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3）03-0023-02
现行高中历史课程必修Ⅲ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历程，涉及中外历史上重要的思想理论成果。这一模块中的一些教学内容，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偏深偏难的，如先秦诸子的思想、宋明理学、希腊智者学派、宗教改革等。教师要讲清楚并不容易，学生要真正理解也不是轻松的事。对于高中历史教师来说，搞好思想史的教学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也是必须要攻破的难关。
说思想史的教学是难关，主要是指如何阐释清楚有关思想理论成果的内涵，这是教师最为关注的，也是教师在备课或教学设计时用力最多之处。与此相关的，是某一思想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及其在历史上的影响和作用，包括对学术思想发展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意义。然而，如果我们只是把关注点集中在思想理论本身，实际的教学过程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要么是教师在概述宏观的历史背景后，重点对某些思想观点进行阐释；要么是教师出示思想家的言论，与学生共同讨论、归纳这些言论中的微言大义；要么干脆是列出表格，把思想家的主要观点填进去，让学生记住。
凡此种种教法，都会有两个问题，一是历史课上得像是理论课，只是就理论讲理论、学理论，以至失去了历史课的历史味；二是忽略了学生的认识逻辑，导致学生只是暂时明白或记住了思想理论的观点，而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其中的内涵及意义。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讲思想史未能注意到将思想理论的提出放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认识，尤其是未能认识到要讲好思想史中有关人事。钱穆先生曾经指出：“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非有人生，何来人事？”“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主持。如果没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论都是空的，靠不住的。”钱穆先生的这番话，实是道出了讲好历史尤其是思想史的真谛。
那么，如何在思想史的教学中讲出人事呢？我觉得丁丁老师所教的《挑战教皇的权威》这节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的案例。丁老师在分析教材和学情时，认识到宗教改革的内容是比较难教的，与学生的现有认识有着一定的距离。如何拉近学生与所学的这段历史内容之间的距离，如何深入浅出地将宗教改革前后西欧社会的变化讲清楚，尤其是如何对宗教改革中提出的“因信称义”等主张进行具体分析，是这节课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教学问题，丁老师在备课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书籍，在搞清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对本课教学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其中，我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以形象的方式展开当时的历史画卷，引导学生进入历史的情境，从而使学生感受并进而理解那些抽象的教义、社会矛盾等。这节课是从学生家乡的宗教场所入手，在学生识别出不同教派的教堂建筑之间的区别后，引出本课的主题。然后又运用教皇徽和教皇皇冠的图片，引出教皇的权威，进而叙述罗马教会对社会各阶层的盘剥，揭示出当时的社会矛盾。这样的设计，好像是绕了一个不小的弯子，但能够有效地拉近学生与历史、宗教等方面的距离，将宗教改革的社会背景具体地勾画出来，使学生感受到当时社会发展的症结所在，宗教改革运动也就呼之欲出了。同样，在讲述加尔文的改革时，丁老师从一幅漫画入手，通过形象的方式揭示出新教与罗马教会的不同主张，进而引出加尔文的“先定论”。
二是重点讲述了马丁·路德这个历史人物，尤其是他的心路历程。这就是上面说到的讲思想史要注重人事，尤其是思想家的经历和思想变化。教师先是介绍了路德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神职人员，严格遵循教义，并深入研究经典；进而说出路德的困惑与质疑，并说明路德为什么会试图摆脱罗马教会的权威理论，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正是这样的介绍，可以使学生了解到路德在思想上的转变，理解他为什么要进行自己的宗教理论探索。而这就为宗教改革的发端做了清晰的铺垫，能够使学生理解为什么路德会对教皇提出挑战。这样，接下来本课的教学重点，即路德反对赎罪券、提出“因信称义”的主张，就比较容易使学生理解了。在具体讲述路德的思想时，教师也是采用“以人带事”的方法，通过路德与教皇代表的辩论、与罗马教会的决裂、翻译并解释《圣经》、冲破罗马教会的束缚等史事，讲出了路德的主张，以及新的教会与罗马教会的不同。丁老师的这种设计，使得思想史教学建立在突出人物的经历和思想变化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钱穆先生所说的“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主持”，使得教学的过程和教学的内容摆脱了枯燥无味、干瘪抽象的情况，大大促进了学生的感知和理解。这正是本课最突出的亮点。其实，中国的传统史学是非常注重对历史人物的记述的，很多的史书是以人物的经历为叙史的基本结构，如纪传体史书。现在我们讲历史，要注意避免将历史人物淡化出历史的进程，或是将历史人物抽象化、概念化、脸谱化。从重要的历史人物的活动入手，是有利于把历史尤其是思想史讲“活”的。
三是使学生认识宗教改革的社会意义。这应该说这是本课教学的难点之一，因为在“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这一专题的教学中，使学生理解智者学派、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主张和启蒙思想家的观点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还是相对比较容易做到的。但若要学生认识到宗教改革也是人文精神的彰显、也推动了人文主义的传播，这就有一定难度了。对此，丁老师的做法一是揭示了宗教改革运动所具有的社会性和广泛的影响力；二是将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综合放在大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评述，使学生认识到正是这些历史的]进推动着欧洲由黑暗的中世纪走向近代的步伐。她在这方面的讲述虽然着墨不多，但画龙点睛，较为到位。当然，若能在这两点上再加强一些则更好。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篇2
关键词：历史商业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理学方法；学科特点
中图分类号：K90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4-0028-07
一、商业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与学科特点
商业地理学是研究商业活动的地理现象和规律的学科，即研究地球表面人类商业活动与各种地理要素相互关系的科学。从学科从属关系看，它属于地理学中经济地理学下的一个分支学科。但从它的发展历程看，它又远远早于经济地理学的产生而产生，是古代地理学中最早分化出来的分支学科之一。
商业地理学的产生，可以上溯到公元15世纪左右，它的出现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与环境因素。15世纪以后，随着地理大发现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以及重商主义的刺激下，欧洲许多国家不断进行海外殖民，商品的对外输出量增大，商业活动遍及世界各地区，有关世界各地商品生产、销售以及运输路线和贸易市场等情况的了解，对欧洲各国的经济繁荣和对外扩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于是，在一些资本主义发展速度较快的海洋型国家中，商业地理的研究逐渐兴起。当时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各国、各地区的物产及资源分布、集散中心、贸易关系、城市港口以及运输线路等与商品生产有关的地理因素的描述。在当时它丰富了世界商业地理的知识，同时也标志着古代地理学的分化。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为1889年英国G.G奇泽姆的《商业地理手册》，被称为经济地理第一书，然而，就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来看，其回答的是何地可以廉价购进和高价售出何种物品，严格来讲，它是商品地理，而非商业地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方面的推广与应用，使许多国家的农业与工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技术含量增高，其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伴随着经济地理学的产生，综合的经济地理学研究逐渐取代了商业地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并扩展到对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生产、消费、贸易、运输等一系列经济现象的综合研究，商业地理学成为部门经济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的重要意义有所削弱。
20世纪上半叶，西方地理学研究中出现了所谓的“计量革命”，它成为20世纪地理学的头等大事，将数理计量方法与学科理论相结合，并带入到具体的实证研究当中去，产生出各种以模型分析为基础的空间行为理论模式。如农业地理学中的农业区位理论，工业地理学中的工业区位理论，而30年代初，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提出中心地学说，则进一步奠定了商业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中心地学说主要阐述了聚落与市场分布的关系，通过市场的空间分析，强调人类活动与空间组织内在的关系，这就使商业企业空间分析方法得到强化，市场空间分析理论在商业地理学中加以运用。商业地理学逐渐走出对商品产销关系的简单描述，进而转向对市场空间关系的分析，形成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商业地理学再次复兴，并由近代商业地理学开始转变为现代商业地理学，领域不断拓展，理论不断加强，形成独特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20世纪70年代以后，行为地理学、结构主义地理学、后现代主义地理学进一步出炉，丰富了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同时也使得地理学研究形成多元结构，商业地理学首当其冲，随着二战以后，尤其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商业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在经济系统中的地位日趋显著，对于城市零售区位结构的研究，如贝里（BerryB.J.L）对于商品流、市场中心和零售商业的研究；墨菲（murphyR.e）对中心商业区的研究；对新商业中心的规划，分析区际商品流及市场网络系统等等，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断注入到市场的空间分析当中去，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形成今天地理学中最活跃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理论也不断熔入区位论、数量方法以及经济学、行为科学乃至社会学的方法，出现了大量有关商业、服务业空间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商业地理学又焕发出新的活力。
从商业地理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虽然它曾经历过从商品地理到商业地理的发展过程，中间也几经周折，至今仍有人强调可以用“商业活动的地理学”或“零售业和服务业的地理学”或“市场地理学”等名词来代替商业地理之名词。但从整个学科研究对象与范畴来讲，我们可以说商业地理学是地理学中比较成熟的学科，其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基本得到地理学者的普遍认同，这对于规范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历史商业地理学的概念、理论与研究内容
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它脱胎于商业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商业活动地理现象和规律的学科。即研究历史时期地球表面人类商业活动与各种地理要素相互关系的科学。
人类的商业活动不仅具有地域性，同时还具有显著的历史承袭性。商业市场分布与商品流通格局所表现出来的地理特征，往往具有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来讲，地理要素的空间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因此，探求历史时期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网络的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阐释当代商业景观与区域分布的历史成因，尤为必要，也是历史商业地理学所应回答的问题。中国的文明历史悠久，各地区商业活动的历史变迁影响深远，而在中国传统史籍中又从来不缺乏有关上述商业活动的历史记载，这对我们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国最早的地理学名著，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已对中国主要商品的产销区域和运输路线作了记载。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和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对人口、经济、物产、交通、商业和城市的分布及地区差异，也有详实的记载和评论。司马迁十分注重人类社会商业经济的发展，强调国富民强，农、工、商三者缺一不可，“农不出则乏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而地理环境往往又是经商致富的源泉，范蠡为越王句践的谋士，助句践雪会稽之耻，以后“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这里司马迁明确强调朱公经商对地理环境的选择，强调朱公之所以能够19年之中三致千金，以“天下之中”的陶为贸易基点是其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以后历朝历代，大到全国性的地理总志，小到地方层面上的州县方志，对于地方物产与市镇结构也多有详细的记录，不论商业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亦或偏远落后的西部省份，可见历代统治阶层对于地区商业发展的重视程度。那么，我们说历史商业地理学究竟应该研究哪些问题？又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呢？
（一）历史时期地域商品生产的空间差异及其变迁
商业地理紧紧围绕着市场与流通的空间特征而展开，而商业市场与商品流通都离不开特定的物质基础——商品。商品生产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不同的地域形成不同的商品生产，由此构成劳动的地域分工，是商品流通的前提与保障。马克思在1857年论述交换与流通时指出：“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反之，“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历史商业地理虽然研究的是以往时代的商业活动，但所要回答的同样是市场结构与流通体系之关系这样的命题，因此，要研究历史时期的商业地理问题，首先就要阐述历史时期地域商品生产的空间差异。
