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总方向篇1
关键词：高等教育；省级统筹；公共财政
高等教育省级统筹制度的建立加强了省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统筹决策与责任使命，有力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办学的积极性，迅速推动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有效地促进了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相互协调。但是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作为高等教育省级统筹重要组成部分与重要支撑的高等教育省级公共财政支撑能力面临着挑战，部分省份的省级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支撑能力的薄弱已经直接影响到了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高高等教育省级统筹的公共财政支撑能力与水平，进而提高高等教育省级统筹的能力与水平，才能真正保证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高等教育经费(本研究所用的相关数据均来自《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变化以及高等教育规模变化对高等教育省级统筹下的公共财政支撑能力进行了定量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
一、省级统筹下高等教育经费
总体增长分析
(一)高等教育经费总体增长情况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投入总量大幅上升，全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总量迅速增长。全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从1990年的110.7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3634.1亿元，增长了311.8倍；其中，省级地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从1990年的53.5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502.2亿元，增长了45.8倍。省级地方高等教育经费、中央部属高等教育经费、全国高等教育经费的增长速度均高于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增长速度，4个指标中省级地方高等教育经费增长的速度最快(如表1所示)。
分析全国31个省份高等教育规模增长率与经费增长率的对比变化情况，总体上看，省级高等教育经费增长幅度一般均低于高等教育规模增长幅度，只有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上海、浙江、福建、广东、贵州、、青海、宁夏等12
从1999年到2006年，中央部属院校数量由248所减少到111所，地方所属院校数量则由823所增加到1480所。中央部属院校教育经费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育总经费的比例由51.33％减少到34.01％，地方所属院校该比例则由48.67％增长到65.99％。但是，与院校数量的迅速增长相比，地方所属院校平均每所院校办学经费占全国总经费的比例实际上呈下降趋势，平均每所高等学校教育总经费占普通高等学校教育总经费的比例，中央所属院校由0.207％增长到0.306％，地方所属院校则由0.059％下降到0.045％。
以上分析显示，高等教育经费增长幅度普遍相对滞后于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速度，对于地方所属院校而言更是如此。这说明，省级公共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支撑力度相对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展呈下降趋势。
(二)高等教育经费构成中财政性教育经费与非财政性教育经费的贡献度
分析全国省级高等教育经费构成中财政性教育经个省份的高等教育经费增长幅度高于高等教育规模增长幅度(如图1所示)。费所占比例，总体上看，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比例普遍呈下降趋势。1998年、2007年、1998-2007年省级高等教育经费中财政性教育经费贡献度曲线对比更能说明问题。2007年贡献度曲线与1998贡献度曲线相比起伏总体上要小一些；除了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省份，其他省份1998年曲线均在2007年曲线的上方，这说明2007年与1998年相比，财政教育经费占高等教育经费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该比重的省际差异相对缩小；财政教育占高等教育经费的比重下降幅度最大的三个省份是、海南、江西。从1998-2007十年合计的高等教育经费情况上来看，青海、宁夏、等西部地区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比重位居前列，说明西部地区教育还是以政府投入为主，而江西、黑龙江、湖南等省份则靠后。总体上看，高等教育经费在空间分别的差异和贡献度差异较大，财政性教育经费贡献度高的省份，既有处于教育不发达西部地区的，如青海、宁夏等，也有处于教育发达地区的，如北京、上海等(如图2所示)。
1997-2006年，地方高校学杂费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了40.0％，同期，中央部属高校学杂费收入占其教育经费总收入的比例仅上升了7.9个百分点；地方所属院校学杂费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增长了22个百分点，比中央属高校该比例高出了14.1个百分点，这说明同中央属高校相比，地方高校的生存和发展更加依赖于学杂费的收取。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以及适龄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地方高校依赖学杂费来维持学校运转将面临着更大更多的困难。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高等教育发展对公共财政投入需求将更加强烈。
(三)省际高等教育经费差异分析
为了进一步揭示高等教育经费的省际差异，统计分析了1998-2006年地方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省际分布的集中度、静态不平衡差指数、变差系数、加权变差系数。集中度为省级地方普通高校前几位之和占全国的比重，CR4、CR8分别表示前4位和前8位；静态不平衡为省级地方属普通高校前几位与后几位之差占前几位之和的比重。变差系数是反映省际地方普通高校经费分布相对差异的指标；加权变差系数反映的是省际地区地方普通高校经费相对于人口分布的相对差异(如表2所示)。
从集中程度看，从1998—2001年CR4和CR8都有降低，说明这四年期间省际地方普通高校的经费差距在缩小，趋向于平衡，而从2002-2006年CR4和CR8又开始上升，说明这五年期间省际地方普通高校经费差距逐步扩大。从考察期静态不平衡差指数看，省际地方属普通高校教育经费同集中度指数一样，也是经历了一个由大到小再到大的变化过程，这些都说明省际地方普通高校的经费差距这几年逐步扩大，呈越来越不均衡的发展态势。
从均衡程度看，省际地方属普通高校教育经费的变差系数也是以2001年为分界线，1998-2001年变差系数有下降趋势，说明省际地方属普通高校的教育经费由非均衡分布向均衡分布发展；2002-2006年变差系数又开始逐步扩大，这反映了地方属普通高校的教育经费省际呈不均衡发展，而加权变差系数则从0.042上升到0.096，进一步说明地方属普通高校教育经费呈现出明显的省际不均衡发展。显然，部分省份面临着巨大的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投入压力。
二、省际高等教育经费公共财政支撑
能力差异分析
(一)省级预算内高等教育事业性经费与财政收入增长比例分析
高等教育省级公共财政支撑能力，直接取决于省级财政收入绝对值及其增长比例。将普通高校预算内高等教育事业性经费增长比例与财政收入增长比例进行对比可以发现：
第一，2003年是高等教育事业性经费增长比例与财政收入增长比例相对变化的分界线。2002年“预算内高等教育事业性经费增长一财政收入增长比例”之差(简称为De)为正值的省份有27个，2003年De值为正值的省份只有14个，超过54.84％的省份De值为负值。这说明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各个省份都明显加大了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力度，但随着预算内高等教育事业费总量的扩大，其增长速度开始减缓，而财政收入却始终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增长幅度，从而导致两个序列增长比例的差距。
第二，1999-2002年期间De值为正值的省份有山西、内蒙古、吉林、福建、湖北、湖南、广西、海南、贵州、云南和宁夏等11个省份，这说明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启动，这11个省份预算内高等教育事业性经费相对于财政收入而言有了快速的增长，省级政府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但这11个省进入2003年以后其变动趋势出现了分化。2003-2006年，山西、内蒙古、吉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和云南8个省份4年中有3年De值为负值，这说明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这些省份的预算内高等教育事业性经费经过四年的快速增长后，其增长比例相对于财政收入增长比例明显减缓。
第三，2003-2006年期间De值均为负值的省份有天津、山西、上海、江苏、江西、山东、湖北、重庆和陕西等9个省份，这9个省份在1999-2006年省级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排在前10位的有山西、江苏、重庆、上海、天津、陕西和山东7个省份，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增长比例之差为负值可能是由于其财政收入增长比例更大造成的，而且天津、山西两个省份在这期间预算内高等教育事业性经费增长比例排在全国前10位。
第四，1999-2006年期间，省级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教育事业性经费增长比例与省级财政收入增长比例的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的相关系数为0.446，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省级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教育事业性经费增长比例与省级财政收入增长比例总体上呈现相同的发展趋势。
随着高等教育省级统筹政策的实施，各省都加大了对省属地方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1999-2006年期间省属地方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事业性经费增长比例排在前10位的是浙江、重庆、北京、四川、天津、青海、广东、江苏、陕西和新疆。为了进一步说明省级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支撑能力，排除各个省份非省属地方普通高等学校的数据，对31个省份省属地方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高等教育事业性经费增长比例与财政收入增长比例也进行了统计分析，其结果呈现与上述相同的变化规律。2003年是两个增长比例相对变化的分界线，2002年地方高校De值为正值的有28个省，而2003年De值为正值的只有15个省，超过51.63％的省份De值为负值。
(二)预算内高等教育事业性经费与财政收入增长比例差与全国值比较
分年度对“省级De值一全国De值”之差(简称为aDe)进行对比，可以进一步揭示各个省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支撑能力(如表3所示)。
为了更清楚揭示省级差异特征，对各个省份aDe值进行了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出可以把全国31个省分成了四类，第一类和第二类都只有一个省份，分别是重庆和四川，第三类是河北和，其余27个省份构成第四类；第三类和第四类省级aDe值相差比例都不是很大，没有超过0.5的浮动，而第一类与第二类该值的相差值都超过了1.00，接近2.00。
统计显示出，地方高校省级aDe值之差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aDe值6年为负值的有山西、山东和3个省份，aDe值5年为负值的有内蒙古、上海、江苏、海南、重庆、四川和陕西7个省，aDe值4年为负值的有河北、辽宁、吉林、江西、河南、湖南、贵州、宁夏和新疆9个省份，aDe值3年为负值的有北京、黑龙江、安徽、湖北、广东、广西、云南、甘肃和青海9个省，aDe值2年为负值的有天津、浙江和福建3个省。相关聚类分析显示出：第一类有四川，第二类有重庆，第三类有山西、海南两个省份，第四类有青海、新疆、宁夏、浙江和等5个省份，其余22个省份构成第五类。相对省级全部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而言，省属地方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aDe值聚类要多一个层次，即更加分散。
三、高等教育省级公共财政支撑
能力面临的挑战
1980年我国财政管理体制开始实施“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高等学校教育事业性经费改为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各自安排，分级负责。1994年国家开始实行分税制，巩固了原有的中央与地方的两级政府财政分担机制，各级政府在教育投资方面的责任也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与明确，省级财政成为高等教育公共财政的主体。
研究发现，1999-2007年期间中央财政收入增长比例总体是呈增长趋势，从1999年的19.57％增长到2007年的35.65％，但在2003年和2005年增长趋势有所下降，2003年增长率为14.21％，2005年增长率为14.10％。省级财政收入增长比例也呈增长趋势。从1999年的12.26％上升到21.21％，上升了8.95％。从两者增长比例差来看，在2002年与2005年形成了两大转折点。地方与中央财政收入增长比例差曲线更加直观地显示了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比例低于中央财政收入增长比例的现象，该增长比例之差只有2003年和2005年两个年份为正值，其余年份均为负值(如图3所示)。
分析1999-2007年期间高等教育总投入中中央政府拨款与省级政府拨款各自所占比例变化情况可以看出：省级政府投入所占比例始终高于中央政府投入所占比例；与此同时，在1999-2006年期间省级政府投入所占比例呈现下降趋势。结合中央财政收入与省级财政收入增长比例变化情况，进一步预示了高等教育省级公共财政支撑能力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图4所示)。
有研究预测我国2010-2020年学生规模数分别为3194万、3290万、3389万、3491万、3595万、3703万、3740万、3778万、3815万、3853万和3892万人，并假设生均高等教育经费2010年、2015年、2020年分别约为15600元、18987元、23100元，从而测算出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经费需求总和2010年约为5000亿元，2015年约为7000亿元，2020年约为9000亿元。结合省级财政的增长比例等相关数据综合分析，高等教育省级公共财政支撑能力将普遍面临着困境。
特别是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后，质量公平成为高等教育公平新的焦点，确实保证和不断提升质量将给高等教育带来持久压力，这种压力不可避免地反映乃至集中在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上。
总之，中央财政收入增长比例总体上高于省级财政收入增长比例，但是，就高等教育投入比例而言，中央财政始终低于省级财政。如果综合考虑中央财政高等教育投入主要集中在部属院校，则更显省级财政对省属院校支持能力之困境。高等教育省级公共财政投入增长速度明显减缓，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比，已经难以满足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需求，相当一部分高等学校处于负债运行的状况。当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速度随着适龄人口的减少而相对减缓后，因规模扩张而导致的对公共财政的刚性需求与强大压力相对减弱，被迫的高强度的省级公共财政支持度有可能相对减弱。实际上，与实现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相比，高等教育质量公平对高等教育投入的需求强度更大。一方面机会公平所导致的刚性需求相对减弱，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质量公平对公共财政需求的强度更大，只不过不再刚性化。公共财政支撑能力的乏力对高等教育质量公平的影响是潜在的、长远的，但又不像机会公平那样显得激烈。正因如此，就有可能导致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支持度的下降。为此，未来高等教育省级统筹公共财政投入要从过去的规模数量财政转向质量发展财政，更多地从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角度来规划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投入。
四、加强高等教育省级统筹公共财政
支撑能力的措施
(一)通过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增强省级政府高等教育公共财政能力
省级公共财政支撑能力制约着省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统筹能力与水平，要解决这一困境，一方面要改革整个高等教育的经费筹措机制，扩大财源渠道，另一方面则是增加省级高等教育公共财政。而要提高省级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支撑力度，既要靠省级公共财政能力的增强和高等教育拨款力度的加大，同时也需要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等措施，增强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更好地履行高等教育统筹职能的财政支持力度。日本和加拿大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日本公立大学经营经费的一部分作为地方交付税的纳付对象，其拨付金额占日本全国公立大学日常运作经费的1/4，并占地方公共政府高等教育财政负担额的1/3。地方财力指数低的地方政府的大学的交付税拨付程度较高，而财力指数高的地方政府的大学则较低，地方交付税制度在调整日本各地区的财力差距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加拿大联邦政府并不拥有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直接权力，但是加拿大联邦政府以高等教育是一种公共利益为基本假设，大规模资助高等教育，其资助方式由起初直接向高等学校拨款转向采用现金和税收转移支付形式将资助款项直接转移给各省政府，再由省政府根据各自特有的拨款公式将这～款项分配给高等学校，加拿大联邦转移支付款项占了各省高等教育日常经费的50％～80。可喜的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提出了改进措施：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予以扶持；设立支持地方高等教育专项资金；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
(二)基于公共治理构建统筹框架，增强省级高等教育统筹能力与效果
就高等教育机构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构成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高等学校～中央政府型、高等学校一地方政府型、高等学校～地方政府一中央政府型。我国高等教育省级统筹是高等教育分级管理的产物或者途径，但是，高等教育省级统筹不能仅仅置于分级管理的视野下，必须进一步拓展视野。既考虑政府纵向关系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也考虑高等教育省级统筹横向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以及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管理职能与管理模式的优化。省级统筹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之间既存在着一致性又存在着冲突，政府职能的转变应该放在地方治理的广阔背景下去思考；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决不仅是地方政府自身的事情，它取决于政府问的横向和纵向关系，取决于地方政府与其他横向和纵向的政府问关系，取决于地方政府与私人部门、志愿部门和市民之间的关系。高等教育省级统筹应当由分权思维模式转向公共治理模式，从公共部门转到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志愿(第三)部门共同参与；从静态的制度转向动态的过程；从“划桨”、直接提供服务转到“掌舵”和让其他部门或个人来提供服务；从等级和权威关系转向合作和伙伴关系。
(三)推进高等教育地方化，提升高等教育省级统筹的综合能力
