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析与政策篇1
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受到全球国际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对于我国以出口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的发展模式产生了严重的威胁。通过对当前我国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进行调查分析，本文将主要研究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并对我国的财政政策取向进行探讨研究，从而采取积极性的财政政策，拉动我国的经济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消费水平的提高，进而提高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速度。
关键词：
宏观经济；形势；财政政策；取向
当前我国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扩大内需上面，保证了我国国民经济快速、稳定的增长状态，改变了传统的财政政策，使得我国的财政政策取向能够适应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形势和发展速度。财政政策是我国政府实施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因此要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速增长、调节收入方面的重要作用，突出我国公共型财政政策的优势特点。
一、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金融危机形势，因为美国经济形势的复苏已经逐渐影响到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其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也与我国经济不景气一样，全球贸易化的整体环境还在不断地恶化当中，全球的出口型需求率普遍下降，而我国人民币的升值也对我国的出口外资和引进外资的形式非常不利，进而影响到了我国的整体经济。我国的宏观经济自从2010年开始以来有着经济复苏速度快的特点，而我国的经济复苏又是严重依赖于我国政府政策效应的，因此我国的经济复苏速度又表现出了先快后慢的特点。我国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全世界国家中一直排在首位，我国的投资力度和消费能力都在飞速的增长当中，2014年我国的宏观经济一直在新常态的状态下保持着平稳的趋势运行，并呈现出了平稳增长、优化产业结构调制，生产质量提升，国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大好经济形势。从2015年以来，我国国家一直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将短期性的增长政策同中长期性的改革、产业结构链调整政策联系在了一起，使得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缓中有序，稳中前进。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已经出现了比较积极的变化，我国的房地产销售量也明显增加，从而带动了整个房地产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呈上升趋势，而且整个社会消费品的总体零售额也在上升性发展，虽然我国经济的出口额还是有些波动，但是从实际总体趋势来看出口额的降幅还是呈收窄发展。我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49.6%，高于第二产业5.9个百分点，而我国最终消费支出额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总生产率的贡献值为60%，城乡收入的差值进一步减少，能耗下降，我国的节能产业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成果。新产品、新商业模式也在不断出现，新增长型的动力系统也在形成过程中，高新技术型产业的增长值依旧保持着快速增长的趋势，新能源汽车行业，铁路行业的效益增长速度高于50%，网上消费额也保持在高速增长趋势之中。伴随着我国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财政政策的调整，我国的部分物价有了回升趋势，从而带动了服务型产业价格的总体回升。在G20峰会讨论期间，我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同志认为，当前全球经济的发展仍然有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我国作为成员国的一员，必须要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来面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发展状态，要不断拉动我国国内内需，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而避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衰退，避免经济风险危机的发生。
二、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取向
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总体经济形势，结合我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情况，我国采取了宽松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综合了社会总体需求，从而提高了我国人民的经济收入，不断发挥着政府部门的财政职能，逐步减小了城乡差距，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促进了宏观经济的全方位、宽领域的协调性发展。
1.增加政府投资支出。增加政府投资性支出就是要降低政府消费性的财政支出，根据资产边际效应原理，我国经济增长是依靠于较高的投资率的，所以当政府投资增加后，就会相应地提高社会的生产力，而国民经济的增长率也会相应地得到提高，而由政府进行财政性支出，可以保证各级政府的投资，进而控制政府的消费性支出。
2.适当发行国债。国家的赤字政策对宏观经济的积极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通过财政赤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面扩大社会的总需求，从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复苏，而短时间内的政府支持需要非常庞大的资金支持，最快速、最有效的资金渠道就是国家发行国债，所以为了保证政府的投资计划能够顺利得到实施，保证我国基础性设施建设，我国政府将采取适当地发行国债的财政政策投资，实行赤字政策，从而刺激社会总体需求。
3.提高税收征管力度。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也能够促进经济水平的发展，提高税收可以使我国国民的储蓄水平得到提高，进而政府将国民储蓄水平中增长的那部分税收资金进一步用于民间的投资，加强经济增长的能力，因而我国政府必须要加强税收的征管力度，当前我国税收的监管力度不够，所以每年都会造成大量的税收资金流失，近几年来，税收的流失程度大约在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的1%，也就是每年的税收流失程度大约是每年税收收入金额的8%左右，因此提高对税收部门的监督征管力度非常重要，才能够有效地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还可以运用降低税率等政策防护方式来缓解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困难，使企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
4.扩大农民需求。当前我国农村的消费总体水平还是比较低的，而农村的有效性需求不够，从而造成了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和生产产品产能的过剩，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面对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状态，提高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同时，更不应该忽视农民的生活需求，因此政府采取的财政政策必须要扩大农民的生活需求，提高农民的财政资金补助，增加对农民的农资直补、粮食直补、农产品生产器具购置的财政补贴，从而稳定农产品销售，从而提高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性水平，除此之外，政府部门还应该加大对新型化农村的医疗投入，加快新农合制度进一步实现，将农民从传统的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产品的需求中解脱出来，还要进一部分改变农村文化的消费水平，提高对农村道路等基础型设施建设的力度，提高农民对各类工具的消费水平。
5.加大科技投入。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才能够真正意义上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当前金融危机造成的我国许多出口型企业破产，主要是由于企业的生产成本较高，造成的企业利润较低，因此只有提高企业的科学技术水平，才能够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升企业经济效益。通过科学水平的发展，能够大大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我国企业竞争的核心力，加大企业自主创新力度，并帮助我国中小型企业转变生产方式，提高企业创新性、改革性发展力度，鼓励政府、企业加大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投入程度。
三、结语
财政政策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经济调节性手段，可以在当今经济发展状况低迷的情形下发挥自身有效的功能作用，因此国家必须要根据当今经济的发展形势而采取有效的相应措施才能够保证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长期发展。在我国的财政政策取向时可以增加政府投资支出，发行国债，提高税收征管力度，扩大农民需求，并且加大科技投入，从而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闫坤，张鹏.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财政政策取向——全球经济再失衡态势初显与中国创新驱动战略[J].财经问题研究，2015，07:78-85.
[2]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张鹏，王志刚等.宏观经济形势与财政调控:从短期到中长期的分析认识[J].经济研究参考，2012，61:3-50.
[3]晏涛.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14，01:60-64.
经济分析与政策篇2
一、经济持续低迷、复苏目标落空
2002年，德国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总体表现甚至不如2001年。据联邦德国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去年增长仅为0.2%，这个增幅也是自1993年以来最低的一年。
根据表中三项数据，可大体反映出2002年德国经济陷入轻度衰退状态，经济增长是近10年来最低的一年，且去年能勉强达到0.2%的微弱增长，完全靠外贸贡献率1.5个百分点独立支撑。因为上年固定资产总投资和私人消费两项贡献率均为负数（-6.4%和-0.5%）。否则，经济增长状况更加暗淡。财政赤字高达772亿欧元，是欧元区内少数几个突破《马约》标准的国家。赤字激增固然与财政支出刚性强和财政收入增长缓慢有直接关系，但基本原因在于这两年经济持续疲软而导致税收增长目标落空。失业是德国多年固有矛盾，在上世纪90年代同样突出，只不过在近两年经济停滞状态下近一步凸显。长期的高失业中既有就业总量供给过剩，又有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问题。此外，其它几项短期指标均不乐观，如私人消费增长平平，失去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至于设备投资特别是建筑业投资已连续7个季度停滞或负增且已形成下降惯性，不仅与经济低迷相伴，而且也是引致经济复苏迟缓乏力的主因之一。相比之下，去年德国外贸出口稍许乐观，成为拉动经济的最主要动力，详见下表。
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经济增长率�1.1＋2.3＋1.7＋0.8＋1.4＋2.0＋2.0＋2.9＋0.6+0.21.0+失业率8．99.69.410.411.411.110.59.69.49.80赤字/gdp003.3002.21.51.42.83.72．75
资料来源：联邦德国统计局2003年1月公布的数据和联邦财政部公布的数据。
2003年数系政府提出的预测值。
二、结构矛盾和外部环境影响
从纵向比较看，近两年德国经济的增长表现似乎又重现了德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常态，即经济持续低迷，再现增长疲态（平均1.7%）。在分析德国经济形势时，一方面要观测短期供需因素变化，同时还需把引致经济持续疲软的短期原因和中长期因素结合起来比较。概括地讲，中长期因素表现在两方面：结构老化和外部冲击。结构问题首先表现在，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经济结构变动很小，第一和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几乎没有什么变动，增长结构中主要靠传统产业拉动，比如，德国的传统制造业占gdp高达30%以上，差不多比美国高出近4个百分点。而传统制造业近年来一直受到国际市场需求约束和利润平均化影响。加上德国现行体制中的“三高“（高税收、高工资和高福利）挤压，传统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度逐年下降。传统产业固然是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基干部门，但要维持住这一实体产业的竞争力同样要靠新技术和资金的持续性投入。作为工业大国，德国近两年来的设备投资则是逐年下降，特别是在研制与开发方面（占gdp的比重），德国又明显低于美国和日本，而且也落后于瑞典、瑞士、芬兰和韩国等国。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德国建筑业属于传统产业。这一产业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年年萎缩，年年负增。据有关分析，从1996年起，建筑业非但对整体经济有所推动，反而使每年的经济增长缩减0.3个百分点，成为德国经济的长期负担。
外部冲击对于象德国这样高度依赖向欧盟和外部市场出口的国家来讲，受到的负面冲击确实比上世纪90年代还要大。近两年世界经济的不景气特别是美国经济自身复苏表现欠佳，加上日本经济十年沉疴，欧盟经济总体复苏鲜有起色，诸多因素叠加起来，阻滞了德国经济的回升。从这个角度看，德国经济增长乏力既是其多年来在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方面进展不大的一种必然结果，又与同期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有直接关联。
三、两大矛盾日益突出
由于经济连续两年疲软乏力，凸显了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些原有矛盾。德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失业进一步恶化，其次是联邦财政形势严峻。德国就业市场长期以来本身存在相对过剩的失业大军。这是一种劳动力总量长期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失业率也不低，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失业率平均在7-8%之间，两德统一后的90年代更有加剧之势。从长期看，这种状况是由以下几种原因形成的：一是自上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逐步减少了对劳动力的吸纳；二是无论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在推行企业内部合理化过程中（降低工资成本因素），相对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增大了用机器设备的替入；三是两德统一带来的地区性失业挑战和突发性经济转型压力。上述原因或变化趋势在近两年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冲击下，更有加剧之势，例如，近两年的失业问题就更加尖锐。
根据今年德国劳动力市场状况，全德就业者总数大体在4055万左右，到2002年12月，登记失业人数为422万,全年平均大体在406万。区别在于联邦统计局需要与欧盟各国的失业统计具有可比性。不管怎么说，德国现存的失业规模在欧盟中居首位。再做进一步分析，在失业总数中，其中男性212.9万，女性180.1万，长期失业人数相对固定在130万左右，20岁以下的青年人失业大体在100万左右。由于统计表中，未给出德籍和外籍失业统计分类，其构成比例不得而知。由此看来，德国失业总数长期徘徊在350万左右，即使在经济状况不错的2000年，失业总数和失业率同样不低。这说明，劳动力供给实际存在相对过剩，这也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德国的现实选择是，如果每年能把失业总数控制在350万左右，失业率保持在7�8%之间，即可大大缓减就业市场压力,如能降至7%以下，可视作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如2000年，当经济增长达到2.9%时，即失业并未构成其第一突出压力。但目前德国就业市场关系绷得很紧，就业的季度因素和每个月度新创造的数万个就业岗位都成为政府、企业和公众关注的重要动态指标。
