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食品安全的作文篇1
thefoodsafetycannotbeignored,it"saboutthehealthofpeople,willbeaffectedbyanycarelessnesslife-threatening!
Someonewillask:"thattoeatwhatgood?"isah!whatshouldeat?Canhavetheindustrialsaltchicken,duck,goose,therewillberesidualpesticidesinvegetables,drinkwillhavepigment,evenporkbywaterinjection.wecanalsogotoeatsomeofwhat?Shouldgotoeat?Doyoustilldaretodarenottoeattablefood?
oftenreportedontV,clenbuterol,Sudanred,cookingoil,etc.eventhesanlumilkpowderwasalsosaidtobe"poisonousmilkpowder",inordertoreducethecostofsomesmallretailersshoulduseasediblesaltindustrialsaltcanleadtocancer.thesecarcinogenicfood,allinthenameof"cheap"toselltothosewhoarenotinformed.althoughmanynothaveseized"productionlicense".illegalmanufacturerhasnotbeensealed,buttherearemanydangerousalsohiddeninourside!
关于食品安全的作文篇2
【关键词】食品安全食品安全报道综述
食品安全话题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热点，从早期“苏丹红事件”、“注水西瓜”、“多宝鱼事件”到最近“圣元早熟门”、“麦当劳添加剂事件”、“龙虾门”，可谓“历久弥新”。本文试图对我国食品安全报道研究的发展、现状及问题进行梳理并简要加以评析，以期对下一步研究和实践有所帮助。
一、食品安全与食品安全报道
食品安全报道的对象是食品安全及其问题，明确食品安全的概念有助于准确划定食品安全报道的范围。“凡是媒介报道了某一类食品的安全问题，那一行业大多遭到沉重打击，而且常常是毁灭性的，恰如多米诺骨牌，一触即连串而倒。即便是那些拥有良好信誉的老字号，似也难以幸免。于是，媒体在食品安全中的作用，一下子众目睽睽，食品安全的问题大有被转化为食品安全报道问题之迹象。”①因此，明晰“食品安全”和“食品安全报道”两概念对于食品安全报道研究十分必要。
1、食品安全概念
目前我国学界对食品安全概念的界定意见不一，其中得到我国学者普遍赞同的观点是由美国学者琼斯提出，他将食品安全分为绝对安全和相对安全两个层次。“绝对安全被认为是确保不可能因食用某种食品而危及健康或造成伤害的一种承诺；相对安全为一种食物或成分在合理食用方式和正常食量下不会导致对健康的损害。”②
暨南大学沐杉总结多种观点认为“食品安全指的是食品的生产、加工、包装、运输、储藏及销售过程，在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和认证制度的前提下，不会使消费者受害，也不会构成隐患危及其后代。它既包括经营安全，也包括技术安全；既包括现状安全，也包括后果安全，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主要是指食品质量安全。”③
复旦大学黄旦、郭丽华引入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来说明食品安全，提出“风险社会中的食品安全”的概念，“它不是指那种昧着良心的制假售假（如过去曾多有报道现在仍难断根的假酒、假药、假烟等，2006年还有假酱油）之类的，这不仅因为那是古已有之，犹如人类诞生就伴随着风险一样，更在于前者是‘外部的’对人类‘命运的打击’，是当下直接感受感知的具体苦难。风险社会中的风险――‘食品卫生’，则是现代化工业生产的伴随物，是为人类提供服务和满足之后的不可预料的剩余物。一方面其具有不可计算性，另一方面，它是建立在决策基础上，是自己所招致。”④
2、食品安全报道的概念
沐杉认为“食品安全报道就是对新近发生的具有新闻价值的食品安全事件或食品工作事实的报道，是有关食品生产、加工、包装、运输、储藏及销售各环节安全的新闻之总称。狭义的食品安全报道也称为食品安全新闻，常指食品安全消息；而广义上的该类报道包括消息、通讯、调查和评论等新闻种类。我国目前食品安全新闻主要是指关注食品‘质的方面安全’的新闻报道。”他还进一步指出：食品安全报道不等于食品合格报道；食品安全报道不等于食品监督报道和质监新闻；食品安全报道不等于食品质量报道。⑤
二、食品安全报道中的问题及原因
1、食品安全报道存在的问题
复旦大学曾理、叶慧珏认为我国媒体现有的食品安全报道存在着诸多问题：报道内容完全失实；混淆关键概念；夸大问题程度；解释说明不够；互设议程，以讹传讹。⑥
周善在《从食品安全报道看媒介社会责任》一文中认为大众传媒在对食品安全这种人命关天且专业特别强的报道中，不认真求证，一味追求轰动；不科学的过度地炒作食品安全事件，对食品企业的正当权益是一种损害，严重的会伤害到某个行业的健康发展。⑦
湘潭大学邓如在其硕士论文《食品安全报道中道德失范与对策研究》中指出食品安全报道中频频出现道德失范现象：一些媒体“炮制新闻”，虚假信息，一味沉浸在“独家新闻独家发现”的心理亢奋中、陶醉在“轰动性影响”的职业虚荣中、深陷于“公众为之震惊”的功利想象中；“媒介审判”现象也屡见不鲜，有些媒体在法院的判决之前，利用手中的媒体资源，超越职权对案件做出判断；有部分商业媒体以新闻传播为手段，通过多种形式谋取私利，、新闻要挟、受贿新闻常有出现。⑧
《西江都市报》张建军则对记者在食品安全报道中操作的“失误”进行归纳：报道追求轰动效应，消费者越看越糊涂；食品中的一些专业术语把握不好；放大食品中的问题；把食品安全事件分割开来报道。⑨
2、问题产生的原因
对于食品安全报道中存在的问题，很多研究者认为原因在于记者或新闻机构道德感、责任感和专业性的缺失。
周善以“巨能钙风波”及所谓啤酒“甲醛门”事件为案例，探讨大众传媒在进行食品安全报道时普遍存在的专业精神与科学态度缺失的现象，并进一步探讨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媒体社会责任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对于食品安全这种人命关天且专业性特别强的报道，不认真求证，一味追求轰动，是媒体不成熟且缺乏社会责任的表现。二、在曝光食品安全事件时，动辄使用“有毒”、“致癌”等字眼无助于形成和谐的食品消费环境，只能造成民众的心理恐慌，这是媒体缺乏社会责任的另一表现。三、不科学地过度地炒作食品安全事件，对食品企业的正当权益是一种损害，严重的会伤害到某个行业的健康发展，这是媒体社会责任缺失的又一表现。⑩
除了对道德感、责任感和专业性的追问以外，一些学者试图从的研究中找到问题的症结。如曾理、叶慧珏从我国的与西方发达国家食品安全信息传播模式的对比入手，认为我国食品安全报道所出现的许多问题，根源都在于这种不健全的信息传播模式。“从我国大大小小的食品安全事故报道，会发现它们大致都遵循以下的信息传播模式：发生问题――媒体曝光――相关部门介入――查处、检验、定性――相关责任人受处罚。”也就是说，媒体的报道往往先于相关部门的介入，总是媒体的报道使得公众知道“着火了”，政府有关部门才匆匆赶来“扑火”。媒体不是专家，在把握食品安全信息的准确性、科学性、权威性上自然比不上相关部门。然而相关部门又总是在媒体“先声夺人”之后，才来“马后炮”。事故所带来的公众恐慌、行业损失等,往往又被归咎于媒体的报道。⑾
黄旦、郭丽华试图从社会学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引入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将中国食品安全报道放在风险社会的视野中进行考察，认为将所有问题归于媒体的报道是不公平的。他们以“多宝鱼事件”为例，认为在“风险社会”中，食品安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风险，而且是不可预测和预知的，专家对此也无能无力，比如“食品添加剂”是被允许的，但量多量少，长期食用都存在风险，“多宝鱼事件”就属于此例。“既然如此，如果真的是因多宝鱼这样的食品安全报道，毁掉了一个行业，难道不是一种必然吗？无论媒体是炒作还是不炒作，真的能够改变这一结局？倒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在风险出现时，需要一种转移和寻求，试图找到其他具有象征性的地方、人和东西来克服心中的恐惧，从而产生一种贝克所谓的被错置的社会冲突。在这样的时候，‘突然间不是危险，而是那些指出危险的人造成了普遍的不安。’我国媒介在此类报道中屡屡被冠之以‘炒作’或斥为‘不实’，是否正是风险社会中此种固有的‘替罪羊’情结或倾向所带来的结果呢？”⑿
三、食品安全报道问题的避免和解决
张建军认为食品安全报道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增强职业道德和法律意识；以人为本，客观报道；注意报道细节和技巧；建立食品安全报道模式。[13]邓如认为要构建食品安全报道道德体系具体包括建立完备的自律体系，切实强化行业协会的管理与监督，设立公众对新闻传播的监督机制。⒁
食品安全报道如何写，才能保证既让消费者放心又让政府满意还不至于打击商家的积极性？沐杉认为要做到让三方满意，媒体应该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搞低级趣味，并把握好几个“度”：新闻和宣传之间的度；注意议程设置的度；对报道时机的把握。媒体要处理好几个“关系”：要维护好与消费者的关系；要打造与食品厂商的关系；要特别把握与政府的关系；媒体间的关系也非常重要。⒂
黄旦、郭丽华对媒体提出了忠告，如果从风险社会的角度，在报道食品安全一类的事件时，还是抱着这样的“舆论监督”的观念是不适宜的。一方面如上所说，风险的原因复杂，甚至不可知，另一方面，这些风险本身对于所有人，当然包括媒体在内，可能都是全新的，是需要重新感知的。作为媒介，小心谨慎并怀有谦诚之心，是必要的。只有承认自己的无知，才能在报道中留有分寸。揭露是需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目的，应该是通过多维度的报道显示真相，通过真相让民众对风险作出自己的辨别和裁决。因此，遵循客观公正甚至谦虚和庄重的语调、风格，也许是适宜的。⒃
曾理、叶慧珏认为媒体的尴尬地位一方面由其自身不规范、不专业的行为造成，另一方面是由不健全的食品安全信息传播系统造成。要解决食品安全报道出现的这些问题,需要双管齐下，依靠媒体自律,同时强化政府、企业、评估机构以及公众的积极作用，建立起一个运转良好的食品安全信息传播体系。⒄
四、我国食品安全报道研究简评
通过对我国食品安全报道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整理，笔者发现目前食品安全报道研究有几点不足：
首先是研究文献虽有所增多，但总体严重不足。在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检索期刊文献只有26篇文献与食品安全报道研究相关，剔除重复、不规范、不切题的文献，所剩无几。虽然食品安全问题频现，但相关的报道研究则严重滞后。
第二，从以上综述不难发现，“食品安全报道研究”成了“食品安全报道问题研究”，并非笔者偏题，而是检索到的文献大都是关于问题的研究，整体性的研究，尤其是食品安全报道一般规律的探索则鲜有涉及。
第三，所有的文献中个案分析普遍较多。建国以来我国食品安全案例不断涌现，学界基于报道个案的问题分析也有很多。尤其是2004年以后，对如“苏丹红”、“啤酒甲醛”等报道的个案研究，2008年以后对“三鹿”个案研究，重复率都很高。在现有的专业期刊论文资料中，个案研究占一半以上的数量，这使得食品安全报道研究显得相当片面。
最后，很多研究集中在纯理论性的探讨，与实践相去甚远，提出的对策和建议也停留在空谈层面上，难以对实践起到良好的指导作用。因此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对于食品安全报道的研究基本处于起步阶段，进一步研究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①④⑿⒃黄旦、郭丽华，《媒体先锋：风险社会视野中的中国食品安全报道――以2006年“多宝鱼”事件为例》，《新闻大学》，2008（4）
②杨洁彬、王晶、王柏琴：《食品安全性》，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52
③⑤⒂沐杉，《我国食品安全报道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4月
⑥⑾⒄曾理、叶慧珏，《尴尬的食品安全报道――从不规范的媒体行为到不健全的信息传播体系》，《新闻记者》，2008（1）
⑦⑩周善，《从食品安全报道看媒介社会责任》，《新闻实践》，2007（5）
⑧⒁邓如,《食品安全中的道德失范与对策研究》,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09
⑨⒀张建军,《食品安全事件报道的常见误区与防范》,《中国记者》，2009（7）
关于食品安全的作文篇3
律法规的立法进程，运用法律手段对小作坊进行规范，加强监督管理已经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
关键词：食品安全；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立法监管；食品安全监管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3）-03-0048-02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从业者都会根据所处地域的特点选择不同的产品，各地的民众要依赖其产品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而且这种消费的习惯有的已经持续了很多年。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为城乡居民的生活提供了很多方便。同时，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因投资少、规模小、见效快、经营灵活等特点，能够解决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的从业者大都由城镇下岗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它对促进就业、消化地方农副产品、发展地方经济等方面也发挥了很大作用。还有一些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的是地方传统美食，不仅为人们带来美食享受，还成为中华传统饮食文化的一种载体，传递着饮食文化、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等。正因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具有这些实际的功能，所以它大量存在。近几年频繁出现的“染色馒头”、“瘦肉精”等食品安全事故，更暴露出一些地方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监管不力问题。如何加强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的监管，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也成为监管工作的难题。而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进行监管的重要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等还很欠缺，所以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进程，运用法律手段对小作坊进行规范，加强监督管理已经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
