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活动的看法篇1
电影人与影迷们或许更乐于讨论公益行动中的感人故事，但在学术界、公益界等业内人士看来，一个个鲜活的公益行动背后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情怀。在关注打拐行动的同时，他们也关注这现代公益与公民社会的发展。尤其在当下，风云变幻，众说纷纭，现代公益的走向并不明晰。
10月19日，在广东一家nGo（天祥关爱）的成立典礼上，本刊记者见到了数年前因发起微博“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活动而为人所熟知的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他饶有兴致地向记者聊起了他的观影感受、公益初心以及他对国家宏观政策、公益发展趋势的看法。
给《亲爱的》挑刺，买卖应该同罪
中国财富：以拐卖儿童为主题的电影《亲爱的》最近很受欢迎，你看了吗？感觉如何？
于建嵘：我专门去看了这部电影，感觉还可以。它把人性激发了出来，使人们关心这个问题。原来中国从来没有把拐卖失踪儿童当回事，当它变成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后，人们才开始关注。目前，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通过回忆的方法把它表现出来，这很好，而这个片子的意义在于再一次唤醒人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中国财富：在你看来，电影里关于寻找拐卖儿童的呈现是否写实？与你在打拐中遇到的情况一样吗？
于建嵘：还是比较写实的，真实情况基本就是这样。电影里说到被拐卖儿童的家长自发组成了一个团队，互相帮助去找小孩，在现实中，我们的志愿者也帮助了很多家长成立了这种组织，比如我们的“寻子之家”。
中国财富：如让你给这部电影挑刺的话，你有什么看法？
于建嵘：关于打拐，我们一直倡导“买卖同罪”。我们强调的是法律的一面，强调没有买就没有卖，如果同意买、同情买的话，我觉得会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但这个片子恰恰反映了人性的一面，它同情买孩子的家长。作为艺术表现来说，我觉得是挺好的，但在现实倡导中，我觉得还是不能同情买家。
中国财富：从政策倡导层面，你认为怎样才能真正有效地打拐？
于建嵘：首先，要建立一个快速反应机制，丢了孩子马上去救，一发生问题就要马上迅速采取行动。这一点现在做得不够，社会的联合快速配合行动欠缺。中国有最严格的户口管制制度，但也有很大的漏洞，所以有那么多失踪儿童。美国曾经因为三个儿童的失踪案例而修改整个政策，目前就把这个问题解决得非常好，一旦出事，所有的部门都会马上行动起来，高速公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会立即介入，而我们国家还没有太重视这个问题。
其次，要建立儿童的数据库，不是建立丢了的孩子的数据库，而是建立所有孩子的数据库，出生之后就要建立数据库。但是这个有争议，有人认为它侵犯了隐私。如果公安控制不好的话，也可能会变成一种商业利益。但是，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对买家进行严打是没有争议的。
这个社会需要公益
中国财富：近几年你本人越来越多地关注、参与公益活动，身体力行，对你而言，又是如何理解“公益”的？
于建嵘：我认为公益对中国社会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这个社会需要一个社会文化活动，而所谓的公益活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们社会文化的不足，这是我理解的公益。我这几年一直在关心社会公益，不是因为我本人有多大的财力或者多大的爱心，我更多的是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去理解公益对社会的重要影响。
中共执政前三十年搞阶级斗争，激发了人性斗的一面；后三十年以钱为纲，肯定了人性贪的一面。但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发展，更需要有平等竞争、守规包容的精神文化。这在西方国家，靠新教伦理。而在我们这个普遍没有的国家，靠什么？我越来越感觉到我们需要一种关于人性呼声的活动，越来越需要对讲究包容、讲究平等的公益活动的理解，我们需要这种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什么地方？我们今天就看到了这股力量，我认为，杨斌的天祥关爱体现了这个理念。她觉得在这个社会没有绝对的敌人，当今天她的被告人犯法了，我们不应该把他作为人性的一面抛开，这种对人性的关爱，就是公益。
我特别高兴参加天祥这个活动，杨斌邀请我担任顾问的时候，我说，做好事的人很多，但能够从社会基本理念理解公益的人不多。对公益要有更高的认识，这个认识对中国社会未来的转型、对公民社会的建立是有意义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支持她，我当然要支持她。
中国财富：有学者认为，公益领域相对离政治远一些，不那么敏感；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公益活动的看法篇2
考虑对上市公司影响深远的相关因素，要读懂年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看公司拥有什么样的资产而不是利润的高低
分析企业盈利能力和股东财富的变化时，报表使用者更多地关注利润表，而关注资产负债表较少。会计利润的大小容易被公司管理者操纵，因为许多会计技巧的使用都可轻而易举地改变会计利润，使利润数字本身的价值受到贬损。
所以，不论是分析企业的财务状况，还是考核企业业绩，报表使用者都需要更多地关注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构成和变动。如果上市公司一方面有较高的利润，另一方面却呈现存货,特别是产成品、半成品增加，应收账款余额大量增加趋势，表明虚高的利润是以出现大量的不良资产为代价。存货太多，应收账款回收过慢，导致公司不得不通过借贷、委托理财、变卖资产等方式来增加日常运营所需资金，公司持续发展能力存在问题。
看公司拥有什么样的利润而不是利润总额
上市公司应有明确的主营业务，其营业收入和利润应主要来自于主营业务，而不是主要来自于非经常性损益和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投资收益。
在现行会计核算体系下，上市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无论是否售出，都必须按照公允价值计量。这样，对于已售的金融资产确认投资收益，对于未销售的金融资产，按照公允价值确认当期利润或损失。所以，现行利润的概念是企业的全面收益，营业利润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2008年因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一些上市公司为维护自己的市场形象，在年报中利用短期投资收益、股权转让收益、营业外收入与营业外支出、债务重组、资产重组等非经常性损益填充业绩，从2008年年报中不难发现他们操纵的痕迹，其扭亏“工作”，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证券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监管不到位，亏损公司只有“制造”出非经常性损益来进行盈余管理，以达到其预期目标。
看公司拥有什么样的现金流而不是现金流总额
阅读年报，看懂现金流量结构十分重要，总量相同的现金流量在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之间分布不同，则意味着不同的财务状况。一般情况下：
1、当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负数，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为负数，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为正数时，表明该上市公司处于产品初创期。这个阶段上市公司需投入大量资金形成生产能力，开拓市场，其资金来源只有举债、融资等筹资活动。
2、当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正数，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为负数，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为正数时，可以判断企业处于高速发展期。这时产品迅速占领市场，表现为经营活动中大量货币资金回笼，同时为了扩大市场份额，企业仍需要大量追加投资，而仅靠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可能无法满足所需投资，必须筹集必要的外部资金作为补充。
3、当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正数，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为正数，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为负数时，表明企业进入产品成熟期。在这个阶段产品销售市场稳定，已进入投资回收期，但很多外部资金需要偿还，以保持企业良好的资信程度。
4、当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负数，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为正数，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为负数时，可以认为企业处于衰退期。其特征是：产品销售市场占有率下降，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于流出，同时企业为了应付债务不得不大规模收回投资以弥补现金不足。
因此，在对年报进行分析时必须关注上市公司现金流量，了解上市公司利润中的收现成份，以及在投资过程、筹资过程中现金收入和使用的情况，以此来判断企业真正的收益能力，进行投资决策；规避因企业盈余管理及选用不同会计政策，而造成的每股收益比同行上市公司高所带来的误导投资风险。
看公司拥有什么样的股东权益而不是权益总额
股东权益是一个很重要的财务指标。当总资产小于负债时，公司就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境地，这时，公司的股东权益便消失殆尽。如果实施破产清算，股东将一无所得。相反，股东权益金额越大，该公司的实力就越雄厚。
公益活动的看法篇3
论文摘要：在借鉴国外非营利组织特殊税收待遇的法律规制模式——减免税制和税前扣除制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以非营利组织的法律界定为切入点，完善我国非营利组织特殊税收待遇的基本设想。认为非营利组织应当是从事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事业，并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法人。针对非营利组织的特质，建议在税法中应当区分公益性和互益性、相关商业活动和无关商业活动的非营利组织，并赋予不同的减免税待遇；应当统一向公益性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前扣除标准，允许超限额部分递延扣除，并建立公益性捐赠的直接扣除制，允许境外公益性捐赠限额扣除。
一、非营利组织的法律界定
目前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关于非营利组织的法律界定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将非营利组织分为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事业单位。其中第10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公益性社会团体是指依法成立的，以发展公益事业为宗旨的基金会、慈善组织等社会团体。”第10条第3款规定：“本法所称公益性非营利事业单位是指依法成立的，从事公益事业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社会公共文化机构、社会公共体育机构和社会福利机构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52条规定，允许捐赠者在所得税前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所涉及的“公益性社会团体，是指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基金会、慈善组织等社会团体：(1)依法登记，具有法人资格；(2)以发展公益事业为宗旨，且不以营利为目的；(3)全部资产及其增值为该法人所有；(4)收益和营运结余主要用于符合该法人设立目的的事业；(5)终止后的剩余财产不属任何个人或者营利组织；(6)不经营与其设立目的无关的业务；(7)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8)捐赠者不以任何形式参与社会团体财产的分配；(9)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民政部门等登记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从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对非营利组织给的界定并不明确和统一。因此，目前迫切需要从法律上特别是正在制定的《税收基本法》中明确界定非营利组织的定义。
国外关于非营利组织的认定标准，一般文献经常引用沃夫(wolf)所归纳的非营利组织的5项特质作为认定标准：(1)有服务大众的宗旨；(2)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结构；(3)有一个不致令任何个人利己营私的管理制度；(4)本身具有合法免税地位；(5)具有可提供捐赠人减(免)税的合法地位。1993年联合国、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等共同编写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中，也阐明了非营利机构的性质和主要特点：(1)向社会提供公益；(2)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以营利为目的；(3)非营利机构并不意味着其不能创造营运结余，但是其结余不得“分红”；(4)非营利机构通常得到优惠的税收政策，包括免交所得税；(5)非营利机构受到社会和政策的严格审视，有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和监督制度；(6)财产处置的特殊性，即非营利机构的所有权不能是私有的，其财产不能在市场上交易，不能强迫兼并。从上述著名学者和国际组织给出的标准可以看出，尽管有关学者或国际组织对非营利组织的认定标准存在一定差异，但都包含了公益性、非营利性和税收优惠性的三大特点。“公益性”即非营利组织的活动宗旨应当体现社会公共利益，目标在于弥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缺陷，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不是谋求国家利益或者个人利益最大化；“非营利性”即非营利组织的活动宗旨不是为了获取利润并在组织成员之间进行分配，而是为了从事公益事业或追求成员的共同利益；“税收优惠性”即非营利组织不同于一般的企业或者个人，作为特别纳税人享有特殊税收优惠待遇，也就是说，国家通过税式支出支持和鼓励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非营利组织作为税收法律关系主体至少应当具有以下法律特征：(1)非营利组织是依法登记成立的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法人；(2)非营利组织是非政府、非营利的社会组织；(3)非营利组织以公益性或者互益性为其活动宗旨；(4)非营利组织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社会组织。因此，笔者认为非营利组织的定义应当包含公益性、非营利性和税收优惠性要素，即非营利组织是指依法成立，从事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事业，并且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法人。
二、国外非营利组织特殊税收待遇的法律规制模式
各国税法对非营利组织特殊税收待遇的规制一般包括：非营利组织自身的特殊税收待遇规制和向非营利组织实施捐赠的特殊税收待遇规制。
(一)非营利组织自身特殊税收待遇规制模式——减税或免税制
非营利组织自身的特殊税收待遇规制主要表现为税法对不同非营利组织的收入所得和其他财产或行为的减免税优惠。从各国税法对非营利组织自身减免税待遇的法律规制来看，各国税收立法普遍遵循的规则主要包括：
1、将非营利组织分为公益性非营利组织和互益性非营利组织，不同性质的非营利组织享有不同的税收待遇。如，日本《法人税法》将非营利组织主要分为：公共法人和公益法人。公共法人具有很强的公共性质，且其所进行的事业均属于公共服务或准公共服务，因此免征法人税；公益法人是以追求公益为目的的法人，所以只对其所得中的由收益事业中所产生的所得进行课税，对其他所得不课税；在德国，如果一个非营利组织以追求公共福利、慈善事业或者宗教发展为其活动宗旨，该组织则可以享受一系列的特别税收优惠待遇；然而，当一个非营利组织以为会员服务或者使会员受益或互惠为其活动宗旨时，就不能完全享受特别税收优惠待遇。从上述各国税法的规定可以看出，由于公益性非营利组织承担了大量的社会救济和公共福利等社会责任，从而相应减轻了政府责任和财政负担，因此，各国税法对公益性非营利组织的规制主要在于强化税式支出，扩大减免税范围。互益性非营利组织虽然也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但其主要宗旨还是为其成员提供服务，而不是服务于整个社会，如果对其进行大量减免税，则会相应增加财政负担造成税收流失。因此，各国税法对互益性非营利组织的规制主要在于弱化税式支出，缩小减免税范围。
