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律论文篇1
1、环境法律思想。环境法律思想是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理念、法律观念和法律评价。在这种法律理念、法律观念和法律评价中，人通过思维活动从抽象的环境保护理论以及环境保护现实的法律意识上来认识环境保护法律本身。2、环境法律规范。环境法律规范，从形式上是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一般环境保护行为规则，是反映了理想的环境保护行为方式的集合；从实质上讲，是反映了环境保护方面的国家意志，具体规定了环境保护权利义务及法律后果的行为准则。3、环境法律机构。环境法律机构是创制法律、适用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机关，这些机关在环境保护方面享有必要的立法权力、司法权力和行政权力。立法机关负责制定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司法机关依照法定方式把环境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环境保护案件中；行政机关专司执行环境法律规范。4、环境法律方法。环境法律方法多特指法律技术，比如立法技术、法官适用法律的技术、法律解释方法等，也泛指一般的法律方法，如法律发现、法律推理、法律分析以及法律论证方法等。这些法律技术、方法在环境保护方面有效地表现出应对环境新问题、环境新纠纷的思维方式、解决技巧和方法。
二、环境法律文化构成要素对环境保护所发挥的作用
（一）环境法律思想为环境保护提供了指导思想。环境法律思想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环境保护法律观念，作为环境保护法律观念的可持续发展观、法制观、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依次出现，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着指导作用。1、以可持续发展观指导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观所蕴含的观念就是把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放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中，强调发展经济，同时要保护环境，实现人类及其子孙后代的永续发展。环境保护工作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党的十七大用“必须”来强调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以可持续发展观指导环境保护，能“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接下来的党的十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观对环境保护的深入指导，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以法制观指导环境保护。法制观对于环境保护的指导在于所有的环境保护活动皆应依法而行。立法者制定环境保护法律，既关注人类本身的健康，关心后代人的发展，又促进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严格执法以保护好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公正司法，维护环境利益。指出“：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3、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环境保护。科学发展观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联系就在于环境与发展的协调关系。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环境保护，就是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环境保护观念，在保护环境中求发展。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4、以生态文明观指导环境保护。生态文明观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共存、共处、共融的和谐状态。以生态文明观为指导的环境保护反映在政治制度、物质生产、精神领域等层面，具体从政治方略上规划生态文明建设蓝图，从物质生产上改造传统的物质生产模式，发展循环经济、绿色产业、低碳经济，在精神领域保障环境权益，增强生态环保意识，树立环保理念。生态文明观以新的环境保护理念，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即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二）环境法律规范为环境保护提供了行为依据和行动指引1、环境法律规范为环境保护提供了行为依据。“法”总是以法律的形式出现，人们把法律理解为国家机关颁布的法规范。这些法规范依立法程序而制定，按位阶顺序排列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其中，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在全国范围内发生法律效力；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地方政府规章在特定区域内生效，尤其是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只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实施。除以上位阶中的法规范外，还有一种也属于“国家机关颁布的法规范”，那是非根据立法程序制定出来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仍然在立法之外对人的行为予以规范。环境法律规范是法规范在环境保护中的具体化，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以及规范性法律文件在内的系统化、专业化的环境法律。这些环境法律规范为环境保护提供着行为依据。2、环境法律规范为环境保护提供了行动指引。环境法律规范通过规定人们享有的环境权利、履行的环境义务和承担的环境责任来指引人们的环境保护行为。当人们行使环境权利时，是在法律的鼓励下，从事法律所允许的环境保护行为。比如《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了一切单位和个人“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这条法律规定赋予了环境保护主体“检举权”和“控告权”“，一切单位和个人”可以在法律的指引下，选择为检举行为和控告行为。当人们履行环境义务时，是在法律的强制下，完成法律所要求的环境保护行为。比如《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保护环境是大家共同的“义务”，“一切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法律的指引下，必须为环境保护行为。假如环境保护主体没有按照法律的指引正确行为时，将面对“承担责任”的法律后果，比如《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了，环境污染主体因污染环境须承担的“损坏赔偿责任”。责任条款让法律的指引具有强制的效力，包括对环境权利行使排除干扰的效力和对环境义务履行必须实践的效力。显然，法律的指引是十分必需的。
（三）环境法律机构为环境保护提供了执法主体。环境法律机构中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是广义上的执法主体。首先，法律是对权力的限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执法权限来自于法律的授权。“在法律国家中，政府的行政活动乃是在规则或标准的范围内展开的”，司法活动是司法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对法律的运用。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和司法机关的司法权在环境保护领域的权限如何，取决于环境法律规范的授权。其次，环境法律规范的实践需要执法机关的介入。经制定的环境法律规范的法律效力需要运行，其运行需要国家强制力的支持，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正是国家强制力的行使主体。环境法律规范需要行政机关的执行权才能贯彻执行，方能把立法文本转化为实际行动；环境法律规范需要司法机关的司法权才可以解决保护过程中的冲突和纠纷，最终把立法精神转变为司法救济。
环境法律论文篇2
2011年12月20日在京召开的第七次全国环保大会提出：“基本的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产品，是政府必须确保的公共服务”，这一观点再次明确了保护环境是各级地方政府重要职责。作为公共物品的良好生态环境，各级政府理应成为第一生产者、提供者和分配者，有权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利用行为进行监督、管理，预防环境违法事件的产生，处理环境违法行为。面对我国严峻的环境形势，必须强调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管职责，地方政府在环境监管中处于主导地位。事实证明，依靠企业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固然重要，但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监管更为关键。地方政府作为所辖区域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者，拥有支配社会各方资源的权力，可以运用政府公权力，通过制定政策、引导产业、分配资源、培育市场、经济刺激、提供服务等监管方式，协调本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2］可以建立引导环境政策和社会行动的基础数据系统、建设和管理无法通过市场提供的环境基础设施，对企业等经济主体进行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禁止不利于环境质量的行为，纠正市场失灵；［3］还可以依据法律授权，制定法规或规章、设定许可、实施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对社会经济个体利用环境的行为进行直接控制。“我国已将环境保护定为一项关系到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把加强政府环境监管作为有效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手段，即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设定环境质量指标、立法、行政等刚性手段对环境问题进行直接干预”。［4］尽管保护地方环境不被污染和破坏是各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但从不断发生的重大环境事故来看，有些地方政府没有履行法定监管职责，频频充当违法企业的保护伞。主要表现为四方面：第一，一些地方政府在“把企业当财神”、“GDp高于一切”思想指导下，无视国家上位环境法律法规，通过制定地方法规降低环保准入门槛、限制监督污染企业，阻碍国家环境法律的实施。第二，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在短期内取得政绩，出台各种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甚至对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进行挂牌保护。一些被“挂牌保护”的企业，对正当的环境执法检查、监督，不配合、拒绝甚至抵制，有恃无恐地违法排污。第三，有的地方政府领导为了追求经济发展的政绩，盲目上项目引投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引进了大批发达地区落后淘汰的、污染严重的项目，为高污染高消耗的企业大开方便之门。第四，有的地方政府在环境执法中不作为、乱作为，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该查不查、该报不报、该测不测、该罚不罚、该责令整改关停不责令、该公开处理不公开处理、环境行政处罚不按规定办理，包庇、纵容环境违法企业。上述情形下，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形同虚设，相关人员严重失职，导致辖区或相邻地区环境质量下降，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可见，尽管立法赋予了地方政府环境监管职责，客观上地方政府有能力、有优势履行辖区内环境监管职责，但事实上有些地方环境监管效果并不如人意，地方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环境监管失职导致生态环境遭受严重损害现象不容忽视。
