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篇1
电视剧《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讲述的是历史上有名的商鞅变法强秦的故事。常言道，变则通，通则行。变法者，革新也。魏人卫商入秦实施变法，对秦治国方略进行了最深彻也是极为成功的变革与创新。联系日前部机关组织开展组织工作研讨会，有几点联想和感悟。
变法之前提在于明情。商鞅提出变法，秦孝公认同其变法之策，前提在于商鞅对当时秦国国贫民弱之国情的深切体察，来源于商鞅长年累月深入底层的游历。找准问题之根源，才能提高破解之办法。组织工作创新同样如此，必须首先充分掌握基层组织建设的总体态势，特别是要找准影响和制约组织工作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对症下药，谋划出针对性强、行之成效的创新思路。
变法之关键在于执行。变法的全过程历史20余年，其成功的关键在于执行。在执行立场上，商鞅十分坚定变法信念。变法过程触及老世族甚至王公大贵胄的核心利益，但商鞅坚如磐石，不为艰险屈服，不向权贵折腰，硬是一路坚持过来。在执行团队上，商鞅异常重视培养各个层级的骨干力量，从地方的里正、县令、郡守到中央的咸阳令、上大夫，无不坚定不移地贯彻变法。组织工作创新，关键也是在抓执行，创新思路再好，创新项目再多，不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亦是枉然。受蒙于商鞅变法，组工干部当牢固树立抓执行、抓落实的坚定信息和决心，并注重培养抓执行的团队，当把基层党组织书记抓组织工作的责任心调动起来。以乡镇为例，还应发挥和运用好各个工作片总支书记、分管书记的力量。
变法之保障在于同心。商鞅变法，秦孝公给予了最大程度的认同和支持，可以说，没有秦孝公的支持，没有秦孝公作坚强的后盾，没有秦孝公与商鞅志同道合，其变法难以坚持。除此之外，还有太后、公主等权力中心的重量级人物鼎立支持。这一点，对组织工作创新的启示是，每一项创新项目，每一个创新措施，必须置于党委工作全局和大局之下，必须争取上级党委、上级领导的全力支持，整合各方面力量支持，形成上下同心，齐抓共管的格局。唯如此才可形成整体推进组织工作的合力。
变法之生机在于成效。商鞅变法目的虽是强国，但前提是富民，通过变法让新老秦人富足起来，彻底解决他们丰衣足食的问题。只有让利于民，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最终老百姓才发自肺腑地拥护变法，坚定不移地支持护法。变法之所以富于生机，富有生命，归根到底是取得了成效，而这成效核心是带给老百姓的实惠。组织工作创新同样如此，正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党建工作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组织工作的任何创新，必须紧密围绕这个中心，与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新农村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并取得让群众得实惠的成效，才能富有生机，才能富有生命力。
商鞅变法篇2
关键词：商鞅；评价；转变；因素
一、戊戌变法前、后对商鞅的评价
从战国至戊戌变法前，历代知识分子对商鞅的评价褒贬不一。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对商鞅的人品进行了否定，他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1]贾谊更是痛骂商鞅败坏世风：“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幷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2]西汉著名的盐铁会议真实地反映了贤良文学派对商鞅政策的批判，他们认为商鞅严酷的法律追求利益，秦国百姓民不聊生，同时也使秦二世而亡，其具体情况被记录在桓宽的《盐铁论》中。
当然，大力赞扬商鞅的也有人在。比如战国末期思想家韩非子曾说：“七国之雄，秦为首强，皆赖商鞅”，“（商鞅）举法明教，秦人大治”。西汉名臣桑弘羊盛赞商鞅“功如丘山，名传后世”。宋朝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更是肯定了商鞅的治国方略，并赋诗曰：“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强调中央集权严刑峻法，赞成商鞅的看法自然无疑。桑弘羊是西汉大夫派的代表人物，他大力支持用法家思想来治国，也必定对商鞅大力赞颂。而王安石则是为他的变法寻求令人信服的根据，打响其变法的口号，可最终结果不仅以失败而告终，导致北宋的灭亡，还背上了千古的骂名，直至近代才逐渐被平反。
从上述可以看出，戊戌变法之前历代知识分子对商鞅的评价大多持以否定。戊戌变法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后，知识分子纷纷站出来为商鞅说话。章太炎曾撰文深论商鞅，为其平反：“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而今世为尤甚。其说以为自汉以降，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说为之倡。乌呼！是惑于淫说也甚矣。”梁启超的《中国六大政治家》，将商鞅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与管仲、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张居正同列。近代史论家陈启天之《商鞅评传》论：“商君者，法学之巨子，政治家之雄也。”毛泽东主席对商鞅评价也是很高，说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商鞅之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福力，尚军功以树国威。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他还说商鞅“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二、影响评价转变的因素
在分析戊戌变法前后对商鞅评价巨大转变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戊戌变法前后的历史条件。首先，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洋务运动破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大大加深。这使一些爱国知识分子觉醒，戊戌变法爆发。经济上，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不断壮大并登上历史舞台。思想上，西方维新思想的传播和法治思想传入。中华民族陷于危难，加之法治思想的传播，使传统的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观念发生转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维新派人士为了实现变法中的各项主张，开始重新思考起商鞅。1898年章太炎发表了《商鞅》一文，对商鞅变法给予热情的歌颂，成为重新评价商鞅的开端。
事实上，不光是商鞅变法，历史上的诸多变法也在戊戌变法后被扶正。粱启超在《王荆公》中写道：“王安石变法取尧舜以来之掣政而一扫之。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改革也。”[3]胡适在《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者》（1922年）一文中说：“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王莽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我近来仔细研究《王莽传》及《食货志》及《周礼》，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梁启超对张居正也是赞赏有加：“明代有种种特点，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作为政治家，梁启超对他的评价可谓达到了极致。王安石、王莽和张居正的改革的共同点是都深受商鞅的影响，把商鞅的理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运用。
综上所述，个人认为影响戊戌变法后对商鞅评价的转变因素有二：第一，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背景——国将不国，民族危机上升到了一定高度，激起了知识分子的爱国之情。加之西方法治思想的传播，使得知识分子们会选择以“商鞅之法”作为民族振兴的道路。第二，是为了实行变法的需要，就不得不扶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变法。
三、从转变中看文化道路的选择
从为商鞅、王莽的平反，对王安石的盛赞，再到对张居正的评价，透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戊戌变法之后知识分子们实质选择了一条用法家思想来救国的道路，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不断受到冲击并逐渐走向没落，尤其是从新文化运动可以窥见。
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后，他不仅进行帝制复辟，还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在社会上掀起了一阵尊孔复古的逆流。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宣告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集中打击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基础的孔子学说。鲁迅首先在《狂人日记》中指出封建礼教是“吃人的礼教”，大力对其进行批判。新文化運动全面动摇了封建思想，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带上了片面化倾向，认为所有传统文化都是糟粕，都要将它打倒，这就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新文化运动深刻地体现了在民族危亡时期，知识分子们选择的是法家的思想进行救国，儒家的文化则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细数历朝历代每一次重大转变，无论是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型，还是汉武帝攻打匈奴，或是北宋积贫积弱以及明朝社会政治危机严重，每一次大的社会动荡，一些知识分子会重新效法商鞅的做法，选择法家作为挽救国家危机的道路，可是其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包括戊戌变法后知识分子文化选择道路的转变。新文化运动值得反思的一点正在于搞错了斗争的主要敌人，不应是“儒表”，而是“法里”。[4]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37页.
[2]贾谊.新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6年6版，第87页.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35页.
