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散文篇1
周国平,1945年出生,哲学博士。主要著作有《苏联当代哲学》(合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人与永恒》《尼采与形而上学》《忧伤的》《只有一个人生》《今天我活着》《爱与孤独》等;译著有《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合译)《偶像的黄昏》《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等。《周国平文集》中的两则寓言故事被选入了初中一年级教材。其散文长于用文学的形式谈哲学,诸如生命的意义、死亡、自我、灵魂与超越等,虔诚探索现代人精神生活中的普遍困惑,重视观照心灵的历程与磨难,寓哲理于常情中,深入浅出,平易之中多见理趣。
【成长故事】
周国平从中学开始就有了一个志向――要做一个有学问的人。他认为,知识是第一位的,知识是最崇高的。他就抱着这样一个信念进了北京大学。但是进入北大以后,他的性情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开始觉得知识学问并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还是精神生活。人,一定要活得有意义。
说起高考经历,周国平记忆比较深的是填志愿的经历。1962年参加高考时,他一口气报了好几个名牌大学的哲学系。可是,那个时候,年少的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哲学。
周国平当时听了的一句话:哲学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总结。他那时候最强烈的一点就是求知欲,总觉得读书特别愉快,读书的前景让他特别激动。他想学知识,从知识联系到哲学,仅仅是因为哲学在他的眼中是包罗万象的,各种知识都包罗在哲学里面。于是,他就抱着对知识的“野心”选择了这门学科。
1962年,周国平考上了北大哲学系。当时的周国平本以为能够学到很多的知识,不曾想,在那个年代,由于历史原因,当时北大的哲学课程很单调,不开放,知识狭隘,思想保守,根本就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他在上课的时候,听不进逻辑课,就写了这么一首嘲笑课堂的诗:教授用枯燥的语言,讲述着枯燥的课程,每一种空洞的教条,要重复讲十几分钟。如教授讲的这样一段:“所谓直接推理是这样的一类推理,这样的一类推理,特点有这样一些。特点有这样一些,就是这样的一类推理……”够了,敬爱的形式逻辑,请不要把理智嘲弄,再有逻辑的头脑,也会被折磨得发疯!当时他很失望,当时的哲学课程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学业还得继续,那怎么办?自学!
周国平牢牢记着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德的一句话:“知识这个东西,你不用它就会忘记,你要用的时候,你很容易查到的,这个东西不重要的。什么是教育?当你把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全部忘记了,那剩下的东西就是教育。他由此醒悟,剩下的东西就是自主学习的能力,就是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融会贯通的能力,这种东西是最根本的。这是一个人终生的财富。
周国平总结了他成长经历最为重要的一点:他懂得如何在格格不入的时代和环境里找到自己。因此他成功了。
【作品一赏】
名人和明星
我们这个时代似乎是一个盛产名人的时代。这当然要归功于传媒的发达,尤其是电视的普及,使得随便哪个人的名字和面孔很容易让公众熟悉。风气所染,从前在寒窗下苦读的书生们终于也按捺不住,纷纷破窗而出。人们仿佛已经羞于默默无闻,争相吸引传媒的注意,以提高知名度为荣。古希腊晚期的一位喜剧家在缅怀早期的七智者时曾说:“从前世界上只有七个智者,而如今要找七个自认不是智者的人也不容易了。”现在我们可以说:从前几十年才出一个文化名人,而如今要在文化界找一个自认不是名人的人也不容易了。
一个人不拘通过什么方式或因为什么原因出了名,他便可以被称作名人,这好像也没有大错。不过,我总觉得应该在名人和新闻人物之间做一区分。譬如说,挂着主编的头衔剽窃别人的成果,以批评的名义诽谤有成就的作家,这类行径固然可以使自己成为新闻人物,但若因此便以著名学者或著名批评家自居,到处赴宴会、出风头,就未免滑稽了。当然,新闻人物并非贬称,也有光彩的新闻人物,一个恰当的名称叫做明星。在我的概念中,名人是写出了名著或者立下了别的卓越功绩因而在青史留名的人,判断的权力在历史;明星则是在公众面前频频露面因而为公众所熟悉的人,判断的权力在公众,这是两者的界限。明晰了这个界限,我们就不至于犯那种把明星写的书当作名著的可笑错误了。
不过,应当承认,做明星是一件很有诱惑力的事情。诚如杜甫所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做明星却能够现世兑现,活着时就名利双收,写出的书虽非名著(何必是名著!)但一定畅销。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许多学者身份的人现在热衷于在电视屏幕上亮相。学者通过做电视明星而成为著名学者,与电视明星通过写书而成为畅销作家,乃是我们时代两个相辅相成的有趣现象。人物走红与商品走俏遵循着同样的机制,都依靠重复来强化公众的直观印象从而占领市场,在这方面电视无疑是一条捷径。每天晚上有几亿人守在电视机前,电视的力量当然不可低估。据说这种通过电视推销自己的做法有了一个科学的名称,叫做“文化行为的社会有效性”。以有效为文化的目标,又以在公众面前的出现率为有效的手段和标准,这诚然是对文化的新理解。但是,我看不出被如此理解的文化与广告有何区别。我也想象不出,像托尔斯泰、卡夫卡这样的文化伟人,倘若成为电视明星――或者,考虑到他们的时代尚无电视,成为流行报刊的明星――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姑且承认,凡有相当知名度的人均可称作名人。那么,最后我要说一说我在这方面的趣味。我的确感到,无论是见名人,尤其是名人意识强烈的名人,还是被人当作名人见,都是最不舒服的事情。在这两种情形下,我的自由都受到了威胁。我最好的朋友都是有才无闻的普通人。世上多徒有其名的名人,有没有名副其实的呢?没有,一个也没有。名声永远是走样的,它总是不合身,非宽即窄,而且永远那么花哨,真正的好人永远比他的名声质朴。
读后一思:
1.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什么?
2.选择正确的答案,把序号填在()里。
(1)对“从前几十年才出一个文化名人,而如今要在文化界找一个自认不是名人的人也不容易了。”这句话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从前出一个文化名人不容易,现在出一个文化名人容易。
B.从前出一个文化名人不容易,而现在找一个自认不是名人的人也不容易。
C.从前出一个文化名人不容易,现在找名人也不容易。
(2)“据说这种通过电视推销自己的做法有了一个科学的名称,叫做‘文化行为的社会有效性’”。这句话含有()意味。
a.赞扬B.肯定C.讽刺
3.文章第二段运用了什么论证方法,请举例说明。
4.文章第三段引用杜甫的诗句,其用意是什么?
5.结合选文并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谈谈如何正确看待成名问题。
参考答案
周国平散文篇2
一、“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
在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的名字常常是与“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艺术主张联系在一起。1918年底与1919年初，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周作人先后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重要文章，他从个性解放和反对封建旧文学的要求出发，提出在当时具有广泛影响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理论主张。
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开门见山地提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虽然在表述上存在着一些不十分明确的地方，却是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从本质上厘清了新、旧文学的标准。文章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认为封建的旧文学中那些妨碍人性生长的非人的文学，应当排斥；有助于人性发展和人的健康的精神生活的新文学应该提倡。文章还明确提出：“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
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周作人对“人的文学”的提倡基于一种对人性亦即人的本质的认识，他首先承认人是一种生物，与别的动物没有什么不同。他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完全满足。凡是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排斥改正。但又指出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其他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因而他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但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尚和平的境地，凡阻碍人性向上发展者，也都应排斥改正。他这种灵肉一致、兽性与神性合一的人生观，吸收了欧洲自15世纪以来的人文思想的成果，希望中国人睁开眼睛认识自己，重新发现人，“去辟人荒”，进而“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
同时，周作人还指出，“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
本着这种人道主义的文学观，周作人进一步提出以“平民文学”的口号。在《平民文学》中指出，“第一，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第二，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既不坐在上面，自命为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风，颂扬英雄豪杰，只自认是人类中的一个单体，混在人类中间，人类的事也便是我的事。”在文中，个体的人与群体的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强调。而且从那个时代需要出发，提倡更关心普通人，关心普通人的精神与心理。
周作人所提出的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成为文学革命在思想内容方面的重要的理论口号。他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人的文学”这个中心观念，从而成为“五四”新文学各种流派发展的共同思想基础和推动力。
周作人“人的文学”及“平民文学”的艺术主张还有着鲜明的人文关怀。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之所以要在文学上略略提倡，是“稍尽我们爱人类的意思”。在周作人的文学观念中，强调“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并以此作为“人的文学”观念的两大支柱，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思想是西方自文艺复兴以降几百年来“人学”思想的延伸和发展，它强烈地反叛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及儒学思想而把文学引向对于人或人生的关怀与描写，使得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人文关怀的道路。
