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变化征文篇1
一转眼8年过去了，家乡的变化可真大。村门口的牌子换了，大路也铺上了水泥，路两边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挺拔的杨树，像一个个纪律严明的士兵在站岗。杨树后面的田里本来是种土豆的，现在全都是玉米，现在是秋天，玉米都熟了。大路上，原本用脚蹬的普通三轮车已经被电动三轮车取代了。时不时还有几辆宝马汽车经过。沿着大路走到头，有一个小卖部。里面几乎什么都有，大家买东西都去那里买。
大路上还有几条分支的小道。本来那些小道都是坑坑洼洼的，现在都铺上了整齐的砖块。走进一条小道就到了我舅舅家。在他家的客厅有一台13寸的老式电视机。上面有根已经生锈了的天线，天线旁有个提手，屏幕的一边有很多控制键。这台电视的旁边是一台42寸的液晶电视，下面有个机顶盒，有很多的频道，想看哪个频道就看哪个频道。如果不想看电视，在卧室里还放着一台舅舅拿出“因特尔”笔记本电脑给我玩，一会儿，沙发上的苹果手机就响了，舅舅赶忙去接。
从舅舅家出来继续往下走，就到了我爷爷生前居住的家。这个房子都是用石头堆起来的。从破旧的木门缝里看，整个院子里都是泥土和杂草。回到我家，整个院子都铺上了水泥地，屋里铺上了瓷砖并放着几对沙发。桌子上还放着一个智能的泡茶机。两座房子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出了门往左看，就能看见几幢大楼，那是村委会。我们看见的高楼以前只是普通的瓦屋。走进去，能看到新添的篮球架和一些健身器材，村民们也玩上了“洋玩意儿”。
家乡的变化征文篇2
本文作者：李岳川工作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近代广东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研究以华南理工大学唐孝祥教授及其硕士生发表的一系列著述和学位论文为代表，在研究对象上集中在广东的三大侨乡，主要包括唐孝祥《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2003）、赖瑛《兴梅侨乡近代建筑美学研究》（2005）、吴妙娴《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朱岸林《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下面本文就这几部著作和论文进行详细的评析。唐孝祥的《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是一部从建筑美学视角对近代岭南建筑文化进行剖析的理论佳作，作者吸收和借鉴了现代美学和建筑美学的理论成果，在生存价值论的哲学基础上提出了有关建筑审美文化机制的四层次说和建筑适应性理论，以此为理论工具，作者对近代岭南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进行了框架式的探讨。在论证岭南三大侨乡建筑审美文化机制和建筑适应性的基础上，《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地域性格”这一颇有启发意义的概念，用来概括广东侨乡的建筑审美文化精神，作者总结道：“从文化地域性格看，五邑侨乡建筑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强烈的时代性和独特的文化性”①、表现出“鲜明的开放性特征、兼容性特征和创新性特征②”；兴梅侨乡“聚族而居的居住模式反映了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认同和持守……形式多样的客家侨乡建筑充分显示了对自然、社会和人文的高度适应性……建筑选址的风水观念反映了客家侨乡对建筑环境的审美选择”；而潮汕侨乡建筑则表现出“博采众长的开放品格”、“经世致用的商业意识”、“精雕细刻的炫富心理”③。可以看出，相较于现有的侨乡建筑研究文献，《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表现出了相对宏观和系统的视野，它不局限于对某种单一的侨乡建筑风格进行描述，而是采用普遍联系的方法，论述了不同区域、不同建筑现象背后的共同的文化驱动力，以及受不同历史地理条件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影响，不同地域侨乡建筑的发展所表现出的不平衡性。总的来说，《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对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特征的概括是框架和要点式的，它为建筑美学在侨乡建筑领域的研究确立了方向，并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其方向即是坚持主客体相互契合的辩证思路原则，而方法则可以概括为反映建筑审美标准辩证性的审美文化机制四层次说和建筑适应性理论。在唐孝祥教授指导的三篇硕士论文中，这些原则和方法被遵循和应用，使得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赖瑛的硕士论文《兴梅侨乡近代建筑美学研究》（2005）主要从审美文化背景、审美属性、建筑美的表现形态、审美文化个性几个方面来论证兴梅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在审美文化背景的相关章节中，作者将兴梅侨乡的文化精神概括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价值取向，慎终追远、重本溯源的宗亲观念，自强不息、无私回报的文化心理”④，这是该文对主体审美文化心理的概括，而在客体方面，除了对自然适应性和社会适应性的一般性探讨外，该文主要概括了兴梅侨乡建筑人文适应性特征，即“重贵轻富的价值取向，趋吉避凶的艺术追求，进退两宜的文化心理”⑤，以及建筑美的表现形态，即“千姿百态的建筑样式，礼乐相济的文化意境，独具一格的环境模式”⑥，最后。根据主客体相契合的原则，作者概括了近代兴梅侨乡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即“尝试性的文化开放特征，恪守传统的美学特征，基于堂横屋的建筑性质特征”⑦。朱岸林的硕士论文《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在论文结构上和赖瑛的论文基本相同。主体方面，该文将近代广府侨乡的文化精神概括为“重商崇利、开拓创新的价值取向，开放融通、博采众长的文化心理，恋祖爱乡、实业兴国的民系观念”①。客体上，广府侨乡建筑的人文适应性特征被概括为“积极主动的开放品格，汇通中西的融合思维，勇于创作的创新精神”②，在建筑美的表现形态上，该文主要从建筑造型、建筑意境、建筑环境三个方面做了一定分析。吴妙娴的硕士论文《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比起前面两篇论文有了一些新的视角，主要体现于该文对侨资与侨乡建筑发展关系较为系统的探讨，该文总结了近代潮汕华侨投资的一些特点，包括投资房地产业比其他行业利润更有保障；地区城市人口增加，有发展房地产业的需要；以及传统心理和市政建设对房地产业的推动等。此外，该文也同样从主客体角度概括了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主体上，潮汕侨乡的民系精神表现出：“尊儒重商、开拓创新的价值取向，团结自强、博采众长的民系心理，微观技巧、经验直观的思维方式，精美细致、雅俗共赏的审美理想”③，在客体上，潮汕侨乡建筑的审美属性表现为：“因地制宜的地域性，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内涵深厚的人文适应性特征”④。总结来说，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表现为：“（城乡）建筑形制发展的不平衡性，建筑技术的务实性及建筑装饰的炫耀性”⑤。前者来源于“潮汕民系保守与开放的二重性心态”⑥，而后者则“体现了潮汕民系务实与虚荣的矛盾心理”⑦，“这种矛盾心理深刻地反映了潮汕文化中儒家主体文化与海洋性文化的抗衡，同时体现了经验性文化及商业文化在潮汕近代建筑上的影响”⑧。以上三篇硕士论文以《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所建立的建筑美学理论为指导，深化和拓展了广东三大侨乡的建筑审美文化研究。由此我们得以更加全面的认识广东各地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如广府侨乡建筑的崇商重利、积极主动的开拓创新；兴梅侨乡建筑的重贵轻富、恪守传统与尝试性的文化开放；潮汕侨乡建筑的尊儒重商，微观技巧等。若对三者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其各自的审美文化特征正是地方乡土文化、儒家主体文化、西方外来文化三者博弈之下的不同结果，由于华侨群体的建造行为正是他们在中西文化抉择中自觉与不自觉的一种心理反映。是抛弃传统的建筑观念，对西方建筑文化全盘接收，还是兼容并包，择善而从，这并不是一个单项选择，不同地域的华侨群体生存方式不同，价值取向也有所不同，由此产生多样的侨乡建筑风貌。
尽管现有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研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总体来说该领域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作为审美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研究仍较为薄弱。主体审美心理没有客观的测量标准，华侨往往也不善著述，因此对其界定只能依靠对主体行为和建筑现象的解释。但现有研究往往从建筑现象做宏观的文化精神的概括，而对主体的社会构成，以及主体行为缺乏清晰的分析。第二，对于侨乡建筑文化地域性格的概括缺乏建筑学的特征。诸如“开拓创新”、“尊儒重商”等形容事实上是建筑反映出来的主体精神，这些精神特征不仅见之于建筑，也反映在服饰、家具等等其他物质资料中，而建筑本身的审美文化特征应当更加类型化。这方面研究的缺失实际上反映了对主客体联系认识的断裂。第三，关于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文化地域性格与经济、政治、思想等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现有研究还较为表面化。社会经济政治对于建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影响如何参与到具体建筑形态的塑形过程中去，这是研究的难点之一，也是现有研究往往回避的问题。第四，现有研究较为忽视侨乡建筑审美文化与侨乡社会变迁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是说，虽然他们认识到侨乡建筑文化是文化冲突和融合的结果，但仍然使用相对静态和孤立的视角来考察建筑现象，而忽视其动态和过渡性的审美文化特征，以及其在整个建筑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五，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现实意义还有待深入挖掘。侨乡建筑是中西建筑文化体系冲突、分化、整合与调适过程在民间演进的生动实例，与当代世界建筑文化多元融合的特征具有相似性，但鲜有研究讨论近代广东侨乡所发生的建筑文化适应现象对当代建筑创作的借鉴意义。
解决以上学术缺憾的关键在于，寻求某种视角，或是某个概念，或是某种方法，来统合主体与客体，以及各种学科视野。正如唐孝祥认为，“美学的学科边缘性和建筑美学的边缘交叉性质，决定了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研究在对象上的复杂性，在目标上的多样性和在方法上的综合性”①。这一观点对于广东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研究也同样适用。但是难点也出现在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上，即如何将传统的建筑学重客体的研究倾向与主体研究结合起来，以及如何将传统的建筑学重现象的研究倾向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视角结合起来。从而解决现有研究中各种视野和方法表面化和缺乏联系的问题，这里，我们试图引入“空间”概念作为建筑审美文化研究中联系主体与客体，建筑学与其他学科视角的一条桥梁。这里的“空间”不是单纯的建筑学意义上的空间，而是表现为多学科交叉视野的重合点。在社会学中体现为空间社会学，在经济学中体现为空间经济学，在心理学中体现为环境心理学等，空间概念的不同层面为各学科视角的研究提供了互通的渠道，近代广东侨乡社会处于空间转型的历史阶段，传统空间模式被逐渐消解，新的空间模式开始扩张，这是其建筑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思想空间、艺术空间等各层面空间内涵的共同特征。其中，建筑空间与其它人工环境共同构成抽象空间的物质基础，通过这种方式，各学科视角的侨乡建筑研究得以整合并系统化，同时我们也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即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体现出过渡性的文化地域性格，它既推动了社会的空间变革，同时也是社会空间变迁的结果。见表1。通过考察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所推动和反映的社会空间变迁特征，可以得出另一个推论，即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流行性和大众性，它表现为一种“建筑风尚”。由于社会空间不会因为孤立的、偶然出现的新空间形式而发生变迁，只有当一种新的空间形式为大众予以认可时，我们才能说整体的社会空间发生了变化，也就是社会空间变迁，因此这里涉及到空间转型的动因、发展机制和结果。首先，从动因来看，任何文化模式在生长阶段都存在着空间的扩张现象，即通过对空间的占有，来实现文化原型的自我复制和繁衍。然而，客观空间的有限性则预示着增长的极限，导致了不同空间模式的冲突，近代广东社会的移民潮和西方文化的侵入正是空间冲突的表现；其次，从发展机制来看，空间文化模式转型是一种质变过程，与常态下的线性扩张不同，这一过程的空间扩张呈现指数化暴涨的特征，在物质实践上表现为某类建筑形式的流行热潮，流行既可以从原有空间模式的母体中产生，也可以通过跨文化方式产生，“当一种习俗经历了跨文化传播，就可能演变为另一文化圈内的时尚并被再次流行。当然，此时尚已非彼习俗，它是一种经过了异域文化再加工后的时尚”1，近代广东侨乡西式风格建筑的流行即符合这一规律，国人眼中的西洋建筑自然迥异于西方本国人的审美经验，在模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文化误读和自由发挥的情况，因此侨乡建筑普遍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特点；最后，从结果来看，在流行阶段以后，空间的扩张或衰落消失、或衰趋于稳定、前者仅表现为一时的建筑风尚，后者则成为稳定的建筑风格，然而还有第三种结果，即介于二者之间，这也是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文化的演化结果，它们没有成为主流的空间文化模式表征，而是成为今天多元建筑文化的组成部分。
纵观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基础研究已取得了较为坚实的成果，但仍存在广阔的学术空间有待后继者深入发掘。笔者认为，主客体研究的联系性，以及建筑学视角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性是深化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研究的关键所在。而加强联系性的途径之一即是在研究中引入广泛意义上的“空间”概念，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建筑审美文化与近代侨乡社会空间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审美文化的性质和地位上来说，侨乡建筑是近代民间建筑本土自主演进的一种途径，具有大众性、流行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它们参与到对传统地方建筑体系进行消解，和引入新的空间文化模式的历史潮流中，在民间建筑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今天，近代侨乡建筑审美文化成为广东两省侨乡空间文化模式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在推动广东地区的城乡建筑和社会发展，延续文化传统，促进侨务工作开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家乡的变化征文篇3
【内容提要】乡村地理学在我国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中发展比较薄弱，一些基本概念的模糊、理论体系的欠缺最为突出。本文试图从多重角度（职业的、生态的、社会文化的）对乡村这一概念进行系统的剖析，认为乡村界定的困难在于乡村本身的动态性、不整合性及相对性，以及城乡连续体这一背景，最后，笔者提出了以乡村性定义乡村的设想。
【英文摘要】RuralGeographyisaweakbranchofHumanGeographyinChina,especiallywithregardtoitstheoreticaldevelopmentandsomebasicconcepts.Firstofall,thispaperanalysesruraldefinit-ionssystematicallyfromamulti-dimentionpointofview(occupational、ecological、socio-cul-tural).asanoccupationalde-finition,"rural"meansanareawherefarmingisthemainmodeofproduction.asfarasecologicaldefinitionsareconcerned,itmeansasettlementwhosepopulationscaleissmaller,outsideurbanarea,withrurallandscapesshowingunmistakablesignsofbeingdominatedbyextensiveuseofland,andwithdiscretes-patialunitsisolatedfromtheoutsideworld.Socio-culturaldefinitionsareintermsofcleardifferencesinbehaviorandattitudebetweenpeopleinruralandurbanarea,suchaswaysoflife,spatialbehaviorandaspirations.
