，说到底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现阶段的伦理道德建设实际及与中国优秀的伦理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它必须正视我们民族自身的伦理文化传统，把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纳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系统之中，并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获得丰厚的土壤和养料，获得民族的认同和民族化的实现形式。
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还是保证改革开放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它是在当代中国和世界的交叉点上进行的，也是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交又点上进行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改革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考虑我们国家的优势和弱点，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因势利导，努力找到传统和现实的结合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清改革的实际步骤，找到改革的具体形式，把握改革的最佳时机，建立完善的运行机制。而要做到这些，则一刻也离不开正确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道德文化，继承和弘扬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才能保持和增强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提高对外来伦理文化的消化力，增强对西方的腐朽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侵蚀的免疫力。否则，我们就可能对一切外来的东西失去理智的态度，忘却民族的“自我”，散失民族的主体性，丢掉自己的立足点，陷于茫茫大海之中，从而使我们的改革开放背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失去中国特色。
总之，我们必须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站在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高度上，认清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复古主义的危害性，这是正确对待中国传统德育资源的基本前提，也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实现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现代转化的理论使命。
二、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创造性开发的基本原则
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在漫长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始终是为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服务的，并且整体上是受制于当时的道德生活需要并随道德生活基本格局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中国传统德育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依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它既有民主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既有催人奋进、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积极、进步的一面，又有教人保守、安贫乐道、不思进取等消极落后的一面。在某些情况下，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常常是良莠混杂、瑕瑜互见的。因此，对于中国传统德育，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全盘否定势必导致德育观上的虚无主义，全盘肯定势必导致德育观上的保守主义或复古主义。而这两种观点和态度都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观点和态度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和古为今用以及综合创新的方针，并给以创造性的发掘与现代化的转化。
批判继承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人类伦理文化一个总的指导性原则，它强调对人类历史上的伦理文化给予批判性的继承，即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导下，有批判、有选择、有目的地继承，是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现代社会发展需要为原则的继承，而不是简单继承或不加批判分析地全面继承。批判继承要求把批判与继承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在继承的同时不忘批判。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是继承文化遗产特别是伦理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批判继承原则的具体化和集中表现，这一原则主张在对伦理文化遗产批判分析的基础上区分精华与糟粕，吸收民主性的精华，抛弃封建性的糟粕。古为今用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人类伦理文化遗产的一个方向性原则，它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古”和“今”即伦理文化传统和时代伦理精神的关系，既不能盲目地迷信和不加分析地肯定古代伦理文化，也不能割断当代伦理文化与古代伦理文化的历史联系，应当开发古代伦理文化的资源以为当代伦理文化建设服务。研究古代伦理文化，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食古不化，而是要立足于当代的伦理文化建设去有意识有目的地发掘历史上的伦理文化资源，使古代伦理文化的研究有一种现代的价值关怀，从古代伦理文化中吸取可以为当代社会新伦理建设服务的东西。鲁迅先生说得好：“夫国民发展，功虽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始，即在斯时。”我们肯定传统伦理文化对于现代伦理文化建设的意义，并不是认为传统伦理文化与现代伦理文化没有任何矛盾或冲突，可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也不是主张人们回到陈旧的伦理文化传统中去，更不是要人们去盲目地颂扬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封建性毒素，而是要人们正视历史并从历史中去发现有助于或有益于现代伦理文化建设的合理因素。综合创新是继承伦理文化遗产的目的性原则，它要求对人类历史上的伦理文化遗产加以系统的比较、分析与综合，并经过创造性的开拓转化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符合时代需要的伦理文化。综合创新是在学习、继承“古今中外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立足于多维广阔的伦理文化背景，超越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简单思维模式，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展示中国社会主义新伦理文化建设的可供操作的具体思路，体现伦理文化建设的正确价值导向。
