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篇1
关键词：儒家思想；正统思想；社会需求；创新性；传承性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062-02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提倡礼治，在法律上主张德主刑辅，主张“无讼”。后期的儒家学派代表人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符合时代需求的思想体系，并被秦汉以后的历代封建这所采纳，成为了封建正统思想。
一、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发展历程
儒家思想自产生以来，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春秋至汉初的消沉时期
儒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时期，春秋战国属于混战时期，礼治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趋势，儒家思想在当时的混乱年代必然无法得到重视。
先秦时期，李悝携《法经》入秦，秦始皇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国家。法家思想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秦朝将法家的思想推向了极致，立法上采取严刑峻法的策略，同时实行文化专制。
汉初的统治者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基础上，认识到了仁政的重要性，一味的严刑酷法会导致政权的颠覆。因此，汉初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儒家的思想不断得到重视。采用儒、道、法相结合的黄老思想为指导，主张清静无为、约法省禁、与民休息、尊主安民。这一时期的黄老思想吸收了儒家的思想，为儒家思想后期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二）汉武帝时期到魏晋南北朝的确立以及发展时期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采纳，儒生们可以参与礼法和注释现行的法律，逐步开始实现引礼入法。儒生们可以参与礼法和注释现行的法律，逐步开始实现引礼入法，将儒家思想注入维护封建统治的律法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战乱时期，但这一时期却是中国历史思想大发展和大繁荣时期。儒家思想的封建正统思想地位得到不断的巩固，引礼入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八议”、“重罪十条”等等，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在律法中的地位。
（三）隋唐到清朝的完善以及巩固时期
隋唐时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不断得到完善，尤其是唐朝。唐朝是封建社会的繁盛时期，经济较之前的朝代有了极大的发展，随着唐朝开明政策的实施，文化也出现了大繁荣的景象，中华法系基本得以确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的结合不断完善并达到最高水平。
从唐朝之后一直到清末，历代的统治者都继承了前朝的律法，虽有局部的修改，但贯穿于其中的儒家思想却被不断的继承下来，并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得以不断巩固。
二、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的成因
汉代的统治者在总结秦亡的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单纯的严刑酷法无法维护政权的长久统一，这就使得儒家的思想再次得到重视，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逐步稳定并不断深化。儒家思想在各流派思想的竞争中能够脱颖而出，被统治者重用，经久不衰，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并非偶然，有其形成的必然性。我认为，儒家思想能够成为封建正统思想主要有以下成因：
（一）与封建社会的需求相契合
儒家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得以生存并不断的发展，以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存活到封建专制制度的解体，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儒家思想能够满足当时的社会需求。
首先，就统治者来说，儒家思想与统治者想要实现封建大一统，君主专制统治的愿望相吻合。儒家思想经孟子、荀子的修正发展到汉代董仲舒时，他竭力把人事政治与天道运行附会而强力地组合在一起，同时将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和法家的君主集权思想捏合在一起，主张“一统于天子”，这一主张的提出正好与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相契合，从而使得儒家思想逐步成为了封建正统思想。此外，儒家思想中的很多主张对于实现君主专制都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儒家思想提倡礼治，在占据统治地位后，儒生们开始致力于引礼入法。从汉代开始到清末修律之前，儒家思想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并使得引礼入法不断发展，礼与法实现了完美的结合，礼法的结合不断的加深对封建伦理纲常的维护，用“三纲五常”规范来维持家族秩序，强化君权、父权、夫权，运用这种道德的教化作用来解决小农经济的分散不利于管理的现状无疑是可行的。此外，虽然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但统治者并没有完全忽视法律的作用。在法律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统治者已经意识到法律作为固定的措施确定下来对于维护统治的好处是肯定的，但也认识到了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和谐等观念对于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儒家提出的“德主刑辅”、“以刑去刑”的主张，强调教化的作用的同时，也主张用刑罚来对付反抗的臣民，一方面用政权和法制的强制力来维持国家的统治，另一方面用道德教化来驯化全体臣民为皇帝效忠，这种恩威并施的策略对于维护君主专制统治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再如，儒家的“无讼”思想，强调依靠有一定地位的人按照乡规民约来处理人们之间的纠纷，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伦理纲常的地位，压制了人民的反抗意识，也能够减轻国家设置行政机构的负担。
其次，就人民来说，儒家思想符合了人民大众的心理，尤其是大部分以农业为主的人民的心理。第一，以农业为主的的传统社会将农民与土地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这就造成了农民愿意循规蹈矩，追求和谐的心理，而儒家思想正好符合广大农民的心理需求，儒家提倡礼治，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纠纷的解决，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一套标准的行为模式，这无疑符合了农民愿意循规蹈矩的心理。而儒家的“无讼”思想也与农民追求和谐的观念相吻合。第二，农业社会里，家族的地位有着及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提高农业产量的需要还是农民传统思想里对于家庭的重视都决定了家族地位的重要性，而儒家提出的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对于家族秩序的维护有着极好的规范作用。一方面，家长的绝对控制权有利于家族的稳定，家族的稳定更利于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伦理纲常作为维护家族秩序的准则是能够被农民的传统思想所接受的。这些特点都决定了儒家思想被广大农民接受并遵守。
（二）创新性保障了儒家思想生命力的旺盛
儒家思想从被确立为封建正统思想开始到在封建社会的两千多年里一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存在离不开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对于儒家思想的不断创新。
春秋末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主张以礼治国，战国中期的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虽然在春秋战国这个诸侯战乱的时代儒家这种单纯的“仁政”并不能解决当时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当权者的重用，但孟子对于孔子思想的发展却是值得肯定的。战国后期，看到法家学说在各国变法运动中所显示出的具大的威力和功效，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将法家的“法制”思想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明确提出了既“隆礼”又重法的思想主张。汉武帝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董仲舒对于儒家学说的创新最终使得儒家思想作为儒家正统思想得以确立。
正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的这种不断创新的精神使得儒家思想能够在不断的探索中契合了当时的社会需要，从而保障了其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直到封建体制的瓦解才失去其生命。
（三）传承性保持了儒家思想的持久性
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经久不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儒家思想的不断传承。这里的传承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儒家学派的继承人对于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到孟子对于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再到荀子的不断完善以及董仲舒的新儒学的提出无不体现了这种继承性。其次是历代统治者对于前朝思想以及律法的批判性继承。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经历了诸多次的朝代更替，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选择不抛弃前朝的统治思想和律法，这一明智的做法使得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不断得以传承。
三、结语
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统治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虽然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儒家思想的正统思想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但并不是说儒家思想在今天应该完全被否定。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辩证的态度去正确的认识儒家思想，既要对儒家思想中的落后观念进行否定，也要对其合理的观念进行创新性的继承，从而更好的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参考文献：
〔1〕佘经林.论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及其法律化[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96，（1）.
〔2〕王霄燕，陈凯.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原因初探[J].山西大学学报，1998，（4）.
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篇2
但是近代以降，随着西学东渐进程的加剧，特别是西方思想文化的东渐，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现代化进程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西学对中国文化具有的决定性因素，使中国主流思想文化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被作为封建落后的文化遭到空前的批判、否定和抛弃，在中国思想文化界，西方的思想文化成为中国人膜拜、效仿的对象，于是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笼罩下失去了昔日的光辉，更谈不上中国文化融合外来文化的能力了。
在人们极力引进、吹捧西方文化、并以西方文化来改造、建构中国文化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在研究文化的时候，我们除了借用西方的学术术语和学术思想，几乎找不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因素，面对文化建设，我们已经无法用中国传统思想来表述现代的文化，中国文化处于“失语”状态，中国文化除了被外来文化融化外，很难再找到中国文化“化外”的功能。
中国文化曾有过“化外”的辉煌
中国思想文化现代以来的“失语”，并不表明中国思想文化缺乏“化外”的功能，在历史上中国文化曾有过辉煌的“化外”历史，最成功的范例就是东汉以来佛教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融合和会通，儒、释、道三教合流并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东汉开始，佛教传入中国。作为和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儒学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在当时的思想领域产生了极大的震荡，开始了和中国本土文化冲突。因为儒学、佛学、道家所宣传的教义不同，三家所呈现出来的思想文化各有特色，所以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就不一样，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儒家思想主要影响于政治社会制度和公私生活的一切方面，而佛道两家却于思想信仰层面似乎更胜擅场。在东汉以前，影响中国思想文化的主要是儒家，道教产生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后，儒家独尊的地位受到挤压，儒家思想因与两家不同而产生冲突。虽然在政治社会层面儒家仍然高高在上，但在人们的精神信仰方面，佛教和道教利用自身的教义，影响着世俗的精神生活。不论是帝王还是世俗百姓，崇佛信道的大有人在。从龙门石窟、云冈石窟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留存下来的那个时代的石窟佛龛可知，不仅仅代表着那个时代宗教艺术的辉煌成就，而且也告诉人们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佛教在中国是何等的盛行。