财政形势严峻。由于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2002年财政困难凸显，表现在三个方面：主要税收增长未达标并直接影响到财政收入增幅；财政支出难以控制，赤字突破《马约》标准；财政调节处在两难境地。据财政部初步统计，2002年预计财政收入2237.7亿欧元，而1-10月实际收入1667.6亿欧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5%。主要原因与经济增长不景气有直接关系。原预计全年财政支出2475亿欧元，其中1-10月支出2113.6亿欧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9%，由此反映出支出难以压缩的状况。据最新统计，2002年联邦一级财政赤字达772亿欧元，占gdp比重为3.7%。同时也是欧元区十二国财政赤字状况较差的四个国家之一。因此，德国财政赤字问题也受到欧盟的警告并引发对《马约》标准是否灵活执行的争论。
从长期原因看，目前的财政困境也与两德统一以来历年累积的大量转移支付政策有直接关系。据统计，统一以来，联邦政府每年用于东部重建的各项经费很多是通过转移支付完成的，平均每年在1200亿马克，约600亿欧元。因此，东部重建在联邦财政的过量扶植下进行的。时至今日，东部重建仍然困难重重，东部各州继续呼吁增加重建资金，但联邦财政已经捉襟见肘。
面对财政“过线”问题特别是经济不景气状况，德国政府目前正处于两难境地。依照目前的经济状况，德财政政策应以促进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实行扩张性政策，但目前的赤字规模不降反升，不仅受到国内各界的批评，在欧盟内部也屡屡受到质疑，从而使政府的扩张政策难以推开。再如，近两年消费投资双双不振，财政政策当适度减税，但事实上，财政收支状况严峻，迫使政府的一些减税计划一再推迟，近期反倒对资产税和某些小税种增税，这对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是某种抑制。
此外，德国刚刚结束大选。选战激烈，现政府以微弱多数获胜。大选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恰恰是经济形势和前景。大选结束后的数周内，经济界特别是大企业对现行经济政策多有批评，民调结果也显示出公众对现行政策及前景信心不足，这种状况直接影响着德国今后消费和投资的走向。
四、政策选择与前景
政策选择的可能性：当前德国面临的经济形势较严峻，面临一系列困难。如果对这些困难排序，经济增长疲软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只有刺激增长，才能带动就业，才能增加税收，进而扩增财政收入。因此面向优先刺激增长是德政府和经济界的基本目标。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着力点，需要采取扩张取向，如在财政税收方面方面推出以减税为主，同时欧盟的货币政策也应以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物价稳定并举。总之，财政政策的调节权限在德政府手中，至于调节范围和力度可由联邦政府自行选择，而货币政策职能由于已让渡给欧洲中央银行，德国政府只能通过各种方式施加影响。
增长前景。德国政府和几大研究咨询机构在去年末和年初均提出过预测。鉴于去年增长0.2%，现纷纷下调其预测值。目前政府最新的预测为1.0%。这种预测还是建立在两个重要的外部前提条件下。一是明年国际经济环境和美国经济复苏情况好于今年；二是国际油价基本稳定，大体维持在每桶25美元左右的价位上。
经济分析与政策篇3
一、2007年地区经济形势分析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和地区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2007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出五个方面的突出特征：
（一）区域间经济发展速度差距趋于缩小，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
2007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GDp同比分别增长了14.2%、14.2%、14.5%和14%，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居四大板块首位，中部地区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四大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已基本持平。与前几年相比，我国地区间经济增速差距不断缩小。“十五”期间，增长最快的东部地区与增长最慢的东北地区增速差距为1.74个百分点；2006年，增长最快的东部地区与增长最慢的中部地区的增速差距是1个百分点，而2007年地区间最大增速差距缩小到0.5个百分点，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有所改善。从支撑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的增长态势看，也反映了区域经济的增速差距减小、协调性增强的发展势头。
从投资增长来看，中部地区、东北地区投资增长迅速，已成为新一轮投资的热点区域。2007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了19.7%、33.6%、28.2%和33.7%，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速均超过了东部地区。
从消费增长来看，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均超过东部地区，消费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加大。2007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了17.1%、18.3%、18.3%和17.8%，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增长速度均超过了东部地区，这是前所未有的。反映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消费市场呈现良好的上升趋势和巨大潜力。
从进出口贸易增长来看，中部地区进出口增长迅速，东部地区在对外贸易中仍占主体地位。2007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分别增长了22.4%、37.7%、36.3%和25.9%，中西部地区增长迅速。
2007年东部地区消费、投资、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7.1%、19.7%和24.7%，与2005年相比，消费增幅提高2.7个百分点，投资、出口增幅分别下降2.7和4.6个百分点，三大需求对经济的拉动趋向协调，反映出东部地区发展方式发生积极变化；中部地区消费和出口增长均居四大区域第一，投资增长速度仅比东北地区低0.05个百分点，反映出中部地区正在进入经济要素集聚的高增长阶段；西部地区三大需求增长速度均高于东部地区，反映出西部大开发保持着积极发展的态势，各项举措持续发挥作用。东北地区城镇投资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9个百分点，资本投入已经进入一个高峰期，反映出东北老工业基地初步摆脱了发展的历史包袱，正在恢复发展的活力。
（二）地区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不断调整，各地区发展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发挥
2007年，各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继续推进，区域产业布局总体趋向优化，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正在得到初步发挥。
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推进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取得新成效。东部10省市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由2005年的57.2%提高到2006年的57.9%和2007年的58.2%。上海市2007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2%，创10年来新高，增速自2001年以来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其中金融业增加值增长33.4%，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增加值增长18.1%。北京市实施了5项国家“十一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全市软件产业收入突破千亿元，连续7年位居全国首位；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同比增长41.4%。东部地区外贸出口结构的变化也反映了产业升级的加快，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明显提高，如山东省2007年机电产品出口比重同比提高了5.3个百分点，浙江省电子信息产业出口规模首次超过纺织业。
中部地区工业经济增长明显加速，综合比较优势开始显现。中部地区“三个基地、一个枢纽”建设进程明显加快，自身发展活力明显增强，承接产业转移明显加快，中部地区在区位交通、自然资源、产业基础和科教文化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呈现出加快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的良好态势，实施促进中部崛起战略实现良好开局。中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粮食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如河南省2007年粮食产量已连续8年居全国首位。2007年中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7%，高于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安徽、河南、山西、湖北、湖南、江西6省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增幅。能源原材料产业加快发展，山西、河南、安徽等省大型煤炭基地建设积极推进。中部各省在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领域的科技优势正加快转化为产业优势。如湖北省加大信息产业和生物产业发展力度，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明显提高，12英寸90纳米芯片项目、南玻多晶硅等一批高新技术项目陆续开工建设。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建设加快推进，一批高速公路、客运专线、机场扩建、港口建设等重大工程进展顺利。外向型经济发展加快，中部6省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7.7%，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2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发展，优势资源开发得到加强。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进展顺利的同时，西部地区能源、化工、矿业、农牧产品加工、旅游等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形成了一批特色优势产业开发基地。成渝和关中地区信息、生物、航空航天等高技术产业不断壮大，内蒙古、新疆、陕西、宁夏等省区煤电一体化和煤化工产业基地进展顺利，新疆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天然气输出地和重要的石化基地。玉龙铜矿一期工程、贵州遵义氧化铝项目、广西钦州千万吨级炼油项目等重大优势资源开发项目获得核准。随着资源价格改革的深入，西部地区的资源富集区和输出地区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和体制保证，优势资源开发明显加速，相关产业实现持续快速发展。
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和现代农业快速发展，老工业基地重新焕发青春。在国家振兴东北战略的持续推动下，东北三省国有企业改革进展顺利，工业投资快速增长，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以沈阳机床、北方重工、沈鼓为代表的一批装备制造企业发展势头强劲，数控机床、大型发电设备、重型机械等研发制造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进一步提升，其中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成为全省第一大支柱产业。粮食生产保持稳定，商品粮基地建设继续得到加强，2007年东北三省粮食总产量比2002年增长24.7%，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阜新、大庆、伊春、辽源、白山、盘锦等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顺利进行并取得了重要经验，棚户区改造继续取得显著进展。东北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20.7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2.7%。东北地区通过体制转换和扩大开放，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活力明显增强。
（三）重点地区开发开放加快推进，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中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正在形成
2007年，重点地区开发开放步伐明显加快，在促进区域发展中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体现。
核心发展区域加快发展和提升。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的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深圳等经济特区继续推进体制创新，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强力推进高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发展，在转变发展模式、推进自主创新和循环经济发展方面迈出新的步伐；上海浦东新区行政管理、金融等领域的改革加快推进，功能区建设持续推进，创新能力建设明显加强，2007年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4%；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一年多来取得重要进展，综合配套改革方案已获国务院批准，深水航道、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和保税港区等产业功能区开发全面加快，一批重大工业项目开工建设。国家积极组织编制长三角地区、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加大对重点区域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推动力度。2007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引进外资均有较大增长。三大都市圈继续发挥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引擎作用。
条件较好地区规划建设步伐加快。国务院批复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北部湾开发开放起步推进，2007年北部湾经济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7.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0.9%。国家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批准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设立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目前，有关政策制定工作正在积极推进。这四个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使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格局进一步趋向协调。
城市群、经济圈、经济带建设积极推进。各地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积极优化区域布局，制定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增强区域综合承载能力，加快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和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经济带。山东半岛城市群、辽宁沿海五点一线经济带、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皖江经济带、成渝经济带、关中经济带等一批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加快形成，对区域发展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四）部分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经济快速增长，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
2007年，国家进一步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支持力度，落实支持、新疆发展的政策措施。部分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依托自身的独特优势，挖掘发展潜力，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新亮点。
部分民族地区加速发展。内蒙古、、广西等民族地区依托资源、区位等优势，全面加快发展速度。内蒙古自治区积极开发优势资源，乳品、能源、化工、钢铁等产业继续高位增长，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9%，增速保持全国首位，同时，工业增加值能耗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明显下降。自治区在青藏铁路开通运营的带动下，旅游业和消费强劲增长，全区入境旅游人次同比增长136%，生产总值增长14%，创下10年来的新高。广西自治区通过推进北部湾开发开放，经济增长全面提速，全区生产总值增长14.9%。