商鞅变法篇3
关键词：商鞅变法个人作用
商鞅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提到商鞅，大家都会想起两千多年前那次轰轰烈烈的、声势浩大的变法。众所周知，商鞅的变法对秦国乃至整个中国的意义重大。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如其变法顺应了历史潮流，得到了统治者支持，确立了正确的变法思想等。但在这诸多原因之中，商鞅所发挥的个人作用不容忽视。
一
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年），本是卫国破落贵族的后裔，姓公孙，名鞅，也叫卫鞅。先前是魏相公孙痤的家臣，后受秦孝公的“求贤令”的感召，来到秦国，以“强国之术”说服了秦孝公，以左庶长的身份进行改革。因立战功，受封于商，所以称之为商君。
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从公元前356年至公元前350年，大规模地推行过两次变法。变法的主要内容有：
1.用法令形式废除了井田制，“开阡陌封疆”。从法律上维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有利于地主经济的发展。
2.奖励军功，建立军功爵制。根据“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的原则，建立了一套军功爵制。
3.实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的政策。
4.普遍推行县制。在未建立县的地方把许多乡、邑等合并成县，一共新建了31个县。每县设置了令和丞等官职来掌握全县政事，使县成为直属于国君的地方组织。
5.建立什伍连坐制。
6.统一度量衡。
7.定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
商鞅采取的改革措施，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一开始就遭到甘龙、杜挚等人的反对。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王即位，“宗室多怨鞅”，商鞅被“车裂”而死。但是，由于变法内容顺应了封建制发展的历史趋势，加上新法已推行了18年，“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所以商鞅虽死，秦法未败。商鞅变法的成功，使原来比较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战国时代最先进的强国，为日后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1］“商鞅变法”是一场成功的、影响深远的变革，而商鞅在其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二
商鞅能够成功推行新法，其先决条件是他说服了秦孝公，得到了一国之君的支持。而商鞅数次晋见秦孝公已经初步展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锐利的眼光。根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初见秦孝公时，向他阐述五帝之道，孝公称之为“妄人”；第二次商鞅吸取教训，渐入王道，即禹、汤、周文王和武王之道，却依然不合秦孝公的心意；第三次就说之以霸道，“孝公善之”。此时的商鞅已清楚了孝公感兴趣的话题了。于是再次晋见，说之以强国之术，孝公大悦。商鞅四见孝公，实质上是从各个方面试探了解秦孝公的本意。正因为商鞅用他锐利的眼光发掘到孝公心中所想，再投其所好，向孝公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学和见识，才能受用于秦孝公，迈出变法的第一步。
商鞅能够在秦国变法的另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他舌战群臣，坚定了孝公的决心，走出了变法的第二步。商鞅以“疑行无名，疑事无功”［2］来打消秦孝公的顾虑；以“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3］“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4］等精辟言论与反对派进行舌战，使秦孝公更加赞同自己的意见。于是，著名的商鞅变法正式开始了。
商鞅变法的成功与商鞅个人的能力是密不可分的。尽管变法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是得到秦孝公的强而有力的支持的，但它毕竟是在众多的反对呼声中进行的。所以商鞅的个人努力及能力是保证新法顺利实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商鞅向所有人证明了他的变法措施有信度的，是说一不二的。在变法的法令未公布时，商鞅在南门立了一根木杆，宣布把木杆移至北门者可获赏金，“民怪之”。［5］于是他把赏金提高了五倍，终于有一个人试着去抬木杆，就立即得到了赏金。这就是“南门徙木”的故事。商鞅就是用这种方式“以明不欺”。［6］变法之初，太子违反了法令。太子，王位的继承人，可以这么说，他是除了秦孝公之外，秦国最显赫的人了。可是商鞅却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7］因顾及太子是君嗣，就施刑于他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这件事可谓震惊全国，从今以后，“秦人皆从令”。［8］商鞅以其独特的方式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坚定不移的立场和魄力，向秦国人民证明了新法是极具信度的、是说一不二的，任何人只要犯了法或不遵从法令，就要依法惩处。这是保证新法顺利实施的关键之处。试想，法令若无信度，不能取信于民，而且屈从于权贵，又何以推行下去？何以富国强兵？
（二）商鞅对于推行法令是持强硬态度的。变法之初，秦国百姓都抱怨新法不便。但新法推行了十年之后，“家给人足”［9］“秦民大说”，［10］于是当初抱怨新法不便的人纷纷改称新法好。但是商鞅并不理会这些人的话，反而视之为“乱化之民”，［11］贬到边境去，使秦国人民再也不敢对新法议论纷纷。每当新法的实施受阻时，商鞅就采取毫不留情的手段，打击保守势力和反对势力，保证新法得以顺利实施。所以，商鞅的强硬立场是变法成功的重要原因。根据《战国策・秦策》记载：“商君法亲，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商鞅始终强硬的态度及其不懈的努力，才使得变法运动顺利进行直至成功。商鞅变法是取得巨大成功的。自变法开始，“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12］“期年”这个数字并不正确。因为任何改革都需要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不短的过程，何况商鞅的变法还受到了众多的阻力，从一开始就遭到旧贵族的阻挠和破坏。而《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了新法取得重大成果用了十年的时间。但是，变法确实是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此次变法还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三
然而，正是这样的一个锐意改革的变法先驱，却遭到了五马分尸的下场。但这个结局并不出人意料。由于商鞅的变法，秦国在逐渐国富兵强的同时，奴隶主贵族也遭到了沉重打击。旧贵族的高官厚爵、荣华富贵、世袭特权等一下子就支离破碎了。因此，“宗室贵族多怨望者”。［13］旧贵族们恨透了商鞅，一有机会就会进行反抗和报复。而且为了使新法顺利实施，商鞅毫不留情地镇压了破坏变法的旧贵族，这也为他自己埋下了祸根，特别是得罪了太子，这些都为他招致了杀身之祸。再加上他“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14］以暴力压服群众，所以他并不得民心，以致“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可以认为，商鞅是为变法牺牲的，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令人惋惜的、无可奈何的。
尽管商鞅被一些人形容为“刻深寡恩”，尽管商鞅的严刑酷法同样产生了消极影响，给百姓带来了一些苦难，也为日后的秦朝统治政策产生了消极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成就。商君虽死，其法未败。他的法令继续发挥着作用，继续对秦国产生重大影响。商鞅变法顺应了历史潮流，符合大变革的时代背景，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他影响了秦国的历史，甚至可以说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商鞅尽管受到一些人的非议，但他始终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他的名字也因而永垂史册。
参考文献：
［1］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商鞅变法篇4
关键词：婚姻制度；女权；商鞅变法
秦朝统治时间短加上末期战乱不断，其传世的文献很少。但秦朝法制中的婚姻法律制度与后世相比，具有这鲜明保护一定“女权”的特色，引发了学界的讨论。在本论文之前，乔晓静学者就已经在《秦朝婚姻法律制度初探》作了一定的阐述。了解秦朝婚姻法律制度的形成和特点有利于实现当代对于婚姻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女权主义思想的深入认识。
本文将主要从商鞅变法的影响上来探讨一下秦朝的婚姻法律制度的形成。从已掌握的资料看，商鞅变法之后秦的法律体系就已经较为完备。所以商鞅变法应是研究影响秦朝法律制度因素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早在商鞅变法时期，商鞅就认为古法中的“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不符于发展的需要，提出了“男女有别”的婚姻制度教化的思想。商鞅变法对于秦朝的婚姻法律制度有思想引导、制度框架两个方面的影响。
已经出土的秦简中对于婚姻成立的条件，婚姻的形式，夫妻双方的权利义务等方面都有较具体的规定，几乎事无巨细，说明了立法者开始意识到婚姻郑重性；在秦朝的婚姻制度中，很多的规定都体现了男尊女卑的思想，使女方在家中的地位附属于男方，但是秦律同时规定了妻子的人身不受丈夫侵犯的原则——丈夫殴打妻子属于违法行为。《法律答问》中载：“妻悍，夫殴治之，决其耳，若折肢指，肤体，问夫何论？当耐。”秦律中要求夫妻之间需要相互忠诚，男女通奸在法律上双方都认为是犯罪。《封诊式·奸》中就提到过类似的案例。
秦朝的婚姻制度体现出的这种区别于别的朝代的特征，其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女权，但也还是出乎了当代人对于秦一向暴虐的形象思维。
商鞅变法是于秦孝公统治期间（公元前361年至前338年）展开的。在商鞅变法的过程中，秦国革除了旧制度，实现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转变，其确立的各项制度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秦朝婚姻制度的构建。
