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劝学的启示篇1
【关键词】《孙权劝学》；创新；教学设计
【中图分类号】G632【文献标识码】a
一、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掌握关键字词，积累并运用成语，顺畅翻译课文，理解故事内容；2.过程与方法目标：学会抓住具体的描法，揣摩人物生动的形象，在自主质疑和合作探究中分析文章特色；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体悟文章中小故事蕴含的深刻大道理，从中受到教育启示。
教学重难点：重点是想象揣摩人物对话时的口吻、神态以及心理，把握人物性格特征，分析形象；难点是鉴赏详略得当、侧面衬托以及即事说理的艺术特色。
二、教材分析
《孙权劝学》这篇文章短小精悍，内容简单易懂，注重以对话表现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培养学生简易文言文阅读能力的范本。文章主要写了吕蒙在孙权的劝说下“乃始就学”，其才略很快就有了惊人的进长而令鲁肃叹服并与之“结友”的佳话。本文即事说理，把大道理融入小故事中去，宣扬了一种谦虚好学，重视读书的积极向上的思想，具有极强的教育引导意义。
三、学情分析
七年级学生在进入初中阶段后，初步具备了一定的独立阅读能力，能够感受到文章表现出来的作者的思想感情，但他们常常认识问题还不够全面，又侧重于感性认识。所以还需进一步加强语言组织能力和理解文本思想内涵的能力。因此，教师要充分利用学生的兴趣点，引导学生正确地朗读和翻译好课文，并通过朗读、质疑探究了解文章的创作特色，分析文中人物的性格特征，体会人物对话时的口吻、神态与心理，并获得思想上的启迪，以培养认知感悟和理解鉴赏的能力。
课时安排：一课时。
四、教学过程
（一）设疑导入，激趣感知
师：宋代著名的豪放派词人辛弃疾曾这样评价过一个人，“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曹操也曾有“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叹。那你们知道这位备受众人称赞的人是谁吗？――对，他就是三国时吴国的开国皇帝孙权。可能，我们更多的是了解他作为帝王霸气的一面，那么他在生活中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孙权劝学》。
（师板书课题）
（二）朗读成诵，文从字顺
1.学生自由朗读课文，提出并板书文中认为难读的字音，大家齐动手解决。
学生板书：卿（qīng）岂（qǐ）邪（yé）
遂（suì）孰（shú）
（教师有意识地提醒学生预习课文时应养成查找工具书和看课文注释的习惯。）
2.学生试读课文，教师范读，师生齐读。
3.落实翻译
师：请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根据课下的注释，小组合作翻译课文；先把自己认为不好翻译的词句小组讨论解决。如果小组内还不能解决，请做好记录，一会儿提交全班讨论解决。
（教师巡回指导，生合作解疑）
（幻灯片明确）
当涂：当道；当权。涂，通“途”――注意通假字。
治经：研究儒家经典。治，研究，专攻――注意一词多义。
邪：通“耶”，反问语气词表示“吗”――注意语气助词。
吴下阿蒙、刮目相待――注意成语的解释。
师生共同总结方法：借助注释第一招，古今词义需比较；一词多义细选择，语境推断最重要。（生齐读，强化记忆，掌握方法）
（三）质疑解惑，理解课文
假设你把同学们当作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你有哪些问题不明白，请教一下他们。
生：（1）司马光先生，您写的是孙权劝学，为什么还要写鲁肃赞学呢？
明确：（抓住文章主题，重在一个“劝”字。孙权劝学的描写详细具体，看似鲁肃赞学多余。其实写鲁肃的赞学，有着多重作用。一方面，文章如只到“蒙乃始就学”，何以见吕蒙的长进，进而体现吕蒙的善学以及孙权的善劝呢？这是侧面衬托的作用。另一方面，鲁肃赞学还使得文章故事更加完整，摇曳生姿，不仅充满趣味性，而且给人启迪。）
（2）您为什么不具体地写吕蒙是怎样勤奋刻苦学习的呢？
明确：（写鲁肃赞学已经体现了故事的完整性，如果还要写吕蒙是何等的勤奋好学，未免重复多余，而且使得故事流于俗套，没有趣味性。只寥寥一笔，不仅承上启下，更显得详略得当，体现了高超的叙事艺术。）
（3）您为什么结尾又写了鲁肃拜见蒙母并与吕蒙结友呢？
明确：（写鲁肃拜见蒙母，不仅体现吕蒙因为读书变化很大，说明孙权劝学的成功，还能表现出鲁肃的敬才和爱才的美好品德。具有教育启迪意义：读书可以改变自己，赢得他人的认可和敬重。）
……
（四）情景再现，分析形象
1.设计独白，情景再现
再次深入文本，仔细琢磨人物见面时的神态、动作，为人物内心独白设计画外音，即兴表演，再现故事情景。
（1）分小组讨论。
（2）师点拨指导。
读出语气和感情：
“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既关心又严厉
“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语重心长
“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既惊讶又赞叹
“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自得
……
（3）小组代表分角色进行朗读表演。
师：你们表演得真精彩，给自己点掌声吧。可见鲜活的人物形象塑造，是作者描法多样化运用的结果。
2.隔空送话，分析形象
师：之前问了司马光那么多的问题，文中的人物该生气了，我们也来说说他们吧，结合文中他们的对话，我们用一句话来评价一下他们。
生：（1）孙权你真是一个好学，爱才的好君主。
（2）吕蒙你真是个勤学、虚心的好青年。
（3）鲁肃你真是个爱才、敬才的好将领。
……
（师相机板书关键词语）
（五）小结全文，感悟启迪
师：吕蒙由开始的“吴下阿蒙”到后来鲁肃对他的“刮目相待”这一变化的原因就在于――（学生：――学习）。这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学习的重要性，希望同学们也能像吕蒙一样，做到“好读书”“读好书”，有一天让别人也都对你“刮目相待”。这是司马光要告诉我们的道理。
五、作业
1.背诵课文
2.课外练笔：联系《伤仲永》一文，对比阅读，你有什么感悟呢？
附：板书设计：
孙权劝学
《资治通鉴》
孙权劝吕蒙赞鲁肃
孙权劝学的启示篇2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选取学生真实遇到的劝说情况，让他们以小组为单位活动，评价以下劝说是否得当，总结出得失。
（1）一位老人要往河里倾倒污水，一位中学生看到后劝说老人：“老大爷啊，您好，您这桶污水我来给您倒吧，我把它倒到附近的污水池里，不让它来污染我们这条美丽的河。”老人微笑着说：“我们一起去吧！”
（2）背景：王某和孙某是同学，又是多年的好朋友。但这天却因争当班长职位闹得不可开交，眼看着多年的友谊就要破裂。同学甲和同学乙都对他们进行劝说。
