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的三本大学篇1
关键词：国际港务区区位选择区位优势
一、西安国际港务区概况
西安国际港务区是陕西省“十一五”规划确定的重大建设项目，它由保税物流区、国内物流区、集装箱作业区、国际贸易拓展区、国家应急物流园区、空港物流园区、产业转移承接区、湿地景观区、综合配套区、综合服务区等功能区域组成。作为以现代物流、现代商贸服务业为龙头的专业化园，西安国际港务区依托西安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和西安综合保税区两大平台，采用公、铁、航、海多式联运，承接沿海港口功能内移，将迅速形成商贸、物流、加工、服务等产业聚集。成为西北地区连接珠三角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的门户和桥梁，成为服务陕西、覆盖西北、辐射欧亚大陆桥节点城市物流体系的平台。
二、区域经济学中的区位选择理论
区位理论是经济地理学以及区域经济学的核心基础理论之一，是解释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在一定的经济空间中，各区位所处的地位不同，其区位因素各异，从而其市场、成本、技术、资源约束不同，为追逐最大化的经济利益，各决策主体根据自身的需要和相应的约束条件选择最佳的区位，也即决策主体的区位选择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需要根据什么样的理论进行抉择、选择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哪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区位选择理论的核心内容。
区位选择理论主要包括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和廖什的市场区位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和韦伯认为区位选择应该符合三个标准即成本最低；市场份额最大；集聚效应最高。区位选择的基本因素包括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科技因素和投资环境。杜能指出距离城市远近的地租差异即区位地租或经济地租，是决定农业土地利用方式和农作物布局的关键因素，由此他提出了以城市为中心呈六个同心圆状分布的农业地带理论，即著名的“杜能环”。韦伯继承了杜能的思想，指出三条区位法则即运输区位法则、劳动区位法则和集聚或分散法则，他认为运输费用决定着工业区位的基本方向，理想的工业区位是运距和运量最低的地点。
三、西安国际港务区的区位分析
（一）位于西安发展的战略要地，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
物流企业一般占地面积较大，周围应有足够的发展空间，为物流中心及工业企业发展留有余地，它以效益为宗旨，地价的高低对其区位的选择有重要影响。
西安国际港务区位于位于西安市东北部灞渭三角洲，园区西沿灞河，北抵渭河，东接临潼，是西安未来空间发展格局中的战略要地，南衔绕城高速和城市三环线，距西安市行政中心五公里，是西安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北扩、东拓、西联”的前沿区域。此处风景优美，地阔人少，地价适宜，完全具备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条件，可降低对城市生活的干扰，泾渭灞四水聚港，丰厚的文化积淀与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园区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它的建成将对拉大城市骨架，完善城市功能，优化城市布局，统筹城乡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具有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
西安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桥头堡，是中国地理版图的几何中心，是中国内陆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和内陆最大的铁路交通通信中心之一。西安国际港务区靠近货物转运枢纽，铁路、公路、航空能够保证货畅其流。通过多种实体交通方式的组合，可最终实现西安国际港务区便捷、高效的现代物流配送集疏运系统。
公路方面，西安地区拥有西北地区最为发达和繁忙的公路交通体系，西安处于“米”字型辐射状干线公路网的中心，是中国干线公路网中最大的节点之一。
铁路方面，西安国际港务区北部依托西安铁路集装箱供应站，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便捷的铁路输运系统和集装箱中心站确立了西安物流中心的地位。它将依托西安铁路集装箱中心站、西安新筑铁路散货场以及周边便利的铁路运输网络，实现与沿海港口有效连接，形成中国西北最大的转运枢纽型综合物流园区。
航空方面，西安市同样具有突出的优势。咸阳国际机场可以为西安国际港务区的日常航空运输提供便利的条件，窑村机场可承担应急物流的运输。
（三）具有数量充足，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条件
西安市高效云集，科研机构众多，有着较强的物流教育与科研实力，这是西北地区其他省市所无法相比的。长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都设有物流专业和科研机构，具备培养物流学科博士、硕士、本科及专科各个层次专业人才的资质和能力，能够为西安现代物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良好的智力支持。
（四）具有先进的信息技术条件
西安市的科技优势及其依托西安高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优势是十分突出的，陕西电信的发展一直都走在西部地区前列，其电信网络已实现模拟网向数学网、人工交换向程控交换重大转变，基础传输网在全国处于网络枢纽地位，技术上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先进的信息技术对物流信息化起到很高的带动作用。
（五）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
西安国际港务区建成的内陆港，解决了陕西地区对外贸易和承接外向型产业的硬件环境，将为各界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也为跨国企业开拓西北内陆市场、中亚市场甚至欧洲市场打开了通途。陕西省委、省政府，西安市委、市政府负责研究制定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并负责相应落实、监督，解释、咨询；这为招商引资提供了软环境。
四、结束语
西安国际港务区的区位优势独特，它不仅是西安的，更是中国的，甚至是亚欧大陆桥上的重要纽带。在陕西已成为国家重要的资源、能源基地的形势下，西安国际港务区的建成将对西安市、陕西省的产业结构、城市形态、城市功能及城市价值的兑现都起到重要作用。它是陕北、关中、陕南三大经济带的物流枢纽和辐射中心，它将会以其优惠的税收政策、快捷的集疏运体系、完整的产业配套链、最新的市场信息流、方便的融资渠道、强大的保税物流功能、高效的行政服务架构等，在构建起完善、发达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充分地为西安“四区两基地”强大的产业提供配套服务的同时，辐射西北和黄河中上游地区，使西安真正成为承接东部沿海和国际产业梯度转移的洼地、拉长产业链条的平台、发展高端服务业的核心区，将为西北内陆地区与国际、国内搭建一个物流合作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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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的三本大学篇2
>>我市初中学生学习第三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舞动青春》现状调查与分析2011年西安市大学生就业情况调查分析第二套全国中小学生幼儿系列广播体操的设计与实施效果的研究西安市高校女大学生体育消费的情况调查与分析西安市城乡中学生营养状况调查分析西安市中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调查分析基于成本调查的西安市中小物流企业运行效率分析与思考西安市三环路绿化废弃物现状调查分析西安市重点中学学生“亚健康”状况调查与对策分析西安市五所高校大学生礼仪现状调查与分析西安市高校女大学生课外体育参与现状调查与分析西安市大学生饮食行为习惯调查与分析西安市小学奥数补习机构现状的调查报告西安市第三方物流企业物流效率提高策略分析西安市与全国三次产业经济关联比较分析西安市幼儿园性教育实施现状的调查分析西安市碑林区小学英语教师教科研现状调查报告西安市中学生口腔健康知识和行为调查西安市487名大学生同性恋认知与态度调查西安市普通高校大学生“健商”水平现状调查研究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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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的三本大学篇3
【关键词】后百亿时代；电影产业；院线制；imax。
【作者简介】王 鹏，文学博士，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影视艺术与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作为西部文化产业发展的排头兵，近年来西安电影产业既保持了传统的优势又显出后劲十足。从1930年西安城第一家室内影院秦光电影院在盐店街149号开业到民国以宝珠、明星为代表的八大影院争奇斗艳，从解放后拔地而起的钟楼、和平、光明等新八大影院到2011年12月曲江新区耀莱成龙国际影城、高新区华大影城盛大开幕，西安电影终端市场的建设已经走过了八十一个年头。从1910年9月11日，西安《兴平报》第一版刊登鸿升茶园广告，新制活动写真电影择定本月十一、二、三晚，于南关外观音堂开演到，2011年岁末贺岁片《金陵十三钗》《龙门飞甲》齐战西安影市顿时硝烟四起，西安电影放映历史已过百年。从1958年8月23日西安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到早期开拍的《草原风暴》《碧空银花》《桃花扇》等影片广受好评，从新时期恢复电影拍摄到1980年后步入制片巅峰，西影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中国影人三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红高粱》《香魂女》《图雅的婚事》皆出自西影，三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中的两部《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也出自西影，中国唯一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霸王别姬》也来自这块中国电影制片的沃土。www.133229.Com2011年由西部电影集团等四家企业制作完成的史诗大作《白鹿原》更是未映先热，吸引无数注意力，《白鹿原》必将为走过五十三年的西安电影制片史续写浓墨重彩的新华章。
2011年11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紧密连接在一起，由此可见新世纪新阶段文化建设所具有的国家战略意义。作为文化事业的一部分，电影产业更是被赋予了“科技含量高、附加
一、票房增速明显放缓
观影人次小幅增长
西安城市电影票房增速曾在2008-2010年连续三年领跑全国，从2005-2010年的六年时间里，西安电影票房收入平均增长95.4%，是全国平均增速的2.4倍。当后百亿时代的中国电影将在2011年迈入130亿关口之时，西安电影票房增速却凸显减速迹象，截至2011年10月底，包括西安在内的陕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的特点予以优先资助，优先发展。2010年国办《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央行等九部委《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出台更是为2011年西安电影产业的再度腾飞指明了方向，然而，蓬勃发展的西安电影业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面临着更为艰巨的外埠挑战，跨省院线的不断涌入凸显出本地院线的“慢进”，港资外资的不断圈地加剧了竞争的难度等都将成为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电影业跨越式发展亟待解决的难题值得加以关注。
西电影票房收入为2.55亿，年底有望突破3亿，一省全年票房收入尚不及万达院线2011年第一季度票房收入，西安票房增速也将由2010年108%降至2011年的不足20%。
截至2011年前三季度，陕西全省城市影院放映场次218370场，同比增长32.17%，在电影放映场次增幅接近1/3的同时，观影人次仅为551万，同比上升13.29%，而2010年前三季度，包括西安在内的陕西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数均较上年同期增长了66.12%和97.18%。由此可见，伴随着电影终端市场不断扩容、放映场次大幅增加、电影票价持续走高，观影人次的小幅增长难掩大量观众流失的尴尬，上座率不高已然成为了制约中国电影业跨越式发展的瓶颈。尤其在西安，这座拥有846.78万常住人口的西部特大城市、科教文卫中心出现如此问题更应受到业界的关注。现如今中国电影的主流观众是年龄在20-
35岁的在校大学生和都市白领，而西安在这一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百所各类各级高等院校、超过120万的在校大学生、超过180万的科技人才和数以百万计的城市白领，如何充分挖掘这一庞大潜在观影群体的观影热情，培养观影习惯，提振电影铁杆粉丝持续观影的信心，将成为近年来包括西安在内的中国电影业界共同思考的问题。