边疆地区边贸交流不断扩大。新疆、云南、黑龙江、广西、吉林等边疆省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往来继续扩大。
欠发达地区发展条件得到改善。国家不断加大对特殊贫困地区的支持，坚持开发式扶贫，推进整村连片开发，持续加大投入，对生态环境恶劣地区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对地方病严重地区实施专项治理。随着扶贫开发的推进，老、少、边、穷等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等基础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
（五）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持续拓展，区域产业转移明显加快
2007年，我国区域合作和产业转移步伐进一步加快，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极其重要和日益活跃的力量。
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深化拓展。2007年，我国区域合作组织不断壮大，初步统计，全国目前已建立了上百个不同层次、不同覆盖范围的合作组织，其中泛珠三角合作区、长三角合作区、环渤海经济圈合作区、黄河经济协作区、淮海经济合作区、武汉经济合作区等，已成为相对紧密、活跃的组织。在区域合作框架下，政府、企业、民间的合作日益加深，合作领域由传统的物资串换拓展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贸易政策统一安排、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等诸多方面，合作的方式和机制也不断创新，合作成效不断显现。
区域投资和产业转移不断加快。东南沿海地区受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紧缺、企业成本快速上升的影响，显著加快了产业转移步伐。
二、2008年地区经济发展形势展望与政策建议
2008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环境总体较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动力不断增强，但也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障碍。要加快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实施，推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2008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形势预测
全国地区经济发展可能呈现出如下几个趋势：
一是区域间经济发展增速差距有望继续缩小。各地区经济增长总体上继续保持较快速度，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发展速度有望进一步提高，东部地区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区域间发展速度差距有望进一步缩小。
二是区域经济结构继续调整优化。东部地区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圈为龙头，产业优化升级持续推进，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工业经济和投资增长仍将保持较快增长，西部地区优势资源开发和特色产业将保持较快发展。
三是区域经济集聚化布局的态势进一步显现。重点地区开发开放将进一步加快，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广西北部湾地区、成渝地区、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仍将保持快速发展态势，辐射带动能力进一步提高。
四是区域合作和产业转移将进一步加速。东部地区土地、劳动力资源供需矛盾和环境容量压力加大，传统制造业成本抬升，而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不断优化，产业转移规模和层次有望继续提高，区域合作进一步深化。
2008年地区经济发展中有以下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局部地区投资冲动依然较强，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结构不优的问题可能凸显。
二是部分地区“两高”产业发展有可能抬头，区域环境恶化问题仍然突出。
三是随着产业转移的加快，要严防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高污染、高能耗、低水平项目。
四是部分老、少、边、穷地区发展仍然缺乏活力，需要加大扶持力度。
五是区域合作的层次还较低，政府的引导作用和企业的主体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发挥。
（二）2008年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1、围绕以“双防”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的实施，进一步强化区域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我国区域之间发展基础差别大，比较优势各不相同，宏观调控政策对各区域的区别对待、差异化实施具有重大意义。
从区域政策的着力点来看，东部地区应通过更为严格的土地政策和产业政策，引导东部地区率先采用更高的产业准入门槛和更低的淘汰“门槛”，对环境保护采用更高的限制和治理标准，形成产业结构升级的“倒逼”机制，促进东部地区特别三大都市圈率先全面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同时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尽快提高国际竞争能力；中部地区应通过落实好“两个比照”政策，制定规范和引导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以及制定促进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增强产业和人口承载能力的政策，加快形成政策体系，推动中部地区在新一轮发展中提高起点，避免走传统工业化和传统城市化的老路，依托“三个基地、一个枢纽”建设，加快优势产业发展；西部地区应通过制定保障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长效投入的法规政策，支持成渝、关中―天水、北部湾等重点地区优先开发，促进自我发展能力持续增强；东北地区应完善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加强区域创新能力建设的政策，支持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加快资源型枯竭型地区经济转型，为东北振兴不断注入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活力。
2、增强区域规划、区域政策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健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要加快研究制定我国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的框架体系，为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奠定坚实基础。
在区域规划方面，在实施好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东北地区振兴规划和编制实施好中部地区崛起规划的基础上，要结合国土开发的战略研究和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编制，进一步统筹考虑我国的空间开发、产业布局、人口集聚和区域合作等问题，调整完善城市规划、土地规划等，使之相互衔接、相互支撑，建立国家空间规划体系。认真做好长三角地区、京津冀都市圈、北部湾经济区规划组织实施准备工作，加快推动成渝经济区、淮海经济区等全国重点地区的区域规划工作，有关省市要编制实施好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等重点区域规划，并通过规划控制开发的重点、规模、节奏和程度，防止重点开发开放地区（包括经济带、产业带、城市群、城市带）在缺乏统筹安排和科学论证的情况下一哄而上。制定出台区域规划编制条例，把区域规划编制工作和重点地区开发的引导控制纳入法制化轨道。
在区域政策方面，在现行东部、中部、东北、东部四大板块相关区域政策和支持新疆、等老少边穷地区发展政策的基础上，要进一步统筹全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区域政策框架，加快形成重点经济圈、经济带的政策体系，以及扶持特殊类型地区的政策，增强各类区域政策的协调性和关联性，增强区域政策对行业政策的指导、参照和统筹作用，充分发挥区域政策对各地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激励约束作用。要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的区域政策方向，抓紧制定实施适应主体功能区要求的公共财政政策、按领域安排与按主体功能区安排相结合的投资政策、按主体功能区定位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并定居的政策、按不同主体功能区完善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和用地指标分配办法、适应主体功能区定位和环境容量的分类管理的环境政策、有利于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绩效评价和考核办法。
3、加大投资规模过大、“两高”和产能过剩行业发展过快地区的监控力度，及时采取针对性强的措施
从当前各地区投资规模、增速和结构来看，投资增长的合理性具有很大的区域差异。因此，在按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意图推动各地区加大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投资的基础上，要对投资增长过快的地区加强监测，开展深入的综合判断和甄别分析，及时进行预测预警，对于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盲目发展的地区，要综合运用投资监管、项目审核、土地管理等手段，协调支持环保、国土部门实行环保和土地“区域限批”，同时，建议考虑试行重大项目区域限批、缓批以及区域产业化政策制度。同时，要研究制定引导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合理转移的政策意见，密切关注并采取有力措施遏制“两高”企业的转移。
4、加大局部地区污染防治力度，着力提高区域环境的保障能力
区域产业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适应，是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要加快研究制定重点流域及重点区域的环境综合治理的政策意见，建立健全流域、区域管理协调机制，一方面要积极推动“三河三湖”、三峡库区、松花江等流域水环境治理规划的全面实施，搞好相关重点项目建设，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力争完成节能减排的约束性指标。积极推进实施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规划，加快出台配套政策措施，加强对重点水源地的严密监测，对于水环境恶化得不到遏制、水污染治理迟迟得不到落实的地方，要探索实施“流域限批”等政策措施。
5、进一步加大扶贫开发力度，重点解决特殊类型、特别贫困地区的突出问题
当前区域之间的差距，特别是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更集中地表现在发达地区、一般地区与特殊贫困地区、生态环境特别恶劣地区之间的鲜明反差。因此，要按照“提高扶贫开发水平”的总体要求，研究探索扶贫开发新思路新途径。要进一步加大对发展缓慢的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提高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继续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当前还应集中力量解决好特殊类型贫困地区面临的突出问题。对革命老区、三江源等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地方病严重地区，要进一步加大资金、政策的扶持力度，结合生态移民等易地扶贫工程的实施，使这些地区的突出问题尽快得到缓解和解决。
经济分析与政策篇4
一、发展循环经济具有客观必然性
追根溯源，人类是在自然界存在适合于其生存的环境条件下才产生和发展的。人类生产活动的本质是人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循环交流。其目的是使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下去。
在远古时期，面临着原始的艰苦生存条件，由于生理和肌体自然能力有限，人类承受着巨大的情感压力，我们的祖先不断总结自然规律，创造新的生产手段，以改变生存条件，使自己生活得更幸福。幸好我们的祖先是智慧的，他们学会了制造和利用工具，提高了生产率；学会了建筑房屋以避风雨寒暑，学会了驯化动植物以获取更多的食物。我们的祖先是值得骄傲的。他们不断战胜大自然的挑战，取得了辉煌的业绩。
但是，作为后继者，近代的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祖先的生存方式，欲望不断膨胀。为了满足自己作为具有高级思维能力的高等动物的无限欲望，使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人类不断发明创造具有强大生产能力的技术体系，从自然界索取越来越多的原始资源，然后按照我们的需要进行加工改造，成为我们的消费品，来满足我们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并且在使用过后把它们再抛回自然界。
人类发展经济的本来目的是使自己生活得更好，更幸福。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农业经济社会，幸福的生产标准是温饱。落后的生产技术决定了增加产量必须不断开垦荒地，把一片片绿洲变为农田，必须不断“生产”自己，以增加劳动力。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容易开垦的土地资源不断减少，土地变成了相对稀缺的资源，人类为了争夺利用土地的权利而产生了利益矛盾和冲突，于是，开始争夺土地所有权，并不断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人类为了减少对稀缺的土地资源的依赖，不断发明新的生产技术手段，以求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幸好人类是富有聪明才智的。到了18世纪中叶，人类发明了机器，开始用自然力代替人类的肌肉动力，在更高效率地利用土地获取食物的同时，从自然界更大规模地、更高效率地索取物质资源并对它们进行加工和制造，生产更多的工业消费品。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拥有充足的食品，“现代化”成为追求的时尚。人们的幸福观已经从温饱转向占有更多的人造物质产品。商品经济的充分发达使得占有财富的多寡成为人的社会经济地位高低和幸福与否的象征。于是，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大工业诞生了，生产力急速发展，人类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把用更少的消耗从自然界取得更多的物质资源，制造更多的物质产品称为“效率”。显然，进入工业化以后这种效率使得经济规模越来越大。正像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资本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物质财富像被魔鬼呼唤一样从地下涌出。但不幸的是，作为资本主义繁荣支柱的私人资本只追求自己的无限增值和利润，而对于被资本奴役的广大民众的福利提高没有兴趣，特别是对于人类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被破坏和环境被污染毫不关心。在资本特征的驱使下，一切可以私有化的东西都具有了明确的产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裸的交换关系，唯有生态环境由于其自然属性的特点使得它难以私有化，作为人类的共同财富，每个人都可以共同享受而不用付费。显然，早期的资本主义大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对自然环境的自由免费利用基础上的。私人资本的获利与社会付出的生态环境成本是不对称的。正是在这种不对称的经济制度下，人类经济活动一直沿袭资源开采、加工制造、废弃物排放、产品流通消费、废旧产品抛弃的线性过程。资本主义私人资本在满足社会消费需求创造利润而实现自身不断增值的同时，也使其对资源的无序开发和抛回自然界的废弃物按指数形式上升。其直接后果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
