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事故处办法篇1
进一步完善现行《办法》有关规定
《办法》中规定:“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可根据事故等级、情节对病员给予一次性的经济补偿”。1989年我省制定的《吉林省医疗事故处理实施办法》对补偿问题做了具体的规定,一级医疗事故补偿标准一般在2000~3000元,二级医疗事故补偿标准一般在1000~2000元,三级医疗事故补偿标准一般在1000元以下。一级医疗事故多半是造成病人的死亡,根据规定比较好处理,而二、三级医疗事故多半使病人伤残,随着物价的上涨及医疗费、药品价格的调整,对于此类病人的补偿费是比较低的,因此大多数的病员及家属难以接受。另外,由于企业单位的承包、优化组合等客观因素,带来对于因医疗事故致残者的工资、奖金、生活补助、营养费、护理费、去外地治疗的交通费、住宿费以及继续治疗的的各种费用如何承付的问题,但《办法》中均未作明确的说明。为此,我们认为应时一步完善现行《办法》中的补偿政策,并明确有关规定;①因医疗事故致伤残和病人,如需长期继续治疗,医院应承担哪些治疗费用;②病人的工资、奖金、营养费及陪护人员的工资、奖金和其它的各种费用应如何支付或由谁承担;③继续医疗费用医院所承担的期限及金额,或能否一次性解决今后各项费用(按事故的等级付给),其金额为多少;④病人因病情需要去外地医院治疗时,是否应通过指定部门的同意和批准;⑤病人属集体单位或无职业,家中无法承担单位或无职业,家中无法承担病人今后生活的,地方政府由哪个组织和部门具体负责。
建立处理医疗纠纷案的有效机构
近几年的医疗实践证明,科单位在处理医疗纠纷案时,不论是哪级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病人及家属都有顾虑,医疗卫生系统内部不免有偏袒之嫌疑。因此,应加强机构建设。
医疗纠纷事故处办法篇2
蔡 勤
章正林
乔春福
医疗纠纷事故处办法篇3
笔者认为，目前对于医疗纠纷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
一、关于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
医患双方在提供和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论。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为代表的民法学家从医患双方的地位、权利、义务出发进行分析，认为医患关系应该是民事法律关系［1］。而众多卫生法学界人士对于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在医患关系中，由于患者对于医学知识的缺乏，治疗方案完全由医生单方面制定和实施，患者仅仅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因而“完全不符合民法的平等。自愿原则。”。因此，双方的法律地位并不平等，医患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医患关系不应受民法调整，而应由《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为代表的卫生法来调整［2］。甚至有的司法工作人员也认为“医事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有本质的不同，应当按特殊的卫生部门法来调整”［3］
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直接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归责和赔偿原则，也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处理模式，因此，对于医事法律而言，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医患关系中，医患双方就医学知识的掌握而言肯定是不平等的，但是否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平等就必然带来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对等性乃是一种常态，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当事人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如果当事人一方利用自己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优越地位而主张其在法律地位上的优越性，是法律所不容许的。正是由于医生掌握了医疗技术，构成了患者给付金钱购买医疗服务的基础，双方在此过程中，医务人员掌握了医疗技术，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患者给付一定的金钱购买这种服务，双方是一种典型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虽然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相对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医生在制定和实施医疗方案时，一般情况下要向患者进行说明，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操作常规，并且须对患者尽到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医生的行为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为患者的利益尽到最大的善，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时，尚需征得患者或家属的签字同意方可实施。在目前医疗体制改革的形势下，很多医院推出了患者选医生的制度，患者在医院、医生和医疗方案的选择方面享有越来越多的自。
在我国，医事法律关系仍未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法律关系分属不同的部门法来调整，如卫生行政法律关系归属行政法调整，医患关系由于主体之间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难以纳入行政法的体系。从上述分析可知，医患双方在医疗服务合同的订立、履行和终止上，完全体现了民法的平等和自愿原则，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因此应该纳入到民法的调整体系。在国外，医患关系基本都是归属民法调整，有的国家从保护患者的利益考虑，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患者的消费者地位，如在美国，患者作为消费者早已成为现实。
二、关于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
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问题，历来是一个影响医疗纠纷诉讼的关键问题。目前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认为“医疗行为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后认为确实构成了医疗事故的，才可以要求赔偿”。［3］这个观点在卫生界有相当的代表性。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按其法律属性而言，是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医疗部门在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一种结论，是医疗行政部门对医疗单位进行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但并不是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付院长李国光在《突破民事审判新难点》讲话中对此作过专门阐述：“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不是认定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人民法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作为确定医疗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应当经过法庭质证”。［4］
之所以有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其根本原因乃是将医疗侵权简单等同于医疗事故，认为如果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则同样不构成医疗侵权，完全混淆两者的界限，实际上两者在法律上存在重大区别。
按照1987年6月月9日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医务人员的责任和技术上的原因，造成患者死亡、残废、组织器官的损伤、功能的障碍等严重不良后果的行为。按其发生的原因，又可区分为医疗责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按该“办法”第六章的规定，医疗事故的等级按其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相应地分为三级：
一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死亡的。
二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严重残废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残废或者功能障碍的。
从上述办法的规定不难看出，构成医疗事故的，必须是医务人员在客观上造成患者死亡、残废或功能障碍（一般而言是永久性的障碍）的严重侵权后果，同时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方可能构成，否则属于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范围。因此，只有构成严重的医疗侵权时才可能构成医疗事故，而一般性的侵权行为被排除在“办法”之外。
国务院之所以仅仅将严重的医疗侵权行为定义为医疗事故，主要是因为医疗事故鉴定的目的所决定的。医疗事故鉴定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政部门依法要对医疗部门及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包括医院的降级，直接责任人的降职、记过、开除等。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主要是医务人员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不构成医疗事故，则医务人员免除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此，从性质上而言，“办法”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至于除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差错和一般侵权行为，因其不涉及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因此不在“办法”调整之内。
