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问题论文篇1
一、可持续发展的村镇规划建设价值取向
在发达国家村镇规划中，判断可持续发展有2个不同的角度：一个是以生态为中心；一个是以人为中心的。“生态中心论”以环境可承受和环境得以改善为前提来判断可持续发展，如决定人口和经济增长的限度：“人本论”以满足当前人的需要但不损害后人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为前提来判断可持续发展。两个不同的立足点的差异之一是尺度不同：“生态中心论”的尺度是区域的或全球的，而“人本论”的尺度是地方的，一个村、一个镇和一个城市。用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去规划设计社区时大都采取“人本论”的立场。
英国的《21世纪地方发展纲要》从4个方面考虑可持续发展的村镇规划设计：
（1）在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设计中，应采取生态学的方式去考察社区，重新研究社区与它的背景的关系，如自然景观、生态系统、水和能源等。
（2）在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设计中，应尽可能强化地方社区的独立的和综合的功能。一个地方对汽车的依赖会产生环境污染、交通设施使用不平等、过量使用土地和能源等问题，因此，避免地方社区的区域功能衰退，减少对汽车的依赖，是用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去规划设计社区的重要内容。
（3）在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设计中，采用人的尺度、土地与空间的混合使用、人群的混合居住、维护地方的社会资本等基本准则。
（4）调动各方面积极参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设计，使每个人都能负起尽可能减少对生态系统干扰的责任。
按照这些准则设计的社区有如下理想特征：有适当的住宅、工作机会、当地生产的农产品、稳定的能源和水源；不同年龄和收入的人们形成一个和谐的社区；人们在那里生活、工作、参与各类社区活动；大部分人在那里工作，不需要每天为了工作而长途奔波；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自己属于那里。这些描述可以归纳为6大设计原则：
（1）独立性：无论从技术上、社会上还是环境上讲，村镇居民的日常需要应尽可能在当地得到满足。例如，居民在村镇里能够得到就业或得到基本的社会服务，减少出行，从而减少在交通上的能源消耗，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2）混合性：在设计上给村镇里不同的社会阶层、经济收入、年龄特征的人们以选择的机会，包括出行方式、住宅、工作、服务和开放空间等，尽量采取居住混合，功能混合，适宜步行等基本设计手法。
（3）地方性：村镇规划与设计应顺其自然，如地理环境、自然景观、水系、生态系统、小气候的条件，不仅增加了每个社区的个性，也保护了环境。
（4）综合性：充分考虑人们在地方社区内的各种各样的空间联系，如公共场所使用的多样性，道路使用的多功能性。
（5）开放性：村镇规划与设计应尽可能对未来开放，如公共建筑用途的变更，住宅的扩大，基础设施的增容，多功能的开放空间。
（6）自我管理：村镇规划的决策应放到尽可
二、村镇规划建设要注意乡村的特点
（1）非农业使用的土地叠加在多倍于它的自然开放空间上；
（2）人的尺度与乡村自然尺度的巨大反差；
（3）乡村空间基本保存着原有自然地理形态和多样性的相互联系；
（4）土地和空间的非农业化会对生态循环链发生影响；
（5）开放空间与其他使用在土地分配上的比例和在空间布局上存在特殊规律；
（6）村镇居民的资源供应能力和废物吸收能力是确定的；
（7）农用地的保护与对农用地调整的生态约
（8）居民点自然文化特征和地域文化特征混城市规划并不涉及这8大特征，而村镇规划设计如果忽略它们，后果就是失去农业生产空间，失去自然的开放空间，失去良性的生态循环链，失去村镇居民点的各种自然特征，失去地方文化特征。但是，反对套用城市规划的方式、去指导村镇规划，并不意味着拒绝采用城市规划的技术和手段。相反，它仅仅意味着在规划村镇居住区的形体时应用城市规划和设计手段，同时，还必须再加上对乡村自然开放空间、乡村自然尺度、乡村自然地理形态及其联系、乡村生态循环链、乡村生活与生产的混合等因素的考虑。
三、按照乡村发展趋势合理规划村镇布局
1.都市区和非都市区不同地区乡村的变化前景是不同的。比如，都市区的乡村（郊区）与一般农业地区的人口变动会有不同趋势，乡村居民点的生命力也会有不同情况。美国有都市区和非都市区的统计定义。都市区（也译为“大城市统计区”），由5万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和在其影响下的城市和乡村组成。在80~90年代，美国有268个都市区，人口1.98亿人，占总人口78％，面积占15％。在都市区中，郊区人口占一多半。非都市区包含其他中小城市和大部分乡村。乡村指居住人口在2500人以下、不属于城市区的居民点。非都市区的村镇，1980年有2443个，1992年有2304个。镇有多种形式，比如农业镇、工业镇、矿业镇、退休人员镇、官员镇等。
在法国，位于城市附近或位于工业和城市人口聚集区（ZpiU，类似于中国所谓城乡结合部地区）内的乡村人口，以及部分边远乡村的人口也有增加的趋势；也有1／3的村镇人口在减少，比如在科西嘉中部、南阿尔卑斯和布列塔尼中部，主要是一些人口密度很低（20-30人／km2）的地区，一直存在着荒芜化、人口外流和老龄化。
2.村镇布局调整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篇2
关键词：学科“三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理论课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立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主渠道，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便成为高校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任务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日益显得重要。为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立不仅会优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主渠道，而且会有助于更好地完成这项重要任务。诚然，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简单地等同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但也不能囿于学科建设是从事理论研究，而忽视理论教育所从事的理论普及工作。学科建设固然是着力于理论上的提升，但理论工作本身的特性、特点和发展的规律性要求我们，紧密结合理论教育的实际，为理论教育服务，不仅不会影响理论品位的提高，而且是促进理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理论要真正发挥作用，就需要重视理论教育和理论普及，这是理论的本性使然，是理论发展的规律使然。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级学科来建设，使其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形成了更为紧密的关系。这一紧密关系的形成，是一个相互受益并获得双赢的过程。在这种紧密关系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将不断得到学科建设的有力支撑，同时，学科建设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服务的过程，又会有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身的发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既不会影响和限制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发展，也不会降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的水平。恰恰相反，密切关注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需要，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研究成果和适用的人才，将会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的内容，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拓宽用人渠道，夯实学科建设的基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效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成就和水平的重要体现。总之，通过双向对接，二者会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得以更好更快地发展。
二、“三农”问题的提出
“三农”指农村、农业和农民；而“三农”问题则特指中国大陆的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包括贫富悬殊及流动人口等。
农民问题：是“三农”的核心问题，表现为农民收入低，增收难，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实质就是农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农村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村面貌落后，经济不发达。
农业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民种田不赚钱，产业化程度低。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实行的是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开始推动农村产业化的进程。然而，第一产业的发展却始终远不及第二与第三产业。农民种田没有足够的收入，便开始出现农民进城打工的现象，由于城市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从而形成了大量集聚在城市却无工可做的农民工群体。随之而来的是农民生产积极性持续下降，农业投入开始减少，导致更多的农民进城“找工作”，形成恶性循环。因为农业发展的优劣直接影响国民经济，而且农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3/4，其生活状况成为中国人总体生活状况的最主要反映，农村能否尽快发展便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三农”问题也就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
对于“三农”问题的研究和学习需要循着这样一个逻辑框架：
从时代背景着眼认识“三农”问题，全面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大视野和大手笔，“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这一发展循着“（1）城镇化—（2）工业化—（3）现代化”的基本行程，其中“城镇化”是这一发展转变的原动力。要将这三个层面与“三农”问题放在一起思考。首先要了解传统农业社会。从内容来看，要认识两点：传统农村和传统农民。
中国作为一个以农立国的发展中大国，传统农村社会的乡土特点十分突出，乡是农民世代栖息的地方，土（即生产资料）是农民谋生的基本手段和方式。经济活动的相对固定性决定了农民祖辈落脚于乡村，拓荒耕地。生于土地，长于土地，世代繁衍，终老于土地。传统农村的社区性质和农业生产方式紧密相连。为此，了解中国传统农村社区，就需要从传统社会的农业开始。这可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史”与“论”结合的切入点。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三农”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重在研究和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和扎根、结果的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以及在这一进程中形成的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
现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四门课程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修养”均可涉及“三农”问题。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有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尽管有人说，作为一本教科书不必须有相关内容，但笔者认为，既然“三农”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来说非常重要，还是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的“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两部分的内容中有所反映的。如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系统阐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时，特别强调工农联盟在国家政权中的极端重要性；列宁制定新经济政策解决农民问题开创了苏联社会主义初期的建设道路；斯大林没有解决好农民问题，是苏联模式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等内容完全可以写进教材或教案。这其中，《法德农民问题》是恩格斯晚年长期研究农民问题的卓越成果。这部著作，对指导当时农民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今天的无产阶级政党正确解决农民问题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政党，对目前社会主义者突然到处都把农民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感到非常惊奇。按理说，我们倒应该对这件事情没有早已发生而感到惊奇。从爱尔兰到西西里，从安达卢西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对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来说，尽管毛泽东本人没有明确提出建设新农村的概念，但从他的有关论述、文稿及在他指导下形成的一系列文件和指示中，仍大体勾勒出了他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思想。毛泽东一生关注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为此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这是我们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必须加以阐释的宝贵精神财富。要注意研究和引用、介绍毛泽东当年开辟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基本经验，讲明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义。毛泽东特别强调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支援农村建设。这些可贵的探索与设想，都可以成为我们在授课时引用的精粹。此外，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对“三农”问题的大量讲话、指示和文章也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的应有内容。如邓小平同志立足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比较落后，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实际国情，深刻指出，中国的稳定与发展，首先取决于农村，我们制定政策规划蓝图，必须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江泽民同志则指出要始终明确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胡锦涛同志多次对“三农”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并对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领导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首要位置。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三农”问题的论述都是我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讲授“三农“问题的“纲”和“灵魂”，是需要写进“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之中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可以从中国近现代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上入手来阐释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发展。有人说，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修养”的教学中很难讲“三农”问题，实际上并不尽然。如第一章“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旨在帮助大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如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坚持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统一，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化理想为现实。立足于国情谈理想就是从现实出发，这个国情和现实便是“一穷二白”的农业大国。再如，“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作为一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课程，在教学大纲的设计以及教育教学过程中，既要向大学生进行系统的理论教育，强调知识的系统性、理论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又要强调在理论逻辑中凸显问题意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要紧紧围绕大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所出现的重大问题，重点解决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理想信念、爱国主义、诚实守信、社会责任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和心理健康等问题，强调切合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切实解决大学生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真正体现“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三贴近”当然离不开贴近“三农”问题。
总之，现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四门课程都与“三农”问题有着不解之缘，都需要对“三农”问题从自身的课程特点出发加以阐述。但在讲授中要注意：1要处理好现行教材与教案的关系，处理好教材中有“三农”内容的和教材中无“三农”内容的课程间的关系，教材中有“三农”内容的，是要写进教案展开阐释的，并要注意其它教材中的“三农”问题是从何种角度讲的，要体现本课程的层面；教材中没有涉及“三农”内容的要讲，也可写进教案，但需注意入手与着眼点，切忌重复其它教材的内容。2、要贯彻“论从史出”的原则。结合自身的课程特点，从事实（史）中讲道理（论）。从四门课程的总体来看，“三农”的发展“史”主要由“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来体现。3、四门课中关于“三农”的内容要有逻辑递进关系：既可以时间在先为序，也可以逻辑在先为序；各门课程中的“三农”内容要有所侧重。实践表明：万丈高楼需从平地起，通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不断充实和完善，是一定会大大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和发展的。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2000
2、《毛泽东思想基本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2001
3、何萍、李维武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讨.人民出版社，2002.
4、丁俊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篇3
十年前，我在拙作《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的前言中曾说：“研究毛泽东，不探讨中国的农村与农民问题；研究毛泽东时代，不认识这个时代的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与农村经济发展……就难以准确地把握毛泽东这位现代中国的历史巨人”[1]。然而，十年后的今天，面对当前严重的“三农”困境，我更愿意说：读不懂毛泽东，就理不清当代中国农民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素有“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的说法。1997年，中国改革出版社出版了汤安中教授的一本专著，书名就叫《读不懂农民，读不懂中国》。作者饱含深情的写道：“中国的无论哪一件、哪一桩风云大事均离不开‘农民’这个‘源头活水’”，故书名“颇合中国国情”[2]。中国与农民的这种“鱼水”关系使农民问题始终成为中国历代社会精英施政问学的焦点，作为一生始终站在“不断革命论者”立场上的革命家，毛泽东所追求的救国救民的宏伟志向，首先便是以解放中国广大农民为目标。毛泽东出身农民，一生关注农民和研究农民问题；他对中国农民的理论认识，达到了历代社会精英所没有达到的高度；他就中国农民问题所说过的许多著名论断，至今也令许多中外政治与学术精英为之倾倒或惊愕；他执着于为中国农民谋利益的事业，为解放农民奋斗不息，为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富裕绞尽脑汁；他言行一致，敢想敢干，一往无前，全面而彻底地将历代中国社会精英所追求的“大同”理想付之于实践，成就了历代统治者想做却始终没能做的空前事业，同时，其实践结果的最终失败则彻底打破了他们千百年来所追求的社会空想。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的理论认识和丰富实践，为我们今天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与借鉴，即使其“沉重的教训”也给中国农民问题的出路昭示了新的契机。可以说，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认识和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思路，集中了同时代的中国社会精英在此问题上的全部正确和谬误，并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后来者。也可以说，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认识农民和解决“三农”问题的结果，无论是取得的成绩还是陷入的困境，都可以从毛泽东对农民的认识和对农民问题解决的思路上获得全部的说明与启迪。当代中国的农民问题，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毛泽东时代与毛泽东个人思想的烙印！所以，研读毛泽东，是研究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内容；读懂毛泽东，是理清当代中国农民问题和“三农”困境的一把钥匙。
然而，要读懂毛泽东，确实是件万分困难的事情；不仅要读进去，还要能读出来。世人解读毛泽东，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期间，时事变幻，斗转星移，人们对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或因政治立场与人生经历的相异而认识有所不同甚至完全对立。对此，中国历史的发展似乎已经有了结论，却总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模糊难辩，事情总不是朝着善良的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发展。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国“三农”问题再度陷入困境；当前，“三农”解结，招数难寻；这让我们深感毛泽东与中国农民这本书，我们还没有读好，还没有读懂。毛泽东有关农民的理论，超越前人，精到独见；毛泽东试图解放农民的实践，丰富生动，规模空前；理论上真理与谬误胶结，难明是与非；实践中理想与策略交融，难分对与错；更何况，无论是同时代的，还是后来者，试图解读毛泽东的人们自身也或多或少的接受了毛泽东农民理论的熏陶或影响，而成为“身在此山中”的“当局者”。那些曾经当作真理接受的理论认识，那些根深蒂固充斥着我们脑海的有关结论，如今却要加以对与错的区分，那必定是“剪不断，理还乱”。显然，解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不仅难以读进去，而且更难读出来。
[1]温锐：《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前言第1页，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
[2]汤安中：《读不懂农民，读不懂中国》，第6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
二、由“注释”回归“学术”
中国人解读毛泽东，以1978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分成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就前期解读的背景而论，毛泽东在全党的至尊地位，经延安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就已全面奠定；随着天安门城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声音传遍中华神州大地，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顺利推进，毛泽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便由人变成了神，直至“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期间，伴随毛泽东致力于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变革、投身于人民公社理想目标的实践的，是人们对毛泽东的农民理论和农村改革实践的臣服。因此，这时对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解读，表现为学术研究与变革实践同时并进，并直接为后者服务的特点。毛泽东的宏文四卷以及大量讲话稿中涉及的有关农民问题的论述和观点，不仅成了直接指导农村经济变革与农民实践的真理化身，而且成了学者们从事农民问题研究的理论依据和最终结论。从某种程度上说，新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对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研究，实际就是对毛泽东有关农民问题的论点进行精心地注释。将其概括起来，主要形成了如下基本认识：