theauthorthinksthatallthedefinitionsarelackofdelimitationsofruraltotallyandessentially.Ruralcannotbesummarizedbyasimpledefinition,becauseitisacomplicatedandindistinctconception.Difficultiesofdefiningrurallieindynamicevolutionofthewholerural,unconformityamongruralelements,relativitybetweenruralandurban,andrelevantrural-urbancontinuum,whichmakestheboundarybetweenruralandurbanmoreindefinite.toacertainextentruralisregardedasareasdifferingfromurbangreatlyandthedifferencecanbecomparedinmanyaspectssuchasproductionactivities,waysoflife,etc.thecloseextentbetweenurbanandruralrepresentsdifferentstagesofruraldevelopment.
theauthorsuggestsruralityshouldtakeplaceofruraldefinitionsunderthebackgroundofurbanizationintheworldoftoday.Ruralityreferstothemanifestationofruralcharacterswhichtakeurbanascriteriaofreferencewithinaspecifiedarea.theauthordrawshisconclusions.First,everyregioncanbelookedonasaunityofurbanityandrurality.themoreurbanityaregionis,thelessruralityitwillhave.Urbanandruralarecontinuousandthereisnotanybrokenlocalitybetweenthem.Second,thesizeofruralityindextakesurbanasunitofreference.Usingdifferenturbancriteriacanreflectdifferenceofruralityandstagesofitsdevelopment.Finally,ruralityisconcernedwithscale,indexandmethodwhichareusedinourresearch.
wecanweakensomeruralcharacteristicsandimproveregi-onalurbanityinpracticesuchasvillage-townplanningandregionalplanningbyestimatingruralityindexofdifferentaresa.inordertobefavourabletourban-ruralplanningandman-agementwealsoneedtoputforwardruralcountermeasuresconcernedcorrectly.
【关键词】乡村/城乡连续体/乡村性ruralurban-ruralcontinuumrurality
【正文】
乡村具有区别于城市地域的诸多特征，在当今城市化潮流下，乡村的功能不断发生变化，对乡村这个概念的认识似乎清楚但不明晰，人们往往理解不一致，致使乡村问题的理论研究受到影响，也困扰着乡村政策的制定，虽然在有关文献资料中已有大量的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看法，但仍然缺乏一个足以说明乡村的总体性、本质性的概念。本文尝试从多重侧面剖析乡村这一综合性概念，以期对乡村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1乡村概念的多重侧面
1.1职业的定义与功能属性
乡村作为一个职业概念是与这个词在历史上的用法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农村，指的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地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是农民，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人民聚居的场所就是农村聚落。这一定义的出发点是把农业产业作为农村赖以存在、发展的前提，没有农业的存在，农村就不成其为农村，农民就不成其为农民。从界定农村的角度分析，这一定义的内涵和外延都缺乏严密性。
首先，以农业生产为主体，是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来决定，还是以农业生产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或者是以农业生产用地在整个土地利用结构中的比重来确立呢？这个主体的含义是模糊的，没有明确说明以什么为主体。不管是以人，还是以经济、用地来确立主体都难以正确地把握当今的农村与非农村。
其次，对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农民而言，农业人口＝农民＝农村人，也许在单一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这个等式是存在的，但农业人口兼业化的发展，使这一性质日趋复杂，他们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非农活动，这些农户可以根据其兼业的行业分为一兼农户（主要就业于农业，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经营）、二兼农户（主要就业于非农产业，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业经营），还不包括农业内部的兼业活动，或者已经有固定的非农就业岗位的农户。
第三，从场所和地域的角度来看，农村聚落往往是农业活动与非农业活动并存，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混杂。而且在某些非农业发达的农村地区，不管是从非农化水平还是从总量上看，都超过了中心城区，出现了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现象，这样就更难以对该地方或地域进行归类。
1.2生态的定义
乡村作为生态的概念加以认识存在着不同的视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用来指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指的是单个聚落人口规模较小的地方，这些聚落之间则是较大的开敞地带。该定义抓住了乡村与城市之间人口集聚规模差异这一特征，最为接近于人们对乡村的理解，而且便于操作，许多国家都把乡村与城市的分界线以聚落人口规模加以确定。
(2)乡村用来指一种地域的概念。乡村指的是城市以外的一切地域，严格地讲是城市建成区以外的地区，这样，乡村是一个空间地域系统，与作为一个产业部门的农业有本质的差异。
(3)用来表示某种特殊的土地利用类型，也就是乡村型的景观。维伯莱(G.p.wibberley)认为：“乡村这个词指的是一个国家的那些地区，它们显示出目前或最近的过去中为土地的粗放利用所支配的清楚迹象。”[1]
(4)从生态构成上看，乡村不但用来指居民少的地方，而且也指与人口多的地方来往较少的隔离开的定居区。在当代社会里，绝对的隔离很少见到，但只要联系上不方便、交通上成本较高这种情况还存在，那么相对隔离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乡村就是受城市影响较小的地方。从城乡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待乡村，考察乡村的相对隔离程度，牵涉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看待隔离，是用物理性距离、交通费大小，还是有无交通工具、时间等来说明[2]。二是在确定是否易于接近时应该用哪一个人口中心作为参考点。如英国诺福克郡规划局(norfolkCountyplanningDept)就采用了距离2万人口城镇8.045km和距离10万人口城镇16.09km这一指标。
乡村的生态学定义建立的假设是：社会形态(Socialform)可看作是人类文化适应环境特征的产物，并为人类的适应所修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景观、土地利用特征、相对隔离程度等生态环境背景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是引起城乡差异性发展的重要因素。采用生态定义乡村，避开了经济职能上专门化的"问题，尽管粗放的土地利用、开敞的乡村、小规模的聚落、人口密度较低等特征隐含着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特性，但更多的是从城市的影响程度来考虑的，具有重要的社会学内涵。
以生态环境状况来定义乡村地域，虽然是当今最为广泛采用的标准，但许多研究人员发现，这一定义的最大的不足就是分级界限的相对性、可变性，不同国家采用的标准不一样，国际可比性较差；其次，从人口密度较小来理解乡村，由于人口密度只是一个静态的、容易产生误解的统计指标，它大多依赖于计算密度单元的大小；第三，社会学者对生态定义的质疑是：城乡之间最本质的差异是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方面，社会经济的特征与乡村的问题更为相关，如高女性比例，较低的收入，更多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状态，劳动力中妇女就业率低，受教育的人口少，年长者受到过多的重视等。尽管人口分布状况对这些因素有一定的影响，但两者之间并不是相对应的。
1.3社会－文化的定义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从社会文化构成这一角度来定义乡村，着眼于城乡居民之间行为与态度上的差异性。主要特征有：
(1)乡村社会生活中，社会接触多为直接的、面对面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密切。
(2)乡村社会行为的标准比较单一，风俗、道德的习惯势力较大。
(3)乡村社会生活以家庭为中心，家庭观念、血缘观念要比城市为重，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主要谋生手段，经济活动简单。
(4)乡村地域辽阔，人口数量少、密度低、变动慢，因而人们具有保守心理。
(5)乡村的物质文化设施较城市差，乡村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一般较城市低。
(6)从政治标准上看，农民在国家中处于从属的地位，要服从有权阶级的法令和要求。
乡村的社会化定义抓住了乡村居民、乡村社会的最本质属性，而且在它与城市的比较中理解其相对性。但问题在于：
首先，用极端化的方式来定义乡村，大量的过渡型、中间型地区就是不确定的。随着城乡关系的演变，不仅大量的乡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还有一些城市居民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迁往乡村，乡村本身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和劳动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人类社会严格地划分为乡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时代最终将为城乡结合或城乡融合发展所代替。
其次，认定乡村地区是同质的，这是值得怀疑的。从个人角度上看，大多数人都不能划分为纯粹的某种文化类型（如乡村人或城市人），传统的农民逐渐从封闭、半封闭、半自给性的小生产者向开放性、经营性的商品生产者转变，由质朴、纯厚的传统型向开拓进取的新型农民转化，农民内部发生着阶层、职业的社会分化。米勒(miller)等人在考察美国人时，认为88%的美国人都可归入乡城混合类型[1]。弗林(Flinn)也把乡村地区的价值体系分成三种类型，即小城镇理想(Small-townideology)、平均地权论(agrarianism)和乡村主义(ruralism)[3]。可见从乡村社会角度看，乡村并不是单一化的。
第三，用生活方式、空间行为、抱负等来定义乡村，在实际应用于具体的空间地域划分时非常困难。在城乡隔绝发展的态势下，也许乡村的社会文化特征与地理分布是相一致的或相近似的，而在城乡作用日益加强的当代社会里，城市里包含着诸多的乡村特性，乡村里也纳入了诸多的城市特征，城市与乡村之间具有一系列共同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且绝大多数的聚落都可归入乡城、城乡混合体之中。
2乡村界定的困难
从多重角度对乡村进行剖析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可见乡村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义所能涵盖的，它是复杂而又模糊的概念。界定乡村的困难在于乡村整体发展的动态性演变、乡村各组成要素的不整合性、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相对性，以及由于这三大特性形成的城乡连续体。
2.1动态性
乡村人口以各种方式向农业以外的其它产业部门转移，乡村地域向综合化方向发展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历史上的乡村与当代的乡村有很大的差异，不同地域的乡村演化过程也不一样，城乡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乡村居民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格局、乡村严重落后于城市的不合理状况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除了城乡之间地理景观的明显差异外（景观界限随着城市的蔓延而不断变化）无论是经济职能还是社会文化上，当代的乡村社会经济转型明显加快，正在日趋向城市靠拢。因此，乡村的概念与内涵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能以传统的农民、农村来定义当代的农民、乡村。动态性特征使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分界日趋模糊，农民与非农民之间的二分法也日趋不适应。
2.2不整合性
传统格局下城乡界限非常明晰，乡村的职业、生态和社会文化特征相吻合，农民未走向分化，乡村的单一性、同质性显著。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对乡村的影响日益加强，乡村本身的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动，职业、生态与社会文化特征之间不相吻合了，农业、农村、农民三者相等的格局愈加不相适应了。
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在非农部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而成为工人、商人、教师等，从职业角度讲，他们已不再是农业劳动者或农民。有一些劳动力并未实现就业的完全转移，出现了亦工亦农、亦商亦农、半工半农等形式。有的人实现了地域的转移，进了城市，一些人采取了外出打工（季节性或常年性）的形式，还有一些人则在本地实现了职业的转化。这样，城市里有了乡村的人、乡村的社会文化特征，乡村里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城市生产活动、生活方式，甚至于城市的居民居住在乡村等。这种社会文化特征、经济特征、生态特征三者之间在城乡的相互重叠，带来了复杂的不整合性。
2.3相对性
城和乡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乡村是与城市相比较而存在，也只有在与城市的比较中才能正确地理解与把握，因此，所谓的乡村从某种程度上看是指与城市之间差异较大的地区。这种差异可以从生产、生活方式等多种要素进行比较，城市与乡村之间接近程度的高低代表了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