地方政府承担环境监管法律责任的理论依据
根据权责统一原则，法律赋予地方政府环境监管的义务和责任，地方政府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和行动依法履行其职责，擅自放弃、不履行其法定职责或违法、不当行使其职权，均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地方政府承担环境监管法律责任的理论依据包括：1、委托理论委托理论由罗斯于20世纪70年代初首创，后经詹姆斯•米尔利斯等人的发展逐步完善。“在现代社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共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和认可,政府理所当然地应为人民的利益而负责任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人民与政府之间的这种授权与被授权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委托关系。委托理论认为,人民与政府的委托关系，存在着使政府失责的可能。由于委托人和人之间关于人行为的信息不对称,人在最大程度上增加自身效用的同时会做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5］正因为在委托授权之后,政府不但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执行者,是享有权力的政府,而且也应该是责任政府,应该更好地履行人民交给的权力,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为了有效地促使政府尽职尽责,在运行中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对人给予激励和约束,当人违背委托人的利益而谋求自己的利益时,就应当受到法律制约与制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公共物品理论公共物品的概念是由休谟最早（1739）提出并由萨缪尔逊（1954）加以规范的。萨缪尔逊认为公共物品是指每个人对某种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判断一个物品是否是公共物品，一个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看其是否严格满足公共物品的基本属性，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环境产品和环境服务由于具有“供给的普遍性”与“消费的非排他性”特点，使其成为典型的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只能是政府，因为私人对公共物品存在不愿提供、不能提供和提供成本过高等情况。“作为地方利益总代表的地方政府，既要严格依法对自然资源和社会利益进行权威性、公正性的分配，以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精髓———公平、正义，［6］也要对环境这种“公共物品”的使用进行监督管理，避免“公地的悲剧”发生，保证辖区内的环境质量。地方政府作为良好生态环境的第一生产者、提供者、分配者和监管者，当出现监管失职时，应该承担相应的环境法律责任。3、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并于50、60年代形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其领袖人物詹姆斯•布坎南提出的经济人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的公共选择活动。政府以及政府官员在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过程中同样也反映出“经济人”理性的特征。“政府及其公务人员也具有自身的利益目标，其中不但包括政府本身应当追求的公共利益，也包括政府内部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此外还有以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为代表的小集团利益等等。政府部门及其人也存在追求自身权益最大化的问题。当政府利益与包括环境资源保护在内的公共利益内容相悖或者冲突时，政府就有可能为谋求其自身利益而忽略甚至侵犯公共利益，背离政府行为的最初目标”。［7］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导致各种责任缺失问题的出现。尽管地方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实现本地区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在某些经济利益上存在一致性，地方政府限制企业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就意味着自身利益的减少，［8］如果不能对监管者进行有效的制约和制裁，监管者就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制定出一些不合理的政策，行使一些不公正的监管。只有强化政府的环境监管法律责任，才能遏制政府及主要官员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忽略环境保护的原动力。4、环境法治理论环境法治是法治在环境领域的具体体现。英国学者莱兹认为法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治指一切人都应服从法律并受法律统治，狭义的法治表示政府应由法律来统治并服从法律。莱兹的狭义法治实际上指出了法治的根本主旨就是要控制政府行为，使政府服从并接受法律的统治。我国著名学者郭道晖教授认为法治(RuleofLaw)是指法的统治，即法居于国家和社会之上的统治地位，而不只是国家用法来治(RulebyLaw)，更不能说国家用法制来统治社会与人民。法治作为与人治相对的范畴，其首先就是为了通过法律遏制政府权力而不是为了通过法律管治普通民众而提出来的。政府是法治的客体而非主体。环境法治就是将环境的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纳入环境法律规范的统治。“环境法治的主旨是把政府作为环境法治客体，使政府行为接受环境法律规范的约束。环境法治之所以要约束政府影响环境的行为，原因在于环境质量的不断退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进一步加剧、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激化、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受到的严重环境挑战，其根本责任在于政府”。［9］当地方环境监管失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环境法律责任。从政府权力的来源、环境公共物品的特性、地方政府的利益、环境法治的主旨可以看出，其所关联的委托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环境法治理论，逐一递进地成为地方政府承担环境法律责任的理论依据。
地方政府环境监管法律责任的立法不足与完善建议
环境法律论文篇3
(一)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即企业对社会承担的所有责任的总和，源于20世纪初美国关于企业对其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的理念。一般来说，“企业社会责任应当包括:对雇员的责任，对消费者的责任，对债权人的责任，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的责任，对所在的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对社会福利和社会公益事业的责任”。美国经济伦理学家乔治•恩德勒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三个方面:经济责任、政治文化责任和环境责任。
(二)企业环境责任
多数学者认为企业环境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企业环境责任源于企业社会责任，并且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外已有很多学者对企业环境责任进行了研究，但对于企业环境责任的具体含义目前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笔者同意，企业环境责任的较为全面完整的含义应为: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切实履行实施清洁生产、合理利用资源、减少污染物排放和充分回收利用等义务并对外承担积极参与自然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的责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企业环境法律责任
企业环境责任包括企业环境道德责任和企业环境法律责任。前者指环境道德规范对环境法主体的约束，即环境法主体若违反环境道德规范，应承担道德上的否定性评价。后者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环境法主体应当承担的环境保护义务以及违反该义务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具体包括环境民事法律责任、环境行政法律责任和环境刑事法律责任。环境法律责任是企业目前承担环境责任的主要形式，本文着重阐述企业在法律上的环境责任，即企业环境法律责任。
二、企业承担环境法律责任的依据
(一)法理依据
企业承担环境法律责任是公平正义理论的要求。公平正义是法律追求的终极目标。“一个社会，无论效益多高、多大，如果它缺乏公平，则我们不会认为它就比效益较差但较公平的社会更理想”。“制度是一种公开的规范体系，这一体系确定职务和地位及它们的权利、义务、权力、豁免等。这些规范指定某些行为类型为能允许的，另一些则为被禁止的，并在违反出现时，给出某些惩罚和保护措施”。资源和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理应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企业在开发利用资源以及向环境中排放废弃物的同时，必然会减少其他社会成员利用资源、享受良好环境的机会，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企业获得经济利益，而其他社会成员承担资源缺乏和环境恶化的不利后果，这无疑是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因此，企业承担环境法律责任是法的公平正义原则的要求和体现。
(二)宪法依据
我国《宪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第九条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环境权的概念，即“每个人都有在良好的环境下生活的权利，并且这项权利应该是可诉的权利”，按照该学者的观点，环境权的主体具有广泛性，包括国家、法人、公民，企业作为环境权主体之一，其在利用自然资源时，不得侵害其他主体的环境权，否则构成权利滥用，要承担相应环境法律责任。
(三)有关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对企业环境责任的规定
学者一般认为《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环境保护领域的基本法律。如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此外，我国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基本法律中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也是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法律依据。关于其具体表现，本文在第一部分企业环境法律责任的内容中已做具体列举，不再详述。