在理论方面，认为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革命与农民改造的理论，主要论点有：“中国革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压迫与剥削，是造成农民的“极端贫穷与落后”和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中国历代数以百计的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都是革命战争”，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得不到先进的政党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使农民战争总是陷于失败，而成为历代统治者“改朝换代的工具”[1]；“农民不能代表自己”，要有“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利”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不受侵犯”[2]；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革命才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农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3]，他们中的贫农尤其是“赤贫”“最为革命”而充当“革命先锋”[4]；作为专制制度“对立物”的平均主义是农民阶级的思想[5]；农民那“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并“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6]；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或小商品生产者”，作为劳动者有走社会主义合作化的积极性[7]，作为私有者和小商品生产者，“表现出农民的自发倾向是资本主义”[8]；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不可求得的资本主义前途”[9]，“稍微放松……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10]；因此，“严重的问题”是如何“教育农民”抛弃家庭经营的“小生产”，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即“一大二公”）道路[11]。
在实践方面，认为毛泽东半个多世纪来不断地探索解放中国农民的道路，在领导农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等实践中，都一次次地克服了党内错误路线的干扰，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正确路线的代表。
上述基本观点与基本结论，都是当年教课书与主流媒体宣传的基本思想。当时，虽有被称为历史主义学派的一批学者，在注意“随时批判和清算农民意识”中，似乎展示了被认为是有别于主流认识的独特观点[12]，比如，在强调小农经济是封建统治经济基础的基础上，批判农民根深蒂固“向上爬”和不断分化的“小私有观念”[13]；认为农民革命的历史作用是通过迫使新的封建统治阶级向农民“作某些让步”来“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14]；“农民本身是封建阶级”而“非革命阶级”[15]，不管是造反或革命都是“非自觉的”，不会发展成为“打土豪分田产”、“打倒地主”[16]和“组织起‘苏维埃’”[17]，而“只能建立新的封建统治”[18]；别“忘记农民是小所有者……不代表新的生产力”[19]，“本身并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天性’”，是个“需要领导”和“教育”的“落后阶级”[20]。但是，如果将上述所谓“独特”观点与主流观点加以对照分析，历史主义学派除了在挖掘农民那些愚昧落后意识的程度上和对农民落后意识进行执着而严厉的批判上稍进一步外，其与当年主流舆论集中批判农民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教育、引导和推动农民追求集体化“政治目标”，即走向“一大二公”体制上并无质的区别。都是在证明：农民阶级是愚昧落后，不具备现代意义的革命性，即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天性’”，必须通过阶级教育与阶级斗争，坚定地接受先进阶级的教育与领导；而当时所谓的接受社会主义教育和引导，实际就是要农民走“一大二公”的集体化道路——即便其有细微区别的“让步政策”曾遭到毛泽东的“反攻倒算”论的严厉批判。如果再将两者基本思路和结论与毛泽东著作中相关论述加以对照，则同样可以找到一一对应的出处，实际论述的内容也还是毛泽东论中国农民问题的注释版而已。
[1]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1939.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4-625页，人民出版社，1991。
[2]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2-185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此为马克思主1857年所说，也为各种教课书转用并成为大家皆知的认识。如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1840-1949）》第4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3]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1939.12）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43、692页，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4页；《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第6-9页，解放出版社，1949。
[5]洪家义：《关于中国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思想及其实践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65年第2期；谢天佑：《对历史上的农民阶级必须作阶级分层》，《学术月刊》1964年第1期。
[6]毛泽东：《组织组织起来》（1943.11.2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1页，人民出版社，1991。
[7]《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年12月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213页。
[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年12月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第213页。
[9]《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1931.2.8)，《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92页，人民出版社，1981。
[10]毛泽东：《的按语》(1955.9.1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44-245页。
[11]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6页，人民出版社，1964。
[12]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第275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作者认为，以赵丽生、孙祚民、蔡美彪、翦伯赞和董楚平等著名学者实际形成了一个历史主义学派。
[13]孙祚民：《关于‘农民政权’问题》，《史学月刊》，1955年，第8期。蔡美彪：《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14]翦伯赞：《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学习》第3卷，第10期，1951年。
[15]翦伯赞：《怎样理解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文汇报》1962年5月18日。该文认为：农民虽然反剥削、反地主和坏皇帝，但不反封建制度、封建主义、地主阶级。
[16]蔡美彪：《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17]嵇文甫：《关于历史主人及其它》，第7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54年。
[18]孙祚民：《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
[19]孙祚民：《史学研究论文集》，第74页，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
[20]蔡美彪：《再谈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62年第11期；沙健孙：《是‘历史唯物论，还是经济宿命论’读后》，《光明日报》1964年7月15日。孙祚民：《关于中国农民战争打击封建制度的问题》《光明日报》1960年8月4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人解读毛泽东和农民问题进入新的时期。从“文化大革命”桎梏中解脱出来的中国人，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打破“两个凡是”的激励下，高扬“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旗帜，对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解读也由“注释”开始回归到学术研究。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建国党的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带头重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打破了将毛泽东长期神化的一统局面；随着农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80年代初期的全面推进、人民公社的瓦解和农村改革推向城市，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人民公社和农民战争等许多重大的理论，开始受到来自广大农民改革实践的全面挑战，毛泽东集体化运动中追求的“一大二公”目标，在学术界也普遍当作所谓农民平均主义错误，广泛受到批判[1]；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虽然很快由热变冷，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民与商品经济关系问题以及家庭经营模式的研究，却因实践需要进一步升温，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逐渐展示了某些了新的突破。
首先，学术界对毛泽东领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及其整个集体化运动开始出现了新的评价，打破了毛泽东“无比正确，样样正确”的神话。根据中共《关于建国党的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作的结论，即农业集体化运动存在“四过”（过急、过粗、过快和过于简单划一）[2]的错误，学术界出现了基本肯定与基本否定、部分肯定与部分否定等多种看法：或认为农业集体化运动“符合于客观需要”，“是一件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只是存在“四过”问题[3]；或主张“既是水到渠成，又是重要发展”，具体的策略步骤创造性多，但目标模式是照搬苏联，不适合我们的情况，“带来很多问题”[4]，或认为“基本方向正确的，但搞早了或搞急了”[5]；或认为改造是正确的，但应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1955年就掀起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目标的运动，离开了中国国情，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6]；有的则主张，“三大改造从根本上讲是搞错了”，当时条件下，不应该消灭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7]；而对合作化运动是否必要的问题，普遍认为，以1955年夏天为界，前面是正确，后面才有错误，认为后期违背了自愿互利原则，“高级社”搞急了，更多地是靠政治手段进行；等等。但翻阅期间十年左右的研究论著，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还没有全面系统研究毛泽东领导的农村经济变革的论著问世，只有阶段性、时期性和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导致对毛泽东所领导的近半个世纪农村经济改革的研究，是一种前后割裂式的与前后缺少逻辑联系的研究；二是因研究的前后割裂导致了研究对象的不可比性，得出前后自相矛盾的结论：似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孤立的，他在人民公社运动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似乎与他在根据地时期或合作化前期的思想认识和政策措施没有承传关系与逻辑联系。
其次，农民、农民意识和农民革命作用研究上的深化与某些突破，这方面经济史和古代史学界着力最多。他们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农民革命作用、家庭小农经济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和农民意识的批判等研究上。如针对长期形成的农民战争是“真正发展动力”说和农民起义“革命”说，学者们打破“暴力万能论”[8]，提出了“生产力发展”说和“修理工”说，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农民战争或起义只是充当封建统治的“修理工”，目的是建立“开明的新王朝”[9]。对农民意识问题的研究，针对长期受赞赏的平均主义革命性，孙叔平、董楚平等反思“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文革”的失败，认为这是“让农民的自发思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自由泛滥”[10]，是受到或利用农民平均主义或农民意识导致的严重危害，是“小生产习惯势力在作怪”[11]；即认为毛泽东在集体化运动中所体现的“一大二公”追求，是农民平均主义意识或受农民平均主义意识的影响[12]；肯定“农民革命”、“农民政权”和“农民革命领袖”就是赞赏农民平均主义而放弃对农民阶级的先进领导[13]，等等；将平均主义视为农民意识进行批判是此时的显著内容。对于传统小农经济的认识与研究：有的认为农民战争对落后的小农经济的保护是导致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或认为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并以小农经济长期存在解释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处于迟滞状态[14]；金观涛等用控制论系统论方法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提出超稳定系统假说，认为小农经济作为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超稳定的“板结体”，从而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黄宗智则以华北小农经济与小农社会为例，提出了小农经济“内卷化”理论[15]。显然，上述研究都还是对教课书已认定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的基础”进一步解读与批判上的具体深化[16]。与此相反，白钢则提出“小农经济非封建专制国家经济基础”的观点[17]：认为小农经济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它本身不是独立的社会经济关系，它的地位和作用受当时居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制约[18]；邵达生等则认为，小农经济称为封建专制国家的“剥削基础”更为准确[19]。非常清楚，由于中国农村改革的深入，重新认识农民和农民家庭经营，重新认识农民阶级的作用和农民意识，已是中国社会实践的迫切需要。尽管还没有看到对农民家庭小农经济进行系统研究的专门论著，但“小农经济”为“封建经济基础”论的坚冰已经打破。反观当时的中国现代史与党史学界，翻阅期间上述学科近十年的学术成果，传统思维似乎还是陈陈相因，急需理论的引入、更新和运用的创新。
[1]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孙叔平：《谈农民的历史作用》，《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0年，第2期，第90页；毛磊等：《对平均主义界说的若干理论思考》见《江汉论坛》，1990年，第3期，第27页；《中国的平均主义》，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1]毛泽东：《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1921.2.8)《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92页，人民出版社，198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
[3]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33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4]龚育之：《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5]薛暮桥：《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求是》19889年第1期。
[6]林蕴晖：《变变土地改革后的主要矜持和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
[7]参见之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997年联合增刊，第69页。
[8]董楚平：《农民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浙江学刊》1980年，第1期。董楚平先生是这一时期研究农民战争与农民平均主义中着力良多的著名学者。他在1979-1983年间，先后在《历史研究》、《光明日报》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17篇论文，
[9]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和《农民战争特殊规律控浅》（《求是月刊》1981年第2期）和《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1979年10月23日。
[10]孙叔平：《谈农民的历史作用》，《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
[11]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2]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3]孙叔平：《谈农民的历史作用》，《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
[14]参见蒋大椿：《改革开放以来史学领域理论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
[15]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页。
[16]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1840-1949）》第4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17]这种见解在视农民家庭小农经济为封建经济基础时就已经出现，其代表就是20世纪初期的乡村建设派，在国外，则有舒尔茨、张五常、赵冈等人的观点。
[18]白钢：《小农经济不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学术研究》1984年第1期。
[19]邵达生：《是经济基础还是剥削基础？》见《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三集；谢天佑：《封建社会再生产和农民个体经济的历史地位》，《上海师大学报》1980年第2期。三、为释疑而入，却负重难出
我开始研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正是前述的由“注释”向“学术”回归的80年代初期。那时，我大学毕业留校（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不久，对前述学术界关于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研读的成果与结论，自然敬重有加，全盘接受。尽管我生性愚钝，学习起来也是生吞活剥，囫囵吞枣，但在死记硬背传统观点与结论上则是循序见进，逐步印入了脑际。这些我在学生时代全盘接受过来的基本认识，是我作为一个史学研究的新兵进入所谓的“学术殿堂”的起点。当年，受农村经济改革大潮的吸引与驱使，也限于个人经历和知识水平，我在重新审视自己平生所学并寻求研究选题时，视线本能地聚焦于生我养我的乡村和改革开放中充满活力的中国农民。
当时，我任教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理论界尤其是史学界有一种似乎不容置疑的定论：即认为人民公社运动是农民平均主义的产物，毛泽东的“一大二公”追求是农民平均主义意识的反映或受农民平均主义的影响。这令我非常纳闷：在我从孩童到大学时代的20余年的记忆中，当年，中国农民正是在大批特批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中被赶进集体化和人民公社的；现在广大农民冒死瓦解了人民公社，怎么又是“一大二公”集体化运动的始作俑者呢？这左一巴掌、右一巴掌怎么都打在老实巴交的农民身上？这个问题刺激我进一步思索：平均主义到底是不是学术界所认定的“农民意识”或“农民主义”？古代农民抗暴起义追求的所谓“平均主义”是不是广大农民的追求？中国现代革命中的重新平分土地是不是农民的思想与主张？如若不是，那农民的思想意识与主张到底是什么？平均主义意识又源自何处？回答这些问题不能凭空说理，作“纯理论”上的论证，必须借助具体历史事件的考察与分析来得出结论。对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工作的我来说，要选择具体历史事件，自然想到自己比较熟悉的毛泽东与农村经济变革的理论和实践。这一事件历时长达半个世纪，资料丰富且被大家所熟悉，对它进行考察分析将能很好地解答上述疑问；由此我开始进入毛泽东与农民问题或农村经济变革的研究。我的研究从小处着手。首先思考的是：平分土地（平均主义思想的表现之一）为核心的政策（包括平分土地时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政策）能否保护中农乃至富农？如果不能，那么中农与富农自然就不会赞成平分土地，那也就不能说平分土地是农民的思想，至少不是所有农民的思想。进而思考：农民阶级中究竟是哪个阶层且大致有多少人是赞成平分土地的？自然又必须对毛泽东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进行研究分析，思考当年农村的阶级划分标准与农民政治态度存在如何关系？“劳动”与“不劳动”、“剥削”与“不剥削”能否正确区别？实际执行中又出现哪些问题？存在哪些局限？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农村改革中的阶级路线？接下来，就涉及对农民与农民家庭经营的总体看法和认识：农民家庭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农民家庭经济与现代化的关系到底如何？长期批判的农民自发倾向应该如何看待？集体化运动的错误只是时机与快慢问题吗？恢复农民家庭经营真是历史倒退？还是限于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暂时性政策呢？等等；正是这许许多多的未知亟待探索的强烈刺激，使我逐渐和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的研究结下难解之缘。
1983年，我带着几个学生，先从毛泽东推动农村变革的大事记做起，撰写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中的几个问题》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为“限制富农”说质疑》两篇文章[1]，作为会议论文提交给当年5月与10月召开的学术会议，这是我尝试解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处女作。虽然，这两篇不象样的会议论文在观点的完整性、论述的层次性和写作方法与水平上都存在许多缺陷，但我当时自以为，所依据的论据是充分可靠的，所论述的观点也是站得住脚的，而且有自己的创见。然而，这两篇文章都没有得到权威专家学者的支持和认可，投出的文稿也“泥牛入海无消息”。到1984年上半年，十几万字的大事记完成了，并由此形成了《试论中央苏区土地革命中的“限制富农”政策》和《再论中央苏区土地革命中阶级划分的标准》两篇论文。而后我被送往南开大学历史系助教班进修一年，期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推进城市经济改革的若干决定》，经济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农村改革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低和农村落后而被迫进行的说法，已由改革的实践作了明确的回答，这进一步坚定了我对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深入研读的信心。在左志远教授具体的指导下，我利用南开丰富的资料，阅读了大量港台相关论著，研读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农村许多资料，并利用1985年的春夏期间，在河南、陕西、山西和山东等地进行过短暂的农村考察。这使我第一次有了中国南北农村社会比较的学术视野，并以中央苏区和晋察冀根据地这两个不同时期的南北农村变革作比较，完成了《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方式》一文初稿的撰写，还对前面几篇论文进行修改与充实。此后的几年中，《南开史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和《上饶师专学报》先后分别发表我在该领域从事研究的最初三篇论文，同时，又完成了《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研究之我见》、《土地革命革命时期中共地权政策的再探讨》等两篇文章。这些已经发表和还未发表的相关论文，实际已经基本形成了《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一书雏形。