相对于省际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均衡而言，省级区域内高等教育发展的地区不均衡更为严重[5]。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国家高等教育的整体结构布局，而且带来了高等教育功能的变革。地方高等教育已经由省域统筹功能向属地化表现功能转换，由发挥中央部委所属高等院校的补充功能向履行自身主体功能转换。中央政府应当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地方化战略，在政策法规、财政扶持、质量保障等方面为地方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向地方高等教育提供各种形式的财政补助，为地方高等教育发展开辟更广阔的财政来源。省部共建地方高校就是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合理调整和完善我国高等教育战略布局、实现优质资源合理配置和高等教育和谐发展而进行的一项主要针对中西部无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省份和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旨在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创新和实践。教育部要进一步加强省部共建地方高校工作的力度，以此促进高等教育结构布局的完善，引领区域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支持区域创新体系的建立，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新晨
(四)瞄准高等教育质量与公平，加强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调控
高等教育省级统筹调动了省级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推动了各地区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但受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省级统筹带来了高等教育省际发展不均衡的问题。高等教育省级统筹必然伴随着并允许省级统筹差异性的存在。当前这种差异性从高等教育机会不公平扩展到高等教育质量不公平和结果不公平；而且从省级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支撑能力来看，这种差异将逐步扩大，乃至于可能影响到高等教育省级统筹政策的有效执行。而这些方面通常又并非仅靠省级统筹就能有效解决的，还必须发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与省级政府统筹决策相互协调，在逐步扩大和有效行使省级政府高等教育发展统筹决策权和创设权的同时，提升中央政府的效能权威，推进高等教育机会公平、质量公平的省际均衡化，确保基本的质量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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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总方向篇2
【关键词】 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拨款模式
教育经费短缺是导致中国高等教育落后最本质的原因,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在我国,随着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而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投入却明显不足,导致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的供求矛盾日益突出,经费问题不解决,高等教育就不可能得到健康持续的发展。最近几年,我国教育经费总量虽然逐年增长,但仍无法达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4%的目标。在政府财政拨款严重短缺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发展的矛盾日益激化,许多高校不堪重负,教学仪器设备不仅数量不足,而且有许多是在超长期服役,不能得到按时更新;教师待遇差;科研经费短缺;教学用房紧张,绝大多数高等学校办学十分困难。尽管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在现实中,财政拨款总量严重欠缺,因此,在我国教育经费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国家急需改革现行的高等教育投入模式,通过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优胜劣汰,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不断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
一、改变我国高等教育投入拨款模式的必要性
(一)缓解高等教育经费总量短缺的压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实现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迈向大众化,我国高等教育实行了扩招战略,高等教育规模得到了迅速扩张。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达到44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98年的9.8%提高到19%。各类高等教育的在校生人数超过2 000万,2005年招生规模达到504万人,在校生2 300万,毛入学率21%,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标准。2003年与1998年相比,我国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生总规模增长了2.07倍,学校教育事业经费总收入增长了2.09倍,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增长59%。因此,从总量上看,普通高校事业经费保持了与规模扩张的同步增长。但普通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与生均财政拨款的增长速度却明显低于在校生规模扩张的速度。
我国高等教育在规模的迅猛增长和巨大的资金缺口压力下,在现有的政府直接财政性拨款模式下,不能区分教育资源的优劣,容易造成教育经费投资的浪费,从长期来看,改变高等教育政府投入的模式,对于缓解现接段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总量性资源短缺压力,是极其必要的。
(二)完善高等教育财政拨款制度的直接体现
高等教育财政拨款体制作为政府直接支持的模式,曾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物质保障。随着我国财力的增长和高等教育事业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财政拨款的促进作用日益显著。改革开放后,其经费来源开始发生变化,多元化的投入机制逐步形成。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拨款模式存在一定的问题,第一,对不同类型高等学校的定位模糊,导致相应的财政支持政策缺乏针对性;第二,对高校的科研投入缺乏足够的支持,制约了大学在基础研究领域发挥潜在优势;第三,拨款模式缺乏科学合理性;第四,对财务风险与风险控制之间关系界定不清,混淆了财政投入不足与高校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弱化了学校自身对财务风险的控制与管理。因此,完善高等教育财政拨款制度直接体现于改变现有的高等教育经费的拨款模式。
(三)满足高等教育效益主体多元化的要求
传统体制下,高等教育的投入和收益的分配主要依靠政府调控,高等教育的投入由国家财政投资,高等教育的收益再由国家统筹分配,国家是高等教育收益最主要的获得者和支配者。这种投入来源和收益的单一性使得利益主体相对单一,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市场化改革以来,各个利益主体的自主权和利益上的独立性大大增强,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也得到充分扩展。因此,建立合理有效的我国高等教育投入拨款模式也是适应高等教育效益主体多元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我国高等教育投入的主要来源
(一)财政拨款
依据《教育法》中有关条文: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应是国家拨款。政府投入是高校经费来源的主体。由于我国开展高等教育的历史较短,高校自身“造血”功能较差,加之由各级政府举办的高校所占比重较大,决定了国家财政拨款是高校的主要资金来源,也是最稳定的资金来源。
(二)学生收费
自从1994年实行并轨收费制起,学费收入已经成为学校收入的主要经费来源。这部分收入包括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继续教育学生的学费和住宿费。随着高校扩招和收费标准的提高,这部分资金在部分高校已占学校总收入50%以上,是高校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
(三)学校自筹
这部分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学校的产业收入、外界的捐助款、教育基金会的收入以及科研经费的收入,从我国大部分高校的情况来看,该类收入占比不高,受制约的因素较多,并不能成为高校教育事业投入稳定增长的可靠来源。
(四)贷款筹资
这部分资金来源形成高校的负债,是以高校自身的信用为担保形成的,运用的不适当,容易形成高校财务危机,也不能成为高校教育事业投入稳定增长的可靠来源。
因而,从我国高等教育的资金来源来看,在现阶段,能够支持我国高校可持续发展的资金来源,只能依赖财政拨款和学生收费,但是在现有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下,随着公办高校学费标准和招生规模的固定,以及办学成本随着经济增长的不断提高,学费收入越来越不能满足水涨船高的资金需求,财政拨款就成了我国高校,尤其是公办高校的唯一能够依靠的经费来源。
三、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性经费问题
1.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比过低
近几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保持着连续的稳定增长,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年增长率始终小于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见表1。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到2007年仍只有3.32%,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4%。目前,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4%的差额超过1 000亿元了。
2.拨款模式的演变由政府主导,缺乏市场机制
我国各种拨款模式的实质都是协商式拨款,虽然按这种机制进行拨款在操作上比较灵便,但是由于高校获得的拨款不仅仅与学校业务有关,而是更多地取决于有关人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容易出现暗箱操作和人为干扰,不利于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
3.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不足
以2007年的教育经费执行情况为例,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的增长比例最低,见表2。经费仍重点投入在九年义务教育中,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增长的不足非常明显。
(二)非财政性经费问题
1.校办产业效益低下
作为高校资金来源的辅助渠道之一,校办企业经过一段时期的红火后,正日渐衰弱。目前高校普遍存在校办企业数量众多、规模小、人力资金分散、效益低下等问题,在经济效益上不但没有给学校做出贡献,有些还拖了学校的后腿,给学校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损失,甚至出现大量违法违规问题,严重影响了高校的声誉。
2.在财政性经费比重的逐年下降过程中,事业收入比重明显提升,增加了社会负担
虽然打破了经费筹措方式的单渠道,但是事业收入比重的提高并未带动其他筹集方式比重的提升。最终演变为经费的供给主要由政府转变为家庭承担,不利于实现政府、社会、个人资源的自愿合理结合。
3.社会和个人的经费捐赠规模小
社会和个人的经费捐赠规模一直较小,占总经费的比重始终处于1%~3%之间,对于高教经费多渠道筹集贡献甚微。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充分调动社会资源的机制;高校管理层不具备市场意识和动员社会资源的筹款能力;高校管理机制和筹款体制的不完善和高校的经费筹措工作无序不规范。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投入受到以上方面的制约,高等学校自我筹集资金的能力过弱,过多地依赖于政府的拨款,改变现有财政性资金拨款模式,成为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化解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的有效手段。
四、建立高等教育投入绩效拨款模式的探讨
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高等教育经费使用的效率和责任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世界各国开始进行的财政拨款模式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把产出或绩效拨款机制引入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中。
(一)实行绩效拨款模式的国外高等教育投入模式介绍
从国际上看,近20年来,世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绩效拨款模式。绩效拨款是指根据产出指标分配资源的拨款方式。一般来说,绩效拨款要比以投入为基础的体制更有效率。例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各州政府向高校拨入的教学经费,是以学生数量为基准的。这种拨款方式既不能保证学生在获得资源上的公平,也不能促进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1978年田纳西州引入绩效拨款模式,由田纳西州高教委员会根据一些指标对高校进行绩效评估,得满分的学校可得到当年拨款总额一定比例的增加。国际上高等教育通过引入竞争性的绩效拨款模式,通过设立专项基金,以竞争方式激励大学和研究人员的积极性,以便争取更多的教育资源的分配,通过效率与效果来配置教育资源。如日本政府财政预算结构改革即遵循“减少一般性开支、加大重点投入”的方针。
(二)构建我国的高等教育投入的绩效拨款模式
1.构建“政府—中介—学校”三方协调运作机制模式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拨款机制是通过财政部向教育部(或高校主管部门)拨款,教育部(或高校主管部门)再向各个高校拨款,这种模式属于政府直接拨款的模式,而主管部门在拨款的过程中,仅依靠简单的数据指标进行拨款,并不重视高校对拨款经费使用的效率高低。在拨款时,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在运作机制上引入拨款(评估)中介机构。 由“政府—高校”单线、单向化的拨款模式转向“政府—中介—学校”三方协调运作机制模式,即在绩效拨款思想的指导下,增设专项拨款基金,设立拨款中介,经费不直接拨给学校,而由中介机构进行相对独立的运作,将评估结果与拨款挂钩。通过拨款中介的资金调节,使基金流向在相关领域质量好、潜力大、效率高的高校。
2.改革拨款方式
“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单一模式拨款方式,不能真实准确地反映高等教育成本的变化规律,也没有考虑到高校的绩效因素,很难调动高校科研和教学的积极性。因此,在拨款方法设计中,应当使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由单一方式向综合模式方向发展,适当考虑绩效因素,使政府拨款更具科学性。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高等教育经费使用的效率和责任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我国高校应该把产出或绩效拨款机制引入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中,以便激励大学提高教育质量,避免教育资源的浪费。
(三)高等教育投入绩效拨款模式的配套措施
1.加强绩效评价的制度建设
目前我国高校绩效评价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应加强高等教育投入实行绩效管理的法治化建设,在《高等教育法》、《预算法》 等法律法规中增加“高等教育投入实行绩效管理”的要求,统一制定或修订绩效评价的规章制度,明确绩效评价的工作规则、工作程序、组织方式和结果应用等,同时明确相关行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建立健全高校质量评估机制和评价指标体系,引导高校的一切办学活动,讲求投入产出效率,制定以绩效为导向的高校事业发展规划。将评估的结果与增长性拨款直接挂钩,运用绩效对高等学校的增长性拨款使用的效益、效率和质量进行衡量。而财政资源的分配应更多地考虑高等学校的产出或绩效,由绩效决定后续拨款的多少、方向、形式和方法等。
2.建立绩效评价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由于政府在投资责任上没有形成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一些高校在预算资金的安排上只是着眼于把钱花出去, 没有从源头上控制低效益的教育投入项目,成本意识不强,办学效益不高。因此,高等教育投入机制改革应当以绩效为中心,实现财政拨款与用款单位绩效考核挂钩。通过建立绩效评价制度,有效地约束高校管理者,正确引导和规范高校的办学行为,改善学校的经营管理,促使高校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将高校各方面各环节的行为取向引导到绩效上来,调动高校管理者和教职工创造良好绩效的积极性。
3.构建以绩效为导向的高校财务管理体系
我国现行高校会计系统由于实行收付实现制的核算方式,无法满足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需要。绩效评价的主要评价指标来自于会计信息,通过会计信息和评价指标间的相互关联,使评价结果能够有效反映出高校的真实绩效。因此,构建基于绩效为导向的高校财务管理体系,改革现有的高校会计核算和财务报表制度,在预算编制和执行过程中,全面引入绩效管理的理念,优化预算资金分配,并以绩效管理为目标,严格控制预算执行,增加绩效考核的内容,促进高校投入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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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总方向篇3
关键词：高等教育理念民族性
国际教育理念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环境，中国的高教改革直接受着它的影响和制约。分析这些制约因素，有利于把握中国高教改革的时代特征，并在吸取国际教育理念精华的过程中，创造出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教育模式。
一、国际教育与民族化教育
教育的形式和内容，通常受着社会各种矛盾的限制。矛盾的运动，使教育的质和量都要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国际教育理念变化，取决于下列矛盾关系：（1）现存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矛盾；（2）现存教育与科学技术发展的矛盾；（3）现存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矛盾；（4）现存教育与新文化的矛盾；（5）现存教育与人类生存环境的矛盾。这五对矛盾因素，从逻辑上看，内涵虽有重合部分，但都从代表不同角度的总体出发，制约着教育的全部内容和形式。矛盾斗争的实质是人类自我发展（即社会发展）与自我毁灭两种质的斗争。教育作为人类战胜自我和谋求有效发展新路的向导，则必须改革自身的不适应部分，抛却消极的和腐朽的观念，从而形成引导人们走向全新的科学观念。这应该是国际教育理念的主题，也应该是一切教育在改革中都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国际教育理念作为全球教育发展的理论概括，不仅集中地反映着教育与其他各方的矛盾关系和发展方向，也从大系统和子系统关系上制约着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地区教育尽管以本民族文化作为教育发展的基础，但仍然逃不掉大系统理念的制约。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分析得到印证。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超越了时空限制，而使“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观念彻底崩溃。整个教育无论国别如何强化，都会出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内容和形式。国家教育只能使民族文化在倡扬中形成自我特色。但在总体结构、方式，甚至于有些内容都将逐渐走向同一。所不同的只是同一过程长短和吸收消化外来因素量的多少的区别。各民族吸收国际教育理念的开始，是国际教育走向质的飞跃的开端。
