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的传说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08:29:51

成吉思汗的传说篇1

于是，成吉思汗亲自起草了一份“邀请函”，并派自己的侍臣刘仲禄颠簸数千里前去邀请。当丘处机看到成吉思汗“谨邀先生暂屈仙步，不以沙漠悠远为念。或以忧民当世之务，或以恤朕保身之术，朕亲侍仙座，钦惟先生将咳唾之余，但授一言斯可矣”的邀请函时，不禁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诚意所打动，随即，丘处机不顾年逾七旬，抱着“好生止杀”、“救世济民”的思想，决定长途跋涉去跟成吉思汗会面。

1220年的秋天，丘处机带着18个弟子动身出发，一路西行，饱经风霜，行程万里，历经两年，终于在1222年的初夏会晤成吉思汗于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成吉思汗见到丘处机后。以长者之礼待之，盛宴款待，寒暄过后，便开门见山，直奔主题，问丘处机有没有“长生之药”，怎样更好地安邦治国。丘处机坦诚地回答说：“要长生，须清心寡欲；要一统天下。须敬天爱民。”一句话讲得成吉思汗醍醐灌顶，深深折服，他大力赞誉丘处机为济世度人的“神仙”。两个人推杯换盏，越谈越投机。成吉思汗深感丘处机知识渊博，丘处机也深深佩服成吉思汗有英雄气概，最后两个人相互仰慕，彼此欣赏，友情已经悄然萌生。

之后，成吉思汗专门设坛，召集诸子、诸王和大臣们，请丘处机传道，并多次与丘处机讨论修身治国之术。丘处机于是以中原文化，诸如孔孟之道引导成吉思汗。其间，成吉思汗像个小学生一样“温颜以听”，并“令左右录之”，要求他们将丘处机所说的“各铭诸心”。如此郑重其事、尊师重教，如此毕恭毕敬、礼贤下士，对于率领千军万马，纵横亚欧大陆，不可一世的成吉思汗来说，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

在丘处机的影响下，成吉思汗不仅令其子女学习中原文化，以礼御兵，还曾下令“止杀”。当时，蒙古骑兵每攻占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轻者大肆劫掠、抓战俘和女人为奴隶，重者屠城，满城人口被尽数屠杀。后来，当成吉思汗的子孙攻进中原灭宋之时却少有屠城，也使得中华多少年来的文化、建筑等诸多方面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这中间丘处机所起的作用不可估量。

相见时难别亦难。在有限的相处日子里，成吉思汗与丘处机不知不觉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传道结束后，丘处机请辞回返，成吉思汗对他依依不舍，表现出了强烈的眷恋之情，并以给丘处机过生日为理由，拖延了好些时日才肯放行。临行时，成吉思汗赠予牛马等物，都被丘处机婉言谢绝。

成吉思汗的传说篇2

成吉思汗戎马一生，开拓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中华版图。但是，他是怎么死的?葬身何处?却给后世留下了诸多谜团，数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关注。

死因四说

成吉思汗原名铁木真，1162年出生在内蒙古部乞颜孛儿只斤氏的贵族之家，自幼勇猛好胜，征战四方，44岁时统一了漠北草原各部，建立了大蒙古国，尊号成吉思汗，蒙语意为“如大海般伟大的领袖”。

对于成吉思汗的死因，说法颇多，大致有以下四种：其一、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出征西夏，病重而死；其二、根据13世纪出使蒙古的罗马教廷使者普兰诺・加宾尼的著述记载，成吉思汗是被雷电击中身亡；其三，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成吉思汗亡于攻城乱箭之中；其四，见于清《蒙古源流》卷，详细记载有成吉思汗虏获西夏王妃古尔伯勒津高娃，欲娶其为妻。王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侍寝时行刺成吉思汗后投黄河自尽，而成吉思汗则伤重不治身亡。

如若第四种说法是真的，我们在惊奇中可以发现，蒙古族自古确有尊尚节烈、崇拜母性的传统。古尔伯勒津高娃刺杀成吉思汗大帝，非但没有成为罪人，相反备受蒙古族人世代敬仰。在蒙语中，黄河名为“哈敦高勒”，即夫人河，每过黄河都会向河中投掷钱币，敬献哈达，或将打来的鱼儿放生河中，此种祭黄河――夫人河的风俗，沿袭至今。

而在目前的史学界和考古界，对于成吉思汗的死因，更多地倾向于《蒙古秘史》中的记载。

陵墓四说

成吉思汗葬身何处，亦有不同的四种说法：一言葬于蒙古国境内的肯特山以南、克鲁伦河以北的地域；二说葬于宁夏境内的六盘山地区；三讲葬于新疆北部阿勒泰山：四道葬于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托克旗。

一般认为成吉思汗1227年死于征讨西夏的军营中，享年66岁。700余年来，他的陵墓置于何地，成为旷世之谜。有人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元朝皇室遵循密葬制度葬身之地不立标不公布不记录。

葬于蒙古国境内的肯特山之说的依据，是来源于一则史料记载，说成吉思汗某日静坐于肯特山上的棵榆树下，沉思良久后突然起身对随从说：“我死后就葬在这里。

葬于宁夏六盘山之说是基于1227年盛夏征战途中成吉思汗死于该地。按照蒙古族风俗，人死三日后即该处理或天葬或土葬或火化，否则尸体腐败后，灵魂上不了天堂。就此断定成吉思汗葬于六盘山可能性极大。

而葬于新疆阿勒泰山脉之说依据是(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描写：“在把君主的灵柩运往阿勒泰的途中，护送的人将沿途遇到的所有人作为殉葬者。”并有考古专家在阿勒泰山脉发现了一座人工改造过的大山，揣测那里有可能就是成吉思汗的葬身陵墓。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潘照东认为，成吉思汗葬于鄂尔多斯的鄂托克旗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在那里发现的阿尔寨石窟中的一幅壁画与成吉思汗的安葬关系密切。另外石窟距鄂尔多斯境内的成吉思汗陵仅百余公里这里曾经是成吉思汗军队的大后方距离宁夏六盘山在3天路程之内，完全有可能成为成吉思汗的陵墓。

密葬而说

据传，戒吉思汗下葬后，为了保密起见，曾围赶上万马匹踏实陵土，并栽有一棵独树作为墓碑。另有一种传说为，旷野安葬，难寻其迹，遂有人赶着一峰母驼和它的幼崽，在成陵处当着母驼的面杀死幼驼，血溅陵土。来年春天，草木翠绿，四下一同，难以分辨陵墓所在，后人每年拜谒成陵，就跟随着那匹母驼，母驼嗅到幼崽血迹，仰天哀鸣，祭祀者便在哀鸣处隆重祭奠。数年之后，母驼归西，人们就再也找不到了成吉思汗的陵寝了。

蒙古族人迁徒游移，居住不定，他们不重肉体重灵魂，抛尸野外，置三日后探视，倘若尸骨被狼群吞噬，即说明灵魂吉祥升天。在今天的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中，仍保留着当时的一些文物真迹和仿制样本，然而其棺柩中为何找不到遗骸，史学界至今争鸣不休。史料中载有成吉思汗弥留之际相关人员将一团白色公驼的顶鬃置于成吉思汗的嘴和鼻子上如果喘息停止了，即说明他的灵魂已经附着在白色驼毛中，这时的遗体便可以运走处置了。在成陵后殿正中的宫帐中，供奉着一个镀金银箱，里面即有一团驼毛，据说那就是成吉思汗的灵魂所系。

蓝天白云之下，成陵显得异常威严，世袭的达尔扈特人日夜职守在这里，长明灯几百年来从未熄灭过。

在这里达尔扈特人是个不得不提的群体，他们不受行政系统的管束，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不谋财不做官不稼穑，自成一个独特的小社会，他们不当兵不狩猎不纳税，一生为成吉思汗守长孝，祭常礼，只对成吉思汗负责。他们生活在鄂尔多斯土地上，但却给人代表着整个蒙古族的印象。

成吉思汗的传说篇3

诱人的帝王血统

牛津大学遗传学家布赖恩・赛克斯成立的“牛津祖先”公司利用其Dna研究的结果，写了一本新书，《亚当的诅咒：没有男人的未来》。他在书中声称成吉思汗可能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播种者”，因为他的研究表明，在中亚，有1600万到1700万人的遗传序列中有一种共同的Y染色体，提示这些人可能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赛克斯说成吉思汗是最成功的“播种者”也许没错，因为他是想用Dna解开人类进化之谜。但是这一发现也为现实社会的很多人提供了机会。比如，从2004年7月伦敦一家名为“羊肉串”的饭店就推出了一项“Dna寻找成吉思汗后人”的促销活动，据说饭店食客大增，饭店赚得盆满钵溢，而食客也大为高兴和满足。

店家当然深谙顾客心理，谁都愿意被称为帝王之胄，更何况是在公元1206年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国和元朝，并将领土扩展到中亚地区和南俄的元太祖成吉思汗。而顾客愿意到这家饭店通过Dna测试享用一次免费午餐并非只是为了白吃一顿，而是籍此证明自己是帝王之后、王室之尊，这才是最为实质的内容。当然，当无数这样的帝王之后被证明之后，无论是真还是假，饭店的生意想要不兴旺都不可能。

现实生活中不少人都会有王子与灰姑娘的情结，也都希望自己的血液中有一点高贵和王室的成分。就连布什与克里的总统竞选大战都要拿出身和贵族血统来说事（也许是好事者为之而非本人要着意渲染），又如何能不让据说有1600万后裔的成吉思汗大帝的子孙们去认宗叩祖呢？

强者的盛宴

赛克斯的研究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可能与现实的结合更为紧密，也同样揭示了两性进化的实质。赛克斯说，中亚有1600万男人带有成吉思汗的Y染色体，是从12世纪的这个男人的单个（染色体）拷贝开始的。每每成吉思汗攻城略地之后，就杀掉男人，并有组织地大规模地将当地最迷人的女人据为己有，让她们怀上自己的孩子。千年之后，他的Y染色体得以幸存和扩散，这是一个大范围的性选择过程。

当然这只是一种中性的说法，还有很多女性实际上就成为成吉思汗以及类似的军阀或掌权者的隶。也就是说，人类的两性进化表明，只要某个男性是强者、权势者或有能力者，除了能赢得无数女人的芳心并让她们投怀送抱外，在两性的关系和随之而来的伴随性而繁衍后代并使人类进化的历程上，强者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和占有他们可以想要的所有漂亮女人，这就构成了人类历史和今天的性选择与进化的主要模式，强者不仅有食的权利而且有尽情声色的优先权与机会。