1990年，我考取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第二次进入南开大学学习。在导师魏宏运先生精心指导与组织下，我的学习与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学术交流平台。期间，我于1991年初完成了《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一书的写作[2]。在书中我就前述土地革命中有关平均分配土地、阶级划分、富农问题、查田运动问题、农村互助合作和农民的负担等等问题，在已有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和不同见解。1991年8月，我在南开大学参加了由导师魏宏运先生主持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会议，并向大会提交了《变革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方式》[3]的会议论文；并将出版社会议前夕送来的《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的样书分送给与会的国内外同行交流。论文在小组发言后受到了国内外与会学者的关注和“好评”[4]，同时，《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一书也意外地受到国外学者关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著名中国现代史专家马克·塞尔顿（markSelden）对拙作抱有良好的印象，并给予了令我吃惊的评价，他希望我能同意将该书在美国翻译出版[5]。这是我参加这次会议的最大收获，也是我多年的研读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关注的开端。随后，我在《南开大学学报》、《抗日战争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等书刊上又先后发表了《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研究再探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地权政策转变的再探讨》、《变革封建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方式》、《略论晋察冀边区的土地变革运动》等论文，完成了《平均主义与改造农民：试论毛泽东在中国农民问题上的根本性失误》和《社会心理与高潮迭起：试论农村集体化运动一哄而起的根本原因》等论文的初稿，并参加了我的导师魏宏运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规划重点课题“三四十年代的华北农村调查”的冀东农村社会调查。冀东农村调查，是我真正亲近北方农村乡土，走进北方农民的土屋小院，坐上乡村大炕头；北方农民的敦厚勤奋、朴实好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期间，我还先后到河南、陕西、山东等地做了短暂的农村考察。这些农村调查与考察，使我的研究走出了原有的狭小区域，为完成学位论文（即努力全面系统准确地评价毛泽东半个多世纪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变革的历史）奠定了基础。我在南开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于1993年夏天回到我曾经学习与工作过的江西师范大学工作，并在1994年春夏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增补与修改，以《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6]为题，交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于1995年正式出版。
[1]这两篇论文分别是于1983年5月和10月提交给在九江市和新余市召开的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
[2]后来于1991年4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3]该文根据1985年在南开大学进修期间撰写的初稿修改而成，于1991年提交在南开大学召开的中国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在小组会发言。会后主要内容收入大会论文集《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中国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全文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
[4]内田知行：《第二次中国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观感》，见（日）《中国研究月报》，第528期，（1992年2月）。
[5]该书会后经马克·塞尔顿（markSelden）教授的努力，于1994年由艾平和张秋成两位先生完成了书稿的全部英文翻译与校对工作，并以《aStudyoftheLandRevolutionintheCentralSoviet》为题，在（纽约）《ChineseeconomicStudies》1994年第5期、第6期和1995年第1期将全书逐一连载发表。
[6]该学位论文经修改后于1994年夏天交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
拙著《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是我十余年研读毛泽东心得的一次总结与提升，并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表达了自己一孔之见：
首先，拙著以《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为书名，将毛泽东半个世纪左右（上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直到他的逝世）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变革的实践，划分为两个时期（土地改革时期和集体化运动时期，以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界）四个阶段（走向变革阶段：1919－1927；土地改革与废除农村封建生产关系阶段：1927－1953年春；走向“一大二公”阶段：1953－1960年；执著空想模式与继续探索前进新途径阶段：1961－1976年），进行系统而全面考察，从而将毛泽东农村经济变革的“理想与实践”“逻辑”为“按照他的设计和理想前进”的一个整体（拙著前言第1页）。当时，毛泽东逝世已经近20年了，他推动的农村经济变革，在毛泽东及他之后的时代都是那么的惊天动地；可是，全面系统研究毛泽东一生推动农村经济变革的专著却迟迟没能问世（至少当时乃至现在我还没有看到）。在我看来，那时能看到的有关论著中，学者对毛泽东推动的整个农村经济变革的研究，均局限于不同时期或阶段的分析与考察，缺乏系统考察、全面分析与整体把握，总是把毛泽东的理想目标与策略调整、或把理想追求与战略退却混为一谈，似乎毛泽东总是在不断改正错误接着又重复错误；导致不仅研究对象毛泽东的行为前后矛盾，而且研究者的“事后诸葛”也是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拙著是在近十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整体性综合研究，避免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误区，将毛泽东领导的农村经济变革概括为：“有时循序渐进，甚至以退求进，有时高潮迭起，一个紧接一个；理想与历史契入现实，阶级斗争相伴始终……现实曾校正过理想，理想因此却变成了现实，历史树起了时代的丰碑；理想曾也发展为空想，空想又左右过现实，历史因此陷入‘停滞与徘徊’。功业也辉煌，失误也重大。辉煌的功业推动了历史的进程。重大的失误酝酿了新的历史性变革。”（前言第2页）它将毛泽东策略艺术的高超与目标模式的错误区别开来，对毛泽东推动农村经济变革实践，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其前后的继承与发展都清楚而协调地展现在两个时期、四个阶段之间。
其次，拙著就农民和农村经济相关的理论问题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如，以农民家庭为载体的小农经济，始终具有“自发‘竞争’的天性，也可以与商品经济共存，并在其中得到发展与改造”（第9页），它具有“自发竞争、适应和转化功能”，“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经济和开放经济”（第3页），“表现了他们那脱贫致富的强烈要求和敢于面对市场，走向市场的勇气”（第107页）；“中外古今的历史证明，家庭承包并不仅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决定，更重要的是受农业劳动本身的特点所制约，是由农业中家庭个体经营形式本身具有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决定的。它对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具有较大的宽容度，既能适应于手工劳动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又不完全排斥实行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先进生产方式。通过市场这一纽带，它可以适应专业化、集约化、商品化，走向社会化。”因此，“告别‘大呼隆’的时代，农民决不会感到寂寞；农业经济适度规模经营，农村经济的专业化、集约化，也不再需要通过人为的合作化集中土地或人为地将土地向种田能手转移。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那只‘看不见的手’绝对会比人为主观的‘手’调节得更为恰当，农村经济则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第265页）。农民的私有性与革命性、农民私有者与劳动者的创造性都是不可分的，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毛泽东，“对农民作为私有者和他的私有性的认识”都“存在片面性”，因而在实践上“导致对农民利益的忽视和对个体农民的仇视”（第124页）；在封建特权横行的社会里，农民“从来就难有机会在公平的市场中参与竞争，倒是长期深受官商勾结之苦，只能困缩于小块土地上挣扎度日。毛泽东对下层贫苦农民一往情深，立志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殊不知，农民长期不是苦于自己的小私有，而是苦于他们作为劳动者遭受的超经济强制，劳动产品得不到保障，苦于不能用自己的劳动和产品参与正常的公平竞争”（第9页）。“农民既不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天生的平均主义者”（第186页）；平均主义只能为“下层贫民所接受”而“必然受到广大农民基本群众的抵制”（第7页）；集体化时代，中国社会精英大批狠批农民的“自发倾向”并驱赶农民进入集体化，导致巨大失误后又反诬农民为平均主义者，这不仅是对农民主体的“一大误解”，而且是对农民几十年“忍辱负重，作出巨大牺牲的最大不公”（第183-184页）。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就是抛弃“社与资”、“公与私”、“大与小”的无谓争论；实行“劳动致富，共同富裕”，“不是收缴有钱人的钱袋子，而是让贫苦者也有自己的钱袋子；不是消灭有产者，而是让全体人民都成为有产者”（第263页）。同时，要推动“社会保障制度走向农村”，正视“农民的负担久减仍重，传统的重农政策急待更新，行政权力仍以它强有力的影响干预农村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城乡市场的形成，官商结合的阴影犹存……农民渴望平等竞争的权利与法律的保护，呼唤代表自己的组织（第267-268页）。
再次，拙著在肯定毛泽东领导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许多正确策略政策和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通过大量具体史实论证，对毛泽东农村经济变革在各阶段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评价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关于毛泽东的农村阶级路线问题，不仅30年代初期对“地主、富农和中农成分的划分”“明显地存在严重的问题”（第25页），就是到50年代的土改中，对从事经营“做指挥管理工作而不直接参加农业体力劳动的富农，其成分的归属问题，因受到当时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最终也没有能得到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表面涉及的只是富农的阶级成分问题，但实质上是怎样正确认识“剥削”与“劳动”的内涵的问题；它在当时虽无“大的不良影响”，但对土改后农村经济发展中“正确认识多种经济形式共存，正确把握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实践上与理论上将引发更为深刻的问题”（第30页）；而所谓“联合中农”的问题，实是“依靠贫雇农在农村中的权威，掀起火热的阶级斗争，达到团结中农，这才是毛泽东联合中农政策中更为确切而实际的内涵”（第34页）；对依靠贫雇农“可能导致的盲动错误”，“史学界却长期不敢正视这个问题，以致解放后也长期未能吸取下层贫苦农民说了算的经验教训”（第37页）。关于平分土地与富农问题；论证了平分土地的前提是没收一切土地，“不然，政府凭什么去平分一切土地”；“没收土地”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但同样都采取“平分土地”，实质并没有所谓的“原则的改正”[1]；它不但消灭了旧式富农，同样会损害中农的利益（第40-43页）；30年代开始毛泽东确立了“地权农有”思想，但它“只是”农民在民主革命时期“打了折扣的”和“不完全的”的“土地占有权”，从法权上说存在“不严密”的“缺陷”，仅是革命策略性的“产权”，进而自然影响新富农保护问题（第60－63页）；当年曾有“削弱富农”、“限制富农”、“抑制富农”等提法，“实际内容都是消灭旧式富农之意”，至多是保护新式富农（第23页）；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则仅仅是实现平分土地的措施之一，不是什么“限制富农”（第45页）；废除“债务问题的认识，从另一个侧面上，既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社会观，也反映了一个革命者对商品经济的认识水平”，“不能盲目颂扬”（第48页）；“抗日根据地内的‘减租减息’推动了一场‘悄悄’的土地变革运动”，是“变革农村封建生产关系的另一种方式”和“全方位的经济变革”（第48-52页）。根据地农村劳动互助组织，是“战争特殊环境下”的发展经济组织形式，创造了“‘大书特书’的奇迹”，但毛泽东在总结时出现了偏差：即“脱离具体环境”、将劳动互助当作集体劳动和与生产率大提高划等号，并将之“与追求‘集体化’理想目标相联系”，这导致他后来坚信“‘一大二公’和轻信浮夸风”（第77-80页）。对于集体化运动；针对不少论著认为毛泽东1953年提出过渡总路线是战略改变的即兴而为，提出并论证了这是“误解毛泽东整个农村经济变革战略”的观点（第116-120页）；针对党内不同意见最后都服从毛泽东的问题，认为不能单从毛泽东的专制武断解释，比如，“邓子恢与毛泽东的分歧”，由于他们在追求的目标模式上的“一致”性，“就不可能从理论上来影响毛泽东，而只能在毛泽东迅速推进的合作化运动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了”（第130页）；针对史学界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以1955年夏天为界，肯定前段，批评或否定后段，重点是批评后段的急躁冒进错误”的基本看法，认为“如果仅按急躁冒进错误来认识问题，上述阶段的划分是正确的，要是只允许从传统的集体化模式和姓社姓资的思维方法来评判这段历史，那么史学界的上述看法也无疑是可以理解的”；但“把集体化（或合作化）运动分为前后二段来加以肯定和否定，是根本不科学的，与毛泽东的原意是相违背的，既不能说明历史，也不能解释现实”；集体化运动的失误，绝不是一个急躁冒进或快与慢的问题（第140－141页）；针对学术界将集体化运动的失误归咎于农民平均主义，通过对当年激烈阶级斗争形势下整个农村社会心理的分析，详细论辩这种观点的错误和导致亿万农民“一哄而起”的根本原因，认为“人为地滥用政治斗争与阶级斗争，社会缺少基本的民主与法制”，才是导致集体化运动一哄而起的根本原因（187-194页）。
上述这些个人的观点，体现了我当年在解读毛泽东与农民问题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但它仅仅反映我那时为读懂毛泽东所作的主观努力，浅陋之处自可想见。在当年的论文答辩与书稿完成之后，书中涉及的许多还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始终在脑海中辗转。比如：书中区分了“农民主体”和“革命先锋”两个概念，深感学术界简单将部分赤贫农民的意识视为整体农民意识的不妥，但没有对农民进行阶层或层次区分，更没有对农民主体及其意识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论证；面对学术界那基础深厚又颇具权威的农民问题的基本理论，要重新对农民的意识及其追求进行论证，更感到束手无策，力不从心；因此，也没有去探讨农民所“呼唤”的“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和只有自己能够代表自己的问题。还比如，论证了农民家庭经济具有的自励、适应、转化功能和开放性，但缺乏实证性的分析；对传统租佃制度和农村民间借贷问题则缺乏从理性上进行基本的研究。又比如，提出了中国历代的民变、民众暴动造反实际上不能称之为农民战争、平均主义不是农民意识的观点，但缺少全面的、历史的深刻论证；在讨论平分土地与土地农有问题时提出了“法律产权”问题，但当时还没有从市场主体的角度来加以认识；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关涉进一步推进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研究的重大问题，也是重新认识农民与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后来都成了我继续进一步研究的所选课题[2]，然而，当拙作交付出版时，我不仅没有感到如释重负，而是有一种疑虑重重，负重而出的感受。
[1]毛泽东曾说：“没收土地”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0页。
[2]《是农民平均主义？还是平均主义改造农民？》（《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等论文，出版了《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四、重新读进去，努力读出来
拙著出版至今已近十年，中国传统的农民问题以“三农”问题的新形式出现，受到全国上下的关注，学术界对农民问题的研究也推陈出新，成果斐然；虽然相关研究主要偏重于当前农村现实中的问题，但直接关涉毛泽东与农民问题研究的仍然不少，至于间接关联的问题则更多。如有关农民意识，农民是不是平均主义者的问题，关于重新认识农民家庭经济问题，关于农民自我组织的问题，关于合作化运动的评价问题等等，都是期间重要的研究课题。
首先，关于农民意识的特别是所谓农民平均主义问题的研究，则还是传统观点一统天下，认为小农经济下的农民，“精神麻木，因循守旧甚至封建迷信，信天由命”[1]；“多数人都对新的生产技术的功效表示出怀疑、排斥、恋旧和冷漠等态度”[2]；“作为封建生产方式的消极代表，农民没有力量超越……经济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提供了活动的舞台”[3]；“农民平均意识即平均主义”[4]；农民的“平均主义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平均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公’、‘平’的观念根深蒂固”[5]；“农民天真地要求与统治阶级平分社会财富”，并发展为“平均主义的分配期望和价值观”[6]；“只要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依然占优势地位，农民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思想就必然会冒出来并左右其行动”[7]；“普通农民最为欣赏的自然是绝对平均主义的作法”，土改“强化了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农民把“合作化当成了‘合伙平产’……实现绝对平均主义理想的第二次土改”[8]；建国后平均主义的“严重危害”，也被认为是“清楚地看到了……农民意识的严重危害”[9]。显然，平均主义为农民主义或农民意识等传统认识，已经深入社会的骨髓，需要进一步加以澄清。
其次，对农民家庭经济的重新认识，秦晖、孙达人、武力等著名专家有了重要的创新，如孙达人认为：“中国传统文明的基础是个体农民奠定的，以中国农民和精耕细作农业为标志的封建主义其实是更典型的和更先进的”[10]；秦晖认为：“家庭经营在农业这种特殊产业中具有特殊的适应能力”；即使传统经济“也很少是所谓‘自给自足’的，物流与劳务流在传统时代也可以相当发达”，而“如今‘小’农早已不能作为‘传统农民’或‘农民落后性’的同义词”[11]；武力等则认为：“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小农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中农化而不是两极分化……小农经济、市场调节与工业化可以并存”，可以“接受能够提高收益的新技术的”[12]。但传统的认识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农民个体经济，是无法保证庞大的国家工业化对农产品快速增长的需求的”，“对传统小农的改造势在必行”[13]。作为封建生产方式的消极代表，农民没有力量超越政治上的皇权主义和经济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中国几千年同封建主义共生的小农经济，对毛泽东政治上长期“左”的错误思想，有更深广的影响……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提供了活动的舞台[14]。它“不可能‘致富’”，“不可能是‘产业’，不可能‘经济’”；“分散或合伙经营农业没有重大不同”；“农民家庭经营是不能减少农民的”，也“不可能走上‘致富’的路”；“农民仍然是个封建阶级，因而他本身并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天性’”（农民确实不具有“一大二公”式社会主义性质——引者）[15]；市场化对中国亿万小农家庭将是一场浩劫，会催生社会大动荡，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农民的能力取决于农村集体对土地的控制权；小农经济即现在的农民家庭经济“逃脱”不了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的牺牲品“规律”；“农村集体的崩溃和重新获得自由对农民未必是福音”[16]。显然，以“救世主”或“贵族式”的眼光俯视农民，敌视或蔑视农民家庭经济的观点与意识真乃挥之难去。
再次，关于实现农民自我组织的问题，也是近十年农民研究中的热门话题。杜润生先生是一位长期从事中国农村改革理论研究和直接参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的农民问题专家。他在农村改革初期就注意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农民自我组织对农民的重要性；80年代中期，他曾给邓小平同志建议恢复农民协会[17]，认为“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政府听不到他们的诉求。工人有工会，要允许农民成立农民协会，使农民依靠它行使已经拥有的权利”[18]，并一直呼吁让农民组织起来；陆学艺、郭书田[19]、陈锡文、迟福林[20]、于建嵘[21]、李成贵[22]、盛洪[23]、赵立刚[24]、党国英[25]、蒲文忠[26]、程同顺[27]等都持相同观点，认为在政府政策决策过程中没有农民的声音是造成“三农”困境的重要原因，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解决农民组织化的问题，改变农民弱势群体的地位，他们都主张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民组织，以提高农民对资源的控制能力、社会行动能力和利益表达能力。当然，相反意见也很多，如有学者认为：农会是一种“革命组织”，会对社会秩序产生破坏，农民组织也可能被人利用[28]，或担心农民组织演变为“社会运动”，威胁现有政权[29]，或认为中国目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也不能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即便付诸实施，也会“沦为公权行使的一种方式”，建立农会不仅“尚早”，而且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和动荡”[30]；或从现实操作性角度提出建立农会在当下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31]；或认为在“当前农民的原子化状况没有得到改变的情况下，建立农民协会可能不仅不能维护农民权益，而且会加重农民负担，进一步恶化农民的处境”[32]；等等。因而，反对农民建立自己的组织。应该说，尽快让农民实现自我组织，无疑切中了当前农民问题的要害；而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对目前我国工会等民众社团组织的现状及其社会作用的评估指数，持相反观点的一些意见也不无道理；至于现实社会最终没能接受让农民实现自我组织的建议，主要是因为没有准确认识谁是农民的主体。由于中国历史学家眼中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思维所致，在人们的惯性思维中农民就成天然的“造反者”、“革命者”，是暴民、乱民和刁民，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他们愚昧落后，总是被人用作“改朝换代的工具”[33]；因此，乡村干部怕农民，城镇市民怕农民，知识分子怕农民，政治精英也怕农民；持农民组织论观点者也没有能破解几个似是而非的农民组织危险论的观点。这样，九亿农民就不被允许有自己的组织。所以，理论界急需对众多的农民群体做出具体而实事求是的整体分析与阶层分析，区分谁是农民的主体，认清农民主体是社会建设者与社会稳定力量，还是社会破坏者与社会动乱因素，纠正对农民群体认识的误解，转变长期形成的农民观。
[1]陈庆立：《中国农民素质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2]李秋洪：《中国农民的心理世界》，中原农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129页。
[3]李锐：《李锐论说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190页
[4]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3页。
[5]张侃、徐长春：《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
[6]李小平：《中央苏区土地改革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105、133页。张侃、徐长春：《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另参见李秋洪：《中国农民的心理世界》，中原农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7]李小平：《中央苏区土地改革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8]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6、153、154页。
[9]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第297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
[10]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第8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11]秦晖：《“小农经济思想”的帽子不能乱扣》，《世纪中国》2001年4月4日。
[12]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页。