二、落地院线再添新军
本土院线更名重组
随着2005年第一家外省院线河南奥斯卡进军西安影市兴建五星级现代化影院高新奥斯卡金花影城以来，西安一夜之间成为了院线投资的热土，截至2010年底，西安落地跨省院线八条，加上本土院线长安院线，共有影城十八座。其中北京万达院线、中影星美、河南奥斯卡院线分别以三家门店位居票房榜前列，四川太平洋、湖北银兴、重庆万和等周边省份院线也以地缘优势登陆西安，除外，2007年12月开业的雅图数字连锁影院，隶属数字院线时代金典旗下，东二环红叶影城（现更名为西安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则是江苏幸福蓝海亚细亚院线在外省最先开设的影城。顿时间，西安院线竞争硝烟四起。然而，2011年西安电影的院线竞争并没有因此而停歇，截至12月，又有五条院线，六座影城，三十八个影厅进一步扩大了西安电影放映的终端市场。其中，港企全资院线橙天嘉禾全力进军西安，无疑为西安影市投放了一颗“重磅炸弹”，必将对西安电影产业格局产生重要影响。除外，上海联和院线携手曲江大明宫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西安建造了第一家国家遗址公园内的多厅影院，实属全新之举。近年来，势头迅猛的广东大地数字院线、九州中原数字院线也相继逐鹿西安，近期开业的西安华大影院隶属刚开始试水影院市场的华大院线（杭州），这一系列新变化必将掀起西安影市新一轮院线竞争热潮。
同其他十三条外埠院线相比较，西安本土院线长安院线却始终没能在2002年开启的院线制改革中扭转弱势，一直徘徊在全国院线末位。2010年9月，长安院线正式划归曲江影视集团名下，开始艰难的事转企改革。经过一年多理顺关系，2011年11月，西安市电影公司旗下“长安院线”正式更名为“西安曲江长安院线”，并在12月初牵手周星驰名下的香港比高集团，拟在西安曲江秦汉唐国际文化商业广场兴建八厅，占地面积五千平米的大型现代化数字影院。除了新建影城计划外，曲江影视集团还多方筹措数千万元，着手改造长安院线旗下的老牌影城西北影城，预计2012年5月1日，全新亮相的“曲江西北国际电影城”将以高科技、现代化、全网络售票的方式出现在西安人民面前，重拾昔日辉煌。
截至2011年底，西安落地院线共计十四条（含本土院线），影城二十四座，然而，落地院线持续跑马圈地的狂潮仍未结束，广东金逸珠江、浙江横店等全国知名最为耀眼的要数2011年12月盛装开业的耀莱成龙国际影城。“耀莱成龙国际影城”是由国际巨星成龙先生和耀莱国院线也早已瞄准西安市场，正在建设中的横店国际影城中贸广场店、开远半岛广场店，金逸国际金鼎店、恒天国际城店也都在紧锣密鼓加紧建设中，预计2012年开门营业。在如此迅猛的发展势头中，西安电影业更应转变思路、锐意进取，视“慢进”为落后，加紧步伐抢占市场，方才能在激烈的市场变局中保持本土特色。
三、新建影院成龙领衔
在建影院星爷瞩目
2011年西安已建成的六座影城中，际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管理的五星级连锁影城。自第一家广州新塘店2010年6月6日开业，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北京五棵松店、马连道店、常州茂业店、沈阳茂业店、西安银泰店、郑州锦艺广场店等项目陆续进入开业倒计时或已建成营业，预计2012年底开业影城可达12家。其中，2010年6月16日北京耀莱成龙国际影城五棵松店开业，以17个影厅、15000平方米的营业面积、3500个座位的超大规模一举成为影院新贵，成龙巨大的明星号召力和多手段促销的低票价营销使得该店（2011.1.1-11.20）以6432.8970万位列全国百强影城首位。西安耀莱成龙国际影城选址于西安曲江新区大唐不夜城曲江银泰国际购物中心四层，为大雁塔国际旅游景区的核心区域，每日承接中外游客万人，更是西安市民休闲娱乐的首选去处之一。周边文化氛围浓郁，高等学府云集。作为一站式消费
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新趋势，相得益彰的融入了现代化新西安的宏伟构建中。橙天嘉禾影城选址西安南二环太白路立交西北角，与大型楼盘融为一体，更与西安电
子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等院校毗邻，这无疑是争夺主流观影人群最好的选择。而星美盛世电影城更是第一家入主长安模式的大型综合广场项目之一，耀莱成龙国际影城将与众多餐饮、服装零售等企业一起构筑西安商业消费的另一极。耀莱成龙国际影城所遵循的合理票价经营模式以及团购、会员制、与银行卡联姻等措施都将为票价虚高的西安电影市场吹进一股健康的风气。
除耀莱成龙国际影城之外，其余五家影院在选址方面既与西安悠久的历史、科教文化传统紧密相连，也自觉适应新世纪西安构建国际化大都市、城市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大型商企、购物中心如
区西部大学城的影城，此地位于西部大学城核心商区，盛世商都购物中心主打综合、便捷、服务学生理念，而该影城更是推出适应大学生观影的低票价和多重优惠措施，迅速成为周边西北政法大学、西安邮电学院、陕西师范大学的数万学生休闲娱乐首选。西安大地数字影城也着眼于高新区的万千白领和西安石油大学、西安美术学院等院校学生，与人人乐超级市场一起，点燃了电子城地区市民的消费热情。而西安大明宫imax影院则第一次进驻部级遗址公园，为中外游客提供了景区内的多一种消费。
和2011年已开业的新影院相比，西安在建影院或拟建影院的势头更加猛烈，尤以周星驰领衔的比高集团与曲江影视集团联手在秦汉唐国际文化商业广场建造的五星级影城最受瞩目。2011年12月，周星驰空降西安，陆续参观了大唐芙蓉园、赵公明财神庙等一批曲江文旅经营的知名景点，并着力与西安影企打造曲江新区影视新亮点。秦汉唐国际文化商业广场项目与世界著名的文物古迹、千年古刹大雁塔仅一路之隔，是曲江新区大唐不夜城项目的起点，项目东临大雁塔南广场，西临大唐通易坊，北临大雁塔西苑，南接大唐不夜城，处于西安文化商业区域的核心位置和秀美婉转的园林环境之中。总占地59.624亩，商业面积12万平方米，总投资4亿人民币。周星驰电影城的进驻更是与曲江太平洋国际影城、耀莱成龙国际影城同处大唐不夜城，这种三足鼎立的格局必然引发曲江电影业的大变革，独栋木制结构的太平洋影城、与大型商业广场银泰共同经营的耀莱成龙国际影城、牵手西安最富盛名的世纪金花百货的周星驰影城谁将拔得头筹，令人期待。
其余在建或拟建影院则与大型楼盘、高档写字楼、cbd商业中心、大型购物广场捆绑在一起。横店国际影城中贸广场店与珠江时代广场的珠江国际影城将傲立南门商圈，横店国际影城开远半岛广场店则掘进莲湖区西二环土门商圈，中影国际影城中登城市花园店立足西安新行政中心经开区核心地段，而盛龙广场店则与改造后的方新村一起伫立北城未央区。太平洋院线在西安的第二家影城小寨店拟建在长安文化广场，与小寨国际购物中心毗邻；在原小寨工人文化宫旧址兴建的新小寨工人文化宫将建西北最大影视城，这两家影城将与现有的保利博纳新天地影城、保利朱雀国际影城一起，争夺西安三大商圈之一的小寨商圈制高点。万达院线拟在西安兴建四家到六家影城，已有的三家影院一直是西安影业的排头兵，而在建的万达新天地广场位于东大街商圈和解放路商圈的交汇处—大差市什字，向北与万达影城解放路店、民乐园店遥相呼应，向东则将与奥斯卡国际影城、西北电影城展开激烈竞争，万达影城如何能在集团优势中领跑解放路商圈又在激战中独领东大街商圈，让人拭目以待。而高新区绿地中央广场国际影城项目、奥斯卡国际影城长安中央广场店、西安海上国际影城、金逸国际金鼎店、恒天国际城项目也都将在各自区域引发新一轮竞争。
四、imax影院登陆古城
建设势头迅猛强劲
2010年，自年初《阿凡达》引发imax放映热后，到年底，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imax市场，票房4200万美元，较2008年增长12倍。当《阿凡达》热浪来袭时，西安市民仅能欣赏到3d技术带来的视觉震撼，而到《唐山大地震》《建党伟业》等国产imax大片热映，引发观影热潮时，西安市民焦急的等待变成了抱怨，何时我们才能有属于自己的imax？谁能想到，当2011年贺岁档imax3d巨片徐克的《龙门飞甲》上映时，西安已拥有一家imax影院和两块imax巨幕，以飨视觉盛宴。2011年7月21日，西安第一家imax影城大明宫imax影院改头换面，不再仅提供游客欣赏大明宫传奇胜景之需，而转与上海联和院线合作，拓展电影放映业务，《变形金刚3》成为该影院巨幕上
映的首部作品。而西安第一块商业imax影厅于2011年10月31日下午，在西安万达影城（解放路店）挂幕，高约10.93米，宽约19.8米的金属imax巨幕徐徐挂起，标志着西安第一块商业imax影厅的诞生。2011年11月8日，由斯皮尔伯格监制，休·杰克曼主演的《铁甲钢拳》成为该imax影厅上映的首部作品。
然而，如此规模扩张的imax影院、影厅数量仍将在未来几年中继续增长，银幕将超200张，占全球四分之一以上。根据imax中国提供的数据，截至2011年9月30日，imax已经在大中华地区拥有imax影院58家，新签约正在筹建中的影院140家，预计到2015年，大中华地区的影院数量将达到196家。西安作为与南京、重庆一道排名全国影院投资前三甲的热门城市，imax建设也将成为未来影业发展的一大趋势。目前，在建影院中，拟设置imax巨幕影厅的有三家，秦汉唐国际文化商业广场世纪金花imax影院将建成规模5000平米的imax数字影院，横店国际影城中贸广场店、金逸国际影城金鼎店也将于2012年盛装开业，届时西安将再添两个imax全数字化影厅，这无疑将会给西安观众提供品质更为多元、效果绝佳的“身临其境”式观影体验。
五、陕籍明星炙手可热
陕籍导演备受关注
国产电影业界日趋激烈的竞争，无外乎关涉影视品牌营销与核心人才培养两个方面。经验丰富、眼光独到的制片人，极具天赋又富商业气息的大牌导演，潜力十足、演技精湛、市场号召力强的实力明星都将成为一部电影是否能够“既叫好又叫座”的关键所在。而陕西，尤其是在八九十年代的西安电影制片厂（今西影集团），电影人才辈出。新世纪以来，陕籍导演、陕籍明星（尤指出生在西安）更是成为了中国电影的中流砥柱。2011年，陕籍明星更是集体发力，不论老将还是新秀都成为了影片高票房的保证，而陕籍导演则继续延续传统优势，新作迭出备受关注。
2010年首次与李连杰合作主演《海洋天堂》的文章，因在片中饰演二十一岁患有自闭症的儿子大福一角让人眼前一亮。2011年文章更是全面爆发，主演的两部影片票房均过2亿，其中，都市时尚爱情剧《失恋33天》更是“黑马味”十足，11月横扫多部进口大片，以890万成本博得超过3.5亿票房。在魔幻爱情大片《白蛇传说》，文章饰演的能忍，始终徘徊于布道捉妖与追寻爱情的两难抉择中，表演收放自如。在《失恋33天》中，都市白领王小贱一角更为出彩，模糊的性取向、恶毒刻薄的性格，却使得他成为了解救黄小仙于失恋痛苦中走出的救世主，他嫉恶如仇、心细如丝、不畏强势的个性最终得到了万千观众的认可。而因电视剧《武林外传》中佟湘玉一角登上大银幕的闫妮，更是在过亿影片《最强囍事》《画壁》《武林外传》中继续着风情万种的“老板娘”形象，蛮横刻薄、嫉贤妒能。戏路宽广的陕籍实力派男星张嘉译在《失恋33天》饰演大老王一角诙谐幽默、不失气度；在《建党伟业》中饰演满腔报国之志、慷慨激昂陈词的李大钊，表演游刃有余、挥洒自如。除此之外，《新少林寺》中的白冰、《秋之白华》中的窦骁、《建党伟业》中的付辛博、《囧探佳人》中的郭涛、《战国》中的景甜等都是出生于古城西安的陕籍明星。
2011年备受关注的三部史诗巨制《金陵十三钗》《建党伟业》《白鹿原》均由陕籍导演担纲。第五代导演张艺谋早年携《红高粱》横空出世，艺术表现力惊骇世界；2002年携国产大片《英雄》打开国际市场，扬名全球。2011年其新作《金陵十三钗》，将以恢宏的气势、沉重的笔调再现南京大屠杀这一悲壮的历史图景。201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献礼巨制《建党伟业》，由陕籍导演黄建新与韩三平联合指导，继续主打主流商业片模式，百余群星共同演绎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投身中国革命最前沿的光辉历程，以“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共产党诞生”为切入点，叙事铺陈，有理有节。《建党伟业》又一次在“以消费主义、中产趣味”为主导的电影市场中实现了“政治资本、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互渗。而第六代导演王全安更是近年来陕籍导演中成就斐然的一位。以《图雅的婚事》摘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后，王全安的作品开始广受关注，尤其是2011年开拍的当代文学名著《白鹿原》，历经多次变故，终于完片，虽仍未如期上映，却早已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少数专家、学者、电影院线人士有幸先睹样片后的一致好评、意犹未尽，更是为尚未公映的电影版《白鹿原》积攒了超高的人气，持久的注意力必将
为该片票房取得成功的原动力。
六、民企助力大片制作
国企再度携片出征
2010年，《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刺激电影产业纵深发展的政策、措施得以公布并予以实施，为电影制片业提供了更为多元的融资渠道，提升了制片企业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一大批热钱纷至沓来，使得中国电影产量在近年来稳步增长，投资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出现了一批可以匹敌好莱坞制宣发模式的国产大片，赢得了主流观影群体的热捧。
作为中国电影制片业的重镇，陕西电影业自1958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成立到2011年，已走过了五十三个年头，尤其是80年代到90年代之初，西影的品牌优势逐渐在国有电影企业中凸显。随着90年代中后期西影日渐走入低谷，西安的民营电影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依托“曲江新区”这块西部最富盛名的文化沃土，倚重高新区网罗的万千高科技人才，着力打造的国际级文化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向高附加值的文化创意产业要效益”成为了今日曲江“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做大做强的新思路，一个集网络广告、动漫、游戏、数字媒体、影视制作等为一体的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已吸引相关企业超过一百四十家，从业人员超过万人。