医疗侵权行为从性质上而言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按照民事侵权行为的概念：“不法侵害他人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而行为人须就所生损害负担责任的行为”。［5］医疗侵权行为，是指医务人员在治疗、护理过程中侵害了患者的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不法行为，不仅包括医疗事故，还包括因诊疗、护理过失使患者病情加重，受到死亡、残废、功能障碍以外的一般损伤及痛苦的医疗差错，以及既不属于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的一般侵权行为。因此，医疗侵权的内涵和外延均大于医疗事故，两者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医疗纠纷既然不是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怎么可能构成医疗侵权呢？这是因为患者权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生命权和健康权，而且还包括财产权、知情权、隐私权等一系列权益，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并未将后者涵盖在内，所以医疗侵权的范围是也是相当广泛的。只要是医务人员侵犯了患者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后果的，在具备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时，便可能构成医疗侵权。例如，精神病医院在对精神患者进行电休克治疗前，按卫生部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第规定，应在术前向患者家属进行解释，征得其家属签字同意后才可实施。如果医院未征求患者家属同意，擅自对患者施行电休克治疗，患者因并发症而造成死亡。尽管医院在诊疗、护理中并无其他过失，电休克的操作完全符合医疗常规，患者出现并发症时抢救措施正确及时，但因为医院未在治疗前对患者家属说明并征得其签字同意，侵犯了患者及其家属对于病症的知情权，同时造成了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因此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家属承担赔偿责任。再比如某性病患者到某医院就诊，诊治医生未注意遵守保密义务，擅自将患者的病情向外界散播，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或者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过失造成患者治疗费用增加，或治疗时间的延长，造成患者精神痛苦和财产损失的，就可能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赔偿责任。上述例子中，医疗单位的行为按照“办法”的规定均没有构成医疗事故，但按照民法有关侵权的法律规定，都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及其家属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医疗侵权和医疗事故在法律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两者各有不同的构成要件，一起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不等于不属于医疗侵权，医疗侵权的构成应该完全按照民事侵权的要件来比照，只要是具备侵权的要件，即使不是医疗事故，医疗单位同样须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是医疗纠纷诉讼中的唯一证据。
三、关于目前医疗纠纷现状的几点思考
医事法律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在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和争论是必然的，但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上述两个误区对有些人而言并非完全是认识上的错误，而是为了维护医疗单位的不正当的部门利益。
部分卫生界人士之所以坚持医患关系不属于民法调整，主要是因为民法关于侵权的赔偿范围和数额都远远高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没有对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做出规定，各地制订的补偿标准从1000元到8000元不等，但总体上维持在3000元到4000元左右。例如按照《江苏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一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的补偿标准仅为3000元。而如果按照民事侵权的赔偿标准，医院须赔偿患者及其家属的所有直接、间接财产损失以及精神损失费，赔偿数额动辄上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医患关系若不归属民事法律关系，则医疗纠纷自然就可免受民法调整，医疗部门就可以大大降低开支了。
由于我国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上的缺陷，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由当地医院的医生组成，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在进行技术鉴定时产生偏袒心理，相当一部分原本属于医疗事故甚至是一级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被鉴定为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按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这两种情况均属于医疗部门的免责事项），如果确立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医疗纠纷中的唯一证据性，则不构成医疗事故自然就不构成医疗侵权，从而使得患者及其家属在随后的索赔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医疗部门同样可以降低赔偿的数额了。
以上两种错误观点，从短期上看，医院似乎可以降低赔付数额，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医疗服务的改善和提高上，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医疗事业的发展和我国法制社会的建设。
1、不利于规范医院的服务。虽然我国对于医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在去年在全国各地开展患者选医生的活动，旨在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但是这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医院存在的医务人员的服务质量低下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理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提高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自，健全医疗侵权的赔偿制度，真正做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使那些不负责任的医院和医务人员承担起相应的赔偿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责任心。否则，对于医疗侵权行为没有有效的制裁机制，难以彻底改变目前医疗部门的服务问题。
2、对国家的法制建设和医院的正常工作造成负面影响。由于医疗技术事故鉴定程序上的暗箱操作，很多患者在出现医疗纠纷后不申请做医疗事故鉴定，直接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处理此类诉讼颇感困难。由于医学知识的专业性很强，法官对于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难以做出判断，一些法院不得不求助于司法鉴定。一些患者由于对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不信任和对法院诉讼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恐惧，往往采取自力救济的方式，出现医疗纠纷后，患者家属就纠集一批亲戚、朋友到医院大闹，对医务人员进行人身威胁或人身攻击，扰乱医院的正常工作，直到医院拿出钱来么私了才就罢，有些医院每年用于私了的钱已经远远大于正常医疗赔偿的数目。
众所周知，医疗行为是一项高风险性的工作，由于医学上仍有很多未知领域，以及患者本身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性，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死亡、残废和功能障碍并非是由于医务人员的过失所导致，而是由于无法预料和避免的并发症所致，完全属于医疗意外的范围，医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目前医疗赔偿的现有体制下，患者家属出现医疗纠纷不再由有关部门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定处理，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不是由于自身的医疗侵权，而是由患者家属人数的多少和吵闹的程度所决定，这不能不说是目前医疗纠纷处理的悲哀，也是与那些维护医院的部门利益的人的初衷相背离的。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不可能象西方国家那样动辄赔偿数十万元，过高的赔偿数额无疑将制约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最终会损害患者的利益。但是象目前各地所规定的那样，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最高不超过8000元，根本不足以弥补患者及其家属的实际损失，在法律上是显失公平的。
上述法律误区，是靠牺牲法律的公正和患者的合法权益来达到减少医院负担的目的，这样最终是得不偿失的，也是与我国建设法制国家的目标格格不入的。
参考文献：
［1］梁慧星，医疗赔偿难点疑点剖析，南方周末，1999年1月8日第8版
［2］张赞宁，论医患关系的属性及处理医事纠纷的特有原则，医学与哲学，2000年第4期
［3］胡志强，论医疗行为的法律界定，中国卫生法制，2000第8卷第2期
医疗纠纷事故处办法篇4
近年来，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轻者致人伤残，重者使人毙命，且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经济损失。一些重大的医疗事故案例，不时见诸报端。《法制日报》1999年2月24日第3版《医疗意外？医疗责任事故？》披露，一次普通的隐睾手术，竟使一名儿童成为植物人。《城市早报》2000年第105期第2、3版《一根指头要了一条命》披露，一个身体健康无任何病史的23岁小伙因接一根断指而被活活地断送了性命。……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中国消费者协会关于医疗方面的投诉表明，1996年以来医疗投诉的月平均数为：1996年2.64件/月，1997年10.17件/月，1998年11.75件/月，1999年前4个月猛升到22.25件/月。
目前，医患纠纷已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如何解决医患纠纷，专家学者及平民百姓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作者认为，事先防止要比事后寻求解决办法更好。为此，我们应当探索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避免医患纠纷的发生。
二、解决医患纠纷的现有途径
目前解决医患纠纷仍然依照国务院1987年6月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现在看存在许多问题。该办法第18条规定，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可给予一次性的经济补偿。补偿费的标准由省级政府规定，北京市的补偿标准最高是8000元，其他省市更低。这些补偿根本不足以弥补受损害的病员的损失。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该条将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的其他伤害排除在补偿范围之外，这是极不公正的。办法规定医疗事故的确认是由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来完成的，而由医学专家临时组织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其日常工作是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管理的，这无异于自家人给自家人的行为下结论；再加上鉴定必不可少的原始病历均在医院一方，是否涂改、伪造、隐匿和销毁，鉴定委员会无从知晓，既便它是公正的，也难保客观。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宗旨是正确处理医疗事故，保障病员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单位的工作秩序。但结果是保障了后者的利益而忽视了前者的合法权益。一些明显的医疗责任事故甚至被鉴定为医疗意外！ 这是暗箱操作的必然结果，而暗箱操作又是因为《办法》在立法上存在的上述问题造成的。在此前提下，医护人员的责任心不可能得到增强，这是医患纠纷不降反升的根本原因。很明显，《办法》是事后解决问题的规则，不可能事先防止医患纠纷的发生。同时，实践中也未起到事后妥善“处理”医患纠纷的良好作用。相反，正是该《办法》的存在才造成了患者的医疗事故鉴定难、打官司难、打赢官司更难的艰难处境。