[13]谢茹：《新中国农地制度述略》，第36、38、4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李锐：《李锐论说文集》，第188-1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5]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第297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
[16]潘维：《农民与市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0、132、399-400、145、147、132页。
[17]肖瑞、李利明：《农村土地变迁之路》，《经济管理文摘》2003年第2期，文章提到小平同志的回答是：“成立一个农民协会的意见可以考虑，这样吧，我们看三年，真的需要即可筹办”。
[18]杜润生：《我们欠农民太多》见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序一》，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6月。
[19]郭书田、陆学艺：《解决“三农”问题的十条建议》，载《中国经济时报》，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5月
[20]王景新：《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与农民组织发展——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观点综述》，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报》，总第491期。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4年5月
[21]于建嵘：《我为什么主张重建农民协会》，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3月。
[22]李成贵：《中国的二元结构与“三农”困境》，见《古今农业》2003年，第4期。
[23]盛洪：《让农民自己代表自己》《经济观察报》B2版，2003年1月27日
[24]赵立刚：《建立农民协会的必要性及相关问题》、《从多重视角看建立农民协会之必要性》等文章，见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2003年3月12日
[25]党国英：《相信农民甚于相信政府》，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2003年3月12日
[26]蒲文忠：《让农民组织起来－－兼论转型期社会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建立》，原载：中国改革论坛，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7月。
[27]程同顺：《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11月11日
[28]于建嵘在《我为什么主张重建农民协会》一文中提到学者们的三种担忧：“农会最好不要搞，因为这种革命组织对社会秩序有很大的破坏作用”；“如果成立了农民协会这种群众组织取代基层政权将带来更多的问题，比如谁提供必要的农村公共物品，谁承担国家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实行等等”；“成立了农民协会，被坏人利用了如何办？”。见《中国农村研究网》2003年3月12日
[29]署名“一通”的网友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
[30]见李剑宏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中国能孕育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吗？》
[31]见袁方成在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论坛上的留言
第四，关于合作化运动的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不少新进展，比如，“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即使不是‘杜撰的或误认的’”，起码也是被“不恰当地扩大了的”；当时农民“只可能”存在“自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急于推进合作化运动的毛泽东是“使用经济、政治和行政三大杠杆顺利地将农民群众的个体生产积极性‘引导’到互助合作的道路上来”的[1]；有的认为合作化运动要解决的正是农民最缺少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2]；具体的策略步骤虽多有创造性，但目标模式是照搬苏联，不适合我们的情况，“带来很多问题”[3]。但综观全面，认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具有解决经济发展和消除两极分化以及广泛的“人民性”与“历史合理性”[4]的观点仍然占据主流；合作化运动只是过急、过快、过粗、过于单一的“四过”框架还没有实质突破[5]；甚至有的还仍然将其夸大为“对传统的自给自足的、保守的、自我封闭的小农思想意识的有力冲击……对于中国农民的思想教育，却是空前的”；对农民“是一次难得的教育机会”和“伟大胜利”[6]。对这样一个关系到准确评价毛泽东推动的农村社会经济改革和正确认识与深化当前中国农村改革的重大问题，史学界的研究还真是任重而道远，本质上同样涉及如何正确对待农民的问题。另外，我在拙著中论及的毛泽东领导的农村经济改革中的富农问题，在最近出版的许多论著中，因没有把握共产党关于树立农村“贫雇农权威”和政策确定或允许“重新平分土地”（“大多数人要求即可重新平分”）等主要生产资料对富农、中农的实质影响，而空谈对中农乃至富农的所谓保护问题[7]，都显然是不准确的。我对上述问题的观点，早在拙作中已作了明确的表述。
在学术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和“权力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杂糅并存，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出现了许多严重不协调的音符；处于体制外的农民，受到来自“计划”与“市场”、“权力”与“竞争”的双重挤压，农民问题以“三农”困境的方式浮出水面：农民负担久减难轻，劳力转移路障重重，农民增收步履艰难，农村生态遭遇空前挑战；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在规模经营与产业调整中日益萎缩、乃至丧失，农民的土地等财产权益在虚置泛化中流失以至于失地失业、甚至失居，农民的国民地位待遇乃至基本人权都得不到尊重，农民与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享受无缘……市场的公平似乎对农民例外！尽管全国上下都十分关注“三农”问题，中央对“三农”问题更是一贯十分重视，农民减负问题、劳力转移问题、税费改革问题、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农民增收问题、民工工资问题、土地保护问题以及征地与种粮补贴问题等等，个个都有党政领导乃至中央最高领导亲自关注；2004年，中共中央在十七年后重新以“三农”问题颁布“一号文件”，农民问题进一步受到空前重视。但是，农村干群矛盾和“三农”前景仍然不容乐观。伴随“三农”困境，引发社会民众以至农民对毛泽东的重新评价，“毛泽东热”悄然兴起，持续升温。对此，被传统农民观束缚的人们认为，这是农民平均主义或农民意识的反映；农民意识与农民组织危害社会稳定的观点也颇有市场。现实的问题要求学术界对中国农民、农民意识和农民问题作出更为科学的阐释，重新深入研究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也有了新的内容和要求。
回顾与学习学界同仁相关学术成果，追踪农村社会改革与发展面对的新问题，顺应时代对学术研究的新要求，是我尝试重新研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基本路径选择。如上所述，在进一步解读毛泽东与农民问题和当前“三农”问题的研究中，所涉及的全部问题都关系到如何重新认识和正确对待农民与农民家庭经营的问题，要解答农民的“毛泽东热”是否农民留恋毛泽东追求的“一大二公”？研究缓解“三农”困境途径应不应该让农民组织起来，则要从对众多的农民群体做出具体而实事求是的整体分析与阶层分析、弄清谁是农民的主体和农民组织是否危害社会稳定做起；对农民意识“危害论”和平均主义为农民主义的传统认识，则要从历史与理论上加以澄清；而对以救世主或以贵族式的眼光俯视农民、无视或敌视农民家庭经济的传统意识，则要分析它为何总是挥之难去；等等。如何解答？如何弄清？又如何澄清？如何挥去？这些问题，则是我最近十年来期望进一步努力读出来的重要内容。在此期间，我十分感谢国家社科基金先后两次给予我的研究课题立项资助，使我能够以20世纪百年来的历史为时段，以曾是中央苏区的赣闽粤三边地区农村社会为个案，继续对中国农民与农村经济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通过这些资助和学界同仁们的鼓励和支持，我在该地区农村进行了多达近300天的社会调查研究，发表《清末民初赣闽边地区租佃制度与农村社会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是农民平均主义？还是平均主义改造农民？》（《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等论文，出版了《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等专著，使我对中国农民和农村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感悟。本书的《遗产与超越》一章中，正是在已有上述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就前述学术回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一步分节展开专门的讨论：以“闪烁而耀眼的遗产”那“抹不去的记忆”与现代“三农”困境前后比较，阐明了“毛泽东热”是农民对社会公正的渴望，而非对“人民公社”的留恋；通过历史地、多层次、多角度地对谁是农民主体的问题探讨，分析了农民的主体在以下层或上层为导向，将产生不同的社会作用，论证了农民主体不仅是社会建设者，而且是整个社会的稳定力量，回答了当前中国农民能否真正实现自我组织的问题；通过农民本质属性的探讨和毛泽东平均主义思想探源，论证农民不是平均主义者，而是平均主义的“克星”和“一大二公”体制的瓦解者，而打造平等与公正，走出平均主义改造农民的阴影则是中国社会的应然选择；通过农民家庭经营所具有的自发激励功能、灵活适应转化功能和连接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基因分析，进一步深入论证了它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和“非均衡”发展的经济经营模式，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小规模农业向与不同时期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适度规模农业发展，因而也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是适宜的因而也是先进的生产经营模式；指出“私”无罪，“小”无碍，农民家庭经营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活水源头”；应善待农民家庭经营，让农民从“无产者”回归“有产者”，培育农民成为市场主体。最后，本书在结束语中认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已经确认：自己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全中国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与实践者。然而，对九亿农民群体来说，则只有农民自己能够代表自己；执政的共产党人只有让农民也能自己代表自己，才能听到来自农民的声音，知晓包括九亿农民在内的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利益与要求，并将其综合与融入执政的正确决策与实践之中，真正实现对全国广大人民利益的全面代表。而在本绪论中，我力图对学术界长期解读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进行较为全面的回顾，寄望能将本书研究的内容推到新学术的前沿。这些都是我为努力读出来所作的尝试。
我自知生性愚钝；虽历经20多年孜孜以求于青灯黄卷之中，频频奔走于山村田埂之上，虔诚求教农夫于村舍田野之间，然谨呈于您面前的《毛泽东视野中的中国农民与农村经济问题》一书，仍然难免显得粗糙和浅陋。只是因在拜读了拙著出版后的近十年来学术界有关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和当前“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时，愚以为十年前我在拙著中所讨论的问题仍然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所阐述的主要论点也并没有过时；同时，拙著当时没有重视或没能深入讨论与研究的重要问题，现在学界已有了许多新的突破，我自己近十年在相关方面的研读也有些新的心得，便产生了出版本书以向读者同仁进一步表达求教之忱。为此，本书的出版做了这样的安排：本书绪论以《读不懂毛泽东，理不清当代中国农民问题》为题，详细回顾了学界相关问题研究的学术发展和成果，理清了本书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学术前沿问题，并对本书涉及的内容作了总结性概括；对拙著《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经济之变革》的所有章节则全部收入，但为尊重历史和学术规范，除对个别字、词因印刷错误作了修改外，没有作任何文字和内容上的改动；新章《遗产与超越》则阐述了我最近十年在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心得；本书结束语，则论说了“只有农民自己能够代表自己”的观点。最后，本书附上了全书的主要参考文献和中、英文提要。本书的出版，企望通过总结毛泽东领导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改革的历史经验教训，能对进一步推动“三农”问题的深入研究和中国走出目前的“三农”困境有所裨益。
[1]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5-167页。
[2]郭书田：《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回顾用项经验教训》，《当代农史研究》，1996年第1期。
[3]龚育之：《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4]谢茹：《新中国农地制度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页；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3页；安贞元：《人民公社化运动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5]谢茹：《新中国农地制度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64-65页；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3页；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303页。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三农问题；农民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4-0037-02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具体包括：科学世界观、社会历史发展学说、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我国“三农问题”主要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本文主要探析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对中国三农问题微观层面的指导。
一、重视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思想历来就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南，也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的思想武器。我们不仅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研究，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还要研究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实际情况结合，更好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我国实际的需要
中国作为一个正处于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本就应成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国家。一个不善于从理论上思考问题的人也很难真正厘清社会上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而在理论上，被评为“千年第一思想家”的马克思，他的思想必定有其精华之处。因此，中国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思想、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理论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基础之上，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研究马克思主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二）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信心的需要
首先，针对目前部分人士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了的论断，我们更应该加大对马克思理论与实际联系的研究。才能让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过时，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就是我们忠实的信仰。我们都知道，老一辈共产党人没有留下太多的物质遗产，但是他们对共产主义坚如磐石的信仰和对国家对人民无比忠诚却是一笔富可敌国的巨大财富。其次，就因为目前太多人不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就容易受到很多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误导和蛊惑。其中，我们应该认识到马克思是人而不是神，他不能将以后一百年的事情都准确预测到，我们要根据发展中的实际情况将其加以完善，使其与时俱进。其实这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科学之精神：那就是对任何重大问题的分析和认识，都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辩证地、历史地加以看待和认识，而不是一成不变，也不是拘泥于教条和书本。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指导
我国的三农问题主要是指：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三者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环环相扣，普遍联系的。因此，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体系对我国三农问题具有的巨大的指导意义需要我们加以探究。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国三农问题之农业的指导
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可以看出，农业问题是马克思所关注的重点经济问题之一。他强调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强调了资本造就的市场经济必须以农业本身的高度发展为支撑。也就是说，马克思早就认识到没有现代化的农业，没有富裕的农村，就没有现代化的市场经济。
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农业问题的巨大启示在于：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而我国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阻碍农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之所以农民们抱怨他们的农作物卖不出去或者卖的价格太过于低廉，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当前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发展的较好路径之一。然而，党和政府在实现“产―供―销”链条的运行机制中起着非常关键的引导作用。另外，我国农业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的发展目前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没有形成规模发展；目前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足，因此，农村出现大量的荒地，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所以，党和政府要想尽一切办法在有条件的地区对目前处于分散经营的农民的农作物逐步实现规模经营，并创造良好的销售渠道和销售环境等一条龙服务。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国三农问题之农村的指导
马克思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城市的地位逐渐超出了农村，城市的生产效率与发展速度大大高于农村。城市成为工商业生产和交换中心。前期由乡村统治城市逐渐转移到目前的由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局面。但是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要随时谨记和吸收马克思相关理论的精髓，以指导我们对农村的建设。
正所谓，没有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要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那么我国面临的农村问题，除了政策须向农村倾斜外，还表现在户籍制度问题对农村发展以及实现社会公平的阻碍方面。以往的户籍制度使得城乡处于二元分割的状态，使得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和文化水平产生了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方式的必要，但是在今天，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由于户籍制度带来的医疗不公平、教育不公平、社会保障不公平等等不公平现象，这严重阻碍了农村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必须让农民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让劳动力资源可以自由流动，因为，凡是限制人身自由流动或者加大流动成本的做法都是违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群众舆论都纷纷探索突破户籍制度的束缚的路径。需要注意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理论基本方法论原则指导我们，户籍制度改革的步骤需要控制，循序渐进，逐步推进。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国三农问题之农民的指导
中国古往今来一直以农业立国，而农民人口也非常庞大，这对社会的稳定性极其重要，要解决好三农问题，解决农民思想和收入问题是关键。
1.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农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首要问题，其中农民收入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之一。因此，要大力促进农民增收，要保持农民收入能持续较快增长。由于受到传统小农意识的熏陶，我国广大农民同胞的商品意识淡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介绍了商品的含义，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小农经济的特点是自给自足，而大多农民的劳动产品并不是全部用于自己消耗，而是用于和他人做交换的商品。所以就要区别一下农业产品和农业商品的概念，农业产品只是农民们辛勤耕种的劳动结果，而农业商品则是在农业产品的基础上经过加工、运输、交换的商品。比如：如何将葡萄变成商品：葡萄酒。那么葡萄园就是酒厂的第一个车间，一亩地种的水果量、灌溉时间、糖度等必须严格按照酒家厂工程师的要求去做，不然，农民的葡萄就无法变成价值高的商品。再比如：在城市的超市，那里的无公害蔬菜比我们农贸市场的蔬菜贵出几倍，如果农民也按照标准化生产，从土地、水源到施肥灌溉，再到最后的加工、包装、运输以及商标设计，都能让买者感觉到你卖给他的是一种商品而不是那种直接从地里出来然后装进麻袋的农产品，那么就会得到一个较好的交易结果，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商品凝结着一般人类劳动，是要去和别人交换的使用价值，就要把它作为商品的特性充分地体现出来。政府除了要为我国农业发展提供外在政策环境，还要努力吸收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并向农民宣传普及。
2.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农民存在的障碍
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我们理清农村工作思路。如前所论述的，农民们由于没有学习马克思关于商品的理论，导致他们没有意识到如何将自己的农产品变成具有巨大交换价值的商品。即使基层工作者有这个意识去改变这种状态，农民的工作也很难做，一些基层工作者认为，要是把农民们的农产品卖出好的价格后他们就高兴，要让农民们交出很少的会费他们就不高兴不愿意。因为他们不知道基层工作者们要实现他们产品的升值需要很多环节，比如：信息收集、找到购买市场、引进产品或技术。这中间包括了很多的干部、管理人员、科技人员、贸易专家的劳动，甚至很多商品还要加上保鲜方法的研究和应用才能实现交换。但是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来分析此问题，农民如果觉得他生产的农产品，卖的好价钱都该属于他们，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所以我们应该让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知识普及到农民们的思想中，从而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做好基本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尤绪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J].当代经济，2012，（12）.
[4]金成德.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坚持马克思主义[J].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1991，（2）.
