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的特征篇1
2009年河北省人均GDp最低的10个县（市）是：威县、唐县、任县、南和、曲阳、平乡、广宗、康保、沽源、围场。
2011年河北省人均GDp最低的10个县（市）是：威县、任县、曲阳、南和、唐县、广宗、平乡、涞水、巨鹿、海兴。从这十个县的地域分布来说，2009年，有5个县（市）属于邢台，两个县属于保定，两个县属于张家口，一个县属于承德。因此，如果从贫困县的地域分布上来说，连片分布表现的比较明显，邢台市下辖17个县（市），5个县（市）居于河北最贫困的县（市）行列，而且这5个县（市）在地域上是毗邻的，这也说明了在这5县（市）中有一些共同因素制约了其发展。另外，5个县（市）在地域上也呈现鲜明的特征，保定市所辖唐县与曲阳均位于京广铁路以西的太行山脉地区，张家口所属康保与沽源以及承德所属围场均处于燕山山脉北部。山区交通不便，缺乏资源制约了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2011年，最贫困的10个县（市）没有发生多大变化，邢台仍然占据其中6个，保定占据其中3个，沧州占据其中1个，邢台与保定贫困县的连片特征仍然十分明显。如果从产业特征上来说，这些贫困县大都以农业为主，第二产业不发达，一些县虽然第三产业占比较高，但并非是为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这说明在缺乏资源以及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这些地区很难接受大城市的产业扩散，无法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产业集群，而在粮食价格普遍偏低以及农民拥有土地数量极少的情况下，以农业为主无法支撑起县域经济的发展。
如果继续对河北省不发达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排名进行分析，同样可以发现一些不同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情况。邢台市的威县、任县、南和、广宗、平乡、巨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位于河北省的106位、84位、77位、124位、104位、123位。其排名虽然并不算高，但是没有一个位于最后十位。农民人均纯收入处在后十位的县（市）为顺平、阜平、曲阳、唐县、阜城、饶阳、赞皇、灵寿、丰宁、围场。如果从行政隶属关系来说，在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的10个县（市）中，保定占据4个，衡水、石家庄与承德各2个。但是如果从地域特征来说，除衡水所属饶阳、阜城位于平原地区外，其余地区全部是山区，其中保定、石家庄所属6县全部位于京广铁路以西的太行山脉，承德所属两县全部位于坝上，其贫困的连片特征也非常明显。对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的几个县可以看出，邢台所属各县虽然交通不便，也缺乏工业，但是在具有良好农业耕作条件的情况下，其粮食、棉花、油料、猪肉人均产量位于全省前列；而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的10个县（市），由于地处山区，耕作条件恶劣，人均粮食、棉花、油料、猪肉产量也位于全省后列，这就使农民缺乏收入来源，结果造成农民收入极低。如果继续对农民人均纯收入排名较低的县进行分析，可以看到这些县的特征基本上是两个，即一是位于山区，交通不便，资源缺乏，耕地面积少；二是位于平原地区的农业县，除了农业之外工业极不发达。
2河北省县域经济的发展特征与问题
通过对河北省最发达与最不发达的县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做出分析，可以看出河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特征及其面临的问题。
（1）河北省县域经济对自然资源依赖较为严重。河北省人均生产总值排名前十位的县（市），大部分依赖丰富的煤铁等自然资源开采与加工获得经济增长。如果将数据继续扩展到县域经济30强，这个特征会更加明显，在30强中，有16个县（市）属于单一的矿产资源型县域经济体，其矿产资源采选和加工业（包括矿产采掘业、选矿业、加工业以及相关低端制造业）占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在80%以上，呈现出对矿产资源的高度依赖[1]。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两个数据对比来看，单纯依赖自然资源的县（市）其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对来说并不高，这也说明了矿产资源的开发并没有使当地获得相应收益，反倒是通过本地工业获得发展的县，其经济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了本地居民。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取得发展的县域经济体也面临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单一、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问题。河北迁安市黑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压延加工业增加值占到全部工业增加值的85%，武安市矿产资源就业人员占全县就业人员的35%以上，占第二产业就业人员的85%以上[2]。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极端单一造成的潜在问题是一旦遇到经济波动，则县域经济就将面临极大风险，甚至会对社会安全构成威胁。
（2）接受大城市的经济辐射是河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另外一条重要途径。河北省县域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除了依托自然资源获得发展的县（市）之外，另外一些较发达的县（市）在地域上大部分分布在大城市周边，接受大城市的经济辐射获得发展。如三河、香河、大厂处于京津走廊之间，接受北京的经济辐射获得了快速发展；鹿泉、藁城、正定、晋州等县则是接受了石家庄的经济辐射获得快速发展。与依托资源发展的县域不同，这些县域经济一般具有更加均衡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居民的知识、技能与收入等随着产业的发展也获得了提升。但是这些县域经济中除三河、藁城在全省排名比较靠前外，其余县域经济在全省发展并不处于突出地位，这也说明了河北省中心城市的带动能力较弱，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3）河北省一些具有知名特色县域产业集群的县（市），其县域经济在全省仅处于中上水平。河北省县域经济中具有很多驰名全省甚至全国的产业集群，如清河羊绒、高阳纺织、白沟箱包、容城服装、肃宁皮毛等。具有这些产业集群的县（市），其在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全省经济排名中大多处于30～60名的位置。与前两类县（市）相比，这些县（市）既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没有优越的地理位置，甚至直到今天其中很多县（市）依然不通铁路，其发展更多依赖于本地居民的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取得发展的同时，本地市场机制、居民收入与生活水平也获得了较大提升。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发展面临越来越多的制约因素，以全国著名的“三巾”之乡高阳为例，其三巾产量虽然占到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一，但是其产业仍然处在众多中小企业无序竞争的状态，造成在技术水平提升与品牌建设上的滞后，与此同时，环境污染却越来越构成对企业成本的压力，对县域经济竞争力的提升产生了不利影响[3]。
（4）缺乏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是不发达县（市）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本研究与一些相关研究都表明河北省较贫困的县（市）从地域分布特征来说主要集中在太行山脉、坝上地区以及中南部平原地带。这些地区的共同特征是缺乏具有本县特色的工业产业集群，这在河北省中南部地区尤其明显。河北省中南部地处内陆，距离交通线有一定距离，缺乏大城市的带动辐射。这些县大多拥有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有些县粮、棉、油无论是从总产量还是人均产量上均名列全省前茅，但是其经济发展依然落后，这就说明第一产业无法支撑起一个县经济迅速的增长。当然，农业生产条件不佳的太行山脉及坝上地区由于交通不便更加无法发展起有特色的本地工业，导致这些地区成为全省最贫困的地区。
3河北省县域经济的发展路径
县域经济的发展分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但这并不必然造成县域经济差距过大的问题，应从总体上谋划，通过要素流动，优化要素配置提高县域经济水平。不能够通过抑制强县发展人为拉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应继续提高其县域产业竞争力，而经济弱县则应加快发展，一方面提高基础设施水平，吸引外部投资；另一方面则采取措施鼓励劳动力与人口转移，提升经济弱县的富裕程度。
（1）破除县域产业发展中的体制。县乡政府在我国行政体制中处于最低级别，导致县域经济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处于不利局面，县域产业在发展中比城市产业遭遇更多不利因素。因此，有必要适当调整政策，使县域产业与城市产业在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获取同样的权利，从而有利于县域产业的发展。具体包括完善财政体制，明晰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减轻县级政府的财政压力，省级政府应加大对县域道路、交通、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帮助完善县域经济的发展环境。对有条件的地区加快实施与完善省管县改革，通过扩大县级政府的经济与社会管理权限推动县域发展。同时，还应改革金融体制，重点鼓励为县域经济发展服务的地区性中小银行发展，鼓励县乡政府扩大教育、科研投入，提升本区域人力资本水平。
（2）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立和完善，对政府职能的要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政府职能更多地应从微观经济的参与者转变为宏观经济的引导者与调控者。具体到县级政府来说，县级政府应当做好已有发展基础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规划，制定有利于产业集群创新的人才、税收、教育、科技与融资等政策，促进县域产业向产业园区集中，加强政府作为环保、质量监督者的角色，加强政府作为仲裁者的角色，保证企业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以科技、创新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不断提升县域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