从商业地理的产生，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最早的商业地理学主要就是关于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的地理，如奇泽姆的《商业地理手册》重点即在告诉人们何地有什么样的商品生产，又流通到哪些地区。在今天来讲，人们对于各地商品性生产的重视程度更有过之，大到全球尺度，中到国家尺度，小到地方尺度，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有人以为，经济地理的产生，可以更加全面地研究各地生产的配置与地域分异，完全可以取代商业地理学中的商品生产。其实不然，无论从农业地理还是工业地理的角度来研究地区生产布局，都无法取代商业地理学中商品生产的地域格局，因为三者在地域生产中所关注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商业地理学所关心的生产是商品性生产，换言之，与商品无关的生产并不在其研究范畴之内，这也是商业地理学研究的生产与农业、工业地理学相关研究存在的最大区别。在农业与工业地理学中，我们只需区分各地的地理条件与资源分布作用下的生产，而商业地理学则需进一步区分各种生产的商品性与自给性问题。
历史时期商品生产的空间差异及其变迁受各地自然与人文环境影响，与地区的发展进程相一致。中国古代的商品生产地区差异很大，它为历史商业地理学中商品生产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二）商路与商品运输条件研究
商路是沟通商品流通的渠道，商路与商品运输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地区商品生产的畅旺与商业市场的兴衰。从市场分析的角度来讲，由商业交通网所联系起来的港、站、码头、枢纽的分布走向，是形成商业网点、商品集散中心、贸易中心的前提与条件，它不同程度地受到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因素的影响，构成区域市场分布格局的骨架。就商品流通来看，交通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商品的成本价格和交易路线。商品经过运输，不会增加使用价值，还会产生损耗，又要支付运费，但是，“物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在物品的消费中实现，而物品的消费可以使物品的位置变化成为必要，从而使运输业的追加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商品的地区流通必须通过交通运输才能实现和完成。尤其历史时期，传统交通工具简单，车拉马驮，交通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地区商品流通的畅旺。据李吉托·尤恩《日记》第1卷中说：“中国的陆路交通费用高于水上交通的二十至三十倍。”从今天我们的研究结果来看。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要远远高于北方地区，优越的水上运输条件是其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就明代陕西的陕北与关中两区来看，仅在棉布差价上即有数倍之差，也是由于交通道路追加的运费所造成的结果。因此，区域道路交通是商品流通的前提与保障，是商业地理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1商路同驿路的分离与商业地理区划问题
驿路在中国古代出现较早，多由官方开辟或加修，为官方信息往来的交通主干道，从秦始皇修筑“驰道”与“五尺道”，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驿路交通的维护，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与研究也极为丰富。但商路与驿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吻合的，这样，根据商人经营贸易的需要，有关各地商路的记述也不断见诸史籍以及民间文集。诸如《天下水路驿程》《通商便览》，民间商书有关内容也不断增多，而商路往往是联系市镇间往来的桥梁与纽带，研究驿路与商路的分离对于我们理解历史时期商品交流的地区关系有很大的帮助，也可以以之窥测古代社会政区区划与商业地理区划之间的联系与差异。
2商路改变与市场结构性变迁
由于商路对于市场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商路改变经常会引起市场的变动。中国古代商路包括陆路交通、水路联系等多重纽带，水、陆交通的开辟直接会促进一个地区商业市场的繁荣与商业市镇的兴起。明清京杭运河的兴衰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中国传统时期地方经济开发与经济重心转移直接与交通相联系，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三）商业市场的地域分布格局
商业市场是商品流通的载体与承担者，“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现代商业地理学在分析研究商业地理过程中往往以市场研究为起点，历史商业地理研究同样要抓住此点。
市场往往包括城镇市场与农村市场两个方面。城镇市场依托商业城镇，是各经济区主要的商业中心，是在区域内担负区内外商品交换中心作用的大市场。它辐射性强，具有商品集聚性、服务开放性等特点。同时，它又分层级布设，有区际的、省际的乃至各经济小区的，不同层级的商业中心影响范围不同，吸引的门槛值有别，然而往往都是大的商业中心城市依托中小商业城镇，实现和扩大自己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在现代社会，商业中心城市发达与否直接关系到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是衡量区域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历史时期商业城镇都经历过一个成长、演替的发展过程，与区域间经济开发的历史进程相一致，中国古代商业城镇在时间上有从北方向南方集中、过渡的发展趋势，在空间上也表现出这种分布形态。商业城镇在区域间分布的不平衡，受到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双重作用，考察区域商业城镇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分布规律是了解一定区域内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杠杆，因此，对历史时期一定区域内商业城镇分布的研究是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具体研究过程中，大体应注重两个方面的研究。城镇市场的空间发展与演变过程是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城镇市场空间结构的分析则是另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市场是中国传统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体系中最基层单元之一，也是联系城乡之间、市镇之间以及农村本体的经济中心地。中国传统经济以小农经济为主体，广大的农村市场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商品交换、社会联络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重大，因此研究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域格局，考察农村市场的发展与作用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1商业中心的地域格局
商业中心是担负一定区域商业活动中心职能的城市。商业中心的形成是由经济条件、交通网络、城市腹地等等众多因素促成的。商业中心的地域格局是通过对一定区域内各种经济要素的分析，来深入理解商业中心的成长经过及其影响因素，商业中心可以是一个单体商业都会，但在许多地区也会出现复杂复合的商业实体，这些结构组成各异的商业中心往往受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的多重作用。中国古代的商业中心往往随着地域经济的开发而成长，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都会，贯穿北方，雒邑位于秦、齐、楚、赵之间，被称为“天下之市朝也”。陶（今山东定陶）地处中原主要水运航道济、泗二水的交会处，为诸国“货物所交易”的“天下之中”。濮阳（今河南濮阳）为战国时卫国的首都，也是地处水运要冲，是可与陶相媲美的商业都会，史书常称“富比陶、卫”。齐国都城临淄更是战国第一大商业都会，“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韩国旧都阳翟、燕都蓟城等等，都是当时重要的商业中心，这些商业中心的组成与结构虽与当时诸侯王国的地域结构有一定关系，但其发展与北方经济区的开发程度也具有很大的关联性。
商业中心一般与行政中心相一致，但在许多时期、许多地区，商业中心又常与行政中心相背离，这种商业中心的分布格局组成一定经济区内特殊的经济景观。唐都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可谓国际大都市。中唐以后，伴随南北运河的开发，长江下游以及南方经济的繁荣，大大促进了这些地区城市的成长与商业繁荣。尤其扬州，作为运河水运交通的枢纽城市，政治与经济地位空前提高，逐渐成长为全国第一商业都市，所谓“扬一益二”成为中唐以后南方经济崛起的重要标志，因此，唐代后期，中国商业中心与政治中心是南北分离的。明清以后，随着全国性工商市镇兴起，这种现象就更加普遍，各地区、各省区均出现一定数量的发达的商业市镇，经济发展程度超越其所在府县，如明代的“四大聚”，佛山、北京、苏州、汉口，其中除首都北京外，均不是地区行政中心，佛山与广州，苏州与南京，汉口与武昌，构成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分离。当然，除此之外，有些地区还出现几个商业市镇共同构成大的地域商业中心，如明清时期的西安、泾阳与三原县就是一例。这些均是历史商业地理学值得研究的经济现象。
另外，历史时期城镇市场的布局具有一定规律性，尤其是作为区域商业中心城市，商业街区布局、专业市场兴衰往往受区位选择规律的制约，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矛盾统一。历史商业地理研究历史时期商业中心城市市场分布格局，可以充分理解封建时代商业发展与城市经济两者的互动关系。历史时期区域商业中心的研究与现代不同，历史时段变换，社会形态差异，以及交通道路改变均会影响到商业中心的成长，也会造成商业中心位置的递嬗。因此，研究历史时期商业中心的产生及其发展演变规律就成为历史商业地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
2城市内部商业区位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城市内部商业区位的选择问题在今天的商业地理研究中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无论从带状环形布局、扇形结构、楔形结构还是多中心结构，无不围绕着商业中心而展开。历史时期商业中心内部的市场区位选择同样值得我们深思。今天我们所能够了解到汉长安城存在“九市”；唐长安坊市结构的中规中矩的“东、西两市”结构；北宋东京城市场结构突破坊巷限制，进一步发展为沿街、沿河的市场景观；从元大都到明清北京城的市场由点状分布到具有中心地结构的市场与庙市分布等等；虽为都城，但却能够让我们看到中国市场发展的结构性变化。而事实上，这种变化并不仅只体现在都城一个层面，大到府、州，小到县、镇无处不在，尤其明清以后，由于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市场突破城墙、突破关墙，关城面积的扩大、关外沿河市场的崛起以及由市场扩大进而加筑城墙而引起的城套城现象比比皆是。这些城镇发展的外在表象，实际上无不体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与制度发展变迁的内涵，有些甚至与特定时代的文化与风俗相联系，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空间发展进程均具有重要意义。
3边疆区、边缘区与过渡地带的市场结构研究
边疆区的市场发展往往受外在因素影响更多，市场的兴衰起伏剧烈，市场结构也较为复杂，受国家政策与制度性因素影响较大。明代长城沿线市场的空前繁荣，完全受军事驻屯的影响，形成长期的军事供给与军事消费市场，市场出现超前发展的状况，这种军事消费所带来的影响是一时的，经常会随着军事防卫体系的变化而变化，市场的历时性不高，但是有些时候它的作用与影响又会持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甚至远及当代。边缘区的市场研究也是目前学术界关注较少的话题，可以是农牧交错地带，可以是两种地貌的过渡带，其市场的结构均呈现出与中心地带极大的差异性。这些研究都会丰富我们对传统市场结构的认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地貌条件是如何影响市场发展的。
4商业中心与城市腹地关系研究
城市腹地研究是现代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也称商圈，商圈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民族结构、人口规模、地貌特征，交通道路、文化背景等等。城市腹地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各地间的商贸联系，大到全球尺度，近代以来世界主要海港与贸易中心及其腹地结构；中到国家尺度，古代国家间的贸易关系，贸易与空间扩张，陆路与海上交通线的开拓与区域商业空间的拓展，贸易与国家间的空间控制等等；小到地方尺度，从一定地域，一定省域，乃至某个县域出发，研究其腹地的结构。商圈不受行政区划的影响，跨县域、跨省域、跨地区的现象时常存在，历史时期这样的现象也很突出。明清时期，陕北地区与山西省的商业联系远比省会所在的关中地区紧密得多。陕南地区的商贸联系则主要针对湖北与四川，这些受自然条件与地理因素影响的商业区的形成，及其与中心商业城市的结构关系往往也有一定的历史承袭性。
5市镇兴衰的诸要素分析
中国古代市镇的兴盛多是由市场主导发展起来的，而市场在一定区位的设置与选择又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并受各种要素综合作用。明清时期是中国地方市镇普遍发展的历史时期。明清江南市镇的兴起过去一直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案例来分析。近年来，随着各方研究力度的加大，生态学、环境学、社会学与地理学等交叉学科理论的引入，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学术视野，从区域开发的角度人手，对市镇兴衰起伏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各市镇发展的阶段性与空间转换，更提醒我们对各市镇的兴衰条件进行微观分析，近年来许多学者沿此方向做过诸多有益的尝试。制度因素影响市镇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话题，一些市镇成长过程中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如粮长制与明代市镇成长的关系等等课题均值得我们思考。另外，随着历史地图学与GiS的应用，更加方便了我们对区域市镇发展作长时段与空间模拟，突破县界、府界乃至省界进行不同地貌条件下的分析成为可能，这些都为历史商业地理研究开拓了新的探索空间与学术视野。
6农村市场形态研究
农村市场网络结构分析是历史商业地理研究的另一重要课题。中国封建社会往往强调以农为本，在广大的农村中，农民成为封建国家最主要的支柱。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结构为小农经济，这也就决定了封建时代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民是封建社会市场中商品的主要生产者，也是最主要的消费者，分布于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商品市场就是广大的农村市场。农村市扬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商品交换、社会联络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大，它是市场体系中最基层单元之一。因此研究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域特征，考察农村市场的发展与区域分布规律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中国传统农村市场大体包括农村集市与庙会市场两种形态，两者均作为定期市担负起农村商贸往来的纽带与桥梁作用。但在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下两者的作用与影响截然不同，在市场层级中所处地位又有所不同。在施坚雅的市场体系中，庙会市场是被完全排除在市场层级之外的，那么对于中国传统庙会市场的历史定位又是怎样，在边疆地区、边缘地带庙会市场的作用又非它类市场可以替代，中国面积广大，自然条件、人文环境与民族格局差别非常大，多元市场格局表现明显，影响农村市场空间发展的要素研究是商业地理学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四）区域商品流通格局与商贸区研究