（二）教育方面存在的各种矛盾，不是不同地域或不同文化造成的（或说不主要是）。从现象上看，是科学技术发展和教育的形式、内容、方法本身的不谐调所构成的，即教育的培养过程、方法和结果与科学发展本身的矛盾；而本质上，却是人类理想的发展目标与现状之间的矛盾。人类美好的发展前景，有文化背景，但更多地是把追求生存条件的改善作为核心目标，核心目标左右着人类的一切活动，自然包括教育在内，而教育作为一种理想实现的重要工具和手段，首当其冲地被人们重视和使用。文化背景做为追求理想目标的主观基础，它表现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它又使教育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出现不同的交叉与相融，交叉、相融过程，标明国际大教育的发展和逐渐走向成熟。无论相融还是交叉，追求的根本目标是统一的，因而，改革教育内容与形式是全球性要求和全球性的实践。矛盾的永恒性，决定了教育的不断改革。
（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努力工作，使教育的地域性局限正在缩小而使教育的总体目标逐渐放大。教科文组织用他们的努力工作，把人类的总体发展和各地区教育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引导，为全球性教育改革注入了活力，他越来越被人们看成是全球教育大系统运转的轴心。在轴心周围，各个不同地域的教育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式和所处位置，从而加速了教育的全球性发展。
（四）传统文化的世界性扬弃，为不同地域的文化发展，找到了新的契合点。文化的世界性是人类理性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理性的发展有赖于传播手段的改善和思维方式的排他性的阶段性完结。文化作为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当它独处一隅未被普遍接受时，它也只能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在第二者看来是若有若无、模糊朦胧的东西，但当第二者改变了思维方式，正式接收它的时候，它的价值才能充分显露出来。第二者往往因为接受了“显露”的光辉，思维方式才能获得改造和发展。教育从某种角度上看，它仍然是一种文化的载体，这种载体是开放式的，即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或叫可传播性）和可塑性，它规定了文化发展的多方位和多角度，也使文化不断地由量变而导致部分质变。教育改革不是取消文化的流动性和可塑性，而是按照文化流动性和可塑性规律去适应新形势要求，多方位、多角度地吸纳和发展教育思想，从而塑造教育和教育者的自我。这就是世界性文化扬弃的意义所在。世界性传统文化扬弃，使教育发展找到了新的思路，使教育现存方式、内容、手段有了新的设计。也可以说，是文化流动性和可塑性特征为教育发展创造了思维发展条件。
（五）科学技术提供了新的教育手段。科学技术和教育是两个部门。但教育又是科学技术的传播部门和开发部门，是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从教育自身来说，科学技术作为它的重要内容之一，每日每时都在不断地提醒和改造着它的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例如科学技术提供的手段，使教育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某些变异（远程教育的出现，人们越来越重视网上的教育；电视教育的出现，也突破了学校窄小的办学天地），教育的手段处在了“革命”阶段；科学技术提供的文化，又使教育自身在内容更新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上有了新的思想和举措。如果从教育本位出发，把科学技术看作是教育的一个子系统，那么，它自始至终都是最活跃的和最富挑战性的力量；它可以打碎旧教育体系，也可以重新构建新的教育内容和形式。
以上五点，是试图概括地域教育和全球教育的关系。中国作为全球教育的一个子系统，也必然接受全球教育的制约和影响。这种作用和反作用的制约，使教育改革产生了内部动力。
在一个大系统中，子系统和大系统，以及其他子系统之间都有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中国高等教育作为全球高教的子系统，其作用力分解应是：1、对全球大教育系统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大系统的限制作用和子系统（中国）的反限制作用；2、中国教育对其他教育作用的接收和反作用力。我们只分析1（2与本命题关系不大，故舍弃）。
从力学角度分析，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一对互相依存的矛盾统一体。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由这对矛盾运动开始的。它是事物内因走向量变和事物总体渐趋质变的重要条件。矛盾运动的结果，使事物内部发生某些质变，事物所处的外部条件也同样发生某些变化。我们用这个原理来分析中国高教改革的外部条件，便可以推出：中国的高教改革是国际教育（大系统）改革作用的结果，改革后的中国高教，又是未来国际高教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中国高教改革对大系统的反限制作用可以从两方面去分析：一是反限制具有的消极成份，它是对总体前进力量的一种消耗和浪费。这主要表现在对传统教育的留连，对旧有教育形式的盲目保留和习惯势力的贯性作用。由此构成对总体改革的消极应服和对自身发展的忽而盲目乐观，忽而彷徨踌躇。从教育理念上看，传统教育所代表的思想观念被肢解成碎片后，这些碎片仍然构成了某些人认识事物的武器，因而，理论上的守旧和抱残构成了奇型的思维逻辑，使人的眼界被框定在滞留的意象之中，造成了“出土文物”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差异。这种现象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重复的微观显示，它与总体前进构成对比，使“遗老”、“遗少”式的蹩脚成为时代的笑料。解决这类问题，不能光靠理论疏导，还需要强有力的政府行为去推动。
第二个反限制作用则是民族优秀文化的倡扬。改革过程同样需要通过前瞻和预测，把民族文化的优良部分揉进改革思潮之中，形成具有民族特色和世界先进水平的教改思路和教育体系。教育的民族化仍然是很重要的命题。民族化既是对全球教育的反作用力，也是推动全球教育发展的源动力。民族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的优良部分，是新的教育思想产生的母体，新教育思想作为“胚胎”是否健康，取决于文化是否精良。中国教改对大系统的反作用力应该是民族文化优良部分的发挥和发展，从而构成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教育思想和模式。那种认为教育改革要走全盘西化之路是不妥的。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之路，应该是当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原则。
民族性与国际化是辩证的。“越是民族的东西越是世界的”，因为世界的东西都是来自于各个民族；但当它形成总文化后，对民族文化（含教育内容）的发展，既有指导作用，也有束缚民族文化发挥的一面。作为民族教育，必须克服其副作用，使之形成对大系统的良性反弹。正确分析外来教育思潮、教育形式和内容，取其精华为我发展所用，这是民族教育发展的正确之路。
二、对中国高教发展的理论回顾和展望
国内教改的理论着眼点是教育的社会功能和培养功能的调适。调适的原因是社会发展的要求，调适的总力量依然是社会需求的不断扩大。社会需求的要求，直接通过政府部门实现调解，即：政府力量推动教育的直接改革。中国高教改革正是走过了这样的实践过程。当中国经济处在转型前，计划经济模式导致了高等学校多数以听命为宗旨，很少研究自己在国际教育中的位置和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管理模式的这种特殊性，表现出在总体改革中，上层积极性高，学校积极性不高，上层对教育发展看得较为准确，学校对教育发展缺乏深入研究，因而学校主动性差。但是，当经济转型到来后，人才的分配问题、学校在多个方面和多种形式的比较与竞争，开始使许多学校产生了危机感。危机感给高校带来了改革的内部动力。但由于全国教育改革理论准备的不平衡，一段时间仍限在理论精英论道，多数实际工作者旁观或消极等待上头教改决策的局面。表现在学校总体上质的方面没有改变，尚处在一种量的积累，即理论储备的渐渐增加。就全局而论，教改理论体系的逐渐形成和教改实践大幅度的自上而下的推进，学校开始有了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方面的觉醒。在教育思想大讨论中，新的办学思想开始萌发，在教材、教法和学科建设方面，都有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的认识。因而，许多学校出现了学科建设和教材、教法研究的成绩。直到《高等教育法》的制订和实施，这段改革才逐渐走进一个新的、完全依靠自我去开拓教育新天地的阶段。
这一段教改过程，集中体现在理论引导和上层领导者的决心的有机结合，也表现在自我意识在高校觉醒后，创造性发展学校的决心和行动上。
从理论储备上看，最先接触国际教育理念的是高教研究理论界的一些精英们，他们开办学会，创办刊物，组织研讨，用先进的教育思想完成了对高校广大教职工和领导者们的启蒙。同时，也使中国的教育理论、特别是高等教育理论逐渐走向成熟。高等教育学科的创立也为高等教育理论阵营和管理干部队伍营造了人才条件，从而使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了理论体系逐渐完善，教育改革跟上了世界先进行列的新局面。
从高教改革的总体力量上看，国务院和教育主管部门加大了改革的力度，提出了教改的总目标和推进了教改的速度，支持了教育理论研究和教改的探索，出台的施措得当。国家把教育看成兴国之本，为全国教育改革创造了重要的环境。
改革总趋势是好的，成绩十分显著。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矛盾的对立中获得统一的。用辩证法去推论，改革不会没有偏差，这个问题尚未引起理论界的普遍关注，这是值得重视的课题。特别是思想方法方面，坚持实事求是和辩证发展原则，防止某些方面的片面性，依然是教改中保持头脑清醒的良药。
中国教育改革走完了第一个里程，正处在改革的深入阶段和改革方向转入教育最实质内容方面，例如学科、教材、教法、学法等更深入的全面的改革等等。对各类学校培养目标的理顺和特色的培养与发挥，还有待于第二阶段的深入展开。第二阶段应以《高教法》为依据，调动学校积极性，自主适应社会需求，自己找准社会位置去谋求自我更大的发展。
在对中国未来教育的预测方面，我们归纳了以下几点：
1、总体改革目标下，各高校办学的准确定位的形成。这需要过程，需要学校认识过程和适应社会发展能力的形成过程。当前的“定位”仍嫌过早和失真。真正的定位必须在学校自主办学经历过一段时间以后，经过学校对社会预测机制的形成，那时的定位才可能是准确的和真实的。因为那时一切虚假的成份都已经在自主办学中被淘尽，开始出现“吹尽狂砂始到金”的阶段。
2、现代教育手段的展开和高校间的角逐，将给未来教育带来新的生机。这就是大教育集团的“战役布局”和中小教育团体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所形成的对峙和互相依存、互相补充格局的出现。社会需求的初步满足和对教育供给区别及来源的调整变化，也将导致新一轮教育改革的兴起。
3、高校内部自我完善机制走向完善和发展。在不断进行的改革中，高校内部充满的弹性活力必将使旧教育遗留的僵死筋腱得到新生。其表现是高校自身有能力在短时间内进行知识更新和学科结构的调整，在人才培养方式、方法等方面，也会出现新的、富于理想的变化。这些发展，主要是源于高校适应社会发展能力的形成。
4、教育集团的多种成份组合将趋向于稳定和扩大。高校内溶进企业、事业和外来经济的成份，将是未来教育发展的一种趋势。多种办学成份统一在高校内部，可能会给高校带来更多的便利条件，使人才培养和使用更接近社会需求的实际。
5、教育国际化和教育民族化的有机融合，可能带给高校一些新的思想观念。高校将成为民族新思想发源地，并且将起到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向纵深发展的发动机作用。高等学校的批判前瞻功能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发挥。
高等教育的总方向篇4
（一）教育经费虽向高等教育倾斜但数额有限
俄罗斯教育部和财政部的教育预算虽向高等教育倾斜但数额有限。转型后俄罗斯教育经费在各层次的投入是向高等教育倾斜的，而教育投入的多寡却取决于国家经济运行状况。俄罗斯的能源经济和教育的关系，可以从其教育经费来源上得到答案。俄罗斯政府的预算取决于收入。俄罗斯能源产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这也意味着能源经济发展的好坏将会影响到国家的总体收入，从而会影响到对教育的投入。近年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不断攀升，俄罗斯石油出口收入大增，不但拉动了国内经济，各领域的财政预算也节节攀升，教育也因此获益。近年俄罗斯联邦教育预算支出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百分比（%）为，1995年，教育总支出3.86%，高等教育占2.23%，1996教育总支出3.5%，高等教育占2.0%，1997年，教育总支出3.49%，高等教育占1.99%，1998年教育总支出3.44%，高等教育占2.06%，1999年教育总支出3.6%，高等教育占2.26%，2000年教育总支出3.75%，高等教育占2.28%，2001至今教育总支出均高于4%，高等教育占2.5%以上。由此可见，俄罗斯的高等教育预算和国家经济增长是成正比的，而俄罗斯国家经济的增长和能源经济的增长成正比。
近年来俄罗斯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石油出口。俄经济发展和贸易部公布的材料显示，俄罗斯整个财政预算收入的35%来自石油和天然气工业。2003年，俄石油行业收入达718亿美元，其中石油出口收入达407亿美元，石油产品出口收入达145亿美元。也就是说，俄罗斯高等教育在获得的国家财政预算中，每100美元中就有35美元是来源于石油行业。但即便如此，每年俄罗斯有150万人中学毕业，继续读大学的是少数。这点投入远远不能满足俄罗斯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俄罗斯一名技术专业的大学生的教育成本每年是2200美元，而国家只能投入500美元。
（二）俄罗斯高等教育的质量令人堪忧
不久前，俄罗斯进行了一次广泛的社会调查。调查表明，有44%的家庭愿意交费使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而俄罗斯的许多低收入家庭只能将收入的3.3－7.5%用于子女教育。美国家庭在这方面的教育支出是22%。这说明俄罗斯人对教育服务的支付能力尚且不足。和有限的支付能力相联系的还有择校的边际费用支出，一些家长为使孩子能上一所好学校还要额外支付数额不菲的“好处费”。这说明，尽管教育市场价格高，但消费者数量多，支付能力却较弱。在有偿教育条件下，俄罗斯的教育质量令人堪忧。整体来看，有偿教育的水平、技术保障、办学条件、教学内容和方法参差不齐。有的学校将教育作为追求收益的商业性活动，而不注重质量效益。但也有的学校却将教育质量视为办学的生命，将质量视为数量增加的必要前提基础。莫斯科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西里·茹可夫认为，只有在国家承担起经费的责任和义务的条件下，各学校才有可能全力以赴地提高教学质量，而不只是为了生存。[1
（三）俄罗斯高校扩招新问题
一直以来，俄罗斯的国立大学预算内计划招生名额都多于自费名额。而私立大学却存在计划招生名额和实际招生名额的反差。如，1995年全俄私立高校计划招生13.55万人，而实际招收5.24万人；1998年全俄私立高校计划招生25.07万人，而实际招生17.71万人；2000年全俄私立高校计划招生47.06万人，而实际招生35.72万人。[2因为目前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俄罗斯国立教育要比私立的商业性教育有威望得多。这种供需矛盾是无法用增加国立大学预算外招自费生名额的方法来解决的。（类似新问题在我们中国也同样存在。试想，假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扩大自费生招收比例，不但会影响到生源质量，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公平、公正新问题。这种供需矛盾的存在短期内不会得到解决。）即便俄罗斯家庭中有44%的家长肯花大钱供孩子读大学（莫斯科市占50%以上），但并非肯花钱就能进入好大学。
（四）俄罗斯高等教育市场的无证经营新问题
俄罗斯高等教育市场的无证经营新问题历来以久。不规范的教育市场主要表现为违反许可证制度及教育活动中的行贿受贿等方面。俄罗斯教育部曾在70个联邦主体中，对大约700所高校及其分校进行过检查。结果表明，有100多所高校在违反许可证制度的情况下经营。
俄罗斯教育部最初规定国立大学招收的自费生数量不得超过预算内学生名额的25%。但是，假如至上而下的限制国立高校的自费招生的规定，会抑制社会需求。私立学校因有办学的自，开设了许多管理部、法学部、会计部等。这样本应进邦大学腰包的钱流失了。为了重新向国立大学吸引资金，教育部决定取消原定25%的限额。俄罗斯高等职业教育处负责人柳鲍维·克拉夫佐娃提出，“原则上俄罗斯的高等院校可以招收70%的自费生”。[3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只能获得余下的30%预算招生的拨款。任何一位校长，尽管想赚钱，也不想铤而走险。要知道国家预算拨款对他们来说是有保障的，至于他们是否能招来足够数量的收费学生对他们来说还是未知数。这导致在高校招生过程中，行贿受贿现象的出现，主要体现在决策人决定将某人招收为公费生或自费生、录取到某学校等环节上收取贿赂。“教育寻租”之风盛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新问题。
（五）俄罗斯高等教育的“灰色”消费
上大学前要花一大笔钱。据社会问卷调查显示，约有36%的人花钱请家教，36%的人花钱参加各种补习班、备考班，32%的人为能被录取支付“人情”费。去年莫斯科市每个家庭用于考大学的平均支出是725美元，非莫斯科市的家庭是280美元。为考入首都内大学“人情”费要花2500～3000美元。根据高等教育经济支出统计的猜测，未来80%大学生的家庭花钱上大学的费用，在俄罗斯的总支出将为年均8.8亿美元。总体上用于孩子高等职业教育的费用年均50亿美元。这其中4.2亿是“灰色”消费，它们大多进了家庭教师的腰包或用于行贿。[4可见，俄罗斯教育市场化需要加强规模和规范化管理，以减少准大学生们在入学前就落入教育“灰色”消费的陷阱。二、俄罗斯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向
（一）俄罗斯政府开始加大打击力度
对于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俄罗斯早在1999年12月17日就通过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根据该法案规定，因教育服务质量破坏消费者权益的，消费者有权终止学习合同并要求校方退还全部费用。随着向市场关系的过渡及收费教育的合法化，自费学生自然逐渐成为教育服务市场的消费者,消费者有权向国家质量管理局或法院投诉。此外，“国家有偿教育服务条理法案”也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出台。为避免教育市场的种种不规范行为，国家推出了统一高考制度，2004年在莫斯科已有47000多名中学应届毕业生首次参加由国家统一命题的高考，这足以说明，俄罗斯已经开始为建立和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使教育市场化向文明迈进做好了相关的预备工作。[5
（二）俄罗斯教育市场化理念正在趋同
90年代初受到市场法则变化震荡的俄罗斯教育体系已经自然走向平衡。时间使人们熟悉到了教育市场化的代价，熟悉到了无形教育资产、教育质量及教育价格的关系。教育将成为预算的间接收入款项已被俄罗斯教育界普遍认同。教育投资在现代社会是盈利事业。美国探究者及新西伯利亚科学家的分析探究所都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工作人员的25%，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多半是由他们创造的。也就是说，他们对经济的贡献要远远高于他们在居民构成中的份额。相反，教育程度低于平均水平的人（大约占四分之一的居民）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10%。目前，教育投资是赢利事业及教育消费是可以得到回报的意识，可以说已经普遍得到俄罗斯社会的认同。俄罗斯要加入世贸组织，教育也要入世，为此教育界曾忧患重重。[6不过，随着市场观念的转变，俄罗斯教育市场化理念正在趋同。
（三）俄罗斯教育市场有步入良性竞争轨道的趋向
随着教育产业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私立教育机构已从数量的竞争转向了质量的思索。这些机构更加重视现代化技术投入、课程开发、教材建设，更多采用个性化的教学方法和管理方法，关注每个学生的发展。办学体制灵活，更适应市场需求，教师的待遇普遍提高。和此同时，国立教育机构为保持竞争地位，也在利用和开发原有资源，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完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管理机制。这说明俄罗斯教育市场正在步入良性竞争轨道。显而易见，俄罗斯的收费教育不但不会取消，相反，名望高的学校收费会更高。
（四）教育走向国际市场
在“冷战”的最初几年,美国总统的分析家在思索如何扩大美国的世界影响时，得出的结论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方法是发展外国大学生教育。因为，对外国人的教育是一笔不小的经济收益。2000—2001年在美国高校就学的外国学生为547.867万人。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学院2001年有关国际教育交流的统计资料，外国学生仅学费支出一项就为美国带来约60亿美元的经济收益，而用于学校教学的间接支出是95亿美元。美国政府对外国大学生的财政支持是45亿美元。这样，在一个学年内仅外国学生就为联邦各洲增加了近110亿美元的收入。澳大利亚作为教育水平弱于俄罗斯的国家每年在外国学生身上也能收入约20亿美元。
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成功经验极大地刺激了俄罗斯。俄罗斯还远远达不到这样的收益指数，每年大学招收的外国大学生约8万人，国家的经济收入年均只有1.5亿美元左右。为此，普京总统指出，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不能没有前景广阔的教育体系。新问题在于，学生的学习是靠国家预算，还是商业基础。他号召高校校长讨论招收外国大学生新问题，并着重强调独联体国家的大学生教育及其专家的培养新问题。首先瞄准独联体国家的教育市场被普京总统列为是绝对首要的任务。[7
俄罗斯首先加强了对独联体国家留学生教育市场的开发，确立了国际联合办学的新思路。（同样值得我们中国教育界反思的是，我国和俄罗斯有着优越的地域优势，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令俄罗斯瞩目，教育水平和质量正逐步被世界认可，俄罗斯学生在其国内学习汉语的势头看长，非凡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我国教育收费和生活消费水平远低于欧美国家，但我们却没有把吸引俄罗斯留学生的教育市场开发新问题重视起来。）
（五）加快和国际教育市场接轨的进程