县域经济的特征篇2
关键词：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特征；经济特区；海南
一、评析原理
第一，评析意义。城镇化的本质是由于生产力变革引起的经济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进步状况的重要标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现代化水平。
第二，评析原理。目前城镇化水平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两类：一是单一指标法，通过一个最能反映本质，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来定量描述城镇化水平。国际和国内的通用方法是计算城镇人口比重，尽管这个指标较好地描述了人口向城镇聚居的状况，但由于体制上的差异，直接用这个指标测量我国的城镇化存在很大问题。二是综合指标法，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指标来衡量城镇化水平。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小城镇建设，而是伴随工业化过程而出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人口、非农产业、资本、市场由分散的农村地域向城镇集中的过程。科学评价某一地域的城镇化水平时若只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反映城镇化程度，不可能全面正确地反映城镇化的全部内容。
因此，本文将采用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从人口结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四个方面，选取11个城镇化相关指标，建立并运用分层次评价模型及相应指标体系，对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地域分异特征进行测度分析。
二、评析模型与方法
（一）评析模型
城镇化是大部分农村人口逐步脱离农业向城镇转移，城镇规模扩大与数量增多、非农产业获得聚集效应和规模效益进而引起农村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经济水平、基础设施乃至思想观念变化的动态过程。有鉴于此，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基本原理，可以构建包含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经济水平和基础设施四方面的区域城镇化水平的分层次综合测评模型：
u=a×p+b×c+c×j+d×i①
①式中：u、p、c、j、i分别表示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人口结构城镇化指数、产业结构城镇化指数、经济发展城镇化指数和基础设施城镇化指数；a、b、c、d为权数，且a+b+c+d=1。
（二）指标体系
基于前述测度原理和模型，建立起由综合层——县域城镇化综合水平、内涵层（人口结构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和基础设施城镇化水平）和指标层的三层架构。其中综合层起导向和约束作用，以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u）加以表征；内涵层旨在明晰县域城镇化的多维内涵支撑，分别以人口结构城镇化指数（p）、产业结构城镇化指数（c）、经济发展城镇化指数（j）和基础设施城镇化指数（i）加以表征；指标层则包括了依据上述原则与思路所选择的11个具体指标（见表1）。
（三）评析方法
1、原始数据标准化。鉴于指标间的量纲不同，为了消除数据间的屏蔽效应，有必要对数据进行规一化处理，本文采用正规化方法进行标准化变换，其公式为：
bi=（ii-imin）/（imax-imin）②
②式中：bi为各过程支撑力指标的标准值；ii为各过程支撑力指标的原始值；imax、imin分别为各过程支撑力指标的原始最大和最小值。
2、分力指数计算。采用层次分析法，构造出判断矩阵进行排序，经cr一致性检验后得出内涵层的初始权重，并根据专家意见，因此，加权平均分析法来分别人口结构城镇化指数、产业结构城镇化指数、经济发展城镇化指数和基础设施城镇化指数，相应的算法公式为：
p=0.3×u1+0.4×u2+0.3×u3③
c=0.4×u4+0.3×u5+0.3×u6④
j=0.4×u7+0.4×u8+0.2×u9⑤
i=0.5×u10+0.5×u11⑥
3、合力指数计算。采用层次分析法，构造出判断矩阵进行排序，经cr一致性检验后得出综合层的初始权重，并根据专家意见，将公式①中的a、b、c、d权重值修正为0.2、0.3、0.3和0.2，据以进行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的计算，即：
u=0.2×p+0.3×c+0.3×j+0.2×i⑦
三、地域分异特征评析
（一）数据采集处理
由于部分相关评价指标原始数据来源存在一定时序不连续性，本文主要对2008年度海南经济特区16个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异特征进行评析。数据以《海南统计年鉴2009》（海南省统计局，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为主要采集来源，并与16个县域2008年统计公报数据相互校验，从而保证了原始数据的准确性与可靠性。按照上述处理步骤，根据公式②-⑦可以计算得出16个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见表2）。
（二）分异特征分析
结合表2中的海南经济特区各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及排名，按照0.4及以上、0.3-0.4、0.2-0.3、0.1-0.2的分级标准，将2008年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分成四个量级（见表2），并绘制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示意图（见图1），据以考察和分析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特征。
1、差异性。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一是县域个体间城镇化综合指数差异。排名第一位的昌江县（0.4900）与排名最后的乐东县（0.1370）综合指数差距达0.3530。二是量级群体间城镇化综合指数差异。各量级之间城镇化综合指数平均群体性差距也分别达0.1045（ⅰ、ⅱ量级之间）、0.1005（ⅱ、ⅲ量级之间）和0.0591（ⅲ、ⅳ量级之间），而ⅰ、ⅳ量级之间平均综合指数差距则达0.2641。
2、失衡性。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指数具有一定失衡性。首先是内部结构失衡。各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与各内涵层指数排名位序存在一定程度错位。其次是地域空间失衡。各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地域空间分布大致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东部分布着3个ⅰ量级县域（文昌、琼海和万宁市）和2个ⅱ量级县域（陵水和保亭县），而且都是旅游业较为发达的滨海市县；西部只有1个ⅰ量级（昌江县）和1个ⅱ量级县域（东方市），这两县市都是海南经济特区由来已久的工业强县。余下的大部分ⅲ、ⅳ量级县域则大致处于中间过渡地带（见图1）。
3、线路趋向性。9个较高城镇化综合指数县域（ⅰ、ⅱ量级）大都临近线路（东西线环岛高速、海文高速和东西线海榆公路）分布，而且除定安县为内陆型县域之外，其余8个均为临海或滨海县域，地域分异表现出明显的交通线路和海岸线趋向性（见图1），表明交通线路（陆、海）及其衍生区位条件是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推进的重要助推因素。
4、反垂直地带性。7个较低城镇化综合指数县域（ⅲ、ⅳ量级）近乎全部位于中西部地区（乐东县除外），尤其是中西部山地、丘陵地区；而9个较高城镇化综合指数县域（ⅰ、ⅱ量级）也基本分布在周围的沿海滩涂地带（定安县除外），地域分异表现出明显的反垂直地带性，即海拔高地区城镇化综合指数低（见图1）。表明山地丘陵等高海拔地形仍是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推进的重要制约因素，并成为县域乃至全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
5、中心趋向性。由图1可以看出，地处海南岛北端的海口作为海南经济特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周边的文昌市、定安县和澄迈县3个县域的城镇化综合指数均较高，均属于ⅰ、ⅱ量级，指数排名分别为第4位、第5位和第6位。地处南端的三亚作为海南经济特区旅游、创意经济中心，其周边的4个市县城镇化综合指数也较高，尤其是陵水县和保亭县，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均属于ⅱ量级，排名分别为第7位和9位。这表明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呈现出中心趋向性，即临近区域中心城市的县域城镇化水平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三亚作为新兴区域性中心城市，其对周边市县发展的带动能力有待提高。
四、结论
综上所述，差异性、失衡性、线路趋向性、中心趋向性和反垂直地带性构成了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的地域分异特征。这既是海南建省办特区30年来改革开放和开发建设的客观结果，也是深入和准确探究未来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和开发建设，尤其是城镇发展努力方向和障碍因素的认知起点。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的差异性与失衡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均衡地区城镇发展的历史任务；而中心趋向性、线路趋向性和反垂直地带性特征，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加强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带动周边市县发展、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推动交通线路沿线市县发展等未来地区城镇发展的努力方向和政策取向。
参考文献：
1、赵显洲.基于城市化本质的城市化水平测度方法[j].北方经济,2007(7).
2、仲盼,罗守贵.中国城镇化水平测定中存在的问题及调整方法[j].经济体制改革,2006(3).