[5]肖潇.浅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矛盾[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篇5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都有了一个显著的提高，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尤其是我国gdp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这无疑不让我们坚信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将会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居安思危”，虽然成绩很大，但是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特别是我国的“三农”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一方面，农民朋友为国家的经济建设的繁荣付出了毕生精力，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和各种福利保障都没有很好的落实。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社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本着“立足农村，服务农业，关注农民”的宗旨，不断地为农民朋友送去帮助和爱心，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至此我社成立一周年之际，一来是为了加强团队建设，增强内部凝聚力，展现当代大学生风貌。二来为了让关注“三农”的这股精神感动更多的人，加深大学生对“三农”问题的理解，因此开展“井冈山大学第一届三农文化节”系列活动。届时通过各种形式传播三农文化，同时也希望将来有更多的知识青年投入农村基层，为祖国的基础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共同推动和谐社会发展。
二、活动主题：携手三农，共同奋进
三、活动意义：
四、活动时间：2009年12月03日——2010年01月03日
五、活动地点：六栋演奏厅、五栋、一栋、庄塘小学、
康佳希望小学、方广小学等。
六、活动安排：
（1）前期活动：
11月20号开始：
1、悬挂横幅
2、张贴宣传海报
3、活动动员
4、拉赞助
5、邀请相关人士
（2）时间安排：
12月3号下午星期四：开幕式
12月5日星期六：三农文化演讲活动
12月6日星期天：三农文化辩论赛
12月12日—12月13日：三农论坛
12月20日星期日：三农知识竞赛决赛
12月26或27号晚上星期四：三农文化节红歌会
12月31日—01月01日文艺下学校
01月03日晚文艺汇演
（3）后期活动
与各关注三农的各界人士保持联系，同时留下联系方式，以便今后开展相关活动。
一、活动介绍及流程：
a、开幕式：
①时间：12月03日15：00—16：00
②地点：六栋演奏厅
③拟邀嘉宾：名誉社长（政法学院院长）、校团委书记、政法学院团委书记、指导老师（仰和芝）、社团指导老师、社联主席等。
④流程：秧歌舞——请领导及指导老师讲话——回顾历史（观看视频）——各活动项目介绍——宣布开幕——合唱《支农队队歌》结束
⑤承办部门：支教中心
⑥项目责任人：谭金国
⑦经费预算：场地费30元其它费用20元
b、三农文化演讲赛：
一、目的：1、增进社员的团结互助
2、营造一个融洽的氛围，加深对三农问题的认识
3、启发大家对社会与理想的深层次思考。
二、时间：12月05日晚
三、地点：5栋407
四、活动对象：社内成员
五、注意事项：
1、内容要求：与“三农”问题、农村生活、下乡经历、理想和责任感有关。
2、参赛人数：大致15人。
3、每场演讲时间3—5分钟。
4、规定：1）在演讲活动开始之前选手随机选取自己的号码。
2）从观众中随机选取10名观众代表（自愿作代表也可以）作为评委，观众代表起到活跃气氛的主导作用。
六、演讲流程：
1由主持人宣布活动宗旨和部分规定。
2大家一起唱《支农队队歌》。
3按照选手号码顺序逐个上台演讲。
演讲过程细则：
1）选手上台之后先唱一段红歌（尽量不要与他人重复）。
2）进行演讲。
3）由观众代表或观众针对演讲内容发现问题并提出，然后由演讲者、观众代表或观众回答。
4）由观众发表感想。
注意：a提问时间不得超过一分钟。
b回答时间不得超过3分钟。
c提出一个问题奖一个糖。
d观众或观众代表发表一次感想奖2个糖。
4）所有选手演讲完毕后对奖项进行评定。
5）最后以《支农队队歌》结束活动。
七、评选奖项：
1所设奖项：
1）最佳感动奖（内容感人亲切）
2）最佳激情奖（选手有激情）
3）最佳形象奖（举止语言）
4）最佳深刻奖（内容深刻有思想）
5）最佳气氛奖（台风较好）
6）最佳创新奖（风格创新）
7）最佳歌声奖（歌声有激情）
8）最佳观众奖（积极参与，包括评委）
2评定方式：
1）所有奖项皆有现场观众选举产生。
2）选举方式：在一张纸上依次写好1）——5）号奖项，再在奖项号码后面写上选手号码，将纸折好后由工作同志用盒子下去收。
八、前期准备：奖状8张，糖果若干，白纸红纸若干，照相机一个。并提前布置会场。
九、承办部门：理论部、宣传部
十、项目责任人：刘俊
十一、经费预算：奖状、糖果及其它物品30元
c、三农文化辩论赛：
一、时间：12月06日19：00—21：00
二、地点：1栋（待定）
三、辩题：贫富差距拉大是否是正常现象（待定）
四、人员：正反方各10名，各方代表2名，中立方（老队员）5名。
五、辩论流程：
1、主持人发言（3分钟）。
2、唱歌活跃气氛（10分钟）。
3、第一轮，正反双方代表陈述观点。（各5分钟）。
4、第二轮，双方互问对方三个问题。（问1分钟，答3分钟）。
5、第三轮，自由辩论。（各15分钟）。
6、第四轮，中立方终结并指出正反方的不足。（10分钟）。
7、第五轮，互相表扬（各5分钟），并互相评出积极分子3名。
注：
1、主持人开场白并讲解辩论赛规则；
2、唱歌以红歌为主，三方轮流拉歌；
3、第二轮主要针对第一轮出现的问题发问，事先有代表搜集问题，每位队员要积极发现问题；
4、第二、三轮主要有智囊团发言，自由辩论时每人发言不得超过5次；
5、第二轮回答方若有时间剩余，可以由其他队员补充；
6、中立方主要提出批评并总结辩论结果，也可发表个人见解；
7、第五轮主要是提出对方说服力较强的观点，表扬个人的优点。积极分子由投票产生，各方队员均有编号。评选标准：有激情，发言次数多，表达较好。积极分子奖励有：奖状一张，糖果若干。
8、每一轮，各方队员都要积极记录对方的漏洞，由自己或代表发问。
9、每方均有计时员，时间到即喊停。10、各方队员发言次数均有记录，记录次数少者（各方两名）要罚歌若干首。
六、准备物品：奖状6张，糖果若干，白纸红纸若干，照相机一个，计时工具两个。并提前布置会场。
七、承办部门：理论部
八、项目责任人：刘俊
九、经费预算：奖状、糖果及其它物品30元
d、三农论坛：
一：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国家出现不少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危机下的经济问题，三农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做为当代的大学生，祖国未来使命的肩负者，祖国繁荣富强的主力军，如何确定自己的理想，如何为自己定位，做一个怎样的人，选择何种职业等？或许大学生在困惑，处于迷茫中，我们三农学社的社员也正处于这担忧中，我们该何去何从？当前就业热门有公务员，同时也有稳定收入的高尚的教师职业，我们希望举办三农论坛邀请相关人员帮助大家认清中国的形式，选择有使命的职业，为自己探索一个光明的前途。
二：论坛形式/场次
论坛开展三场，第一场采用讲座的形式举行，第二、三场采用座谈的形式。
三：论坛主题
第一场以“肩负使命，追求理想，合理就业”为主题。
第二场以“聚焦三农，分析现状”为主题。
第三场以“合理支农，社团发展”为主题。
四：论坛时间
第一场时间：12月12日下午3：00——5：30
第二场时间：12月12日晚上7：00——9：00
第三场时间：12月13日上午8：00——11：00
五：论坛参与对象
第一场：吉安市相关政府官员，大学生村官，农村基层工作者，农村小
学校长，指导老师，学院和校团委相关领导及社会“三农”热心人士。
第二、三场：南昌大学三农协会、江西农大三农学社、南昌工程学院马
克思研究社团、井大三农学社成员。
六：论坛地点
第一场：五栋408（或407或演奏厅）
第二、三场：一栋304（或六栋301）
七：论坛流程
第一场：1、歌唱开始（队歌）
2、讲座开始讲座顺序：
a、学长或学姐备考公务员
b、村官的经验和感受
c、政府官员对形式经验的阐述（休息）
d、校长发言（如何做一名优秀教师）
e、指导老师对社员未来的期待，学社的发展建议，帮助支持。f腾老师对就业的看法，学社发展建议，帮助支持。（歌声结束）
第二场：第一次见面时：分小组
1、组建材料
2、大家朗诵《少年中国说》开始
3、各组陈述观点
4、各组讨论观点
5、各同学回归自己社团
6、共同讨论相应需要的追求
7、各校自由交流如何更好支农
8、歌唱结束。
八、预期效果
论坛增加大家对社会对就业的认识，更好的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让更多的大学生投入到农村建设当中去。同时更好的与南昌高校三农类社团合作，有利于学社更好的发展。
九、意义
1、让社员加深对社会的认识，追求自己的理想，认清就业的形势。
2、让社员了解社会当前的社会形势，更好选定自己的目标。
十、经费预算：300元
e、三农知识竞赛：
一、活动背景：
2009年10月1日，伟大祖国母亲过完了她的六十岁生日，其取得的成就令国人自豪、兴奋。但是在这样一个世界第三的经济体中，农业发展却依然落后。“三农问题”己成为我国总理最爱关注的民生问题，它关系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着社会的稳定。温总理曾说过：“大学生无论学习什么专业，都要懂得农村，了解农民。在中国不懂农村和农民就不懂国情。对大学生来说，将业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了解农村都是不可或缺的一课。”我们是当代大学生，只有先了解“三农”，学习“三农”知识，才能更好地服务“三农”,服务社会。井冈山大学三农学社是一个以“立足农村、服务农业、关注农民”为宗旨的综合性学生社团，此次以特色活动三农文化节为契机，开展三农知识竞赛活动，加强大家对三农知识的了解。
二、活动目的：
1、旨在让更多的大学生关注三农事业的发展，弘扬井冈山精神，践行科学发展观，促进当代大学生爱党爱国热情。
2、形成一种学习“三农”知识的氛围，让更多的人了解三农、关注三农，进而服务三农。
3、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和增长课余知识，了解国家现状。
4、丰富三农文化节的内容，提高学社的知名度并扩大学社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5、加强社员之间的了解、沟通和交流，提高社团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活动时间：12月上旬初赛，12月20日（星期日）
四、活动地点：初赛地点为五栋大教室；决赛地点为六栋演奏厅或5—408。
五、活动构成：
1、总体赛程：初赛、决赛
2、初赛试卷：填空题、选择题、简答题（满分100分）
3、决赛题：必答题40分；陈述题60分。
4、题库设置：
①初赛试卷相同，份数由参加比赛人数决定。
②决赛时每人回答1道必答题（随机抽题），之后就同一题目陈述观点。
5、比赛规则与评分细则：
①、初赛时不得带任何试题相关的资料及通讯工具；
②、参赛选手必须遵守考场纪律并服从监考员安排，违反与不服从者，取消其考试资格；
③、决赛时允许带相关资料，必答题时间不超过3分钟，由主持人提问选手独立作答，可以放弃但不扣分；
④、评审团就其回答酌情给分，最后取其平均分；
⑤、以整个赛程最终累计分数的高低评定比赛名次并颁奖。
6、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具体人数以报名人数决定）
7、主持人2名（一男一女）
8、嘉宾/裁判：7名，要求专业性较强。
9、由嘉宾/老师及活动组委会颁奖。
六、活动准备：
1、提前3周由宣传部对外宣传本次活动（形式：①海报②横幅或喷绘），并在一周内完成报名，初赛结果公布后隔一周展开决赛。
2、统计参赛人数，将设计好的题目给老师修改。
3、邀请嘉宾及评委7名。
七、经费预算：场地费50元、打印试卷费50元、宣传费30元、证书30元、其他费用30元合计190元
八、准备物品：试卷、教室（多媒体且有话筒）、手表等。
九、承办部门：办公室
十、项目责任人：黄林根、徐艳艳
f、三农红歌会：
一、活动时间：12月26或27号晚上
二、活动场地：六栋演奏厅
三、经费预算：150元含场地费及活动奖品。
四、承办部门：文艺队
五、项目责任人：何利民
g、文艺下学校：
一、活动背景：
1、井冈山大学三农学社文化节。
2、欢庆元旦。
3、本学期支教活动落幕。
二、活动主题：（暂定）
1、让梦想腾飞
2、少年强则国强
3、支教助农，扬我风尚
三、活动基调：喜庆、祥和、温馨
四、地点：康佳希望小学、庄塘小学、方广小学
五、活动时间：2009年12月31日——1月2日
六、活动目的：
1、期的支教活动进行总结。
2、支教队员与所支教学校学生的浓浓情怀。
3、校领导对支教活动的重视。
4、本学期的支教成果。
七、活动节目构成：
1、歌曲类：
（1）阳光、健康、向上的歌曲(能够反映学生们充满活力的校园生活,反映教师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
（2）能够反映祖国大好河山、反映祖国欣欣向荣的主旋律歌曲。能够突出老一辈革命家至死不渝的斗争精神的歌曲。
（3）思想性好,有气氛的外国歌曲(经典的英文歌且简单易懂)。
2、舞蹈类：
（1）、热烈、祥和为基调的各类舞蹈。
（2）积极向上、寓意深刻的艺术性舞蹈。
（3）具有校园时代气息的创意性舞蹈。
（4）群众喜闻乐见的街舞、现代舞、健美操、武术等。
（5）相关主题歌曲的伴舞。
3、曲艺类：(语言)
（1）热闹反映校园生活的的相声、小品.。
（2）经典的传统曲艺类节目。
（3）音乐诗歌朗诵。
（4）具有观赏价值的魔术或特技类节目。
（5）其它类型的曲艺节目。
4、其它能够反映主题的创意节目。
八、节目来源：
1、以三农学社常春藤支教队为主力的主题性节目。
2、由三农学社文艺队选送的优秀节目。
3、由支教队员和所支教学校学生联谊的节目。
4、由所支教学校选送的节目。
5、以其它名义报名的各类优秀节目。
九、活动流程：
1、校长讲话。
2、文艺表演。
3、颁发优秀青年志愿者证书。
4、赠锦旗。
5、社长讲话。
十、经费预算：
十一、预期效果：
1、寓乐于学，让小学生在活动中学习书本上所学不到的知识。
2、活跃所支教学校的氛围。
3、队员的组织能力得到一定的锻炼。
4、支教活动得到支教学校的肯定。
5、与所支教学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十二、活动单位：
1、主办单位：井冈山大学三农学社常春藤支教队
2、协办单位：井冈山大学三农学社文艺队
康佳希望小学
庄塘小学
方广小学
h、文艺汇演：
活动时间；1月2日或3日晚
活动地点：6栋演奏厅
经费预算：100元
承办部门：文艺队
项目责任人：何利民
七、活动机构设置：
总负责人：鲁敏
活动协调委员会：鲁敏、薛廉文、黄林根、谭金国、何利民
文艺处：何利民
后勤处：
外联处：付雪梅
财务处：刘昆
八、附则：
1、活动中不得违背法律法规、不得违背《井冈山大学三农学社章程》
及其《管理条例》相关条款。
2、活动中请大家遵守各项活动规则。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篇6
摘要: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影响,国际和国内因素联系紧密造就独特的中国治安状况。其中,三农问题及其衍生的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内治安的稳定局势,农村治安总体基本稳定但形势严峻,农民治安意识不高,因此针对农村地区的社会治安公共服务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将以三农问题为切入点,通过运用新公共服务理论,分析如何建设及提升农村地区的社会治安公共服务。
关键词:三农问题;社会治安公共服务;新公共服务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5023902
1三农问题的本质及影响
1.1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内容
1996年以来,农业步入一个困难时期,农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三农”作为一个概念则由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于该年正式提出。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在给上总理书中列举了农村中触目惊心的危机: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李昌平的上书通过媒体震动了全国,“三农问题”的危机暴露在公众面前。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正式成为大陆理论界和官方决策层引用的术语;中共中央于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此时,三农问题正式成为中央关注国计民生的头条大事。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关注“三农”,这是中央从2004年以来连续第六年将一号文件的落脚点锁定于“三农”领域,也是中国建国以来决策层对“三农”的最长关注周期。
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质就是要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和农村稳定,农村稳定就包括了在农村地区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农村社区警务建设和农民治安意识,全面提升面向三农问题的社会治安公共服务。
1.2三农问题及其衍生问题对社会治安的影响
三农问题的最主要表现就在于尽管农民收入增加,但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创收越来越难。由于政策的偏向使城镇和乡村的发展差异使贫富悬殊差距扩大。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亦同时加剧了土地兼并问题,一些失去工作或土地的农民转化成流动人口到城镇谋生,从而将问题亦带到城镇。在恶性循环下,三农问题不断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社会现象,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在三农问题不断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社会现象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导致农村人丁稀少,农村和城镇逐步产生新的社会治安问题。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刘金国在2006年11月6日召开的中央综治委200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农村治安问题呈现出暴力犯罪突出、侵财犯罪多发、部分地区社会丑恶现象蔓延、制贩危险物品严重四大特点。在我国农村地区由于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农民治安意识薄弱,使得农村治安环境复杂化,也反映出在农场地区社会治安公共服务能力不高、不强,也侧面反映出农村地区的社区警务落实不到位,农村警务室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效能。
在此,由三农问题及其衍生问题对社会治安的影响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几点:
(1)农村地区与城镇郊区的犯罪现象相互影响,促使治安案件在农村地区的发生率大大增加,犯罪区域性特征突出,案件性质由治安案件向刑事案件转化的趋势明显。
(2)流动人口量增加使得对农村治安控制难度加大,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特殊性及农民治安防范意识薄弱使得农村地区成为易被侵害的对象选择点。
(3)黑恶势力在农村地区滋生蔓延,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突出,并向财产型犯罪、性犯罪和暴力犯罪集中。
(4)农村犯罪主体发生较大变化,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逐渐占据犯罪主体的大多数。
(5)农村地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不完善,主体控制力不强,制约因素与农村地区的经济和开放程度成比例。
(6)部分农村存在“自生秩序”社会基础与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不相融合,客观阻碍农村警务的开展实施。
2新公共服务理论及在其社会治安公共服务中的适用
2.1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内涵
在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之后,美国公共服务的提供机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建立在公民权利与责任的民主化、社会民主化的基础上,并形成了构成新公共服务的若干纲领性原则。新公共服务的理论蕴涵值得给予学术探讨,对当前中国服务型政府改革有深刻的启示作用。由登哈特夫妇提出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新公共行政学的某些观点,新公共行政成为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思想来源和概念基础的四个方面的内容之一。但是对于到底什么是“新公共服务”仍然众说不一。登哈特夫妇认为,新公共服务理念与新公共管理和老公共行政理念有所区别,包括:(1)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2)追求公共利益;(3)重视公民权胜过重视企业家精神;(4)思考要具有战略性,行动要具有民主性;(5)承认责任并不简单;(6)服务,而不是掌舵;(7)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当然,这其中也存在着一些普遍的观点,并将此作为标准化的模式与其他的理论、观点相区别。尽管如此,新公共服务的提倡者认为:不论是作为理论创新、还是为许多值得效仿的公共管理者所实施的先进的实践,新公共服务都已呈现出其固有的特征。虽然研究公民权、社区和市民社会的理论家、组织人本主义理论家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公共行政理论家观点之间还存在着诸多分歧,但这些观点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它们将新公共服务的种种观念与新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的诸种观念区别开来,具体表现如下:(1)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帮助公民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非试图在新的方向上控制或驾驭社会。
(2)公共行政官员必须致力于建立集体的、共享的公共利益观念,这个目标不是要在个人选择的驱使下找到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要创造共享利益和共同责任。
(3)符合公共需要的政策和计划通过集体努力和协作的过程,能够最有效地最负责任地得到贯彻执行。