二、国民精神与个体情趣
虽然人们普遍注意到周作人在“五四”初期率先提出“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的艺术主张，却很少有人能将其理论与其散文创作联系起来，从理论倡导者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去探究其中的人文关怀，探讨作家如何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中真切地实践着这种艺术主张，表现心中真切的人文关怀。
在笔者看来，周作人散文中对人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群体层面，即对国民精神的关注，一是个体层面，即对个体人生情趣的重视。这两大层面的存在与周作人的文学观念中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因素同时共存是密切联系的。这两大层面在他的散文中大体呈现出既历时性变化，又互相交融的特点。在早年的散文中，他注重的是对群体的关怀，着重关注的是国民精神人格的重塑，主要表达的是对全体国民精神心理的人文关怀；而越到后来，主要是在平淡冲和的外衣下关注平常的人性人情，特别是个体的人生情趣。
首先看其对国民精神的深切关怀。周作人在1919年从日本回国后，就积极参加到新文化运动中，除了在当时具有广泛影响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从理论上积极提倡“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外，他的其他的大量的散文，与他的兄长周树人的杂文一样，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思想体系，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层面关注国民精神心理与理想人格的建构，深沉关注中华民族的群体人格。
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一文中，针对当时的文言与白话之争，不是单一地提倡白话，而是十分深刻地看到白话文也可像文言文一样宣扬“纲常名教”“忠教节烈”，因此，“单变文字不变思想的改革”等于“换汤不换药”。他明确提出“思想革命”的口号，并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从初期的着重文白之争，推向对人的现实境遇与精神心理关注。
周作人的散文对妇女有着较其他群体更为深切的关怀。他那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在面对中国社会最弱势的群体——妇女时，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一文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妇女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不单是关于女性的问题。”他还指出:“我觉得中国妇女运动之不发达实由于女子之缺少自觉，而其原因又在于思想之不通彻，故思想改革实为现今最应重视的一件事。”
周作人意识到经过两千年的封建统治者不断精心培植的旧道德，渗透在社会生活和精神领域的各个方面。对此，他作了广泛而持续的批判。周作人对旧道德的批判是坚决的不妥协的，同时他又忠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他认为只有借助于“科学的力量”和艺术的修养，才能改变国民的思想和精神面貌。他说：“道德进步，并不靠迷信之加多而在于理性之精明，我们希望中国性道德的整饬，也就不希望训条的增加，只希望知识的解放与趣味的修养。”周作人创作了大量的这类极具批判性与战斗性的散文，体现了“五四”文学对中华民族群体精神心理的关注，与其兄鲁迅的文章一样，是一种“立人”的文学。
再看周作人散文对个体心灵的关怀。在周作人的散文中，有一系列描写草木虫鱼，抒写个人生活情趣的闲适小品，而且他自己则是越来越有意识地去追求。著名的《喝茶》《乌篷船》便是这类文字的代表。他的这类散文无明显的社会意义，常在描述日常生活琐事或回忆往事或谈天说地、谈论花鸟虫鱼，表露自己的心境和情致，过去常常被人批评。其实这类文章关注的重心转向了个体的人，侧重的是个体人生情趣的表达与关切。
如著名的《喝茶》，文章将“吃茶”升华为了一种人文关怀。文章推崇日本“茶道”，并以“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八字概括，认为喝茶是“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表现出对“茶道”的优雅的情态与精神享受的推崇。文中还提及作家自己的喝茶之道在于“赏鉴其色与香与味”，而且特别崇尚其“自然之妙味”，这就将“吃茶”与人生，与人生情趣的获取与品味联系起来，从而升华为一种人文关怀。
三、借鉴西方与延续传统
中国现代文学是经过中西文化的双向选择而创造的民族新文学。周作人的散文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部分，有着与中国现代文学相同的特质。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所谓中西文化的双向选择即是借鉴外来文化使之民族化，继承本民族传统使之现代化。周作人散文中的人文关怀也是20世纪初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产物。
人文关怀是现代学人十分关注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现代文学“改造民族灵魂”的启蒙性质，决定了现代文学对于作品的人文价值会给予特殊的重视。在对中西文化的继承与借鉴中，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人文关怀话语呈现出在交流与碰撞中借鉴吸收与融会贯通的特点。据学者考证，中国现代文学上使用的“人文”一词，有明显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它首先是由学衡派主将胡先啸提出来的，是他“在1922的评论胡适的《尝试集》时，根据英文humanism一词，再加上日译词尾——‘主义’——词译定的。梁实秋间或用作‘人本主义’（《现代文学论》），但更早也更普遍的用法，是译作人道主义，如周作人《人的文学》（1919）”。而在西方，近代意义上的“人文”以个性与人权（自由）作为其中的核心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全面引进了西方的人文观念，以个人价值为中心，关心个人，尊重个人，张扬个性，崇尚自由，歌颂叛逆，反抗专制，确立了对群体的人与个体的人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心理的全面关怀。但在确立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中西两种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矛盾与碰撞。
一般而言，中国传统的“人文”重群体，强调人伦，西方的人文较强调个性自由。现代文学史上一系列文化与文学斗争，其中往往包含了两种人文观念的对立与抗争，如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阵营与学衡派、甲寅派的论争；30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阵营对自由主义思想与尊孔读经的批判等。总的来说，新人文观因为顺应了时代要求，明显占有话语优势，但中国传统人文观念，仍潜藏在国人心灵的深处，因而，现代文学在人文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发生中和，两种人文观念由对抗趋向对话，由原来激烈冲突趋向于互相交融。于是，现代人文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西方与本土传统的人文话语在交流碰撞中生发出一种新的现代人文价值观。
在他具体的创作中，他实践着融通后的人文思想与艺术主张。从其散文的题材内容上看，就是越来越趋向对个人情趣、民间生活的关切。
周作人的文章有许多是谈民间饮食的。在民间饮食方面，像《卖糖》中关于绍兴夜糖、《喝茶》中南京茶馆中干丝，《谈油炸鬼》中故乡的麻花摊、麻花粥、羊肉粥之类等的描写，都让人在细细咀嚼中感受到人间的情趣。除了民间饮食，周作人对草木虫鱼方面也有特别的兴趣。30年代之初，他曾宣称今后专门谈草木虫鱼。他在文中谈苍蝇、鸟声、金鱼、秋虫的鸣声等，这类文字都给人以亲切温暖之感，给人的是心灵的抚慰，是对读者精神的关怀，是其作品人文关怀的曲折表现，融注着浓浓的人间情怀。
周作人的这类以平淡闲适为主要特点的“言志”的散文小品，抒发个人真情实感，表现生活的情趣，追求隐逸的风致，显示博览的杂学，采用平和的絮语的散文小品具体地实践着“言志”的艺术主张。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周作人等强调晚明文学的个人性，随机性，世俗性，并且成功的和小品文创作结合起来，其正面意义在于：以传统的文化与市民大众便于接受的文体，维护乃至扩大了以个性解放和个体发展为终极目的价值观，既威胁着30年代的政治高压，同时也抗拒着多数人的‘一道同风’，当时他们人数很少，势单力薄，注定为各方所不容，也成不了大气候。但几十年后，拉开距离，从长时段的角度看，其价值取向在现代人文价值建设中的意义是不容略的。”
关心人、尊重人,不仅关心群体的国民的精神灵魂的健康，也关心抚慰作为个体的人的情感意趣，是周作人散文人文关怀的重要特征。周作人对人既从群体的角度予以思考，关心民族精神心理的重构，又从个体的角度去以人的方式理解人的存在,关注人的个性情趣，以他的散文为代表的现代小品散文呈现出西方人文关怀向本土传统人文关怀回归的趋势，使得现代文学上的人文关怀由原来重群体转向重个体，更加的世俗化、民间化，消除了现代文学初期借鉴西方话语带来的与本土话语之间强烈的碰撞，表现出“借鉴外来文化使之中国化，继承本民族传统使之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充实完善了现代文学的人文关怀，使现代人文关怀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关注人，尊重人，提倡和谐社会的今天，周作人散文中蕴涵的人文关怀，值得人们去作更加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5月第1版，。
[2] 周作人：《思想革命》、《知堂小品》，太白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3] 周作人：《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知堂小品》，太白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
[4] 周作人：《狗抓地毯》，《周作人集》上册，花城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5] 周作人：《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知堂小品》，太白文艺出版，1999年1月第1版。
周国平散文篇3
然而，当你真正走进他用“渐近自然”（废名语）的文字所构造的散文艺术世界时，你会惊奇地发现还有一个别样的周作人真实而又鲜活地存在着。正如孙郁在谈论周作人的散文时所说：“读周作人的著作，完全是另一种境地。仿佛深山幽谷里的声音，又如僧人的经白，在悠然之中，把你引向远古，引向田园，引向无欲的安谧……周作人俨然一个教士，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的昨日如此，今日如此，明日也如此……②”而散文《故乡的野菜》正好代表了这样一类具有“田园安谧”境地的作品。
《故乡的野菜》选自周作人的散文集《雨天的书》（北新书局1925年12月版），作品原发表于1924年2月，是周作人“平和冲淡”小品文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开篇说道，“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这样冲淡的语言在周作人的散文里并不稀奇，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散文的构思与创作，古今的巨匠都孜孜地追求着“平平淡淡才是真，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至高境界，周作人也是如此。他的散文很少有剑拔弩张的句子，永远是那样的“心平气和”。然而他的平淡，却并非出自神秘的“天工”，亦是匠心独运的“人力”所为，只是技艺的高超使之不露痕迹而已。