县域经济的特征篇3
关键词：县域经济；因子分析；综合评价
县域经济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它属于区域经济学研究的范畴，通常说来它是一种行政区划型的区域经济，它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连接点，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结合部，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处于重要的基础地位，县域经济的发达与否最能折射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江苏省苏北地区5个省辖市，24个县的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分析。根据江苏省苏北地区的特点，充分考虑资料的可得性及客观性，建立体现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实力、基础设施、开放程度、人才资源和环境保护这五方面内容共18个具体指标构成的县域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一、因子分析的基本原理
因子分析的基本步骤如下：
一是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指标（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二是确定因子变量。文章利用主成分分析，根据特征值大于1，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0%的原则来确定主因子的个数。三是进行因子旋转。使每个变量在尽可能少的因子上有比较高的载荷，一个因子变量就能够成为某几个变量的典型代表，因子实际含义就更容易解释。四是计算各县、市综合得分。以因子变量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计算综合得分。
二、数据处理和分析
根据spssl6.0运行结果，kmo和球形bartlett检验情况如表2所示。kmo给出了抽样充足度的检验，是用来比较相关系数数值和偏相关系数是否适中的指标，其值越接近1，表明对这些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的效果越好，bartlett检验用来检验相关系数矩阵时是否是单位阵，如果结论是不拒绝假设，则表示各个变量是各自独立的。从表中可以看出此时的kmo值为0.771，说明因子分析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bartlett球形检验sig.的取值是.000，表示拒绝该假设。
三、确定公共因子和载荷矩阵
对上述选取的18个指标，运用软件分析可得到18个指标的相关矩阵及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见表3）。按照特征值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0%的原则，选出三个主因子。计算结果为：旋转前的3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80.677%，其中第1个公共因子f1的方差贡献率为61.998%，第2个公共因子f2的方差贡献率为9.586%，第3个主因子f3的方差贡献率为9.092%。
由于计算原始指标的初始载荷矩阵发现各个因子的典型代表指标不是很突出，其实际意义难以得到合理解释。故需对因子进行旋转，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经过25轮正交旋转，因子旋转不改变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旋转后的3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80.677%，其中第1主因子f1的方差贡献率为53.582%，第2个公共因子f2的方差贡献率为35.653%，第3个主因子f3的方差贡献率为18.281%。
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第1主因子在x4、x6、x7、x8、x9、x10、x11、x14、x15指标上载荷较高，这些指标依次是反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中的经济实力、基础设施、人才资源，统称之为县域经济实力因子；第2主因子在x14上载荷较高，这指标是反映县域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称之为县域经济活力因子；因此我们第3主因子在x17指标上载荷较高，称之为县域经济环境因子。
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县域经济可持续实力因子f1的特征根解释了原有18个变量总方差37.811%，故其权重为0.37811；县域经济可持续活力因子f2的特征根解释了原有18个变量总方差的35.653%，故其权重为0.35653；县域经济可持续环境因子f3的权重同理为0.18281，3大主因子累计解释方差贡献率为80.677%，分别计算各个县、市的综合因子得分并排序，得到江苏省苏北地区的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
f=（37.811*f1+35.653*f2+18.281*f3）/80.677
从总得分来看，连云港市、徐州市、盐城市、淮安市排在前4名，得分为正。其中连云港市、徐州市、盐城市的得分又遥遥领先于第4名淮安市，领先幅度分别在1.1和0.9分以上。从因子来看，盐城市是29个县、市中唯一3个主因子得分均为正的城市，可以说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各方面发展都十分均衡。连云港市除了在第3因子得分不甚理想、其余因子得分均较高，尤其是在第2因子得分可以说是遥遥领先，而第2因子主要反映的是城市开放程度，从这个角度看来与连云港市特殊地理位置不无关系。而徐州市在权重最高的第1因子得分极高，领先于盐城市2分左右，由于在第2因子上的落后，也使徐州市在总分上稍稍逊色于连云港市，但是还是能见徐州市经济实力的优势（见表4）。
苏北县域经济之间产业结构、产业构成都有着较大的相似性。要充分考虑原有产业基础、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充分利用县域资源、地缘、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依靠项目推动技术进步，推动特色经济，大力推广先进技术和工艺，注重增加科技含量，由过去的初级加工向深度加工延伸，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区域产业竞争优势又依靠区域企业、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各县主导产业之间形成互补、联动。这种基于不发达县域之间的集群可以有效地培育县域工业基础，改善投资环境，优化产业结构，是苏北县市之间打破行政区划，形成统一市场的必由出路，也是苏北县域经济发展的合理途径。
参考文献：
1、李小建,乔家君.20世纪90年代中国县际经济差异的空间分析[j].地理学报,2001(2).
2、沈正平,翟仁祥,李九全.中国新亚欧大陆桥沿线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4(4).
3、赵莹雪.广东省县际经济差异与协调发展研究[j].经济地理,2003(4).
4、陈俐谋.重庆市县域综合实力研究[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3).
5、楼海淼,孙秋碧.基于因子分析的我国各省经济活力评价研究[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县域经济的特征篇4
关键词：民族地区；欠发达；县域经济；产业定位
中图分类号：F12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6)06―0046―06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县域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区域经济板块或区域经济单元，是介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之间的一种区域经济，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连接点。具体说县域经济是在行政县地域范围中，对内以县城为中心、以村镇为轴点、以农村为落点独立发挥综合经济功能的宏观经济单元；对外是落实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国内外市场变化具有灵敏反映的微观经济单元。县域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这种独特作用，在改革开放后受到关注和研究，县级行政区域潜在的经济功能作用开始得到发挥。“县域经济”这一经济学概念在十六大报告中首次被写进党的文献，正式纳入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在统筹城乡发展，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提高农民收入中起着关键作用。
发展县域经济的核心在于根据县域自身的综合优势或独特优势，遵循一定的经济理论合理定位主导产业、相关产业和配套产业，以加快县域经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由于历史、经济、资源、人文、区位和市场等经济要素在区域之间存在差异性，导致县域经济发展失衡，不仅仅是发达县域经济和欠发达县域经济存有差异，欠发达地区的各个县域经济发展也极不一样。贵州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就存在着比其他欠发达县域更为突出的贫困和环境问题。因此，在县域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主导产业的选择也就存在特殊性。以此为研究目的，本文试图利用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一般理论，结合贵州民族县域的经济特征，从一般性与特殊性结合的角度对欠发达民族地区县域经济产业定位理论进行探讨和实证分析。
一、贵州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特征分析
贵州是典型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欠发达是一个相对概念，有关经济发展的文献中，欠发达包含有比较的意思，即有些是比较发达的，有些是比较不发达的，而且隐含着有潜在的，目前尚未开发的能力。所谓欠发达地区，根据陆立军教授的观点，是指受历史、区位、观念等条件的限制和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影响，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上有着较大的差距；但经济和社会发展又具有较大潜力，资源较为丰富，生态环境尚未受到严重破坏，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创新，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有可能实现高速发展的区域。
欠发达民族地区经济相对一般欠发达地区而言更为落后。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民族成份56个，其中世居民族有汉、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回、白、瑶、壮、毛南、蒙古、仫佬、羌、满族等17个，少数民族人口1477．55万人，占贵州总人口的37．85％，是全国少数民族超过千万的三个省区之一。2005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仅为全国的1．065％，人均GDp仅为全国的36．12％，而黔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人均GDp，又仅为全省的84．24％，一些民族县域如平塘县人均GDp仅仅只有全省的46．62％。贵州人口密度高于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为0．8亩，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的59．67％，城镇化水平比全国低16个百分点，工业化水平比全国滞后10到18年，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能力有限。贵州地势西高东低，平均海拔1170米左右，全省境内山峦起伏，地貌地形复杂，气候多样，自然景观独特，热量充足，雨水充沛，是一个典型的亚热带高原山地区域。历史上，少数民族聚居地多在喀斯特地貌的山区地带，喀斯特式贫穷和山区型资源环境是形成县域经济特征的基本元素。据此，对民族县域经济特征进行分析，其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人均可耕地少、传统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差，规模发展的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生产效率低，减少农民和富裕农民成为相当一段时间的主要目标；产业结构不合理，处于“一产穷、二产小、三产弱”的状况，经济发展缓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平台过小；城镇化进展缓慢，二元经济明显，农民增收困难，贫困群体庞大；人力资源素质低，主要是农民文化素质低；离中心城市较远，受幅射影响弱；经济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低、市场观念薄弱；还有就是地面资源优势趋同等。山区民族县域经济也显现有相对的优势特征。首先是后发优势强，随着交通、信息、市场等要素条件的改善，县域内潜在的特色优势逐渐显现，合理利用比较多样、丰富的资源和抓住相对广阔的市场，县域经济就可以上台阶；其次，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的山区，由于经济欠发达而使生态环境尚未被破坏、丰富的自然资源保存比较完好，有利于吸引外来投资；再有就是可以借鉴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绕过发达地区走过的弯路，实现县域经济的跨越发展。