2、将非营利组织的活动分为相关商业活动和无关商业活动，不同性质的商业活动享有不同的税收待遇。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分配中的特殊主体，其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捐赠收入、拨款收入、会费收入、提供服务收入以及从事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各国税法基本上都对非营利组织的捐赠收入、拨款收入、会费收入、提供服务收入全部免税，但对其从事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是否免税各国在税法规制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如，菲律宾《税收改革法》规定，非营利组织有权享受免税待遇，但是只要这些组织通过使用房地产或者其他资产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该组织从中获得的任何类型和性质的收入，无论进行何种处置都必须依法纳税。美国国税局的指导原则是，如果一个免税机构财富的产生和分配或者创收服务的开展，对其实行免税目的是重要的，而不是靠创收用于其他目标，那么它的创收活动就是与教育、科研、慈善等或该机构的其他免税目的“有关”的。当一个机构的无关经营活动达到相当程度，以致令人怀疑其创办与经营的主要目的是从事无关经营活动时，这个机构的免税资格就会受到威胁。因此，凡经美国国内税务局查实并赋予免税资格的非营利组织，均可得到所得税、财产税、失业税的全额免除。但是，如果非营利组织从事与其组织宗旨无关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时，其所得税、财产税和失业税都应当依法缴纳。从上述各国税法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尽管各国在处理非营利组织的公益性和营利性的关系问题上有不同的认识，但各国都普遍认为，只有非营利组织的商业活动收入用于公益或非营利目的，并且该活动对于公益目的的实现是必要的，才能享受税法规定的税收优惠待遇，否则非营利组织的商业活动收入就不能享受税收优惠待遇，如果普遍享受税收优惠待遇将会造成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破坏。
3、非营利组织能够享受多个税种的税收优惠待遇，而且不同性质的非营利组织所享受优惠待遇的税种范围不同，灵活性比较大。由于非营利组织受不分配利润的约束，即非营利组织获得的净收入不能分配给对该组织实施控制的成员，必须完全用于公益事业或非营利事业的发展，因此，几乎所有国家都对非营利组织获得的捐赠、政府补贴或拨款、会费等收入免征所得税和利润税。而当非营利组织属于公益组织范畴时，其享受税收优惠的税种还会涉及到商品税、财产税、行为税等其他若干税种，对此各国税法有不同的规定。如按照德国税收法案的规定，具有免税资格的公益组织一般可以享受到的免税待遇主要包括：免征法人所得税；公益组织在继承遗产后其免税身份还可持续10年，并且免征遗产税和捐赠税；免征商业税和净资产税。在澳大利亚，依据其联邦和各州税法的规定，依法登记取得法人地位的非营利组织可以提出免税申请，免税税种主要包括所得税、资本增值税等联邦税，以及土地税、印花税、财产税等各州税。从上述各国的税法规定可以看出，各国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收优惠范围因“公益性”和“互益性”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公益性组织的税收优惠范围要大于互益性组织的优惠范围，从而体现了各国政府对公益性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支持和鼓励。
(二)向非营利组织实施捐赠的特殊税收待遇规制模式——税前扣除制
向非营利组织实施捐赠的特殊税收待遇的法律规制主要表现为税法对企业或个人向公益性非营利组织的捐赠给予所得税税前扣除的优惠，即允许捐赠者在纳税时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捐赠部分，从而使企业或个人因其向公益性非营利组织的捐赠而获得一定的税收收益。但税前扣除的幅度，因捐赠对象和捐赠数额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日本税法规定，个人对特定公益事业的捐赠，以超过1万日元的捐款为税前扣除对象，但该项扣除的最高限额为综合课税所得总额的25％，超过部分不得扣除。企业向特定公益法人的捐赠，不得超过捐赠扣除的最高限额(捐赠计人费用的最高限额=期末资本金额×0.00125+当年所得金额×0.0125)，即企业的捐赠金额小于该最高限额时，则按实际捐赠金额扣除，而当企业的捐赠金额大于该最高限额时，则按相当于该最高限额的金额扣除，超过最高限额部分不得扣除。按照美国联邦税法的规定，只有向符合《国内税收法典》第501C3条款要求的公共慈善组织的捐赠才可以获得税收优惠，其中个人税前扣除的最高额度为个人毛所得的50％；企业税前扣除的最高额度为应税收入的10％，超过部分可以在以后年度顺延扣除，但最长不得超过5年。从上述各国的税法规定可以看出，各国主要是针对向公益性组织实施捐赠的企业或个人给予不同程度的税前扣除优惠，这一方面表明各国政府对公益组织发展的税收支持，鼓励企业或个人向公益组织提供捐赠；另一方面，各国税法也都通过规定税前扣除的最高限额来控制税式支出，防止纳税人滥用税收优惠损害国家税收利益。
三、我国非营利组织特殊税收待遇的法律规制现状及其缺陷
(一)非营利组织特殊税收待遇的法律规制现状
在我国现行税法体系中对非营利组织特殊税收待遇的法律规制主要包括：
1、非营利组织自身享有的特殊税收待遇。目前直接针对非营利组织自身的特殊税收待遇的法律规制主要有：(1)所得税法的特殊待遇规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不包括非营利组织从事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属于免税收入，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2)流转税法的特殊待遇规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对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实验和教学的进口仪器、设备以及由残疾人组织直接进口供残疾人专用的物品免征增值税。根据《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税收规定》的规定，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校，以科学研究和教学为目的，在合理数量范围内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者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的规定，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残疾人福利机构提供的育养服务，婚姻介绍，殡葬服务；医院、诊所和其他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劳务；纪念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展览馆、书画院、图书馆、文物保护单位举办文化活动的门票收入，宗教场所举办文化、宗教活动的门票收入等免征营业税。(3)财产、行为税法的特殊待遇规制。非营利组织享受的财产税、行为税的税收优惠主要包括：房产税、车船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等税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土地和房产，以及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土地和房产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老年服务机构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医疗卫生机构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对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等社会力量投资兴办的福利性、非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以及老年服务机构自用房产、土地、车船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自用的房产、土地、车船，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车船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学校、幼儿园、敬老院、医院经批准征用的耕地，免征耕地占用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的规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承受土地、房屋用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的免征契税。从上述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可以看出，目前我国规范非营利组织自身特殊税收待遇的基本模式为免税制，即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免征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关税、房产税、车船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等多个税种。
2、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特殊税收待遇。目前对向非营利组织实施捐赠的特殊税收待遇的法律规制主要有：(1)企业所得税法的特殊待遇规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2)个人所得税法的特殊待遇规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个人将其所得向教育事业和其他公益事业的捐赠，其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3)印花税法的特殊待遇规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对财产所有人将财产捐给社会福利单位、学校所立的书据免征印花税。从上述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可以看出，目前我国规范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特殊税收待遇的基本模式为税前扣除制并辅之以免税制，即允许企业或个人将其公益性捐赠按一定标准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并对捐赠财产所立书据免征印花税。
(二)非营利组织特殊税收待遇的法律规制缺陷
我国现行税法对非营利组织特殊税收待遇的法律规制缺陷主要体现在：
1、没有明确划分公益性非营利组织和互益性非营利组织及其相关的税收待遇，缺乏对互益性非营利组织的特殊税收待遇规制。目前，在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只规定了取得免税收入的非营利组织的条件，并没有明确哪些组织属于公益性组织哪些组织属于互益性组织。也就是说，不论是公益性组织还是互益性组织取得的收入一律免征企业所得税。而在流转税法、财产税法和行为税法中只是采取列举的方式规定有关非营利组织享受免税待遇，并没有明确享受相应免税待遇的非营利组织是公益性组织还是互益性组织。这样就形成了在我国税法体系中，不论是公益性非营利组织还是互益性非营利组织都享受同等税收待遇的立法局面。这不仅会造成有限免税政策资源的浪费，扩大了政府的税式支出，相应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还会导致税收优惠政策被滥用，使非营利组织成为逃避税的重要渠道。应该说这与各国税法旨在支持公益事业发展，强化对公益性非营利组织的税式支出，弱化对互益性非营利组织的税式支出的立法原则相悖。
2、没有将非营利组织的活动划分为相关商业活动和无关商业活动，缺乏对不同性质商业活动的特殊税收待遇规制。目前在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中，虽然明确非营利组织的免税收入不包括其从事营利活动取得的收入，但并没有明确从事营利活动取得的收入是相关商业活动收入还是无关商业活动收入。也就是说，无论是相关商业活动收入还是无关商业活动收入，只要是非营利组织从事营利活动取得的收入都要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虽在但书中规定：“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以此体现立法上的灵活性，但也导致了税收执法上的混乱和财税主管部门的随意。在其他税法中也都没有明确非营利组织的相关商业活动和无关商业活动所享受的不同税收待遇。如在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和房产税暂行条例中，只是规定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土地和房产，以及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土地和房产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但没有明确这些单位利用其土地、房产从事营利活动时该土地和房产是否享受免税待遇，更没有明确其营利活动是相关商业活动还是无关商业活动以及如何享受税收优惠待遇问题。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从所得税的角度看不利于非营利组织通过多渠道筹措公益性资金来发展公益事业，从财产、行为税的角度看不利于防止非营利组织滥用免税政策从事商业活动，形成不公平市场竞争。
3、向公益性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前扣除标准不统一，缺乏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全面发展的税收激励机制。目前在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中存在着对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按照两档标准进行税前扣除，即全额扣除和按年度利润总额12％或应纳税所得额30％的标准扣除。不同扣除标准导致同属公益性捐赠，但享受不同税收优惠的不公平待遇。综合比较各国的扣除标准，我国的扣除比例明显低于国际标准，而且不允许超限额部分递延扣除。另外，“两法”允许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在税前扣除的捐赠是指通过中国境内公益性社会团体或国家机关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也就是说，一方面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直接向公益性非营利组织的捐赠不允许税前扣除；另一方面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通过境外公益性非营利组织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也不允许税前扣除。而我国公益性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捐赠收入，因此，这一规范既不利于鼓励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向公益性非营利组织实施捐赠，促进公益性非营利组织的全面发展，也不利于鼓励我国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向国际公益慈善组织进行捐赠，促进国际公益救济事业的开展。
四、完善我国非营利组织特殊税收待遇的基本设想
基于现行税法对非营利组织特殊税收待遇法律规制存在的缺陷，笔者认为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特殊税收待遇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优化非营利组织自身的税收优惠
1、区分公益性和互益性非营利组织，并赋予不同的税收优惠待遇。在我国税法体系中，由于没有将非营利组织划分为公益性非营利组织和互益性非营利组织，几乎所有的非营利组织都享受税法规定的相同免税待遇，这种做法不仅会增加政府有限的税式支出，而且还会削弱对公益事业的重点支持。因此，笔者建议在税法中应当明确区分公益性和互益性非营利组织，对公益性非营利组织给予免税待遇，对互益性非营利组织给予减税待遇。这样既体现了政府对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全面支持，又体现了政府对公益性非营利组织发展的重点扶持，从而反映出税收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2、区分相关商业活动和无关商业活动，并赋予不同的税收优惠待遇。由于对非营利组织的商业活动不加区分的与营利性组织的商业活动一样正常予以征税，会影响到非营利组织公益目的的有效实现，不利于鼓励和扶持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因此，笔者建议在税法中应当将非营利组织的商业活动分为相关商业活动和无关商业活动，对相关商业活动实行减免税，即对非营利组织为公益目的采取经营性商业活动所涉及的财产、行为以及取得的收入减税或者免税；对无关商业活动正税，即对非营利组织与公益目的无关的经营性商业活动所涉及的财产、行为以及取得的收入正税。
(二)强化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优惠
公益活动的看法篇4
关键词:公益事业;公益营销;企业社会责任;公益主题;危机应对机制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3-0173-03
一、公益营销与企业社会责任
“施比受有福”原是出自《圣经》的一个信条,如今已成为现代生活和商业中的一个精辟策略。施是一种起码的善意和慷慨,是一种社会责任,越来越多的组织和企业将其视为一个深谋远虑的公关计划和长远投资的有力工具。迈克尔・波特在其《企业慈善事业的竞争优势》一文中指出:“企业从事公益事业的目标,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博得更多的认同和社会影响,而实质上,则应该专注于公司竞争力的增强。”企业从事公益营销,虽然不能代替产品或服务的高质量和有竞争力的价格,但是,当两种产品或服务有同样竞争力的时候,公司的公益成绩就成为消费者选择的根据。在现代产品极多、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公司参与社会公益,进行公益营销,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优势。经过西方学者多年的研究与企业的实践证明,公益营销不但使社会受益而创造了社会价值,而且的确在提高企业品牌形象和声誉、提高企业财务绩效、降低运营成本、增加销售和客户忠诚度、广开资本渠道等方面使企业受益,从而创造了商业价值。