(四)有关环境保护的单行法对企业环境责任的规定
我国的环境保护单行法分为两大类:一是以防治环境污染为目的的法律，具体表现为针对大气、水、土地等制定的污染防治法，如《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二是以资源的开发和管理为目的的法律，如《森林法》等。
三、企业环境法律责任的实现途径
(一)在立法层面，制定、修改、完善环境保护相关法规
企业环境法律责任的承担必须以明确的法律规范为前提。一方面，通过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确立公民在环境方面的具体权利;另一方面，补充、修改、细化现有环境保护相关法规，并建立相应新制度与之配合。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资源和环境保护法律部门，相关法律法规不可谓不多，但内容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尤其是关于环境责任的规定，多是原则性规定。具体来说，有关环境法规中关于企业环境责任的规定多为原则性规定，具体措施鲜有涉及，尤其是对于企业造成环境污染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相关规定更是少之又少。由于相关规定不明确具体，缺乏可操作性，最终导致有法难依。因此，要完善、细化、解释相关环境法规，明确企业的环境责任，使其具有拘束力。
1．将公民环境权纳入宪法
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环境污染对人类的影响越来越大，有学者基于人权理论，提出了环境权的概念，并主张将环境权写入宪法，将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宪法权利。根据有关学者观点，“环境权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的以环境及其构成要素为客体的权利，环境权有多层次含义，其中最基本的是基本环境权，即公民依法享有的得到和享受清洁、健康和美丽的环境的权利”。笔者也赞成将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纳入宪法。因为自然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没有一个好的自然环境，人类就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更谈不上从事其他一切活动，而当前各种环境问题已突出呈现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有必要把它上升到宪法的高度，以重视、改善、保护和维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2．制定一部专门的环境法
我国目前环境立法或表现为单行法，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或分散在其他部门法中，如行政法、民法、刑法中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对此有学者建议制定一部专门的环境法。笔者认为在环境形势如此严峻、已成为全球问题的今天，有必要像侵权责任法一样，制定一部专门的环境法，以更好地应对环境问题。
3．地方人大和政府恰当行使地方立法权
地方政府拥有行政执法权，因此，在环境保护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应针对本地区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使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有法可依。
4．完善、细化现有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1)细化、完善企业环境法律责任。由于环境责任具有特殊性，因此，建议除了传统民事责任形式，将责令限期治理、恢复环境原状等特殊责任形式纳入环境法律责任形式中。我国目前刑法分则中有关环境犯罪的规定仅有14个罪名，这是远远不够的，建议扩大刑法对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以便更好地预防环境犯罪。
(2)由于环境侵权行为涉及范围广，危害性大，而我国现有法对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惩罚力度小，企业违法成本低，惩罚对其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因此，建议建立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3)建议实行企业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对可能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的企业，应强制其建立责任保险，并扩大责任保险的范围。(4)建议实行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并将此制度法制化，使其成为环保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制定配套的操作程序和救济途径，使企业行为处于公众监督下。
(二)在司法层面，注重法的实施，建立、完善环境诉讼法律制度
1．完善环境侵权的司法救济途径，在环境诉讼中坚持司法独立，树立司法权威
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下，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对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姑息纵容，而法院迫于地方政府压力，难以做到公正处理案件，司法的独立性受到削弱。此外，环境侵权涉及的知识比较专业，并且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是长期和隐形的，短时间内未必发生“重大污染事故”，“企业隐性的污染行为和显性的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和多大程度上的因果关系，这些都需要相关领域的专门知识，而多数法官欠缺这方面的专门知识”，环境侵权的司法救济之路更加难走。因此，一方面，司法人员应努力提高处理环境侵权案件的业务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应改革、完善环境侵权审理制度，坚持司法独立。
2．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指社会成员，主要包括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据法律规定，在环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的情况下，为维护环境利益不受损害，针对有关民事主体或政府而向法院的制度。由于环境污染有不特定性，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产生活造成威胁，因此，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已成为世界立法趋势。环境公益诉讼在国外已经得到成功实践，关于其具体操作，我国法院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
(三)在执法层面，行政执法机关应加大执法力度
由于企业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放宽甚至放纵对企业环境责任的监管，我国法律规定了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等行政处罚方式，但由于上述原因，执法部门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常常采取较轻的处罚方式，对违法企业而言，法律责任毫无威慑力可言，因此，执法机关应转变执法理念，严格依法执政。具体来说，执法机关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使环保意识淡薄和环境违法企业受到规范和约束。首先，各级政府应加强对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引导和监督，建立督促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奖惩机制和环境责任监督评价体系，对违反环境法规的企业进行严厉惩罚，对积极遵守环境法规的企业给予奖励和支持。其次，建立严格行政审批制度。对有潜在环境污染可能的企业，政府实行严格的行政审批，对有潜在环境污染可能的项目，政府在审批时可予以限制或否定。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加大环保宣传来帮助企业增强环保意识，倡导公众树立绿色消费观，建立完善的环境质量监督体系等。
(四)在法律监督层面，健全监督机制，加强社会监督
环境法律论文篇4
一、环境问题社会转移现象与社会转移型环境问题近年来发生的多起环境案件，如云南的盗伐并出口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珍稀树种红豆杉案、国外有害废物屡次非法进入我国港口案、城市污染工业向农村和落后地区转移案等，都反复表明在我国存在着日益严重但却尚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环境问题社会转移现象。环境问题的社会转移，是指在经济不平等条件下，以抢占资源和转移污染为真实目的的贸易或投资行为所导致的环境问题的输出或空间转移现象，其中的“贸易或投资行为”，既包括国际领域的贸易和投资行为，也包括国内地区间发生的贸易与经济投资行为。日益增多的环境问题社会转移现象逐渐导致一类新型环境问题，即社会转移型环境问题的产生。社会转移型环境问题与非社会转移型环境问题，即单纯由于人类科学认识能力的局限或生产技术落后而引发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冲突，具有直接的对比意义。目前国内外关于环境法原则与制度的研究更多是以后者为对象的，而对明显具有“恶意”因素的环境问题社会转移现象缺乏甄别和专门化研究。这种问题的“混同”不仅反映了环境法理论研究的疏漏，而且构成了实践中大量权利隐性受害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本文以权利的视角对环境问题社会转移现象进行分析，尝试建构有助于预防和规制环境问题社会转移的法律制度。二、环境问题社会转移现象中的权利隐性受害环境问题社会转移的实质是将一种“利益”或者风险在相关主体之间进行强制性分配。但这里所讲的“强制”，在行为外观上通常以招商引资、自由协商和缔约为内容，不具有强制的表象，但从利益交换的过程来看，由于利益的多样性和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并没有完全反映在上述过程中，所以，对于非参与方而言，利益的损害，尤其是某些非经济性利益的剥夺构成了一种实质上的强制。尽管经济学上的外部性理论已对环境问题的产生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克服外部不经济性的种种对策。但从法学的观点来看，权利是法学最为重要的分析单元，而公正是权利的道德基础。如果换以权利的视角对环境问题的社会转移现象进行反思，不难发现环境问题社会转移过程中普遍存在权利隐性受害现象。首先，权利体系的现实与应然之间的时间差距是导致在环境问题社会转移过程中发生权利隐性受害的关键因素。根据权利体系的发展史，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内容一直伴随着人类需求水平和认识能力的提高而不断丰富和深化，而法律对利益关系的确认和调整却在时间上存在滞后性。例如，现行法律并没有对有关基因的提取和使用行为，做出有利于基因资源丰富地区居民利益的相关规定，而另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工具性价值和其潜在的巨大的经济利益正日益被社会所了解，这就使得于未来的某个时间创设一种基于属地原则的基因权利成为可能；又如，受制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国或各地区在环境标准和环境管制方面存在许多具体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法定权利状况也在客观上妨碍了人们提出相关的利益主张，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一些曾被视为奢求的主张渐渐会转化为法律的基本保障。