正是在此契机下，近年来，西安民营电影企业逐步开始参与国产大片投资、前期拍摄，以此提升在国内市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向产业链成熟的大企业学习经验，以期有更大的发展。而以西部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曲江影视投资集团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则借助多年累积之优势，一方面参与其他影企制作，一方面则独立筹措资金拍摄新作，以全新的现代化国有影视大集团建设思路，重新出征。2011年8月，由西部电影集团、峨眉电影集团发起，潇影集团、珠影集团、河南影视集团、广西电影集团、江西电影制片厂等多家国企在西安共同组建电影集团联盟，这一举措，将在结合其他国企优势资源的同时，拓宽各个电影集团的产业链条，形成规模，共同抵御产业化浪潮以来形成的诸多风险，集智力、资金、地域优势为一体，共同实现新世纪新十年的再度腾飞。2011年，国产主流大作《建党伟业》由多渠道、众多类型企业共同制作完成，联合出品，其中三个西安本地出品方的名字赫然在目。除国企西影外，西安曲江梦园影视有限公司隶属曲江影投，以董事长著名导演吴天明为强大品牌效应，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另一出品西安博杰影业投资有限公司则从属于博杰传媒的子公司，总部位于香港，成立于1995年，西安子公司主要开展影院投资建设及运营业务，此次涉足电影制片，实则是对自身业务的拓展，也必将为进一步开拓电影放映终端市场起到良好收效。暑期档上映的国产新片《夺命心跳》，由曲江影视集团与风投公司联合出品，这也是西安本土企业首次制作如此类型的影片，该片由香港影帝梁家辉担当主演，映后口碑票房俱佳，并在12月7日第三届澳门国际电影节上以六项提名备受瞩目。
2011年，西安电影业的另一亮点则是陕籍作家名作改编风潮的涌起，更为可贵的是，这次名作改编电影的主力均由陕西电影企业操刀，陕籍电影导演担纲。正在紧张筹拍中的《最后一个匈奴王》由金铁木执导，斯琴高娃主演，原作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累计出版已逾百万，而该作电视版—三十集电视连续剧《盘龙卧虎高山顶》也在央视热播，引发收视热潮。除外，根据李春平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郎在对门唱山歌》由章明执导，已于2011年11月18日在西安奥斯卡国际影城骡马市店全国首映，并在第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斩获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最佳音乐等五项大奖。而备受瞩目的史诗大作电影版《白鹿原》已经拍摄完成等待国家广电总局终审，此作的台前幕后更是聚集了众多陕西影视界精英。该片四家投资方陕西白鹿原影业公司、光影先锋文化传媒公司、西安影视制片公司、西部电影集团等均出自西安。大型实景山水历史歌舞剧《长恨歌》的首创者张小可挂帅出品人，并为此专门成立陕西白鹿原影业有限公司。而西安影视制片公司，从《图雅的婚事》到《纺织姑娘》再到《团圆》，一直都是王全安的合作伙伴。光影先锋文化传媒公司则由王全安独资建立，西部电影集团更是《白鹿原》中众多主创曾经或现在供职的单位。除此之外，由西影投资六千万拍摄的影片《钱学森》也将跻身贺岁档期，并与美国amc院线牵手，有望登陆美国主流市场。
七、电影教育成果凸显
影视活动精彩纷呈
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中心，西安拥有的高等学校数、在校大学生数等多个指标都位居全国前列，然而受到经济、地域等因素制约，西安高校电影学科的发展却始终不能和部分艺术类专门院校以及国内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知名综合类大学相比。作为最早开设戏剧影视文学本科，并拥有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的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始终在陕西的电影学教育中位列前茅，其他院校如西安交通大学、长安大学、陕西科技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等院校也根据自身特色，设置了戏剧影视文学本科专业。西北大学文学院广播电视系电影学教研室堪称西安电影学教育人才培养的摇篮，该系室拥有张阿利、郭越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电影专家、教授，承担了多项部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在《文艺研究》《电影艺术》《当代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光明日报·理论版》《人民日报·理论版》等专业刊物上发表影视研究论文多篇。2011年，西北大学培养的电影学硕士关兵终于脱颖而出，在第十六届韩国釜山电影节中韩大学生影展的数部作品中，以纪录片《墨脱情》夺得影展最高奖—金奖，为西安高校电影学教育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章。
除过电影学教育成果凸显外，2011年西安电影活动精彩纷呈，名师讲堂、各国电影展相继登陆古城。2011年12月2日，曲江文化大讲堂邀请清华大学著名学者尹鸿为西安市民做题为“当前中国影视创作与生产的现状与走势”的专题报告，让多数听讲者受益匪浅。2011年5月2日，历时五天的西安曲江韩国电影周开幕，韩国导演郭在容的爱情喜剧《我的强悍公主》等老作新片纷纷亮相，除外，西安曲江美国电影展、日本电影展等也在积极筹备中，届时将为古城市民献上来自电影强国的诸多经典电影以及最新力作，以飨文化大餐。作为西部人口最多的中心城市之一，2011年西安也成为了各大电影宣发的主阵地，纷纷前来展开试映会、首映礼、密集宣传等，仅11-12月间，就有《巨额交易》《鸿门宴》《失恋33天》《遍地狼烟》《金陵十三钗》等多家剧组前来宣传造势，以吸引更多观众走入影院，贡献票房收益。
西安的三本大学篇4
【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主角；新发现
多少年来，不管海内外学者对西安事变之功过是非、褒贬毁誉在主观认识上有着怎样的分歧与争论，但对于事变系张学良、杨虎城“合伙”所为，且张学良占主导地位等基本史实，却并无太多疑议。进入21世纪后，随着张学良辞世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张档的对外开放，张、杨的角色定位似乎又成了“未澄清的问题”。有学者撰文称在张档里有了“新发现”，即张学良说过，“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并认为这“反映出张学良晚年对杨虎城在事变中的作用有新的估计”。[1]亦有研究者得出新结论，认为杨虎城才是西安事变的真正主角，张学良只是名义上的主角罢了。[2]这些“新发现”与新结论不仅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更通过各种媒体传播，在普通大众尤其青年读者中引起了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与混乱，因而仍有加以辨驳的必要。
一、历史中张、杨在西安事变中的角色定位
关于张、杨的角色问题，在事变期间及事变结束以后很长时间内，几乎众口一词，并无疑议。当然，这不排除偶尔也会有不同声音。如1936年12月19日马鸿逵曾致电孔祥熙称：“职意此次事变，张学良少不更事，素无一定主张。杨虎城枭獐成性，险恶毒狠，思想谬妄，此次实为主谋”。并提请南京处置事变时，“对杨逆务特别注意，如向张着手，晓以利害，责以大义，或尚于事有济；若从杨着手，则依其赋性毒辣，反滋纠纷”。[3]考虑到事变前杨虎城素有“统治”西北的雄心（即外界盛传的“大西北主义”），并为此而与马氏不睦，故马鸿逵电中之语明显夹杂有个人恩怨在内，未必就完全符合事实真相。
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在此，本文仅指出几点事实以供识者思考。
第一，事变期间，不仅国内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各军事集团、各阶级阶层的人们，而且国际社会的各国政府及其军事、外交、情报部门等，均一致将张、杨看成是事变的造谋者、发动者和领导者，中外媒体报道时也基本是如此看法。由于张、杨两人在职务、地位和军事实力上的差异，有时人们往往会将事变的领导者简称为“张学良”而不提杨虎城，这在客观上可能造成了杨虎城在海内外的影响力减弱，但并不意味着世人就会误以为事变是张学良所单独发动和领导的。可以说，当年的人都承认，张学良是无可争辩的事变主角。
第二，张学良陪蒋回宁后，1936年12月底，南京军委会组织高等军事法庭对张进行审判。法庭即指控张为事变“首谋”，张答词称：“这回的事，由我一人责”；“此事余一人负责，应当得应得之罪，我并无一点个人的希求，一切的惩罚我甘愿领受”。[4]而法庭判决书主文亦称“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5]次年1月5日，南京政府则以杨虎城和于学忠（东北军第51军军长，甘肃省政府委员兼主席）“于此次西安事变，显有附和情事”为由，将此二人撤职留任，行政院和军政部都在当天发表了人事任免命令。[6]1月16日，杨、于联名通电接受革职留任处分。[7]从南京中央对张、杨、于不同的惩罚或处分来看，此三人在事变中的角色主次应当是清晰分明的。
第三，谁都知道，考察西安事变的相关问题时，几乎根本就无法脱离开中共的因素或影响去单独谈论任何史事。张、杨之所以能够或敢于“劫蒋”兵谏，他们与中共结盟形成的“西北三角”或三位一体大联合格局乃是一个重要的保障或依托的基础。关于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杨奎松先生曾有深入细致的研究。[8]笔者以前曾撰文分析过西安事变前杨虎城与中共关系的复杂演变进程，[9]也曾探讨过事变期间杨与中共合作的基本情况。[10]大量事实可以证明，“西北三角”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是等距离的，并不能构成一个等边的三角形关系示意图。其中，张与中共关系明显要比杨与中共关系密切许多。从张、杨与中共关系的亲疏与交往程度的深浅来看，从张、杨各自在三位一体中的地位及作用来看，究竟谁是事变的主角，也应该是一个一清二楚的问题。
二、如何看待所谓的“张学良说”？
究竟应该怎样定位张、杨二人在事变中的角色？新发现和新结论持有者总喜欢以张学良的说法作为依据。诚然，作为事变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张学良说法具有超乎寻常的份量，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张学良都说了些什么？他究竟是如何说的？怎样才能准确理解“张学良说”的真意？
我们以为，对于张学良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下的各种说法，都必须予以仔细考量。都必须结合当时的时空环境、政治氛围以及张的交谈对象、上下文主旨等方面综合分析，才有可能明白其真意而做出最为准确的理解。任何割裂文句、断章取义、唯我所需式的做法，只能产生出各种误读、误判与误导。
据笔者核查，张学良关于该问题先后有过三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1956年冬，张遵蒋令开始写给蒋的长函（即后来的《西安事变回忆录》或《西安事变反省录》），事前，蒋通过刘乙光向张询问过杨的情况。张回忆称：“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11]
二是1991年初春，张在会见台湾《时报周刊》编辑的谈话中说：“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整个事件是由我负责的，杨虎城只是同意，他是个好人，却也是个粗人，对事情看不清楚，英雄主义太高”。并说：“我不恨任何人，尤其不恨蒋先生。我说过我们情同骨肉，宋美龄最了解。对蒋先生，我只有一件事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杀杨虎城，该处死的是我才对”。[12]
三是1992年1月6日，张在家中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小组张之宇、张之丙姊妹第9次访谈时，在谈及为什么会有西安事变及中央与杂牌军关系时，张说：“比如杨虎城，他们中央的事，比我知道还清楚。因为我倾向中央，那他们在我之前，中央也开过会的，他讲过去他们对中央很不满的”。“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那就是杨虎城的不平啊！”“中央做的事情不对嘛！要裁军什么的不管了。过去他很不满。那西安事变，可以说杨虎城他已去世了，已经没有了。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上是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他那很不满”。“所谓杂牌军对中央都不满的”。[13]
对于这三种说法究竟应该如何去理解？持杨虎城为西安事变主角说者往往依据张氏第三种说法立论。如杨天石先生认为，这反映出张学良晚年对杨虎城在事变中的作用有新的估计。杨瀚先生则不仅在其所著《杨虎城大传》中引用了这段话，[14]并将其缩写为“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啊……――张学良”一句，印在其新著《杨虎城与西安事变》的封面上。2013年冬，杨瀚先生携其新著与西安读者互动时，更明言：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起了多大作用？是什么角色？为什么杀他而不杀张学良？这些都属西安事变至今仍“未澄清的问题”。杨瀚先生并声称，过去人们习惯于说张、杨发动，张学良居首功，杨虎城辅助，“其实西安事变的主角是杨虎城才对”，“西安事变的真正主角是杨虎城，不过名义上是张学良，关于这一点，张学良也是承认的”。[15]
其实，20世纪50年代时，张尚处于幽禁之中，出于寻求自由或“死中求生”之目的，张在写《西安事变反省录》《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及《杂忆随感漫录》等文字时，不仅曲意恭维蒋氏，主动承认“错误”（当然承认的是所谓“犯上”“违纪”等“错误”），甚至将自己塑造成“战士”的模样。为此，张就需要表示自己主动承担主要责任，所以称杨虎城为“陪衬”，这既有减轻杨虎城责任的考虑，亦间接表达了对蒋杀杨的不理解与不满。
1991年春，张已获得了自由，老蒋小蒋均已去世，但台湾的政治环境仍无法使张畅所欲言，张氏言谈依旧不能不注意分寸。张对《时报周刊》编辑谈话时，仍旧自己包揽全部责任，为杨开脱，肯定杨是“好人”。后一段话虽用语平和，但又显然同情杨的遭遇，对蒋氏杀杨表示不满。“该处死的是我才对”一句，亦间接表明自己是事变的主要负责者。