乡村的相对性还体现在不同的人研究尺度的差异上。我们可以从个体的角度着眼，研究农民的行为和抱负、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大小，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什么样的功能等考察个人的社会化程度。也可以从不同的聚落来加以研究，从小的村落到小城镇到大城市等不同的乡村特性表现程度。也可以从一个小的区域到较大的区域进行不同层次的解剖。
乡村定义的相对性是依据选择的指标而有差异的，以人口密度差异、职业的不同、距城远近等相关指标来描述定义乡村，或者以复合的综合性指标来对乡村属性加以概括，更可以反映出乡村类型的多样化。
2.4城乡连续体
我们通常用两分法把人类聚落划分为城市与乡村，从乡村的动态性、不整合性和相对性来分析，不论是聚落还是文化、经济活动，城乡都是一个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中，区分两个极端是很容易的，而众多的中间类型则是难以确定其断裂点的。
2.4.1聚落连续体从聚落的规模来看，从巨大的城市集聚体到小的聚落甚至分散的住宅，其间没有明显的断裂点，城市消失的地方就是乡村的开始点，聚落连续体是沿着一条线从极点的一端——农村向另一端逐渐演变，因此城乡聚落的规模划分必然是人为的。
事实上，从聚落的职能上也存在着连续性，从纯粹的单一化农业村落、农副业村落、兼业性村落一直到非农业聚落，都代表着城乡职能上的差异性。
2.4.2乡村—城市连续体与地理学者对聚落连续体的关注不同，社会学者从社区、文化角度进一步分析这种连续体现象。在当代现实社会中，社区类型既不是完全的乡村也非完全的城市，可以从典型乡村到典型城市排成一个连续谱，乡村与城市的差异只不过是某种程度上的问题，许多城市郊区和"城乡交错区就处于这个连续体中间的位置。特定社区在这个连续体中的位置取决于：社区人口多少、社区人口密度及社区内乡村与城市之间规范的强度。社会学研究还揭示出，即使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仍然存在着乡村的文化。
3乡村性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传统乡村特征逐渐在转化，表现在经济上从农业向非农业转型，社会构成上农民的分化（农民—非农民或新式农民），聚落从乡村型向城镇型转化，乡村文化的转型等，这些要素的变动带动了地域的转型，出现了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乡城地区，这种经济、社会、文化、地域的演变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如何在城乡连续体的现实态势下构建乡村概念的新思维？大多数研究人员尝试着在城乡之间划分一个过渡区，如在城市聚落与乡村聚落之间再分出一个似城聚落类型，在城市地域与周围乡村地域之间的交接地带划出一个城市边缘区，甚至从更大的地域范围着眼，划分出乡村城镇化区域。对处于转型阶段的地域作为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带来加以研究，部分地解决了城乡界限日趋模糊的问题，但就象区划中划分过渡区出现的问题一样，过渡区本身，城市、乡村与过渡区之间也存在着过渡现象，因此就出现了乡村、准乡村、准城市区、城市化地区等多种多样的过渡类型。
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特大系统，它包含着生态、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极其丰富的内容，在每一个侧面又包括着各种不同的层次和诸多的因素。因此从单个方面来定义乡村不会得到广泛的接受，寻求综合方面的界定更为人们响应。而且，什么是城市、什么是乡村，我们不应受某种概念的束缚。用极端化的传统乡村作为参照来套用当今的实际，这种理念支配下的归一法陷入困境是必然的。
笔者认为，在当今世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乡村的定义应让位于乡村性这一概念，在一定地域内考察乡村性质的强弱（从对立面来看，就是城市性的弱强），比起不断划分过渡地带的做法更可操作，更具有可比性。确定一个地区的乡村性：
首先，每个地区都可以看作是城市性与乡村性的统一体（乡村性与城市性合计为1），城市性强的地区就是乡村性弱的地区，城市性弱的地区就是乡村性强的地区，乡村性强的地区就是乡村地域，城市性强的地区就是城市地域，两者之间不存在断裂点，城乡之间是连续的。
其次，乡村性指标的高低应以城市为参照单元，用城市的标准（如市区、市域、不同规模的城市）来衡量乡村性的高低，可以在统一的框架下反映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不同地域之间具有可比性。也许会出现有的我们认为是乡村的地域（行政上的），其乡村性指数低于有些城市地域，这样我们对城乡的认识会有新的本质性理解。采用不同的城市实体为标准，可以反映城市性、乡村性的质量差异。
第三，乡村性除了与选择的参照标准有关，还与研究的尺度大小（如个人、单个聚落到不同大小的地域单元）、选择的指标与采用的方法有关，社会学家可以从社会发展指标来定义乡村性，经济学者可以从经济结构状况来分析，地理学者可以综合社会、经济、地理特征加以选择，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
第四，由于乡村性概念是以区域为基础的定义，依据的是更为广泛的地理类型，而不是专门化的单一聚落特征，体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思想。因此，某些与土地面积广大相关的密度指标很难与城市同步发展，但某些人均指标、结构指标则有可能超过城市，如人均GDp、非农产业比重等等，对此应区别对待，合理安排。不能一刀切，各项指标均要求与城市同样考虑。
据此，乡村性指数可以用下式粗略计算：
式中：Ri[st]表示t年份s区域的乡村性指数；Ui[st]表示t年份s区域的城市性指数；R[st,i]表示t年份s区域城市性的第i个特征比值，可以用下式计算：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从理论上初步探讨了乡村性这一概念，作为推论，笔者认为可以在实践中（如村镇规划、区域规划等）通过削弱某些乡村特征，提高区域的城市性。在城乡规划和管理、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贯彻城乡一体化的思想，在当今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要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更要贯彻这一理念，提高城市性与削弱乡村性并举，进一步推动空间地域城市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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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变化征文篇4
在实证研究中结合网络关注度对乡村旅游特征进行分析的成果尚属空白。而伴随着国家对农村发展的不断重视,乡村旅游将迎来极为广阔的发展天地,对乡村旅游大数据的实证分析将是构建乡村旅游信息服务体系的重要信息基础和决策来源,如能将乡村旅游大数据分析的结果引入乡村旅游的开发规划,其效果势必事半功倍。本文基于旅游大数据中的网络关注度对当前乡村旅游表现特征进行时空分析,对建设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构建和谐健康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 1 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的 2013 年第 32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3 年 6 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 5. 91亿,中国有 13. 5 亿人口,网民比例为 44%。2013年上半年共计新增网民 2 656 万人,较 2012 年底提升了 2. 0%。这些数据都足以说明大数据时代网络搜索这一便捷手段的普及程度。百度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百度指数便是基于百度等搜索对目标关键词计算出的关注度。旅游业的发展与游客的关注度息息相关,借助百度指数这一渠道,可以快速准确地获取目的地区域不同时间段的网络关注度及趋势曲线图。本文采用 “乡村旅游 + 乡村旅游网 + 乡村旅游攻略”为叠加关键词,检索获取 2011—2013 年乡村旅游日均网络关注度及 2013 年农业部和国家旅游局公布的 83 家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网络关注度的时空变化曲线图,在曲线图上用鼠标截取全年所有日期的关注度数据。
1. 2 研究方法
1. 2. 1 乡村旅游发展的时态分析
时序特征分析包括四个层次,分别以年、月份、周和“黄金周”为间隔时段。大部分学者对网络关注度进行时态分析时较多的是针对一年内的季节和周时段变化进行分析,而对年与年之间的变化趋势关注不多,这与数据获取有一定的关系,同时如果采用日时段选取多年数据进行对比分析,量变聚集的效果并不明显,但如果不对年变化特征进行分析,选取哪一年的数据就缺乏足够的依据。对于年变化特征,文章首先根据2011—2013 年日均网络关注度以月份为间隔时段求取日平均网络关注度进行对比,如果逐年关注度变化相差不大的话,则可选取近三年数据的均值,如果逐年关注度有明显的变化趋势,则应采取趋势方程进行预测。对于月份和周时段,同样计算相应月份和一周之内每天的日均关注度作为分析数据绘制曲线图。对于黄金周则根据目前国家法定节日: 春节、“十一”两个 7 天的黄金周,清明、“五一”、端午、中秋 5 个 3 天的小假期,则搜索乡村旅游各假期前后一段时间内的网络关注度日均值。通常游客会在出行前一段时间内进行目的地信息搜索,前人选取的时间段一般未超过节前 1 个月到节日 10 天内的时间段。
1. 2. 2 乡村旅游发展的空间分析
首先针对 2013 年农业部和国家旅游局公布的 83 家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进行百度指数搜索,根据搜索情况按照关注度高低比较分析地区差异,如果关注度微弱则根据示范点的地区分布进行直接比较。比较示范点地区差异时,将地区示范点数目所占比重结合当年各地区的农业产值贡献率进行对比分析。其中,各地区的农业产值贡献率等于各地区农业产值除以全国农业产值。
2. 2 2011—2013 年乡村旅游周时段网络关注度特征
计算 2011—2013 年每年乡村旅游周时段网络关注度后,发现三年变化特征基本一致,因此取三年均值得到其周内网络关注度的日均值,周一 到 周 日 依 次 为: 251. 68,255. 07,251. 71,251. 51,234. 28,204. 22,209. 79。从数据中不难看出,一周之内乡村旅游网络关注度平时较高,周末较低,周三相对周二略有下降,周二最高,周四、周五继续降低,周六最低,周日略有回升。这一特征与乡村旅游周末出游人数较多互补,同时也暗示乡村旅游在平时存在潜在游客市场。乡村旅游游客平时为周末出游提前做资料收集并进行网上搜索,一般提前 3 ~ 4 天搜索目的性最强,因此周二和周三达到关注度的峰值,出游时因为出游关注度较低,周六到乡村旅游的人数最多,此时关注度最低,而周日休息时间即将结束,关注度开始回升。同时关注度走低的持续期不长,表明目前游客去乡村旅游停留时间较短,一般不超过 3 天,说明乡村旅游在延长游客关注度的停留上需要采取相关措施。
2. 3 2011—2013 年乡村旅游网络关注度季节性特征
统计乡村旅游 2011—2013 年月份的日均网络关注度,同样发现这三年的季节特征相似,因此取三年平均值得到季节性特征,各月份的日均关度分别为: 172. 96,194. 01,252. 15,266. 46,275. 70,246. 03,208. 60,214. 92,229. 49,254. 75,267. 28,253. 04,,可看出,在时间层面上,对乡村旅游的网络关注度在5 月份达到最高,1 月最低。在1 月至5 月期间呈上升状态,5 月至7 月期间呈下降状态,7 月至11 月呈直线上升状态,12 月开始回落。总体上呈“双峰”特征,主峰在5 月,次高峰在11 月,年均值为236. 28,将日均关注度高于年均值的划分为旺季,反之为淡季,则3 月至6 月、10 月至12 月均为关注度旺季,1 月至2 月、7 月至9 月为关注度淡季,出游一般相对关注度存在短期的滞后,因此乡村旅游出游的旺季仍在3 月至6 月和10 月至12 月,这与这两个时段分别是适合出游的春末夏初和秋末冬初有关,且“五一”和“十一”分处这两个时段,对游客乡村旅游的热情有一定促进作用。
2. 4 2013 年乡村旅游发展的空间差异分析
以2013 年12 月9 日农业部和国家旅游局公布的 83 家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为关键词进行百度指数搜索,发现所有示范点均显示“未被收录”,因此直接根据 83 家示范点进行地区差异比较。可以看出,华北地区示范点数目最多,所占比重约为 23%,其次是华东和西南地区,华中、东北和青藏地区示范点数目较少,位列后 3 位。结合各地区的农业产值贡献率来看,华北、华东、青藏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态势与该地区的农业发展基本匹配,华中、华南、东北地区农业发展优于乡村旅游, 西南、西北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态势优于该地区的农业发展。
3、 结论与讨论
研究基于大数据背景对乡村旅游进行了创新视角的时空结合分析,揭示了当前国内乡村旅游关注度在年、月、周与“黄金周”等时段的分布特征及区域间不均衡的发展状态。从研究视角上将网络关注度从城市旅游传递到了乡村旅游,研究方法上将时间与空间进行了有机结合,在空间分析上创新地将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进行了有效的对比,其研究结论系统直观地展示了当前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存在的不足及促进不同区域间乡村旅游与农业协调发展的改进空间; 为改善区域间乡村旅游与农业协调发展的不平衡现状,结合网络关注度对乡村旅游发展状况的有效影响并促进其与农业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证参考。通过上述实证研究可知:
(1)网络搜索引擎在农村旅游信息获取上存在较大程度的上涨和挖掘空间。
(2) 一周之内乡村旅游网络关注度周二最高,周六最低,周日略有回升,且乡村旅游游客平时为周末出游提前做资料收集进行网上搜索,一般提前3 ~ 4 天搜索目的性最强,游客去乡村旅游多为3 天之内的短期出游。
(3) 乡村旅游的旺季在3 月至6 月和10 月至12 月; 乡村出游的关注度在清明、五一和端午比其他假期要高,且这三个假期皆是节前1 天搜索目的性较强; 元旦和春节游客乡村出游的热情并不高。
(4) 结合 2013 年全国 83 家示范点地区分布和地区农业贡献率的比较分析发现: 华北、华东、青藏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态势与该地区的农业发展基本匹配,华中、华南、东北地区农业发展优于乡村旅游,西南、西北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态势优于该地区的农业。说明华中、华南、东北地区应在乡村旅游开发上加深力度,而西南、西北地区则应在以乡村旅游带动农业发展上下功夫。本次研究设计基于网络关注度对乡村旅游的时空发展特征进行了分析,但因数据的可获得性和作者自身水平所限,乡村旅游的空间差异分析未能结合到具体的网络关注度,导致时空异质性的有机结合程度不高,随着乡村旅游大数据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今后应针对这些不足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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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变化征文篇5
关键词：民间体育游戏；城乡差异；