俄罗斯的一些高校为了和国际教育市场接轨和普及大众化高等教育，也开始实施学分制。在国际教育实践中，学分制在美国大学广泛推开。从1988年起，欧盟成员国为加速欧洲教育的一体化进程，开始在成员国内的145所大学普遍实施学分制。学分制保证了大学生稳定地接受高等教育，它已成为欧洲教育结构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到2000年已有一千多所欧洲大学推行了学分制，并以此作为大学之间交流和合作招生的依据。俄罗斯的高等教育在向国际化迈进的同时，正在建立科学的学时计算转换机制，已经多次专门组织俄罗斯高等职业教育学分制体系实施新问题研讨会，交流学分制经验。科学的学时计算转换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大大地推动了俄罗斯和国际教育市场接轨的进程，为本国学生在国外大学继续深造铺平了道路。
高等教育的总方向篇5
关键词：区域经济;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吻合度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107（2015）07-0061-04
近30年多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基础薄弱，高等职业教育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专业结构不合理，与区域经济不协调，毕业生就业率低等。教高[2006]16号文件《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灵活调整和设置专业，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特色。教高[2012]4号文件《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再次强调：高等教育要优化结构，调整学科专业、类型、层次和区域布局结构，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高等职业教育是直接为区域经济服务，为地方培养高等级应用型专门人才的教育形式，只有主动适应一定区域内经济结构调整对高职人才的需求，适时调整专业结构，使高职教育专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步，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高等职业教育才能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中发挥作用，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拥有应有的地位。
目前，江苏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经济进入了深度调整期，国内经济也进入了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江苏经济也受到国际经济和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因此，对区域内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开展科学研究，总结经验，寻找问题，探究根源，可以发现区域内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中存在的问题，以利于高等职业教育健康发展，并为江苏经济的提档升级提供人力支持。
一、高职教育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概述
罗素在其《罗素论教育》一书中说：“大学乃是为了两个目的而存在：一方面，为某些职业训练人才;另一方面，从事与眼前用途无关的学术研究。”
高等职业教育就是这样一种职业导向型很强的高等教育形式。发达国家在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上，大多形成了自己的模式，如德国的“双元制”，美国的社区学院与技术学院，澳大利亚的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等，无论是在个人发展还是在社会发展上，均很好地发挥了高等职业教育的职能。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显然还相对滞后，因而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也越来越受到各界的重视。在解决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
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达国家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经验介绍;二是相关地区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最近两年的相关研究出现了一波热潮。从研究视角上来看有关注一省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适应性问题，也有以一个市或一所院校的专业设置为依据来分析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适应性问题。从研究方法来看早期主要采用定性的方法来阐述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相适应的问题，近两年的研究开始采用定量的方法来分析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二、江苏省区域经济特点分析
江苏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的《2012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江苏省全省实现生产总值54058.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418.3亿元，增长4.6%;第二产业增加值27121.9亿元，增长11.0%;第三产业增加值23518.0亿元，增长9.6%。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调整为6.3：50.2：43.5，服务业发展水平稳步提升，比2011年提高1.1个百分点。具体产值行业分布见表1。
表12012年江苏省分行业地区生产总值构成
（一）第一产业稳定增长
农业生产稳定增长。粮食连续九年增产，全年总产量达3372.5万吨，比上年增产64.7万吨，增长2%。大多数农（含林、牧、渔业）产品产量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但棉花、花生和蚕茧的产量下降。
（二）先进制造业快速发展
先进制造业较快发展。产品结构继续优化，实现工业新产品产值11273.2亿元，比上年增长13.7%。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增长最快的六个产业见表2。第二产业投资中，工业投资16559.4亿元，增长20.4%。其中，制造业投资15601.7亿元，增长19.4%;高新技术产业投资4059.0亿元，增长5.6%，占工业投资的比重达24.5%。主要工业行业投资中，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投资1717.0亿元、通用设备制造业1490.8亿元、专用设备制造业1492.0亿元，分别增长30.5%、38.6%、67.9%。
表22012年工业中增长最快的6个产业
（三）第三产业所占比例持续提高
服务业发展较快。全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23676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3.8%，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
交通运输生产稳健增长。铁路客运量完成1.2亿人次，增长10.9%;公路客运量25.5亿人次，增长8.4%;公路货运量15.4亿吨，增长9.2%;水路货运量5.9亿吨，同比增长8.6%。2012年年底，全省服务外包企业登记单位数有6524家;全年完成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118.5亿美元，同比增长53.6%;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97.8亿美元，同比增长53.3%。
服务业投资较快增长。全年服务业投资增长21.4%，在15个服务业行业中，投资保持增长的有14个，其中金融业增长77.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73.2%，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长63.6%，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增长50.3%。
三、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招生状态分析
2012年，南京共有25所院校招收高职考生，占全省高职教育招生单位的近三分之一，这一群体的专业设置与招生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25所院校共设置了207个专业（注：笔者在资料整理过程中对有不同方向的专业进行了合并），共招生34794人。与2011年相比，出现了20个新专业，同时有15个专业停止招生，招生总人数减少了4321人。
（一）专业及招生人数行业分布情况
在2012年招生的207个专业中，明确指向第二产业的专业有59个，占专业总数的28.50%，59个专业共招生11100人，占招生总人数的31.90%。明确指向第三产业的有129个，占专业总数的62.32%，129个专业共招生16740人，占招生总人数的48.11%。其他的19个专业没有明确的产业指向，共招生6854人，占招生总人数的18.92%。
（二）新增专业的行业与产业背景
2012年在宁高职院校招生新增专业20个，合计招生875人，占当年招生总人数的2.5%，详情见表3。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新增的20个专业中，明确指向第一产业的专业数量为0个;明确指向第二产业的专业数量为4个，占新增专业总数的20%，共计招生188人，占新增专业招生总数的21.5%;明确指向第三产业的专业数量为14个，占新增专业总数的70%，共计招生638人，占新增专业招生总数的72.9%;没有明确产业指向的专业2个，占新增专业总数的10%，共计招生49人，占新增专业招生总数的5.6%。
（三）停招专业的行业与产业背景
2012年与2011年相比共有15个专业停止招生，这15个专业在2011年共招生448人，平均每个专业招生约30人，招生人数最少的是高分子材料应用技术专业，只招了1人，招生人数最多的专业是无线电技术专业，招收了90人。在停招的15个专业中，有10个专业指向第二产业，其余5个专业指向第三产业。
四、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的吻合度分析
（一）总体吻合度分析
由于在宁高职院校中没有涉农专业，而在江苏省的其他城市有专业的涉农高职院校，所以在本文的分析中，关于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农业之间的关系暂不涉及。为了分析需要，本文将没有明确产业指向的19个专业，6854人，按产业比例分摊到第一、二、三产业中去。数据处理之后，指向第二产业的招生数为14544人，占招生总人数的41.8%，指向第三产业的招生数为19721人，占招生总人数的56.68%。
与地区产业生产总值相比，招生数向第三产业倾斜比例较高。即使结合区域内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产业发展政策，以及对第三产业高速发展的预期，这一比例关系依然预示着区域内的高职教育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偏离。
（二）产业内分析
1.第二产业。表1中的数据显示，在第二产业内部，统计部分又分出了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建筑业，其产值分别占地区总产值的0.6%、41.4%、2.2%、6%。
同时依据国家统计局编写的《2012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将指向第二产业的专业进行归类，并依据招生数计算出分行业招生占比、分行业产值比一起构成表3。
表3第二产业产值与招生对比表
以招生占比和产值比为基础数据，绘制第二产业分行业产值比与招生占比散点图，见图1。
图1第二产业分行业产值比与招生占比散点图
散点图显示，在第二产业内部的分行业产值比与分行业专业招生占比之间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偏离的一点是建筑业。
散点图给出了产值比与专业招生占比之间大致的相关关系，但无法准确描述相关程度的大小。可使用eXCeL计算两组数据之间的相关系数，其结果为0.8823，这一数据表明，两组数据之间的相关程度较高。
为进一步确定第二产业分行业产值比与专业招生占比之间的关系，下面开展回归分析。在回归分析中，只需要在散点图的基础上添加趋势线，即可得到回归分析的结果，见图2。
由图2可知，趋势线的公式为：y=0.423x+0.0267，拟合优度为：R2=0.7785。回归公式中的斜率0.423，反映了两个变量之间关系较强，说明分行业产业产值比每增加1%，该指向该产业的高职教育招生占比就增加3%，R2=0.7785说明这个公式能够解释数据的77.85%，说明这个公式的解释力度较强。
分析表明，在第二产业内部，高职教育的专业设置与招生比例与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吻合度较高，偏离较大的产业是建筑业，这和最近几年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带来的建筑业繁荣有密切关系。
2.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是一国经济中最为活跃的一个部分，国家统计部门将第三产业又划分了14个产业开展统计。依据这14个产业的划分，将高职院校的招生的专业指向再次细分，得到表4。
表4第三产业分行业产值占比与专业招生占比对比表
为了看清在第三产业内的产值占比与招生占比之间的关系，制作图3。
图3第三产业分行业产值占比与专业招生占比散点图与趋势线
图3表明在第三产业内部分行业产值占比和专业招生占比呈现出的相关性较弱，趋势线反映出产值占比和招生占比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R2=0.0976表明趋势线公式解释力度较弱。
分析表明，在第三产业内部高职教育的专业设置与招生比例与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吻合度较差。
五、优化高职院校专业结构的建议
（一）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的吻合度
分析表明，江苏省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吻合度相对较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专业设置与招生数过于向第三产业倾斜，且分布无序，专业实力参差不齐。在2012年招生的207个专业中，有129个专业明确指向第三产业，占专业总数的62.32%，129个专业共招生16740人，占招生总人数的48.11%;在2012年这一不均衡进一步强化，在2012年新增的20个专业中，明确指向第一产业的专业为0个，指向第二产业的专业为4个，其中两个指向建筑业，有14个专业明确指向第三产业。而在2012年取消的15个专业中，10个专业明确指向第二产业，5个专业指向第三产业。
指向第三产业的专业实力参差不齐，其中招生人数最多的专业是物流管理专业，共招生945人;招生人数最少的是医学文秘和休闲服务与管理（高尔夫）专业，只招了1个人，招生数超过100人的专业20个，平均每个专业招生人数不到130人。指向第三产业的大多数专业招生人数不到100人，从而专业也就无法做强，对区域经济的适应性差。
指向第三产业的专业分布无序，与区域经济吻合度较差。
2.专业设置与招生数过于向热点行业倾斜。2012年招生的207个专业中，招生人数最多的前20个专业共招生17384人，占当年招生总人数的49.96%。
在招生人数最多的前20个专业中，明确指向第二产业的专业数为7个，共招生5697人，前20个专业招生总人数的32.8%在指向第二产业的7个专业中，有3个专业指向产值只占6%的建筑业，合计招生2744人。明确指向第三产业的专业数9个，共招生6322人，占前20个专业招生总人数的36.4%;其中有3个专业主要指向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招生人数1833人;1个会计专业，招生人数多达2821人。
3.忽视基础性行业的人才需求，不均衡有强化的趋势。在统计的25所院校中，没有一所院校招收直接指向农业的专业，而2012年农业产值占区域总产值的6.3%，从业人口更高达989.98万人。而明确指向产值占区域经济总产值41.4%的制造业专业仅有43个，招生人数仅占招生总人数的19.44%。即使是在招生人数相对较多的第三产业中，产值占比10.6%的批发和零售业，明确指向该行业的招生占比仅为1.3%。
（二）优化专业结构的建议
高等职业教育只有主动适应江苏省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优化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结构，培养的人才才能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找到合适的岗位，只有这样高等职业教育才能在江苏省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1.重新厘定政府在专业设置中的作用与地位。政府部门在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过程中，应做好政策制定，经济预测等方面的宏观职能，积极引导高等高职教育专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建立符合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特点的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结构。相关职能部门做好人才的需求预测，加强对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结构设置调整的宏观指导，并为高等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和规划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指导高等职业院校开展的专业结构设置调整行为，为高等职业院校的专业规划发展提供决策依据，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和专业建设的重复与盲目，避免人才资源的过度生产。
2.强化人力资源市场在专业设置中的导向作用。就业质量是检验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而人力资源市场是实现就业的最重要途径。因此，人力资源市场上的人才需求对高等职业教育人才的培养具有风向标的作用。高等职业院校必须时刻关注人力资源市场上的人才需求变化，及时调整专业结构、专业规模及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加强校企合作，强化企业在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建立课程适时调整机制，便于将企业对人才最新的能力需求加入到培养过程中，以满足人力资源市场上不断变化的人才需求。
3.发挥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中的自主功能。应该充分发挥高等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的自主功能，建立科学的专业设置论证机制，建立行之有效的院校―行业―企业互动机制，提高专业设置与建设水平。高等职业院校应以市场为导向，重点建设一批与江苏省支柱产业相适应的特色专业，专业建设和调整要突出区域特点，关注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人才需求，根据区域经济特色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结构。高等职业院校必须把加强专业内涵建设和优化专业结构统一起来，努力提高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与区域经济结构的吻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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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总方向篇6
目前，我国实行以财政拨款为主，教育税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集资金和设立教育基金等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高等教育投入体制。
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的数据，1994年，我国高等学校经费收入总计为247.54亿元，其中各类拨款179.02亿元，占总收入的72.32％。而到了2004年，高等学校经费收入总计为1778.60亿元，各类拨款849.96亿元，仅占总收入的47.79％。2004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收入来源结构为：预算内事业性经费拨款42.87％，学杂费30.05％，校办产业、勤工俭学、社会服务收入1.14％，捐、集资收入1.05％。
在目前我国教育经费的来源中，政府财政和个人支付是主渠道。如2004年，全国高等学校政府财政拨款和学杂费之和为70％多。但是，现有高等教育经费筹措渠道已经很难再有增长。其原因在于：第一，在我国的教育投资分配结构中，高等教育比例一直比较高，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拨款已占整个教育拨款的1/4，不可能再通过挤压义务教育的投入来提高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比例。国家原主要用于高等教育的“一个百分点”的财政增量，现已开始向农村基础教育倾斜。第二，我国的学费水平已经很高，已远远超过过去常说的国际所公认的1/4成本比例，百姓怨言已开始增多。所以，今后进一步筹措高等教育经费的重点是除学费外的其他社会投入，包括高等学校通过教育和科技活动获得的社会服务收入，通过积极融资活动获得的捐集资金收入等。
二、我国高等教育投资的困境