一、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立法监管现状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的立法情况，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的实施为分界点。
1.《食品安全法》实施前的立法监管情况
2004年以前，我国对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卫生监管由卫生部门承担。2002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开始在部分食品中实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食品生产加工实行生产许可管理，并逐步在所有食品中实行，以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工作。2003年9月，国家质检总局印发了法规性部门规章《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确立了组织实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的工作体制，规定了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的基本内容。凡是从事食品生产加工活动的企业和组织都必须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及QS认证标志[1]。2004年9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并将原来由卫生部门承担的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卫生监管职责划归质检部门。2005年1月1日起，质检系统开始全面履行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监管职责。在实行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后，由于食品生产许可的门槛较高，一般的食品企业和小作坊的现有条件根本无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为了对无证小作坊进行很好的监管，国家质检总局出台了相应的监管办法，并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完善。2005年9月22日，国家质检总局《关于加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监管的指导意见（试行）》（国质检监函[2005]781号），2007年，国家质检总局结合当时我国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的客观状况，总结各地经验，征求各地意见，对食品小作坊监管实行意见进行了修改，于当年6月22日《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监管工作的意见》（国质检食监[2007]284号）。这些文件对生产加工小作坊的定义和监管办法都做了相应规定。
2.《食品安全法》实施后的立法监管情况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食品安全法》，并2009年6月1日起施行。《食品安全法》中规定，“国务院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别对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本法和国务院的规定确定本级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由此，《食品安全法》进一步明确了实行分段监管的监管体系，即按照一个监管环节由一个部门监管的原则，采取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食品安全法》实行后，国家质检总局《关于新一步加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监管工作的意见》的文件作废。国家质检总局于2009年9月1日开始实施《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质量安全控制基本要求》（GB/t23734-2009）。《食品安全法》和《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质量安全控制基本要求》这两部法律和要求，都要求各地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作为食品安全监管中的重点，大量开展整治工作，并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制定当地的制度和办法。《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九条第三款规定：“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应当符合本法规定的与其生产经营规模、条件相适应的食品安全要求，保证所生产经营的食品卫生、无毒、无害，有关部门应当对其加强监督管理，具体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本法制定。”据此，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管理的主要依据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食品安全法》实施后，理顺了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提高了食品安全整体监管水平。但是，目前全国仅有少数地方依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出台了地方性法规。有些地方只出台了一些部门规章或文件，来对小作坊的监管作出相应规范，大部分地方还处于起草或研究探索阶段。
二、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存在的问题
1.小作坊规模小、数量多、分布广，监管难度大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多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租用小平米门脸房，采用最简单的生产方式，经营规模普遍较小。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集中从事主食加工（如加工馒头、大饼、面条等）或酱制品加工（如加工烧鸡、火腿、薰制品等），民众对这些小作坊的产品已形成固有的消费模式，日常生活离不开，因此产品需求量大，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数量多且分布广。每个集贸市场和居民区周围都会聚集很多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流动摊贩。有些小作坊还表现为前店后厂的形式，经过小作坊加工的食品直接在其自家前面的地铺进行销售，而另有些小作坊并不是采用这样的形式，而是在小作坊内对食品经销加工，如何将加工成的食品运出再转手投入流通，这样的小作坊往往隐身于平常百姓家中，无明显小作坊的标志，不易找到[2]。正因为食品加工小作坊规模小、数量庞大、分布广，有的还很隐蔽，增加了相关部门对小作坊监管的难度。
2.小作坊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意识淡薄
小作坊的从业者大都文化水平较低，也没经过正规的培训，食品质量安全和法律意识淡薄。他们只熟悉加工食品的技能，缺乏专业生产知识，比如生产食品的小作坊应具备的卫生条件，食品质量是否合格，如何对食品进行必要的保质包装，怎样合理使用添加剂等。对相关的法律法规了解很少，有的为了牟利，甚至存在故意造假、售假行为。
3.小作坊卫生状况无法达标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因规模小、投资少大都会选择廉价房屋做经营场所，甚至租用门板房或临建房，在其内部因经营面积狭小，无法将生产区，原料区、加工区、成品区分隔成独立区域，加工点没有消毒等设施。甚至经营者会居住在加工点内。很多小作坊自身所处的外部环境也较为混杂，部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如大饼店、馒头房、面条加工点）租用农贸市场内的经营场所，和肉类、海产品、蔬菜经营者同在一个封闭市场，日常垃圾经常堆放地上，夏季苍蝇乱飞。在这样混杂简陋的环境中生产的食品其质量令人担忧。
4.小作坊从业者自身健康状况无法保证
作为食品生产者，应该时刻保证自身健康。如果自身患有传染性疾病，将在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通过食品广泛传播。很多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从业者因卫生意识淡薄，在不查体、不取得健康证的情况下，从事食品生产加工。有些从业者也不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疾病的危害性，甚至不知道自身患者肝炎等传染性疾病的情况下，依然从事食品生产加工，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疾病的迅速传播。
三、加快推进食品加工小作坊立法监管的紧迫性
1.出台地方性法规是《食品安全法》的要求
中国地域辽阔，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的存在形式不尽相同，各地的实际情况差别也很大，因此《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食品安全法》，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然而《食品安全法》实施已经三年多了，只有少数地方出台了地方性法规，大部分地区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的监管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各地区应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要求尽快出台相关地方性法律法规。
2.出台地方性法规是当前食品安全监管形势的要求
不及时出台地方性法规，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的监管就缺乏法律依据。监管执法人员在形式职责的过程中必须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做的依法行政，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监管执法人员就无从下手。同时，质检、工商、药监、卫生等部门其职责分工还存在很多歧义，仍存在职能交叉的“模糊地带”，如“前店后厂”类食品生产行为的界定不清楚，无证照生产行为的查处主体不明确等。这就使得监管部门处于“管违法、不管失职”的两难地位，《食品安全法》实施后，质检部门不负责管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但又没有新的管理部门填补这个空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完全处于失控的状态，既没有部门进行审批，也没有部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而且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数量大，规模小，违法成本低等特点，监管机构即使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也无法达到理想的监管效果，各个食品监管部门都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的监管避之不及。
由于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的监管不仅无法可依，还“无人来管”，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成为食品安全的监管盲点，也成为食品安全的一大隐患。因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应结合各地区的特点，加快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的立法监管工作，明确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的范围，确定管理部门，制定执法程序、处罚程序和标准，使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的监管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通过立法引导、鼓励大多数生产经营者合法生产经营，使其健康、有序地发展。
注释：
[1]国家质检总局52号令.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全监管管理办法[S].2003.9.1
[2]肖新华.食品小作坊纳入严格监管.温州日报，2007，（005）.
