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的突出特征篇1
关键词:国际化经营;政治风险;风险防控;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2-0016-04
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早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雄厚的资金,企业家们也都渴求着更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实现国际化运作。金融危机的洗礼,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普遍遭受重创,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第二梯队虽未能幸免,但毕竟影响有限,这似乎也预示着全球经济的重心首次向东方敞开了大门。当下正是企业家们开疆拓土、进行海外抄底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赶超的机会就在眼前。
不过,在走出去之前,企业家们应在审慎地考量自身的同时,格外关注国际化经营中的风险,尤其是政治风险的管理。因为,一旦国际化经营,就犹如驶入大海,面临更为广阔的战场,环境更加复杂和多变,各种风险将潜伏于四周,哪怕是细微的气候变化,下一刻也可能是不期而至的惊涛骇浪。
本文将就企业国际化经营中的政治风险进行分析,对政治风险的防范与控制进行研究,以便为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的企业的政治风险管理提供参考。
一、国际化经营及其模式
企业层面的国际化,往往被称为国际化经营。所谓国际化经营,是指企业为了寻求更大的市场、更好的资源、更多的利润,突破国家限制,以世界市场为导向,国际性地利用生产要素和管理技能,主动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实现产品交换国际化、生产过程国际化、信息传播与利用国际化以及企业组织形态国际化的过程。其特征是将地区性、传统型、封闭型的国内经营活动发展成为全球性、创新型、开放型的跨国经营活动。国际化经营的重要衡量标准是企业在其注册地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程度。
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企业国际化经营基本模式有不同的划分。按企业对其海外分支机构的控制程度不同,企业国际化经营基本模式可分为贸易式国际化经营、契约式国际化经营和投资式国际化经营三种。
贸易式国际化经营模式是指通过商(经销商)或直接设立境外销售分支机构(子公司)等方式开拓国际市场。这是对外国市场介入程度最小的一种国际化经营模式。其目的是在目标投资地区建立自己的国际营销机构,借此构建自己的海外销售渠道和网络,以增强对产品销售市场的直接了解,与目标投资地区消费者直接见面,减少中间环节,扩大盈利空间。
契约式国际化经营模式是指通过许可证贸易、特许经营、技术协议、服务合同、管理合同、工程合同、生产合同、合作生产协议等方式,转移技术、商标、经营方法、管理经验等无形资产。其中,对外承包工程是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目前常用的方式,特许经营是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最有发展前途的方式。
投资式国际化经营模式,即通常所说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采取绿地投资、跨国并购以及战略联盟等形式转移各种经营资源的方式,在目标国家或地区建立子公司,并享有一定的控制权和所有权。企业国际化理论的早期代表人物海默(hymer,1976)就把对外直接投资看作国际化经营的一种重要手段。不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绿地投资在投资式国际化经营中所占比例有所下降,跨国并购及战略联盟已成为企业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保持有利竞争地位而更乐于采用的国际化经营方式。随着全球投资自由化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趋势将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
二、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现状
伴随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再加上在宏观政策层面我国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步伐在不断加快。
据统计,2008年我国出口贸易总额为14285亿美元,从1979-2008年,出口贸易年均增长18.1%;2008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为407亿美元,而2003年仅为29亿美元,2004-2008年,年均增长69.6%;2008年,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完成营业额由1989年16.9亿美元增加到651.2亿美元,其中,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由14.8亿美元增加到566亿美元,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由2亿美元增加到80.6亿美元。
为了比较详细地考察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现状,考虑到资料的可取得性,以2007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为例。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2007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FDi,非金融类)总额为248.4亿美元,同比增长40.9%,境外企业就业人数达65.8万人,其中,雇用外方员工29.5万人,境内投资主体通过境外企业实现进出口额1189亿美元。
从行业看,行业分布比较齐全,流向批发和零售业、商务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仓储业的投资为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前三甲,占比达61.5%。
从地区看,境内投资主体设立的境外直接投资企业共分布在全球173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国家(地区)的71.2%,亚洲、拉丁美洲地区仍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集中的地区,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较集中的前三位国家(地区)。
从投资主体看,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继续凸显,国有企业占整个境内投资主体的比重较上年下降6个百分点,达19.7%,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较上年上升了10个百分点,达43.3%,私营企业对外投资的主体数量占11%。浙江、广东、山东、江苏、北京、福建、上海、黑龙江七省一市投资设立的境外企业数量占境外企业总数的55.7%,其中,浙江省是中国拥有境外企业数量最多的省份。
从投资方式看,方式日益多样,包括境外工程承包、资源开发投资、特许经营、全散装件(CKD)和半散装件(SKD)、设立技术研发中心和销售中心、为规避贸易壁垒和分散经营风险的各种策略(如离岸注册等)、跨国并购等。
“走出去”既是贯彻中央的大战略,也是企业自身利用国际市场、资源以及多样化经营贴近资源和客户、分散风险的需要。企业国际化经营可以提升国家的产业结构、稳定国家的经济发展、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其经济和社会效应均十分明显。
三、国际化经营政治风险及其产生根源
朱淑珍(2002)在总结各种风险描述的基础上,把风险定义为:风险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由于各种结果发生的不确定性而导致行为主体遭受损失的大小以及这种损失发生可能性的大小。可见,风险可采用损失发生的大小与损失发生的概率两个指标进行衡量。鉴此,企业国际化经营风险可定义为企业在其进行国际化生产经营过程中,由于不确定因素和经营失误的影响,而遭受损失的程度与可能性。综合世界各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实践,一般据风险内容及其表现形式可将企业国际化经营风险划分为政治风险、外汇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财务风险、技术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七大类,而每类风险又可分解为若干子风险。实际上,除了自然灾害风险外,其余风险大体可划分为商业性风险和政治性风险两大类。
所谓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政治风险是指目标投资区政府因政治、社会形势或国际关系的变动所产生的政策改变、政权交替或社会活动对国际化经营企业造成不利影响的程度与可能性。国际化经营中的政治性风险主要有政治暴力风险、征收风险、汇兑限制风险和第三国干预风险。
政治暴力风险,指目标投资区发生革命、战争、内乱和其他事件,致使外商及其财产蒙受重大损失,直至无法继续经营。就总体而言,目前,我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面临的主要政治暴力风险不是传统的战争、内战、恐怖行为等,而是和平环境中贸易保护主义和劳工权益问题驱动的政治暴力风险。
征收风险,即目标投资区政府对外国企业实行征用、没收或国有化的风险。目前各地区政府为发展经济吸引国际投资,公开、直接的征收风险已很小。较为现实的征收风险将是间接的、蚕食式征用风险,即目标投资区中央、地方政府不公开宣布直接征用企业的有形财产,而是以种种措施阻碍外国投资者有效控制、使用和处置本企业的财产,使得外国投资者作为股东的权利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等,构成事实上的征用行为。
汇兑限制风险,也称转移风险,即目标投资区国际收支困难而实行外汇管制,禁止或限制外商、外国投资者将本金、利润和其他合法收入转移到目标投资区外。随着世界性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冲击,大多数国家与地区逐步开放了外汇管制,转移风险相应大幅度降低。然而,由于目前国际货币、金融危机频频,发展中国家和某些转轨国家的转移风险仍不可低估。
至于第三国干预风险,一般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第三国政府直接采取制裁措施的风险,这种风险目前主要来自美国。企业如果与伊朗、苏丹、朝鲜等美国列举的所谓“无赖国家”开展经贸往来,就有可能面临这项风险。另一类是在第三国干预行为的压力或引诱下(并非由第三国直接采取制裁行动),目标投资区政府违约的风险。由于日本参与,中俄石油管道工程方案多次反复,就是这一风险的典型案例。