虽然佛教从传入中国以后就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但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儒家的冲突一直没有停止，甚至还出现了武宗灭佛这样的历史事件，可想而知儒佛之争是何等的惨烈。在很长一段时间，崇佛、排佛一直是思想文化交锋的主线，儒佛之争说穿了就是以捍卫儒家道统的学者和佛教徒关于儒学和佛学价值和作用的争论，也是本土思想文化和外来思想文化谁主沉浮的较量。从东汉到隋唐甚至宋初，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的交锋，基本上都停留于表面，我说我的，你说你的，论战双方都没有沉下心来仔细研读对方的思想理论。尽管交战激烈，却趋于表面。从唐朝排佛领袖韩愈、柳宗元以及宋初“三先生”对佛教的排斥，就可以看出当时两种思想文化冲突的激烈程度。
韩愈是在儒学思想甚浓的环境中长大的，后来尊崇儒学并自视为儒家正统的接班人，在《上宰相书》中，自诩：“业者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39页）他一生的志向就是“抵排异端，攘斥佛老”（《进学解》，《韩愈全集校注》，第1909页）。他从儒家卫道士的立场出发，高举灭佛的大旗，用犀利的文字抨击佛教，最著名的排佛文章有《原道》《论佛骨表》。在这些文章中，他历数了佛教的种种罪恶：佛教为夷狄之法，中国人不应该信奉；佛教传入中国，导致中国社会动荡、王朝更迭加速；人们痴迷佛教，伤风败俗，有损孔孟传统；佛教是外来宗教，不应该对他顶礼膜拜。表现了对外来文化的极度排斥的心态。
到了宋初，以“三先生”为代表的儒士，同样对外来文化―佛教抱有极度的敌意。他们从维护儒家的道统出发，批判佛教“非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宾客、朋友之位，是悖人道也”（《徂徕先生集》卷七《宗儒名孟生》）。石介自命“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徂徕先生集》卷五《怪说・中》），表现出与佛教毫不妥协的姿态。孙复更是站在儒家道统的立场，力辟佛老，痛斥佛教为异端邪说，“去君臣之乱，绝父子之威，灭夫妇之义”（《睢阳子补集》）。宋初的儒学之士对佛教的抨击，只是单纯从儒家正统出发，对佛教教义并没有深入研究，很显然这种批评并没有击中佛教的要害，因此显得软弱无力。
面对儒学之士的抨击，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不得不面对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的抵触开始适合中国生存的变革，于是佛教开始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悄然变化，不论从教义还是其他方面，逐步吸纳中国本土文化的精髓，儒佛互补、儒释道合流开始在思想文化领域慢慢启动。儒佛互补，其实就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互动，儒家吸收佛教的精神，佛教吸纳儒家的精髓，从相互抵触到相互吸纳，并形成新的思想文化。儒佛互动的历史进程，从佛教进入中国就已经开始，禅宗的形成就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结果。而宋学等同样吸纳佛教的养分，自此而后，儒释道合流并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儒学依然占据统治地位；而佛道亦能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存发展，中国文化的“化外”能力成为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范例。
中国文化“化外”的经验
佛教中国化、儒学融合佛教的历史经验，开启了两种不同文化融合互补的成功范例。禅宗集中显示的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以至于自唐以后不领会禅宗思想就不能参透中国思想文化。同样，宋以后的儒学也包容了佛教的一些思想精髓，并形成新的儒学学派，影响着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文化发展到这一地步，不得不迫使人们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的本土文化―儒学如何融合才能成功，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化外”能力在何种情况下才能确保两种不同文化融合成功？
细细思考这个问题，或许对今天中国文化的“失语”有所借鉴。
第一，文化融合的前提是“固本”。唐之前，儒佛势同水火，针锋相对，前提就是各自不认同，都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文化。唐之后，矛盾和冲突虽然未能彻底解决，但已经开始融合。佛教的中国化表明佛教积极吸纳儒学的精神养分，向儒学靠拢，同时不再挑战儒学的正统地位。儒学之所以能接纳佛教，也是因为儒学正统的根基没有受到佛教的冲击，在高扬儒学的旗帜下，在儒学地位不动摇的前提下，吸纳、融合其他文化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儒佛道三教合流正是在固守儒学的前提下完成的。如果佛教不肯放弃外来文化高贵的身躯，凌驾于儒学之上，并时时想取而代之，文化的融合也就不可能。正是因为佛教中国化，依托的母本是中国本土文化，这才有了儒佛互补的可能。放弃根本，照搬人家，中国文化不可能“化外”，佛教也就不可能中国化、儒学化。
第二，儒、佛、道三教之所以能合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文化的“化外”能力的强弱与国力、国势的强盛的关联。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之所以处于被否定、被批判的地步，并被作为封建落后的文化代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与近代中国孱弱、被西方列强欺凌的现实有关。从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来看，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与文化发达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强大的国力作支撑，文化也就不可能繁荣昌盛，从汉唐盛世直到明清，中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因此在外人看来，中国文化也就代表着当时最优秀的文化。从文化互动的规律出发，只有先进的文化才能融合落后的文化，中国文化“化外”、中国文化具有话语权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第三，两种思想文化的融合、会通和互动，就是必须保持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的态度，如果一方想凌驾于另一方之上，一种文化想征服另外一种文化，文化融合就不可能实现。儒学之所以能融合佛教，与唐宋以后两种思想文化的相互切磋有关。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与中国本土文化水火不相容，两者攻伐不断。随着冲突加深，也迫使两种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渗透、交融，尤其是宋代以后，不仅很多僧侣与当时的士大夫都是好朋友，“援儒入佛”“援佛入儒”成为当时有名的僧人和儒士共同的取向，只有平等的心态，才能心平气和地探讨学术问题，才能不带情绪化地深层次了解对方。如宋代的智源和尚除了佛学修养外，“旁涉老庄，兼通儒墨”，对于儒、佛，他认为“言异而理贯，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所以“儒乎，释乎，其共为表里”。（《闲居编》卷十九《中庸子上》）当时的许多士大夫也有同样的认识，如王安石就认为：“佛书，乃已经合，盖理如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三）正是能够保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文化心态，两种文化才有可能吸收、融合。
第四，文化融合的目的不是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而是本土文化吸纳其他文化并在文化上创新。宋明理学的产生，既是坚持儒家道统的结果，又是吸取佛道等思想文化的产物。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不是儒家消灭佛道，也不是佛道取代儒家，儒家的正统地位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加强；佛道也没有被儒家蚕食，反而在吸纳儒家的成分后，进一步被中国人接受，儒、佛、道真正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观明末清初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失败，走的就不是文化融合的路径，作为传教士的汤若望、南怀仁、利玛窦等，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基督教文化取代中国思想文化，不论是汤若望试图让顺治皇帝归顺基督教，还是南怀仁尝试让康熙皈依基督教，其结果只能是失败，失败的原因就是在文化会通上，西方的传教士没有采取互相尊重、平等对待的态度，试图以基督教思想文化征服中国思想文化，这种做法是绝对行不通的。像康熙朝发生的“礼仪之争”，不能仅仅从表面上理解为不同的礼仪差异，实则是两种不同文化融合的路径之争。罗马教皇严禁“祀祖祭孔”，一副高高在上的霸权行径，岂能不引起中国人的反感，所以康熙皇帝下令从此以后洋人不得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张西平：《中国与西欧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
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化外”的能力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所以能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对于异域文化能处在主导地位，保持长期的话语权，就是在面对异域文化渗透的时候，坚持本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再会通、吸纳、融合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并有所创新。
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篇3
年份考点题型试题分布2014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唐代“三教合一”潮流宋明理学明清之际的儒学思想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早期的西学东渐古代中国的文学成就汉字的起源演变选择题山东卷文综第13题，天津卷文综历史第2题，海南卷历史第1题，上海卷历史第12题，北京卷文综第12题材料解析题天津卷文综历史第12题选择题全国新课标Ⅱ卷文综第25题，江苏卷历史第1题，海南卷历史第2题，全国新课标Ⅰ卷文综第24题，上海卷历史第5题材料解析题安徽卷文综第37题选择题全国新课标Ⅰ卷文综第25题选择题全国新课标Ⅰ卷文综第26题，浙江卷文综第12题，广东卷文综第15题，全国大纲卷文综第17题材料解析题山东卷文综第38题选择题浙江卷文综第12题选择题重庆卷文综历史第5题，江苏卷历史第3题，北京卷文综第13、15题材料解析题全国新课标Ⅰ卷文综第40题选择题上海卷历史第11题选择题北京卷文综第12题，广东卷文综第15题，重庆卷文综历史第1题，四川卷文综历史第3题，全国大纲卷文综第13题，广东卷文综第15题，北京卷文综第15题选择题广东卷文综第12题2015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儒家思想宋明理学明清之际的儒学思想选择题山东卷文综第13题，安徽卷文综第12题，四川卷文综历史第1题，海南卷历史第1题选择题全国Ⅱ卷文综第24题材料解析题全国Ⅰ卷文综第40题，全国Ⅱ卷文综第40题，上海卷历史第40题，天津卷文综历史第14题选择题海南卷历史第5题，北京卷文综第15题，浙江卷文综第12题材料解析题山东卷文综第38题，江苏卷历史第21题，广东卷文综第38题选择题福建卷文综第17题材料解析题安徽卷文综第36题，天津卷文综历史第14题2015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早期的西学东渐古代中国的文学成就汉字的起源演变选择题浙江卷文综第17题选择题上海卷历史第10题选择题江苏卷历史第3题，重庆卷文综历史第2题，四川卷文综历史第3题，福建卷文综第16题材料解析题海南卷历史第26题选择题广东卷文综第12题材料解析题北京卷文综第37题从2014年高考以来，全国新课标Ⅰ卷加大了对必修3的考查力度，与必修1、必修2可以说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从上表统计可知，必修3中古代中国思想、科技与文艺是近两年高考的高频考点，尤其是古代中国思想和科技。考查内容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老子与孔子、百家争鸣、汉代儒学、宋明理学、明清之际的儒学思想等）、古代中国科技（四大发明、早期西学东渐、中西科技对比等）、古代中国文学（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汉字的起源、演变等。题型既有选择题，也有材料解析题。
根据考纲及高考命题趋势，对2016年高考预测如下：提供新材料，设置新情景，考查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发展演变、阶段特征、与其他学说的关系、与西方同期思想的对比；古代中国科技的辉煌成就、中西科技对比；古代中国不同时期的文学形式、时代特征、演变特征；中西文化特征的对比等。
【金题点睛】
示例1（2015年海南卷历史第1题）先秦诸子百家既相互辩难，也相互影响。儒家与法家主张的共通之处是
a.重农抑商B.强调制度与秩序
C.厚古薄今D.重视道德与人伦
【答案】B
【解析】重农抑商由法家提出，a项错误；法家倡导法治，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儒家注重贵贱有序的等级秩序，B项正确；厚古薄今主要是儒家的思想主张，C项错误；重视道德与人伦是儒家的主张，D项错误。
变式练习（2015年四川卷文综历史第1题）战国中后期，思想领域出现融合倾向。下列选项最能反映这一倾向的是
a.克己复礼B.礼法兼用
C.民贵君轻D.选贤举能
【答案】B
【解析】“克己复礼”是春秋时期孔子提出的主张，a项错误；“礼法兼用”是战国末期儒家代表人物荀子提出的思想主张，该思想将儒家与法家的观点相融合，B项正确；“民贵君轻”是战国时期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提出的思想主张，C项错误；“选贤举能”是战国时期墨家的创始人墨子提出的思想主张，D项错误。
示例2（2015年上海卷历史第10题）在一张地图上，出现了“欧逻巴”“亚细亚”“地中海”“大西洋”“尼罗河”等汉字地名，“大地是球形的”这一观念被引入了中国。这张地图的绘制者是
a.沈括B.马可・波罗