正如赛克斯所说，事实上，每当遗传学家检测进化图谱时，会发现一些孤立的Y染色体比别的Y染色体以更高频率出现，这些传播最广的Y染色体是历史上少数特别成功的男人留下的，他们将同时代的其他人的Y染色体挤掉了，就像成吉思汗所做的那样。赛克斯猜想，现在活着的每一个男人的Y染色体都来自某一个军阀首脑。

任何生物的进化都离不开生存的具体行为，即食、色。而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中，不仅食是强者所掌控，而且性也是强者所支配，女性只是沦为男性强者所支配和占有的对象而已。所幸的是，这种食、性或进化上的弱肉强食或“社会达尔文主义”现在遭到了人类更高文明的唾弃，比如一夫一妻制的产生，女性同样可以在性和生育上选择男性等等，但今天现实生活中的性选择上或多或少也保留了历史上强者可以随心所欲选择的潜规则和遗迹。

多吃多占与潜规则

当然，在这种性选择或“色”的事情上，反过来女性对男性的选择也一样，归结到本质问题上来就是，强者（无论是男是女），可不可以多吃多占，既包括食，也包括性。实际上，用另一些历史学者的“潜规则说”来看就是，强者决定一切。既如此，当然强者可以多吃多占，正如成吉思汗。

但是，从现代文明的社会机制来说，也有人认为不是所有的权益，包括食性，都是强者所拥有。当然，即使强者可以多吃多占，老百姓的说法是，强者可以挑选最好的肉，但总得为他人剩一点汤。这种看法自然也有理论基础，哈佛大学的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就提出过正义社会应有的两原则，一是自由，二是差异。在保证每个人享受平等自由的前提下，强者有义务给予弱者以各种最基本的补偿，使弱者能够像强者一样有机会参与社会竞争。再换个角度说，先不论今天的社会契约允不允许如成吉思汗式的多吃多占，只是从纯生物学和遗传学的观点来看问题，只由一个人或少数人遗留下自己的种也不符合生物多样性原则，当然也无法过上幸福生活。因为哲人早就教导过我们，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当然这也是哲人对生活的总结。事实上，只由一个人或一小部分强者来进行人类的播种也不可能成为现实，即使社会法则不出来限制，自然的法则也会出来限制，当播种者总是同一血缘或血缘太近时，要想自己的后代强壮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痴呆者不会是少数，他们会提醒人类不能由一个人或少数人来播种。

再来说说对成吉思汗播种的价值观，我倒是同意塞克斯的观点的。其实，搞这个研究的赛克斯也委婉地说了，他真的很为Y染色体感到遗憾。当顺着Y染色体的指纹回溯人类历史时，会看到它揭示的一些非常令人不愉快的行为。照我的理解，这个行为就是成吉思汗们不仅在食上的多吃多占，也包括在性上的多吃多占。

顺便还要说的是，那些经过Dna测序并被确认是成吉思汗后代的人也并非就是确认。因为赛克斯也承认，由于没有任何成吉思汗的组织标本，“牛津祖先”公司的Dna测序只能建立在对一些可能因素做综合评估的基础上。所以，所谓的1600万成吉思汗的后代也很可能是一种推测，尤其是那些到饭店测试Dna并免费吃饭的人，如果出来就称自己经过Dna测序，是成吉思汗大帝的后代，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笑话。

成吉思汗的传说篇4

作者简介：邹华芬（1976-），女，湖南双峰人，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影视艺术。四川成都610041

[摘要]围绕蒙古族英雄成吉思汗，已经形成了多重文本构成的语义丰富的话语场。对1986年詹相持执导的《成吉思汗》与1997年塞夫、麦丽丝执导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两个电影文本的对比研究表明，两部影片在影像风格、叙事选择、细节塑造等方面的不同，显示出作为创作主体的导演在构造过去时游走于史实与想象中的姿态，叙事策略的背后展现出的其实是创作者族群、文化身份的差异以及自我定位等深层次的问题。应该说，这样的文本对比分析既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有启示意义，也是文化人类学之于历史、想象、身份研究的重要范本。

[关键词]历史叙事；想象重构；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3）06-0082-05

“构造过去是自我识别的行动”，[1]在历史的长河中，围绕蒙古族英雄成吉思汗，已经形成了由传说、文学以及影像等多重文本构成的语义丰富的话语场。正如理查德·卡尼所说：“在我们这个充满断裂的时代，叙事赋予我们一种最为切实可行的身份形式，即个性与共性的统一。”[2]正是在对历史英雄人物成吉思汗的影像叙事中，不同身份的创作主体显示出可供考察的“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具体来说，国内以成吉思汗为主角的电影文本有两个：1986年詹相持执导的《成吉思汗》与1997年塞夫、麦丽丝执导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两部影片都表现出了对于成吉思汗形象的共同维护，对于大一统主题的强调，但深入研究就可以发现，两者在叙事、人物塑造、细节等方面仍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尤其是联系到两位导演的身份差异：詹相持是汉族导演，塞夫和麦丽丝是蒙族导演，对于两部影片的比较就具有了更为意味深长的研究空间。很显然，分析汉蒙不同身份的两代人对蒙族人心中至高无上的成吉思汗的影像演绎，当可窥见在少数民族题材创作中导演身份及文化认同对于电影创作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电影的创作具有群体性，制片策划、编剧、摄影、剪辑等各阶段不同创作人员的身份意识都可能会影响到影片的叙事与影像风格，大多数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都是不同族籍制作人员合作的结果。《成吉思汗》由蒙族作家参与编剧，汉族导演詹相持执导，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则是由汉族人冉平编剧，蒙族导演塞夫和麦丽丝执导。两者的创作群体都有民族杂糅的情况。但无论如何，作为影片风格的整体负责人，导演的身份意识无疑具有更突出的地位。

一、风格差异与身份指认

两部影片的史实基本都来自《蒙古秘史》，但都有情节上的想象重构。具体说来，詹相持执导的《成吉思汗》有着更为客观的史实基础和纪录性的影像风格。镜头语言也较为保守，运动感不强。影片中铁木真被塔里忽台兄弟追捕、被锁尔罕失刺一家所救以及结交孛斡尔出等人、发动几大战争的情节都来自《蒙古秘史》，甚至在泰亦赤兀惕人的战争中，铁木真脖子被剑擦伤，者勒蔑竭力救护，为其吸允污血、舍命到敌营中偷取马奶，这些细节在《秘史》中都有据可循。[3]塞夫和麦丽丝执导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则只保留了几个基本的史实：铁木真与孛尔贴定亲、父亲被塔塔尔部杀害、塔里呼台抢夺汗位遗弃诃额仑母子、铁木真发动对蔑尔乞部的战争夺回被抢走的妻子孛尔贴、与安答扎木合决战等。具体情节的演绎则有着更多主观想象的痕迹，比如影片中展现铁木真抢夺汗位的情节是兄弟三人冲入塔里呼台的营地，杀掉塔里呼台后众望所归顺利成为部落首领，还有十岁的铁木真轻松解决来暗杀自己的族人之后孤身一人千里单骑从遥远的翁吉拉部赶回母亲身边，同样，八年后孛尔贴也是孤身一人在战乱纷争的年代安全找到了铁木真，这些情节有着明显的想象痕迹，很难根据事实推敲。显著的风格差异除了来源于两部影片对于史实的不同处理之外，还在于两者对于视点的不同选择。《成吉思汗》采用的是客观性的叙述，以第三人称的旁白贯穿故事始终，比如在铁木真称汗后使用旁白：这或许是长生天的安排，既赋予他成吉思汗的美名，又把一副重担压在他的肩上，他心里说不清楚是喜悦、沉重还是对未来的渴望。这是创作者以旁观的立场对“他者”的成吉思汗的描述与心理猜测，也是对于创作者“他者”身份的指认。但在塞夫、麦丽丝执导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却采用了“第一人称”的主观叙述，大段的自我抒情用第一人称旁白贯穿影片始终，影片的开头就用：我叫铁木真，人们都说我生性聪明，又具胆识，我想这与蒙古人抢亲的习俗有直接的联系。当时人们认为亲结得越远，生下的孩子就会越有灵性。我的父亲也速该巴特就是从遥远的异乡抢回了我的母亲。创作者用第一人称直接进入角色内心，赋予了影片强烈的主观色彩。同时，以“我”的身份来指认蒙族人敬仰如神的成吉思汗，正是创作者对于自我身份的一种标举。这种明确的“自我指认”，背后无疑是一种对于自我身份的强烈自信，表明了成吉思汗子孙对于祖先的确认与传承。可以说，在影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中，蒙古族导演塞夫和麦丽丝对于祖先的集体记忆与宏大叙事是以一种个人化、主观化的方式进行身份表达。

二、主题选择与自我定位

两部影片有着明显相异的主题选择。詹相持执导的《成吉思汗》主要展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的征战过程，重在展现他的军事谋略，利用各部之间的矛盾，采用先弱后强的征战策略和强大的克列部结盟，联合札木合的力量，击败蔑尔乞人、配合金国消灭了塔塔尔人，同时团结下层民众（被平民所救，手下的大将大都出自平民），“影片以刻画人物性格为主导，写成吉思汗从求生到复仇，从认识到统一民族、结束杀戮之乱的重要性，最后终于实现统一大业。影片牢牢地把握成吉思汗的命运，一切场面、人物、事件都在此基础上展开。”[4]成吉思汗是整个叙事的中心，其他人物众多，但大都面目模糊。影片以《秘史》为依据来进行影像叙事，力求客观再现成吉思汗的命运，但由此带来的问题很明显，《秘史》涉及事件人物众多，电影上下集的篇幅很难容纳，影片由此出现叙事交代不清的问题。比如说影片展示萨满帮助铁木真称汗，表明其即汗位是受长生天之命，在部族不满的情况下以“不敬神的人会终生为奴”相威慑，铁木真因此得以顺利取得部落的拥戴。在这里叙事线索有着明显中断的痕迹，《蒙古秘史》中确实有铁木真利用萨满的力量取得汗位的事实，但背后都有起因的交代，但在影片中，却仅是非常突兀的一笔，甚至没有任何细节的暗示。同时，影片还有出场人物明显中断的情况。《秘史》中提及的几场战争的追随者不一样，比如说在与克烈部的王罕决战时，主力是铁木真和兀鲁兀锡和忙忽锡部落，影片同样客观地复现了这段历史，由此在前面作为重要人物出现的几员有一定性格特征的大将木华黎、赤老温、孛斡尔出几乎也从叙事中消失。这样的叙述对于史传来说没有任何问题，但通过电影集中篇幅展现出来的影像叙事，观众往往就会期待在前面叙事中主要人物的再次出现。影片人物众多，却无故在叙事中出现和消失，自然就会导致观众期待的中断，这往往是故事片力求避免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和影片的主题选择和客观再现的影像风格的定位有一定的关系（影片原计划四集，只拍摄了两集，这应该也是影片人物众多而面目模糊的重要原因）。