根据伦理文化遗产批判继承的上述原则和方针，对中国传统德育思想资源进行具体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几种不同的情况。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德育思想资源经过历史的演化发展也发生着自身内在的分化，其中一部分由于比较深入地洞见了人类德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揭示了人类德育的基本定理，在今天依然属于精华系列，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中国优秀德育思想传统；另一部分由于只是反映当时奴隶主义或封建主义的本质要求，随着奴隶主义或封建主义的被而完全成为过时和糟粕的东西，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糟粕部分；还有一部分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往往是精华与糟粕交织、融合在一起，有些是精华超过糟粕，有些则是糟粕超过精华，有些是精华和糟粕混杂。针对这几种情况，我们应当辩证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待伦理文化遗产的原则和方针，对主要是糟粕性的部分予以彻底的批判和抛弃，对其民主性的精华予以继承和发扬，对其精华和糟粕混杂的部分予以全面地清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凡是传统德育思想中直接维护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特殊利益的东西，诸如反映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三纲”以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的愚忠愚孝，反映妇女地位和命运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三从”以及“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贞节观，都纯属封建性的糟粕，应当加以彻底批判和坚决清除。凡是传统德育中至今仍保持生命力而具有现实意义的精华，诸如胸怀天下、公忠为国的爱国主义，博爱大众、利人济世的仁爱伦理，刚健日新、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克己奉公、清正廉明的风范德操，志向高远、气节凛然的人格独立意识等等，都是我们民族优秀的德育思想传统，我们应当予以好好地继承和发扬。同志指出：“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中，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开发建设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又说：“中国的历史文化，其中有糟粕，但也有许多精华。古往今来，这些民族文化的精华，一直教育着人们。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就很注重对这些精华的继承和应用。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就引用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看如果把这几条真正做到了，就相当不简单。又例如：岳飞的《满江红》，我们不少同志都是从小学唱起，一直唱到大学，它对于激励人们的爱国热情也是很有作用的。还有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以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三人行，必有吾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等等。应该说，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文化中富有哲理，教人勤奋、正直、忠贞、有抱负、不断进取的名言。学习和掌握它们，对于自己的立身行事，为国家为人民建功立业，会受用不浅的。”同志的这些论述，启示我们必须珍视民族珍贵的道德文化遗产，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以服务于我们今天的先进文化建设。凡是传统德育中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因素，二者相互混杂的部分，诸如儒家义利观、理欲观，既有“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和“以义制利”等积极因素，又有“重义轻利”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消极因素，我们更应该依照批判继承的原则方针加以谨慎地鉴别，辩证地分析和科学地扬弃，即吸取其合理性的因素，抛弃其错误的观点和主张，并使积极因素与社会主义先进伦理文化建设结合起来，以实现创造性的转化。
我们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正确对待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理论，对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给以具体分析，区分精华与糟粕，然后在此基础上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并结合社会主义先进伦理文化建设的实际给以创造性的转化，使传统德育中的优秀成分成为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志强调，“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我们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发展自己。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看来，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的丰富的伦理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同时，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伦理文化生活的实际需要，积极进行伦理文化的创新，推动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向深入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创造出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社会主义的先进伦理文化。
三、中国传统德育思想资源创造性开发的路径方法
传统德育思想是我们民族世代积累的关于做人和培养优秀人才等的智慧结晶和经验总结，虽然其中有不少不可避免地打上深刻的历史烙印，成为过时了的东西，表现为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包含于其中的精华部分，往往能够超越时空的界限，成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新德育的资源或基础，它凝结了我们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是我们民族迎接新时代挑战的历史前提和内在动力。它能够唤起全体人民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激励全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前进。社会主义如果离开了对本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弘扬，就会失去历史的根据，失去民族精神的依托，变成一种外在的强加。只有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作为一个必要因素本质地包含在社会主义之中，这样的社会主义才是有中国特色的，才能释放全民族的潜力，成为人民群众进行新的历史创造活动的伟大旗帜。
在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现代转化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尊重传统德育资源与发掘传统德育资源，源于传统德育资源与超越传统德育资源相统一的原则，赋予传统德育资源以新的生命，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和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新德育。
1．尊重与发掘