走出国门承包工程、进行劳务合作、开展海外投资,要面对国际经济活动中客观存在的各种风险。由于外汇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财务风险和技术风险等商业风险发生的几率较高,投资者往往会在考量这些风险后作出投资决策。而政治风险发生几率相对较小,容易被投资者忽视,但是风险一旦发生,投资者的损失更为惨重。
政治风险之所以产生,除某些国别因素外,尚有以下四大根源:
第一,目标投资区政策的不稳定性。稳定、连续的目标投资区政府政策是企业国际化经营所期望的理想的环境。遗憾的是,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制定和调整产业政策,加紧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而围绕产业调整的政策行为有可能改变投资项目运作的政策环境,使已实施的投资项目所享受的优惠条件或待遇不再存在。
第二,区域经济体的政治经济行为。实际上,区域经济一体化往往会造成事实上的“对内自由,对外保护”。比如,区域经济体为内部利益而进行的内部协调,可能打乱区域内外资企业的经营步伐,给区域外的他国企业在区域内的其他业务活动带来负面影响。还有区域保护、区域经济体的经济报复和政治报复等。
第三,民族主义与宗教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问题。目前,民族主义和宗教正日益上升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力量。俄罗斯车臣战争、印度国内冲突、索马里内乱、刚果(金)国内冲突、中东巴以冲突、斯里兰卡国内冲突等,其祸根均为历史纠结的民族怨恨或宗教矛盾。这类事件带来的政治风险势必在经济领域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四,目标投资区政府目标与企业存在冲突。目标投资区政府出于地区和民族的利益,可能担心国际化经营企业在本地区的投资经营活动会影响本地区经济的发展,会侵犯其,会控制国民经济的关键产业,等等。这一担心可能会导致目标投资区政府采取法律和行政手段限制国际化经营企业在本地区的投资活动。
正因为这样,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与其他经济风险相比,政治风险差异在增大且规避难度在增加。比如,由于民族矛盾冲突带有很强的文化冲突特征,与历史、文明进程及宗教价值观密切纠结,因此,其外在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而所诉求的解决方式也千差万别。民族矛盾和冲突的这种复杂性、多样性,使国际化经营企业在判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政治环境时的不确定性大为增加。
四、国际化经营中政治风险的评估
为避免和减轻政治风险造成的损失,企业应在实施国际化经营前进行充分的政治风险评估。其程序一般是收集目标投资区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收支状况、政局稳定性、投资项目与目标投资区经济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资料,然后对数据资料进行分析、评估。其方法主要有实地考察、听取专家意见和利用专业风险评估机构资讯等。
实地考察,是指企业在进行国际化经营决策时,派遣高级治理人员到目标投资区做实地调查,通过现场参观和与当地政府官员、企业家的接触,以了解该地区的经营环境和风险状况。
听取专家意见,就是向外部专家(如外交官、商人、其他企业的治理者、记者、政治家等)请教,还可以设立专门的专家咨询委员会,通过向专家咨询获得有关资料,以对目标投资区的经营环境和风险状况作出评判。
目前,比较流行的专业风险评估机构资讯有:(1)美国BeRi公司定期在《经营环境风险资料》(BusinessenvironmentRiskinformation,BeRiS.a.washington,D.C)上公布的世界各国的政治风险指数。它动态考察了不同国家经营环境的现状以及未来5年后和10年后的情况,它是国际上公认的权威性政治风险指数。(2)美国纽约国际报告集团制定的国际国别风险指南(iCRG)。iCRG是最专业的、唯一每月测量结果的国别风险测量机构。政治是iCRG国别风险评价所包括的三个范畴之一,其主要组成因素包括政治领导人表现、有无外部冲突、政府腐败状况、军队和军人在国家政治中的位置、宗教在政治中的位置、法律和秩序传统、种族和民族压力、政治恐怖主义状况、有无内战、政党发育情况、等多项。(3)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编制的《国际贸易投资风险指数》报告。在该报告的政治风险指标中,将国际和平和国内稳定因子纳入贸易投资风险评估体系,并赋予政治风险30%的较高权重,此外,法律效率、社会安全等也均纳入了评估体系。
要注意的是,在评估政治风险时,应重点关注目标投资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变化趋势、征收或国有化的历史记录、其他公司在该地区经营的历史、目标投资区所在地区的政治活动和趋势、目标投资区整体经济状况以及政府当前活动可能对社会稳定性的影响等;应主要关注政府权力行为的合法合理性、政府制定和执行法律的能力、政府机关的廉洁状况等;应重点关注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广度和深度、政府的外债负担、利益集团之间斗争的程度以及这种斗争影响决策制定的程度。以便对国际化经营中的政治风险作出比较科学的评估。
五、国际化经营中政治风险管理策略
由于国际化经营不是企业经营活动的简单外延,而是企业经营组织和经营要素的跨国、跨地区拓展和优化,它的经营系统直接置身于国际市场环境之中,因此,随着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深入,其经营风险在逐步加大,尤其是此次金融危机时期,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面临的政治风险在放大,平安投资富通损失就是建国以来我国企业在海外遭遇的最大政治风险案件;在中铝增持力拓交易中,政治风险更是从一开始就如影随形,最后由于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延长审查周期,而市场行情期间再次发生显著变化,中铝增持力拓交易最终流产。所有这些均凸显出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风险防范意识薄弱,防范能力有待加强。
政治风险之所以为风险,就是源于它的不确定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风险发生的时间不确定。即使通过使用上面这些评估方法可以预计会有什么类型、什么程度的政治风险发生,却不知道具体会在什么时间发生,或者会不会发生。所以,在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之后,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或降低在未来可能发生政治风险造成的损失。
实际上,国际化经营企业对政治风险的处理,可分为进入投资前和进入投资后两个阶段。
1.进入投资前
国际化经营企业应在考察所冒政治风险程度的基础上而对进入策略进行调整。在调整进入策略方面,主要有下列做法:
(1)调整进入方式。经由事先的风险评估,经理人可以决定是否进入某一国投资。若风险过高,则不进入或延缓进入目标投资区投资;若进入投资,则可以采用合资或技术授权的方式来降低风险。
(2)选择当地的合作伙伴。与当地企业进行协作虽在决策上较难控制,但可减少目标投资区对外资企业所感受到的威胁,而合作伙伴必然会积极保护其投资事业不受当地政府管制的侵害,倘若协作对象与政府关系良好,则保护效果更强。而在选择当地的合作伙伴时,除多方的征信外,合伙人的、种族、个人特质可能也需要考虑。
(3)扩大投资基础。即股权多国籍化。国际化经营企业可通过分散投资者国籍来增加谈判力,这样受到目标投资区的不利管制将减少许多。因为采取了这一措施,如果目标投资区政府企图征收,考虑到这要涉及多国的利益,而不敢贸然行事。
(4)以第三国子公司的名义进行投资。基于政治、法律、税赋或管理上的需要,国际化经营企业可以第三国子公司的名义进行海外投资。此一调整资本输出国国籍的方式,有时反而能取得比由母国资本输出更有利的地位。
2.进入投资后
国际化经营企业在进入目标投资区投资后,可实行以下策略:
(1)规避。规避是指主动避开损失发生的可能性。比如,考虑到游泳有溺水的危险,就不去游泳。这是当国际化经营企业不愿再继续留在当地发展时所实行的方式,比如撤资。
(2)经济威慑。经济威慑是指用经济手段来威胁对方以达到其预期目的的一种方法。这是国际化经营企业以继续留在当地为目的所采取的对策。
(3)购买保险。这是防范和化解国际化经营中政治风险的最常见也较为有效的措施。购买政治保险可将风险转移给承保机构承担。承保机构包括各国、各地区政府开办或代表政府的出口信用机构以及国际多边担保机构、其他商业性保险公司,如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和世界银行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其承担的风险主要有:转移限制、没收、毁约、战争和民变等。保险方面要注意的是政治风险造成伤害的举证、注意时效及尽量提出有利理赔的证明。
(4)实行多样化政策分散风险。业务多样化,包括行业多样化和地区或国别多样化,这可分散并降低单个业务风险形成的总体风险水平。在国际化经营中,业务多样化的关键是选择好海外项目,确保它们不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在运作上,不同的项目不应在同一时间出现失利。当然,通过分散投资来降低风险的限制是投资产业和投资规模,有限的投资不能无限分散,否则会导致管理成本过高,或失去投资的产业机会。
(5)依靠法律。法律方面要注意的是把握时效与机会,不随便放弃任何申诉或救济请求的机会,当然雇用当地的律师以及熟悉当地的法律规定也是有效的做法。
(6)增加个人安全保障。国际化经营企业驻外人员个人生命安全的威胁,有大部分是来自于当地的社会情况不稳定所致,而企业可以透过人寿保险(意外险)来保障个人的安全。此外,投资者及驻外人员应尊重当地文化、行为应谨慎,避免引起当地人的反感,则有助于双方良好关系的建立。
六、结语
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否健康发展,最关键的是国际化管理水平能否提高,能否抵御国际化经营给我国企业带来的巨大风险。
总书记曾指出,越是经济社会向前发展,越是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就越不能忽视可能发生的风险。李嘉诚先生曾说过:我不仅要考虑能游到对岸,还有考虑有没有能力游回来。因此,在国际化经营中,我们要把风险估计得更充足一点,更谨慎一点。要始终忧患在心、准备在先,居安思危、防患未然。
为此,国际化经营企业除了要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外,还应加强自身的风险特别是政治风险的管理工作,制定风险防范措施,使企业具有及时应变的能力,以备在一些不可预见的情况发生时,自己不被国际化战略的大潮所淹没,在国际市场上赢得预期的收益,不断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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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izationmanagement:thepoliticalRisksandCountermeasures