企业的公益营销往往是与企业社会责任(CSR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企业不但应承担经济方面、法律方面的责任,还应该承担对环境保护与节约资源、对社区、对员工、对消费者的责任以及作为企业公民应承担的道德责任。现在它已经成为西方社会对企业进行业绩评估的一项重要指标。许多西方大型跨国公司的公益行为都具有系统性和长期性,它们在进入世界各地市场的同时都会有一系列的慈善公益活动,在它们看来,公益赞助既是表现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好方式,也是赢得政府认同、打造企业品牌影响力的有效途径。而出色的商业化运作则使得公益赞助变成一种社会受益、企业有利的双赢行为。
二、我国企业公益营销存在的问题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慈善事业以及公益活动无论从规模、捐款额以及管理水平上,都还有很大差距。调查显示,许多地方的慈善捐助活动有60%的个人捐助者为普通工薪阶层,而企业和富豪们的捐助并不多,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所获捐赠的70%都是来自国外和港台的企业和个人捐助,国内富豪的捐赠不到15%,如何让更多企业担负起社会责任,让更多企业加入行善行列,尚需多方面努力。
目前,中国企业在公益营销方面的策略方法上尚不成熟,最常出现的情况就是:要么急功近利甚至弄虚作假,在大肆炒作一番之后,引来社会各界的批评与反感;要么策略不当,无法达到双赢的预期效果。为此,笔者提出一些建议和方法,希望能对企业成功地进行公益营销有所帮助。
三、公益营销如何运作
企业在战略性地管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或公益活动时,面临巨大挑战,像对其他所有重要商业活动一样,公益活动也要收集信息、设定目标、规定措施、建立责任体系以及评估执行进程,但又不同于完全的商业活动,这就要求有更高的战略策略。一般来说,企业可以多种形式实施公益营销,如策略性的慈善、赞助、社会投资和价值观合作等,在实际公益营销过程中,要遵循相应的原则,并按有效的程序进行系统的策划与操作,公益营销才能取得成功。笔者构建了以下七步法,供企业在公益营销实际操作中参考。
(一)公益主题定位
无论企业的规模有多大,没有一家公司本身的资源足以使它驾驭涉及多方面的公益慈善事业,因而企业要在众多的公益议题中选择适合本企业的公益事业。
选择公益主题要注重关联性,即必须符合企业品牌核心价值以及目标人群的喜好,要与企业在市场中所处的地位相适应,选择相宜的事业,可与带有感彩的目标顾客保持长期关系。如万宝路赞助的F1比赛、摩托车比赛――刺激、惊险、豪放,正是万宝路品牌个性的体现,这也是万宝路的目标人群感兴趣的活动方式。宝洁在中国的公益赞助偏重支持教育事业――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院,宝洁公司都给予高度的重视。宝洁之所以大举赞助中国教育的思维逻辑是:通过赞助,影响中国最高端的知识人才,那里聚集中国最顶尖的知识人才,他们是宝洁公司最希望吸引的发展人才;跟随政府关注的焦点,赢得政府认同――“希望小学”建设是中国政府所积极推进的宏大工程,宝洁不断投入资金支持中国希望工程,赢得了中国政府的高度赞许;关注中国下一代,宝洁投入巨资启动“春蕾计划”,支持中国少年儿童的教育工程,从营销的角度上,宝洁已经将品牌影响力对准了其未来的消费者――中国的少年儿童。
就目前实际情况看,中外企业在中国的公益主题主要锁定在教育与扶贫、环保、体育赞助三大领域。就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公益的主要议题和重要领域包括:
1.企业社会责任:慈善性质的捐赠、同等权利、禁止童工、国际人权、全球伦理建设、提倡教育(基础教育)、社区建设、关注员工问题、平等用工、关注家庭、为残疾人创造就业机会、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2.商业伦理:将以诚信、信任、尊重和公平等核心价值融入企业政策、实践与决策之中。
3.社区投资与社区经济发展:活动广泛,支持地方修建高速公路、捐赠产品、提供义务服务、献血、赞助地区性的音乐艺术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志愿者参与是社区投资强有力的方法之一。
4.环境保护主题:多样化的资源来源、资源的效能、保护森林、绿色建筑、绿色产品、减少浪费、保护水资源、提高水质等。
5.企业层面上的人权:对区别对待、行为准则、员工工资、健康与安全保障、工作条件、平等用工、换界选举等方面的态度和做法。
6.市场营销伦理:在产品开发、定价、分销、促销、客户服务、公益营销等方面的伦理与社会责任。
具有企业公益的公司,除了会获得社会普遍认同和好感外,还拥有无限的营销机会:在广告、新闻报道、证券分析师报告、年度报告、销售手册、员工通讯以及商业信笺上提及公司的公益贡献,引起广泛的关注从而获得更多的顾客。
(二)选择公益合作伙伴
真正的合作伙伴要有诚信、正直、关心、互相尊重的品质。确定潜在伙伴关系的先决条件是了解组织的目标、需求、资产、文化、能力和背景等基本情况,引导出双方认同的价值点――最看重什么?公司要组成一个团队对潜在公益合作伙伴在可用资源、财务稳定性、声誉和正直感、管理结构和能力、可合作性、职责分配、时间安排、已获得的成绩、双方代表的融合性、公司和项目展开后的公益的融合性等方面作出评估,在权衡风险―回报与主要价值点的基础上作出选择。在确定候选公益合作伙伴后,为了保证公益活动的正常进行,应以书面形式明确说明计划及任务,特别是宗旨、目标及职责分工。
(三)公益项目评估
近年来,国内外有关公益项目的丑闻时有发生,有的公益项目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有的公益项目资金流失严重,甚至打着公益项目的旗号为个人谋取私利。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加强公益项目的评估。通过评估促进公益组织的责任与学习,通过评估促进公益项目绩效的提高。
公益项目的评估要贯彻于公益项目的全过程,在公益项目实施前进行预评估,在实施中的过程评估和公益项目完成后的后评估。国际上关于公益项目的评估并没有统一的模式,流派很多,比较适合中国实情的是“apC综合绩效评估法”(源自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即对公益项目的问责性(accountability)、项目的绩效(performance)和实施项目的组织能力(Capacity)进行评估。
1.项目的问责性评估:是确保公益组织诚信的一种制度安排或体系,以帮助公益组织树立社会公信度,树立起公益项目的品牌。问责是指公益组织对其所使用资源的流向、效用及公众满意度的社会交代。考察指标包括是否有健全的理事会、组织的相关信息是否透明、组织活动是否与组织的宗旨一致、资金使用与运作情况、劝募的信息是否真实。
2.项目的绩效评估:是指对公益组织实施项目或活动的适当性、效率、效果、受益群体满意度、社会影响和可持续性的评估。项目的适当性要考察所实施的公益项目是否是当地社区发展的优先发展项目、是否与组织的使命一致、是否与目标群体的需求或认知价值一致、是否是对目标群体需求的即时回应。项目的效率考察项目的单位成本或成本效益如何,是否有利于技术、知识和经验的扩散,是否节约了时间。项目的效果指项目的实际结果达到的程度或实现预期目标的程度,包括绝对量和相对比例两方面,以及受益群体在知识、生活条件、生活方式与行为等方面的变化。社会影响是指所取得的效益和效果对社会和经济生活产生的长远影响,包括对就业问题、性别与发展问题、公平公正问题、生态环境、消除贫困、民族关系的影响。持续性是指项目结果的可重复性和可持续性,即项目完成后,该项目积极结果的持续性。受益群体满意度指受益群体对志愿者或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是否值得信赖、是否尊重顾客的隐私)、服务内容、资金安排、时间安排、项目结果的满意程度,被服务对象是否有通畅的投诉渠道等。
3.公益组织实施公益项目的组织能力:主要考察公益组织的基本资源、管理能力、公共关系与动员资源的能力、自我评估与学习的能力。
(四)共同进行公益营销活动策划
调研在公益营销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承诺计划之前要动用多种多样的调研方法(如个人访问、信函交流、电话调查与交流、座谈会、问卷、网上交流等)竭尽全力了解市场、公众、行政部门、立法部门、行业成员、员工以及媒体对公司的看法。一个基本的公益营销计划应该包括形势分析、目标、战略与战术、时间表和预算方案等。
(五)适度的宣传和促销
适度沟通与宣传的影响非常广泛时,公益事业关联营销活动才会是最成功的。要确保活动能引起潜在购买者的广泛注意。最成功的公益营销项目往往巧妙地综合使用一系列内部和外部的沟通传播渠道,包括网络、广告、新闻报道、年度报告、销售手册、员工通讯以及商业信笺、直邮等。最有效的沟通方式是能够让顾客和公司一起参与宣传公司的赞助项目。
(六)建立公益项目监管机制
项目管理人员应该是既有管理技能经验又能发掘和监管所需外来资源;公益营销项目、公益合作要有重要法律文件和规章制度的备案制度;项目管理层要对以下方面进行监管:公益项目的工作范围和时间进度安排;摸底情况;预算执行情况;制定决策过程;职责的全面分配情况;沟通程序以及内外沟通的协调;按项目评估中的绩效指标体系考察项目的成功与否。
(七)建立危机应对机制
与其他商业合作一样,公益营销项目有回报就会有风险。要仔细完整地检查所实施项目对各方的潜在风险,包括最不利的假设。在公益营销项目中的主要风险区域包括:名誉、内部政策和实施、法律事务、资源分配、物流安排等。基于这些风险的考虑,理想的管理危机的行动应该是在事发前就早已经进行,如诚实――说话做事都要诚实,记住公益营销是从真正做善事中获益的;建立人气――通过媒体增加知名度和曝光度,使用广告将公益项目对社会的好处尽早表述并常常重复,引起公众关注并记住公司的善意。
而一旦危机爆发,所有的行动都会大打折扣,会被看成只是被动反应。当危机来临时,要积极应对,记住有效的危机管理的基本点是:
1.指定专一的、资深可信的发言人来公布情况。
2.占据主动,做第一个公布者。让公司本身成为其自身危机信息的者。
3.有错时要敢于承认。诚实的表现,是公司和公益合作伙伴以往的历史中,或在更大的背景下为公司和公益定位,公司和公益组织以往在公益方面所做贡献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4.广泛交流。与公司和公益机构所拥有的大批公众,或更广泛的社会公众,特别要与内部人进行沟通交流,以获取大众的理解和支持。公众向来对遭遇困境的公司宽容为怀,各个时期的各大公司(如福特、埃克森、迪斯尼、宝洁等)和一些知名公益机构都遭遇过危机情况或由丑闻引起的震惊,但这些公司、公益机构或项目能以周全的考虑和健全的管理来应对危机,从而维持或重拾信心、尊严和名誉。
现代商业环境中,企业成本不断上升、竞争日益激烈,公司受到的挑战也日益严峻。公益营销为公司或品牌的新兴力量提供了机会,公益营销不但使公司提高了品牌形象、增加了销售、赢得了市场份额,而且使公司为需要帮助的人乃至全人类的美好生活作出了贡献。我们希望看到有更多的中国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建立和谐社会,促进企业与社会共同进步与发展。
参考文献:
[1]田虹.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推进机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2][美]乔・马尔科尼.公益营销[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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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活动的看法篇5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活动的主体会不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认为任何形式的政府都必然具有自利性的要求和冲动，并通过官员和政客维护自身利益表现出来。詹姆斯・布坎南是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应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把“经济人”假设拓展到政治领域，提出了“政府失败说”，对这一理论进行介绍和分析，对于我国当今政府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公共选择理论；政府改革；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时盛行的凯恩斯主义从理论上打破了市场万能的神话。然而，由于西方各国政治干预经济力量的增强，政府职能和政府规模日趋扩张，造成了政府机构的膨胀、社会资源的浪费、政府干预经济的缺陷日趋突出。在此大背景下，主张“新自由主义”的公共选择理论应运而生。本文旨在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上，尝试应用于我国的政府改革，为我们研究财政制度和决策管理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概念及其方法论
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学的方法为基础来研究政府行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包括个人主义方法论、经济人假说和经济学的交换范式。这三大要素是詹姆斯・布坎南在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演说中提出的。
（一）个人主义方法论
所谓个人主义方法论就是把个人看作决策的基本单位，把个人选择作为集体选择的基础，并认为无论是在个人活动或是在集体活动中，个人都是最终的决策者。因此，分析社会现象应该从个人的角度去寻找原因，个人是构成集体的细胞，是决策的基本单位。在面对公共选择问题时，不管选择过程与结构是多么复杂，个人都是最终的决策者。
（二）经济人假设
传统的政治学认为，人在经济领域会受个人的自私性利益驱使；但在政治活动中，个人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必须要遵守公共利益原则行事。而公共选择理论对这种观念进行了重塑：在社会中同样的个人不可能在经济领域表现出自私自利而在政治领域就表现的大公无私。公共选择理论沿用经济人假设，将这一概念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把政治活动演绎成经济活动，分析个人在政治领域的不同反应，以便构建一个完善的政治秩序。
（三）交易政治
政治活动也是交易活动，只是交易的对象不仅限于市场性的商品，而是包括选票在内的各种利益和好处。市场与政治之间的实质差别，不是个人追求的价值或利益的种类，而是个人追求其不同利益时所处的条件和手段。经济学中的交换过程是市场机制，政治活动被用市场机制来研究，就是把政治活动看成一种与市场交换过程类似的活动。经济交换的是产品，政治活动中交换的却是规定、制度、方针政策等公共产品。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了“政治市场”的概念。
二、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分析政府行为的效率以及寻找使政府最有效率工作的规则制约体系，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最高目标。
（一）政府扩张
由于个人行为决定了集体行为，个人行为动机决定了集体行为动机，因此，政府行为动机归根到底是由其中的个人的动机所决定得。由于政治家和政府官员都是理性的“经济人”，所以他们的行为目的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即追求权力与声望的提高以及相应的经济收入。这些利益的追求方式表现为政府的扩张行为。一方面，追求政府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增加部门的支出。
（二）公共决策失误
一方面，根据理性“经济人”的人性假设，政府官员和政治家在政治市场上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追求最大化收益，在进行公共决策的时候必然会受到自身偏好和利益的影响，这就使政府决策结果不能完全代表公共的利益，从而影响公共决策的公正，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即使政府制定的决策和方案都是最有利的，但由于选举规则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最终的决策结果也往往难以达到公平和最优。
（三）寻租行为
所谓寻租，是指某些利益集团为了逃避市场竞争获得高额利润，通过各种途径谋求政府的保护，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促使政府帮助自己对某一领域实行垄断。同时，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也在寻租行为中得到体现。在寻租过程中，政府官员由于其“经济人”属性，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滥用权力。由于公共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不正当介入，必然会出现某些利益集团对政府官员的贿赂行为。
三、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政府行为的启示
从公共选择理论出发考察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与政治，它对于规范我国政府行为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正视官员身上的“经济人”因素，完善制度设计
从公共选择理论看，由于政府官员的“经济人”属性，其政治行为中包含了一些利益因素。因此，我们不能忽视政府行为的经济人特征，要正视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承认其合理的自利动机。对于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根源必须从理论上界定清楚，从制度建设上加以解决。我们应该认识到，制度建设比事后惩罚重要，防腐败比反腐败重要。
（二）在公共部门引入竞争机制，强化对政府机构的监督
公共选择理论强调竞争，在公共物品供应中应尽可能引入竞争机制，开放一些公共服务的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并鼓励私营企业进入公共服务的领域，只有使公共服务市场化，打破公共物品生产的垄断，给公众以个人选择机会，才能提高公共物品供应的效率。政府在改革过程中要通过提供畅通的表达渠道和构建开放的信息平台等途径来调动公民的参与热情，充分实现公民对政府机构的有效监督和制约。
（三）完善科学决策的方法，提高决策效率
政府应当加强同有关决策科学方面的专家合作。政府在制定一项决策的时候，如果发现这项决策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不要急着去寻找另一项政策来代替它，最好应该先审查一下之所以选中它为最终方案的原因，看看它到底对哪一个阶层或集团更有利。在分析清楚以后，再去寻找改善该项决策效率的方法。如果急于求成，则可能是用另一项坏决策取代了现存的决策，不同的只是得益的集团与得益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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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8.