二、贵州民族地区县域经济产业定位的理论框架
所谓县域经济产业定位是指在县域内合理确定主导产业、相关产业和配套产业。主导产业又叫支柱产业，经济史表明，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总会有某些产业的份额迅速增大，并有较高的生产率、较快的增长速度，以致在产业结构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正确选择主导产业必须有相应的经济理论指导，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经济环境下，这些理论要解决诸如主导产业的定位产业、主导产业的定位方向、主导产业的定位组织形式和运作机制等问题，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就形成了一个理论框架体系。由贵州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特征和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相关理论决定，形成的一个相对统一的欠发达山区民族县域经济产业定位的理论框架概括为：以产业定位为内核，结合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特征，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陷井理论说明了支柱产业的优化选择；产业结构理论说明了三次产业从“一、二、三”向“三、二、一”转移的非农化的发展方向；产业集群理论说明了产业的有效组织形式；市场和规制经济理论说明了产业的运作方式。其框架结构如下图所示：
1．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理论。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书中阐述了比较利益法则，后来，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补充，指出国家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着贸易的流动方向。根据比较利益法则，假定在两地区资源禀赋比较优势中，即使一个地区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比另一个地区的效率都低(与其他地区相比都处绝对劣势)，仍然存在互利贸易的基础。这第一个地区应当专业化生产和售出绝对劣势比较小的商品(这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绝对劣势比较大的商品(这是处于相对劣势的产品)。这一理论从系统上看可以视为县域经济产业定位的基础理伦。它要解决的是县域经济产业这个子系统在一个大的区域经济系统中如何定位的问题。依据该理论，每一子系统只有找到自己的资源特色并发挥出这种比较优势，才能在大系统中找到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是，许多实证显示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经济环境下，存在着比较优势陷井。从欠发达山区县域看，最容易跌入的陷井有三种：一是急于把优势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而破坏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二是对市场的短视，对优势产业错误定位；三是历任县域主官出于对优势产业的偏好和政绩需要，优势产业定位是一任一定。由此，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和比较优势陷井存在选择上博弈，其结果对产业定位至关重要。
2．产业结构优化理论。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主要在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转移上，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的假设看，发展中国家是由两个部门组成的，一个是传统的、人口众多的、仅仅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农业部门，这个部门的主要特征是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经济是剩余劳动经济。第二个部门是城市中的现代工业部门，这个部门具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也是接受农村剩余劳动的部门。这一模式说明，在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因此把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转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中，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就会提高。英国经济学家费希尔教授认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并没有穷尽全部经济活动，于是提出了第三产业的概念，克拉克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书中运用三次产业分类方法研究了经济发展同产业结构变化之间关系的规律，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深化了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因的研究，把第一、二、三产业分别称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众多的研究表明三次产业互为因果，互为市场，彼此存在供求关系，呈“一、二、三”向“三、二、一”的转变趋势，转变的动因是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一般情况，城市对第三产业的需求较高，农村对第三产业的需求较低，经济落后的地区第三产业发展困难，城市消费溢出为解决这道难题提供了新思路。欠发达山区民族县域经济的基本特征体现在三次产业上就是“一产穷、二产小、三产弱”，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和非农方向是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必然选择。
3．产业集群理论。空间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一切经济活动在什么地方进行和为什么在这些地方进行均受一定规律的支配。从马歇尔在1890年《经济学原理》中外部经济理论和韦伯在1909在《工业区位论》中集聚经济理论的提出，到1990年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产业集群概念的提出，空间经济学理论不断地在演进。波特指出：产业集群是指某一特定产业的中小企业和机构大量聚集于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而形成的稳定的、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集合体。产业集群之所以能引起广大学者和实践者的关注，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提升竞争力的经济学研究热点，原因是作为一种有效的产业组织形式，存在外部效应、竞争效应、自组织效应、溢出效应等内生动力。我国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和实践有别于西方建立在现代高科技产业上的集群理论，立足于国情和各地的区域实际，形式多样，如浙江县域经济就是“特色产业集群经济”的区位型产业，即依靠地理条件确定产业定位并构建区域性的产业带或产业集群的方式存在。欠发达民族县域经济产业存在着规模小、效率低、投入少、竞争弱等问题，利用好产业经济学的这一前沿理论，借鉴发达地区的产业集群经验，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发展的有效途径。
4．市场和规制经济理论。在众多的发展经济理论中都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即由于“市场失灵”在发展中国家的特定环境中更为严重地存在，国家(政府)必须在经济发展中起发动、组织、指导甚至控制的作用。经济发展模式中存在市场主导型、政府主导型以及政府与市场结合型，政府主导型往往是发展中国家的选择。规制经济理论强调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规制行为要有助于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和整体福利的增加。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的大趋势下，我国经济体制逐渐由封闭经济转为开放经济，因此，县域经济产业的市场定位超出了地区小市场和国内的单一市场，地区性的产业发展将更多地与国际和国内的大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根据市场的需求种类和需求弹性选择主导产业并确定产业的定位。欠发达山区民族县域经济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都较低，市场功能存在缺陷可能导致“市场失灵”，反过来，政府对产业的强力主导也容易导致“市场失灵”。实行市场运作，要把避免“市场失灵”作为市场运作的基准原则。
三、贵州黔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平塘县产业定位实证分析
平塘县是典型少数民族聚居山区的部级贫困县，行政区域总面积2815．6平方千米，耕地面积1．4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41．05％。辖9个镇，10个乡，241个村民委员会，7个居民委员会。总人口30．06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35万人，少数民族人口18．01万人，占总人口的59．91％。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有布依族、苗族。主要矿产有煤、铁等十余种。近年来，摆脱贫困成了平塘县历届党委政府蝉精竭虑的首要大事，在几年来的实践中，经过不断加深对县情与国内外经济动态的把握和认识，平塘县对县域内支柱产业、相关产业和配套产业进行了合理定位。
1．在资源禀赋的比较选择上，三次对主导产业进行了优化。从“烤烟、畜牧、旅游”到“畜牧、旅游、烤烟”再到“旅游、畜牧、烤烟”的比较优化选择，这个选择的科学性在于：一是基于对平塘县的旅游资源具有丰富性、独特性和唯一性的比较优势认识，规避了“穷种烤烟”等比较优势陷阱，找准了一条开拓县域经济、促进城乡全面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产业发展路子。由特殊地质地貌构建的自然生态和民族风情等特色旅游资源构成了平塘五大旅游绝品。①以掌布“救星石”世界地质奇观为主要特色的国家地质公园，②以建设世界上最大的射电天文望远镜项目建设优选场地组成的中国最大的大窝凼漏斗群景区，它由岩溶漏斗、落水洞、天坑以及溶洞组成的，既是观赏和研究漏斗的最佳地，又是体验天文科学奥秘的最佳处，③以“玉水不夜天”山水实景剧场演出的卡蒲毛南族风情展示文化旅游，④以甲茶南国风光为主的度假休闲旅游，⑤以拉安峡谷生态为主的体验旅游；二是基于对我国已进入人均GDp1，700多美元时期，“体验经济”和“休闲经济”呈快速成长势态的市场认识。统计显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就会产生体验和休闲需求，这意味着中国已经踏入休闲经济发展的门槛。而城市人均GDp要数倍于欠发达地区从而产生消费溢出，成为体验和休闲产业的主要消费源；三是基于对该县地处中心城市省会贵阳的幅射圈内，容易吸引投资和城市的消费溢出的区位优势的认识，目前贵州旅游线路从产品空间分布已形成以贵阳为中心向东南西北延伸的精品旅游线，平塘正处在向南沿伸至广西的绿色喀斯特和布依、水、瑶民族文化旅游线上，交通状况良好。正是这个定位使旅游产业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一举获得建设世界上最大的射电天文望远镜、国家地质公园、aaa级旅游景区和国家自然遗产四张“名片”，完成了省内其它景点用二十年才走完的发展历程，有力地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2．结合县情实施“农业稳县、工业强县、三产活县”的三次产业发展战略。典型的农业经济是平塘县的根本县情，城镇化水平不到10％，2005年，平塘县一、二、三产业的结构为45：23：32，人均GDp为234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650元。近年来，以减少农民和富裕农民，改变二元经济结构为目标，实现产业结构向“三、二、一”转移的具体措施有：一是依托城镇发展三产。通过设立工业聚集区，扩大城镇规模，促进人口向城镇集中，力争县城人口达到5万人，由此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活跃县域经济；二是实施非公经济活县战略。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非公经济快速发展，目前，全县个体工商户2477户，私营企业由2001年的17户增加到34户，非公经济纳税在县级财税收入中三分天下有其一；三是在旅游业的带动下，固定资产投资、农民人均纯收入显著增加，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增加到32％，对GDp的贡献率为45．19％，拉动经济增长5．41％，是一、二、三产业中拉动力最强的；四是创造条件促进城乡就业。几年来农村劳务输出近5万人，其中有组织输出0．43万人次。平塘县第十次党代会报告中指出：到“十一五”末，第一产业年均递增2．48％，第二产业年均递增15．1％，第三产业年均递增15．48％，一、二、三产业的结构由目前的45：23：32调整为31．2：28．8：40，城镇化水平达到30％的产业结构的非农发展方向。