C.利玛窦D.徐光启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早期的西学东渐。材料中这些地理名词是明清时期由传教士带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参加编绘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传播西方一些地理观念，C项正确。
变式练习（2014年上海卷历史第11题）为了完成图1“中外文化交流”时间轴，在“？”处应填上
图1a.日本派出遣唐使
B.严复所译《天演论》发表
C.火药传入阿拉伯地区
D.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
【答案】D
【解析】从图中时间轴可以看出，“？”处应处于明朝时期。日本派出遣唐使是在唐朝，a项错误；严复所译《天演论》发表于1897年，B项错误；火药传入阿拉伯地区是在13世纪，C项错误；明后期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D项正确。
示例3（2015年江苏卷历史第3题）景帝时，司马相如的赋没有引起天子注意。武帝时，“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言语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成帝时，奏御者千有余篇。由此，对赋的理解不正确的是
a.契合时代的文化需求
B.为统治者“润色鸿业”
C.宣扬道家的无为思想
D.为阅读者“铺陈气势”
【答案】C
【解析】西汉司马相如是汉赋的代表人物，汉赋辞藻华丽，手法夸张，表现出大一统时代恢宏的文化气度，a项正确，不符合题意；武帝时，“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悦”，表明汉赋为统治者服务，B项正确，不符合题意；武帝时，已改变无为为积极有为，C项错误，符合题意；赋多用铺陈叙事的手法，D项正确，不符合题意。
变式练习（2014年四川卷文综历史第3题）太史公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据此可知，司马迁认为，司马相如作赋
a.重视吸取西汉败亡的教训
B.旨在批判当时的奢靡世风
C.创作形式与《诗经》一致
D.注意克服文辞铺张的弊病
【答案】B
【解析】司马迁、司马相如均为西汉人，其生前西汉未败亡，a项错误；据材料，司马相如的赋“其要归引之节俭”，且“此与《诗》之风谏何异”，联系《诗经》中对社会黑暗腐败的批判，可推知他们都提倡节俭，反对奢靡，B项正确；赋形式铺排华丽，散文韵文并用，而《诗经》以四言为主，较为平实，C项错误；据材料“相如虽多虚辞滥说”，可知司马相如未克服文辞铺张的弊病，D项错误。
【重点破解】
一、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一）演变历程
1.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创立与发展
（1）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仁”和“礼”的学说，创立儒学。
（2）战国时期，孟子将孔子的政治主张发展为“仁政”，提出“民贵君轻”，主张“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治国应以礼教为主，礼法并施。儒学影响力扩大，成为蔚然大宗。
2.汉代儒学成为正统
（1）以儒家思想为骨干，融合阴阳家、黄老思想及法家思想，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
（2）新增“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大一统”等内容。
（3）汉代对儒学的改造，有利于巩固国家统一，维护封建统治；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和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确立了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主的权力。
3.宋明儒学发展为理学
派别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代表程颢、程颐
（发展理学）朱熹（理学
集大成者）陆九渊
（开创心学）王阳明（心学
集大成者）不
同
点哲学
思想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地位明初取得统治地位未取得统治地位对“理”的解释“理”是万事万物的本原，先有理后有物理之源在于天理，天理就是三纲五常“心即是理”，“心”是万物的本原“心外无物”“心即是理也”方法通过“格物致知”的方法去体会、贯通“理”（向外）“理”就在自己心中，求“理”就是进行内心的反省（向内）相
同
点地位都属于宋明理学的突出代表，把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内容都继承了孔孟“仁”“礼”的思想，都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理”，“理”是儒家伦理道德本质都以儒家伦理道德纲常来约束社会，维护专制统治，遏制人的自然欲求影响用三纲五常维系专制统治，压抑、扼杀人们的自然欲求，有利于维护专制统治；重视个人主观意志力量，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到了积极作用4.明清对传统儒学批判继承
（1）李贽及其思想：他自称“异端”，力图冲破传统儒学的束缚，有强烈的追求个性和发展经济的要求。
（2）明末清初三大进步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主张：①政治上，反对封建君主专制。②经济上，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③思想上，提出“经世致用”的思想。
（二）诸子百家中相反的观点
（1）在治国上，儒家主张实行“仁政”，反对严刑峻法；而法家主张法治，强调严刑峻法。
（2）在人性上，孟子主张“性本善”；而荀子主张“性本恶”。
（3）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荀子主张“制天命”；而庄子主张“顺自然”。
（4）在人生态度上，儒家强调社会责任；而道家主张逍遥的人生态度，强调超脱。
（三）儒家思想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地位及原因
历程地位原因春秋战国创立和发展时期儒家思想受到统治者的冷落“仁政”“德治”等主张虽然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但在诸侯争霸、战乱不断的年代，其主张不适应当时激烈的社会变革秦朝时期儒家思想受到压制秦统一后，儒家依旧遵循旧的主张，非议郡县制，站在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对立面，不能为统治者服务汉代儒学改造时期儒学处于独尊的地位董仲舒提出“大一统”“天人感应”等新内容，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适应了当时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宋明儒学转型和成熟时期儒家思想正统地位更加稳固儒学更加理论化、体系化和思辨化，逐渐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儒家思想发生了转型，理学产生并发展到心学，更加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明清之际批判继承时期正统地位受到冲击，但仍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和封建统治腐朽（四）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和欧洲启蒙思想的不同
比较项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欧洲的启蒙思想背景经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与缓慢发展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有较大发展政治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压制封建专制阻碍思想程朱理学、八股取士束缚和限制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性质本质上仍属于封建思想的范畴属于资产阶级反封建思想主张政治上：反对君主专制，提倡“人民为主”。经济上：主张“工商皆本”。思想上：批判继承传统儒学政治上：提出三权分立、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社会蓝图。经济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思想上：反对君主专制，提倡自由平等地位没有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成为17―18世纪欧洲的主流思想作用是儒学的新发展，没有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革与转型推动了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二、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
1.古代中国科技的特点
（1）先进性：四大发明、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在世界上遥遥领先。
（2）广泛性：在数学、天文、历法、冶炼、造纸、印刷、造船、航海、建筑、医药学、农学、水利工程、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等方面都有重大成就。
（3）实用性：生产的需要推动科技发明，科技发明又服务于农业、手工业生产等。
（4）经验性：古代中国科技著作大多是对生产经验的记载和总结或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记录。
（5）封闭性：由于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科学技术难以推广，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具有很大的封闭性。
2.古代中国科技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原因
（1）中国确立了封建制度，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封建国家在科技发明中起了相当重要的组织和支持作用。
（2）统一是历史的主流，社会相对稳定，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3）国内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各民族互相学习，共同创造了古代文化，并能不断吸取外来先进文化提高自己。
（4）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为科学技术的继承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5）统治阶级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从事科技文化事业的人才。
（6）古代中国农业、手工业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推动了科技发展。
（7）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创造等。
3.16―18世纪中国传统科技没能发展为近代科学的原因
（1）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但封建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对科技的发展提出迫切要求。
（2）明清统治者仍然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严格限制手工业的生产规模，压制手工业发展，不利于科技成果的产生、推广和应用。
（3）明清统治者加强文化专制，禁锢了思想，窒息了学术氛围，不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
（4）当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中国封建统治者又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中西文化的正常交流。
总之，当时腐朽的封建制度使中国没能产生与欧洲相似的近代科学。
三、古代中国的文学艺术
1.如何分析某个朝代文学艺术繁荣的原因
（1）经济因素：分析当时的经济是否繁荣。
（2）政治因素：分析当时的社会是否安定或者相对安定；分析国家是否统一，政治是否开明；分析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是否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分析各民族间和中外之间是否存在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的因素等。
2.宋元文化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1）特征：①科技上，宋元时期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广泛使用的时期，更是外传西方的重要时期。②思想上，理学出现，标志着儒家思想的成熟。③文学上，宋元时期，词、曲相继成为文学的主要形式，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扩大。④书画艺术上，风俗画盛行，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宋代宫廷画盛行；强调以景写意、抒发作者个人内心情感的文人画产生。
（2）影响因素：
政治中央集权的加强宋元时期，理学兴起，并逐步成为官方哲学，适应了中央集权政治发展的需要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不同宋朝知识分子地位较高，促进了宋朝文化的全面繁荣；元朝知识分子地位较低，促进了元曲的形成与繁荣国家的分裂和统一宋朝国家分裂，两宋文学家多忧世之作，影响了两宋诗、词的创作风格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民阶层队伍的扩大科技印刷术的发展印刷术的发展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传播【强化训练】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12个小题，每小题4分，共48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图2形象地反映了
图2a.君主专制的演化B.商品经济的发展
C.儒家思想的发展D.传统科技的兴衰
2.文学艺术是一定时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习俗的反映。下列文学作品全方位、多角度地再现西周时期社会环境、世态人情的是
a图3B图4C图5D图63.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于是从武帝以后，汉代的做官人渐渐变成都是读书出身了。……从汉代起，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府……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士人政府”形成的思想条件主要是
a.法家思想的确立
B.黄老之学被推崇