同学甲：“孙某，我觉得你不做班长是件好事。如果你争得班长，却失去友谊，值吗？
孙某：（呢喃）值……不值？
同学甲：想想你俩多年的交情，容易吗？你们曾经互助互爱，多让人羡慕呀。但如今为了一个职位，却要失去这份真情，那多可惜呀。
同学乙：王某，你都做这么久班长了，就让孙某嘛。
王某：（白了他一眼）做班长要靠实力，我凭啥让人呀！
孙某：（生气）我又不是没有能力竞选班长，我凭啥要人让啊！
例（1）里劝说的对象是一位长者，所以言语表达要礼貌、婉转、简明。中学生称呼对方“老大爷”十分得体，话语也没有直接批评对方“乱倒污水，破坏河流”，而是婉转地劝说“污水要倒在污水池里，不要污染河流”。该劝说语遵守了得体原则，首先劝说符合爱护环境的价值准则，其次采用委婉的劝说语与主体和语境相适应，并取得良好的劝说效果。例（2）中同学甲和同学乙都遵守了价值准则，但同学乙的话语不得体，他没有根据对象特征找到劝说的关键点，而是围绕“让”字，如果孙某答应“让”王某，说明王某十分霸道，如果孙某接受王某的“让”，那么孙某的当选没有信服力，所以加剧了王和孙的纷争，没有取得良好的劝说语效。同学甲在“情”字上下工夫，强调友谊贵于名利，劝说语非常得体，让人很受用。通过以上例子，学生可以总结出劝说的基本点――称呼、内容、语气。
二、列举例子归纳技巧
列举尽可能多的劝说例子，古今中外都可以选择，让学生自己总结劝说技巧。
（3）柳公权有意劝唐宪宗秉公治国，但又不敢直说。一次，唐宪宗问：“书何能如是之善？”柳答：“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司马光《资治通鉴》）
（4）a.别抽烟了！
B.别抽烟了好不好？
C.少抽点烟吧！
D.烟雾太浓了，孩子都咳嗽了！（语料来自观察）
（5）赵小蝶决定在上海投资办化妆品厂。有朋友劝她：“小蝶，你经销紫砂工艺品已十分成功。而化妆品市场竞争激烈，何必再去冒风险呢？”（《钟情于事业女性》）
例（3）使用了双关，是用一个词或句子表达双重意思：一个是字面上的意思，一个是隐含的意义，其中隐含的意思通常是重点。柳公权名义上在讲书法，实则是劝说皇帝秉公治国。在规劝别人时，出于某种原因或为了达要到某种效果，可以采用双关语，它可以加深语言的余味，启发对方思考。
例（4）a到D的委婉程度不同，a句是直言，BCD比较委婉。BCD利用潜在的语义来规劝对方停止吸烟行为。直言不讳刺激性大，容易伤到对方的面子，造成矛盾；委婉的话比较得体，听了让人轻松舒畅。不过，话不能说绝对，具体应根据对象和场合，恰当使用直言或是婉言来劝说。
例（5）中劝说者先称赞对方在经销紫砂方面的成功，使对方产生一种愉快的心理，为提出劝说营造良好的氛围。接着，提出劝说的理由――化妆品市场竞争激烈，再用疑问句“何必再去冒险呢？”间接劝说对方不要冒险，不要投资办化妆品厂。该劝说语利用先扬后劝的策略，使劝说能够比较顺利的进行，容易取得良好的效果。
最常用的技巧有：正面劝说，引经据典，委婉相劝，巧用“激将”（“请君入瓮”），迂回劝说，适度褒扬，激励说服等。劝说的技巧、策略，很难全部归纳出来，只要能要根据语境灵活、得体的运用，达到劝说的目的就成功了。
三、实战练习提高能力
孙权劝学的启示篇3
一、前后联系，优化文言教学
我认为，在课堂教学中，甚至在现代文教学中，要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文言积累活学活用，这将有利于学生掌握文言知识。其一，前后联系可以帮助学生读懂文句。如《两小儿辨日》中有“日中”一词，我便提问：我们还在哪篇课文中学过“日中”一词，能否背背相关句子，并解释这一词语？学生调动已有的知识积累，回答《陈太丘与友期》中出现过，也明白了“日中”在古代汉语里通常解释为“正午”。其二，前后联系可以加深学生对新旧课文的理解。如在《绿色蝈蝈》中有一个成语：“庞然大物”。在教学时，我有意让学生回忆在哪篇课文中学过，并让学生背一背相关语句，学生通过回忆，不但复习了《童趣》一文，而且明白了这一成语的用法。其三，前后联系可以让学生自主突破阅读中的难点。
二、古今打通，提高学生学习文言文的能力
要达到让学生对文言知识融会贯通、接受文化熏陶这一教学目的，教师应当调动有效的教学手段让学生力求透彻理解，充分领悟。但是，由于文言文词性的变化、语义的分歧、语法的特殊，透彻理解并非易事。而且，从各篇获取的知识是零散的、孤立的，必须通过相互对照，彼此应证，才有可能形成必要的知识体系。
1.文言文教学应考虑到白话和文言的关系。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文言文在现代中学生的头脑中“复活”，超越时空，化难为易；才能使学生温古而知今，察今以推古，迅速而扎实地学好文言文，收到事半功倍、一箭双雕的效果。可以说，在“白话和文言的关系”上做文章，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这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2.成语、典故应该成为文言文教学中通向现代汉语的一座桥梁。因为，成语为中学生所喜闻乐见，而它又充分反映了汉语的所有特点，它是联系古今汉语的自然纽带。在教学中，应重视培养学生学习文言字词的能力，通过文言字词的教学，指导学生探讨字词的延伸，寻找与现代汉语的联系。吕叔湘先生曾经说教学文言文的目的，有四种提法：其中有一种提法就是“为了了解现代文章里出现的成语和典故”。文言文、现代文一脉相通，许多词语的语用、语义是相通的，学生生活中就经常接触许多熟悉的成语、名句，所以，我不仅让学生了解文言字词在课文中的意义，而且让学生活学活用，进行积累成语的训练，从而达到触类旁通的目的，使文言文与学生的距离感大大消除。如：文言词语“期”在《陈太丘与友期》中为“约定”的意思，那么，还有没有含“期”为“约定”的成语呢？通过引导，学生就会调动已有的知识库，回忆有关的成语，如“不期而遇”。又如：“太丘舍去”中的“舍”是“放弃”之意，与之相关的成语有：舍本求末、舍己利人、舍近求远等。再如成语与词类活用的：《口技》“不能名其一处也”中的“名”是“说出”的意思，副词后面的名词活用为动词，与之相关的成语如“莫名其妙”。
利用成语进行文言文教学，既能使学生加深理解古汉语的词法、句法特点，又能增强其文史知识，扩大其知识面，从而达到融会贯通、古为今用的目的。
有些学者对现代汉语和古汉语两个常用字表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古汉语常用字的绝大多数仍然保留在现代汉语中，而且还有相当强大的生命力。考察汉语的演变可以发现它由文言单音词发展为现代汉语双音词的趋势。了解和利用这一特点，往往可以帮助我们通过现代汉语双音词去判断和掌握文言文单音词的意义。现代汉语词汇掌握得越多，对其意义理解得越准确，就越能在“白话和文言的关系”上做文章，运用这种“古今打通”的方法也就越方便越灵活。
三、古为今用，丰富文言内涵