3．通过产业规模发展来提高县域经济的竞争力。平塘县为解决产业发展中呈现的投入不足、规模小、效率低、竞争力弱等问题，在产业组织形式上采取了具有县情特色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首先在旅游产业组织上形成了“县旅游公司主导，相关企业、景区和农户共生”的旅游产业集群。在打造“世界地质奇观旅游县”为目标的旅游产业发展上，由政府主导制定《平塘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确定旅游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原则和发展步骤，统筹食、住、行、游、购、娱等旅游相关产业共生发展，共同提升旅游资源文化内涵，打造具有强势竞争力的旅游品牌，为促进旅游的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平塘县在旅游规划中把“乡村游”纳入集群内，政府对凡是自愿参加“农家接待”的农户给予支持，补助部分美化环境、修整院落、修缮旧房的资金和物资，并发放接待准入证、规定接待的质量和价格。如掌布村参与“乡村游”的农户有280多户，他们有的开起餐馆，有的办起旅店，有的专门养殖，有的一心种菜，有的从事工艺品制作，有的购车运客，形成了产业组织网络联系共生的群落，2005年接待旅客10．2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的80％以上直接惠及千家万户。其次是加强工业园区的规划建设，如平湖规划为旅游产品、民族特色产品和农产品的加工业为一体的轻工业园区；通州规划为以中草药业加工生产为主的工业园区；克度规划为以建筑材料生产为主的工业园区等。这些园区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电力资源，形成开发合理有序、规模效益明显、加工链条长、资源利用率高、产品种类多的优势产业集群。
县域经济的特征篇5
关键词：玉林市；因子分析；县域经济；不和谐性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2-0-01
一、问题提出
玉林自1997年撤地设市以来，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经济社会互动发展的态势良好。但是由于各县(市、区)基础条件不同，县域经济环境不同、改革开放程度不同、地区发展机会不同，各县(市、区)经济发展出现不均衡性和不协调性，深刻认识这一问题，对于进一步加快各县的发展速度，缩小县域差距，促进县域经济的和谐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鉴于此，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玉林7个县(市、区)2008年的经济发展进行评价，分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和谐性。
二、县域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在进行研究时，根据所能搜集到的2008年玉林各县(市、区)的主要数据，选取了五个方面10项指标，作为本文的评价指标体系。这些指标包括：
1.规模水平指标，包括X1(地区生产总值)、X2(农林牧渔总产值)、X3(全部工业总产值)；
2.财政收支水平，包括X4(中央、地方财政收入)、X5(一般预算支出)；
3.投资贸易水平，包括X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X7(外贸出口，按利率1美元=6.8元人民币计算)；
4.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包括X8(农民人均纯收入)、X9(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X1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11(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5.发展速度，包括X12(GDp增长率)、X13(农林牧渔增长率)、X14(工业增长率)。
三、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1.因子分析的基本思想
因子分析法是通过对原始数据相关系数矩阵内部结构的研究，将多个指标转化为少量互不相关且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即因子)，以提取原有指标绝大部分的信息的统计方法。因子分析首先将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建立相关系数矩阵并计算其特征值和特征向量，接着从中选择特征值大于等于1的特征值个数为公共因子数，或者根据特征值累计贡献率大于85%来确定公共因子，求得正交或斜交因子载荷矩阵，最后计算公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
2.因子分析过程
本文使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对各县(市、区)经济增长数据，用主成份法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公共因子，得到初始负荷矩阵。考虑到初始因子的综合性太强，难以找出因子的实际意义，因此运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正交旋转，SpSS统计软件输出的矩阵特征值与累积贡献率如表2所示。按照特征根大于1的标准取3个历子，共解释了变量总方差的94.055%。
从表2中可以看出，因子1解释了变量总方差的37.221%，因子2解释了变量总方差的28.554%；因子3解释了变量总方差的28.280%。
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负荷值，因子1对包括X1(地区生产总值)、X3(全部工业总产值)、X9(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产生较大影响；因子2对X1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11(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影响较大；因子3对X4(中央、地方财政收入)、X7(外贸出口)有较大影响。(详见表3)
表4列示了各县(市、区)发展的因子得分。根据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三个因子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加权汇总，得出各地区的综合得分，即：
将各公因子的Fi得分值代入上式，计算出各县(市、区)发展的综合得分F值，以F值的大小进行排序，就可以排列出玉林各县(市、区)的排名，如下表所示。
3.结果分析
从排名情况来看，各县(市、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均衡性。总体而言；玉州经济发展最好，北流次之。
为了便于分析各县(市、区)整体发展与其总体经济实力的协调性，本文将排名差划分为三类：(1)介于-1~1之间，表示两者协调；(2)1，表示整体发展领导先于经济总体发展。根据这一原则，将排名结果归纳为表5。由些可见，存在不协调性。
四、结论
本文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对玉林市辖各县(市、区)整体发展情况进行粗略排序，并与县域总体经济实力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不和谐性，这种不和谐一方面表面为各县(市、区)之间所呈现出的不均衡性；另一方面，表现为县域内部两者的不协调性。深刻认识到这一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扭转这一不良局面，对推进各县(市、区)经济的和谐发展，乃至整个玉林市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善朝,张军舰.SpSS统计软件应用基础[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县域经济的特征篇6
一、指标选取原则
设计评价指标体系至少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全面性和代表性。指标体系应能反映影响县域经济竞争力的各个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反映被评价系统的主要特征和状况。
2.可比性和针对性。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应尽量采用可比性较强的相对量指标和区间具有共性特征的可比指标。同时，必须明确总体评价指标体系中每个指标的涵义、统计口径和范围，以确保时空上的可比。
3.系统性和层次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应呈现结构层次性。特别是在评价一个复杂系统时，如评价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构成这个系统的包括很多不同层次的因素。
4.可取性和弱相关性。我们进行评价时所选取的指标与指标之间在理论上应该是完全不相关的，这样才能使每一项指标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二、选取竞争力评价指标
在理论上，只要是对县域社会经济活动的有影响因素，都应是影响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测度的因素，例如人口结构、资源享赋、所有制形式、法律制度、文化传统、社会环境、GDp、土地面积、区位条件等等。不能说某个因素是否影响县域经济综合发展，只能说它对县域经济综合发展的贡献程度有多大。
由于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特征，评价指标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县域经济竞争力的评价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因此，本文在设计县域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时，在参考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发展的潜力三个方面评价县域经济的实力，略显简单）、中国县域经济网（其竞争力深度评价指标体系许多是定性指标，缺乏可操作性），以及部分政府机构和科研院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着从河南省县域经济实情出发以及资料数据的实际可得性来设计评价指标。参考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文件（no.0000351豫办[2008]18号）《关于完善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通知》关于2008年新版河南省县域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主要从经济发展、社会事业与人民生活、发展潜力三个方面建立了河南省县域经济竞争力评价标准的指标体系。将河南省县域经济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分2个层次，第一层为一级指标，有3个竞争力因素；第二层次共有18个二级指标如表3.1。
三、标准化处理指标数据
指标体系确定后，县域综合竞争力评价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把多指标综合成一个统一的评价值，这就要科学地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并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通常，在实际应用中对参与综合竞争力计算的各指标之间存在量纲、数量级不同等方面，再者是指标在县（市）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程度不一样，进行简单的算术平均不能体现出各指标在综合竞争力指标中的不同作用。因此，在进行综合评价之前，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
四、综合评价方法的比较与选择
县域经济的特征篇7
关键词：陕西县域经济空间计量分析集聚效应辐射效应
研究背景
21世纪以来，陕西经济有了大幅提升，2009年全省GDp达8169.80亿元，近五倍于2000年的1660.92亿元，占全国GDp的比例也由2000年的1.67%上升至2009年2.4%。但同时，作为西部大开发桥头堡的陕西，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性仍较为突出，地区之间尤其是县域之间经济存在较大差距。为了促进县域经济协调发展，陕西省委、省政府于2003年9月下发了《关于加快壮大县域经济的决定》，把县域经济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此后一些学者对陕西县域经济进行广泛研究。但现有文献主要强调了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性及发展路径，没有对陕西县域经济的空间特征给予关注。事实上，各县经济不是独立的，要受到周边县的影响，这使得几乎所有的空间数据都具有空间自相关特征。因此，要研究陕西县域经济的发展就需要将地理因素考虑进去，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陕西县域经济的空间效应，使得研究结论更具科学性、说服力。
本文应用空间计量方法对陕西省83个县级单位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进行研究，以反映不同县经济的空间特征，有助于了解当前陕西县域经济的空间格局及其发展趋势，为深层的分析进而解决陕西省县域经济不平衡提供参考。
研究方法与数据
为了考察陕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包括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可以通过计算、moran散点图和LiSa值来分析。
（一）全局moran指数
空间效应的全局指标为全局moran指数，可以从空间整体上表征陕西县域经济的空间集聚效应，计算公式为：，其中，，，Yi表示第i地区的观测值，n为地区总数，wij为反映各个空间单元的邻近关系的空间权值矩阵。
全局的取值范围为[-1，1]，若>0，则表明陕西各县经济具有空间正相关性，呈HH或LL型集聚；若
（二）moran散点图和LiSa值
空间效应局部指标包括moran散点图和LiSa值，可以测度某一县经济发展对周边县的辐射效应。moran散点图的四个象限依次为HH、LH、LL、HL四个集聚类型。HH为高高集聚，如果一个县落在HH象限，表明该县以及其周边的县经济发展都较好，是县域经济的热点区；LL的含义则相反，是盲点区。落入HH和LL象限的地域单元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LH为低高集聚，表示该县经济较弱，而周边县的经济较好；HL的含义则相反。