首先从商鞅个人经历来看：商鞅本身是卫国人。他离开了日渐衰弱的卫国，效仿李悝去到了受法家政治影响较大的魏国，在魏国没有收到重用后，又去了正在用土地和官爵吸引人才实行变革的秦国。在战国战乱动荡的年代里，心怀远志的商鞅很明显没有我们当代人所谓的根的意识。在变法的前奏里，商鞅与秦国的大夫进行过一次激烈的辩论，对于对方的“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观点，商鞅主张“礼法以事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可见商鞅的遵循制定政策法令必须依据现实的具体情况，而不是背上古制的包袱。另外，其代表的法家思想也是与当时提倡伦理道德的儒家格格不入。秦朝的法律制度的确立深受商鞅和其法家的思想影响，那么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能不受严格意义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束缚了。
从秦人的种族文化来看：秦人在历史上是以游牧、狩猎为生产方式的少数民族。其受中原文化的束缚自然就少了。被西周及春秋各国奉为稳定统治基石的宗法制，在秦国无论是作为政治制度还是血缘家族观念却并不严格。秦的多数国君不是以嫡长子的身份继位的。据史书记载，秦伯卒，“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国君人选则有“择勇猛者立之”。秦居戎狄之间，受其习俗所染或迫于环境所致。而这些都是与绝对的宗法地位观念不同的。
从变法需要的角度看：在历史上曾记载了商鞅“南门移木”的故事，这一事件恰恰体现了法家最重要的两个思想：“明法”和“壹刑”即将法令公之于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商鞅死后，其变法的影响力最重要的体现就是连妇孺都能言商君之法。这些也说明着商鞅的思想理念中追求的只是人人守法，无论你地位如何。这客观上也形成了秦朝婚姻制度中一定程度上保护女子部分权力的可能。
据记载，在公元前235年，天下大旱，关东各国纷纷出现“流民”。而关中的秦国农民，却宁可饿死家乡，也没有人敢脱离耕种，离开什伍组织。其原因就是由于商鞅变法推行重农政策，用什伍制度将人民牢牢地管辖在田地上。农民没有了离家逃灾的自由，也就没有逃荒的习惯，还逐步形成了死守乡土的传统。这一做法是为了巩固了农业经济，改变秦国原始流牧、狩猎的生产方式遗留下来的迁徙的不稳定思想。这一结果不仅对秦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创造了条件，也形成了关中农民们在天灾面前不低头，努力生产粮食和衣帛，保证家庭衣食收成的思想。而这种不可迁徙的生产要求，也与女子固定在家的纺织作业相吻合。
另外，商鞅变法奖励耕织，规定布帛生产的多的家庭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在男耕女织的规则下，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开始提升。
商鞅变法中有一项改革是按户按人口征赋。规定一家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另立户口，否则加倍征税。这是为了鼓励和确立一夫一妻为单位的个体小家庭经济。首先，这个减少了男子在家中的人数，消弱了男子在家庭中的权势，同时在提升女子在家族中所占的地位。
以上几点是从商鞅变法来看秦朝婚姻制度的形成原因。笔者认为秦朝婚姻制度提高女性地位的特征，虽然并不能等同于现代的女权主义，但其仍具有一定的先进意义。
秦律中，妻的地位较后世略高，法律对于父权的限制较后世略多，妻与夫同为家庭之“主”，但总的来说，妻的地位仍然要低于夫。秦律中仍用严酷的法律维护这种由社会政治地位决定的等级秩序，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家对家族伦常秩序一概否定。法家在政治实践中并没有完全排除这些伦理道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加以维护。所以秦时的“女权”和我们现在说的“男女平等”，提高妇女的地位的意义显然是不一样的。而面对何为真正的“男女平等”，五千多年前的秦律已经做到了保护妻子的人身权利，而我们当今则更应该在全方面完善女性作为一个人应该享有的一切权利。同样这种提倡权利的意识也应该是正当而不偏激的。如今中国的妖魔化则是认为女权主义就是彻底的摆脱男人、仇视男人。这是对女权主义和对“男女平等”的片面认识。男女平等应该是男女和谐地相处于社会之中。正如李银河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所有主张男女平等的人都该是女权主义者。”而不是说只把狭隘的“大女子主义”当成女权主义，我们要的是普遍权利而不是权力。秦律中的“女权”并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但我们仍能看到“女权”真正发展的方向应该是维护和实现女性权利，而不是改男尊女卑为“男卑女尊”。
虽然秦朝婚姻制度并没有真正地形成女权思想和制度，但是其女性地位提高却是其独树于历史的特色之一。而商鞅变法作为影响秦朝制度最深的历史事件，在思想上以法的不束于旧制、公开普及和不论地位的平等的特质使男尊女卑的思想不再那么绝对化；在制度上奖励耕织和分户分家的确立更是使社会重视和提高了女子在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从而提高了其家庭中的地位。（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林剑鸣：《秦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2]乔晓静：《秦朝婚姻法律制度初探》，法制与社会，2010年9月（下），第3-4页；
商鞅变法篇5
一、商鞅“罚赋”的重新探讨
根据古今学人比较一致的看法，商鞅变法曾制订所谓“罚赋”，即颁布《分异令》，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1][1]。如明人董说《七国考》卷十二《秦刑法》说：“《荀子注》云：‘秦国罚赋。’余按卫鞅之法，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疑即罚赋。”关于这项罚赋，目前许多学者公认，其内容就是强迫一家有两个成年儿子必须分家，否则加倍征赋，以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然而对《分异令》所颁布的时间和罚赋的具体征收问题，他们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乃至对商鞅变法特别是赋税改革也衍生出种种不同的认识。所以，要深入研究商鞅的赋税改革，首先即必须重新探讨此令究竟于何时颁布及其“倍”赋的内涵。
从《史记·商君列传》看，商鞅的《分异令》是在第一次变法时与其他法令一起颁布的：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J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说明《史记》认为罚赋的征收当在商鞅第一次变法。但有些学者却提出质疑，认为在商鞅第二次变法时，《史记·秦本纪》、《六国年表》明确记载，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8年）“初为赋”，因而《分异令》不可能是在第一次变法时颁布。例如：
《史记·商君列传》把这事记在第一次变法时，但是“初为赋”既在秦孝公十四年，那末“倍其赋”的处罚不可能在十四年以前。《商君列传》只是为了行文方便，在谈初变法时，把先后颁布的变法令放在一起叙述罢了。[2][2]
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更符合事实呢？我们认为：《商君列传》的记载应是准确可靠的，而上述质疑虽然看起来不无道理，其实却有着明显缺陷，不能成立。
首先，就史料鉴别而言，前引所谓“行文方便”的解释缺乏足够的证据。众所周知，司马迁是一位具有深厚修养和优秀品质的历史学家，被史家赞叹为“良史之才”；他写的《史记》也由于重视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为人们所称道，有“信史”和“实录”之誉[3][3]。故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原因或证据，我们很难想象，司马迁会仅仅“为了行文方便”把前后发生的事件放在一起叙述。况且，他自述撰著《史记》时，曾“?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特别是引用了《秦纪》的史料[4][4]。这就更说明了他对史料搜集、梳理与考辨的重视。尽管《秦纪》“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5][5]，某些记载不免存在疏漏或误植，但对于商鞅变法这一曾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恐怕还不至于弄不清主要措施的顺序。尤其令人费解的是，在前引《商君列传》所载法令中，有不少学者认为，除了《分异令》，其他各项法令均属第一次变法。如果说此令的颁布确在第二次变法，那么司马迁又何以偏偏为了“行文方便”把它放在前一次记载呢？凭心而论，我们实在看不出其中有什么“行文方便”和必要。
其次，从《分异令》与“初为赋”的关系说，后者并不能作为前者于何时颁布的依据。显而易见，有些学者之所以提出上述质疑，主要理由就是认定秦国在“初为赋”时才开始征赋。而事实上，在“初为赋”之前秦国早已有了类似军赋或口赋的征敛。且不说《左传》僖公十五年“秦始征晋河东”[6][6]的记载，就是仅从商鞅的第一次变法看，我们也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例证。关键即在于：那些学者都忽略了商鞅首次变法的一项重要法令。这项法令就是通常所说的关于奖励耕织的规定——“?J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它强调对“耕织致粟帛多者”将给予免除徭役的优待，从而间接表明了秦国当时已经开始征赋。当然，对此令中的“致”字一般都作“以致”或“致使”解，这也可以说是史家往往忽略它对研究赋税制度的史料价值的主要原因。但根据有些学者研究，“致”字原本就“是卜辞中的一个贡纳用词”[7][7]。这从《说文解字·攵部》“致，送诣也”亦可以得到证明。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将“致”字解为“以致”或“致使”，这项法令也仍然能说明秦国已经开始征赋。毫无疑问，商鞅所以会奖励生产粟帛多的农户，其原因绝不仅仅是为了重农，而是在于那些农户向国家交纳的也将相应地增多。这不正说明粟帛乃是商鞅征敛的内容吗？而粟帛的征敛又无疑分属严格意义的“租”、“赋”范畴，因为根据《孟子·尽心下》“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以及《荀子·富国》所言，“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许多学者也完全承认这一点。“如果说，那时的‘粟米之征’、‘田野之税’，是属于田租的话，那么，‘布缕之征’、‘刀布之敛’，当属军赋。”[8][8]既然在“初为赋”前秦国已经征赋，则上述质疑也就不攻自破了。
至于“倍其赋”的处罚内容，当今学者的看法往往皆与对“初为赋”的理解联系在一起。凡主张“初为赋”乃“初为田赋”者，即认为“倍其赋”是征收两倍的田赋；凡主张“初为军赋”或“初为口赋”者，即认为是加倍征收军赋或口赋。我们认为：这些看法都各有一定的理由，但同时也都有偏颇。主要是未能深究“倍其赋”的罚赋性质。