1、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仍然不足。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我国高等教育一直都是以政府的两级(中央和省)财政拨款办学为主，跨入新世纪以后，政府两级办学则逐渐被政府三级(中央、省、中心城市和县)财政拨款办学所取代。所以，从我国高等教育投资总体情况来看，财政拨款始终是我国高等教育投入来源的主渠道。近年来，尽管政府拨款渠道和总量在不断增加，但落实到各个高校，其财政性投入占学校所需经费的比重并没有实质性增加，教育投入占我国GDp的百分比连年减少，最高是2002年的3.24％，之后一直减少，2005年是2.80％。1993年我国制订教育规划发展纲要将这一指标预定为4％，相当于当时发达国家水平，至今尚未完成。而目前发达国家这一指标已经超过4.5％。就高等教育来看，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约占教育总财政投入的20％，比例较低。2003年，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比2002年下降0.08，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也下降0.04个百分点，有17个省级政府没有达到《教育法》规定的教育投入增长要求。较低的财政拨款水平直接导致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水平亟待提高。
2、高等教育其他经费投入收效甚微。从国际上看，通过市场手段增加经费投入是发达国家的高校筹措经费的重要方式，而我国高校的市场融资能力较弱，如科研成果转化周期过长且预期效益低；校办产业难成规模，管理落后，技术优势难以转化为产品和市场效益；在上市公司等领域，高校涉足不多，抵御风险能力太弱等。
随着成本分担机制的实施，学费收入成为我国高校的重要经费来源。尤其是地方性院校，学费甚至是其发展的生命线。但对比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过快的学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教育公平，越来越为人们所质疑、批判。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测算，从1990－2005年，我国高等教育经费增长了25倍，学费占城镇、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例由1990年的14％、29％增长到2005年的48％、154％。显然，学费增长的空间已经不大。
从社会投资来看，我国高等教育素来强调公益性，教育投入被理解为单一的政府行为，这从观念上制约着社会资金流向高等教育的主动性。因此，在我国无论是社会捐资还是民间教育基金，其影响都极其微弱。以社会捐资为例，受传统思想及现行税制等因素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捐赠与国外相比差距甚大。据统计，2001年我国教育捐赠总额只有7亿元人民币，还不如该年度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一所大学收到的匿名捐赠(1亿美元)，捐赠收入已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经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3、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速度大于财政性投资规模的增幅。我国生均财政性投入与高等教育扩张呈截然相反的走势。以全国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例，2005年比1998年降低20.65％；全国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2005年比1998年降低22.65％。而同期普通高校的在校生规模增幅为358％。其结果导致高等教育的办学经费紧张，办学条件和质量得不到保障。财政投入不足迫使高校为了维持学校正常运转，盲目扩大办学规模，片面追求规模效应，过分依赖学费获取办学资金，因而加重了学生及其家庭的负担。从完全收费前的依附于政府办学到现在依附于学生及其家长。部分地方高校的学费收入甚至占总收入的70％以上，接近民办高校的水平，地方政府并没有充分履行自身的财政责任，加重了学生个人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加大了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成本和风险，降低了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
4、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偏向重点院校。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资存在着过度倾斜问题，对非重点建设院校发展的挤占效应比较突出，许多重头项目都倾向重点院校，而地方高校的地方政府也无力支持。如果重点院校的财政投资完全依靠政府的倾斜政策重点供给，就会形成重点院校对国家高等教育资源的垄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财政性投资具有中立性，必须通过科学的竞争机制公平地向重点和非重点院校配置资源，以绩效评价来确定财政投入，激励全国的所有高校(而不仅仅是重点院校)向个人提供更多的优质高等教育机会，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优秀专门人才。
5、高校内资源配置不合理。就高校内部的资源配置而言，最令人担忧的是，高校重视物力资本投资，忽视人力资本投资，资本投资的短期行为严重；将人力资本投资的负担转嫁给院系，而集中全校之财力发展固定资产投资。这就是当代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所指出的重视物力资本投资忽视人力资本投资现象，是不发达国家非正常资源竞争所特有的病态表现。近5年来，我国高校中各种用于基建投资和校园建设的资金占其总经费投入的比重远远超过人力资本投资比重，高校银行贷款的80％以上用于基建投资，高校新产生的债务都是因豪华基建而起；对教学改革与课程教材的投入、对师生的投入、对科研图书资料等的投入则严加控制，能少则少，使高校正常的教学、科研支出受到严峻挑战。各专业院系为了保障本单位的人力资本支出，保证广大职工教学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不得不耗费大量资源开展各种创收活动，甚至以牺牲人才培养质量为代价，不仅得不偿失，而且后果严重。
三、解决地方高校投资困境的出路
对于地方高校，笔者认为改变现行的投资模式、创立第三部门高等学校的办学模式将是走出经济困境的有效途径。
1、第三部门的高等院校的界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都是将高等学校分为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两类。但实际上我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属性复杂的高等院校，很难简单地将其归为公办高校或者民办高校。这类学院是以公办学校为基础，教育集团投资的办学形式。其办学模式既不同于一般公办学校，又不同于民办学校，是一种官民结合的新型的办学模式，是教育集团的办学理念与办学体制、管理机制有机结合的统一体。第三部门作为一个研究概念已经在学术界得到广泛使用。这是对公私二元体系的重要突破和发展。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如果以作为第一部门的政府部门为一极，以作为第二部门的营利性企业为另一极，那么，大量的社会组织存在于两极之间广阔的模糊地带，具有独特的制度特征，如公益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等，应归于另一个独立的部门，即第三部门。把许多组织归为公共部门或营利性企业部门是过于简单化了。高等学校就是如此。实际上，不同的高等学校分别分布在三大部门之中。
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办高等学校是典型的第一部门高等学校。所有高等院校完全按照国家计划培养专业技术干部。政府既管招生、就业，又管培养过程。政府提供学校运行所需的一切资源，包括师资、干部、资金、设备等等。同时，学校的财权、人事权、专业设置权有时甚至包括制订教学计划与编写教材的权力都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培养的人才归政府所有，由政府分配。高等院校实际上是一个执行上级主管部门政策与计划的公共部门。现在政府下放了部分权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公办高校的部门属性。
20世纪后半叶，国外出现的营利性高校是典型的第二部门高等学校，如美国的凤凰大学、全国技术大学(thenationaltechnologicalUniversity)、英国的白金汉大学等。我国的民办高校中也存在以营利为目的的院校。只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迫使这类学校的营利动机和营利行为被隐性化了。
第三部门的高等学校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实际上早已有之，只是由于第三部门理论的滞后，人们没有对此进行阐释。按照第三部门理论，第三部门的高校应该具有公益性、民间性、非营利性和自治性等特征。美国早期的私立高等院校都是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的民间组织，高度自治，从事公益性的高等教育活动，不以营利为目的，是第三部门私立高校的典型。英国大学的经费虽主要来自国家财政，但享有高度的自治权，是第三部门公立高校的典型。
四、第三部门高校的发展优势
1、体制灵活，面向社会。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公办高校面向社会、市场自主办学是必然趋势。因此，公办高校需要改变生存与发展策略，由依靠公共财政转向依靠社会资源，由受控执行机构转变为自主创新机构。但只要政府还对公办高等院校保持着强控制，公办高等院校仍然是政府的一个部门，仍然具有第一部门的主要特性，就不可能由面向政府转向面向社会。没有自主性，缺乏制度创新能力，高校无法面向社会谋求生存与发展，也难以适应wto框架内的国际高等教育竞争。公办高校的办学模式无法提高学校的市场竞争力。而第三部门高校高度自治和善于把握市场信息，能提高制度创新的能力，如理财制度、董事会与院长的分工协作制度、院系两级教育与学术管理制度、人事聘用与分配制度等都是自主创新的产物。这些制度从根本上保障第三部门高校能适应社会需要及其变化而发展。
2、善用社会资源，拓宽办学资金路径。官民结合的第三部门高校主要依托教育财团，通过贷款和收取学费解决办学经费问题，在其资本运作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一般来讲，第一部门高校倚仗政府庇护，还贷信誉不佳，在金融体制市场化之后，很难获得银行贷款。纯粹私人办学的民办高校又有很高的市场风险，也不易获得银行贷款。第三部门高校的国有、公益性质大大降低了市场风险，民营机制又提高了还贷能力。第三部门高校按成本加积累收取学费。凭借国有高校公益办学的良好信誉，招生规模迅速扩大，可观的学费收入奠定了其还贷信誉的坚实基础。这使第三部门高校能够利用银行贷款，先期进行基础设施、设备建设。良好的校园环境和教学条件又支撑了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张。从贷款、基本建设、招生、还贷到再贷款，高校的资本运作已形成良性循环，有效地利用金融机构和家庭掌握的资源能支撑学院的高速发展。不仅如此，在师资引进、获取办学用地、招生政策优惠等方面，第三部门高校既得到政府的积极扶持，又发挥了民营机制的优势。
3、优化教学资源，提高办学效率。教师是大学教育的主体，保持庞大的行政和职工编制显然不是高效率的资源配置。第一部门内的高等院校都有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机构臃肿一方面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导致行政人员编制过大，教师比重偏低。
第三部门高等学校在取得自治权的同时离开了政府的保护伞，要由面向政府、依靠财政，转为面向社会、立足市场，自己对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负责，靠较低的价格、较高的质量赢得市场份额和生存空间。因此，效率对第三部门高校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第三部门高校不仅有追求效率的动力，也有提高效率的制度安排。如引入市场机制与成本概念，建立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按高效、精简、勤俭的原则使教育资源得到最佳配置，从制度上确保学校能够高效运营。成本概念的引入也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和效率。学生家长支付了教育的全部成本，淡化了受教育的福利心态，强化了受教育的投资理念。把受教育当作实现个性发展、人力发展的投资，就会强化投资回报的观念。因此，学生会自觉地提高学习效率，也会自觉地维护自己在学校的权益，要求学校的管理工作和教育工作提高质量和效率，以求在教育的质和量上最大限度地增加效益。学生和家长也成了学校提高效率的重要制度因素。
在政府调整职能，缩小资助高等学校范围的过程中，地方高校将面临很大的困难。第三部门高校将是一种很好的模式，不依赖政府投入，而是通过引入民营机制，实行自主办学，在第三部门领域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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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潘懋元.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
高等教育的总方向篇7
高等医学教育在“十一五”期间随着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进入了规模、数量、效益的快速发展时期，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办学规模呈现大幅度的增长趋势，学科专业数量、规模和结构都有较大增长和调整。至2006年，我国普通高等医学院校数量增长到128所，其中大学及专门学院有77所，专科学校51所，学校规模在5000人以上的占到了67%[1]。至2008年，医学专业招生总数近45万人，在校生数超过167万，毕业生40余万[2]。从全国独立设置的高等医学院校专业设置情况来看，学科分布面拓宽，开设专业总数大大增加；非医学本科专业增设较多；本科专业设置呈现综合化趋势；本科专业布点总数大大增加；医学专业布点比重降低，非医学专业布点比重大大提高；增设了一些新兴学科专业；目录外专业数量增加，比例大幅提高[3]。从广东省的现状来看，2008年，共有20所院校开设医学相关专业，在校生91144人，招生总人数达到25803人，毕业生20870人。各层次医学教育的办学规模也都呈现大幅度的增长，其中2004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总体趋势呈现以本科教育为主，以专科教育为补充,逐步加强高层次医学人才培养的发展局面；广东省高等医学院校设置的专业数不断增加，至2008年，已经涵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医药本科专业目录》8类中的23种医学专业(1998年版)[4]。这一发展势头反映了我国近一个时期为满足广大群众对高等教育不断增长的需求而取得的巨大成绩，同时，也隐含着不少的问题。虽然卫生部早在“九五”期间就制定了“稳定规模，调整结构，深化改革，提高质量”的新时期医学教育发展方针，并提出“十五”期间高等医学教育要进行两个重大战略性转移，即从数量的发展转移到质量的提高；从教育外部的布局结构调整、管理体制改革，转移到学校内部的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和改革[5]，但从“十一五”期间的发展情况来看，规模数量的增长比内涵质量的提升更显突出。医学教育的发展如何遵循其特有的办学规律，确定合理的教育规模、结构，以保证质量，提高效益，必需在认真落实新时期医学教育发展战略，认真贯彻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战略目标前提下，进一步深化改革。目前，在医学教育发展方向上还存在诸多问题。
1.1院校产出与社会需求失衡
院校人才的培养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不均衡，深刻地反映了高等医学教育结构问题，包括层次结构和学科专业结构。就层次结构来看，当前我国千人口医师已达到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总体而言，我们不缺医生，缺的是高层次的或者说一流的医学人才[6]；而某些地区、某些专业的人才又明显不足，学历层次也偏低，特别是基层与农村的适宜人才明显缺乏，形成学科人才的不均衡状态，需要进一步调整层次结构和专业布局；从广东省来看，卫生人力总拥有量仍需进一步提高，广东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总数4.65名，在全国位居第7位；平均每千农业人口乡村医生和卫生员只有0.83名，在全国位居第21位。另外存在专业结构布局不尽合理，卫生人员的总体素质需要提高，卫生人力区域配置不合理等问题[7]。
1.2主观意愿与办学实力失衡
从总体规模和专业角度来看，主观办学的愿望与某些专业办学实力的矛盾日显突出。近年来我们不断扩大招生规模，大力提倡医学相关专业的发展，如护理、麻醉、检验、放射等专业，卫生法学、医学保险、医学英语等近医学专业增长速度很快，发展势头很猛，但很多新开专业办学基础和办学条件相对薄弱，教学质量有待改善和提高，整体办学水平参差不齐。随着国家教育质量工程的实施和本科教育评估、专业认证工作的开展，一些近几年发展较快的热门专业、新开专业和近医专业必须接受国家教学质量的检查和监督，总体提升教育质量。
1.3多种学制与培养目标失衡
多学制的高等医学教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医药卫生人才市场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多种学制使得医学基础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等不同阶段的管理和内容难以理顺，衔接困难；不同学制医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和毕业时获得学位级别和类型均不相同，但毕业后的学生往往从事相同的职业活动，有着相似的职业称谓，混淆了不同培养规格与质量的要求，影响了整体质量。进一步深化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学制改革，对规范医学人才考核制度、顺利开展毕业后教育与继续教育有着重要意义[8]。
1.4临床技能与实践教学失衡
长期以来，医学院校与教学医院相对分离，临床技能与实践教学环节薄弱，形成了我国医学教育基础与临床课程分离、重理论轻实践的一种定势。近几年，随着医学院校扩大招生，医学院校附属医院、教学医院承担的临床课程教学任务和学生实习任务成倍增长，其规范建设与发展问题也日趋紧迫。当前，大多数教学医院存在应付临床工作与实习带教的矛盾，学生也存在就业、考研与实习的时间精力上的冲突，教学医院如何提高临床教师的带教意识与能力，加强对带教教师的教育与培训，引导学生合理分配精力与时间，提高临床教学质量，是各医学院校附属医院、教学医院需要认真总结的问题。
1.5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失衡
我国医学教育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学科为中心、以生物医学为主干的医学教育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忽略了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造成医学生人文素养缺失。而以人为服务对象的医学科学恰恰需要更多的人文精神的滋养和引领。长期以来，社会上重智轻德，重技术轻人文的倾向，也使医学院校的人文教育受到影响，许多院校缺乏系统完善的人文教育课程体系和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医学生人文关爱意识淡弱，人文知识不足，沟通能力欠缺，医学生难以形成系统的人文理念和人性化思想。在此基础上也难以形成高尚的医德和职业风尚、实现“医乃仁术”的医者理念。
1.6院校教育与毕业后教育失衡
毕业后医学教育是发展各种能力为目标的医学教育阶段，是院校教育过渡到继续医学教育的桥梁。我国目前毕业后医学教育的主要形式有临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但由于毕业后医学教育起步较晚，与院校教育相比，各地区发展不均衡，在培训制度、质量评估体系、经费时间保障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与科学管理，建立健全质量认证系统，保证经费投入，强化师资队伍与管理队伍建设，特别要重视毕业后医学教育与医学专业技术人员的使用相结合，促进基础医学教育所学专业、从事临床专科、毕业后医学教育培养方向、晋升系列的协调统一，实行培训、考核和使用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真正达到结合岗位工作需要、加强专业培训、充实专业知识、培养独立从事临床工作能力的医学教育的目标。
2新形势下高等医学教育改革发展的趋势
高等医学教育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缩影，如果不加以改革，将成为制约高等医学教育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当前，我国已成为高等教育规模体系最大的国家，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战略的实施，我国正在从人力资源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这种情形对教育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规划纲要指出，今后一个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将由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发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成为未来发展的核心任务。坚持规模、质量、效益的统一，突出质量，注重内涵建设，提高整体办学水平和效益，是对高等医学教育今后发展趋势的总要求。新形势下，医学教育必须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符合宏观改革发展趋势，使医学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医学教育定位进一步准确，医学教育布局调整更加合理，医学教育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医学教育人才培养更具有创新性，医学教育改革进一步体系化。从具体教育教学改革层面来看，必须在教育思想观念、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手段、教学管理制度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