区域商品流通格局分析是对整个区域商品的流向与流通格局的分析考察，是在地域商品生产的基础之上所作的商品流通地理分异的研究，是研究商品产地与销地联系的重要环节。在中国古代地方志物产卷中大都保存有对各地“货属”的记载，它们既包括流通于本区内的产品，同时也包括售出境外的商品，这种商品的流通古来即有，且各地区间的差别也非常明显，这些内容都为区域商品流通格局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也为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商品流通格局，进一步划定商贸区提供了可能。商品流通格局受地区自然条件限制，交通与市场结构影响了商贸区的发展，不同历史时期地区的商贸格局会产生一定的变化，制度与经济条件的制约都会影响到商贸区的转变，研究一定历史时期商贸区地域格局及其与行政区划划定、文化区的形成都会有一定的帮助，可以更好地理解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
三、历史商业地理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及其研究意义
历史商业地理学与商业经济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主要是因为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中要面对历史时期各种商业经济现象。商业活动的空间差异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地区经济基础以及区域经济结构不平衡性表现出来的，对于这些指标的衡量，需要以商业经济学的方法为依据。商业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同样适用于商业地理学，如区位论、空间价格、区域成长理论等，时常被商业地理学所采用。但是，商业经济学与商业地理学在研究对象上又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差异，商业经济学是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中以商业为媒介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规律，其中包括商业结构、商品流通形式、商品同市场相统一的运行机制等。两者均研究市场，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共性。但商业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侧重于市场机制与供求关系；商业地理学则研究市场的网络结构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在分析商品市场的同时总是结合地区条件，并且是以地区流通为中心，联系商品生产的地区分布。因此，两门学科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历史商业地理与商业史的研究同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以历史时期商业发展问题为总的研究对象，这是两者的相同之处。但是两者的研究重点与研究方法都有很大的差别。从时间角度说，历史商业地理不以研究历史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是主要研究商业活动在历史时期中的空间过程。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围绕着商业活动的空间发展过程以及区域分布同环境的关系这个中心，这样一来，历史商业地理研究所要面对的就是各种地理条件下商业活动运行的机制与发展规律问题，发达地区商业活动的运行机制、欠发达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及其制约机制，均属它的研究范畴。而商业史的研究则与此明显不同，是以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出发点，研究其逐渐发展、发达的过程。在研究方法上，两者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受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内容的限制，它在许多时候需采用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空间分析方法，这与商业史的研究方法比较是不相同的。
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这和商业地理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经济地理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商业地理学的发展，使之迷失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更缺乏基本的理论支撑，这使前些年商业地理学研究走入一个瓶颈期。而历史商业地理学同样如此，历史地理工作者在进行较为具体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与历史时期手工业与工业布局的研究同时，对于主要集中于流通领域的历史商业地理学如何定位并形成体系，一直表现出认识上的模糊与学科领域的不明确，对于它的学科内涵亦少有人问津，理论规范与方法总结非常欠缺，这些都阻碍历史商业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上讲，加强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是促进历史地理学学科完善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在今天我国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商业空间网络布局对区域经济发展之重要性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因此加强历史商业地理学的学科发展，研究地域商业格局形成的历史成因，就更加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商业活动的地理基础，与商业史研究的最大不同是其重视商业经济的空间发展进程。以区域研究为主体，关注历史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长波基础之上，突出地区自身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有史以来，商业发展的地区性规律与发展特征以及一些历史经验的总结都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对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特征分析亦可提供多元的分析方法，因此，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可补商业史研究之不足。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群众路线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都对人民群众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作了重要论述，提出了鲜明的群众观点。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列宁指出“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从革命导师的论述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群众的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核心。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观点，列宁把创造自己历史的人们进一步解释为人民群众，从而提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命题，指出人民群众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历史的英雄，是社会前进的动力等科学论断。而唯心主义史学家却认为，社会历史应当先是帝王首相以及英雄人物的历史，认为人民群众是愚昧的，是一群浑浑噩噩的盲从者，一部人类史，决不是个别英雄人物的历史，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因此，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历史，是这些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人民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的群众主体论思想向我们揭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相信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社会变革中的根本作用，必须要顺应社会历史发展大趋势和人民群众心意所向来确定自己的行动，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
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作用，主要集中体现在人们的物质财富生产过程中，但不仅体现在物质财富的生产过程中，还体现在人民群众精神财富的提高。人民群众生活中所存在着的文字艺术原料的矿藏，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可见，如果没有劳动人民的生产和实践，根本谈不上什么精神财富。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奴隶反对奴隶主的斗争，这些斗争，构成了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在这些斗争中，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以及他们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和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使一切专制制度为之土崩瓦解，显示了人民群众在开辟新世界中生气勃勃的创造力。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党的科学的领导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动体现。群众路线是党的基本路线，这是由我们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决定的。它的哲学依据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和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首先，正确的认识只能来源于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是一切认识的真正来源。只有通过实际调查，深入群众，才能真正了解群众的实际需求，把群众的实践转化为领导者的认识，把群众的智慧和经验上升为领导者的决策，这样才能真正获得正确的反映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其次，以马列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学说为依据的的群众路线包含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几十年来的实际斗争经验，给这一路线以更深刻、更广阔的内容。归纳起来，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有以下两点：第一，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讲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点，是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若说群众路线的目的是一切为了群众，那么，一切依靠群众就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一切为了群众，就必须做到对人民群众负责，做到多为人民服务。根据一切为了群众的根本观点，还向广大党员和干部提出了：“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要求。他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为了向人民负责，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和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向人民负责和向党负责是一致。一切依靠群众，就应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应该善于在调查过程中从群众的实际生活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一切依靠群众，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充分组织、发动群众。在新形势下努力创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新方法。
第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讲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工作方法，这与“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过程一致，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领导工作中的创造性运用。从认识论来说，就是完成调查研究的过程。首先要在人民群众中开展调查工作，要做到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从群众来，这只是完成了领导工作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必须将这些在群众中搜集到的意见再返回到群众中，让群众意识到这些意见是符合他们的切身利益的。号召人民群众自觉行动，使党的路线方针成为人们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
当然，在具体工作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不符合群众路线要求的现象。群众路线所要求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和、主观主义根本对立的。因此，违背了群众路线的要求，就会导致党群、干群关系疏远。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并在中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很多腐败现象，大大影响了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威信。在当代中国，要贯彻群众路线，就必须坚持发展成果由所有人民群众共同享有。就是要把改革发展所取得的各方面胜利果实，体现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以及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使所有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内在和本质要求。这也就体现了一切为了群众的观点。
因此，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群众路线的都是我们党立党之本，立国之本，也是我们党能和人民保持血肉关系的根本所在，都群众路线必须长期的贯彻下去。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不仅巩固了执政基础，更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
参考文献：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篇4
[关键词]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义
[中图分类号]B8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539（2016）05-0146-09