所以权利的空白和权利保障范围在地域上的落差为环境问题社会转移提供了条件，从而使得具有明显恶意因素的资源强占和污染输出行为，以各种形式合法性掩盖其加害行为的实质，造成权利的隐性受害。其次，在环境问题社会转移过程中，缺乏权利的自觉和必要的救济手段往往也促成了权利的隐性受害。与普通的环境侵权行为不同，导致环境问题社会转移的一些投资和贸易行为，因取得合法形式而具有更加隐蔽的特点，加之特定时期社会舆论的烘托，使受害主体往往难以察觉到加害的存在；即便能够意识到侵害的发生，但往往在强调利益衡量和忍受限度的环境政策和社会背景下，淡化或放弃了自己对环境利益的主张；此外环境诉讼的操作难度也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权利主体对相关权利的诉求。因此在法定权利体系内，处于休眠状态的权利也是权利隐性受害的一个主要原因。最后，在环境问题社会转移过程中，造成权利隐性受害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更广泛的受害主体实际上是接受转移方的未来世代。所以一些资源的强占和污染的输出行为，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以侵害接受方环境权的方式，损害了接受方的发展权。在主体不在场的情况下，利益的格局已经被强行调整，对于未来世代而言，这无疑构成了一种权利的隐性受害。三、法律手段在控制环境问题社会转移中的作用在普通的环境侵权案件中，权利受到的是一些显性侵害，可凭借环境侵权法追究责任。而在控制环境问题社会转移过程中，权利的隐性受害使得根据侵权法追究责任进行事后救济面临一定的法律障碍，并且也不符合环境法的预防原则，因此以法律手段控制环境问题的社会转移不能仅仅依赖消极应对的侵权法思维，而是应在立法环节对可能发生的环境问题社会转移进行事前防范。首先，确立环境正义作为国家环境政策与环境立法的指导思想。环境问题的社会转移现象表明环境关系不再仅仅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越来越呈现为一种利益关系。从美国的民权运动中发端的环境正义概念，要求环境物品与环境风险的分配应当符合正义的原则。“环境正义”所确立的平等和公正思想对于分析环境问题社会转移现象，是一个有价值的理论工具，因此也可作为控制和解决社会转移型环境问题的各种法律手段的灵魂，而且也开拓环境法研究的价值空间。其次，在知识经济时代和风险社会中，法律应适时做出相应调整，一方面通过权利标准的不断提高，减小权利在种类和范围上存在的地域落差，从而在根本上防范环境问题的社会转移；另一方面对于暂时无法弥合的差距，可通过在新型利益关系中确立新的权利形态，以减小因环境问题转移而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第三、在具体制度层面，应建立有关投资目的的环境影响评价机制。部分社会转移型环境问题产生于投资合作项目，如向落后地区输出污染工业和以掠夺基因资源为目的设立公司等等。所以对投资的真实目的进行考察和判断有助于及早发现“投资者”的主观恶意从而遏制和预防环境问题的社会转移。最后，在权利体系的完善方面，应补强程序性权利的作用，通过赋予公民广泛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创造信息平等环境，克服因信息不对称以预防社会转移型环境问题的产生；另一方面完善环境诉讼制度，建立较为便捷的权利救济模式和可行的责任机制。
环境法律论文篇5
环境污染可以说已经渗透到我们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以群体性环境污染以其巨大的危害性，涉及范围的广泛性，社会效应的轰动性而备受关注。如何有效防治群体性环境污染以及在发生群体性环境污染损害的情况下如何获得法律的及时和合理的救济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工业化时代的来临，人类的物资生产能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与此同时，环境与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工业化过程中，造纸、电力、冶金等重污染行业将继续发展，控制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难度加大；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大量的垃圾与污水不能得到安全处置，地表植被受到破坏；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化肥农药的使用和养殖业的发展将使耕地污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防治任务更为艰巨，威胁农产品安全；在社会消费转型中，电子电器废物、机动车尾气、有害建筑材料和室内装饰不当等各类新污染呈迅速上升趋势；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长期存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粉尘治理任务非常艰巨；转基因产品、新化学物质等新技术、新产品将对环境和健康带来更多潜在风险。
环境污染可以说已经渗透到我们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以群体性环境污染以其巨大的危害性，涉及范围的广泛性，社会效应的轰动性而备受关注。如何有效防治群体性环境污染以及在发生群体性环境污染损害的情况下如何获得法律的及时和合理的救济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案例一
沱江发源于四川盆地北部的九顶山，是长江左岸流域全部在四川境内的一级支流，沱江流域也是四川省内惟一的“非封闭型”流域。沱江流经的著名的城市，有果都金堂，重地简阳，名镇资阳，古府资中，甜城内江，酒市泸州等。今年2月下旬到3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骤然降临在流经四川省中南部的沱江。由于排放污水导致下游两岸近百万群众生活饮用水中断26天，鱼类大量死亡，大批企业被迫停产，直接经济损失2亿多元，间接经济损失5亿多元，恢复沱江的生态系统至少需要5年。
案例二
tiSSo工厂从1908年起在日本水俣市生产乙醛，流程中产生的甲基汞化合物排入大海，在鱼类体内形成高浓度积累。人食用了被污染的鱼类，产生神经系统疾病--感觉和运动发生严重障碍的水俣病，最后全身痉挛而死亡。1953年开始出现这类患者，至1991年3月底，被确认为水俣病的达2248人（其中死亡1004人）。当地法院于1973年3月做出了确认tiSSo工厂的责任并令其赔偿损失的判决。至1993年底，tiSSo累积支付的赔偿金额为908亿日元，并且每年仍需支付30多亿日元。
以上两个案例都是在国内外引起过巨大影响的群体性环境污染事件。沱江污染事件发生后，引起了国务院、四川省委和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川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四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木喜引咎辞职，5名企业负责人及环保部门干部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虽然有关责任人员受到了应有的刑事和行政处罚，但是在此事件中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的相关人员和遭受身体损害群众的民事责任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这种恶性污染给人民群众造成的重大损失又应该由谁来主张赔偿？这就需要环保公益维权。为此，笔者认为国家应建立环保公益诉讼制度。
所谓环保公益诉讼制度，是指任何公民、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为了社会(环境)公共利益，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国家司法机关提讼。我国现行的环境诉讼法律规定中，惟有直接受害人才有权提起民事诉讼，最后被归于民事法律管辖范畴。在我国从事环保公益诉讼既没有法律上的保障，更没有明确的法律支持。这也从客观上助长了“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现象的不断滋生。为此，笔者呼吁国家尽快着手建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形成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责并举”的环境违法制裁机制，以便更有效地保障公众的环境权利，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
就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而言，群体性环境污染的法律救济还存在着诸多的缺陷：
1.就环境侵害的排除方式而言，我国现有的法律缺乏中间性的调整形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要么排除侵害，完全停止加害人的活动；要么维持侵害状态，使受害人完全承担环境侵害的不利后果。这种思考模式和侵害排除的规定，无法充分实现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均衡，具有显失公平性，在环境侵权救济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时，在现实生活中，法院往往受“经济发展优先”观念的影响，偏向于保护产业活动和经济利益，实质上是对侵害排除请求权的重大限制乃至否认，于受害人极为不利。
于是，“中间排除侵害”、“部分排除侵害”、“代替性赔偿”即“代替性排除侵害的损害赔偿”等更具灵活性的理论和制度应运而生，从而在环境侵害排除中可以更好地兼顾产业利益和保护社会公众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两个方面的需要。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在这方面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制度，值得我国学习借鉴。同时，为了更好的发挥公众在环保中的作用，我国有必要支持公益性环保组织的发展，依法为包括环保组织在内的社会公众提供参与环境保护的机会，保障其权利的正当行使。
2.在环境的损害赔偿方面，一般情况下，环境侵权损害的范围广泛、赔偿数额巨大甚至近乎天文数字，从而导致受害人一时难以从加害人那里得到赔偿，同时对于加害人而言，他也因为赔偿金额巨大而导致难以维持自身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更有甚者因不能负担而破产或关闭。
这既不利于受害人尽早得到补偿，也不利于加害方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环境侵权是社会权益害，其原因事实又具有社会有用性和公益性，某些重大危险性公害事件（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美国三里岛核污染、印度博帕尔毒气外溢）受害地区广阔、受害人数众多、赔偿数额巨大，这些情况都使环境侵权救济不再是致害人与受害人个别人之间的问题，而成为社会性问题，需要建立社会化赔偿制度。损害赔偿社会化，是把环境侵权发生的损害的补偿功能而把惩罚或制裁作用减至最低。
目前，实现这一机制的形式各国有所不同，如日本是根据《公害健康补偿法》建立补偿基金，对公害健康受害者实行补偿；美国、法国、荷兰等过则以建立各类环境（生态）补偿基金的形式，实行对受害人的补偿。还有部分国家充分利用保险的功能，实行环境侵权救济的保险制度，如责任保险或社会保险等。我国在这方面仍是空白。
3.在确定责任原则方面：由于在群体性环境污染诉讼中被告往往是地区的经济纳税大户，基于某些原因，政府授权部门往往怠于行使其责任，或者干脆作为影子被告，因此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是极不平等的。