C.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
D.程朱理学的盛行
4.《春秋繁露》载：“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这表明董仲舒
a.强调君主专制的合法性
B.以天命强化儒家的德治理论
C.推动儒家思想的神秘化
D.提出以暴力废除暴君的革命理论
5.隋朝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的主张，又称“三教合一”，主张以儒学为主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唐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即尊道、礼佛、崇儒。这一变化的出现是由于
a.儒学正统地位不断受佛道冲击
B.为了发展和完善儒家思想的需要
C.唐朝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广泛
D.统治者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
6.“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关于人生追求，我们也许会吟诵“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上述词句依次运用的文学形式分别是
a.楚辞、汉赋、唐诗
B.楚辞、宋词、唐诗
C.唐诗、宋词、楚辞
D.唐诗、宋词、元曲
7.李约瑟在《中华文明科学史》中说道：“中国之所以未能发展出现代的科技，问题不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缺乏逻辑推论思维），而在于中国传统上以儒士大夫为首，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文化……”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儒家思想重人伦不重实用是导致中国现代科技落后的主要原因
B.缺乏逻辑推论思维是导致中国未能发展出现代科技的主要原因
C.思想文化专制禁锢中国文人的思想导致中国现代科技未能形成
D.科举、四民观念等使中国人轻视科技进而造成现代科技的落后
8.图7《一团和气》粗看似一笑面弥勒佛盘腿而坐，细看却是三人合一：左为一道冠老者，右为一方巾儒士，二人各执经卷一端，团膝相接，相对微笑；弥勒佛手搭两人肩上，借用道者与儒士的五官，合成一张正面像。它体现了古代中国的一种社会思潮。对这一思潮表述正确的是
图7a.隋唐时期初露端倪
B.推动了宋代儒学新体系的诞生
C.“三教合归佛”为其核心内容
D.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9.图8和图9分别是北宋“理学五子”籍贯分布图和明末清初儒学家籍贯分布图。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图8图9a.西学东渐的影响
B.文化中心的南移
C.经济重心的转移
D.政治中心的东迁
10.宋明理学家倡导的“存理去欲”或“存心去欲”的修养论、“格物”或“格心”的认识论、“成贤成圣”的境界论、由“齐家”而“平天下”的功能论，均反映出理学家
a.注重研究自然科学
B.以天下为己任
C.注重研究人文科学
D.关心社会进步
11.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评论道：“夫专制之威至明而极，故专制之至明而显。梨洲（黄宗羲）责民之古义，不啻向专制天下之制度作正面之攻击。使黄氏生当清季，其为一热烈之民权主义者，殆属可能。然而吾人细绎《待访录》之立言，觉梨洲虽反对专制而未能冲破君主政体之范围。故其思想实仍蹈袭孟子之故辙，一未足以语于真正之转变。”萧公权在此认为黄宗羲
a.具有近代民权主义思想
B.没有超越传统儒家思想的范畴
C.彻底否定君主专制政体
D.反映了早期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
12.清史专家黄爱平指出：“明末清初，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传统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转折阶段……在天地翻覆的磨难中，中国传统学术（儒家思想）完成了由宋明时期的思辨哲学向清代传统经学的转变。”对该材料解读最准确的是
a.政治环境的变化影响学术思想的发展
B.明清儒家力图恢复先秦的儒家学说
C.明清儒学比较全面地指出理学的弊端
D.清代传统经学利于近代民主思想产生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2个小题，其中第13小题28分，第14小题24分，共52分）
13.（28分）历史叙述、历史解释和历史评价是历史学习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材料一
图10材料二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世人习而不察，辄怪乎刑狱之日繁，盗贼之日炽，岂知小说之于人心风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清]钱大昕（1728―1804年）《潜研堂文集》
（1）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参照图10并结合所学知识，叙述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20分）
（2）“将零散而混乱的过去信息整理成有条理的历史知识是历史解释的基本任务；探讨因果是历史解释的重要形式。”根据对历史解释的认识，结合所学知识，解释材料二中作者的观点。（8分）
14.（24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宋代在哲学方面突破了五代以来沉闷墨守的局面，伴随通经致用，讲求义理以及疑古思潮的兴起，出现了以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等诸多流派。……宋儒诸子融汇各家，援佛入儒，建构成新儒学体系，不仅升华了抽象思辨，而且高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
――杨迪《如梦如幻的大宋王朝》
材料二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三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的富裕闲暇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文化高度繁荣，戏曲、杂技、音乐、诗歌、小说等都在宋代高度繁荣。
――詹子庆《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
材料四文章由重形式改为重自由表达；艺术方面……则采用表现自己意志的自由方法。音乐方面……通俗艺术较盛，品味较古的音乐下降，变得单纯以低级的平民趣味为依归。
――[日]汉学家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学兴起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思想特征。（8分）
（2）根据材料二，概括作者关于宋代科技发展的观点，并说明理由。（8分）
（3）根据材料三、四，分别概括宋朝市民社会和文化发展趋势，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的原因。（8分）
参考答案与解析
一、选择题
1.C【解析】本题考查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儒家思想）演变的总体特征。由曲线图在战国、汉朝、宋明时期出现的波峰和在秦朝、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出现的波谷，可以判断为儒家思想的发展曲线。C项正确。
2.B【解析】本题考查古代中国文学。《诗经》是古代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内容丰富，反映了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B项正确；《离骚》和《庄子》都是战国时期的作品，a、C两项错误；《周易》是周代占筮之书，不能“全方位、多角度地再现西周时期社会环境、世态人情”，D项错误。
3.C【解析】本题考查汉代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由材料中“从武帝以后”和“崇尚文治的政府”，可知“士人政府”形成的思想条件主要是汉武帝时期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C项正确；法家思想的确立是在战国时期，黄老之学被推崇是在西汉初年，程朱理学的盛行是在宋元明清时期，a、B、D三项错误。
4.B【解析】本题考查董仲舒的新儒学。依据材料中的“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可以看出董仲舒将儒家的德治上升到天命的高度，督促统治者实行德治，B项正确。
5.C【解析】从隋朝“三教合归儒”到唐朝三教并行，体现了唐代统治者的开明开放，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得到重视和广泛传播得益于唐朝与中亚、南亚（印度）等地思想文化的广泛交流，C项正确。
6.B【解析】本题考查古代中国文学。“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出自战国时期屈原的《离骚》，属于楚辞；“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出自宋代柳永的《蝶恋花》，属于宋词；“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出自唐代诗人李白《行路难・其一》，属于唐诗。B项正确。
7.D【解析】本题考查古代中国科技。a项中的重人伦不重实用不符合古代中国科技的特点；B项说法和材料意思相反；C项中的思想文化专制材料中没有体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科举制度下的思想，四民观念是“士农工商”，士排第一位，D项正确。
8.B【解析】题中的图画反映了“三教合一”，即儒、释（佛）、道三教合一，这一思想在南北朝时开始出现，在隋唐时期已经有较大发展，a项错误；宋明理学吸收了佛教、道教思想而发展了儒学，C项错误；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开始形成于汉武帝时期，D项错误；B项符合宋明理学的实际情况，正确。
9.C【解析】明清进步思潮与西方学说无关，a项错误；文化中心的南移是现象而不是根源，B项错误；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商品经济发达，在传统经济之外出现了新经济因素，思想方面的新变化反映了经济方面的新变化，C项正确；政治中心东迁与思想方面的变化没有关系，D项错误。
10.B【解析】无论是“存心”或者“存理”，其灭欲的目的都是要将思想认识统一到“理”，是从整个社会层面，也即维护社会秩序而言的；“格物”或“格心”是手段，其落脚点还是着眼于整个社会的“理”；“成贤成圣”的境界论、由“齐家”而“平天下”的功能论都以整个社会为个人努力的目标，B项正确。
11.B【解析】根据材料，可知黄宗羲虽然反对封建君主制，但“未能冲破君主政体之范围”“其思想实仍蹈袭孟子之故辙，一未足以语于真正之转变”，说明其思想没有超越传统儒家思想的范畴，B项正确。
12.a【解析】材料中“中国传统学术（儒家思想）完成了由宋明时期的思辨哲学向清代传统经学的转变”是指理学向“经世致用”思想转变，而这种转变与明末清初君主专制空前强化有关，a项正确。
二、非选择题
13.（28分）（1）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各种思想流派提出治国济世的主张，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是重要思想流派之一。（4分）
汉武帝即位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4分）
魏晋隋唐时期，佛教、道教迅速传播，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4分）
两宋时期，程朱理学形成，它在吸收佛道学说的基础上深化儒学，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4分）
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批判继承儒学思想，以个性解放为核心，批判宋明理学，倡导求实精神，开创思想活跃新局面。（4分）
（2）示例：明中后期以来，商品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市民文化兴起，传统伦理道德出现危机。小说作为一种文学表达形式，影响了社会各阶层，比儒、释、道影响更大。小说宣传一种与儒、释、道不同的价值观，儒、释、道劝人为善，利于社会秩序，小说导人以恶，破坏社会风气，有悖于传统主流。（8分）
14.（24分）（1）原因：通经致用，讲求义理及疑古思潮的兴起；宋儒诸子融汇各家，援佛入儒。（4分）
特征：把儒家的忠、孝、节、义上升到天理的高度，形成一套囊括天人关系的严密思想体系――“存天理，灭人欲”。（4分）
（2）观点：宋代是古代中国科技发展的高峰。（2分）
理由：活字印刷术发明；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事业；火药广泛应用于军事上。（6分）
（3）市民社会发展趋势：市民阶层产生，有其独立的价值追求和社会生活方式；市民文化兴起。（2分）
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篇4
【关键词】唐代儒学衰微
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逐渐成为了中国社会思想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也自此登上了官方正统思想的宝座。但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儒学发展到了唐代受到了来自自身和外部的前所未有的挑战，陷入了发展的困境。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儒学仍是唐代大一统封建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但相对于汉、宋、明而言，其地位要低得多。本文就将从四个方面简单分析一下唐代儒学地位衰微的原因。
1魏晋时期儒学“独尊”局面被打破
细究儒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其实远在其登上统治之时就已经为其日后的衰落埋下了伏笔。儒学自汉代取得统治地位后倍受恩宠，因而学术空气使人感到窒息，儒学发展也受到极大的束缚。其次，今文经学宣扬的“天人感应”，阴阳灾异，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其后又同谶纬迷信结合，使其更加荒诞无稽。再者，西汉经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那就是烦琐、迂腐、缺乏创造性，皇权对经学的提倡又使经学经典变得神乎其神，儒生们只能在注经中讨生活，思想僵化。随着皇权衰落，作为官方钦定意识形态的经学也必然走向衰落。
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寻求新的发展之路，思想家们对儒家经学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加以估量，探索如何突破经学严谨家法，走融合各家以图发展的道路。但是由于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朝代更替频繁，执政者的个人信仰倾向不同。不同时间、不同区域，封建政权对于儒、佛、道三教的态度和政策亦不相同。当时的儒生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将经学引向了崇尚清谈，消极避世的玄学歧途。南朝以后，佛教势力趋于膨胀，最高统治者极力推崇，士大夫阶层潜心研习佛典，使得佛教的影响逐渐深入普及而逐渐取代了传统儒学和玄学的地位。