塞夫和麦丽丝执导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叙事则比较集中，重在讲述成吉思汗的成长，所有的情节都围绕着爱与宽恕这一影片主题：少年时射杀偷食的同胞兄弟别克贴、接纳有了自己仇敌孩子的孛尔贴、饶恕背叛自己的安答扎木合，在大段来自心灵深处的第一人称旁白中，清晰地展现成吉思汗内心的成长，从狭隘的复仇到包容和宽恕，影片最终导向的是宽厚与拯救。影片尤其虚构了一个塔塔尔首领为铁木真接生的情节，在铁木真杀死这个为自己接生的仇敌，并严惩塔塔尔部，驱赶其残部前往无水草原时，竟然在金秋时节天降白雪，透过第一人称的自我剖析，爱与宽恕的主题得到了升华，“就是这双手，既夺去了我父亲的生命，也迎接过我的出生。此时，我的眼睛霍然明亮，仿佛看到没有部族争斗的蒙古草原上，生命在跳跃。我对自己以往的狭隘感到愧疚，这人世间还有比爱和生命更可贵的吗？”

应该说，两部影片都表现出了对于多元一统国家的认同，但汉族导演詹相持的视点显然更客观，立足点在于“统一大业”，蒙古族导演塞夫和麦丽丝的视点则更为主观，立足点在于蒙古族文化的深层内核“爱与宽恕”。

三、人物塑造与想象重构

形象作为一种主观镜像，其本质为一种想象，它折射出注视者的复杂心态。两部影片在主要人物的塑造上有着明显的差异。《成吉思汗》中塑造的中心人物成吉思汗主要以《蒙古秘史》为根据，既表现他的谋略和胆识，也展现了他的杀戮和狡诈。臣服王罕，离间王罕和桑昆父子的关系、残杀蔑尔乞部等事迹都在影片中得到再现，旁观立场展现出来的成吉思汗形象显得更为复杂。但在《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中，成吉思汗的形象一直都相当完美，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与抢夺妻子的蔑尔乞部作战、与进犯的塔塔尔决战，影片中成吉思汗的每一场战争都有充足的理由，每一次行动都显得光明磊落，即使是少年时射杀兄弟的残酷，在第一人称的自我剖析下也能得到观众的认同：母亲的训责让我幡然醒悟，生命与团结对于我们何等重要，我用毁灭生命来维护生存，又是多么的荒唐。为此，我整整悔悟了一生。如此深沉的悔悟足以让观众完全抵消对其行动的反感。需要注意的是，《成吉思汗》中虽然并不完全回避成吉思汗杀戮和狡诈的一面，但仍表现得相当节制，即使是有史实记载的杀戮，也在有意识地为其寻找借口，比如对塔塔尔部的屠杀在影片中被处理为部属复仇欲望的逼迫，而走漏风声的不再是《蒙古秘史》中记载的别勒古台，而是成吉思汗自己，他有意向来自塔塔尔部的那莫伦透露要屠杀塔塔尔部的计划。对成吉思汗形象的维护是两部影片的共同趋向。只不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由于主观情绪与内心独白的加入，更能引起观众的认同，想象的意味也更加明显。《成吉思汗》并不回避铁木真被塔里忽台抓回囚禁的事件，但在《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中的少年铁木真却有着超越史实的英勇，十岁的铁木真不仅可以轻松解决来暗杀自己的族人并孤身一人千里单骑从遥远的翁吉拉部赶回母亲身边，并且还能在塔里呼台的重重包围下逃脱，这无疑来源于蒙古族人塞夫和麦丽丝强烈的祖先崇拜。

人物塑造上最为明显的差异还主要来自于两部影片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成吉思汗》中女性形象相对来说比较苍白。尤其是夫人孛尔贴，在影片中的表现极其无力。在成吉思汗与孛尔贴成亲之夜，蔑尔乞部突然来袭，已经被护送上马的孛尔贴却又在慌乱中摔下马来。孛尔贴形象的弱化应该是出于对成吉思汗形象的维护。《蒙古秘史》中记载孛尔贴是因为马匹不足，无法逃走导致被虏。[3]而影片中摔下马来的孛尔贴则成为了英雄的累赘，由此掩盖了在马匹不足的情况下铁木真变相遗弃孛尔贴形象的微尘。并且，在影片接下来的叙事中，孛尔贴就逐渐淡出了影片的叙事。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则在突出成吉思汗英雄形象的同时（影片用虚构的情节维护了成吉思汗的尊严：蔑尔乞部是趁铁木真不在时掳走了孛尔贴），更强调女性在铁木真的生命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影片中，孛尔贴是仅次于母亲诃额仑的女性形象，是唤起铁木真尊严与责任的重要人物。成年后的孛尔贴孤身一人盛装前往寻找铁木真履行婚约，这一叙事有着明显想象的痕迹（在当时战乱纷争的年代显得很不可信），但无论如何，当盛装的孛尔贴微笑着展开当年铁木真送给她的腰带时，我们得承认，此时的孛尔贴美丽无比。而对于铁木真来说，“孛尔贴的出现，唤起了我作为男人的热情和尊严，使我意识到长生天赋予自己的责任。我决定告别与世无争的生活，为了孛尔贴，为了母亲，也为了历经磨难的乞颜部百姓，我要去夺回属于我的苏鲁锭。”被抢走一年后已经怀有身孕的孛尔贴面对前来营救自己的铁木真时，回头的一笑仍然有着动人的魅力。当铁木真无法接受怀有身孕的孛尔贴时，影片借孛尔贴对阿妈的倾诉再次升华了她的形象：“我活着就是为了让他坚定信心，打败蔑尔部，现在蔑尔部也打败了，乞颜部也强大了，我就是死也无怨了。”如果说影片中坚强美丽的妻子孛尔贴激发了铁木真的尊严与责任，那么，母亲诃额仑则是他成长的引路人。在《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中，是母亲诃额仑引导铁木真学会宽恕与包容：对射杀自己兄弟的铁木真的训责、劝导铁木真接纳怀有身孕的孛尔贴、引导铁木真放下私仇，正是母亲的引导则造就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同时，母亲诃额仑还无比坚韧：守护自己的儿子，让饥饿的孩子们吸食母乳，拼死捕来饿狼作为孩子们过冬的食物、主动作为人质前往扎答兰部，种种情节的设置都在突出母亲诃额仑的博大与坚韧，《一代》中的母亲诃额仑的形象极其丰满，一点也不逊色于成吉思汗。而《成吉思汗》中，母亲诃额仑的形象虽然较之孛尔贴要清晰，但仍然显得不够饱满。尤其是也速该死后，诃额仑虽然也为铁木真争取汗位，试图阻止塔尔呼台带领部落离开，但影片仍然展示了诃额仑的软弱和慌乱，这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中未曾出现的，塞夫和麦丽丝展现给观众的母亲诃额仑始终坚强、博大。对女性形象的强调，很显然和草原文化原型“母亲”有着深层的关系。

四、细节设置与文化表达

两部影片还表现出了细节设置的某些差异。孛尔贴被蔑尔部掳走是包括《蒙古秘史》在内的史家所承认的事件，但在各家表述中都有差异。《史集·成吉思汗纪》说孛尔贴被掳走之前就已经怀孕，蔑尔部掳走之后送给了王罕，而王罕因为与成吉思汗的父亲为故交，故将孛尔贴当儿媳看待。[5]《史集》为成吉思汗的后裔组织编写的官书，称成吉思汗为“真主”的使者，有意维护其家族的高贵血统。《蒙古秘史》中记述了孛尔贴被抢走并被送给赤列都的弟弟赤勒格尔为妻，但没有明确指出孛尔贴在敌营中怀孕（但《秘史》第254节借察阿歹和阔阔搠思的话其实足以表明长子拙赤乃孛尔贴与蔑尔乞部赤勒格尔所生的孩子）。两部影片都没有回避孛尔贴被抢走的事实，但在孛尔贴怀孕事件上则有细微差别。《成吉思汗》中当铁木真前往营救孛尔贴时，此时的孛尔贴已经生下孩子，这就让孩子至少保留了拥有成吉思汗血统的可能身份，影片中的铁木真没有任何犹豫，坦然地接受了这个孩子。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则明确无误地指出了一个事实，孛尔贴在掳走之后，铁木真经历了一年的准备，终于打败蔑尔乞部，见到的却是正身怀六甲的孛尔贴，这个孩子的身份就成了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甚或成为一种耻辱。影片由此引出了铁木真心灵的挣扎、涅磐，乃至最后的爱与包容。对于同一事件的演绎，更能清晰地表明创作者的内在意图。《成吉思汗》的客观立场，让创作者有意回避了可能的情感冲突，但主观风格浓厚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却将孛尔贴怀孕事件突出和明朗化，借此演绎了一出一代天骄的心灵成长历程。事实上，在史传性的《秘史》中，散见各处的描述仍可见出成吉思汗其实明白拙赤非自己所出，却仍然重用和爱护拙赤。这背后既有英雄的胸怀，还应该有草原文化的背景。抢婚对曾经的游牧民族而言是一种荣誉的象征，抢来的媳妇更尊贵。所以，抢婚无疑是当时草原的时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习俗。《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将铁木真的挣扎作为重头戏展现，其实也有着汉文化影响的某种痕迹在内。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拍的《蒙古王》中的铁木真几乎就是一个摩西般的人物，历尽艰辛，终于得到苍狼的神迹，制定札撒，统一军队。孛尔贴的几个孩子都是为他人所生，电影中的铁木真都毫无芥蒂地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两部影片都有苏鲁锭出现的画面，《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中苏鲁锭被赋予了强烈的象征意义。影片中的也速该一直手举苏鲁锭，直到交给塔里忽台。在将苏鲁锭交给塔里忽台时还通过对白突出了苏鲁锭的重要性：“苏鲁锭是我们蒙古乞颜部的秃黑军旗，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你就要不惧生死，保护部落，保护全部落百姓的安宁。”在铁木真要被作为人质送往翁吉拉部时，塔里忽台把“苏鲁锭”往想要继续前行送别儿子的诃额仑面前一扎，诃额仑一楞，停步，细微的表情中有对权杖的自然敬畏。铁木真杀了塔里呼台后，镜头给了苏鲁锭一个特写，铁木真的马蹄缓慢步向苏鲁锭，一个仰拍镜头展现铁木真高举苏鲁锭的画面，显示出了苏鲁锭作为草原权力的象征意义。但在《成吉思汗》中，苏鲁锭虽然也有两次出现，但并没有强调突出。诃额仑手持苏鲁锭前往阻拦塔里忽台时，塔里忽台居然完全无视权杖的作用，奚落了诃额仑。后来的一次出场，是铁木真手持苏鲁锭站在战车上指挥和王汗作战，苏鲁锭有一个短暂的特写，但很难引起观众特别关注。应该说，对于苏鲁锭的细节设置，和导演的身份显然有着重要的关系。作为成吉思汗的子孙，塞夫和麦丽丝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有着自然的追寻和热爱，这种热爱很容易投射在象征物体之上。

“过去的叙事以不同的方式规定了我们的位置，我们也以不同方式在过去的叙事中给自己规定了位置，身份就是我们给这些不同方式起的名字。”[6]上述多方位的对比分析表明，对同一题材的不同叙事策略的研究，确实是考查导演身份意识以及文化观念的重要方式。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因为不同身份、不同视角的进入，更加凸显了其作为多元差异的一面。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上，应该充分利用多重视角，多方位展现丰富的少数民族影像资源。

参考文献：

[1]乔纳森·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m].郭建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45.