《办法》规定的医疗事故补偿是一种过失责任，与《民法通则》的一般侵权责任相仿，但又不符合《民法通则》一般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其赔偿只是象征性的。因而也违反了《民法通则》的公平原则。
三、《办法》修改的最新进展
因为《办法》存在的严重问题，社会各界强烈要求修改《办法》，并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设想。有人提意出台患者权益保护法和医疗纠纷处理法，建立医疗事故保险制度，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医疗事故仲裁机构，或在人民法院设立卫生法庭负责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和处理等。但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主要是修改《办法》，《南方周末》披露，始于1996年的《办法》修订工作到2000年4月17日，征求意见稿已出到第10稿。卫生部主持的《办法》修订研讨会，场面相当激烈，法律界、医院及卫生系统两大派针锋相对，偶尔爆发的笑声是双方在互相嘲笑“不懂医”或“不懂法”。这种本是双方相互学习请教的研讨会如果变成双方相互指责的会议，很难想象会有什么结果。这就是多少年来老百姓期盼的最新成果！
一位医疗事故受害者的母亲曾告诉作者，她听一位从事卫生行政管理的官员说过：“这次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还是对我们有利”。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位政府官员的本位主义思想。他现在是一位卫生专业的工作者，但总有一天，他以及他的亲友也会成为患者，医疗事故发生在他们身上也是可能的。这时，相信他会后悔他所说的这句话。
法律的灵魂只能是公正！ 如果立法者的出发点是自己的或者本单位的利益而非公共利益，这样出台的法律是十分可怕的！
四、患者、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三者的关系及责任划分
1、患者、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三者的关系
为了寻求预防和解决医患纠纷的办法，有必要先弄清患者、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或称医院）三者之间的关系。
患者与医疗机构的关系
医疗机构对社会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医治患者的伤痛。医护人员通常被称为白衣天使，但是，医疗机构所肩负的使命绝对不是纯粹的奉献，他们的付出是有偿的，并且其提供的服务不是强制性的。这种有偿的服务足以说明，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上下级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平等的民事合同关系。于是，这种合同关系理所当然地要由《合同法》等民事法律来调整。
患者与医护人员的关系
在诊疗服务当中，患者与医护人员没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医护人员虽然直接为患者服务，但他的服务是一种职务行为，其服务是医疗机构对患者义务的履行。
医护人员与医疗机构的关系
双方是一种聘用与被聘用的聘用（或劳动）合同关系，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应当由聘用合同来约定，受《劳动法》或人事法规的调整。
2、医患纠纷产生之后的责任划分
患者与医疗机构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而最简单的诊疗服务合同内容应该是，患者向医院支付金钱，医院为患者诊断并提供药物或采取其他手段来医好患者的伤痛。如果患者掏了钱，医院却没给患者治好病，医院的责任是什么呢？ 按照诊疗合同的约定，医院应该承担违约责任，至于医院是否有过错在所不问。如果医院又给患者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它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公平和双方的平等。也就是说，只要医院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对患者医治的义务，它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无需要求医生的诊疗必须构成医疗事故。医院对患者承担的责任首先是违约责任；如果医院在诊治过程中又给患者造成了其他伤害，还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赔偿责任的方式应该有两种，一种是伤害的后果及责任方式被合同明确预见并载明的情形，这时医院可以依合同约定来确定其责任；另一种是伤害的后果未被合同载明的情形，这时医院应该承担的是损害赔偿责任，这种责任应该属于民法上的特殊侵权责任，即举证责任例置，也就是在医院一方。
3、医疗事故的行为主体
造成医疗事故的主体不是医院而是医护人员个人。《办法》应当作为造成事故的医护人员对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作为卫生行政机关对构成医疗事故责任人的处罚依据或者作为检察机关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依据。作为卫生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规，《办法》调整的行为主体应该是医护人员、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患者在此只能作为第三方。《办法》不应超越职权地对第三方的权利做出限制性的规定，也不应为患者设定义务。
五、诊疗服务合同的引入
医患双方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合同关系，在法律界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但是，我们却很少有人考虑用合同约定的方式来避免和解决医患双方可能发生的纠纷，而是把精力放在了难以对这种纠纷进行调整的用于事后解决的《办法》修订上。合同本身的价值其实正在于预防和解决合同当事人的纠纷。毫无疑问，解决医患纠纷最好的办法也是医患双方签订书面的诊疗合同。
作为一种服务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双方都有权利设定这种合同具体的权利义务内容。比如，患者有权知道他的病被医生诊断的结果，有权知道治疗他这种病需要多长时间和花费多少钱。如果他患的是一种医学上目前还无法完全治愈的疑难病，或者因为患者年龄及体质上的原因，医院在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不利情形。医院应该让患者知道疑难病治愈的可能性有多大，发生不利情形时医院愿意承担多大的责任或根本不愿承担责任。除此之外，合同还应该包括其他有可能发生争议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要为患者所知，同时合同的文本也要为患者所持有。
但是目前的状况是，我们每一位患者都不享有本该属于我们的权利。这种原本医患双方都应该清楚的权利义务，作为弱者的患者却不清楚。患者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地把钱交给医院的，也是糊里糊涂地被治疗的。在此情况下，患者的病被治好的，皆大欢喜。一旦出现纠纷，麻烦可就大了。
作者认为：医疗事故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很难避免。但同时又相信：发生医疗事故后的当事双方的纠纷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我们将合同引入，事先将产生事故的责任承担方式进行约定，纠纷则完全可以避免。
六、初步的方案
鉴于病人所患疾病有大有小，有难有易。并且医院的规模有大有小，水平有高有低。为使合同能够顺利地引入医疗服务当中，国家应将目前所知的疾病分类分等级，同时将医院划分为综合性的和专科性的不同等级不同资质的医疗机构。确定相应规模及资质的医院可以收治相应类型以下难度疾病的患者，不具备资质的医院不得收治其无权收治的病人，但为抢救需要可以采取应急措施。
因为许多人的疾病具有相似性的特征，医院的治疗方法也大致相同，所以诊疗合同可以采用格式合同的形式。对于患疑难杂症及年龄较大体质较差的病人可以采用特别约定的方式签订合同。对于因技术原因造成其他伤害可能性较大的疾病，医院在合同中可以约定较小的责任；对于造成其他伤害可能性小的疾病，医院在合同中可以约定较大的责任。以便使患者知道，他在遭受上述伤害时，自己能够得到医院多大程度的补偿，从而做出是否接受治疗的决定。
因为医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所限，现代医疗手段仍然无法弄清某些疾病的病因，或者弄清病因的疾病尚未找到理想的医治方法。这时，医院对患者的医治带有一定的探索性，风险性相当大。为此，医院可以在诊疗合同中对有可能造成的伤害约定免责或减责条款。考虑到这种医治还带有一定的科学研究性质，医院甚至国家都可以设立相应的科学研究基金，来补偿遭受伤害的患者，也可以减免患者的医疗费用。另外还可以将限额赔偿制度和保险制度引入到医疗伤害赔偿当中，当然，这些制度已经不再属于诊疗合同约定的内容。
在医疗实践当中，诊断和治疗是可以相对分离的，有些疾病一旦为医生确诊，患者可以自己到药店购买非处方药品（otC）或根据医生的处方购买处方药品；也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方便的医院治疗。这样可以把医疗合同分为诊断合同和治疗合同或者既包括诊断又包括治疗的综合性诊疗合同。
医疗纠纷事故处办法篇5
1医疗纠纷自力救济与公力救济现状
1.1医疗纠纷自力救济缺陷自力救济是指权利人的权利遭受侵害在国家机关未能提供及时保护的情况下以个人的力量进行保全性自救的行为[4]，是在法律不禁止情况下的救济。虽然纠纷双方对自力救济高效、快捷的和解效率给以认可，成为了主流，但是纠纷民事主体是由复杂的个体组成，每个纠纷案例又具有很大的差异，使纠纷的解决具有很强的严肃性、复杂性、差异性。纠纷自力救济存在严重利益冲突，具体表现在医患双方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公平合理性保障方面、医方所遭受的非理性伤害、纠纷双方心理层面打击、国有资产可能面临流失现象[5]。
1.2医疗纠纷公力救济缺陷在医疗纠纷化解中，国家推崇司法途径解决。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过去两年医疗纠纷司法审理数据统计显示：医疗纠纷案件初级审理至判决书执行周期平均为十四个月。现阶段医疗纠纷民事诉讼标的偏高，法律费用也有所递增，诉讼审判程序中每年赔偿金额也逐年递增，导致司法维权经济和时间成本加大。如果遇到案件审理时限过长，医疗责任参保保险公司又发生更迭，非保险期限内理赔款项将拒付，则会加重了院方经济负担。其次我国医疗损害鉴定体制存在制[6]，一方面是医疗损害责任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另一方面是司法鉴定。二者在鉴定机构成立依据、内容、程序、结论各不相同、各有优缺点。医疗损害责任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临床医学行为的鉴定，鉴定人员有稳定的专家库遴选机制，活动即科学又专业，属于一级学科（含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对医疗鉴定具有高度专业性。其鉴定内容符合《侵权法》规定的医疗损害责任认定的内容，但是鉴定结论没有使用法言法语详细分析医院过错和明确的责任比例、参考度等。法院法官以医学会鉴定人不在鉴定结论上签字和不出庭质证为由不予采信，故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效力逐渐淡出，尤其在北京等地区更加突出。司法鉴定为法医学类的鉴定，属于基础医学下属的二级学科，对医疗事故进行鉴定。鉴定人员是由法医、法官、律师等其他人员组成，临床医学专业水平参差不齐，人员构成缺乏科学性、合理性，且很不稳定，司法鉴定结论也没有严谨的三级负责制。又因属于营利性组织，企业为了生存往往以患者为弱势人群和医师告知不足为代价，鉴定费用、鉴定责任比例、参考度远高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费用。法官又无法判断专业性很强的医疗纠纷事由，完全依赖司法鉴定，审理中法官采信了司法鉴定责任度上限裁定纠纷，医方实际承担了较高的鉴定责任，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纠纷判决中法官的裁量权。纠纷双方的大部分医疗纠纷在综合考量后多采用自力救济解决纠纷。