2统治集团扶持的弱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无论任何时代的学术思想都与社会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唐代开国以后出于统治的需要，也曾着力发展儒学。如，唐高宗即位之始，就下令恢复国学；唐太宗时，开文学馆，弘文馆，优遇儒士，弘扬儒学；玄宗时，置集贤院，大量招募贤士。经过这几位皇帝的大力倡导，儒学曾一度得到恢复和发展。
3佛、道二教的冲击
为了使封建统治神圣化，儒学创设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构架，把儒学宗教化，借来强化尊尊、亲亲的宗法制度，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学也是一种宗教。唐以前的儒学在为统治阶级提供意识形态指导的同时，却没能从理论上解决普通民众普遍关心的生死寿夭问题，对于客观世界的解释也略显粗略，这就为了佛教和道教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佛教本身就有一套严密的思辨逻辑，它用“因缘说”解释虚幻世界，用“业报说”论证人世的善恶。它宣扬因果报应，把人们对现实的不满转化为对来世幸福的期盼，用对自身的自责与反思替代与抚平内心世界对现实不公的怨恨与不满，这对于现实中饱受苦难，又投诉无门的百姓来说，无异于黑暗中的一缕光明。
道教在唐以前就有了一定的发展。自古以来，中国士人始终徘徊于出世与入世的两面人生之中，他们能够普遍接受老庄的人生态度，另外民间黄老之术的发展及神仙道教的流行，也使其拥有众多的民众。唐代道教得到更大发展，一方面由于“道教教主老子姓李名耳，李唐皇室尊为李老君之后裔，来历不凡，以此来神化李姓皇族，巩固李姓之家天下”。武德八年（625年），李渊下令规定道教在儒教和佛教之上，为三教之首，确立了唐一代的崇道政策。唐太宗曾下令规定道士、女冠位在僧、尼之前。高宗乾封元年（666年）亲赴亳州参拜老君庙，追加老君尊号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时，最崇道教，追尊“太上玄元皇帝”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并诏令“道士，女冠隶宗正寺，位在亲王之次，视为皇族宗室”。另外还大量设立庙观，令“五岳各置老君庙”，开元间“凡天下观总一千六百八十七所”。《道德经》也在这一时期被大力推崇，唐玄宗亲自为其作注，并将其列为众经之首。另一方面，同佛教相同，道教自身理论也有了较大发展。
佛、道两教的发展给儒学造成极大的冲击，但唐统治者又不能放弃儒学作为意识形态主流的作用，同时又不愿意对“有助王化”的佛教和道教势力进行限制，因而就形成了唐代三教并存的局面，儒学只是三分天下据其一而已。
4文人士大夫的异儒思潮
“异儒”一词出自于《旧唐书》，“质有经学，尤深于春秋。少师事赵匡，匡师啖助，助、匡皆为异儒，颇传其学，由此知名”。“异儒思潮”，就是指以啖助等人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对唐以前儒家经典、圣言的大胆怀疑、批判以及对传统儒学安身立命准则的不合理性的反思，甚至背叛的精神和行为。唐代文人士大夫的异儒思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唐代文人士子大多以求取功名为学习目的而轻薄儒求。文人是我国传统社会一个特殊的阶层，它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两汉时期，大批文人士子走上了与政治结合的仕途，但大多没有摆脱“庸儒”、“腐儒”的行事方式，不能很好的适应文吏的正常生活。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荡的社会局面又使大批文人士大夫产生了清淡避世的消极行为。唐初大一统封建政权的建立，科举制度的实行，在大批文人士子面前开辟了一条宽广的入仕之路。于是，大批文人士子开始反思前代文人儒士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异儒思潮。
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篇5
【关键词】儒家；刑事政策；思想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5-095-01
一、儒家学派及其演变概述
在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儒家学派只是众多学派中的一支，并未占据主导地位，反而是法家学派取得了显学的地位，汉武帝执政时期，社会稳定，府库充盈，胸怀宏图伟略的汉武帝适时地调整了统治思想，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家思想一跃而为社会的统治思想。。此时的儒家思想主张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等级秩序，在继承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主张道德教化的同时，更加重视法律的作用，主张在道德教化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积极利用刑罚的打击和镇压作用。汉武帝时期，经过改造的儒家思想成为居主导地位的法律思想和治国思想，在此后一千余年的中国专制社会中，儒家思想的这种主导地位一直未曾动摇，对中国传统刑事政策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全方位的影响。
二、儒家的基本刑事政策思想：天人合一、德主刑辅
“天人合一”的概念最早由北宋理学家张载提出，他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他所言的“天人合一”也就是“内外合一”。但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发端远远早于宋代，至迟到西汉时期即已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天人合一”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大儒董仲舒曾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第十二卷·阴阳义，又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主张以自然界的四季变化和天地阴阳来比附人类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和不同社会关系。
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导下，儒家主张在天地关系当中，天为阳，地为阴，在君臣、父子、夫妻关系当中，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与此相对应，在基本刑事政策方面，儒家主张刑事法律应当维护君、父和夫对臣、子和妻的绝对统治地位。为了维护君、父和夫对臣、子和妻的绝对统治地位，中国传统刑事法律规定君、父和夫对臣、子和妻实施侵害行为，可以完全不受处罚，或者只处以比正常处罚轻得多的处罚；反之，如果臣、子和妻对君、父和夫实施侵害行为，则要受到比正常处罚重得多的处罚。中国传统刑事法律将这种对君、父和夫的绝对统治地位的维护进一步扩大至对全社会具有较高身份的人的统治地位的维护，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同罪异罚”原则，即身份和地位高的人对身份和地位低的人犯罪，可以减轻处罚，而身份和地位低的人对身份和地位高的人犯罪，则要加重处罚。
在基本刑事政策方面，儒家还奉行“德主刑辅”的基本思想。儒家的“德主刑辅”思想是对奴隶制西周时期即已提出的“明德慎刑”思想的继承。西周统治者在吸取夏商暴政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统治者应当敬畏天意，庇佑人民，主张统治者“通过自身的道德的提高和加强对老百姓的道德教育来感化老百姓”，即注重礼治，而慎用刑罚。至汉代，这一思想在与阴阳学说结合的基础上发展为“德主刑辅”，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即明确指出君主治国要以德教为主，而辅之以刑罚，应该“前德而后刑”，因为“刑者，德之辅也”，“法之生也以辅仁义”。在道德教化和刑罚处罚两种社会调节手段当中，儒家思想主张道德教化居于主导地位，刑罚处罚处于辅助地位。虽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专制社会的统治者对刑罚的镇压作用极其重视—被奉为中国传统法律之典范的《唐律疏议》中，刑罚处罚的重要性受到极高重视，即所谓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如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但“德”始终居于“本”的地位。在自秦以后的中国传统社会里，无论司法实践中刑罚的适用范围和程度如何，在政策和思想层面，“德主刑辅”的基本刑事政策思想都一直未曾动摇过。
当我们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刑事政策思想作为中国法律改革的历史资源来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的时候，会发现儒家刑事政策思想中有一定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例如天人合一、亲亲相隐原则，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尊卑贵贱的专制等级秩序，顺天行刑也不利于快速有效地打击犯罪。但是儒家刑事政策思想作为中国法律改革尤其是刑事立法和司法改革的本土化资源，其中包含着更多的合理因素，例如天人合一、顺天行刑思想体现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朴素追求，德主刑辅、慎用刑罚、矜老恤幼思想，体现了对民众的民权关怀，亲亲相隐思想体现了对亲情和人性的人道关怀。儒家刑事政策思想在中国有深厚的根基和土壤，是中国当下刑事法律改革的弥足珍贵的本土化资源，其中的合理因素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应该被珍视、挖掘和合理利用。
参考文献：
[1]何秉松.刑事政策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2:35.
[2]林纪东.刑事政策学[m].台北:正中书局,1963:3-4.
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篇6
当然，儒家思想在观念与实践等诸多方面，与人类的普遍价值，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是有很多共同点的，存在着大量的叠合与交叉的共识。如果新儒家与自由主义能够携起手来，求同存异，就完全可以构成匡正社会之扭曲颓败，推动中国走向文明与正义之强大的建设力量。不过，在时下的中国思想场域，在主政者倡扬中华文明复兴之时，我觉得对于新儒家的一场新考验就开始了。这是一个特别的文化与政治时刻，中国的新儒家面临着一种新的挑战。第一，儒家如何面对政治？
政治是什么？虽然从学理上众说纷纭，但有一点还是得到普遍认可的，那就是政治与权力有关，或者说能够统治一个社会或治理一群人，就是政治。虽然中国政制也已经历古今之变，早在100多年前就建立起现代国家，但关于政治的传统认知也还没有多少改变。对于现代新儒家尤其是当代大陆新儒家来说，如何面对政治，在我看来，就有双重的含义。第一，需要辨析传统儒家如何面对政治；第二，作为现代儒家如何面对现代政治。我以为，如果不能分清上述两种不同的含义，并且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那么，置身于当今复杂诡秘的政治形势，就难以明辨真伪，发扬儒家思想的真精神。
第一个问题很重要，它构成了所谓政治儒学的核心点，中国儒家思想的新旧公羊学说就是围绕着如何面对政治（君权）展开的。对于公羊学的是是非非，今天我们大可不必过于深究，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那就是儒家并不以政治权力的执掌为国是之根本，而是追诉其合法性来源，求诸于天道人心，并以历史为借鉴，构建一套辅助君主的治理秩序。这套儒家治理秩序，在中国历史中虽然并没有构成一种真正制约君力的宪制力量，但在某些时候，也曾经达到了某种君臣共和的治理之道，例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之于汉代政治，作为典范的宋朝君臣共治天下。在中国漫长的皇权专制主义时代，儒家通过一系列观念、教化与制度，在制约强横的君主专制集权方面，还是取得了重大政治成就的。
从某种意义上，儒家思想塑造着中国政治的文明底色，把野蛮粗陋的暴力权力驯化为文明理性的专制权力，这是儒家的功劳。儒家治理体系契合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在大一统之皇权与地方自治之绅权之间以及皇权统治秩序内部的权力构造与议事框架上，儒家打造着清晰的道德原则（道统）与制度创制（政统），在同时代的轴心文明竞争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构成，也是中国超大规模共同体治理哲学与治理制度的支柱，有着一定的限制和塑造优良政体及宪制框架的规范意义。将儒家治理哲学简单等同于皇权专制主义，延续的是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论点，是对传统中国心智及治理经验的无知轻薄之论。当代大陆新儒家重探“华夏治理秩序史”是对这一激进主义的积极矫正，但若轻易断定中国古代存在“儒家主义”则属于矫枉过正，也是对自由民主宪制原理的过度发挥。即使局限于评判传统儒家面对传统皇权政治时的实际作为，尤其是限制与塑造权力的制度性成就，则亦难于乐观论定。
对此，可以说，尽管某些伟大卓越的儒者，担负起儒家的理想使命，或者抵制朝廷的专制权力，修史明道，研发义理，或者忍辱负重，主持有关体制改革，暂解朝廷危机，但从人类历史演进的大尺度来看，传统儒家在面对政治时，并没有真正过关，也没有开启出一个古典的自由社会秩序。所谓的三代之治以及儒家，只是一种士大夫的政治理想，3000年现实存在的是一个中国特色的皇权专制体制，儒家只是有限度地予以一定的权力制约和文明教化。大一统格局下的外儒内法或阳儒阴法，乃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对于这种中国政治，儒家思想只是构成了中国政治的古典理想，塑造着一代代儒者的政治人格追求，与变革现实政治的根本制度创设关联不大。第二，儒家如何面对现代政治？
应该指出，现代中国的政治之演进是在与西方世界的交汇碰撞中展开的，儒家在古今中国的现代化变迁中，并不是主导者。虽然儒家被这场变革的激进主义革命派视为敌人而被屡次打倒，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等，这些均致使儒家背负了不该承担的罪责，但这其实是激进主义的错误认知。
儒家是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健康力量，但由于备受历史摧残，本来就不是现代中国社会的担纲者，加之又被一轮又一轮激进主义革命派清除，就更没有能力为现代中国社会提供系统的价值论证与制度设计，提供现代更化的智识资源，而不得不委身内在化为“心性之学”，承认并追随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并由此步入现代世界。因此，对于新儒家来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面对现代政治。现代新儒家要首先搞清楚何为现代政治，何为现代的自由、民主、法治与，那些不能理解与结合现代自由民主的所谓政治儒学，其诉求的只不过是一种现代士大夫的“桃花源记”。在我看来，只有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以及制度实践，才可以有效克制儒家思想的泥古倾向，摆脱花果飘零的历史处境。