教学文言文，一定要让学生深刻领会其主旨，从而通过教师的引导，启发学生谈谈学习了文言文，对于现代中学生或现代人或现代社会有什么意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如教学《陈太丘与友期》时，让学生分析完主旨，即作者告诉我们做人要诚信、有礼貌时，我顺势提问：是啊！中国古人是很重视为人的，那么，“诚信”、“礼貌”对我们今天有用吗？请联系实际谈一谈，可以谈自己的收获、体会，或对你有什么启示。有的学生认为和同学相处要讲礼貌、讲诚信。有的学生认为，对待学习同样要讲诚信，要对自己负责，不能欺骗老师，蒙混过关。有的学生认为在考试时要诚信、诚实……这样，顺理成章地让学生掌握了文章的主旨，即学习的重要性。接着，让学生联系实际谈谈学习收获或启发，学生就有话可说了，既培养了口头表达能力，又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了思想教育，拓展了文章的主题，达到了古为今用的教学目的。
四、选好突破口，优化课堂教学
教学设计新颖合理，是语文课堂教学最优化最鲜明的特征。在课题实验中，我深切地感到，选择出最佳教学突破口，就是抓住了教学设计的导火线。突破口选准了，教学思路与教学设计就水到渠成，也就为全课的成功开辟了道路。
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教材只是个例子，教师的教也就是在学生和教材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因此，教师必然要审视学生的心理特征，选择最佳的教学突破口，从而使学生顺畅地学好课文。
例如《孙权劝学》这篇课文，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一般都讲孙权是如何劝吕蒙就学的，但是，这样的教学往往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于是，我另辟蹊径，以吕蒙为突破口，这样，学生就容易成为主动权的持有者。我是这样教学的：同学们，你们了解三国时期吕蒙的故事吗？学生讲述预习时了解的关于吕蒙的故事。接着我进一步启发学生：通过这个故事，你们得到了什么启示？同时出示陈寿《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中对吕蒙的一段评价（学生自读）。
孙权劝学的启示篇4
为何明代没有后妃干政
儒家理论强调男女分工不同，男主外女主内，女子不能干政。《尚书·牧誓》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贤德妇女，对这一原则自觉认同并遵守，被称为“贤后”的唐太宗长孙皇后就如此。史载，唐太宗时常向长孙后谈及赏罚的事情，对此，长孙皇后回答说：“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妇人，岂敢豫闻政事?”在太宗坚持与她谈论时，她竟以沉默来表示自己的态度。
而一些干政乱国的后妃，则被冠以了“女祸”之名，唐中宗的韦皇后，就是臭名昭著的“女祸”之一。韦后在唐中宗李显坎坷的政治命运中，与他结下了深厚感情。李显在父皇高宗病逝后，按遗诏即了皇帝位，韦氏也被册为皇后，但那时的朝政，实掌握在中宗的母亲、太后武则天手中。中宗在位仅一年，就因顶撞母后，而被废为庐陵王，韦后也随之结束了短暂的皇后生涯，他们双双被发配到了房州(今湖北房县)，在此度过了漫长的十四年。在这十四年中，韦氏成为了丈夫的精神支柱。在房州时，李显时刻处于惊惧之中，每当听到有皇帝的使臣到来，就惶恐地要自杀，这时，韦氏总是耐心地予以劝解。如此相依为命、艰难备尝地走过了十四年，这也使得李显和韦氏的感情十分深厚。李显在房州时，就常对韦氏说：“一朝见天日，誓不相禁忌。”因为有了这份生死感情，并且中宗的性格又十分软弱——唐人称中宗为“和事天子”，所以，长安四年(704)，张柬之等人策动“神龙政变”，中宗再次登上皇位后，他确实兑现了自己当年许下的诺言——“一朝见天日，誓不相禁忌”。在中宗的纵容下，韦后堂而皇之地垂帘听政了。在她把持朝政期间，先是因为与她有暧昧关系的武三思，而处死了拥立中宗上台的张柬之等“五王”;继而又因与太子重俊的矛盾，引发了重俊与李多祚等人的政变;最后，韦后不满足于做皇后了，她与女儿安乐公主合谋，毒死了夫皇中宗，准备效法武则天，实现女皇梦。但这一美梦被李隆基粉碎，韦后最终被杀，并被追贬为庶人，最终都未能入葬中宗的定陵。
有鉴于历史上的“女祸”教训，一些明智的皇帝和官员，则会严防内人的干政或私欲膨胀。如马皇后曾问明太祖朱元璋：“今天下民安乎?”明太祖回答说：“此非尔所宜问也。”明太祖具有强烈的“女祸”危机意识，除了这次对话，他还采取多种措施，严防后妃干政。他曾说：“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他还曾造专门制作一个铁牌，镌刻戒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以警示后妃行事的分寸和范围。明太祖的这些举措也颇有成效，明代既未出现汉唐那样的后妃乱政现象，也未有宋代太后垂帘听政频出的现象，绝大多数的明代后妃，都对政治保持疏远的态度。
除了皇帝，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官员，也对妻子的干政十分警觉。如唐太宗时做到宰相的宇文士及，他的妻子经常问他，皇帝使臣召他有何事，对此，宇文士及从不回答。而唐玄宗时的宰相李日知，不但严防妻子对自己政治生涯的干预，还教育她要控制私欲。史载，李日知向皇帝奏请辞去宰相之职，而事前并未与妻子商量，辞职回家后，才告知她将搬到乡间去。李妻非常吃惊，对他说：“家里的生活费经常不够用，儿孙们也都还没有进入仕途，为什么就辞职呢?”李日知回答说：“书生能至此，已超过自己的能力，人心都是贪得无厌的，如果任由其心，则永无满足。”
妻子如何影响丈夫的命运
虽然皇帝、士大夫强调妇人不干政，但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后妃及各级官员之妻，是不可能完全被隔绝于丈夫政治生涯之外的，而她们对夫君执政的规劝辅正，实际也是不被禁止的，并且还经常受到表扬。
东汉明帝的马皇后，曾屡次规谏明帝。当时，冤狱连年不断，囚犯们相互牵连，受到法律惩罚的人非常多。马皇后担心用刑过多过滥，便找机会向明帝提起这件事，言辞恳切，思考周到，汉明帝也感到此事严重，并对那些遭受冤狱的人动了恻隐之心。他采纳了马皇后的建议，最终有许多被冤枉或犯罪较轻的人得到了赦免。
明太祖马皇后不但多次劝阻了朱元璋的任意决杀，还为明太祖的统治增添了若干人性化色彩。明太祖朱元璋的统治以“猛”著称，而在朱元璋未定天下时，马氏就“尝语太祖，定天下以不杀人为本”;朱元璋即位后，“帝前殿决事，或震怒，后伺帝还宫，辄随事微谏。虽帝性严，然为缓刑戮者数矣”。宋濂是明朝开国元勋，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前，曾礼聘他为五经老师，后来宋濂因受孙子的株连，按当时的法律应被处死。对此，马皇后对朱元璋说：“老百姓家为儿孙延请老师，还知道一生礼待老师，何况天子呢?况且宋濂已因老返乡了，肯定不知道他孙子的事情。”明太祖不听，坚持处死宋濂。马皇后与明太祖共膳时，既不饮酒，也不吃肉，明太祖很奇怪，问她原因。马皇后回答说：“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也。”明太祖听后，恻隐之心油然而起，第二天就赦免了宋濂的死刑。朱元璋建明之初，统治人才匮乏，马皇后就以自己的贴心关怀，来对当时的士人进行笼络。一次，奏事官员散朝后，在朝廷共餐，马皇后命宦官取来他们的餐饮，亲自品尝，尝后，认为味道欠佳，于是启奏皇帝：“人主自奉欲薄，养贤宜厚。”明太祖因而诫饬相关部门予以改正。再有，明太祖曾视察中央所属的最高学府太学，马皇后在得知太学生员有数千人之多后，想到了生员的妻子如何生活，明太祖因此设立了红板仓，以所积存的粮米赐给太学生家属。