1992年1月初的访谈，这段话主要谈论西安事变发生的缘故，张氏特别强调了中央与杂牌军的关系，即所有杂牌军都对中央很不满，这是激发事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已整理出版的记录稿中，标点断句与文字衔接略有瑕疵。“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那就是杨虎城的不平啊”这句话，按其语义，应理解为：“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的不满引起的）”。这是张氏在毫无拘束的情况下所言，而且上下文语义主要是就中央与杂牌军关系这个角度来说西安事变。从杨虎城和各杂牌军对中央长期不满的角度来看问题，说杨虎城的不满、不平引发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主角，这自然并不为过，但这毕竟与从整个事变的宏观、全局综合考量来说杨虎城是事变主角有着明显区别。如果张学良不是主角或者只是名义上的主角，事变的责任又为何要由他来承担呢？当然，1992年时，杨虎城已经牺牲了40余年，张学良如此说法，或许还有中国传统的“功成不居”思想观念在起着作用。
之，张学良的前两次回忆，都把自己看成是事变的主要策划者、发动者、负责者，因而一切的罪责与惩罚似乎都应该由他来大包大揽。第三次回忆则是在某一专门话题的基础上来谈论西安事变。也就是说，从杨虎城等杂牌军对中央长期不满而激发事变的角度言，也可以说杨虎城就是西安事变的主角，这实际上相当于我们通常使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或“就某方面而言”杨虎城也可以说是事变的主角。脱离整段谈话的主旨和思路，孤零零地拿出“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那么几句话作证，显然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三、当年杨虎城如是说
既然新发现和新结论的持有者喜欢以“张学良说”为证，那么，我们遵循同一思路，也可以看一看历史上当年杨虎城是怎么说的。
1936年8月末，潘汉年在西安与杨虎城面谈时，杨谈到三个问题，其中之一是联共问题，但他强调“合作途径必跟张某走，毋须另起炉灶”。潘提议杨与中共中央直接建立电系，以便可以及时联络，杨则“极力表示他的电台不能用”，要联络就只能通过张学良。[16]
8月31日晚与9月6日晚，张文彬与王菊人、杨虎城分别面谈时，话题均涉及“西北联合领导问题”。杨虎城曾明确表示：“西北要张领导”，只是他感到“张部复杂，有法西（斯）、有汉奸分子，张亦为继父业，非经艰苦经营，恐有不可靠处”。[17]
1936年秋，杨虎城赴上海“治病”期间，曾致函张学良和自己部下冯钦哉、孙蔚如等，一再表示支持、拥护张学良之联共抗日主张。10月下旬返回西安后，他又亲口告诉高崇民，“谓西北局面，张负领导地位，如张干，彼一定受他领导”。[18]
1936年11月28日，第十七路军和西安民众举行纪念坚守西安胜利十周年大会，张学良亦率部分东北军官兵、“东救”会员、东望小学师生等参加。杨虎城在大会演讲时表示：我们愿在张副司令领导下共同抗战，“我们要继续坚守西安的精神，坚守国土！”
1936年12月16日，杨在西安市民大会上讲话称：“我们更要拥护保障东亚和平的领袖张主任委员，拿出铁和血的牺牲精神，领导我们收复东北失地”。[19]
1936年12月29日，杨致函孔祥熙称：“刻下此间一切，悉遵委座与汉卿副司令意旨积极进行”。31日致函张学良曰：“西北各省现亟宁谧，一切均依委座与钧座意旨办理”。[20]
1937年元旦，杨虎城在西安举行阅兵式并对官兵发表训词，内称：“双十二事件，就是张副司令以坦白的态度、伟大的人格适应全民族的要求，来领导我们以求实现这种主张的伟大表现”。“希望大家一致在我们革命领袖蒋委员长、张副司令的领导之下共同奋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21]
张学良在南京“自请处分”及遭军法审判时，杨虎城在致、复张学良、胡宗南、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张继、冯玉祥、于右任、居正、孙科、、刘峙、李宗仁、白崇禧等党国要员函电中，一再表示自己追随张副司令之后发动兵谏，“协同尚有虎城”，“弟事同一体”，论罪平情，不能独罚汉卿，自己亦应“分任处分”，“同负罪责”，“分负厥责”，“分任其辜”，以“庶昭平允”。在各函电中，杨虎城均明白无误地将自己放在了追随者、协同者的位置上，而将张氏视为之外的抗日领袖人物予以拥戴。
善后处理期间，西北方面反复要求南京放张学良回陕。杨虎城又屡屡在函电中表示：“一年以来，此间事宜悉由张副司令负责主持，故欲谋时局之彻底解决，非伊即日返陕，难收明效”。“张副司令一日不归，西北军民一日不安”。此类言辞，既是西北三方要求放张的充足理由，亦反映了张氏居于三位一体的核心与主导地位这一事实。
如果按照同样的思辩方式，我们是否也可以说，杨虎城生前的文字话语足以证明，三位一体的真正核心、西北军民心目中的抗日领袖当属张氏无疑。
四、所谓“把杨看做是三位一体之中心”
为了证明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主角，杨瀚先生竟不惜以的看法作证据，认为蒋把杨看作是“三位一体之中心，自当稍加另眼看待”。
杨瀚先生所引“另眼看待”一句，系1937年2月7日蒋致顾祝同密电中语。其实，蒋在此密电中主要是授意顾祝同进驻西安后与各方接触时的策略以及应注意的问题。其中对中共方面，令顾与及中共代表接触时“多与之说感情话”，而经费、防区等实际问题“皆令其仍由杨间接负责处理，不可与之有确切具体之表示”。初入城与西北三方各人会面时，“不可向之用离间之言及使其疑惧团结；而对虎城认其为三位一体之中心，自当稍加另眼看待，如使其能自动与我方就商其彻底办法则更妥也”。蒋之所以让顾祝同“与杨详商处理西北整个办法，详询其意见”，目的就是要探测杨与红军及张部之“方针态度与其轻重之程度”，最终诱导杨“与中央一致”，寻求所谓彻底解决西北问题的妥善办法，因此就必须对杨“稍加另眼看待”，或“略示推重之意”。很显然，这种“另眼看待”或“略示推重”是别有用心的，因而所谓的“认其为三位一体之中心”自然是一种虚假的态度。蒋氏在电末特意叮嘱顾祝同“此电底应即赴丙，切勿带往西安”，[22]正反映了其内心诡谋的密不可告人。换言之，在蒋、顾等人的内心深处，恐怕从来就没有真正把杨虎城看成是三位一体的中心。
退一万步讲，就算蒋真的视杨为三位一体之中心，难道这样的看法就一定符合实际情况？以蒋的密电为证，岂非太过于荒唐？
五、结语：或许不算多余的话
1、数年前，笔者在撰文考察杨虎城与中共之关系时，曾就张、杨的角色定位问题提出过自己的看法：“笔者赞同绝大多数学者的意见，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张、杨两位完全可视为不分伯仲的伟大爱国者，均是高山仰止的千古功臣和民族英雄，自不宜区分所谓主次。如果真要人为地强行分出谁是主角、谁是配角，那么，无论就西安事变的全过程而言，还是就他们与中共交往的程度来考察，恐怕配角永远都不会是张学良吧！”[23]在此，笔者还想补充的是，无论是任何精彩的舞台剧还是历史活剧，主角往往都不会是单一的。将张、杨视若难分轩轾的两大主角，既符合历史事实，亦与现实的宣传教育政策圆通无碍。因此，本文并非在一般意义上或者绝对化地反对把杨虎城将军看作是西安事变的主角，只是不能认可杨是真正主角、张仅是名义主角之类的说法。
2、近年淼男路⑾钟胄陆崧酃倘恢档米⒁猓但就整体而言，其说之不合事实与逻辑，立论依据之苍白无力是显而易见的。主要凭借着张学良晚年口述史料中那些动辄信口开河、早被人评为“跑野马”式的话语，就匆忙地构建所谓的新发现和新结论，不仅显得太过于匆忙武断，也未免有点简单草率了些。西安事变的研究，如果循着这样的路径去发展，其前景恐怕亦未乐观。
3、在张、杨的角色定位问题上以及张、杨关系的研究中，如果缺乏冷静的态度和客观、公正的精神，如果缺乏对史料的深入研判和对事实的准确把握，或者缺乏对历史人物“同情的理解”，则极易陷入抑此扬彼、厚此薄彼的泥潭，而这种倾向在某些论著中已然有所显露。窃以为，此种倾向对于西安事变的深入研究有害无益，亟待学界加以纠正。笔者撰写本文之目的无他，仅仅也只是为纠正此风而鼓与呼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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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的三本大学篇5
一个已经21岁的高新区，还怎么保持年轻的活力和冲动，怎么避免掉入重重的发展陷阱，让“高”和“新”的追求不在追逐GDp的过程中沦落；一个曾经简洁高效的机构，在掌控面积扩展到200平方公里的时候。怎么保持机体的廉洁与活力，保持追求卓越的冲动。种种疑问待解，种种疑问也是对西安高新区的期待，期待更为精彩答案的
出现。
韩国三星电子存储芯片项目落户陕西省西安高新区，所产生的巨大反响是毋庸置疑的。外界曾一度热议高新区引入三星是否耗资过巨，但至少从目前看来，这些疑问的声音并没有影响西安高新区此举所赢得的赞许。
西安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赵红专近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以引入三星电子存储芯片项目为契机，西安高新区既要在陕西省全面建设西部强省、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也要通过10年时间的努力，成为世界一流科技园区。
迎来三星电子西安高新区赢得重大机遇
三星电子负责人在解释为什么最终选择落户西安的四点理由中，除了“充分的优秀人才”外，两次提到了西安的区位优势，“西安市周边有许多三星电子的主要客户，西安的区位优势可以使顾客的需求迅速送达并能高效地采取应对；西安的区位优势比较明显。处于中国政府大力推行的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要冲地位，特别是电力、供水等产业基础设施很好，被认为是半导体生产线建设的最适合地点。”
谷歌地图上还查不到三星城的位置，但是从西安的西太路下车，一路向南，很快就可以看到道路两边醒目的“热烈欢迎三星芯片项目落户西安”的广告牌，广告牌后面是错落的房屋和土地。作为三星项目落地西安的条件之一，政府要在绕城高速上“开一个口子”与三星城之间修一条快速干道。
西安的幸运之处在于身处中国地理原点的附近。从地图上看，西安去往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距离都相差不多—这个特点在西安市的招商中被称为“区位优势”。
“很多人在说产业西移，但是这种西移是理论上的，是人们设想的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但是不是真的如此，我认为至少在陕西未必。这些年到陕西投资的企业很少是在东部办不下去了不得不转移到陕西来的，他们更多地还是看到了陕西的资源或者某个优势，这和产业转移没有关系，不转移他也要来。”陕西经济学会副会长曹刚分析说。
“即便西安在物流上能够给予企业财政补贴，帮助企业把物流成本降下来，企业可能仍然不会选择到这里来。因为这里没有配套的产业链。”一位官员举了一个例子：一家手机厂商想来西安，但一家手机的基本配套生产企业通常都有28家，配套企业的意思是，主企业去哪里，这些企业就去哪里。但反过来说，如果这些配套企业不来，主企业连一只手机都制造不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三星芯片项目带给西安的不仅是一个国际化跨国公司的影响力，而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集群效应。因为芯片是一个核心技术产业，它的产业链非常长。虽然现在三星城在高新区有将近10平方公里的面积，但是未来芯片项目带来的辐射作用会影响到高新区的其他地方，甚至是整个西安市。乐观一点说，三星芯片项目可能会改变西安目前的产业结构。”这位官员认为，只有出现这样的产业结构变化时才能真正发挥西安的区位优势。
有件事让西安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赵红专感触颇深，美国有一家化工巨头企业，过去高新区曾经费尽全力想引入他们，以便为区内企业提供配套，但始终未能如愿。当得知三星项目将落户西安后，这家美国企业却主动找上门来，目前一个投资2亿美元的项目已经确定落户西安高新区。赵红专说，引入三星项目，是西安高新区的一次机遇。三星项目一期第一阶段70亿美元投资达产后，可聚集160余家配套企业入驻，吸引1.3万人就业。三星落户西安后，已经有60多家配套企业表示要到西安发展，有22家企业已经确定落户西安高新区。
“这就是大项目的带动作用。”赵红专说，“三星电子落户西安，将有利于完善西安半导体产业链，使西安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并将有力推进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进程和西安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有利于陕西形成区域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对整个关天经济区乃至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发挥积极作用。”
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做出示范引领
来到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人很快会意识到，这里与西安城墙内的世界所体现出的四平八稳完全不同，这里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竞争的味道。
作为西安软件园发展中心的主任，池芳目前有一个头疼的工作，就是帮软件园的企业寻找办公地点。软件园是西安高新区内发展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的专业园区，自1998年成立至今有将近15年的历史。现在，办公地紧缺成为这个园区的一大问题。在7月最开始的一周里，池芳先后接待了两家已经落户软件园的台湾公司，他们都希望能够在池芳的帮助下找到更合适的办公地，因为他们准备扩大西安公司的规模。其中一家准备将原本100人的团队扩大到300人，他们现在的办公地点显然已经不能够满足扩张的需要了。
实际上，当李志鹏在2009年从上海来到西安时，池芳已经帮不上忙了，软件园内找不到能够容纳他们200人团队的办公地点。
西安的三本大学篇6
【关键词】后百亿时代；电影产业；院线制；imaX。