HUanGYong-xing
(anhuiUniversityoftechnologySchoolofeconomicsma'anshan,243002,China)
国际直接投资的突出特征篇2
在油企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而“走出去”的过程中，政治风险始终如影随形。就海外资源开发而言，当前最重要的莫过于选择适当的参与时机、形式、环节及东道国，从源头上降低政治性风险的概率。政治性风险不可小觑我国油企在海外开发中面临的政治性风险特点为：传统战争风险与和平环境中的政治暴力风险并重；公开、直接的征收风险总体降低，蚕食式征用风险日益突出；汇兑限制风险总体大幅度降低，但部分金融危机高发国转移风险仍然较高；与此同时，第三国干预风险等新型政治性风险极为严重。■文/梅新育为了保证获得稳固的能源进口供给并规避油价风险，乃至分享其价格长期上涨的收益，我国能源行业积极对外投资，以实现收入多元化、分散经营风险、维持能源行业就业等目标。国际石油界知名人士有“石油业只有10%是经济，90%是政治”之说。相应地，政治性风险在石油天然气企业面对的风险中所占分量相当突出，对于跨国经营的石油天然气企业尤其如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包括能源在内的资源开发仍将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也正是进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庞大且不断增长的需求决定了应对海外能源开发政治性风险的重要意义。海外投资中的政治性风险传统上划分为战争和内乱风险（政治暴力风险）、征收风险、汇兑限制风险（转移风险）、违约风险、延迟支付风险5类，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产业，政治性风险有着不同的特点。鉴于能源开发项目中东道国支付通常以所开发能源为保证，因此延迟支付风险和违约风险较低。近年来和可预见的未来，我国企业在海外能源开发中面临的政治性风险呈现以下特点：传统战争风险与和平环境中的政治暴力风险并重；公开、直接的征收风险总体降低，蚕食式征用风险日益突出，但在某些西方大国的能源开发投资存在潜在的征收风险；汇兑限制风险（转移风险）总体大幅度降低，但部分金融危机高发国转移风险仍然较高；与此同时，第三国干预风险等新型政治性风险极为严重。传统战争与政治暴力在海外资源开发中，传统战争风险与和平环境中的政治暴力风险均极为突出。传统战争风险及其自我强化机制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战乱频繁是一种普遍现象，因为代表财富的自然资源本身就是引发暴力争端的根源，自然资源换取的金钱又能支持武装冲突各方向外界采购武器、给养，从而将战争持久进行下去。假如一国石油之类可替代性很低的大宗战略性资源主要蕴藏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独占这种资源收益的动机将刺激该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分离主义思潮和行动，传统战争、内乱、恐怖行为等风险也就更难消除了。无论是在哪个国家，上述局面一旦形成，就将不断自我强化而长期持续，难以根治。由于发达国家工业化较早而先行耗尽国内矿产资源，主要矿产输出国均属发展中国家。而一个高度依赖外向型初级产业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初级产业一旦大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其发展自主先进制造业的可能性。因为，在争夺资本和人才的竞争中，繁荣的出口初级产业将汲取大部分资本、人才而令其制造业部门相形见绌，初级产品出口的繁荣又将提高本币汇率，进一步打击本国制造业在开放经济中的价格竞争力（俄罗斯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武装冲突各方对作为国家主要财源的自然资源争夺将更为激烈，作为资源主要蕴藏地的那些少数民族聚居区独占资源收益的动机也将更加强烈，外部势力操纵起矛盾冲突来也就更加方便、高效。我国国内分裂主义势力（特别是东突势力）的活动提高了中国石油天然气企业在海外经营中的传统战争风险。因为全世界石油天然气资源集中于穆斯林聚居区，伊斯兰教又是世界性大宗教中唯一规定信徒具有“圣战”义务者，东突分子的活动相对容易煽动和组织海外针对中国外交机构、企业和公民的暴力行动。今年乌鲁木齐“七五暴乱”后，基地组织北非分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声称将攻击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五万名中国工人，以及在整个西北非地区的中国国民及项目，就表明了这一点。作为国际自然资源开发领域的后来者，我国矿产企业在海外获得的资源多数处于发展中国家和偏僻地区。这种偏僻地区往往是反政府武装和贩毒、走私等犯罪团伙活动的“乐园”。正规资源开发企业的开发活动既干扰他们的“自由”，又因修建道路等基础设施而便利政府加强管辖，财力雄厚的开发企业本身还会成为他们眼里敲诈勒索的“肥羊”
国际直接投资的突出特征篇3
关键词：国际投资；间接征收；适当补偿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使得各国在制定投资协定时不单单要从投资者角度考虑问题，同时也要考虑到东道国的利益。而征收是与之最为密切的概念，在当今社会，直接征收已经少之又少，相反的，间接征收成为了东道国与投资者之间最大的矛盾冲突。故间接征收的发展演变、在协议中的形式以及其合法性要件等问题，需要我们去关注并掌握，同时，伴随着间接征收，我们还要讨论适合其的补偿规则，从而更好的去实现东道国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平衡。
一、从“征收”到“间接征收”
（一）征收。“征收”指的是“expropriation”，指一国政府对其领土内的私人财产征用、没收的权力。其主要表现为“eminentdomain”，即征收权、征用权。然而有关国际投资上的征收，是指东道国政府利用公权力对投资者进行限制与剥夺的行为，其剥夺的范围包括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其中还需考虑到预期收益。其最早是规定于联合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第2条第2款第3项。
（二）间接征收。20世纪80年代，随着世界总体格局的稳定化，国有化事件呈现显著下降趋势，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间接征收”的概念。由此，征收被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直接征收（directexpropriation），是指东道国政府公开地、迅速地、直接地将外资全部或部分地收归国有；另一种是“间接征收”（indirectexpropriation），是指东道国政府通过干预、限制等手段，对外国投资者行使财产权的各种管制措施，其实施的过程多是循序渐进的。虽然这些措施表面上并没有对投资者的所有权予以否认，但是其在实质上对财产的不利影响，往往构成了对投资利益的剥夺、对投资权利的限制，以及可能使投资价值遭受实质性的减损。
二、间接征收在协定中的形式
（一）有关我国的协定
我国2010年《中国投资保护协定范本》（草案）第6条对直接征收与间接征收做了详细的规定，其中，在第1款中规定了构成征收的除外条件：公共利益、法律与正当程序、非歧视、补偿，并简单的以“效果等同”对间接征收进行定义；然后在第2款中通过对四方面要素的考察来确定是否构成间接征收，即措施的经济影响、措施的歧视程度、措施对投资期待的干预程度以及措施与目的之间的比例关系。且对于间接征收的考察要做到以事实为依据，实施逐案审查。最后在第3款中规定了为了公共利益也有可能构成间接征收的情况，即严重超出维护必要时。
（二）有关美国Bit的规定
对于美国有关Bit的规定，最新的可考察范本是2012年Bit范本。其将有关间接征收的规定放置于附件B中：“…4.第二种情况是间接征收，指缔约一方具有与直接征收相同的效果，但未发生正式产权让渡或公开占领的行为。（a）决定缔约一方的行为在一个具体案件中是否构成间接征收应当逐案分析、以事实为依据并考虑一下因素：（i）政府行为的经济影响。缔约一方的行为仅仅对投资价值产生负面影响不能构成间接征收；（ii）政府行为对投资预期有明显、合理的影响的程度；（iii）政府管理行为的性质。（b）除在特殊情况下，缔约一方旨在保护合法公共利益（如公众健康、重大安全和自然环境）的非歧视性规范措施不构成间接征收。”
除美国2012年Bit范本将间接征收单独规定外，国际投资协定通常将直接征收和间接征收规定在相同的征收条款中。
三、间接征收的合法性要件
对于国家征收权的四个普遍认可的限制条件，即公共利益、法律或正当程序、非歧视以及支付赔偿，晚近时期，有学者将前三个条件合称为行为要件（ConductRequirements），而将第四个要件视为赔偿要件（CompensationRequirement）。有的学者认为，间接征收的合法性要件不应等同于直接征收的合法性要件：若东道国间接征收行为违反了“行为要件”中的任一要件，而无论其是否违反“赔偿要件”，均可以认定东道国间接征收行为的非法性。但是若东道国的行为满足“行为要件”，却违反了“赔偿要件”，并不能因此认定东道国的行为必然非法。但笔者认为，无论是违反了“行为要件”，还是“赔偿要件”，均影响东道国征收行为的合法性，并不因其具有可补救性而认定东道国的行为不必然非法，不支付赔偿将会影响征收行为的合法性。
四、间接征收的损害补偿制度变革
（一）间接征收损害补偿的现行标准及问题
有关间接征收的补偿问题，现存的协定中一般只是简单地将之视为与直接征收相同的制度，笼统地以征收补偿标准加以说明。建立在“要么全有，要么全无”哲学基础之上的“充分补偿标准”也许对直接征收是适用的，但对间接征收却非如此。由于这种模式的运作过度保护了外国投资者，因此，徐崇利教授认为，应在间接征收补偿问题上废除现行做法，主张改采“或全有，或部分有，或全无”的新方法。其从赔偿目的出发，将间接征收分为三个类型：不构成间接征收的正常管制行为、合法间接征收以及非法间接征收。间接征收与直接征收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加入了东道国方面的考虑因素。从东道国政府角度看，东道国政府不是将外国投资者财产据为己有，可能只是正当的管理措施损害了外国投资者的利益。而僵硬的“充分补偿”标准无法实现保护外国投资者私人利益与维护东道国公共利益的平衡。
（二）间接征收“适当补偿”标准的引入
为了平衡外国投资者私人利益和东道国公共利益，对于间接征收，应当引入具有弹性的“适当补偿”标准，取代现行僵硬的“充分补偿”标准，“适当补偿”即全部补偿或部分补偿。由于现在的间接征收案件的类型已呈现更加多样化的趋势，从以往的东道国政府蓄意针对特定外国投资的非法损害行为，发展为现在东道国政府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的非歧视性合法管理行为。投资自由化的过度强调以及单方面保护私人财产权的投资协定，可能对于东道国的管理环境、公共卫生以及其他公共利益领域造成不利影响，甚至会限制到基本人权的维护。对于间接征收构成的规定，晚近的国际投资协定已脱离与直接征收相混同的旧制，发展出了自身的具有弹性的法律框架，体现出了利益平衡政策。进而利益平衡的政策没有理由不从间接征收的认定层面延伸至补偿层面，即理应采取与之相匹配的“适当补偿”标准。
参考文献：
[1]温先涛.《中国投资保护协定范本》（草案）论稿（二）[J].国际经济法学刊，2012，（1）：134.