为保证裁判的正义性和保护社会国家公众利益，需要在诉讼的举证责任方面，做出某些特别的规则原则。首先，应该采取严格责任原则。作为举证存在困难的原告，往往不能证明损害的发生。甚至于会因被告告之谓商业秘密在不得顺利取证。处于弱势地位的诉讼人，唯有把举证责任归于被告，使正义天平重新平衡，才是解决之道。其次，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甚至可以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不问是否损害发生，均应承担责任。尤其是在公众知情权的制度建立方面，对于怠于行使公开信息的被告，追究其怠于责任。最后，还应提出引进创新原则，一是权衡各方利益原则。在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公众团体利益相互冲突的时候权衡各方利益，认真考虑，现在和未来的利益，争取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二是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合同法上面，关于缔约人有期待权的利益保护。因此，我认为，公众对于政府职能部门的信赖，由此产生赋予政府的权利。故此，政府部门怠于其责，对于公众造成损害，尤其是环保部门对于环境损害的视而不见，公众有权依据信赖利益，予以诉讼。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就建立健全环保公益诉讼制度提出下列具体的建议：
——在环保法中进一步明确有关主体对侵犯公益的行为提讼的权利。因为诉讼权是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环境公益的诉讼权利应当得到环境基本法的肯定。
——用法律形式赋予一切单位和个人以诉讼权。不论国家机关，还是公民个人或其他组织均为公益诉讼的主体。因为根据我国环保法第6条的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环境公益诉讼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律均有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要求出现纠纷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提讼，否则将丧失胜诉的权利，但在民法通则的有关司法解释中规定“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这一规定是出于保护国家利益所需，而公益诉讼同样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救济渠道，也应当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使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在任何时候均能受到法律追究。
——举证责任应区别诉讼主体而定。在民事诉讼中，作为提出诉讼主张的民事诉讼主体，应当为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在环境公益诉讼中，举证责任应根据环境法和民事程序法中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及公益诉讼的特殊性，来解决环境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问题，应区别诉讼主体而定。
环境法律论文篇6
当前，如何改善投资软环境成为我国招商引资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律师在改善投资环境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现将这一问题论述如下：一、某地区律师业的整体发展水平是该地区法制文明程度的高低的标志。肖杨同志在其为《中国律师业发展问题研究》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律师制度是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业的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法制文明的程度的高低。”肖杨是从国家这一层面来论述这一问题的。同样，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区域内律师整体发展水平也代表着该地区的法制文明水平。近些年来，不论是外商还是发达地区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考察时，对法制环境考察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一些成熟的投资者将法制环境因素当作投资考察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其中，对被投资企业或项目负责人的法制意识以及该项目或企业有无律师，律师的水平被当作投资人考察的因素。因此，律师在实践中已经被当作投资软环境的一项考查指标。这充分证实了律师业的整体发展水平象征着法制文明程度的高低。二、合格的律师通过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提高企业法律风险的防御能力与竞争能力，从而改善投资环境。我国传统的法律顾问工作范围主要包括合同把关，人员培训，债权债务的清理，提供法律咨询，代为谈判等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之后，这一传统的服务范围及方式已无法满足顾问单位的需要。顾问单位要健康有序的发展，就需要律师提供包括企业资产运营与整合，企业规章制度与企业文化建设中法律框架的设计，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建立，企业专项法律事务的法律风险分析，相关法律法规的提供与分析，甚至企业投资人之间、投资人与管理层之间的法律框架设计等等更高层次的、更全面的法律服务。通过律师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法律顾问服务，增强了企业的竞争能力，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有利于整个行业法制环境的改善。三、优秀的法律顾问在我国法律空白领域起到创造规则，维护规则实施的良好作用，为我国法制建设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从而改善了投资环境。由于我国特殊的法制发展道路与现阶段政治经济体制转轨的现状，使得我国法制体系还不够完善，存在大量法律、法规滞后的现象。对于市场机制中的许多生产关系，我国现行法律存在法律空白或矛盾，这种状况在新兴行业或先进的企业管理运作模式中更为明显。这一问题严重的制约了投资环境的改善，如不能妥善处理，会造成投资人有资金无法投入，引资人需要资金也无法引进。在这种情况下，优秀的法律顾问可以在我国现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投资人与引资人法律关系的设计，法律文件的签署起到在合法范围内创造规则的作用。使投资人与引资人即各取所需，又符合法律规定，更重要的是保证了双方的合法权益。当然，再好的法律框架也难免违反规则行为的出现。此时，律师可以起到维护规则的作用，保障投资秩序。因此，一个优秀的法律顾问可以通过创造规则，维护规则来改善托资软环境。四、优秀的律师有助于改善投资软环境，良好的投资软环境也有助于培养优秀的律师，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通过律师的法律顾问服务，使顾问单位有了法律的保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优秀的法律顾问可以通过为企业设计良好的法律框架来提高企业引资的吸引力，增加企业投资者的信心，从而改善投资环境。同时，在律师与企业合作的过程中，良好的环境也促进了律师的成长，使相当一部分律师成长为合格的、优秀的律师。因此，律师与投资软环境的改善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正确处理这一问题，必将使投资软环境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结论：师业的整体发展水平是法制文明程度的高低的标志。律师通过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提高企业法律风险的防御能力与竞争能力，从而改善投资环境。律师还可以通过在我国法律空白领域中发挥创造规则，维护规则作用改善投资环境。同时，优秀的律师有助于改善投资软环境，良好的投资软环境也有助于培养优秀的律师，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我们要看到律师担任法律顾问对投资软环境的重要作用，看到律师与托资软环境的相互促进关系，重视优秀律师的培养，增强企业法律意识，从而改善我省的投资软环境，最终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环境法律论文篇7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是指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把自己所持有的流动性较差､但具有未来现金收入的住房抵押贷款汇集重组为抵押贷款群组,由证券机构以现金方式购入,经过担保或信用增级后以证券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的融资过程｡这一过程将原先不易被出售给投资者､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见性现金流入的资产转换成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证券｡
证券化的交易结构一般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商业银行(即发起人,也是原始权益人)确定证券化目标,并组建住宅抵押贷款资产池｡
(2)设立抵押贷款证券化的专门机构——特殊目的载体(SpV:SpecialpurposeVehicle),目的在于对证券化进行专门的操作｡特设机构有公司形式(SpC)和信托形式(Spt)｡
(3)资产销售｡发起人将所拥有的抵押贷款资产的未来现金收入的权益真实地销售给SpV,目的是保持出售贷款资产的独立性,使原始权益人的风险与未来现金收入的风险隔离,SpV只承担未来现金收入风险｡这样就可以实现资产与发起人之间的所谓破产隔离,从而达到保护投资者的目的｡
(4)经过中介机构的信用评级,SpV直接在资本市场发行证券､募集资金,或者由SpV信用担保,由其他机构组织发行,并将募集的资金用于购买被证券化的抵押贷款｡
(5)对资产的管理与资产收益的回收｡SpV管理证券化所产生的现金流入量,按计划清偿证券的本息,偿还完毕时各种合同到期废止,全部过程结束｡
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流程可见,证券化的过程涉及到《民商法》和《经济法》领域相当多的法律门类:《合同法》､《公司法》和《其他经济实体法》､《破产法》､《信托法》､《银行法》､《担保法》､《证券法》､《房地产法》､《会计法》､《税法》等｡可以说,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法律问题构成了一项法律系统工程,证券化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要以相应的法律规定为行为标准,各个环节的有效性也要由相应的法律来保证｡
二､我国开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法律环境分析
1.设立特殊目的载体(SpV)的法律环境分析｡从设立机构看,公司形式的SpV(SpC)很难依据现有的法律设立｡
首先,《公司法》对于公司的种类､设立的条件等规定较为严格,SpC由于业务的独特性,不可能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设立为国有独资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其次,目前,《合伙企业法》只规范了无限合伙,所有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SpC往往是按照有限合伙的法律结构运作的,因此,无法按照《合伙企业法》中关于合伙的组织结构设立｡再次,为了提高SpC的资信与住房抵押贷款债券的评级,SpC往往具有政府背景｡因此,当前也无法按照《个人独资企业法》设立SpC｡
此外,我国《破产法》规定:“担保物的价格超过其所担保的债务数额的,超过部分属于破产财产｡”以资产证券信用增级为目的,由发起人提供的超额担保的超额部分,在发起人破产时将不得列为破产财产,从而使得资产的信用来源受损,破产隔离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
现今,无论是《商业银行法》还是《贷款通则》,对贷款的出售都无法律界定｡因此,采取何种方式和手续转移银行贷款,并不与现行法律冲突,在实际中这些取决于双方的协议｡
目前,国有银行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成立独立的SpV,所以在建行的试点方案中,委托中信信托作为中介,SpV以信托形式(Spt)出现,利用《信托法》赋予它的破产隔离功能,暂时解决了SpV的法律困境｡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要求相关法律的同步建设｡