到了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在全世界仅有不到五分之一人口进入现代化社会的情况下，资源的短缺和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经济继续增长的重大约束。从1930年到1960年代末，世界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污染事件，其中多数发生在1950—1960年。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污染开始成为发达国家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1970年4月22日美国举行了“地球日”大游行，标志着人类开始高度关注环境污染问题。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其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这份报告首次正式向世界发出了警告：“如果让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的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这份报告被认为是第一次系统地考察了经济增长的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科学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从此生态环境作为制约经济增长的要素而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到了20世纪70年代，生态环境事实上已经从单纯自然意义上的人类生存要素转变为社会意义上的经济要素。这里有两个层次的含义。第一，符合人类生活需要的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短缺，拥有这样的环境已经成为人类追求幸福的目标之一。第二，从迄今为止人类生产活动的技术特性和生态环境本身的承载能力来说，天然的生态环境对生产排放废弃物的吸纳能力已经饱和，甚至超载，要继续利用它进行生产必须再生产出新的环境容量，需要人类投入资源进行“制造（生态恢复和污染治理）”。即，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人类的劳动“产品”。这表明，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具有明显的二重性特征。即从生活的角度看它是目标，从生产的角度看，它已经变成生产要素和条件。
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十分短缺的生活要素和生产要素。我国环境污染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2000年全国十大地表水系的CoD年排放量达1445万吨，比Ⅲ类水质要求的800万吨容量高出80.6％；2001年七大水系断面检测，达到Ⅲ类水质的仅占29.5％，而劣Ⅴ类水质却高达44％；全国城市有66.7％缺水；大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达1995万吨，比国家二级标准要求的1200万吨容量高66.3％；农田化肥农药污染，重金属污染，土地荒漠化，各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等现象也日益严重。从生活的生态环境质量来看，这种发展趋势与我们追求的经济增长目标是相悖的。据世界银行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每年仅空气和水污染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就达8％以上。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生态环境成本为代价的。当天然的生态环境资本用尽以后，继续按照原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经济，将会牺牲人类的健康，使我们的经济增长与我们的生活目标相背离。
国内外的实践已经表明，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阶段时，对生态环境的免费使用必然达到极限。这是自然循环过程极限和作为自然组成部分的人类生理极限所决定的。人类要继续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用新的模式发展经济；要求我们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并对被过度使用的生态环境进行补偿。循环经济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
二、循环经济是可持续的新经济发展模式
很多人认为环境问题是经济发展在低级阶段的产物，经济发达以后环境问题就会自然消失了。更多的人把治理污染和修复生态寄望于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必须看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正是传统工业化过程中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和GDp导向的经济增长导致的技术滥用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在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和物质消费繁荣的同时，人类生存质量和环境被忽视了。从这一角度来看，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既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产生环境问题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推动的新经济在发达国家兴起，并向全世界扩散，经济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美国经济在新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撑下，从1991年开始到2000年持续了10年高速增长，打破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纪录。于是，在那些乐观的“增长主义”者眼中，似乎经济增长不再依赖于资源，不再受生态环境限制，科技具有万能的魔力，经济周期消失了，经济增长的障碍消失了，经济可以永恒地增长了。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新经济在逐渐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并没有减少人们对传统产品和资源的需求。恰恰相反，它是建立在发达的工业基础设施和强大的能源供给规模基础上的。虽然传统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例在下降，但人类对其需求的绝对量不仅没有降低，而且依然在增长。
信息化和其他技术进步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生产率，降低了单位产出的物质消耗和污染排放强度，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闲暇时间增加了、工作场所扩大了、生活设施和居住条件扩张了、人口因各种原因在加大流动的频率。自古以来我们就追求安居乐业。最基本的安居要求是每个人要有一张床。随着技术和经济发展，我们的生活需求以床为基础所配套的居住空间和物质消费品不断增加，不断的出行使得家中之床空闲率在日益上升。每到一地我们还需要一张床，还需要与床相配套的一应物品。这导致人均占有物质资源随着空床率的上升而持续增加，而与床配套及其他所有耐用消费品的利用率却在不断下降。因此，传统的工业化及其所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绝不是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我们需要推进可持续的循环经济新发展模式。
在技术层次上，循环经济是与传统经济活动的“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开放（或称为单程）型物质流动模式相对应的“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再生化。其核心是提高生态环境的利用效率。表面上看，循环经济只不过是强调“三废”回收利用，但这是一种误解。从科学范式的角度看，循环经济实际上是基于技术范式革命基础上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按照著名经济学家乔瓦尼·多西的定义，所谓技术范式可定义为解决所选择的技术经济问题的一种“模式”。这是基于微观技术的定义。在宏观上，技术范式可定义为社会生产主导技术体系的基本特征和程序模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形态对应不同的技术范式。
农业经济社会的技术范式核心是劳动力与土地简单结合的以采集、种植和养殖为主，以手工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小规模生产。其生产过程基本不产生“三废”，产品直接来源于自然。
工业经济社会的技术范式复杂得多。其技术主体由劳动力与机器设备相结合的大工业体系替代了劳动力与土地的简单结合。生产过程的基本特征是以化石能源消耗为基础，从自然界开采资源和对资源进行多次加工形成各种各样的复杂产品。
工业经济社会中，工业技术和产品大规模渗入到农业领域，使农业的技术范式也发生了相应变革。生产过程中加入了化肥、农药、机械设备等工业品。于是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效率都大大提高了，但同时也给土地和水资源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污染。伴随人口增长和农业机械的使用，人类开垦荒地的能力提高了，但自然生态却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
在工业生产领域，动力主要由化石能源燃烧来提供。这种以耗散方式消耗、在短期内不可能循环的能源消费，向大气和环境中排放出各种废气；各种物理和化学的生产过程都要用清洁的水作为冷却剂或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载体，使得清洁的水资源日益减少；大量矿山的开采使得植被锐减；人口的膨胀使得城市云集，工厂和住宅不断侵吞有限的可耕地。
循环经济的技术主体要求在传统工业经济的线性技术范式基础上，增加反馈机制。在微观层次上，要求企业纵向延长生产链条，从生产产品延伸到废旧产品回收处理和再生；横向技术体系拓宽，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和无害处理。在宏观层次上，要求整个社会技术体系实现网络化，使资源实现跨产业循环利用，综合对废弃物进行产业化无害处理。循环经济的技术体系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基础，以资源的再生、循环利用和无害处理为手段，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高技术发展既关注经济增长和国防目标，也将环境保护和资源再生利用作为重点领域。这实质上是在技术范式革命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三、循环经济的前景是通过制度创新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事实上，即使是在传统的工业化阶段，人们也并非对环境污染毫不关心。传统的工业化大生产也有一定的污染防治机制。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人们的幸福观是建立在拜物基础之上的，追求经济增长成为首要目标；二是社会制度存在缺陷，生态环境被置于社会管理的主要对象之外。
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私人资本免费利用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的人类公共环境和公共资源，并不断把它转换成更多的资本。相比之下，利用劳动力——人力资源则很“昂贵”。于是，源自于自然资源与人结合而产生出来的机械设备，作为资本的物质形态不断把人从生产过程中替代出来。表面上资本替代人是为了提高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实际上是资本把劳动力所有者——人（主要是没有资本的人）排除在了利益分配之外，生态环境的免费使用换取的物质利益主要被资本所有者占有。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那些被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的劳动力失去了参与利益分配的依据，不但较少享受工业化大生产的利益，而且不得不承受由于工业化而变得更糟糕的生活。因此，技术范式是一种技术制度，也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基础。
当生态环境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时，人们才看到了“增长的极限”。于是，恢复生态环境、减少污染排放、保护公共资源等就成为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协调，安定祥和的社会。这要求我们最大限度地减少因短缺资源的使用而产生的利益摩擦。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具有社会共有性质的短缺要素，利用它所创造的利益必须得到公平的分配，而且必须保证它的可持续利用。使用这些要素获得利益的人必须使其他人的利益不受伤害，或者对受到伤害的人给予补偿。受益人在使用后应尽可能将其复原，以便其他人能够继续使用。这显然需要社会做出一种制度安排。迫使生态环境的使用者改变原来的技术范式，采取新的技术体系和生产方式。
就私人资本的特性来说，如果没有外力干预，它是不会放弃或减少对利益的追求而投入成本改变技术范式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技术范式的改变是制度安排的结果。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怎样促进生态环境和公共资源的使用者改变原有的技术范式，实现已经变得稀缺的生态环境和公共资源的可持续使用和公平享用。
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对经济发展直接起作用的主要是基于政治制度的社会经济制度。它决定了人类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分配和利益分配形式。在我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不存在私人资本统治国民经济的制度基础，但我们在理论上存在着严重的认识障碍，使得生态环境也处于没有产权的随意索取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我们逐步意识到了环境问题，但迫于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巨大压力，从人民群众到很多地方政府，事实上一直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环境问题一直被置于边缘地位。企业、行政单位之间片面追求“集体”局部经济利益导致全局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结果这一点，与资本主义私人资本追求资本扩张而牺牲民众环境利益并无本质差别。虽然我们已经从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建立健全了国家环境保护机构，通过了一系列立法，为推进循环经济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总体上，循环经济机制尚未建立起来。
环境保护和循环经济发展的困难，还在于当前技术经济的成本效益比较，以大规模、高速度为特征的现代生产技术体系使得很多原材料开采、加工制造的直接经济成本日益降低。相比之下，对各种废旧产品和废弃物的处理技术发展滞后，在很多情况下，把废旧产品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变为有用资源的再生成本比购买新资源的价格相对更高，由此增加了推进循环经济的难度。这源于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的“私人”使用与社会付出成本的不对称性，使得初次资源和再生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同。前者用社会成本代替了后者的“私”人成本，在市场竞争中自然处于有利地位。这是市场对经济增长社会成本的低估。这种低估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是无法修正的。“私人资本（包括所有非社会共有资本）”总是在开采初次资源与利用再生资源之间进行成本比较，总是试图免费使用生态环境排放废弃物而节约局部成本。上述原因决定了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生态环境，必须通过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才能实现由人类生存要素向生产要素的转化，才能通过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它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上述分析表明，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是在生态环境成为经济增长制约要素、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一种公共财富阶段的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是建立在人类生存条件和福利平等基础上的以全体社会成员生活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再生化都仅仅是其技术经济范式的表征。其本质是对人类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其目标是追求可持续发展。
人类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制度框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社会生产关系进行新的制度安排。这种新的制度框架的核心是要将生态环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行新的规制管理，纳入市场运行机制之中。这必将重新构造社会价格形成机制，从而重新调整社会利益分配关系。当前的循环经济仍然只是在技术层次上的探索，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不断增长，资源制约日益增强，循环经济必将会成为未来人类社会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但这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因为它涉及国家间的价格形成机制与国际贸易，涉及不同类型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的利益问题。