国际直接投资的突出特征篇4
[关键词]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法律；法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3）03-0043-02
作者简介：邢玉升（1964-），男，黑龙江大学东北亚经济研究中心、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导，研究方向：中日经贸合作。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各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全球经济结构变化进入了由国际直接投资引导国际贸易的新时代。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迅速崛起，曾一度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且经历了资源型、成本型到综合型的转变。本文试图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利弊加以分析。
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特征
1对外直接投资的恢复期。二战后，日本致力于经济复兴，国内对于资本具有大量的需求，因此，在政策上对资本流出进行限制。这一时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能源开发、食品、纺织等初级产品部门，而且投资区域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
2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期。自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国内成本的上升，导致中小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韩国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转移，这反映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这一时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逐步扩大，其动机是利用投资目的地资源以及低成本优势。
3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张期。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得到了迅猛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的第三大投资国。这一时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高度化、多样化以及服务化的特点，第三产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明显上升，同时发达国家成为对外投资的主要对象。
4对外直接投资的缩减期。自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开始逐年下降，尤其是对欧美的投资比重有所下降，而对亚洲的投资比重却有所上升。从投资结构上看，从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方向发展，追求廉价劳动成本以及向第三国出口成为对外投资主导。
5对外直接投资的反弹期。近年来，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并深化的大背景下，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急剧下降，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不降反升，表现出扩大的趋势，这主要源自日本国内经济的低迷以及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压力。对外直接投资加速流向资本稀缺且收益率较高的地区。从区域来看，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特别是借助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带来的对日贸易和投资需求，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由加工制造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以带动日本经济的复苏。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与法律体系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经营为目的，与被投资对象有长期的利益关系；二是对投资企业或资产有实质影响；三是尊重投资者的意愿，将占总投资比10%的证券投资也纳入对外直接投资范畴。
在多年积累的实践和理论基础上，日本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包括国际法和国内法两部分。
国际法规范日本与投资目的国之间在投资方面的权利义务，主要由国际条约、区域条约、双边投资协定和税收协定等组成。国内法则主要是规范国内投资，一是确定投资或资本进出的基本管理法，如外汇法等；二是普适性法律，规定涉及企业对外投资行为，如税法等；三是规范政策及实施管理的法律；四是明确有关管理部门职责的法律。
虽然目前日本逐步放松了对外直接投资管制，但是同时建立了特许、事前申报、事后报告以及统计调查制度的一系列的严格监管体系。
三、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法律的法经济分析
法经济学是法学和经济学的融合，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法律问题。如单纯从经济学角度看，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交易形式，它不仅影响到一国资本存量和贸易流量，同时也对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产生作用。而从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看，以“成本-收益”作为基本工具，进行成本和收益及经济效益分析，可以对特定法律及其制度安排作出评价。而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学的基础工具，也是法律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
基于法经济学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更偏向于分析企业或产业的政策需求，强调同特征的企业或产业具有不同的政策偏好。那么，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如果立法的净收益大于其他可供选择方案的净收益，人们会产生强化现存的法律体系的需求，寻求法律安排以期达到最佳效益。法律的目标是公正，经济学追求效率，公正和效率有时会发生很大的冲突，但在许多法经济学者看来，二者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他们认为效率即正义。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的形成有其特定历史背景。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可以较好地审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
首先，对外直接投资法律是经济发展的诉求。二战后，日本的经济体系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经济的恢复、发展以及稳定经济秩序成为首要任务，通过“贸易立国”战略，拉动了本国经济发展，使日本一跃成为经济强国。在贸易领域，从20世纪60年代的纺织产业、70年代的电子产业到80年代的汽车产业等迅速壮大。70年代末，日本学者小岛清从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以及对美、日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研究，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他认为日本对外投资能够促进东道国贸易，对提升当地经济起正面作用，而且能够加速提升日本的国际竞争力。为此，日本效仿美国早年的发展模式，以海外投资的方式避开贸易保护。但1985年的G5“广场协议”的签定，不仅导致日本进入经济衰退期，更是对其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产生了巨大影响。而美国为应对日本直接投资的流入，1988年通过了《埃克森-弗洛里奥修正案》，1989年美国再一次通过“超级301”条款，把日本列入不公平贸易名单，加剧了美日的贸易争端。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日本经济衰退情况下，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加速产业转移，从过去的单纯市场，不断向生产、销售境外一体化发展已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另外，对外直接投资法律是降低管理成本的诉求。20世纪5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要逐一审批。此后根据外资政策、产业政策以及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日本开始逐渐放松管制。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律是由多个部门法以及行政规章作用构成规范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环节的综合法律体系，形成了一套行政管理体系。一是“分工管理，一个窗口”模式，其目的是掌握本国企业在海外经营活动现状，了解此类经营活动对当地和国内带来的影响，为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二是对海外投资的统计调查，日本的财务省和经济产业省对企业和个人在海外的投资情况从不同角度进行统计、调查及。财务省每季度定期公布按国别和产业划分的海外投资数据；经济产业省对企业的海外投资经营活动进行调查。这对企业及各界了解、研究、评估对外投资发挥积极作用。
四、结语
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经济活动的目是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为此，积极的对外投资自由化会得到各国的支持，但是现实并非如此，这主要源于经济活动多样化以及投资主导的世界经济使得要素流动及其利益创造进程复杂化。本文以法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活动极为复杂，这来源于其直接投资的性质以及东道国的制度特征。其次，一味地以国家利益名义加速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并不能从中获得更大的效益，法律体系的设计应将对外直接投资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这不仅能够发展本国的核心利益，也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扩大份额，增强国际竞争力。再次，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建设不能脱离对企业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企业在推动国家经济战略转型过程中，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从现有的经验和研究文献来看，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的经济效应似乎并不确定，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的非经济意义可能大于经济意义，一些非经济因素如国家安全、国家战略以及民族主义等应在考虑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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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的突出特征篇5
国有化风险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自本世纪中叶以来，拉美及中东国家纷纷对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实行国有化,国有化由此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对于投资国来讲,国有化风险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安全性以及投资利益的保护，对于东道国来讲,国有化风险关系到东道国家对自然资源的，对于跨国公司来讲,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流向、发展趋势以及全球性战略的实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本文拟就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面临的国有化风险以及风险防范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有化风险
所谓国有化是指一个国家依据其本国法律将原属于外国直接投资者所有的财产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类似的措施,使其转移到本国政府手中的强制。
根据国家的原则,一个国家对其境内的外国投资者实行国有化,属于国家的国家行为，是一个国家的体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国有化措施是行使其对自然资源永久的必然结果,是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一种重要手段。东道国对外资实行国有化措施,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和支持。联大1962年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宣言》规定：“收归国有、征收或征用应以公认为远较纯属本国或外国个人或私人利益为重要之公用事业、安全与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联大1974年
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义务》第2条规定:“每个国家有权将外国财产的所有权收归国有、征收或转移……。”西方发达国家也被迫承认东道国的国有化权利,如1951年6月19日英国政府向伊朗政府递交的照会宣称:“陛下的政府代表自己和该公司承认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的原则。”1956年8月在伦敦举行的苏伊士运河会议上，德国、英国和美国政府联合声明:“对埃及政府作为一个国家而享有充分的权利,包括对外国人的资产实行国有化不持任何异议。”
本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很少看到国有化的事例,但是,自本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就出现了国有化的高潮。据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对外资实行了国有化,共发生了1954件国有化案件,其中50年生国有化412件,60年代为406件,70年代约1136件,可见国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从地区分布来看,亚洲为219件,中东为464件,非洲为826件,拉美为454件〔1〕。从行业分布来看,国有化的行业有半数以上集中在采矿、冶炼、石油、农业等部门。从国别来看,英美两国受国有化的影响最大,1960～1964年期间,在所有报道国有化的事例中,英国子公司半数以上主要分布在农业、银行业和保险业。70年代,美国子公司日益成为国有化的主要目标,受影响最大的是石油和采矿、分支银行、公用事业和运输业,大型子公司承受国有化的压力最大。就美国子公司看,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公司,其没收的比率比资产少于100万美元的小型子公司大50倍。1960年到1979年之间,在被国有化的342家美国子公司中,有158家发生在拉丁美洲,占46%,而52家被国有化的英国子公司中,则有419家发生在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尽管东道国实行国有化的权利在国际社会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但问题在于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权利的同时是否应附加条件限制对此,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西方发达国家习惯上将国有化划分为两种:合法的国有化和违法的国有化。并且认为合法与违法的标准就是看国有化是否具备以下这些原则:
1.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即国有化必须符合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许多国际条约中也把“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作为征用合法性的要求。1962年联大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宣言》中规定征用要以“公用事业、安全或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在许多国家的宪法里也有类似的规定。
2.符合法律程序的原则。国有化和征用必须遵守正当的法律程序,这也是国有化合法性的要求,否则,可能会涉及到国家责任。
3.不违反条约义务的原则。即国有化应受国际条约和国家承担的契约义务的限制,违反条约义务的国有化是非法的,这是“条约必须恪守”的国际法原则的具体体现。
4.支付公正补偿的原则。即把是否支付“公正”补偿作为判断国有化合法性的一个标准。
5.不歧视的原则。即国有化必须无不正当歧视,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时,必须对其境内所有的外资同等对待,不得对特定的某一国家的外资实行国有化,这是国家平等原则所要求的。
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事件严重威胁着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也影响到东道国吸引外资的环境,因而从本世纪70年代以来,直接的、一次性的剥夺投资者的国有化,已为以间接的方式逐步影响投资者利益的间接国有化所取代,呈现出间接国有化即当地化的发展趋势。
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严重威胁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安全,损害了其根本利益,因而成为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中最主要的风险之一,国有化措施对投资安全和利益的影响还在于是否在国有化之后给予充分的补偿。国有化之后是否给予补偿?应给予何种补偿?补偿的根据何在?对此,国际社会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和原则:
1.全部赔偿原则。即赫尔原则,这是美国国务卿赫尔(Hull)在1938年提出来的,认为实行国有化的国家有义务以“充分、即时、有效”的方式对财产被国有化的外国投资者支付全部赔偿。这一原则是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以保护既得权益和反对不当得利为法律依据。
2.不予补偿的原则。东道国采取国有化措施之后,不存在对被征收财产的外国投资者进行补偿的国际法律义务,因而不必予以补偿。这一原则的主要根据是国家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既然国有化是东道国行使的行为,是一国范围内的事情,应由国内法决定,采取国有化措施是维护自己的权利,不应予以补偿。至于在一定情况下,基于外交政策的考虑或出于国际礼让,或其它外交上的原因,可给予一定补偿,但不是法律义务。
3．适当补偿的原则。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说和主张,比较符合实际。关于适当补偿原则的根据存在着分歧,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一原则的合理根据是公平互利原则和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永久原则。在国有化补偿的实践中,一般都是采取适当补偿的原则,特别是通过“一揽子协议”(lumpSumexpreement)给予部分补偿,如伊朗征用美资石油公司,是补偿原金额的10%,战后东欧国家国有化的补偿额都是部分补偿。我国在国有化的实践中也采取适当补偿的做法,如1979年中美政府达成的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中,我国同意支付8050万美元作为对解放初被国有化的美国资产的补偿,这只相当于被中国收归国有的美国总资产的41%〔3〕。
二、国有化风险的防范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要保证投资的安全,必须对国有化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风险的防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母国方面
跨国公司的母国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的风险防范主要有:
第一,建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保证制度。这是跨国公司母国为了保护与鼓励本国的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法制度建立这一制度的主要动机是通过对本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包括国有化风险)提供法律保证,以达到促进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强本国国际竞争地位的目的。这种保证制度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二是通过国内立法进行保护。
其一,一般来讲,各国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都对汇兑险、征收险和战乱险三种政治风险进行保险,由资金雄厚的有政治后盾的国营公司或政府机构充当承保人,并且一般只限于经东道国批准并符合母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合格投资。
各国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对投资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义务及其运作程序所作的规定基本相同,主要包括:(1)跨国公司向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申请投保,经审查批准后,双方签订保险合同,投保人履行定期交纳保险费的义务。(2)一旦发生承保范围内的风险事故,由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根据保险合同向海外投资者赔偿损失。(3)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取得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者的所有权和请求权,向造成该项投资损失的东道国求偿。
其二,通过国内立法进行保证。如美国的《对外援助法》,日本的《输出保险法》等等。
第二,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签订的保护投资的双边条约。母国为了对海外投资者面临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保证,通常与东道国缔结双边投资条约,为国有化风险提供条约,使其成为两国政府的共同保证,以与其国内法的保证相互配合,加强其保证的效力。而东道国为了吸引外资,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也给外资以安全感。各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关于国有化的规定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国有化的方式;二是关于国有化的条件。几乎所有的双边投资条约都规定国有化必须遵守的某些条件,如公共利益、非歧视性、补偿和司法审查。如日本与埃及1977年的协议规定:缔约国各方国民和公司的投资和收益,在缔约地方的领土内不得实行征收、国有化、限制或具有相当于征收、国有化和限制效果的其他措施,除非符合下列条件:
(1)该措施是为了公共目的采取的并符合正当法律;(2)该措施不是歧视性的;(3)给予及时、充分和有效的赔偿。荷兰、德国、美国、英国的样板条约都具有大致相同的规定。我国与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与上面的规定基本内容也是一致的。如我国与瑞典1982年的投资协定第3条规定:“缔约任何一方对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投资,只是为了公共利益,按照适当的法律程序,并给予补偿,方可实行征收或国有化,或采取任何类似的其他措施,补偿的目的,应使该投资者处于未被征收或国有化相同的财政地位。征收或国有化不应是歧视性的,补偿不应无故迟延,而且应是可兑换的,并可在缔约国领土间自由转移。”〔4〕
第三,母国通过参加多边条约和多边投资保险机构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国有化风险保证。
1985年世界银行年会通过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了条约保证,该公约在其承保的险别中规定,该机构承保征收和类似措施的风险,即“由于东道国政府的责任,而采取的任何立法或行政措施,或懈怠行为,其作用为剥夺保权人对其投资的所有权或控制权,或剥夺其投资中产生的大量效益,政府为管理其境内的经济活动而通常采取普遍适用的非歧视措施不在此列”。
为了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世界银行1988年4月12日成立了多边投资保险机构。该机构的业务之一就是在“接受投资的国家的议会组织或政府剥夺投资人的所有权或应有的经济利益遇到风险时”,以及“对接受投资的国家政府取消合同投资者无处申诉,申诉被无故拖延和无法得到法律保障时”,“凡加入这一机构的国家其公民代表的法人机构可以申保,这一机构则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承保”〔5〕。
由于多边投资保证机构和保险机构承保对外直接投资国有化风险,因此,当跨国公司成为该公约或机构的成员之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控制,国有化赔偿问题可能会成为国际求偿的对象,这样就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了国际法上的保证,有利于促进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发展。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在控制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促进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是有重要的作用。
(二)东道国方面
防范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对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双方都有好处。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向利润丰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占领更大的市场,推行全球性战略;而对于东道国来说,可以从大量的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选择吸收高质量符合本国发展要求的投资,更好地利用和掌握外国资本中的先进技术,并且可以消除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之间的不信任感,有利于双方的友好合作,推动国际经济向前发展。
为了保护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合法权益,许多东道国都通过宪法或外资立法对国有化风险提供保证,明确规定只是在法律限定的条件下才实行征收或国有化,并给予补偿,以此来维护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安全,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关于国有化保证的国内立法,各国的实践均不相同。有的国家只通过宪法作出国有化保证。如印度宪法规定:“除非根据规定对取得资产给予赔偿外,对任何财产不得进行强制取得或征用。”埃塞俄比亚宪法规定,除非基于政府根据特别征用法所定条件的命令,并通过司法程序协商,确定支付公正补偿,对任何人的财产不得进行剥夺。墨西哥宪法规定:“除非为了公用并支付赔偿,不得征收私人财产。”阿根廷、马来西亚、菲律宾、南斯拉夫等国的宪法也明确规定,征收财产必须为了公共利益,通过法律手段和法定程序,并予以“公平”、“公正”或“充分”补偿。中国宪法第18条规定:中国允许外国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依中国法律规定在中国投资及从事其他活动,它们的合法利益和权利受中国法律保护。
除了在宪法上的保证之外,许多国家还在其外资立法中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保证,保证的范围通常还较为广泛。印度尼西亚外资法规定:“除非国家利益确实需要并且合乎法律规定,政府不得全面地取消外资企业的所有权,不得采取国有化和限制该企业经营管理权的措施。”在采取上述措施时,“政府有义务进行赔偿。赔偿金额、种类以及支付的方法,按国际法原则,在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埃及关于外国资本投资及自由贸易区法规定:“除通过合法程序,项目不得被收归国有或征用,投资也不得被没收、扣押和查封。”苏丹1980年的《鼓励投资法》规定:“除非为了公共利益,依据法律并对投资者支付公正补偿,不得实行国有化,补偿的价值是在国有化时对投资者的财产估价后的时价。”泰国1970年的《投资促进法》则保证不对所鼓励投资的企业的活动实行国有化。我国的外资立法对国有化也有规定,1986年颁布的《外资企业法》第5条规定:“国家对外资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资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6〕
我国目前的国际投资保险制度不同于资本输出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为了外国或港澳地区投资者在我国境内的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颁布了《外国投资保险(政治风险)条例》,将外国投资的政治风险列为重要的财产保险内容,对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的政治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三)跨国公司
从微观的视角来考察,对国有化风险进行防范时,跨国公司本身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跨国公司对国有化风险的防范可以三个阶段来进行,一是投资前期,二是投资中期,三是投资后期。不同阶段的风险防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1.投资前期阶段。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前期阶段,主要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评估投资的风险程度并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跨国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是对具体的对外投资项目所作的可行性分析,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首先要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进行分析,这是从宏观上对东道国的投资风险所作的可行性研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国别评价报告”,说明东道国在国有化风险方面所具有的客观状况。
在“国别评价报告”中,在对国有化风险进行分析时,要注意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第一,东道国国内法即外资立法中关于国有化风险的保证状况。第二,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是否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双边协定中是否有国有化风险的保证条款,保证的内容和范围如何。第三,东道国是否参加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是不是公约的成员国,是否承担公约所要求履行的国际法义务及其保证责任。投资前期阶段的风险防范的目的是将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尽可能避免风险,防患于未然。
2.投资中期阶段。
投资中期的风险防范主要是指跨国公司根据在其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种种严重影响投资安全性与收益性的事件与因素,随时采取调整措施,以保证对外直接投资目标的顺利实现。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变化,会出现许多难以预料的情况,因此,跨国公司要建立起一套富有弹性的调整手段,具体办法有:
第一,投资主体的调整。即跨国公司采取与东道国当地政府或企业共同投资,建立合资企业,这是一种积极的调整手段,通过投资主体的分散从而使投资风险也分散,因为共同投资要求投资主体共负盈亏,共担风险。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采用这种方式可以将一部分风险转移到当地合资者身上,从而可以避免当地政府采取不利的政策,将风险分散。
第二,投资对象的调整。即跨国公司将投资的地域、行业、产品等分散化或多样化,这种调整方式的实际应用价值较大,如美国在东南亚的一家跨国公司,投资初期集中在油脂制造业,随着当地国有化呼声的高涨,该公司迅速将一部分投资转移到其他行业,从而避免了国有化的风险。
第三,投资方式的调整。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将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互换。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是常用的两种投资方式,前者以购买股份和成为合资企业投资者等形式投资,按资产产权比重定期分红,取得股息收;后者以银行信贷、企业、商业信用等方式投资,这可获得稳定的利润。当国有化风险增大时,跨国公司将股权出卖或转为银行信贷、母公司的买方信贷等债权形式;而当债务危机增大时,跨国公司又将其贷款转换为股份投资,这种转移尽管有一定困难,但可以减少风险。二是进行投资币种的转换,即跨国公司为了防范风险将其投资币种转换为当地货币。
第四,投资战略的调整。即跨国公司推行当地化的投资战略,增大跨国公司的当地化程度。本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要求实行外国投资当地化,即“逐步国有化”,其结果实际上就是使一部分风险转移到“当地”,并使国有化风险大大降低。
第五,投资经营策略的调整。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能否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地调整投资经营策略,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当跨国公司与当地政府发生冲突时,跨国公司应从长远利益出发,尽量与东道国保持友好的关系,宁可牺牲眼前利益,采取积极合作的政策,这有利于避免国有化的风险。
3.投资后期阶段。
当国有化风险严重危及跨国公司的生存,难以采取有效的措施时,只能从东道国撤退。抽回投资采取撤退的战略,必然会造成许多经济损失,应当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尽可能地减少损失〔7〕。
注:
1〕〔3〕〔4〕〔6〕参见姚梅镇主编:《比较外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764、803～804、785、784页。
〔2〕〔英〕尼尔·胡德和斯蒂芬·扬著、叶刚等译:《跨国公司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314～316页。
国际直接投资的突出特征篇6
关键词：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国际化动因;创新系统
abstract:withtheintegrationoftheglobaleconomy,componentsofanationalinnovationsystem(niS)haveintensifiedtheinteraction,exchange,andcooperationwiththeircounterpartsinothercountries,andthisfurthermakestheniSasawholetowardinternationalization.BecauseKnowledgeintensiveBusinessServices(KiBS)areplayingamoreimportantroleinanyniS,thereshouldbeaninternalrelationshipbetweentheinternationalizationofthesetwo.Basedonacriticalreviewofexistingtheories,thispaperexploresthefunctionsofKiBSintheniSandanalyzestheinternationalizationdriversofKiBSfromaniSperspective.