公益活动的看法篇6
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导致法律观念的更新和发展，本文仅对我国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现阶段有关行政法观念更新的两个问题即树立行政法经济观和行政法民主观加以探讨。树立行政法经济观行政法是有关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调整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与其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来看，行政法调整着广泛而重要的社会关系，与国家权力和公民个人权利息息相关。现代行政活动领域，不限于传统的治安、军事、税务、外交，还包括工商、食品、卫生、环境、劳务等，可以说几乎所有社会生活和经济领域都有行政活动，因此，在各个领域都需要有行政法加以调整。长期以来，我们过分强调行政法的政治功能，把行政处罚作为重点，而往往忽视了行政法的经济功能。在市场经济时代，虽然行政法的政治功能依然存在，但行政法在保障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应上升为首要功能。这要求我们应该树立行政法经济观，即从行政立法到行政执法的各个环节，都要增强经济意识，树立行政法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的服务观，充分认识和发挥行政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首先，要认识和发挥行政法对市场经济形成的巩固和促进作用:我国所要建立的市场是现代的、全方位的、开放式的市场，以目前情况看，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着十分复杂的环境，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已基本打破，但还未完全改变;市场发育已经开始，但还米完善;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已经开始，但距到位还任重道远;市场主体地位平等、公平竞争的观念和环境已经出现，但要真正形成尚需时日;破坏正常经济秩序的种种不正之风和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受到司法机关的打击，但仍然是一大隐患等等。要真正建立起完备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和艰苦的努力。在新旧体制交替转型过程中，一方而商品经济发展比较快，另一方面市场的各项配套措施跟不上，给不法分子和以权谋私者以可乘之机，在经济活动中出现了诸如制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走私贩私、哄抬物价等扰乱市场秩序的现象。为了保证市场的健康发展必须加强对市场的法律竹理，特别是在目前的新旧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强有力的行政法手段对于革除旧体制，建立新体制发挥着重要作用。行政法运用法律手段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离，保证市场主体独立自主地参与市场竞争。通过一系列市场管理法规，明确统一的市场行为规范，将市场逐步地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通过制止不正当竞争，反对垄断、制裁违法行为，泥进统一的，开放的现代市场的形成。其次，要认识和发挥行政法对市场经济运行的规范和调节作用:法律作为少、们的行为准则，调整和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行政法规范占行政机关和市场主体的行为，它以一肯定、明确、普遍的行为规范，调节和规范不厂自甭价法的行为，排除和制序或非法行为。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民法、商法的人地，了两行政法在市场经济中其作用将大大削弱，其实不然，市场经济具有二重性，既具有利益原动力和竞争机制所驱使的使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和价值规律所魏含的一定自我调节能力，又具有自发性、盲的性、时滞时、波动性等非有序化倾向和弧调卞泣物质利益的消极方面。为避免经济发展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经济震荡，保障市场的正常运行，必须加弧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行政法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调节半之一，它把符合客观规律的一整套市场运行规则上升为法律规则，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和调节市场经济，确保市场的有效运行。行政法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在宏观上控制和调节市场，以此引导企业的生产经酋活动。从某种意义仁.看，在政企职责分开，在转变和改进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以后，许多经济立法实际土是经济方面的国家行政怜理法规，是行政立法，有的学者称之为经济行政法。1993年国务院制定和的48件行政法规以及提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通过的10部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中，直接关系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立法项目达2。抓飞件。这些行政法规一是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市场经济活动秩序方面的，如《商标法实施细则(修汀)》、《证券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发票管理办法》等，这些行政法规的施行，及}:通地配合了全国人大的有关法律，对于确立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规范市场主体的活动，调整市场主体的关系，保护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和销售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公开和公正的市场经济秩序，都具有积极的和重要的作用。二是加强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如《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资源税暂行条例》等，这些法规的施行，为进一步转变和改进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加强和完善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以及增那国家财政收入奠定了重要的法律基础。三是深化企业改革，保护职工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方面的，如《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企业移:券管理条例》等，这些法规的颁布和施行，适应了当前深化企业改革以及市场经济建立和迅速发展的而要，对于进一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加强职工劳动保护，提高企业劳动者的积极性，以及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商品生产者、经营者不断改进生产方式经营方式，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具有积极的作用。最后，要认识和发挥行政法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监督和保障作用:市场经济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不同，在计划经济中，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之间基本上是靠计划指令联结起来的，而在市场经济中则是靠自主的市场主体间的契约联系在一起的，为了保证这些契约的公正和得到遵守，就需要有完备的法律保障。行政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保障作用用主要表现在保阵市场主体的地位平等、意志自由和正当权益、企业职工的合法利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等等。实行市场经济，公平竞争是其重要的运行机制，但在竞争中会产生种种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对竞争秩序的破坏，反不正当竞争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建认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行政法在反不正当竞争方面具有童要的作用，行政法授予行政机关必要的检查监督权、强制权、处罚权，而行政机关则以市场竞争的“裁判员”的身份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对市场竞争参与者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的情况、经营活动情况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对市场参与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其他组织或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及其他不正出竞争行为进行相应的行政制裁，并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保证制裁内容的实现。同时行政法又设定了各种行政法制监督制度和行政救济制度，监督、控制行政权的行使，保证有序的竞争秩序不受行政权的非法干扰和破坏，防止滥用职权，并为竞争主体提供有效的救济手段，使其合法权益免受行政权的不法侵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行政法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耍作用将日益显现出来，纳入法律轨道的计划调控和市场调节是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经济法治运作中不可缺少的两翼。而行政法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程度依赖于人们的行政法观念的不断更新和行政法的健全和完备。树立行政法民主观我国经济体制的变化逐步带动了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和国民经挤一的迸一步发展，要求把更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准则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法律成为调节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这为我国行政法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国家不仅制定了一系列行政管理法规，使行政管理活动逐步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更重要的是对管理者进行管理、监督的法律、法规开始出现，特别是《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行政监察条例》的相继颁布标志着我国的行政法开始朝着民主化的方向迈进。但由于我国行政法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如法律结构的不均衡性，既在整个行政法律规范中，属于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规范占了绝大部分，而管理、监督行政的法律、法规为数极少;在行政管理法规中，追究、惩治行政管理相对人违法行为的法律规范比较详细和具体，而对行政权力的控制监督和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保障救济的规定则非常简单和原则;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关系上，注重实体法的制定而轻视程序性的立法。马克思曾经说过，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遵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产生的现实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p107)市场经济具有开放性和横向性，它的实现不仅要以商品的等价交换为墓础，而且必然要求市场主体具有自由意志、平等观念、行为能力和竞争意识。诚然，市场经济本身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体系中的地位和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不同的。但是，强烈地追求行为主体的利益和权利，并且力求在符合社会需要，为社会作贡献的前提下，应付瞬息万变的环境变化，作出正确的有利于白身的判断和选择，实现自己的追求和价值，却应该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因此，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不仅被称为横面或水平活动频繁的社会，能够映醒人们由内在需要而引起的竞争欲望，加速社会历史财富的积累，而且都比较重视人的价值存在、现实利益和平等要求，表现在法的建构中，就是要求法更多地贯彻公道、平等、民主原则，体现人的价值和利益要求，也就是说要求法律更加明确地确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保证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人的合法权益的实现，排除各种影响这些合法权益实现的行为和因素。行政法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行政法保障行政权有效合法地行使，另一方面，具有保护行政管理相对方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权无效、违法地运用。行政法的两方面作用是互相依赖，不可分割，不可偏废的。但是从行政法的特性和我们今天的环境来看，强调行政法保护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作用对发展市场经济具有特别的意义。首先，从行政法主体的地位来看，公民个人处于弱者地位，在行政法上，行政机关与公民个人地位极不对称。行政机关握有行政权一一以强制力为后盾的国家权力，而公民个人只佣有宪法、法律所确定的各种权利，自身不备有强大的物质力量来实现这种权利。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中，无论设立什么样的制度，都不能改变行政机关的优越地位。公民个人滥用权利的行为通常比较容易纠正，而且法律、法规中都规定了各种手段防止公民个人滥用权利。而对于行政机关滥用权力行为，通常由于考虑公共利益，需要更多的程序才能加以纠正。不仅如此，行政机关本身就是制止公民个人滥用权利的管辖主体之一，而公民个人却不可能成为制止行政滥用权力的管辖主体，而只能通过司法机关、立法机关等才能制止行政滥用权力行为。此外，行政法往往又赋予行政机关种种权力如强制执行，而公民个人在行政法上通常并不享有任何特殊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个人成了行政法上的“弱者”而行政机关是“强者”。因此，从法理学上的“公平”或“正义”观念出发，需要更多地强调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强调行政法在这方面的作用。其次，从行政法意识发生原理来看，行政法是因为制止行政违法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人们需要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需要法律来限制不法行政。行政法的形成，它本身又具备了保障行政权的作用，但只是具备保障合法行政权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保障行政权有效、合法地行使也就是防止行政权无效、违法地运用。