一般来说，罚赋的性质当属于经济处罚，故必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本应得到的利益和补偿，二是由此所追加的惩罚性收益。这就如同对“偷税”必须首先足额补交税款，然后再征收相当数量的罚款一样。我们要考辨“倍其赋”的内涵，也应当作如是观。具体地说，就是先要确定其家有二男以上分异后国家应得到的收益，然后才能以此为基础再分析对不分异者的处罚。
以征收两倍的田赋说，若按照上述分析，这种看法则显然欠妥。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在秦人的家庭中，其子女一般皆“三男二女”。这从有关文献也可以找到旁证，如《孟子·梁惠王上》称：“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说明当时秦人的家庭绝非仅有二男。因此，若考虑到《分异令》在秦国是首次实施，我们即可推论：此令所规定的“二男以上”的罚赋标准至少是以三男为依据的。且不说还存在四男、五男甚或更多的可能性，姑以三男为例，问题已非常清楚。从国家应得的收益看，如果一家有三个成年男子分家，它就可以得到相当于原来三倍的田赋即田租。而按照加倍征收的田赋说，国家连应得的收益都未能补偿，更何况所谓“处罚”呢？这还未包括其他应得的收益，可见此说之误。
再从征收两倍的军赋看，这种解释也同样有误。如前所述，在一家有三男分异的情况下，国家将得到三倍田租的收益。但这还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根据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秦国军赋就是户赋：
军赋，就是云梦出土《秦律》所说的“户赋”，……《秦律》规定，男子成年要向政府登记，分家另立户口，并缴纳户赋。如果隐瞒户口，逃避户赋，就成为“匿户”，要严加惩罚。[9][9]
因而国家还应当得到三倍军赋的收益。也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那些分家的农户须交纳相当于原来三倍的军赋和田租。而按照征收两倍的军赋说，国家将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军赋份额，乃至还完全放弃了田租的收益，这又怎么能体现出罚赋的作用呢？
至于说征收两倍的口赋，那就更不能令人信服了。且不说当时如何征收口赋，就是仅从国家至少应得到两倍的田租与军赋看，由于口赋的征收最初当不会太重，这种加倍征收的口赋也根本谈不上什么补偿和处罚。更何况，古今学人多认为商鞅征收口赋是“舍地而税人”，所谓“任民所耕，不计多少”，“其后遂舍地而税人”[10][10]。如果真像他们所说，那么分不分家也并无必要。一则由于存在明显的漏洞，可以逃避至少两倍的田租和军赋，那些成年男子即使没有分异，在经济上也不会有多大损失。二则得大于失，一些家庭虽然人口较多，要承担因此多达一倍的口赋，但由于“任民所耕，不计多少”，在经济上肯定会得到补偿，甚至还可能占到便宜。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据《汉书·贾谊传》载，当时秦人也确曾必须分家。所谓“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足见罚赋不仅苛重，而且严密，根本不可能出现以上所说的“漏洞”。这就充分说明，其内容绝不是加倍征收口赋。
那么，究竟应如何理解罚赋的内涵呢？我们认为：从种种迹象来看，这种罚赋原本就不是仅指某一种具体赋敛，而应当是包括当时秦人家庭所有的赋税形式。换句话说，所谓“倍其赋”，实际也就是要对不分异的农户，加倍征收他们的田租、刍稿、军赋或口赋及其他杂赋。正如钱剑夫先生所推测：
商鞅变法，首即规定……有两个儿子的必须分居，成立两户人家，耕种两户土地。不然的话，就要加倍征纳田租，或且包括其他赋税。[11][11]
商鞅变法篇6
摘要：中国自古以来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家庭制度作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历来与社会制度、社会变革、社会变迁、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等社会关系十分密切。商鞅变法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法令，既促进了两周后期我国传统农业家庭转向较高级的小农经济家庭，又倡导农业精耕细作，逐步兴起农家之学，一直贯穿于后来的古代社会并影响至今。
关键词：商鞅变法；两周后期；农业家庭；转型；作用
商鞅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改革创新的探索者，在其执政短短18年的时间里，具《史记》中的数据统计，秦国对外就发起了8次战争，平均不到两年一次且无一失败；成功的实施了一次大迁徙、两次大规模变法，其规模与激烈程度历史上都少有匹敌。商鞅变法顺应战国大变革、大竞争、大重组的时代要求，通过推行县制、分配土地、按户纳税、奖励耕织等政策，促进了两周后期农业家庭转型的整合，使两周后期我国传统农业家庭真正具有了小农经济家庭的意义。
一、“奖励耕织”重农抑商
商鞅变法首先推行“奖励耕织”政策。一是公元前356年，商鞅第一次变法颁布的第一道政令便是关于开垦荒地《垦令》（《商君书・垦令》），前后共通过了20条之多的法令。其基本精神就是要限制一切有碍于农业生产的活动，把尽可能多的人束缚在土地上，使他们专心致志地投身于农业生产。它要求秦国的官吏、贵族、商人必须与农民一起全力除草开荒，增产粮食，发展农业生产。二是鼓励男耕女织。令民归心于农，即所谓“困末作而利本事”（《韩非子・奸劫弑臣》），要求尽力从事男耕女织的生产事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免除其本身的摇役。用减免徭役的方式奖励耕织，“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至粟帛多者，复其身”（《史记・商君列传》）。三是重农抑商。商鞅认为“民之内事，莫苦于农，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而“农少商多，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必削”（《商君虚君列传》）；凡从事工商业和因不事生产而贫困破产的人，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隶。
二、强化“户籍”加强管理
商鞅变法强化“户籍”管理制度，使两周后期农业家庭人口迁徙与流动相对得到稳定。一是秦国户籍管理有详细复杂的分类。根据职业的不同，秦户籍分一般的农户户籍和市籍、士籍、宦籍等；根据身份、地位的不同，秦户籍又有宗室籍、弟子籍、游士籍、刑徒籍、客籍等不同类别；秦统一全国前，根据国别，还有“故秦人”与“客籍”外来者之别。二是“户籍”管理格式固定，内容详细。户籍的立户原则：农民有两个成年男子以上如果不分开立户生活，加倍征收他们的户赋。编入户籍的民户按什伍进行编制：五户一伍，有伍长，十户一什，有什长，与军事编制相同，互相检举揭发，“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实行严格的连坐制度。按军功大小论定：宗室凡是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户籍名册，不能享受贵族特权。
三、一夫一妻进行“分户”
商鞅变法两次颁布《分户令》后，两周后期农业家庭转型的数量明显增多。一是把大家族变为个体小家庭。强制推行以一夫一妻及其未成年子女构成的小家庭，使个体小家庭开始具有真正的社会经济地位。二是改变男女婚姻结合方式。“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史记・商君列传》）。使秦人知父子有别，男女之别，改变了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男女婚姻方式，以个体小农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鼓励小农家庭的独立发展。三是商鞅变法还在“集小乡邑聚为县”之同时，“为田开阡陌封疆”（《史记・商君列传》），将农业家庭转型与基层政权建设、土地制度改革配套进行，有力地保障了分田到户法令的实施。
四、选拔“啬夫”提升农官
商鞅变法通过选拔“啬夫”使农官地位上升。一是明确“啬夫”的职能。战国的“啬夫”是基层政务的主要承担者，负责赋税征收、户口审核、监督生产、主持奖惩等事务。二是“啬夫”多选拔于民间。这与较多地与农事管理相关。云梦秦简中提到“啬夫”100多次，其中涉及农事者有田啬夫、食啬夫、库啬夫、苑啬夫、厩啬夫、皂啬夫、漆园啬夫等。三是辟田胜敌成为农官的仕进之途。从云梦秦简看，“啬夫”之优秀者或可为县、道长吏。由于各国奖励耕战，以富国强兵为务，同时一批“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史记・商君列传》），也因纳粟帛多而拜爵作官。四是随着秦官制的健全与完善，庶长逐渐演变为爵位名称，用以奖励耕战有功者，由此推动农业发展，农业渐成天下大业，农官地位亦随之迅速上升。
五、通过“徕民”异域发展
商鞅变法实行“徕民”政策，加快异域发展。“徕民”一是多来自贫困农业家庭的庸耕者。一般是失去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农民，他们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样的庸耕者家庭流动性较大。相对于有足够土地，安居乐业的农业家庭而言，他们更容易迁徙，所以成为战国时期各国“徕民”的对象。“人有年老而自养者，有子三人，家贫无以妻之，庸未返”[1]《韩非子・外储说》。二是用政策优惠吸引。商鞅曾指出“今以草茅之地，徕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损敌也与战胜同实，而秦得之以为粟”，又宣布“今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不起十年之征”（《高君书・徕民》）。“徕民”政策吸引了大量的三晋之民入秦，从山东六国招引了二三百万人口到达地广人稀的秦国。三是政治性移民。商鞅开创了秦移民史上政治性移民的先例，移民的规模，移民的次数不断增加。商鞅把“尽人力”与“尽地力”结合起来，既鼓励多开垦土地，又谋求提高农业生产率。
六、“分田”到户恒产恒心
分田到户最早开始于两千年前的商鞅变法。一是商鞅最早提出了分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国家计户授田，设立严密的户籍，建立严密的田界系统，开阡陌封疆再根据授田额决定剥削量”[2]。二是提出“分田”让恒产者有恒心。“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3]。这里的恒产主要是指田地，分得了田地，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4]。三是一切土地归百姓所有。承担实物地租的小型农民家庭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每家每户按土地多少向所在辖区的官府缴纳田地租金，再由官府逐级往上递交国库；土地分到农业小家庭个人手中，自然增加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总之，认真总结中国古代农业家庭建设与转型的成功经验，深入研究商鞅变法对两周后期农业家庭转型整合的积极作用，对于我们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处理好“三农”问题将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1]徐铭，李亚光.浅析战国时期农业家庭转型的原因和表现[J].农业考古，2012（03）：30-34.