[2]理查德·卡尼.故事离真实有多远[m].王广州，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

[3]策·达木丁苏隆.蒙古秘史[m].谢再善，译.北京：中华书局，1957：99.

[4]乐松.让一代天骄跨上银幕——与历史巨片《成吉思汗》导演一席谈[J].电影评介，1983（3）.

成吉思汗的传说篇5

《沁园春・雪》一词中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让我深深地记住了成吉思汗,也让“一代天骄”成为成吉思汗的代名词。瞻仰这样的英雄陵墓,自然也成了我的神往之事。

天人合一的震撼

刚跨进陵园的牌楼,我就怯住了,寂静的陵道仿佛是历史的隧道,豁然出现在我面前,一直通向成陵正殿,通向13世纪漠北草原的一个军帐。

拾级而上,庄重威严。铜塑的成吉思汗跃马横枪破山而出,石阶两侧及陵园周围的苍松翠柏簇拥如兵。我们走完台阶,刚好99级。蒙古民族崇拜苍天,认为主宰人间一切的天是由99个天组成的。成吉思汗当年在克鲁伦河畔拉起万群牲畜的练绳,以99匹白骒马之乳洒祭苍天。99级台阶是吉祥福禄的象征,从远处望去,又似永不停息的河水,寓意着成吉思汗缔造的蒙古这一“永恒的河”源远流长,永世长存。

在阶梯尽头的右边,是阿拉坦甘德尔敖包,由十几座小敖包和一座大敖包组成。最大的敖包在中央,敖包之间有两棵树,树枝上挂着许多哈达。阿拉坦甘德尔敖包是为纪念成吉思汗而设立的。成吉思汗陵建成后,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一的查干苏鲁克大祭的祭天仪式就在这里隆重举行。

继续前行,巍然屹立在甘德尔草原上的三个相互连通的蒙古包式宫殿跃入眼帘,这就是成吉思汗陵宫。乳白的墙壁、朱红的门窗、金黄的宝顶、碧蓝的云图辉煌夺目,独具蒙古民族特色。成吉思汗陵宫不仅保留了草原上的蒙古包和成吉思汗八白宫的形状特点,而且结合了汉民族建筑风格,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成为现代蒙古民族的代表性建筑。在宏伟的陵宫屋檐正中,悬挂着原国家副主席乌兰夫题写的“成吉思汗陵”牌匾,闪闪发光。

陵宫正殿高26米,双层屋檐;东、西侧殿高23米,单层屋檐;后殿和走廊高20米。从高处下望,整个大殿又像一只雄鹰,正殿像鹰的头和身子,两个侧殿则似雄鹰展开的双翼。三座巨大的宫殿像宇宙间三颗巨大的铆钉,把灵魂和遗体铆在一起,把历史和现实铆在一起,把永恒和瞬间铆在一起,把精神和物质铆在一起。这陵寝为何会有这样巨大的震撼力和粘合力?因为这是一种天和地的契合、生命和死亡的契合,这是东方古老的天人合一。

铁木真传奇

我不敢贸然闯入大殿,蹑足而行,脚步越来越轻,仿佛踩在历史的锦帛上。这里的草地与任何一处都不同,柔软细密,青翠逼人,不容忽视地向来人诉说着往事。

成吉思汗即元太祖铁木真,他是一位叱咤风云、显赫一世的蒙古族政治家、军事家。公元1162年,成吉思汗出生在今蒙古肯特山区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给他起名铁木真。经过16年的征战,铁木真统一了蒙古草原各部落,建立了强盛的蒙古汗国,各部首领推举他为蒙古可汗,尊号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当年金戈铁马征战一生,率领蒙古铁骑征战亚欧,战果显赫,战绩辉煌,建立了东起朝鲜半岛、西至地中海沿岸、南抵印度河流域的帝国。

一直以为在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就是成吉思汗真正的陵墓,里面安葬着成吉思汗的尸骨。后来看到蒙古国也有成吉思汗陵的说法,意识到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只是蒙古民族祭奠、纪念英雄先祖的一个寄托。

公元1277年7月,成吉思汗病逝在西夏的六盘山避暑行宫,终年66岁,死后三天,西夏灭亡。700多年来,一直没有找到成吉思汗陵的主要原因是元朝皇家实行的是密葬制度,即帝王陵墓的埋葬地点不立标志、不公布、不记录在案。因此,成吉思汗死后遗体究竟葬于何处,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成吉思汗病逝后,其后代子孙为便于祭祀,在距葬地很远的蒙古高原上用与他相关的一些实物建立了八座白色的毡帐,世代祭祀成吉思汗。这就是以成吉思汗陵为主的八白室,即使是战乱或迁居,八白室也随同而行。所谓“八白”,是指八顶白色的蒙古包,分别供奉着成吉思汗与孛尔帖哈屯灵帐;吉劳(鞍辔)白宫和商更斡尔阁(珍藏)白宫等。清朝初年,八白室移至郡王旗,即今伊金霍洛旗。明朝天顺年间,守护八白室的鄂尔多斯部进驻伊克昭盟,当时济农额鳞臣任盟长,将八白室迁至他的领地郡主旗境内供养,并把安放八白室的地方命名为伊金霍洛。至清初顺治年间,又建立了成吉思汗陵园。

据记载,成吉思汗陵还有一段漂泊、迁移的故事。1939年,日本侵略军侵入伊克昭盟境内,蒙古族汉奸德王企图盗窃成吉思汗陵,在蒙古民族抗日爱国人士的共同呼吁下,政府出面,同年5月,把成陵迁移至甘肃榆中县兴隆山。后来,成陵又迁移至青海湟中县塔尔寺,直到1954年4月5日,才迁回内蒙古原址。两年后,这里建起了这座宏伟的成吉思汗陵园。

陵殿内外的世界

思绪从一个个故事、传说回到了现实,我们继续参观,拾阶而上,登入大殿。只见大殿正中摆放着成吉思汗的雕像,高5米,身着盔甲战袍,腰佩宝剑,相貌英武,端坐在大殿中央。后殿为寝宫,安放着四个黄缎罩着的灵包,包内分别供奉着成吉思汗和他的三位夫人的灵枢,灵包的前面摆放着一个大供台,台上放置着香炉和酥油灯。这里还摆放着成吉思汗生前用过的马鞍等珍贵文物。

在成吉思汗陵东南角,有金顶大帐、侧殿、选汗高台、草原市场、文物陈列馆、射击场、赛马场、摔跤场等。金顶大帐高13米,直径18米,是一座蒙古包式的行宫,生动地再现了1206年成吉思汗登基时的情景。殿内有成吉思汗的宝座和画像,殿外有八辆战车,车轮高2米,可供游人瞻仰观赏。选汗高台高8米,是历史上牧民推选可汗时的仿古建筑。

大殿的南面是蒙古大军出征前的祭天场所――苏勒德祭坛,祭坛高15.4米,直径54米,用雕刻着蒙古民族图案的汉白玉栏杆围建而成,是供奉成吉思汗所向无敌的战神――苏勒德长生矛的台基。成吉思汗把苏勒德看作是长生天赐的神矛,从成吉思汗时期就开始祭祀。成吉思汗哈日苏勒德的祭奠与成吉思汗灵包的祭奠一样,每年要举行月小祭、年祭和龙年大祭等多次祭奠。苏勒德祭坛中间立着高高的旗幡,苏勒德长矛的缨子用99匹公马鬃装饰而成,是成吉思汗勇往直前精神和压倒一切邪恶力量的象征。

行走在成吉思汗陵,我不禁心潮起伏,尽管这里只是成吉思汗的衣冠冢,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为他守灵,为他祭奠呢?一个民族没有英雄是可悲的,任何民族都需要有自己的英雄。这么多人为成吉思汗守灵,为成吉思汗祭祀,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也是一种民族精神的拜祭。

也许,让成吉思汗的安息之地成为千古之谜,本身就是对他的无限尊崇,是对他的无限敬重,是为了让他的精神在无际的草原上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永远在草原民族的心中长存。

成吉思汗的传说篇6

大漠沧桑景区——以成吉思汗骑马雕塑为中心，主要讲述传说中的蒙古族源、成吉思汗家族史及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等历史；

马背驼铃景区——按照蒙古军西征的路线规划，展现那段咤叱风云的战争历史；

元朝盛世景区——以忽必烈雕塑为中心，展现元朝时期辉煌的历史文化；

塞上文明景区——以蒙元文化博物馆为中心，通过万余件蒙元时期的文物和以明安图雕塑系列展品为代表，展现蒙古民族对世界文化的贡献。

大漠沧桑景区中的雕塑，选用多种材料，运用多种艺术风格，在权威专家和艺术家的精心指导下精雕细刻而成。雕塑涵盖的内容上起图腾传说，下讫近代人物，是一部展现蒙元历史长河的画卷。其中，有一组雕塑是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蒙古族雕塑群，它展示了从蒙古族苍狼、白鹿的族源传说，到成吉思汗家族产生的艰苦历程。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不仅在现今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妇孺皆知。在《沁园春·雪》里，称成吉思汗为“一代天骄”。什么叫“天骄”呢?“天骄”就是“天之骄子”的简称。汉朝称匈奴人为“天之骄子”，意思是匈奴所以强盛，是上天骄宠的结果(亦有他种解释)。称成吉思汗“一代天骄”，是因为成吉思汗在历史上曾经叱咤蒙古高原，统一蒙古各部。他统率蒙古铁骑，改写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讲到成吉思汗，有必要了解苍狼白鹿的传说。据记载，早先的蒙古部落分布在鄂嫩河中上游和肯特山地区，凡是源于额尔古纳·昆的氏族都被称作蒙古人。孛儿帖那(苍狼)是从额尔古纳·昆迁出的蒙古部落的首领，他与豁埃马阑勒(白鹿)结合，繁衍后代。他们的子孙中有一位朵奔篾儿干，娶阿阑豁阿为妻。据说阿阑豁阿在丈夫死后，因感受天光，生下三个儿子，他们的后代即称为尼鲁温蒙古，尼鲁温的意思是“腰”，表示他们出自阿阑豁阿的纯洁之腰，是不平凡的人。三个儿子中最小的叫孛端察儿，他是孛儿只斤氏族之祖，成吉思汗即出自这个氏族。