【作者简介】王 鹏，文学博士，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影视艺术与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作为西部文化产业发展的排头兵，近年来西安电影产业既保持了传统的优势又显出后劲十足。从1930年西安城第一家室内影院秦光电影院在盐店街149号开业到民国以宝珠、明星为代表的影院争奇斗艳，从解放后拔地而起的钟楼、和平、光明等新影院到2011年12月曲江新区耀莱成龙国际影城、高新区华大影城盛大开幕，西安电影终端市场的建设已经走过了八十一个年头。从1910年9月11日，西安《兴平报》第一版刊登鸿升茶园广告，新制活动写真电影择定本月十一、二、三晚，于南关外观音堂开演到，2011年岁末贺岁片《金陵十三钗》《龙门飞甲》齐战西安影市顿时硝烟四起，西安电影放映历史已过百年。从1958年8月23日西安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到早期开拍的《草原风暴》《碧空银花》《桃花扇》等影片广受好评，从新时期恢复电影拍摄到1980年后步入制片巅峰，西影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中国影人三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红高粱》《香魂女》《图雅的婚事》皆出自西影，三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中的两部《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也出自西影，中国唯一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霸王别姬》也来自这块中国电影制片的沃土。2011年由西部电影集团等四家企业制作完成的史诗大作《白鹿原》更是未映先热，吸引无数注意力，《白鹿原》必将为走过五十三年的西安电影制片史续写浓墨重彩的新华章。
2011年11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紧密连接在一起，由此可见新世纪新阶段文化建设所具有的国家战略意义。作为文化事业的一部分，电影产业更是被赋予了“科技含量高、附加
一、票房增速明显放缓
观影人次小幅增长
西安城市电影票房增速曾在2008-2010年连续三年领跑全国，从2005-2010年的六年时间里，西安电影票房收入平均增长95.4%，是全国平均增速的2.4倍。当后百亿时代的中国电影将在2011年迈入130亿关口之时，西安电影票房增速却凸显减速迹象，截至2011年10月底，包括西安在内的陕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的特点予以优先资助，优先发展。2010年国办《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央行等九部委《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出台更是为2011年西安电影产业的再度腾飞指明了方向，然而，蓬勃发展的西安电影业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面临着更为艰巨的外埠挑战，跨省院线的不断涌入凸显出本地院线的“慢进”，港资外资的不断圈地加剧了竞争的难度等都将成为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电影业跨越式发展亟待解决的难题值得加以关注。
西电影票房收入为2.55亿，年底有望突破3亿，一省全年票房收入尚不及万达院线2011年第一季度票房收入，西安票房增速也将由2010年108%降至2011年的不足20%。
截至2011年前三季度，陕西全省城市影院放映场次218370场，同比增长32.17%，在电影放映场次增幅接近1/3的同时，观影人次仅为551万，同比上升13.29%，而2010年前三季度，包括西安在内的陕西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数均较上年同期增长了66.12%和97.18%。由此可见，伴随着电影终端市场不断扩容、放映场次大幅增加、电影票价持续走高，观影人次的小幅增长难掩大量观众流失的尴尬，上座率不高已然成为了制约中国电影业跨越式发展的瓶颈。尤其在西安，这座拥有846.78万常住人口的西部特大城市、科教文卫中心出现如此问题更应受到业界的关注。现如今中国电影的主流观众是年龄在20-35岁的在校大学生和都市白领，而西安在这一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百所各类各级高等院校、超过120万的在校大学生、超过180万的科技人才和数以百万计的城市白领，如何充分挖掘这一庞大潜在观影群体的观影热情，培养观影习惯，提振电影铁杆粉丝持续观影的信心，将成为近年来包括西安在内的中国电影业界共同思考的问题。
二、落地院线再添新军
西安的三本大学篇7
关键词：经济辐射能力；断裂点理论；“西三角”经济圈；陕南
中图分类号：F12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1-0009-04
经济辐射力是指城市对周边地区的综合影响力和发展带动力，是城市之间保持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基本运动形式。相对一般城市而言，区域中心城市具有更为明显的辐射效应，其经济辐射力主要体现在城市综合经济实力、产业结构、企业规模、基础设施、开放活力与科技水平等方面对周边地区的覆盖范围。研究区域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力对于周边地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由重庆、成都、西安三大区域中心城市为主构成的“西三角”经济圈，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社会强烈关注，其原因正在于这一战略的经济辐射意义。按照这一战略构想，先由重庆、成都、西安三大区域中心城市实施点辐射构成经济圈，再由经济圈实施面辐射，最终实现西部地区整体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全国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本文以“西三角”经济圈中的欠发达地区陕南为例，研究三大中心城市对该地区的经济辐射，以期对该地区制定经济战略提供指导作用，同时对其他地区提供有益借鉴作用。
一、经济辐射力理论回顾与述评
辐射本是一个物理学概念，它是指高能量物体与低能量物体之间通过一定的媒介相互传递能量的过程。1931年赖利(w.J.Reily)根据牛顿力学万有引力理论，首先提出了“零售引力规律”。1949年康弗斯(p.D.Converse)发展了赖利的理论，提出了断裂点理论(Breakingpointtheory)，该理论认为中心城市可以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会随着两地之间距离的增大而逐渐衰减。这种影响可以称之为辐射力。断裂点理论（模型）一经提出，就被广泛运用于城市间相互作用的研究，成为城市经济辐射研究的一个主要分析工具。根据这一理论模型，我国学者也对我国的城市经济辐射力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例如，陶海洋(2001)以断裂点理论分析了上海、南京对镇江的经济辐射力［1］；冯德显(2006)等人以断裂点理论分析了郑州市的经济辐射范围等［2］。此外，国外的城市中心地理论、增长极理论、点轴开发理论等，因为较好地解释了城市经济辐射的模式，也被我国学者们多次引用。如蓝树江(2003)以“点轴”理论分析重庆中心城市对农村的辐射路径；徐晓红等(2005)以“点轴”理论分析泛珠三角的经济辐射发展模式的特点等［3］。
除了以城市断裂点理论研究城市经济辐射力以外，国内对经济辐射力的研究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城市经济辐射力的指标体系研究。如冯德显等人(2006)结合断裂点模型，提出了以经济综合、产业、企业、科技、开放、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7大指标为一级指标，对郑州市的城市辐射力现状进行了分析等［4］；二是城市经济辐射力的评价方法研究。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大多数的城市经济辐射力的评价方法都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三是城市经济辐射力的影响因素研究。现有成果表明，影响城市经济辐射能力的因素很多，如陈田(1987)认为城市经济影响能力取决于城市投资集聚能力、经济的水平状况以及市场集聚规模和技术等［5］；梁斌、孙久明（1991）认为城市空间辐射能力的强弱与城市功能、人口、规模以及对外联系便利程度等因素呈正相关，而与城市之间的距离呈负相关等［6］。
从现有文献来看，对我国城市经济辐射的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理论创新力度不足。我国大多成果的理论基础与方法体系基本上都源于西方，缺乏基于中国国情的城市经济辐射力理论模型。而西方主流的理论模型多建立在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直接应用于处于转型经济中的中国城市有待商榷［7］；二是缺少中心城市对某一周边地区的辐射力研究。多数现有成果的研究对象是中心城市，而不是周边地区，但事实上以周边地区为对象进行研究更具实际意义；三是缺少对中心城市辐射力的比较研究。大多成果是针对某一单一区域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力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对周边某一地区制定接受辐射的对策缺乏针对性和对比性。
二、“西三角”经济圈与陕南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地理位置决定“西三角”经济圈中心城市对陕南经济必有辐射拉动作用
“西三角”概念最早可追溯到2003年，是以三峡工程的逐步建成为契机而提出，当时并未包括西安为中心的关中经济圈。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重庆代表正式提出打造“西三角经济圈”的概念，建议重庆经济圈、成都经济圈以及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三地进行联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共同打造中国经济第四个增长极。此时的“西三角”，是以重庆、成都、西安三各中心城市为制高点，覆盖三中心城市周边地区的“西三角”经济区［8］。
图1“西三角”经济圈示意图
经济圈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人口1.18亿，2010年经济总量达2万多亿元，约占西部经济总量的40%以上，是我国西部最具实力和发展潜力的区域，包含约50座城市，纵跨西南西北地区，覆盖两大经济带及川北、川东、渝北及陕南地区，具有“承东启西、跨越南北”的战略价值。如图1所示，由于陕南地区直接位于“西三角”经济圈的腹部，汉中位于成都至西安的直线连线上，安康、商洛位于重庆到西安的连线上，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缘优势，决定了“西三角”经济圈中心城市对陕南经济必有辐射拉动作用。
（二）积极接受“西三角”经济圈中心城市辐射有利于实现陕南经济突破发展
陕南三市面积占全省近34％，人口占22.8％，但2010年的GDp总量仅占全省的11.1％，地方财政收入仅占全省的6.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全省平均低2000多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低500多元，是我国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多年来陕西省政府提出的“陕南突破发展”目标一直难以实现。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地理位置封闭，陕南北有秦岭，南有巴山，两道天然屏障妨碍了与关中和川渝两大西部经济带的密切交往，使其长期处于封闭发展状态。即使现有的交通条件，也没有根本改变这一状态；二是思想观念保守，长期以来由于与外界交往少，陕南从民间到官方思想一直比较保守，不愿冒险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为官理念在陕南根深蒂固，严重妨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三是工业基础薄弱。陕南三地除汉中工业基础较好外，其余两地基本上没有成规模工业企业，即使中小企业数量也少于周边同级地区。因此在这种背景下，积极融入“西三角”经济圈接受中心城市辐射，才有可能实现交通的突破、观念的突破和工业的突破，最终实现陕南经济的整体突破发展。
（三）陕南经济突破发展是“西三角”经济圈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的前提
打造“西三角”经济圈的战略意义在于使其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成为西部经济增长的引擎，对西部地区增长起到重要拉动作用，为全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新的动力。这一目的能否实现，陕南经济能否突破至关重要。一是只有陕南经济突破发展才能使西三角经济圈连成一片，中间不会出现经济断裂带。纵观国内外发展成功的经济圈，不管是伦敦经济圈、东京经济圈，还是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圈，这些经济圈中间都没有经济断裂带，没有发展盲区，因此，“西三角”经济圈战略能否顺利实施，一个关键的突破口就是陕南经济的突破；二是只有陕南经济突破发展才能使“西三角”经济圈的经济总量上升至全国经济第四极的水平。目前，我国提出打造第四增长极的地区不限“西三角”经济圈，还有大东北经济圈、北部湾（广西）经济区等，“西三角”经济圈如想顺利成为第四极，进入国家规划获得国家政策支持，则必须在经济总量上达到第四的位次，而这一指标的实现，必须有经济圈内落后地区的配合和支持。
三、基于断裂点理论的“西三角”中心城市对陕南的经济辐射能力测度
（一）断裂点理论模型
断裂点理论是目前城市经济辐射研究的主要分析工具，该理论认为城市对周围地区的影响力与城市规模成正比，与城市距离成反比。两个城市区域影响的分界点叫做断裂点，在此点辐射力达到平衡。断裂点的计算公式为：