2.市场培育上的法律环境障碍｡一种金融工具的顺利推行,市场需求是重要的因素｡金融市场需求主体有两类: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由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复杂性,个人投资者的精力和能力有一定的局限,不能期待个人投资者托起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市场｡因而,机构投资者是住房抵押债券市场的主体｡短期的证券适合流动性需求比较强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而长期的证券(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期限一般都相对较长)适合于规避再投资风险的保险资金和养老基金等｡但是,机构投资者的准入资格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如1993年颁布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规定:办理储蓄业务的机构不得将所吸收的储蓄存款用于购买企业发行的债券,不得用于房地产买卖､股票买卖和期货交易等与本企业生产经营无关的风险性投资｡又如,《商业银行法》只规定了商业银行可以买卖政府债券,而《保险法》明文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应用仅限于银行同业存款､买卖国债､同业拆借,购买证券投资基金以及须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方面,从而明确规定了保险资金不得用于购买企业债券及抵押贷款｡同样,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等投资面也受很多限制｡目前住房公积金则只能存入银行｡
所以,在抵押贷款证券机构所涉及的投资者上,立法应放宽限制,允许上述机构投资者进入抵押贷款二级市场操作,在证券设计与发行上向机构投资者倾斜｡
3.税收法律的限制｡在当前我国的税法框架内,证券化所涉及的主要税种有三项:营业税､所得税和印花税｡三者将决定证券化产品的成本和投资收益｡
首先,营业税问题｡委托人将资产转让给SpV究竟属于资产销售活动还是融资活动?芽这将决定转让收益是否需缴纳营业税｡另外,中介机构所取得的服务费用是否应缴营业税?芽受托人取得的利息收入是应全额缴纳营业税,还是按扣除服务费用后的差额缴纳?芽
其次,所得税问题｡SpV是否应作为纳税主体?芽是否是隐性的纳税主体?芽即为投资人代扣代缴｡目前,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提出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此｡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投资人的投资收益应属于债券利息收入还是股息收入?芽如果作为股息收入,个人投资者是否允许免征20%所得税?芽以避免双重征税｡否则,SpV在住房抵押贷款上的收益要打20%的折扣,其交易成本可想而知｡
最后,印花税问题｡一方面,在签订相关合同(如信托合同和委托管理合同)时,是否应缴印花税?芽另一方面,发售､买卖证券化产品,是否征收印花税?芽如果比照基金的税收政策,目前投资者申购赎回开放式基金单位,以及买卖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时都免征印花税｡
我国对于发起人向SpV(Spt)出售贷款的销售行为,《税法》一般规定要缴纳营业税和印花税｡虽然营业税率不高,印花税也只在万分之零点五到万分之三之间,但由于资产池规模巨大(美国学者阿诺德在1986年就曾估计,只有当其资产规模突破1亿美元大关时,银行向公众发行资产证券化的债券才有利可图),这势必造成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税务成本过高而使SpV难以维系｡
4.关于抵押权转移处置方面的法律环境分析
(1)抵押权转移登记的法律问题｡银行出售住房抵押贷款给Spt时,按我国《担保法》的规定,抵押权不能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的担保｡抵押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债权消灭,抵押权也消灭,针对该贷款设立的抵押权也应随之转移给Spt｡问题在于房地产抵押应当办理抵押登记,Spt在受理住房抵押贷款时,按国家现行规定,应进行抵押变更登记｡但Spt若逐一对抵押权进行变更登记,则将大大增加证券化的成本,使得证券化不具有操作性｡
因此,我国在2004年5月16日出台了《关于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涉及的抵押权变更登记有关问题的试行通知》,允许批量办理个人住房抵押权变更登记,为证券化试点解决了法律限制｡
(2)抵押权处置的法律问题｡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当借款人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偿还贷款时,贷款人(按揭权人)处置抵押房屋有许多困难｡虽然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实施的《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借款人到期不能偿还贷款本息的,贷款人有权依法处理其抵押物或质物,或由保证人承担偿还本息的连带责任｡”第31条规定:“借款人在还款期间内死亡､失踪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无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或其法定人､受遗赠人拒绝履行借款合同的,贷款人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处置抵押物或质物｡”但事实上,包括担保法在内的有关抵押物处置的法律､法规中,没有关于处置抵押物的法律程序和如何安置居住在抵押房屋中居民的处理规定｡因此,客观上造成贷款人在借款人不还款时难以处置抵押物和实现债权｡此外,从2005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七条明确指出,业主抵押自己所有的房屋,如果该套房产是属于业主唯一可以居住房产,而且有充分证据可证明这一点时,那么即使抵押权人(通常为银行)向业主追讨欠款,法院也不能拍卖､变卖或者抵债,业主可以继续居住｡这使得抵押成为有名无实的担保,增加了按揭贷款风险,这不利于以按揭贷款为基础发行证券的信用级别提升｡
三､国外房地产证券化的立法借鉴
国外房地产证券化的法律规定,从体例上看,可以分为分散立法型和统一立法型,这两种体例跟各自的国情是紧密联系的｡
1.分散立法型｡采用分散型立法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英国､印度尼西亚､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我国香港地区｡2.统一立法型｡采取统一立法型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和我国台湾地区｡
3.比较借鉴｡就法律而言,分散立法型国家如美国尽管没有针对资产证券化的专门立法,但以散落在联邦和州不同层面法规中的规范在资产证券化过程的各个环节始终如一地贯彻其证券化的基本精神,再以海洋法系特有的判例法灵活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和多样化的需求,从而保持资产证券化法制体系的完整,并有效运作｡在经济法规,如会计法规等的不断修订中也不断体现市场的新变化和要求｡统一立法型的日本､韩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参照美国资产证券化立法的精神,制定了整套完整的资产证券化的立法｡反思其立法过程,作为一个传统的亚洲国家,资产证券化的精神在日本文化中没有传承｡因此,就需要先建立制度和规范体系,才能以此为依据建立一个全新的资产证券化市场｡但日本在资产证券化的立法过程中采取了不必要的保守谨慎做法,在早期的立法中对市场限制过多,发展严重受阻后再重新立法,从而导致了二阶段式的立法过程,走了不必要的弯路,阻碍了日本资产证券化市场和经济､金融的发展,错过了最好的发展机会｡这是我国在立法时应该注意避免的｡
四､我国完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法律环境的思考
1.可借鉴推行证券投资基金的立法经验,先参照国际惯例,并结合我国国情制定《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管理暂行办法》,构筑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法律框架,使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运行能有一个相对严谨规范的法律环境｡
2.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逐步对《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合同法》､《破产法》中的个别条款进行修改,并在此基础上颁布《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法》,使之形成一套适合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运作的完善有效的法规体系｡
3.制定和完善证券化交易的会计和税收法规｡根据证券化交易的特点,设计针对证券化交易的会计和税收法规,主要需解决以下问题:避免重复征税､SpV是否作为纳税主体､征税环节的确定以及征税收入的属性等｡如免征减征营业税的印花税等,以降低SpV的运营成本,更好地促进其业务的开展｡
4.建立完整的资产证券化法律体系｡我们要避免日本首次立法限制过多,导致二次立法的教训,应在资产证券化立法中充分理解美国资产证券化立法的精神实质,为政府在制度中恰当定位,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由市场做市场的事情,各司其职｡在法制构建上提供多元选择及完善的配套措施,使市场能依据此法制顺应市场发展选择有利的发展模式,进而奠定市场发展的长远基础｡
[摘要]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法律结构上存在许多独特的法律设计,如特设机构(SpV)的设立､贷款债权的转让､抵押贷款支撑债券的发行､信用提供的各种方式(如超额担保)以及破产风险隔离,等等｡本文将分析当前开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法律环境,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利用法律变革推进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发展｡
[关键词]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法律环境;法律障碍
2005年12月15日,我国首单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建元2005-1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正式进入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这一由中国建设银行作为发起机构的试点成为开创国内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先河｡
参考文献:
[1]赵宇霆,徐荣祥.我国目前法制环境下的资产证券化对象选择[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2]楚天舒,毛志荣.美国､日本资产证券化市场比较及借鉴[R].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2006-04-05.
[3]陆珩慎,顾芳芳.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法律思考[J].广西金融研究,2003,(2).
[4]程宗璋.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法律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1,(8).
[5]张振高,何德旭.论中国资产证券化的现实选择[J].经济评论,2001,(6).
[6]简莉莉.我国推行房地产证券化的法律障碍及对策[J].经济与法,2001,(7).
[7]秦慈.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思路[J].上海投资,1999,(1).