接下来从他的妻子买菜看到荠菜，想到浙东乡间妇女小儿买菜的事情以及小孩们唱的歌，引《西湖游览志》、《清嘉录》的有关记载，又联想到鼠曲草和小孩赞美的歌辞，以至清明扫墓时所供的麻果和草饼等，在即兴闲聊中传达出一种优游自在的恬淡趣味。这一“趣味”，表面上看是在践行着晚明公安派有关“性灵”的文学理论，即“作者应该去倾听自我的声音，从语言和行为上培养起一种闲适，仔细观察生活中的小小事物”③；而究其实质，我们不难看出，这一“平和冲淡”的无功利的美学创作追求是与当时时髦的革命文学宗旨背道而驰的。联系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社会历史背景，当时的文学不是被“贱卖”给了商品经济（例如畅销一时的海派文学），就是一味强调“战斗的武器”，将之作为改良社会的“宏大武器”：两者无疑都将文艺当作了为世俗所役使的工具。而于这一文坛“大气候”之下，周作人不合时宜地创作出大量诸如《故乡的野菜》的小品文来，我以为这正是他的苦心所在。这一“苦心”的具体内涵正如钱理群所言：“他拒绝了将自我崇高化、英雄化的蛊惑，只是像一个‘走了许多路程’的‘旅人’，平静地，甚至有几分淡然地，讲着自己的故事，一些‘平凡的事情和道理’。――他终于把评价留给了历史与后人，保存了一个完整的智者的自我形象。④”
钱理群曾对周作人所创造的散文艺术世界有过精妙的评论：“他常常以宇宙万物、异邦、古人为友，看似显示了他胸襟的通达与博大，但在更深层次上，却又表现了他内心的寂寞。因此他在落笔的时候更多的是在排遣内心的寂寞。⑤”而在这一寂寞内心的驱使之下，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无论外在的时代风云如何剧烈变幻，周作人的散文艺术世界却仍旧沉湎于对“草木虫鱼”的自伤自怜之中不可自拔，渐渐地变得“只见苍蝇，不见宇宙”（《知堂文集・苍蝇》）。于周作人散文创作的这一心路旅程之中，我们分明感觉到他那革命岁月里的遗士情怀，以及“苦雨斋”里风月书桌之外的风云之色。
注释：
①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增订本.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
②孙郁.鲁迅与周作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
③顾彬著.范劲等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
周国平散文篇4
关键词：经济景气分析方法物价周期波动季节调整合成指数扩散指数
中图分类号：F2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1-061-02
一、经济景气分析方法的应用现状
近年来经济景气分析方法在宏观经济的监测、预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国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等有影响力的机构都开展了对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的监测、预测，并取得了较好效果。除了对宏观经济整体面的监测和预测，经济景气分析方法在宏观经济的重要领域、产业层面和区域层面也得到了较好的应用，如：国家信息中心对物价、投资、进出口等宏观经济的重要领域进行了监测、预测；经济日报联合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对煤炭、家电、机械等国内主要行业运行情况的监测、预测并定期中经产业景气指数；内蒙古、湖南等省份的地方机构也分别开展了对本区域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监测、预测并取得了良好效果。本文在借鉴有关机构经验的基础上，采用“中国宏观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这一软件，对山西物价的周期波动进行实证分析，从而为山西制定物价的有关政策提供支持。
二、经济指标的处理和数据库的建立
经济景气分析方法首先需要建立数据库，将有关的经济指标以适当形式保存在数据库中。由于我国经济一般呈现出绝对水平上升而增长率存在波动的情况，国内研究机构普遍采用增长率循环来研究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本文也采用增长率循环，将有关经济指标的增长率序列作为研究山西物价周期波动的依据。本文的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山西省统计局对外的《山西月度统计》，其中大多数指标直接采用《山西月度统计》中的月度同比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类指标采用累计同比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类指标、房地产开发类指标、消费品零售额类指标、工业增加值类和工业产量类指标由于一月份的数值缺少，故采用直线内插法等数据处理方法将上述指标的一月份的数值补齐，以保持经济时间序列的连续性，便于软件处理。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数据库中的经济指标是2006年1月至2016年8月的连续十年多的月度经济时间序列。
三、季节调整、选取基准指标和建立先行、一致、滞后指标组
由于数据库中的经济指标是月度数据，受到节假日、天气情况等季节因素的影响，为了消除这种影响，需要对上述经济指标进行季节调整。目前比较成熟的季节调整方法是美国商务部开发的X-11季节调整法。本文采用X-11季节调整法对数据库中的经济指标进行季节调整，去掉原有经济时间序列Y中的季节要素S和不规则要素i，保留趋势循环要素tC（本文中的季节调整采用乘法模型Y=t*C*S*i，其中Y为经济时间序列、t为趋势要素、C为循环要素、S为季节要素、i为不规则要素）{1}。
物价的基准指标是一个重要的能够敏感反映当前物价变动状态的经济指标。在由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等指标构成的反映不同方面价格的体系中，本文选取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Cpi）作为山西物价的基准指标。因为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Cpi）是最终端的价格，其他不同方面价格的变化最终将在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Cpi）中有所体现；同时，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Cpi）也是当前各种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
先行指标和一致指标的选取应该采用统计检验和经济意义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Cpi）为基准指标，采用时差相关系数检验，从山西的宏观经济月度指标中筛选出物价的先行指标和一致指标。其中，先行指标组中的各个指标的时差相关系数均在0.70左右或者以上；一致指标组中的各个指标的时差相关系数均在0.80以上，表明先行指标和一致指标的选取较好（见表1，其中的指标均为经过季节调整并去掉不规则要素后的增长率指标）。再结合K-L信息量、峰谷对应法、评分系统等多种方法进一步检验，可以初步确定表1中先行指标和一致指标选取的合理性。
从经济意义来看，工业是山西经济的主要产业，工i经济的变化反映了宏观经济的变化。钢材产量、粗钢产量、原铝产量作为工业领域的主要指标因此是宏观经济的一致指标，而物价一般是宏观经济的滞后指标。因此，钢材产量、粗钢产量、原铝产量在经济意义上领先于物价，是物价的先行指标。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分别反映了商品零售领域和工业生产领域相关的价格变化，与反映最终端消费的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Cpi）一起构成了全面的价格体系，因此上述四种价格指数是物价的一致指标。
四、构建物价的合成指数和扩散指数
景气指数方法认为：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是各个方面相互波及、相互渗透、共同影响的过程，单一经济指标难以全面反映这一过程；需要全面选取相关的经济指标并通过指数化的方法来对宏观经济进行监测预测{3}。本文根据表1中筛选出的物价的先行指标和一致指标，分别采用合成指数和扩散指数的指数构成方法来构建反映山西物价运行现状的一致指数和预测物价未来走势的先行指数。
图1是合成指数法构建的山西物价的先行合成指数和一致合成指数。从图中可看出：如果以谷到谷为一个周期，先行合成指数经历了2个周期，一致合成指数经历了3个周期。先行合成指数于2011年10月达到峰以来长期处于波动下行态势，2015年7月达到谷底后逐步回升，进入新一轮上升期。一致合成指数于2013年10月达到峰后波动下行，长期呈现逐步趋缓态势，并于2015年10月跌至谷底，此后缓步回升。
先行合成指数2009年2月、2010年11月、2015年7月的谷分别对应着一致合成指数2009年8月、2012年10月、2015年10月的谷，先行合成指数的谷分别超前于对应的一致合成指数的谷6个月、23个月、3个月，平均超前11个月；先行合成指数2007年1月、2010年2月、2011年10月的峰分别对应着一致合成指数2008年6月、2011年8月、2013年10月的峰，先行合成指数的峰分别超前于对应的一致合成指数的峰17个月、18个月、24个月，平均超前19个月。
根据先行合成指数谷和峰的超前期可以预测一致合成指数未来的谷和峰。根据合成指数的指数构成方法，合成指数不仅可以反映物价周期波动的谷和峰，而且其大小也可以反映物价变动幅度的大小。{4}因此，根据图1所示的山西物价的先行合成指数和一致合成指数的先后关系并结合影响物价的各种因素初步判断，2016年8月之后山西物价仍然将处于上升期，物价涨幅仍将保持低位运行态势。
图2是扩散指数法{5}构建的山西物价的先行扩散指数和一致扩散指数。表3是图2中的扩散指数的转折点。根据扩散指数的峰和谷的判断规则，扩散指数由上向下穿越50时，穿越50线的前一个月为景气波动的峰；由下向上穿越50时，穿越50线的前一个月为景气波动的谷。可看出：如果以谷到谷为一个周期，先行扩散指数经历了4个周期，一致扩散指数经历了4个周期。山西物价的先行扩散指数于2013年6月达到峰，此后进入下行周期；2015年7月跌至谷底，此后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物价的一致扩散指数于2014年7月达到峰，此后进入下行周期；2015年10月跌至谷底，此后进入上行周期。
先行扩散指数2006年4月、2009年2月、2011年2月、2013年1月、2015年7月的谷分别对应着一致扩散指数2006年7月、2009年7月、2012年11月、2014年4月、2015年10月的谷，先行扩散指数的谷分别超前于对应的一致扩散指数的谷3个月、5个月、21个月，15个月、3个月，平均超前9个月；先行扩散指数2007年2月、2010年3月、2011年11月、2013年6月的峰分别对应着一致扩散指数2008年7月、2011年8月、2013年11月、2014年7月的峰，先行扩散指数的峰分别超前于对应的一致扩散指数的峰17个月、17个月、24个月、13个月，平均超前17个月。
需要指出的是，与合成指数的大小可以反映物价变动幅度的大小不同，扩散指数的大小并不反映物价变动幅度的大小，如图2中的一致扩散指数从2016年起逐步下降，但这并不表明物价走势趋弱。由于2016年起的一致扩散指数仍然大于50，所以2016年以来的物价走势仍然处于上升期。
根据先行扩散指数谷和峰的超前期可以预测一致扩散指数未来的谷和峰。根据图2所示的山西物价的先行扩散指数和一致扩散指数的先后关系并结合影响物价的各种因素初步判断，2016年8月之后山西物价仍然将处于上升期。
注释：
{1}季节调整的理论可参考董文泉，高铁梅，姜诗章，陈磊.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与预测方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三章第3.6节X-11季节调整方法
{2}延迟数中，“―”表示先行，“0”表示一致，“+”表示滞后
{3}景气指数方法的理论可参考董文泉，高铁梅，姜诗章，陈磊.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与预测方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五章景气指数方法