在《论语・述而》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据一些译解分析，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笼统的直译，把“道、德、仁、艺”作为特殊意涵的中心词，以此对“志、据、依、游”作相关阐释，略有争议处是把“艺”解成“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或“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或泛指“文艺”“技艺”“艺文”“艺术”等；一种是明快的意译，将“道、德、仁、艺”与“志、据、依、游”都做了适当推阐，构成比较连贯的人生意象与生活情趣。前者有复古诉求却泥古不化，让人看了其言传，还得自个意会其真义；后者有创新愿望却传承不足，使人明白自身表达的意涵，却难明白原来的根本主旨。
对此作充分而厚重的研讨，有一定代表性的是高书文的《由“艺”而“仁”而“德”而“道”――孔子成德思想逻辑进路之推定》。他比对朱熹的《论语集注》与钱穆的《孔子与论语》《论语新解》，详解此段经文的丰厚意蕴，结合孔子“下学上达”的“进学、成德之历程”，推定其“成德进路”是“‘艺’‘仁’‘德’‘道’”，“以‘游于艺’为成德的逻辑起点，以‘依于仁’、‘据于德’为主体架构，以‘志于道’为终极追求”，由此构成一个“从‘实’走向‘虚’”即“从‘现实’走向‘理想境界’”的圆融、周延的“成德思想体系”。这是在狭义的现实社会生活中，经验式论证孔子个人的为学成德进路，构筑其合时与合适理解的思想认知体系。如果把它放在人类广义的历史文化进程中，相对完整地考量其内在理路与外现可能，将在合理与合命的终极权衡上面临两个根本性难题，即“道”与“学”、“德”与“仁”，谁优先赋予和推进“艺文”的现实活动。结果，它会陷入西方近代笛卡尔“天赋观念”与洛克“经验观念”的求证困惑及困境，需待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与“后天（个人）体验”来折中处理其二者完全“背反”的认知情形。基于对这两个难题的考量与一种文化生命理路的尝试性求解，我将按照原典的具体内涵来呈现其实际诉求，重新推阐“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的可能意含与逻辑安排。
一、志于道
首先，我们考察孔子的“志于道”与“志于学”（《论语・为政》）是否等同？现有文献资料表明，其师老子（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其在某种意义上与《老子》吻合）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德经・四十八》），又说“强行者有志”（《道经・三十三》），可见，老子对“道”与“学”是有区分的。而且，人类学习文化知识，要增强目标意识、注重长期积累才行，但修行生命大道，遵循自然无为和减损日常欲望即可。此二者有先后轻重或本末体用等界分吗？按老子理解，道当为先、为重、为本、为体，学为后、为轻、为末、为用，二者明显不在同一意义层面。此“道”是“天道”还是“人道”，或其他？老子认为，“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德经・七十七》）。因而，要效法天道，以修正人道。
对此，孔子怎么理解？《朱子集注》讲：“心之所之谓之志。此所谓学，即大学之道也”，“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即孔子心志在大学之道，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朱子集注・大学章句序》），道为人伦日用之理（或常理，伦理），这就意味着他要一心学习伦常应用之道。可见，其学是手段，道是目标，二者正面互动、增进，非负面制约、作用。高书文依梁漱溟的解法，认为孔子致力于“人生实践之学”，“反躬向内理会自家生活和生命”，其“道”有时指“礼仪之道、先王之道”，更多“指形上而具有超越意义的终极理想和最高原则”。这个人生“实践之学”与“超越之道”是如何关联的？难道像孟子那样反省内求于本心，通过“尽心”“知性”“知天”（《孟子・尽心上》）吗？或和荀子一样“劝学”于“圣王之道（即礼义法度）”而“尽伦尽制”（《荀子・解蔽》）呢？一个专心于其内在超越而求道之理或义，着力于“道性善”难题的根本性破解，以统领“学文化”工作的支离破碎，这是后来陆九渊“发明本心”的心学路线，希望把一切学问原理都统摄在本心的高度阐发中；一个苦身于外在（事物）实证而讲道之学或教，致力于“化性起伪”日常修为的长期工夫，通彻“本源之道”理路的完整建构，这是后来朱熹“格物穷理”的理学路线，要求对所有传统经典都进行全面的深度整理。这二者，谁最接近孔子的“道”与“学”的本真想法与做法呢？若按牟宗三思想认知所界定的“仁智”全体，开显孔孟荀的文化生命，提出“别子为宗”的理论判断，以孟子、陆九渊为正宗而荀子、朱熹为歧出；按李泽厚《历史本体论》中“儒家四期说”，孔孟荀与朱陆都是正统而属内部分歧；据崔大华《儒学引论》的“命、仁、礼”判分，荀子相对于孟子是歧出，朱熹相对于陆九渊而言是正统。这种“道统”与“学统”的是非论争，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可能有定论。这里要考虑的是“统”之前“志”与“道”的关系内涵应如何理解？袁愈宗对《论语》中孔子的“志”与“道”作了些比较研究，他认为，“孔子之‘志’为大志”、“道为大道，天道”，“孔子的人生”是“追求天道，得天道，践履天道，归于天道”，并用“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为“大道”，对接“不可得而闻”的“天道”以指引“日常之事功”。问题是，人为或人文的忠恕大道与天地或宇宙的自然大道是不是一个道？荀子的《天论》是“明于天人之分”而天道其时、人道其治，《易传》是天道为阴阳、人道作仁义，仅在董仲舒《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的根源意义上把天道与人道统合于王道，其后王充的《论衡》也以黄老道家之说的自然区别于孔子儒家的人为含义，到宋明儒者才沿着孟子的“仁心”“义路”来统合“天理”“人欲”为一道（其“存天理，灭人欲”），这大体确证了孔子的“道”非老子“自然”意义上的“天道”，可能是孟子“仁心”确立的“道”或“理”和荀子的“君子”所道。也就是说，孔子的“道”是“人道”，而非“天道”，如果非要说成“天道”，一定是人文（即孟子的“思”）或人为（即荀子的“治”）的天道而非老庄自然的天道。这种人文的天道只能是圣道，或这种人为的天道是董仲舒所言的王道。而且这种规范人道的王道应比先秦诸子模塑人道的圣道更悠久，甚至可以说中国早期社会的文化理念是从宇宙论的天道直接贯通政治论的王道来范导人生论的人道，而不是先秦诸子之后特别是荀子从其天论到人论再到政论所作的圣王理论建构（汉代董仲舒最明了）。因而，此道最早可能是人类政治社会塑造的王道理想所启引的人道，是文化历史发展的希望目标或奋斗目标。
再看《论语》中孔子关于“道”的独到表述，如“父之道”可称“孝”（《论语・学而》）、“闻道”可死（《论语・里仁》）、齐鲁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论语・子罕》）、“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与“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论语・卫灵公》）等，其“道”与“人”这个特殊主体、齐鲁这些特殊国家、“三代”这种特殊时代、文学（指广义的文化学习）这类特殊教育、感官（即耳朵）这一特殊功能有内在的直接关联。显然，它不是任何事物、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表现能普遍体证而不用经验知觉的自然天道。这种“道”取决于人类自己的发觉、领悟、弘扬与传承，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国家建设中，在我们的经典学习里，在我们的父辈生命中，在我们的祖先历史中，在人类文化生命的贡献中。这个“道”，即使是客观的超越的自然天道，也需与主观的经验的人文知识结合，才能有效地进入人类生活领域，发挥具体指导作用，否则，它的“志”如何揭示人的能动性呢？只有人的“志”把“道”的原则性规定好，才能以此去指点江山和同类，建造期望的国家事业与人类事业。正如孔子在许多篇章都讲“邦有道”和“无道”（《论语・公冶长》篇、《论语・泰伯》篇、《论语・宪问》篇、《论语・卫灵公》篇），及“天下有道”与“无道”（《论语・季氏》），这种邦国之道或天下之道决定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生命选择与生活成就（或政治成就，文化成就），这种道不更像王道的理想作为，影响人道的现实分判吗？由此可证，《论语》里孔子的“道”是更理想、圆满、美善和值得追求的王道，是人类历史逐步树立的希望目标，而非自然现实直接推行的生命事业。用现代学术话语讲，它应是文化生命的发展目标，需要人的自觉意识与能动推进，这叫做志存高远而道不远人；它不是宇宙生命的存在样式，只需用事物的自然呈现与无限流动便行，这是命（或道）该如此而谋（或志）又何用！就此，孔子借助于有历史性文化志向的王道把自然无为的天道转化成现实生活自觉作为的人道，树立了人类社会的理想发展目标。
二、据于德
一旦确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这个目标就一定能实现吗？或者说，它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可被实现呢？或它在实际的社会进程中能展现到何种程度？当然，毋庸置疑，是人首先确认自己的发展目标，并非他者直接赋予，也不是神的特别恩赐，因而，“志于道”，这个道受人的制约。也就是说，仅人有“道”的目标意识。这种目标的实现取决于人类所得，而非其所能，所能仅代表某种可能，所得才具体展示这种期望效果。这个得是人依据“道”的判断标准而为的生活成就，绝非生命成就，因为生命只能成全他者却不能成就自己，但生活可以通过所得改进与增益。对这种人为增改的生活成果进行人文化处理，便是“德”。由此可以说，现实的“道”是理想的“德”，或在现实层面上“道”即“德”，在理想层面上“德”即“道”。这样，“道”的实现与否，看“德”的成就如何。倘若放在人文历史视野中来考察，那么，“道”是目标意识而待确认，“德”作期望成果而待实现。如果在现实社会中，“道”作为判断标准而方便理想规划，“德”则是有效证据而能保证实际成就。
试问：《论语》中孔子的“德”是得于“道”，还是得于“仁”呢？有人以“法自然”的道家与“依于仁”的儒家来分判二者的“道”与“德”，有人把“德作为人生的根据”，有人将“德”解释为“个人的德行修养”，有人认为“德”是“坚守道的真谛”并将其“贯彻于自己的内心、落实到自己的行动而不失去”，有人理解成“德者，得也。能把道融入人格才是德”，等等。他们就“据于德”的“德”之诠释，要么是把“德”与“道”相关联以界定其内涵，但对“道”的说明比较空泛、模糊，不知“道”及其真义的明确所指；要么是单独判析“德”的总体内涵与具体作为，要么将其作为人生根据而近似于“仁”的意义诉求，要么将其作为个体修养而体现道德品质的意涵，却未将其放在“德”的特定思想认知背景中作更可靠的内蕴界识。为了进一步探索“德”在当时语境中的意蕴及它与“道”的内在关联，有必要回到文本。
在一般用法上，作为引导性动词的“道”，孔子说“道之以德”与“为政以德”（《论语・为政》），是把“德”看作指导标准；作为日常性名词的“道路”，孔子说“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是将“德”当成正义原则。即人的现实生活道路与理论指导必须以德为基准来作准确判断。但人的历史文化道路与目标设定，该用什么理念引领和塑造呢？孔子据人们日常生活体验情况及其言行表征，笼统地讲解了“德”的高尚追求与糟糕现状，即“德不孤”（《论语・里仁》）、“德之不修”和“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论语・卫灵公》）、“崇德”（《论语・颜渊》《论语・子路》）、“何德之衰”（《论语・微子》）。可见，人的天生德性是无法抹杀的，他的好德行是有社会影响力或示范效应的，要尊重自己的德性发挥与德行发展，但眼前太多的人被生活的色相迷惑，质疑古代圣贤的高尚德行。也质疑自身本有的良善德性，经常胡思乱想、胡说八道、胡作非为，自我逞能、自以为是、自鸣得意、自食恶果！人们应怎样避免这种恶状与恶果的发生，继续保持和发扬优良的道德传统，创造并享受美好与文明的社会生活呢？孔子提供了目标与典范，他认为“中庸之为德”“至矣”（《论语・雍也》），“泰伯”“可谓至德”与“周之德”“可谓至德”（《论语・泰伯》）。也就是说，周人尤其是泰伯成就的德行是至高无上的，可以作为德行的最高判断标准了，能据此完善的德行来发挥人们潜存的德性光辉。这是孔子理想诉求的“德”，是周人的历史成就，或者确切地说是其历史塑造的道德典范，是提供给后人现实发展的光明大道。但问题是如何依据周人的历史所得而凝练成德，化作现实社会发展的光明道路，让现存的人们也这样有所获得，以成全其德性并成就其德行呢？孔子区分了君子之德与小人之德，他认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论语・里仁》），当时有君子“德行”的弟子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论语・先进》），君子有德“必有言”，而“尚德”“称德”却“不称力”“以德报德”（《论语・宪问》）；进而，作为领导者或王者，要修君子“文德”（《论语・季氏》），能安抚四方民众，使“民德归厚”（《论语・学而》），以免“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和“德之贼”（即乡原，《论语・阳货》）横行，导致“小德出入可”（《论语・子张》）而大德荒废。据此，就现实的“德”讲，在人生修养方面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德行的成功案例有颜渊等人，文化诉求是立言、立德；它推扩到政治作为方面有“君德”与“民德”的差异，君德是君子之德在上层领导的作风彰显，民德是小人之德在底层大众的文明进化。
孔子把“德”划分为三个层次，即至德、大德、小德，相应于圣人之德、君子之德与小人之德，或圣德、王德（君德）与民德，其中圣德以泰伯为典范，君子之德以颜渊等人为榜样，小人之德可能是大多数人的情状，那么，他应当主要针对德行方面的成就而非德性方面的潜能（这是后来孟子完成的工作）作评比，由此寻找出历史记忆塑造的德行目标人物作为理想典范，引导那些挣扎在道德修养边缘或途中的劳苦大众，为他们的未来生活发展赋予希望。这是“德”从可确认的历史典范自觉进入可模塑的现实人物，造就道德文明程度不同的两种生活类型，即君子与小人。可孔子根据什么判定西周初泰伯而不是夏代或商代或其他什么时期的某个历史人物有圣德呢？这要看泰伯在现实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及在文化社会里产生的持久影响力，让他的族类或国民及天下受益的功德情形。或许就自然生存状态而言，人始终是由现实进入历史而塑造自己，但从人文发展来看，道总是从理想走进现实而展示所得。当我们在文化生活中面对历史人物的烟云弥漫时，可能也会像孔子的弟子子张那样迷茫――一旦放弃德行的具体考评与道义的内在坚守，现实人生的目标在何处，结果又将怎样呢？我们却不敢任意想象，需要对“道”的真诚信仰而宁愿相信天赋神授的可能，需要对“德”的美善弘扬而希望改造丑陋罪恶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道”是人类历史赋予的神圣信仰，成为现实人生奋斗的伟大志向；他的“德”是人类历史满意的巨大收获，是现实人生发展的有效证据。以此讲“道”与“德”，不是孔子学说的独特创造（或为老子道德观念的特殊贡献），而是他思想的精神源泉与理论根据。因而，孔子的“德”是得于“道”而非得于“仁”。
三、依于仁
孔子在《论语》中“谈仁百余处”，大都谈“如何能仁或在什么情况下怎样做接近于仁”，因而“把握仁并不比把握道更容易些”。不过，在孔子观念里“‘仁’与‘德’是很难分清的”，毕竟“政治层面之德治”“个体自身”之美德与超越层面的“纯粹之‘德’”，“从外在进入内在”而成为人“内心修养提升”的品质是在“孔子时代”实现的。似乎在本体把握上仁比道更难，或许在功夫求证上无心的道（老子道家）比有心的仁（孔子儒家）更不好琢磨；就心的内在超越而言，仁与德是一体混杂、不好界分的。可是在孔子的认知谱系里，道、德、仁是界限分明的。正如前面讨论的，道是命而为历史的目标诉求，在现实层面成王道理想；德是内生的性与外推的行而为历史的希望成果，在理想层面成圣德典范；仁是以此命根、本性和作为的归结而统摄于自身文化自觉。难道“仁”不是人内在的心灵回归与觉醒而是显现肉身的文化精神主体，它只是外在的生活警觉与寄托而凝聚的客观对象物吗？关于“仁”的讨论，比较丰富和完备，不必详解其文本而深究其内蕴，下面从论文、史与专题的视角作些探讨。
论文方面，“徐复观对孔子的‘仁’的诠释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即1955年前“以‘爱’释仁”而作“人的所以生之理，宇宙的本体和宇宙生成的法则”之后开始把其定义为“道德地自觉向上的精神”和先天性存在，70年代后说“本心、仁体、道德自我有两个来源”即历史经验教训与个人道德实践。高赞非认为“‘仁’的思想一般的意义是‘爱人’，是封建的人道主义”，特殊意义是“一种忘我的、无私的、积极奋发的精神”和“最高的道德标准”，“更本质的意义”在于它是“孔子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其“一切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前者用传统中国哲学的“生之理”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本体”及“生成法则”界定“仁爱”的内涵与外延并推扩为先验赋予的道德精神，再用历史成就与现实修为凝聚在本心，作“仁体”；后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判分的“封建人道观”来阐释仁爱，进而将其表述成共产主义理想的积极精神与最高标准，它回到本质诉求上是“世界观”的构成要素与一切思想学说的理论基点。前者从原初意义的混成到先验存在的设想，再到后验内容的求证，经过“仁”的爱、生、神、性、心的认知历程，透视其“性体”原本在人的历史与现实中；后者从一般意义的识别到特殊意义的认定，再到本质内涵的说明，借助现代的人道、理想、标准、要素与基点，照见其“精神”呈现于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中。他们从本体论与世界观的视野，对“仁”的内涵变迁及层次划分，作了笼统观照与宏大推演。另外，李孺义在孔子“‘行’的本己性动因的意义”“推己及人的对象化意义”和“一切生命个体之自主自愿的意义”上，解证“‘仁’的整体性命意”在“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性命之理”中；孙秀昌认为“‘人’、‘仁’、‘道’在孔子这里显然是一个相即不离而相互成全的动态过程”，即在人们的生活中，仁与道是一体互动而促成人们共同期望的社会道德事业，即使在内因、外化、自主的意义诉求中有区别――道是根与命、德是性与行、仁是义与理，在理论认知上有不同的内涵诉求与表达形式。