参考文献：
[1]国家质检总局52号令.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全监管管理办法[S].2003.9.1
[2]肖新华.食品小作坊纳入严格监管.温州日报，2007，（005）.
[3]董鹤群，仇雨千，金益明，徐子伟，严旭东，胡翔.食品加工小作坊现况调查分析.中国公共卫生管理，2009年第25卷第4期.
关于食品安全的作文篇4
关键词：食品质量；安全特色建设；参考建议
食品质量及安全问题，一直是我国重点关注的问题。与此同时，食品安全和民生健康也息息相关。在确保食品质量及安全性的基础上，才能够赢取民众的信任，进而为相关食品企业的发展奠定有效基础[1]。但从现状来看，我国食品质量安全尚且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食品质量污染问题、食品工艺技术问题等。鉴于此，本文对“我国食品质量与安全特色建设”进行分析与探究意义重大。
1.我国食品质量现状分析
在洞察到食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性的基础上，我国特别重视食品质量安全特色展业建设工作的开展，在专业建设中其目的是培养具备食品质量安全方面高水平知识的人才，进而为食品质量安全等级的提升奠定基础。单从我国食品质量现状来看，便潜在一些较为明显的问题。一方面，食品质量污染问题严重，显然这一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很难获取民众的信任及放心食用。另一方面，食物性中毒情况偶有发生。这一现象也表明食品质量及安全问题突出，当出现食品中毒时，轻则影响中毒者健康，重则危及中毒者性命。此外，基于食品生产及加工期间，相关操作未按照流程及标准严格执行，进而引发质量层面的问题[2]。并且，还潜在食品质量检查机制不完善及具体实施工作不到位的情况，这些现象均会造成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总而言之，现状下我国食品质量安全饱受考验，导致出现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因素也诸多，包括：（1）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标准不统一，从国家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标准角度来看，分为强制性和非强制性两种标准，同时不同的地方也存在不同的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标准，在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标准不统一的情况下，便会引发一系列食品质量安全问题。（2）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不力。部分地区在食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显得较为薄弱，主要表现为食品质量安全监管机制薄弱，职责不明，存在职责交叉等现象，面对一些潜在食品质量问题及安全问题未能及时有效解决，进而使食品质量安全不良事件的发生几率大大增加。
2.我国食品质量安全特色建设策略探究
在上述分析过程中，认识到现状下我国食品质量安全潜在问题诸多，且是由多因素造成的。为了我国食品质量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便有必要加强相应的特色建设。具体特色建设策略如下：
2.1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督及控制管理建设
由于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不力易引发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因此有必要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督及控制管理建设工作。一方面，根据现状下我国食品质量安全存在的不足，针对生产及加工采取有效完善措施，做好食品质量安全全过程的监督强化工作以及管理强化工作，从而使食品质量安全的管理、控制效果得到有效增强。另一方面，完善检测、预警系统，构建完善的质量安全认证制度，在食品生产过程中，加强工艺生产水平，以此确保食品生产工作得到顺利进行。此外，还有必要对食品生产企业的生产行为及技术标准进行全过程监督，进一步使食品质量安全得到有效提升。
2.2加强食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
对于食品来说，质量与安全是两大重要要素，其存在密不可分的特点。有些时候，需保证食品安全的基础上，才能够使食品的质量得到有效保障。因此，便有必要加强食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一方面，构建系统化的食品质量安全检验体系，相关食品检测人员需掌握食品检测技术，重视食品检测工作，并认识到做好食品检测工作对民众的影响等，从而使食品检测人员能够在食品检测中发挥积极性，提高责任意识。与此同时，在实际检验过程中，需明确重点检测项目及内容，从而使食品检测更具针对性。另一方面，针对重点食品生产企业，需采取有效监控措施，严格控制食品生产的重点环节。以国家相关法律条款为依据，同时结合上级机构的要求，制定合理、科学的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操作制度[3]。此外，需加强食品检验工作人员的的培训，通过培训提高食品检验工作人员的检验知识及技巧，使食品检验工作人员能够完全胜任这份工作，进而为食品质量安全的提高奠定有效基础。
2.3加强食品加工生产过程中的安全风险评估工作
为了使食品质量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便会相应地构建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机制，而这一机制的实施要体现出相应的价值功效，便有必要在此之前对其实施风险方面的评估，即有必要加强食品加工生产过程中的安全风险评估工作。一方面，对于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人员来说，需做好市场经营食品的风险评估工作，深入掌握食品加工潜在风险，进而通过风险的程度对监管机制进行合理、科学的调整，从而使监管机制显得更加合理、有效[4]。另一方面，需针对处于加工生产过程中的食品进行风险评估，加强食品的质量及安全监测，对于不过关或潜在质量问题的食品杜绝流入市场。此外，对于加工生产好的食品，也需加强质量监测，进一步确保食品在进入市场前的质量及安全性。
3.结语
通过本文的探究，认识到现状下我国食品质量安全问题较多，如果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将会严重影响民众的消费权益，进一步使民众的健康受到影响。因此，从食品质量及安全角度考虑，需做好食品质量与安全的特色建设工作。一方面，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督及控制管理建设；另一方面，加强食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此外，加强食品加工生产过程中的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相信从以上方面加以完善，我国食品质量与安全特色建设工作将能够得到有效优化及完善，进一步为我国食品质量安全的提高奠定夯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黄艾祥.龚加顺.袁唯.食品质量与安全特色专业建设的思考[J].高等农业教育，2011，06：48-50.
[2]吴洁贞.吕鉴尧.浅谈我国食品质量安全监管现状与对策[J].价值工程，2011，36：301.