LiSa值弥补了moran散点图没能给出显著性水平的具体值这一缺陷，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zi、zj为单元属性值的标准化形式，n为地区总数，wij为空间权值矩阵。LiSai>0，表示该区域单元为HH或LL集聚型，正值越大对周围的辐射效应越强；若LiSai
（三）数据说明及处理
本文选取陕西省83个县或县级市作为对象，选用2000―2008共9个研究年份作为考察期间，以陕西省2010年shp格式地图作为工作底图，数据来自中国县市社会发展统计年鉴（2001-2009）、国务院信息发展中心区域经济数据库。为了较精确反映县域经济的空间效应，论文使用arcview3.3处理陕西省的行政区划地图，使之仅包含83个样本县的地理单元。由于在评价各县经济水平时，仅用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或人均金融机构存款等单一指标说服力较差，为了全面反映各县经济水平，借鉴陆大道（1997）等使用的指标体系，结合陕西县域经济的实际和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人均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百人拥有电话数量等5个指标。相关性检验显示这5个变量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可以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用累计差分所占的比重来确定各主成分的比重，得到2000―2008年陕西各县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值（限于篇幅，数据略去），将其作为各县经济的衡量指标。
陕西县域经济的空间效应
（一）全局moran指数分析
运用GeoDa软件计算得出陕西省各县经济2000-2008年的，均在α=0.0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Z检验，表明陕西省各县的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也就是说，陕西省经济发达的县趋于集聚，落后的县也趋于集聚，存在“马太效应”。
总观全局曲线的变化（图1），可以发现，2000年以来陕西省各县经济的空间自相关经历了“升―降―升”的发展过程。2000-2002年，随着陕西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县域经济的全局也迅速走高，在2002年达到极大值之后，开始持续下降。这可能与2002年底中共十六大把“县域经济”第一次写进代表大会的报告，提出要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以及2003年陕西省出台《关于加快壮大县域经济的决定》等有关。由于为正时，表明各县经济存在着空间相关性，数值越大效应也越强。随着政府政策刺激作用逐步消退，2007年全局有较大幅度的回升，直到2008年才有了一定幅度的降低，表明这一期间陕西县域经济的“马太效应”增强，各县经济两极分化缩小的趋势减缓。
（二）moran散点图分析
全局分析表明，陕西县域经济存在很强的空间集聚和空间自相关性，但是并没能指出近10年来陕西县域经济空间集聚的具体结构及其变化。下面通过moran散点图进行空间集聚分析。
在2008年的moran散点图中，HH集聚型的县有横山县、凤县、甘泉县、安塞县、靖边县、定边县等14个。这些县大体上分布在两个区域：宝鸡市周边以及延安市和榆林市交界处，这些县凭借各自的各种优势，成为陕西县域经济的热点区。LL集聚型的县则较多，有佳县、吴堡县、绥德县、米脂县、镇巴县等30多个，说明这些县经济发展相对较落后，且被其他经济较落后的县所包围，是陕西县域经济的盲点区。本文对2008年之外的其他年份空间集聚做同样的分析，以考察热点区和盲点区的动态变化，汇总成表1。
由表1可知，陕西省样本县市大都落入了HH、LH和LL三个集聚类型，且年际之间有一定变动。表明自2000年以来，陕西省县域经济一直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空间二元结构，这一结论与现实情况相符。另外，HH集聚型的县和LL集聚型的县都有较大幅度的变动，具体来说，HH集聚型的县明显减少，已由2000年的29个锐减为2008年的14个；LL集聚型的县则显著增多，已由2000年的20个增加至2008年的34个。这表明陕西县域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正负“增长极”，区域经济不平衡性明显，两极化严重。
（三）LiSa值分析
为了分析陕西省各县经济对其周边县经济发展的辐射效应，本文将重点考察LiSai>0（即HH或LL集聚型）的情况。由前文所述，如果一个县属于HH集聚型，说明该县经济较发达，且对周边县经济的正向带动作用比较大，LiSai值越大辐射效应越强；如果一个县属于LL集聚型，说明该县经济相对落后，且对周边县经济发展的负向带动作用比较大，LiSai值越大辐射效应也越强。对2000-2008年的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分析，得到通过局部显著性检验的县及其集聚类型，见表2及图2。
空间计量结果表明：就整体而言，在2000～2008年的4个样本时间点上，陕西省区域内具有空间自相关性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县基本上都分布在三个区域：陕北西部、陕北东部和陕南中部。就变化情况而言，在2000年和2003年，陕西有较多的县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与周边县的空间相关性检验，且呈零星分布，尚没有形成稳定的正负增长极；在2006年和2008年，通过检验的县减少，但开始形成三个较为稳定的增长极：以吴起县、志丹县、安塞县等为中心的一个正增长极与分别以佳县、吴堡县和岚皋县为中心的负增长极。就辐射效应而言，从HH集聚型的县来看，局部最大值由2000年的0.7478（凤县）增加至2008年的4.4922（吴起县），表明HH集聚型的县对周边县的正向带动作用日益增大。从LL集聚型的县来看，局部最大值由2000年的4.3965（佳县）降低至2008年的1.9864（佳县），表明LL集聚型的县对周边县的负向带动作用日趋减小。
基本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了陕西省区域经济的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从而揭示了陕西县域经济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陕西省县域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表现为经济较好的县相邻，经济较差的县也相邻。这与陕西省各县的地理资源、原始积累、投资环境等因素有关。同时，这种空间自相关性的强弱明显受到区域经济政策的影响。陕西省县域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极化效应和辐射效应，表现为经济水平较好的县对周边县经济发展有正向带动作用，而经济水平较落后的县对周边县经济发展则有负向带动作用。全局表明陕西省县域经济的空间自相关性具有稳中走弱的态势，而局部则表明陕西省县域经济存在明显的极化效应和辐射效应，但是与HH集聚型的辐射效应持续走强不同，LL集聚型的辐射效应逐步走低。由此可知，陕西省县域经济的差距将逐步缩小。
在2008年，陕西县域GDp总量占全省的比重已达到51.2%，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不仅有利于减少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更能为陕西经济发展提供根本动力。因此，如何通过县域经济发展缩小陕西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城乡经济差距，以促进陕西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不仅需要各县制定优惠政策和相关措施促进经济发展，也需要陕西省政府采取有力的协调措施。
参考文献：
1.李少芬.以县域经济发展促进陕西经济综合实力的提升[J].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5)
2.赵光华.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差异评价研究―以陕西省为例[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9)
3.王劲峰，廖一兰等.空间数据分析教程[m].科学出版社，2010
4.魏浩.我国29个省市区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空间效应：1985-2007年[J].国际贸易问题，2009(9)
5.曾庆泳，暖.基于GiS空间分析法的广东省经济发展区域差异[J].经济地理，2007(7)
6.吴玉鸣.中国区域研发、知识溢出与研究的空间计量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7
7.任家强，董琳瑛等.基于空间统计分析的辽宁省县域经济空间差异研究[J].经济地理，2010(9)
8.孟斌，王劲峰等.基于空间分析方法的中国区域差异研究[J].地理科学，2005(8)
9.Lucanselin."theLocalindicatorsofSpatialassociation-LiSa."Geographicalanalysis,1995,27
县域经济的特征篇8
【关键词】湖南省；县域城镇化；发展趋势
县域城镇化作为城镇化的基础层次，对我国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也是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路径之一。湖南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县域城镇化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以湖南省各县域地区为研究单元，分析2003-2013年11年间湖南省县域城镇化的演化趋势。为了更直观的反映湖南省县域城镇化的发展变化和演化趋势，本文还以“长株潭城市群”、“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圈”、“泛湘南经济圈”及“大湘西经济圈”为研究单元，分析比较各经济体的总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从而研究各区域及湖南省整体的发展趋势。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湖南省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二、湖南省县域城镇化演化趋势分析
根据上述研究方法分析湖南省县域城镇化演化趋势可知，11年间湖南省及四大经济体的县域城镇化演化趋势特征显著。
1.湖南省及各区域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稳步提升
2003-2013年11年间湖南省及四大经济体的县域城镇化整体发展水平均呈稳步提升趋势。特别地，湖南省县域城镇化率在2010年有小幅下降，随后又继续平稳提高。而四大经济体中环洞庭湖、泛湘南及大湘西三大地区的县域城镇化整体发展趋势与湖南省发展趋势完全吻合，只有长株潭地区表现为11年间县域城镇化率持续不断的逐年稳步提高。与此同时，四大区域中只有大湘西地区的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低于湖南省水平。
进一步分析湖南省及各区域的县域城镇化率增长幅度可知，湖南省县域城镇化率年均增幅约为1.5%，四大区域中长株潭和泛湘南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年均增幅高于这一水平，而环洞庭湖和大湘西两大区域低于这一水平。值得一提的是，四大区域中县域城镇化率年均增幅最小的地区为“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圈”，而年均增幅最大的则是长株潭地区。
2.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长株潭地区最高，大湘西地区最低
从各区域县域城镇化的整体发展来看，长株潭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最高且远高于湖南省发展水平，而大湘西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最低且低于湖南省发展水平。与此同时，两地区间县域城镇化率的差距由2003年的3%增加至2013年的13%，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差距逐年递增，发展水平差异显著。
再考虑两地区县域城镇化率的增长速度，2003-2013年11年间长株潭地区县域城镇化率提高近23%，年均增幅达2.1%。而大湘西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则提高不到14%，年均增幅不到1.3%。正因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株潭和大湘西两大区域的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差距逐渐增大，程度逐渐加深。
3.2007-2013年环洞庭湖、泛湘南两地区走势相似
从整体上看，四大区域中环洞庭湖、泛湘南两大区域的县域城镇化发展趋势与湖南省发展趋势有较高的相似度，其中泛湘南地区的相似程度最高。而从各区域看，四大经济体中依旧是环洞庭湖和泛湘南地区的县域城镇化发展走势相似。特别地，从2007年起两地区县域城镇化率相似程度大幅提高，发展趋势基本重合，且与湖南省发展趋势高度吻合。
进一步分析环洞庭湖和泛湘南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增长速度可知，2003-2013年11年间两区域县域城镇化率的年均增幅相差不足0.4%，而在2007-2013年7年间年均增幅相差不足0.1%。这说明两地区县域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基本相当，发展速度大致相同，发展走势高度相似。