(4)公共利益源于对共同价值准则的对话协商,而不是个体自我利益的简单相加。因此,公务员不仅仅要回应顾客的需求,而且更要关注建设政府与公民之间、公民与公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
(5)政府不应当仅仅关注市场,还应该关注宪法和法令,关注社会价值观、政治行为准则、职业标准和公民利益。
(6)公共组织及其所参与的网络如果能在尊重所有人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和共同领导的过程来运作,它们最终就更有可能获得成功。
(7)与企业家式的管理者视公共资金为己所有的行事方式相比,如果公务员和公民都致力于为社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那么公共利益就会得到更好的实现。
2.2新公共服务理论在面向三农问题的社会治安公共服务中的适用
社会治安,等同于社会治安问题和社会治安状况,指以犯罪、违法乱纪、无责任或责任不清的不安情形、事故事件等范畴为形式出现的破坏社会政策生活秩序的社会现象和人的行为。社会治安公共服务,就是在现有的各种条件下运用多种治安手段,调动多方力量,以公安机关的治安部门和警察为主,引导社会公众开展维护社会治安的活动,在上级部门的领导和公众的配合下,清除不良治安因素、改善治安环境的一项公益服务。
把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具体特征运用到目前的农村治安建设中,根据三农问题及其衍生问题适用不同的理论,将理论在实践中得以充分的利用,改善农村治安状况,加强农村警务建设,增强农民治安意识,发挥农村群防群治作用,完善浓缩的确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有助于提高农村地区的社会治安公共服务能力,对奠定农村未来的治安稳定基础,增加农民生产生活安全感有着重要意义。
(1)加大农村地区社区警务建设,转变传统思维中占统治地位的“警察”治安观念,将“社会”治安与“警察”治安的思想相结合,从农村生活中了解农民思想,了解与农民利益相关的事项和普遍存在且亟需解决的矛盾,以农民和警察的双重身份开展工作。即从新角度帮助农民表达意见,实现其共同利益,更好的为农民服务,而非以单一的“警察”治安观念驾驭和控制农村治安。2006年时,我国已有农村警务室8万多个,驻村民警9万多名。尽管警力明显不足,但农村警务室和驻村民警成为了反映农民治安需要的一个重要平台,是增强农民安全感的有力保障。农村警务室设立的目的就在于“近距离”的防范犯罪、“零距离”的服务群众,第一时间化解各种矛盾,让民警融入广大农村,最大限度方便农民群众报警求助和办事。
(2)通过建立健全治保会等基层组织,组织治安积极分子开展治安巡逻,采取联户联防、村际联防,发挥农村群防群治作用。同时,要提高单兵民警综合素质,在做好民警的业务、法律、等知识的培训的同时,加强社区民警有关群众路线、公共关系、警民关系、群众工作方法等专业内容的学习。尽可能通过集体努力和协作,制定和实施符合公共需要的政策和计划,使之最有效地最负责任地得到贯彻执行。
(3)制定责任体系,逐步完善社区警务运行机制,构建合理有效的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行之有效的公共组织是公众与政府相互交流的网络,完善的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可以优化整合农村治安防控力量,及时传达公安治安信息,反馈农村治安状况,把“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的社区警务目标在农村得以实现,促进农村治安环境改善,在尊重所有人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和共同领导的过程来运作一系列体系组织,最终获得治安环境建设和改善成功,从根本提升治安服务能力。
(4)警察要关注市场,关注宪法和法令,关注社会价值观、政治行为准则、职业标准和农民利益。农村是教育相对落后的地区,大部分农民虽已不是文盲,但绝对是法盲。警察在执行公务的同时,要替农民关注社会变化,从农民的视角对公安队伍进行监督,提高单兵民警综合素质。在执法教育过程中,分年龄层次区分教育对象,宣传法治,转变农民薄弱的治安意识,增强其自保能力,增强其与公安部门合作的意识和能力。警察还要回应农民的需求,对警察、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共同价值准则进行对话协商,保障所有人的公共利益,关注建设政府与农民之间、农民与农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
(5)与企业家式的管理者视公共资金为己所有的行事方式相比,在农村社区警务中建立合理的绩效考评制度,联合农村基层组织考核警察和农村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检验农民的治安防控能力,促使警察和农民都致力于为农村社会治安服务建设,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展万程.农村治安与构建和谐社会[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8).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篇7
一、主题在于“三农”
“三农”问题也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它不仅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而且是我国新农村建设中最重要且决不可动摇的主题。
(一)农业问题。同志指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1](p186),“在农村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农业生产工作而为它服务的。任何妨碍农业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避免”[1](p4);邓小平同志指出,“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2](p23),“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2](p17);同志认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首位。越是加快改革开放,越要重视农业、保护农业、加强农业”[3](p69),“农业是社会效益大而比较效益低的产业,光靠市场调节不行,必须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加以扶持和保护,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共同做法”[4](p129)。然而,现在我国“农业真危险”,既是经济发展中名副其实的弱势产业,又是广大农民不得不主要依赖的低收入职业。为此,我们需要通过从多角度和采取多途径加以重视、思考和解决。否则,我国农业“基础不牢”,国家政权和其他方面就会“地动山摇”。
(二)农村问题。事实上,古往今来都是“农村真穷”。目前,我国农村存在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农业机械化与现代化发展滞后,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有待提高,信息化程度较低,农民文化生活单调等诸多问题。然而“没有农村的富裕,就没有全国的富裕”。所以,进行新农村建设时需要进行全面系统地诊断,采取多元化手段和措施加以综合治理。
(三)农民问题。在我国,从古至今,农民不仅是“真苦”,而且一直都是人数最多,比例最大,生存条件最差,生活最苦,力量最弱,地位最低,还老是被边缘化。然而,农民问题不仅中国革命和改革中的关键问题,而且是“三农”问题和新农村建设中的核心问题。历史和现实都反复证明,在我国,领导或统治阶级或政党与中国农民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关系这些阶级或政党与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可以说,谁能赢得广大农民,谁能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谁就能赢得了革命、改革和建设的胜利。事实也早已表明,在我国,农民不仅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主体和动力,而且也是农村稳定的力量源泉和深厚基础。因此,我们新农村建设不仅需要始终激发农民的主体意识,而且需要尊重农民、依靠农民、善待农民,把农民的根本利益当作出发点和落脚点,还需要借助和依靠全社会的各种力量,并且决不能本末倒置,否则这场由政府发起和推动的,中央和各级政府倡导、扶持的新农村建设会重蹈“乡村运动,农民不动”的覆辙。
当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存在数量规模巨大,但整体文化素质偏低、综合素质不高、缺乏创新意识和经营管理能力、致富能力有限等问题。这些不仅直接影响着我国农业现代化,而且直接影响着新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不仅直接影响着我国农民收入的增长和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而且直接影响着我国新农村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建设;不仅直接影响着我国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而且直接影响着农村构建和谐社会进程等。因此,切实加大农村基础教育和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加大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尤其是农村党政人才、农业实用技术人才、经营管理等人才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努力培育和造就一大批懂技术、懂经营、懂管理的新型农民,这既是新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需要,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根本任务和长远战略的必然要求。
二、关键在于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5](p537)新农村建设关键在于不断地创“新”。
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到林毅夫的“新农村建设”提出,再到同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从古代地主庄园制和封建制到同志“一大二公”的互助合作制;从邓小平同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个别发达地区农村农民土地使用权入股参与分配制度;从清一色的红色农村革命文化到多元化地区和民族文化兴起,都是农村建设与发展在理论、制度、文化等方面的进步。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和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一项既重要又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和其他方面的创新。
目前,在农村建设总目标设置与管理上的看法基本一致。但是,对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如何进行新农村建设,“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意见难免相左。比如:有的主张城镇化、工业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法宝;有的支持“基本途径是减少农民,让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6];有的认为“政府补贴和工业反哺不现实,依靠农业技术创新不可行,依靠农业产业化解决不了出路”[7]。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是,我们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广开言路,像这样有众多有识之士来献智献策,有社会各界人士来群策群力。
实践证明,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促进农民居民化与国民化,扩大农业产业化与市场化,加强农村规范化与城镇化是不可缺少的,但一味地强调减少农民又是不太现实的,过分地强调实施工业化是有局限性的。好像世界上没有哪种理论、方法和措施等是万能的。毕竟“三农”问题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况且中国农村千差万别,解决它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不过,新农村改革要有新思想,开放要新路子,布局要有新模式,发展要有新思路,建设需要新规划等,既是值得大力提倡和鼓励的,又是现实客观需要的。不然,影响重大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等改革难以取得重要成就,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难以有所突破。
三、重点在于“建设”
新农村重在建设是千真万确的,但如何建设又是一个重大课题和老大难问题。从当前众多新农村示范点建设来看,一刀切、急于求成,重形式而轻内容,重眼前而轻长远,重硬件而轻软件建设等不良现象比较突出。因此,我们需要注意了解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特点,并在此基础之上力戒迷茫心理和浮躁风气。
(一)多元化与多样性。我国地广人多,是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国家,农村千差万别。这决定了我国新农村建设需要因地制宜、因族举措而不能搞齐步走和一刀切模式。
(二)阶段化与层次性。我国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发展战略,不是权宜之计,需要分阶段分步骤地进行,需要因村制宜和因时制宜。经济条件好、基础设施好、农民素质也较高的农村可以实施中级或高级阶段的建设方案,而那些连温饱问题都难以保障的农村还需要补新农村建设初级阶段的课。
不平衡与不均衡发展具有普遍性。新农村建设亦如此。我国幅员辽阔,东西部地区差异较大,进行新农村建设在会存在水平参差不齐现象。如果按贫富程度来分,自然可以划分出温饱型、小康型、富裕型等不同层次和水平的新农村。因此,我们要注意不同层次的农村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做不同阶段和层次的事儿。
(三)长期化与艰巨性。新农村建设在我国是一项复杂而又十分艰巨的系统工程和任务,是一场持久战,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凡想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领导干部需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慢慢来,需要循序渐进。
四、根本在于“科学发展”
新农村建设需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指导思想,在我国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也即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一)新农村建设中坚持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就是“发展”。不论“三农”问题的解决,还是完善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论是加强农村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还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论是建设创新型国家,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都离不开发展。其中各种问题都“必需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4](p91)因为“发展是硬道理”[2](p377),“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自己的发展。”[2](p265)
(二)新农村建设中贯彻科学发展观核心就是“以农民为本”。农民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以“农民为本”就是要一切为了农民,一切相信和依靠农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农村党组织和基层政府一切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坚持把农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决策和工作的标准,把发展的目的真正落实到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政治与文化需要、实现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上;就是要在农村立党为农民,执政为农民,以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充分体现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切实保障农民的经济、政治、法律、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和生态等国民化待遇和权益,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农民。
(三)新农村建设中落实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当然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友好生态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农村。新农村建设是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建设,需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好。
(四)新农村建设中坚持科学发展观根本方法毫无疑义是“统筹兼顾”。新农村建设照样离不开“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8](p53-54),需要统筹好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等,也需要统筹好农村城镇化与非城镇化途径,工业化与非工业化路子等。要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农村经济和农业产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和农村投入,强化对农业和农村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总之,“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1](p186)
五、本质在于“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体现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新农村建设顺利健康地进行和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保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
(二)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目前,我国不仅城乡差距拉大,而且乡村之间和村民之间收入差距亦扩大。我们既要支持和鼓励那些勤劳致富、合法致富、技术致富的农民,又要警惕和预防那些非法、暴力等发迹的消极影响。在新农村建设中,坚持让一部分农民和农村先富裕起来只是手段,最终达到全体农民和全部农村都共同富裕才是目的。
(三)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p373)新农村建设是解放农村和发展生产力的战略选择。因此,需要通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来加以解决农村在生产关系方面不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种种不和谐因素,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目的。
六、特色在于“中国”
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战略选择――新农村建设,毫无疑问离不开中国当代特殊国情,会烙有“中国特色”。
特色之一: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新农村建设理所当然地需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事业。
特色之二: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农村建设也就是在这种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进行,其目标、路径、思路、方法、对策、政策等都不能脱离这一最基本的国情。
特色之三: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国家农村建设模式,又不能像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进行建设。虽然可以借鉴和吸收外国一切优秀的农村建设文明成果,但更多的还是需要“独立自主、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本土化思路和本土化制度创新等。
特色之四:改革开放是我国当前最大的特点。新农村建设也自然需要坚持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如改革土地制度、户籍制度、金融制度、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消除影响科学发展的机制和体制等方面的障碍。
参考文献:
[1]《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邓小平论科学发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2).
[4]《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5]《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华彦玲,余文学.《再论“三农”问题的解决》[J].《台湾农业探索》,2007,(2).