关于食品安全的作文篇5
关键词：食品安全；监督抽样；监管；问题；建议
食品抽检是指从一批食品样品中，随机抽取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样品进行检验，并根据所抽取样品的检验结果来判定这批样品是否合格的过程。与全数抽检相比，抽样检验可提高检验效率，更适用于大批量的样品检验，因此，其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1］。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就是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按照法定程序和食品安全标准等规定，从食品样品总体中随机抽取具有代表性的样品，以代表性样品的检验结果来反映总体样品的质量和安全水平。通过抽检，防止或减少不合格的食品流入市场，保障食品安全［2］。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的基本流程主要包括：制定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和方案、现场抽样、实验室检验和结果判定、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不合格样品的核查处置［3］。在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中，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工作是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的首要基点和重要步骤［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5］等相关法规的规定，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工作的性质是一种行政执法行为，具有法律强制性，所抽取样品的检验结果也具有法律效力和法定证据性质，是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行使行政处罚程序中的一个重要取证环节。因此，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工作的科学性、合法性、规范性和抽取样品的代表性，对保证样品检验结果的真实性和后续核查处置等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有效性都起到了关键作用［6］。结合工作实践，对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工作的现状和目前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并提出相关建议，为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完善食品安全监督抽样机制提供参考依据。
1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工作现状
近年来，由于食品安全事故层出不穷，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食品安全问题不仅影响企业效益，而且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也造成了不利的影响［7］。因此，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不断加大了各环节的食品安全抽检力度。食品安全抽检覆盖的领域有生产、流通和餐饮三个环节，主要类型有监督抽检、风险监测、评价性抽检、专项整治、事故调查、案件稽查和应急处置等。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每年都要组织和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通过检验结果来反映食品安全总体情况，并对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提出防范措施［2］。2017年，全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样品的总数量约为130万批次［8－9］。可见，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仍是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的主要手段。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工作的基本流程是：首先，制定食品安全监督抽样计划和抽样实施方案；其次，根据《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10］等相关法规进行现场抽样；最后，完成样品的运送和交接。目前，承担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工作的主要有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食品检验机构独立进行现场抽样，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自行抽样和具有法定资质的食品检验机构配合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共同抽样3种形式。其中，由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依据《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10］，以财政专项经费为支持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务，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来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食品检验机构独立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和检验工作的形式占绝大多数。这些具有法定资质的食品检验机构通常既要承担检验任务，还要完成抽样任务。这些受委托并独立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工作的承检机构的类型有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三种性质的食品检验机构组成［11］。
2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工作存在的问题
2．1抽样工作量较大
根据“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到2020年，国家统一安排到各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分别组织实施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数量将达到每年4份／千人，其中各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组织开展的针对农药和兽药残留检验的食品抽检数量将不低于每年2份／千人［12］。随着近年来食品种类和数量的不断增加，特别是流通环节中，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出现了工作量较大的问题。由于一些客观条件限制，食品安全监督抽样人员大都承受着较重的工作强度和较大的工作压力，因此，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工作的质量就难以保证。此外，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样机制目前还不够完善，多为粗放式监管，国家和各级地方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可能在相同时间，同时下达食品安全监督抽样计划，且各类抽样计划也都有相同的地方，特异性和针对性还不强，食品样品在抽样过程中出现交叉和重复的现象经常发生。加之抽样单位数量有限，而抽样工作任务量大，造成许多被抽样单位重复抽样或抽不到样品［13］。由于样品被重复抽检的概率增大，因此，食品中的问题样品可能无法被抽检，食品出现安全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增大［14］。
2．2抽样人员专业技术性不强
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工作是一类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较高的工作，因此，对人员综合素质要求也较高。目前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工作缺乏专业的抽样人员和队伍，人员大多是临时拼凑，人员流动性也较大。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工作的性质是一种行政执法行为，所抽取样品的检验结果也具有法律效力和法定证据性质，食品安全监督抽样过程的合法性、规范性和抽取样品的代表性，对保证样品检验结果的真实性和后续核查处置等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有效性都起到了关键作用［6］。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工作的主要执行者是抽样人员，由于经常会接到各类抽样任务，且大都需要覆盖本省各个地市或各个区域，所以抽样人员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是在外地出差，有时行车时间较长，加之天气和路况条件的复杂多变，为了尽快完成抽样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可能会导致差旅安全问题［15］。同时，抽样人员所面对的被抽样对象众多，一些生产经营者的素质参差不齐，有些被抽样的地市和区域较偏远落后，治安环境和条件也较差，可能还会威胁到抽样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此外，一些地方保护主义有恃无恐，抽样人员也有可能受到威胁［6］。因此，抽样人员不仅要了解与食品安全监督抽样相关的法规和工作程序，了解被抽样品的特点和相关食品安全标准，而且食品安全监督抽样人员还要具备较强的责任心、耐心和抗压能力以及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这些在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工作中面临的风险和困难，是造成目前缺乏专业的抽样人员和人员流动性较大等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
2．3承检机构违反抽检分离制度
食品安全监督抽样与检验相分离是指承担抽样与检验的机构需要分离，而非指个人，分别承担抽样和检验工作的机构要具备相应的资质［11］。目前，通过投标的方式被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委托独自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和检验工作的食品检验机构，既承担样品的检验任务，同时还要完成抽样任务，因此，这些承检机构违反了抽样与检验分离制度，大多数食品承检机构是将同一单位或同一科室中的工作人员分为两组，一组进行抽样工作，另一组进行检验，这种形式上的抽样与检验分离的模式很难实现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的科学、公开和公正，抽检工作的质量也难以把控。大多数承检机构在独立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工作过程中，为了保证能最小成本地尽快完成被委托的抽样任务，规避风险，很少有抽样人员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10］的相关要求，食品安全监督抽样的最大特点就是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原则，而无行政执法权的抽样人员，缺乏食品安全风险意识，无法以食品安全问题为导向，对于不好抽的样品或被抽样单位，往往采取回避措施，这就造成了一些问题食品不能被及时发现，失去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样的意义。同时，当这些无行政执法权的抽样人员遇到食品安全不法行为时，不具备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对食品安全问题缺乏处理经验，不能依法处置和固定证据，又缺乏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沟通机制，很难做到特殊问题及时上报。此外，由于食品安全监督抽样环节存在监管缺失的现象，导致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工作流于形式，为完成抽样任务而抽样。一些承检机构出现擅自二次委托其他机构来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样任务的现象；一些承检机构在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工作时，虽然抽样的总批次数量能够达到要求，但抽样的覆盖范围不大，且缺乏代表性，有的被抽样单位一年中被抽到的样品很多，有的被抽样单位抽到的样品却很少，使得后续的检验结果不够客观，不能真实的反应食品安全状况；还有一些承检机构对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工作的性质认识不到位，重视程度不够，经常出现抽样文书填写错误和抽样流程不规范等问题，由于抽样文书是行政执法部门对不合格样品核查处置的重要证据材料，因此，由于抽样文书填写不规范等抽样环节所造成的错误，导致了一些检验结果本来就不合格的样品无法上报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造成了问题食品不能被发现。
3讨论与建议
3．1完善食品安全监督抽样机制
国家、省级以及地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制定出科学合理、系统全面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样计划，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明确和重点突出，不能只单纯增加抽样的总批次数量，要多以食品安全问题为导向，举一反三，制定具有针对性和代表性的抽样计划，尽可能的节约资源，避免出现重复抽检的情况。同时，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逐步实现精细化的监管模式，加强对食品安全抽检数据的分析和风险识别。提升主动监管的能力，保障食品安全。此外，各级监管部门还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风俗，因地制宜的组织专项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依靠建立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的长效机制来保障食品安全，使食品安全监督抽样专项经费能发挥出最大作用。
3．2提升抽样人员的知识储备和综合素质