三、对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1）就湖南省总体而言，湖南省县域城镇化的发展应根据各自地区特征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做到因地制宜、区域间协调发展，从而缩小地区差异，使湖南省县域城镇化发展更加稳定均衡、协调统一。（2）长株潭地区作为湖南省核心增长极，应加大人才、技术、资金、设备等各类要素资源向周边县域地区的扩散，努力缩小县域地区与中心城市之间资源禀赋分配不均的现状，以提升县域地区的整体竞争力。（3）环洞庭湖地区及泛湘南地区在现有发展基础上，应加强重点城市群建设，以期达到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县域地区同时发展的模式。积极发挥地区资源禀赋优势，利用现有基础设施，为县域地区的生产生活与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的环境，从而形成大城市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发展格局。（4）大湘西地区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稳定有序，但县域城镇化率整体偏低。由于特殊的地理特征与人口分布，加之地方政府资金、能力有限，因此，对于该地区的发展应加大开发力度，同时加大对于地方政府的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扶持，为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县域城镇化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政策与资金支持。
县域经济的特征篇9
关键词：县域经济政府行为经营性政府
问题的提出
关于地方政府行为逻辑，一些学者认为改革后地方政府越来越具有“理性人”的行为逻辑，另一些学者认为，改革之后地方政府行为依然受到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体制惯性的影响，其行为逻辑没有发生根本转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要求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的新历史条件下，必须适时实现角色的转型，由发展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郁建兴等，2004）。但是，在我国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演变方向不是单纯的公共服务政府，而是凭借其对地区性生产要素的控制权，转向从整体上控制和经营地区经济（曹正汉等，2009）。
由此可见，关于在市场经济中的地方政府出现了若干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或者基于中央与地方关系、或者基于政府与市场关系，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了抽象概括。然而基于地方政府行为本身，把地方政府作为一个行动者，探讨其在经济发展中的行为与策略，则需进一步研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迫切需要对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地方政府履行职能以及转变职能的过程进行实证性的案例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地方政府行为分析的理论模型，对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内在逻辑做出合理的解释”（何显明，2006）。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是，在现有政府体制中，县域政府是如何发展经济的，县域政府的行为逻辑如何。为此，笔者于2011年6月对中部地区的五个县进行了实地调查，本文将结合调查材料展开论述。
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行为选择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发展，再发展，这大概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唯一永恒不变的政策主题”（郑永年，2011）。这种发展导向的政府运作模式体现到县域范围内，就是县域政府把“发展至上”作为政府理念，贯彻到全县的各项工作之中，不遗余力地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政府积极发挥能动性，结合本地实际走出多样化的发展道路。本文将结合调查材料呈现县域政府在这些发展模式中是如何运作的。
（一）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招商引资
改革开放以来，在资本短缺的背景下，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无论地处沿海还是身在内陆的各级地方政府，都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工作。不少地方的政府把招商引资作为首要任务来抓，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政府主导下的招商引资热潮。本文调查发现，县域政府千方百计进行招商引资，提出只要有利于招商引资一切都可以谈。招商引资被认为是县域政府的首要工程。
首先，建立领导小组。一般以县级主要领导作为组长，各职能部门作为成员。招商引资领导小组的建立，意味着招商引资在县域范围内成为一种常规化、制度化的工作。领导小组会进一步以组织化的方式开展工作，推动县域范围内招商引资。这些方式包括：坚持招商引资例会制度；成立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实行县领导分包重点项目制度。
其次，优化招商环境。投资环境更多地指经济发展的软件和硬件，即社会环境和基础设施。在调查中，一些人认为，“环境是竞争力，环境是生产力，环境是加快发展的生命线。过去招商引资靠的是优惠政策，现在靠的是环境，如果一个地方的环境不好，项目是不会来的”。在硬环境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突破发展瓶颈的有效选择，包括交通、电力、土地等。在软环境方面，一些县努力打造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营造重商、亲商、惠商、富商、安商的良好氛围。
再次，采取多元模式招商。县域政府在推动招商引资中，充分发挥其能动性，结合本地实际，不照抄照搬外地经验，创造了多元化的招商引资方式。具体包括：一是实行产业招商；二是实行专业招商；三是实行以商招商；四是实行园区招商；五是实行商会招商。一些县宣扬要牢固树立“人人都是招商主体，处处都是引资形象”和“谁招商引资谁光荣”的观念，形成人人关心招商引资，支持招商引资，参与招商引资的局面。
最后，制定招商优惠政策。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采用一切可以用的手段，竞相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土地、审批、管理服务等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何显明，2008）。县域政府面对激烈的地方政府竞争环境，在吸引外来资本中出台了全方位的优惠政策，包括土地优惠、税收优惠和财政扶持等内容。这些政策都选择了差别化优惠原则，依据不同的投资额度会享受不同的优惠。县财政还设立县级领导招商引资活动专项经费，为县领导外出招商活动提供经费保障。
（二）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产业集聚
产业集聚近年来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虽然国内外的经验表明产业集群大多是自发形成的，但在引导产业集群合理有序发展，创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良好外部环境以及防止产业集群退化甚至走向衰退等方面，政府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政府有效参与是产业集群发展的保障。不同于沿海发达地区的早期经验，内地县市的产业集聚不是自发形成的，更依赖于县域政府的各种努力。县域政府主要领导意识到产业集群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们在积极致力于招商引资的同时，也把招商引资与培育产业集聚园区结合起来，打造有特色的产业集群，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首先，成立领导组织。县域政府在发展产业集聚中，如同其他发展模式一样，也成立了高规格的产业集聚领导小组或办公室。这些领导组织往往由县里的“一把手”担任主要领导，其象征意义则是产业集聚是县里的“一把手”工程，引起自上而下的重视。县域政府一般成立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内设商务、规划建设、企业服务等工作部门，出台工作责任目标制、工作落实台帐制、重点工作领导分包制、解决问题联席会议制、工作推进督查评比制、工作成效严格奖惩制等工作推进机制，对重点工程、重点项目建设进度进行细化、量化，对工作成效进行定期排名通报，细化工作责任，加强过程控制，提高工作效率。
其次，科学编制规划。发展地方产业集群必须发挥政府的规划和宏观管理职能。因此，政府应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制定具有特色的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县域政府一般高标准编制产业发展规划、总体发展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明确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与辅助产业的定位和近、中、远期发展目标。本研究的调查对象都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水平设计、高标准建设”的原则，聘请高规格的专业设计机构编制了《产业集聚区总体发展规划》。
再次，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聚区内的基础设施是单个企业无力也不愿意提供的，应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由政府来供给。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决定着产业集聚的硬件环境，良好的基础设施能够提高集聚区的区域竞争力。县域政府一般采取“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模式，完善道路、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建成创业园标准化厂房，设立综合服务中心、投资开发集团等服务机构，增强了集聚区的吸纳集聚和孵化再生功能。
最后，净化企业发展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仅是产业集聚区发展的硬件环境，而其软件环境则依赖于政府为企业发展打造的服务环境。“在培育和发展产业集群过程中，政府部门不宜直接介入和干预，但要增强服务意识，搞好服务”（陈柳钦，2009）。县域政府成立专门的服务机构，为项目建设提供“一条龙、一站式”服务。一些县规定每一个领导分包一个重点企业、一个重点项目，定期深入企业走访调研，现场办公以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三）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目标管理
所谓“目标管理责任制”，就是将上级党政组织所确立的行政总目标逐次进行分解和细化，形成一套目标和指标体系，以此作为各级组织进行奖惩的依据，并以书面形式的“责任书”在上下级党政部门之间进行层层签订（王汉生等，2009）。目标管理责任制是获得最佳行政效能的一套综合管理方法。目标管理作为一种县域经济发展策略，具体可以分为目标设定、目标分解和目标考核三个环节。
首先是目标设定。目标管理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在层级责任主体之间签订目标责任书，这意味着各责任主体首先要对上级组织所确立的行政总目标进行分解和细化，形成一个指标体系，作为对下一级政府或部门考评奖惩的依据，然后制作成书面的责任书。在调研中，一些县为了实现经济和社会事业持续发展，做到“强化目标，明确责任，严格考核，奖优罚劣”，县政府对各乡（镇）政府和县直各责任单位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签订责任书。在目标设定中，县域经济发展的各项工作都被赋予数字性指标。量化的指标成为衡量与考核目标完成情况的依据。不仅如此，不是所有的任务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具有同等重要性，指标设定过程也会根据任务的重要程度分别赋予目标不同的权重。
其次是目标分解。在目标设定之后，就需要确定完成目标的单位和部门，把目标分解到各个对象之中。目标分解一般沿着两个轨道进行：各地在实施部门责任制时，一个常见的做法是实行所谓的“双轨”或“双线”责任制。所谓“双轨”，即县、乡各级政府部门为一轨，县、乡、村各级业务部门为另一轨（王汉生等，2009）。县、乡、村各级行政部门之间层层签定责任书；县、乡、村各级业务部门之间层层签定责任书。其实，对于两个轨道而言，它们是结合在一起的。除了垂直管理部门外，各级政府的目标任务都是依靠相关的业务部门来完成的。县域发展的每项任务都有专门的分管领导与责任单位。责任单位对分管领导负责，分管领导的工作也会向相应的目标倾斜。分管领导和责任单位相结合，成为推动县域发展目标落实的一种模式。
最后是目标考核。在当前的政府运作模式中，“各级政府和各个职能部门均承担一定的经济指标，完成这一指标成为行政首长的第一任务，上级机关按照其下达的指标对下级机关的工作进度进行频繁考核”（何显明，2008）。目标管理必然伴随着目标考核，没有考核的目标管理会流于形式，前期设定与分解的目标都会成为一纸空文。如一些县实行招商引资目标管理责任制。将招商引资目标任务分解到各乡镇、县直各单位，年终县政府对各责任单位任务完成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列入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干部提拔的重要依据。
县域经济发展中政府的经营性逻辑