中图分类号：G46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6-0097-03
一、研究对象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民间体育游戏”，属于民族民间体育部分，但是已有文献针对这部分像“踢沙包”、“滚铁环”、“摔元宝”等体育现象。笔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法、调查法、逻辑法和数理统计法。
二、分析讨论
在课题创作过程中采用大量的调查研究，采用调查和访谈形式也是本课题数据来源的最主要渠道，对河南省的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南阳、信阳、安阳7个城市和灵宝、宝丰、嵩县、沈丘、登封、封丘、滑县、镇平、南召9个县的乡村和城镇各个阶层的居民进行访谈，调查数据与分析如下表所示。
（一）“民间体育游戏”的城乡差异和项目特点分类
从统计数据看，“民间体育游戏”项目存在城乡差异。乡村民间体育数量和种类较多，形式上显得更自由，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例如：玩泥巴、滚铁环、爬树、弹弓、打棒等项目，都是乡村特有的娱乐项目，这得益于农村地区丰富的体育资源。城市民间体育趋向西方化、现代化、洁净化，从儿童少年的娱乐项目到老年的空竹、陀螺，活动场地都以混凝土地面或公园草坪为主，趋向于安全化、洁净化。
笔者为了研究方便，增加新的“泥土项目”和“潜在危险性项目”的定义，将“泥土项目”定义为：以大自然地面或土壤作为主要游戏资源的娱乐项目。将“潜在危险性项目”定义为：当今时代人们认为可能造成自身和他人伤害或财产损失的项目成为。列举图下表所示。
从调查表对比中可以看出，“民间体育游戏”的城乡差别主要在于泥土游戏项目和潜在危险性项目的取舍。并且在当今城市化进程中，泥土游戏项目和潜在危险性项目正在逐渐消亡。
究其原因，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对子女的安全非常敏感，卫生意识较强，从而对“泥土”游戏有了抗拒心理。经调查，90%城市家庭和70%农村家庭反对子女参与潜在危险性项目，90%城市家庭和50%农村家庭反对子女参与泥土项目。
“民间体育游戏”发展至今，主要以生产生活的题材为主，我国自古以来以农耕文化为主，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仍然有80%的人口在农村，虽然处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时代，但在广大农村实际经济类型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从经济对文化的决定性关系上，可以推测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民间体育的面貌很少改变，保持有原始特征，特别是“泥土”项目，甚至可以作为还原古代文化生活的主要题材。
（二）“民间体育游戏”项目特征分类
为了本课题的深入研究，笔者将“民间体育游戏”项目进行分类。按游戏特征分类，将“民间体育游戏”分为模仿秀类、儿歌游戏类、捉迷藏类、持物竞技类、身体对抗类、自娱自乐类，如下表3所示。
从分类特征上看，城乡的项目名称有较大差异，但类别规模的差异不大，整体走势和比例几乎相似，各年龄段的项目参与高度相关，例如：老年人群大多参与自娱自乐类项目，幼儿主要参与儿歌游戏类项目，少儿参与性持物对抗性和同场对抗性项目，尤其以持物对抗性项目最为丰富，说明少儿阶段丰富的创造性和竞争意识。城乡地区的相似性特征说明民间体育文化的稳定性，尽管经济较快发展，城镇化加速，但是民间文化精神没有根本改变，这就是“民间体育游戏”的传承之道，也体现了这类体育文化旺盛的生命力。另外从数量特征分类对照表（表3）中可以看出：持物竞技类和自娱自乐类项目数量占各自比例的2/3强，组成了“民间体育游戏”的主题，采用间接竞技对抗，借物较技，在游戏中既可以实现自我超越，又能避免直接身体对抗的剧烈火爆，体现了“祥和内敛”的民族文化特征。
三、结论
1.随着文化生活水平更新，泥土游戏项目和潜在危险性项目在城市地区已经消亡，在乡村地区也逐渐消减。
2.按体育学特征分类，将“民间体育游戏”分为模仿秀类、儿歌群戏类、捉迷藏类、持物竞技类、身体对抗类、自娱自乐类。各类活动形式的成分比例城乡差别不大，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3.老年人群大多参与自娱自乐类项目，幼儿主要参与儿歌游戏类项目，少儿参与性持物对抗性和同场对抗性项目，尤其以持物对抗性项目最为丰富，占主体地位，体现了“祥和内敛”的民族竞技文化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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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变化征文篇6
由于会议召开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组法》）并未正式通过，与会者作为论据的经验事实都是《村组法》试行期间发生的，因此乡镇政府的行为似乎可以理解。但是在1998年底《村组法》正式通过，“乡政村治”格局在法律意义上确认和强化后，许多乡镇政府在处理与村级组织间关系上并没有多大程度的转变，这一点可以在之后各地依据《村组法》开展的村委会直选中乡镇政府屡屡违法干预、操纵选举上得到很好地说明。
改革的基本路向是市场化与民主化。乡镇政府在村民自治工作中的消极与抵触无疑是逆潮流而动，既违背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又剥夺了农民的民主权力，从而遭到农民的反对。那么乡镇为什么要继续其对村的控制，从而在乡村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一个很不光彩的“绊脚石”的角色呢？其行动的内在逻辑又是什么？村民自治背景下，新型乡村关系建构的基点何在？不弄清楚这些问题，而是简单地将原因归结为乡镇干部认识落后，因私废公等，恐怕既不利于乡村民主发展，也不利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因此，本文力图在对湖北省长镇进行实地调查并借鉴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前述问题作出回答。
个案：乡村关系的经验描述与初步分析
长镇隶属于湖北省Z市，位于汉江中游，属江汉平原向鄂北山地过渡地带。该市气候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东西平均宽约18公里，南北长15.5公里，总面积275平方公里。地势北高南低，平均海拔65—75米。境内有长河自北向南纵贯全镇，并建有水库一座。
长镇分为四个管理区，辖16个村，134个村民小组。人口总数为20865人，劳力8436人，其中男劳力4440人，女劳力3996人。有耕地50647亩，其中水田44704亩，旱田5943亩，人均耕地约2.43亩。
较为优越的自然条件使长镇发育成一个典型的农业乡镇，多数所谓的乡镇企业也都是农业领域的“绿色企业”，如林场、果园等。
为了了解长镇乡村关系的实际情况，我们对镇干部邓某进行了访谈，请她详细的讲述了长镇最近一届村支部与村委会换届的情况。
1．选举过程中的乡镇控制
长镇的“两委”换届是在Z市1999年9月下达“两委”换届的文件之后开始的，于1999年11月结束。当时镇里也就此发了文。镇里首先组织对村里进行考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上一届村干部的工作成绩，工作方式方法和群众的反映；二是就下一届村“两委”候选人的情况进行民主推荐。推荐是由村支部实施的，首先要座谈党员，了解民意。村委会看上去有很大自主权，但是《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对村支部负责。村支部又对谁负责？村委会主任一般是村支部委员，这样便于控制。下去考核时，我们带着一定的目的，去作引导工作，不能直接说选谁，不选谁。
包村干部是选举领导小组成员。我在杨村（邓某包的村）座谈了8位党员。有的农民很聪明，会顺着领导的意思讲。在征求党员意见时，大部分都说现任（村）干部“还可以”，也有些人反映现任（村）干部有经济问题，这可能会对班子调整有影响。
村委会选举难控制一些。（因为）村委会实行“海选”，各小组在全村范围内提名候选人。（因此）要保证镇里认可的委员（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胜出。由村干部包组，配合组长开展工作。
可以利用宗族的影响力。宗族的影响力不是很明显，但是在选举中可能表现出来。选出来的干部，对乡镇里的工作要有帮助。跟镇里唱反调，绝对不行。宗族影响力大的村，宗族里一定有一个人在村里当干部。（当然）绝对不允许出现宗族领袖和镇里看中的人竞争（村干部）的局面，一定要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可以让宗族领袖做副主任候选人。
对差额的人选也考虑很多，让村民一看就知道该选哪个。大部分工作在候选人出来之前就做了，选举开始后只是一个程序问题。……如果觉得局面无法控制（指不能确定乡镇中意的候选人顺利当选），我们就会做另外一个候选人的工作，让他退出选举。
我们提出的候选人不可能没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内定候选人的演讲稿我们都要把关。
2．挑选村支书的（内部）标准
第一，保持（村班子）稳定，以原任支书为好；
第二，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第三，群众基础较好；
第四，以前的工作成绩，主要是考核各项任务指标，如合同款、粮食入库、计划生育和社会治安等。衡量村支书工作好坏的标准，主要是看各种税费收缴的怎么样。搞林果基地、乡镇企业和多种经营，最终都是希望村里有钱好上交。让农民富起来，有钱交。
3．乡镇的目的
选出的村官对乡镇负责，要积极完成上级（乡镇）交给的各项任务。
现在农村工作“第一难”是款（税费）难收。计划生育工作不再是第一难的重要原因是经济原因——养不起。各种任务中首当其冲的是税费，现在义务工很少，很多都折钱（以资代劳）。
完成各项任务主要是钱，该上交的钱交上去后，（乡镇）就说你工作做得不错。计划生育和社会治安（有一票否决权）的工作在镇里都不算难。
乡镇只所以控制村干部的选举产生归根到底是出于财政压力。（文中着重号由笔者加注）
“两委”换届的情况表明，长镇的乡村关系与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公社大队）关系已经有所不同，具有了后公社时期的一些特征，比如乡镇不再是直接任命村委会干部，而是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村委会干部。但是，这种乡村间关系离制度意义上的“乡政村治”还有很远的距离，就村干部的产生而言，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乡镇的意见。长镇的干部甚至已经学会了在直选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合法的选举来达到控制村委会人选的目的，“大部分工作在候选人出来之前就做了，选举开始后只是一个程序问题”。除了人事控制外，长镇还通过以下办法加强对村级组织的控制。
1．村帐乡管。长镇所辖各村的账目统一由镇经管站管理。每月月初，各村会计都到镇经管站做帐，未经经管站审核不得入帐，同时上报各村收支细目，便于乡镇核查。
2．签定目标责任状。每年年初，市里都要和镇里签定年度两个文明建设目标责任状。之后，镇里也要与村里签定目标责任状，将目标分解到各个村，年终进行考核结算，奖优罚劣，并与村干部的工资挂钩。
3．决定村干部报酬。按照《村组法》，村干部的误工补贴必须由村委会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但是在长镇，村干部的工资（而不是“误工补贴”）是由镇里决定的。在《长镇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1999年度农村干部工资的通知》中，对村干部工资构成、标准和支付渠道都做了详细规定。按照这个通知，该镇1999年度村干部工资中最高的是4701元，最低的是3049元，大约相当于当地农民人平纯收入的1.5—2倍。但是能否获得这笔收入和获得多少收入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能否当上村干部，二是年度目标责任完成的情况，前者决定能否获得这笔收入，后者决定收入多少。由于村干部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乡镇，而目标责任制的又是由乡镇下达和考核的，因此村干部报酬的决定权实际上是在乡镇而不是村民手里，尽管是村民而不是乡镇负担这笔开支。
对长镇乡村关系描述和分析支持了村委会直选之后，乡镇仍然在延续对村级组织的控制，从而成为民主化进程的“绊脚石”这一判断，然而乡镇为什么要扮演这种角色依然没有充分的答案。
不过，在镇干部邓某的谈话中，已经给出了这一问题的初步答案：“选出的村官对乡镇负责，要积极完成上级（乡镇）交给的各项任务”。而“现在农村工作‘第一难’是款（税费）难收。……各种任务中首当其冲的是税费。……完成各项任务主要是钱，该上交的钱交上去后，（乡镇）就说你工作做得不错。计划生育和社会治安（有一票否决权）的工作在镇里都不算难。”总之，“乡镇只所以控制村干部的选举产生归根到底是出于财政压力。”
邓某的话可能有些以偏盖全，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把她的话理解成：财政压力是影响乡村关系的重要变量。
那么，邓某所言的财政压力是如何产生的呢？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有很多，但是笔者以为，现行财政体制——分税制的不完善和行政体制——“压力型体制”的双重作用是造成乡镇财政困境的制度根源。
“分税制”与“压力型体制”：乡镇财政困境的制度根源
1．分税制与乡镇正税收入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中“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引起了中央政府对“国家汲取能力”下降的深深忧虑，最终导致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出台。这是我国建国以来力度和范围最大，影晌最为深远的一次财政制度创新，是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体制的重要步骤。
实行分税制后，“两个比重”逐年下滑的局面得到遏制和扭转。但是，从目前分税制实施的情况看，其对农村乡镇财政税收收入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正税收入不能满足乡镇财政支出需要。因此，地方干部对分税制的评价是，“中央财政很好过，省级财政也好过，地（市）财政可以过，县乡两级真难过”。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乡镇税制结构不合理，主体税种不突出。所谓主体税种是指复合税制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税种，一般具有税收收入的可靠性、调控经济的主导性、税收制度的稳定性等特征。就乡镇财政而言，以前好的税种都被上收了，如今乡镇本级税收收入主要有工商税、企业所得税和农业四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契税和耕地占用税）。显然，非农产业发达的地区可以从工商税、企业所得税中获取大量收入，而对于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来说，其对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的依赖程度较高。以长镇为例，从下表可以看出该镇税收收入对农业税（含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和农业特产税的依存度很高，两者合计占了财政责任目标的70.6%。由于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是根据农业经营收益来征收的，对于目前我国的农业技术来说，大多数农户还是靠天吃饭，极不稳定，如果按照田亩大小和历史产量做征收依据，那么就会弱化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因此，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作为乡镇主体税种是不适宜的。但是在税收立法权和税收政策制定权仍然高度集中于中央的情况下，乡镇无法因地制宜地开征新税，合理安排财政预算与管理，调控乡镇经济社会发展。