除了贤后，一些官员的贤妻，也会对会夫君进行正面的劝导。如周朝时，答子在陶地做官三年，政绩不突出，但家庭财产却增加了三倍，他的妻子多次劝说无果。做官五年后，答子车马光鲜地退休返乡了，乡人都为之庆祝，而答子妻却抱儿痛哭，她说：“能力小而官位高，必然遭遇祸害;无功绩而小家富，必然积累灾殃。……丈夫治理陶地，家富而国穷，君主不敬重，人民不拥戴，败亡的征兆已经出现。”她的这些话令答子的母亲大怒，将她赶出家门。一年后，果然答子因为贪污财物而致全家抄斩，只有答子的母亲因为年老而被赦免。
春秋时期，曹国大夫僖负羁之妻曹僖氏也是有名的贤妻。晋公子重耳在逃亡途中经过曹国，曹恭公不加礼遇，而曹僖氏则对丈夫说：“我发现晋公子的三个随从都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从他们看，晋公子一定会得到晋国的君位，如此，他必然在诸侯中称霸，并讨伐对他无礼的国家，那时曹国肯定首当其冲，而你也难逃其咎。你何不早一点向他致意呢?而且我听说，不了解儿子可以观察他父亲，不了解君主可以观察他的手下。”听到此话后，僖负羁马上给重耳送饭、赠玉璧。而公子重耳在做了国君，即晋文公后，确实马上攻打曹国，但在里巷门口刻石表彰僖负羁，并不准兵士入内骚扰，曹国官民扶老携幼，纷纷到那里避乱。对于羁负羁妻的政治远见，古人也多予以称赞。
“贤后”必备品质：约束外戚，教育子女，倡导勤俭
严格要求外戚，是中国历史上贤后的重要品质。长孙皇后之兄长孙无忌是唐朝的开国功臣，并参预了玄武门之变，帮助唐太宗夺得帝位。唐太宗对这位国舅非常信任，“委以腹心，出入卧内”，并想任命他为宰相，对此，长孙皇后坚决反对。长孙皇后认为西汉高祖吕后、宣帝霍皇后外戚的专权和覆亡，都是应该汲取的切骨教训。临终前，长孙后对这件事依然惦念于心，对太宗请求说：“我的本宗之所以腾达，原因是有幸成了皇帝的姻亲，他们既然并不是因为德性被推举出来的，所以就容易出现危机，为了使他们的子孙永保平安，一定不要让他们担当权要之职，只以外戚的身份得到奉养就足够了。”或许受到长孙皇后对外戚当政戒惧思想的影响，她的家人也都能够谨慎行事。相比之下，杨贵妃则缺乏约束外家的智慧，这不但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而且她自己也死于非命。从史书上看，杨贵妃对政治并不感兴趣，参政也少之又少，但她的堂兄杨国忠不但官至宰相，且兼领四十余使。不仅如此，她的兄姊们还都奢靡无度，如《明皇杂录》记载：“上将幸华清宫，贵妃姊妺竞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所以唐宋时人认为，杨贵妃及其兄杨国忠、姊虢国夫人，都是导致大唐衰败的罪魁祸首。
母教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妇德之一，而严格要求子女又是母教的重要内容，司马光《温公家范》就强调“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贤后”长孙氏和明太祖马皇后，都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太子承乾的乳母遂安夫人，经常向长孙皇后诉苦，说太子东宫缺少用器，希望奏请一些。长孙皇后不同意她的请求，并教育她说：“为太子，所患德不立而名不扬，何忧少于器物也。”马皇后则以元世祖忽必烈的察必皇后事迹，来教育王妃、公主。据史书记载，察必皇后曾到国库支取丝绸的衣里、衣面各一件，元世祖知道后，对察必皇后说：“这是国家的东西，不是自己家的，皇后你怎么可以随便支取呢?”此后，察必皇后便亲自率领后宫纺线织布，并煮旧弓弦为布，取官府不用的羊皮缝为地毯。马皇后听了察必皇后的事迹，也命人取来生丝帛织成卧具，赐给孤寡老人，剩下的材料则做成衣裳，赐给王妃、公主，让她们知道女工的艰难。
另外，历史上的“贤后”多崇尚节俭。汉明帝马皇后生性节俭，她经常穿的是没有花色的白练之衣。再有，唐太宗长孙皇后在生前，衣装、用具仅够用即可;临终前，则非常诚恳地辞去了度人入道、以求福报的铺张作法，并请太宗在她死后一定薄葬。明太祖马皇后来自下层，平时穿的是粗丝织成、洗过多次的衣服，虽然已经有些破损，但仍然舍不得换掉。在她临终前，群臣请以祈祷祭祀、寻找良医的办法来挽救她的生命，都被她拒绝了。而杨贵妃虽然并未过多干政，但她的骄奢生活，也是使她被称为“女祸”的重要原因。据记载，宫中侍奉杨贵妃的绣工多达七百人。杨贵妃爱吃荔枝，唐玄宗就动用大量人力，为她从南方送荔枝。对于杨贵妃这样的生活，一些宋朝学者将它归于了唐玄宗对家人、国政的管理不力。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政治范畴下的“内人”问题，给予了我们很多启示。我们看到，作为皇帝或官员的“夫人”，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当好丈夫的贤内助，虽然并不要求自己不涉政，但绝不能干政;而作为皇帝和官员，则应对“夫人”有所约束，明白“干政”与“涉政”的界限，时刻警觉因裙带关系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或作用。不仅如此，后妃、臣妻还应对自己和子女严格要求，这样，大者可使国家规避衰亡的危险，小者也可使夫君免于背上治家无方的恶名，还可使子女成材。
孙权劝学的启示篇5
论文摘要:作为文化传承的文言文教学，目前的状况令人担忧，教学走进了一个怪圈。本文认为开展文言文教学应作一些有益的探讨:加强字词教学，渗透文化信息;倡导多读精背，增强文言语感;创设教学情境，提高学习兴趣;草重学生体验，汲取文化营养。
文言文是几千年大浪淘沙的文化精粹，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沉积淀，作为一种定型化书面语言，毋庸置疑是我们进行语文教学的最经典的材料。文言作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儿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和创造源泉，所以语文教师在文言文教学中要带着学生亲近传统、亲近历史，借古典文化熏陶渲染，使学生丰富思想、发展智慧、砒砺心志、提高品位，在继承和发扬中反思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
一、文言文教学走进怪圈
当前，中学文言文教学走进了一个怪圈:要么是有“言”无“文”，要么是有“文”无“言”，把“言”和“文”剥离开来，变成文言文阅读教学的两张皮，使文言文教学陷人了尴尬的境地，无法达到了预期教学目标。
1.有“言”无“文”。即教学只注重文言字词教学，串讲，句句翻译，字字落实，毫无文化信息和思想内涵，学生学文言文味同嚼蜡，教学讲得天花乱缀，学生听得昏昏欲睡。如执教《童趣》，有的教师认为这时初一学生刚接触文言文，把教学重点落在字词和疑难句式的翻译，过分强调“字字落实，个个对号”，这篇文章的“趣”味荡然无存，培养学生时文言文的兴趣从何谈起?