道、德、仁的理论内涵与表达形式有什么不同？三者字形的简繁写体及其演变过程已足以表明其认知形式上的差异，不需过多分辨，但其内涵的界识可能真不容易讲清楚，特别是它们的意义诉求，难免会纠缠不清。若从史的定位看，“孔子的‘仁’是‘情’（爱心、同情心）和‘理’（理性的要求）的统一，是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统一”，“礼、仁、孝”是孔子“伦理的概念群”里“最重要的”观念，就其基本理论看，“‘仁、义、礼’三观念”是“孔子理论之主脉”，孔子原始儒学形成了“以‘仁’、‘礼’、‘命’（‘天命’）三个基本范畴所体现的心性的、社会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构成的儒学思想结构”。这些定位基本上以“仁”为中心或核心观念来进行理论建构和推演，对“道”与“德”没有直接比对与系统分析。对此，再以专题研究来深入考察其可能存在的诸多差异。目前，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是牟钟鉴的《新仁学构想：爱的追寻》与陈来的《仁本体论》，下面以其素材与要点作一些比对与分析。“新仁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是“以仁为体，以和为用；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道为归，以通为路”，它讲“仁”的“体用论”而得“内圣外王之道”，讲“生命论”而“视生命为真实的活体”，讲“大同论”而“展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和道路”，此“仁、和、生、诚、道、通”以“仁为核心”，进而作“义理分疏”为“十论”即“仁性论、仁修论、仁德论、仁志论、仁智论、仁礼论、仁事论、仁群论、仁力论、仁艺论”。“新仁学”的基本框架以“仁”为核心，以“仁、生、道”为骨干，以“和、诚、通”为追求，由此展开对“仁”的“性、修、德、志、智、礼、事、群、力、艺”的理论探讨。其“仁”与“道”的关联是通过“生”来完成的，或者说，这三者本为一体而有三个面向，即本体、本命与本原，而与“德”也需要“性”与“修”（即行）的中间过渡才能彰显。可以仁统道与德，应在孟子的“仁义礼智”论证后成立，其“仁”包含“道”与“人”，“道”又分“仁”与“不仁”，在老孔时代甚至秦汉时期道与德还是圣与王的精神目标与权威依据，仁与义只是其自觉的道德手段与价值诉求。如老子所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韩非子・解老篇》释为“德者道之功”“仁者德之光”“义者仁之事”和“礼者义之文也”。按韩非子的解读如果补充“法者礼之用”继其后，就更符合秦汉特别是汉代的政治理路了。另有系列说明，如管子的“道一虚、德一化、义事、礼一体、法（刑）”，文子的“道生、德长、仁爱、义正、礼敬”，庄子的“天、德、道、仁、义、礼、事、法、民、物”，《大戴礼记-盛德》的“道-一治、德一安、仁和、圣一平、义成、礼一定”，贾谊的“道、德、性、神、明、命”与“道、仁、义、忠、信、密”，扬雄的“道一导、德得、仁人、义～宜、礼体”，等等。或许，他们立论的依据、主体与论证的过程、结果各有不同，但对“道德仁义礼”的政治理路推证基本上与老子保持一致，有递减、递增与平行发展甚至多元融摄的意义诉求，这表明其共同的思想推演程序产生了不同内涵的理解。
陈来直接指出，“孔子对于仁的指点，主要是设定仁的普遍价值，特就德行、工夫而言求仁”，孔子“以工夫而合本体，以德性而求境界，注重德行的实践，以达到仁的境界”，其“‘仁’有多种表现形式，在伦理上是博爱、慈惠、厚道、能恕，在感情上是恻隐、不忍、同情，在价值上是关怀、宽容、和谐、和平、（此处原为逗号）万物一体，在行为上是互助、共生、扶弱、爱护生命等”。其内涵诉求是通过德行工夫达到“仁的境界”，表现形式有伦理、感情、价值与行为等多种具体要求。这就意味着“依于仁”的“依”并不只是人身的依靠或依附关系，还是内心深处的向往或回归，它是依据过去“道、德”的历史检讨，超越现在的“事、物”束缚，展望未来的“美、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仁”是人现实生活的圆满归宿或美好向往，如孟子讲的“安宅”。这是孔子“依于仁”的现实生活意义诉求的归结点。
四、游于艺（义）
既然“道”是目标，“德”是根据，“仁”是归宿，那么，“艺”就是具体途径，待确立正当目标和把握可靠根据后，由此具体途径可抵达希望归宿，或依此归宿来选择有效路径。如果说，老子用“道德仁义礼”拟定政治理想的现实进路，那么，孔子以“道德仁艺（义）”推证人生理想的现实进路，其“艺”作“义”解（待后求证），它意味着人的历史生命（即生灵）的志向远大（即道）与证据充足（即得或德），逐渐走向人的现实生命（即生活）的归宿圆满（即仁）与意义高尚（即艺或义）。对于王者，其人生理想与政治理想合二为一，其现实进路在理想层面而非现实层面。由此，按孔子的认知理路，可译为：“立志人道（王道），依托圣德（周德），安顿仁心（人心），和乐义身（艺身）。”
有研究认为，“这个‘游’不是一般的消遣游玩”，它是“在坚实的人格修养”基础上“获得一种精神自由”，“游于艺”应先通过艺术“学习、欣赏、陶冶”而“获得审美享受和精神自由”，更重要的是“养成艺术化的自由精神和人生境界”，从而“把握生命本性、不为物忧、‘仁者不忧’和‘知天命”。也有人不完全赞成这种说法，指出“学界对‘游于艺’作审美性读解”是“对孔子命题进行了过度阐释”，而且这种阐释明显受庄子的“‘游’论以及佛教论‘游’等思想的影响”，该命题的根本效果“在于能使之体仁、进德、明道以修身”，进而可“解说为：为学者遍历、熟习六艺，故仁德日新，身心自适、顺畅而入优游之境、达明道之功”。前者从文艺欣赏的精神自由来阐发其人格修养的完美成果，或注入了庄佛的意义诉求而呈现其理想境界，但就后者人生追求的理想境地看，他们应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趋向自在自如的生命神境，前者突出艺术的实践和作为，而后者强调道德的实践与作为。可以说，不管是艺术理想还是道德理想，都是从理想层面来解读其意蕴，绝非从现实层面来确认其内涵。于是，有人作了类似讨论，认为“庄子的‘游心’是对孔子‘游艺’的逻辑展开”，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互相兼会容通而不互相抵触”，“‘游于艺’是孔子政治失意后的一种生活和心灵安顿方式”。也就是说，庄子的精神自由与孔子的人生理想是融通的，孔子的“游艺”是在恶劣现实政治影响下人生处境的一种健康排解方式。
其实，王凤阳已简要梳理了孔子“游于艺”的意涵变迁情况，他从传统延续下来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到后来孔子儒家经典塑造确立的“六经”即“易、诗、书、礼、乐、春秋”，再“随着‘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偏指文化典籍方面”，再后随“‘经’、‘史’的独立，‘术数’的分出”而“主要指各种文学与艺术”，到现代“随着文学的独立”而特指“音乐、绘画、表演、说唱之类形象艺术了”。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六艺混杂到六经典范，再到现代社会的文艺作品与活动，说明了“艺”的纵向发展是从原初混融到纯粹理想，再到文化实践和艺术活动的演进过程。可见，孔子处于人类的纯粹理想到文化实践的历史阶段，不会局限于原始传统的“混沌状态”和经典创造的功德情形，他可能进入文化生活的精神世界作“道德”考量，再检讨现实社会的理想作为而进行“仁义”探索，从而给现实人生设置“道德仁义”的理想进路。李孺义说孔子的“义者，宜也”（《中庸》），孟子的“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墨家的“义者，正也”（《墨子・天志下》），其“在‘正当’的涵谓上，‘义’的命意在于贞立人之行为的应然尺度”。从孔墨孟的“义”意上与现代解“义”的正当诉求上看，知“义”不是文化生活的行为表现程序或方式，而是其判断原则或理论尺度。就此反证理想层面的“艺”是现实层面的“义”，或在理想层面艺即义，在现实层面义即艺。这应是站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层面来谈“艺”的“义”。或许，他希望通过新的表达形式把“仁”的传统思想内涵充分展开，实现人的精神生命的自由而崇高的追求。但现代社会的科学理路与传统社会的道德进路是否能够有效融通，尚需更多的实践尝试与理论探索。这里要论证的是，不论是“艺”的历史纵向发展进程，还是其现实横向扩展全景，都与“义”息息相关而在心灵或理想层面融为一体，作为“仁”的有效路径来展开。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篇5
关键词：历史教学方法
初中历史教学方法新探传统的历史教学法只强调教师的讲授作用，而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压抑了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也束缚了学生主体性的发展。这种忽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主体地位的“目中无人”的教学方法，其结果必然导致学生“听而不闻，学而不思”。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必然会思路闭塞，视野狭窄，成为不谙世事的“书呆子”。
授之以鱼，莫若授之以渔。教学方法，是教师教学风格的体现，是学生掌握知识的关键环节。现代教育心理学揭示出中学生的心理特点是：“不满足于教材中关于某些事物的解释，常想进一步了解某些现象的原因，对成年人或书本中的见解常常提出疑问或不同的看法，喜欢争辩、好追问……”因此，历史教学必须注意培养学生健康的、良好的思维品质，使学生的思维具有深刻性、创造性、灵活性、批判性的特点。这就要求教师善于运用灵活多样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尽可能提供学生良好的思维空间。在此，罗列自己在十多年的历史教学活动中摸索到的几点粗浅方法，以期抛砖引玉：
一、阅读――创设情景与精心设问，促进学生思维增长点的再生，培养思维的深刻性
在历史学习中，学生思维的深刻性主要表现为：在掌握史实的基础上对历史问题作适当分析，概括出其中隐含的人类社会变迁、发展的本质特性、规律和趋势，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我们教师可以为学生创设一种情景，然后设置疑问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阅读就是教师课前明确课堂教学的目标，精心设计问题，学生根据教师所提问题，阅读教材，思考问题。心理学研究表明：处在抑制状态的学生是不可能很好地进行学习的。因此教师应想方设法，将这种抑制状态转化为兴奋状态。我在教学中经常采取创设情景设疑导学法，即选择一定的媒体组合，从教材中发掘出有一定思考价值的知识内容，将其转化为问题的情景，一方面引发学生探求知识的欲望和动机，另一方面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养成勤思、善问的学习习惯，学会提出问题。从而使学生心理和课堂气氛同时活跃起来。例如，在讲世界史《新航路开辟》这课时，我设问：“西欧人为什么要到东方来？”学生回答后，再播放组合媒体，引导学生看《十四世纪欧亚主要商路》图，学生发现西欧与亚洲的往来通商早已有三条路可走。学生提出：“为什么还要开辟新航路呢？”我不是及时作答，而是指导学生看书独立思考，并对有困难学生个别辅导，得出新航路开辟的原因。
二、精讲――观察释疑、启发引导，变换提问角度,保持学生思维活力,培养思维的灵活性
思维的灵活性是指思维活动中随机应变,不为习惯性思维束缚的能力.具体表现在学生的思维能否随着教学内容的变化及时调、学生思维是否具有多角度、多层次的特点两个方面。在具体教学中,注意变换问题的角度,有利于培养思维的灵活性。这时教师可以先进行精讲，然后观察释疑再加一启发引导。精讲就是教师在讲授时，突出一个“精”字。即学生通览教材，经过一番思索后，教师“精讲”。其主要目的是要用精练的语言，讲清教材的重点、难点，疑点，把书本上的知识结构转化为学生的认知结构，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心理学研究表明：在教学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学生对教师的教，以及教学内容既能接受，也不厌烦，但是，由于对教师的教法摸得很透，就会产生“他一定会用老一套方法来教的想法”。然后就平静地在那里等待，这是一种不良的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当采取学生意想不到的方法，打破这种平静状态，使学生的学习心理活跃起来。
三、议论――激活学生思维，设计是非评判式问题,培养学生思维的批判性
在历史教学中，议论就是有目的地让学生把尚未弄懂的问题的疑点提出来，师生一同展开讨论，激活学生的思维。准确可靠是历史信息最起码、最重要的要求。因此,对于一些复杂的历史问题,要学会问一个“为什么”,不祈求现成的结论。在教学中，经常设计一些带有评判性的问题,引导学生思维，在讨论中解决问题，这样做有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批判性；或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教师加以点拨启发，开启学生的思路，当堂讲清疑点；也可以概括几种不同看法，然后指导学生阅读一些相应的课外读物，交给学生解决问题的钥匙，让学生在课外寻求答案。教师引导学生讨论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要及时点拨，注重发展学生的求异思维。让学生从各层面寻求答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从心理方面常给学生一种具有新意的刺激，让他们在新鲜事物的尝试中，增强自信心。从教学的方面讲，这种新鲜的刺激能高度集中学生的注意了力，使他们处于一种积极向上的亢奋状态，愿意调动自己的全部力量进行实践。这样做不但能克服学生的畏难心理，而且可以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各种能力。因此，我在课堂教学中常使用激活学生思维的讨论法，使学生在对新问题的讨论中，克服畏难心理，增强自信心，达到培养和提高各种能力的目的。
长期以来,怎样组织和开展课堂讨论一直是历史教学的难点。不少老师布置的课堂讨论场面冷淡，争不起来。导致讨论失败。我从电视播放的大学生辩论对抗赛节目中得到启发。于是把这种形式引入课堂讨论之中。很受学生的欢迎。
每次讨论前,我设计一个学生感兴趣的题目,把学生分成正方和反方两大组,要求每个人都按题意写成辩论稿或资料卡片。然后由各小组的组长初审，我查阅后把稿纸或卡片发回学生，再进行分组讨论、互相补充完善本方观点。接着由正、反方各推荐出五名代表进行辩论。其程序是各自陈述意见自由辩论归纳总结，最后由老师评判双方得失。在世界古代史教学中。我组织的课堂讨论题目是“我说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正方的观点是“西方文明不如东方文明”，反方的观点是“西方文明胜过东方文明”，一节课里，整整45分钟，学生争辩不休，尤其是双方代表，你争我夺，发言积极，心怕自己的观点没有阐释完整，心怕没有被人接受，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在课堂教学中经常通过这种辩论，学生兴趣提高了，变得主动了，由死啃书本、硬记课本，变为主动收集资料、掌握知识。由粗浅的认知历史事件，变为全面深透地理解历史知识，再也不会闹“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孙文是孙武的哥哥”这类笑话了。更为重要的是以学生为主体，由学生唱主角的教学意图得到真正的实现。
教学方法是值得我们每个执教者用毕生精力去摸索、探讨的问题。上面所说，只是我上历史课20多年来的一些做法，也许是我20年摸索所得到的点滴经验，是我在教学海洋中所拾的几枚贝壳，非常粗浅，但愿能以此引出同僚们的真知灼见，能让芊芊学子有所收益。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篇6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政治理论课科学历史观
1“纲要”课程科学历史观教育的必要性
尽管课程开设已有几年时间，但当前高校许多学生仍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是一门历史课程，即以时间为顺序，讲述从鸦片战争以来至今这160多年的时间里的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和问题的课程。其实这种认识是非常不正确的。我们判断一门课程的性质并不是单纯的以它所讲述的内容或者这门课程的名称为依据，而是要看开设这门课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中国近代史纲要”是根据中央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等有关文件开设的一门高校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其主要教学目的就是“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为了强化“纲要”课程功能和教师队伍建设，200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决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新增设“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明确了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基本任务，并将“纲要”课程的教学重点、难点、热点理论问题和教学实践研究，科学的历史观教育研究等列为该学科的的研究范围。从这门学科的增设及其研究范围以及“纲要”课程教学目的来看，“纲要”课是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思政课。