我们看到，在辛亥革命与现代民国的构建中，儒家背景下的立宪派曾积极参与建国事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清帝逊位诏书》均深受其影响，由此开辟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之“保守改良主义”的儒家真精神。不幸的是，20世纪以降，激进主义潮流翻转中国大地，儒家一脉随波逐流，为国共两党分别担纲的现代国家建构所逐渐抛弃，日益边缘化。
现代中国政治的塑造来自于中西碰撞、由外而内的演变，这一现代化进程虽曾激发出中国古典政治的微弱生命力，但后者要成为主体性力量还需要艰难的创造性转化，尤其需要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一个世纪以来，直到今天，儒家面临的现代性转型，仍然尚未完成，因此，也就不可能对现代中国的政治转型发挥结构性的主导作用。
文化激进主义对儒家的负面定位固然不成立，但是儒家作为推动现代化的力量自身亦不足够，它只是一种健康且改良的力量，面对国家强势地位，儒家与自由主义应该互相合作，各自克服自己的片面性，携手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
儒家面临的新挑战，本质上是如何面对及参与政治权力与政治构造的问题，我称之为“现代儒家的历史时刻”，这考验着儒家的政治智慧。我们知道，建国后儒家屡遭摧残，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有所恢复，但也主要是在民间社会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而自发生长。民间儒家思想在与自由主义的结合中，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文明更化，在民心、道德、文化、传统、教育、常识等诸多方面的建设，构成了当代儒家的复兴之土壤，因此儒学经义也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即便儒家有一种政治儒学的诉求，那也不是复古王制，像传统儒家一样高攀庙堂，依附权贵，而是戮力构造儒学图景，试图通过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对专断暴力的警惕和对公民社会的推进，来展示其现代性的政治诉求。
在现代社会，任何人都不可能回避政治，儒家也是如此。儒家当然没有必要排斥和回绝政治。但必须搞清楚的是，何为现代政治，何为现代国家，我们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现代史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惨痛教训，那就是在权力政治的巨大漩涡之中，相当多的知识人（包括儒家）罔顾现代政治的本质属性，极尽背书之能事，丢弃了仁义廉耻，背离了天道人心，对此，我们要保持足够的冷静与审慎。第三，何谓儒家的真精神？
一直有一种提问：孔子如若活在当代，他会如何？这其实涉及何为儒家的真精神。我以为活在当今的孔子不会仅仅只是追溯三代，复古周礼，而会积极投入现代社会的转型，革故更新，塑造儒家的真精神。这里的真精神不是盘桓于古代那些已死的典章制度，而是推陈出新，与现代社会政治诉求相互契合的时代精神，他很可能会像哈耶克等人所主张的那样，致力于中国社会的自发秩序，在法治、和自由经济的社会扩展中，求得文明之道。我以为这才是活生生的儒家，才是赓续古今的儒家真精神。死守古代教条的儒家不是周孔之道，其实早已背离了孔子，现代新儒家应该向现代世界敞开，向西方社会敞开，世界大同，天地一心，这种普遍主义的人类精神，才是儒家的真精神。
儒家思想不是一种激进主义思潮，在气质上是经验主义，在方法上是中庸之道，这一特性与苏格兰启蒙思想和英美文明演进论的理路十分相似相近。但晚近150年来，敦厚、行健的儒家却深受公羊学激进主义和玄思空想主义之影响，逐渐脱离了原儒与时俱进的实践理性和改革精神。本来顺应时代潮流的康梁，其骤然失败显然与其新公羊学的激进主义不无关系，相比之下，同样是秉承着儒家精神的以张謇为代表的晚清立宪派，却能够在政制变革的重大关头，左右开合，赞助民国，赢得现代中国政治的古今之变。检点一下中国现代思想史，我发现很多真正的儒家并不自我标榜为新儒家，而且始终对政治权力保持着足够的审慎与警觉，比如陈寅恪、余英时，甚至反对过儒家的胡适，恰恰是他们，反倒与儒家精神之现扬若合符节，开辟出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典范。
清末郭嵩焘所谓“三代之治在英美”尽管有浮泛偏颇之处，但却正确指出了儒家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方向，这绝非“全盘西化”的幼稚主张，而是提示儒家重新进入中国历史所必要的“现代性”维度，舍此，则儒家似并无资格成为现代中国之规范基础的一分子，更遑论居中为正。陈寅恪倡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特为士大夫乃至于现代知识分子的伦理内核，亦为儒家跻身现代政治所持守的基本政治操守。以自由主义为标榜的胡适在“独立评论”训政与统治时期的自由独立人格，亦可视为传统儒家“道统”使命下对政治的距离意识与批判精神之现代表率。至于余英时对儒家文史之道与治理传统的理解，虽然未必环环入扣，但却能够站在现代自由民主的基点上，深入儒家经史之堂奥，梳理出走向未来的开放性理路。时下那些自我标榜为新儒家的人士，却未必承续了儒家的真精神。我们看到他们很难抵制政治的诱惑，更少有前贤的世界格局与恢弘气象。例如，他们鼓吹的“大一统”就与现实政治的国家主义强势话语密切相关，还有他们“新华夷之辨”的论调，不但没有变革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前现据，反而做了逆向扭曲，把华夷之辨移植到中国特殊性以及中西、中美对立的思想语境中，并予以激进主义的强化。这些新儒家的思想论述，显然符合现实政治权力图谋的国际关系中的敌友政治论，助推中华崛起的国家主义迷梦，不期而然地与新左派的国家主义和极的复古主义合流在一起，新儒家的这一动向无疑值得警惕。
纵观历史，文化层面的儒家思想，甚至政治层面的儒家礼制，对于3000年中国社会的文明演进，具有积极的正面价值，在义理和制度上起到了一定的抗衡君主专制的历史作用。不过，总体而言，古代中国政治的制度架构仍然是外儒内法、儒法合流下的皇权专制主义，“儒家”从未担当过主体性的角色。古今之变以来，面对现代政治，儒家如不能在规范意义上结合自由主义核心义理和宪制经验，则可能重新堕入新的“儒法合流”式权力专制主义之窠臼。
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仅仅依靠传统儒家政治义理与制度设计不足以开出宪制民主，不足以限制和规范政治权力。尽管在理想的学理论证上，存在“道统―政统”之分殊，但实际政治中发生的“政统”对“道统”的反向逆袭，乃至于凌驾其上，比比皆是。究其缘由，概因二者之间多系仁政道义层面的维系，治理秩序由于传统社会基础的瓦解而遗失。因此，儒家复兴的生命力来自现代社会的生长，它们的发展主要系于如何汲取现代宪制的制度设计原理，推进现代性的自由伦理与社会自组织系统的发育壮大。
至于如何面对当今权力政治对儒家的亲和取向，我觉得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这一取向无疑具有正面意义，当代政治不再一味打压儒家传统，而是向儒家敞开，借此儒家可以更主动地申说义理，躬行理念，推动社会的文明更化；但另一方面，这也对儒家构成了考验，迫使儒家拷问何为现代政治，而不是盲目投机政治，否则很可能重蹈传统儒家沦为皇权专制的附庸之覆辙。时下，主政者主导下的“全面深化改革”议题很多，三中全会聚焦“治理现代化”，四中全会聚焦“依法治国”，这些主流议题都有着鲜明的现代政治特色与取向。儒家亦牵涉其中，不仅在文化层面，同时也在治理层面，为社会各界所期待。但儒家在面对政治和走向民间的双轨制“复兴”过程中，如何与自由主义现代政治相结合，如何完成“道统―政统”结构内部的现代性的宪制构造，如何对待民主、法治与人权，则成为儒家整体尤其是政治儒学当代面目、形象与历史定位的关键。
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篇7
关键词：汉代；儒法并用；政治
中图分类号：K23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3-0091-02
一、西汉初年儒法并用的萌芽
儒、法只是文化学派的区分，把他们运用到政治中去，还在于统治者对它们的接收采纳。西汉统治者吸收秦亡教训，重视儒家在社会伦理方面对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但西汉仍是专制王朝，维护皇权的稳定是统治者的首要目的。因此，西汉的统治者们，把儒学作为人性化的外衣披在了法家政治的实质内涵上。他们自觉不自觉的在某种体制下，把一切有利于统治的措施应用到统治中去，儒法兼用表现的最为明显。
汉高祖十一年十二月的诏令中就已经有了儒法并用的萌芽，“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1]把周文王与齐桓公并举，透露着王霸兼采的思想。文景盛世的形成，史家认为与汉初的无为而治的行政措施密切相关，这主要是从经济的恢复而言。政治上，特别是皇权的加强方面，法家的有为政治表现的相当明显，为加强君权，晁错主张君主必须善于运用权术，至于教民忠厚，利民以役，都是术的展开，或为术服务，是把儒家文化吸收到法家文化中来，为法家文化提供人性化的补充。
事实上，西汉一直是重视法治的。汉初的黄老思想，主张清净无为，对秦代的严刑酷诛来说，似乎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但是，它的实质仍然是严酷而毫不放松控制与镇压的“法治”。它纠正与改变的是秦代对法治的滥用，而其法治的精神与立场，则是没有改变的。黄老思想对政治、人生、社会秩序，不诉诸于道德说教和宗法亲情；不乞求理性的自觉，而完全求助于漠然无情的暴力和物质手段的奖罚，认为惟有法律、吏治、强力，才是巩固统治，建立社会秩序的可靠手段。汉初统治者在清净无为的宽容面貌下，所严守不失的正是法家思想的这个基本精神与立场。《汉书・刑法志》载：“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悦。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在萧何的“九章”中，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其后，文帝尚宽大，除肉刑，但是“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到武帝时，“奸滑巧法，转相比况，禁网寝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2]法治更是空前残酷了。汉代统治集团，一百多年内，无论皇帝还是执掌实权的大臣，一直是崇尚法治的。
二、元帝前儒法并用的形成
武帝标榜“独尊儒术”，实际上其法治比文景时期更加严酷。特别是他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打击不法地方豪强和削弱诸侯王势力以及多次出击匈奴，无不是其“霸道”的反映。从武帝到昭宣时期，西汉在政治中的儒法并用正式形成。
武帝时，董仲舒对儒学进行改造，他认为统治阶级统一思想的目的在于感动民心，净化民性，完成“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的目的。并单靠所谓的“三纲五常”等级秩序和名教纲常的礼乐教化已经很难取得实际的效果
公孙弘则在儒术独尊的背景下“引法入儒”，受到汉武帝的重用。他对“德”、“法”之间关系的论断，在他的对策中表现的很清楚，他说：“臣闻之，仁者爱也，义者宜也，礼者所履也，智者术之原也。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途，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当设施，不可废也。得其要，则天下安乐，法设而不用，不得其术，则主蔽于上，官乱于下。此事之情，属统垂业之本也。”[3]意思是“德”、“法”均为治国之本，不可偏废。而“法”（公孙弘主要指的是“术”）则是本中之本，不然就会造成“主蔽于上，而官乱于下”的皇权削弱局面。对于公孙弘的“引法入儒”汉武帝是非常清楚的，汉书本传载“于是上（汉武帝）察其行慎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说之。”正是由于“法家”思想对皇权的有利因素，所以西汉政府前、中期的统治思想里“法家”都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宣帝还为元帝偏向“儒术”而大发雷霆，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4]成帝时的刘向，主张德法兼施。[5]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西汉从建立到灭亡一直存在儒法并用的痕迹。
三、东汉时期儒法并用
东汉前期的统治者在笃信儒学的基础上，实行宣扬伦理纲常、褒奖名节的教化政策，以柔道治天下。名教之治虽然对稳定统治起了重要作用，但和帝以后，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吏治腐败，贪残公行，“德治”和教化已经失去了应用效能。于是法家思想又走向前台，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法制思潮。东汉初年诸大力提倡儒学，如光武帝其实东汉前期诸帝在实行柔道治国的同时，法家的法治政策也是政治中的一大特色。如范晔论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内外无幸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6]重刑法，轻德治是法家政治的基本方略，明帝为对付日益强大的豪族而采取的重法措施，正是以法家为指导的。
同时明帝也重视经学在政治中的作用，如他多次主持过士人官僚对《五经》异同的讨论。东汉中后期，儒家名教之治走向衰败，士风浮华，吏治腐败，社会黑暗，许多思想家、政论家为挽救东汉统治，主张儒法并用，以法治国，形成了有时代特色的法治思潮。肖公权在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曾对此进行论述，他说：“儒家之政治思想，态度本为乐观，至桓谭、王符、崔实、荀悦诸人始渐露悲观之意，不复坚持圣君贤相，归仁化义之崇高理想，而欲以任刑参霸之术为补绽治标之方，为秦汉儒家政治思想自然之结局。”[7]肖氏之言基本道出了中国传统政治中儒法互补的特质，亦道出了汉末儒家名教之治走向危机时法家思想走向前台拨乱反正的必然性。
法家思想自从其产生以来，就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政治体系中，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秦亡汉兴，统治者鉴于秦亡教训，为了长治久安，积极寻求新的统治思想。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在汉朝的思想统治地位得到确立。其实，所谓的儒学独尊，也并未抛弃法家思想在统治策略上的积极作用。就统治策略而言，董仲舒也主张“阳德阴刑”、德主刑辅，实际上就是承认法家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只不过把它将到从属于儒学的地位而已。这种思维在后来表现的更为明显，象西汉中后期的刘向，东汉后期的王符、仲长统、荀悦、徐等，甚至主张在变化了的形势下专用法家的法治策略。
参考书目：
[1]班固．汉书・高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班固．汉书・刑法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班固．汉书・公孙弘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班固．汉书・元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班固．汉书・刘向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6.