食品安全监督抽样人员的专业知识储备和综合素质是决定抽样质量和效率的主要因素。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工作的性质是一种行政执法行为，是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行使行政处罚程序中的一个重要取证环节，在食品安全监督抽样过程中所填写的抽样文书等证据性质的材料都具有法理效力，因此，食品安全监督抽样人员应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食品专业知识、抽样流程以及食品安全标准等方面的培训，提高食品安全监督抽样队伍的整体业务水平，做到严谨、公平、公正的执法。对于每年更新的国家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工作规范和实施细则等相关政策文件，应组织抽样人员进行系统性的学习。同时，要定期或者不定期总结在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经验，特别是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此外，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工作是一个系统性很强的工作，而且工作中也会遇到很多突发事件，因此，必须做好抽样前的准备工作，科学、合理、周密的统筹安排抽样人员和抽样工具。要组织专人严格编制各类样品的抽样方案，对于抽样方式、产品基数、抽取样品量、样品的运输和储存要求等内容要严格细化，还要牢固树立岗位意识、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注意行车安全和人身安全。可以制定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办法，使抽样人员专心抽样，确保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工作能够顺利完成。
3．3严格实行抽样与检验分离制度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工作规范》［17］第十一条规定，监督抽检实行抽检分离制度，抽样任务主要由当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或其他执法机构负责，检验任务主要由依法取得资质认定的食品检验机构负责，根据工作需要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要求检验机构协助进行抽样和样品预处理等工作。可见，食品检验机构不能独立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工作。严格实行抽样与检验相分离的制度，由具有食品安全监督执法资格的单位和人员实施抽样或陪同抽样，做到了责任和分工的明确，提升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工作的质量，真正实现以食品安全问题为导向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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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食品安全的作文篇6
关键词：食品安全；利益博弈；信任关系；政府监管
一、引言
食品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繁出现，而且影响也越来越大。食品安全不仅是一个生物、化学、技术和管理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其本质是食品原料生产者、食品加工企业、食品营销者、食品物流企业、政府监管部门及食品消费者等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同时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问题，其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制衡、信任管理和风险监管体系等并不是孤立的，而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化的有机整体。但是，目前我国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和系统管理理论研究严重不足。事实上，近5年我国发生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并不是我国的基础技术落后，主要是因为食品安全的外部监管、服务体系缺失造成的。当前我国食品不安全因素贯穿于食品供应的全过程，各大类食品均存在安全隐患，食品安全管理体制、食品安全标准体系、食品安全检测体系、食品安全风险预警系统等方面均存在着严重问题，同时，食品安全的诸多环节的监管不到位、利益博弈不均衡、信任缺失、法规条文不统一，导致食品链条成本和系统风险大幅增加，食品行业道德水平大幅下降，国民对政府和食品行业的信任度急剧下降，食品消费者时时处于担忧和恐惧环境中。食品安全问题得不到合理有效的解决，整个社会就无法和谐，经济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制约。目前国内学诸多学着从不同的角度，利用不同的方法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本文将目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信任关系和食品安全问题的系统管理等三个方面研究进行了回顾和综述，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的对策建议。
二、食品安全的利益演化博弈研究
利益是社会主体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外部条件约束和保障下进行存续、发展、实现自我的一种必要追求，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核心。“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对利益追求和动机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也是人们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降低能源消耗和编织全球经济共同体蓝图的根本动力。可以说，没有人们对利益的需求和追逐，就没有了社会的一切。正是利益的存在，导致了利益问题的研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它反映着人与其周围世界中对其发展有意义的各种事物和现象的积极关系，赋予了人们行为的目的性和内在动力。而也恰恰是利益，导致了社会各类事物之间具有着复杂性、统一性和矛盾性等特征。
在整个食品安全问题中，利益始终占据着绝对的主要地位和作用，它是整个食品链条的剂，也是整个食品链条发展和延续的源泉，更是各类问题和矛盾的聚集体。各种利益主体在谋利活动中，都会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并运用各种手段尽可能地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强弱双方会不断为各自的利益博弈，在这种利益博弈中，经济冲突和矛盾行为就产生了。有学者认为在这种利益矛盾和冲突中，消费者处于信息弱势地位，且对食品需求弹性小，总体上只能属于被动接受者，其对食品市场的影响微乎其微。而王虎、李长健认为这种看法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他们认为整个食品供应链的终端，对食品安全存在天然的利益动力，对食品安全的关切度最为强烈。在食品安全领域中存在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对立和冲突，由此产生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监管者与生产者、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现象。但是，由于整个市场信息和个人信息的不对等性和非完全性、政府监管不到位及行政和链条中间环节信任的缺失等，在利益需求的实现过程中，不同的社会群体和利益相关集团或个人会存在着具有差别性的动机和实现路径。在其路径的实现过程中，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机会主义等行为应运而生。根据akerlof和arrow的研究结果，信息不对称会产生食品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安全性差的食品把安全性好的食品驱逐出市场和“道德风险”——生产者隐藏或歪曲和误导食品安全信息等机会主义行为问题。在市场信息模糊不透明和市场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食品链条中的各方的逆向选择、不道德行为和投机行为会随着各方追逐利益预期的增加而增加，最终会导致市场失灵、监管部门失信、国民恐慌和社会动荡。事实上，导致食品安全问题中的人为因素实质就是利益追逐的结果，生产者明知是有毒有害物质，却为了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仍用于食品生产。回顾近几年来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绝大多数是人为因素造成，道德风险严重。相比之下，西方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是自然因素引起。因此，对于食品链条中的利益分配和行为监控等急需监管部门予以重视。王虎、李长健认为食品安全中存在的复杂的利益矛盾运动态势主要表现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生产者与监管者之间、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为了实现食品领域的利益均衡与和谐局面必须重视对食品领域利益矛盾运动的分析并有效构建该领域的利益冲突与制衡机制、利益产生与分配机制、利益代表与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协调与利益保障机制，实现食品安全治理模式向政府、第三部门、法庭与私人多元共同参与的变迁。食品链条上的利益分配机制、利益制衡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利益保障机制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影响着食品安全中利益矛盾运动态势和市场均衡的变迁，影响着食品链条的有序性和可持续性。食品安全领域的利益追求不应该只是单个个体或群体一方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整个食品链条中所有群体和个人集体的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益的需求虽无法使个别个体或群体的利益最优，但能保障整个食品链条利益最优，使得食品链条的发展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食品安全问题的发展状况如何，主要取决于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结果。食品安全问题中的利益博弈及其路径选择，反映了一个国家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性，反映了一个国家国民的素质、道德水平和政府对国民生命安全的关注程度和对人民的热爱程度。食品安全中的利益博弈及其演化路径、方向选择和监控机制关系着食品行业的未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关系着国家的未来。因此，对于食品安全的利益关系分析及其机制设计至关重要，既能为降低食品链条的各种成本和交易费用提供指导，也能为国家行政监管提供理论借鉴。
三、食品安全的群体信任关系研究
食品安全是关系到消费者、食品企业和政府部门的一个重要问题。信任是食品安全链条中的关键影响因素，食品安全中的信任关系会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关于信任，不同的学者对其定义不同，尼克拉斯·卢曼把信任理解为“对产生风险的外部条件的一种纯粹的内心估价”，他认为信任是一种简化机制，是一个对未来的期望，通过信任机制能降低特定情况下的复杂性，最重要的信任因素是个人已取得的正向经验、在获取正向经验过程中形成的人际关系以及作为人际关系桥梁的沟通因素。Doney和Cannon在综合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市场营销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信任发展的五大认知过程：计算过程、预测过程、能力过程、动机过程、传递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信任的感知和认可程度将影响着信任关系演化的方向、路径和演变结果。信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认知过程，它是双方合作的基础。组织间信任是组织间成功合作的不可缺少的前提，这种关系已被许多研究所证实。
在人与人之间利益获取的过程中，个体的信任感知将左右个体的认知或感知结果，影响个体行为和双方合作的可持续性。信任不仅能带来双方的利益分享和价值实现，也能带来资源的最优整合，促进整体利益和资源价值最大化。良好的信任关系，将会节省利益相关主体的时间和交易成本、降低心理风险，进而增加双方的合作意愿，获取更大的利益价值。
四、食品安全的系统管理规制与模式
国内外关于食品安全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食品安全影响因素研究；食品安全管制的必要性及政府管制行为研究；食品生产者（供应商）行为研究；消费者食品安全行为研究；食品安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研究；食品安全管理理论与政策研究；食品安全管理体制比较研究等等，但对食品安全的系统管理和模式探索研究较少。食品安全问题具有市场信息不对称、外部不经济以及公共产品的特性，因此，需要政府来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需要政府介入建立有效的信息制度和监管机制。alanStone认为管制是“政府通过法律的威慑来限制个体和组织的自由选择”，其目的在于限制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企业食品安全行为、消费者食品安全行为与政府监管关系密切，政府监管法律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有效实施是基于对企业和消费者等微观主体行为的有效认知。研究表明，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应采取的监管方式主要有：诉讼；消费者安全教育和信息提供；发放各类生产许可证；行政法规和命令；进行处罚和奖励。我国国内对食品安全管理体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外经验的介绍和比较方面。朱允卫介绍了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管理3种模式——美国模式、英国模式和加拿大模式，分析了我国食品安全体系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提出了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食品安全体系的构想。韩俊分析了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国际现状，按照wHo的分类方法，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大体可以分为多机构食品监管体系、单一机构食品监管体系、综合食品监管体系三种类型。分析了分散管理模式和集中管理模式的利弊，结论指出：就中国而言，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宜少不宜多，应尽快对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进行整合。当前实行的“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是造成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效率低下，资源浪费、职责难以分清以致监管重复和监管空白均有表现的原因之一。当前国内外对食品安全的管理体制研究文献较多，但对于其系统管理方法和模式的研究文献较少。我国的实践证明，食品安全管理需要一种系统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模式，当前我国分部门和分级管理导致不同部门之间的规则和文件条款冲突，利益矛盾严重，往往各个部门为了各自的利益，削弱了食品安全管理的有效性。因此，当前我国急需对食品安全管理进行统一，管理方法和模式需要系统化，法律法规需要高度的一致性。