长镇2000年责任书财政数据指标
（注：此表由长镇政府办公室提供）
二是，政府间税收收入上移。在分税制下，作为主要税种的增值税收入的75%上交中央财政，剩余的25%则由各级地方政府分成，其他一些重要税种的收入或全部归属中央，或在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进行分成。同时，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收支范围和权限缺乏法律的明确界定，是靠相互交涉决定的，而且不断改变。乡镇政府是最基层的政府组织，在各级地方政府的交易中必然处于最为不利的谈判地位。这样，在利益机制的驱使下，各级地方政府为了保障各自的财政收入，满足其支出的需要，不得不采取层层下压的策略，尽可能多地从下级财政抽取资金，将那些收入多、增长潜力大的税种，全部或高比例地上收，这样势必造成作为最基层一级财政的乡镇税收收入的减少。
三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乡镇正税收入包括本级税收收入和上级通过转移支付对乡镇的财政补贴。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弥补地方财政本级收支缺口，是分税制国家的通常做法。可是，乡镇财政获得的上级转移支付的财政补贴是非常少的。据任宝玉在河南某乡的调查，转移支付只占该乡1998年预算内包干收入的3%。王绍光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央和乡镇的直接上级县政府的财力不足似乎并没有切中要害，更主要原因是现行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其一，中央财政的调节地区间差距的财力并没有随着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而相应增长。由于分税制改革是在保证地方既得利益的前提下进行，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大多是通过税收返还的方式进行的，这样做固然保证了每个地区的既得利益，便于改革的推进，但是中央政府就只能够用十分有限的收入增量来考虑地区间的平衡，因而中央财政在解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上的作用就难以有效发挥。其二，我国财政转移支付中存在转移支付形式不规范，各项专款过多，且缺乏程序化、公式化的分配办法，随意性大，转移支付功能弱，转移支付办法不完善等问题，从而使转移支付很难发挥平衡乡镇财政收支的作用。
2．“压力型体制”与乡镇财政支出扩张
“压力型体制”是荣敬本等人在河南省新密市研究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后，提出的一个概念。究其实质，“压力型体制”是集权式政治体制在行政体制上的反映，是计划经济加上承包制在政治生活中的混合产物。“压力型体制”对乡镇财政支出构成了持续的扩张压力。
首先，“压力型体制”导致各级政府将事权下移，最终都落在行政链条最低端的乡镇头上，加重了乡镇财政支出负担。一是体现在各级政府将本该由本级政府承担的职责（事权）交给下级政府去做，从而将支出责任下划。以农村义务教育为例，乡镇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责任。就长镇而言，长镇教育战线现有公民办教师（含离退休教师）386人，其中公办教师256人，离退休34人，在编民师68人，临时代课教师28人，2000年工资共需314.5952万元。仅教师工资一项所需支出就与该镇正税收入相当。二是体现在一级政府接到上级下达的指令后，一般都要“打提前量”，将各项计划指标按一定比例放大，然后再分解给所辖各下级政府。下级政府接到指令后，再次放大，然后再分解给下下级政府。民谚中所谓“一级压一级，层层加码，码（马）到成功”说的就是这个理。从省到市，市到县，县到乡镇，这层层加码，最后都落到乡镇头上。
其次，“压力型体制”要求机构“上下对应设置”的原则导致机构编制膨胀，增加了乡镇行管费用支出。为了保证各项指标的完成，上级往往以拨款和物质相威胁要求下级政府设置对应机构，结果乡镇也设置了七站八所，造成机构林立，人员臃肿，少的乡镇70——80人，多的乡镇200多人。设机构，增人员就，就需要相应地增加办公经费和人头费。
其三，“压力型体制”使乡镇政府在原有职能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增加了公共品供给的压力。为了达到并超额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经济增长目标，乡镇政府往往介入竞争性生产领域，“上项目”，大办乡镇企业，提供“越位”公共产品。为了在短时期内使城镇建设等各项公共事业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全县乃至更大范围内取得好名次，争得好声誉，乡镇政府往往不顾实际情况和财力条件，修广场，建市场，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强调高速度、超水平，用有限的财力办最大最多的事情，在最短时期内在各种评比中取得好名次。这样，必然进一步加大了乡镇财政支出压力。
这样，一方面是分税制后的正税不足，另一方面是“压力型体制”下的支出扩张，其结果是乡镇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差额越来越大。据《中国财政年鉴》统计，1993年，全国县乡两级财政收支赤字为42.21亿元，1994年扩大为726.28亿元，1995年扩大为827.7亿元。这几年县乡两级的赤字更大。
为了平衡乡镇财政日益扩大的赤字，理论上可能的政策选择有六种：(1)在现有财政体制不变、地方政府征税权力不变的情况下，加强税收征管工作；（2）赋予乡镇政府设税权，增加地方征税权力；（3）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增加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的转移款；（4）明确乡镇政府职能，减少地方政府支出；（5）通过融资，借钱吃饭办事。（6）寻求各种非税收入。
就办法（1）而言，现在乡镇对税收的征管工作已经十分重视，许多乡镇甚至把其当作中心工作，因此在乡镇经济没有迅速发展的前提下，通过加强征管促进增收的潜力较小。第（2）和（3）种选择并不取决于乡镇，而是由中央和上级政府决定。在“压力型体制”下，第（4）种选择也不可行。这样，前面四种选择要么不可行，要么对乡镇财政的增收十分有限，因此，乡镇实际可用的办法就只剩下借债和寻求各种非税收入上。
正因为如此，现在许多乡镇财政一面是负债累累，一面是农民负担不断加重，成为威胁乡镇财政安全的两大“毒瘤”。现在很多乡镇，特别是农业地区的乡镇财政负债累累，入不敷出。乡镇负债到底有多少，现在还没有权威的数字。仅据农业部1997年对10个省的一项调查显示，乡镇平均负债规模已经达到400万元。全国现有43311个乡镇，据此计算，乡镇负债的总额近2000个亿，并且近年来还有不断增长的趋势。
借债只是权宜之计，总是要还的。对绝大多数农业地区而言，工商税、企业所得税税源很少，乡镇偿还欠债的钱最终还是要落在广大农民头上。因此，如何从农民手中把钱收上来就成了乡镇平衡财政收支的关键。
村民自治：民主与乡镇财政动员能力
作为现代国家制度重要支柱和标志的民主制度与财政密不可分。当年英、法等国最早的国会并不是基于什么民主的政治理念、而纯粹就是因国王必须就征税问题与"纳税大户"（后来随民主的发展而演变为一切对国家有义务的公民之代表）协商而产生的。也正是在"无代表，不纳税"的基础上形成的纳税人认同，使现代国家拥有比传统国家更强的征税合法性和更大的实际征税能力。
如此说来，民主制，至少是议会民主制是统治者为了提高征税能力的产物，换言之，也就是民主政治能够提高政府的财政动员能力。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的乡镇政府要弃村民自治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形式而不用，而偏偏要如前文谈到的那样违法地扮演一个“绊脚石”的角色呢？这样做的逻辑究竟在哪里呢？
在对长镇政府干部邓某的访谈中，她谈到这样一个观点：乡镇之所以控制村干部的选举产生归根到底是出于财政压力。在我理解，这其中隐含的意思是村民自治及村委会民主选举会弱化乡镇财政动员能力，不利于乡镇完成税费征缴任务。那么，乡镇为什么会得出与理论分析相反的结论呢？
要理解乡镇看似反常的行为，还得从财政制度入手，不仅要了解乡镇正式财政制度安排，还要掌握乡镇财政运作的实际。
乡镇财政的收入可以分成三个块：第一是预算内收入，主要是各项税收组成；第二是预算外收入，主要以各种附加税为主，如农林特产税附加、教育事业费附加等；第三块是乡镇自筹经费，包括隶属乡镇政府的企业向乡镇政府缴纳的利润，乡镇向辖区内农村居民收取的各种费用，包括乡镇统筹收入、各种集资捐款收入和罚没收入。前面两项收入也可称为体制内收入或者习惯上所说的“税”，每三块可以称为体制外收入或习惯上所说的“费”。
相比而言，体制内收入有财政法律法规作为依据，而且其管理也较为规范，因此乡镇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小。而体制外收入是乡镇通过行政隶属关系来实现的，收支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因此乡镇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大。因此，乡镇往往非常愿意在乡镇自筹资金上下功夫，来满足自己的财政支出需求。加之作为“纳税人”的农民无法通过现在的制度安排对乡镇行为进行有效制约，又难以通过自由流动，“用脚投票”来约束乡镇政府行为，因此，乡镇可以根据其财政支出需要来决定财政收入。如此，“乱收费、乱集资和乱罚款”也就不可避免和愈演愈烈了。乡镇财政实际上已经退化为“量出为入”，而离一级国家财政相去甚远，与公共财政更是不着边际。因此，从乡镇财政运作的实践来看，乡镇政府便拥有了“实际定税权”。即使是“‘三提五统’不得超过上年农民人平纯收入的5%”的政策“高压线”，乡镇也可以通过提高农民人平纯收入的办法来突破政策限制。
但是，乡镇的“实际定税权”是不具合法性的，既与国家的政策法律相违背，又没有建立在“纳税人”——广大农民同意的基础上。因此，为了维护“实际定税权”，乡镇一方面要利用其作为上传下达中介的地位节流国家和农民之间的信息交换，另一方面势必要保持对农民的行政控制。
然而，村民自治的实行显然是不利于对农民的行政控制的。村民自治进入乡村社会必然会带来乡村原有权力结构的变化，乡镇对所辖农村区域内原有的行政管制权会有一部分逐渐让度给广大村民和村级组织，演化成为村民的自治权力。同时，乡村政治领域内的变化必然会在财政领域得到反映。
首先，面对巨大的财政压力，乡镇如果真正通过村民自治这种民主形式，来解决财政动员问题，就会出现一个它不愿看到的结果：原来由乡镇独享的“实际定税权”就变成了收缴双方——乡镇政府与农民共享。
就农民而言，当然希望自己少交税费。一方面他要求国家不增加税收，另一方面要求国家不断增加社会福利的产量。而村民自治正好为农民表达自己对公共品的需求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这样乡镇在“征税”时不得不考虑村民的需求偏好。农民也因此获得了交什么“税”和交多少“税”的部分决定权。这样，原来由乡镇垄断的“实际定税权”就变为乡镇和农民分享，至于分权的比例则取决于双方的谈判地位和能力。村民自治恰恰会导致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从而带来其与乡镇进行谈判地位的提高。虽然“较小的集团（特权和中介集团）常常能战胜大集团”。可是与战胜如“马铃薯”一样分散的农民相比，乡镇战胜组织化的农民所付出的成本更高，损失的“实际定税权”也就越大。这显然是乡镇所不愿意的。
其次，村民自治会弱化乡镇税费征管权。在广大农村，乡镇干部直接征收税费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乡镇征收自筹资金是应当的，但是乡镇政府直接收税就显然违法越权了。根据财税体制安排，乡镇预算内的农业税收（包括农业税、农林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牧业税）由乡镇政府的财政部门征收，工商各税、企业所得税、城市教育附加税、屠宰税由地方税务所（分局）征收。因此，乡镇政府并不是前述各项税收的法定征收机关，因此既无权力也无责任征税。那么，乡镇政府的干部为什么要充当“税官”的角色呢？这又要从分税制和“压力型体制”上找原因。
分税制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的性质并没有改变。我国绝大多数县市是“吃饭财政”，而农业税收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税收一旦出现缺口，干部工资就难以按时发放。可是，在我国农村目前生产水平和农村经营制度下，农业税税源分散，税额小，征管难度大，征收成本高，单纯靠财税部门征缴农业税收，无法完全征缴到位。特别是屠宰税和农业特产税，根据国家规定要据实征收，其征收要面对千家万户，税源核实难度大，据实征收委实不易。
不得已，县市政府就通过“压力型体制”将农业税收的主要任务下达给乡镇政府，依靠行政手段来强化征收力度，并制定了严厉的奖惩办法。不能如期完成的，县市财政停发乡镇干部的工资；按时足额完成的，则按比例返还数量可观的税款。而且在有些县市领导看来，税收征缴如何，还是考察乡镇干部工作能力和政绩的重要标尺。因此，为“吃饭”计，为“发展”计，乡镇的领导干部们不管是否违法，都要尽力拼命地收税。于是“乡官”就事实上成了“税官”。
然而，面对几百平方公里内几千上万户农民，乡镇政府与农民之间仍然存在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因此，乡镇也就将税费征缴任务进行分解，根据人口、土地等确定每个村的税费征收任务，由村干部负责征收，而乡镇干部一般不直接面对农户收款。而村干部在接到乡镇下达的税费征收任务后，通常也会召开村组干部会，将任务进一步分解到村民小组。
这样，在征税主体乡镇政府与纳税人农民之间还有两个环节：行政村和村民小组，这样乡镇征税链条就体现为：乡镇政府行政村村民小组农民（户）。这样一个征税链条实际上是行政层级里“压力型体制”在乡村社会的延伸：中央省地（市）县（市）乡镇行政村村民小组农民（户）。正是这样一个自上而下的链条保证了政府对农业各项税收的征收。
但是这个链条的上下两端却有所区别。乡镇以上征税链条的维持和运作遵循的是下级服从上级的行政逻辑，但是这个逻辑在后公社时期却不能适用于乡镇以下的链条。因此，乡镇在沿用公社时期的行政命令的同时，还往往会采取其它办法来调动村干部的征税（费）积极性。
一是，物质激励。主要有四种：（1）税收提成或手续费；（2）颁发奖金；（3）与工资挂钩；（4）吃喝招待。
二是，包村驻点。乡镇机关领导干部从书记、乡镇长到一般工作人员，大多都有自己负责的村（包村），其职责主要是上传下达，督促检查。
三是，私人间感情。通过个人交往，乡镇干部与村组干部建立起互惠的私人间感情。在乡村社会里，良好的私人间感情是工作的助推剂。
四是，帮助“拔钉子”。征收税费工作中，出于各种原因总有一些村民拖欠甚至拒绝交纳，村干部又往往碍于乡里乡亲的情面或者担心村民报复，不愿意“得罪人”，用强制的办法征收。对此，乡镇往往也给予充分理解，一般会自己充当“恶人”，集中清理“钉子户”。
当然，在各种措施里，“最重要的是行政压力”。但是，村民自治的推行却会减轻乡镇政府对村干部的行政压力，从而可能会打破整个征税链条的完整性。
村民自治的实行会使村委会干部授权来源发生变化。村委会干部再不是由乡镇任命，而是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这样村委会干部的授权来源就不再是“自上而下”的乡镇政府，而是“自下而上”的广大村民。其权力性质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由行政权变成自治权。授权来源和权力性质的变化必然会对村委会干部的行为发生影响。村委会干部会由以前主要执行乡镇命令，完成乡镇下派的任务，维护乡镇的利益，转而更多地是执行村民会议的决议，代表村民的利益，为村民提供社区公共服务。也就是说，村委会干部会由以前主要扮演乡镇政府“人”的角色转而更多地扮演村民“当家人”的角色。特别是当乡镇交给村委会办理的事情与村民利益相抵触时，村民委员会往往会站在村民的立场上，而村民亦可以通过其自治组织表达自己的利益偏好甚至抵制这些于已不利的事情。