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篇8
自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统治两汉社会的主流思潮，是两汉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但儒学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一直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使两汉儒学思想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西汉末年，伴随着汉王朝地位的岌岌可危，以谶纬学说为主要内容的神学思潮，继承了董仲舒的灾瑞之说，以神学理论附会儒家经典，开始侵入到儒学内部。进入东汉初期，儒学面貌就逐渐发生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整个东汉王朝，从初期的儒学面貌发生变化开始，到中期儒学的统治地位产生动摇，到汉末儒学彻底衰颓下去，儒学经过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发展变化过程，这是一条贯穿东汉社会思潮的主要线索。而由儒学派生的谶纬神学“、自由学派”①以及“汉末子学”，它们或附会儒学，或补充儒学，或修正儒学，这些内容共同形成了东汉儒学的整体风貌。东汉初期，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神学思潮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必然会与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发生冲突。而东汉初期的今文经学，以追逐利禄为其强大的发展动力，大量的繁琐解经、饾饤成文之风又导致了今文经学本身陷入僵化，必须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突破口。追逐利禄的本性使得今文经学很快向神学靠拢，经学必须依靠神学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神学也需要借助经学，才能将其荒谬的思想和学说正统化、经典化，今文经学因此很快走向神学化的道路。神学化的今文经学是儒学的变异，它产生的是一种学术的怪胎。它通过神化孔子和六经，把孔子塑造成知后世有汉的预言家；通过肢解六经原文，把六经弄成谶纬之书。于是大量关于孔子的预言和六经的纬书充斥于东汉初期的儒学之中，成为东汉初期儒学思想的最主要理论形态。这种变异后的儒学，是儒学的表象，神学的本质。它是两汉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巨大的波折，如果没有儒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和外部“自由学派”的强烈反对，儒学将在神学思潮的侵袭下面目全非。今文经学的僵化的学风，以及和神学联姻之后的荒诞思想，必然导致它走向一条没有出路的死胡洞。在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之下，它得以占据学术思潮的统治地位，成为东汉初期最主要的学术形态。到了东汉中期，随着王朝的政权开始走向衰亡，今文经学也就走向了自己的末路。这期间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在反对今文经学的过程中应运而生，逐渐占据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
东汉中期，儒学整体上处于内部的自我调整之势，今文经学趋于衰落，古文经学代之兴起，这是儒学自我调整的重要表征。今古文经学在其诞生初期，就由于治学的风格不同存在争端，只是由于今文经学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一直压倒古文经学，但古文经学因其灵活务实的学风而广为流传，也几度立于学官。尤其是今文经学与神学联姻之后，古文经学虽也不能完全避免神学思潮，但总体上与神学比较疏离，保持自己学术上的独立性。到了东汉中期，今文经学退出学术的主要阵地，古文经学代之兴起，成为儒学在东汉中期的代表，占据重要的思想地位，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古文学者与今文学者相比，更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古文经学不拘于今文经学的“家法”、“师法”，转益多师，具有灵活的传承关系和广采博纳的学风。古文经学追求对经书本义的正确理解，完全不同于今文经学为迎合统治者和神学思潮而曲解经文、谬申经义。古文经学多从文字训诂、名物典制入手，力图达到对经文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这种朴实求真的学风，比较质实可靠，对后世学风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从学术内容上，今文经学以《春秋公羊》为主，以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为主要特色，古文经学以《周礼》为主，拒绝或者疏离神学，由今文经学言灾异的特点，而向朴实礼学转化。从学术风气上，古文经学由今文经学那种虚妄的作风，转向求真务实。古文经学就是以这种学术姿态，占据东汉中期学术领域的重要阵地，对东汉社会以及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东汉末期，儒学彻底衰落，由此而形成了“户异议，人殊论”的局面。但思想不能是真空的世界，也不能永远处于混乱之中，汉末“子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兴盛起来。子学的兴盛，并没有完全脱离儒学发展的轨道，但又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对东汉儒学的反拔。汉末“子学”的典型特征是对时政的批判，它们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中，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以王符、崔寔、仲长统为代表的汉末子学家，都有代表他们思想成果的专著：《潜夫论》、《政论》、《昌言》。王符掀起了东汉批判思潮，崔寔继承了王符的思想并有所发展，仲长统则代表了汉末批判思潮的终结。它们都注重理性的分析和哲理的升华，它们的思想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汉末“子学”主要继承中期“自由学派”的学风，哲学上反对神学思潮，体现出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现实上对汉末腐朽的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汉末“子学”虽然尚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们并非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进行深刻理性的分析，严肃的哲学思考，体现出和汉末政论文不同的学术的特征，并对汉末的时代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个社会的思想主潮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尤其是在东汉儒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文学创作也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出现一些新变的特征。东汉初期，文学以赋体为主，延续着西汉以来的歌颂传统。随着上层学术思想发生较大的变化，神学思潮侵袭着整个社会，文学创作也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东汉初期的诗赋创作，都包含有明显的神学思想内容，作品引用谶纬祥瑞所占的比重，远高于西汉时期。这种神学内容在诗赋创作之中，主要用来歌颂大汉盛世以及帝王的“天命神授”，这是神学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的主要表现。今文经学虽然与神学融合，但儒学的根本属性并没有完全丧失，依然以其强大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创作，主要表现在文学作品在歌颂帝王的时候，特别注重发扬他们在礼乐文化方面的功业，将帝王塑造成文化的创造者和儒家圣贤的形象。这些礼乐文化，无外乎儒家的仁政、德治、教化等内容，实行仁政德治的帝王，具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东汉初期的诗赋，集中描绘帝王的祥瑞征兆和礼乐教化，正是东汉初期的儒学神学化影响文学的表现。
东汉中期，随着今古文经学此消彼长，文学面貌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具体来说，今文经学的衰落，使受儒家神学化桎梏的汉代文学，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主要表现是诗赋向抒情化的文学本质回归。由东汉初期的“理胜于情”的述志赋，向纯粹吟咏人生况味的抒情小赋转化，这是汉末文学变革的前奏。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不仅增加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意蕴，也使文学作品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广大的知识容量。东汉末期，儒学整体走向衰落，对文学创作产生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汉代文学几百年的发展，一直笼罩在儒学的光环之下。失去儒学制约的文学创作，并非文学作品的内容中儒家思想的消亡，而是文学创作没有了儒家教条的束缚，以各种方式加快了向文学本位回归的步伐。具体来说，儒学衰微首先影响到儒者本人，儒者完成了向文士转化的过程，并逐渐向才情和艺术的方向发展，这为汉末儒学的变革准备了主观上的条件。汉末各体文学的繁盛，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们与儒学衰微也有一定的关系，它们大体遵循“儒学陵替，文风趋华”的整体趋势，但不同的文体发展变化也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有的文体甚至出现反向逆动的情况，这种现象应该与文体内部的发展规律有关。儒学衰微所引起的汉末文学的变化，在诗赋体裁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它是儒学变化所引起的文学变化的主要体现。儒学衰微导致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束缚减弱，诗赋的创作也从这种束缚中跳出来，以各种方式回归文学的道路。对于诗歌来说，最大的变化是抒情的增强。诗歌创作逐渐脱离儒教的影响，表达内心喜怒哀乐的真实感受。《古诗十九首》作为汉末抒情诗最高成就的代表，就是诗歌抒情增强的集中体现。脱离了儒家教化之后的“诗言志”，真正回到了诗歌抒情的本质特征。由此也带来诗歌表现形式和诗风相应的变化，使诗歌最终取代赋体而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带给后世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中国文学由此走上了以诗歌创作为主体的道路，抒情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对于汉赋来说，占领文坛主流两百年的汉大赋基本衰落，赋体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新变，在东汉中期题材扩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远离儒教影响的几种题材，并表现出不同以往的艺术特征。辞赋可以批判社会，可以写艳情，写新婚，写美女，写游戏，情感抒发出自内心而非大赋的因文造情，为后世种类繁多的抒情赋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汉末文学的这种变化，都是在儒学衰落之后，由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在汉末儒学衰落的大背景下，“子学”的兴盛是伴随着儒学的衰落。“子学”的发展作为一种学术的系统还不够成熟，它对文学的影响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明显的体现。由于“子学”和汉末政论的内容都是基于对汉末社会的批判，所以二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同受汉末社会现实的影响，汉末“子学”的政治思想以批判和改良为主，对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改良方法。如重视国君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这是社会变革的关键所在；希望国君能够任用贤臣，疏远小人，以达到国家中兴。汉末政论文的批判现实虽然激烈，但也是出于维护政权而不是改变的目的，其矛头也是首先指向国君，既谴责了国君忠奸不分、扬恶罚善的昏聩行为，也依然对国君寄托了希望，向国君推荐贤臣，希望国君重用他们，以挽救危难中的国家和社会。这是二者基本相似的地方；汉末政论文的批判方式，较多以灾异发端，具有明显的荒诞性，所以才会出现政论家以其政论文中多灾异而免罪的怪事。汉末子学家则在冷静观察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构建自己的批判理论，从而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二者完全不同的地方，其因在于汉末“子学”继承和发展了东汉“自由学派”的思想，反对天命神学论，而汉末政论文还延续汉初政论以灾异推演政治的风气。同样是针对汉末社会，“子学”和政论文的批判方式却完全不同。“子学”和政论文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和促进的关系，汉末子学会影响到政论文的思想和内容，而政论文也会促进汉末子学在政治理论上的构建；汉末子学和政论文在汉末政治社会的背景之下，既独立平行的发展，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相互补充，共同促进。
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篇9
【关键词】儒学传统文化精神价值选择价值观念“以儒治世”儒学未来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在先秦，处于私学地位的原典儒学，为它的长远发展奠了基。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始成为官学，两汉时基本完成了对先秦以来道、墨、名、法、阴阳之学的综合吸收，扩大了学术包容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宗主。虽两千余年其形成屡经变换，但总的方向是强化封建统治意识。