{4}扩散指数峰和谷的确定方法可参考董文泉，高铁梅，姜诗章，陈磊.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与预测方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4页
{5}合成指数和扩散指数的区别可参考董文泉，高铁梅，姜诗章，陈磊.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与预测方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4页和第182页
参考文献：
[1]董文泉，高铁梅，姜诗章，磊.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与预测方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
[2]高铁梅，王金明，陈飞，梁云芳.中国转轨时期的经济周期波动――理论、方法及实证分析.科学出版社，2009年。
周国平散文篇5
突发事件本身的危害往往有限，但事件一旦扩散将会引发连锁响应从而造成严重危害。依据这一思路，剖析近年来发生的产品伤害、环境污染等多起典型企业突发事件恶化的原因，得到简化的社会网络环境中企业突发事件舆情扩散路径，如图1所示。图1描述的扩散过程是抽象化的舆情扩散路径。由于某重要事件源的发生，例如产品质量、环境污染等问题，导致某些社会群体利益受损。如果这部分群体的利益诉求不能得到企业的及时响应和满足，他们往往会选择媒体曝光、论坛发帖等方式营造舆论氛围，同时也会通过口碑传播将企业负面信息在其亲友、同事等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进行传播，致使其所处的社会网络环境趋于恶化，甚至引发各种流言或谣言，提高公众对企业突发事件的风险感知。而且相较媒体信息，口碑传播的信息具有更高的可信性和诊断性，对公众对事件发生企业所持有的不信任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更大。如果决策者应急管理行为不当，流言或谣言、公众风险认知和公众社会网络环境恶化三种事件之间将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诱发大规模的顾客流失、公众抵制行为乃至其他次生事件，从而形成舆情的放大式扩散效应，导致事态不断升级。随着事态的发展，管理者和公众将根据对方行为和企业经营状况不断调整自身风险认知，促使双方关于事件各项特征的描述向着熟悉、可控象限聚拢，各自行为反应也回归理性，危机事件最终趋于平息。
2研究假设与模型
2．1基本企业突发事件舆情扩散模型企业危机的实质是公众的信任危机，是公众对企业所产生的不信任态度和行为。企业突发性负面事件的曝光能否真正演化企业危机，取决于其在部分公众心理中激发的不信任感在社会群体中的扩散程度。假设某企业负面信息在社会个体间进行传播，根据公众对企业所持有的不同态度和行为反应，将其分为传播者、易感者和排除者三种类型。传播者是指对企业突发事件有强烈的敏感性，接受并相信和传播企业负面信息的人群;易感者是指虽然暂时未受到企业负面信息影响，但与传播者具有直接或间接社会关联、品牌忠诚度较低的人群，他们是负面信息的接受者，并很容易受信息传播者的感染而演变为传播者;排除者是指受企业公关行为影响而具有了一定的抗干扰能力进而从传播者人群中移除的人群。为建立基本的企业突发事件舆情扩散模型并得到三类人群规模发展变化的规律，做出如下研究假设:假设1总人口规模n()t不变，始终保持一个常数n，其中t时刻传播者、易感者和排除者人群的规模分别记为D(t)、S(t)和R(t)，则S(t)+D(t)+R(t)=n;排除者人群既非信息传播者，也不会因受到负面信息干扰而相信并传播企业负面信息，即他们因具有了免疫力而退出该扩散系统。假设2企业负面信息在公众社会关系网络中具有较强的扩散能力，而且信息传播者人群规模越大，事件舆情扩散能力也就越强。假设单位时间内，受一个传播者影响的易感者人数与其总体规模S(t)成正比，比例系数为β，从而单位时间内被所有传播者影响的人群规模为βS(t)D(t)。假设3单位时间内从传播者中排除的人群规模与其总体规模成正比，比例系数为γ，则在t时刻排除者的数量为γD(t)。显然，平均传播周期为1/γ，传播期接触数(即相对排除率)为比率γ/βρ。
2．2考虑直接传播的社会网络中企业突发事件舆情扩散模型在考察基本的企业突发事件舆情扩散模型(1)时，假设2约定单位时间内受一个传播者影响的易感者人数与其总体规模S(t)成正比。而现实中往往是只有与信息传播者有某种社会关联或连接关系的易感者才可能受到干扰而演变为传播者。基于这一事实，本文进一步做出如下研究假设:假设负面信息仅通过社会网络的节点(社会个体)以及节点间的连边(社会关联)而传播，其中个体社会接触网络节点的平均度数为n、聚类系数为φ。根据假设4对基本模型(1)进行修正，并结合网络结构的对称性特征，可以得到考虑直接传播的社会网络中企业突发事件舆情扩散模型其中λ表示公众社会网络环境中连接上的感染率，有λ=β/n。模型(2)说明，只有与负面信息传播者有连接的易感者人群才可能感染。
2．3考虑直接和间接传播的社会网络中突发事件舆情扩散模型模型(2)是个体水平的企业突发事件舆情扩散网络模型，不仅没有考虑易感者群体受传播者群体所营造的特定舆论氛围的间接影响，而且假定个体一旦从传播者演变为排除者即会具有永久免疫力。然而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一方面个体受从众心理的驱动，往往会不由自主得使自身对某项事件的知觉、判断、认知、行为上与周围人群相一致，尤其是网友论坛发帖对企业的舆论施压和持续揭露已成为中国特有的一个网络现象，个体受网络虚拟社区(如天涯、西祠、猫扑等)的影响日益强烈;另一方面信息传播者演变为排除者类群体之后，其对危机品牌的信任恢复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此期间仍有可能再次感染而演变为传播者类。鉴于此，本文根据公众所处社会网络环境对负面事件发生企业的信任状态，将其划分为抵制型(eD)和包容型(e)社会环境两种类型，并做出如下假设:假设5公众对事件发生企业的态度与其所处环境有很强的相关性，传播者群体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网络环境必然对事件发生企业持抵制态度，易感者群体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对企业持包容态度。假设6在企业危机公关的努力下，传播者群体经过传播周期到排除者群体时，其所处环境对危机品牌的信任重塑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τ。根据假设5可知，这意味着τ不超过暂时的免疫期1/r，即要求τ"1/r，因此，排除者群体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网络环境对危机企业可以是包容型的，也可以是抵制型的。以上分析和假设意味着，网络的一个节点相应于一个社会群体和其环境，因而两个节点有连接意味着某个社会群体(如易感者群体)和另外一个社会群体(如传播者群体)及其社会环境相连，从而企业突发事件在社会网络中的直接传播和间接传播均有可能发生。由此可以得到直接和间接传播共存条件下的社会网络中突发事件舆情扩散模型:其中，β和υ分别表示社会网络中的直接传播率和间接传播率;γ为从传播者类到排除者类的恢复率;r为排除者类群体因失去对事件负面信息的抗干扰能力而再次回到易感者类的转化率;τ为传播者群体演变为排除者类后其所处社会环境恢复对危机品牌信任的滞后时间;r1表示因为失去抗干扰能力，一个排除者类群体所处的包容型环境向易感者对应的包容型环境的转化率，即有r1=1/r－()τ－1;γ1是排除者群体所处的抵制型环境向包容型环境的转化率，故有γ1=1/τ;eS(eR)为易感者群体(排除者群体)所处的包容型社会环境;eDD(eRD)为传播者群体(排除者群体)所处的抵制型社会环境。由该方程组可以看出，所有节点的动态行为依赖于其环境状态，因此在方程组(3)中严格区分了社会群体的状态和他们所处社会网络环境的状态。
3数值模拟与结果讨论
3．1参数设置2011年3月15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3•15特别节目重点报道，大量喂有“瘦肉精”的生猪流入双汇集团下属的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由于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公众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加之双汇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基地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因而一经媒体报道，公众对企业的质疑和不满迅速蔓延并很快达到一个高峰状态。随着双汇集团采取一系列的危机公关措施和品牌修复策略，瘦肉精事件的不良影响逐步消减，并于2012年3月份企业市场份额恢复至事件发生前的80%。双汇瘦肉精事件经历了生成期、爆发期、演进期、减缓期和消失期等典型生命周期阶段，在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多起产品质量事件中具有显著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图2为2011年双汇发展股票价格波动情况。该图也能够从侧面反映出“瘦肉精事件”后企业市场恢复的基本状况，相关数据来源于新浪财经。该图显示，3•15瘦肉精事件后，双汇发展一度停盘，4月19日复盘后也一直下跌，历时近50天;5月5日后公司股价开始波段式上涨，并于8月11日达到74．9元，历时近百天。与此同时，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细胞，是最重要、最核心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成员之间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包括对危机品牌的信任态度和行为反应)具有较高的同步性和趋同性。因此，本文以双汇瘦肉精事件为背景，以家庭这一基本单位作为社会网络的节点，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分析免疫周期、传播周期、品牌信任重塑周期及社会网络结构参数的变化对模型(3)动力学行为的影响规律，并比较基本模型(1)和改进模型(2)、(3)仿真结果之间的差异。各参数的具体定义、数值设定及赋值依据如表1所示。
3．2参数变化对模型(3)动态行为的影响为了考察参数变化对模型动力学行为的影响，令其他参数不变，分别调整排除率γ(传播周期1/γ)、免疫失去率r(免疫周期1/r)和品牌信任重塑周期τ，利用matlab7．0软件编程并对模型(3)进行数值分析，探讨不同参数对事件舆情扩散进程的影响特性。不同参数条件下的分析结果如图3－6所示。图3、4展示了排除率对模型解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一方面企业突发事件舆情很快爆发并达到一个局部最大值，然后振动而缓慢地趋向于事件平衡态;另一方面相对较小的传播周期(即较大的排除率γ)使得舆情爆发的极大值和稳定水平相对较小。图5展示了免疫失去率对模型解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一个相对较长的免疫周期(即较小的免疫失去率γ)能够有效降低舆情的爆发水平，但也增加了三类群体数量的波动性(减幅振动)。综合图3－5可以发现，如果减少传播周期、提高免疫周期(即提高γ、降低r)，事件在初始爆发后将很快降低到一个较小的平衡态水平;而且相对较长的免疫周期与相对较短的传播周期将产生相似的动态行为。图6给出了传播者群体演变为排除者类后其社会环境恢复的滞后时间对模型解的影响规律。结论表明，品牌信任重塑周期越长，首次舆情爆发的极大值就越大并具有较大的平衡态和更强的波动性，这是由于该周期越长，排除者类群体被再次感染的可能性越大。以上结果表明，对于给定的直接传播率和间接传播率，不同的传播周期(或排除率)、免疫周期(或免疫失去率)和危机品牌的信任重塑周期能够导致不同的模型动力学行为，这将有助于解释为何经历类似的危机、采取类似的应对策略，但各个企业所面临的事件舆情扩散模式往往存在较大差异。例如，由于食品药品安全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切身利益，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而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因此相较其他产品伤害事件而言，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的传播周期较长、免疫周期较短、品牌信任重塑时间长，从而造成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的快速恶化(即事件舆情扩散的极大值较大)和广泛不良影响(即事件舆情扩散的稳定水平较高)，三鹿奶粉事件、修正毒胶囊事件均是如此。对于不同品牌价值的企业而言，根据期望破灭理论，公众通常认为高品牌价值的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应该是高质量、低风险的，而对于低品牌价值的企业，消费者一般不会对其产生较高的期望。当企业遭遇负面事件时，其品牌价值越高，公众认为企业打破期望和违背隐性承诺的程度就越大，对企业也就越感失望。因此企业品牌价值越高，传播周期和品牌信任重塑周期越长，舆情扩散的极大值和稳定水平越高，即事件负面影响越广泛。