[8]余坚,王剑铭.论资产证券化的法律监管[J].金融研究,1999,(2).
环境法律论文篇8
论文摘要：文章在分析建立票据做市商制度的必要性与前提条件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目前并不具备建立票据做市商制度的成熟环境，政策的支持不符合市场发展规律，只有完善法制，营造适宜的法律环境，才能促进票据做市商制度的健康形成与发展。论文关键词：票据；做市商；法律环境做市商制度，也称造市商制度，是国际成熟市场中较为流行和普遍认同的一种市场交易制度。它在发达证券市场已有30余年历史，对证券市场所起的作用亦已获得证券界的共识。不少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我国即将建立的创业板市场应该借鉴美国naSDaQ市场的做市商制度，本文拟对之进行初步探讨。一、建立票据做市商制度的必要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S·罗斯指出：“资金从储蓄者到借款者的转移，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方式，一是直接融资，二是半直接融资，三是间接融资。”所谓半直接融资就是“由证券经纪人或交易商协助的金融交易”。很显然，票据业务、短期债券业务等，是这种以证券(票券)形式在交易商协助下实现的货币借贷，属于半直接融资。认定了这种市场形成，也就认定了它的中介人——票据交易商。而在以柜台交易为主的市场条件下，做市商制度被实践证明是交易商目前的理想形式。它具有以下三大功能：一是坐市。当票据市场出现过度投机时，做市商通过在市场上与其他投资者相反方向的操作，努力维持价格的稳定，降低市场的泡沫成份。二是造市。当票据市场过于沉寂时，做市商通过在市场上人为地买进卖出票据，以活跃市场，带动人气，使价格回归其投资价值。三是监市。在做市商行使其权利，履行其义务的同时，通过做市商的业务活动监控市场的变化，以便及时发现异常并及时纠正。做市商制度以美国naSDaQ市场最为著名和完善。纳斯达克于1971年2月28日正式通过与全国范围的做市商终端系统连结，实现了自动撮合场外证券市场交易，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电子股票市场，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无形交易市场。纳斯达克实行竞争性做市商制度，目前共约有520个做市商，全部由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会员公司担任。按照现行规定，凡是在纳斯达克市场上市的股票，至少要有四家做市商为其做市，以限制垄断价格的出现，并保证市场足够的流通性。由于做市商提供买卖双方双向报价并随时准备交易，使投资者不用担心没有交易对手，从而极大地方便了投资者。美国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有1800多种，而在场外市场交易的股票和债券却有7000种之多，naSDaQ系统极大地方便了场外市场的交易，促进它的发展，使之成为证券交易的有益补充。我国货币市场的发展滞后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已为业内人士普遍认同。而票据市场作为货币市场的子市场，其发展就更落后于货币市场的其它子市场如国债市场、外汇市场。缺乏发挥中介作用的做市商，是抑制票据市场发展的重要原因。2000年l1月9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全国首家专业化票据经营机构——中国工商银行票据营业部在上海成立，并在北京、广州、重庆、西安、天津、沈阳设立了票据营业分部；其他商业银行也在大连、青岛等地建起了票据中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戴根有最近谈到：央行目前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支持商业银行设立专营票据业务的窗口，从事票据贴现专门业务。所以，工行票据营业部经过短时间的实践之后，即提出要做中国最大的票据做市商的改革要求。二、建立做市商制度的前提条件建立做市商制度必须满足以下几个重要条件：1．要有合格的做市商。如前所述，做市商制度的坐市、造市、监市功能决定了其功能实现的前提条件是拥有符合资格的高素质的做市商。一般来说，票据做市商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应当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这样才能建立起足够的票据库存以满足投资者的需要，保证市场的流通性。二是应有管理票据库存的能力，以便降低票据的风险。做市商的风险一部分来源于存货的流动性风险。所谓存货的流动性风险是指由于存货市场的深度不够或市场的中断，造成做市商不能够或不能轻易的平盘的风险。加强做市商管理库存的能力能有效防止存货的流动性风险。三是应有准确的报价能力，要熟悉自己经营的票据并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四是应有充分的信誉，保证信息公开、交易公平。2．要有多家做市商。按照规定，凡在naSDaQ市场上市的公司股票，最少要有两家以上的“做市商”为其股票报价，而一些规模较大、交易较为活跃的股票的“做市商”往往达到4J050家。平均而言，naSDaQ市场每一种证券有12家“做市商”。只有多家做市商并存，才能带来市场的竞争；只有存在竞争，才能推动市场资金的流动；只有存在多家“做市商”相互之间的激烈竞争，才能使naSDaQ市场的交易不同于传统的证券交易所的单一庄家制度。3．要有丰富的市场交易工具。丰富的票据市场交易工具是票据市场发展的基础，也是票据做市商制度产生的前提条件之一。单一或贫乏的交易工具限制了做市商的融券渠道，使之不能建立起足够的库存，不能保证市场的流动性；单一或贫乏的交易工具限制了做市的市场空间，空间太小，不可能容下众多的做市商；而单一或为数不多的做市商就不能保证市场的充分竞争，相反，还可能导致垄断。4．要有相应的监督管理机制。首先要加强法规建设，建立有关法规制度，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做市商交易法，明确规定做市商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以及报价方法等行为规范；其次，要建立票据做市商资格审查制度，建立做市商评判与淘汰制度，对其资本充足率、资信状况进行分析．适时监控其市场行为；再次，应建立相关监管机构，并对监管机构的设立、职责、职权、义务等进行规定；最后，还应建立做市商内部自我监督机制，有效防范风险。三、我国引入票据做市商制度的现实可行性虽然做市商制度是票据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实施票据做市商制度的条件。原因如下:(1)我国票据市场交易工具单一，只有交易性票据，没有融资性票据。在交易性票据结构中，银行承兑汇票比较高，商业承兑汇票由于资金回收率低，风险较大，难以被投资者接受，在票据市场处于被排斥的地位。(2)我国目前只有中国工商银行一家票据专营机构，竞争无从谈起，公平、公正无法保证，投资者的权益也难以充分实现。(3)做市商制度主要在场外市场上进行，我国场外市场还很弱小，没有做市商发展的广阔空间。(4)更重要的是，我国没有相关的法规对票据做市进行规定。所以，我国目前还不能引进票据做市商制度。我国设立工行票据营业部并不是建立票据做市商制度的标志，它可以以做全国最大的票据做市商为其发展目标，但在没有其他做市商存在的情况下，根本无所谓大小。不仅我国票据市场还没有实施做市商制度的成熟条件，相对较为发达的我国证券市场也未具备引进该制度的土壤。当前有一种流行认识，认为做市也就是坐庄，做市商制度也叫庄家制度。“庄家”是中国股市的一种独特现象。从a股市场来看，庄家已存在多年，一些人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有“无庄不成市”一说。“庄家”在中国股市中，一般是指通过操纵股价来获取巨额收益的机构投资者。由于《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均严格禁止操纵股价的行为，所以，加强监管、提高中国股市的规范化程度，必须要查处庄家行为。然而，相当长一段时间来，一些人反复以美国做市商制度为例，强调中国股市中的庄家不过是做市商的“俗称”，因此，不仅无违法违规之嫌，而且应通过制度安排，予以“正名”和积极发展。其实，“庄家”与“做市商”决非等价概念，不可同日而语。二者运作目的不同，交易风险发生原因不同，信息状况不同，市场地位不同，对股市的影响不同，监管的格局也不相同。可见，我国根本就没有做市商制度，建立票据做市商制度没有可资借鉴的市场经验。但这不是说我们就完全不能引人票据做市商制度。发展票据做市商制度十分必要，但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得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不是一践而就的。我国发展票据做市商制度要因势利导，使其水到渠成。四、建立票据做市商制度的法律环境毋庸讳言，票据市场的形成与健康发展得益于人民银行的政策指导。但如果票据市场的兴衰仅取决于人民银行的再贴现政策走向，则容易引起票据市场步人‘一放就乱，一紧就死’的怪圈。”因此.中央银行对票据市场的支持主要应体现在立法立规上。我们应因势利导，营造有利于建立和发展票据市场的法律环境。1．修改票据法，丰富和充实票据市场交易工具。丰富票据种类，扩充票据数量，增加票据市场交易工具，是票据市场发展的基础，也是票据做市商制度赖以产生的前提条件。为此，一要继续稳步发展银行承兑汇票。二要大力推广使用商业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以商业信用为基础，风险较大。应建立一整套商业承兑汇票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商业承兑汇票保证金制度和抵押担保制度，以防范可能发生的风险，减少投资者进入票据市场的担扰。三应允许并规范融资性票据的发展。我国现行的票据法只允许发行交易性票据，严格禁止签发、承兑和贴现融资性票据。但从长远看，为丰富票据交易工具，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应解除上述“禁锢”，修改法律，允许信用好的企业签发融资性票据。四是应适时推广使用银行本票，将存单、保险单纳入票据范畴，尝试开发无担保票据。2．建立票据做市商准入、运营、退出与监管的法律制度。如前所述，建立票据做市商制度的第一个前提条件是要有合格的票据做市商。为此，我们必须首先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对做市商资本充足率、资信状况、报价能力等进行确定。这就需要专门的机构来评估做市商的资信能力，评估其资本充足率、资产负债率等财务指标，并定期向市场公布。对做市商运营的规范主要体现在对做市商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以及报价方法的规定上，做市商必须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遵守报价的行为规范。对那些违反“公开、公正、公平”原则进行内幕交易的、不能及时满足市场参与者需求的、在市场上不能承担其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的做市商予以淘汰。然而，无论是对做市商准入、退出的认定，还是对其运营的监管，都需专门的机构。我国应由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共同认定票据做市商的资格，共同对其进行监督。3．建立票据做市商风险防范法律制度。做市商制度主要是在场外市场进行。而我国的场外市场还很弱小，如果实行完全的做市商制度，就必须扩大场外市场。面对众多分散的做市商，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可能会鞭长莫及，这必然给金融市场带来巨大风险。因此，我们应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做市商的风险主要包括存货价格风险、流动性风险和信息不对称风险三种。为增强做市商的风险防范能力，必须形成和完善各种宏观和微观机制。首先，做市商应建立自我防范机制，这要求做市商扩大资本金，建立严格的风险管理体系，并具备人才优势；其次，应丰富票据市场交易工具，扩大票据交易主体，进一步完善中介人系统，有效集中并提供市场需求信息，不断完善市场机制；最后，监管机构应公正行使职能，及时预防和减少风险的发生。4．建立和完善信用法律制度。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但是我国信用制度的建立滞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育的进程。近些年来，我国信用约束机制不仅没有得到加强，在很多方面还弱化了。社会经济生活中不讲信用、无视信用、破坏信用的现象比比皆是，从而导致企业之间、银企之间互不信任、互相怀疑的心态充斥，正常的信用观念遭到破坏，甚至迫使市场、企业、银行不得不排斥信用工具。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票据市场的发展，抑制了做市商的产生。市场经济也是法制经济，法制是信用的保障为促进票据做市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我们应建立和完善信用法律制度。一是应从立法上明确法律责任。我国现行民商事立法中，没有建立起严格的民事责任和财产责任机制。例如当今世界各国破产法普遍把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作为破产原因，而我国的破产法对破产原因采用了多元结构，即因经营管理不善，导致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这大大增加了法院审理的难度。另外，关于破产受偿条款等也不利于有效保护债权人公平受偿。为此，应修改破产法，保护债权人的权益。还有必要考虑修改若干特别法规，如关于债权管理、关于逃废债务处罚等等。在立法上要充分体现保护债权人利益原则，在所有涉及债权人利益的债务重组中，坚持债权人主导的原则；强化违约责任追究，不仅对逃废债务的单位要处罚，对恶意逃废债务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构成违法的，也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二是应从司法和执行上落实法律责任。三是应加强法制教育、法制宣传等，逐步改善社会信用环境。文章来源：中华励誌网论文范文www.zhlzw.com