2完善医疗纠纷自力救济质量控制
2.1畅通医疗投诉渠道以医疗纠纷自力救济“人本医疗”理念为指导，重视患者合理需求。全市试点在2013年8月设立“住院服务中心”集中管理全院各科住院床位，减少了患者住院难引发的各种医疗投诉即简化流程提高效率，大大缩短了患者住院日和住院费用；在2014年5月全市试点启动医疗投诉直通车，在医院门诊大厅设立了“一站式服务中心”，形成了开放统一医疗投诉接待窗口，由门诊办公室负责，门办、社工办、医保办、咨询各自抽调专业熟练懂政策、懂管理人员接待患者，将医疗投诉接待关口前移，综合办理医疗投诉事宜，对医疗纠纷进行早期防范。
2.2医政管理隐患排查在重大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作者认为医疗技术是影响医患关系的核心问题[7]。2013年我院首先建立了医疗主管院长负责的行政管理查房制度，由医务部牵头，医务处、社工办、门诊部、护理部、临床科室等部门中层管理者组成，查房主要内容是医疗质量管理，领导干部深入临床科室现场办公，针对医疗管理不到位科室进行医政管理综合会诊，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指导与预警，特别是急、危、重症患者诊疗方案予以专业质量管理指导；同时每季度对全院各科进行医疗纠纷隐患排查，例如：科室自查与长期滞留患者监控、征询相结合，分析原因进行早期有效干预，事后对整改干预手段、措施、结果进行效果评价。大力发挥医政综合管理优势，提高全院各科管理层防范与处置医疗纠纷能力，将早期预警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2.3医疗纠纷节点纠错在医疗纠错管理中要求各科主任从源头上强化医疗质量管理，分别把守医疗纠纷处置中涉及医疗专业关口问题的解释权，建立科主任直接领导下的医疗纠纷负责人制度，使医疗纠纷处置中医疗专业问题解释与答复更加精准到位；加强全员医务人员定期法律法规教育、培训、考核力度，例如：每年定期聘请资深律师、法官、卫生法学专家进行典型案例解析与相关知识培训，打造医务人员成为具备业务精湛、服务到位专家，并且能够正确认识与识别医疗执业中法律底线，成为法律底线的守门人；我院还定期修订医院医疗纠纷处罚管理规定，制定了详实医疗纠纷处罚条款，对不称职员工进行训诫和严厉处罚，增加了重大医疗纠纷案件涉及管理者和个人的纠错成本，警示提升全员风险意识。
3医疗纠纷自力救济与公力救济关联要点
3.1医疗纠纷自力救济有效沟通民事纠纷双方权利维护与权力正确应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纠纷双方权利和权力正确识别是纠纷化解的前提，也是维护了纠纷双方对依法所享有民事权利中处分权。例如：在重大突发患者意外死亡家属接待中，负性心理使患方家属产生非理性的判断，加之各种主客观原因易引发过激行为，导致医疗纠纷危机状况出现[8]。在医疗纠纷协商前：要掌握医疗纠纷的全部病案资料做到心中有数，特别要认真阅读病案中有质疑点的诊疗记录，同时熟知与死亡患者有直系法律亲属关系和赡养关系人信息，熟知民事人身医疗损害案件中赔偿标准。医疗纠纷协商中：首先在家属集体约谈中做到耐心倾听、态度诚恳、措辞谨慎；其次仔细观察家属负面情绪由来，要做到始终把控维稳协商氛围；其三要认真听取患方核心话语权人所表述主要诉求，对具体赔偿款上下限和协商难度进行评估（即纠纷双方权利和权力）；其四为协商中要循序渐进有理、有力、有据，对医疗纠纷自力救济与公力救济权限和利弊正确表述，告知患方医疗纠纷处理程序，引导家属选择对纠纷双方有利的救济方式。特别要注意，在呈递医调委医疗纠纷质证陈诉材料时，要充分认识到质证材料严谨完整的重要性，还要积极配合、认真准备、与协调员充分沟通。
3.2医疗纠纷自力救济与公力救济对接契合当代医学科学突飞猛进新技术广泛应用，法律法规条款必然存在严重滞后性、局限性。医疗纠纷双方当事人具有完整的社会属性，决定了纠纷处理的复杂性、差异性，使重大医疗纠纷处置难度加大。例如：医赖行为是以医疗纠纷为由，长期霸占病床等医疗资源，拒绝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民事诉讼等法定争议解决途径，并要求高额补偿的非暴力手段寻求的救济和义务规避[9]。患者医赖行为侵占了医疗优质公共资源即其他患者的使用权，同时也损害了医院正当权利。为妥善解决此类纠纷首先将组织召开院内医疗安全管理委员会，组织相关科室主任、医疗专家联合讨论，多方听取专家对诊疗过程分析见解，逐层剥茧找出用原词医疗纠纷解决的突破口，确定诊疗过程医疗行为有无过错，过错与患者人身与财产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以及过失大概责任度三要件，以民事诉讼法中现行公力救济中医疗损害人身赔偿标准为准绳，发挥自力救济沟通协商技巧主动进行纠纷谈判；其二引导患方在医调委进行纠纷裁定，将纠纷调解结果进行三方确认签署调解协议；其三医调委因该机构属性决定了协议只具有合同确定力、无强制力；应将该调解协议与公力救济对接契合一次性解决纠纷（基层法院：绿色通道进行司法裁定、司法调解的确认），避免医疗纠纷后续遗留问题司法审理一事再理发生。典型案例一：产科某患者女性32岁高龄高危妊娠分娩时发生新生儿重症窒息后夭折，患者已高龄对能否再次受孕表示怀疑，在出院检查中未确认一定有这种可能，但患者仍要求高额赔偿，拒绝司法鉴定、拒绝结账不出院；典型案例二：某患者男性56岁高空坠落致粉碎性腰椎骨折，择期行腰椎骨折锥体复位弓根内固定术，手术非常成功。由于患者是高能量性损伤，且对治疗方法均无良性反应，导致术后患者出现伤口感染再次清创，经治疗后下肢功能恢复近80%，家属认为与期望结果相差甚远，故长期占据医院床位2年之久。我们大胆尝试了上述措施，有的放矢，在不违反强行法条规定下最大程度优化当事人有效合法权力和权利，成功地化解了类似医疗纠纷案例。降低了纠纷双方时间、经济成本，提升了公立医院优质资源利用的社会效益和效用。
4结论
医疗纠纷事故处办法篇6
现在医疗纠纷不断增加，医疗纠纷的处理直接关系到病人和医疗机构的利益。卫生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如何正确处理医疗纠纷已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就医疗纠纷处理中二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提出如下探讨意见。
一是医疗风险承担问题
医疗机构是一个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场所。医疗活动具科学技术密集，强专业性，高风险性于一身。病人患病本身已形成一种风险，到医院就诊让医院承担一切不利后果，显然不合理。即使医院没有过失，但由于疾病和人体的复杂性。在不同病人多种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不同的医疗后果。把本应由患方、医方、社会保险机构共同承担的风险全部压在医方一家身上是不公平的。现在医疗纠纷呈现急剧上升趋势，除了少数是医院自身的原因外，很多是社会的原因。医患矛盾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在不断变革，人们的一些观念一时转不过来，有的是患方对科学技术密集、救死扶伤的医院缺乏了信任，抱着从社会上带来的不良情绪到医院发泄。有的即是冲着钱来，“要想富，做手术，做完手术告医院”现象的出现，就说明医疗风险承担的不合理性。医疗工作如履薄水，出了问题，自然要赔；没有问题，想着法子索赔；现在的要赔，几十年前的也找来索赔。家属闹如果没达到目的，还组织或雇佣上百人闹医院，社会上甚至出现医疗纠纷索赔公司，在医院摆花圈、设灵堂，威胁，打骂医务人员，打砸、哄抢公共财产。如果对医疗风险承担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建立完善公平合理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病人一旦出现不良后果，把责任推向医院，不仅国家有限卫生资源会不断流入私人腰包，而且严重制约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最终吃亏是病人。一方面，因为医生惧怕风险，不敢动有风险手术，疑难急诊抢救不敢承担，各种新的医疗技术不敢开展。另一方面，医疗风险有不知因素，在施行某种检查治疗措施时，有发生某种难以预料的意外可能性。如果不对病人实施这种治疗，病人就意味着死亡，如果医生对病人实施，就要承担造成不良后果的风险，虽然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是万分之一，甚至几十万分之一，但一旦发生病人家属就把责任全推向医方。虽然《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三条有明确规定：在诊疗护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医疗事故：①虽有诊疗护理错误，但未造成病员死亡、残废、功能障碍的；②由于病情或病员体质特殊而发生难以予料和防范的不良后果（即医疗意外）；③发生难以避免的并发症的；④以病员及其家属不配合诊治为主要原因而造成不良后果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医疗意外引起的医疗纠纷并不少见，而有关部门在处理这类医疗纠纷时，既不对这类医疗纠纷的医学技术作前因后果分析，又不按《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处理，一味强调患方是受害方，只要造成人身伤害，只要有投诉，就要按《民法通则》或《刑法》有关条款侦查和追究医方的责任。这里有一个例子，一病高龄病人，因服用抗结核药物利福平过敏反应引起急性溶血而死亡，病人在此次服用利福平之前曾服用过该药，利福平过敏反应不像青梅素过敏可事先皮试得知，具不可预测性，而且利福平致急性溶血的可能性只有3.2／10万，服药前医生也向病人作了必要的解释说明，而事后家属向医院提出索赔，司法部门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尚未定性之前，竞按患方家属的意愿，先由公安机关介入，传唤医生，立案侦查。在此不言当事人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压力，也影响了医院的正常诊疗工作，而且使该院医生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二、医疗鉴定与司法鉴定的问题
对医疗纠纷的处理虽然在1987年6月9日国务院了《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规定：对医疗事故或事件的确认和处理，应由当地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对其所作的结论或处理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或向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是法院审理和定判的证据。时下，对医疗纠纷的处理 ， 有的以医疗鉴定为证据，有的兼用医疗鉴定和司法鉴定，有的仅以司法鉴定为证据，按照民事诉讼法的人身伤害赔偿原则处理，各行其是，自然有不规范，不公平之嫌。
医疗鉴定是指各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对医疗事故或事件所作出的集体鉴定。现行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是经人民政府批准，由各个专业的医学专家和法医及医院管理专家组成，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一项科学性、技术性、政策性很强而又极其复杂的工作。因为医学是生命科学、生命的多样性、复杂性、差异性，就决定了医学本身的复杂性，医学对疾病的认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现代医学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还是有其局限性。有的疾病才刚被人们认识，但治疗上尚未攻克。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机理尚不清楚。甚至有的疾病可能尚未被认知。所以在鉴定时，需要丰富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只有这些大多数在临床一线、二线工作的高水平、高素质的专家，才能甄别医疗事件的技术性是非。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能独立进行技术鉴定，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摆脱有关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它是在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医疗事故鉴定工作的，有关机关部门有权对其活动进行必要的监督。而且，医疗鉴定必须遵守五条原则：一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二是客观公正原则；三是以行政处理和行政调解的原则；四是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相一致的原则 ； 五是“三不放过”原则。这些都是《医疗事故处