商鞅变法篇7
本课的课程标准：通过商鞅变法等史实，认识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
本课的主要学习目标：了解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牛耕使用的作用是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大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在了解商鞅变法史实的基础上，认识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以提高学生理解历史问题的能力。通过学习商鞅变法，使学生明白商鞅变法符合时代要求，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培养自己勇于改革的意识和创新精神；通过揭示商鞅之死，使学生理解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树立“实现抱负不怕挫折和牺牲”的观念等。在学习过程中还可以让学生通过分工合作、收集资料、编排历史剧等方式，培养合作意识、团队精神。
在本课的学习中，如何让学生深入地理解商鞅变法等战国时期一系列变法出现的原因是一大难点。学生在学习中出现障碍的原因主要有三点：(1)学生的知识储备不够。笔者查阅了多个版本的初中新课改教材。这些教材基本不涉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和原理。这就给学生理解商鞅变法等一系列变法出现的原因带来了困难。(2)学生的认知水平较低。作为刚刚进行系统历史学习的七年级同学来说，无论使用哪一套新教材，在才上了寥寥几节历史课的情况下去理解商鞅变法等一系列变法出现的原因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另外，作为七年级学生，他们的思维水平还有待提高。(3)课本中出现的很多概念、词语也给学生的理解增加了一定难度。如北师大版七年级历史课本中的“千耦其耘”、“个体农耕”、“公作则迟”、“分地则速”、“新兴地主阶级”等。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在教学过程中，经过不断摸索、实践，终于找到了一条较好的学习路径，下面加以介绍，供大家参考。
首先，通过一系列问题，如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在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方面有了哪些进步，上述进步产生了哪些影响，从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概括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商鞅变法的作用有哪些……让学生掌握本课的一些基本知识。同时在此过程中让学生了解使用铁农具、牛耕与使用石器、木器及仅使用人力相比有何好处，新兴地主阶级的出现等知识。
其次，在此处先让学生听一段对话(两个奴隶主的对话)，然后引导其思考讨论泰国为什么要进行变法。下面这一段对话是很多教师在教学中经常采用的，可以让学生分角色朗读，也可让学生进行表演。
奴隶主甲：老兄，我最近买了一些新的劳动工具，这些工具都是铁做的。以前我的一个奴隶一天只能翻一块地，用了铁器以后啊，他一天能翻两块地呢!一年算下来，收成多多了。奴隶主乙：老弟，你有所不知啊，我早就买了很多铁农具了。可是我后来发现那帮奴隶经常破坏我花大价钱买来的工具，我心痛死了。奴隶主甲：为什么?奴隶主乙：他们想偷懒呗!这帮可恶的家伙，我看还是用以前的石器算了。奴隶主甲：我不这么认为。用了铁器以后，我们的收成比以前多多了。你为什么不想个办法，让奴隶们既不破坏工具，又乖乖地为我们种更多的地呢?奴隶主乙：有这么好的办法吗?
之后，教师可让学生结合对话讨论有哪些方法。学生想出了以下方法：把田租给奴隶，奴隶收获得多就给奖励；规定每天耕地的数目，耕得地多就给奖励；把地租给奴隶，让奴隶上缴收成，奴隶可以自留一部分收成；派监工进行监督，奴隶如果偷懒或破坏工具，要严惩；让奴隶互相检举揭发，告发别人破坏工具的可得奖励等。从学生的讨论出发，教师概括出大家的方法主要有两类：一是用奖励的方法，二是用强制的方法。教师要指出奖励的方法更好一些，因为这样做有助于调动奴隶的积极性。然后，教师要让学生体会道理：如果奴隶主把土地租给奴隶耕种，让奴隶上缴部分劳动产品，这时的“奴隶”已经变成了“农民”，而土地的主人已经变成了“地主”。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再组织学生讨论秦国为什么要进行变法。对于这个问题学生最容易想到的原因是富国强兵，因为书中叙述了这个原因。但教师可以从为什么变法能富国强兵、上述两个奴隶主的对话、当时的变法不仅仅只有秦国一国等方面，引导学生得出深层原因：商鞅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对于这一历史发展的潮流，教师可以通过以下图示，进行形象的展示。
商鞅变法篇8
但23年后，当秦孝公和商鞅去世时，秦国已一跃成为“超级大国”。这对君臣的相遇，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变法时代。如果没有他们，140年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也许难以实现。
在魏国兜售自己
商鞅是卫国公族的后裔。他所置身的战国时代，是一个饱学之士周游列国、到处兜售自己的时代，他们不需要祖国，朝思暮想的都是知遇之恩。
商鞅也不例外。他从小研读刑名之学，摸索出一套变法理论。尽管对法律、军事的研究已超出前辈吴起、李悝，但他的这套办法，在本国毫无兜售希望。
第一个机会来自魏国。魏国国相公叔痤，对商鞅的奇谋十分欣赏。不知道是商鞅的不幸，还是魏国的不幸，就在公叔痤决定向魏惠王推荐商鞅时，公叔痤已被病魔夺走了大半条命。他只能竭尽余力，告诉前来探病的魏惠王：“我死之后，希望您能以举国之事，听候商鞅的调遣。”
魏惠王估计被公叔痤这句话吓到了：商鞅？他才20出头，乳臭未干！当然，他尊敬老臣，没有当面说国相老糊涂。
公叔痤非但没有老糊涂，反而姜是老的辣。他看懂了魏惠王的表情，无奈，狠了狠心说：“既然您不用商鞅，那一定要杀了商鞅。”人才如战略物资，自己不用也不能资敌。
等魏惠王走后，公叔痤越想越不是滋味，一个青年才俊将因自己而死？不知是不是人之将死，其心也善，他派人叫来了商鞅，告诉他事情的经过：“你赶快逃走吧。”
公叔痤的急切溢于言表。看来，他一生最后的努力就是保全商鞅的性命了。然而，面对一个垂垂老者，商鞅的表现告诉大家，姜不一定老的辣：“国王既然不能听您的话而信任臣下，又怎么会听您的话杀臣下呢？”
果然，魏惠王没有杀商鞅。
公叔痤死了，商鞅在魏国的前景也就等于零。下一步去哪里？他把战国七雄一字儿排开，思索哪个国家会成为自己的买家。
恰在此时，秦孝公的“求贤令”了。
商鞅的目光越过了函谷关，他决定入秦。
三见秦孝公
商鞅见到秦孝公，是宠臣景监引荐的。
第一次见面，商鞅还弄不清秦孝公的想法。他试探性地从三皇五帝讲起，还没说完，秦孝公已经打起了瞌睡。事后，秦孝公怒斥景监：“你推荐的什么朋友，就知道夸夸其谈。”
见到秦孝公的这个反应，商鞅反而高兴了：“原来秦公的志向不在帝道。”第二次见面，他又从王道仁义讲起，秦孝公的兴致比前一次好点了，但还是觉得不着边际，哈欠连天。商鞅更高兴了：“秦公志不在王道。”
于是，第三次见面，商鞅劈头就问：“当今天下四分五裂，您难道不想开疆拓土，成就霸业么？”
秦孝公立刻精神了，他要的就是霸道！听着听着，他不由自主地向商鞅靠拢。最后，秦孝公不再矜持，激动地握住商鞅的手：“请先生教我。”
说服了秦孝公，商鞅的强国大计只是销售了一大半。秦国的重臣还对变法有所保留，甘龙、杜挚等人，就对商鞅的一套毫不买账：“商鞅来自外国，他根本不了解秦国的实际情况，国君不过是被他的花言巧语迷惑而已。”
聪明的秦孝公并不急于表态，他要看看商鞅如何应付――如果你的变法政策连大臣都说服不了，还如何推行全国？商鞅站了出来，和群臣展开了一场著名的“答辩会”。甘龙说，要效仿先圣。商鞅就历数那些成败君主，凡是有作为的必有所创造，有所超越，陈陈相因导致衰亡，顺应时势才能大展宏图。一番滔滔雄辩，把对方驳斥得哑口无言。
说服了大臣，商鞅的变法政策还只在朝廷站稳了脚跟。但是，老百姓会相信你的新政策吗？商鞅想到了一个办法。
一天，商鞅亲自来到国都的南门，令人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百姓不知所以，纷纷前来围观。商鞅宣布，能把这个木头扛到北门，即赏十金。“这可是重赏啊！”人群中一阵惊叫，却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商鞅果断地把赏金提高到五十金。终于，有个年轻人出来，他轻松地把木头搬到北门。众目睽睽之下，商鞅当场付款。
举国轰动了：商鞅是信守承诺的！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开始了彻底而系统的改革。土地制度变化了，开阡陌，除井田；治安管理加强了，什伍连坐，互相监督；贵族特权取消了，奖励农耕，生产的粮食多也可以立功，优秀的农民可以扬眉吐气；爵位等级秩序建立了，不分平民贵族，以战功授奖，只要立功多，就可以富甲一方。秦国的军队从此变成虎狼之师。既然杀敌取胜可以带来财富和地位，何乐而不为呢？
十几年里，“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公元前350年，在商鞅的主持下，秦国迁都咸阳，以郡县制划分行政区域。接着，秦国夺取魏国河西之地，迫使魏国迁都大梁。甚至，那个名义上的皇帝周天子，也要如同诸侯一样向秦国祝贺。普天之下，秦国之外，已无强国。
秦孝公兑现了他在“求贤令”中的诺言：“与之分土”。商鞅被封为大良造，因战功封於、商十五邑，号商君。巨大的荣誉与权力倾覆朝野，商鞅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死在自己的法律下
但是，秦国的强大并不符合所有秦国人的利益，首当其冲的是旧贵族。在特权被取消之后，他们变成了商鞅的死敌。
早在变法之初，太子就指责过商鞅：“新法严峻。”按照商鞅的政策，敢说新法的坏话，这还了得？罚不了太子，也要罚教导太子的两位师傅――公子虔被割了鼻子，公孙贾脸上被刺了字。