[7]万冬明,肖本江.《林毅夫:从“三农”问题专家到世行副行长》[J].《老年人》,2008,(7).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篇8
>>变化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日常权威”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学的当代使命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试论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社区调查与中国社会学的“本士化”质性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发展质量费孝通：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中国模式”的社会学解读试析中国性社会学的发展涨价的社会学规矩的社会学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困境与出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三个转向重新认识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中的地位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基于中国社会学的多元性及其建构探讨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与发展脉络分析粉丝的社会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对话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同时，学术立场也从更深层次上反映了信仰问题。我想，信仰也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如世俗的信仰与宗教的信仰。世俗信仰植根于其世俗文化的土壤之中。中国文化具有的非宗教色彩的世俗底蕴，这一点可能是各种现存文化都不具有的独特之处。
世俗信仰不仅源于世俗文化的土壤，也是世俗理论的某种精华所在。中国文化的这种独特之处对有关信仰的理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于许多具有世俗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民族就是世俗的上帝，没有上帝的民族崇拜民族。为什么崇拜呢？因为那里的‘活’有着意义。”③早在先秦时期，百家迭起、诸子争锋，世俗理论的发展异常繁盛、气象万千，基本确定了中华文化独特的世俗化道路。尽管先秦诸子在具体观点上异质多元，但是，他们对美好社会生活的向往，对合理制度与和谐秩序的求索，对社会避乱达治、长盛不衰之道的探寻，表达了一种共同理想。这是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这也意味着，中国文化中的世俗信仰包含着深厚的理论底蕴和宏阔的历史视野，对民族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和回答，对“天下大同”的美好追求。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社会学对民族生存和国家命运所担负的责任感，具有某种崇高、神圣的意味。
二、农村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贡献
中国社会学从早期朦胧中起步，随着中国踏上近现代进程开始了自己的叙事。农村社会学也在此过程中不断成长并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从农村社会学经历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体现着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的学术品质。
1.以本土化中国化为旨向的农村社会学
坚持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学术旨向是我国农村社会学的一贯基调，无论是在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对策研究或是方法运用方面，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一鲜明的风格。
譬如，以费孝通为代表的早期社区学派确定的学术旨向是：农村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基础，也可以说是中国基层社区。……必须进入从这基层社区所发展出来的多层次的社区，进行实证的调查研究，才能把包括基层在内的多层次相互联系的各种社区综合起来，才能概括地认识“中国文化和社会”这个庞大的社会文化实体。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事实上，这一旨向是费老取得卓越成就的学术基础。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江村经济》一著在社会人类学领域开创一个新风气，“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他看重的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认为“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是最艰巨的，并强调“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马氏因之将中国社区研究视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形成。这种从一个个村落的研究积累逐渐扩展到对中国的整体认识，后来被Firth称为“微型社会学”，再后来被Freedman称为“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期”。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社区研究在引入功能主义理论、田野调查等方法和社区研究策略方面，获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重塑了人类学和社会学。
又如，李景汉的社会调查研究也是坚持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一个典范。他所做的大量社会调查中，定县调查尤为经典。他根据第一手资料明确指出，土地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尤为严重而急切，因为中国尚在农业经济时代，若土地问题不得到解决，农业经济就会发生危机，整个社会经济亦将陷于崩溃。“我们不能不承认土地问题是农村问题的重心；而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又是土地问题的中心；其次才是生产技术及其他种种的问题，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决的办法，则一切其他的努力终归无效；或有效，也是很微的一时的治标的。一个政府是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府，一个政党是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和一个人是不是一个革命的人，很可以从其对于土地制度的主张来决定。”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报告》，《社会科学》第1卷第2、3期，1936年。通过实地调查李景汉对土地问题、土地制度、农村、农民以及政府、政党及革命等重大问题形成了极为深刻的认识。
再如，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明确认识到：“只有通过本土化、中国化的途径，才能真正在中国社会扎根、开花、结果。”郑杭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最早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中国化重要性的代表性人物。1938年他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理论命题，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新阶段》，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第202页。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又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参见《选集》第2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出，对中国社会学的民族特性、中国特性和中国特点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当代农村社会学继续坚持并推进了本土化中国化的学术旨向。“三十年来，农村社会学与中国农村的巨大变革相伴相随，其研究内容日益广泛和深入。其中既有宏观层面的考察，也有微观层面的探索，可以说，时至今日，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已经覆盖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钟涨宝：《农村社会学》，参见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随着改革开放过程中国社会的巨变，农村社会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当代农村社会学研究者给予了深入观察和追踪研究。例如，土地承包责任制、“准单位制”结束，所有制关系的多样性，农民职业结构的日趋多样化，农村新阶层（如农民工阶层、雇佣工人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阶层等）的特点及影响，农村组织及其关系的日趋复杂，村民委员会自治与村党支部的关系、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农村基层组织的分类、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管理等研究。此外，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领域，涉及了流动人口、农民工群体、户籍制度、农民工与市民、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农村留守人群（留守家庭、妇女、儿童、老人等）、农村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研究，等等。
2.追求主体性和自觉性的农村社会学
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在这一领域得到了突出体现。农村社会学对于反映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和实践性、具体性和特殊性，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我国社会的本土实际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给予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解释。具体地说，在知识性的载体和实体性的载体这两个方面，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都直接得益于农村社会学的不懈努力。
首先，就知识性载体而言，农村社会学的研究推动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知识体系的积淀。早期中国社会学中的乡村建设学派、社区学派、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派，在农村社会研究和调查过程中形成了丰硕的成果。在理论上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理论及生育制度理论、的中国社会阶级理论和矛盾论及实践论等等。在社会调查方法上运用并改造了功能主义方法、田野工作法、社区研究法、个案方法等，并形成了更有本土特点的具体方法，如提出并使用的典型调查法、座谈会法，对于社会调查方法的发展具有原创性的贡献。他亲自进行的中国农村实地调查就有30余次，如《寻乌调查》（1930）、《兴国调查》（1930）、《长冈乡调查》（1933）、《才溪乡调查》（1933）等。坚持认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办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1页。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学重建，农村社会学翻开了新的一页。譬如，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农民的思想观念（传统道德、婚姻、生育、礼仪、时间等观念）以及竞争观、乡土观、知识观和人生观，还有文化、社会化、社会交往、社会变迁等，都涉及到了基础层面的理论研究。在中层理论研究方面，涉及了农村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经济结构、收入结构、家庭结构、组织结构、职业结构、社会资本、精英类型以及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模式、途径、样态等研究。同时，农村社会学对分支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如家庭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乡村治理学、法社会学、犯罪社会学、社会政策、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等，亦有重要贡献。钟涨宝：《农村社会学》，参见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在社会调查方法方面，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不仅奠定了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的共同基础，而且也是中国社会的差异性、多样性、多元化、个性化的深厚来源。所以，农村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就成为了最具新意和探索价值的一个领域。如比较研究方法、历史方法、各种社会调查、各种社会实验以及实地观察法、文献法、问卷法、访谈法等。在定性方法方面，则注重引入和发展人类学的方法（田野工作法、民族志、访谈法、观察法、个案法），对实地素材给予深度解析。在定量方法方面采用了各种研究技术，如调查技术、抽样技术、统计方法和技术等。同时，农村社会学也紧跟大数据时代的定量要求，依托国内各类数据库资源，运用各种统计分析方法（如回归分析、相关分析、因子分析、logistic模型等），对农村社会宏观层面现象（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文化教育、人口变化，社会结构变化、社会分层现象，区位特点、区域差距等）的研究能力得到了明显强化，也为农村社会的政策对策制定提供了更加准确的依据。
其次，就实体性载体而言，从事农村研究的本土学者形成了学术群体和共同体，不断推动着具有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的中国学派的发展。早期农村社会学已经对社会学中国学派做出了卓越贡献，如乡村建设学派、社区学派、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农村社会学研究等，都是与农村社会学研究直接联系的。当代农村社会学继续推进了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壮大。譬如，人类学取向的农村社会学通过家族与宗族组织等现象及其深层结构和功能需求分析，涉及了心理、文化、历史、制度及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等领域。又如，政治学取向的农村社会学围绕乡村治理问题，对村民自治、村级选举、农民政治参与、乡村关系、乡村治理类型以及乡镇政府的地位和角色、财政来源、运行困境与基层治理危机等进行了深入研究。社会学取向的农村社会学在专业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发挥了更全面的作用，如在高校开设农村社会学专业、编写和出版《农村社会学》和《农村社会调查》部级教材、建设农村社会学部级精品课程和教学团队、在农村发展研究方向招收博士生、建立农村社会研究平台等。在学术方面，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催生了多个分支领域，形成了农村发展、“三农”问题理论、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农村社会管理与治理、农村基层政权、乡村演变、乡村社区治理等研究，凝练出农村社会学的众多分支理论。农村社会学这种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很大程度上使社会学知识体系不再囿于纸上，从而体现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学派的特征。
3.农村社会学的社会责任和学术担当
农村社会学有着特殊的天然品质，这就是它的乡土性和民族性，这是社会学的其他研究领域难以比拟的特质。因而也就不奇怪，一代又一代农村研究者将推动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视为当然责任，在此过程中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如梁漱溟身处民族存亡之时，清楚地认识到“实民族历史上未曾遭遇过的命运”，“……故必从头作起。由此开展出来的社会，是一个全新的组织，为人类以前所无。”②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6、23页。他坚信“中国历史到今日要有一大转变，社会要有一大改造，正须以奔赴远大理想来解决眼前问题。抑今日实到了人类历史的一大转变期，社会改造没有那一国能逃。”②梁氏将自己对本土文化的虔敬之情、对民族命运的赤诚之心倾注到了农村社会研究中，不仅是乡村建设学派的领军人物，也是中国著名的现代教育家、思想家、文化哲学创始人及新儒学代表人物。虽然他一生并没有读过大学，也没有海外留学经历，却成就了学术史上的一个传奇。
费孝通对自己早年的研究（如《江村经济》）很自谦，称之为一棵“无心种下的杨柳”，但其意义被视为“人类学跨过‘野蛮’进入‘文明’进行一次实地探索”。④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正是费老怀有的责任感和道义感促成了他在学术上的远大志向，这就是通过“社会学的中国学派”走出的道路，把研究文明国家的社会文化作为社会人类学的奋斗目标，④进而抹平“文野之别”。费老的学术实践开辟了从异文化迈向本土文化、从“野蛮社会”迈向“文明社会”的研究道路，因而成为了社会人类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费老后来用“和而不同”这四个字来概括我国文化研究过程中人文价值的基本态度，费孝通：《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从而开创了中国社会科学“文化自觉”的先河，这一过程重塑了人类学和社会学。
陈翰笙是农村社会学的又一典范。上世纪20年代，针对当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激烈争论，他开始着手对中国农村经济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明确中国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症结，进而确定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并指明其发展道路。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他主持了江苏、河北、广东的农村经济调查，形成的基本结论是：大地主是促成农村崩溃的主要因素，“现在中国的贫农，难有增加其土地之望。……国有及公有的土地，为大地主所掠夺，他们非法的然而在事实上垄断了这些土地的地租。”“土地所有与土地使用间的矛盾，正是现代中国土地问题的核心。”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参见《陈翰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4、59页。并指出：“这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进行土地革命，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是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村问题唯一正确的道路。”陈翰笙：《30年代的农村调查》，参见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49页。
诚如曹锦清所言：“回顾这六十年，复兴不可阻挡，我们要确立这个信心。中华民族要重新回到她曾经拥有的亚洲位置，这个趋势不可阻挡，这个目标一日不实现，中国的知识分子向前的思维运动就不会停息，这是近代告诉我们的。”曹锦清：《中国崛起时代的学术立场问题》，该文为作者在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新年第一次研讨会上的演讲，2011年1月8日，参见三农中国网，.当代农村社会学不仅秉承了学界先贤们的责任感和道义感，而且以更大的勇气对国内外既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中国学者逐渐认识到，城乡社会变迁是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密切相关的两个侧面，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始终发挥着复杂的影响，这就使得理论视野更为开阔、研究内容方面更具涵盖力。在当代农村社会学对“城镇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的重新思考中，可以看到这一变化。
首先，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可以说是以往城镇化困境和挑战的关键，并仍然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土地制度的调整包括土地流转等都会涉及到巨大的利益转移，应当通过更好的制度安排让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获得更为合理的收益，促使农业用地实现适当规模化。其次，农业和农民问题。中国的粮食安全已经成为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安全的一个大问题，这就使构建现代农业和现代农村职业体系显得愈加紧迫。我国农业需要实现重大转变，形成规模生产和经营，提高农业的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使“维系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体系”和“促进食品安全的本地化食物体系”成为现实。再有，农村问题。在本世纪中期实现75%城镇化率、达到中级城市型社会，是中国城市化具有现实性的目标。要达到高级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在76%～90%之间）和完全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大于90%），必然受到人口规模和其他国情的限制。因此，新型城市化应当是新型城镇与亮丽乡村的并行建设的过程。此外，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其核心是农民市民化，其路径可分为“被动城镇化”和“主动城镇化”；户籍制度的改革是绕不过去的，应淡化户口价值，将附着在户籍上的各种社会利益进行分解。应促成城市中三大人口群体（即本地农民、本地市民和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流动人口）在社会利益上的基本协调，推动三元化利益格局的柔化和同化趋向，不断增进“身份权利待遇”的同城化，是走向包容、公平、共享的新型城市化必须的过程。郑杭生：《城乡一体化与同城化齐举并进》，《红旗文稿》2013年第20期；李强：《论农民和农民工的主动市民化与被动市民化》，《河北学刊》2013年第4期；李强、胡宝荣：《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1期；钟涨宝、聂建亮：《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的建立健全》，《经济体制改革》2012年第1期；陆益龙：《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商务出版社，2004年；曹锦清：《当前农村研究中的真问题》，《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1期；杨敏：《三元化利益格局下“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的重建――走向包容、公平、共享的新型城市化》，《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1期；《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构建“新三农”发展格局》，《学术论坛》2013年第9期。
结语
随着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成长，这一学科的学术取向、学术根基和学术立场等基本共识仍在继续凝练和提升。1997年，费孝通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的理念，得到中国学者的广泛认同。2009年，郑杭生倡导“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指出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文化自觉”的学科特殊表现；2013年又论述了“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并指出这三个“再”代表中国社会学必须面对的三种基本关系：中西关系，今古关系，理实关系――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郑杭生：《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中国社会学在“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在中国社会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13年7月20日。从文化自觉到理论自觉又到“三个再”，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基调不断明晰和强化。当代中国社会学不会再囿于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一个案例、一个验证。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篇9
正是这种指导思想和广泛深入的农村调查，为他们在农村社会调查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点和论据。
三
1933年，在农村社会调查的基础上，陈翰笙同吴觉农、孙晓村、王寅生、张稼夫、钱俊瑞、张锡昌、薛暮桥、孙冶方、冯和法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由陈担任理事会主席直到1951年该会解散。1934年他们创办了《中国农村》月刊公开出版，登载大量调查报告和论文，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研究进行了广泛的批评。他们的理论自然也遭到其他派别的批评反对，而对他们的批评最为激烈、最为全面的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流派，即中国“托派”。这样，论战双方实际是用同一种语言进行“对话”。
论战的导火线是经济学家王宜昌于1935年1月26 日在天津《益世报》的《农村周刊》上发表的《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一文（由于此派论点后来经常发表于“中国经济研究会”主办的《中国经济》杂志上，故被称为“中国经济派”，而另一派则被称为“中国农村派”）。他在文中对“中国农村派”所主张的以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出发点表示不满，认为是“单注意社会条件及人对人关系”而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忽视了生产力的因素。对“中国农村派”认为土地问题是农村的中心问题，他也表示异议。所以，他认为应实现三个十分重要的方向转换：“中国农村研究的第一方向转换，便是在人和人的关系底注意之外，更要充分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第二方向转换“便是注意农业生产内部的分析，从技术上来决定生产经营规模的大小，从农业生产劳动上来决定雇农底质与量，从而决定区别出农村的阶级及其社会属性”。第三方向转换“是在注意农业经营收支的情形，资本运用的情形和其利润分剖的情形。这里，不仅要注意到农业主要业务，而又要注意到副业的作用”【18】在后来的答辩文章中，王宜昌对自己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和发挥：“第一方向转换”是其理论的“骨干”，由此生出“第二方向转换”即“关于农业生产上的资本制生产过程”和“第三方向转换”即“关于农业生产上的资本制流通过程”。【19】很明显，他所主张的“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实质上并不只是主张一种技术性或方法论的转换，而是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但也是以马克思和列宁为依据）解释，目的是为了说明中国农村已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中的一部分，因而其性质已是资本主义社会。
因此，他自然要认为中国农村的中心问题不是土地问题而是资本问题：“中国现阶段农村经济问题的核心，仍是土地分配问题吗？这是很成问题的。据我的意见，资本分配问题才是重要的，土地分配问题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后便过去了。”“据我的研究，今日中国农村经济，已是商品经济，而且资本主义已占优势，土地所有形态已经被资本制生产屈服了。所以‘问题的中心’并不再是土地所有形态，地权，租佃关系等等，而是资本制的农业生产过程的分析。”【20】不过，他并未列出起码的资料数据，而是大段地摘引列宁关于俄国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论述作为自己的论据，不能不给人一种牵强附会之感。同样，在论述生产力的重要性时，他也未能以实证性资料来说明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变化或发展，而是以十分抽象、艰涩的长篇大论来说明农村研究应注重生产力。他概括自己与“中国农村派”关于生产力的争论“则一点是生产力的技术性，二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三是技术的生产力又表现为社会的历史的生产力”。而“社会的进步发展，是人类和自然的矛盾中，人类更服从而更征服自然。人类征服自然的程度，以技术或生产力表现出来。”【21】在他的理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技术／生产力实际上是等同的。其目的依然是要说明中国农村“雇佣劳动者”的增加和“新式生产技术”的结合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农村生产力”，由此决定了生产关系／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
王宜昌的观点得到了张志澄、王毓铨、张志敏、王景波等人的响应，但王景波的论证方法和角度与他们略有不同。王景波以列宁的帝国主义／ 殖民地理论为根据，认为“中国是一个殖民地，殖民地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乡村。”因此“外国资本的支配必然要在中国造成以它为主体的商品生产的体系”，“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之发展不仅加重剥削，并且要改变中国国民经济的构成”，所以“中国的一般的经济关系，无论在城市或乡村，都是资本主义的”。这样，“为争得民族的经济之自由发展，所要推翻的生产关系，不是‘封建剥削’，而是外国资本的统治”。“中国的土地问题之解决（即为充分发展民族生产力，消除土地的垄断），无论在经济或政治的观点上，只有在推翻外国资本支配之下，才可思议”，所以“中国民族取得独立后，土地的改革将采取何种的形式，这是属于将来的事，今天且慢些讲”。【22】与王宜昌一样，他也是反复引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而缺乏有关中国农村的必要的实际资料。
四
对于“中国经济派”的批评，“中国农村派”立即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作出大量反驳。
首先，他们认为农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农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农业生产中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界（人与土地，机械，肥料等）的关系”，亦即“地主与农民间的关系”，农业资本家与雇农的关系，“农村与都市经济以至于国际市场（对殖民地而言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关系。”农村经济学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是地主、资本家是如何剥削农民、雇工的，农民是如何分化的，工业资本、城市、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是如何剥削、压榨农村并使农村破产的。而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种种技术性问题是农学家或农业经营学的对象，决非农业经济学的对象。也就是说：“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或是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别的。”【23】为什么一定要把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呢？这实际有一种理论预设，即中国农村需要社会革命而不是点滴的改良。他们说得十分明确：“假如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在旧秩序的持续和局部改良，那末我们一定会以片断的，静止的对于生产力的技术的考察，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反之，假如我们的出发点是在求农业彻底的改造，那末我们一定会以对于农村生产生产关系在其发生，成长和没落的过程之中全面地把握其本质与归趋，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24】
其次，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他们认为生产力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总和，因为生产资料如不与劳动力结合，生产便无法实现。“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条件却因所处社会之不同而完全相违异。”所以问题不在于“有否注意生产力”，而在于“怎样注意生产力”，因此应从研究社会经济改造规律这一角度和出发点来注意、研究生产力。【25】当然，他们无法否认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非常强调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互相作用，尤其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因此“中国经济派”的谬误在于：“1。他们只看到生产关系底被动性，而没有看到它底能动性，即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制约作用，因此也就不能理解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的冲突。2。他们因从机械的观点来理解运动（生产力推进生产关系），不从矛盾的观点来理解运动（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对立的统一），因此也就不能理解运动中的飞跃过程，即生产关系底突变。3。这种机械的客观主义在实践方面，不是变成悲观的宿命论者，就是变成乐观的等待主义。”【26】很明显，他们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论述已很成熟， 几近于日后的“标准论述”。