理办法》中有明确规定的。《办法》实施十余年来，取得了很大成绩，它对医疗事故的处理走上法制化轨道，增强了广大医务人员的责任感，法制观念，对防范医疗差错事故，以及保护医护双方的合法权益，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司法鉴定是由司法部门组织法医对各类人身伤害造成的原因及
损害程度作出鉴定的工作。近年来，司法鉴定作为法庭上医疗事故证据的报道已屡见不鲜，参与司法鉴定的人员大多在司法部门工作，一般都不临床一线。而医疗事故定性定级，必须判断医务人员违反医疗规章制度的原因是导致所造成病人的损害事实的结果时，即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着必然因果关系时，才能是定为医疗事故。参与司法鉴定人员，常年工作于司法部门环境中，一方面接受现代新的医学专业知识受限，对判断因果关系不利，另一方面，难免会用解决某些民事纠纷的观点来思考、分析、推断科学性，技术性很强的，极其复杂的医疗纠纷问题。而司法部门在接受和处理那些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案件时，因无针对性很强的法规可依，只好将其等同于民事诉讼法中的过失伤人处理。现代司法实务中，在对法律条文有异议时，按照有利于弱者一方解释，医疗纠纷往往极复杂，难免遇到许多法律条文中的异议。而患方相对于医疗机构来说处于弱势地位，按照民法处理，自然有失公正。发生在湖北省人民医院一对双胞胎属医源性脑瘫还是非医源性脑瘫的这起医疗纠纷的处理就是一个例子，
医疗纠纷事故处办法篇7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医疗纠纷，是指医患双方当事人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检查、诊疗、护理行为和结果及其原因、责任在认识上产生分歧而引发的争议。
第三条本市各级医疗机构与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形成的各类医疗纠纷的调解处置，适用本办法。
医疗事故的处理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四条医疗纠纷的处置应当遵循合法、公正、及时、便民的原则，做到事实清楚，定性准确、责任明确、处理恰当。
第五条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对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职责，指导、监督医疗机构做好医疗纠纷的防范与处置工作。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的指导。
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加强对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监督管理。
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对医疗场所的治安管理，依法处理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
第六条新闻机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恪守职业道德，客观公正地报道医疗纠纷，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第七条本市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市卫生行政部门组织二级以上各类公立医疗机构按照规定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其他医疗机构可以自愿参加医疗责任保险。
第八条市卫生行政部门可以通过招投标或者其他方式确定承保医疗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医疗责任保险承保公司在保险合同的范围内，承担医疗机构因医疗纠纷发生的赔偿。
第九条参保医疗机构的保险费用从业务费中列支，按规定计入医疗机构成本。医疗机构不得因参加医疗责任保险而提高现有收费标准或者变相增加患者负担。
第十条本市设立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调解医疗纠纷，防止医疗纠纷激化；
（二）通过调解工作宣传法律、法规、规章和医学知识，引导医患双方当事人依据事实和法律公平解决纠纷；
（三）向医疗机构提出防范医疗纠纷的意见、建议；
（四）经调解解决的医疗纠纷，按照医患双方当事人要求，制作书面调解协议；
（五）向患者及其家属或者医疗机构提供医疗纠纷调解咨询和服务；
（六）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医疗纠纷和调解工作的情况。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及其组成人员，依法向司法行政部门备案，其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费用由财政予以保障。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医疗纠纷不收取费用。
第十一条发生医疗纠纷后，索赔金额未超过1万元的，可以由医疗机构与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协商解决。
发生医疗纠纷后，索赔金额超过1万元的，医患双方当事人可以向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发生医疗纠纷后，医患双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
第十二条医疗机构应当制定医疗纠纷处置预案，并报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备案。
第十三条发生医疗纠纷后，医疗机构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处置：
（一）启动医疗纠纷处置预案，及时组织医院专家会诊，将会诊意见告知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并报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不得隐瞒、缓报、谎报；
（二）在医患双方当事人共同在场的情况下，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封存和启封现场实物及相关病历资料；
（三）患者在医疗机构内死亡的，按规定将尸体移放太平间或殡仪馆，医患双方当事人不能确定死因或对死因有异议的，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进行尸检；
（四）告知患者或者患者家属有关医疗纠纷处置的方法和程序，答复患者或者患者家属的咨询和疑问；
（五）索赔金额未超过1万元的，由医疗机构与患者及其家属在医疗机构设立的专门接待场所协商解决，患者及其家属来院人数在5人以上的，应当推举代表进行协商，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名；
（六）处置完毕后，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提交医疗纠纷处置报告，如实反映医疗纠纷的发生经过及处置情况。
第十四条对医患双方当事人符合受理条件的调解申请，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在3日内予以受理；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当告知医患双方当事人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医患双方当事人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讼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再受理其调解申请。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分别向医患双方当事人询问纠纷的事实和情节，了解医患双方当事人的要求及其理由，根据需要向有关方面调查核实，做好调解前的准备工作。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调解前应当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告知医患双方当事人调解的性质、原则和效力，以及医患双方当事人在调解活动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第十五条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医疗纠纷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应当指定1名人民调解员为调解主持人，根据需要可以指定若干人民调解员参加调解，医患双方当事人对调解主持人提出回避要求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予以调换；
（二）召集医患双方当事人到专门设置的调解场所进行调解；
（三）医患双方当事人均可以聘请律师参加调解；
（四）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促使医患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消除隔阂。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医疗纠纷应当自受理调解开始之日起1个月内调结。医患双方当事人同意延期的，可以再延期1个月。调解到期仍未达成调解协议的，视为调解不成，医患双方当事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
第十六条经调解解决的医疗纠纷，按照医患双方当事人要求，制作书面调解协议。医患双方当事人应当自觉遵守并履行调解协议。调解协议确定的赔偿数额，应当作为医疗责任保险承保公司的理赔依据。
第十七条发生医疗纠纷后，医疗机构应当如实向医疗责任保险承保公司提供医疗纠纷的有关情况，医疗责任保险承保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可以调查核实。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调解或作出生效判决的，医疗责任保险承保公司应当及时支付赔偿金。
第十八条公安机关接到关于医疗纠纷的治安警情后，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处置：
（一）立即组织警力赶赴现场；
（二）开展教育疏导，制止过激行为，维护医疗秩序；
（三）依法处置现场发生的各类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
（四）对患者在医疗机构内死亡，其家属拒绝将尸体移放太平间或殡仪馆，经劝说无效的，公安机关有权责令其家属将尸体移送太平间或殡仪馆。
第十九条发生医疗纠纷后，患者或者患者家属有权复印或者复制其门诊病历、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化验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醉记录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病历资料。
患者及其家属应当依法文明表达意见和要求，不得有过激或者违法行为，不得扰乱正常医疗秩序。
第二十条医务人员在执业活动中，人格尊严、人身安全不受侵犯。
医务人员应当遵守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操作诊疗规范，保护患者隐私，按照规定书写病历资料，不得隐匿、伪造或者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
第二十一条医疗机构应当加强对所属医务人员的管理，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保障医疗安全。