关于食品安全的作文篇7
一、问题：如何备案、政府责任为何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当前的《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2月28日公布，2009年6月1日起施行。本文以“《食品安全法》（2009）”指向修订前的法律，以“《食品安全法》（2015）”指向修订后的法律。），已经于2015年4月24日由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并于2015年10月1日开始施行。此次修法涉及诸多争议点，其中之一关乎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备案制度。论争焦点集中在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究竟应该如何备案食品安全企业标准，是进行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若备案的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存在问题，导致食品安全事件，备案机关是否要为此承担责任。这一担忧主要来自政府卫生部门实务工作者，在行政问责制日益受到执政者重视的情势下，是可以理解的《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2012年6月23日，国发[2012]20号）宣布：“严格责任追究。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责任制，上级政府要对下级政府进行年度食品安全绩效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地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地方在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等评优创建活动中实行一票否决。完善食品安全责任追究制，加大行政问责力度，加快制定关于食品安全责任追究的具体规定，明确细化责任追究对象、方式、程序等，确保责任追究到位。”。然而，新法和旧法在这个问题上都未给出明确的答案。
《食品安全法》（2009）第25条规定：“企业生产的食品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应当制定企业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国家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制定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企业标准应当报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备案，在本企业内部适用。”据此，应当备案的食品安全企业标准有两类：（1）在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的情形下食品生产企业有义务制定的企业标准（以下简称“填空型标准”）；（2）食品生产企业自愿制定的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以下简称“更严型标准”）。但是，《食品安全法》（2009）并未对如何备案、备案机关责任何在、两类企业标准的备案有何不同等问题提供清晰无疑的规则。直觉上，对于“填空型标准”，既然要求其备案，若备案机关不对该标准是否有危及食品安全的问题进行严格的实质性审查，一旦备案机关依法定要求将其公布，此后相关食品根据此标准生产确又发生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安全事件，备案机关恐怕难辞其咎。对于“更严型标准”，似乎进行比对性质的审查即可；不符“更严”要求的，备案机关当然不应备案与公布，否则，也极容易受到公众的质疑与批评。只是，这些从法律文本字面所得的直觉认识，并未在实务中形成统一，从而导致下文将予以详细讨论的实务困惑与两难。
现代法学沈岿：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的定位与走向《食品安全法》（2015）第30条虽然对备案制度进行了改革，但在备案的定位上仍然模糊不清。该条规定：“国家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制定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在本企业适用，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备案。”比照新旧两个条款，新法取消了企业在没有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的情形下必须制定企业标准的义务；需要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备案的，只是企业自愿制定的严于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所谓的“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也就只限于此类“更严型标准”。这一点得到了立法者的阐释和确定：“随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整合工作的基本完成，食品安全横向标准基本完善，不存在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情况，因此，删除了原法相应的规定……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应当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国家鼓励企业的这种行为。”[1]据此，应当备案的食品安全企业标准范围，看上去缩小至“更严型标准”，似乎也预示着备案工作基本定位于比对审查。但是，就法律文本本身而言，其依旧对备案如何开展未置一词。
正因为立法保持沉默，解读者才会出现看似前后矛盾的认识。例如，有观点认为，“严于”的标准“既包括企业标准中相关指标的数值严于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也包括企业标准增加了新的、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没有包含的、与食品安全有关的指标”。鉴于逻辑上和经验上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百密一疏的可能性，这个观点似乎更具周密覆盖的意义，更能减少企业在没有安全标准、指标的情况下生产经营食品所存在的安全隐患。可是，它不仅与法律文本字面变化带来的直觉认识以及前引立法者的阐释相左，甚至更与其自己的观点产生悖论。因为，该观点持有者同时认为，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只是“形式备案”，“只要食品生产企业按照相应的备案办法申请备案，卫生行政部门即可依法备案，无需对备案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2]。可是，若“严于”的标准还包括“填空型标准”，而备案机关一律采取形式备案的模式，不对此类标准的采用是否会产生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实质性评判，一旦因此而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备案机关岂不是要广受口诛笔伐在笔者调研的过程中，接受访问的北京市卫生和计划委员会一位富有经验的官员认为，若对“填空型标准”仅仅是形式备案，那是非常可怕的；若食品安全由此出现问题，备案机关责任重大。？
针对以上因立法模糊和沉默而引发的分歧与困惑，本文拟首先回顾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制度变迁，以此为背景，理解制度设计者对企业标准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中的地位、在整个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之演变。接着，本文将梳理2015年修法前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存在的两难境地。对这两个方面的回溯，都有助于对修法后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的性质作出更精准的定位。本文倾向于认为，当前的备案应当进行“必要的比对审查”，这项工作表明备案不是简单的登记存档，但也不是政府对企业标准可靠性的担保背书。最后，本文行将结束之际，将简单讨论未来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制废弃的可能性。
二、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制度变迁企业生产成批次的产品，必然会遵循一定的标准，而无论该标准是否满足产品使用者的需求、是否可以获得经济效益、是否体现技术进步、是否保障身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等，因为标准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重复使用的规矩、规范和要求，是行动者的行为依据和准绳。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很难想象企业生产大量产品却毫无标准可言。然而，若听任企业完全按其自己制定的标准生产产品，不管标准的好坏，不仅企业本身不可能长久存在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可能侵害产品使用者的正当权益，扰乱和破坏正当的市场秩序（如“劣币驱逐良币”）。因此，需要有企业外的公共组织和机构，凭其获自不同来源的权威，一些为公共善而最低程度必需的标准，强制要求企业遵循之。
本文正是从“企业―公共权威关系”视角，切入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制度变迁，以期收到聚焦之效，而不分散浪费笔墨。毕竟，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制度是一个十分宽泛的范畴，其涵盖与企业标准的制定、评价、确认、修订等诸多环节有关的规则体系。根据我国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历史，本文在以下两个维度展开“企业―公共权威关系”视角的观察：一是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与公共部门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在标准体系中的各自地位与彼此关系；二是公共部门对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监管模式。两个维度各有侧重，却又彼此勾连。
（一）与公共部门食品安全标准的关系
根据1949年以来的若干重要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是现行1982年《宪法》规定的，在此之前的1954年、1975年和1978年《宪法》都规定国务院“规定行政措施，决议和命令”。本文为便利起见，一律以“行政法规”指称。，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与公共部门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在食品安全标准制度体系中的关系，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
1.立法未规定企业标准明确地位阶段
1965年8月17日，为了加强食品卫生工作的管理，保证食品质量，增进人民身体健康，防止食物中毒和肠道传染病，当时的卫生部、商业部、第一轻工业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制定了《食品卫生管理试行条例》（以下简称《食品卫生试行条例》），并由国务院批准执行，这是当时法律效力最高的规范文本。《食品卫生试行条例》非常清楚地规定了食品卫生标准的制定，但制定主体只是卫生部门（协商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而未提及企业标准《食品卫生试行条例》第5条第1款规定：“卫生部门应当根据需要，逐步研究制定各种主要的食品、食品原料、食品附加剂、食品包装材料（包括容器）的卫生标准（包括检验方法）。制订食品卫生标准，应当事先与有关主管部门协商一致。”。此外，该条例还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主管部门制订的食品产品标准，必须有卫生指标。卫生指标应当取得同级卫生部门的同意。”参见：《食品卫生试行条例》第5条第2款。这同样意味着，在食品卫生标准与食品产品标准发生交叉的时候，食品产品标准中的卫生指标（文字不同，其本质也当属卫生标准）也是由食品生产、经营主管部门制订，并最终由卫生部门同意的。
《食品卫生试行条例》的继任者是国务院于1979年8月28日制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管理条例》（以下简称《食品卫生条例》）。与前任相比，《食品卫生条例》将食品卫生标准的制定主体扩大到卫生部门以外的其他主管部门，由卫生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共同制定，其他主管部门原先的协商地位得以提升。而且，该条例放弃文字差异，肯定了食品产品标准中的卫生标准这一提法《食品卫生条例》第3条规定：“卫生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根据这一原则，共同研究，逐步制订出各类食品、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包装材料的卫生标准以及检验方法（以下简称食品卫生标准）。”第4条第1款规定：“食品卫生标准，由卫生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订，有关部门要分别纳入食品产品标准，认真贯彻执行。食品产品标准应包括卫生标准及相应的检验方法，由生产主管部门会同卫生部门制订。”。依据该条例，食品卫生标准分为国家标准、部标准和地区标准参见：《食品卫生条例》第4条第2-5款。，但仍然没有企业标准的类别。
必须指出，先于《食品卫生条例》近一个月的《标准化管理条例》（1979年7月31日），已经明确提及“标准分为国家标准、部标准（专业标准）、企业标准三级”（第11条）；“凡没有制订国家标准、部标准（专业标准）的产品，都要制订企业标准”（第15条）。但在《食品卫生条例》中对此未予体现。两个条例皆由国务院，只是起草部门分别为国务院卫生部门和标准主管部门。在相隔如此短的时间内的两个条例之间发生不一致，就很难从一般法与特别法之间的关系去阐释在食品卫生标准体系中究竟有没有企业标准一席之地的问题。