环境法律论文篇9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网络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它在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对传统的法律制度造成了冲击，尤其是知识产权法律体系面对网络技术所引起的日益增多的法律问题，已经有些力不从心。
据2006年2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2005年央视春节晚会中备受关注的唐山皮影舞蹈“俏夕阳”成了中英文域名抢注的焦点。一时间，围绕着“俏夕阳”的各种商标、域名的抢注呈现出火暴趋势。继“俏夕阳”的英文、中文域名及网络实名被抢注后，北京一男子将“俏夕阳”申注为服装商标，唐山也出现了“俏夕阳”抢注热潮。新浪网报道：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新谋女郎”李曼真的一夜成名了，有成都的域名炒家居然从她的名字中捕捉到了商机！有关“李曼”的多项域名现已被成都域名炒家郑济坤注册，他估计这些域名能为他带来18万的收益。据悉，今年23岁的郑济坤是成都一家石油相关公司普通职员，也是本地著名的域名炒家。2月24日，郑济坤一口气注册了李曼.Cn、李曼.Com、李曼.net三个域名，有效期为1年。接受记者采访时，郑济坤透露，“我从未注册过名人的名字，这还是第一次。以前我都是抢注一些公司的名字，比如迪斯尼、迪斯尼乐园等，小赚了几千元钱。”谈到为何“相中”李曼，郑济坤坦言：“我还不是从报纸上了解到，现在全国媒体都很关注她，她未来的成长前景肯定不错。要是李曼真走红了，肯定有许多商家找她代言，加上文化经纪公司，要买这些域名的应该大有人在。”据了解，郑济坤注册“李曼”域名的成本只有500多元/年，但他却估计转卖费可高达18万元。
新华网：据了解，目前将名人姓名作为域名投资的并不多，但是作为通用网址注册却是项热门行业。因为中文通用网址可自动转向到具有另外域名的网站，其范围要宽得多。像“李宇春”等多位超女的通用网址就被抢注。抢注者多是借超女名头来提高流量的音乐影视下载网站。该专业人士表示，由于名人的域名保护意识不强，名人乃至大型企业的域名屡遭抢注，看着自己的名字被高价转卖，也只能眼巴巴看着别人赚钱。这些靠名人域名发财的人，是在钻法律的空子，名人也应该增强对域名的保护意识。
体坛快报：近日，一条有关田亮的消息又被炒得沸沸扬扬。2月3日，中国体育网络传播工作室将“田亮”域名(www.tianLianG.Com)放至淘宝网进行拍卖，截至2月13日早上9时，有人竟开出99999800元的天价。
南方周末：2004年，春兰集团的域名“春兰.Com”被抢注，为了更好地开展国际业务，在国际互联网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春兰集团被迫花费400万元高价购回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国际域名。
中国法制报报道：据统计，2005年全年，全国法院系统受理的网络域名纠纷案件多达1264件。
二、域名的定义及特点
域名只是一个internet中用于解决地址对应问题的一种方法。可以说只是一个技术名词。但是，由于internet已经成为了全世界人的internet，域名也自然地成为了一个社会科学名词。
所谓域名，是一种用于互联网上识别和定位计算机的地址结构。在互联网上，计算机的位置是用ip地址的形式表示的。每一个ip地址是由四个被句点分割的数字组成，如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办公网ip地址是172.17.136.53；而工商北辰分局的ip地址是：172.17.238.86。这种地址表示方法的缺点是是缺乏直观，不便于记忆。于是人们又设立了域名，域名由英文字母、数字、句点及其它特殊符号组成，采用层次结构设置，具有不同的级别，在同一等级水平内的域名是唯一的。
域名具有以下特点：
1、域名由英文字母、数字、句点及其它特殊符号组成。
2、域名体系采用层次结构设置，因而域名具有不同的级别。
3、根据后缀的不同，域名还存在着类别的差异。常见的类别有.com(适用于工、商、金融企业).ac(适用于科研机构).gov(适用于政府部门).edu(适用于教育机构).net(适用于互联网络、接入网络的信息中心和运行中心).org(适用于各种非赢利性组织)；此外，还有以行政区的缩写作后缀的，称为“行政区域名”，如中国注册的顶级域名为.cn，美国的顶级域名为.us，天津市在.cn域下的二级域名为.tj.cn等等。
4、在同一等级水平内的域名必须是唯一的。
5、域名注册手续十分简便。
环境法律论文篇10
4．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设状况障碍分析自从我国宣布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我国毕竟现在还处于转型期，在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还有很多不确定和不成熟的因素，因此现行的体现市场化要求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要么滞后，要么相当超前，有许多值得深入变革的地方。比如我国建立了环境信息制度，但是在哪些环境信息公开、如何公开环境信息、企业和个人如何索取环境信息资料以及不公开应公开的环境信息或公开错误的环境信息应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等方面都很不健全。不健全的环境信息制度在一些情况下必然使外商丧失许多利益，从而诱发许多纠纷。5．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实施障碍分析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实施者是人。而只要是人，他就有其独特的利益衡量与追求个性，如果失去了强有力的监督与制约机制，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实施就会因为制度实施者的利益衡量与追求个性走调甚至变性。这就是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在地方特别是基层得不到落实的最根本原因。如果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在实施中遇到"近视"的地方保护主义，那么那个地方的环境和经济利益就有可能因地方政府追求税收短期的增长而受到外国低劣的产品、落后的服务、技术和设备的侵入而受到不应有的损害。而要加强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监督、削弱地方轻视环境保护的经济增长主义势力则会遇到地方既得利益者的强大阻力。（二）中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与wto要求兼容的理论与现实基础分析虽然存在众多障碍性因素，但是中国目前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还是存在与wto有关环境保护要求兼容的基本条件，具体如下：其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与wto的适应奠定了经济体制基础。wto对其成员国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实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是实行产品、人才与服务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这个特征在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实践证明在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也存在。因此从本质上讲，中国属于市场经济国家。那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一些不涉及意识形态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如环境保护市场调控制度）从根本上讲不存在质的和不可逾越的学习障碍，两者之间可以"对话"，并可以相互借鉴和学习。这意味着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通过借鉴和移植还是可以逐渐适应wto原则和规则的要求的。其二，我国的经济建设成就为中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与wto的适应奠定了基本的经济基础。一个国家加入wto，是为了从开放和自由的多边贸易体制寻求比较优势，学习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改革开发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比如在环境保护产业领域，我国虽然比发达国家起步晚，但是起点比较高，从1993年起，我国开始了污水集中处理、固体废弃物的集中处理、环境保护工艺、设备、技术与工程的采购、环境咨询与技术服务等产业的市场化历程，目前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采用了落后技术、设备和工艺的淘汰制度，并正在动植物产品的检疫、绿色标志及iSo14000系列的认证方面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信在幼稚工业保护的例外规则的扶持下，我国的绿色产业将很快获得国际合作和竞争的能力。其三，我国的环境法制建设成果已经为适应wto的要求奠定了基本的法制基础。从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以来，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虽然目前面临着进一步市场化及与国际接轨的挑战，但已经形成了体系比较完备、结构比较严密且协调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框架体系。我国目前除了对计划经济制度下创设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计划制度、"三同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环境事故的应急措施制度、环境监测制度、环境税费制度、排污申报登记与许可证制度、环境标准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等）进行市场化变革和完善之外，还在结合实际创设和实施综合决策制度、环境规划与宏观调控制度、环境信息制度、风险预防制度、环境基金和责任保险制度、污染集中处理制度、落后设备、工艺和技术的淘汰制度、污染物的总量与浓度控制结合的制度、生态安全等新的制度。这些具体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正逐渐组合成由环境保护法律、规划、政策与决策的制定、环境保护法律职责、环境保护法律权利、环境保护法律义务、环境保护市场准入与市场运行、环境责任与纠纷处理法律制度体系六个方面构成的环境保护法律权利（力）享受、义务履行与责任的实现制度体系。这样可以减轻今后出现的wto环境保护法律制度适应阵疼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