Keywords:knowledgeintensivebusinessservices;internationalizationdrives;innovationsystem
一、KiBS国际化动因现有理论研究及评价
由于服务的不可储存性、异质性及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与制造业明显不同,服务业进入国际市场不能采取线性的方式逐步推进,而需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进行。[1]早期关于服务业国际化动因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上。如Dunning(1989)将基于制造业的“国际生产折衷论”应用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认为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也需要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及区位优势,并且只有同时拥有上述三大优势时,才能进行有利的对外直接投资。[2](5-39)之后,很多学者从更多角度对国际化动因进行了分析。Lovelock和Yip(1996)从市场驱动、竞争驱动、技术驱动、成本驱动、政府驱动五个方面分析了服务业国际化的动因。[3](64-86)李慧中(2004)认为,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论”对服务业的适用性是不突出的,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是产品差异条件下追逐规模报酬的产业内贸易导致的结果。[4]郑吉昌(2004)则将服务业国际化动因概括为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的拉动、供给的推动(专长、劳动力)、服务业的竞争、进入壁垒降低(标准成本化、全球范围优势)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赢得信赖以及全球学习。[5]魏江等(2004)认为,KiBS国际化是需求拉动及供给推动共同作用的结果,需求方面是企业为了更好地适应全球化及竞争的需要,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其它更擅长的企业,实现价值链的分工,使KiBS企业有了进一步生存的空间;供给方面是企业追求规模经济及范围经济而主动向国外扩张。[6]
国际直接投资的突出特征篇7
一、我国信托课税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税制没有对信托课税问题做出明确规定，目前我国税务当局只能用现行的一般性税收政策对丰富多彩的信托活动进行税务监管，并未考虑信托本身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及其表达方式、实践方式的多样性和新颖性，因此信托课税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1、重复征税。重复征税是当前信托课税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其根源在于现行的税制没有考虑信托业务所有权的二元化问题。一是委托人将资产委托给信托公司进行投资时，伴随着产权的转移，则要交纳一定的营业税、印花税、契税等；而当作为受托人的信托公司要把资产还给委托人的时候，同样发生了产权转移，还是要交纳营业税、印花税、契税等。这就造成了对同一税源的二次征税。二是信托存续期间信托收益产生的税负与受益人、受托人收到信托利益后产生的税负相重复。这会大大提高信托公司的经营成本，直接后果是压缩了投资者的收益空间。
2、税负不公。证券投资基金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典型的资金信托。当前我国对证券投资基金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不仅免征募集基金的营业税，而且还对个人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获得的股票差价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而同时由于信托税制的缺位，实际上就造成了证券投资基金税负低于其他信托经营活动的税负不公问题。从公平税负的角度来看，既然属于信托活动，给予证券投资基金的税收优惠待遇也应同样给予资金信托等其他信托业务。
3、纳税义务人及税目税率不明确。从营业税角度看，目前税法对委托业务明确规定受托人（即金融机构）为代扣代缴义务人，而对信托业务对未做任何规定；从个人所得税来看，新个人所得税法明确了以支付所得的单位和个人为代扣代缴义务人，而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将属于征税范围的所得分为11个税目，没有明确规定信托收益这一类所得属于哪一种具体征收范围。虽然信托收益的性质与基金分红最为接近，但种类繁多的信托业务又无法直接套用《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中的相关规定。目前，绝大部分信托投资公司对信托收益并未给予明确规定，极个别信托公司对信托收益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但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是指个人拥有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而信托收益是信托公司以自身名义运用信托财产对外拥有的债权、股权，并非个人拥有的债权、股权，个人拥有的只是对信托财产的收益权。
4、信托纳税主体与信托法冲突。目前，信托公司在税务机关只能有唯一的税务登记证号，从纳税主体来看，如果以受托人（既信托公司）为纳税义务人，则受托人只能以信托公司自有的唯一纳税登记号进行纳税申报，税款也要先转入信托公司的自有资金银行账户，造成信托资金和自有资金的混用，与信托公司的相关管理规定严重冲突。
综上，由于上述税收的种种问题，我国目前信托业存在税负过重的现象，严重制约了信托行业的发展。只有建立与税收相配套的税收制度，才能避免纳税人的不合理税负，扩大投资者的收益空间，降低信托投资公司的经营成本，在制度上有效保障我国信托业健康持续发展。
二、完善我国信托税制的意见
在信托税收的问题上，虽然各国的规定不尽相同，但国际税收惯例承认信托导管原理在信托税收制度设计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信托导管原理所蕴涵的指导思想，笔者认为，信托税制的基本原则，应反映信托税收的基本规律，并对全部信托税收活动进行抽象和概括，为此提出如下建议原则：
1、税收法定的原则。税收法定是指一切税收以及与其有关的活动都必须有法律明确规定，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人们不负有纳税义务，任何>，！
2、实际受益人负担原则。这是建立我国信托税制的基础。目前，我国业界对信托收益征收所得税主要有五种方案：一是对受益人课税，对信托本身不课税；二是对受益人免税，对信托本身课税；三是对受益人和信托本身同时课税，但对信托本身已课征的税收，在对受益人课税时予以抵减；四是对受益人和信托本身同时课税，但降低税率；五是开征利得税。从根本上说，前四种方案在不同程度上考虑了信托活动本身的性质，体现了信托导管原理的基本内容。但具体说来，第二种方案有悖于收益课税原理，从未采用过；第三、四种方案将信托本身视为纳税主体，并且都出现在英美等国家，因为英美等国的信托大都已经发展为大规模的基金，其独立法人的法律特征明显，而且这些国家的法律对此提供保护；第四、五种方案不但需要修改我国的所得税法，而且征收管理复杂，税收成本较高，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应当按照洗脱实质以实际受益人为最终纳税义务人，并且避免对名义应税行为征税。
3、避免重复征税原则。重复征税会增加纳税人的不合理负担，直接限制信托活动的开展。因此，避免重复征税应作为信托税制设计时的一个重要原则。从信托的本质看，信托只是收益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的管道，受益人作为信托利益的享有者，通过该管道所负担的纳税，应当不因受托人的介入而加重，受托人管理、运用以及处分信托财产的活动旨在实现信托设立的目的。因此，基于信托的赠与性质，受益人最终负担的税收不应高于由受益人亲自管理经营所承担的税负。以不动产信托为例，受托人从委托人处取得信托财产后，将该不动产租赁经营一段时间，然后出售给第三人，并将全部租赁收入和出售收入交付于受益人。这样，从整个信托过程看，该不动产所有权分别经过了两次移转，即从委托人处转移至受托人处，又从受托人处再转移至第三人处，就该不动产的契税税负而言，应当不高于该不动产所有权从委托人处直接转移到第三人处所应承担的契税税负。
4、扶植保护公益信托原则。对公益信托的信托财产及其收益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减免各种税收，这是各国税法的一个惯例，扶植公益信托同样是信托税制设计时的一项重要原则。税金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国家征税的目的之一，即为了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存在于公益信托中的
国际直接投资的突出特征篇8
[关键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防范机制
[中图分类号]F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6-0133-03
自2002年“走出去”政策提出之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速度迅猛。据201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到878亿美元，保持连续十一年的持续增长，名列全球国家（地区）的第三位。然而，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政治风险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日益放大。以2011年利比亚冲突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此次冲突给中国企业带来225亿美元的损失。因此，根据全球范围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趋势，深入分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政治风险类型，并提出应对当前风险的防范体制已成为当务之急。这不仅有助于保护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正当利益不受侵害，也有助于实现中国平稳转型成熟经济体的转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认识政治风险的内涵及了解应对政治风险防范体系，以期能够更好帮助我国政府和企业防范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
1政治风险的界定
目前学术界对政治风险的定义并不统一，但是通常对政治风险的定义始终包含以下三个要素：①东道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不确定的变化；②这种不确定性是由政治力量引起的；③这种不确定性会给投资者的资产或预期收益带来损失。本文所述的政治风险主要是指：因政治力量影响导致东道国政治环境发生变化，进而使得外国投资者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其中，政治力量不仅包括东道国国内的政治团体、政治势力，也包括第三国甚至国际的政治压力，以及国际组织的影响；不仅包括政府等国家行为，也包括个人敌对、恐怖活动等社会及个体行为。
2对外直接投资中政治风险的表现形式分析
尽管东道国都存在政治风险，但是基于国家国情的差异性，政治风险的表现形式也各有不同。一般来讲，对外直接投资中政治风险大体可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21没收、征用和国有化
没收、征用和国有化都是东道国政府强制性取得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经营机构（包括分公司、分支机构等）所有权的方式。其中在没收和征用方式下东道国政府无须对跨国公司作出任何补偿，而在国有化方式下政府会对跨国公司作出一定补偿，这种补偿通常无法弥补东道国的损失。没收、征用和国有化作为政治风险最极端的表现形式之一，集中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是第三世界国家取得民族独立、掀起民族解放浪潮的产物。通常认为，国有化浪潮过后的时期没收、征用和国有化大规模发生的可能性大幅度降低。取而代之的是蚕食性征收风险的产生，东道国政府通过限制或阻碍跨国公司实施所有者权利的方式获取外国公司资产。
22战争、和社会动荡
战争、和社会动荡同样是政治风险的极端表现方式之一。战争、会动摇东道国政府的存续性和合法性，降低政府在投资者之中的信用等级，可能发生被动的政府违约现象，使投资者遭受损失。此外，由战争动乱带来的社会环境的破坏使得企业无法正常运营，甚至遭遇直接的资产损失。例如，2006年9月19日泰国发生军事，迫使tCL总公司随即终止了9月21日和9月24日在泰国的两场产品会。此外，军事打击了民众的消费信心，tCL同期的销售表现明显低于预计；而政局的不稳定也使得泰铢的汇率下行，也给tCL泰国分公司带来了汇率损失。
23政府干预、制裁
政府干预、制裁和投资壁垒属于较为温和的政治风险表现。政府干预和制裁都是东道国政府对外资企业设置障碍，阻碍其正常经营运作，从而导致外商投资企业亏损或破产的经济行为。政府干预与制裁的区别在于两者的强制力不同，政府干预较之制裁更为温和，对企业造成的损失也小于制裁给企业带来的损失。
24恐怖主义
进入21世纪之后，政治风险的表现形式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恐怖主义作为新的政治风险表现形式，出现的频率日趋增多。由于恐怖主义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性，策划者往往借由恐怖袭击行为表明立场或意图，因此具有国际影响力跨国公司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的重要目标。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产生因素