Da=DaB/(1+mB/ma)
其中：Da为断裂点到a城市的距离，DaB为两城市间的距离，ma为起点城市的规模，mB为终点城市的规模。
利用上述断裂点公式，通过计算某城市与周边城市的断裂点，然后把该城市周围所有的断裂点连接起来，就可以确定该城市的辐射范围。计算出中心城市到断裂点的距离以后，还可以通过计算断裂点处的场强来衡量某城市在该分界点处的辐射力大小。断裂点处场强的计算公式为：
FaK=ma/（DaK）2
其中：FaK为a城市在K点处的辐射力大小。DaK为a城市到K点处的距离，ma为a城市的规模。
（二）“西三角”中心城市对陕南辐射能力的测度
城市规模和城市间距离是决定城市经济辐射能力的两大主要因素。实践中，采用某一单项指标(如人口)代表城市规模往往导致结论失准，难以准确把握城市辐射范围。因此,本文借鉴前人成果采用人口(具体指非农业人口数)和GDp总量的几何平均数作为城市规模ma和mB。本文中，根据2010年各地统计年鉴，西安市的非农人口是370.66万人，GDp总量3241.49亿元，则其城市规模为1096.13；成都市非农人口是529.5万人，GDp总量5551.3亿元，则其城市规模为1713.61；重庆非农业人口1107万人，GDp总量为7894.24亿元，则其城市规模为2956.12。由于城市经济吸引范围主要是沿交通线展开的，所以本文选择城市间的交通距离（公路或铁路距离）代表DaB。然后，再运用断裂点公式计算指标Da，测度三中心城市在不同方向上到断裂点的距离，运用断裂点处的场强公式计算指标FaK，度量各城市在不同方向上断裂点处的场强。最后得出“西三角”三大中心城市与陕南三市之间的断裂点及场强如表1所示。
（三）“西三角”中心城市对陕南经济辐射能力的比较
根据以上计算，可以得出西安、成都、重庆三中心城市对陕南的经济辐射强度折线图，如图2所示。从表1、图2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图2三个中心城市对陕南的经济辐射强度
（1）就三个中心城市对陕南整体而言，西安对陕南的经济辐射强度最大，重庆次之，成都最弱。西安对陕南的辐射总强度（西安对陕南三市辐射强度之和）为0.2146，分别是重庆的6.41倍，是成都的8.65倍。可见，对陕南三地目前的经济辐射仍以西安为主；
（2）就三个中心城市对陕南各城市而言，商洛接受的辐射强度最大，安康次之，汉中最弱。商洛接受的总辐射强度（接受三个中心城市辐射强度之和）为0.1504，分别是安康的2.40倍，汉中的2.51倍，其中商洛接受西安的辐射强度是安康3.40倍，是汉中的4.27倍。但是，商洛接受重庆与成都的辐射微乎其微，而汉中却能接受来自成都的一些经济辐射，安康则可接受来自重庆的一些辐射，尽管其辐射强度比较小。
四、比较后的启示
（一）陕南短期内不要对“西三角”中心城市中的成渝寄予太高期望，要积极主动融入关中经济圈
如前文分析,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西三角”经济圈必将对陕南经济产生辐射与拉动作用，但通过三个中心城市对陕南三市经济辐射的比较研究，笔者以为，短期内在“西三角”交通提交没有大突破的情况下，成渝地区对陕南经济辐射仍将十分有限。其原因有四：一是陕南距离成渝较远。与安康相比汉中距离成都较近，但也近乎500公里，远于其与西安260公里的距离，前者近乎后者的2倍。与汉中相比安康距离重庆较近，但也在500公里以上，是其到西安距离的2倍还多。因此，从距离上看，陕南接受成渝经济区的辐射比较困难；二是陕南与川渝之间被大山所隔。汉中到成都之间、安康到重庆之间均为巍巍巴山，山峰大部分海拔2000米以上，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一说，虽然目前有公路、铁路相通，但大山仍不仅隔断了两地人文之间密切联系，更妨碍了工业的发展、产业的协作；三是陕南与川渝分属三个行政区域。由于行政隶属关系不一，在现行行政考核体系下，陕南接受川渝经济辐射可能是一厢情愿，川渝政府未必热心；四是陕南的产业定位与川渝差异较大。受南水北调水源涵养地的生态约束，陕南重点发展的是生态产业，这与以工业为主的川渝地区产业完全不同，因此接受辐射的效果将大打折扣。综上，汉中、安康短期内不要对“西三角”寄予太高的期望，要接受成渝的辐射，但更要积极主动融入关中经济圈。
（二）接受“西三角”中心城市总辐射最弱的汉中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实现内源式经济突破发展
在陕南三市中，汉中的工业基础最好，解放初期到改革开放以前曾经是陕西第二大工业城市，目前初步形成了以机械装备制造、医药化工、冶金建材、烟酒食品、军工等五大产业为支柱、多门类的工业体系。但由于地域劣势，难以接受三个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加之其他原因，近年来汉中经济发展速度在陕南三市中一直处于末位。根据对2001年西部大开发以来陕南三市GDp总量数据，可以得出三地GDp在陕南总量中的占比，如图3所示。由图可见，三地中，商洛的占比在逐年上升，安康基本保持不变，而汉中的占比在逐年下降。因此，在上述背景下，汉中必须要有一种新的思路改变这一困局。笔者以为，由于受地域限制和生态约束，汉中要积极争取国家政策实现内源式发展突破，最终实现在陕南和全省的均衡发展。一是争取将汉中变为部级绿色产业示范基地，获得国家生态产业发展资金和政策，将南水北调水源地这一部级的制约变成突破发展的机遇［9］。另外，要争取中央和省上支持，积极推动更多的汉中本地企业上市，通过上市融资，解决发展循环经济与生态产业的资金难题；二是大力解放思想，以观念突破作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既要激活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的创业意识和活力，更要激活政府服务的效率与水平以及为民谋利的发展意识，使能者上庸者和不作为者下。
图3西部大开发以来陕南三市GDp在陕南总量中的占比
（三）要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改善西安至重庆、成都的交通条件，提升对汉中、安康的经济辐射强度
尽管前文分析认为目前成渝经济区对陕南的经济辐射强度较小，但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和国家战略角度看，“西三角”经济圈最终将会形成，对陕南的辐射，特别是对汉中、安康的辐射也必将逐步增强。因此，立足长远，陕西省要积极联手重庆、四川争取国家政策尽快改善西安至重庆、成都的交通条件，提升对汉中、安康的经济辐射强度，使西三角经济圈早日形成。目前，西城高铁已经开工建设，但西安到重庆的高铁还在勘探设计中，安康到重庆的高速公路也还在建设中，如最终开工建设，三地将形成一日即可周游一圈的“铁三角”及陆上高速公路和铁路客运专线“三小时经济圈”。
（四）促进汉中、安康互动协作发展，按照循环经济模式大力发展工业，尽早形成汉江工业走廊
汉中、安康两市在“西三角”经济圈中虽地处腹地，看似可以接受三地辐射，实则左右不顾，因此，两兄弟城市如能抱团发展也未必不是良策。如联合争取国家生态经济补偿资金，联合争取成为部级生态示范区，联合开发生态农业，联合宣传旅游产业，联合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条等。对此，陕西省政府要制定相关政策促进汉中、安康互动协作发展，按照循环经济模式大力发展两地工业，尽早形成汉江工业走廊
（五）要重新审视陕南三市突破发展的地域顺序，可优先发展商洛通过线面推进带动陕南整体发展
自2006年陕西省省政府提出“关中率先发展、陕北跨越发展、陕南突破发展”的全省协调发展思路以来，陕南一直没有“突破”。其原因固然与陕南的资源禀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也不能排除至今对陕南如何发展政府还没有一个明晰的思路，这其中包括明确发展的难点与突破口、率先突破的产业、率先突破的区域等。笔者以为，必须重新审视陕南三市突破发展的地域顺序，由于商洛在三地中具有接受西安辐射的绝对地域优势，而且商洛的一部分县区已经被规划到关中―天水经济区中，因此，可以考虑优先发展商洛，通过线、面推进带动陕南整体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获陕西省教育厅课题“关中-天水经济区与陕南经济互动发展研究”（课题号11JK0079）项目资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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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冯德显,贾晶,巧旭宁.区域性中心城市辐射力及其评价―――以郑州市为例［J］.地理科学,2006,(03)：266-272.
［3］徐晓红等.泛珠三角经济辐射发展模式探析［J］.宜春学院学报，2005，(01)：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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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吴晓蓉.西三角经济圈：一个文献综述［J］.改革，2010，(03):152-155.
［9］张宝通.十二五：陕西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大思路［eB/oL］.2010-06-01.
西安的三本大学篇8
一、应急疏散演练领导组:
组 长：韩林贵
副组长：郭武生
成 员：赵闫记 任佩瑜 郭俊龙 王建峰 王鸿飞 庞志军 肖瑞生 政教处工作人员、各班班主任及公寓管理员
二、应急疏散演练活动时间：
在校期每月第一周的星期一，本次为2019年5月10日上午10点钟
三、演练目的：
增强全体师生的安全意识，让全体师生在遇到突发事件时，能安全迅速有序地撤离到指定地点集合，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达到增强安全、构建平安校园的目的。
四、参加人员：
全校师生，约2000人。
五、疏散演练人员分工安排：
（1）总指挥：郭武生（汾西一中副校长）
（2）现场指挥：
演练执行指挥：赵闫记（汾西一中政教处主任）
综合楼疏散指挥：郭俊龙（汾西一中教科研室主任）
教学楼疏散指挥：任佩瑜（汾西一中教导处主任）
（3）制定方案、学生和老师演练培训：赵闫记 朱洪忠
（4）技术指导：汾西县消防支队
（5）演练路线、场地、器材负责：赵兵华 王根元（做好演练过程所需的物资准备）
（6）应急演练信号：付望雷 王华光 马瑞平（统一发出信号，以哨音或钟声为信号，并配合学校广播统一指挥）
（7）集合人员统计汇总：
操场集合点：
学生汇总：王建锋 王鸿飞（地点：操场主席台北侧）
教师汇总：任佩瑜（地点：操场主席台北侧）
综合楼集合点：
教师、学生：郭俊龙（地点：花坛南侧）
（8）广播指挥：郭武生
（9）演练计时：侯亚丽 要虎良
（10）集合人员上报：各班班长及体育委员、各楼层负责人。（报告该班应到人数、实到人数及所缺学生情况）
（11）楼层疏散引导人员：（站在利于观察、组织学生，又不影响学生撤离的位置，疏散引导学生，疏散完后清查各层教室人员。）
教学楼：负责人：任佩瑜
一层出口疏散引导员：教导处西侧庞三珍、政教处东侧刘惠文，由王根元老师配合疏散。
二层出口疏散引导员（1.东侧楼梯口：赵兵华； 2.西侧楼梯口：蔡建军），负责人：王鸿飞
三层出口疏散引导员（1.东侧楼梯口：卫文凌；2.西侧楼梯口：赵雪琴），负责人：朱洪忠
四层出口疏散引导员（1.东侧楼梯口：张毅华； 2.西侧楼梯口：李晋飞），负责人：王建锋
综合楼：负责人：郭俊龙
一层出口疏散引导员：（大厅门口）闫国珍 值班保安
二层西出口疏散引导员：赵建军
二层东出口疏散引导员：王 鸿
三层西出口疏散引导员：冯晋红
三层东出口疏散引导员：仇燕丽
四层西出口疏散引导员：张金龙
四层东出口疏散引导员：武 彦
五层西出口疏散引导员：付望雷
五层东出口疏散引导员：要丽萍
各班任课教师必须在本班教室门口里侧负责疏散本班学生后，跟随最后一名学生到指定安全位置，然后清点人数向演练小组汇报。
（12）医疗救护组：张雅文 李建中 李松旺 郝艺辉操场升旗台西侧
（13）现场资料组：庞志军 要瑜康 刘春阳。
六、培训时间：
全体参加演练的人员周三上午第二节课后，集中在综合楼二楼会议室参加培训。
七、演练程序：
1、总指挥命令：“演练开始”，全校师生停止一切活动安静等候。
2、各楼层楼梯口负责人在一分钟内到位。
3、信号员发出演练信号后，如果是课间，班长迅速组织学生疏散，正副班主任第一时间赶到教室，其他老师到楼梯口，协助指挥学生一起撤离；如果是上课时间，当节任课教师为该班的第一指挥者，指挥学生紧急、有序地向操场安全区域撤离。其他没课的班主任、科任教师在第一时间楼梯口协助指挥学生，并一起撤离。
4、学生到达操场指定位置后，整队安静待命，各班当节课教师迅速就位维持好本班学生纪律，清点人数，并派班长报告人数。
5、人员登记处汇总全校各班情况后向总指挥做出汇报。
6、总指挥对本次演练进行小结，宣布演练结束。
7、全部演练结束后，各班在当节课教师或班主任的带领下，按广播要求顺序返回教室，由班主任进行演练总结、开展心理疏导工作。继续进行正常的教学活动。
八、应急疏散路线及集合地点：
教学楼：高一年级、高二年级各班以各层09号办公室为界，东、西两侧各班沿着就近楼梯，顺右侧撤离，左侧留出一人宽，以方便救援，复习班沿东楼梯撤离，下楼后，立即沿着北门快速跑出大楼，到操场中央靠北处集中。高一年级西半边，高二年级东半边，复习班中间，均按序自西向东，分班级编号由低到高以四路纵队排列，等待检查。
综合楼:高三年级各层东西各分两个班，东、西两侧各班沿着就近楼梯，顺右侧撤离，左侧留出一人宽，以方便救援。下楼后，立即沿着南门快速跑出大楼，到南广场及马路中央集中。由北向南分班级编号由低到高以四路纵队排列，等待检查。
实验楼：上课班级由上课老师负责学生安全疏散撤离到操场各班指定位置。
微机楼：上课班级由上课老师负责学生安全疏散撤离到综合楼前广场中央花池。
九、演练流程信号：
宣布演练开始（广播哨声配合）----发出警报---先行保护并开始撤离---演练结束（广播），如遇特殊情况以广播为准。（请广大师生注意广播消息）
十、演练注意事项：
1.对不能参加演练的学生，班主任提前向指挥小组报告。
2.各位教职员工对本次演练的内容及疏散路线和要求应熟知，如有疑问应向演练小组主要领导询问。
3.演练前各班班主任要对本班学生进行疏散路线和疏散注意事项的培训。使学生明确疏散程序、疏散信号、疏散路线、疏散场地和时间要求等，掌握撤离、逃生、自救、互救的方式、方法，培养在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处置意识和能力。分班演练时，班主任要教育学生保持冷静、严肃，稳定学生情绪，有序地组织学生从教室前门、后门迅速撤离。撤离时除携带保护头部的必要物品外，不允许带其他任何东西，撤离途中如果鞋、帽等物品掉落，绝对禁止寻找拾取，以防摔倒及出现踩踏事故。
4.全校演练时间可能是上课、下课或其它休息时间（不定时）