当代高校学生成长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市场经济的兴起，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出现了“四个多样化”的局面，即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格局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多样化。“四个多样化”，是我国深化改革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它为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了丰富的内涵，同时也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高校应充分认识到，“纲要”课程是向学生传播唯物史观的重要渠道和阵地，有助于高校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他们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以唯物史观的态度和方法来面对社会，面对生活；高校必须高度重视在教学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引导学生逐步树立科学的历史观，才可以使青年学生们在纷乱繁杂的信息时代分辨出是与非、对与错，从而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同时也为那些立志从事史学研究的青年初步奠定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史学理论研究方法。
总之，当前“纲要”课程开展唯物史观教育的现实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纲要”课程的性质和定位所必需的，应当以唯物史观作为其根本教学任务；第二，是实现“纲要”课程具体教学任务所必需的，“纲要”课程若要进行“国史国情教育”和“三个选择必然性教育”，必须同时进行科学历史观教育；第三，是实现高校其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所必需的，因为唯物史观教育能为高校学生正确的政治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教育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2当前“纲要”课程教学中在科学历史观方面的问题
2.1教材信息简略、抽象，重复性高，基本线索单一化，为学生的科学历史观培养设置了数道无形障碍。
“纲要”课程囊括了中国近现代160多年的重要事件、人物和历史发展规律，涉及的内容信息量如其说过大，还不如说过于简略；其内容与中学的历史课本的教学内容相对照，应该说重复的内容较多，致使很多学生认为中学已经学过的知识，现在没必要再学一次，在思想意识上不经意间筑起了唯物史观培养的无形路障；从“纲要”课本内容剪辑和编排上，基本线索高度中心化或单一化，也很难寻觅出明确的科学历史观的叙事分析思路。因此，当前“纲要”课教材的编写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适应高校学生科学历史观的培养方面的需要。
2.2教学课时少，教学内容信息量大，难以承载培养学生科学历史观之重任
高校是当前中国社会唯物史观教育的主要场所，“纲要”课程是当前高校开展唯物史观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与“纲要”课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地位相反，目前“纲要”课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中，四门必修课数“纲要”学分和课时配置最少。因为大多数高校的“纲要”课的学时安排为36课时，在书本内容多，教学信息量大，教学时间短的情况下，授课老师很难进行合理的安排，更难以组织有效的唯物史观实践教学活动。现实中“纲要”课程的教学，要么任课教师为了赶时间而教学，要么在已经高度被压缩的“纲要”教材内容基础上再次压缩、剪裁课程的实际教学内容以面对课时紧张的现实；而唯物史观的实践教学安排，如果不是在课内组织学生看一场有关近现代史的教学影片，就是泛泛地要求学生利用课外时间自主地参观革命遗址或纪念场馆以充当实践教学活动。
2.3教学形式单一，无法提高学生学习和培养自身科学历史观的兴趣
如上所述，在有限的课程时间里，很多老师在“纲要”课的教学中，在较少实践教学安排的情况下，侧重于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和对历史观点的评价，削弱了课程的趣味性，难以调动学生对“纲要”课学习的积极性；再加上大班授课，和概念、实事、观点记忆性的结课考试，很多高校学生都是考前突击，死记硬背来应付考试，而在平时几乎忽略了这门课的存在。可以说当前现存的教学方式，降低了这门课的实效性，无法实现“纲要”课的教学目的。
2.4授课老师知识结构不完善，有关科学历史观教育的目的不明确
当前，部分授课老师缺少唯物史观明确的教学目的，甚至忽略了以唯物史观作为“纲要”课教学的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也有一些老师往往墨守教材中的一些过时观点，对近些年史学界有关唯物史观的探讨和新论点置若罔闻；也有一些老师出于对唯物史观理论不感兴趣甚至有抵触心理，而偏好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当前近现代史领域一些偏离唯物史观的观点没有应有的态度。
3加强“纲要”课程科学历史观教学的若干思考
3.1适当调整、取舍授课内容，增强科学历史观培养方面的针对性
有专家指出，授课老师必须坚持“突出主线，把握核心，认识规律”的原则，正确地把握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项根本性的任务而斗争的历史”，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授课老师应该在深刻领会教材的基础上，对重大的历史事件、人物和理论进行深入地研究。授课老师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特长或者方向，联系高校学生平时关注的一些问题，针对经济全球化和人文多样化的特点与趋势有选择地把握教学内容的侧重点，特别是针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良风气和错误思潮，更好地发挥授课老师个性化教学的优势，以调动高校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增强科学历史观培养方面的针对性。
3.2明确教学目的，注重培养高校学生运用科学历史观分析问题的能力
“纲要”课要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主题，以中华民族从衰落到复兴的历程为基本路线，重点讨论中国近现代160多年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高校老师要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和国情，帮助他们领会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要想解决这些问题，“纲要”课就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宽阔的视野为依托。
第一，“纲要”课程应注重对学生民族精神的培养。一部中国近代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长卷。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许多优秀儿女们前赴后继投身反侵略的斗争，探索着民族的出路。通过“纲要”课程的学习，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到革命先辈们是如何为民族独立奋发图强、英勇拼搏的。在讲授“纲要”课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有血有肉的鲜活形象充分地融合在教学内容中，这样不仅能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又能加强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情感性，更好地让学生在解读历史的过程中，感悟民族精神的形成，进而激发对民族精神的认同。第二，“纲要”课程应注重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任课教师应引导学生去思考人生目的，人生价值和意义。通过对学生人文素质的教育，将人类历史积累下来的优秀文化成果内化为高校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高校老师在教授“纲要”课的过程中，要在学生现有历史知识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从而扩大同学们的视野，提升他们分析问题的能力。第三，“纲要”课程应注重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动力，也是人们适应时展所具备的基本素质。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不仅是当前中国高校教育的重点，也是当代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自身属性和教学特点。“纲要”课教师要利用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和形式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不只要用教材上的观点去填充学生的思维，要让学生们课程学习中学会质疑，然后再释疑。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去理解教学内容，可以在教学中引入事例，让学生大胆发言，大胆讨论。例如，袁世凯夺去了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为了而出卖国家利益。假如没有袁世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能不能在中国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能够强盛吗？学生们都可以在对这些话题进行讨论，但最终的讨论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即使没有袁世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也不会成功，资产阶级自身的缺陷和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种种现象都可以表明这点。讨论目的是加强学生的创新意识，以唯物史观的方法为向导，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历史，理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必然性。
3.3坚持以唯物史观作为“纲要”课教学的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恩格斯从深入研究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历史角度出发，由具体到抽象，由实践到理论，创立了唯物史观，并且强调唯物史观不是主观上的教义，而是客观上的方法。“纲要”课的教育教学必须要充分认识到唯物史观方法论的价值，并以理论指导实践。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社会历史是客观的辩证发展的过程，社会基本矛盾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源泉，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在看待历史的问题上，唯物史观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人们要正确地看待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大学生若要具备科学的历史观，单从哲学理论书上的学习是不够的，必须加强学生对“纲要”课的学习，通过学习，深刻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逐步具备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
首先，“纲要”课老师必须加强对唯物史观的深入研究。“纲要”课程的内容，单单从一个时间跨度来说，就有160多年的，涉及到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很多知识体系。如此繁琐的内容，如果授课老师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就很难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有一个清晰的理解和掌握。要坚持唯物史观在高校“纲要”课中的主导地位和指导作用，不仅要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去合理地解释历史，而且要用唯物史观对当今时代的发展作出合理的解释。同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纲要”课老师要从时代的新高度来理解和诠释唯物史观，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特点所决定，也是时展的必然要求。
其次，“纲要”课老师要注重识别和批判。“纲要”课老师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的界限；要认识到，真正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步，也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批判其他不正确历史观的前提。在“纲要”课的教学过程中，授课老师应主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揭示的非科学性，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使同学们学会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分析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运用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来分析历史的发展趋势，只有这样才可以使高校学生树立其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最后，要利用网络加强“纲要”课的唯物史观教育。网络教育在观念、方式、途径和范围上推动了传统教育的变革。它改变了传统的学习模式，可以使学生主动上网学习，搜集资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空间和时间上，给学生提供了很多便利。“纲要”课老师可以在闲暇的时间里随时随地跟学生沟通交流，开展一些关于唯物史观教育的主题活动；可以把关于唯物史观的一些教育活动纳入校园网，或者开设网络论坛，在网上多传播一些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作品或影视，使高校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唯物史观及其史学知识，并学会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观察问题，分析问题。
高校教师要充分发挥“纲要”课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从唯物史观教育的特点出发，在教学方式和内容上做出改进和创新。只有不断尝试才能探索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唯物史观教育途径，帮助高校学生树立科学历史观，并以之为指导，正确认识历史的教训和经验，最终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参考文献：
[1]杨东.“中国近代史纲要”开设以来理论界的评议及思考[J].宁波大学学报，2010（7）.