2.1强化现代教育思想观念根据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战略决策，高等医学教育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质量优先的办学理念；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育人观；在教育教学中树立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注重医学生个性发展和全面素质的提升；强化学生信息化素养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在教学中贯彻医学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的思想，注重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更新以单学科系统性教学为主的传统教学观，积极推行围绕培养目标实施多学科综合性教学的观念。
2.2注重创新人才培养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其核心是培养创新性人才。始终坚持全面发展、突出创新的人才观，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是大学发展的永恒主题。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今后一个时期人才工作的重点是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当前形势下，树立创新教育的思想，培养医学生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精神，以创新人才培养为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打造科学育人，文化育人，管理育人的全方位校园育人环境，培养信念执着、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是新时期赋予我们的任务。
2.3加快学科融合和课程体系改革当前，医学教育课程体系改革向学科综合化方向发展，加快学科融合和课程整合速度，采取不同形式的综合性课程已成为课程模式改革的趋势。综合性课程主要是指打破学科界限，将不同的科目相互融为一体的一种课程模式。它可以是基础学科或临床学科领域内的综合，也可以是基础学科和临床学科之间的综合，还可以是医学学科和其他相关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综合。国内部分院校开展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整合式教学，在课程改革中实施pBL教学、“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等整合式教学改革速度不断加快[9]。目前，医学院校不断探索课程改革的多种形式：改革“老三段”教学模式，开设多学科有机整合的综合课程；进行早期接触临床等卫生实践；减少学时，减少课程间的重复；确定核心课程或主干课程；增设人文科学和社会医学领域的选修课程；开设有助于发展医学生个性的专业选修课等，努力实现课程体系的整体优化和高效能。
2.4注重整体优化的教学内容改革当前医学教育的教学内容过于强调各学科课程知识系统性和完整性，教学时数居高不下，学生学习负担较重，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重要的人文社科内容很难进入教学。改革方向是积极吸纳医学科技的新成果，及时引入反映医学模式、卫生服务模式转变所必需的各种新概念、新知识和新技能，通过整体优化更新教学内容，并通过建设多样化、个性化、国际化的教材来推动教学内容的改革。
2.5深化“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改革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是当前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强化学生的主体作用，进一步开展创造性教学，注重医学生的个性发展，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终生学习能力已成为发展趋势。在课程教学中，开展启发式、讨论式和合作式学习的教学模式，推行pBL教学法、案例式教学法、标准化病人（Sp）教学法改革，建立临床技能培训中心，实施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等，是当前医学教育教学方法改革的方向。
2.6推行以信息化为特征的教学手段改革教育信息化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改革教学手段，使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多媒体技术，创造直观、生动、活泼的教学环境，促进学生更好地进行独立学习，增加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和效率，是教学手段改革的重要内容。当前，进一步更新教学观念，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资源，搭建信息化教学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努力实现教学过程由传统、封闭、单向向现代、开放、互动转变，已成为医学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走向。
2.7加大综合性实验教学改革力度传统的实验教学以验证性实验为主，这一教学形式，常常使学生处于被动的学习地位，缺乏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机会与条件，学生的主动探索精神和创新思维能力受到局限。目前，精简验证性实验，开设并增加设计性实验和综合性实验，实行实验室开放，改革实验室管理体制，合理利用教学资源，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科学思维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已成为各医学院校加强实验教学改革的共识。
2.8实施长学制的医学教育发展模式我国现有的医学教育学制长短不一，医学人才培养规格多种多样，这种情况不利于医学教育的长远发展。构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规范的学制学位体系，是提高医学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前提。根据医学教育的内在规律，高等医学教育要培养适应社会需要、达到国际医学教育标准的专门人才,必须实行“宽口径、大基础、后分流”的教育模式,这是达到培养“基础厚、能力强、素质高、潜力大”的高层次人才需要的有效途径。当前，无论从我国社会、经济、科技发展对卫生事业提出的更高要求，还是从增强我国医学国际合作与竞争力的迫切需要来看，现代医学教育越来越重视学制长、规模小、学生优、投资大的精英教育，长学制成为医学教育的发展趋势。
高等教育的总方向篇8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化;多样化;体育发展;表演本科专业(体育舞蹈方向)
论文摘要: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体育社会化和多样化的发展需要，按照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1999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里规定》的有关要求，结合当前我国社会和市场对体育发展的需要，从我院“十五规划”和现有办学条件出发，经过科学的调查与分析，我院有必要、也有能力增设表演本科专业(体育舞蹈方向)，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体育舞蹈方向的专业人才，同时提升我院的整体办学实力。
1、我院增设表演本科专业(体育舞蹈方向)的必要性
1.1增设表演本科专业(体育舞蹈方向)是现代社会发展、提离中华民族素质和人们生活质量的需要
总书记在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当前，以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为代表的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人的神经系统带来高强度负荷，对机体提出了更高要求。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劳动工作时间不断缩短，余暇时间不断增多，一种健康、愉悦、高雅的生活方式就会形成。人民群众对文化体育娱乐活动的要求将更为迫切。从体育舞蹈的起源、发展来看，其新颖的形式、对个人心灵感受和人生体验的强烈表现力等特点，特别符合人们现代生活的需要。因此，增设此专业无疑对人民群众开展积极、健康、高雅的活动，贯彻同志对体育必须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要求，抵制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我国体育舞蹈发展十分迅速，其活泼的活动形式，丰富的文化内涵，广泛的社会交往等，倍受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青睐。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共有各种舞蹈学校近千所。正如国家体育总局袁伟民局长在第2届全国体育大会组委会上所说:“许多非奥运会项目如中国象棋、围棋、健美操、体育舞蹈等，由于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投人小、参与程度高、更贴近群众的生活，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在增强体质、开发智力、丰富和满足人民群众业余文化生活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991年5月，“中国体育舞蹈运动协会”正式登记注册，这个项目现已纳人全国体育竞赛之列，并作为社会体育的重要内容在各地广泛开展。
1.2增设表演本科专业(体育舞蹈方向)是适应中国加入wto的需要
根据日内瓦wto统计和信息系统局按服务的部门(行业)划分，把全世界的服务贸易分为12大类。娱乐、文化与体育服务就是其中的一个大类。wto主张各成员根据自身的发展状况及竞争力，实行逐步自由化，它也允许一国在加人服务贸易总协定时，根据自身情况提出开发市场的承诺。一旦大幅度开放教育市场，一方面可能加剧西方国家价值观念对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对其民族文化传统的冲击，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及早准备，采取措施，保持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育内涵。如体育舞蹈专业方向能够确定，我们就可能与世界体育舞蹈组织相联系，促进这个娱乐、文化与体育服务项目的开展。同时又能够更快地学会掌握运用好国际游戏规则。
尽管目前我国也有选手参加世界关于体育舞蹈的4大公开赛，但在专业、学术的交流，特别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还缺乏广泛和应有的联系，由此更增强了我们开办此专业的紧迫感。
1.3增设表演本科专业(体育舞蹈方向)是对北京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支持的需要
2001年7月，我国成功获得了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权，举办奥运会期间，肯定有大量的外国友人来中国观摩比赛或观光、旅游，作为体育院校也将为国际友人所关注。体育舞蹈作为宣传、交流的手段必将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纵观历届奥运会开幕式，大型文体活动的表演、设计、编排都是重头戏，体育舞蹈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得到了专家广泛的肯定和观众的好评。因此，现代每届奥运会举行时，一般都要相应地举办规模盛大的艺术展览和表演，努力使体育与艺术相结合。许多国家的奥委会还为此设置了专门的艺术委员会，运用行政手段来加强这项工作，使体育与艺术两者紧密联系、相得益彰。奥运会的兴衰史告诉我们，离开了艺术的体育是不完善的。我们可以十分有把握地预测,2008年我国主办奥运会，肯定将组织一大批既懂得体育、又熟悉艺术的专门人才参加工作，特别是开幕式和闭幕式的大型活动。如果我院能够从2003年开设表演专业(体育舞蹈方向)，这个专业所培养的人才正好能在2008年的前3年派上用场，从而对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作出直接或间接的贡献。
1.4增设表演本科专业(体育舞蹈方向)是我国文化、教育和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
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作为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学校，担负着通过科学研究获得新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以及培养具有较高技能、最新知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资源等重任。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必须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中。”“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从现代舞蹈的发展史也可看出，现代舞是20世纪初期在欧洲兴起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一部分，它追求自由表现和形式的独特，因而，体育舞蹈作为艺术教育和体育的组成部分，它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作用越来越明显地显示了出来。
站在文化的高度来分析体育的内涵，体育舞蹈既是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体育的一个重要项目。它集服装美、音乐美、形体美和舞蹈美等于一身，以高雅、健康、文明的活动形式宣传先进文化，推广体育活动，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特别是深受青少年的喜爱。证明体育舞蹈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和体育内涵，目前已被列为奥运会表演项目。因此，开设表演专业(体育舞蹈方向)是体育院校办学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体育院校专业调整设置，拓宽专业口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1.5增设表演本科专业(体育舞蹈方向)是湖北省教育和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
2001年10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工作的若干原则意见》，要求各高校以发展高新技术类专业和与地方经济紧密结合的应用型学科专业为重点，全面进行学科专业结构调整。这为我院专业结构调整，主动为地方服务创造了契机。我院党委、行政及时抓住时机，2002年初决定率先在全国体育院校中成立“体育艺术系”，将以技能主导类、表现难美性，固定组合多元动作结构并以评分为标准的一类项群(除武术已列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外)，归属于体育艺术系。为推进艺术教育的开展，不断扩展专业方向创造了组织条件。
去年，我院的管理体制发生了变化，从国家体育总局直属体育院校划归地方管理为主，这又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湖北是教育大省，具有区域、环境、人才方面的优势，如果能批准我院开办艺术类表演专业(体育舞蹈方向)，必将有效地扩大我院办学规模和效益，为湖北培养体育舞蹈专业方向的人才开辟新的途径，对体育和艺术学科的相互交融进行新的探索，为湖北建成教育强省做出贡献。在为地方服务的同时，也可用我院在全国特别是中南地区的影响，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体育与艺术相结合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2001年9月，湖北省政府王少阶副省长在“湖北省人民政府与国家体育总局共建武汉体育学院协议签字仪式”上，要求湖北省体育局、湖北省教育厅等有关部门在武汉体育学院实行“共建”和“共管”后，主动支持武汉体育学院的发展，要把武汉体育学院的发展纳人湖北省教育和体育事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加以统筹考虑，实现体育资源和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力争经过5--10年的努力，把武汉体育学院办成“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多科性体育大学。湖北省政府对武汉体育学院如此的高度重视，有力增强了我们争办一流体育大学，不断增设新专业的信心与责任感。
2、我院设置表演本科专业(体育舞蹈方向)的可行性及发展前景
我院在《“十五”事业发展计划》的修改意见中明确提出宏伟的发展目标，即:“经过‘十五’期间或更长一段时间的努力，将学院建设成以体育学科为主、竞技特色突出、相关学科优势明显的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多学科性体育大学。”这就要求学校无论是在专业的总数，还是在专业门类方面都要不断扩展，以适应社会的不断发展。
2.1专业人才市场预测
据国家人事部的2002年第一季度全国人才市场供求信息，在求职人员中，文艺体育是我国人才市场求职的热点之一。但在供需比上存在一定的差距。这说明文艺体育岗位的设置、专业的结构亟待调整。为此，北京舞蹈学院率先增设了表演专业(国际标准舞方向)。2001年度经教育部备案或批准的新专业名单中，广州体育学院又设立了舞蹈学专业，以适应人才市场求职的需求。另据我们了解，天津体育学院与北京舞蹈学院也联合开办了体育舞蹈专业方向。
据调查，全国普通高校体育课部目前比较普遍地缺乏体育舞蹈专修教师，各地舞蹈学校也缺乏专门经过体育舞蹈训练的教学人员。此外，各地文化(艺术)馆从事体育舞蹈的专业人员也十分匾乏，特别是从事社区体育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更加缺乏体育舞蹈指导人员。另悉，为了推动体育舞蹈的发展，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普通高校体育教学的要求，许多行业部门都在积极筹备行业性的体育舞蹈比赛。国家教育部也在筹办首届全国大学生体育舞蹈比赛。这些信息、动向，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体育舞蹈专门人才的需求程度。
从今年我院第1届体育舞蹈专修班毕业生择业一次性到位率达100%的就业情况可以预测，培养表演专业(体育舞蹈方向)的复合型人才能够有效地拓宽就业门路，适应大学生就业的需求。
2.2我院已经具备开办表演本科专业(体育舞蹈方向)的学科基本条件
开办表演本科专业(体育舞蹈方向)既需要有良好的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基本条件，又需要有坚实的表演专业基础。2001年12月，我院已被国家体育总局命名为“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目前，我院表演类项目共有教师30名(含返聘教师5人)，其中体育舞蹈教师5人，音乐教师4人，形体教师3人。29名教师中正教授3人，副教授12人，讲师12人;博士2人，硕士6人。专业基础理论课教师12人(含外聘教师3人)。近几年来，教师编写并正式出版《艺术体操》、《大型团体操的创编与表演》等有关专业教材4部，撰写《体育舞蹈动作要素》等体育舞蹈论文13篇以及教学研究论文100余篇，并获国家体育总局科技进步二、三等奖3项，国家体育总局教学成果奖3项。在2000年、2001年全国体育舞蹈锦标赛、全国体育院校体育舞蹈比赛中夺得金牌4枚，多个单项取得前3名。在省、市级体育舞蹈比赛中，多次、多项获得金牌，体现出我院在体育舞蹈方向具有较高的教学、训练竞赛和科研水平。
我院现有体育舞蹈场地900m2。“十五”期间还将完成或动工建设40000m2的教学场地和场馆，其中包括体育舞蹈、艺术体操场馆。此外，我们还可利用多媒体等先进设备进行教学，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目前有87,名学生从事体育舞蹈专选班的学习，数千人次参加了体育舞蹈课程的学习。
2.3我院已经具有开办表演本科专业(体育舞蹈方向)的人才基本条件
近几年来，我院一直重视艺术教育.并把体育舞蹈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来抓。1998年以来，开设了体育舞蹈专修班，招收体育舞蹈特长生8名。特别是与体育舞蹈专业方向相关的一些重要理论与实践课程，如体育美学、体育哲学、运动心理学、体育摄影、体育绘图、形体训练等课程都已开设，并已逐步形成体系。本专业开设之后，除个别专业基础课程需要专门引进教师或采取一些特殊措施外，本院教师能承担本专业90%的课程。
体育舞蹈教学、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在同类体育院校中占有一定的优势。除参加全国、省、市比赛外，还参加了地方性的大型文体活动的表演以及全国体育院校大学生风采比赛，了解和掌握了全国体育舞蹈的竞技水平以及专业方向发展的动态，不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一级)运动员和裁判员，为申报表演专业(体育舞蹈方向)提供了支撑。
从我院专业开设情况看，表演专业(体育舞蹈方向)与体育教育、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以及社会体育专业都紧密相联。因此，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专业的特点与优势，培养较高质量的表演专业(体育舞蹈方向)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我们还可以借用武汉音乐学院、华中师范大学音乐系已开办的中国民间舞、中国古典舞表演专业方向和开设的舞蹈与形体等方面课程的优势与经验，为开设本专业提供更有利的师资人才与环境条件。