法律的权威虽然得以保障，但未来的国君却得罪了。有人劝商鞅急流勇退。但是身在权力的顶峰，又有几个人懂得退？大概商鞅以为自己仍可以逢凶化吉。他对政治的瞬息万变，对君主的自私一面，估计不足。他对平民生活，毫无兴趣。于是，在秦孝公后期，商鞅有太多的机会为自己留退路，但都被他放弃了。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这是很多人潜心等待的一个时刻――时势会因为一个人的存在与否而发生巨变。太子驷继位，为惠文王。公子虔等人终于有了报复的机会，他们告发商君谋反，发吏追捕。商鞅有口难辩，唯有逃亡。
在一个月色初上的黄昏，商鞅逃到了函谷关，关守尚不知咸阳城中的变故。但商鞅万万料想不到的是，他出逃太急，忘了带验证身份的凭证，而每一家店主都告诉他：“我们商鞅大人制定的法律，留宿没有证件的旅客，店主要受连坐之罪！”
商鞅变法篇9
1.商鞅变法的背景。商鞅变法是在东周末年诸侯争霸的背景下进行，这次改革的目的就是争霸。在这一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整体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西周时期形成的宗法血亲为基础的通过周礼来进行规范的统治制度已经很难规范和拘束这个分崩离析、礼崩乐坏的时代，各方诸侯都在努力寻求改革，希望通过一种新的、可以替代周礼的统治工具来对统治制度进行改革，商鞅变法亦是如此。就这一问题全国上下在改革之初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旧贵族政治势力代表甘龙、杜挚，竭力维护奴隶制的“礼治”，先后声称“：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从进步的社会历史观出发，当场针锋相对地予以批驳，他以“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和“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诸多史实为例，论证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管理思想，阐明时代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措施必须有所变化，宜应“不法其故”“，不循其礼”，力言实施变法革新，当机立断，非此无以实现强国利民[1]23。这种背景下的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是“一断于法”，即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改革，改变了西周时期“国家大事，在祀与戎”[2]的格局，实现通过“法”来对国家进行规范的目的。
2.商鞅变法的主体思想。商鞅变法在整体上是为了适应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革要求，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作为基本观点，从农业、富国强兵、法制推进等方面进行改革。商鞅变法的思想由四个主要部分构成，第一个部分是中农抑商的思想。战国时期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在诸侯割据、战乱纷争加剧的同时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然而，在当时的统治者眼中来看，国家的繁荣与强大不能依靠商业贸易，而是要依靠农业生产，他们认为商业贸易是一种小部分人通过交换谋取利益的手段，本身并不能创造社会产品，一旦以这些活动作为发展的基础就会削弱国家的整体实力，所以他们都主张以农业生产为主，不主张商业贸易，商鞅变法亦是如此。第二个部分是向统治特权开刀，废除分封制和世袭世禄的制度，实行郡县制和人才选拔制，从而发掘了大量的人才，盘活了秦国的行政管理，使整个国家充满了活力。第三个部分的思想是强兵政策。在战乱时代，强兵既是称霸的基础，也是生存的基础，因此商鞅变法中非常重视对战功的奖励。第四个部分，是依法治国的思想。商鞅变法时的“依法治国”与现代的“依法治国”有很大的不同。现代的依法治国是指法律在国家治理中具有最高的权威，通过法律来对权力进行限制和规范，从而达到国家的治理，其相对应的是人治，即人作为最高的权威。而商鞅变法中的“依法治国”是为了突出“法”的地位，即通过法律来治理国家而非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治理国家，这里的“法”并没有最高权威的意义而是具有工具意义，突出与以“礼”治国的区别。商鞅变法的理想是“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重轻，刑去。常官，则治。省刑，要保，赏不可倍也。有奸必告之，则民断于心，上令而民知所以应。器成于家，而行于官，则事断于家。故王者刑赏断于民心，器用断于家。治明则同，治暗则异。同则行，异则止，行则治，止则乱。治则家断，乱则君断。治国者贵下断，故以十里断者弱，以五里断者强。家断则有余，故曰：日治者王。官断则不足，故曰：夜治者强。君断则乱，故曰：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3]，就是希望通过法来达到国家治理的目的。
二、商鞅变法的实现途径
在变法中，商鞅从树立法律权威、规范国家制度和制定刑罚体系三个维度塑造封建法律。在改革之初，不仅许多大臣坚持以礼治国作为基本方略，百姓也对法律不信任、不了解。为了推进变法，商鞅从塑造法律权威做起，他命人在城门口贴了一个告示，告示上写着如果谁将门口的杆子扛进城就给谁一笔不菲的奖金，很多人看到告示都不敢相信，最后有个年轻人试了，果然获得了告示承诺的奖金。商鞅的这一举动彰显了政府的公信力，打下了变法的信任基础。这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对其后的中国法律发展更加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法制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商鞅还采取了两项重要举措，一是通过法律规定了政府职权和职责，对老百姓提出了要求，通过法律确定了土地所有制，确定了国家的基本制度，使法律的规范意义得到凸显，法律作为一种成文的、可预测、可知晓的行为规范取得了人们的信任，法律权威逐渐树立。这相当于在政府和百姓之间以法律为形式建立了一种社会契约，从而使国家管理更加高效；二是制定了严刑峻法，这里的严刑峻法不仅约束百姓，还约束统治阶级，只要违反了法律规定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中央集权的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格局形成，创造了一个国家一部约束性法律的政治基础。商鞅的这些做法使秦国迈入了“依法治国”的轨道，并且最终吞并了六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封建王朝。
三、商鞅变法对中国封建法制形成影响
首先，商鞅变法为中国封建法制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商鞅变法是将法家思想注入国家统治当中，经过具体的制度改革后法律成为了国家政治统治的权力桥梁，最高统治者通过法律将社会上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串联起来，任何人触犯了这条绳子都能够在最高统治者的意志下解决，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形成，使得统治者对法律的依赖性更强，使社会群体不得不遵从法律，这样法律作为政治统治工具才真正具有了权威性，才真正从民间学派思想变成治国方略，所以说商鞅变法为中国封建法制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封建法律得以发展的政治实体。
其次，商鞅变法使法律权威在社会上得以确立。秦国的强大使各国纷纷效仿，一时间“变法”成为各国试图强大的途径，社会和诸侯都对法充满信任。同时，商鞅变法中的法律责任不仅针对被统治阶级，还包括了王侯将相，任何人触犯法律都要受到法律处罚，法律成为一种既能限制人们行为，也能保护人们利益的工具，从奴隶社会中裸的“刑罚”变成一种具有“维权”功能的“正义”价值符号，使整个社会都自愿遵守法律，真正树立了法律权威。在这一点上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也予以肯定，他认为“：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告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
第三，商鞅变法促进了法律事业的发展。在商鞅变法的过程中，除了制定法律制度树立法律权威以外，还进行了大量的立法，开办法律教育，为中国封建法律的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和人才资源。
商鞅变法篇10
【英文摘要】properattentionshouldbepaidtoShangyang''''sobscurantthoughtinthecircleofscholarsbecauseithadprofoundlyaffectedculture,thoughtandpoliticsthroughoutthehistoryofChina''''sfeudalsocieties.thispaperdiscussesthespecificcontents,motivesandpurposecontainedinShangyang''''sobscurantthoughtanditsinfluenceonthepoliticsandpoliticalideologyoftherulingclassduringtheQiandHanDynasties.