就征收税费而言，农民往往对其中的“国家部分”，即税收部分比较认同，认为“种田完税”是农民的义务，因此农民也愿意积极完税。但是农民对乡镇政府平摊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的做法十分不满。至于“集体部分”中的既没有法律法规依据、超出标准范围、不顾农民承受能力的各种乱集资、乱罚款和乱收费，农民更是深恶痛绝。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实行村民自治后，村干部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卖力的征收这些农民反对而乡镇财政又十分依赖的税费。对此，乡镇政府显然也是不愿意看到的。
第三，村民自治还不利于乡镇控制村级集体资产。虽说如今乡镇政府已经不能像人民公社时期那样平调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资产，如果能够控制村级集体资产对于缓和乡镇所面临的财政压力大有益处的。乡镇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行政层级里各级政府间存在的财权上收的翻版。但是，按照法律规定，乡镇与村之间已经不是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要达到财权上收的目的，就要维持这种行政上下级关系，控制村级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村财乡管”既是乡镇控制村的手段，也是乡镇控制村的目的。如果真正实行村民自治，实现“村财村管”，就会进一步削弱乡镇的财政动员能力。
从前述分析中不难看出，真正实行村民自治会削弱乡镇财政动员能力，这对于已经处于困境中的乡镇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乡镇弃村民自治这种民主形式于不用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如果乡镇政府又不能不推行村民自治，这样要担上违法的风险，因而在当下村民自治实践中，乡镇政府采取的策略多是阳奉阴违，以村民自治之名，行乡村控制之实。
结论
在转型时期，建构一种既能解决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有效贯彻，又能实现社会力量对国家权力约制的民主合作型乡村关系，实现国家与社会权力的互强，是关系到我国农村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关键性因素。
家乡的变化征文篇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对农村土地制度进行改革,虽然《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一直提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但是收效甚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了：“系统总结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经验，逐步扩大试点，加快土地管理法修改，完善农村土地利用管理政策体系。”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既是有效破解“三农”问题的前提,也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本文通过作者多年从事农村土地管理工作经验，从农村土地利用及管理的现实情况入手，分析现行土地管理政策与实际脱节的原因，提出新形势下如何通过加强管理促进乡村振兴。
一、农村土地利用及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农村土地利用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政策、法律的变更相应的手段和措施没能跟上，加上人们固有的思维模式和陈旧的观念，已经农村生产经营模式的改变造成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规划严重滞后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随意调整
《城乡规划法》颁布前各地的规划主要是城市规划以及乡镇政府所在地规划，城乡规划法实施以后各地对规划的范围仍未改变，各级人民政府对城乡规划的编制和管理经费预算也是少的可怜，按照法律规定应与之相衔接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无论在编制过程还是修改调整都是土地行政主管部门闭门造车的结果，而且现行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大量的未利用地规划为限制建设区。
2、多年以来农村集体土地任意征收
虽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至今为止所有的法律、法规的征收的前提均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在现实工作中根本不考虑“公共利益是指涉及国家安全和广大社会公众福祉的利益[1]”，而是随意扩大范围致使大量的集体土地被征收，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大规划的乡镇企业转制使得大量集体建设用地被征收。
3、集体经济组织管理权逐渐弱化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模式除在少数乡村保留了取代队的村民组之外，多数村民组的管理权逐步为村集体所取代，而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也是名存实亡，乡镇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管理、使用、受益、处置权归集为乡镇政府，集体经济收入演变成乡镇财政收入。
4、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缺乏可操作的认定标准[2]
一般情况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指所覆盖区域农村户口的人员，但是由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城市近郊等经济发达区域增加人口为了解决“征地代劳”问题外来人口大量的流入，近些年个别生活较为富裕的农民为了能缴纳养老保险和子女升学将户口迁入城镇，以及国家关于农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选举政策，加上各级政府出台的一些支持进城农民返乡、大中专毕业生和复原转业军人回乡的政策性文件，这些参与农村经济建设和集体资产管理的人员是否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争议颇大。
5、农村村民建房实际情况
农村村民建房和城市人口买房没有多大区别，无房户、拥挤户一般情况下没钱建新房，只能逐步改善条件，经济条件好的农户也随着条件的变化不断地出建新房、卖旧房，但是由于《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四款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在实际的工作中真要是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做的话农村村庄的变化就不会越来越大，也无从谈到经济的发展，所以各地普遍采取了一些变通的手法来处理此类事情。
6、各项普查、调查工作漏洞
城镇地籍调查、林业资源普查、集体建设用地调查和农村承包经营权确权等基础性工作都是对外招标后由社会中介机构承担，在不动产登记工作不指定中介机构前提下，拥有各项调查数据成果的中介机构将获得更多的利益，加上个部门之间资源不互通、成果不共享，社会中介机构借机获取利益严重的损害了集体经济组织及其广大成员的利益。
7、不动产登记未能全覆盖
而且不动产登记机构整合只是表面上的整合，一个窗口对外，对内仍是各自为政，国土资源部和住房城乡建设部2017年9月下发《关于房屋交易与不动产登记衔接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房屋登记资料的移交时间，也做到了，但是土地登记的资料并未移交，而且部分市登记中心和市辖区登记分中心管辖权划分尚未划定，房地产交易业务并未按照规定期限办完的普遍存在，权力寻租留了空间。
8、卫片核查对违法的定性和确认十分混乱
规划执法坚持没有规划审批文件就是违法，土地执法认为没有用地手续就是违法，哪怕是设施农用地只要没备案就可以算作违法，根本不考虑当地风土人情和具体情况，国土资源系统的卫片执法检查和地籍变更调查更是严重脱钩，地籍部门不管实际情况直接将农用地变更建设用地，行政执法部门对违法定性、处置与上级机关检查验收不一致现象大量存在；而且行政机关之间没有配合和协作，重复工作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没能做到高效、便捷、文明执法。
9、政策文件没能有效的落实
近年来国家下发的鼓励进城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复员退役军人返乡支持农业政策，以及支持乡村旅游、发展休闲农业、制定乡村振兴规划等文件，各地政府只是转发文件，虽要求都是要求相关部门制定具体、有效的措施，但是既没有跟踪反馈结果、也没有出台新的文件和实施意见。
10、设施农业政策过于教条
农业设施不动产登记、抵押未能全面铺开，一直以来对于农业设施的权属是禁止转让的，严重的损害了广大农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北方的蔬菜大棚和果树的看护房、规模化养殖禽舍还要是按照原国土资源部下发文件要求建造临时性设施明显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根本起不到看护作用，因为看护房不仅要具备居住、储存农机具和生产资料、还要具备简单的加工、分拣等功能。
二、形成土地管理政策和实际工作脱节的主要原因
农村土地管理政策制定和实际工作的脱节主要原因是制定政策的人根本不了解农村、农业的实际情况，而且对于不同的地区农村、农业生产生活环境和条件是不同的，是不能制定统一的标准的，各级行政机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固有的思维模式更是乡村振兴的阻碍。
1、决策前缺乏严肃认真的调查研究
各项政策性文件的起草人多属于学者，前往各地基层去调研接触的都是领导事先安排好的人，座谈也是讲好话、说套话，由于得到的数据并不真实，所以做出的结论、制定的政策也就脱离了实际，虽说目前法律的修改在政府网站公开征求了意见，但是真正能上网回复意见的很少是农民，即便有一些农村工作者和了解农村现状的人提出的意见往往也会被专家、学者所忽视，因为提出的意见没有可操作性，无法形成法律的约束力。
2、管理部门之间的要求差异过大
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规划部门各自不同的成熟程度以及对于规划不同的选用标准造成了目前“两规”在很多方面不协调的局面[3],两个部门在规划的编制和修改过程中未能相互协调造成了两规矛盾，使得土地征收和供应过程中出现断缺现象，土地执法、规划执法和城市综合执法之间本就存在执法冲突，由于两规之间不协调加上部门缺乏有效的沟通和配合，致使各执法部门在履行职责时各自为政。
3、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政策差异过大
现实社会对土地的价值观促成了大量集体土地被征收，主要是因为土地征收“同地同价”政策并未真正落实，也就是说国家依法征收农民集体组织所有的土地所给予集体组织和农民的补偿价格与国家依法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价格相同[4]没能实现，正是由于在房屋、土地征收过程中补偿标准因国有和集体差异过大，而且集体土地在抵押贷款方面一直受到诸多限制，加上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后可以获得出让收益，使得大量的集体土地在不具备“公共利益”条件下被征收。
4、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不合理、落实不到位
虽《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对征收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等明确指出了应当给予土地补偿费和相应的安置补助费，但是实际工作中并未得到落实；征收属于高效农业的果蔬大棚仅仅是按照临近耕地计算土地补偿，附着物另算，并未考虑菜地开发、养护的付出；特别是在实施了区片地价以后，制定的区片标准较低，根本不切合实际，特别是近郊农民的利益受到了的损害较大。
5、基础性工作数据不真实
由于各项调查、普查工作均是以招标形式由社会中介机构负责，前期准备、人力物力投入、工作监督、资金拨付、结果验收等诸多环节存在大量人为因素，虽项目通过了验收但真实的结果往往不尽人意，调查数据仍大量保存在中介机构，未能将调查、普查的成果数字化，委托调查的机关只是存放了调查验收的相关资料，这些资料和成果并不能直接应用于实际工作。
6、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未能依法登记
集体土地所有权发证工作并未真正完成，权属调查结果不敢公开，所有权证书大量存放于国土部门档案室内，城镇地籍调查、乡村集体建设用地确权、农村承包经营权确权等数据未能做到整合，市辖区土地管理部门统一管理，不动产登记未能实施统一登记，致使不动产登记部门管理混乱、职责不清，对于工作衔接不动产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没能做到有效的沟通。
7、各行政机关领导的官本位思想严重
各行政机关领导的官本位思想和权力欲望严重，认为民不会、不能、也不敢和官斗，即便行政机关做错了反正有国家赔偿存在，没人会主动承认自己工作的失误，虽然中共中央、国务院要求行政执法重心下移，但是仍然出现了锦州市国土资源执法队伍人员、编制上收和锦州市城市管理监督执法队伍表面下沉的现象。
三、新形势下如何通过加强管理手段助力乡村振兴
中共中央在提出《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之后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了自然资源部主要职责是：“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进行监管，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那么改革以后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不仅要负责建立统一的空间规划管理体系，而且还要负责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进行监管、以及对空间规划体系的监督实施，虽然有效地解决了管理者“不到位、空间规划重叠等问题”，但是要想实现乡村振兴方略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1、适时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及国务院关于物流业、全域旅游发展等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根据农村集体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试点成果，在全面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后，进一步完善集体土地使用和管理的规定，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
2、做好调查和规划工作、全面向社会公开
以全国“一张图”为工作底图，结合全国第三次土地调查进一步核实农村土地使用现状，地方人民政府筹措资金按照法定程序编制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乡规划、村庄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及时编制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和重要地块修建性详细规划，以及土地利用年度计划，规划和计划批准后应当面向社会公开规划文本、规划说明、批准文书及相关图件，以便查询和质疑。