公元1162年，蒙古部落的一位英雄也速该(铁木真的父亲)，率众攻打塔塔儿部获胜，俘虏了名叫帖木真兀格的酋长。十分凑巧的是，当也速该凯旋回到鄂嫩河畔的帐幕时，他的妻子诃额仑恰好生下一子，依照蒙古记功的习惯，也速该以所俘酋长的名字为儿子起名为铁木真。铁木真九岁那年，父亲带他到弘吉剌部去求亲，在也速该回来的路上，经过塔塔儿人的营盘。塔塔儿人酒肉款待，却暗中下毒，也速该回到家中便不治而亡，铁木真家从此中落。

铁木真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长大，他忍辱负重，重振家业。几多失败，几多胜利，铁木真不仅懂得了谋略，而且学会了拼杀。他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能够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他麾下之军队有严明的纪律，灵活巧妙的战术。他联合王罕、札木合击败了篾尔乞人，消灭了毒死他父亲的塔塔儿部落，报了杀父之仇。之后，他又同王罕合兵，打败了札木合；紧接着又消灭了王罕，最后战胜了当时蒙古高原最强大的乃蛮部落。至此，铁木真终于把蒙古草原各部统一起来。

1206年春，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即大汗位，号“成吉思”，建立了大蒙古国。之后，成吉思汗发动了整个13世纪最大规模的对外军事进攻。蒙古军队的足迹遍及亚、欧两大陆的广大地区，征服了许多国家，为各国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吉思汗的对外军事扩张，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西征和南下。西征的结果是逐步形成了蒙古四大汗国，分别是：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利汗国。其子孙在经历了70多年的南下征服，最后创建了规模空前的元王朝。在这大漠沧桑景区，人们即可按照西征路线的雕塑，追寻当年蒙古骑兵铁蹄留下的足迹。

成吉思汗曾三次率兵征讨西夏。1227年，最后一次对西夏用兵时，成吉思汗身负重伤，且因天气炎热故病势加重。他预感不久于人世，留下遗言，立窝阔台为大汗继承人。又根据自己多年对金战争的经验，制定好灭亡金国的战略。窝阔台遵循遗言，灭了金，为元朝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成吉思汗的成功，得益于他的雄才大略。他“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灭国四十，遂平西夏”。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仍能不屈不挠奋斗到底。他善于抚众，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有超人的组织才能，在他的帐下聚集了来自各个部落、各个国家的杰出人物；他具卓越的军事天赋，能制定正确的战略，对守土定居国家充分发挥了骑兵的优势，攻无不克；他深明治国之道，创立了游牧帝国的统治秩序，虽然他不识字，但懂得倡导文字，将各种文化为己所用。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一个成功人物所应具备的诸多品质，不愧为“一代天骄”。他永远是蒙古人心目中的神圣人物。

成吉思汗逝世后，蒙古军队势如破竹，灭了西夏和金朝，同南宋小朝廷只隔一条淮水。1251年蒙古国的汗位由蒙哥(忽必烈的哥哥)继承，他把漠南的军事大权完全交给了忽必烈。公元1258年，蒙哥派忽必烈进攻鄂州(湖北)，派大将兀良合台攻潭州，自己则亲率大军过六盘山，进攻四川。

蒙哥在征南宋攻打四川合州时中了箭，死在军营中，而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正乘机图谋汗位。忽必烈得知这一消息当机立断，马上同南宋签订和约，迅速率兵北上。1260年，忽必烈在部分蒙古军政要员的支持下，在开平府，也就是今天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的元上都，抢先登上汗位。1271年，忽必烈下诏改国号，把蒙古汗国更为大元帝国，此前七年，改燕京为中都，即今天的北京。1272年，他又把中都改为大都，并宣布在此建都。第二年元旦，忽必烈接受群臣朝贺，正式把都城迁往大都。六年后，也就是1279年，忽必烈彻底消灭了腐朽没落的南宋王朝，完成了国家的大统一。

忽必烈实现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统一，结束了从唐末以来战乱不止的分裂局面，为中国历史的推进作出了贡献。忽必烈曾让八思巴管理。八思巴是当时喇嘛教萨迦派的首领，7岁就被誉为神童，能诵经数万言，且能通晓其大意。1264年，忽必烈下诏，让八思巴全权负责佛教和藏族地区的一切军政大事。忽必烈敢把这样的重任交给八思巴，其魄力之大，见识之高，可以想见。结果，八思巴不仅把治理得井井有条，而且促进了多民族的文化交流。忽必烈此举，基本结束了300余年的战乱局面。

忽必烈还能够不拘一格，重用人才。他任用各族有识之士，采纳他们的合理建议。比如，他改国号为大元以及设中书省等机构，就是采纳了汉人刘秉忠的建议。在这里特别说一下忽必烈重用安童之事：安童原是忽必烈弟弟阿里不哥的部下，阿里不哥被打败之后，忽必烈拘捕了他的部下千余人，其中就有安童。忽必烈发现安童很有才能，准备用他，但为了考察安童的见识，就故意对他说：“我想把这千余人统统处死，你看如何?”安童说：“人各为其主，您刚得了天下，就因私仇而胡乱杀人，将用什么去征服未归附的人呢?”忽必烈听了大喜，说道：“你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1265年，安童才18岁，忽必烈任命他为光禄大夫，中书右丞相。后来，安童守边10年，立下了赫赫战功。由此可见，忽必烈不愧为成吉思汗的子孙，也是一代圣主。

内蒙古是歌的海洋，酒的故乡。草原上的酒，不但是圣洁的象征，而且也传递着真诚、坦荡。这里的酒，能化解陌生，素不相识的人，只要同饮一壶酒，便会心心相印。这里的酒，可净化人的精神，即使心被尘世污染，也能再现清亮、坦诚之本色。这里的酒凝结着张扬个性、激活生命力的草原文化精神。

蒙古族传统的酿酒原料，就是畜奶，但一般用马奶专酿奶酒。所以，草原奶酒习惯称为马奶酒或蒙古酒。奶酒是一种绿色饮品，酒精含量一般为14～20度。适量饮用会促进血液循环、清食健胃，冬天能抗寒、防冻。传统蒙医和藏医至今仍用马奶酒作为药引子。

成吉思汗的传说篇7

井上靖（1907—1991）的历史小说《苍狼》于1959年10月至1960年7月在日本月刊杂志《文艺春秋》上连载，并于1964年由日本新潮社出版首发单行本。小说一经问世便引起了读者的热切关注和强烈反响，连续数周蝉联畅销书榜首，并荣获当年度的“文艺春秋读者奖”。井上靖的这一力作不仅受到了读者的喜爱，也得到了当时文艺界的高度评价，并引发了日本文学界有名的“狼论争”，即关于历史小说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尊重历史的争论。恰恰是这个曾经备受争议的“狼原理”，使《苍狼》的艺术虚构大获成功，其中的成吉思汗形象得以深刻演义，更使“苍狼”认知被世界、包括当今蒙古民族所逐渐接受，并不断地全球化。萨义德在其《东方学》绪论中提到“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4）其所指出的东方主义的构造一般被理解为西方与东方的二元对立，是以西方自身为主体并强加给自己对立面的他者为中心的。但是在致力于脱亚入欧全力推进近代化的日本社会中，东方主义并不仅仅是单一的西方与东方的二元对立。日本利用来自西方的他者建构和维持自己的“日本特性”，在“自我东方论述”（self－orientalism）中获利，而这一过程中的他者不可避免地分裂成西方的他者和东方的他者。日本是在同时追求与这两个他者的自我同化过程中进行着日本的自我东方异化过程，通过利用东方论述的凝视把自己转化为他者，从而与东方主义构成一种“渊深的共谋”。（岩渊功一：168—70）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与西方的东方认知同宗同源但样式稍有不同的日本式的东方主义。本文将在试图解读小说《苍狼》中“狼原理”的基础上透视其内在的日本式东方主义逻辑认知。

一、“狼原理”与“狼论争”

所谓的“狼论争”即为1961年1月到3月，以杂志《群像》为舞台展开的，日本作家、评论家大冈升平与井上靖之间的文学争论。1961年1月大冈升平发表《〈苍狼〉是历史小说吗？———常识的文学论（1）》一文，对当时的畅销小说《苍狼》的创作手法提出质疑，认为《苍狼》“谈不上是什么英雄叙事诗，甚至怀疑其能不能称为历史小说。这哪里算是井上文学的转折点，应该是清楚的展示了井上靖的创作极限。”（『「蒼き狼：218）其主要论点为《苍狼》着重塑造的“狼原理”完全是井上靖本人的杜撰，并将《苍狼》与作品创作时依据的资料《元朝秘史》相对照，列举其中的多个“篡改点”，以此来质疑《苍狼》的历史性小说问题，并因此做出《苍狼》不过“就像一部为了迎合大众口味而加了料的美国大片”（224）的判断。对此，1961年2月井上靖发表《关于我的作品〈苍狼〉———读大冈氏的〈常识的文学论〉》一文，为自己的作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辩护。文中首先承认“我想写的确实就是您所说的‘狼原理’”，“《苍狼》中我想写的是小说，而不是历史”。（1961：176）针对大冈升平列举的几个“篡改点”，井上靖回应：“《元朝秘史》是一本比较特殊的史书，同时它更是一本文学书、一部叙事诗”，所以“它是比较重要的资料，但绝不是史实”，（178）认为对此做出何种取舍是作家的自由，自己并没有因为某种动机而随意改变历史事实。3月份的《群像》杂志上再次出现大冈升平的质疑文章《成吉思汗的秘密———常识的文学论（3）》，对此做出新的反驳，“即使《元朝秘史》不是历史书，但也不能否定其中有史实的成分”，“您所记述的那些没有真实再现蒙古人的心”，（『成吉思汗：180）以此来进一步批判井上靖对待史料的态度。井上靖对此没有再做出新的回应，当时备受日本文学界关注的“狼论争”就此落幕。也许是因为井上靖对大冈升平的批判没有正面反击，低姿态地表达了对其“忠告和好意虚心接受”的态度之后一直保持了沉默的缘故，导致这场继森鸥外提出“尊重历史与脱离历史”命题以来日本文坛再次出现的对于历史小说本质问题的讨论草草收场，让许多日本评论家都觉得虎头蛇尾。