因此“保权”在“合法”的前提下也就是“控权”，“保权”和“控权”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强调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是符合行政法产生的政治需要的。再则，从行政法保权作用的目的来看，是为了保护公民个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权力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作为国家工具的国家机器衍生功能。因此，保权从统治的角度来看不是目的，而只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手段。统治阶级利益或“公共利益”虽然不能与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划等号，但从政治与法律的一致性及法律的统一性的角度来看，合法的公民权益就是统治阶级要保护的利益，因此也可以说属于统治阶级利益范围。最后，我们应当看到，我国是一个封建专制影响较深的国家，行政权力一向坚固，不仅如此，建国以来，由于怠于法制建设，目前行政权失控或法外行政是主要危险倾向，有些地方和部门出现了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执法犯法、询私枉法的现象，而我国公民权利观念和法律意识特别淡薄，在此情况下，强调行政法保护公民个人和组织合法权益的作用，意义十分重大。在我国，如果片而强调行政法对管理相对方的管理，不强调对行政权的制约，不弧调保障公民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即“重官轻民”极易导致“法制下的新专制”导致与社会主义民主背道而驰的局面，这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在行政立法内容上，要加重保护行政管理相对方权利的祛码，改变行政法对行政管理相对方民主权利的保护范围过窄的现状，要从保障行政权力的有效运行和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两个方面去构造我国行政法休系。行政法不仅要授予行政权力主体以行政权力，而且要对行政权力的运行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不仅要保证和促进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而且要防止和避免滥用职权、独断专行的滋生;不仅要赋予行政机关各种行政管理手段，而且要为行政管理相对方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不仅应当惩治行政管理相对方的违法行为，而且应当平等地追究行政机关的行政法律责任。同时，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不能只强调行政法的限制、禁正、约束和惩罚职能，不能只重视使用强制性规范、禁止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从而使人们畏法、恐法、避法，最多也只是为解决纠纷、补偿损失而求助于法，这些都限制了行政法的功能和社会作用的发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还需要重视行政法的引导、调节、预测等积极功能，强调运用行政法来组织、管理经济，进行更深入广泛地参与，使行政法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并注意使用授权性规范、建设性和奖励性规范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以便更有效地维护主体的合法权益，并使行政法更具有可操作性。实现行政法的民主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行政法发展的垫本要求。而行政法的民主化又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没有市场经济，不可能有民主的行政法，行政法的民主化程度取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行政法的民主化程度又制约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当代中国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进程，无疑为行政法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新的契机，我们应该抓住机遇，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法律体系而努力
公益活动的看法篇7
我国公众的公益活动参与意愿强烈但实际参与行为偏少，“互联网+公益”效应凸显，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公众参与公益活动的重要渠道。
信息的透明度、机构的合法性、品牌知名度是影响公众参与公益活动的三个决定性因素，中高收入群体的公益观念更强。
移动互联时代，人人公益的理念不断强化，公益的内涵和形式更加丰富，需要更好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
掌握技术和信息优势的互联网平台逐步成为推动公益事业发展的生力军。
技术革新、行业监管、法律保障和运营管理是促进我国公益事业持续发展壮大的重要举措。
【调查时间】
2017年1月7日至1月26日
【调查方法】
通过人民论坛网、人民论坛微信公众号、人民智库微信公众号及民智市场调查微信公众号等渠道进行电子问卷回收。
【样本情况】
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11484份，有效回收率为95.7%。
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领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面对贫富差距问题，公益事业作为社会帮扶助困的重要抓手，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障。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公益事业的发展。2013年，就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表系列讲话，其中指明了网络公益的方向。2014年，我国首次以中央政府名义出台了指导、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公益事业既要“扶贫济困”，又要坚持“改革创新”。2016年9月1日，作为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里程碑，我国首部《慈善法》正式施行，这为规范慈善活动有序运行、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的法治保障。
从汶川地震掀起全民慈善浪潮，到4元免费午餐激起爱的涟漪，面对互联网信息化、人们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时代背景，公益事业的展现形态、发展模式均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公益事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如何？中国公众有着怎样的公益观？互联网能否为公益事业提供新动力？互联网对创新公益模式和更好发挥公益事业作用有怎样的帮助？为弄清这些问题，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2017年度“中国公众公益观”调查。
我国公众的公益活动参与意愿强烈但实际参与行为偏少，“互联网+公益”效应凸显，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公众参与公益活动的重要渠道
本次调查显示，公众参与公益活动的意愿非常高，但是实际的参与行为偏少。在过去一年中，有32.8%的受访者是某个公益机构的成员，其中，超八成的人属于兼职，全职公益从业者的比例很低。在所有的受访者中，有31.6%的人在过去的一年里参加过公益组织或机构举行的活动，有31.2%的人有过志愿者经历。在未加入公益机构的群体中，公益组织成员的参与意愿高达84.7%。公众对公益组织活动和志愿者活动有着强烈的兴趣，在没有过公益活动经历的受访者中，超九成的个体希望参加公益组织举办的活动，或成为公益活动志愿者。
强烈的参与意愿没能有效地转化为实际参与行为可能与活动参与的便捷性和成本有关，而互联网的便捷性和高效性可以弥补传统公益行为的参与成本较高的缺陷。本次调查显示，70.9%的受访者曾通过网络平台（如微信、QQ、支付宝等）进行过捐款。互联网的公益平台推行的是“人人公益”的理念，借助互联网来降低公益参与成本，让每个人能够更为灵活地参与公益，每个网民都可以是公益行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
数据显示，“给网络公益平台捐款”是公众接受度最高的公益参与方式（61.6%），其次是成为公益活动的志愿者（53.1%）和给公益组织捐物资（42.5%）。同时，还有18.6%的人倾向于通过“自己在网络平台发起公益项目”的方式来做公益。可见，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公众参与公益行为的重要抓手。
互联网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互联网给公益所带来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通过把网络的参与互联、去中心化、共享等属性嵌入到公益中，“互联网+公益”的模式发挥了巨大的效果。“人人能够轻松参与公益”（56.7%）、“w络公益让行业更加透明规范”（64.2%）、“网络公益降低了公益组织的进入门槛”（49.9%）是人们对于互联网公益对公益事业颠覆性发展的最主要的三个认识。
同时，公众对于网络公益的社会效益持积极态度。调查显示，“互联网公益使社会变得更好”得到75.1%的受访者的认可；此外，网络公益所带来的规范和透明让受访者感到“公众捐款都能得到适当使用”（72.0%）。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化软硬件的完善，互联网尤其是各类移动互联网入口，其连接效应正在逐渐增强。拥有海量社交关系链的平台，让公益组织发起的公益活动能够依靠公众自发的转发分享，呈现多层级的传播。调查显示，近九成的受访者认为互联网平台能够吸引到更多人对公益的关注。
信息的透明度、机构的合法性、品牌知名度是影响公众参与公益活动的三个决定性因素，中高收入群体的公益观念更强
在全世界范围内，公益机构的信息公开都非常重要，信息披露是捐赠人、受益人等利益相关主体了解公益机构的主要途径。调查显示，财务公开透明（70.5%）、有较高知名度（51.5%）和项目操作依法依规（51.3%）成为影响公众对公益机构信任度最重要的三项因素。
公益机构的公信力是其命脉所在。网络公益之所以能够吸引更多人参与其中，“信息公开透明”是最主要因素（60.1%）。在以往公益机构以及其发起的公益活动中，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信息的不透明是一种常态，由此导致了公益事业的公信力不时遭到公众质疑。而互联网技术的介入，让捐赠过程变得公开化，受赠者信息、资金流向和用途、后续进展等信息都能够及时查询，每个捐赠者的知情权都得到保障。随着我国《慈善法》的出台，相信互联网公益能够在法律的保驾护航下进一步完善。
公益活动是一种助人行为，参加公益活动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成本或经济成本，本次调查发现，收入水平对公益的参与有着积极的影响。以月收入8000元为划分，月收入8000以下的群体主要倾向于通过给网络公益平台捐款（62.8%）的方式参加公益；而月收入8000以上收入群体更愿意选择“成为志愿者”（59.5%）和“亲自捐物资”（53.5%）这些更加直接的方式参与公益活动，且“自己发起公益项目”的比例也更高（23.2%）。可见，高收入群体的公益活动参与渠道更加丰富，他们更愿意深度参与公益活动。
在捐款的类型上，对于疾病和教育的捐助在不同收入群体中的比例都较高，均超五成；而月收入8000元以上的个体选择“环境保护”（38.4%）和“动物保护”（28.3%）等相对小众化的公益项目比例更高。可见，收入的增加也会促使人们对较新的公益议题投入更多关注。
收入差异还体现在对公益机构公信力的判断上。月收入在8000元以下的群体主要通过“财务公开透明”以及“项目操作依法依规”来对公信度进行判断；而月收入8000元以上的群体更关注“公益品牌”和“项目经验”。目前一些网络公益项目其实并不缺乏关注度，甚至也不缺乏捐赠，但是愿意投身到实际公益行动中的人数却相对欠缺。由于高收入群体更在意公益机构的声誉，所以品牌的塑造应该成为公益机构接下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移动互联时代，人人公益的理念不断强化，公益的内涵和形式更加丰富，需要更好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
我们通过五点量表调查了公众对于一些公益现象的认知，调查显示，80.0%的受访者认为“公益活动是人人都可以参与的，不只是有钱人的活动”，其认同度最高（4.32分）。在网络公益平台壮大之前，公众更多接触到的是各类由演艺人士、商人富豪等社会各界名流所组织的慈善活动。但是自从“互联网+公益”出现后，公益活动的参与门槛降低，更具平民化，互联网将公益活动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73.2%的受访者表示“会在朋友圈关注腾讯公益项目”，“公益是一种普通的生活方式”这一理念逐渐得到认可（78.8%），而当更多的人开始将公益作为一种普通生活方式，也就意味着公益得以逐步摆脱道德绑架。
本次{查显示，30.2%的受访者认为公益事业的主体应该是民间的公益组织；而认同政府部门作为公益主体的受访者比例则占到28.0%，两者并没有显著差距。自2008年后，我国的公益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微博微信等社交工具则为公益组织从线下到线上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平台。但是公益对于普通人而言仍是一件新鲜事物，他们习惯了以往由官方主导的公益，对于现在由民间公益组织所发起的种种公益活动的认识可能有待于进一步加深。
同时，公益领域目前仍存在一些认知误区。如公益的“非营利”原则往往让人误以为公益机构不应追求任何收入。本次调查显示，69.1%的受访者认为“公益捐款只能全给受捐者”。事实上，公益活动并不完全等同于慈善，作为一项事业，公益必然需要一定的资金用于维持运作。同时，作为公益从业者也需要有收入来保障自己的生活，公益事业从业者获得的收入属于正常的劳动报酬。然而，调查中只有23.0%的受访者表示清楚知道公益从业者收入来源。
掌握技术和信息优势的互联网平台逐步成为推动公益事业发展的生力军
本次调查显示，受访者最信任的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前五位分别为腾讯公益（79.0%）、中国慈善信息平台（58.4%）、新浪微博微公益（56.7%）、蚂蚁金服公益平台（53.9%）和淘宝网（49.3%），百度和京东的公益平台也有超过三成的受访者选择。总体来看，腾讯、微博、蚂蚁金服的公益平台依托平台自身庞大的用户群，在宣传推广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例如，腾讯公益不仅推出“捐步数”“一起捐”等活动，让用户通过在朋友圈分享微信运动就可以完成一次公益捐赠，还打造具有广泛影响力和话题性的“99公益日”等品牌行动。这些活动不仅降低了公众参与公益的门槛，使信息更加公开透明，同时也为传统公益机构参与互联网公益提供了技术平台和监管渠道，对形成人人参与公益的良好社会氛围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们对腾讯公益最受受访者信任的可能原因追加了调查，结果显示，51.0%的受访者有过在微信朋友圈捐步数的经历，有43.1%的受访者曾经在朋友圈转发过各类公益信息。对于腾讯公益的品牌产品“99公益日”，有40.4%的受访者表示在公益日活动前后，曾经在朋友圈看到过信息，其中有70.5%的受访者在关注和了解之后捐了款。对于捐步数、转发公益信息等行为，有73.2%的受访者认为这本身是一种充满正能量的事情，看见朋友发起或者转发公益故事，自己会主动关注并适当转发；有73.7%的受访者表示，比起其他渠道看到的陌生人发起的消息，这种来自朋友圈亲朋好友转发的公益信息更容易使自己信服，同时相比线下募捐，通过能定期反馈项目进展、查询善款去向的透明互联网公益平台，自己感到更放心、更有参与感；更有75.9%的受访者认为，仅仅通过捐步数这样平常的、没有成本的举动就能做公益，让他人获得帮助，感觉自己碎片化的时间有了价值，十分有获得感。
目前，仅腾讯公益一个平台就有两万多个公益项目，涵盖扶贫、助学、疾病救助、助残、妇女儿童、环境保护、动物保护、传统文化保护、公共建设、人文关怀、社会创新等各领域。作为第三方筹款平台，腾讯公益本身并不接受善款，所有的善款都会由受国家民政部门监管的公募基金会进行接收、认领，并由公募基金会对善款进行拨付、监管。如发现非正常手段募捐或项目真实性问题，一经举报核实随即停止捐款，并向公众公示。