3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点分析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的179个国家（地区），投资区域遍布世界六大洲，占全球国家（地区）总数的768%。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来看，中国对外投资呈现分布广泛但高度集中的双重特点，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分别约占存量总额的68%和13%，地区分布极不平衡（见右图）。
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地区分布情况资料来源：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Ht]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分析。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之时，国有企业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随着2002年“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在政府政策的推动下国有企业进一步加快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进程。虽然近几年以来随着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规模正不断扩大，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占比持续下降。但是短期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仍将持续（见下表）。
3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产生原因
（1）共性因素。Robock（1971）最早提出将政治风险分为宏观政治风险和微观政治风险，所谓宏观政治风险指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影响范围涉及所有投资者。这里的宏观政治风险即为共性政治风险，是面向所有投资者的、对东道国整体政治风险的衡量。通常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风险。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整体政治风险要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这是由于相较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更加完善。因此政府稳定性、腐败的控制程度、政策的有效性全都高于发展中国家，而发生动乱、等发生的可能性远低于发展中国家。通过对中国对外投资区域分布的分析，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的主要投资地聚集于亚洲和拉丁美洲，而上述地区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分布地。由于东道国政治制度的不健全，在对其进行投资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必然会面临较高的政治风险。
（2）特殊因素—特殊的所有权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
中国对外投资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特点容易使东道国将中国企业视为国家和政府的人，企业的所有权和背景使得东道国采用一种“有色眼镜”审视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因此，所有权性质的特殊性导致东道国对待中国企业在本国的投资采取截然不同的政策和态度。据统计，1990年以来全球共有7例跨国收购涉及所有权问题，其中5例涉及中国企业，中国成为跨国兼并和收购中因“所有权”问题受害最多的国家。
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防范机制
当前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外投资经验的不足导致其在政治风险防范领域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因此深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政治风险，建立一套适合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体系，对于我国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1企业层面
（1）利用风险评估指标，全面客观地评估政治风险。商业评级机构在政治风险评估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其中美国pRS集团、欧洲货币、穆迪、标普等机构都基于不同角度对世界各国的政治风险进行年度评估。此外，世界银行提供的全球治理指标（wGi）也为投资者提供了相关国家的制度评价。相关评估指标有助于企业清楚认识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进而制订完善的投资决策和计划。我国企业应当充分利用商业评级机构的相关报告，也可以委托相关商业评级机构对企业投资风险进行全面评估，选择相对安全的投资区域，旨在从根源上减少遭遇政治风险的可能性。
（2）实施多元化和当地化投资策略，实现投资风险的合理分摊。当前我国企业的投资区域集中于亚洲、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等传统意义上的中高政治风险地区。多元化投资可以避免局部政治风险给企业造成巨额损失。当地化策略可以使企业有效的融入东道国，让利于当地投资方和政府，使东道国居民享受到投资带来的正面效应。一方面有助于缓和因民族经济主义而产生的对跨国公司的仇视和抵制；另一方面，由于当地政府和合作者成为既得利益者，东道国政府不会轻易采取限制、干预和惩罚措施。
42政府层面
完善对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发展和维护与其他国家的良好外交关系。相比之下，作为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发达国家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就。一种通用的做法是，通过国家政策促进了私人投资公司、进出口银行和外国信用保险协会的合作。政府应当借鉴发达国家在海外投资保险的先进经验，一方面建立专门的对外投资服务机构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相应的保险理赔服务，另一方面鼓励民间保险机构发展海外保险，积极扩展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以期在最大范围内为国内企业提供投资保障。
与完善保险制度强调的事后补偿不同的是，外交关系更强调事前工作的重要性。外交关系的维持和改善将使东道国对中国企业持一种友善而非敌视的态度。友好的外交关系塑造了一种良好的国家形象和“国家认同”，而“国家认同”增强了“企业认同”，从而有助于跨国投资。[Zw（DY]资料来源：201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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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的突出特征篇9
税收是国家重要经济杠杆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制对于扩大对外开放，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扩大商品进出口等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认识水平、发展阶段等的限制，我国现行税制尚存在许多不足，表现在对外开放方面主要体现为只注重通过税收优惠措施吸引外国投资，没有在“引进来”的同时兼顾“走出去”的需要。现行税制是在我国对外开放还主要处在“引进来”的格局下形成的，它显然不适应我国目前双向开放的需要。与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的要求相比，现行税收制度已经滞后于形势的发展，我国税收制度的改革已迫在眉睫。
一、我国现行境外所得税收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内税法中间接抵免方法的缺省。国际上一般都采用抵免法来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其中，又因纳税人之间关系的不同而包括直接抵免和间接抵免两种具体方式。但我国的国内税法中，却一直没有关于间接抵免的明确规定。在对外税收协定中，我国则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在我国与日本、美国、马来西亚等国签订的协定中，规定了间接抵免的方法；在少数双边协定如中、新（西兰）双边协定中，在中国方面未列入间接抵免的规定；而在另外一些双边协定中，则是对方国家不列入间接抵免协定，主要是韩国、匈牙利和印度等。
直接抵免中抵免限额方法的选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我国外贸企业在国外设立的分公司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按照现行方法，每个外贸公司都要就其境外企业逐国计算抵免限额，这就使得企业财会人员的工作量大大增加，对我国税务人员的管理素质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往的不断扩大，其弊端将愈来愈突出。
境外收入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按照两个税法和一个暂行办法的规定，企业的境外所得应纳税额是按照我国财务会计制度进行计算调整的。这样，境外企业由于所处的地位特殊，一般都要编制两套账。一本按来源国税法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另一本则按我国税法计算应纳税所得额。这种做法比较繁琐，在实践中也难以执行。有些成本、费用的开支还必须在境外核实，增加了税收成本。
国际反避税问题。由于我国转让定价税制工作起步较晚，一方面，很多规定都比较粗糙。笼统，比如说关联企业的界定等；另一方面，有的则没有相应的规定，如专门的反滥用税收协定条款。此外，对跨国纳税人的报告义务和举证义务规定得不够明确和严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转让定价税制只重在事后调整，预约定价机制（apa）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我国的反避税的调整方法体系也不够合理健全。
实物支付和货币兑换。长期以来，由于受限于条件分割造成的经营权的限制，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和承包工程中不能接受实物支付（包括国内经济发展急需的战略物资如石油、木材等的进口），这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开展国外经济技术合作的一个明显的障碍。此外，有些企业在非洲、中东一些国家承揽项目，对方支付的工程价款中有一部分是不可兑换的当地货币。而我国税法规定，纳税人缴纳的所得税款以人民币为单位。部分企业不得不垫支人民币以缴纳税款，这就会给企业缴纳所得税带来负担。
二、实施“走出去”战略改革我国的境外所得税收制度
（一）建立我国的境外投资税收优惠制度。
由于现行税法是在我国尚处于短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侧重于引进外资，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规定了许多税收优惠，而对我国的资本输出却没有任何鼓励措施。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关键时期、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批成熟产业和长线产业；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却偏少，实现充分就业和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尤其迫切；我国相当一批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高，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相当的竞争力。为了实施“走出去”战略，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可以考虑给予对外直接投资以适当的税收优惠。
从国际上资本输出国家的经验看，为了鼓励本国的对外投资，一般采取的是税收减免、延期纳税和实行投资储备金制度等做法。
关于税收减免制度。为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借鉴国际经验，对我国的一些长线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纺织业等，可在符合一定的利润和劳务输出等条件的前提下予以一定的税收减免。为了避免税收收入的流失，可借鉴国外的做法，对之规定一定的限制条件，如只有在来源国已经缴纳了税款的国外所得，才给予免税；享受免税的国外所得一般应为本国纳税人在国外从事直接投资的所得；必须将该项所得汇回国内等等。
关于延期纳税制度。延期纳税一般是指纳税人的税后利润在未汇回国内之前，可以不用本国政府纳税。这实际上等于政府给予纳税人一种提供免税无息贷款的优惠待遇。作为对纳税人再投资的一种鼓励措施，它不同于国内税收中的延期纳税规定。后者是指纳税人因特殊原因不能及时缴税，经申请而获得延迟纳税的照顾性措施。
按照我国《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办法》（修订）第八条的规定，纳税人来自境外的所得，不论是否汇回，均应按照条例和实施细则规定的纳税年度计算申报并缴纳所得税。这个规定具有很强的反避税意义，但它对我国企业的境外再投资也形成了很大的制约。我们认为，应区分不同的企业类型和境外投资的年限，规定不同的政策。对于外贸企业和在国外已投资一定年限的企业，可继续适用原有规定；但对外经企业和在国外新投资的企业可允许一定年限和一定规模的延期纳税。对于由此可能产生的避税问题，应主要通过加强税收征管来加以解决。