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德育思想，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义理宏深。从启迪社会成员自觉“立身做人”，到引导为人父母者积善兴家、教子成材；从劝说当权者“修己治人，化民成俗”，到设计一系列具体的伦理规范，先贤们都有许多智慧的思考和熠熠生辉的论述。特别是其中的优秀部分，更是发人深省，引人人胜。例如，前贤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光照人间的千古绝唱，对于激发人们的浩然正气，陶冶高尚情操，培育美好德行，都有永不磨灭的特殊功效。它们如同一股永流不竭的圣泉，滋润着华夏民族的道德之树，启迪着炎黄子孙的理性思维，推动着我们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我国历史上一代代先贤圣哲、志士仁人所表现出的高风亮节和道德情操，可以说都同我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的滋养培育分不开。外国的有识之士，曾盛赞中华民族是大智大慧的民族，称誉我们的祖国是名副其实的“礼仪之邦”。这既符合历史实际，也说明我国优秀传统道德在世界上享有独特的地位。因此，作为炎黄子孙，我们不能数典忘祖。曾明确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晶。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邓小平同志也要求我们“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他多次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道德作为人类文明中道德发展的新境界，它必须要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优良道德传统。”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以来，始终把精神文明建设当作大事来抓，特别重视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教育。1995年，国家教委组织编写的(中国传统道德)出版，同志欣然为该书题词：“发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吸收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成就，努力创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1996年，在全国宜传部长会议上，同志指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高尚精神就是指我们党的崇高理想信念、优良传统和作风，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优良传统和美德。”同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指出：“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2001年提出“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强调要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为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服务。同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也明确指出：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发扬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积极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在全社会大力宜传和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务求实效，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使公民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我们党一贯重视对传统道德文化特别是传统德育资源及其思想的高度重视。
尊重传统德育资源与发掘传统德育资源是紧密相连的。尊重传统德育资源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德育资源的发掘整理上，其关键在于发掘出传统德育资源的当代价值。我国的传统德育资源，不仅为我们民族在历代的文明进步中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有着不可忽略的现实价值。例如，古代圣贤所提倡的“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见利思义”的道德价值取向，“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居安思危”的民族忧患意识，“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崇尚自然”的朴素情怀，如此等等，不仅在封建社会受到政治家、思想家甚至平民百姓的重视，而且到了今天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赢得人们的青睐。传统德育资源的现实价值，不仅表现在国内的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它对当今人类文明进步的新贡献方面。我们知道，中国的优秀传统德育思想，特别是儒家德育思想，早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尤其在东南亚影响极为深远。所谓“东南亚文化圈”，基本上是以儒家道德伦理思想为主体的文化构成模式。事实证明，它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的社会文明与进步。由于在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之过程中，资源、环境、民族、宗教、、犯罪等各种问题的凸显，儒家伦理道德越来越受到西方社会的重视和欢迎。针对上述社会病症，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主张效法东方，借鉴中华文明成果。这无疑是一种理性的选择。1999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学者，几乎异口同声地称赞儒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并一致肯定儒学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价值。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孔子思想及其学说，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仅属于中华民族，而且属于全人类。儒家从“天人合一”的关系来观照人的生存与人的现实，彰显“仁爱”、“和谐”、“秩序”的人文价值和理念，对现代社会，尤其是21世纪人们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类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中国传统德育资源内容丰富，义理宏深，源远流长，其发掘整理是一项规模浩大的系统工程。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的总方针，有计划、有步骤、有选择性地开发传统德育资源，挖掘蕴涵其中的时代价值，为社会主义新德育建设服务。
2．清源与超越
中国传统德育思想是传统历史文化的遗存。它们都形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并曾经服务过特定的政治和经济。虽然，作为优秀的精神产品，它们都经历过历史的检验和锤炼，具有跨历史、跨地域的特征，可以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人们所利用和借鉴。但是，这个利用和借鉴，不是简单的照搬照套，而是一个再创造的有机整合过程。要完成这个创造，必须首先实现传统德育思想的现代转换。因为传统和现代在客观上总是存在着距离和差异，我们只有通过对传统德育资源的发掘、整理、分析、甄别，作出现代性的诠释，才能做到既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最终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共融；并为现代服务。为此，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必须对优秀传统德育资源作出现代诠释。这里所说的“现代诠释”，不是要求我们把古人现代化，将今人的思想作为标签贴在古人的身上，而是要求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优秀传统德育资源中所包含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予以发掘提炼，并赋予其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含义，使它有可能同现实衔接起来。如果我们对优秀传统的东西不进行现代诠释，原封不动地将其搬到现实中来，那样不但于现实无补，而且也是对优秀传统东西的糟蹋，如果对传统的东西“生吞活剥”，难免会“食古不化”。所以，“现代诠释”是古为今用的重要环节，绝不可少。对优秀传统德育资源作出现代诠释，前人早有尝试，顾炎武、孙中山就是其中的典范。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是一位独具慧眼的爱国主义者。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和时代要求，对古人的“亡国”与“亡天下”概念进行了重新诠释并加以严格区别。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异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认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贼，与有责焉二耳矣。”