与此同时，我们将根据《武汉体育学院本科表演专业(体育舞蹈方向)教学计划(草案)》，有计划地从艺术类院校引进专业基础课、视唱练耳、音乐欣赏等课程的专门人才，不断加强与艺术类院校的合作，使专业人才培养所需的师资队伍建设得到落实。
诚然，表演本科专业(体育舞蹈方向)是我院的一个新办专业，尽管在组织、学科、课程、师资队伍等方面已经具备了一些基本条件，但还缺乏建设该专业的经验，特别是对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以及课程结构体系还需要作进一步专门而深人的研究与探索。我们准备继续深人到社会和兄弟院校，虚心学习，加强合作，真正办出本专业的高质量，使之成为我院的一个特色专业。
高等教育的总方向篇9
摘要：国际高等教育从“全球”到“区域”的趋向性发展，我国经济从“城市化”到“城镇化”的纵深性发展，必将为中国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带来“从‘区域’到‘县域’”的新命题。基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大背景、“新四化”和县域“新四化”建设的战略取向，高职教育必将在以县域服务为支点、以“县校合作”式产学研合作机制建设为基本内容的县域创新服务活动中，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新支撑、新空间和新能力——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和特色竞争力。
关键词：全球；区域；县域；可持续；县校合作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的解构、适用性和对接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2YJa880134）；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2014年度高等教育研究重点课题“产业系改革引领浙江省高职院校专业群重构研究”（项目编号：Kt2014011）
作者简介：熊惠平，男，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747（2015）01-0001-04
目前，高职教育已总体走出以规模扩张和机会增长为核心的历史时期，进入了一个以质量保障和提升为核心的新阶段。［1］在国际高等教育从“全球”“转身”“区域”的大趋势下，在国家县域“新四化”建设的战略背景下，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区域经济成长所催生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以下简称“高职教育”），从“区域”深入“县域”并由此深化内涵、塑造品牌、凝练特色从而全面提高质量，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命题。
一、国际高等教育趋向性发展：从“全球”到“区域”的转身
（一）大学紧迫地向社会深度靠拢：基于“社会”愈发清晰定位于“区域”的现实选择
关于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互动关系的话题，美国硅谷与斯坦福大学、波士顿128公路与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故事往往被津津乐道。然而，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与区域发展互动关系的经典案例似乎难以找寻到更多。究其原因在于，追求大学、彰显经典大学精神和理想的传统观念仍然或深或浅地影响着这些大学的行为选择。这使得它们倾向于成为独立的实体，它们关注对国家或全球经济有影响的基础知识的创新和发展，却较少重视地方和区域的需求［2］；这使得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边界不清、地位不彰，以致成为次于教学与科研职能的所谓“第三职能”，也使得高等教育难以主动融入区域发展当中。
当然，在其成长的初期，大学能够在“金字塔”内自由地发展、完善自身，得益于当时社会本身的“简单”和“纯粹”；然而工业革命所掀起的技术变革浪潮及其引发的巨大社会变革，却一次次地打破了这种平静——大学越来越难以置身于社会之外。尤其是，当今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值全球化与信息化相互交织时代，这使得大学向社会的靠拢变得既有些紧迫又更有“深度”，于是，大学的“社会”视野越来越清晰地聚焦并定格于“区域”。这就是说，“社会”更加清晰地定位于或被定位于“区域”（“定位于或被定位于”表明无论是出自大学的主动性还是被动性行为，这是不可逆转的），以至区域成为全球化与信息化发展框架下的一个重要节点和战略支点。同样，被全球化与信息化所裹挟的高等教育又反过来为“两化”的持续、健康推进发挥引导、引领作用，形成一种正能量，因而“区域”成为研究“热词”，以至“高等教育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成为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
由此可见，基于“区域”的“友好合作”（partnership），这是国际高等教育及其产学研合作的发展趋势，或者说，国际高等教育经历了从就业导向到产教结合再到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演化路径［3］，其背后的变迁则是：经济社会与高等教育互动成长的模式，从外延式扩张到内涵式深化再到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区域化时代（这一时代，“全球”越来越趋于或已内化为“区域”；并且内涵式建设已深含其中了）“具象”化、多元化发展的演化，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地位、功能和作用越来越高的要求。在此，“就业导向”体现为外延式扩张（或数量型扩张）主体导向模式，“产教结合”彰显的是内涵型深化主体导向模式，“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蕴含的是区域型主体导向模式。
（二）正视“区域”、回到“区域”、深入“区域”是中国大学的“必答题”
我国高等教育也同样要回答“如何积极应对和主动引领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度推进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这样的重大命题：正视“区域”、回到“区域”、深入“区域”（腹地），这是中国大学实现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必答题”。这一命题既催生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社会亟待转型对于大学变革的迫切需要，又来自于中国大学以教育发展方式转变来实现对这一“双转”过程积极推动和引领的历史使命感和扎实行动。
进一步的阐述表明，作为高等教育中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中的高等教育，作为“第一线”教育（站在区域经济发展最前沿），高职教育所蕴含的“区域”性价值，或者说，“区域”对于高职教育所具有的非凡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因而高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要以教学为基础、以科研为支撑、以有质量的社会服务为保障、以积极投身建设的区域经济社会主战场为成长承载点（体），来转变社会服务方式而更好地赢得“区域”、融入“区域”，进而主动迎接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机遇和挑战。
二、我国经济纵深性发展：从“城市化”到“城镇化”的推进
（一）从“县域”概念的提出到全面推进以县域发展为基础的新型城镇化：从“区域”到“县域”的起步和全面推进
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了“县域”概念，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由此县域和县域经济问题开始受到关注。然而，以往中小城镇的发展虽然不断被“重视”，但往往口惠而实不至，以至于发展机会和条件常常被打折扣。［4］在大项目、大投资、大城市以致大增长的发展模式下，县域和县域经济问题往往被风起云涌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所激发的城市和城市经济问题所湮没。但中国走向县域经济时代终是大势所趋。
目前，正在推进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就是对先前城市化发展战略的深化和延伸，“市”到“镇”一字变化的背后是发展重心和发展方向的转变——从“区域”概念下的大中城市“单步推进”转向“区域落实”概念下的县域“同步跟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秉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的核心思想，因而县域作为县城、小城镇和农村广大地区的重要载体或承载区，在“人的城镇化”过程中将与大中城市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
（二）丰裕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是县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支撑
既然县域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则县域经济转型乃题中之义。
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一种特定形式，是以县级独立财政为标志，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没有县域经济的汇集，不可能真正形成省域层面的都市经济圈，从而也难以形成跨行政边界的区域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县域经济已占全国经济相当高的份额，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划2856个，县域人口9.8亿多人，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县域经济GDp占全国近一半。［5］一些发达的县域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亮点，涌现了以广东模式、江浙模式和山东模式为代表的一批县域经济发展成功模式。但全国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县域产业发展和转型困难（县域内的县城和小城镇普遍存在规模小、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人居环境差、综合承载能力不足的问题），农民增收缓慢，劳动力素质低等问题依然突出。
为此，国家和区域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其“新四化”建设要以县域“新四化”（县域工业化、县域信息化、县域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为基础，或者说，其新型城镇化建设要以县域为“施力单元”，即要基于圈层化的城镇空间布局而加快培育和发展“都市区—中心城市—县城—中心镇”等不同层次的“中心”并着力于“县城—中心镇”薄弱环节建设（由此带动县域农村发展）；而县域“新四化”建设或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质性推进，有赖于县域经济增长模式由要素投入驱动为主向科技创新驱动为主转变，从而有赖于县域自主创新能力、科技支撑能力和科技服务能力“三大能力”的增强，归根到底，有赖于丰裕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根本支撑。原因在于，“三大能力”固然是县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力保障，而丰裕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是“三大能力”的根本保障。
三、我国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从“区域”到“县域”的深入
（一）从服务于“区域和区域经济”到“县域和县域经济”：高职院校以“县校合作”机制建设提升其核心竞争力
县域经济发展的这种态势（现状、各地特色、趋向）内生了县域教育发展方式转变、进而高职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强烈要求，因为高职教育发展方式转变对于县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更直接的推动“效能”。肩负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重任的高职教育，其在国民教育体系中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必须适时跟进、追踪国家发展战略从“城市化”到“城镇化”推进的变化，积极回应并引领县域经济发展新诉求，将服务领域“区域”显性化为“县域”——这个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的最基础层次和最基本单元，将服务经济领域“区域经济”显性化为“县域经济”——这个我国国民经济最基本的区域经济单元和“特定单元”。
因此，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新命题就是：高职院校深入县域并服务县域，进而提升核心竞争力和特色竞争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服务能力。这一能力正是可持续发展的“内核”。那么，践行这一“新命题”又如何切入呢？“县校合作”的实践创新，则使高职教育能够以此深度切入县域经济发展。高职院校走“县校合作”之路，是对高职教育“以服务为宗旨，走产学研结合的发展道路”办学方针的贯彻落实和深化，是通过将基于“区域”的产学研合作具体落实为基于“县域”的产学研合作的方式，来进行这种“贯彻落实和深化”，进而实现其办学目标。
一方面，高职院校通过“县校合作”机制的强力辐射，将大中城市（目前，高职院校多分布于此）的资源优势化作欠发达地区或落后地区的地域优势，实现共同发展；与此同时，这种机制又大大拓展了高职教育发展空间：高职院校能够以此将服务的触角延伸到县域经济腹地，并以建设的教育教学基地为圆点向周边甚至更远区域辐射。另一方面，高职院校与县方合作建立的相应载体——教育教学基地，其在分享校县优质优势资源的同时，会在发挥和拓展当地人脉优势的过程中，承接并扩散这种辐射效应。在这种“点——线——面”的辐射中，县域合作教育链得以建立、加长和延伸，并形成示范效应。
这些示范效应对于高职院校的重大意义在于：不仅丰富了高职教育产学研合作内涵，而且又有效规避了来自同区域甚或同城市的本科院校特别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生存挤压。目前，高职院校的地域（城市）分布格局并未与本科学校形成错位发展效应。根据国家职教发展新战略的部署，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转型。这至少意味着：（1）我国应用型高等教育大有可为；（2）应用型高校（含本身定位于应用型的新建和筹建本科高校、已经完成和正在向应用型转型的本科高校、高职院校）基于“区域”展开的正面竞争将更加激烈。因而，寻求向县域发展的新空间，正成为高职院校迫在眉睫的战略任务；基于自身与县域发展天然的契合性，高职院校有热情、有实力、有能力成为县域“新四化”建设的主力军。
（二）从服务于“区域和区域经济”到“县域和县域经济”：高职院校以“县校合作”机制建设的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而提升其核心竞争力
那么，“县校合作”机制的这种“辐射—承接—扩散”效应，其承载体教育教学基地的有效运行模式又是怎样的呢？这个模式就是高职院校县域异地办学特色管理模式——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
教育教学基地（含产学研基地、地方学院或研究院、分校、技术服务平台等）对接的应当是县域产业和县域经济，在总部经济发展及其具体表现——“总部—生产制造基地”模式或“总部—基地”产业模式布局建设——已总体进入大力推进阶段的背景下，高职院校借鉴、模拟或采用“总部—基地”模式运行框架而生成了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以此“进驻”县域，因而形成“学校总部—教育教学基地”办学布局（位于大中城市的学校总部和位于县域的教育教学基地实现教育管理的空间分离）；由此，教育教学基地转而就对接于企业总部设在县域的生产制造基地或产业基地，以至形成“学校总部—教育教学基地—生产制造基地或产业基地”总布局。
“总部—基地”办学模式通过有效对接“总部—基地”产业模式，高职院校以这种特色办学模式“进驻”县域，可以分享两区域（学校总部所在的中心区域和学校总部的教育教学基地所在的县域）各自资源（中心区域的战略性资源和县域的常规性资源），实现与中心区域和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共赢。
（三）高职院校通过促进县城经济、小城镇经济、农村经济联动发展形成并凸显其特色竞争力
县域经济并不就是县城经济，还包括小城镇经济以及农村经济。如上所述，对应县域经济发展的最佳教育服务形式应是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因此，高职院校推进“县校合作”机制和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建设，关注和着力的不是县城这一个“点”，还有小城镇经济这若干个“点”；而“县城经济——小城镇经济”所形成的若干个“线”也会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从而形成“县城经济——小城镇经济——农村经济”“点线面”效应。
1.促进以县城为核心的城镇建设。通过助力“就地城镇化”建设提升特色竞争力。在推进以县城为核心的城镇建设上，高职院校要努力为提升县城和小城镇综合服务功能、促进农村人口向县城和小城镇转移提供“量身定做”的服务。这也是高职教育为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渠道作出的贡献。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异地转移（向大中城市转移）和就地转移（向本地的县城和小城镇转移）两个基本渠道。由于目前县城和小城镇的产业承载力有限，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承载主体是大中城市。县域“新四化”建设为县一级中心有望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又一重要目的地提供了契机。
高职院校要把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同带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建立健全县域就业机制结合起来，通过创新县校协同合作机制、建设特色办学模式、输送“用得上，沉下去，留得住”的人才等方式，支持“就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就是农民不仅要进入老城区，新城区，还有新社区［6］，简言之，就是“离土不离乡，就业不离家”）建设。
2.促进县域农村建设。通过职业农民培养“学分银行”制建设提升特色竞争力。在推进县域农村建设上，高职院校要深入县域腹地，在广袤的农村大力推进农科教结合，培养职业农民。农科教结合是实施“科教兴县”、“科教兴农”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高职教育为职业农民培育服务进而为农村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重要途径。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推进农业科技创新”，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扶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特别提出要“发挥高校在农业科研和农技推广中的作用”。由此可见，职业农民（种植大户、专业大户、养殖大户、农民经纪人、小型农业企业家等的统称），即以市场运作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以农业为稳定职业、具有较高素质和社会责任感的农民，其培育被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对此，高职院校肩负重任且较之其他高校优势明显。高职院校要承担全面系统农业教育的重任，即不仅要进行农业生产领域的基本教育培训，还要进行农产品的储存与加工、销售、市场开拓、品牌建设以及土地规划与利用、农业项目运作等的拓展教育培训；其培养内容包括农业科技教育、农业发展理念教育、农场经营与合作社管理教育、农业文明和农耕文化教育、农业（农民）职业道德教育等。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高职院校多培养的是“农民的儿子”（他们不一定再回农村），而对在职在岗的务农农民的职业性成长培养仍显不足。除了“县校合作”机制和高职教育“总部—基地”办学模式建设向县域纵深推进不够外，这还受制于职业农民成长的制度性条件，如一定时期的脱产学习的条件不具备。以“学分银行”制为核心内容的弹性学制是满足这些受教者多元化需求的有效制度安排。具有学分累积、使用和转换功能的“学分银行”制，是对银行应具有的三项基本功能存（存取款）、贷（贷款）、汇（汇兑和结算）的模拟和创新性应用，其有效实行与推广取决于内生其中的存分机制、贷分机制和兑分机制及其良性联动效应。“学分银行”制度建设，如果说存分机制建设是其起点——为他们建立“终生学习信用卡”以至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奠定基础，贷分机制建设是其深化与完善——是建立（职业）教育信用制度的重要切入点（通过贷分机制建立和完善的个人信用，就是这一受教群体的“终身学习护照”，也是学分市场的通行证），则兑分机制建设就是其更高境界——是提高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的重要途径。学分的顺利互换使这些受教者的“身体流动”成为事实，因而“学分银行”制度的真正确立在于学分认定制度的确立，在于三大机制
的有效贯通，而关键在于学分“货币”的通用程度，即在校际间、县域间、区域间甚或全国的互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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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谢一风，史秋衡.高职院校县校合作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3.