在现有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之下，“动员一切资源，千方百计地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既是地方政府确立自身合法性的重要方式，又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忠诚的表现；既是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竞争中赢得优势的唯一途径，又是实现政绩最大化及政治晋升机会最大化的基本策略”（何显明，2008）。因此，对于县域政府而言，面临着外在约束与内在动力，不遗余力地经营县域经济无论对于县域经济发展，还是对于领导干部个体，都具有重要的紧迫性与现实性。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学者们提出了“发展型国家”的概念。与此相适应的是，他们把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概括为“发展型政府”，以此区别于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这是指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以推动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以长期担当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为主要方式，以经济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主要来源的政府模式（郁建兴等，2004）。
发展型政府是从政府行动导向层面对政府的一种描述，没有足够地体现出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能动性。我们依据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各种行为与策略，提出政府的经营性逻辑，以此来描述县域政府不遗余力地发展经济的特征。相对于发展型政府的目标导向，经营性逻辑更体现出县域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过程性特征。
一是县域发展的政府主导性。在发展理念上，县域政府坚持“发展至上”的理念，把发展看作是县域政府的根本目标和价值，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不发展造成的，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也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因此，在向现代化、工业化迈进的过程中，县域政府没有放松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反而更深地主导着县域市场资源的配置。正是通过主导县域发展过程，政府过多地介入到经济活动之中，推动着县域经济发展。
二是政府运作的企业化。从行为策略上来看，县域政府的发展行为体现出明显的企业化运作的特征。目标责任制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广泛运用，注重量化考核和经济效益，并以严格的奖惩作为官员晋升的依据，使县域政府管理以一种类公司化管理方式进行。政府行为企业化趋势的发生，政府直接成为市场活动中的活跃行动者和利益主体，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政府在经济活动进而在整个社会活动中超越性的降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会更多地考虑自己如何在市场交易中赢利，如何通过市场行为增加自己的收入。
三是政府经营的泛化性。政府经营不仅出现在县域经济领域，由于经营的有效性使得政府把其作为其他工作的常见手段。县域政府的经营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渗透，将诸多公共领域纳入到产业化的范围之中，按照企业化和市场化方式来发展公共服务。这是因为县域政府以利益最大化为行动逻辑，来进行经济建设之外的社会建设。
县域经济发展中政府经营性逻辑的解释
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经营性政府，表明县域政府并没有实现从发展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发展依然是其工作的重心所在。在县域政府不遗余力地经营的形成方面，压力型体制与财政联邦主义是其特征呈现的两个机制。具体而言，压力型体制是县域政府行为的外在约束，使其为了完成上级政府的考核目标与任务，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财政联邦主义则是县域政府行为的内在动力，使其有充足的理由去从事经营行为，以扩大所掌握的财政资源。
压力型体制下县域政府存在着一定的激励机制，约束着县域领导的行为，使其致力于本地经济发展。这一激励机制就是我国官员治理的“锦标赛模式”（周黎安，2007）。在政治锦标赛模式下，考核官员的标准为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提高，官员自身的利益与其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周黎安，2007）。县域政府不完全是为了应付上级交代的任务而经营，其很大程度上自觉地投入到这个过程之中，甚至为此而进行地方竞争。县域政府官员意识到压力体制下的潜在利益，通过完成指标任务就可以实现自身晋升。正是在这样的晋升激励下，县域政府官员不仅要完成上级政府设定的发展任务，还会通过一定的努力超额完成任务，在与其他县市比较中处于优势。这些官员看重的不是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提升，而是其背后的晋升优势。
如果说锦标赛模式是从官员个体分析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的话，财政联邦主义则是把政府作为整体来研究。任何官员的个体行为都是嵌入在一定的政府运作之中的，政府运作特征不可避免地对官员产生影响。在“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这种政府之间的竞争与官员个体之间的竞争是结合在一起的，官员在主导着政府来赢取晋升中的竞争。就县域政府而言，“地方之间的竞争会促使地方政府努力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以吸纳生产要素”（钱颖一、weingast，2008）。因此，县域间的竞争为县域政府或官员提供了发展经济的自我激励，促使他们去努力优化发展环境，引入流动中的生产要素，投入到当地经济发展中。
笔者通过考察县域政府的发展行为和发展策略，发现了县域政府运作中的经营性特征。这种在压力型体制下的运作特征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过程，县域政府也会运用经营性逻辑去解决其他工作问题，由此导致县域政府的任何工作都带有明显的经营性特质。如在落实新农村建设任务中，县域政府采用经营的办法推动新农村建设，结果导致新农村建设流于形式主义。县域政府不遗余力地经营，固然保证了县域发展的高效，但也因此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发展中的成本问题，对法律的忽视问题等。如何破解县域政府的经营性导向，已经成为县域政府改革的一个关键点。
参考文献：
1.郁建兴，徐越倩.从发展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以浙江省为个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5）
2.曹正汉，史晋川.中国地方政府应对市场化改革的策略：抓住经济发展的主动权.社会学研究，2009（4）
3.何显明.地方政府研究：从职能界定到行为过程分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5）
4.郑永年.保卫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
5.何显明.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人民出版社，2008
6.陈柳钦.产业集群发展中地方政府的角色.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9（1）
7.王汉生，王一鸽.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社会学研究，2009（2）
8.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7）
9.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0.钱颖一，weingast.中国特色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载张军，周黎安编.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县域经济的特征篇10
本文采用《丽水统计年鉴2012》的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测度丽水市各地区经济发展潜力。研究表明，丽水市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莲都区发展潜力最强；缙云县、青田县、龙泉市、松阳县、云和县、遂昌县为处于中间水平；松阳县、云和县、遂昌县庆元县、景宁县发展潜力较差。
【关键词】
主成分分析；经济发展潜力
丽水市是浙江省辖地级市，位于该省西南部、南邻福建，古称处州，始名于589年（隋文帝开皇九年），是浙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市总面积1729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11.70万，是浙江省面积最大而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下辖莲都区及景宁畲族自治县、缙云、青田、遂昌、云和、庆元、松阳七县，代管县级龙泉市。
地区经济发展潜力能反映一个地区社会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也是评价一个地区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由于丽水市各地区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经济发展质量、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还存在着差异，对各地区经济综合实力进行客观评价，可以为丽水市今后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因此，本文首先以丽水市为基本空间单元收集区域发展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主成分分析，提取并分析各主因子的空间分布状况，在此基础上进行以下处理主因子得分综合，得到区域空间发展潜力。
一、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是一种考察多个变量间相关性的多元统计方法，由皮尔逊首先提出并使用，之后经众多统计学家不懈努力逐步发展和成熟起来。主成分分析是将原来众多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指标，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互相无关的综合指标来代替原来的指标。
在建立县城单元评价指标选择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pCa），提取影响县域乡镇地域空间差异的主因子。对各县城的综合实力进行评价。
本文选取2011年丽水市13项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统计指标，分别为镇域户籍人口、县域暂住人口、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例、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财政收入、工业产值、农业产值、农民人均收入、旅游收入、镇域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tata对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法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作为公共因子，得到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特征值大于1的前三个公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超过80%，可见提取三个因子后，它们反映了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
二、主因子得分及空间分布
根据因子荷载矩阵分析主因子含义，并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计算各乡镇主因子得分，分析各主因子的空间分布特征。
从表1可知：第一主因子主要解释镇域户籍人口、镇域暂住人口、财政收入、工业产值、农业产值、农民人均收入、旅游收入、建成区绿化面积及医院卫生院床位数等指标，可命名为社会经济发展因子。空间分布值排名为莲都区、缙云县、青田县、松阳县、龙泉市、云和县、遂昌县、庆元县、景宁县。
第二主因子主要解释镇域面积、第一产业就业比例，可命名为传统产业因子。其值排名为遂昌县、龙泉市、青田县、莲都区、景宁县、缙云县、庆元县、松阳县、云和县。
第三主因子主要解释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可以名为现代服务业发展因子。其值排名为莲都区、缙云县、云和县、松阳县、龙泉市、庆元县、青田县、景宁县、遂昌县。
三、发展潜力评估
依据主因子得分乘以贡献率权重得到的发展潜力是基于现状的发展潜力或空间格局。其结果如下表：
从表2的得分和排名可以看出：丽水市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较为明显。莲都区是丽水市综合发展潜力最强，以绝对的优势名列第一；缙云县、青田县、龙泉市、松阳县、云和县、遂昌县为处于中间水平，松阳县、云和县、遂昌县庆元县、景宁县发展条件较差。
参考文献：
[1]张吉献.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河南省各城市综合实力评价[J].河南科学，20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