3．3社会网络结构对模型平衡态的影响网络结构的基本性质主要由节点的平均度数n和聚类系数φ来确定［15］，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不同的网络结构对事件舆情扩散稳定水平的影响规律，不同网络参数条件下的分析结果如图7、8所示。图7展示了网络节点平均度数对事件舆情扩散稳定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随网络节点度数的增加，事件舆情扩散的稳定水平相应提高，尤其是当节点平均度数超过12时，事件舆情扩散的稳定水平有一个显著的增加。图8给出了模型(3)的稳定水平随n和φ的变化情况。对于较小的n(大约为14)，事件舆情扩散的稳定水平随着聚类系数φ的增加而降低。显然大的聚类系数相应于更多的“三角形”连接，而接触主要是局部性的，相关性会变得越来越强而大大限制了事件的扩散，因此事件舆情扩散稳定水平的降低是由于缺少易感者类群体而非传播者类群体。相反，当n较大时，聚类系数φ对事件舆情扩散的稳定水平的影响强度较小。这是由于群体之间的社会接触性越高，越容易受到事件负面信息的干扰，故而网络节点的平均度数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企业突发事件舆情扩散的稳定水平随着节点度数的降低和聚类系数的增加而降低，而且聚类系数的影响强度会因节点度数的增加而减弱。以上结果表明，企业突发事件负面信息能否侵入整个易感者群体不但依赖于事件本身特征所决定的扩散序参量，而且还依赖于社会网络结构特征。这就意味着，由于制度背景、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社会接触网络结构存在较大的不同，面对初始特征相似的突发事件，即使采取相同的应对策略，也很可能会产生迥异的事态发展结果。因此，将西方关于管理者、公众风险认知和行为决策理论的研究结果直接用来指导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中的企业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实践是不适宜的，中国企业在面对突发性负面事件时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社会个体接触网络的特殊性。在中国社会情境下，企业负面信息大多首先在熟人圈中进行小范围的蔓延和传播，由于传播初期不同社会群体间的联系相对较少，聚类系数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如果企业能够建立起高效、敏捷的舆情扫描与监控系统，那么很可能会及时地发现、解决相关问题，避免事件的大范围爆发和蔓延。
3．4三种模型之间的比较图9、10显示了模型(1)、(2)和(3)平均意义上的企业突发事件舆情扩散情况，结果表明:模型(1)模拟得到的事件舆情扩散水平高于模型(2)和(3);当舆情扩散过程远高于负面信息侵入的阈值时，模型(2)和(3)结果趋于一致，二者能够较好的统一起来，如图9所示;否则，模型(3)得到的事件舆情扩散水平高于模型(2)的相应值，如图10所示。导致三者之间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基本模型隐含地假定社会个体网络是全连接网络，任何个体之间都相互认识，而改进模型(2)和(3)则对社会个体网络的链接关系进行限制和约束，从而使得企业突发事件舆情扩散改进模型的扩散系数比基本模型的要小。该结论表明，当基本模型(1)预示事态会恶化而网络模型则显示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即使企业负面事件舆情蔓延开来，基本模型(1)显示的负面影响程度也将高于网络模型(2)和(3)，也就是说，基本模型展示的结果将高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因此，在企业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实践中，如果企业以基本模型分析结果依据采取应急策略，则很可能会产生过度反应的现象。企业的过度反应不仅会增加企业成本，甚至会在一定的情形下起到反向作用。这是因为，根据媒体关注理论［9］，媒体对负面事件的关注程度决定了该事件的影响程度。而企业的过度反应更容易引起媒体的关注，因此其负面事件也就传播得更快，影响范围更广，这样不仅会使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一事件，而且会增加公众接触相关信息的次数，从而强化公众对企业负面事件的风险感知。例如，在2004年北京巨能新技术产业有限公司的巨能钙致癌双氧水事件中，其产品双氧水含量远低于法规要求，但公司先后采取了退货还款、赔礼道歉等一系列纠正措施，这不仅没有缓解消费者的危险感知，反而由于媒体的不断报道，消费者觉得产品真的有害而停止购买。(1)始终高估了传播者类群体的水平。当品牌信任重塑周期较短时，由于相关性作用占优，模型(2)和(3)模拟得到的舆情扩散稳定水平显著低于模型(1)的相应值。然而当品牌信任重塑周期较大尤其是趋近于免疫周期1/r时，模型(3)得到的舆情扩散稳定水平将趋近于基本模型(1)的相应值。在这种情况下，排除者类群体在其整个免疫周期内都与抵制型社会环境相对应，与其存在社会联系的易感者类群体因抵制型环境的间接传播而受到影响。因此，能限制传播的相关性因抵制型环境引发的高度感染而削弱，这意味着企业及时采取面向传播者类群体的品牌信任重塑公关，是预防事态恶化的有效策略。此外，本文还模拟了社会网络节点度数对三类模型稳定水平影响的差异性，如图12所示。结果表明，基本模型(1)模拟得到的结果显著高于模型(2)和(3)的相应值;社会网络的节点度数n越大，模型(2)和模型(3)的模拟结果越趋于一致。以上结果表明，企业一旦遭遇危机，除了通过合理选择应对策略，积极争取外界机构协助澄清，开展企业形象广告宣传等措施降低民众对事件的感知风险之外，还需要采取积极的面向传播者群体的品牌信任修复策略。例如，企业可充分发挥社会媒体的平台和导向作用，通过与公众的网络互动或现实互动，让公众感觉到企业在事件处理过程中，对于顾客导向和社会责任方面的行动和努力，体验到在互动中存在的被尊重和价值，从而引导传播者群体态度转变，改善公众社会网络环境。
4结论
周国平散文篇6
[关键词]房地产景气循环周期扩散指数
0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房地产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现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而房地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会表现出循环性的波动，即房地产经济从景气滑向不景气，又从不景气走向景气这样一种周而复始的运动过程。房地产市场的大幅波动，或者不健康发展将会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很大的损失。
景气是经济景气的简称，是指在生产周期中出现的生产增长、商业活跃、市场繁荣就业增加等现象。景气分析就是用数学方法合成一组景气指数（先行指数、一致指数、迟行指数），并将它们作为测定和分析经济波动的综合尺度，运用先行指数预测经济周期波动的转折点，以达到预警的目的。对房地产的景气循环进行分析和研究，能够为房地产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较强的理论指导，政府部门可以据此制定房地产改革和发展的各项政策，出台调节房地产健康发展的有效措施，投资者可以接受信息的正确导向，权衡投资的得失利弊，支配自己的投资行为，这样就对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信息导向作用。
我国学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房地产市场发展周期及景气研究，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何国钊、曹振良、李展（1996）利用商品房价格等8项指标，按环比增长率得出单项指标的周期波动后，再利用景气循环法等方法，分析1981年至1994年的中国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现象及其特点。谭刚（2001）在分析中国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的基础上，选择总量、投资、生产、交易、金融及价格等6类共16项指标，利用扩散指数方法分析了深圳市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特征。本文运用扩散指数（简称Di，下同）对福州市的房地产景气周期循环进行研究，判断福州市房地产市场目前所处的景气空间以及
发展趋势。
1扩散指数法分析
1.1扩散指数的定义
扩散指数法是根据一批先行指数指标的升降变化，计算出上升指标的扩散指数，以扩散指数为依据来判断未来的经济景气情况的预测方法。其优点在于利用一组经济指标进行综合考察，避免仅依靠个别先行指标作出判断预测的弊端。其首要条件是选择建立一套能够全面、及时、准确地反映监测预警对象发展变化整体状态的指标体系。扩散指数通常分别就先行指标、一致指标、迟行指标分别计算，即先行扩散指数（Leadingindicator）、一致扩散指数（Coincidentindicator）、迟行扩散指数（Laggingindicator）。因此，扩散指数的核心内容是对指标体系中各类指标进行三大类(先行、一致、迟行指标)的划分，计算各类指标的扩散指数。
1.2扩散指数函数模型
扩散指数又称扩张率，是扩散指标与半扩散指标之和占指标总数的加权百分比值。即
计算步骤：
第一步：首先消除原始序列中季节变动、长期趋势和不规则变动影响，从而使各指标序列比较稳定地反映循环波动，然后计算各指标环比发展速度。
第二步：确定示性函数。
其中，是变量的环比增长率。通过比较增长率的大小来确定函数的数值，具体方法：将每个指标各年距环比发展速度与其比较基期的发展速度相比，若当期值大，则为扩张，此时=1；若当期值小，则为收缩，此时=0；若两者基本相等，则=0.5。
第三步：将这些指标升降应得的数值相加，即得出“扩张的指标数”，即在t时刻扩张的变量个数。
第四步：以扩张指标数除以全部指标数，即得扩散指数（Di）。
1.3扩散指数的特性
依据扩散指数数列可以对经济景气状况，也就是经济波动状况进行分析，将扩散指数数列的波动分解成四个阶段，其循环变化过程反映的是经济总体从不景气到景气再到不景气的变化特点。如图1所示。
图1扩散指数景气分析图
第一，当0
第二，当50%≤≤100%时，经济情况发生了重大转折，上升的指标数大于下降的指标数，经济处于景气空间前期，随着Di向100%的不断趋近，经济运行当中的热度越来越高。
第三，当100%≥≥50%时，上升的指标数仍然大于下降的指标数，但是扩张率在不断下降，这时经济处于景气后期，正在走下坡路，所以整个经济系数正处于降温阶段。
第四，当50%>>0时，经济运行中的力量对比又一次发生重大转折，上升的指标数小于下降的指标数，经济系数正面临全面收缩的阶段，经济形势又进入一个新的不景气空间。
1.4扩散指数指标选取
本文运用时差相关分析法选取扩散指数指标，即若两个时间序列在时间上存在相关性，它们之间的相关程度必定在某一时差上达到最大，求出这个最大相关系数所具有的时差，就可判定两序列的时差关系。
根据宏观经济指标体系的特性、设计的原则性以及房地产市场的特征，本文从房地产活动的全过程出发，结合数据的可靠性和可获得性原则，选取下列指标作为房地产发展的指标体系。
房地产直接指标体系：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亿元）、施工房屋面积（万平方米）、房屋竣工面积（万）、商品房销售价格（元/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额（亿元）、全国房地产投资（亿元）。
房地产间接指标体系：城市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亿元）、财政支出（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工业增加值（亿元）、GDp（亿元）。