［4］田享华.大城市小城镇应协调发展［n］.第一财经日报，2011-04-01（2）.
高等教育的总方向篇10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五年累计7.79万亿元，年均增长21.58%，2012年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民族、贫困地区倾斜，教育公平取得明显进步。”
当国务院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念到这句话时，大会堂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4%”，这个20年前就提出的目标，两会代表、委员们多年强烈呼吁的目标，在2012年终于实现。
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反映了一个国家对教育经费投入的能力和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与会的多位代表委员表示，4%目标的实现体现了党和国家优先发展教育的坚定决心。
“4%来之不易，应该努力捍卫和巩固。”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朱永新，深知这个数字背后沉甸甸的分量。
分解来看，各级政府部门、学校如何才能以100%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确保教育投入落实、管好、用对，真正解决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难题，促进教育公平、质量、效益的提升，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这一问题远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在实践中边走边答。
筹好：明确责任优化结构
界定各级财政教育支出责任，拓宽教育经费来源渠道
全国人大代表、教育部党组成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顾海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中肯地说，达到4%虽然有重要意义，但4%在国际上来说只是一个基准线，以国内人均来看更是低水平。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制定新世纪教育发展规划，如美国提出三五年后要重返大学毕业生最多的国家。中国教育要发展，“投入达到4%是基点也是起点”。
201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为“4%”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保证教育经费持续稳定增长”。因此，后“4%时代”确保教育经费持续稳定增长依然需要制度保障，需要建立教育经费投入的长效制度。
作为地方主政者，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对重庆连续多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达到GDp4%以上一直很自豪。解决4%问题，重庆以制度方式确保教育支出增速与GDp同步，量化结果就是占财政支出的20%。另外，每年4月中央财政决算出来，中央转移支付会把超支的一部分分给各省，这个新增部分也等比例用于教育。
重庆的经验充分说明，教育经费持续稳定增长，需要制度规范。
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院长王善迈教授建议，“要保障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增加政府对教育的投入，需要建立健全教育财政制度，以制度保障政府教育投入，避免投入的随意性”。具体来说，就是制定各级各类教育生均经费标准和生均财政拨款标准，明确界定各级财政教育支出责任。
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主要由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两级财政负担（部分地区地级市也承担了部分管理和财政责任），基础教育管理和财政责任则以县为主。
为保证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尽量做到公平合理，2011年国务院颁布22号文件，要求地方财政在保证4%目标上做的是“教育财政支出占比”，而非“GDp占比”，从而掌控地方政府在教育经费上的支出。
“较规范或理想的制度安排，是各级政府的教育管理责任和财政支出责任相匹配，也就是所谓的事权与财权对等。”对此，王善迈提出了3个可行选择，一是调整层级政府间财政收入结构，增强县级财政公共服务的能力；二是调整层级政府间对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加大省和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三是完善层级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保障4%目标，需要对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结构进行调整。”安徽省政协委员、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金燕也建议，中央财政应继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加大省级财政对教育投入的统筹责任和力度。
这些意见和建议，实际上与教育部的未来规划不谋而合：
“研究制定各级各类教育生均经费标准和生均财政拨款标准，健全两个方面分担机制：一方面是各级政府之间的纵向分担机制，进一步明晰中央、省、市、县的教育事权和财政支出责任，拓展增加投入的新举措、新项目；另一方面是政府、家庭、社会之间的横向分担机制，进一步明晰生均经费需求和财政拨款、学费、学校自筹经费之间的资源配置关系。”
虽然教育具有公益性质，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必须完全承担教育投资的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教育公益性的实现形式多种多样，应充分发挥国家政策导向作用，鼓励、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教育，拓宽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实践证明，单靠国家办教育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也难以有效支撑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拓宽经费来源渠道，实现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多元化是教育改革的方向之一。
2013年1月27日，美国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再次向母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捐款3.5亿美元，这使得他在过去40多年间对母校的捐款总额达到约11亿美元，成为美国向单一大学捐款超过10亿美元的第一人。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室副主任王烽提示，在国家用于教育的总经费中，除了政府财政投入和所谓市场化的收学费，还须在第三大重要来源――社会捐赠上多下功夫。
用好：有的放矢突出重点
新增经费用于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进一步落实“四个倾斜”
2011年之前，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敬仲镇石桥幼儿园园长崔艳芳没少为钱操过心。“蜗居”村里的民办幼儿园，收费低、经费紧、开支大，光维持就很头痛。
2011年，临淄区被确定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建立学前教育财政生均拨款机制”试验区，并于下半年开始实施学前教育财政生均拨款制度。同时，财政生均拨款这个以前只属于公办学校独享的政策，同样惠及所有通过评估验收、正式注册的民办园。
2012年初，石桥幼儿园收到了区财政拨付的27800元学前教育生均财政拨款，并未因是民办园而受到“区别对待”。按照新制度和目前在园幼儿数，该园以后每年还能获得七八万元的财政生均拨款。
石桥幼儿园获得财政拨款的经历，只是国家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的一个缩影。据了解，截至2012年，中央财政已累计安排专项资金253亿元，支持中西部地区利用农村闲置校舍改建幼儿园，支持农村中小学增设附属幼儿园，扶持民办幼儿园发展及幼儿奖补等项目。由此带来的是学前教育资源的快速扩大。仅2010年至2011年，全国就新建、改扩建幼儿园4万多所，新增在园幼儿560多万人，增长量超过前10年增量的两倍。学前三年毛入学率达到62.3%，提前实现“十二五”目标。
而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也只是我国将新增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薄弱环节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看来，要使有限的教育经费用在刀刃上，教育管理部门应通过科学合理的目标管理提高教育投入的使用效率。
而2013年，教育部会同相关部门确立的教育经费安排使用总体原则，正体现了鲜明的目标管理意识：优化投入结构，坚持正确的投入方向，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根本和着力促进公平公正、着力提高质量效益这两个重点，多做利民惠民的大事，多做雪中送炭的好事，统筹促进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具体来说：
新增经费用于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一是“保基本”，包括提高义务教育保障水平，改善中小学校舍安全状况，推动落实地方高校生均财政拨款。二是“补短板”，包括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改善义务教育学生食宿条件，加快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普通高中发展，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支持地方化解高校债务。三是“促公平”，包括学前教育建立了资助制度，农村义务教育学生有了营养餐，中职免费政策扩大了范围，普通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实现无缝衔接，研究生有了国家奖学金。四是“提质量”，包括提高特岗教师补助标准、扩大补助范围，支持学前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继续实施“国培计划”，继续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加强对职业院校教师的培训，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进一步落实“四个倾斜”。一是优先用于教育教学，为各级各类学校正常运转提供保障。二是继续加强薄弱环节，为实现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协调发展提供保障。三是大力促进教育公平，为人民群众的平等教育权利提供保障。四是全力支持改革创新，为不断提升教育质量提供保障。
如今，全国1.3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和约2800万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了学杂费，1.3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和约2200万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了教科书费，约3000多万农村寄宿制学生免除了住宿费，《义务教育法》的规定逐步得到全面落实。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的范围扩大到了所有农村学生，全国约1200万农村学生免除了学费，这是继免费义务教育之后农村教育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
如今，3亿多平方米存在安全隐患的校舍，经过加固改造或新建重建达到了国家安全标准。
如今，我国基本建立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学生资助体系，各级教育每年资助金额总计近千亿元，资助人数近8000万。
如今，各级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增幅不断提高。2011年，小学、初中、高中、中职和普通高校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分别达到1366元、2044元、1688元、2213元和7460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7%、45%、57%、51%和71%。高校科研条件和研究实力进一步增强，2012年，高校牵头承担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项目70项，占项目总数的67%；牵头承担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49项，占项目总数的64%。
这些成效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得到了国际组织的高度评价，也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的中国民生指数满意度调研中，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位居榜首。
“覆盖人数多，执行质量高，实为罕见。”这句话，来自世界银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儿童发展伙伴组织对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评价报告。报告高度肯定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认为它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项了不起的计划”。
“教育投入的结构问题不是划分领域的分类问题，也不是为某些教育争取资源的问题，而是要从国家教育发展的整体来考虑，有的放矢，突出重点。”程方平说。
管好：严格监管阳光运行
教育经费每一个环节，监管部门全方位跟进
2012年，中国海洋大学、山东大学、东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东北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的财务“大管家”――总会计师王剑敏、曹升元、丁辉、湛毅青、芦延华、陈志坚走马上任。他们是教育部面向全国范围公开选拔的6所直属高校总会计师。作为学校的副校级行政领导成员（副厅局级），他们主要协助校长管理学校财经工作。
在江苏省教育会计学会会长、南京审计学院教授乔春华看来，面向全国范围选聘高校总会计师的举措可视作高校财务制度改革的“破冰之旅”。
据了解，近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逐渐从过去的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高校在资产规模、资产组合和管理方式方面发生了较大变化。资金来源从主要依靠财政拨款，发展为现在的“财（财政拨款）、费（学费）、产（校办产业上交）、社（社会捐赠）、基（教育基金）、科（科研经费）、贷（银行贷款）”7种渠道。随着资金来源渠道的多元化，高校的财务关系也日趋复杂，由原来单纯的高校与教育部门之间的纵向关系发展为高校与高校、高校与国内单位、高校与个人、高校与国外机构等纵横交错的财务关系。
“在频繁经济活动带来资金风险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总会计师一职的设立将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乔春华说。
而实际上，设立高校总会计师只是教育部门加强教育经费管理的一个环节。
“4%要花出效益，必须加强监管。”上海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王荣华建议，国家应该建立和严格教育经费的申请和批准制度，从而从根本上制约和杜绝教育经费被乱用或滥用。
实行新的中小学财务制度和高等学校财务制度，修订中小学校会计制度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加大高校总会计师选拔委派工作力度，推动健全学校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出台高校财务信息公开办法……2013年，教育经费从分配、使用到评估，教育监管部门将全方位跟进。
在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教育部门定期组织分管领导和业务人员学习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系列文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政府采购法》、《招投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知识。通过每年一次的全县农村中小学预算编制培训会，从农村中小学预算的作用、原则、管理和方法等方面，对农村中小学会计展开系统培训。濉溪县作出明确规划，今后将严格落实义务教育保障经费“校财―局管―校用”体制，在中小学公用经费及各种专项资金的预算管理、日常监督等环节上下功夫，确保教育经费的安全，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益。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中心小学校长田建丽看来，“教育一线管好用好教育经费，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她指导学校从年度预算编制管理，到补助资金管理，再到学校财务管理、收费管理，最后到监督管理，细化每一个过程，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日前，教育部将2013年确定为“教育经费管理年”，提出尽最大努力把科学化、精细化的管理要求落实到每一个工作环节、每一个时间节点。坚持勤俭办学，反对铺张浪费，做好财务预决算公开、“三公”经费公开。
教育部财务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还将建立和完善制度体系，确保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加强和落实监管体系，确保监管工作有权威、有实效；加大信息公开力度，确保经费从分配、使用到评价都在阳光下运行；加强专业化建设，全面提升经费管理水平。
筹好、用好、管好教育经费，确保每一笔教育资金足额投入，每一个项目顺利落实，免费项目更多、校舍更加安全、困难学生上学更有保障，以及学校运转水平和质量更高。这一切，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广大老百姓，是近3亿的在校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