2.有“文”无“言”。即教师片面强调思想教育和文章结构分析，架空文本语言和脱离学生接受能力，教师口若悬河，讲得头头是道，而学生听得如坠云里雾里。如执教《伤仲永》，有的教师不断讲述成才的关键是天资聪慧还是后天教育，上成一堂语文综合课，而文言的基础知识字词这一块全部扔掉，根本无法培养学生阅读浅显文言文的能力。
二、文言文教学突围之路
“言”，是文言文中的最基本的字词句，它是学习文言文的基石。没有“言”的基石，学生学习文言文便会寸步难行，汲取文言文中的文化营养便成一句空话。“文”，是文化，是文言文的灵魂。文言文的内容反映的是历代的价值观念与文化取向，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只有把言和文相结合，才能形成合力，突围文言文教学的怪圈，走向文言文教学的康庄大道，使学生在学习文言文的过程中精神得到提升，灵魂受到洗礼，思想受到震动。突围之路有四条:
1.加强字词教学，渗透文化信息。
语文新课标规定:“初中生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在评价上，“重点考查学生记诵积累的过程，考查他们能否凭借注释的工具书理解诗文大意，而不应考查对词法、句法等知识的掌握程度”。由此，文言文教学必须加强字词教学，特别是重要的实词和虚词，我们必须字字落实，句句过关，夯实学生的文言基础，提高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但我们不能把汉字简单地看成一种符号，一种不变的躯壳，它是具有灵性的。仓领造字之时“天雨粟，鬼夜哭”，文字是能“惊天地.泣鬼神”的，甩天接地”的灵性之物。但随着文字数千年的演义，它的“灵性”渐渐失落而成为死板无味的符号，它的生命的根性丧失殆尽。现如今，我们所面对的“方块字”全然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与生命，但是我们不能让学生面对经典名著就像面对一具千年僵尸。董桥说“文字是肉作的”，它蕴藏的大量文化信息，古人的智慧和思想，它的灵性与生命意象是古人参语大化、明心思维的“心象”所指。我们教学应该让汉字的“魂会归来”，不要再让学生面对一具具僵尸，而要让学生看到书本中一个个跳跃着的精灵。在文言文字词教学中，我们应力求渗透文化信息，让学生乐学、易记，提高字词教学的效率。如某位教师执教《孙权劝学》一课，当讲解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邪!”的“孤”字时，并不是一味让学生记住课文下面的注释(孤，古时王侯的自称)，而是宕开一笔，介绍了“孤”字的来龙去脉，学生听得有味，学得轻松，记得牢固，同时整堂课弥漫着浓浓的文化氛围。
2.倡导多读精背，增强文言语感。
文言即文章的语言，是文学经典使用的语言，是经过千百年来锤炼升华而成的优美、简洁、精确的语言。如《孙权劝学》一文，语言简炼生动，用不多的几句话，就使人感受到人物说话时的口吻、情意和心理，既可见孙权的善于劝学，又表现了吕蒙才略的惊人长进。教学此文，我们不能一味地分析文章内容和写作特点，而要引导学生多读，用有声的语言来表现孙权善于劝学的本领，再现鲁肃的惊讶之情，凸显吕蒙才略的惊人长进以及他诙谐的自嘲之态。
杨雄“读千赋”，杜甫“破万卷”，白居易诵读到“口舌生疮”。从这些名垂青史的大学者的事例中可看出我国自古以来对诵读法的重视。通过反复诵读，才能体味到作者的神思匠心及文章的要旨。文言文教材多是文质兼美、琅琅上口的佳作。引导学生熟读、背诵一些精美的篇章，对深人理解作品，掌握其精练、准确、生动的语言颇有益处。
如某位教师执教《<论语>十则》，第一，由“半部《论语》治天下”之事和“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之说导入，交代学法。第二，范读，听读，体味。第三，学生模仿读，体味读，自由地读。第四，学生表演读，诵读。第五，全班朗读，学生当堂背诵。就这样，这位教师引导学生多形式地读，反复地读，大声地读，摇头晃脑地读，气韵畅达地读，读出了“古”味，读出了书声朗朗的课堂新气象。
3.创设教学情境，提高学习兴趣。
创设情境，让学生在特定的情境中学习，这样学生感知起来就会更加容易，也就会有更深刻的体验。初中学生往往因为文言文所涉及的内容离自己的时代和生活太过遥远，不太可能对文本产生阅读欲望。教师可以利用网络资源丰富、有声有色的优势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
如教学《观沧海》制作多媒体图画，显示茫茫大海辽阔无边、汹涌澎湃，配以登山远眺、雄心勃勃的诗人，强烈的海风吹拂着他的战袍和须发，使人身临其境，领悟到曹操海涵天下的博大胸怀和统一中原的宏伟抱负。教师播放的音像资料，给学生以直观的刺激，从而唤起学生的阅读欲望。高品质的配乐朗诵的欣赏可以使学生迅速走近作品，与读者对话。
朱光潜先生在论古诗词的鉴赏时说过，读者要学会“知人论世”，让学生通过阅读了解作者进而去了解作品中所包含的情感，走进作品，与作者笔下的人物同喜同悲，在对人物的生平事迹、写作背景、写作缘起有了较为深人的了解之后，学生才可以更深人地感动于作品的情感之美，与作者产生共鸣，对作产生向往的心态。
如教学《岳阳楼记》，教师充分利用计算机把关于范仲淹与背景资料的多种版本、多种释义和相关的赏析文章、补充资料一一呈现给学生，让学生在图文声色并茂中走近作者，走进文本，与作者对话，与文本交流。
4.尊蔺学生体验，汲取文化营养。
文言文中不少作品，或歌咏山川，或记述经历，或阐发哲理，或抒怀言志，它们表达了古人对于真善美理想的执着追求。浸润其中，涵泳体味，会使人无形中受到熏陶、感染。阅读这些文言文，可以使学生获得许多为人处世的良好原则，能够唤起学生内心对真善美的追求，具有不可估量的教育作用。阅读文言文还有助于加强提高道德修养，树立民族自信心，增强社会责任感。
文言文在道德教育方面优势很大，初中文言文中的很多文章是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如《论语》、《孟子》、《爱莲说》、《岳阳楼记》、《陋室铭》等。教学中，可以在疏通文章后让学生明确文章所传达的思想主张、所提倡的主体精神，以及这种思想、精神在长期历史延伸中所铸就的民族性格特质。“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有孔子的谦虚勤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范仲淹先人后己、天下为公的旷达胸襟，“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有刘禹锡安贫乐道的节操……这些名言警语脍炙人口，起着对人劝诫、警示的作用，有着让人刻骨铭心、感念不忘的力量。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不知有多少人从这些名句格言中汲取营养，得到战胜困难、战胜自我的力量。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又往往是多元的。因此，应该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因此，语文教师不能以冷静却冷模的理性分析取代动情的感受和领悟，不能用教参中干巴巴的条块理解框限学生多样的阅读心得，而压抑学生的个性，限制学生创造性的思维。文言文教学，应根据文言文特点，鼓励学生展示自己的个性，在合乎人文精神的范畴内尽情发挥自己的灵性和热情，积极主动地理解和创造，使学生在多元化的解读过程中，张扬个性、汲取文化营养，完善人格，塑造人文精神。
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一首中秋咏月兼怀亲人的抒情之作。全词想象新奇，境界开阔，融幻想与现实于一体，既有飘逸邀远的意境，又有耐人寻味的理想，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语言自然生动，笔法摇曳多姿，真是百读不厌，美不胜收。在教学本文时，我采用朗读法，让学生多方位、立体式地尽情触摸文本语言，徜徉于文本之中，当我轻轻地问:同学们，学了这首词，你最喜欢或感触最深的诗句是什么?顿时学生的情感之门被打开，思维源水滚滚而来。
有的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这句写得太好了。“不应有恨”，其实正是恨在其中，心头充满了离愁别绪;特别是那个“长”字，表达了诗人对月亮的抱怨情绪，从而反衬出作者对亲人深切的思恋之情。我是住校生，远离家乡，告别家人只身在外求学，它让我深有感触，尤其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时。
有的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句富有人生哲理，我特喜欢，它写出了诗人旷达、乐观的情怀。