周国平散文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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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散文篇8
关键词：西咸新区;扩散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0.3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0017-2015（11）-0053-06
西咸新区自设立以来，在制度创新、开发建设、招商引资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表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但是，由于设立时间较短，各方面基础相对薄弱，短时间内辐射和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效果尚不明显。因此，西咸新区如何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能够更好地发挥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作用，带动周边区域相关产业广泛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一、扩散效应发生的机制和影响因素
（一）回波效应-扩散效应理论概述
回波效应-扩散效应这一理论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提出，是对增长极理论的一种补充。该理论认为作为增长极（经济发达的地区）对周边区域会产生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其中回波效应首先发生，吸引周边地区的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向增长极地区，从而导致增长极地区和周边地区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阻碍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扩散效应是当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所产生的，推动增长极区域生产要素向周边落后地区扩散，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并逐步赶上增长极区域的一种现象。基于这一理论，缪尔达尔倡导在经济增长极发展过程中政府积极干预，尽可能减小回波效应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同时促使扩散效应能够更好的作用于被扩散地区，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
（二）扩散效应发生的机制
扩散效应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地区之间生产要素分布的不平衡所引起。作为经济增长极的发达地区，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产业的扩大，企业数量的增多，对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需求加大，必然会导致其价格上涨。同时，随着各产业的发展，不同企业间的市场竞争也会更加的激烈。在生产工艺短时间内难以提高的情况下，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最直接的方法则是下调产品售价。因此，为了在维持价格竞争优势的情况下保证适当的利润空间，企业不得不向劳动力价格更低、土地资源更丰富的周边区域转移，扩散效应由此而生。
（三）扩散效应的影响因素
1、产业的关联程度
扩散效应的传导主要依托于增长极产业的扩散，作为接受扩散的地区，当地产业与增长极地区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是决定扩散效应实际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两个地区产业之间关联程度越高，接受扩散地区的产业就能够更好的承接增长极地区产业的扩散，进而拉动当地经济快速发展。反之，如果两地产业之间关联程度不高，接受扩散地区不具备发展扩散产业的基础，无法作为整体产业链中的一环，那么扩散效应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2、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也是影响扩散效应实际效果的重要原因之一。环境因素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接受扩散地区的自然环境，包括该地区与增长极地区的距离、矿产资源种类和数量等。二是接受扩散地区的经济环境，包括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路网情况、城市配套设施建设水平以及经济外向型程度等。三是接受扩散地区的人文环境，包括该地区的历史底蕴、受教育程度、消费偏好等。四是接受扩散地区的政策环境，包括该地区政府对不同行业的发展导向，税收优惠政策等。根据扩散效应的原理，某区域距离增长极地区越近，自然环境、经济环境以及人文环境越相似，两地政策一致性越强，该地区受到扩散效应的影响也就越明显，反之，扩散效应的影响也就越微弱。
二、西咸新区扩散效应分析
（一）西咸新区在发展初期扩散效应相对较弱
1、发展环境的不平衡导致回波效应短期内占主导地位
西咸新区在正式升级成为部级新区后，国家在政策方面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新区范围内的企业在税收、资金、土地等方面可以享受诸多优惠政策，因此，在西咸新区内部生产要素未达到饱和之前，向外部扩散的可能性较小。与之相反，对周边区域来说，西咸新区拥有较大的投资优势，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发展环境的不平衡必然会吸引周边区域的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西咸新区集中，从而导致回波效应占主导地位。
2、新区优势产业未成型，向外扩散基础不成熟
2010年2月西咸新区建设正式启动，2014年正式升级为部级新区，由于设立时间较晚，正处于发展阶段的初期，虽然凭借巨大的投资优势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知名企业入驻其中，但是这些企业大多处于初期建设阶段，能够辐射和带动周边区域发展的优势产业尚未成型，而扩散效应的发挥主要依托于优势产业的扩散。因此，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短期内西咸新区向外部扩散的基础条件尚不成熟，对周边区域的扩散效应相对较弱。
（二）西咸新区发展成熟后对西北地区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
1、西咸新区扩散效应将随着各大产业园区的发展进一步扩大
西咸新区对辖内五大新城的发展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和规划，主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并积极引入微软、普洛斯、惠普、新华水电、中石油等众多国内外知名企业入驻，同时。国家航空城实验区、中俄丝绸之路高科技产业园、国家统计局西北数据中心、四医大综合科教园区、北斗产业园等一大批部级项目落户西咸新区。随着新区各大产业体系的发展和园区项目的建成运营，必将促使其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经济增长极，并通过产业的扩散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快速增长，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咸新区的扩散效应也将越加明显。
2、西咸新区扩散效应将随着“西咸一体化”进程和“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进一步扩大
西咸新区位于西安、咸阳两大历史古都的结合处，地理位置优越，随着“西咸一体化”和“西安国际化大都市”进程的不断加速，将为西咸新区吸引大量的人口和投资，刺激当地产业飞速发展，并推动新区交通设施、投资环境和城市服务体系不断完善，而扩散效应也将依托于西咸新区飞速发展的产业体系和完善的交通网络进一步扩大。此外，西咸新区在对周边区域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的同时，其自身发展模式也将随着扩散效应的发挥而得到推广，并将在周边区域乃至全省起到示范作用，促使周边区域管理模式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进而推动当地经济高速健康发展，使西咸新区扩散效应得到更好发挥，并进一步增强西咸新区作为西北地区重要增长极的经济地位。
三、部级新区发展道路研究和nK模型实证
西咸新区在西部大开发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被国家寄予厚望，虽然目前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产业体系尚不成熟，自身扩散效应不能够很好地发挥。但是，良好的发展规划，能够帮助新区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区域乃至全省经济共同发展。因此，本文选取不同地域的部级新区作为样本，通过nK模型的对比与分析，尝试探索出能够使西咸新区更好发挥扩散效应的发展之路。
（一）nK模型简介
nK模型是为了描述适合度景观于1995年由生物学家考夫曼（Kauffman）提出，用于研究基因系统的一种仿真方法，该模型能够将生物进化过程中细胞组织、蛋白质等生物有机体的演化以模型和图表的方式直观的表现出来，其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相对简单的研究复杂系统中的适应性问题，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经济、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二）nK模型的设立和参数的选择
1、nK模型的设立
部级新区对其所在区域的扩散效应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基于适合度景观理论和增长级理论，可以将新区发展和对周边区域的扩散效应过程看作一种生态系统中的演化过程，周边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在多种因素共同推动下的扩散效应作用的结果，而新区不同的发展方式则是通过不同因素的选择与组合，寻找从局部最优到全局最优的经济发展路径。
2、nK模型参数的选择
（1）规模因素。新区经济规模的壮大，对周边地区乃至全省经济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根据增长极理论的描述，扩散效应的发生主要依托于增长极地区产业向外的扩张，新区经济规模越大，意味着各类经济支柱产业发展越成熟，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即扩散效应也就越明显。此外，经济规模的壮大也使得新区基础设施建设趋于完善，而扩散效应也将依托于成熟的交通网络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和实际效果。
（2）投资因素。投资是促进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而作为经济增长极的西咸新区，向外部输出投资则是其扩散效应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投资选择上，从贺灿飞、陈颖两位教授对港澳地区向中国内地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空间扩散方面的研究可以得到启示，与投资输出地经济发展方式、文化、产业等方面相近的地区最容易获得投资。新区的周边地区，由于在文化、环境等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方面与新区较为相似，对新区的投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为了能够较好衡量新区对周边区域的扩散效应程度，因此将投资因素选为nK模型的参数之一。