三年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1982年11月19日通过公布，以下简称《食品卫生法（试行）》），作为效力等级高于《标准化管理条例》的法律，仍然没有明文规定食品卫生企业标准，似乎更可以说明，不能简单地以《标准化管理条例》适用所有产品（包括食品）为由而得出食品卫生企业标准早已公认成为食品卫生标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食品卫生法（试行）》第15条似乎隐含有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经卫生部门同意可以制定食品卫生标准之意《食品卫生法（试行）》第15条规定：“国家未制定卫生标准的食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制定地方卫生标准，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食品生产经营主管部门或者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经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同意，可以在产品质量标准中列入卫生指标。”与《食品卫生试行条例》不同的是，可以在产品质量标准中列入卫生指标的，不仅有食品生产经营主管部门，还包括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但是，其恢复使用《食品卫生试行条例》中的“卫生指标”措辞，仍然在形式上将其排斥在食品卫生标准体系之外。
在计划经济时代以及市场化起步时期，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多为国营（国有）企业，是有关主管部门所属单位，企业基本无独立自主的经营权可言，企业的生产、销售计划尚且需要主管部门制定或审批，更何况关乎食品质量安全和人民身体健康的食品卫生标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产品标准多由有关主管部门制定，其中加入卫生指标或卫生标准，也基本可以解决企业生产经营的卫生安全问题。制度设计者恐怕并不认为有必要让单独成立的“企业标准”成为食品卫生标准体系的一部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企业实行‘统购包销’，标准作为国家实行强制性管理的技术工具，‘由国家统一制定、统一、统一实施’。标准的制定被天经地义地认为是政府的事情，企业只需要也只能依据国家制定的统一标准组织生产。”（参见：董欣.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制度的博弈分析[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3（36）：3.）。
2.立法强制要求企业制定“填空型标准”阶段
1988年12月29日通过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以下简称《标准化法》）倒是延续了《标准化管理条例》对企业标准的认可，从而以更高位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明确了企业标准的法律地位。该法第6条第2款规定：“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应当制定企业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企业的产品标准须报当地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据此，“填空型标准”的制定是企业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而非企业可以自愿选择的义务。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1995年10月30日通过公布，以下简称《食品卫生法》）在取代《食品卫生法（试行）》的时候，同样没有明文规定企业标准，但是，该法毕竟是在《标准化法》出台近七年以后问世的，《标准化法》作为普遍的法律，其关于企业标准的规定，应当适用于食品生产经营领域，这一点早已成为共识论者在述及食品标准的时候，大多承认《标准化法》对确立食品标准权威地位的作用，也会提到该法关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的分类。（参见：王富华.我国食品标准现状、问题及建议[J].湖北农业科学，1999（6）：80-82；李佳，叶兴乾，沈立荣.我国食品标准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趋势[J].食品科技，2010（10）：297-300.）。此后，如前文提及的，《食品安全法》（2009）再次重申了企业制定“填空型标准”的义务。
从计划经济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不断增加，政企关系愈来愈摆脱以往“依附―命令―执行”的管理模式。即便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公共部门提供的标准都有缺失的可能性，法律承认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在食品产品标准中列入卫生指标，即可窥见一斑。市场化的发展和企业的能动性，更会凸显公共部门标准的不足“完全由‘政府包办’，在现行的经济体制下，在现有政府职能和企业运行模式下都是不可取也不能取的。因此只能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结合自身条件自行制定标准。”（参见：董欣.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制度的博弈分析[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3（36）：4.）。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强制要求企业制定“填空型标准”，以避免企业“无标生产经营”食品、危害公众健康，既是给企业设定义务，又是明白承认企业标准在食品安全、卫生标准体系中补充公共部门标准的地位。
3.立法鼓励企业自愿制定“更严型标准”阶段
如前所述，仅仅六年以后，《食品安全法》（2015）令人瞩目地删除了强制企业制定“填空型标准”的条款，而保留了鼓励企业制定“更严型标准”的规定。立法者的阐释基本可以理解为，在当前形势下，再无“填空型标准”之可能，食品安全的公共部门标准（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已经足以涵盖食品安全最低标准，企业必须予以遵循。严于公共部门标准的企业标准，属于企业自愿制定范围之列。这是一种完全崭新的企业标准与公共部门标准关系的设想，只是该设想难免存在争议。
（二）公共部门对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监管模式
相对应前一维度，公共部门对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监管，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公共部门包办制定或审批食品安全标准的阶段
这个阶段是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不被承认有独立地位和意义的时期，食品安全标准基本为卫生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包办制定。即便在稍后的法律，可能是出于适当放权于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考虑，而允许企业在产品质量标准中列入卫生指标，但也只是以“卫生指标”称呼，且必须得到卫生部门的同意。所以，于此时期，基本谈不上公共部门对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监管。
2.公共部门“审查备案”食品安全企业标准阶段
《标准化法》在最高立法机关的立法层面上正式开启了企业标准具有独立意义、独立地位的时代。《食品安全法》（2009）进一步明确规定，企业有义务制定“填空型标准”，并可自愿制定“更严型标准”，而两类企业标准都需要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备案。但备案机关究竟是否需要对企业标准（尤其是填空型标准）进行实质性审查，法律未予明确规定。
原卫生部2009年6月10日的《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办法》（以下简称《备案办法》）也同样没有明文规定。根据该办法第11条、第12条，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在收到企业标准备案材料后，只须对提交材料是否齐全等进行核对，在认定材料齐全、符合规定要求而予以受理后10日内标注备案号、加盖备案章。这些规定似乎都意味着，备案只是形式上的存档，无须进行任何实质性审查。
然而，省级卫生部门对于“填空型”和“更严型”企业标准不进行任何审查，而径直进行备案并供公众查阅，这样的制度设计对食品安全保障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反而造成政府在为备案的企业标准提供背书的印象，一旦因未经实质审查的企业标准（尤其是填空型标准）在应用过程中造成食品安全事件，政府单方面宣称自己没有责任，也难抚慰民意。与其如此，要求企业自行公布自定的标准，并为此承担全部责任，岂不同样可行，行政备案岂非多此一举？更何况，《备案办法》毕竟是卫生部门自己制定的规章，在《食品安全法》（2009）要求企业标准必须备案而对备案机关是否有责未予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备案机关所在系统自定免责条款，也不无商榷之处。
于是，对于备案的性质、内容和责任，地方卫生执法人员出现多种观点：（1）认为企业标准到卫生监督部门备案，只是告知备案机关，企业为执行该标准承担全部责任，而备案机关无任何责任；（2）认为备案机关对企业标准应当进行审查，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食品安全责任；（3）认为备案机关应当对企业标准进行食品安全方面的合法性审查[3]。实务界的多数做法则倾向于实质审查而非简单的存档。“全国企标备案运行模式主要分为‘形式备案和审查备案’两种。‘形式备案’只对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有效等进行核对，10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登记工作；‘审查备案’则是在正式受理前组织专家对备案材料、标准内容等进行审查、修改和确认，然后进入受理登记程序。目前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采用‘审查备案’形式。”[4]92如果仅仅是形式备案，实践中难免出现已经备案的企业标准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在这些备案的企业标准中有的生产企业为了迎合市场某些人群的口味需求，存在不按规定使用食品添加剂的行为”，“在备案的372份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中有233份使用了食品添加剂”。（参见：龚志，周晓萍.2010年新疆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调查分析[J].疾病预防控制通报，2011（4）：85.）。
3.公共部门备案“更严型标准”的阶段
这个阶段刚刚起步，对应《食品安全法》（2015）仅仅鼓励企业自愿制定“更严型标准”，并仅仅规定此类标准才需要备案。新法之中的备案是形式备案，只须完成与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的比对即可，还是仍然要进行实质审查？这就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
三、修法前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的两难境地前文已述，《食品安全法》（2015）出台以前，各地卫生部门对备案的性质、内容和责任存在多种认识，而多数观点倾向于进行“审查备案”。审查备案的正当理由是企业自定标准存在诸多问题，然而，审查备案也会耗费备案机关大量成本却不一定能收到适当的收益。
（一）企业自定标准存在的问题
食品安全标准由政府完全包干制定或审批到部分下放给企业自己制定，是考虑到国家或地方标准的不足，以及企业自主生产、创新生产的需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被认为是在对本行业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相比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准确性。（参见：刘晨光，富琪.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发展与适用[J].上海食品药品监管情报研究，2009（8）：11-16.）。然而，即使从《标准化法》开始算起，历经28年的时间，企业自定的标准仍然难堪信任。常见的问题有：
第一，企业或其负责人对企业标准及备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些企业或其负责人对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有无、质量的好坏，并不给予高度重视，甚至不清楚起码的标准概念，而且认为企业执行标准与否，与备案部门无关。部分企业甚至认为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只是企业内部事务，可以随意调整或者直接更改[5]672-673。
第二，企业标准文本和申报资料质量较低。企业编制的标准文本普遍存在格式不规范、内容不完整、标准名称不符合要求等诸多问题，反映出标准起草人的标准化知识、管理、技术水平难以保障合格规范的标准制定[6]117。
第三，企业标准不正确使用食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剂。在企业标准中，食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不明确、食品原料不正确使用、原料标准引用不全、食品添加剂使用不符合规定、配方不清楚等，都是常见的突出问题[7]155-156。
第四，企业标准的指标设定、试验方法选择缺乏科学性。企业标准中的安全性指标（如理化指标、微生物指标等）设定对于食品安全至关重要，对应地需要选择科学的各项指标检测试验方法，而不少企业确定的指标和试验方法并不符合科学的要求[8]。
第五，企业标准评审专家组成不合理、专家评审水平有限。食品安全企业标准是专业性、技术性非常强的规范，其编制必须由有关方面的专家予以知识和技术支撑。许多地方出台规定要求企业在备案之前组织专家进行评审例如，根据《湖北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实施办法》（鄂卫规[2011]6号）第12条的规定，“企业标准备案前，企业应当组织专家对其制定的企业标准进行评审”，“专家组应当由科研、生产加工工艺、营养与食品安全、品质控制等各方面人员组成”。根据《福建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办法〉实施细则（暂行）》（闽卫法监[2009]150号）第7条的规定，“企业在备案企业标准前，应当组织食品安全领域相关专家进行审查”，“专家组应当对企业标准的内容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法》及有关法律规定、是否符合安全性要求、是否符合有关强制性标准等进行审查，并出具结论性意见”。。然而，在实践中，企业标准评审专家的组成存在来源单位或系统单一、研究领域不广、并未结合产品特性邀请各方面专家的问题。就专家本身而言，部分专家“对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实施办法及相关政策掌握不够、对标准的基本要素和格式不熟悉、对标准中具体指标设置和数值的确定不清楚”[6]117；“对企业送审的标准文件，仅仅是从形式、格式、计量单位等方面进行把关，而对企业标准与国家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规定的符合性，标准格式的规范性，技术指标的先进性、合理性、完整性，试验方法的科学性和检验规则的可操作性，提供的生产设备、检验的仪器名单材料等是否完全合理、规范、真实性过问不多。”[5]673