5.全校演练前5分钟，演练指挥小组所有成员、各教职工必须各就各位。
6.全校演练时，如有学生摔倒，必须立即中止演练，确保演练过程中不发生任何伤害事故、踩踏事故。
7.疏散引导教师、当节任课教师、班主任、科任教师在就近楼梯口旁边指挥学生撤离，杜绝拥挤踩踏事故，直至最后一名学生离开后才能离开，离开前由各楼层楼梯口负责人检查所负责楼层及教室是否有人。
8.疏散出楼后应安排学生在安全地带集合，及时清点本班人数，如发现人数不齐，教师应迅速返回寻找，并报演练指挥小组。如发生演练意外事故，立即报告总指挥。
9.所有人员在演练中必须保持安静，不得嬉笑、扰乱秩序，按指定方向疏散，疏散的过程中应该互相帮助（帮扶弱者），同时应该注意安全迅速撤离，避免不必要的人员受伤事故发生。
西安的三本大学篇9
1CaLiS一期和二期的服务
CaLiS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的高校图书馆合作型学术组织，隶属教育部领导、国家统一投资，构建了一个资源共享和在参建馆之间具备资源共建、共享功能的公共架构，以提升、维护和促进高校图书馆之间的资源共享为使命。CaLiS“九五”一期从1996年正式立项通过，1998年开始启动至2000年结束，建设完成了以“211”百所院校图书馆为基础的高校馆共建共享的框架。二期即第十个五年计划项目，从2001到2005年，把参建和服务的成员馆发展到国内几百所以上的高校图书馆，服务进一步扩展，资源进一步丰富[3]。
CaLiS一期建成了信息服务网络和信息资源网络。服务网络包括常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管理中心、4个全国中心、7个地区中心和若干所成员馆组成的三级服务体系：管理中心和4个全国中心（文理、工程、农学、医学）是三层体系的第一层，面向全国层面提供服务；7个地区中心分别向华东南、西北、华中、华南、华东北、西南、东北的地区服务，是服务体系的第二个层次；第三层就是各成员馆，在CaLiS发起之初加入的高校图书馆成员馆是61家，一期结束时成员馆达到124家，至今已拥有成员馆500余家[4]。一期建设中，管理中心还组织引进了一系列国内外文献数据库，包括大量的二次文献库和全文数据库，开发了联机合作编目系统、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系统、虚拟参考咨询系统、特色数据库等，建成CaLiS丰富的信息资源网络。
“十五”期间，完成了CaLiS二期建设，在完善“九五”期间的建设的基础上，以系统化、数字化的学术信息资源为基础，以先进的数字图书馆技术为手段，建立了文献获取、参考咨询、教学辅助、科研、培训及个性化服务等六大数字服务环境，为高等院校教学、科研和重点学科建设提供高效率、全方位的文献信息保障与服务，扩大了CaLiS服务范围，大大提高了CaLiS的综合服务水平。
2SaaS及其服务的优势
传统的软件模式是购买软件，然后在满足配置的服务器上安装运行服务，需要一定的软件、硬件、维护及升级成本，近年来开始出现的新的软件服务模式SaaS，Software-as-a-Service（软件即服务）的简称，改变了这种架构，SaaS模式软件提供商只维护一套软件，软件提供者通过网络向多家图书馆机构或单位租用、托管或提供相同的服务，是种一对多的模式，所有软件使用者共用同一套平台，用户只需要远程通过web浏览器访问服务即可[5]。
SaaS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软件的成熟，基于互联网提供软件服务的一种完全创新的软件应用模式，它以软件租用、在线使用方式提供软件服务。SaaS是一种云计算模型，解决了过去打包软件的不足与低效率问题。它与“on-demandsoftware”（按需软件)、“theapplicationserviceprovider”(aSp，应用服务提供商)、“hostedsoftware”(托管软件)等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是一种通过internet提供软件的模式，厂商将应用软件统一部署在服务器上，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通过互联网向厂商定购所需的应用软件服务，按定购的服务多少和时间长短向厂商支付费用。用户不用再购买软件，而改用向提供商租用基于web的软件，无需对软件进行维护，服务提供商会全权管理和维护软件，软件厂商在向客户提供互联网应用的同时，也提供软件的离线操作和本地数据存储，让客户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用其定购的软件和服务。SaaS是采用先进技术的最好途径，它消除了购买、构建和维护基础设施和应用程序的成本投入，是软件发展的新趋势[6]。
采用SaaS平台具备以下一些优点[7]：
SaaS在同一平台上提供一对多的按需服务，降低了运行和维护成本，用户不需要安装硬件和软件，只需远程租用或开通，也不需要存储和网络的投资。另外，基于web的软件应用学习及培训的成本也相对较低。
SaaS软件的运营和维护成本比传统商业软件的成本低得多，实时存取和修改都通过互联网络来进行。
SaaS方式下，软件提供商修改和提升软件的功能更容易、更方便，使软件性能不断得到优化，从而提高用户的使用效率。
通过ajax、Flash、Java等使得web界面具备类型传统客观端的友好GUi，界面更友好。
作为互联网平台服务，SaaS可提供24*7*365小时的业务不间断服务访问和保证。
当然，SaaS软件因为多用户共用一套软件平台，如何确保整个系统以及不同用户的数据独立和安全性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以通过一些不同的机制保证SaaS软件的安全性，也可通过其它一些方法，如软件承租方可定期通过磁带和磁盘的数据备份来保障数据安全等。
3CaLiS三期共享域平台及云服务
CaLiS一期、二期重在建设，三期则重在服务——三期的目标是“为全国千所以上的高校成员馆提供标准化、低成本、自适应可扩展的数字图书馆统一服务和集成平台”[2]，并以普遍服务的理念，向所有成员馆免费提供多种服务。由于云计算具有资源动态分配、以web为中心、交付或租赁使用的特点，因此为CaLiS三期建设提供了技术基础。基于此，CaLiS设计开发一套基于SaaS的数字图书馆云服务平台，该平台由一组集成化软件构成，包括统一认证服务、计费服务、联合资源检索服务、数据服务、知识服务、数字对象存储和下载服务、元数据联合编目服务、文献联合订购服务等。
这种SaaS平台具有层次化和模块化的特点。层次化就是它把低层的基础服务和开发平台，中间层次的核心和通用服务、统一检索、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等应用服务、用户管理与认证，最上层的管理中心及各省共享域的门户构成等都统一封装在一起，每个层次都具备独立功能，也可以单独开发和完善。模块化叠加就是，所有新增的业务可以很方便地像搭积木一样在省中心SaaS平台上添加部署，之后成员馆就可很方便地申请开通并个性化地使用，方便、灵活，没有软、硬件的投入和成本，只需简单维护就可以远程享受各种服务[8]。
CaLiS三期以省或共享域为单位整体开通服务，各省成员馆可以在所属省共享域中申请开通租用以下的云服务：
e读。是CaLiS三期推出的一个学术搜索引擎，可以用来检索所有CaLiS拥有的各种类型资源，包括图书、期刊、论文、特色资源以及成员馆书目记录等，实现纸本资源和数字资源的一站式发现。e读可以远程访问使用，也可嵌入到各馆web服务器或链接使用，向读者进行更丰富的资源揭示。
外文期刊网篇名目次库CCC。是CaLiS根据外文期刊、期刊目次及外文数据库整理的3万余种期刊的目次库，包括外文全文数据库60个以上，文摘库10多个，是面向全国高校师生的一个外文期刊综合服务平台，已有记录超过6千万条，数据周更新。读者通过CCC可以进行外文期刊文章一站式的检索与获取服务，图书馆馆员利用CCC也可以进行期刊维护管理及外文资源评估。目前全国高校开通使用CCC的成员馆已超过800家。
统一认证系统UaS。UaS每个省中心部署一套，通过该系统为各省成员馆提供UaS租用服务，配置省中心门户参数，管理租用馆管理员，为租用馆提供认证系统参数据配置、用户注册、读者用户管理、提供统一认证和单点登录服务。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系统iLL。iLL系统在三期开发成SaaS版，各成员馆无需本地安装部署而只需简单维护即可直接使用。成员馆通过iLL为本单位馆际互借员提供读者用户账户管理、参数配置、事务管理、结算管理、数据查询、统计分析、成员馆优先级管理等功能，并可为本单位读者用户提供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网关服务。
虚拟参考咨询系统CVRS。成员馆通过CVRS系统为本单位参考咨询馆员提供表单咨询、实时咨询、知识库管理、系统管理、调查问卷、统计日志、多馆联合咨询等功能，为本校/馆读者提供在线参考咨询服务。
统一数据交换系统UeS。共享版UeS各省部署一套，其省内成员馆可申请租用。UeS为成员馆提供数据交换的租用服务，实现本地馆藏数据或用户数据与CaLiS联合目录系统的数据交换服务。
随着服务的发展，后期会在SaaS平台上累加更多的共享版应用，如特色库共享版、教参管理系统共享版、学位论文共享版等，所有增加的服务，成员馆只需要通过省中心云服务平台申请租用即可，方便易用。
4CaLiS三期陕西省中心服务及部署情况
CaLiS三期为做好对高校成员馆的普遍服务，在原来三级服务体系中增加了省中心这一架构，全国建立了30个省中心，每个省中心负责本省区域高校图书馆成员CaLiS服务的宣传、推广及部署。西安交通大学图书作为CaLiS陕西省中心单位，负责陕西省区域70余所高校图书馆CaLiS服务的部署和推广。至2011年11月份，CaLiS三期陕西省中心的工作进展如下：
e读。CaLiS陕西省中心的网站嵌入了e读服务，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图书馆、西安工程大学图书馆也采用嵌入式方法开通使用。西安工业大学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长安大学图书馆、第四军医大学图书馆、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图书馆均采用链接方式。另外，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等6家图书馆也已向CaLiS提交了全部馆藏的书目maRC记录。
CCC。陕西正式注册的76家成员馆中，已开通使用的22家，CCC成员馆使用排行top100中陕西高校有7家。
UaS。陕西省中心目前已部署开通读者统一认证系统，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等10家图书馆先期启用UaS并导入了2011年新的读者数据，10所学校各自负责和维护本校的读者用户，总计有效读者用户数近20万。
iLL。CaLiS二期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系统只有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及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安装使用，其他图书馆作为普通用户在使用CaLiS的iLL系统。CaLiS三期启动至今，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原本地系统升级到省中心共享域平台，并第一批次为西北工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等10所高校开通了iLL服务，并进行了业务培训，这些馆止目前已经为读者进行文献传递数百篇。陕西省中心将根据这一批10家成员馆开通使用及运行情况，适时让后续批次的成员馆加入CaLiS之iLL的传递网络。
CVRS。虚拟参考咨询在陕西省中心共享域平台上已经部署，西安交通大学CVRS2011年10月底开通，对于陕西师范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工程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都根据申请为其开通租用了CVRS系统。
西安交通大学作为CaLiS陕西省中心工作单位，将继续做好省中心业务及各子项目的协调组织工作，发展成员馆，继续宣传、推广CaLiS的服务；提高e读和CCC的开通使用率，适时为更多成员馆开通iLL、CVRS等业务系统；与CaLiS管理中心及时沟通，部署UeS、特色库等共享版应用；做好陕西省SaaS平台的维护工作，并做好各项服务与业务的培训以及陕西省共享域范围内的技术支持工作。
5结语
SaaS模式正在流行，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应用和服务（包括图书馆管理系统，流通、采访、编目、电子资源管理等）都将SaaS化。
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都已经出现了基于SaaS的图书馆管理系统，基于同一套平台为多个不同的图书馆服务，不仅降低了购买软件、硬件、存储、网络等的成本，降低了数据备份、系统管理及运行和维护的费用，而且还最大程度地提高了软件的功能，大、中、小型图书馆都方便按需租用开通服务，实现参与馆之间的资源共享以及基于所有这些参与馆资源的知识服务，易于发展成为多功能的大型图书馆服务系统[9]。印度的Cybrarian（cybrarian.in）是亚洲第一个基于SaaS的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它根据用户服务层面的约定和用户的使用量操作统计来收费。Cybrarian基于Z39.50协议由在线公共目录webpaC、规范著录管理、期刊管理、流通、报表、标准和定制、保存、采访等模块组成，很容易实现联合编目[10]。
图书馆云服务可以使图书馆迅速实现新功能并按需租用，由于不同的图书馆共享同一套平台，向读者提供资源服务，易于实现馆际间的信息共享，提升知识服务；另外，由于不同图书馆的用户或知识数据也集中在同一平台，包括数字资源，电子资源管理、机构库等都易于进行馆藏资源的整合与开发，且会产生一些受所有读者欢迎的新的创造性应用。
CaLiS三期已建成基于SaaS、面向图书馆服务的云平台，后面将会更加完善和丰富这一平台，开发叠加更多应用，为成员馆及高校读者提供更多更优的信息资源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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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文清,陈凌.CaLiS数字图书馆云服务平台模型[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9(4):13-18.