（3）人口因素。人口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之一，随着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口也将会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而在达到新区容纳的极限后，土地紧张、房价高企、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题会随之出现，这些情况也将促使新区人口向周边区域转移。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在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新区的产业向周边区域扩散，而这也将会促使一部分人口随着产业的扩散而转移。因此，人口的数量是衡量扩散效应的重要指标之一。
（三）nK模型实证过程
1、研究对象选取
本次研究选取重庆两江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甘肃兰州新区、广州南沙新区、陕西西咸新区五个部级新区作为研究样本。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由于发展方式与西咸新区差异较大，因此未纳入本次模型分析;贵州贵安新区以及2014年6月以后设立的青岛西海岸新区、大连金普新区、四川天府新区、湖南湘江新区、南京江北新区等部级新区，由于设立时间较短，统计数据不完整，因此也未纳入本次模型分析。
模型选取五处新区2014年年底的GDp、固定资产投资、人口数量作为本次研究的具体指标，分别对应上文所述的扩散效应三种因素：规模因素、投资因素、人口因素。
根据模型分析的需要，首先对各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公式为：
新数据=（原数据-原数据中极小值）/（原数据中极大值-原数据中极小值）
对数据标准化处理后，对所得数据与各组新数据的平均值进行对比，若该数据大于平均值，将其状态设定为1，表示该指标优于各部级新区的平均水平;若该数据小于平均值，则将其状态设定为0，表示该指标低于各部级新区的平均水平。数据处理后并按照各组适合度值进行排序可得下表：
（四）结果分析
根据数据处理结果，可以得到规模、投资、人口三种因素不同组合状态下适合度的高低，结合适合度景观理论，可以得到西咸新区从局部最优到全局最优的发展路径指引。
从nK模型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西咸新区的适合度状态组合是“010”，表明西咸新区在投资方面已经高于各部级新区的平均水平，而在规模和人口方面，则还距各新区的平均水平有一定的差距。结合实际情况分析，西咸新区2011正式设立，由于设立时间较晚，且规划区域位于西安和咸阳两市建成区之间，经济基础和人口数量较重庆两江新区和广州南沙新区等依托于核心城区设立的新区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适合度状态组合中规模因素和人口因素状态为“0”。而在投资方面，数据显示，2014年西咸新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33亿元，同比增长36%，高于全省平均增速18个百分点;利用国内资金224亿元，同比增长46.1%;利用国外资金8020万美元，同比增长101.5%。由于西咸新区拥有较强的区位优势，且发展前景广阔，对外部投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因此，投资因素状态为“1”，高于各新区平均水平。
四、政策建议
对于西咸新区未来发展路径的规划，我们可以从nK模型分析结果得到答案。相较于其他部级新区，西咸新区在整体规模和人口数量方面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影响扩散效益的发挥，需要在未来的发展中补齐短板。同时，在发展新区规模和人口数量这两者之间，通过对比nK模型分析结果，优先发展新区规模所带来的适合度值明显较高。因此，西咸新区的发展还需要在保持投资优势的同时，结合自身发展定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优势产业，优化居住环境，以此来吸引创新驱动型企业入驻和外来人口流入，从而使其成为西部大开发进程中的新引擎。
（一）加快新区城市建设，打造新型城市化范本
城市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便捷的交通网络、完善的配套设施、适宜的居住环境是吸引企业入驻和人才聚集的前提条件，也是决定城市发展潜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1、倡导差异化互补式发展，维持良性竞争与合作
西咸新区对五大新城的不同定位决定着各新城未来的不同发展道路，不同的发展方式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GDp产值等指标的差异，也必然会伴随着各新城对人才、投资等发展要素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因此，新区发展首先必须协调处理好五大新城之间的关系，保持良性竞争与合作，真正做到差异化互补式发展，避免各大新城之间对资金、人才等资源过度竞争而造成的资源浪费。
2、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新区发展加油助力
基础设施是城市发展的先决条件，在此方面，西咸新区应当坚持组团式发展，按照科学合理的顺序，集中力量依次开发，做到开发一片，完成一片，避免全面铺开带来的城市承载空间压力和资金限制。同时，要尽快完善水、电、气、暖、网络、污水处理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满足产业发展和居民生活的基本需求。此外，西咸新区还要加速完成以“五纵五横”为骨架的新区城市路网与高速公路以及西咸地铁延伸线建设，促进新区与西安、咸阳两市的交流与联系，加快各类生产要素和资源的流通。
3、提高集约化建设程度，确保单位面积高产值
土地资源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之一，同时也是确保新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西咸新区以打造现代田园都市为发展理念，在城市的开发强度与效率方面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因此，在新区建设方面必须要提高集约化程度，增加单位面积的容纳能力。同时，还必须控制好发展的节奏，确保土地资源科学利用，提高单位面积产值，避免单纯追求发展速度而造成的土地资源滥用。
（二）完善产研转化体系，打造西部创新高地
根据国务院赋予西咸新区的发展定位，西咸新区将成为部级的科研基地和成果转化基地。但是，由于西咸新区设立时间较短，自身师资力量和研发能力相对薄弱，仅仅依靠新区自主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条件尚不成熟。反观西咸新区母城西安，根据统计局资料显示，其教育、科研机构数量和规模均在全国排名靠前，但是高新技术产值却与其排名不符，归根到底在于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技术和实际商品的效率不高。因此，西咸新区应积极借助母城西安的科教研发资源，弥补自身不足，着重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下功夫、做文章。
1、营造新区良好创新环境，提升科研成果转化能力
为了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西咸新区应结合各新城产业发展定位，充分利用国家政策倾斜，制定差异化的优惠措施，优化产业布局和结构，推动创新驱动产业发展平台的建设，促使科研资源与现代化产业紧密结合，加速科研成果商品化。在此基础上，还应充分利用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平台，积极宣传国内外知名创新驱动型企业入驻和重大科研成果转化范例，提升西咸新区创新品牌影响力，并通过品牌效应增强西咸新区对科研机构和高科技企业的吸引力。此外，对于新区传统产业的发展，还应当加强其与现代产业的有机结合，通过关联带动作用和技术扩散效应，帮助其尽快完成转型和升级，并在降低环境污染的同时，提高其对西咸新区和周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2、提高人口数量与质量，确保新区发展可持续性
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根本在于人，对于未来西咸新区产业规划来说，目前新区自身劳动力相对不足，因此人口数量的提升，是新区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一方面，西咸新区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凭借大量的工作机会、适宜的居住环境、完善的城市配套设施等条件吸引外来人口流入，为新区产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另一方面，高端人才的引入是提高新区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新区还应采取如提供住房、特殊津贴、解决配偶工作等措施，吸引高端人才，使其成为新区发展的助力。此外，西咸新区还要不断完善自身教育科研体系建设，通过引进国内外知名院校和科研机构入驻，提升自身教育水平和科研力量，逐步形成具有西咸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确保新区创新能力的可持续性。
（三）充分发挥金融作用，为新区发展保驾护航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作为发展初期的西咸新区，对资金需求量非常巨大。因此，西咸新区在争取国家支持的同时，还要注重当地金融业的发展，通过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科学引导金融资源投向，充分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避免金融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1、构建多层次金融体系，实现金融服务全覆盖
实地调查结果显示，目前西咸新区各类金融机构设立较少，导致金融服务存在部分真空区域，不能很好地服务当地实体经济发展。为此，一方面，西咸新区要加强与各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在鼓励传统金融机构设立营业网点的同时，大力推动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的设立工作，构建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满足不同融资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同时，还要注重对金融资源的科学引导，根据新区发展规划和不同区域对金融服务需求的特点，科学引导金融机构合理布局，防止出现金融资源浪费和服务真空地带。另一方面，西咸新区辖内生态田园小镇、新型农村社区等非核心城区的金融服务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新区要鼓励金融机构在服务方式方面大胆创新，通过设立社区银行、流动客户经理组等多样化的服务方式，有效解决当地“取现难”问题。同时，积极推动金融机构研发和推广符合当地居民消费习惯的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新型金融服务方式，为当地提供良好普惠金融服务。
2、不断扩大融资渠道，满足差异化融资需求