[2]顾晓静，黄方红.“中国近代史纲要”教育教学与唯物史观培养[J].沈阳大学学报，2011（12）.
[3]曹雪飞.《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创新的实践与思考[J].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6）.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篇7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唯一道路；民族复兴
【中图分类号】D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3）04-077-2
三十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史，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党的十报告指出：“九十多年来，我们党仅仅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结合起来，多利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这一富有针对性又令人耳目一新的总结提炼，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昭示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回答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热切期盼。它深刻揭示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主题，就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综观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党的理论不断创新的过程，主线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探索和创新，成功地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新中国成立后，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了许多宝贵的思想成果，在短短十几年内取得了旧中国几十年所不可能有的建设成就，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由于国际国内种种原因，在相当长时间内，在对如何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左”的思想逐渐占了上风，使得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难能可贵的正确认识没能贯彻和坚持下去。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我们党义无反顾地带领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同时开始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探索、新思考。1982年在为党的十二大所作的开幕词中，邓小平同志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命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创新和实践活动，就是围绕这样一个鲜明的主题展开的。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无比生动的、辩证发展的进程，是一个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的过程。正是这样一个历史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在新的伟大实践中所作出的历史性选择，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而没有别的什么旗帜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凝聚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的智慧和力量，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而没有别的什么道路能够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能够引领中国的发展进步。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发展中国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同志在党的十报告中指出：“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体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因而能够把13亿人民凝聚起来，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地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社会主义作为崇高的理想和科学的理论一直鼓舞并激励着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社会主义实践尽管在曲折中发展但已经显示出不可战胜的生命力，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毫无疑义，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进程中要吸取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但是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之所以区别于资本主义，有着其固有的质的规定性，有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清醒而又坚定地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整个国家和事业发展的领导，坚持巩固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搞改革开放，“老祖宗”没有丢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了科学社会主义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因而能够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大地上真正活跃起来，创造性地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着眼于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着眼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布局，形成了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技、外交、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的一整套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相适应的方针原则和政策制度。
经过60年的曲折探索，30多年的奋勇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光明大道已经真实而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并没有完结，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任重而道远。我们的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伟大事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应该看到，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的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世所罕见。因此，希望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地实现我们的目标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三、我们必须长期地、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胜利之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要顺利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一，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坚定信心与决心。当前要认真学习贯彻好“十”精神和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十精神上来，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安康的唯一正确道路，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
第二，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立足中国国情。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有了很大发展，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没有变。要清醒认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我国基本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增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坚定性，提高想问题、办事情决不可脱离实际的自觉性。要充分认识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自觉地促进科学发展，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第三，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我们的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要坚持把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
第四，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建设全面发展。要认真落实中央关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扎扎实实做好各方面工作。努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新进展，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地体现到改善民生上。
第五，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是抓好党的自身建设。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努力造就高素质的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和党员队伍。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一定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一定要加强学习、勤奋工作，一定要加强团结、顾全大局，做到思想上始终清醒、政治上始终坚定、作风上始终务实。
参考文献：
[1]蒋学模.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06）.
[2]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理论调研组.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n].重庆日报，2000.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篇8
[关键词]中国梦；思想意蕴；实践路径；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8-0025-05
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旗帜、继往开来，明确提出并深刻阐发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战略思想，受到国内外高度关注和各方面广泛好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深厚思想意蕴、清晰实践路径和重要时代价值。
一、中国梦的思想意蕴
民族复兴中国梦内涵丰富、思想深刻、观点鲜明，可以从基本内涵、本质属性、价值取向和历史方位四个维度理解其丰富厚重的思想意蕴。
（一）基本内涵
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1]这说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内涵和本质要素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三个方面准确揭示了近代以来中华儿女孜孜以求、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深刻总结了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生动表达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以中国梦概括“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洗练精准、通俗生动，具有中国风格、体现中国气派、彰显中国力量，是中央转文风、改作风、接地气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声音的温婉表达、中国故事的美妙讲述。
（二）本质属性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实现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不断造福人民，人民性是中国梦的本质属性。这一属性体现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彰显中国共产党人民性的党性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以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中国梦的本质属性要求：“我们要随时随地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2]
（三）价值取向
古希腊哲人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3]中国先哲讲：“天地之性人为贵”[4]。这些哲语倡扬和尊崇人的地位、尊严、价值、主体能动性。马克思认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5]11。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绝对的批判”认为“人为了历史能存在而存在，而历史则为了真理的论据能存在而存在”[6]284的荒谬观点后，深刻指出：“历史达到的结果是，最复杂的真理最终是不言而喻的，一切真理的总和，即人，最终是不言而喻的。”[5]284可以说，为了人、解放人、发展人、实现人的自由幸福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价值立场和历史使命。中国梦坚持这一主题、立场和使命，以人民幸福为最高追求和最终归宿，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最终是为了实现人民幸福，这也是中国梦本质属性的必然要求。梦想内蕴价值，价值让梦想闪光，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梦之所向。实现中国梦的过程和结果都是为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为人民谋福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美好。
（四）历史方位
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和战争之苦，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华夏儿女的坚定追求。新中国建立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以高度的主人翁精神和历史责任感，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新征程。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人民解放思想、艰辛探索，做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的关键抉择，社会主义中国日益走向繁荣富强，民族复兴呈现光明前景，人民生活实现总体小康。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以更加自觉、更加自信、更加昂扬的姿态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业，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近在咫尺。
二、中国梦的实践路径
民族复兴中国梦既是凝聚人心、鼓舞斗志、催人奋进的理想宏图，又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历史和现实发展为基础的理性命题。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拓奋进的历史进程，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昭示了实现中国梦的现实路径。可以从路径选择、行动指南、制度支撑、实践主体、精神动力、力量源泉、领导保障、任务布局和作风要求九方面认识中国梦的实践路径和要求。
（一）路径选择
道路关乎国运民生、决定兴衰成败。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这条道路传承中华五千多年璀璨文明，总结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奋进历程，是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不懈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创新发展中成功开创的，来之不易、弥足珍贵，是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只有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力建设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才能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才能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不二选择，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
（二）行动指南
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脉相承，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奋力开拓创新的心血和智慧，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实现的理论飞跃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最可珍视的思想贡献和最为宝贵的政治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坚实思想基础。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必须也必将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宏阔历史进程中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
（三）制度支撑
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长期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取得的宝贵制度创新成果，是中国道路的外化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由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共同构成的制度体系。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必须始终坚持这一制度，同时还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使之不断完善和发展。
（四）实践主体
“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5]286“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5]320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胜利前进的光辉历程也表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是党和党的事业永葆生机活力的力量源泉。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时期、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日新月异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如今，我们的伟大祖国以雄健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华儿女在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但前进道路上还有许多必须克服和战胜的巨大困难与重大挑战。因而，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继续与人民同甘共苦、团结奋斗。中国梦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梦，中国人民是中国梦的书写者、实现者，是中国梦的实践主体。实现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中国人民团结奋斗，切实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各项权益，不断以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走向共同富裕的新成效焕发人民历史主动精神，调动人民劳动创造积极性。
（五）精神动力
天有日月星，人有精气神，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中国人民的“精气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是中华儿女勇往直前的精神动力。中国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中华时代精神的统一。中华文化最厚重的传统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华民族坚强团结、饱经磨难而不衰的理想信念；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是改革创新，改革创新始终是中华儿女在改革开放中勇于变革、永不停滞的思想武器。一分精神，一分事业，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必须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中华儿女崇德向善的精神追求、团结一心的精神特质、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不自满的精神境界，为实现中国梦铸就强大精神力量。
（六）力量源泉
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中国昭示着中国力量。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必须汇聚中国力量。“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5]287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2]人心齐，泰山移，亿万中华儿女为实现共同梦想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共圆梦想的力量就强大无比；团结力量大，泰山也搬家，全国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会汇集起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磅礴力量，战胜圆梦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因而，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必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增加积极因素，释放和增强社会创新创造活力，为实现中国梦汇聚起强大的中国力量。
（七）领导保障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领导地位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复杂深刻变化，肩负实现中国梦领导重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共产党要完成团结带领中华儿女实现中国梦的光辉历史使命，就必须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加强和改善领导能力，大力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保持坚定性、先进性、纯洁性，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党员和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同一切败坏党的形象、损害党的肌体的庸懒散贪现象作斗争，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矢志不渝为实现中国梦奋斗不息。