关于国际投资储备金制度。借鉴日本、德国等国的做法，我国可以规定：对外投资是自然资源开发的，储备金可规定为投资总额的100％；对外投资是自然资源的经商活动的，储备金可规定为投资总额的40％；对外投资为一般性投资的，储备金可规定为投资总额的15％。储备金在5年以后分5年分别摊入每年的应税所得额中。
（二）健全我国的境外企业所得税制度。
建立间接抵免制度。由于我国现行所得税法中没有间接抵兔的规定，因而在操作中，其比例达到多少才能享有间接抵免待遇无法掌握（我国与有关国家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规定为10％），实践中容易出现混乱。如果说我国企业以前的投资形式单一、境外所得不多，矛盾尚不突出，那么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态势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的范围和规模将越来越大，我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也将多种多样，既有直接设有分公司，也有向对方国家的居民公司认股投资或组成子公司，因此这一问题将变得越来越突出。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要求，消除国际双重征税，同时也是与国际接轨，我们主张，应在我国新的统一的法人所得税中补充有关间接抵免的规定，明确间接抵免的适用对象和限制条件，以完善我国税收抵免机制，提高我国的税收征管水平。
改变我国的直接抵免核算办法。外国税收抵免的计算方法主要有综合限额抵免法、分国限额抵免法和专项限额抵免法等。不同的国家在制定税收政策时，都是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本国国情的税收征管办法。
我国现行的“分国不分项”的方法从理论上分析比较科学，但具体操作时较为复杂。我们认为，综合抵免法是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的一种抵免方法。因为，目前我国税务干部的整体业务水平还不高，要对所管辖的每一个外贸公司设在世界各国的分公司逐国计算抵免限额，这必然加大征管难度。而采用综合抵免法则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大大简化征管工作。日本根据本国跨国公司比较多、分支机构遍布世界各地的情况，选择了综合限额法。美国几经更迭，现在仍然采用综合抵免法。近几十年来，随着跨国公司的大量涌现。来自不同国家的所得日益增多。相应地采用综合限额抵免的国家也越来越多。所有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不无启迪意义的。
为了简化计算和征管，我国的《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规定》（修订）规定了定率抵扣的办法。但一是这个办法本身不够规范，存在不少管理上的漏洞；二是外经沙吸企业的政策不统一。因此，无论是从国际经验、我国现实国情还是从实施“走出去”战略出发，我国的直接抵免方法都宜改变为综合抵免法。为了防止税收收入的流失，也可在实行综合抵免法的同时，对某些低税率的大宗收入项目，实行专项限额抵免法。
改进境外所得中成本费用列支标准的调整方法。我国现行税法和《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规定》（修订）都规定，企业的境外所得，要依照我国税法、条例和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摊计成本、费用及损失，确定境外所得，据以计算应纳税额和扣除限额，而不能完全以企业在境外取得的合法纳税资料、纳税凭证所列支的成本。费用开支为依据。这样对每个企业的境外所得都要按我国税法进行纳税调整，使得税收成本大大加大。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如澳大利亚、新加坡等承认本国境外企业所在国税法规定的成本费用开支标准，而不再按本国税法进行调整。借鉴这些国家的做法，我国可以原则上承认境外所得按国外税法计算出的应纳税所得额，又对其中一些重要的项目进行调整，同时将这一问题与国际反逃（避）税结合起来，按照跨国收入和费用的分配原则进行调整，以此确定纳税人境外收入的应纳税所得额。
实物支付和不可兑换货币的解决方案。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内外汇短缺，与我国之间长期存在贸易逆差，有碍于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为了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受资国支付的、为我国所需要的实物应在税收上采取一定的优惠措施。如运回国内进关时应给予一定的减免税待遇、允许纳税人在一定时间内延迟纳税等。至于货币的兑换性问题，企业应首先将其兑换成国际上可自由流通的自由外汇。如果当地货币确实不可兑换成自由外汇，那么就由我国政府确定一个比例，将当地货币换成我国货币。或者结合延期纳税规定，鼓励企业将其用于对当地的再投资。
完善我国的国际反避税制度。
1．以完善我国的转让定价税制度为重点，不断完善我国的反避税制度。
建立健全转让定价税制是国际反避税的重要内容。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我国的转让定价税制应该适时加以改革。其一，要把反避税重点放在事先防范上。美国研究了70年的转让定价税制，直到1991年才推出预约定价税制，从中我们可以总结一些成功做法，在总结我国深圳等地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健全我国的预约定价税制。其二，应进一步明确关联企业与独立企业的界限。第三，从国际上的趋势看，转让定价法规原只制约跨国关联企业，现已扩大到“按事实认定”的“受控实体”；原只制约商品、劳务和无形资产交易，现已延伸到各种隐形交易如物物交换和债权债务的互相抵冲等。我国的反避税法规要适应这个趋势进行调整。第四，应积极采用国际惯例包括oeCD准则，加强对可比性的解释，健全我国的转让定价方法调整体系。当前，为了加强反避税斗争。不少国家都在法律上明文规定“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此外，各国不仅在实体法中针对各种避逃税行为推出各种有力措施，更在程序法上密切配合，双管齐下，如美国在1999年初公布的《转让定价准则》等。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国在税制改革中加以借鉴的。
当前的国际税收热点还包括资本弱化和在避税港等处设立传导性实体（conduit、ehtities）等。对于资本弱化问题，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五十五条中也有限制规定。但还应该随着新问题的不断产生进一步严格化。另外通过受控外国企业避（逃）税和利用避税港避（逃）税等，也都需要更加周密的法规加以防范。
2．强化纳税人的相关义务。
在国际经济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和我国企业更多地走向国际市场的情况下，可以规定纳税人负有延伸提供税收情况的义务，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规定纳税人对某些交易行为有事先取得政府同意的义务。此外，为了摆脱税务当局在反避税和反逃漏税中提供证明的被动局面，可以规定纳税人有事后提供证明的义务。
3．加强税务行政管理。
税务当局应利用税法的规定，尽可能地收集与纳税人有关的信息资料。加强税务调查和税务审计。为了适应新形势的挑战，我国要加强税收管理机构的专门化和系统化建设。此外，国际反避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税务管理人员的素质。因此，为了适应实施“走出去”战略后国际避税日益增多的情况，我国要抓紧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复合性人才。
三、加强国际间的税收协调与合作
国际直接投资的突出特征篇10
立足全球化发展背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促使产业在分工和合作方面更加增强，国际工程承包市场面临更加激励的竞争。目前，国际工程成本行业主要的特征是多元化，存在较多的投资主体，投资方式和方不断增加，更具多样化的特点。国际项目的发展规模性显著，同时，与科技相结合。面对管理技术以及业主的要求，国际项目管理发展飞速，需要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
2全面分析国际工程项目管理发展的新趋势
2.1项目管理融入全球化发展环境
在新的发展时期，经济时代的特征突出，尤其是知识与经济全球化方面更加明顯。鉴于竞争的背景以及信息技术的支持，项目管理更具全球化的特征，尤其是跨国公司规模和数量的不断扩大，项目的主要运作方式是国际招标和咨询，促进国际之间的交流呈现频繁的态势，合作项目的数量也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工程项目管理已经发展到知识经济的层次，在知识性、技能性以及专业性方面更加突出，形成专业性的项目管理行为。与此同时，在项目管理模式、理念以及方法方面也得到了广泛的交流，管理过程具有国际化的特征，全球化更具发展潜力，为此，国际项目在竞争方面十分突出，主体实力不断增强，合作领域和行业增加，竞争前所未有。
2.2项目管理模式复杂化增强
当前，全球的建筑市场投资主体结构发生变化，同时，承包模式也不断更新，尤其是直接投资和投资结构的升级，促使项目的科技含量增加，同时，在实力上，具备了承接大型国际项目的能力，国际项目在发展中的大型化与复杂化十分突出。
在传统的国际工程承包中，风险较大，利润不高，因此，为了更好地应对不良问题，大型承包商更加趋于角色的转变，由承包商转变为开发商，融入投资领域，同时，投资的领域集中在利润较高的领域，如融资、咨询、运营等新兴方式，尤其是带资承包等新型承包方式得到迅速发展，备受大型工程项目所青睐，同时，国际工程的范畴也不断扩展，涉及石油、电力等诸多行业中的大型项目，能够更好地满足全方位的要求，体现了投资和贸易综合载体的特征。
2.3项目管理向着专业化和科学性方向发展
目前，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的知识体系相对具备，促进了学科的迅速法。在学历教育中逐渐发展到博士范畴，而非学历也从基层发展到高层项目经理，呈现层次化的特征。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组织采取的是实施认证制度，具有通用性，其中重要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项目管理知识体系（pmBoK）、国际项目管理资质标准（iCB）和受控环境下的项目管理知识体系（pRinCe2）。这三个项目管理知识体系含有很多共同点，但是，区别也很明显，具有差异化的表达方式，使用不同的行业术语。在pmBoK中，主要侧重的是所有的项目管理知识范畴。iCB内容十分丰富，其关注项目经理的实际能力，立足项目生命周期。pRinCe2侧重的是对项目进行的指导和规范。三种体现的兼容性较强，能够达到较高的标准，实现相互之间的互补，发挥在实践中的指导性作用。
2.4项目管理更加趋于集成化与精益化
项目管理的集成化主要是实现对不同资源的整合，促进项目管理效益最大化的实现。借助局域网和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手段，将工程全过程进行集成，实现完整的全过程管理。在集成化的支持下，主体获取了核心竞争能力，尤其是加之一体化经济的加强，项目管理具备了较高的专业性，将其管理知识体系与实践相结合，会有效发挥对国际工程项目发展的新方向。集成化的应用，有利于全寿命周期集成化管理，同时，加强组织管理体系的一体化建设，融入多种施工要素，形成全面一体化的趋势。精益化管理主要侧重在管理文化建设和管理模式选择方面，发挥规则的约束作用，实现对系统的细化，发挥标准化和数据化手段的优势，提升整个组织管理的运营效率，达到高效性与协同性的目标。
2.5国际工程项目管理采用全过程信息化与可视化
目前，信息技术发展飞速，计算机网络技术逐步实现与项目管理的结合。强调结合的科学性。基于网络集成信息系统，建立项目管理子系统，通过接口，实现信息的传递，构件建以业主为主导、工程项目参建、各个主体参与的统一信息平台，实现对项目不同时期和阶段的集成化管理，贯彻扁平化的信息管理模式，使得业主与主体之间形成相互协同的关系，积极加强交流。切实提升管理水平。在信息技术及网络技术的应用下，借助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能够强化可视化项目管理模型的构建，也就是说，借助三维模型、时间以及成本等因素，能够实现对方案进行全寿命成本比较分析，重视对施工方案进度的合理控制，实现合理的资源再分配。
2.6国际工程项目专业技术体系得到深化与发展
在高新技术的发展下，国际工程项目领域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工程项目凸显高附加值，随着信息技术在国际工程管理中的应用，含量高与专业能力成为决定国际工程项目承包者实力的重要标志和指标。
对于一些著名的承包商，其所具备的技术优势主要源于其专业性与经验，整合能力突出，以此为契机，进行诸多业务的开拓与整合。
2.7国际工程承包商之间的联合与并购加剧
在国际工程项目中，承包模式不断变化，项目承包商身兼数职，既是承包者，又是投资者与资本运营者，尤其是面对大型项目，独立承包难度较大，因此，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一站式运营业务模式得到推崇。很多大型承包商通过重组、并购等方式形成战略联盟，涉及不同的并购领域和方式，迅速进入多个国家和领域，发展模式呈现地域与业务的多元化，规模扩大，竞争力更强。
2.8核心业务凸显多元化的特征
目前，国际工程承包业务发生变化，更多的需要提高项目全寿命周期的服务，因此，一些实力雄厚的国际大型承包商通过一站式的服务，实现自身业务的拓展，推进核心业务的多元化，构建一体化发展模式，在承担大风险的同时，获取了更多例如增加的趋势，对市场份额的占领意义重大。
2.9融资能力成为影响国际工程项目承揽的重要因素
当前，国际投资的数额增加，业主结构发生变化，项目投资更具复杂性，需要促使其进行角色的转变，是投资者与资源运营者统一体，因此，工程承揽重要因素是融资能力。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是特许融资项目。借助特许项目经营和多元化战略，促使承包商获取较为稳定的融资能力。
3结束语
综上，立足全球化发展模式，工程项目管理需要立足全球化趋势，实现多元化发展。随着高层项目发展的复杂性，项目管理过程较多，发展集成化成为发展方向，精益化要求更高。
同时，加之现代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借助计算机，实现对项目的可视化管理，强化对项目的全过程、综合性管控。因此，要善于抓住机会，立足国际化发展的要求，重视掌握先进管理理论，积极借鉴先进模式，在根本上适应现代化国际工程项目发展的新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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