四、经济全球化对发展循环经济具有重大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阻挡的大趋势。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是，跨国公司以成本最低、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从纯粹的技术和效率角度看，全球化加快了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的扩散，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效率，从而也提高了全球的经济效率，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将起到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意识很强，生态环境已经被作为有限资源严格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众的监督之下，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十分严格，这使得开采自然资源和发展污染密集型的产业成本很高，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因此，发达国家采取了向发展中国家采购资源和污染密集型产品的战略。这显然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接受发达国家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较严重的产业的转移，使得自己的经济增长状况有所改善，但其生态环境却有恶化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看，富国过多地消耗了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地球的资源，释放了过多的污染，他们对穷国的生态环境质量下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环境保护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循环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应该成为全球共同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
毫无疑问，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与贫穷是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主要根源。但依靠发展污染密集型产业和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不仅不能改善生态环境，反而加重了污染的程度。因此，当前的全球化虽然有限地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并没有把发展中国家带入可持续发展道路。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发达国家把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进口廉价但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有较强污染的产品，实现低价消费；另一方面，他们又把环保作为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谈判的砝码，逼迫发展中国家做出更大的让步。这表明，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问题。从道义上讲，发达国家在推进全球化并从中获取物质利益的同时，应该负起全球环境保护的责任。遗憾的是，尽管发达国家排放的污染占世界的绝大多数，但他们并不想放弃高能源密集和资源密集的消费模式，更没有真正负起全球环境保护的责任。在中国确立了到2020年实现GDp再翻两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后，西方国家开始出现了“中国环境崩溃论”。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注意。
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由于地理和气候的原因，我国的生态系统本身是比较脆弱的。在世界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又处于追赶发达国家的地位，总体科学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环境生产率很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变化对世界有着重大影响。生态环境不仅仅是国际关系和国家间政治斗争问题，它也是切实关系我国全体国民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发达国家制造的环境贸易壁垒也将会从反面促进我国的环境保护。我们应该借助于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环境贸易壁垒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为争取公平而与发达国家进行斗争的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加速引进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技术和管理经验，加速推进环境质量的改善，加大循环经济的发展步伐。这也是我们应该对人类发展所做的贡献。
五、循环经济——中国新型工业化的高级形式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国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事实上，循环经济模式正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最高形式。
循环经济的技术经济特征之一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生产过程的资源和能源消耗。这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基础，也是污染排放减量化的前提。
循环经济的技术经济特征之二是延长和拓宽生产技术链，将污染尽可能地在生产企业内进行处理，减少生产过程的污染排放。
循环经济的技术经济特征之三是对生产和生活用过的废旧产品进行全面回收，可以重复利用的废弃物通过技术处理进行无限次的循环利用。这将最大限度地减少初次资源的开采，最大限度地利用不可再生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造成污染的废弃物的排放。
循环经济的技术经济特征之四是对生产企业无法处理的废弃物集中回收、处理，扩大环保产业和资源再生产业的规模，扩大就业。
上述四大特征要求大力发展废旧物资的回收与处理适用技术；要求大力发展高附加价值、少污染排放的高新技术产业；要求高新技术向污染处理和资源再生产业扩散。它的最终要求是使利用废旧资源的经济效益高于利用有限的初次资源的经济效益。这对科学技术发展提出了新的方向和强大需求，必将改变科学技术发展方向，带来新的技术革命。
新型工业化要求用新的思路去调整旧的产业结构，要求用新的体制激励企业和社会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范式，一种新的生产力发展方式，为新型工业化开辟出了新的道路。按照传统的“单程式”的技术范式，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全面提高资源的技术利用效率，当然也都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内涵，但却不是新型工业化的全部。循环经济要求在这一切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进行技术范式的革命，是新型工业化的高级形式。
六、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政策思考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目标，而是一个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综合前面的分析我们认识到，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可持续发展。发展循环经济是根本出路之一。而要发展循环经济，必须从制度创新入手，实施一系列相互配套，切实有效的政策。
第一、必须彻底转变单纯追求GDp的政策目标。这要求各级政府切实转变观念，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把发展循环经济，推进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宗旨。从国家全局角度看，有必要研究制定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数，作为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业绩评价的重要参数。各省市应在普遍开展循环经济区域试点的基础上，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
第二、要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尽快进行循环经济立法，明确消费者、企业、各级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明确把生态环境作为资源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畴之内。鉴于我国居民，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环境意识比较薄弱，一些地方政府迫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压力忽视环境保护，甚至对污染企业提供保护的现状，应大力进行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的制度创新，改革环境保护行政管理体制，防范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创造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新的环境保护机制，提高管理的权威性和环境管理的效率。
第三，在政策层面上，要建立消费拉动、政府采购、政策激励的循环经济发展政策体系。一要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产品的标示制度，鼓励公众购买循环经济产品；二要在政府采购中，确定购买循环经济产品的法定比例，推动政府绿色采购；三要通过政策调整，使得循环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有利可图，使企业和个人对环境保护的外部效益内部化。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大力推进生态环境的有偿使用制度。例如，对于一些亏损或微利的废旧物品回收利用产业，对于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产业，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政策，使其能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在增加环境（污染排放）税、资源使用税的同时可以对于企业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实行税收抵扣。建议专门设立环境技术开发基金，重点支持废旧物品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促进区域环境综合治理等公用性事业方面适用技术的开发与推广应用。
经济分析与政策篇5
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迥异，宏观经济政策政策也大相径庭，对企业经营和外部融资环境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融资。
（一）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研究王风云（2005）等认为经济波动频繁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频繁调整。付一平（2005）等通过对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波动之间关系的判断，描述结构VaR模型中财政政策的作用和反馈过程，结果发现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操作过程中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相机选择性和对经济周期阶段的依赖性。而杨召举（2007）从经济周期角度考察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是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经济周期也不是货币政策变动产生的原因；但货币政策变动会对经济产生影响，剧烈的货币政策波动将使得经济也产生同向的波动。刘士宇（2007）围绕总需求角度，运用多种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研究改革以来引起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以及这些冲击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其分析结果表明：在总需求的三大构成要素中，投资波动是引起我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虽然学者的结论并非完全一致，但本文认为经济周期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对企业投融资产生了影响。
（二）经济周期与企业投融资行为的研究基于宏观经济环境，从经济周期角度解析企业投融资问题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altman（1983）发现，在经济衰退时期，公司更容易陷人困境，经济增长、股价指数和货币供给量对公司陷人困境的可能性有显著影响。Bae（2002）以亚洲金融危机为背景，证实宏观经济状况通过银企关系影响公司财务困境的可能性。myers&majluf（1984）分析了不完美资本市场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基于逆向选择提出了融资偏好理论。沿着此思路，Levy&Hennessy（2007）从管理者利益角度研究了经济周期中管理者的投融资决策。为避免冲突，管理者多数持有较多权益，但在经济收缩时期，管理者倾向于用债务代替权益来维持管理者权益，在经济扩张时期则正好相反。围绕经济周期的变化，许多学者也从实证角度验证了宏观经济政策对公司投融资行为的影响和公司价值的意义（Deangelo&masulis，1980；nejad
malayerz，2002；Korajczyk&Levy，2003；Drobetzetal，2006）。
（三）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融资行为影响的研究我国目前专门针对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对企业投融资行为影响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一些学者对宏观经济因素与企业投融资的关系进行了描述（王强，2002；原毅军、孙晓华，2006）。蔡楠、李海菠（2003）认为企业投融资行为不仅要考虑微观经济因素形成的技术约束影响，还要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形成的市场约束的影响，并验证了宏观经济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有着显著影响。Chen等（1986）认为，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即不同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对于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敏感程度不同。而Beaver（1966）认为，公司的股票收益率越高，其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就越小。鉴于我国企业的特征不同，可能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敏感程度不同，企业投融资行为也不同。王克敏、姬美光、赵沫（2006）的研究表明，宏观经济环境对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公司对于工业增加值和实际利率水平等变化越敏感，就越容易受到弱化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而陷入财务困境。应惟伟（2008）研究认为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迥异，政府实施的财政货币政策大相径庭，这些对企业的经营和外部融资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对企业投资产生显著影响。这些研究都认为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是影响企业投融资政策的重要因素，这对于理解我国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具有积极意义。
（四）企业投融资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学者围绕融资结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进行研究，如刘星、杨益民（2006）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整体样本融资结构与投资支出显著负相关，融资结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在不同成长机会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郝颖、刘星（2009）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股权融资的依赖程度越大，企业投资水平对股票市价的敏感性越高；股权融资的依赖程度小，则内部人控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倾向于大规模扩张。围绕融资结构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债务比率与企业价值负相关（李洪波、赵宇、杨秀苔，2002；皮毅，2004），股权集中度与企业价值的关系（Boyle&eckhold，1997；Frank&Goyal，2003；Hirota，1999；Booth，2001；HaroldDemsetz&BelenVilialonga，2001），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经济分析与政策篇6
关键词：中原经济区产业转移比较优势