第二十二条违反本办法规定，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处置医疗纠纷过程中，不履行法定义务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违反本办法规定，医疗机构未制定医疗纠纷处置预案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四条患者或者患者家属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占据医疗机构诊疗或办公场所，寻衅滋事的；
（二）拒不将尸体移放太平间、殡仪馆或在医疗机构拉横幅、设灵堂、张贴大字报等扰乱医疗秩序的；
（三）阻碍医师依法执业，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医务人员或者侵犯医务人员人身自由的；
（四）破坏医疗机构的设备、财产和病历、档案等重要资料的；
（五）其他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违反本办法规定，医疗责任保险承保公司拖延赔付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法予以处罚。
医疗纠纷事故处办法篇8
阜新市精神病防治院，辽宁阜新123000
[摘要]精神科医患纠纷具备自身的特殊性，这是由于人们对精神病患者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而导致的。因此，重视对精神科医患纠纷的特点、预防措施及处理方式的分析，有利于公平公正地解决精神科医患纠纷事件。该研究主要从精神科医患纠纷的特点出发，分析精神科的医患纠纷的主要特点，并对精神科医患纠纷进行的合理预防，还有对精神科医患纠纷的处理提出4点相关处理办法，为确保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提供借鉴。
[
关键词]精神科;医患纠纷;特点;预防措施;处理
[中图分类号]R19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654（2015）01（b）-0070-02
因社会上对精神患者存在一定的偏见或者认识误差，因此，精神患者在发生意外事件后，患者家属极易将过错全部归于院方。因此，解决精神科医患纠纷的结果，往往无法让双方满意，故预防精神科医患纠纷的措施，成为避免类似案件发生的主要途径，同时也需重视精神科医患纠纷的处理方式。
1精神科医患纠纷的特点
精神科的医患纠纷除了具备其他医患纠纷的特点外，还具备自身的特殊性，具体内容为：①责任界限的确认：现阶段人们对精神疾病医院的运作、管理模式等不了解，也未清楚认识到精神疾病病情的严重性和特殊性，因此，患者家属极易将部分意外事故归结于医院的疏忽，进而引发医患纠纷。但是部分精神病患者发生的意外事故，通常是难以避免的，将所有责任归结于医院是不全面的，而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主要因素为医院责任界定不确定[1]；②缺乏完善的精神病患者法定监护人确定法律：家属将患者送往精神疾病医院后，一般就由医生和专管护理人员接手，实际上医院已经全权承受对患者监护权利。但是在法律上患者的家属仍为患者的监护人，也就是说实际的监护权利转让给医院，而法律上的监护权仍归家属所有，并未有相关的法律指出精神病患者住院治疗期间的监护权归属情况，故成为引发医患纠纷的主要因素[2]。
2精神科医患纠纷的预防措施
想要避免或者减少精神科医患纠纷，就需在发生医患纠纷之前，对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纠纷事件进行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为预防精神科医患纠纷做好充分准备，具体的预防措施包括以下几点。
2.1宣传并普及精神卫生方面的知识
导致精神科医患纠纷的原因，大部分来自于人们对精神病认识的片面性，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①视精神患者为危害人群，对其采取躲避的态度，并对精神病患者产生歧视思想；②将精神病患者过度的弱势化，当精神病患者在医院发生意外事故，人们出于同情心，会将一切的责任归于院方。针对以上片面认识精神病的现象，院方需在患者住院时向其家属或者亲友宣传精神疾病知识，包括疾病种类、发病原因、治疗手段和预后等；还可通过媒体向人们宣传正确的精神卫生知识，消除人们对精神疾病的恐惧和歧视心理；精神科的医生还可深入社会，通过发放宣传册、健康讲座等方式，向人们普及精神疾病知识[3]。
2.2增强精神科医护人员的法律意识
由于精神病院的医护人员均为医学专业或者护理专业出身，其法律意识比较匮乏，医院对法律知识的培训不够，故在精神科医患纠纷发生时，医护人员无法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因此，需增强精神科医护人员的法律意识，具体途径为：①精神科定期举办法律讲堂，邀请该地区的法律专家向医护人员讲解法律知识，或者对医护人员的法律问题进行解惑；②在医疗工作中，努力履行好自身的法律责任，慎用精神类的药物。
2.3完善精神疾病医院的保护制度
精神科的医护人员需通过案例了解其他科室或者其他医院发生的意外事故、医患纠纷，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用于防止或者应对医患纠纷的发生。另外，医院还需成立医疗纠纷处理委员会，对医疗失职行为作出严格的规定，将患者权益保护细化到每个医护人员的身上，并制定出严厉的过失责任追究制度，在规范医护人员的行为的同时，尽量保护患者利益，以避免医患纠纷的发生[4]。
2.4实施精神病区的康复服务
精神疾病患者的住院区、治疗区是与其他疾病区域隔离开的，有利于精神科的医生和护理人员在精神病区开展服务，具体内容有：①可对精神病区展开整顿活动，内容包括检验医护人员的冲突解决能力、预防患者酒精和药物的滥用、向患者及其家属普及精神卫生知识、规范护理人员的护理技能等；②医护人员需对各种精神患者进行正确识别，并及时观察患者的病情发展，提高患者的疾病治愈率，减少各种意外事故的发生[5]。
2.5健全精神科的住院协议书、知情同意书等书面协议
现阶段，医院需规范住院协议书和知情同意书的内容、签署流程等，在精神患者入院时，医护人员需与患者家属签署住院协议书，将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纳入住院协议书中，并明确医患双方的责任。签署的住院协议书具备一定的法律效应，可在医患纠纷发生时，作为调解的凭证。另外，对于强制入院和自愿入院的精神患者，均与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其中包括患者家属对医生的用药、治疗方式等全部知情。通过精神科的住院协议书、知情同意书等书面协议的签订，可避免医生出现过度担责。
3精神科医患纠纷的处理办法
现阶段，对于医疗事故赔偿等的民事责任纠纷的解决方式，新《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已经给出明确的指示：医患双方可采取自愿协商的方式解决、申请行政调解、提起民事诉讼3种方式解决精神科医患纠纷。该院针对精神科医患纠纷事件的性质和患者家属的态度，主要通过以上3种解决方式解决。
我国属于法治国家，因此，对医患纠纷的处理，需做到公开化、社会化和透明化，并体现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对医疗事故进行科学、公正的鉴定，是处理医疗事故的核心，卫生行政部门需依据专家鉴定的结论秉公处理，从而提升处理结果双方的满意度。目前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均一致同意进行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鉴定方法为：按照条例规定，自医学会成立的专家库内随机抽取相应的专家组，组成临时的鉴定组，对医疗事故进行鉴定，为司法判决提供有效的依据，确保审理结果更加的客观和公正[6]。
综上所述，由于精神患者具备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其发生医疗意外事故的机率较大，精神科的医生在详细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的前提下，也需对自身的医疗水平进行提升，以预防发生医患纠纷事件。对精神科医患纠纷的特点进行探讨，可为了解其预防和处理措施打下基础，以确保医患纠纷解决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
参考文献]
[1]姚立峰.精神科医患纠纷的特点、预防及处理[J].中国中医药咨讯,2011,3(5):379.
[2]杨金秀.浅谈精神科护理的安全隐患及其防范[J].中国保健营养,2013(4):1862.
[3]全瑞国,普启光,纪桂英.精神科突发事件导致医患纠纷原因分析与应对策略[J].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13(6):137.
[4]郑亚琦.精神科护理工作常见的法律问题与对策[J].当代医学,2011(34):149.
[5]唐志芳,高小杰.精神科风险评估在护理安全管理中的应用[J].当代护士,2013(4):56.
医疗纠纷事故处办法篇9
一、医疗纠纷案件的范围
以往的医疗事故纠纷案件，是指依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疾、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纠纷。笔者认为，此概念是在医疗事故鉴定的基础上所作定义，外延过窄、内容不准确，原因如下：
第一、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加强，在诊疗过程中是否构成患者死亡、残疾，或组织器官是否损伤、器官功能是否形成障碍，已不再是医患双方成诉的绝对要件，有时医患双方对簿公堂可能仅仅是因为医院一方非常小的失误，或单单是病人及家属对诊疗过程存在怀疑而已。比如，1998年法院受理的曹静玉诉北医三院医疗纠纷案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无组织器官损伤及功能障碍而要求赔偿的案例（案例1）。1978年，北医三院为曹静玉实施子宫肌瘤切除术，术中将一导药软管一端留在曹静玉腹内，以便药液输入。而后，软管被医务人员遗忘在曹静玉腹内。1997年曹静玉再次行子宫切除手术，术中，曹静玉提出其长期右下小腹疼痛，让医生予以检查，终于发现存留的塑料软管。曹静玉就此要求进行医疗事故鉴定，鉴定结论为：医院诊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埋藏软管是病情的需要，虽在术后工作中有小疏忽，但因其未造成曹静玉器官功能丧失，故诊断结论为非医疗事故。曹静玉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其二十年长期腹痛而又查不出病因所造成的精神损失。如果仅依据原来给医疗纠纷案件所下定义，曹静玉未因医院的医疗行为而造成组织器官丧失或功能障碍，那这起已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为非医疗事故的案件，就不是医疗纠纷案件，曹静玉无权就其所受长期痛楚要求赔偿，曹静玉长期所受的痛苦就无处主张权利。可见，原来给医疗纠纷所作定义外延已明显过窄，无法适应现在当事人所主张事项的需要。
第二，在确定此类案件的案由时，如果仅仅定名为医疗事故纠纷案件，也有所不妥。因为按照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医疗事故争议案件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复函》中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作出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病员及其家属如果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有异议，可以向上一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如因对鉴定结论有异议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果当事人对卫生行政机关作出的医疗事故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当事人仅要求医疗单位赔偿经济损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按民事案件立案受理。”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有异议又不申请重新鉴定而以要求医疗单位赔偿经济损失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应否受理的复函》中认为，当事人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虽有异议，但不申请重新鉴定，而以要求医疗单位赔偿经济损失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如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在医疗事故鉴定中可能会产生不是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而如果鉴定结论为非医疗事故，当事人对此结论不服，可以进行行政诉讼，也可以进行民事赔偿案件的诉讼，在进行民事赔偿案件的诉讼时，当事人已经不是针对医疗事故鉴定的结论进行诉讼，而只能是针对民事赔偿部分提出主张，这种情况下仍旧定名为医疗事故纠纷，把非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民事赔偿案件排除在外有所不妥。医疗事故鉴定是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而不是法院确定的医疗纠纷案件的赔偿依据，笔者认为把医疗纠纷案件定名为医疗事故纠纷案件，剥夺了当事人就侵权提起诉讼的权利，显为不当。