(《日知录·正始》)在顾炎武看来，“国”既是封建统治阶级一姓王朝利益的体现，因此那些享受到“国”之俸禄的“肉食者”，应当尽力去保卫“国”；而“天下”则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代表着社会的安定，因此，他以仁义充塞、道德沦丧、世俗浇薄、文明衰颓为亡天下，从而极力强调，对每一个匹夫来说，都对天下兴亡负有重要的责任。这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爱国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梁启超概括)的真正涵义。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对传统道德规范中的“忠”作出如下诠释：“古人讲的‘忠’，是忠于皇帝……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人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要高尚得多。”短短几句话，清楚明白地对古代忠德作出现代诠释，赋予其时代精神，实现了传统向现代的转换。顾炎武、孙中山的这种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第二，要切实找准传统德育资源与当代德育思想的结合点。传统要同现代实现有机结合，首要条件是二者必须具有结合点。所谓“结合点”，指的是被结合的双方具有共同点、相融点。有了共同点、相融点，才能实现二者的结合。如古代的“天下为公·观念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无私奉献”的观念，就有相同相融之处，二者在“克己奉公”上统一起来了，因而二者可以完全实现有机结合，并通过这种结合，鼓励今人学习前人的“天下为公”的精神，自觉为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而献身。《论语》中有关为政者道德规范的论述，其中许多与今天的公务员道德建设之要求有共同点和相融点。比如，孔子与他的学生关于“为政”的对话就是鲜活的例子。“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论语·子路》)孔子认为，作为为政者，应该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应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德性规范，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公务员的勤政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能不知，人其舍诸!”(《论语·子路》)孔子提倡为政者要举贤尚能，决不能任人唯亲。这对于我们当前干部选拔中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有深刻的启示。“季康子问玫於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于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子曰：‘苟正其身矣，於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孔子在这三句话中要强调的是：对于为政者来说，要求老百姓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要求老百姓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板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见解令人深思。这对于我们今天强调的发挥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有着不可忽视的教育意义。“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这两句话告诉我们：为政者只有求真务实，干出实实在在的政绩，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任凭时光流失，岁月变迁，蕴涵于其中的真理颗粒仍然熠熠生辉。由此可见，只要能找准传统德育资源和当今德育建设的结合点，并对传统德育资源进行现代诠释，就能超越传统；没有共同点、相融点的东西，二者风马牛不相及，就不可能实现结合；强行将其扯在一起，也不过是牵强附会，达不到超越传统的目的。
第三，要深入挖掘传统德育资源的时代价值。传统德育资源内容丰富且糟粕与精华杂糅在一起，即精华中掩盖着糟粕，其糟粕中埋藏着精华。传统德育资源之所以到了今天还有用，就在于它内含着对新时代有积极意义的功能即现代价值。我们用优秀的传统德育为现实服务，从本质上说，就是要充分发挥它的现实价值。因此，在传统德育的现代转换过程中，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其现实价值上，要下大力气总结、提炼、发掘包含于其中的时代价值。例如，传统德性规范“仁”、“义”、“礼”、“智”、“忠”、“孝”、“廉”、“耻”等，在剔除包含于其中的封建成分之后，与当前公民道德建设“二十字”(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基本规范的要求有诸多相似或对应之处。以“孝”为例，古人的观点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上属于精华部分，于今天仍然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要大力继承与弘扬的。如《孝经》在开宗明义第一章中便指出：“子曰：‘夫孝，德之本与，教之所由生。”孔子在《论语》中强调“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于和儒家把“孝”看作是道德之根本，看作是践行“智”、“仁”、“勇”诸德性的出发点。在与学生的对话中，孔子进一步对“孝”进行了具体阐述。比如在回答盂懿子关于什么是“孝”的提问时，孔子说：“无违。”为了解释樊迟对“无违”二字的疑问，孔于又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看得出来，孔子认为，“孝”就是“善事父母”，就是要以善意的思想和行为来对待自己的父母，使他们生前能够过幸福的生活，在他们死后给予很好的安葬。在回答学生子游的问题时，孔子进一步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在这里，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连父母都不能做到孝敬，这与动物有什么区别。另一类是基本属于糟粕的部分，与当前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相背，是要极力批判的。比如，孔子认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孟子强调指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论语·离娄上》)如此等等。我们应该看到，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追逐个人利益的发展，西方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潮不断蔓延，等价交换的原则，正日益渗透到人与人关系的各个方面，甚至在家庭关系中也笼罩着金钱的阴云。为了金钱和私利，不但可以“遗弃双亲”，甚至不惜“杀父杀母”，这种情况，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吗?因此，现在是弘扬传统孝文化、大力加强青少年“孝”道德教育的时候了。
传统优秀德育资源及其思想有着超越时空的无穷魅力，尊重和弘扬中华传统德育资源及其思想，深入挖掘传统德育资源的时代价值，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德育服务，是我们理论工作者肩负的时代使命。
3．转化与创造创新是一个民族不竭的动力，也是学术研究活动永保生命力之关键所在。不管是尊重传统、源于传统，还是发掘传统、超越传统，关键在于赋予传统德育资源以新的生命。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德育及其思想，都是由一定地域、一定时代生活着的、代表一定的阶级阶层利益、有着具体的家庭和人生背景、受某种特定的伦理道德观念所影响的具体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所总结、概括出来的，并且是针对一定的具体社会现实的，所以，它们不能不带有一定的具体性、特殊性和时代局限性。然而，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和一定的德育思想一经提出，总是内在地包含着一般的和抽象的意义，总要为不同阶级和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共同应用，在应用过程中还会被不同的人们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因此，它们又具有一般性、普遍性和超时代性。传统德育思想的双重特性，还通过其内容和形式表现出来。即传统德育及其思想具有精华与糟粕杂糅并存的特点，纯粹属于精华的或属于糟粕的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