目前人们对于中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理论研究基本上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基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认为中部地区承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是一个自然的经济过程，由于区域之间存在着经济技术梯度，则推动经济发展的创新活动主要发生在高梯度区域，然后依据产品周期循环由高梯度区域向低梯度区域推移（陈建军，2002；张可云，2003）。东中部区域差距所造成的势差成为中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力机制，从而不论是基于产业主体的利益差、区域发展阶段的成本差（邹蓝，2000），还是企业迁移的微观决策机制（魏后凯，2003），以及区域基础和发展战略（李小建，2004），最终都共同构成区域之间产业转移的基础。第二种思路则更强调中部地区自身的条件和发展要求，认为中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既要强调中部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也要强调中部地区自身的禀赋条件，并将二者进行有效的结合。如卿枫等（2009）认为，中部六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前提是建立内生的、自我发展的工业体系，而樊新生等（2004）则认为发挥比较优势是中部承接产业转移的根本方面。以上研究证明了中部承接产业转移的现实性与必要性，也提出了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方法思路，但如何针对河南省建设中原经济区建设的禀赋、结构和空间布局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仍然需要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中原经济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路径
（一）发挥比较优势，建立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一个地区的产业体系是否有竞争力，是否能够带动区域长期持续的发展，不仅要强调产业的先进性，也要强调产业是不是能够有效的利用当地资源，能够有效发挥地方比较优势。承接产业转移的目的是能够吸引国际上及东部沿海地区先进产业转移，从而提升本地产业的先进性。这与产业发展本身的规律有关，产业发展也有生命周期，具有产生、发展、成熟和衰退的过程，这一发展过程既伴随着产业竞争力的下降，也伴随着产业要素投入成本的上升，并最终导致产业向更具成本优势和市场优势的区域转移。相较而言，自主发展产业更强调对于本地资源要素禀赋的强调，利于发挥地方优势，中原经济区地处中部内陆，具有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和交通优势。将承接产业转移和自主发展产业有机结合，是建立适合当地发展的完善产业体系的重要手段。
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工业化最为成功的路径不是创造新产品，而是用新的手段生产已有的产品，从而有效的利用已有的市场来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创新能力、产业体系的完备性以及人力资本积累都不如东部发达地区，要在当前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提升地方竞争力，重视发展新产业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是重要的，但这一思路的实现需要较长时间并且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操作不当极易形成产业与地方的脱节，从而导致产业体系整体的结构出现问题。中原经济区建设过程中，如果能够在发展新产业的同时，强调运用新技术去装备已有的产业，使用新的手段去生产已有的产品，实现技术和产品的结构升级，就能够实现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从而提升地方产业结构的层次，提升产业竞争力。
（二）推进中原经济区城市群建设，发展承接产业转移的平台
依据区位机会窗口理论，影响产业最初空间分布的首要要素就是城市化经济，大部分企业会选择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作为初始投资地点。区位机会窗口模型运用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将一个产业的空间演化分为两个阶段，在初期阶段，地区差距对企业定位的影响相当有限，企业不可能获得专业化供应商和熟练劳动力市场的利益，而从第一阶段而言，城市化经济对企业选址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根据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落后地区的城市群经济地带正是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桥梁，则发达地区的产业在向落后地区转移时首先选择城市化经济区域。这一趋势与弗农关于产业生命周期的理论是一致的，即产品的生产布局由大城市地区到大城市毗连区域与中等城市再到落后地区转移，其实质是技术对区域比较优势的影响。
实际上，中原城市群中原九城市之间的联系和功能配套不尽合理，空间分布呈弱极多式，结构存在缺陷。从文献来看，更多的研究关注城市群的产业结构和城市间功能定位来讨论承接产业转移问题，城市群产业结构的状况不但直接决定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选择，而且也决定着产业转移后的结构优化与长期发展。目前测度城市群产业结构的方法有很多，主要有相似系数法、区位熵法和专业化指数法，对城市群产业结构的测度能够较好的反映城市群产业的专业化、比较优势和区域分工的程度。此外，从城市群的城市功能定位来看，城市群也应该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广阔平台，通过城市功能的极化，从而将传统产业向周边地区转移，并形成城市与周边地区的良好产业联系。由于中原城市规模相对较小，城市群的内在联系较弱，为了能够更好的承接区外产业转移，提高承接能力和自身结构的优化，更要做好城市的功能定位。
为促进中原经济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快速推进，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以促进中原城市群建设是非常重要的。这包括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基础建设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优势产业为核心延长产业链条以提高产业配套能力、建立开放有序的人才市场体系以提供承接产业转移的智力支持等。从而形成依托现有城市群吸引东部先进产业向城市群区域集聚，进一步培育依托城市群发展的产业集群，吸引外部产业链的整体迁入，在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的基础上，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建立起现代产业体系。
（三）促进产业的空间集聚，形成合理的产业空间分布格局和产业组织结构
现代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空间上形成合理的空间布局结构和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组织形式。从产业空间而言，合理的产业布局能够促进区域经济整体发展，并形成产业间合理的关联关系。这要求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对城市体系的深度关注。根据机会窗口理论，影响产业最初空间分布的首要因素是城市化经济，企业会选择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作为初始投资地点，从而形成中原经济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平台。实际上，由于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加强，区域间经济协作和竞争主要表现为地区城市间的竞争，则促进中原经济区城市群合理布局、良性发展是促进产业空间布局的关键。
促进产业集聚并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聚区是优化产业组织形式的重要方面。产业集聚是工业化时期的典型现象，它不仅强调了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扎堆，其实是一种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中间组织形式。学术界较为接受的定义是：在某一特定区域中，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集聚，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最早对产业集聚现象做出解释的是经济学家马歇尔，现在兴起的空间经济学通过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假设与区位理论中的运输成本相结合，建立“中心—”模型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过程。其实在这一概念引进来之前，我国江浙一带便有了这种产业组织形式，当时人们称之为“块状经济”。由于产业集聚专业化生产、内部知识溢出和劳动力市场共享所带来的竞争力，目前已经成为地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建设中原经济区，促进产业集聚并实现结构优化升级是重要的。实际上，河南省在2009年《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产业集聚区科学规划科学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已经做出了前瞻性的规划，制定了具体的实施细则和步骤，这必然会反映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而且会成为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主要内容。
以产业政策替代区域政策促进政策构建
促进中原经济区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思路具体而言在于：
第一，产业针对性吸引外资，并形成内外资之间的协同关系。河南省是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同时又是新兴工业大省。在制定产业针对性吸引外资政策以促进地方产业发展时，要全面考虑基于农业生产比较优势和促进现代产业发展竞争优势的双重效应。从农业生产比较优势角度理解，要积极引导外资进入农业或涉农二、三产业，推动河南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在促进新兴工业发展方面，则要着力强调对新技术的引入和使用，即吸引与河南省要素禀赋结构匹配的技术，应用适宜技术。
第二，依托外资全球价值链，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引导产业有序向中原经济区转移的目的在于形成利于地方比较优势发挥的产业体系，将外资的技术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地方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有效的结合，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积极承接适应当地条件的产业转移。
第三，培育特色产业集群，提升地方竞争力。目前河南省在促进产业集聚区建设方面已经做出了突出的成绩，特别是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的十大产业集聚区规划是非常正确的。实际上，河南省在2009年《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产业集聚区科学规划科学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已经做出了前瞻性的规划，制定了具体的实施细则和步骤。促进中原经济区产业集聚还要注意至少三方面的意见：一是产业的地方性，即培育那些具有“地方性”的产业，能够建立在地方丰富资源要素的基础上，在全球化背景下发挥比较优势。二是产业的开放性，能够有效吸引外部要素流入，并扩大对外交往，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形成合理的分工合作体系。三是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产业集聚的产生应该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推动，政府规划只能在初期起作用，政府的任务是提供有利于产业集聚的基础设施和政策环境，而不是代替市场。
第四，发挥产业集群的人才积累机制，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不论是现代产业发展还是现代化城市群建设，劳动者的职业转移和身份转换是核心问题。目前来看，河南省是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来源大省，促进农村劳动力快速、有序、永久转移是建设中原经济区现代产业的关键。目前来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推力是存在的，但由于农村劳动力知识层次低，对相关劳动技能和知识掌握不够，从而约束了其转移过程。由于产业集聚区内非正式联系非常密切，知识和技能的传播和人员的非正式交流非常频繁，劳动者也容易搜寻工作，从而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劳动技能水平，这对于发展现代产业并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高级化是非常有益的。
参考文献：
1.樊新生，李小建.中国工业产业空间转移及中部地区发展对策研究[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4(2)
2.李小建.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变化与中西部地区引资困境[J].经济地理，2004.24(3)
3.卿枫，郑力丹.中部六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问题探析[J].江淮论坛，2009(1)
4.魏后凯.中国制造业集中与市场结构分析[J].管理世界，2002(4)
5.张可云，赵秋喜，王舒勃.西部地区投资的区际比较及其软环境分析[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3(5)
6.邹蓝，王永庆.产业迁移：东西部合作方式和政策研究[J].特区理论与实践，2000(3)
经济分析与政策篇7
论文关键词：经济增长，就业弹性，协整分析
一、引言
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增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计算，1978-2009年年均GDp增长率达到9.89%，而就业的增长率只有2.16%，近几年来更是持续出现了“高增长，低就业”的局面。经济的快速增长却伴随着就业增长的瓶颈，这就引起了大家的思考，经济增长不能带动就业增长吗?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呢？
一般认为，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经济增长越快，越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1962）通过研究美国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得出奥肯定律：u=-0.5（y-2.25），当经济实际增长率高于自然增长率一个百分点时，失业率将下降0.5个百分点。这个定律经常在经济学文献中被提及或引用。williamSeyfried(2004)选取1990-2003年美国十个州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的数据，通过函数分析，得出经济增长对促进就业具有短期效应。邓志旺，蔡晓帆协整分析，郑棣华等（2002）分析了中国1985-1994年的就业弹性，认为就业弹性系数只是稍有震荡，整体上变化不大，从而认为经济增长可以拉动就业的进一步增长，所谓中国的“高经济增长，低就业增长”的矛盾并不存在。
而一些学者并不同意这个观点，程永宏（2005）梳理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并结合中国关于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经验资料，得出结论：经济增长并不必然会带来就业的增长，二者之间的一致性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经济增长伴随就业下降的现象非常普遍，在一定条件下，经济增长可能抑制就业增长。龚玉泉、袁志刚(2002)肯定了中国的就业弹性呈现下滑趋势，并认为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非一致性的关系，虽然经济高速增长，但就业增长率逐渐下降，失业和下岗人员逐步增多。刘键等（2009）计算了1978-2005年经济增长率，就业增长率及就业弹性系数，得出我国就业弹性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是弱正相关的，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不存在一致性的关系的结论。王艾青（2006）从过度劳动角度分析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不一致性的原因，他认为当前我国很多行业存在过度劳动的现象，过度劳动不会影响宏观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过度劳动却挤占了就业岗位，抑制了就业增长；资本的盈利与经济的增长所应该带来的就业增长均被过度劳动抵消，甚至在某些个别行业或领域还出现就业负增长的情况。
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本文借助1978-2009年我国GDp和就业的数据，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进行分析，并从整体和分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分析，根据分析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弹性分析