为了扩大融资渠道，满足企业和项目差异化的融资需求。首先，要畅通融资信息。西咸新区要尽快制定和建立新区金融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全面、准确的掌握新区重点建设领域的金融信息，并通过融资项目对接会等多种形式帮助企业加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使银行等金融机构了解企业和项目的不同需求，为双方深入合作创造条件。其次，要拓宽融资渠道。西咸新区要根据不同企业和项目对融资需求的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融资方案，在充分利用银行、信托、产业基金等传统融资渠道的基础上，积极引入社会资本，通过差异化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引导社会资本流向需要发展的产业和项目，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3、完善信用体系建设，营造良好投融资环境
信用环境是金融行业发展的基础，也是评判一个地区投融资环境的关键，对西咸新区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因此，西咸新区必须将信用体系建设作为当前重点工作之一，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联系与合作，尽快建立集中统一，覆盖新区所有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数据库。同时，通过制定差异化的信贷、税收等优惠政策，引导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行为，逐步形成“守信受益、失信惩戒”的信用激励机制，为新区发展营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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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tudyontheDevelopmentpathoftheState-levelnewareaBasedontheperspectiveoftheDiffusioneffect
――aCaseofXixiannewarea
LiHouchengXUHuaZHanGXing
（XianyangmunicipalSub-branchpBC，XianyangShaanxi712000）
周国平散文篇9
关键词：月经不调；逍遥散；疗效
【中图分类号】R27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83(2012)02-0058-02
月经不调是以月经的周期、经期、经量、经色、经质等出现异常为症状的一种疾病，祖国医学《妇科玉尺》对月经失调的描述为：“经贵乎于如期，若来时或前或后，或多或少。或月二、三至，或数月一至，皆为不调。”目前西药治疗月经不调多以雌激素、孕激素等为主，疗效不一，中药对该病的治疗则疗效稳定，作用显著，因此在临床中多以中医治疗为主。本文采用中药逍遥散加减治疗月经不调，逍遥散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由柴胡、当归、白芍、茯苓、白术等中药组成，笔者在多年临床经验中以本方治疗月经不调，均取得了满意疗效，现总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80例患者均为2010年12月-2011年12月我院妇科门诊收治的月经不调患者，患者主诉月经周期异常、月经量过少或过多、月经色暗红有血块、月经后期色暗量少等。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和《功能性月经失调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标准(试行草案)》中关于月经不调的标准，并经B超、经前诊断性刮宫、体温测量等常规检查确诊。80例患者年龄18-45岁，平均(29.1±5.2)岁；病程2-6年，平均（3.1±1.5)年；月经提前者17例，延后者9例，先后不定者40例；月经量过少11例，过多5例。
1.2治疗方法:80例患者均给予逍遥散加减治疗，逍遥散组方：柴胡15g、当归、白术、茯苓各10g、炙甘草6g、煨生姜6g、薄荷10g。根据患者临床症状的不同进行相应的加减治疗。腹胀腹痛者加元胡、川楝子、枳壳；血块多者加丹参、益母草；经色淡者加阿胶、黄芪。上述各味，水煎服，从经前1周开始服药至月经干净，每天1剂，分2次口服。连续服2个周期，治疗期间忌食辛冷刺激食物，并告知患者保持良好情绪。
1.3疗效判定方法。治愈：月经周期、经量、经期恢复正常，其它症状消失；显效：月经周期恢复(28±7)d，月经过多者，经量较治疗前减少1/3或小于100ml，经期恢复在7d以内，其它症状消失或减轻；好转：月经周期、经量、经期较治疗前改善，其它症状较治疗前减轻；未愈：月经周期、经量、经期无改善。
2结果
80例患者治愈41例，治愈率51.25%，显效22，有效13例，无效4例，总有效率为95.0%。
3讨论
月经不调是妇科常见病，多发病，西医认为丘脑下部一脑垂体一卵巢的调节以及靶器官子宫内膜对性激素的周期性反应建立了一个正常的月经周期，这一环节中任何一环出现故障，就会导致月经周期紊乱。因此，西医主要用雌、孕激素、促排卵药物来调节月经周期及排卵，但西药治疗临床疗效不稳定，并且易复发。中医治疗月经不调已经在临床得到广泛应用，并且疗效得到极大肯定。祖国医学认为女子以血为本，以肝为先天，肝藏血，主疏泄，司血海，如果肝气失于疏泄就会影响肝的藏血功能，而导致月经不调，故“治经以肝为先，舒肝经自调”，同时，脾统血、主中气，脾气虚弱，则血不行道而外溢，故调理月经一治在肝，一治在脾，肝脾同治气血同调。
本文采用逍遥散治疗月经不调，逍遥散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组方为柴胡、当归、白术、茯苓各、炙甘草、煨生姜、薄荷等，其疏肝解郁、健脾养血调经的功效已经多年临床证实，为临床调和气血的代表方。方中柴胡为君药，起到疏肝解郁之功效；当归、白芍为臣药，发挥养肝血、柔肝体的功效，辅助柴胡使机体疏中有养，气血调和。白术、茯苓健脾补中，促进气血生化，为佐药；甘草配合茯苓、白术以益气健脾，同为佐药；薄荷助柴胡疏肝气、解郁热，煨生姜温胃，助茯苓、白术和中之效，两者亦为佐药。以上各药共用，且随证化裁，灵活运用，使肝郁得疏，血虚得养，脾弱得复，体现了肝脾同治，重在治肝之法。现代药理学也证实了逍遥散的疏肝解郁健脾等功效。“肝郁”是高级神经系统活动紊乱而表现出的一组症候群，逍遥散可以调节中枢单胺类神经递质，调整体内激素水平，抵抗自由基、改善微循环，从而改善临床肝郁脾虚的症状。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80例患者治愈41例，显效22，有效13例，总有效率高达95.0%，故逍遥散治疗月经不调，疗效肯定。
对于月经不调的治疗，重在治本，中医治疗在了解机体的内在环境基础上，从患者的体质、病因、病理、病证等方面综合考虑，弥补了单纯使用西药的不足。女子阴性凝结，易于抑郁，凡有七情不遂，致肝之郁，即犯脾土。故临床上，凡是因七情不遂所故的月经不调，均可用逍遥散随症加减治疗，本组80例患者经过治疗，绝大部分患者恢复了正常月经，证明了该治疗方式的有效性。并且该治疗手段经济、方便、安全，可灵活运用，尤其值得基层医院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1]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
[2]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功能性月经失调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标准(试行草案)[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3，23(3)：237-240
周国平散文篇10
何为“西部”，何为“西部散文”？“西部大开发”中的“西部”，包括陕西、四川、甘肃、内蒙古、青海、宁夏、、新疆、广西、贵州、云南、重庆12个省市自治区。而文学界对“西部”文学边界的勘定始终处于游移状态。学者余斌认为西部为“甘、宁、青、新、藏五省区，其自然标志为黄河的第一个南北走向段和川西走廊”；肖云儒认为西部指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西部和陕西西部等相对于我国中部和东部而言经济落后，有待于进一步开发的广大地区；作家史小溪把西部限定在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云南、四川、贵州、重庆及陕西西北部、内蒙中西部一带。我的理解，西部应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是相对于“东部”而提出的地域、文化与经济的概念。没有“东部”，何来“西部”的概念？西部散文同样亦然。
与“东部”比，“西部”有相对独特的地域、文化与经济特点。从地域的角度上讲，西部地区有辽阔、厚重的黄土高原，有巍峨的昆仑山、天山、祁连山、贺兰山、秦岭，有令人神往的草原，也有茫茫戈壁与沙漠，还有黄河、长江与青海湖、博纳斯湖等江河湖泊……西部雄浑壮丽、色彩斑斓的大自然本色，与多样性的地理地貌，在环境的艰难性上表现出严酷的一面，同时也在审美特性表现出苍凉、厚重、辽阔、力量甚至神性的一面。从文化的角度上讲，西部地区拥有我国多民族多元共生的文化状态。西部各民族在此长期融合，形成了源渊流长的历史文化，丰富、浓郁的民风民情，以及纯朴、真诚、坚忍不拔的生命个性。当然，从经济的角度上看，由于环境恶劣、交通不便、人才稀缺等原因，西部地区长期处于经济上的不发达状态，某种意义上也是经济落后的代名词。而“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的丰饶的能源资源，又让西部人扬眉吐气，挺直腰杆。
以真实地表达个人情感与思考为基本特点的“西部散文”，要强手如云的中国文坛中找到自己的合法性位置，一定会“扬长避短”，在表现西部地区独特的山川景物与瑰丽的地域文化特色之时，借以反抗商业社会所渗透的世俗与铜臭。如同《中国西部散文精选》主编史小溪先生所言的那样：西部散文是“遗留胎气的散文，贲张血性的散文”。西部散文作家在创作中普遍追求那种大气和恢弘、苍健而厚重的文体风格，骨子里迸发出一种崇高的精神追求。
西部散文作家的人群非常庞大。有老一代散文作家李若冰、许淇、流沙河、刘成章、王宗仁、杨闻宇、汤世杰、淡墨、朱奇、徐成淼等人；有当代西部实力派散文家贾平凹、周涛、刘亮程、史小溪、高建群、马丽华、裘山山、尚贵荣、马步升、于坚、朱鸿、孤岛、雷平阳、叶舟、杨天林、周闻道、杨献平等人；也有祁建青、铁穆尔、唯色、海泉、斯日古楞、叶尔克西、野鹰、拉木嘎土萨、姚胜祥、阿舍等蒙、回、藏、维、彝、苗、侗、土、哈萨克等少数民族散文家；还有更年轻的王族、刘志成、余继聪、陈洪金、卢一萍、凌仕江、曹建川等人。如果说老一代西部散文作家以表现西部自然景观、西部奇异的文化魅力而取胜的话，那么，新世纪以来的西部散文作家，则更专注于西部人精神世界的探索。
就文本而言，西部散文的精神追求较为强悍，往往是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思考，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在当下的消费文化社会环境中，社会变得越来越功利、世俗与浮躁。按照法国哲学家本雅明的说法，消费时代的文人为生计而忙碌着，“他们中的一部分加入文化工业的行列，加入专栏作家、广告人、通俗文艺生产、出卖影视剧本、撰写流行的歌词等热门市场中的文学交易中（博德莱尔所言的“为钱而干的缪斯”）、“这些作品轻松自如的描写风格，投合在柏油马路上拾拣花草的游手好闲者的风格”。这种现象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较为普遍。然而，难能可贵的是，西部散文作家们在物欲横流中的“穷且益坚”，拒绝世俗的诱惑，双脚站立在泥土之中，用人文情怀来关注社会底层，用笔张扬原始自然生命力，来传达坚守良知的道德追求。应该说，西部散文作家的泥土根性更直接，这本身就是一种心灵自觉的“接地气”行为，无需任何行政命令。西部散文因展示自我生命精神，而具有高洁的气质。如同我国当代著名散文评论家范培松先生所言，西部散文具有“超凡的脱俗和纯净”。
从美学品格上看，西部散文拥有“大的器质”的美学特征。一是，表现在题材的“超世俗性”特征。西部地区的自然物象，能够一次次打动和激发起散文作家们的情感，引发审美与创作，其关键之点在于它能够充分地暗合作者的精神气质，传达作者的审美理想。因此，西部地区典型的自然物象，某种意义上就是西部作家心灵世界写照，就是西部人精神风貌的象征物。二是，西部散文的文本中传达出西部人特有的沉厚、健朗的精神风貌。西部散文中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散文，大都善于抓住特定地域的物象与风情，传达一种不甘于命运的昂扬奋进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