由此可见，由互联网企业主导的依托社交软件的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具有自身独特优势。首先，在信息传播的广度、精准度和可信度上都具有一定优势；其次，开放的互联网平台作为项目和监管的渠道，使公众参与公益活动的全流程更加便利、更有保障，对于提升公益组织的公信力、破除公益行业乱象具有积极作用；另外互联网公益短平快的特点，更契合“互联网+”时代公众的生活习惯和价值理念，使公益可以通过随手公益、快乐公益等创新形式，让自身更好地成为弘扬正能量的载体。
多措并举，推进公益事业更好更快发展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让公益事业更快更好发展，既是致力扶贫济困、开展社会救助、建设民生工程的现实所需，也是提升公众凝聚力、弘扬正能量的必然要求。
首先，推进技术革新，持续完善“互联网+公益”模式。具体来说，坚持“互联网+公益”，通过互联网不断降低公益参与的门槛，不断丰富公益参与形式；借助互联网技术优势，可以用音频、视频、文字、照片等多种方式在一个平台上进行公益传播，全方位吸引目标受众主动参与传播过程，方便受众了解公益组织的现状以及参与各种活动。互联网具有庞大的用户群，为公益机构的宣传提供了坚实的用户基础。利用互联网，公益组织可以更准确地吸引那些与组织抱有相同愿景的人，从而提高公益倡导的效力和公益活动的执行力。
其次，加强公益行业监管，规范公益机构操作，提高公益捐赠透明度。媒体在对公益事业的约束和监督过程中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媒体可以报道公益机构的行椋使得公众能够了解这些机构的运营状况；另一方面媒体还能够充当公益机构的监督者，曝光不规范操作，促使公益机构做出回应和变革。同时，网络公益平台对项目的发起需要适度提高门槛，设置更为规范合理的项目筛选流程，确认项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此外，第三方组织也需要承担起监督的职责，通过引入由公益领域的学者、业界的权威人士以及社交网络上的意见领袖组成的第三方独立监督机构对项目进行测评，增强项目的公信力，避免因项目的可信度问题引发舆论质疑。
第三，借助《慈善法》的东风，引导公益走上法治化道路。网络公益要实现长远发展首先要解决其现实合法身份问题，因此，有关部门应根据《慈善法》相关条例，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为公益组织登记注册提供便利，让各类公益机构能够尽快取得合法身份。政府应在监管规范、政策支持、创新引领、文化推进等方面对网络公益实现系统性管理，以健全整个社会的公益链、公益生态及可持续发展机制。另外，公益机构也应该深入解读并领会慈善法相关条文，加快完善组织内部运作的规范化和专业化。
最后，改善公益传播，打造公益品牌。依本次调查的发现，各类公益议题所获得的公众关注度存在较大差距，同时，不同的受访群体在公益参与形式上也有着各自的特点。因此，公益机构要提高公益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收入的群体进行不同的传播诉求，以此提高公众对公益的认同和好感。在传播的过程中，除了以往的诉诸感性的传播形式，也需要加入其它新鲜元素，防止公众的“公益疲劳”。至于一部分新兴的公益议题，则需要借助互联网的技术优势，建构一个内容丰富的交流互动平台，打造出一个更加饱满生动的公益组织形象。
公益活动的看法篇8
关键词:城市私房拆迁/私法自治/复位
近年来,违法违规强制拆迁事件此起彼伏:沈阳暴力拆迁、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政府野蛮拆迁、“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的株连强制拆迁、北京野蛮拆迁等等,社会影响非同一般,而在我们对这些案件的社会影响进行感叹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借城市私房拆迁问题反省一下我们的私法自治情况。
一、城市私房拆迁暴露出的法律问题
(一)私法自治应有的法律地位被行政管理所取代
城市私房是房屋所有人的所有物,是居民的基本生活资料,该所有权人对于其不动产所有权的合法变动应属于民法领域的问题。而在房屋拆迁中拆迁人也通常是开发商和承包商,其在民法上的地位与被拆迁人是平等的,都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二者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即使拆迁人是国家政府机关,它在拆迁活动中也应该以与被拆迁人平等的身份出现,因为该活动不是政治性活动,而是市民社会内部的活动。而我国现行法律中房屋拆迁被赋予的更多是行政管理色彩,各地的房屋拆迁管理多是先以“加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保障城市建设顺利进行”为首要目的,而将“保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置之其后。且由于我国的文化传统是以国家为中心、以公法理念为传统,因此公民通常忽视了房屋拆迁行为的私法性质,而行政管理人员也将政府的房屋拆迁活动看成政府的当然权利,从而导致了在房屋拆迁过程中私权退于公权之后,私法自治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失去其应有的地位。
(二)民事主体意思自由被限制
私房所有人在进行民事活动的过程中本应享有意思表示的自由,有权根据自己的自由意思表示来变动其财产关系,但是在私房拆迁中,这种意思表示的自由却受到了限制,而这种限制主要来自于公权力。我们可以把这种公权力看成是一种“胁迫”,只不过这种胁迫的表意人也许不是故意以某种现实性的危害直接威胁相对人为意思表示,而是相对人对表意人囿于传统观念而自发产生的一种心理恐惧,进而形成对危险存在的判断,以至于非自由地为一定意思表示。
(三)虚假公益
房屋拆迁通常是对城市私房所有人的所有权行使的干预和限制,因此该行为通常被套以社会公益这件合法外衣,来抵制私法自治。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并不是所有的房屋拆迁都具有社会公益性,不乏有很多的商业拆迁都混到了社会公益的“帽子”,如为了进行房产市场的开发、为了提高某一企业的生产能力而进行厂区扩建、抑或为了挽留住支柱企业而为其提供扩建和搬迁的便利等等,在这些情况下,拆迁并非具有直接的公益性,甚至可能根本不具备公益性,但是政府为了提高其工作业绩,或者为了某个人的一己私利而赋予了这些项目以公益性。以上这些由城市私房拆迁暴露出来的法律问题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了现代民法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转变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与价值上的冲突与矛,以及个人在权利的行使上受到的限制,私法自治在法中的基础地位也在现实生活中逐渐被忽视。
二、私法自治应有的地位
(一)私法自治在近代民法中的地位
一般认为,私法自治是指在私法领域,每个人得依其自我意志处分其有关私法事务。[1]其实质在于民事生活领域的一切法律关系,由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人通过协商决定,国家不做干预,只在当事人发生纠纷不能解决时,国家才以法院的身份出面进行裁决,而法院进行裁决时仍然以当事人的约定为基准,不得对当事人的约定任意变更。
私法的精髓就在于“自治”,而民法的典型私法性决定了其精髓也必然在于“自治”。在近代民法中,民法的一整套概念、原则、制度、理论和思想体系,都是建立在对当时社会生活的两个基本判断之上的,即平等性与互换性,而相应的近代民法的理念———形式正义,以及民法的价值取向———法的安定性也都是基于这两个判断发展而来的。而私法自治的基本内涵通常包括私权神圣、身份平等、意思自由及过错责任原则等内容,这正是对近代民法基本特征的反映,与近代民法的理念与价值相适应,因此私法自治在近代民法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是近代民法的根本原则。
(二)私法自治在现代民法中受到的限制
由于民法的物质基础发生了变化,从19世纪末开始,人类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民法基础的两个基本判断已经丧失,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对立。与此同时,民法的理念与价值取向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由形式正义转向了实质争议、由法的安定型转向了法的妥当性。而民法的模式也发生了改变,变化最大的就是私法自治原则,该原则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包括民法本身对它的限制及国家的限制。民法本身的限制主要是通过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情势变更原则等对私法自治进行限制;国家的限制则包括对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平等性的重新审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及对具体人格的扩张(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等特别法对弱势群体利益保护的倾斜)、以及借助公共政策与道德对个人绝对自由的否定(如权力不得滥用、所有权限制)等。
(三)私法自治应有的地位
尽管现代民法与近代民法比较看来,有很多转变,但是二者却并不存在两个不同历史时期法律类型之间的那种根本区别,“所谓现代民法是指近代民法在20世纪的延续和发展,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的近代民法。现代民法,是在近代民法的法律结构基础之上,对近代民法的原则进行修正、发展的结果。”[2]在现代民法中虽然对近代民法的私法自治有所限制,但是并没有否定私法自治在民法中作为根本原则的地位,这些限制恰恰是人本主义哲学思想在民法中的制度落实,反映了民法对人的尊重,充分体现了民法的“以人为本”的制度设计初衷,其作用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私法自治,为私法自治提供更好的环境与支持。因此无论是在近代民法还是现代民法中,我们都应该认识到私法自治在民法中的地位是无法为其他原则所取代的,它也许会因环境的改变在应用范围上有所伸缩,但其根本地位不会改变,这是私法的精髓也是私法的要求。
三、对城市私房拆迁立法的私法自治复位
尽管私法自治在现代民法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其在民法中的基础地位是没有改变的,它依然是民法的根本原则。因此城市私房的拆迁,无论其目的是公益性的还是商业性的,都不应该偏离私法自治这个根本的原点。
(一)对私法自治、私权理念复位
众所周知,房屋所有权归属于个人,是人类社会极为古老的、普遍的具有自然法性质的社会现象。鉴于财产所有权的民法性质,应使私法自治的精神和私权本位的理念被置于私房拆迁活动的核心地位。而我国长期以来的实践却是以行政管理代替了私法自治的地位,公权力不当干涉私权的行使,私法自治的精神得不到有效地贯彻,私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私法的理念和价值在法的实施过程中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没有在公民和执法人员中得到认可,这必然导致法律的引导功能难以发挥,这也正是我国非法强制拆迁案件层出不穷的一个根本法律原因。因此,在城市私房拆迁立法中,应该首先明确该拆迁行为的私法性质,复位私法自治在私法领域的地位,确立私法自治为该活动的根本原则。
(二)协调好私权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关系
虽然说私法自治依然是民法的根本原则,但是我们也应该正视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转变的这个事实,这种转变确实使民法的一些原则、理念及价值观发生了变化,私法自治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因此,在城市私房拆迁的立法中,应该在以私法自治为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兼顾对该原则缺陷的弥补,而这实质上也是私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私权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协调问题。
一切所有者都可能遇到的对财产的限制之一就是:政府有时会要求他们把财产出卖给政府。政府的这种特权通常是一种宪法所赋予的特权,但是由于它是一种特权,也必然会存在着特有的限制规定,现在被多数国家承认并在法律中予以确认的两个制:(1)占用是为了公共利益;(2)所有者须得到公的补偿。
对于公共利益,在实践中是很难被界定的,但是基于利益的分配将直接影响到公正和效率问题,因此我们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是比较合理的。在经济学上,私人产品的最有效利用者是私人,而政府是某些公共产品的最有效率的供应者,这就意味着占用权应被用来促进政府的公共产品而不是私人产品的供应。因此,当政府要供应那些具有非排他性和非对抗性特征的产品(即公共产品)时,私权才能让位于社会公共利益。由此看来,公共产品才是界定公共利益的关键。而影响公共利益的界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政府的相对人人数的多寡。如果政府打算提供公共产品,要求占用少数人的私人财产,那么由于政府购买所需的少数资源的谈判成本是低廉的,因此政府没必要强迫那些所有者按合理的市场估价出售财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与私人开发者一样,按私人所有者的任何要价通过与私人所有者协商购买。只有存在众多的卖主,并且每个卖主都控制了开发工程所必需的资源时,政府才能运用强制出售措施。除此之外,在实际生活中还有一种广泛存在的例外情况,即征用财产转让给私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私人用途并不符合公共利益中的公共产品标准,但是各国却有一种“商业工具例外”的做法,即为了建设或改进商业街区———如高速公路、铁路、运河等商业工具而将征用财产转让给私人是合法的。但是这种做法既然是对一般的例外也就有着一个严格的标准:(1)最极端的公共必需品;(2)对公众应负持久责任的性质;(3)按照独立的公共意义实情选择土地。因此,在对城市私房拆迁的公益性的确定上,至少应该对三个方面进行评定,即是否是公共产品、相对人的人数、是否属商业工具例外。
(三)建立公正的程序和有效的监督
要实现城市私房拆迁中的私法自治、私权理念复位,除了上述两种措施以外,公正的程序与有效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不论一部法律如何完善,如果没有公正的程序及有效的监督与其相配套,该法律也只能是一纸空文。怎样的程序才是公正的程序?侧重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从程序法的出发点来看,法律程序必须是民主的;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看,法律程序必须制约权力;从无差别对待看,法律程序必须做到平等;从公平程度看,法律程序必须具有公开性;从法律程序与客观规律的关系看,法律程序必须是科学的;从法律程序的发展趋势看,法律程序必须是文明的”[3]如此看来,城市私房拆迁的法律程序的设定如果要达到公正,那么起码要符合以下的基本条件:
1.程序公开。在私房拆迁中,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主体,他们有权获悉房屋拆迁的程序问题、有权得到相对称的消息,尤其是被拆迁人,因为虽然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在主体资格上是平等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的差别,被拆迁人实际是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在以往的私房拆迁中,被拆迁人往往对房屋拆迁的程序不知晓,对需要拆迁房屋的建设项目及其目的不了解,甚至将某些私人商业拆迁当成政府行为,在强制拆迁问题上也是由于不了解应有的程序而造成许多非法拆迁混水摸鱼。因此在城市私房拆迁的程序上一定要做到公开,做到信息对称,最基本的也应该将建设项目及其目的在拆迁前向被拆迁人进行公示。
2.程序民主。房屋所有权人应该享有对非社会公益拆迁行为的异议权。“公益”并不能成为可以肆意侵害他人利益的合法借口。当房屋拆迁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公共目标或者并非符合法定的“商业工具例外”条件时,房屋所有权人应该享有保护其财产的权利,对拆迁项目提出异议。
3.程序监督。应该设立专门的或者指定某一机构为监督机构对城市私房拆迁进行监督,其职责应该包括对有关私房拆迁法律的运作过程的合法性进行检查、控制和督导,而且应该主要对建设项目公益性及程序是否公开、民主进行监督。
注释:
[1]徐涤宇,潘泊.私法自治的变迁与民法中“人”的深化[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6).22
公益活动的看法篇9