（一）总体就业弹性分析
由于经济增长与就业变动的关系在数量上会表现为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即就业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比率，可以依据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的考察来判定经济增长与就业变动的一致性问题小论文。当就业弹性为正值时，弹性越大，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就越强，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越强，反之则越弱。在就业弹性为负值时，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协整分析，经济负增长而就业增加，此时就业弹性的绝对值越小，对就业的“吸入”效应就越小；第二，经济正增长而就业减少，此时，就业弹性的绝对值越小，对就业的“挤出”效应就越小。
表1我国GDp增长率、就业增长率和就业弹性值
年份
GDp增长率
就业增长率
就业弹性
年份
GDp增长率
就业增长率
就业弹性
1978
11.7
1.97
0.17
1994
13.1
0.97
0.07
1979
7.6
2.17
0.29
1995
10.9
0.90
0.08
1980
7.8
3.26
0.42
1996
10.0
1.30
0.13
1981
5.2
3.22
0.61
1997
9.3
1.26
0.14
1982
9.1
3.59
0.40
1998
7.8
1.17
0.15
1983
10.9
2.52
0.23
1999
7.6
1.07
0.14
1984
15.2
3.79
0.25
2000
8.4
0.97
0.11
1985
13.5
3.48
0.26
2001
8.3
1.30
0.16
1986
8.8
2.83
0.32
2002
9.1
0.98
0.11
1987
11.6
2.93
0.25
2003
10.0
0.94
0.09
1988
11.3
2.94
0.26
2004
10.1
1.03
0.10
1989
4.1
1.83
0.45
2005
11.3
0.83
0.07
1990
3.8
17.03
4.43
2006
12.7
0.76
0.06
1991
9.2
1.15
0.12
2007
14.2
0.77
0.05
1992
14.2
1.01
0.07
2008
9.6
0.64
0.07
1993
14.0
0.99
0.07
2009
9.1
经济分析与政策篇8
一、主要经济体经济状况与刺激政策调整动向
各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所采取的刺激政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应急性的“治标”政策。包括高频率大幅度降低基准利率、向金融机构大规模注资、央行购买债券、大幅减免税费和发放消费券等超常规举措。一类是长期性的“治本”政策。包括加强金融监管、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科技创新等。正是前一类政策,在较快地稳定国际金融局势的同时,导致了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增加了各国政府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可以预计,随着经济的好转,这类超常规之举必然会逐步退出。但是,由于经济复苏进展差别较大,2009年下半年以来各国实施退出政策的步调并不相同。具体情况是:
(一)恢复较快的美国已开始为退出刺激政策热身
受工业生产企稳回升和私人投资增长支持,2009年四季度美国GDp环比折年率增速达5.6%,连续两个季度环比正增长。在这一背景下,今年2月美联储上调商业银行贷款贴现率25个基点至0.75%,把基础贷款最长期限从28天缩短至隔夜,把短期资金拍卖工具最低拆进利率从0.25%提高到0.5%,并从3月8日起关闭该渠道。但是,由于中小银行倒闭潮仍在持续,商业地产市场继续恶化,失业状况的改善不明显,美联储今年3月声称,仍需在较长时期内把基准利率维持在0―0.25%的低水平。同时,美国政府还公布了鼓励放贷机构减记还贷者部分或全部次级抵押贷款的新住房救援计划。
(二)复苏迟缓的欧盟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欧盟经济复苏较慢,2009年四季度GDp环比增长0.1%,逊于三季度的0.3%。去年12月以来,一些欧盟成员又遭遇了债务危机,即由于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过高,国际评级机构下调了希腊和葡萄牙的信用评级,并暗示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也存在类似问题。对此欧盟应对比较迟缓,到今年3月底才拿出初步解决方案,致使欧盟经济遭到严重冲击,欧元区失业率由1月的9.9%上升到2月的10%。在这一背景下,今年3月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均宣布维持基准利率水平不变,也未调整“量化宽松”政策的规模。但欧洲各国政府都已宣称要控制财政支出,以便削减政府债务。
(三)陷入通缩的日本实施了新刺激政策
2009年四季度,日本GDp环比增长0.9%,好于三季度却逊于二季度。推动日本经济回升的主要动力是对亚洲国家的出口增长,但日本继续面临内需低迷问题。到今年2月,日本核心Cpi已连续12个月下降,陷入通缩的迹象明显。近期丰田等日产汽车的召回事件也可能进一步影响日本经济增长。为此,日本不仅在去年底追加了2009财年预算,用于扩充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促进住房投资、就业保障与环保,今年3月还通过了数字创历史新高的2010财年预算案,大幅增加社保投入。最近,日本央行又宣布进一步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维持原利率水平0.1%不变的同时,把向金融机构提供的紧急贷款金额上调一倍至20万亿日元。
(四)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待退出问题态度迥异
受大宗商品需求反弹推动,印度和巴西等资源出口国经济快速回升,为防范通胀风险,2009年下半年起,两国货币政策均逐渐转向从紧,分别采取了加息和上调准备金率等措施,越南等国也采取了上调基准利率的措施。但由于制造业以及消费需求依然低迷,2009年俄罗斯GDp下降了7.9%,俄罗斯央行今年两次下调基准利率50个基点至历史最低的8.25%。
综合各方面情况,对于世界经济状况和各国宏观政策的下一步调整状况,可以做出四点推断:第一,在主要经济体特别是美欧经济出现持续稳定增长前,不应对世界经济的元气恢复盲目乐观。第二,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不确定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会让各国从实际出发谨慎渐进地实施政策调整,在时机和步骤上很难做到全球协同。第三,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经济体把调控重点转向超常规刺激政策的副作用,采取一定的应对措施。第四,各经济体今后会继续推进长期性经济结构调整,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力争为下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打好基础。
二、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及各国经济刺激政策调整对我国的影响
尽管今年世界经济的恢复性增长有利于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但各经济体的宏观政策调整会不可避免地增加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一)退出进程不一对我宏观调控的实施及效果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目前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势头尚待继续巩固,需要继续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如果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在刺激政策的退出问题上不能有效协同,将增大我国宏观调控的难度,影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对经济平稳运行造成冲击。
(二)各国政策调整可能会导致“热钱”流出冲击我国金融市场
2009年二季度以来我国经济率先复苏,外资看好我国发展前景的同时,境外“热钱”也在加快流入我国股市和房市。今后随着各国央行逐步收缩流动性,可能会导致热钱无序流出,引起我国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剧烈调整。
(三)刺激政策的副作用使得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强
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逐渐好转,今后全球能源资源需求会继续增加,从而推动价格上涨。国际能源署等国际组织预测,今年石油需求将增长1.7%,钢材需求将增长9.2%,铜、铝需求分别增长0.8%和12.3%。另一方面,主要资源出口国如澳大利亚、印度和巴西率先实施的紧缩政策可能促使该国货币兑美元继续升值,该国的出口商品价格也将因此难以下降。因此,预计全年大宗商品价格仍有可能高位震荡,我国今年会继续面临一定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四)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使外需的非经济因素制约强化
一些经济体特别是欧盟和日本的“无就业复苏”状态在年内难以改观,必然会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继续升温,我国也可能继续成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夹攻的对象。今年1―3月,美国、欧盟、阿根廷、墨西哥已相继对中国油井钻管、铜版纸、三聚氰胺、服装、高碳锰铁和打汁机等众多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或征收反倾销税;韩国从2月起也对中国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出口的生姜、马铃薯等各类植物实行禁运。同时,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还将继续利用人民币汇率问题、“碳关税”等各种名目向我施压。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将处于贸易摩擦的高发期。
三、应对国际经济环境新变化的政策建议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大国宏观政策的传导效应日益明显的今天,为有效应对未来各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各类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我们应继续未雨绸缪、做好预案,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一)密切跟踪形势,加强政策协调
高度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和各国宏观政策变动。敏锐捕捉主要经济体各种经济数据和政策信息的最新变化,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形势变化趋势和主要经济体政策取向,深入研究外部环境变化可能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切实做好应对预案。加强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监控。及时跟踪分析美国政策调整带来的汇率和利率变化对世界资金流向的影响,做好防范国际热钱冲击我金融稳定的调控预案,最大限度减少其他国家政策调整“溢出效应”对我的不利影响。灵活机动地搞好国际合作。大力呼吁各国在G20框架下协调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的原则和步骤,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平稳渡过后危机时期。
(二)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努力稳定和拓展外需
努力化解贸易争端。充分利用国际贸易保护规则,依法实施贸易救济,维护国内产业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继续健全贸易摩擦监测预警和应对机制,积极发挥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和驻外机构的作用,及时为企业提供信息通报、应诉指导等服务。积极拓展新兴市场。继续利用对外援助等各种有效方式,努力提升这些经济体在我对外贸易和投资中的比例,促进与之贸易与投资的良性互动。当前特别要加强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经贸人才的培养和国情社情的研究分析工作,做好与其它国家在新兴市场经济体进行长期战略竞争的准备。妥善处理好汇率相关问题,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经济分析与政策篇9
【关键词】减排政策排放权交易初始分配市场势力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粗放型增长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弊病也逐渐显露，资源、能源消费带来的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必须贯彻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原则，尤其是通过各种方式落实好节能减排问题。
本文试图解决两个针对有效性的疑问：第一个疑问实质是分析在我国施行三类不同减排政策的优缺点，比较各种方式在社会整体福利方面的差异，探讨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排放权交易是否最优。第二个疑问试图探讨由垄断带来的市场势力问题，研究市场势力会如何影响排放权交易结果，在市场形成与有效运作方面找出一些应对办法。
然而，由于排放权交易在国内处于试用和发展的早期阶段，缺乏数据基础，很难通过实证手段对有效性进行研究。而实验经济学可以通过实验模拟弥补缺乏数据支撑的短板，为政府决策排放权交易提供详实的依据，为如何实践提供启示。
二、文献综述
利用实验方法进行环境经济探讨大致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论证排放权交易这一政策制度的有效性，另一类探讨了运行机制环节的具体设计。
第一类有效性的研究也可以分成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的研究关注科斯定理在消除外部性上的有效性，比如Hoffman、Spitzer（1982）[1]；Harrison、mcKee（1985）[2]；Shogren（1998）[3]以及Rhoads、Shogren（1999）[4]的实验。第二方面的实验试图对不同减排政策的效果进行比较，最典型的是plott（1983）[5]设计和开展的一系列实验，该文也是本文实验研究的重要参考依据。
第二类研究关注机制运行层面，大致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探讨了当排放权拍卖方式改变后，交易的有效性是否会被影响。其中一些研究采用了收入中立拍卖方式，比如Franciosi等（1993）[6]以及Ledyard和Szakaly-moore（1994）[7]的研究。此外的研究关注美国环保署（epa）所采用的排放权拍卖方式，具体研究参见Cason和plott（1996）[8]。第二方面探讨了竞争市场这一重要前提不成立的情况下，排放权交易有效性会有什么程度的影响。Smith、williams（1989）[9]以及Godby（1999）[10]、muller等（2003）[11]都对存在市场势力的排污权交易市场进行了探究。
本文作为一项初期研究，只是希望在中国背景参与者的前提下，通过一系列简化的实验，研究在我国施行不同的减排政策会达到怎样的结果，为后续的实验研究提供参考基准。同时考虑到初始分配对市场势力的敏感性，尝试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政策启示，为尽快推动排放权交易体系建设提供依据。
三、经济实验说明
（一）实验参数设定
本问实验是建立在一个基于双向拍卖机制的虚拟产品市场上，在这个虚拟的产品市场上，有12个实验参与者，其中6个被随机分配为产品市场上的卖方，另外6个则被分配为产品市场上的买方。在这个市场中只有一种产品，即每个卖方生产的产品都是同质的，每个买家需求的产品也是同质的，而每个卖方成本和买方保留价格的参数设置与plott（1983）[5]的研究保持一致。
由于本实验研究的是具有负外部性的市场，所以实验中设定每个实验参与者都会从其交易的收益中扣除一部分市场损失费，这个损失费数额是市场中该轮交易数量的函数，也就是污染所造成的“外部性”，具体设置同样参考plott（1983）[5]的研究。
根据如上的参数设定，本文可以给出基于私人成本、社会成本的供给曲线以及需求曲线来分析存在外部性的市场均衡以及社会最优均衡，参见图1。
若不采取措施，理论上来说，均衡在价格为244，交易量Qp为24单位。考虑外部性的情况以后，社会最优均衡在交易量QS为13，社会最优均衡价格应为269。
（二）实验方案设计
本文实验一共分为四个具体小实验。前三个实验旨在比较三大减排政策的作用效果差别，实验1为行政标准政策的实验，交易量的最大值被限定为理论上推导出的QS水平，即13单位。一旦达到最大交易量，所有的交易即刻停止，实验结束。实验2为污染税政策的实验，实验预先设定一个税率（即理论上社会最优均衡处对应的税额），对于每一笔成功的交易，卖方均需要缴纳一笔税费。实验3为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验。在此实验中，除了之前设定的虚拟的产品交易市场以外，还存在一个双向拍卖的排放权交易市场。只有拥有排放权的卖方可以卖出商品，一个排放权对应一单位的商品。实验4旨在进一步探究存在市场势力时，排放权交易的实验结果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实验3和实验4会将13单位排放权（与社会均衡产量对应）在实验开始免费发放给实验参与者，区别在于，实验4中大部分的排放权（10单位）将会被分配给同一个参与者，及产生了一个在排放权市场拥有绝对市场势力的参与者。具体分配见表1。
为确保实验结果的可靠性，对于同一组参与者，每一个实验将会重复四轮，同时会选取四组不同的参与者进行实验以避免出现偶然结果。实验被试均选自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大二与大三的学生，共48人参与实验。每个实验每轮持续15分钟，经济实验一共耗时四小时。为避免被试实验疲劳，各组实验之间会有短暂的休息时间。