3、全面开通行政审批、审核、备案网上办事系统
开通行政审批、审核、备案网上办事系统，使网上办事系统与行政审批大厅（中心）同时受理相关业务，全面实施一次性告知，网上受理的采取网上答复，线下受理的也可在网站进行查询，结果可以（加水印）采取直接打印，与线下索取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全面实施涉法、涉访事项公开查询制度
实施信访案件、违法案件、行政确权等涉法、涉访事项从受理、立案、调查、到处理全过程公开制度，案卷内容全部网上公开，以减少人为因素对案件处理的影响，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5、为失地集体经济组织建立特殊的补偿机制
为《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被征收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建立特殊的补偿机制，根据各集体经济组织被征收土地总数量、非公益性设施的比例建立补偿基金，资金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负责筹措，以历年来征收的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土地管理费、土地出让收益和相关税收上收的比例分层为限，以县级政府为管理单元，主要用于集体经济组织及其剩余成员的新农村建设补贴（不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由市县人民政府负责。
6、规范设施农用地和支持农村、农业各项政策
自然资源部会同农村农业部研究制定规范设施农用地和支持农村、农业各项政策，地方人民政府因地制宜的制定设施农用地具体实施方案，以及对于国家制定的支持农村、农业的各项政策制定相应的落实措施，避免因为没有具体措施使得群众认为国家政令不通。
7、尽快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尽快按照《物权法》要求完成不动产统一登记，理顺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和各分中心关系，全面开展不动产登记信息网上公开查询工作，将农业设施及其他附属设施纳入不动产登记范围，只要涉事人作出“地上附着物未改变”承诺即视为未改变，无需现场调查，可做事后监督，发现承诺内容为虚假信息的及时作出变更，并将其纳入社会联合惩戒的失信责任主体。
8、统一卫片执法检查和地籍变更调查口径
家乡的变化征文篇8
一、深入挖掘、征集整理，“立”好家风汇集良好道德滋养
家风家训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以农村为重点，挖掘，总结、提炼、整理出一大批好家风好家训，为广大城乡群众提供道德建设的好素材、好蓝本和好教材。
一是突出地域特色，挖掘家庭文化。佳木斯是抗联主战场、知青的故乡。我们组织老抗联、老战士后代和老知青、老专家深入挖掘我市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用他们的文字和语言来表述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优秀家庭文化。先后邀请了抗日将领夏云阶的外孙女李慧文、抗联名将王效明的儿子王民和部分老知青、老专家亲自撰写家风故事，用伟大的抗联精神和无私奉献的知青精神教育后人。
二是把握时代要求，开展征集活动。按照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围绕“孝道、诚信、俭朴、立志”等方面，通过在经典家训中寻找和长辈口述、家人共议等形式，整理、编写体现时代要求、弘扬传统美德、贴近生活实际的治家格言、家风家训。组织各级新闻媒体和网站、微信平台面向城乡群众广泛征集。活动开展以来，共征集稿件900余篇。其中，有近300篇稿件来自于乡镇村屯。
三是精心归纳整理，编印教育读本。组织专人对征集到的好家风好家训等稿件进行分类整理，并组织专家学者进行评选、修改，以“孝老爱亲、励志修养、和谐互助、爱岗敬业”等为主题，评选出优秀稿件200篇，收录到《“传立家风家训凝聚道德力量”宣传教育读本》之中，使传统的家风家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对接相适应，推动传统文化历久弥新、发扬光大。
二、广泛传播、全景展示，“扬”好家风培育崇德向善风尚
为提高优秀家风家训的知晓率和认同度，我们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宣传阵地、文化艺术等载体，广泛开展传播展示活动，使广大群众在活动中领悟家风家训内涵。
一是发挥各类媒体优势广泛宣传。在集中推出广播、电视、报纸专版、专栏和访谈节目的同时，还充分发挥佳木斯公众信息网、佳木斯文明网，佳木斯政务、文明佳木斯微信平台等新兴媒体传播速度快、群众便于参与的优势，以图文、视频等形式，重点对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抗联将领后代、历史文化名人和所征集入选的好家风故事进行集中的宣传和展示。截至目前，各媒体共刊发稿件300多篇，播发访谈节目5期。
二是依托农村宣传阵地集中展示。利用乡村文化活动中心、文化墙、宣传板、善行义举榜等阵地，通过张贴好家风好家训作品、宣传画、公益广告等形式，大力宣传展示，让广大群众直观感受家风家训的魅力。利用户外LeD屏、道德讲堂、社区学校、农家书屋等宣传阵地集中播放家风故事微电影。广泛开展家风家训“挂厅堂、进礼堂”活动，组织文化志愿者进村入户写家训、拍全家福，制作成匾额、条幅等，挂在厅堂之上。
三是通过群众文化活动生动呈现。组织城乡文艺队伍以好家风故事为原型进行艺术创作，在文化大院、文化广场等农村群众文化场所，通过道德小戏、小品、相声等形式，将好家风好家训呈现给广大农民群众。截至目前全市各地共开展各类文艺活动近500场。从各县（市）区涌现出的优秀节目中精选了道德小戏《钱是假的，爱是真的》、表演唱《家风助我成长》、快板《孝道》等12个节目，在全市展演活动中进行演出，并邀请影视名人张国强现场讲述自己的家风故事，生动展示了全市家风家训建设成果。
三、典型示范、强化引导，“议”好家风带好民风促好乡风
好的家风家训写出来、挂出来不是目的，重要的是通过家风家训建设不断提升农民群众的精神风貌，从而带动乡风民风、党风社风的不断好转。
一是发挥先进典型榜样力量，传承好家风好家训。近年来，我们不断加强“新乡贤”的选树工作，先后涌现出“全国道德模范”赵永录、盛春德，“全国最美家庭”陈淑梅，“爱心妈妈”刘海荣等一大批农村典型。对他们的家风故事进行总结提炼，组织“新乡贤”亲自讲述家风家训故事，用典型事迹去引导人们，在潜移默化中传递正能量。
二是结合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践行好家风好家训。广泛开展“建设新农家”“最美家乡人”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引导广大群众自觉践行家风家训。开展文明家庭、诚信农户、好（下转15页）（上接9页）婆婆、好媳妇等评选活动，宣传他们的好事迹，树立学习榜样，推动家风家训落到生产生活和日常言行之中，落到实现个人理想和家庭幸福之中。
三是融入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庚续好家风好家训。坚持把家风家训建设融入到群众日常生活之中，组织各个家庭将家风家训写成“传家宝”，随着家人的迁移和成长，得以代代相传。把家风家训与校园德育、传统文化等有机结合，纳入课堂教学、校外阅读等环节，让青少年在心智启蒙和人格形成时得到熏陶和启迪。
四、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用”好家风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家风正，则民风淳。我们以家风家训建设为载体，以培育“家庭文化”为入口，促进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美丽乡村建设的“软实力”不断得到提升。
一是从“抓建设”到“换思维”，有效提升了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要改变农村面貌，首先要改变村民们的精神面貌，提高农民素质，培育新型农民。我们以家风家训建设为切入点，积极引导农民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破除陈规陋习、转变落后思想，养成科学文明健康的生产生活习惯。如今，好家风好家训已逐渐渗透到村民日常生活各个方面，成为农民群众的日常行为和思维习惯。
家乡的变化征文篇9
关键词：乡村土地文化
乡土中国历史悠远，散布在中国大地上的百万的个自然村落是数千年农耕文明的自然载体。无论是田园牧歌的吟唱还是乡村现实描写，乡村与故乡是乡土文学的永恒母题。在新文学中，乡村作为启蒙话语被文学家们纳入视线，并逐渐赋予它丰富多彩的内涵。乡村内蕴着国家，民族，文化等等诸多想象。
二十世纪末期，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一个国家的乡村形态被史无前例的刷新、改写或者终结。一方面乡村自然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正在解体，乡村面临着城市的挤兑与冲击；另一方面农民面临着新的生存压力和身份的危机。正如费孝通曾说过“中国城市的发达似乎并没有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的，都市的兴起和乡村的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两面。”①乡土小说家们透过现代性的层层迷雾，更真实的表现出这些变化，透视出乡村梦魇般的生存图景。
一、
赵本夫的小说《即将消失的村庄》描写了当代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荒芜的现实图景。村里的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村里子只留下老幼妇嬬弱，整个村庄的房屋，大片大片的倒塌、消失；土地大片的荒芜没人耕种。人的离开，最终使溪口村也即将不复存在。
“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人类正以自己创造的城市消失着上帝国创造的乡村。”②西方有学者说过，转型期是个悲剧的存在。在中国二十世纪末至今的大社会变革中，这种转型期的阵痛来得尤其强烈。当我们立足乡土中国社会来观照这个巨变时，发现满眼看到的是荒凉的图景，农村，农村社会正以极为迅速的速度被吞食、被消解和解体。“现在在中国的行政版图上几乎每天都有70个村落消失。”③
乡村作为一个自然地理空间，是乡土中国最基本的生活场所，到新世纪，当我们仍回到自然的原始的乡村本身而言，看到今日的乡村世界是“村子里太安静了。没有骡马嘶鸣，没有人语喧嚣，没有孩子打闹。”④和“除夕那天，整个村子陷入了一片无声的惊慌失措之当中，没有人放鞭炮，连爆竹也无人烧。”⑤”还如贾平凹说“我站在老街上，老街几乎要废弃了，门面板有的还在，有的全然腐烂，从塌了一角的门框脑上亮亮地挂了蛛网……街面上生满了草……”⑥
这些图景相对于鲁迅笔下的故乡：“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向个萧索的村庄，没有一丝活气”⑦师陀《寒食街》里的“天昏昏朦朦的，三两片白云，一颗大太阳，看上去天上也荒凉了许多，田野间很少有几个人物……太阳光照常无力地晒着这土地，所不同的只是前代的大房子变作了小屋，小屋又将其坍塌；连一条肥壮的狗也找不到了。”⑧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三十年代的乡村是一种衰败之后，愈益贫困化，使乡土大地形成一派凄苦与荒凉，“这种生存的荒芜，直接来源于物质性的荒芜，是经济压迫的直接后果。”⑨而在90年代的乡土小说中，呈现出的首先是土地的流失和农民离土，这已成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贾平凹在《秦腔.后记》里说“这里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的发挥了它的潜力之后，粮食的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泄洪地，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出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命和草拨起来又抖净了的，根须上的土栽在哪里都是难活。”⑩建市场占地，城市建筑征工地，建工厂占地等各种名目的土地征用使上万亩良田变荒地，据调查，2000年以后的几年，每年都在1000万亩以上。近10年来的农村征地达到1亿亩，土地的失去使农民失去了唯一的生存资源，农民也试图抗争，不过几乎所有的抗争都是徒劳无力，结果只有一个，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家，离开了土地，在乡村的传统观念之中，安土重迁，土地是生存的本，房屋是根，当根被拨起本已失去之后，农民的出路在哪里？城市？城市显然不是农民的栖息地，甚至连生存地都算不上。贾平凹在《土门》里设想了一个理想的“神禾源”，一个都市中的村庄，集城市的功能与乡村的文明于一体，试图将城与乡的对立在现代性的语境之中消除，但它毕竟只是理想中的桃花源，而现实生活中是没有乌托邦存在的，因此梅梅在无家可归以后只能企图回到母亲的子宫里去寻找安全。在《土门》里，城郊地带的农民土地被建筑商征用，日益现代化的城市逼向了代表农民最后一块堡垒的农村住房，一方要拆迁，一方要保留。要守住家园的人采取各种正当不正当的方式力图抵抗，抵触与斗争到最后还是全军覆没，无可依靠的农民最终不得撤出往日的家园，流浪在不知名的地方。
而即使在远离城市结合的农村，也因为生存而被逼离土成为另一种形式的离土，这种“生存的荒芜，是经济压迫的直接后果。”亿万农民离开土地，涌向城市的景象可谓是惊天动地，所谓田园风光，历史诗意，早消失得荡然无存。在今天，农民离土是不可抗拒的趋势，随着中国城市化的不断扩张，农贸市场，砖厂，酒楼，鱼塘等与土地相关及相对立的象征意象，它们的崛起对应着土地的衰败，农耕文明形态的逐渐式微，农民土地的大量流失，农村的各种税费和乡村镇政府的腐败，都是中国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的原因，可以说城市改变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而农民主体意识的觉醒也迫使他们走出土地，走向城市。#p#分页标题#e#
农村的空心村愈演愈热，农村“空虚化”的过程使农业生产没落了，使农村生活萧条了，使农村的脊梁给抽掉了，这个过程夺走了农村从经济到文化到意识形态上的所有的价值。
二、
“随着离乡的农民越来越多，农民的身份认同也成为一个难题。农民遭受到空前的身份认同的困境和阶级和阶层的二次分化的窘迫。“在《回家》中的武大安是一个特殊的例子，20年的流浪生活之后，他重新从城市回到了生他养他的乡村，妻子还在，女儿女婿还有外孙女都在，但是回到家里的武大安却没有了自己的存在。首先是法律身份不存在了（身份证被注销。）；其次是伦理身份不存在，妻子不认他为夫，女儿不认他为父，并让母亲将他赶出家门；再次是自我身份的失去，即失去了他的农民身份，不会农活，无法再靠种地养活自己。身份的尴尬，不仅是中国首批外出打工的农民的问题，对更多的离土的第二代第三代农民而言，同样存在。尽管他们离开土地更彻底，土地没了，房屋卖了，他们一部分人甚至从出生就没有做过一天农活，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一天。在城市居住的他们同样没有归宿感，《中国农民调查》中问及到他们的身份时，大多数人承认他们是农民。可是他们是农民吗？很明显的他们并没有城市的长久居住户口。他们是“家不家，工不工，乡不乡，城不城。”“乡村正成为一群正在老的人，一片正在消失的土地。”马平在《我的另一个乡村》一文里说：“我们或许需要强调生长庄稼的乡村才是真实的，但乡村生长梦幻，梦幻改变乡村，这也是真实的。”
如今的乡村不仅不生长庄稼，更不生长梦幻，而充斥其中的是罪恶，冷漠，丑陋荒凉。对我们而言，面临着农村失土，农民离开家园，乡村空气的严重被污染，土地沙化和山林被砍伐一空，倒塌的房屋，冷落的乡村街道和门口翘首企盼亲人归来的老幼妇孺，现代农村与土地和传统文明面临着破裂和毁灭。乡村无法再称作是完整意义上的乡村。贾平凹《秦腔》说：“行将消失的棣花街，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而他立志为故乡树一块碑子，这碑子是为了纪念乡村的衰败而挽救无力之后的挽歌。在乡村中，人与土地的关系被双重异化之后，乡村人伦关系的异化，更是乡村即将消失的一个明确特征。无论是在毕飞宇的《平原》中，还是在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里，当代乡土小说家无一不关注到这种衰败，并对不同的乡村想象来表现这种衰败。乡村无论是作为家园的想象地，还是作为隐喻功能的地理空间，在这些乡村叙事里，作家不约而同的关注到人性、人生的荒寒。尤其是在贾平凹的小说中，这种破败衰退呈现得明确而有序。