程序中立作为程序正义对法律程序的一项基本要求几乎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程序不是中立的，例如程序制度对一方当事人有利而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利，或决定制作者偏袒一方当事人，都会使人产生一种感受：即程序没有给予所有的人以平等的对待。程序中立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承认所有的程序参与者是具有同样价值和值得尊重的平等的道德主体，因此必须给予他们同等对待，否则就意味着存在偏私。
程序中立在制度上最主要的是要求有一个不偏不倚的决定制作者，这一点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已被普遍认同。联合国于199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确承认在刑事诉讼和大多数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应当享受接受一个由“合格的、独立的、不偏不倚的”裁判主体进行裁判的权利。[1]美洲国家于1969年通过的《美洲人权公约》对此也作了规定，要求主持司法性程序的主体必须是独立公正的。
[2]于1950年制定的《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也要求，操作法律程序的主体应当是独立的和公正的，[3]但是对于其是否必须“合格”则没有作出规定。
程序中立的上述要求也为许多国家的宪法所承认。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以及第14条所确立的“正当程序”包含了程序操作主体必须独立、公正这一要求，加拿大的《权利与自由》第11条要求所有刑事案件的被告都有权获得“由独立而公正的裁判者主持的审讯”，以保障所谓“基本的正义”。我国1982年宪法也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法院必须独立公正地审理案件。可以说，程序中立的要求在我国宪法中已有了明确的规定。最近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对程序中立的要求又进一步作了具体的规定。
程序中立的要求自然也为各种程序法所规定或确认。几个世纪以来作为西方法律程序基本原则的“自然正义”，一直将公正、独立的裁判者作为其一项最基本的要求，即任何人不得作为其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要求的实质就是为了保障程序主持者和裁判者的中立性。霍德森法官（LordHodson）在“里奇诉鲍尔温（RidgeV，Baldwin）一案中辩称：”自然公正有三点无可争辩的特征：第一，有权向不偏听偏信的裁判所陈述案情；第二，有权知道被控的事由（事实和理由）；
第三，有权对控告进行申辩。“[4]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特别对主持行政程序的行政法官（mS）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作了规定。为了保障行政法官的独立和公正性，行政程序法禁止行政机关要求行政法官承担”与其责任和义务不相符的义务“；行政法官受文官功绩保护委员会（meritSystemeprotectionBoant）而不是行政机关的制约。[5]
同样地，在我国民事、刑事及行政诉讼法以及有关的行政程序法律、法规中，也都毫无例外地确立了裁判者必须中立的原则。
在法律程序制度的建设上，理性的人们没有理由拒绝程序中立的原则。程序中立可以使当事人相信他们能够通过中立的程序而进行“公平的竞赛”，从而拥有对法律程序制度的信心和积极性。如果程序是非中立的，就好比要求人们去参加注定于要失败的游戏，而失败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游戏规则的公平对待，其结果是人们要么拒绝参与这样的游戏，要么不择手段来改变对自己不利的规则，从而有可能加剧程序活动中的“非道德化”。从这一意义上看，程序中立实际上就是要求给予所有程序参加者平等的机会，即体现作为公平的正义。即便将人假设为“经济人”，一些人虽然有理由期望从非中立的、偏向他们的裁判者那里获得好处，他们同样有理由拒绝非中立的程序，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使自己充分地相信在所有情况下一个非中立的程序都将对自己有利。进一步来看，缺乏中立性的程序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道德上的堕落感：为了获得对自己有利的裁决，当事人将不再诉诸于发现真相、理性说服等手段，而是力图获得裁判者对自己的好感并进而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裁判。事实上，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即便是从不公正的程序中获利的当事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该程序的结果怀有一种“堕落感”，更不用说其它人了。[6]
作为程序正义对法律程序的一项基本要求，程序中立虽然是一个被普遍认同的原则，但却并不是总能得到贯彻的。在法律程序的设计和程序作业中，有一系列的因素可能会影响程序的中立性。这些因素包括：与程序主持者相关的或可能相关的利益、偏私、来自程序作业过程之中和之外的控制等等。因此，程序中立原则必须具体化为一系列程序机制，以保障程序作业中裁判者的不偏不倚和程序活动的独立与公正。在这里，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问题是必须考虑的：确保裁判者免于利益和偏私的干扰、裁判者的独立性、程序中的职能分离以及避免单方面接触。
二、利益与偏私
利益。假如通过某个程序活动而产生的某个结果比可能产生的其它结果更有利于程序的主持者和裁判者（包括与其有利益关系的其它人），则意味着程序主持者或裁判者与其所操作的程序之间存在着某种“利益关系”。当然，对这里的“利益”应该有所限制。简而言之，这种利益必须超过其它所有人都可以从某个结果中获得的“平均值”。
例如，一个负责环境保护的公务员作出的某项裁决也可以使其自己享有清洁空气的好处，但很显然并不能因此而认为其对该裁决具有“利益”，因为所有的人都可以从该决定中获得好处。
裁判者对于程序活动的结果具有某种利益的情形，往往使人们很难相信他们能够公正地主持程序的进行和作出裁决，即使他们事实上确实作出了“大公无私”或“大义灭亲”的裁决，也无法完全消除人们对结果公正性的怀疑，因为人们往往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正义不仅仅应当确实存在，而且应当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它的存在。从逻辑上讲，如果程序主持者或裁判者对于程序活动有某种“利益”，这种利益与程序活动的结果之间的关系将会有以下几种可能：1.利益的存在并没有影响结果，并且结果是公正的；2.利益的存在没有影响结果，而结果是不公正的；3.利益的存在影响了结果，但结果是公正的；4.利益的存在影响了结果，而且导致了结果的不公正性。
从关注于结果的角度看，似乎只有第四种清况是我们应当避免的，因为裁判者的个人利益导致了结果的不公正；至于前三种情况，尽管存在着某种个人利益，但这种个人利益要么对结果没有产生影响，要么对结果产生了好的影响。那么，程序中立原则是否要求完全消除程序主持者或裁判者的个人利益，哪怕这种利益并没有对结果产生影响或产生了好的影响呢？
回答是肯定的。其理由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法律程序的实际操作者看，要确证个人利益是否对程序活动的结果产生了影响，往往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只要裁判者对程序活动有某种利害关系，就很难指望人们相信这种利益没有对结果产生影响，即便实际确实如此；第二，在很多情况下，要判断程序活动的结果是否“公正”
所依据的外在标准并非人们一致认可的。这不仅意味着判断结果的实体公正性有时会相当困难，而且也表明有时结果的公正与否取决于产生该结果的程序；第三，裁判者对程序活动具有某种个人利益的事实，不可避免地将影响人们对裁判者的信心。
偏私。与个人利益对程序中立的影响不同，程序主持者或裁判者的偏私与具体的利益元关，而是由于其在程序活动中试图满足某种预设的观点或偏好，从而可能影响程序活动的公正性。美国行政法学者K.C.戴维斯曾经指出，程序活动中的偏私可能有三种情形：对法律和政策理解上的某种偏好、对特定情况下事实认定的偏好以及对特定当事人的偏爱。但是，对于上述三种情况，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1.如果裁判者仅仅是对于法律和政策存在某种预设的理解上的偏好，并不构成“偏私”，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对某一规范作自己的理解，他们也有权利这样做。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伦奎斯特（Rehnpuist）
在一个判例中写道：“一位大法官来到法院而头脑中对他将要面对的宪法性裁决领域却毫无自己的理解，这只能表明他不具备作为大法官的资格，而不是表明他没有偏私。”[7]事实上，在行政活动领域，行政官员都被要求推进法律、法规和特定的行政政策的落实，他们对有关的规定和政策表现出某种偏好并不构成偏私。在很多清况下，这种偏好恰恰是他们获得任命的原因所在。2.裁判者对于某种事实的认定或判断上的偏好是否构成偏私，有时是难以确定的，因为这种清况往往与对法律和政策的理解有关。但是，假如一个裁判者在收到相关的证据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对事实的判断，则表明存在偏私；有时裁判者可能对特定案件发生之前就已经对特定事实形成了自己的结论。
在这些情况下，程序中立都可能受到影响，因而应当予以避免。例如，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在，imCok诉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tradeCommission）一案中，认为联邦贸易委员会主持的听证程序有失公正，因为它的一位主席参加了听证和决定的制作，而在此之前该主席曾经在一次讲演中指责过texaco公司有违法经营行为，因而不能排除他在事实认定上的偏私[8].3.如果程序主持者或裁判者对参与程序的一方当事人存在偏私或偏见，显然是不公正的。但如何认定裁判者对某些当事人有偏见，实践中往往很难把握。[9]
以上我们讨论了利益和偏私对程序中立的影响。当程序活动的主持者和裁判者受到或看起来受到某种直接或间接利益的影响，或者对程序活动中的法律、事实和当事人存在偏见时，这样的裁判者对该具体的程序活动来说就是不合格的，他们应当回避，当事人也有权提出回避申请。但是，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依上述原则应当回避的主体正好是依法有权主持该程序活动的唯一主体。这时候，如果申请该主体回避，有关的争议就只有不了了之。在美国，针对这种情况，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些判例中发展了一种“必要性理论”，认为如果当事人以利益或偏私为理由而申请某个裁判主体（机关或个人）回避将导致该案件不了了之时，该主体不予回避是必要的。支持“必要性理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如果案件得不到裁诀，那就意味着其中一方当事人已经不战而胜，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不公正甚至比牵涉到利益和偏私的程序活动所可能产生的不公正要严重得多。
三、裁判者的独立
裁判者的独立是程序中立原则的一个显著标志，它涉及到两方面的因素：1.裁判者不受程序活动中的一方当事人和任何利益团体的控制；2.制作决定的职能与其它职能相分离。以下对这两方面作进一步的讨论。
控制。在司法程序中，裁判者不受来自当事人和其它任何个人、团体的控制，是为了保障司法独立的一个必要前提。但是在行政程序中，裁判者可能受到控制的情形要比司法程序中复杂得多。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制作行政决定的官员隶属于行政系统，从而很难避免来自行政机关首长或行政机关系统中较高层级的控制。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可能施加于裁判者的控制，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将专门主持听证的行政法官置于文官功绩保护委员会而不是行政系统的监控之下。但是事实上，在行政裁决程序中，只有远远不到一半的案件是由行政法官来主持的，绝大多数行政程序是由隶属于行政系统的官员主持的，后者不可能免于来自行政系统的控制。
强调裁判者的独立性，目的在于保障裁判者免于可能影响其公正判断、公正适用法律和政策的控制因素。应当承认，并非所有的控制都将影响过程或结果的公正性，来自行政系统的层级监督也可能促使决定减少错误、增强其公正性。因此，控制因素并不必然导致程序中立性的丧失，只要这种控制不是明确地指向某个特定当事人或特定团体的利益，控制是可接受的。但是，我们很难排除某些控制可能带有偏私或利益因素，而且，对裁判者的控制在很多情况下至少可能给人造成看起来不公正的印象。因此，控制既是必要的，又是带有风险的。
这样看来，裁判者的独立性问题主要是一个“程度”问题。裁判者完全独立的情况在行政程序活动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如美国的行政法官，虽然不隶属于行政系统，但也间接地受到行政机关的控制。
例如，行政机关可以对行政法官的表现进行评价，甚至可以对他们是否称职提出意见，这些都可能对行政法官的活动产生控制。从实际情况看，受制于效率和行政目的的要求，行政程序活动中的控制总是存在的。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为了保障程序活动必要的中立性和形式公正，控制不能以“具体干预”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暗示或胁迫裁判者作出或不作出某种决定，要求裁判者偏向一方当事人等等行为，就是“具体而直接的干预”。不论被要求作出决定是否符合实体正义，“被强迫作出某种决定”这一事实本身已经违背程序正义的要求。行政机关对程序活动的控制，可以通过对有关的法规、规则或政策的调整或解释而存在，这种控制没有针对具体的当事人，也没有针对某个明示的结果。这种抽象的控制由于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使控制的“度”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职能的混合。裁判者的独立不仅仅限于要求其免于在制作决定时受到直接的干预，而且要求其能够“独立地”、不带成见地作出决定。
要做到这一点，程序结构上的职能混合应当避免，而应当体现职能分离原则。程序结构上的职能分离有两个层次：一是完全的职能分离，即把调查职能、审理职能和裁决职能完全分开，由相互独立的机构行使。二是内部的职能分离，指行政机关的调查、听证和裁决职能由不同的实际工作人员行使。
反对职能混合的重要目的在于避免裁判者在作出决定之前就形成了“成见”。假如制作裁决的主体与主持调查的主体是合一的，可能在决定正式作出之前他就有了自己的结论；在听证和决定的制作时可能就很难接受与自己观点相反的意见，因而也就难以客观、全面地作出裁决。换言之，由于受到调查阶段有关信息的影响，裁判者作出决定时的独立性会受到质疑。另一方面，调查与裁决的功能混合，还可能导致裁判者“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这种情形，因为从逻辑上讲，裁判者总是会极力维护自己在调查阶段形成的“确信”。上述清况都会影响程序活动的过程和结果的公正性。同理，规则的设定权、实施权以及相应的裁决权的混合也可能产生类似的影响。
职能分离为许多国家的法律所承认。美国行政程序法（apa）与文官系统法（mSa）都有将调查职能与裁决职能予以分离的规定。例如，行政程序法规定参与调查和追诉的官员不得参与决定的制作或为决定制作提供建议，文官系统法则规定，在某一案件中曾经作为调查者、追诉者或动议者的官员不得主持听证或协助主持听证。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个判例中曾经确立了一个例外，即上述原则不适用于行政机关或委员会的首长。我国在最近的有关行政活动的立法中，也确立了职能分离原则。例如，《行政处罚法》规定了处罚的设定权与实施权分离、行政处罚实施中的调查权与决定权分离的原则。
有必要指出的是职能分高原则主要是以英美对抗制程序为基础而产生的一项原则，在纠问制程序中，裁判者往往也就是最主要的调查者。在这种程序中，他们并不会仅仅因为此而被认为是不公正的，实际上，缺乏足够的调查往往使裁判者客观、公正地作出决定变得更为困难。从逻辑上讲，人们并不能仅仅因为一个裁判者在作出决定之前进行了调查就认为该决定是不公正的。因此，只要调查不是指向某个预设的目标，不是为了证明或达到某个在调查之前就已经预期的结果，调查与裁决职能的结合就是可接受的。这意味着，即使在纠问制程序中，职能分离也仍然是存在的，即控诉和裁判的职能必须分离，这两种职能无论如何不能混合，因为从概念上看就可以发现，控诉本身就意味着某个明确的目标，当这种职能与裁判职能混合时，形式公正的丧失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诸如法规、规则或政策制定的立法性程序而言，调查与决定的职能分离原则也是不应当适用的。一个主要的理由是，在立法过程中，对于大量信息的调查和把握，恰恰是作出决定的前提。此外，在行政机关据以展开行政活动的最主要的非正式听证程序中，职能分离往往也是难以适用的，因为非正式程序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程序参与者各自的角色和功能划分并不很明确。在笔者看来，既然职能分离的核心就在于防止因为职能的混合而可能导致的态意或成见，那么，如果能表明职能的混合并没有导致上述情形，这种职能混合就是可接受的。行政机关对此种情形负有主要的证明责任。