有的说:我最喜欢“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这句，它表达了与亲人共赏人间美景的心愿，体现了诗人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我愿把这句诗送给全班同学。此时，全班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
孙权劝学的启示篇6
关键词：陆机；出处观念；东吴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2－0093-04
一、“仕”与“隐”：“角声”・“鹤唳”
由吴入晋的陆机历经宦海浮沉之后兵败被杀，临刑之际触发“华亭鹤唳”之叹，这一历史故事载于多种史籍，据《世说新语・尤悔篇》载：
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
然而另有一种“华亭鹤唳”的故事版本，其叙述语境向来不被人们重视。此条见于晋人裴启《语林》，其史实可信度已难考定，但其历史意蕴却耐人寻味，透露的思想观念也值得关注。《世说新语・尤悔篇》刘孝标注引裴启《语林》曰日：
(陆)机为河北都督，闻警角之声，谓孙丞曰：“闻此不如华亭鹤唳。”故临刑而有此叹。《北堂书钞》一二一所引《语林》略同，文争哨有出入：陆士衡为河北都督，已被间构，内怀忧懑，闻众车警角，谓其司马孙掾(丞)曰：“我今闻此，不如华亭鹤鸣也。”
陆机听闻警角之声有其具体的史实背景。太安初，成都王司马颖与河间王起兵讨伐长沙王义，陆机被司马颖授命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对于心怀鸿志的陆机来说，尽管在人洛之后一度得到张华等人的赏识，但其仕进之途却不免落拓失意，后来又受到赵王伦的牵连险遭不测，幸有司马颖出手相助，使之脱难并加以宠任，所以说，司马颖对于陆机本有再造之恩。然而，当恩公委以重任之时，陆机却心存犹疑。这种心态在上述故事中有所反映：一方面，陆机先后得罪于成都王司马颖长史卢志、宦者孟玖等人，他们屡屡向司马颖进献构隙之言，使得成都王对陆机不能充分信任；另一方面陆氏家族已经“三世为将”，这是秦汉以来“道家所忌”(《晋书》本传)，陆机父祖均为东吴名将，他唯恐自己出兵不利而辱没家声。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与个人心境之下，用以激励将士奋勇立勋的“警角之声”不再令陆机斗志昂扬，多年之前华亭故居的“鹤唳之声”却如在耳畔，令他神往，陆机“仕”与“隐”(“出”与“处”)的矛盾观念由此集中显现出来。
二、“退”与“进”：“隐居”・“入洛”
陆机出生于江东陆氏家族，在吴地的土著世族中，陆机《吴趋行》谓：“四姓实名家”，吴郡四姓中就有陆氏，《吴录士林》云：“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问，四姓盛焉。”(《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据《世说新语・规箴篇》，“孙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日：‘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陆氏家族在东吴之强盛由此可以想见。陆机的祖父逊、父抗均为名播海内的东吴功臣，因之陆机的家族自豪感与优越感异常强烈，家族的尊严容不得一丝半点的不敬，由此可以理解当卢志调问陆机“陆逊、陆抗是君何物?”(《世说新语・方正篇》)时他的反应为何如此激烈。
陆氏家族的衰落始于晋军伐吴之时，据《三国志》卷五八《陆逊传》，“抗字幼节，孙策外孙也。逊卒时，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领逊众五千人。……(凤皇三年)秋遂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机、云分领抗兵。晏为裨将军、夷道监。天纪四年，晋军伐吴。……二月壬戌，晏为王别军所杀。癸亥，景亦遇害，时年三十一。”在孙吴败亡的过程中，陆氏家族成员屡遭摧残，陆机长兄晏、次兄景相继战殁。家破国亡之后，“亡国之余”、“敌国之臣”的身份成为陆机的苦涩心曲。后来陆机由吴入洛，他在心理上、思想上基本上认同了西晋王朝，但他多次提到“臣本吴人，靖居海隅”(《诣吴王表》)，“臣本吴人，出自敌国”(《谢平原内史表》)，可见其东吴故臣的角色意识仍然十分强烈。
陆氏家族随着东吴的败亡而衰落，随后的十余年间，陆机与乃弟陆云隐居读书，臧荣绪《晋书》云：“(机)年二十而吴灭，退临旧里，与弟云闭门勤学，积十一年。”(《文选・文赋》注引)陆氏兄弟隐居之地为华亭旧里，据东晋卢《晋八王故事》：“华亭，吴由拳县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吴平后，陆机兄弟共游于此十余年。”(《世说新语・尤悔篇》注引)陆氏家族自后汉时避袁术怨隙才徙至华亭谷，据唐陆广微《吴地记》，“汉庐江太守陆康与袁术有隙，使侄逊与其子绩率宗族避难，居于是谷。”后来陆逊破蜀有功，因地封为华亭侯，始则举家居此，顾野王《舆地志》云：“吴大帝以汉建安中封陆逊为华亭侯，即以其所居为封。”因此，华亭谷当为二陆兄弟的籍里，《吴地记》“二陆宅”云：“宅在长谷，谷在吴县东北二百里，谷周回二十余里，谷名华亭，陆机叹鹤唳处。”亭谷不但周回广袤，而且物产丰饶，环境清幽，《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五：“谷出佳鱼莼菜，又多白鹤清唳，故陆机叹日：‘华亭鹤唳，不可复闻’。”自父辈起即定居此地，陆机生于斯，长于斯，出仕之后又归乡隐居勤学十余年，“华亭”成为一种故土情结，也是陆机入洛之后“乡曲之思”(裴启《语林》陆机语)的心系所在。
然而，以“亡国之余”的身份终老乡里并非陆机的本心所愿，建功立业、重振家声才是陆机心中的至高梦想。父祖昔日的功业作为一种无比荣耀的家族记忆萦绕陆机心间，“功勋之后”的荣耀感成为一种强烈的驱动力，促使他心存风云之气。陆机诗文中强烈的功名观念溢于言表，如《秋胡行》：“生亦何惜，功名所勤”；《长歌行》：“但恨功名薄，竹帛无所宣”；《豪士赋》序：“游子徇高位于生前，志士思垂名于身后，受生之分，唯此而已。”所以说，陆机人洛既是政治情势之必然，也是其个人性格之必然。
西晋统一全国之后，与蜀地之间的政治隔阂不甚明显，但与最后归附的东吴之间关系却颇为紧张，三国政治上的对峙造成了南北双方心理上的隔阂。陆机入洛之后，无论在学术风气还是风土人情方面，都承受着来自中原士人的对立感与孤立感。郦道元《水经注・谷水注》记有一段陆机故事，发生在入洛途中：
其泽野负原，夹郭多坟陇焉，即陆士衡会王辅嗣处也。袁氏《王陆诗叙》：机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师，时忽结阴，望道左若有民居者因住逗宿，见一少年，姿神端远，与机言玄，机服其能，而无以酬折，前致一辩，机题纬古今，综检名实，此少年不甚欣解。将晓去，税驾逆旅，妪日：君何宿而来?自东数十里无村落，止有山阳王家墓。机乃怪怅，还睇昨路。空野昏霾，云攒蔽日，知所遇者，审王弼也。
本则故事或属附会之言，但故事的叙述语境中陆机面临的学风隔膜却有本可原。魏晋之际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盛行玄学风气，王弼谈玄即是学术新风
的典型代表，东吴学术则相对保守，仍以儒术为主，陆机“题纬古今，综检名实”正是汉代以来传统学风的体现。陆机人洛之后为了参预学术潮流，势必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又据《世说新语・简傲篇》：
陆士衡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是其一。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刘道真初见“江东二俊”，不为之礼，且不问江东人杰英髦，但问风土物种，漫不经心的言语中流露出对东吴士人的轻视与怠慢。又《世说新语・言语篇》：
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
中原士人对江东风物的调侃，同样是有意以“异域”的眼光审视吴地，孤立吴人，陆机的从容应答则是对自身“吴人”身份的再度确认。风土物种的调侃尚无伤大雅，陆机向来引以自豪的显赫家世却也曾遭到恶意的轻辱，《世说新语・方正篇》：
卢志玉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埏。”士龙失色，云别见，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
陆机遭受中原士人孤立的同时，他也亲历了西晋政权内部的明争暗斗。陆机入仕之初便险遭杨骏与贾氏权力之争的牵连，随后又目睹了愍怀太子被害、贾氏失势、张华等人罹难，并卷入了赵王伦的篡位，险些遭受刑狱之灾。尽管他一次次幸免于难，然而宦海的险恶无疑给他带来了沉重的心理负担。这时，故乡吴地作为灵魂的栖息之地，就要在陆机心间情牵梦绕了。晋人裴启《语林》：