现代化进程对乡村的冲击，恰恰如贾在《秦腔.后记》里所说：“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出去的水，新的东西却迟迟没来。”这些旧的东西指涉着乡村伦理、道德的沦丧和崩溃。在城市及城市文明的冲击之下，乡村原有的纯朴宁静，和谐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金钱、物欲、和人们对权力的角逐等。高老庄里呈现出了作为精神与文化之根的乡村乌托邦被城市文明全然侵蚀，精神家园全然荒芜的景象，在高子路的理想王国里，故乡不再是精神家园的归宿，而是“有着争权夺利的镇政府，有着凶神恶煞的派出所，有着土匪一样的蔡老黑，有着被骂着的苏红，有躺在街上的醉汉，有吵不完的架，有臭气薰天的尿窖子……”昔日美好的乡村变得面目狰狞，乡村里生活的人被欲望、极力支配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道德伦理面临着全面的丧失。在《土门》里到处充斥着肝病病人，邻居为了一个病人吵架，邻里之间搬弄是非，直到村里住进了妓妇，小偷，制假酒的，卖假烟的……
乡村自然经济的打破同时也打破了社会政治制度，乡村文明的失落则是乡村行将消失的一个表征，陈晓明在论《秦腔》中说：“乡村衰败的另一个重要表征是某些人正逐渐退出了生活，如夏天义。”在小说中代表的传统的乡土权威的代表。他与君亭所代表的现代乡村干部之间的冲突与置换，宣布了乡土社会传统权力结构体系的终结。作为一个传统的农民代表，夏天义的死，一方面代表着土地之死，土地在农民生活中已经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地位。另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之死，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不仅是传统农民特征，还有父子伦理关系。一生正直英明的夏天义在家却不得不面对着子不养的尴尬。他的五个儿子儿媳一直为他与老伴的赡养问题争吵不休，以至于他意外死亡之后，还在为谁多出钱而吵闹不休。在乡土中国，子恭弟友，似乎已经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婆媳争吵，男女通奸，父子反目，兄弟内讧，比比皆是。乡村另一种文化代表人物是夏天智，梅梅，云林爷等人，他们是具有一定知识的农民，他们身上具有现代与传统气质，而视野远远的走出乡间的事事非非。他们无论是文学中还是现实中都是乡村的希望所在，是乡村文化的延续与保留但是他们同样无力承担乡土中国一夜之间爆发的现代性的东西。传统文明的消失，乡村呈现出荒芜的无文化状态。精神失语之后的清风镇浮燥日盛。乡民在欲望之间穿行，他们并没有自己的的价值标准，先是建市场，他们认为占地，不同意，并聚众闹事，而后当市场建起来之后，他们为了摊位抢夺不已，传统精神支柱在乡间不堪重负。一种失去文化的无意识的混乱生活像雾一样笼罩着清风镇，现代化的生活如水一样席卷了整个中国乡村社会。
如今行走在乡间，看到的不再是炊烟袅袅，鸡犬相闻，邻里和睦，庄稼丰收的景象，而是一个个沉寂的村庄，村庄里一户户倒塌的或者大门紧锁的房屋，在《回家》里是春节无鞭炮声庆贺，外出人无人回家，甚至连年夜饭都无心吃的荒寒景象。无地，无人，无文化，正是农村的现状。在文学无法作为一种启蒙存在的今天，文学的功能正在退化，客观的描述成为乡土文学的表现手法，正是如此大规模的迁移使得农村呈现的荒芜图景，在作家的笔下，乡村的消失正一步步成为现实，正如贾平凹所问：“乡村会消失吗？消失以后会怎么样呢？”我们也在问，在关注，在期盼……#p#分页标题#e#
注释：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5年6月
②韩鲁华、许娟丽,《生活叙事与现实还原》，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5月
③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④赵本夫《即将消失的村庄》，《时代文学》2003年4月
⑤罗伟章《回家》，《长城》，2008年第3期，p46
⑥⑩贾平凹《秦腔.后记》作家出版社2005
⑦鲁迅《故乡》，《鲁迅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0月版，p57
家乡的变化征文篇10
〔关键词〕乡村社会变迁；转型性矛盾纠纷；生活性矛盾纠纷；结构性矛盾纠纷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4-0097-07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矛盾纠纷或社会冲突问题备受关注。关于社会矛盾纠纷问题，目前较为流行的观念是，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发展阶段，言下之意就是指社会快速转型和发展将不可避免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的高发。那么，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矛盾纠纷究竟呈何态势、有何特征以及与社会转型有何关系呢？本文旨在基于实证调查所提供的信息基础之上，从社会转型论和社会矛盾论的视角，揭示和分析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主要矛盾纠纷及其转型性特征和演化态势，由此提供一个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社会转型与矛盾纠纷之间关系的新视角。
一、社会转型与矛盾纠纷的转型性特征
社会转型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的过程。〔1〕这个意义上的社会转型类似于波拉尼所说的“大转型”（greattransition），也就是指自近现代化以来的社会结构变迁过程。〔2〕目前，社会转型概念在中国学界广泛使用，且主要用来指称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结构变迁过程及其特征，这一变迁过程的核心动力和特征就是经济体制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也就是倪志伟（Victornee）所说的市场转型带来了“市场社会”的兴起〔3〕；或者像李培林提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导致的结构转型〔4〕。因此，当前学界所探讨的中国社会转型，主要就是指自改革开放以后由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而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这一过程虽与市场转型有着重要关系，但又大大超越于市场转型；既属于广义的社会现代化转型，同时又具有中国特定的情境意义。
既然中国社会转型与改革开放过程密切相连，那么社会转型与社会矛盾纠纷是不是也会密切相关呢？关于这一问题，较多的中国学者都有肯定的观点或判断，如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正处于‘战略机遇期’与‘矛盾高发期’并存的特殊时期，因经济发展和利益调整引发的矛盾正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形态。”〔5〕这一观点显然肯定了社会矛盾与社会转型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内在逻辑联系。此外还有学者提出，“社会转型致使中国正处在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干部与群众、穷人与富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被认为是当前我国社会最容易发生冲突的群体，官民矛盾被认为是最突出的社会矛盾。”〔6〕即认为社会转型是当前多种矛盾纠纷的根本原因。还有一些学者在对1990年代中期以来合法形式和非法形式的社会矛盾的变化态势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近十多年来，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矛盾呈现出增多的发展特点。这种特点不但表现在矛盾程度轻微的合法形式的社会矛盾日趋增多，而且也突出地表现为社会冲突程度较为严重的非法形式的社会矛盾也在大幅增加，在社会矛盾总量中所占比例日趋上升。”〔7〕在这些观点的推论逻辑里，都预设了一个基本理论前提：即改革导致的结构变化必然会导致矛盾纠纷的发生。然而，如果辩证地去看改革或社会转型与社会矛盾之间的关系，那么就可能需要对转型导致矛盾凸显的观点加以更深入的反思。或许，吴忠民提出的矛盾倒逼型改革的观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来理解改革与社会矛盾的关系。他认为中国改革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到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8〕，也就是说，目前的有些改革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而推进的，即改革是为了化解矛盾而且也能消解某些社会矛盾，而不仅仅是增加或激化社会矛盾。伴随着社会转型，虽可能出现某些社会矛盾纠纷，但不容忽视的是，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力则可能来自于社会矛盾。当一些矛盾纠纷的对抗力量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系统就必须通过改革或转型的方式来消解矛盾的力量，使社会系统的不同力量形成均衡状态。
如果在矛盾纠纷的研究中，把社会矛盾激化和增多与社会转型联系起来，那么在应对和治理矛盾纠纷中，我们将会陷入一个两难困境：究竟是放弃转型还是放任矛盾呢？然而，如果我们把社会转型视为当前乃至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社会的一种时代特征，假定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纠纷都可能烙上时代的特征，那么转型时期的矛盾纠纷就会具有转型性的特征，而不是转型或改革导致矛盾纠纷的产生，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考察和揭示矛盾纠纷的转型性特征来认识矛盾纠纷的演化规律，并可在科学的认识基础之上建立起有效的矛盾纠纷治理策略，这样也就避免了转型与矛盾的困境。
二、社会转型及乡村社会关系变迁的
典型特征如前所述，中国社会转型概念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即指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所发生的重大变迁。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改革开始，农村改革的全面推进，带动了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或转型。乡村社会转型促使乡村社会关系形成如下典型特征：
首先，乡村社会的个体性大大增强。农村改革的起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替代生产队集体经营制，这一经营体制的实质功能就是解放了农村劳动力个体，让个体劳动及个体农户有更加充分的自和独立权，也就是提高了个体性，扩大了个体的自主行动范围。
乡村社会个体性的增强不等同于乡村社会的“个体化”〔9〕，更不是农民的“原子化”之状态〔10〕。个体性的增强意味着集体对农民约束减少，个人独立自主的行动增多。与此同时，去集体化后的个体农民和个体农户，其分散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提高。而且，个体性增强也大大推动了乡村社会的流动性，从而意味着乡村及农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如果说“基层-调解-化解”策略对化解乡村社会生活性矛盾纠纷是有效的，那么对于乡村结构性矛盾纠纷来说，仅仅靠基层化解机制是远远不够的。由于结构性矛盾纠纷的症结在于制度和结构上的不均衡，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乡村结构性矛盾纠纷，就必须采用“顶层-调整-解决”的策略。顶层指的就是要从宏观制度、法律和政策安排上入手；调整是指要调整或调节制度及社会系统结构中的那些不均衡的关系，通过建立起制衡机制，来维持结构的均衡；解决就是指要从均衡结构上去解决容易导致社会关系失衡的问题。
五、结语
对人们习以为常的“战略机遇期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笼统论断，我们需要从理论和经验事实两个层面加以重新思考。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有着自身生成和演化机制，社会转型并不必然导致矛盾纠纷的增多和凸显，恰恰相反，现实中的诸多结构转型，是为了调和社会矛盾而推进的。对社会转型与社会矛盾纠纷之间关系的认识，需要跳出简单的因果推论和决定论的认识论陷阱，聚焦于现实社会中矛盾纠纷发生的具体情况，通过揭示矛盾纠纷的转型性的形态和特征，来理解和认识两者的相互关系。
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农村社会个体性的增强、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趋于复杂、农民与基层组织关系的双重性以及农民与政府关系的层级差异等典型的转型性特征，为我们理解和认识转型时期乡村社会矛盾纠纷及态势提供了宏观背景。
经验调查显示出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矛盾纠纷整体上呈多元化的特征，其中土地方面的矛盾纠纷有凸显之态势。〔17〕在乡村社会多元的矛盾纠纷里，我们可以将矛盾纠纷分为两个基本类型：生活性矛盾纠纷和结构性矛盾纠纷。目前乡村社会较为多发的五种生活性矛盾纠纷依次是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医疗纠纷、财产纠纷、债权债务纠纷。五种较为多发的结构性矛盾纠纷依次是土地纠纷、干群纠纷、计划生育纠纷、用水方面纠纷和环境纠纷。虽然生活性矛盾纠纷较之结构性矛盾纠纷发生比例略高，但总体来看矛盾纠纷发生率依然较低，并未呈现出乡村社会矛盾凸显的特征。所以可以说，乡村社会转型加速但矛盾纠纷并未凸显。从一些个案纠纷故事推断乡村社会矛盾纠纷凸显，或农民与政府的矛盾激化，带有明显的学术建构色彩。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事实角度看，乡村社会与制度相关的结构性矛盾纠纷如干群和计划生育矛盾都有缓和之趋势，只是与资源相关的结构性矛盾纠纷如土地、水和环境纠纷有增多的态势。
针对转型期多元化的矛盾纠纷，乡村社会在纠纷管理或治理策略方面，首先需要对生活性与结构性矛盾纠纷有所区别对待。〔18〕对乡村生活性矛盾纠纷，可以用平常心去对待，采取“基层-调解-化解”的管理策略，注重基层民间纠纷化解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对结构性矛盾纠纷，则需要审慎对待，要采用“顶层-调整-解决”的治理策略，加强宏观的结构调整来解决不均衡的结构问题，重视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来调和结构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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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于建嵘.诱发的最大陷阱〔J〕.人民论坛，20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