（八）任务布局
实践永无止境，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没有终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就是人们不断追求和创造幸福生活的奋进史，实现中国梦是中华儿女为更加幸福美好生活接力奋斗的过程。就近期任务而言，就是实现2020年即建党一百周年时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稍远目标而言，就是到本世纪中叶即建国一百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是个系统工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方面各环节及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有明确要求，具体说就是党的十提出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八个“必须坚持”的基本任务。
（九）作风要求
奋斗创造历史、成就伟业。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现在，我国处在居民生活由低水平小康向更高水平小康迈进、综合国力由发展中大国向现代化强国跃升的历史新时期。但是，必须清醒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问题特别突出，科学发展面临的诸多瓶颈和复杂矛盾亟待破解，一些领域和一定范围内的诚信缺失、道德失范、消极腐败现象十分严重，在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众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欲求伟业成，功夫须下深，我们要把握好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这一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作风要求，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气魄动真碰硬、勇涉险滩，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作风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用知识智慧和勤劳汗水把美好梦想一步步变成现实。
三、中国梦的时代价值
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蕴含时代精神精华，反映中国人民的理想信念，合乎世界人民的心声期待，具有重大深远的时代价值。从党的理论创新发展、科学理论对实践的引领促进作用、中国声音的世界影响三个层次看，中国梦是我们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必将极大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业蓬勃发展，对构建和平和谐与共同繁荣发展的世界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一）思想理论贡献
1.民族复兴中国梦是对党的奋斗历史的新概括。民族复兴中国梦不但总结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探寻救亡图存真理、寻找民族复兴道路虽百折而不挠、可歌可泣的艰辛奋进历程，更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三大历史时期奋斗目标、历史任务和发展主题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发展史就是不懈探索和奋力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奋斗史，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最终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启了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新征程。因而，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提出体现了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总结过去、审视现在、瞻望未来的历史理性和深邃智慧，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理论自觉、深沉的实践自信和坚定的理想信念。
2.民族复兴中国梦是对党的执政理念的新升华。民族复兴中国梦不但是对中国共产党90多年实践探索、理论创新、目标追求的深刻总结和精准概括，更是在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和当代中国发展走向的新论断，对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的丰富和升华。“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295，从总趋势上说，人类社会发展就是各个国家日益繁荣富强、人民生活日渐幸福美好，彼此平等以处、和平相处、和谐共处，共享人类文明和发展成果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民幸福快乐。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其实质是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各项事业，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中国梦深刻把握了三大规律的本质内涵和内在关联，丰富发展了党的执政理念，是我们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基本指导理念和有力政治宣言。
3.民族复兴中国梦是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新发展。民族复兴中国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主题、思想基础、政治理想和根本立场，同时，把握时代精神，汲取实践发展的鲜活力量，以理论创新发展的宽广视野，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了新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但是，这些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重大问题之间的根本逻辑关联是什么？这些问题的解决和中国共产党、我们国家、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等不同主体有何深层次内在关系？对此，民族复兴中国梦做出了科学回答和深刻揭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体中华儿女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汇聚中国力量，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
4.民族复兴中国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成果。民族复兴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血脉相通，同时，深刻总结中华悠久历史文化传统，深入概括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特征，准确反映亿万中华儿女新期盼，明确指出中国未来发展之走向，是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华民族特色和当今时代气息的中国声音、中国话语、中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最新成果。
（二）精神引领作用
民族复兴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励人心、引领未来，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高昂旋律，是凝聚和引领全体中华儿女奋勇前进的精神旗帜，对团结动员中华儿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事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梦凝聚着亿万中华儿女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道出了奋发图强的中国人民的真挚心声，连接国家、民族和个人，贯通国家之梦、民族之梦、个人之梦。中国人民对更加美好生活的期盼绘就了中国梦的底色、勾勒出中国梦的轮廓，凝结为党和政府的奋斗目标。中国梦把国家、民族和个人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个人具体利益紧密联结在一起，因而，必将以其巨大的感召力继续引领和鼓舞着英雄的中华儿女在民族复兴征程中团结奋进，创造出更多的中国精彩、中国震撼和中国奇迹。
（三）世界历史意义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战略地位举足轻重，世界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因而，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发展动态和发展走向，希望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发展优势、发展机遇和发展成果，希望日益强盛的中国对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新世界的构建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传承中华民族珍爱和平、崇尚和谐、开放包容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回应国际社会普遍关切，提出的民族复兴中国梦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也是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友好相处、携手共进、合作共赢之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梦，是和平友好、共同繁荣世界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造福他国人民，不仅造福当今世界，也造福子孙后代。说：“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和平发展。我们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11]可见，中国梦的实现、中国的发展强大必将会极大增强世界和平与发展力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新机遇、增添新活力，推动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四、结语
作为有着深厚历史基础、强烈现实关怀、坚实理论奠基、突出实践品格、鲜明民族特色的科学命题，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厚重思想内涵来源和形成于中华儿女的长期探索实践，总结和蕴含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是我们凝心共筑中国梦的思想前提和认识基础。中国梦的具体实践路径反映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之规律和要求，是我们聚力共圆中国梦的清晰路径和现实遵循。我们筑梦圆梦的过程和结果必能使中国梦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得到彰显，中国梦时代价值的彰显也将进一步促进我们更好地筑梦圆梦。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学习领会中国梦最重要的就是要深刻理解其丰富厚重的思想意蕴、牢牢把握其系统清晰的实践路径、大力彰显其重大深远的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1].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3-03-24（2）.
[2].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3-18（1）.
[3]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57：138.
[4]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12）[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8.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篇9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爱国主义；科学历史观；全球化视野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9-019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简称《纲要》）是以历史为平台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担负着马克思主义教育功能。《、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指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帮助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纲要》课程的开设，不以传授中国近现代史知识为主要目的，而是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为根本目的，这就使得《纲要》课程具有与历史专业课程所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特性。因此，如何发挥《纲要》课程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需要我们无论在教学内容还是在教学方法上都要进行调整、创新，以充分发挥这门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大功效。
一、紧扣近现代史主线，对大学生进行国史国情教育，培育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近现代史是以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战争为开端的。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封建统治的腐朽，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人民开始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斗争，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要完成的两大历史任务。为了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探索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道路，这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史的“主线”。中国近现代史任何重大事件的发生、发展，都是围绕着这两大主线展开的。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若能紧紧抓住这一主线，通过重点讲解，就能使学生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了然于胸，从而有助于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比较系统、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加深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科学认识，从而真正达到帮助当代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三个选择”这一教学目的，充分发挥《纲要》课的育人功能。爱国主义情感是在对祖国历史的认同中逐步培养起来的。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培育爱国主义情感，就必须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汲取营养。梁启超即曾指出历史对于培养爱国情感的重要意义：“史学者，……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在培育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方面，《纲要》课程发挥着该学科所独有的学科优势。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斗争史、创业史。从洪秀全“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太平天国，到维新派的“君主立宪”主张，到革命派的“民主共和国”理想；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到“振兴中华”的口号，所有这些构成了先进的中国人对近代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无数次血的教训最终使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近现代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所体现出来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其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日益丰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把握时展主题，紧跟世界发展潮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这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时代主题与核心内容。只有了解国史国情，才能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只有了解近现代历史这一艰苦探索的过程，才能树立自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和信念。
大学生心路历程论文篇10
关键词：图文史料初中历史教学高效教学
一、图文史料的魅力：描绘多彩历史，打造高效课堂
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和研究离不开史料。在掌握历史知识的过程中，既有能力的训练，又有对史学方法的了解和运用，更有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体验和培养。而史料教学，正是实现这一目标要求的有效的、可行的教学方式。[1]
初中生喜欢绚丽的色彩，形象的图片，生动的语言……从认知方面来讲，少年的思维正向着更为抽象、概括和注重逻辑的方向发展，他们较儿童具有更强的学习迁移能力。[2]初中历史教学不同于高中历史，其史料的开发，首先应注重对基础知识的记忆和理解，其次才是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以文字史料、人物肖像（《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文学作品、新航路开辟的地图及知识体系的思维导图等方式共同实现《资本主义时代的曙光》的多层次教学。
二、图文史料的选用：围绕课程标准，训练学生思维
朱光潜说过：“真正的史料只有两种：证据与批判，即生活与思想。”而史料大致也有两大功能：一是为我们呈现较为真实的历史，二是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感悟和理解。用从史料中提炼出的思想指导我们的生活。
史料如烟波浩渺，一望无际，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后人的层层足迹。因此要提高课堂效率，其选取必须以课标为中心。以《世界历史》（人教版·九上）中《资本主义时代的曙光》一课为例，笔者结合多年初三历史教学实践谈谈如何选用史料以实现高效听课，提升学生思维能力。
1.围绕课标选材，突破重难点。
2011版新课标：（1）知道《神曲》，莎士比亚的戏剧等，初步理解文艺复兴对人的思想解放的意义。（2）从手工工场和租地农场的产生，初步理解近代早期西欧社会经济的重要变化。（3）通过哥伦布发现美洲，麦哲伦环球航行，初步理解新航路开辟的世界影响。
本课两大主题是“文艺复兴”和“新航路的开辟”。其核心是“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属于资本主义时代曙光的两件大事。教师应该围绕这两件大事开发史料，将这两个主题讲清、讲透。笔者在此选取了几则史料进行说明。
材料1：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萌芽，世界在发生巨变。在神学笼罩的黑暗中，思想文化的巨人向愚昧和无知发起了挑战；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上，勇敢地探险者找到了沟通世界的新航路，腐朽的封建城堡在风雨中动摇，资本主义新时代即将到来。
材料2：这是一场主张以“人”为中心、提倡人性解放、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运动奠定了欧洲新时代的思想基础，使欧洲人走出了愚昧的时代，走在了世界发展的前列。
从这两则史料上看，世界正处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思想上新兴的资产阶级不满封建教皇的控制，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以但丁、达·芬奇和莎士比亚为主要代表，其核心思潮就是“人文主义”，突出人的价值所在，通过批判天主教会的贪婪、描绘蒙娜丽莎的容颜，展现“人”这个中心。经济上，追求财富的欧洲人对黄金的梦想促使他们开辟了通往世界的航路。
相对于历史概念，初中生对人物的兴趣是最浓厚的。针对本课重点人物哥伦布，在史料开发方面设计如下：他，出生于意大利，起航于西班牙，越过茫茫大西洋，来到了古巴、海地，发现了一个远离亚洲大陆的新世界，当他向西南航抵美洲大陆时，他相信自己到了马六甲海峡附近，因而有了印第安人的称号。
人物众多也是本课的特点之一，人物、国籍、作品众多，使学生记忆容易出现混淆，张冠李戴的现象层出不穷。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笔者自行设计了一段文字资料：一位威尼斯商人慕名来到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英国，拜会了文艺复兴的先驱者莎士比亚，探讨了达·芬奇《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还欣赏了但丁的悲剧《哈姆雷特》。通过辨认错误以正视听，完成基础知识的学习。
2.结合问题设计，训练学生思维。
史料教学在促进学生历史思维的发展、历史观的形成与历史方法的掌握方面起着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培养学生历史空间思维无疑是本课的目标之一，初三学生对地图及方位的把握上还相当欠缺，利用地图《新航路的开辟》进行新课内容的传授是多年来被证明最有实效的方法。“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是学习方位最初始背诵的口诀，看着地图，学生就能完成文字表述：哥伦布西行，越过大西洋，到达今天的古巴和海地，发现了美洲大陆；麦哲伦从西班牙出发，经过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回到西班牙，绕地球一周，证明了地圆学说。可见，当学生进行文字表述时，是建立在读图识文的基础之上的，空间感跃然纸上。
培养学生利用辩证唯物史观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也是历史学习的重要一课，探讨新航路开辟的影响尤其是哥伦布开辟欧洲到美洲的大西洋航路的影响，是训练唯物史观最好的课题。笔者在此选取了以下几则史料：
材料3：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讲道：严格的全球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直到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进行远航探险时才开始的。在这以前，只有各民族的相对平行的历史，而没有一部统一的人类历史。
材料4：马克思说：“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哥伦布的航行和发现确实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过推动作用，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材料5：西欧国家使殖民地成为他们的附庸，从而攫取了大量财富。正如亚当·斯密所说（1776）：“在任何一块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里，我们所获取的利润一般都远远超过在欧洲或美洲已知的任何一块耕地。”
上述史料说明，新航路的开辟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对欧洲来说确实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对世界来说，则打破了原来各洲孤立的状态，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对印第安人来说却是灾难的开始，生命被屠杀，资源被掠夺……这告诉学生评价历史事件要从多方面考虑，要站在不同人物的立场上看待问题，不能以偏概全，以点覆面。
三、图文史料的升华：构建知识图表，实现高效学习
与传统的声音和文字刺激记忆相比，图像记忆的效率要提高3～10倍，图像记忆的要领是图像必须精简。而所谓的“思维导图”，就是通过绘图，增强人的注意力与记忆力，从而促进大脑潜能的开发，将大脑的思维过程进行可视化的展示，提高自己的思维水平，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思考模式。
针对《资本主义时代的曙光》这一课，学生通过构建知识图表，把分散的知识点进行归纳整理，形成体系；通过设计表格，对相似知识点进行区分，从而帮助基础知识的记忆。设计如下：
初中历史教学史料基本由原始史料、二手资料和资料创建三个方面构成，史料的选择和创造必须兼顾单元、课题，围绕“课标”这个核心进行运用和开发。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