故医疗纠纷案件，应指医患双方对医疗后果及其原因产生分歧而向卫生行政部门或司法机关提请处理所引起的纠纷。换言之，凡病人或其家属对诊疗护理工作不满，认为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未按医务道德或医院规章要求完成工作，对病人出现的伤残或死亡，以及诊疗延期或痛苦增多等情况，要求医疗方当事人承担责任或赔偿损失，即为医疗纠纷案件。
二、审判实践中医疗纠纷案件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1.医疗纠纷案件的主体是否应为医患双方。“患”为接受治疗的病人，“医”为医疗单位和医疗工作者。有意见认为，只有病人和医疗单位或医疗工作者能够成为医疗纠纷案件的主体，如果不是医疗单位或医疗工作者就不能成为医疗纠纷案件的当事人，此类案件也不能按照医疗纠纷案件进行处理。对此，笔者有不同意见，单以主体是否为医疗单位、医疗工作者来确定是否是医疗纠纷案件，未免过于片面，在企事业单位内部的卫生室、卫生院，学校内设的医务室等诊疗单位，或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资格的主要进行专业医学研究的研究院与患者间发生的诊疗纠纷，也应按医疗纠纷案件处理，否则不利于此类涉及专业知识及多方面医学理论的案件的审理。此外，是否为医疗纠纷案件，还要看案件的性质，这包括案件的起因是否因诊疗引起，案件应当由谁承担赔偿责任，案件中的医疗行为是否在相关行政规章规定的医疗事故鉴定的范围之内等因素。在这点上，鉴于医疗技术本身有其局限性，医疗纠纷案件涉及到的专业知识又不是单纯用法学理论和法律规定就可以予以诠释的，应该就此类案件审理的范围进行扩大，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推动，社会上多体制的单位逐渐增多，更应该从多方位考虑侵害赔偿案件中所涉医患纠纷案件的定性问题。
如张井和与昌平区西营村委会、西营卫生室医疗纠纷一案（案例2），张井和左眼剧痛，去村卫生室看眼伤，西营卫生室负责人诊断为上火，给张井和开了去火的中药和眼药水，张井和在用药三天无效的情况下，转同仁医院继续治疗，诊断为异物射进眼内，但因为西营卫生室贻误了治疗时机，致张井和左眼球摘除，张井和经向昌平区卫生局申请，所做医疗事故鉴定为非医疗事故，张井和遂起诉被告西营村委会和西营卫生室要求赔偿。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医疗机构是指经登记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依法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法人、非法人组织或个体诊所，主要包括医院、卫生院、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卫生室以及急救站。任何单位或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西营卫生室无法人资格，为西营村委会下设为村民做简单治疗的卫生室，该卫生室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但卫生室未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在昌平区卫生局已就张井和眼球摘除为非医疗事故鉴定的情况下，如果仅以此案中的被告西营村委会为非医疗机构而把此案作为非医疗纠份案件，按照普通侵权纠纷案件处理，显然不当。另外，某些医疗纠纷案件中，患者经过治疗未痊愈，或发生医疗事故致患者死亡，患者的继承人在申请了医疗事故鉴定后，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的案件，也应该作为医疗纠纷案件处理。
2.医疗纠纷案件的客体应为生命权和健康权。医疗纠纷案件是以患者或其家属认为自己的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为基础的，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经诊疗护理过程，病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不良后果，并且患者或其家属认为此后果的产生缘于医疗机构的过失，而要求赔偿的依据也往往是其生命权或健康权受到侵害。
3.诉至法院的医疗纠纷案件往往是经医疗事故鉴定后，结论为非医疗事故的案件，在此类案件中争诉标的额较一般赔偿案件为高。病人，尤其重症病人的家属对医院所抱期望值过高，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医院身上，但由于治疗手段的限制以及行业尖端技术自身的局限性，再加上个别医生的不负责任，在出现医患纠纷后，往往矛盾激化，导致出现了最近比较频繁的医患双方矛盾加剧，甚至病人家属和医生发生冲突的事件。而在此类案件中另外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在医疗事故委员会针对案中的医患纠纷进行鉴定之后，结论常常是非医疗事故，这与作为患者的自然人一方所希望更发生差距。在案件审理之前，医方依据医疗鉴定的结论而拒绝赔偿对方当事人的损失，使得医患之间的矛盾加大，一旦患方起诉至法院，往往又想依赖法院解决全部问题，所以导致争诉案件的标的额很高，加之双方之间的意见差距较大，案件很难以调解方式解决。我院三年来审理的三十余起医疗纠纷案件中，仅有二起案件是经过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医疗事故的案件，其余均为非医疗事故纠纷案件，而在这三十多起案件中也仅有三起案件调解解决。
4.此类案件的审理容易引起媒体关注，给案件审结造成困难。由于医疗纠纷案件中原告一方往往是因在医院治疗过程中造成了死亡、器官功能丧失或明显的医方过错，医院医治质量本身与每个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且在新闻媒体看来，更容易产生社会效果。而在法律规定置后的情况下，法院的判决是否维护了患者的权益，也是普通老百姓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法律规定急需完善的情况下，很多新闻媒体对案件的报道也直指问题的关键，也就是案件中作为认定医院一方无过错的证据是否仅仅是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因此新闻媒体的炒作给案件的审理带来了难度。比如上述的案例1与案例2，在审理中，全国与北京市均有多家新闻机构进行报道。
三、医疗纠纷案件的种类
从确定纠纷性质的角度出发，按照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有无过失，笔者认为可将医疗纠纷归纳为两大类，医疗过失纠纷和非医疗过失纠纷。
1.非医疗过失纠纷
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未存在过失，由于医疗上的原因或医疗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导致病员遭受不良后果的医疗纠纷。这种纠纷的产生往往是由于医疗技术的局限性、治疗手段的限定性而造成的。在审判实践中，容易引起医疗纠纷的主要是医疗意外、并发症、病情的自然转归等几种情况。
2.医疗过失纠纷
是指由于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的过失而引起的医疗纠纷，包括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疾、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包括医务人员因违反规章制度、诊疗护理规程等失职行为所致的医疗事故和因医务人员技术过失所致的医疗事故。医疗差错是指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医务人员确有过失，但经及时纠正，未给病人造成严重后果或未造成任何后果的医疗纠纷。医疗事故与医疗差错的区别就在于，依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的后果必须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即造成病员死亡、残疾、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否则不能认定为医疗事故。医疗差错可能是由于医务人员工作不负责任、专业技术水平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标准而导致的误诊误治，医务人员违反查对、交接班等规章制度而导致的错误用药、错治病人等，还有可能就是医务人员违反检查、注射、手术操作规程而导致的违反操作规程的医疗差错。
四、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作为确定民事赔偿案件的唯一依据的不合理性
目前普遍认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是人民法院据以查明案件是否存在医疗过失以及医疗过失与患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重要手段。对此，笔者有不同意见。
1.从医疗事故鉴定的主体看，很难保证同行之间的鉴定的公正性。
医疗事故的行为人必须是经过卫生行政部门考核核准或承认，取得相应资格的各级各类卫生技术人员。而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成员，往往是有临床经验、有技术、有权威的各大医院的主治医生，有可能是被鉴定的医院的医务工作者，所以这种鉴定是同行之间的鉴定，虽然患者有申请回避的权利，但对于医疗单位内部的人员又担任鉴定委员会委员的当事人是否享有此项权利未予规定。而且在民事案件中，鉴定委员与委员会并不能以鉴定人的身份出庭质证，造成证据的来源不明。
2.医疗事故鉴定对象的限定性，限制了患方权利的行使。
医疗事故必须发生在诊疗护理过程中，非就诊护理过程中发生的其他伤害，按照其他医疗纠纷处理，而不予鉴定。假如在医院住院期间发生的由医院指派的护工造成的侵权伤害可否按医疗纠纷案件处理？如果把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作为案件审理的唯一证据，那么有很多医疗纠纷案件将只能按照一般赔偿案件处理，这对当事人来说显失公平。
3.医疗事故鉴定判断标准缺少客观依据，导致受害方权益得不到全面保护。
医疗事故要求行为人必须有诊疗护理工作中的过失，这种过失可能是违反规章制度或诊疗护理工作中的过失，也可能是诊疗护理过程中的失职行为，还有可能是业务能力低下而致的技术过失。对于在工作中有可能产生的偶合性不良后果有影响的情况，不认定为医疗事故。这种情况下，在医院诊疗期间患者发生的较为严重的并发症的情况，如果是因为医院诊断过程中未考虑到个体差异的情况，即使存在失误，也可以认定为非医疗事故，或者由于法定操作规程的不完善，或医院的不作为行为造成的患者的严重侵害，也可以不认定为医疗事故。事实上，这样的判断标准不是客观的判断标准，患者的权益得不到全面保护。如（案例3）刘茂华经安定医院诊断，患有偏执性精神病，安定医院给予刘茂华药物治疗，1999年8月30日，刘茂华住该院期间，安定医院按照该院的操作规程，给予刘茂华电痉挛治疗，术后刘茂华下肢站立困难，经诊断为股骨骨折，刘茂华法定人向法院主张安定医院违约，安定医院未履行告知义务，对刘茂华实施电痉挛治疗，导致刘茂华致伤，要求安定医院承担违约责任。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刘茂华在安定医院治疗期间的股骨骨折是否构成医疗事故进行鉴定，结论为：安定医院治疗过程符合该院操作规程，不存在失职行为；骨折是电痉挛难以防范的并发症，认定不属于医疗事故。本案中，刘茂华的骨折与安定医院的治疗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安定医院是刘茂华致伤的侵权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认定了刘茂华致伤是产生了并发症，那就要看安定医院的治疗方法是否得到了刘茂华法定人的同意，同时在这一契约行为中，还要看医院是否将其应当履行的义务尽数履行。此案中安定医院未将可能产生并发症的可能性告知刘茂华，而安定医院的这一过失与刘茂华受伤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法院对此案判决安定医院承担过失责任，并按其责任赔偿刘茂华治疗股骨骨折的损失。