四、实验结果与分析
（一）减排政策的比较分析
1.产品市场价格的比较。图2是前三个实验的市场平均价格对比图。由图2可以看出，实验1中，产品平均价格依然趋向于市场均衡价格244，说明仅仅利用行政手段对污染进行总量控制，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市场交易的内部机制。
实验2和实验3的平均价格则均接近于社会最优均衡价格269。在此价格下，只有成本低的卖家和保留价格高的买家有能力进行交易。从实验总体来看，税收和排放权交易这两种政策优化了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交易行为，引导具有保留价格或成本优势的买卖双方进行交易。
税收政策下的价格水平要明显高于排放权交易政策，原因在于起初免费拥有排放权的卖方并未将排放权计入成本，会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出售产品，而当自身拥有的排放权用尽时，出于规避购入许可证却无法卖出产品的情况出现，卖方在排放权交易价格较高的情况下会保持高度谨慎，从而使得产品价格维持较低水平。而在污染税政策下，卖方直接将税收考虑进成本中来制定更高的价格，并不倾向于降价。
2.产品市场交易量比较。
实验1中限定最大交易量为13，根据后几轮实验数据，交易量确实会达到13。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些交易是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进行的，所以市场中还存在很多实际未达成的交易意愿。而实验3中，最初几轮实验中分配下去13单位的排放权，在实验截止时都会存在作废现象，但是到了后几轮重复试验中，这一现象发生了好转，排放权能够交易完全，反应排放权交易通过学习效应改善了运行效率。
污染税政策实验的结果则较为不同，交易量明显偏少。这是由于卖方由于承担了税收进而制定较高的价格，与此同时买方抱有观望态度，双方持续僵持，从而降低了交易量。
减排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降低排放，在本实验模型中，交易量直接对应于排放量，交易量降低意味着污染排放的减少。但值得注意的是，政策效果并不是单纯追求排放越少越好，这不符合以人文本的理念。政策的最佳效果应该是使得市场趋向于社会最优均衡，即本模型中对应的13单位，虽然本文设定的污染税水平已经是理论上的社会最优税率，仍不能较好地使得实验结果趋向均衡，这与plott（1983）[5]的结论有明显的不同，原因在于我国税收制度不如国外健全以及普遍，一方面表现为污染税在我国并没有被广泛接受，另一方面在于税收结构调整存在问题，污染税开征的同时如果不能降低其他税种，会造成赋税总水平将提高，这就引发了民众对税收政策的敏感性。
3.参与者交易收益对比。
图4是三个实验中参与者的交易收益对比图。根据给定的卖方成本与买方保留价格，可以计算出理论均衡水平下，每个参与者能获得的实验收益，趋势基本如图所示，1号、2号和3号拥有较低的成本，7号、8号和9号拥有较高的保留价格，所以这4个参与者能获得更高的交易收益。
在实验2中，参与者的之间收益明显比较接近，这是由于虽然只有卖方需要缴纳污染税，但实际上税收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分摊的，这会导致买卖双方的收益同时减少，并引起不同参与者之间的收益差距减少。若不采取任何辅助的补贴措施，容易导致市场萎缩，也会造成低成本卖方丧失自己的成本优势。
此外，对比实验1和实验3，在排放权交易政策下有优势的交易方会容易获得更大的收益，而没有优势交易方的收益被压缩，在4号、5号和6号交易者身上体现最为明显。这说明排放权交易可以引导部分没有优势的厂家退出市场，避免发生亏损现象，也是市场效率提高的来源之一。
4.产品市场效率对比。图5是三个实验的市场效率对比图。根据理论预测（图1），可以计算出社会最优均衡下，市场的理论最大总收益值，具体为261。考虑市场效率参数θ，θ具体为实验中所有参与者的实际总收益与市场理论最大总收益的商值。
根据结果来看，行政政策的市场效率最低，在50%左右浮动；排污税政策的市场效率居中，大致为80%，而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市场效率最高，达到90%以上。与plott（1983）[5]的结论对比发现，我国参与者在税收政策下的市场效率明显低于西方国家，这进一步反映了税收政策在我国实施可能遭遇到的问题。
市场效率的高低最能反应政策的有效性，这是由于市场效率越高，说明更多的交易是在拥有保留价格或成本优势的买卖方之间进行的，而不是由生产成本高的卖方和保留价格低的买方之间进行。
（二）市场势力对排放权交易的影响研究
实验4的市场平均价格与实验3差别不大，均趋向于社会最优均衡269，且交易量也为固定的13单位，但在市场效率上具有一定差异。
图6显示的是实验2、实验3和实验4的市场效率对比图。可以发现，当大部分的排放权被分配到一个卖家手中，即此卖家在市场具有垄断地位时，市场效率明显降低，甚至低于污染税政策下的市场效率。
根据理论预测，拥有10单位许可证的4号参与者应将5单位的排放权卖给成本较小的厂商，那么在理性的假定下，市场能达到社会最优均衡。然而，要求4号作出这个正确的决策是很困难的，一方面他不知道其他厂商的成本，另一方面排放权价格由于卖方数量较少，即使拥有垄断力量也无法以很高的价格出售。根据实验发现，4号参与者会选择过多的排放权出售产品，而非将其卖出。这样他就将低成本的卖家挤出了市场，直接导致市场效率的降低。
该实验说明排放权的初始分配机制对于中国碳市场非常重要，若在碳排放权市场建立初期，将大部分排放权免费分配到高排放企业，不可避免会让他们在排放权市场上形成一定势力，导致生产误配型的市场效率降低。
五、总结与政策建议
本文共进行了四组实验，结论如下：
第一，行政政策只能控制污染排放总量，无法改善市场运行状况，不能引导高效率的交易行为发生。
第二，污染税政策和排放权交易均能使市场价格达到理论预期均衡，但相对而言，污染税很可能导致市场交易量过少。考虑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我国税务体系不够健全，以及参与者对于税收的过激反应。
第三，排放权交易是一种较为理想，且市场效率最高的减排政策。
第四，排放权分配中的市场势力会显著降低效率，因为会引起生产误配。
针对前文得出的结论，本文给出了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限定总量的行政政策无法高效地解决减排问题，应该推动污染税和排放权交易制度进行减排。
第二，健全税收体系，调整税收结构，在开征污染税的同时考虑降低企业的其他赋税或者给予补贴，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第三，在排放权初始分配上应避免某些行业乃至企业市场势力过大，在实体经济层面来说就是尽可能降低行业门槛，放开垄断。
第四，建立良好的污染排放监控系统以及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监控与对于偷排的惩处，将为排放权交易正常运行提供最坚实的基础保障。
本文在减排政策抉择和运行机制设计上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后续的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比如讨论排放权交易中如何引入有偿的初始分配，以及排放权的存续期等问题。
参考文献
[1]Hoffman，e.，andm.L.Spitzer（1982），“theCoasetheorem：someexperimentaltests”，JournalofLawandeconomics25：73-98.
[2]Harrison，G.w.，andm.mcKee（1985），“experimentalevaluationoftheCoasetheorem”，JournalofLawandeconomics28（3）：653-670.
[3]Shogren，J.e（1998），“Coaseanbargainingwithsymmetricdelaycosts”，Resourceandenergyeconomics20（4）：309-325.
[4]Rhoads，t.a.，andShogren，J.F.（1999），“onCoaseanbargainingwithtransactioncosts”，appliedResearch，December.
[5]plottCharlesR.，externalitiesandCorrectivepoliciesinexperimentalmarkets，theeconomicJournal，1983，93，p106-127
[6]Franciosi，R.，R.m.isaac，D.e.pingryandS.S.Reynolds（1993），“anexperimentalinvestigationoftheHahn-nollrevenueneutralauctionforemissionslicenses”，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24（1）：1-24.
[7]Ledyard，J.o.，andK.Szakaly-moore（1994），“Designingorganizationsfortradingpollutionrights”，JournalofeconomicBehaviorandorganization25：167-196.
[8]Cason，t.n.，andC.R.plott（1996），“epa'snewemissionstradingmechanism：alaboratoryevaluation”，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30（2）：133-160.
[9]Smith，V.L.，anda.w.williams（1989），“theboundariesofcompetitivepricetheory：convergence，expectations，andtransactionscosts”，in：L.GreenandJ.Kagel，eds.，advancesinBehavioraleconomics，Vol.2（ablexpublishing，norwood，nJ）.
[10]Godby，R.w.（1999），“marketpowerinemissionspermitdoubleauctions”，in：C.a.HoltandR.m.isaac，eds.，Researchinexperimentaleconomics，Vol.7，emissionspermitexperiments（Jaipress，Greenwich，Ct）121-162.
经济分析与政策篇10
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控的过程中，货币政策无疑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准备金率的调整、利率的调整、央行票据的发行都会在一段时期引起热烈的讨论。同时，虽然财政政策一直没有停止其对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做出应有的贡献，但是受关注程度明显逊于货币政策。
对此，应该明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区别，重视并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比较
财政政策是指根据稳定经济的需要，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税收对国民收入是一种收缩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税收，可以抑制总需求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反之，则刺激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财政通过增加和改善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数量、质量与结构，通过优化政策设计与创新制度等，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化和增长质量的提高。
财政政策最初冲击的是商品市场，货币政策最初冲击的是资本市场。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还有独特的特点：
首先，货币政策更多地针对总量调控，财政政策则可以通过政策的差别设计，实现对经济结构的调控。这与货币政策针对的货币是同一的、无差异的，而税收和财政支出则可以针对不同的细分领域有所区别有关。
其次，在某些情况下，财政政策虽然作用效果比较慢，但是可以对经济实现治本的调控；而货币政策虽然作用效果比较快，但是对经济失衡的本质的作用效果有限。财政政策的引导、激励和约束带有一定的间接性，但往往更具有规范性和长效机制特征。
我国财政政策取得的成绩和仍需面对的宏观经济问题
近一个时期，中国财政大力推进各项改革，着力机制体制创新，注重综合运用税收、补贴、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不断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取得了积极成效。
但是由于经济增长观念相对落后、体制机制不完善和经济发展阶段的限制，中国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经济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失衡仍然严重，给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安全性及竞争力带来了严峻挑战。
在货币政策频繁出手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已经越来越接近极限，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应用范围和力度受到了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应该得到更大的发挥空间，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解经济发展中的失衡和矛盾方面更大程度地施展拳脚。
针对我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失衡和结构性矛盾的财政政策设计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失衡和结构性矛盾很多，以下选择其中受关注程度比较大的几个分别讨论财政政策的作用。
1、国内投资过快增长与消费相对不足的矛盾
投资过快增长与国内消费相对不足是我国经济失衡的表象之一。引起这一矛盾的原因主要有：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导致消费支出不足、地方政府的传统政绩观使地方投资冲动强烈等。对此，货币政策相对无力，这是因为，首先我国处在人口红利期，在此阶段储蓄率偏高是相对正常的；其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对消费刺激的货币政策效果难以发挥；最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受货币政策的影响微弱。
第一，利用政府采购的“特权”向供货企业施加影响。
在政府采购在进行资格审查时，可以对供应商提出有利于促进社会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倾斜的要求，如对投标企业雇用残疾人比例达标企业加分，以及对企业中标后带动就业、负责相关知识的培训、雇佣失业者的比例等内容做出规定；可以通过及时兑现采购款项等方式明确规定供应商不得拖欠劳动者工资等强制性政策条款，保障供应商和劳动者权益。
第二，增加支农工作的力度。
通过支农资金的拨放来提高农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和农村基本设施建设水平是财政支农政策应有的思路。支农资金应该更多地用于提高农业生产力方面。
第三，在税收方面增加社会保障方面的支持力度，从而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2006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关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关于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关于调整完善现行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试点工作的通知》、《关于延长生产和装配伤残人员专门用品企业免征所得税执行期限的通知》等文件的下发，是通过税收手段增强对社会保障建设支持力度的财政政策的举措。
2、贸易顺差猛增、外汇储备过多过快与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针对贸易顺差导致的外汇储备过多进而产生的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货币政策在去年和今年频繁推出，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提高利率、发行央行票据轮番上阵，但是，由于这些政策不能在根本上抑制贸易顺差的产生，往往治标不治本，在准备金率和利率屡次上调之后，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逐步缩小。
3.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过度消耗的矛盾
资源环境过度消耗，是货币政策相对无所作为的地方，只有通过财政政策，才能正确地引导和控制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过度消耗的问题。
首先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完善资源有偿取得制度；通过增加中央财政地质勘察基金，引导建立市场化为导向的地勘投入机制；通过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开采利用“废矿”、“尾矿”，挖掘资源开采潜力。
其次，促进节约资源。完善资源税制度，扩大征收范围，改进计税办法，提高稀缺性资源、高污染和高能耗矿产的资源税税额。
再次，支持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通过完善财政制度促进废物利用，支持可再生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提高财政对发展替代能源，发展生物能源、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支持力度；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支持资源综合利用率高的产业发展。
还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改革排污许可证制度，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建立矿区环境和生态恢复新机制，督促采掘企业承担资源开采的环境治理成本；财政适当增加资金投入，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真正解决“企业污染、政府埋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