通过这场论争我们不难看出，井上靖的历史小说《苍狼》的一个最大的主题就是“狼原理”。井上靖在《苍狼》中运用通俗心理学手法，依据蒙古族的传说对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不断发动征服战争的心理根源进行了艺术虚构，即有着“出身之谜”的成吉思汗为了证明自己的苍狼血统不断发动征服战争。事实上，将历史英雄们的行为通过现代心理分析手段将其合理化的艺术虚构手法并不是井上靖的独创，而是日本的大众小说业已醇熟的技法。比如在《苍狼》付梓之前，日本大众文学大师吉川英治的《新?平家物语》于1957年5月在《周刊朝日》上连载结束且广受好评。在《新?平家物语》中，吉川英治以现代文学笔法改写了日本古典名作《平家物语》，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主人公平清盛的行为通过心理学手法进行了合理化改写。对应来看，井上靖在《苍狼》中也将这一手法照搬到成吉思汗身上。前文提到的井上靖自我辩护的文章里也提到了中世的《平家物语》与后来出现的如《新?平家物语》一类有关《平家物语》的作品之间的用辞差异等问题，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否是有意识的，井上靖总归还是受到了它的影响。再有，关于英雄出生的秘密，可以说是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以来日本文学的一个传统主题，《源氏物语》中的主人公光源氏和他的长子熏都是拥有秘密出身之人。吉川英治的《新?平家物语》通过平清盛为自己的出身之谜苦恼这一伏线，描写了日本武家政治鼻祖平家一门的荣华与没落，精彩再现了日本平安末期百年人间世界的兴亡和流转。而在《苍狼》中，成吉思汗的出身之谜更是得到了完美演绎，这与吉川英治的写作技法显然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了给这种心理描写找到一个依据，井上靖不惜故意将小说《苍狼》的重要依据史料《成吉思汗实录》（《元朝秘史》那珂通世日语译本）进行误读，甚至舍弃了被许多日本作家大做文章的“沐浴着光之精华而诞生的孩子”孛端察儿（成吉思汗所在的孛儿只斤氏族的祖先），而片面根据《元朝秘史》的记述，将“苍狼”的血统与成吉思汗之间主观联系在一起，刻画出了一个要使自己成为勇猛的狼的成吉思汗形象。如前所述，井上靖本人也非常坦率地承认“作品中我想写的也就是您所说的所谓的‘狼原理’”。正像大冈升平的评论中所言，“狼原理”是一个发明，是与包括成吉思汗在内的所有蒙古族人都无关的发明。

二、“狼原理”与他者认知

井上靖对《元朝秘史》的“曲解”和“更改”，引发了前面提到的日本文学史上有名的文学争论———“狼论争”。在这一“《苍狼》论争”中，相对于稍稍带有攻击性语调的大冈升平，更多的舆论则是倾向对为了维护自己的作品而避开论点放低姿态的井上靖报以同情和支持。但是从井上靖就史料应用中所表现出的潜藏在其历史认识中的他者认知这一点上来看，与历史文学的争论重心略微不同的另一个侧面浮出了水面。首先，我们可以考察一下《苍狼》在日本发表时蒙古人对成吉思汗的形象认知。蒙古国曾在1962年，即“狼论争”的第二年，举办过纪念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的庆祝活动，当时蒙古国的现代诗人普莱布道尔基（ДэндэвийнПрэвдорж）曾在一首题为《成吉思》（Чингис）的诗中反复吟诵：“铁木真，不是生自弓箭；铁木真，不是生自箭镞；铁木真，是由诃额仑而生的。”（芝山豊：27—29）从诗句中可以看出，以普莱布道尔基为代表的蒙古人认为是母亲诃额仑这一母系血统孕育了成吉思汗，而非支撑了井上靖的“狼原理”的父系血统。根据《元朝秘史》的记述，铁木真（青少年时期的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是一个宽容的母亲，无论是谁的孩子她都会当做家庭成员来养育，从一定程度上说，正是她的这种宽容态度才孕育出了一个从小部落发展壮大的、各种文化兼收并蓄的大蒙古。实际上，这也不是诃额仑的个人特性，根据一些史料记载，12世纪前后的蒙古社会虽然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可是仍然保留着一些母系氏族的遗风。从《元朝秘史》一书所描述的谱系图表中也能推断出，成吉思汗事实上并没有所谓狼的血统。《苍狼》的重要史料依据《元朝秘史》，即那珂通世的《成吉思汗实录》中，开头第一句话就做了详尽且重要的秘史解释：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蒙语：孛儿帖赤那，《蒙古源流》：布尔特奇诺。

这个注释引自《蒙古源流》，是乾隆期的史官翻译的汉文版。去年九月，我的朋友内藤湖南在盛京的官库里得到了《蒙古源流》的蒙古文原版并将其拓写。该书是仅次于《蒙古秘史》、具有极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的珍贵书籍。根据此书也可以修正明代译本中的误译问题）……（1—2）那珂通世的这一解释在当时算是比较先进的。明代译者可能对于图腾与姓氏起源乃至民族起源的关系等缺乏了解，对蒙古人祖的解释望文生义而产生误译，这一点在现代史学研究中已经被承认。即使是一般的读者，在读那珂通世的《成吉思汗实录》时都会注意到开头部分的解释而不会产生错误的理解，而井上靖虽然采用了那珂通世的一些用词，却为了在作品中构筑自己的“狼原理”而彻底无视那珂通世在开头部分便已经做出的重要解释。就像大冈升平所指出的那样，井上靖将《元朝秘史》中的狼形象等内容描述加以篡改，以其强硬的姿态来构筑自己的“狼原理”。我们在蒙古族译者翻译的《蒙古秘史》的不同译本———包括蒙古族译者札奇斯钦、特?官布扎布———及汉族译者余大钧等的译本中可以看到与《元朝秘史》不同的开篇：“成吉思汗的先世，是奉上天之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他的妻子是豁埃?马阑勒。”（札奇斯钦：3）在特?官布扎布等人翻译的《蒙古秘史》译者序言中甚至直接指出了明代译者的误译问题，成书于约1300—1310年间的《史集》中记载：所有的蒙古部落都是（从某时）逃到额尔古涅昆来的那两个人的氏族产生的。那两个人的后代中有一个名叫孛儿帖赤那的受尊敬的异密，……名叫豁埃马阑勒的长妻为他生了一个诸子中最有出息、后来登临帝位的儿子。（拉施特：6）通过这段文献我们也可以获知，至少在中古波斯文献中，孛儿帖赤那是蒙古部落祖先的人名而非一匹苍色的狼。实际上，许多的文献记载都证明，孛儿帖赤那与豁埃马阑勒确实为人名。而在现在所有蒙古文献及传说中，均认为孛儿帖赤那（苍狼）和豁埃马阑勒（白鹿）是成吉思汗的先祖，但也仅仅是作为人名，并未提及“苍狼”、“白鹿”结合而生人的故事。据日本的蒙古学者芝山丰考证，在一些蒙古语译本中，《元朝秘史》开头部分的“苍狼”是与普通名词的狼相区别作为固有名词来使用的。无论是在汉语音译还是维吾尔式竖写的蒙文中，很难区分那个“孛儿帖赤那”是固有名词还是普通名词，但是在西里尔式横写的现代蒙古语中，固有名词的词头都是大写的。蒙古语译本中“孛儿帖赤那（苍狼）”通常都译作Бθртэчино或者Бθртэ－чино。（芝山豊：32）在《元朝秘史》卷一的前三节中蒙古族产生源流的部分，并没有出现任何类似朝鲜、韩国的“壇君神话”那样的动物化身为人的阐述，所以《成吉思汗实录》或蒙古语译本的《元朝秘史》所表达的应该是一个叫孛儿帖赤那的男子娶了一个叫豁埃马阑勒的女子，并在斡难河源开始游牧为生。而井上靖《苍狼》中的解释明显是对《成吉思汗实录》的有意误读，以期达到建构和支撑其艺术主题“狼原理”的目的。根据罗马传说，罗马的祖先罗慕路斯（Romulus）是由狼哺育成人的。到了现代，世界各地也有一些有关狼孩的报道，我们依此可以推断在一些原始民族的心目中，狼作为人类的一种伙伴式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日本民俗学者柳田国男的一些著作中提到，在日本，由于狼在农业中起到了很重要的驱逐害兽的作用，故已被神格化为“多产之神”。但这个理由并不适用于牧羊人，特别是成吉思汗生活的13世纪的蒙古草原。实际上，在鄂尔多斯绵延至今的祭祀活动中，成吉思汗多被比喻为“鹰”或“骏马”，而不是“狼”，这从祭祀活动的祭文、祭词及祭歌中都可以明确看出。显然，“狼原理”的证据在《蒙古秘史》等蒙古人书写的年代记中是完全不存在的，而以井上靖为代表的日本人并未将蒙古看做是一个“鹰”或“骏马”的国度，而是看做“狼”的国度。将蒙古视作“野蛮的”、“兽性的”存在，其实质与近代西方的东方学中的东方认知是同宗同源的。通过阅读西方流传下来的相关作品和典籍也可以看出，在中世纪的欧洲，成吉思汗绝不是一个恶魔般的存在。在英国中世纪作家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成吉思汗是作为一个伟大的王者来记述的。这位国主名叫成吉思汗，在他那个时期，他的声誉和才能，超过了任何一国的帝王。