陆士衡在洛，夏月陆忽思竹饮，语刘实曰：“吾乡曲之思转深，今欲东归，恐无复相见理。”
陆机在洛阳的创作也时时表露“乡曲之思”，如《怀土赋》序云：“余去家渐久，怀土弥笃。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兴咏；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赋。”又《思归赋》序云：“余牵役京室，去家四载，以元康六年冬取急归。而羌虏作乱，王师外征，职典中兵，与闻军政。惧兵革未息，宿愿有违，怀归之思，愤而成篇。”然而，陆机无论如何“怀土”，如何“怀归”，但终究没有归隐乡里的行动，即使东吴友人善意相劝他也未能接受，《晋书》本传谓：“时中国多难，顾荣、戴若思等咸劝机还吴，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这是因为出处仕隐如何抉择，陆机自有其独特的价值取向。
三、“出”与“处”：“功业”・“道德”
陆机对功名的热衷在入洛的东吴士人中显得较为突出。东吴政权后期，由于孙皓暴虐无道，有识之士大多高蹈出世，这一全身之策在后来人洛的吴地士人群体中延续下来。如张骘《文士传》：
(张)翰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荣捉其手。怆然曰：“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尔!”翰以疾归，府以辄去除吏名。(《世说新语・识鉴篇》注引)
张翰的退隐山林之思引发了顾荣的共鸣，后来张翰乘“秋风鲈脍”之兴毅然归乡，终于逃离宦海风波，顾荣则无所作为，优游于晋廷，也得以全身而退。陆机却没有听取顾荣、戴若思等人的奉劝，最终在功名仕途上以身相殉。
陆机的功名进取观念主要来自陆氏家风。江东士人本有厉俗明教的道德传统，至东吴后期士风发生了转变，士人功名进取之心逐渐增强，但德行节操的基本理念并未改变。陆氏家风在士风转变中也发生了某些变化，据《晋书》卷五七《吾彦传》，吴郡吾彦仕晋之后，武帝问彦：“陆喜、陆抗二人谁多也?”彦对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吾彦此说揭示了陆氏家风的复杂性，按照儒家的人格理想，立功立事与道德名望本应合二而一，吾彦却认为抗、喜二人各有偏长，这暗示了陆氏家风中存在着多元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陆机所接纳的无疑是乃父陆抗“立功立事”的价值观念。人洛之后，陆机的功名观念又与西晋士人“乘时借势”的躁进风气相融汇，家风与世风得到了强有力的结合。在这种情形之下，陆机有进无退，难以抽身，尽管怀有强烈的归吴之念，然而由于匡世功业未成，他始终不肯归隐华亭故里。
大致而言，陆机之前的士人往往将“仕”(“出”)与“隐”(“处”)看成对立的范畴，进退之间可选其一，或进取功名，或退隐山林。与之相应的，招隐诗的写作模式也无外乎两种：或劝隐士出山，或劝官僚退隐。陆机的出处观念却颇有新意，这可以从其《招隐诗》中窥其端倪：
明发心不夷，振衣聊踯躅，踯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轻条象云构。密叶成翠幄。激楚伫兰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飞泉漱呜玉。哀音附灵波，颓响赴曾曲。至乐非有假，安事浇淳朴。富贵苟难图，税驾从所欲。(《文选》卷二二)
陆机在诗中大段描写“幽人”即隐士的生活环境，其中或许带有陆机青年时代华亭隐居读书时的个人记忆。然而陆诗的主题既非将隐士召出山林，也不主张反其道而行之，他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无须坚守某种选择，而是应该安排好选择的顺序：出仕并获取富贵为首选，不得已而求其次，届时隐居也可以考虑。
陆机的出处观念与东吴文化密切相关，无论是“江东名胄”的家族记忆，还是“亡国之余”的角色认同，都与吴地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在陆氏家族“立功立事”与“道德名望”的价值分流中，陆机试图构筑一种理想的人生模式，从传统的“仕”、“隐”二元对立中解脱出来，他以先“仕”后“隐”的价值次序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然而，当陆机临刑之际最终醒悟，意识到“富贵实难图”，但已无法“税驾从所欲”，他不仅受制于他人，还受制于一直以来投身其间的权力体系，从而失去了退隐山林的备选权利，陆机原先设计的理想人生最终因为没有预留退路而告失败。因此，当洛阳仕进的“警角之声”无法催其前进时，华亭故居的“鹤唳之声”成为陆机最为留恋的人生光影。
注释：
①另如卢琳《晋八王故事》、《晋书》卷五四陆机本传。本文所引陆机诗文据刘运好校注《陆士衡文集校注》，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
②陆机《招隐诗》之解受教于顾农先生《(文选)里的陆机》，载《与中国文学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南京2011年，第144-147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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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劝学的启示篇7
【摘要题】戊戌变法
【关键词】传教士/广学会/戊戌变法
【正文】
对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教育文化方面的影响，很少涉及他们参与中国政治改革层面的研究，且评价也有欠公允。事实上从洋务运动开始，西方传教士就在舆论工具和私人关系两个层面上参与到中国的改革当中。作为旧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传教士的活动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忽视。本文试图以戊戌变法为切入点，探讨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参与及影响，并对其活动作一客观的评价。
一、广学会和西学的传播
早在戊戌变法前，传教士就开展了西学的宣传，广学会是当时传教士传播西学的重要机构。它于1887年11月在上海成立，初名同文书会，1892年改称广学会，英国传教士韦廉臣实为该会发起创办之第一人。广学会的创立有其特定的目的：会中本旨，期取各国至善之法，以及国势盛衰之所系，著书立说，明告中国官吏绅士：“特别注意感劝一般有学有位的人，早行改革，而谋维新。”[1](p235)
1890年，韦廉臣死后，英人赫德推举本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任督办，掌管整个会务。此后李一直担任此职，直到1916年辞职，长达25年之久。
广学会在李提摩太的主持下，翻译出版了很多西学书籍，具体来说分为如下几类：[2](p452—453)
1.史志，有艾约瑟：《欧洲史略》、《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慕维廉：《大英国志》；林乐知：《中东战纪本末》、《东方交涉志》、《列国岁计政要》；裨治文：《联邦志略》；李提摩太：《泰西新史揽要》、《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列国变通兴盛记》、《欧洲八大帝王传》等。
2.学校，有花之安：《西国学校》；林乐知：《文学兴国策》、《七国兴学备要》等。
3.法律，有丁韪良：《万国公法》等。
4.农政，有李提摩太：《农政新法》等。
5.矿政，有傅芝雅：《开煤新法》、《冶金录》等。
6.商政，有丁韪良：《富国策》；艾约瑟：《富国养民策》等。
7.报章，有《中西教会报》、《万国公报》、《中西闻见录》、《西国近事汇编》等。
8.西人议论之书，有花之安：《自西徂来》；韦廉臣：《治国要务》；李提摩太：《新政策》等。
其中影响较大的书籍有2本，即《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前者“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2](p455)后者“命意所在实欲中国之行新法，学西学以克自振拔，为自强而借日本以自镜”，“其有益于中国非浅矣”。[3](p398—399)