4.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依据的非科学性，剥夺了一部分受害人的权利。
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依据之一是必须达到一定程度的严重损害后果，这一规定本身不具有科学性，也不符合民法保护公民人身权的精神，即公民权利无论大小，均应受到保护。在案例1中，曹静玉腹内埋藏塑料软管是事实，但绝对构不成医疗事故等级，而一个人在二十年间所受的腹痛与精神痛苦，任何人都可想而知，所以此案若仅依据鉴定结论而认定无侵权行为与侵权后果明显不当。
5.医疗事故鉴定有关时效的规定，导致受害人无法就医疗纠纷案件行使诉权。
在我市〈办法〉实施细则中规定了医疗事故或事件发生的时间为超过2年申请鉴定的不予处理。这就导致了一些在诊疗以后发现存在医疗过失或后遗症或发生医疗损害结果时，无法申请医疗事故鉴定及进行医疗卫生行政处理的情况发生。
6.医疗事故鉴定在鉴定程序上存在的缺陷，使当事人双方在原始证据的取得上产生了地位的不平等。
医疗事故鉴定程序规定，鉴定委员会发现鉴定资料不完全、不真实，有权拒绝鉴定。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方当事人故意提供不完全的鉴定材料或者是破坏、隐匿医疗鉴定的相关材料，必然导致相对方承担无法鉴定的败诉后果，因为作为自然人个人不可能具有相应的法学专业知识，同时又不可能在医疗纠份产生之前对证据来源做任何的准备，医患双方在证据的取得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7.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使用时应为书证，在证据认定上不应具有决定性作用。
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应当属于诉讼法中书证的一种，不同于证据中的鉴定结论。在民事审判实践中，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只能作为过错侵权行为的认定依据之一，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人并不以个人的名义参加庭审质证，而鉴定单位作为其他组织，也不会参加庭审，那么这份证据的来源与证明力均相应减低。法院在审查判断证据时，最终的鉴定结沦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8.有关医疗事故的法定标准等规定出现立法置后现象，现有的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定标准存在缺陷。
依据卫生部颁布的相关规定，诊疗行为出现的严重后果必须与医疗过失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排除偶合关系。即采取全或无的判断方式，不进行因果关系的全面判断，在原因方面将事故划分为技术事故与责任事故，而对于技术事故中的责任问题、责任中的技术问题均未规定相应的划分标准。同时，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定标准存在缺陷。我国国务院制定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从医疗行政管理的角度出发，仅规定了医疗事故（包括责任事故、技术事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甚至医疗差错都不承担责任。此规定往往成为非医疗事故案件中的医疗机构的庇护伞。
五、从举证责任看确立医疗过错鉴定制度之必要性
（一）单纯由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弊端
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于自己主张的事实，有提供证据的责任。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行使请求权，向法院提起医疗纠纷诉讼，必须以损害为基础，并且患方要针对诉讼主张提供其真实性与请求权合法性的证据，否则即要承担对自己不利的后果。在此，举证其实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为提出证据，其二为证明作用。
我国关于医疗纠纷案例举证责任的承担问题，依据《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的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除此以外，《民法通则》对医疗纠纷案件未作出明文规定，但根据一般原则，医疗事故是属于过错责任范围，笔者亦同意在医疗纠纷案件中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因为医疗技术尚待发展，疑难病症尚待发现、寻找有效的治疗措施，这门科学有其发展的局限性，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势必造成医方在在医疗工作中的谨小慎微，对疑难病症的治疗缩手缩脚。所以可在实践中确定为过错责任原则，医疗服务之侵权责任属于过错责任，即由患者证明医方的医疗服务具有过错，方能获得赔偿。
在过错责任原则中，行为人应对因自己的过错造成的损害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受害人应对侵害人的过错负举证责任。根据此原则，证明加害人的过错，应当由受害人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包括证明损害事实的存在、损害结果的发生、医疗行为的过错、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在上述证明的过程中，对当事人来讲最难的是证明力，也就是证明医疗行为的过错、医疗行为的过错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患者不具有医疗知识与技术，而医疗活动是医生运用专门的知识、技能，通过药物或工具设备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人体，目的在于消除缓解人体的伤病痛苦并尽可能使人体康复的一种专门活动。医疗技术具有专业性强的特点，病人要证明医疗行为过错的存在以及过错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非常困难，而且即使是掌握一般医学技术知识也很难，这就出现了作为患者或患者家属的自然人的一方当事人举证不能的情况。如在上述案例3中，刘茂华的损害结果非常之明显，为腿部股骨骨折，但就刘茂华损害结果在被定为并发症的情况下，此并发症的发生是否存在医疗行为中的过失、过失在导致损害结果发生上的作用，均无法证明，刘茂华法定人为大学教授，但仍旧无法就此提供相应的证据。
对此，在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中根据事实本身证明的原则，依据案件中损害事实的存在，患方即可提起诉讼。在审理中陪审团根据一般情况下患者的康复情况来对案件中当事人是否构成损害、损害与医疗行为过错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来作出判断，同时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和被告可以共同指定医学教授和专家作为证人现场进行评判，提出自己的论证意见。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中，采取“表面证据的原则”来审理判定医疗责任，即依据医疗纠纷案件中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来对侵权行为的可能性作出判断。我国有学者认为，应当由患方承担损害后果的责任，而由医疗单位及其医务人员承担医疗侵权责任中的无过失举证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即如果医疗单位或医务人员不能就其医疗行为无过失承担举证责任，也不能就其医疗过失提出免责事由，就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二）审判实践中存在多种举证责任方式及完善建议
在审判实践中，医疗纠纷案件中举证责任的方式主要有患方自行举证、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由法院依法行使职权收集证据，召开专家论证会等几种不同的方式，对此，笔者认为，应予统一。
医疗纠纷事故处办法篇10
如何有效解决这一日益凸显的矛盾?在所有的方法中,医疗责任保险被公认为是既能降低医院风险,又能保障患者权利的“良方”。这一险种虽然在我国问世时间不长,但很多保险企业都在积极探索,希望使之早日发挥重要作用,在医患之间架起一座理解的桥梁。
在实践中,保险公司总结的几个方面值得借鉴。
首先根据我国的法律环境,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来处理医疗纠纷。医患纠纷的产生有其复杂的社会政治及经济背景,目前我们国家现有的社会环境、法律环境和执法力度都不成熟和完善,由保险公司独揽医疗纠纷处理的条件和时机都不具备。为此,保险公司认为医疗纠纷的解决需要依靠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其中包括司法、公安、民政等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需要医疗机构、保险公司、协调中心的通力合作,应该制定以防为主、以调为辅,调防结合的方针,从而确定公司开展好医责险的战略方针,并建立专业化管理团队。
其次,建立医疗纠纷防范体系,弥补保险公司在临床医学专业上存在不足的问题。在这方面,太平保险公司的做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2004年初,太平保险公司和北京医学教育协会合作成立了医疗纠纷协调中心,聘请退离二线的各学科专家,组成专家组和解决医疗纠纷的协调中心。
具体来说,就是医疗纠纷调度办公室负责受理医院上报的医疗纠纷,把接报的医疗纠纷有针对性地在4个工作站中就近分配,力求快速及时处理;工作站调解工作结束后,把调解结果转到案例整理办公室,疑难杂病交案例鉴定部做出鉴定结论,案例鉴定部的鉴定作为案例整理办公室宣教培训部的分析依据;案例鉴定部汇集转来的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在律师办公室的协助下编辑讲义和教案,并从中筛选出典型的具有教育意义的案例材料转往宣教培训部,最后这些案例材料汇总到办公室保管存封;宣教培训部的职能是对医务工作者进行后期教育,所用的第一手材料均来自案例鉴定部;律师办公室除参加诉讼、调解医疗纠纷外,还参与编写宣教课程等工作。
此外,积极参与加强对医务人员的普法教育,提高医护人员的法律意识,督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出相应的管理措施。比如让医护人员正确认识与患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医患之间体现出相互平等及告知的责任,为避免和减少医疗纠纷,医务人员应成为患者亲切的交谈者、仔细的观察者、耐心的倾听者、精心的医护者。还包括严格执行病历书写规范,强化医务人员的自我保护意识。
由于举证责任的倒置,使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认识到病历已不再仅仅是教研的重要资料,还是一本完整的法律文书,是诊疗护理过程的真实记录,是医疗纠纷解决过程中最重要的证据。让医务人员要重视医疗行为中的细节问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每一医疗环节都要重视,特别是工作中的细节,许多大的医疗事故往往就是由于一点点小的疏忽造成的。
作为冷静的旁观者和积极的参与者,太平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在解决医患纠纷中还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比如,要想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有效的管理措施是必不可少的。在工作实践中太平北分工作人员发现,有些医疗机构参保后放松了对医疗质量的管理,医疗事故频发,极大地损害了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声誉和患者的合法权益,因此建议对于那些重大医疗事故和过失,卫生行政部门应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要求医疗机构上报,或保险公司直接上报,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其责任人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出相应的处罚(只对责任人,而不是医疗机构),并进行通报,使大家吸取血的教训,从而减少和遏制医疗事故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