第三，他们认为土地问题是农村的核心问题，因为土地是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生产手段，而中国耕地的百分之七十集中在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的富农手中。另外，农村商业资本的高利贷资本一般地也是以地权为基础的。而土地问题也就主要是指土地的分配，亦即现存各种土地所有的形态的性质，研究土地问题的根本任务仍是阐明土地所有形态之下所隐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7】他们把土地问题作为农村中心问题，无疑比王宜昌等将农业资本作为中心问题更符合中国农村实际，当然就更具说服力。
第四，针对王宜昌认为他们的调查首先便以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划分来进行农村调查研究，是在统计之前先定性、“以自己的主观图式来硬嵌社会事象”的批评，他们阐述了自己的分类理论。他们反复强调除了土地等“物质的因素的基本尺度外，我们在农户分类时必需更注意些社会生产关系作为参考。在这里，最适当的生产关系便是雇佣关系。”正是这些社会关系在“统计”之前已决定了各阶级、阶层间质的差异。而“纯客观”的统计，终将导致对这种阶级差别的抹煞和否定，结果反陷入主观的错误中去。“这种‘客观的’统计法除了遮蔽客观的事实以外，别无其它作用。”【28】
第五，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未使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化，而将农民与帝国主义的对立作为中国农村主要社会矛盾是简化／ 单纯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的统治方式，忽视了农村内部的对立，即农业生产关系中的内在／主要矛盾。换句话说，帝国主义的统治是通过中国买办性资本和封建势力的结合来实现的。其结果“使中国农村直接间接地更隶属于列强资本的支配，它使中国农村中半封建的剥削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起着更加酷烈的作用。同时，我们说，这种变化并没有使农村结构起了质的变化；它只是使中国的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格外尖锐罢了。”【29】
另外，对“中国经济派”以列宁对十九世纪俄国农村资本主义发展论述来分析中国农村的作法，他们非常不以为然，并对列宁的有关论述作了十分灵活的解释。“伊里奇在研究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时，便常用马和耕地面积来划分农户。但这里有一点是应当注意的：中国的农村经济在土壤，气候，作物等都比革命前的俄罗斯为复杂”，以中国找不到一个客观的物质量作为分类标准。而且，“伊里奇在研究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时所应用的材料大半是官家所发表的统计。这些统计材料底编制者对于农村中的生产关系当然是不注意的。在他们底统计中自然不会混进半点社会的因素，而只包括一些物品的计算（这便是王先生所认为是最客观的统计）。所以伊里奇底农户分类法安知不是要利用官家统计材料时所采取的不得已的办法。但如今我们所讨论的是自己实行调查和自己编制统计时所应采用的农户分类方法。”【30】所以“许多研究农村经济的学者欢喜用帝俄的情形全套地搬到中国，来解释中国农村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完全脱离了中国实际。在把两国农村作了对比后，认为“在当时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成为一般经营的基础，而在今日的中国土地所有还是剥夺剩余生产物的基础。”【31】
当将以上几点作了详细论述之后，自然就得出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结论。
这次论战，无疑使“中国农村派”的观点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长期在定县作乡村改良工作的李景汉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农村问题》一书中也认为“农村的主要问题是由社会生产关系而起的阶级的冲突问题，或是在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问题。农业生产的根本工具是土地，因之土地问题可说是农村问题的基点。”“农村问题之解决的最大障碍是现有的土地制度。土地问题解决了以后，农村问题才有解决之可能。我们亦要认清土地问题之重心是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技术。”【32】
在论战中，“中国农村派”毫不讳言自己“反帝反封”进行社会革命的目的，“我们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目的不在学院式的争辩，而在根据具体的事实跟经验，决定目前中国农业改造运动或农民运动的任务与性质。”而这在“规定中国整个改造运动的任务与性质的时候，是有决定的作用的。”【33】他们丝毫不认为这种目的和理论的预设会防碍社会研究的“科学性”，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关于人类社会的唯一的科学理论， 既是认识社会的工具，又是改造社会的武器；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方法与目的的统一，价值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
但是，他们从1928年开始进行的一系列农村调查和研究，都是依严格的学术规范写就的专业报告与论著（因此才对理论界和知识界有说服力）。在他们的研究中，社会学与经济学密不可分，实证性研究与理论性研究紧密结合，因而对诸如社会性质这类“重大理论问题”具有较强的阐释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们理论建构的意图非常明显，但却十分强调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相适，努力把“马列主义”中国化，这与对手一味生搬硬套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在俄国农村发展的论证方法和结论适成鲜明对照。3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实际上是20年代初和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两次剧烈论战的延续和深化。这次论战虽然没有前两次论战那样轰轰烈烈、那样引人注目，但却更加深入。从中，的确可以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迅速成熟。
“中国农村派”在这次论战前后的论述表明，中共理论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和论证在1935年实际已经完成。而这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论证、建构和表述，因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34】所以，毛泽东稍后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这两篇重要文章中，便可不必详细论证而将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宏观理论概念作为定论提出，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有关中国革命的种种论述。
━━━━━━━━━━━━━━━━━━━━━━━━━━━━━━━━━
【1】见《时事新报》，1920年11月5日。
【2】《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新青年》八卷四号，1920年12月。
【3】《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九卷四号，1921年5月。
【4】《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83页。
【5 】《中共中央关于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一），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6】见《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1929年10月版。
【7】见《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163页。
【8】严灵峰：《“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 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见《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资料选编）》上，第344、350页；下，第452、473、475页。
【9】刘梦云：《中国经济这性质问题的研究》，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编）》下， 第532－－552页。
【10】毛泽东无疑较早地认识到农村的重要性，因而在湖南和江西进行了一些农村社会调查工作。但其调查范围较小，其方法、手段及细致程度都与现代社会学十分不同，在当时并未引起思想、理论、学术界的重视。
【11】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12】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劳动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31年9月。
【13】杜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团活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第45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14】具体方法可参见陈氏所著《亩的差异》，《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1号；《无锡的土地分配与资本主义前途》，《农业的中国》（中国作者农村调查资料选辑，以英文出版）；《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农村经济参考资料之一》；《难民的东北流亡》，《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第2号；《中国土地问题》， 《农业周报》第53、54期合刊；《中国的农村研究》，《劳动季刊》第1卷第1期；《工业化与无锡的农村副业》，《女青年月刊》1931年4月号；《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村经济》上海1934年版；《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海1934年版；《中国的地主与农民》，纽约1936年英文版；《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国烟农生活研究》，上海1939年英文版；另外，由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编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江苏、浙江、河南、陕西等省的农村调查报告，其中相当部分是由“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员主持的。还可参阅《中国农村》杂志上的大量有关文章。
【15】张锡昌：《怎样做农村调查》，《中国农村》第二卷第三期，1936年3月； 韦健雄：《农村经济的调查的统计》，《中国农村》第二卷第六期，1936年6月。
【16】钱俊瑞：《评陈翰笙先生著〈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村》第一卷第五期，1935年2月。
【17】李鼎声（即李平心）：《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论》，《中国农村经济论》，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版，第145─164页。
【18】转引自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六期，1935年3月。
【19】王宜昌：《论现阶段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答覆并批评薛暮桥钱俊瑞两先生》，《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新知书店1936年第三版，第100页。
【20】同上，第103─105页。
【21】王宜昌：《关于中国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第113─114页。
【22】王景波：《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之试述》，《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第147─174页。
【23】孙冶方：《农村经济学底对象》，《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期，1935年7月；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六期， 1935年3月。
【24】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
【25】孙冶方：《农村经济学底对象》。
【26】薛暮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问题──答覆王宜昌王毓铨张志澄诸先生》，《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一期，1935年8月。
【27】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薛暮桥：《研究中国经济的方法问题》。
【28】孙冶方：《论农村调查中农户分类方法》，《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期。
【29】陶直夫（即钱俊瑞）：《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一期。
【30】孙冶方：《论农村调查中农户分类方法》。
【31】陶直夫：《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
【32】李景汉：《中国农村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3、127页。
中国三农问题论文篇10
“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虽然是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作为一个整体问题被提出来，但它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的100年内都是制约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至今，始终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和共同富裕而不断奋斗，而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命运，自然也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息息相关，与中华民族的崛起息息相关。因此，认真总结党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对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具有很强的启迪作用。一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经济落后并且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由于中国的国情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所看到的不一样，在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就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依，甚至出现与马、列的经典论断相矛盾的现象，这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启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并扮演起主导性的角色，农民和地主阶级已经不能独自承担起改朝换代的责任，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即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由于中国农民人口众多，处于社会的底层，深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因此他们始终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自从担当起领导民主革命的重任后，经过28年的艰辛探索，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及其前后的各项改革，标志着民主革命的胜利，也标志着农民作为革命主力军历史使命的结束。在继之而起的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和平建设时期里，如何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就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艰巨任务。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农村来说，除继续完成和民主建政的任务外，党在农村工作的重心已开始转到如何尽快发展农村经济方面来。如何改造落后的小农经济，成为以后农村的主要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只解决了反封建问题，而没有解决小农经济的落后、分散、生产率低下等问题，并且小农经济自发发展的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化而不会是社会主义化。因此，如何使中国广大农民既摆脱资本主义式的发展道路，又能够迅速改变农村经济的落后面貌，就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考虑“三农”问题的焦点。从1950年党在农村大力发展和整顿供销合作社，到1951年积极提倡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再到1952年在农村整党中批判和处理党员中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都反映出党在后试图引导农民走集体致富的道路。1953年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后，由于国家投资增长过快，积累与消费、市场与计划（实质上是个体农民与国家）、农业与工业的矛盾突然以农副产品供应短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似乎再次验证了列宁关于小生产者每日每时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论断，验证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小农经济矛盾的论断，于是从理论上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来看，改造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都成为当时不容置疑的迫切任务，成为保证工业化任务顺利实现的前提。当年开始实行的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大张旗鼓地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都表明党对农民的基本认识已经从民主革命时期的主力军（革命性）转为社会主义的改造对象（小农经济的落后性）。从1953年到1957年，党一直以这种阶级观点来看待和处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改造后产生的问题。在这种认识指导下，追求自己富裕的农民成为被摈弃的对象，而合作社不仅没有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反而束缚了农民的手脚。而在实际上，上述认识也往往使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陷入两难选择：自己想选择的单干发家致富的路走不通，而党和政府提倡的合作化道路也未看到能给农民带来现实好处，于是只好放弃自己的选择，顺着潮流跟着政府走，于是就陷入无休止的体制变动和政治运动中。可以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一方面解决或缓和了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但另一方面又制造了新的矛盾：集体经济的低效率、城乡隔绝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矛盾。三年“”的实践证明了公有化程度并不是越高越好，这就堵死了自1953年以来形成的企图依靠提高公有化程度来解决农村问题的思路。而1961年以后的调整和不间断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则证明了在集体生产体制下，无法解决农民积极性不高的问题。这就是1978年“三中全会”前“三农”问题留给全党的教训。于是从1978年起，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根据过去多年的经验教训，转换思路，开始新的改革尝试：给农民自，尊重农民的选择，不再要求为国家的工业化而影响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于是，政社合一的被废除，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取代了集体统一生产和经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取代了单一公有制，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也开始松弛，小城镇化和农民异地流动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巨大成就，为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最好的证据。就“三农”问题来说，此时的认识基础已经不是过去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理论，而是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从农村经济发展方面看，党也改变了过去长期强调的农业为工业、农村为城市提供积累的贡献型观点，改变了过去长期强调的农民就地发展、主要依靠农业致富的思想，将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和城镇化作为根本改造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因素。二在各国现代化过程中，农民实际上都是一个弱势、获益最低、被改造的阶层：1为工业化积累资金；2农业收益比其他产业低，农民生活水平最低；3农民是被改造对象，即从数量上看，逐渐被转移即消灭、被改造；4社会地位最低，城市领导乡村，现代经济领导农业经济。综观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实质上就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以及民主化的进程，变化最大的阶层是农民。只有农民摆脱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农业成为现代产业，从根本上消除了城乡社会经济的“二元化”，才可以说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化面临着比欧美国家更多的困难。中国在1840年开展工业化之前，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农业文明国家，这不仅指农业生产和技术水平很高，不仅指依靠庞大的发达的农业为基础，建立起比较发达的市场流通网络以及手工业，养育着庞大的人口；还指在上述经济发展水平上，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权制度和稳定的庞大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大国。这种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大国，在1840年遭遇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入侵后，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掠夺了中国大量的财富和资源，影响了中国工业化资金的积聚；另一方面是长期形成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又使得中国的工业化命运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而无论这个政府是否强大，其出于积累工业化资金的需要，都必然将人口庞大但又非常分散的农民作为工业化初始阶段的纯贡献者，并且很容易将这些投资集中于重工业和城市，如果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很强，则更有可能在短期内强化这种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以加速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因此，处于工业化初始阶段的中国，农民和农业似乎注定要成为资源净流出者。在过去的50多年里，农村和农民承担了支持工业化和改革的许多成本，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已到反哺农民和支持农村的时候了。为此，国家应该尽量减轻农民的负担，减少其转变身份、流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过程中的障碍。所幸者，党和政府已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开始见诸行动了。中国共产党经过80多年的探索与奋斗，在经历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民主革命胜利、以消灭了封建主义之后，在经历了农业合作化、化的艰辛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成功实践后，终于在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将“三农”问题的认识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大会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化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大会明确提出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跳出了传统的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局限，将解决“三农”问题放在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和优先位置来考虑。随后，新一代领导集体坚决贯彻十六大精神，于2003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这就把解决“三农”问题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十六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体制改革的角度，对解决“三农”问题作出以下具体部署：（1）完善农村土地制度；（2）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产品市场和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3）深化农村税费改革；（4）改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随后在11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一次将解决“三农”问题置于2004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会议提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以贯之的战略思想，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应该说，经过新中国50多年、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的探索，党在“三农”问题的认识上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局限，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又根据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水平低等特点，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三农”发展思路，这就是农民非农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至于如何以最低成本、最快速度来实现这个目标，则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三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历史证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正确认识“三农”问题并制订正确的政策，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例如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和1978年以后率先开展农村经济改革等都是明证。回顾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认识与实践，就会发现，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1、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历史证明，凡是党对“三农”问题的正确认识，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基础上的。而认识上的失误，也主要是由于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模式或凭主观愿望而造成的。在1952年完成以后，由于缺乏经验，更主要是从苏联经验和理论出发，因而在农村两极分化、互助合作等问题的认识上，在工业化速度的认识上，都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实事求是路线和深入调查研究的作风，尤其是忽视了世界上大多数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和农业发展的经验，结果得出了一些与实际有出入的结论。例如对小农经济弊端和农村两极分化趋势、农业合作社优越性和优越性、工业发展速度、1957年“退社”风潮、“包产到户”、农村阶级斗争等问题的认识就不切实际。与1978年以前的失误对比，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则是在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终于突破了长期束缚中国共产党的苏联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认识社会主义的“三条标准”和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反映出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三农”问题的认识上，1978年以后对“包产到户”的认可和推广，对农村专业户的认可和扶持，对乡镇企业的认可和鼓励，都反映出以大量调查研究为基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精神。2、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新中国建立以后，同志的几次重大失误，主要是违背了长期形成的党内民主制度，如1955年对以邓子恢为代表的稳步前进意见的批判，就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四过”。自此以后，就“三农”问题来说，党内其他领导人已经不能平等地与同志讨论问题，而到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甚至不敢与同志争论是非了。其实，从合作化到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尤其是“”时期，党内并不缺乏正确的认识，但由于得不到的认可，因而不能形成正确的决策。例如60年代初期出现的“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得到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许多领导人的赞同，但由于的反对，就被压制下来，直到1978年以后才重新推行，结果延迟了将近20年，使中国在60年代初期失去了一次可能成功的改革机会。3、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55年来的历史说明，凡是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利益或没有损害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认识和决策，就是正确的，符合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律的。如新中国初期的、1978年以后的农村改革，就代表了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同时也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统购统销、合作化的“四过”、化等则违背了农民的意愿，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也阻碍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时期里，党是将农民视为一个落后的、分散的阶层，使他们常常被作为最需要改造的对象而存在，忽视了农民也应该有选择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自。而1978年以后农村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党把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如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肯定长期遭批判的“包产到户”等。同样地，在80年代中期，当乡镇企业崛起的时候，中共中央同样出于保护农民利益和自利的考虑，在一片关于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争原料、争市场、干扰计划和产生“不正之风”的呼声中，坚持实行鼓励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可以说，1978年以后，以包产到户和发展乡镇企业为标志，党开始真正尊重农民的自；而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后，以减免农业税、增加国家对农村教育投资为标志，党又开始全面认识到农民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弱势群体，需要政府的保护和援助，这就为彻底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