【关键词】商鞅/愚民思想/目的/内容/影响
Shangyang/obscurantthought/purpose/content/influence
商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改革家，他在秦国实行的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为秦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长期以来，商鞅变法一直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是，在学术界，人们在研究商鞅变法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所带来的影响时，往往偏重于分析变法中所实施的某些具体措施的得失，而忽视了隐藏在这些措施背后、并与其息息相联的、且同样是其变法内容的政治主张——愚民思想。事实上，商鞅的愚民思想与商鞅变法这一历史事件本身一样，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都产生过长远而又深刻的影响，应当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本文拟就对商鞅提出愚民思想的动机和目的、商鞅愚民思想的具体内容、以及其对秦汉时期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和策略所产生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作些初步的探讨。
一商鞅提出愚民思想的动机和目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与时代的政治形势相适应，这时在学术上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针对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各国的政治弊端，当时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就如何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等问题提出了许多主张和看法，“愚民”这一政治观点就是其中之一。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中，较早提出“愚民”观点的是老庄和管仲。老子曾公开倡言要用愚民政策来窒息人民的反抗思想和麻痹人民的斗志，他说“古之善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注：《道德经·六十五章》），他极力反对开发民智，要求从精神上、物质上杜绝一切能够激发民智和引起争端的措施。庄子则更是将老子的观点绝对化，他主张取消一切制度、规范和文化，认为只有“绝圣弃智”（注：《庄子·去箧》）社会才能安宁。管子也认为“君明、相信、五官肃、士廉、农愚、商工愿，则上下相体，而外内别也。”（注：《管子·君臣》）因此“昔者圣人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知和同以听令也。”（注：《管子·法禁》）他主张“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注：《管子·任法》）其后，许多学派特别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如李悝、吴起、申不害、慎到等人，都在各自的学说中或多或少地流露出愚民的主张。但我认为，在春秋战国诸子中，商鞅和韩非子的愚民主张是最明确、最有系统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最大的，而韩非子的愚民思想实际上是对商鞅愚民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发挥，因此商鞅的愚民思想在先秦诸子愚民思潮中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具有特殊的意义。
那么，商鞅为何要极力主张愚民之治呢？我们知道，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的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秦国富国强兵、完成统一大业，从这方面来讲，它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潮流的，也是与广大人民的愿望是一致的。但是，在当时，国家机器是被统治阶级所掌握的，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因此，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讲，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而在较大程度上只能是对立的。商鞅也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民强国弱，民弱国强”（注：《商君书·弱民》），要想国家富强，就必须削弱人民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削减人民的抗异实力。不仅如此，商鞅还认为，一个君主，要想控制天下、战胜敌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必须制服自己境内的平民。所以他说：“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注：《商君书·画策》）“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注：《商君书·弱民》）而弱民的根本手段则是使民“朴”，也就是愚民。他认为，人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注：《商君书·弱民》）只有使广大人民愚昧无知、朴实忠厚，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而只能是老老实实地听从统治阶级的任意摆布，这样国家就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也就会更加牢固。
另一方面，在商鞅所处的时代，国家的头等大事莫过于农业和战争，农业的发展是国家富强的根本途径，赢得战争的胜利则是战胜敌国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在商鞅变法的各项内容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重农战，而其它的内容和措施都是围绕着这一内容展开的，是为它服务的。所以，能否使广大人民重视农战，也就成为了商鞅变法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正因如此，商鞅说道：“圣人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注：《商君书·垦令》）为了使人民能够集中精力专心农战，商鞅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否使人民愚昧无知。在他看来：“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疾务农。”（注：《商君书·垦令》）一旦平民愚昧敦厚，他们就不会崇尚学问，不会被其智巧所迷惑，就会专心致志地按照君主的意志从事农战。所以，商鞅提出的愚民思想是与其最重要的变法内容——重农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其目的是要人民摈弃杂念、归心于农战。
由上可知，商鞅之所以提出愚民的主张，无非就是为了使君主能够更好地统治和驱使人民，使人民专心从事农战，从而达到富国强兵、无敌于天下的目的。在《商君书·定分篇》中，商鞅指出：“民愚则易治也”，此一语，就直截了当地道出了他积极推行愚民之治的真谛所在。
二商鞅愚民思想的内容及其实现愚民的具体措施
在商鞅变法的各项内容中，无处不体现出其愚民之治的思想，因此，商鞅愚民思想的内容是与商鞅变法中的各项措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商鞅愚民思想的内容及其实现愚民的具体措施，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去礼乐，尚法治。在儒家学派看来，礼乐是立国、治国的根本，所以孔子虽然生当“礼坏乐崩”的春秋末期，但仍向往西周的礼乐制度，主张“为国以礼”（注：《论语·先进》）的“礼治”；战国时期的荀子虽重视“法治”，但他把礼的地位抬得更高，提出了“治之经，礼与刑”（注：《荀子·成相》），既隆礼又重法的主张。商鞅的礼法观却完全不同于儒家，他认为“礼治”并不能达到使人们归心于农战的目的，而只会使人们更加巧伪、更加轻视法制，因此礼乐与法治是绝对对立的，所以靠德治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而必须将法制放在首位，加重刑罚，依法去民之巧伪智谀。他说：“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狠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注：《商君书·垦令》）主张除去礼乐，通过以重刑的手段来压抑人们的智慧、禁锢人们的头脑，使他们顺服于君主的，俯首听命于君王。
为了使君主和上层统治者更加清楚和了解他的这一主张，商鞅还从历史的观点阐述了去礼乐、尚法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据《商君书·更法》和《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在秦国变法前夕曾同秦国的贵族代表甘龙、杜挚等就要不要“变法”、“更礼”等问题展开过一场辩论。甘龙认为，“圣人不易名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杜挚也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注：《史记·商君列传》）而商鞅则认为，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加以改变，既不能复古，也不能保守。因此，他反驳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王。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注：《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将人类以来的历史划分为“上世”、“中世”、“下世”和“今世”四个阶段，他认为在不同的阶段，社会形势和社会风气都不同，因而作为君主，在制定政策和法令时就不能效法古代、保守现状。在他看来，由于古时的民风厚朴，所以古时的君王“因事而制礼”，以德权就可以治理好天下，因此礼乐是当时的治国之本。而今世则是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民风巧伪。在这种形势下，诸侯国君要想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壮大国家的力量，实行“以力服人”的“霸道”，而不能像儒家那样讲什么“以德服人”的“王道”，不能以礼乐治国，而应以法制来治国。所以他说：“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注：《商君书·开塞》）
二、禁《诗》《书》，贱学问。与儒家将《诗》《书》作为治国经典不同，商鞅认为《诗》《书》对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益，其唯一的作用就是扰乱、蛊惑民心，增长人们的智巧和力量，破坏国家法令制度的推行。因此，他将礼、乐、《诗》、《书》列于国家“六虱”之首，是“亡国之俗”（注：《商君书·靳令》）。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好用《诗》《书》，人们就会把精力放在学习《诗》《书》上，最终必定会导致“上无使战，必贫至削”（注：《商君书·靳令》）的局面；相反，如果不用《诗》《书》，则“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注：《商君书·去强》），并且还会起到“民泽毕农，则国富”（注：《商君书·去强》）的效果。
如前所述，商鞅之所以提出愚民主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通过它来达到弱民的目的。在商鞅的心目中，人民“淫”是其所以强的重要原因，而他所说的“淫”就是指人们好学问、有知识、用智巧。关于这一点，商鞅在《商君书·外内篇》中，是讲得较清楚的，他说：“奚为淫道？为辩智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因此，为了弱民，就必须禁《诗》《书》、废学问，他认为“国去言民则朴，民朴则不淫”，（注：《商君书·农战》）只有这样，才能禁除人民的智巧，更好地削弱人民的抗异力量，增强国家的实力，达到“国必无敌”的效果。