“凡是存在的即为合理的。”正是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存在和广泛的影响，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与合情合理性文化。“中国人不得不树立一种道德律，即提高‘仁’，亦即公正、慈爱的行为地位，把它作为一种绝对标准，以仁为标准，一切有缺点的人或行为，就能被发现其所不足。”这或许便是儒学所要达到的高度，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要传承的文化宗旨，正如张纯如所阐释的“文化影响力”（powerofculturalforces）“这种力量既可以剥削去使人成为人的那一单薄的社会约束―这样我们所有人都会变成魔鬼，也可以增加这一约束。”总之，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与道德取向，成为中国人的信仰。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儒学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结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以和谐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响和传承的，而现代社会综合国力的构成中，民族凝聚力作为国家的软实力，为社会发展、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中华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动力是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中国全体国民都有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崇高伦理观念，与博大的仁爱精神，共同构建和谐之社会。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理性和谐社会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凝聚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过犹不及”，实质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变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之学的科学精神。
2.中国传统文化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它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对外兼容，这正是依靠儒学“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实现的。儒学在保持其学统传承的同时，总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为主地汇通、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儒家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吸收能力和它强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国传统文化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儒家学说则更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者和传播者。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功用。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官学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充满了亚普罗式的精神，是个按生态循环及继续下去的社会，继承的是老祖宗的传统，还要代代传下去”。传统就是权威，满足于守，追求静，害怕变。
《书经・大禹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意思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帅土之滨，莫非王臣”。“最便于专制”的儒术，或者当作一种专制官僚统治手段来看的儒家学说，可供统治者利用的内容有：（1）天道观念；（2）大一统思想；（3）纲常伦理。《书经》“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荀子・王制篇》“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这一来，天道观念，大一统主张，纲常伦理就成为“三位一体”了。所谓“两千年无思想，非无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为思想；两千年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归根结底，不是中国人对于孔子学说特别有好感，而是中国的社会统治，特别需要孔子学说。
自儒学被汉武帝君臣定为正统正宗以后，以地主经济为基础，土地得相当自由买卖，农民得相当自由转动，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样的贵族身份的社会，却藉着知识的统制和长期独占，而无形中帮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加的特殊化或贵族化了。
“以儒治世”，中国传统文化更加牢靠的在政治中得以发挥。“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为了一定目的，人要改变文化”，师儒和政权的关系，在中国封建士大夫身上，得到了极其充分的体现，而“以儒治世”是历代统治者及传统士大夫所选择的，“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言行能被社会所接受，主要是因为他们反映了社会上的一般观点，他们不过是把已经客观的社会事实所造成的观点，用比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达出来。”从孔孟到西汉董仲舒“君权神授”到魏晋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玄学到唐韩愈的天命论到宋朱熹的理学到王阳明的心学到明清各种儒学思想见解，都体现了把儒学进行合理改造，从而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以达到“治世”，维护统治的目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其核心是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为其政权及其经济服务的，儒家文化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反映了中国历代的“国情”，正如金克木所言，“文化就是‘国情’，文化就是‘国民性’，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从一定的视角分析，儒家文化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主要为国家培养官僚的文化”，历代统治者都公开标榜以儒家理念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指导思想，儒家观念成为官僚文化的核心，其在“尚贤使能”“民为邦本”“仁政理想”“隆礼重法”“节用裕民”“修身为本”等方面，都对中国官僚体制及王政统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是中国传统文化“以儒治世”的体现。
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经历五千年的发展而没有中断的原因就在于其核心价值具有先进文化特性，在于其人性化、人情化倾向所具有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在于它所具有的永恒的普世价值，相信在世人共同的努力下，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会在未来闪耀出更加灿烂的希望之光、和谐之光、精神之光。
四、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得说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以儒治世“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之未来而奋斗。
参考文献：
［1］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中华书局.
［2］刘蔚华.儒学与未来［m］.齐鲁书社,2002.
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篇10
关键词：中国历史文化；儒家思想；传承；影响
B222
一、儒家思想的发展与产生
孔子是我国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改变了传统阶级统治教育的基本械，把私人讲学的主要基本教学模式传播到了国家与整个民族。所以，儒家思想在社会中慢慢地发展起来，同时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儒家思想的鼎盛时期是汉武帝时期，在那时甚至还出现了罢黜百家而独尊儒家的基本场景。从此，儒家思想将作为治国的正统思想。在汉朝时期，儒家思想得到了较大的普及，同时也出现了相应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也得到了迅速的解决。在儒家思想中，仁政、道德礼法是儒家思想所推崇的，这也让尊崇儒家思想的汉朝国家变得国富民强。直至西汉时期，国家也到了异常鼎盛的时期，为了对国家的繁盛进行维持与发展，则必须找寻与之匹配的思想体系来对应，所以，众多思想政治家就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这对于西汉制度的实施与稳定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占据首席地位。
二、中国历史文化受儒家思想的有利影响
儒家思想在我国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即它为我国封建的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社会理论以及治理国家的思想体系，同时还让我国的传统的统治阶级顺利地运用于国家的治理以及封建社会的具体统治当中去，从而使得我国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人类发展史，它在人类的社会发展史以及全世界范围内开了历史的先河，而且这也是我国中华民族无论是以往、现在还是将来屹立于世界中的根本保证与条件。在儒家思想中，有着一个非常大的特点，这就是“仁爱”，此思想在我国社会的发展历史中有着较大的影响力与推动作用。“仁爱”思想是维护国家和谐安定的基本保障，同时还是加强人与人和谐相处以及人类素质提高的重要条件。“仁爱”思想不仅仅影射了人类的本性，并且它也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重要保证因素。封建社会的主要外壳在于封建思想，儒家思想的主要精髓不只体现于国家的治理中，它更体现在对于我国历史社会产生的相应伦理思想上，正是由于封建社会出现了一定的论理观，也让国家从最初的统治阶级的基本角度来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对于通俗的语言也加以规范起来，并规范了人类的首先意思，这种规范思想将把人类的整体思想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定的封建伦理观，而此观念对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人民群众有着非常深远的思想影响，它也逐渐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重要核心，以此来实现社会与国家双重治疗的基本效果。儒家思想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属于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影响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建设，比如，理想价格在现代人的价格塑造中也产生着积极的引导作用，而“泛爱主义”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当作生态环境保护同样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儒家思想的深入挖掘能将儒家思想所蕴含的积极精神资源诠释出来，也只有对其进行深入挖掘才能让儒家思想在我国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这不仅关系着儒家思想在我国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也关系着我国社会转型能否顺利进行。
三、中国历史文化受儒家思想的不利影响
尽管儒家思想对我国历史文化的基本发展带来了非常深远的有利影响，但是因为儒家思想有着十分浓烈的封建主义色彩，所以，儒家思想对于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也相应地伴随着一些不利影响。
儒家思想在我国封建统治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管理价值，可是它并未强调农业生产知识的学习，这是由于儒家思想有着十分浓郁的封建主义色彩，因此，对于科学知识的基本学习也做得不到位，而这也造就了儒家思想只重国家治理的特点。经验性是儒家思想的特性，而这一特性也会导致现实存在的逻辑性被忽略掉，同r会使理论与现实产生脱轨现象，这对于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较强的阻碍作用。在儒家思想中，它主张的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对于真理的追求也会有所忽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人的个性发展进行打压。此外，儒家所推崇的具体思想为“统一”，这对于个人性格的发展上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并禁锢整个社会的思想，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创新机制。我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国家沉浸在礼仪的风气中，而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人们越来越追求利益，对于相关礼节则会变得非常的繁琐，这使得社会的进步受到一定的阻碍。儒家思想非常注重道德伦理，从而忽视国家法律的作用，这也将致使我国封建统治者对于社会的管理方式变得越来越单调。仅仅以道德伦理的基本教育来管理社会，这让整个国家在控制与管理中缺乏一定的稳定性与具体性。
四、结束语
儒家思想的地位我国近代历史文化的发展中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具体的传承过程中获得创新，而在创新的过程中寻求发展，通过对儒家思想的重新审视以及对相关经典的解读来展现传统思想的积极意义。我们需要把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结合起来，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学社会主义道路，这能让我国传统的文化精髓得到传承。
参考文献：
[1]李芳萍.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研究[J].前沿，2013，10：55-56.
[2]赵小平.浅析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06：89-90.
[3]杨明霞，董玮.小议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J].商，2016，06：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