广学会的书籍在当时很受中国开明绅士和官员及一般知识分子的欢迎。一个自称为古吴居士的人对传教士的书大为赞扬，说：“中国之为政者读之，可晓然于治国临民之本，以宏其帝德王道之新模；中国之为师者读之，可恍然于辅世育德之源，以扩其守先待后之新学；中国之为士者读之，可穆然于尽人合天之诣，以求其黜伪崇真之新道；中国之为民者读之，可洞然于经营制造之端，以得其农工商贾之新法，其裨益于吾华之国计民生者，岂浅鲜哉？”[4](p215)有资料显示其书销售额：1893年收书价洋银800余圆；1895年收书价洋银2000余圆；1896年收书价洋银5000余圆；1897年收书价洋银12000余圆；1898年收书价洋银18000余圆。[1](p217)短短的5年，售书之收入增加近23倍左右，其书籍影响之深和中国追求改革人数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甲午战后，盗印传教士编译的书籍之风愈演愈烈，虽经清政府干预禁止，也无济于事，几乎“每一本有价值的书现在都在被人非法翻印”。[5](p632)前文提及的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和林乐知的《中华战纪本末》尤为突出。据记载：本会（广学会）各书屡遭书贾之翻刻，他省不及察，所察而知者，四川一省翻版至十有九种，虽属大干功令，而人多喜阅，实为信而有徵。[1](p217)盗印之风的盛行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广学会的书籍深受国人喜爱。
为了扩大西学的传播，传教士还进行了大量的无偿赠书活动。赠书一般选择于科举考试之时，在考场外分发。书中内容大多接近于考试的时务策论，偶尔也会带有宗教宣传品。
对于政府官员，“广学会不时赠送书刊给他们，部分高级官员如李鸿章、张之洞，及总署大臣等均常收到广学会出版的名著……总署并以之《进呈御览》”；“甚至华亭知县葛培义，亦曾接到西士步君赠送李提摩太的《西铎》”。[6](p113)
据统计，戊戌变法前后赠书大致情况如下表：[3](p404)
年份书报册数小册子和单张册数
19882000
10000
18892204
10000
18925000
1000
189362000
不详
18943000
20000
1897121950
不详
189930847
不详
广学会的这种工作得到了清政府部分官员的支持，如1894年张之洞捐助1600元，山东的聂道台也捐助银两，招商轮船局的职员，购去泰西新史揽要百部，分赠他的朋友。[1](p236)1895年张之洞曾赠银1000两请广学会译一部西国通史。成书后，又赠银两3000两为印刷之费用。[1](p237)
广学会还主办了不少报刊：如《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大同报》和《女铎报》等。其中《万国公报》影响最大。《万国公报》原名《教会新闻》，1868年9月在上海创刊，1874年改称《万国公报》，1883年因故停刊，1889年作为广学会的机关报再次复刊，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担任主编。它起初只印1000份，直到1894年因刊载甲午战争的消息和评论才引起士大夫们和上层官吏的重视，销售量陡增至4000份，1897年发行量增至5000份。到1898年维新运动高涨时激增至38400份，达到空前高峰。[7](p161)“当时光绪帝也阅读《万国公报》，还向广学会订购了八十九种书籍（书目刊载在一八九八年《广学会年报》附录内），可见广学会在当时的名声和影响之广了。[7](p162)
传教士在出版物上宣传普及西学，客观上培养了有利于改革的气氛。尤其是《万国公报》作为一种大众化的传媒工具，“销行最广，感力伟大，中国维新份子受这报的鼓动者，不在少数”。[1](p235)它大大促进了维新思想的传播和变法阶层的崛起。范文澜先生指出：“变法成为一个运动，《万国公报》是有力的推动者。”[8](p296)
二、鼓吹变法，结交权贵和维新派
戊戌变法前后，传教士提出了许多改革中国的主张。择其要者分述如下：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新政策》中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中国有四事焉，皆应亟行改革者：一日教民之法，二曰养民之法，三曰安民之法，四曰新民之法。具体而言，养民之法分为立报馆、译西书、建医院、增科目；养民之法有十：通道路、捷信音、开矿产、垦荒田、劝工作、造机器、开银行、铸银元、保商贾、刻报单；安民之法包括和外即通好立和约、建立万国太平会、联交。保内即化偏私、筹款项、修武备、劝新法：新民之法有多见西人，素谙洋务之员、阅已译之西书、阅日报、派学生出洋、派使臣、给京师同文馆增添专精学科。[4](p233—239)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的《上中朝政府书》中认为：一曰养民有要，二曰教民知本，三曰和睦有序，四曰武备亟讲，五曰养民教民和睦武备诸大端各宜变通新法。养民有要即讲农政、尚工艺、通商贾；教民知本即畏天命、正人心、端学术：和睦有序即和上下、睦邻封；武备亟讲即有备无患之意。[4](p249—250)另外他在《改政急便条议》中提出：一曰重农以奠民食；二曰建学以储人才；三曰取人才以获实用；四曰专任以定趋向；五曰制禄以劝官吏；六曰设法以励操守；七曰举善法以公仕路；八曰经武以备不虞。[4](p252—254)在用人方面，李佳白认为“宜用西国大有声名中外推服之人、专家之学、通达之士、正直之人、诚挚之人。”[4](p257—258)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其著作《文学兴国策》中提出五条建议：一曰内外政事，决于公论；二曰上下一心，以谋富强；三曰文武并重，各遂其志；四曰一洗旧习，而归正道；五曰广求智慧，不分中外。[4](p261)
传教士除了间接地发表言论，鼓吹变法外，还直接结交朝中权贵，劝说变法。早在1876年，李提摩太在山东赈灾时，他就向巡抚丁宝桢提议：“由朝鲜、日本及满洲运粮赈济，同时劝他建铁路、开矿、以养民富国。”[6](p27)1882年，张之洞出任山西抚巡，曾要求李提摩太放弃传教工作，参与清政府改革事业，遭其拒绝。1880、1886年李提摩太两次会见李鸿章，建议政府出资100万元进行试验教育改革。1884年，李提摩太在上山西按察使的一文《富晋新规》中提出，改革应先从统治者着手，首教官员，次教富绅，三教儒士，四教平民。[6](p29)甲午战争爆发后，中国败迹之象渐露，他曾向张之洞和李鸿章等人游说，速和日本，早行变法。
1895年帝师翁同龢邀请李提摩太面会，李陈述了中国改革的条陈，“中国急需的改革，有四大要端，一曰教育维新，二曰经济改良，三曰平息内乱并辑睦邦交，四曰道德复兴”。同时提出七点具体建议：（一）朝廷当聘两位西人为顾问；（二）设议政部，满汉人员四位，另聘四位西人，熟于政治学识者为陪员；（三）币制改良，有确实的金位，不滥发纸币，使经济破产；（四）筑路开矿举办实业；（五）改良教育，多设各级大中学校，仿行西法；（六）扩充新闻报纸，以开民智，聘西人辅助，中人为主撰；（七）整顿海军陆军，使收实用，可以平内乱而御外侮。[1](p232)翁极力推崇，并转奏光绪帝。翁同龢在日记中这样评价李提摩太：“豪杰也，说客也。”[2](p513)1896年，李提摩太离华回国前，翁同龢亲自到其寓所送行，李特别感动，“没想到首相是亲来送行，已到大门之外。这是特别致敬的大礼，从来不曾有一次首相亲为教士送行的。谈一点多钟，多论及宗教当任人自由信仰，政治当及时改革”。[1](p232)由此可知，翁李二人交情超乎寻常。
李提摩太与孙家鼐也有很深的交往。一次，李提摩太拜访孙家鼐，孙告诉李说：他曾把李翻译的马垦西著的《泰西新史揽要》每天同皇帝阅读，已经有两个月了”。这次交往，李对孙的印象特别好，把他看作是“中国官吏中文化最高，并且最温和的一个人。”[4](p557)强学会被封后，改为官书局，孙家鼐奉旨管理。当时李离京返沪，即将回国，孙家鼐“传电上海黄道台，敦聘先生（李提摩太）入都襄办局事，如必欲回国，请开示章程。先生即得电音，穷日夜之力，酌拟草稿……酌改大定，至香港而再缮发。”[4](p387)
多年后李对他这份与清廷要员的情谊还津津乐道：“他（翁同龢）告别不久就送来四片绸缎，八盒点心，给我送行，这些连同孙家鼐的瓶子，我很珍贵它，因为这表示了他们的友谊。”[4](p559)
另外李提摩太还会见了张荫桓等人，甚至连顽固派重要人物刚毅，李也去游说。在与刚毅的会见中，刚毅急于想让李提摩太知道：“阻碍分子是汉人官吏，而不是满洲人，汉人是怙恶不悛地排斥外国。”[4](p558)李事后回忆：“虽然他（刚毅）有反对外人的感情，刚毅的友好态度和其他满洲人行为，是显然相反的。”[4](p558)由此李乐观地认为顽固派所注重的只是手中的权力而已，并不反对变法。
李提摩太在京游说活动取得了很大成效。他“日以新学之益，遍告达官贵人，诸君皆乐与之游，聆其议论，靡不倾到。而京师名下士，及外僚之入觐者，如王爵棠方伯之春，程从周军门文炳，龙觐臣军门殿扬诸公，簪裾盛会，无虑百数。”[4](p386)作为一个外国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