那么，怎样才能使人们轻视学问、废弃《诗》《书》呢？商鞅认为，仅靠国家明令强制燔烧《诗》《书》是不够的，还必须要采取一些相应的策略和手段，让人们自觉地、心甘情愿地鄙视学问。为此商鞅提出：“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国家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注：《商君书·垦令》）同时他还提出禁止儒生、大臣、诸大夫游学、游仕，闭塞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尽可能地让人民愚昧无知、不好学问，使他们专心务农。他说：“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智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智农无从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注：《商君书·垦令》）
三、废好恶、去享乐。商鞅根据其重视农战、弱民强国这一思想，进一步提出了要反对人们有所好恶的主张，因为在他看来，“政民之所恶，民弱；政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强之，兵重弱。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弱之，兵重强。”（注：《商君书·弱民》）人们一旦有好恶享乐之心，就必定会产生忧虑、思考，而人们在忧虑思考过程中，就必定会产生邪乱之心。他说：“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注：《商君书·开塞》）因此，为了防止人们出现之心，更好地维护统治阶级的长久统治，商鞅认为，不仅必须要从精神上摒弃人民的喜怒哀乐，而且还要废除人民在物质上的享受。在他看来，音乐、歌舞、装饰品及人们的，不仅会造成物质上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它还会导致人们的精力分散，不安心农战，使人们的智巧得以发展，甚至还会激发人民的反叛之心。所以他提出要使“声服无通于百县”，这样，人民就会“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一。意一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注：《商君书·垦令》）在物质方面，他还提出要抬高物价，加重税收，使之十倍于成本，这样商贾之人就会减少，农民就不会过度地饮酒作乐，大臣官吏们也不会沉醉于吃喝玩乐之中，“商贾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shì＠①，则农不慢；大臣不荒饱，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注：《商君书·垦令》）
商鞅一方面主张废除人民的好恶、享乐，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作为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他说，君主必须懂得和了解人民好恶的心理现象。他主张，因为人民好赏，所以就要用奖赏来引诱他们；因为人民恶刑，所以就要用刑罚来威逼他们。通过这种途径使人民在自己的好恶面前感到迷茫，不让人民去思考，使之愚味，使他们的所有行动都在统治者的指挥下去进行，从而达到其愚民强国的目的。
四、遗贤弃智，按功而赏。与废《诗》《书》、贱学问这一主张相联，商鞅还主张国君在任用官吏时要“任其功而不任其德”（注：《商君书·错法》），不能以贤智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而应量功而任。他认为君主要达到使人民贱学问的目的，就必须要使“国以功授予爵”（注：《商君书·靳令》），而“不滥富贵其臣”，做到“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注：《商君书·画策》），更不能以精通《诗》《书》、擅长学问授官行爵。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以贤智作为授官的标准，那么人们就会纷纷放下自己手中的农活，不务耕战，崇《诗》《书》而尚学问，这样就达不到重农战、贱学问、使人们愚昧的目的。他在《商君书·农战》中说：“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官爵的授予失去了常规，结果“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而这些人“进则曲主，退则思虑”，对国家极为不利。但“今上论材能智慧而任之，则智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一，辩说之人而无法也”，如果长期下去，“则民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商鞅认为，凡是圣明的君主在治理国家时，都应当按功行赏，因为“凡民之所疾务农战不避死者，以求爵禄也”，一旦人们见到“为辩智者不贵、游宦者不任、文学私名不显”，那么“军士死节而农民不偷也。”但是，“今世君不然，释法而以智，背功而以誉”（注：《商君书·君臣》），结果造成了“军士不战而农民流徙”（注：《商君书·御盗》）的局面。所以，为了奖励军功，商鞅在变法过程中还重订军功爵二十级，斩得敌人甲士首级一颗，即赐爵一级，并按爵位高低授与种种特权，包括犯罪也可以减刑的特权（注：《秦律·游士律》），而把那些既无军功又不从事农作但却身居高官、享受荣华的所谓贤智之士，则称之为必须铲除的“奸民”。商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喜农而乐战”，专心致力于农战，从而达到富国强兵和“无敌于天下”的目的。
五、一言、一教。商鞅所处的时代，正是战国纷争之际，这时各种阶级、阶层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游说之士层出不穷；各种学派、各种理论应运而生。当时的各国诸侯，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需要，对于这些理论加以选择运用。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的商鞅，从其本阶级及秦国的利益出发，极力主张法家思想，而对于其它学派的理论则竭力排斥。他认为，一个国君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就必须只能以一种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而不能使其它的学说掺杂于其中，更不能任用巧言辩说之徒，听任他们议论朝政。因为“说者成伍、烦言饰词而无用”（注：《商君书·农战》），相反它还会起到迷惑主心，扰乱民意的作用，使人们变得虚伪、浮华，而这种结果则正是与商鞅所提倡的“愚民”政策相悖违的。反之，如果国家除去巧言辩说，那么人们就会朴实而不放纵，就不会违背王令、触犯国禁。商鞅针对当时的情况指出：“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hūn＠②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矣。”（注：《商君书·农战》）鉴于此，商鞅把他所认为是不利于农战的“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说成是“六虱”，坚决反对“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并让博闻、辩慧之类的人“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以独立私议以陈其上。”（注：《商君书·约刑》）这实际上是用法家所主张的法令来统一思想，取缔其他各家学派，特别是儒家，由此而发展到“燔《诗》《书》而明法令”，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实行文化专制，借此实现其愚民的目的，更好地维护君王的统治。
三商鞅愚民思想对秦汉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
商鞅的愚民思想是商鞅在春秋战国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它是新兴地主阶级必须建立统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和商鞅变法这一历史事件一样，它不仅对于此后的秦国，而且对于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特别是秦汉时期的政治思想文化都产生过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商鞅之后，旨在愚民的法治思想经过韩非子的进一步发挥，完全成为了秦的指导思想。在秦统一中国后所推行的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措施中，都深深地留下着商鞅愚民思想的烙印。“挟书令”的颁布和禁止私学是对商鞅“一言、一教”主张的直接继承，“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则是对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的进一步发展，残酷的刑法和暴政更是将商鞅“以刑去刑”愚民措施推向了极端。不可否认，商鞅的愚民思想和愚民措施在战国时期的秦国确实起到了打击阻挠变法的贵族、帮助秦国富国强兵、最终使秦国统一天下等积极作用，但是，在秦国的封建政权彻底确立以后，它对于整个社会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越来越明显地凸现出来，即：不利于社会生产的进步、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妨碍了文化的发展。而这正是后来在愚民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秦朝迅速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所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汉建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感到单靠法家思想是不足以维系其统治的，因而在继承秦制的同时，对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进行了重新调整，经过汉初采用道、法结合的黄老思想作为短暂过渡后，到汉武帝时，终于接受董仲舒等人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就取代了法家思想而逐渐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在表面看来，从汉初“挟书令”的公开废除，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乎汉代采取了一条不同于秦的思想文化政策，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会不难发现，商鞅、韩非等人的愚民思想其实是被汉代的统治者以一种更隐蔽、更高明的手段继承下来了。汉初废除“挟书令”，鼓励民间献书，容许各家各派可以自己讲学传授，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正处在对统治思想进行重新选择和调整之中，并非意味着对愚民思想的放弃。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正好是秦愚民政策另一种形式的翻新，因为儒术的独尊实际上就意味着对儒家以外各家学派的压制，它对于人们思想禁锢的程度并不亚于秦代对《诗》《书》的简单焚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愚民政策所取得的效果比秦代更佳（这也是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在实施愚民政策时更多地采用汉代策略的原因之所在），只不过不同的是，“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裁制；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注：顾颉刚《汉代学术史·尊儒术而黜百家》）不管秦汉愚民政策的手段和结果如何，但商鞅愚民思想对秦汉统治者所产生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所述，商鞅的愚民思想始终贯穿在他的各项变法措施之中，它不仅是商鞅变法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其变法能否顺利贯彻施行的一个重要保证。尤其不容忽视的是，它对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所产生过的巨大影响。所以，深入地对商鞅愚民思想进行探讨，不仅对于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商鞅本人的政治主张有很大帮助，而且还对于我们进一步地研究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策略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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