凡是帝王所应有的一切品质他都齐备。他出生于哪一教就始终诚信着，立誓尊奉；他又勇敢、贤明、富有、守信、遇事仁爱、公正、生性稳健、像大地的中心一般；他又年轻、活泼、坚强、善战、如朝廷中任何一个武士。一表人物，是幸运的受宠者，永远保持着他的高贵地位，举世无匹。（276）近代以后，特别是在19世纪的东方学和黄祸论等思想学说的渲染之下，成吉思汗才被赋以嗜血的征服狂魔的化身这一形象，就像1939年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中亚通史著作《草原帝国》中写的那样：成吉思汗是草原游牧部落入侵定居文明的典型，他们凌厉的攻势，强大的战斗力和惨烈的屠杀被看做人类的灾难。蒙古人给人类带来的噩耗超过了他们的任何祖先。他把恐怖当做一种政体，把屠杀变为一种有条理的制度。（112）西方作品中曾经的“高贵君主”，从19世纪开始变成了“人类灾难”。井上靖《苍狼》塑造的“狼原理”，根本上还是基于近代传入日本的这种东方主义认知。与其说“狼原理”是借鉴了蒙古的始祖传说，不如将其视为与井上靖文学中共通的创作动机密切相关。井上靖作为父母的长子出生，却从小远离父母，由与其关系极其复杂的祖母（曾祖父的妾室）抚养长大。井上靖作品中反映这一人生经历的作品有很多，小说《白牙》即为其中之一，它以描写亲子关系及厌恶放纵为主题。对于这部小说井上靖曾坦言，他想写的是一位像一个远离世俗与常规世界的白牙一样的年轻女性。小说最后以诗一样的语言写道：“再见了，约翰；再见了，爸爸；再见了，妈妈；再见了，角田康之；再见了，涌动着粘稠血液的沼泽……”（1995：430）这里的“约翰”是小说中多次登场的狼狗的名字，最后一句“涌动着粘稠血液的沼泽”，根据小说情节，将其理解为人难以摆脱的血统问题也是符合逻辑的。无论从这部作品的名称还是小说重要情境中多次登场的狼狗“约翰”来看，我们都很容易联想到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白牙》，这部小说写的是一只有狼的血统的犬的故事，某种程度上也是“狼原理”的构思。在日本近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日本作家反复描述日本人不断抗争的封建家长制度，而这种封建家长制度与其说是前近代（明治维新之前）的一种存在，不如说是西方的家族观念在日本衍生的一个近代性问题。井上靖所追求的血统问题，可以说是日本近代化自身的问题。井上靖在《苍狼》中着力刻画的主题除了“出生秘密”之外，还有成吉思汗与忽兰之间的爱情。小说中忽兰质问成吉思汗：“你现在对我的感情是爱吗？……你说你爱我，可是你是不是真的比对其他任何女人更深沉地爱着我呢？”（202）相信无论是日本读者还是中文译本的读者，读到这里时难免都会产生某种隔膜的感觉，细究其原因，无非是这种颇具现代性的大胆的“爱”的叩问方式和用词。作品中忽兰反复确认的“爱”字虽然早在平安时代的日语中业已存在，但该字指向的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爱情。作为表示男女之间相互吸引并升华了的情感的这个字，是在进入明治时代以后作为英语love的对译字出现的，而它开始广为接受并被频繁使用则是进入昭和时代以后的事情。而实际上，据有关学者考证，表达这种意义的“爱”字在蒙古语中跟在日语中一样，都是近代以后翻译过来的外来语，蒙古语中就如何翻译“爱”这个词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所以，无论是在当时的日语还是蒙古语中，并不存在相当于“爱”这样的字词。关于小说《苍狼》，井上靖反复强调“没有篡改历史，叙事诗的解释是自由的”，但不管是《苍狼》中描写的“狼原理”还是那种西式的极具罗曼蒂克情结的爱情，无论是在成吉思汗生活的年代还是《苍狼》发表时的蒙古人的现实生活世界里，都没有这种表达方式。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正如大冈升平所论，井上靖并不是要描写历史上的蒙古人，而是借用《元朝秘史》的舞台上演了一场日本的时代剧，描写的是一群日本“近代人”。因此可以说，《苍狼》是一部凸显了井上靖历史小说的现代性的作品。

三、“狼原理”与“《苍狼》本质”

在《苍狼》问世前夕，日本小说家尾崎士郎曾于1940年写过同样以成吉思汗为题材的小说《成吉思汗》，两者之间虽艺术虚构手法不尽相同，但写作意图及目的指向却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处。尾崎士郎在《成吉思汗》序中写道：“成吉思汗无限的征服热情和野心在今日看来并不是一个古老的故事，而是暗示了亚洲民族未来的一个大方向。”（2）这里所谓“暗示”就是指日本要在蒙古曾经支配过的版图下再建一个“泛亚洲帝国”，也就是说尾崎士郎在此所写的并不是什么“蒙古实像”，而是当时自诩为亚洲盟主的日本应该继承的理想的领导者形象。二十年后，在日本战后迎来了新的阶段的1960年的日本安保斗争前后，井上靖的《苍狼》问世了。尾崎士郎利用《元朝秘史》中的“沐浴着光之精华而诞生的孩子”孛端察儿的意象使之与日本的日丸旗和日本当时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意象相重叠，而井上靖则是彻底舍弃了这一点，无视那珂通世的译本《成吉思汗实录》中的注解，仅根据明朝的《元朝秘史》译本的记述，将《苍狼》的血统与成吉思汗直接联系起来，描写了一个要使自己成为狼的成吉思汗和蒙古形象。引申开来，井上靖的成吉思汗的形象就是努力使自己成为狼的日本现代人形象。基于“狼原理”的《苍狼》延续了把蒙古从现实生活中剥离开来的做法，暗示的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普遍存在于日本人世界观中的战后版的“脱亚入欧”情节。当然，在作家执笔之时也许完全没有将读者设想为蒙古人，只是想提供给日本读者一个蒙古世界。这部小说和被称作日本大众文学大师的尾崎士郎的《成吉思汗》一样，都是为日本人搭建一座他们向往的舞台，即他们能够肆意驰骋“成吉思汗即为日本源义经”这一幻想的舞台。

13世纪的成吉思汗时代，驰骋欧亚的蒙古骑兵军团的征服使许多历史学家困惑不解。而在被西方学者指为与蒙古同属一个人种的日本，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对蒙古问题、对成吉思汗尤为感兴趣，泛蒙古主义在这里极具吸引力，甚至许多日本学者著书立传，试图证明成吉思汗与日本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源义经（1195—1189，日本平安末期名将）同为一人。尽管这一说法在当时就备受争议，然而这个牵强附会之说仍然在日本民众之间广为接受和流传，并延续至今。井上靖在小说《苍狼》后序《〈苍狼〉的周围》一文中，开篇就提到了1924年出版的小谷部全一郎的《成吉思汗乃源义经是也》一书，该书一经出版就广为流传，而井上靖身边的朋友们读后也深以为然，可见“成吉思汗与源义经同为一人”的说法在日本民众之间的接受度。历史小说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尊重历史这一问题，是一个长时期构成困扰的问题，而一般读者更为关注文学文本的可读性和趣味性，这是毫无疑问的。作为被日本文学评论家誉为“战后让日本文学重新恢复趣味性的先驱者”，（佐藤春夫：213）井上靖更是深谙此道。在日本，成吉思汗就是源义经的说法已经被日本人广为接受，井上靖迎合了现代人的喜好，塑造了这样一个成吉思汗形象，是该小说一经问世便持续畅销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中村光夫评论说：小说中描写的“支配了成吉思汗内心的多个固定观念之中，无处不折射出现代日本人的影子。但这并不是井上靖的个人感情，而是他人生观中的思想性体现，或者可以直接说是现代日本人的人生观的一种抽象描写”。

成吉思汗的传说篇8

当然，本文并不是要讨论狼图腾，而是想说明：草原上并非只有狼性崇拜。蒙古族同胞和汉人一样，也有着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伦理，甚至留下了这样一个为亲人而献身的悲情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成吉思汗的四儿子拖雷。读过《射雕英雄传》的朋友，对拖雷想必不会陌生。他是郭靖的结拜安达（兄弟）。“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郭靖的朋友，自然和郭靖有着同样的品格。当然，这只是小说，但历史中的拖雷，也完全配得上郭靖的友情。据《蒙古秘史》、《元史》记载，成吉思汗死后，三儿子窝阔台继承了蒙古大汗的位置。我们知道，自从周朝以来，汉人皇室实行立嫡立长的制度，皇帝的嫡长子是法定继承人，因此太子的位置原则上不必竞争。但蒙古当时则不是这样，蒙古大汗的产生靠的是“库里尔台”大会的推举。这是一种原始军事民主制，由各部落代表团推举大汗。也就是说，三子窝阔台和四子拖雷存在着竞争关系，如果要荣登大汗之位，兄弟二人需要在竞选中战胜对方。但史书上并未记录兄弟二人的竞争。“库里尔台”大会之后，窝阔台顺利登上汗位。而拖雷并没有任何眼红的表现，并在后来的西征和南下中戮力同心。兄弟二人的情谊于此可见。

公元1231年，窝阔台汗征伐金国，拖雷也在军中。次年，窝阔台汗在途中染病，一病不起。蒙古当时迷信萨满教巫师，于是请巫师来乞灵。巫师做法后，告诉大家，窝阔台的疾病都是因为杀戮过多，遭到天神的报应。窝阔台的生命需要亲人的献祭来赎罪，才能保住。拖雷当时正在兄长身边侍奉，听罢便挺身而出，说道：

“神圣的父汗成吉思汗像选骟马，择羯羊般地在诸兄弟之中选中了兄长你，把他的大位指给了你，让你担当了统治百姓的重任，让我在兄长身边，把你忘记的事提说。在你睡醒了时唤醒。如今如果失去了我的兄长你，我向谁去提说忘记的事？谁睡醒了要我去唤醒呢？如果兄长你真有个不测，众多蒙古百姓将成为遗孤，金国人必将快意让我来代替我的兄长吧？我曾劈开鳟鱼的脊，横断鱏鱼的背。我曾战胜亦列，刺伤合答。我面貌美好，身材高大。巫师，你来诅咒吧！”

说罢，拖雷喝下了巫师用来为窝阔台驱邪的水。窝阔台身上的邪气便转移到了拖雷的身上，死亡也随着那杯水注入拖雷的身体。拖雷说：“我醉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请兄长好好照顾孤单年幼的侄儿们，寡居的弟媳吧！我还说什么呢？我醉了！”说罢，便离开了人世，而窝阔台活了下来。

我们可以对拖雷段那诗一般的陈辞略作分析（值得注意的是，《蒙古秘史》本是一部用蒙古语写成的史书。明朝时明太祖朱元璋命人按照蒙古语原文风格翻译成汉语。故译本以口语化的白话文译成。引文均是明代译本原文）。拖雷的话首先谈起的是父亲成吉思汗临终时对自己辅助兄长窝阔台的托命，而拖雷并没有辜负父汗的嘱托。替哥哥死，不仅是践行弟弟的悌道，也是践行对先父的孝道。其次，拖雷不仅是为亲人考虑，也是为蒙古的百姓考虑。草原若失去了太阳，势必会陷入更大的混乱，人民将无法安生。再次，拖雷带出了若窝阔台死，自己可能被立为大汗的可能性，但拖雷并不追求这一可能。在他看来，为兄长牺牲，是比汗位更光荣的事。拖雷这一死，既保全了兄长的生命，也践行了对先父的遗嘱，还拒绝了王位的诱惑。亲情、责任、道义，都结合在这一伟大的牺牲中。

拖雷的故事，在《蒙古秘史》中便是这样，但在罗卜藏丹津的《黄金史》中却有着另一种讲法。故事中患病的人不是哥哥窝阔台，而是父亲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和拖雷同时患病。巫师说，二人中，只有一个能够痊愈生存。拖雷的妻子、成吉思汗的媳妇察兀儿别吉祈祷道：“如果成吉思汗死去，全蒙古人民都将成为孤儿，而如果拖雷死去，只有我一人成为寡妇。”于是，长生天把死亡从成吉思汗身上转移到拖雷身上。成吉思汗十分感动，赐给察兀儿别吉“也失哈屯”封号（意义未详）。