四、单方面接触
在正式的审判式听证程序中，避免单方面接触是程序中立的必然要求。如果程序主持者或裁判者在没有其它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与一方当事人接触，就很容易使人们怀疑他们与该当事人有特殊关系，并且从形式上看就有一种裁判者听信当事人一面之词的嫌疑。假如单方面的接触涉及到与将要作出的决定有关的信息，其它不在场的当事人实际上还被剥夺了为自己利益辩护的机会。因此一些法律明确禁止在正式的审判式听证程序中单方面的接触。例如，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假如在正式听证程序中出现了单方面接触，这种接触的内容必须被制作为听证记录的一部分，并可能因此受到相应的制裁；州标准行政程序法（mSa）对此作了大致相同的规定，并规定主持听证的官员可能因此而丧失资格，单方面接触中所获取的有关信息无效等。并且，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在一系列判例中还将这一原则延伸到行政立法程序中。甚至在以审判式听证程序进行行政立法的过程中，国会对行政机关施加压力的行为也被法院以单方面接触的理由而加以否定。
从以上方面看，单方面接触对程序公正的影响可能有两种形式：第一，单方面接触可能影响程序主持者或裁判者的独立性，从而影响其独立、公正地作出决定；第二，与参与程序活动的一方当事人的单方面接触可能表明程序主持者或裁判者存在偏私。
应当指出，以上的分析是以正式的审判式听证程序为模型而展开的。在行政活动中，大量的行为实际上是通过非正式程序进行的，这些非正式程序更接近于纠问制程序而不是对抗制程序模式。在这些程序中，有时可能根本就没有对抗着的双方当事人，裁判者从当事人之外的其它渠道来获得信息并不能被认为是单方面接触。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有关的信息必须被及时地告知当事人，使其有机会为自己进行辩解。
现代国家是“行政国”，从法治的本质要求看，在“行政国”的时代，对公共权力予以规范和制约的重心需要也应当落脚于行政权之上，即强调政府守法或“依法行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法治的核心是行政法治。中国目前正处在依法治国的宏大法治建设背景之下，监督行政执法、促进行政效率和公开性、透明度越来越成为迫在眉睫的要求。行政中立原则作为行政程序法，乃至整个程序法律的一条基本原则，不仅符合于完善行政法体系的“工具理性”
要求，更是行政公正与行政民主的内在价值体现。可以毫不讳言地说，随着法治原则在中国的进一步展开和具体适用，行政程序法当中的程序中立原则必将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
[1]《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世界人权约法，总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75页。
[2]《美洲人权公约》第8条第1款，上引书，第1059页。
[3]《欧州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上引书，第1011页。
[4]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476页。
[5]See5U.S.C§§3105and7521.
[6]美国学者在他们合著的《程序正义的社会心理学》一书中，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程二义问题作了系统研究。
[7]JustceRehnpuist，scommetsonLairdV，tatum，409U，S.824，835，（1972）
公益活动的看法篇10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时提出的一项新的重大任务。和谐政治既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和谐社会的政治保障。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冲突与矛盾、和谐与稳定就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状态和特征,政治就是用来控制冲突、化解矛盾以及获取和谐与稳定的最重要手段。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构建和谐政治。
1.政治生活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首先,政治生活的产生是基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为了生存,早期的人类靠采摘植物果实为生,但这种生活方式无法保证长期的生活需要。火的发现使人们得以围猎周围的小动物,人们在实践中渐渐地学会了集体围猎的方法。弓箭的发明带来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这样一来,食物的来源进一步增多。人类的发展史表明,人们逐渐懂得了组织力量的强大,产生了有组织的氏族社会和对氏族、部落的公共权力进行运用的原始民主。这样,人类的生活便逐步由无序走向有序,由分散走向集中,由无组织走向有组织,由一般的社会生活走向氏族社会的政治生活。其次,虽然人类的经济生活是政治生活的基础,但经济的发展却离不开政治的反作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任何政治现象都能在经济中找到原因。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原始社会的公有制经济决定了当时的原始民主制度。原始社会末期,随着剩余产品增多以及交换的发展,特别是商人阶层的产生,人们的私有观念开始出现。这时,一些人开始在管理和交换的过程中把公物据为己有。攫取财富的群体为了保住其财富,就设立法院,建立新的制度和组织形式,使其财富合法化;另一些群体则竭力想维持旧有的财产平等以及原始民主的生活方式。在两者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的情况下,一种崭新的政治组织———国家产生了。从此,以国家形式表现出来的政治生活成了社会生活的核心。社会财富私有化的过程就是国家形成的过程。国家一旦从社会中脱离出来,一旦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权力,就必然成为人类社会关系和人类政治生活的主题。恩格斯在描述国家产生时指出:“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再次,权力和权威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本质内容,由此成就了政治对社会和经济的强制与规范作用。人类最初的权威是来自同自然界斗争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那时人们不但惧怕自然界,还惧怕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现象。后来出现了能够解释并说明这些现象的所谓的“先知”,他们便在氏族和部落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围猎、战争中有威望的“先知”们率领人们战胜自然,掠取财富,这又反过来巩固了他们的权威地位。这种原始权威最初靠习俗和道德来维护,但更多的是依靠宗教。国家产生以前的政治权威主要依靠原始民主和平等的观念、占卜和宗教的方式实施。而国家产生以后,政治权力便主要在国家层面展开。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政治结构,依靠国家暴力机关而获得强大的强制力量,它承担着积极组织和保护社会经济生活秩序的职能,并通过政治制度和法律规范对社会起着巨大的强制与规范作用。
2.政治关系和谐是全部社会关系和谐的基础
一般而言,政治体系的形态结构和功能特征所凝结和体现的现实政治关系与其他领域的社会关系相互适应,既是政治文明的要求,也是和谐社会的根本条件和表现。文明的政治体制、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既是和谐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从社会关系构成的链条来看,政治关系和谐是所有社会关系和谐的基础。这一命题成立的理论依据在于: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全局性的社会关系,是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第一,从形式上看,政治关系是围绕国家权力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国家权力在现代社会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政治关系对其他社会关系便有着最大范围的,通常也是最有效的影响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政治关系具有全局性的特征。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随着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充分发育,其他社会关系越来越多地受到政治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正如学者们看到的那样:“从社会层面上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核心的问题就是政治关系,其他所有的关系都是受到政治关系的支配和制约的。因此,人际和谐与人和自然的和谐又可以归纳为社会政治关系的和谐。”[2]第二,从本质上看,政治关系是围绕各种社会价值或人们通常所说的利益如何分配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果说社会生活中最重要、最普遍的关系就是利益关系的话,那么,由于政治关系的重心在于利益的分配,它对社会关系便具有根本的影响。因此,所谓的政治关系和谐也就是利益分配的各种制度、机制健全完善,制度和政策体系公平正义。从社会价值分配的过程来看,政治关系和谐,或者说政治领域的公平正义,构成了社会关系的和谐,或者说社会领域公平正义的前提。
3.和谐政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首先,借用系统分析理论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六个方面之中的政治作用进行分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六个方面的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其中,民主法治居于首要位置,制约和影响着其他特征,而民主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其一,民主法治通过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来促进和实现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而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关键在于妥善处理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使全社会形成合理的利益关系格局;全社会形成合理的利益关系格局的关键,在于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使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得到有效反映,在此基础上制定法律法规、确定利益主体、界定利益范围、指导利益分配、协调利益关系,同时健全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救助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制度保障社会各阶层共享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其二,民主法治为人们之间的诚信友爱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民主的发展有利于培养人们对利益诉求的正当表达,有利于促进人们之间的互相交流和沟通,有利于培养人们的表达和倾听意识,有利于培育人们的互助友爱精神;法治的完善则有利于规范人们的行为,引导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地交往。其三,民主法治为激发社会活力创造条件。通过发展民主政治和加强法制建设,确认和维护劳动者的创业动力、经济利益和创造成果,形成鼓励人们创新的良好氛围,营造平等竞争和共谋发展的社会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其充满活力、公平竞争。其四,民主法治为维护社会的安定有序提供制度保障。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看,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分歧和冲突。而民主政治制度则能够有效地化解矛盾、协调差异;法治则借助法律的规范性和强制性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其五,民主法治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制度支持。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实现社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以民主法治的形式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的基本原则,抑制和制裁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制度条件。其次,从系统分析理论本身来看构建和谐社会对和谐政治的要求。系统分析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界影响最大的分析方法之一。系统分析把一切政治实体都看成由相互作用的诸要素构成的整体,系统整体与环境和诸要素处于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之中,一般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成三个阶段:输入、转换和输出。输入来自环境和系统要素,包括需要和支持。进入系统的需要和支持经过系统的处理,被转换成政策或决定等,成为政治系统的输出。输出由政治系统到达环境,以满足社会系统成员的需求,并控制和指导成员,组织、动员和集中资源,以求达到系统的目的。在伊斯顿那里,对系统输出的政策或决定的实际执行情况由反馈显示。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广泛认同。只有通过广大人民群众广泛有效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进而影响政治决策,才能维护自身利益需求,而政治系统也只有在充分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基础上,才能作出合理的利益均衡和资源整合决策。这就要求政治系统必须是开放的系统,是民主的系统,是制度化的系统,是互动良好的系统。再次,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政治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经济学的视角看,政治系统是市场缺陷的弥补者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从社会学的视角看,政治系统存在的意义就在于维护社会的协调运转。确实,从政治的起源来看,它就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到出现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时而产生的。政治系统的核心主体是国家,可以说,政治和国家是一体的,只是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将它们分离开来。并且,在社会大系统中,政治系统是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乃至整个社会和谐运转的关键。
二、和谐政治的基本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