[3]YaoXiaoxia,ChenLing,DaiLongji.CurrentsituationandfuturedevelopmentofCaLiS[J].Librarymanagement,2004,25(6-7):277-282.
[4]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eB/oL].[2011-12-20].calis.省略.
[5]康美娟.基于SaaS理念整合CaLiS、CaSHL构建高校文献保障服务联盟[J].图书馆,2010(3):29-31
[6]百度百科.SaaS[eB/oL].[2011-12-20].baike.省略/view/369107.htm.
[7]wayneS.Softwareasaservice:Sixthingstoconsider[J].informationtoday,2008(10):24.
[8]赵红,徐华洋.aLiSa数字图书馆云服务平台建设[J].图书情报知识,2011(5):53-56.
[9]ChoJ.StudyonaSaaS-basedlibrarymanagementsystemfortheKoreanlibrarynetwork[J].theelectronicLibrary,2011,29(3):379-393.
[10]Cybrarian[eB/oL].[2011-12-20].cybrarian.in/Default.aspx.
［作者简介］肖小勃，男，1970年出生，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数字图书馆及技术，发表专业论文10余篇。
西安的三本大学篇10
【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中共
西安事变在史学界上一直被认为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又因为西安事变的重大事件，又因为西安事变的主角涉及到东北少帅张学良与当时民国政府的领袖，因此西安事变一直是中国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关于西安事变的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现金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张魁堂的《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李义彬的《从内战到抗战》等。这些都是记叙西安事变比较优秀的著作，既然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已经有了如此多的成果，那么杨奎松教授又如何能够推陈出新呢？《西安事变新探》作者杨奎松教授以求实求新的治史精神，对已有的史料进行考证，得到了关于西安事变一些新的观点。由此可知，学者对史学的研究，并非一定要得到新的史料，同样也可以在已有史料的基础上，经过缜密的考证史料，推陈出新，这同样也是治史的一种方法。
一、全书梗概
西安事变的发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说是经过了一系列漫长的过程，最终导致了事变的发生，而其中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成为西安事变中的一条线索，从西安事变的始末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变化。因此，西安事变与张学良、中共的关系，这两者是紧密相联、密不可分的。“要谈论西安事变，就不能不谈论中共，就不能不注意中共对张学良和的政策及其变化。而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张学良走向西安事变的所有步骤，都是从他和红军在陕北接触以后开始的。”。
第一章《从战争走向妥协》叙述了中共与红军是怎样来到西北的原因与经过，同时也叙述中共来到西北后经过复杂的斗争在陕北立足陈雄，并且首先与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发生冲突，最终双方取得谅解。由于中共当时的政策把自己孤立起来了，因此不得不开始长征。中共在遭遇到一系列的困难和挫折后，开始认识到要想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争取苏联的援助，打通国际路线，因而中共最终在俄界会议上确定了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向陕北苏区挺进。在本章节中，作者澄清了史学界一直认为延安会谈有所谓张学良力劝中共实行拥蒋、联蒋，为之心动的情节的谬误。
第二章《西北大联和计划》叙述了张学良一方面要劝蒋、拥蒋，准备帮蒋抗日。同时准备万一，力求摆脱“攘外必先安内”的束缚，与中共携手，为实现西北联合抗日而斗争。张学良从抗日和保存实力的考虑出发，提出了联俄、联共，抗日反蒋的方针，导致了张学良与中共第二次延安会谈的展开。作者还叙述了张学良要求入党，只是出于张学良争取苏联同情与支持的现实目的。
第三章《打通国际路线》叙述了中共由于受到共产国际指示的影响，同时中共根据自身所处的特殊环境与条件，逐渐改变了反蒋抗日的方针，提出了联蒋抗日的口号。虽然中共改变了斗争策略，但是南京政府与共产党的谈判交涉还是比较艰难。双方所提出的条件差异巨大，谈判收效甚微。随着谈判双方条件的变化，双方逐渐产生了共同点，双方承认成立统一战线，对日作战等内容，国共谈判取得了巨大进展。张学良积极支持中共打通国际路线，东北军军事上配合红军作战，由于张学良害怕明确暴露反蒋意图，采取了暗度陈仓，明处响应口号剿匪，暗处配合与支援红军。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发展。
第四章《一二、一二革命》叙述了张学良最终下定决心发动了西安事变。随着中央军对陕北红军的步步紧逼，以及东北军与红军出现摩擦与冲突，重要是对张学良疑心的加重，张学良的处境日渐困难。“张学良深知，在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取消”抗日反蒋“方针和“西北大联合”计划之后，迅速取得苏联谅解和得到苏联直接援助的愿望已经落空。加以张学良协同中共实行劝蒋联共抗日毫无结果，秘密配合红军“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援又告失败；眼看“剿共”战争难免，红军势将突围转移，与苏联联络再无可能，靠蒋又绝无收复东北希望。张学良只好破釜沉舟，采取非常行动，以求其举国一致抗日愿望有最后一线实现的可能。”
第四章《从“革命”到“兵谏”》叙述了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与南京中央主和派之间谈判的曲折过程，中共以第三者的身份支持张学良与南京的谈判，谈判过程曲折复杂，有最初的皆大欢喜，再到风云突变，最终谈判得到顺利进行，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双方达成协议，西安事变变得以和平解决。宋美龄、宋子文等南京主和派与张学良接触谈判，双方谈判一度因为条件相差巨大而陷入僵局，在经过端纳、宋美龄及宋子文的劝说后，同意南京中央政府对张、杨的主张做某些让步，双方达成协议，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然而，随着张学良亲自护送回南京，进而导致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如张学良遭扣押，中共与杨虎城公布南京与张学良谈判内容，述说对张学良及中共的承诺等，最终使得国共关系更加恶劣。南京中央政府对杨虎城也是步步紧逼，派遣中央军开赴西北边境，威胁十七路军的安全，战争一触即发。最终，中共与十七路军考虑到中央军与十七军、红军实力悬殊，为维护和平局面，中共、杨虎城与南京中央政府达成协议，接受南京中央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但是由于此举受到东北军内部部分抗日同志会军官的反对，导致东北军内部发生兵变，军长王以哲等人遭到杀害，事变很快遭到镇压与平息。中共、杨虎城接受南京政府的安排，十七路军总指挥被撤销，杨虎城被迫出国，中共成为了西安事变的直接受益者。
二、贡献与启示
《西安事变新探》是杨奎松在已有资料的基础，经过详细考证史料，推陈出新的成果，可以说是研究西安事变的一部上层之作。作者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同时对若干问题进行详细的史料考证，澄清以前不少学术界关于西安事变研究的谬误。《西安事变新探》这本著作为学术界研究西安事变和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杨奎松教授这种学术探索的精神与态度同样也值得我们学习。
首先，关于延安会谈中，张学良主张的“联蒋抗日”影响了中共斗争策略变化这种错误得到澄清。在这本著作中，作者指出：“有谁能够想象，处在这样一种将信将疑，连自己都准备另立局面的矛盾态度之中，张学良会力劝中共应当拥蒋、联蒋？”事实上，在与张学良经过延安会谈后，仍然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把“抗日反蒋”视为一体，这种方针一直持续到共产国际8月15日指示到达前后，所以张学良主张的“联蒋抗日”方针并没有影响中共斗争策略的变化，中共斗争策略由“反蒋抗日”变为“联蒋抗日”主要是因为共产国际的指示。
其次，《西安事变新探》在张学良“反蒋”问题上提出了全新见解，认为张学良是在中共“反蒋抗日”方针的影响下，张学良才由“拥蒋”转变为“反蒋”，最终发生了西安事变。本书中刘鼎提到张学良“本来就在歧路间，又恋新又舍不得旧。这个矛盾变化得虽然快，究竟离终点还远，还有些难关哩！”这表明了张学良不敢明确反对，对还存在幻想。东北军进攻红军的瓦窑堡，张学良借口“中央军汤恩伯部声称15日将推进到瓦窑堡，东北军方面考虑到瓦窑堡已然不保，自不如由东北军来占领对红军为好，东北军也好有一个机会来向表功。”中共从瓦窑堡撤出，瓦窑堡事件的发生，也说明红军与东北军之间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盟友关系，这也说明张学良并没有真正向中共靠拢。总而言之，张学良本有拥护的意图，没有反对的决心。“至少在1936年11月底以前，张学良并无坚决与决裂地打算，因而当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8月15日关于联蒋抗日指示后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时，张学良竟不因共产国际拒绝批准中共吸收他入党而失望不满，反而喜出望外，“极表赞成，并愿进京面蒋，力主和平统一，结力抗日，清为蒋使，冒险说和”。”这也说明张学良并没有下定决心反蒋抗日，仍然对心存希望，而张学良最终能够下定决心反蒋抗日，发动西安事变，还是受到中共的影响所致。
再次，《西安事变新探》记叙了中共与张学良之所以积极“打通国际路线”是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西安事变新探》依据莫斯科所藏档案文献，指示：早在1933年初，共产国际即电示中共中央，明确肯定四方面军助理入川是正确的，并指出在四川、陕南乃至向新疆方向扩大苏区具有重大意义。1934年9月16日，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福莱德写信给共产国际副总书记皮亚尼基，建议在苏联中亚阿拉木图成立中共西北局，立即调查从新疆、蒙古等地派遣人员到中国西北各省发展游击战争的可能性，直接援助西北红军，并通过他们接通四川红军。应当考虑在苏联中亚地区组织秘密的军政军校和足够装备5万人的秘密武器库，以便训练游击队员，并随时准备向西北地区红军提供军事援助。后来送达共产国际的一些调查报告说明：从中国西北地区接通苏联至少有经新疆至甘西、经外蒙至绥远两条路线。1934年4月，共产国际已经决定要中共红军在靠近苏联和外蒙的西北地区建立地区战略根据地。随后，苏联国防部、苏联情报局和共产国际联络局三方成立的三人小组，特别研究了中国红军未来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发展以及接受苏联援助的可能性。仅在1935年下半年至1936年上半年，共产国际和苏联有关方面就接连六次派人潜入中国西北地区来接通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最后，作者对西安事变发动时间进行了澄清。史学界以前普通认为张学良与杨虎城事先规定的统一行动时间是12月12日凌晨6点，而部队实际行动时间远比规定时间提前两三个小时之多。这种说法主要是根据张魁堂著《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这本著作确定的，但是现在《西安事变新探》指出仅仅根据张学良（化名张毅）发给、的电报并不足以确定发动事变的时间，因为“张学良凌晨5点发电只是按照约定的时间对即将成功的事变预作通报而已，而非表示事变已经取得成功。”作者又指出当天晚上9点，张学良再电中共中央称：“十二日六时已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邵力子、晏道刚及其他中央人员全部俘虏。”这证明了除外，全部中央人员都在凌晨6时的统一行动中被俘的。这些记录都表明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时间是在12月12日凌晨6时，部队行动并没有提前。
《西安事变新探》虽然作者对史料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纠正了不少过去存在的误区，但从这本著作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缺陷，比如，整本书虽然是研究西安事变，并对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但作者没有从当时中国面临的大背景考虑，全局视野不够开阔。同时，作者也论述西安事变时，针对张学良、国民政府和中共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阐述，理清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西安事变最主要的目的是抗日，作者并没有提到日本对待西安事变的态度，这应该是一大遗憾！
三、结语
《西安事变新探》是一部推陈出新之作，作者对已有史料的进行仔细考证，纠正了一些过去存在的谬误，对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做出巨大的贡献。虽然这本著作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站在史学研究的高度上看，杨奎松教授这种严谨的治史精神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这本著作也启示了史学研究者研究史料并不是一定要找到新的史料，也可以另辟蹊径，在旧有的史料中推陈出新，得出新的观点与结论，这也是研究史学的一种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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