不管故事版本如何不同，我们从中都能感到蒙古人对亲情伦理的礼赞。蒙古人眼中，英雄并非只有像成吉思汗那样的横行欧亚的雄鹰苍狼。像拖雷一样舍己为人，二子同舟的躬行君子，也无愧英雄的徽号。

熟悉中国典籍的朋友，对拖雷的故事一定不会惊讶。因为这几乎就是周公为周武王挡灾故事的重现。周公姬旦是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尚书？金縢》篇记录，周武王病重，周公愿意以自身代周武王死。周公设坛祭祀，撰写祝词让巫师祝祷道：“我的哥哥姬发不如我多才多艺，想必天上的祖先们更喜欢我而不是我哥哥。既如此，那么便请把我召至天上的祖先身边，而把我哥哥留在人间吧。祖先们若允许我的请求，那么我便将玉璧献给祖先。祖先们若不应允我的请求，我便把玉璧撤回。”或许是周公的精神感动了天上的祖先，后来，巫师占卜得到了吉占，周武王的病痊愈，而周公也不必代兄赴死。周公便将自己撰写的祝祷文藏到盒子里（“金縢”便是盒子的名字）。直到后来周成王继位，有人诬陷周公谋反，后来周成王发现金縢中的这份祝祷文，才相信了周公的忠诚无私。

成吉思汗的传说篇9

一个贵族拥有众多后代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来自英国休斯敦桑格尔中心的研究人员针对人类Y染色体进行遗传学分析，推断出在中国北部和蒙古约有150万人是同一个男子的后代。

领导这项研究的是休斯敦桑格尔中心主任克里斯・泰勒史密斯博士。他带领英国以及中国的同事，仔细分析了东亚地区1000个男性的Y染色体，并且比较了这些Y染色体中许多位点的Dna序列。结果发现，被检查的1000个男性中，有3．3Z的人Dna序列相同。这种遗传上的相似性表明，这些男子均拥有一位共同的男性祖先。那么，这位男性祖先到底是谁呢?

泰勒史密斯和他的同事查阅了历史书籍后分析，这个男子可能是生活在16世纪中叶的觉昌安。觉昌安的孙子努尔哈赤创立了清朝。觉昌安的后代统治中国直到1912年，这个满族皇室每个男人都拥有许多的妾室，在东征北战中与其他种族的人有交叉血统。研究者认为，这种属于贵族的婚姻方式对遗传基因的广泛传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912年时这个贵族的后代大约有8万人。这一研究成果曾发表在2005年10月出版的《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上。

成吉思汗可能是最成功的“播种者”

泰勒史密斯是著名的人类遗传学专家。2003年，他曾经做过一项引起争议的“成吉思汗基因测试”研究。成吉思汗基因测试是进行父系祖先研究的一部分，它主要对男性Y染色体模式进行统计分析。如果一个男性的Y染色体的几个标志性位置与据信来自成吉思汗的染色体一致，从统计学的观点看，这位男性可能就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泰勒史密斯和牛津大学的科研人员从成吉思汗时代版图内及其周边地带收集到16个组群的样本。结果发现，在多达8%的男性基因中，拥有相同的Y染色体片段。这个极高的表达率是极不寻常的，表明它们可能是从同一个祖先那里继承来的。科学家通过检测Y染色体的微小变化得出结论：他们共同的祖先都生活在12到13世纪之间。将这些基因变化的证据和成吉思汗12世纪建立的王国版图联系起来，研究者们推断这就是咸吉思汗的Y染色体片段，现在大约有1600万人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七个女人是欧洲人祖先

英国牛津大学人类遗传学家通过10多年的Dna研究发现，现代欧洲人其实大多数都是远亲，97％的欧洲人都是繁衍自1万年前到4．5万年前的7个不同女性，这7名原始女人被称作是欧洲的”宗族母亲”。7名原始女人通过“线粒体Dna”和现代欧洲人联系到了一起。

“线粒体Dna”是通过母系一脉传递的遗传基因，男性也能从母亲那里继承“线粒体Dna”，却无法将它遗传给自己的后代。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女性生下的全都是儿子，她的“线粒体Dna”遗传链将因此终止。英国牛津大学人类遗传学教授西基斯称，“线粒体Dna”一般很难发生改变，平均要过2万年“线粒体Dna”才会发生微小的变异。他说：“大多数现代欧洲人的‘线粒体Dna’可分为7种类型，就仿佛血型一样。我们相信，每个‘线粒体Dna’相同的人都是数万年前同一个女人的后代。”

西基斯教授称：“在同一时代生活着大量的原始女性。然而她们要么没有长到成年，要么没有生下孩子，要么生下的全是男孩，但这7个女人不仅活了足够长时间，并且每人至少生两个女儿，开始了‘线粒体Dna’的遗传链，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5到10年建立大数据库

要想判断一个人的祖先是谁，先要从其口腔中取下一些细胞，然后从中抽取基因样本并进行分析。接下来的工作分为两类。一是通过只有女性才能传递的线粒体Dna的细小变化追踪你的母系宗谱。另一种是通过对只传给儿子的Y染色体追踪你的父系宗谱。

在进化中，Y染色体上发生的突变会保留下来，而且会传递到男性子代。譬如在某一家族的曾祖父Y染色体都会带有这种特定的标记，这种标记可以视作进化标记，也可以在亲子鉴定等方面起到独特作用。

成吉思汗的传说篇10

他创造了把蒙古游牧民族与中亚及欧洲的穆斯林文明、基督教文明沟通的渠道,他和他的子孙足迹遍及如今的俄罗斯、保加利亚,今天的中东地区,他们的驿站遍布征服地区,庞大的物流体系也由此建立,商人群体在蒙古帝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成吉思汗成名以前的名字是铁木真,当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也速该刚打了胜仗,抓了个叫铁木真的俘虏,父亲就按照蒙古习俗给他起了这个名字。铁木真童年时期他的父亲被附近部落的人毒死,他的母亲就领着他和几个兄弟开始大草原上的流浪生活。铁木真是白手起家的典范,他从一无所有开始,逐渐联合、吸收周围的人加入自己的队伍,很多人投奔他也是看中了他是支潜力股。依靠巧妙的周旋策略,铁木真击败了草原上强大的王罕部、乃蛮部等,1206年被众人推举为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的成功除了蒙古骑兵的闪电战、强有力的组织才能等因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善于快速学习。崛起前的蒙古人处在当时文明世界的,他们既没有可以自傲的工具制造技术,也没有资源,连成形的文字也没有。而征服的路上遇到的对手,在文明程度上都大大超过蒙古人。成吉思汗有着超人的整合新鲜事物的能力,他在征服一个文明程度高于自己的对手后,立即吸收他们在军事、制造等方面的先进技术,服务于下一次征服的需要。

1207年,成吉思汗率军攻打西夏。与广阔的大草原不同,西夏王国有坚固的城池,还有大约15万人的军队,是成吉思汗西征军人数的两倍。如何跨越高高的城墙,让敌人束手就擒?成吉思汗自己摸索出攻城战法,如切断敌人周边的后勤补给,还试着引黄河水灌城,但由于工程技术上缺乏经验,蒙古人虽引水成功,但水却冲垮自己的营盘。此后的1211年成吉思汗攻打金国,他在战争中观察到,汉人工匠会制造围城器械,有对准城墙投掷石头的抛石机、有抛出燃烧液体的弹射器,还有发射大量箭镞的弩炮。

成吉思汗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是一介武夫,只会攻城之后实行大屠杀,他深知知识的重要。攻打金国时,他俘虏了耶律楚材,此人对占星术深有研究,又懂蒙古语和汉语,而且熟悉书写和律法以及定居民的传统,在帮助成吉思汗创建国家管理制度方面,耶律楚材贡献很大。每次征服中亚城市后,成吉思汗都会派书记员去按职业划分平民,专门职业的人包括任何能用各种语言阅读和书写的人――书记员、医生、天文学家、法官、工程技术人员、教师等。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帝国的人才资源,借以管理不断扩展的疆域。

舍得重赏看重忠诚

成吉思汗建立盖世功业的另外一个秘密是,他舍得重赏有功的部下。对于他的随从而言,跟着成吉思汗无非是为了战胜敌人后,能分得战利品及俘虏,这是他们最现实的利益诉求。蒙古人对外战争就是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他们通过不断的掠夺战争来维持帝国的运作。一旦成吉思汗不能给他们带来利益,这些人也会离他而去。成吉思汗当然懂得这点,他不像西楚霸王项羽那么小气,手里拿着官印反复把玩却舍不得兑现承诺。

成吉思汗每次攻城得手,会首先把城中所有富户的财产调查清楚,然后将居民赶出城外,将城中财物抢掠一空。蒙古官员会待在一定距离的城外,等待着带给他们登记在册的掠夺物。蒙古人将这些财产视作他们在群猎中的收获一样,在全体蒙古人中按照其等级进行分配。一般可汗分得10%的份额,而孤儿寡母也有份。可见成吉思汗遵循的还是古代部落那种原始共有的基本观念。

当然,他激励、重赏下属并不是没有原则,而他最看重部下的一点是忠诚度。如果有人在遭到进攻时杀死主人来投降,成吉思汗会杀死这个投降者。曾有一次19人被追击逃亡,他对大家追随他表示感谢,并发誓永不忘却。这一事件表明,成吉思汗追求的是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种族及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他建立帝国的主要依靠是一群伙伴,而不是亲属。

野心成就大事业

除了上面两点,野心对于成就大事业的人可能是更重要的。假如没有掠夺中国南方及中东富庶地区货物的野心,成吉思汗可能一辈子安逸于草原部落惬意的生活;假如没有征服广大文明地区、攻城拔寨的雄心,成吉思汗可能根本学不会攻取固若金汤的城池的战法。

成吉思汗恰恰不满足于过一个草原部落酋长的生活,他要的是奇货宝物、广袤的土地与美女。他曾经问手下将领:你们觉得什么样的生活是最惬意的?将领们回答的是蒙古人一般对幸福生活的理解:春日带着猎鹰去围猎。成吉思汗对幸福的定义则很奇特:一个人能体验的最大快乐,就是征服敌人,并且驱赶他们。牵走他们的马,夺走他们的财产。看着他们最亲的人泪流满面,并把敌人的妻子和女儿揽在怀里。

成吉思汗的传说十篇

成吉思汗的传说篇1

成吉思汗的传说篇2

成吉思汗的传说篇3

成吉思汗的传说篇4

成吉思汗的传说篇5

成吉思汗的传说篇6

成吉思汗的传说篇7

成吉思汗的传说篇8

成吉思汗的传说篇9

成吉思汗的传说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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