第六，企业标准修订迟滞。根据《备案办法》第16条、第17条的规定，企业标准备案有效期为三年。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备案的，企业应当对备案的企业标准进行复审，经复审认为需要修订企业标准的，应当在修订后重新备案。但是，由于对企业标准的修订没有强制性要求，由企业自主决定，而企业对标准重视不足，标准的重新备案又会增加成本，故企业标准的修订往往会迟滞“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一经备案，并实施，就万事大吉，不考虑修订的问题，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都不再过问它。”（参见：王春明，李力.2010-2011年江苏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调查分析[J].中国校医，2012（9）：673.）。
有鉴于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将“备案”理解为“审查备案”，而不是《备案办法》表面看上去的存档备查。
（二）审查备案模式的困难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采取审查备案方式，是否就一定能够提升备案的企业标准的质量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对此处所谓“审查备案”略作解释。“审查备案”并非原卫生部《备案办法》所用措辞，也无法从该办法中得出备案的实质是审查备案的结论。各地先后出台的关于《备案办法》的实施细则，也基本上沿用该办法的备案条款。尤其是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10日内对符合要求的企业标准办理备案手续的规定，很难让人相信这个工作期限能适应“审查备案”模式。在现实中，审查备案模式至少有两个特点：一则，审查备案是在正式受理前组织专家对备案材料、标准内容等进行审查、修改和确认，然后进入受理登记程序[4]92。广东省就规定“在备案前组织相关专家对其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相关技术内容进行审查，确保食品生产企业制定‘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科学性、安全性、合理性和规范性”[7]155，这就避免了10个工作日的局限。二则，审查备案的审查要点通常包括文本规范性、内容完整性、指标合理性和标准协调性，其中，指标合理性审查是“从指标种类选用的合理性和专一性、指标检测结果的规律性和重视性、现有技术条件的适应性和可行性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6]118。这显然绝非简单的形式审查。
与此同时，审查备案方式已收到一定的积极效应。例如，在广东省，自《食品安全法》（2009）从2009年6月1日开始实施以来，截至2010年6月10日，“普通食品类申请备案2334份，通过技术审查备案的有1626份，备案率69.67%；复配型食品添加剂类申请备案267份，通过技术审查备案的有189份，备案率70.78%”。近30%的企业标准未通过技术审查，就是因为综合评审专家发现，申请的企业标准配方原料、添加剂使用不符合要求，以及生产工艺、标准指标的确定和引用的检验方法缺乏科学论证[7]。实质审查备案模式的应用效益可见一斑。但是，审查备案模式也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病，至少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审查备案的工作量繁重。若对申请备案的企业标准全部进行实质性审查，这往往意味着巨大的工作量。例如，“山东省卫生厅卫生监督所于2009年8月正式承担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工作，截至2012年8月31日，共接收企业标准备案材料9958份，年均3300余份，月均接收280份左右。”前文提及的广东省，2009-2010年间，接收普通食品类、复配型食品添加剂类、保健食品类申请共计2965份，月均接收240份左右。在2010-2011年间，江苏省卫生厅已经登记备案的企业标准有2426份三个省份的数据，分别参见：董淑琴，李瑞英，薛良辉，孙平，胡芳朔，张淑坤.山东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情况及问题探讨[J].中国卫生监督杂志，2013（1）：91；戴昌芳，梁辉，王立斌，戴光伟，杨通.广东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技术审查存在问题分析[J].中国食品卫生杂志，2011（2）：155；王春明，李力.2010-2011年江苏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调查分析[J].中国校医，2012（9）：672.，月均备案200份左右。确实难以想象，对于如此众多的申请，实质性审查工作如何才能完全有效地展开。
第二，审查备案的工作人员审查能力堪忧。尽管多数地方要求企业制定食品安全标准应有专家参与审定，然而，即便是有专家参与评审的企业标准，在提交备案时仍然出现上述一系列问题。因此，备案机关若对企业报备的标准进行综合审查，就必须有相当能力的工作人员。可是，实践证明，审查备案的工作人员能力也有限。“目前，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从事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人员较少，大部分是‘半路出家’，人员原先从事卫生监督，并且知识面也较窄，对感官、理化、微生物或仪器检验方法的了解程度不高。”[5]673
第三，通过审查备案的企业标准也是问题丛生。审查备案或许可以发挥一定的筛查过滤作用，可即便是通过审查备案的企业标准，也并非合法合理、安全可靠。例如，有研究人员从事食品生产许可证申报材料的审核、发证检验及现场核查工作等过程中，发现已经备案的企业标准存在诸如企标信息不透明、与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要求不一致、指标值制定和检验方法的引用缺乏科学性、与强制性标准及相关规定相抵触等问题参见：周静.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存在问题探讨[J].商业研究，2013（24）：51-52.有必要指出，根据《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2010年4月7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29号）第9条第1款第9项的规定，申请食品生产许可，企业执行企业标准的，需要提供经卫生行政部门备案的企业标准，故食品生产许可审核工作人员有条件了解备案企业标准的情况。根据新的《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2015年8月31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6号）第13条第1款，申请食品生产许可，已经无须提交备案的企业标准。。
以上还是既有研究揭露或折射出来的问题，至于审查备案过程中是否存在政府寻租、是否存在专家被企业俘获等在其他类似行政过程中的常见现象，就不得而知了。概而言之，企业自定标准（尤其是“填空型标准”）无法获得信任、风险程度高，由此，行政的审查备案被认为是必需的，可行政的备案审查实际上难以发挥预设的效应。
四、新法中的“比对审查”备案至此，本文意在表明，对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2015）中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的性质、内容的诠释，不应脱离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制度变迁以及修法前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审查备案的现实困境。简单的文义解释或者单凭直觉的、未经论证的意义赋予，都极有可能导致偏差。基于前文所述，本文将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对新法中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的定位。
（一）“严于”是否包括“填空型标准”
首先，《食品安全法》（2015）非常醒目地将企业制定“填空型标准”的义务条款删除了；其次，立法机构的非官方诠释指出，当下已经不存在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情况；第三，在逻辑上，如果没有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也就无法进行比较，又何谓“严于”？这些观察和分析足以支持新法的“严于”标准不包括“填空型标准”的观点。可是，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制度史似乎又在告诫我们，公共部门制定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难免缺失和滞后，绝对地说“不存在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情况”，很难顺利通过生活经验逻辑的测试。
若要回应这样的困惑，就必须回溯到对食品安全标准的理解上。在企业被立法要求制定“填空型标准”的时期，食品安全标准与食品卫生标准、食品产品标准、食品质量标准等概念经常混用，而且常被统一在“食品标准”范畴之下食品标准体系被认为包括：食品的基础标准（名词术语、图形符号、代号类标准、食品分类标准、食品包装与标签标准、食品检验标准）；食品的产品标准（关于产品结构、规格、质量、检验方法的技术规定）；食品安全卫生标准（如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食品安全生产控制标准、食品中有毒有害物质限量标准、食物中毒诊断标准、食品原料与终产品卫生标准、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食品流通安全卫生标准等；其他食品相关标准（如绿色食品标准、有机食品标准、无公害食品标准、森林食品标准、超市食品标准、快餐食品标准、保健食品标准、辐照食品标准等）。（参见：艾志录，鲁茂林.食品标准与法规[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53-93.）。由于食品标准种类繁多，“没有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的情况”自然就会大量存在。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食品安全法》（2009）在要求企业制定“填空型标准”的同时，也要求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对现行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的标准予以整合，统一公布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第22条）。通过整合，可以让《食品安全法》所规范的食品安全标准反映其真正的本义，排除与食品安全无关的其他食品标准，并建构内在一致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这也就是为什么时隔六七年之后，《食品安全法》（2015）的制定者宣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整合工作基本完成，食品安全横向标准基本完善，不存在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情况。而且，对食品安全标准的精准把握，还体现在《食品安全法》（2015）第26条关于食品安全标准应当包括的内容描述上例如，新法第26条第（四）项是“对与卫生、营养等食品安全要求有关的标签、标志、说明书的要求”，第（七）项是“与食品安全有关的食品检验方法与规程”，它们分别对应旧法第20条第（四）项的“对与食品安全、营养有关的标签、标识、说明书的要求”以及第（七）项的“食品检验方法与规程”。措辞上的变化更加突出标准与食品安全的相关性。。
然而，即便如此，生活经验的预警仍然是挥之不去的：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精准定向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体系也不可能尽善尽美，否则，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制定、修订就无从谈起了。以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alimentariusCommission）制定公布的国际食品法典标准为例，所谓的食品安全横向标准（即通用标准），覆盖了污染物、食品添加剂、微生物、食品标签、检验方法、营养与特殊膳食食品、进出口检验和认证、农药残留、兽药残留、转基因食品、饲料等。但其也有食品产品标准、食品生产规范（包括通用规范、产品规范、控制特定污染因素的规范）。食品产品标准中有关安全的内容，应当参照相应的基础标准，当基础标准无法满足产品标准的要求时，产品标准可根据需要规定具体内容[9]。可见，无论是横向（通用）标准，还是产品标准中有关食品安全的内容、与食品安全有关的生产规范与检验规范等，都有存在空白的时候。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企业仍有制定“填空型标准”的可能和需要，为了抑制企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10]，还是有必要由政府进行审查？进而，是否就应该把“填空型标准”归于“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的情况，从而让这些企业标准保留在备案范围之内？
本文认为，即便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难免疏漏和滞后，也不应再回归到要求企业制定“填空型标准”的状态。一则，从立法机构的非官方诠释看，这种回归并不符合立法本意。二则，《食品安全法》（2015）是“鼓励”企业制定“更严型标准”，若“填空型标准”也归入“严于”，就意味着“鼓励”而不是“命令”企业去制定“填空型标准”。在“命令”企业的时期，企业尚且敷衍了事，更何况“鼓励”呢？而且，“鼓励”企业填补空白，也有可能反向激励企业在食品生产中进行形形色色的、不乏安全隐患的“创新”。三则，如果鼓励企业制定“填空型标准”，依然无法摆脱实质审查备案的两难境地。因此，从最严格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出发，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的缺失、落后，应该通过及时的制定、修订来完善，而不应该让企业标准去填补。若企业确有食品生产的创新而同时缺乏明确的以及可参照的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就应该与政府合作，共同研制国家或地方标准。食品安全较之食品的推陈出新，在价值序列上应该更优先请关注实践中为“迎和市场某些人群的口味需求”而在备案的企业标准中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情况。（参见：龚志，周晓萍.2010年新疆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调查分析[J].疾病预防控制通报，2011（4）：85.）。
（二）“备案”是否只需进行登记存档
既然“严于”不应包括“填空型标准”，这就可以明确，《食品安全法》（2015）规定的企业标准备案指向的是“更严型标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备案机关只需要如《备案办法》所示的那样进行登记存档即可呢？新法出台以后，有的地方卫生部门虽然在备案时仍然进行审查，可在本文作者调研时，又特别讳言“审查”二字，仿佛只要审查就与立法精神、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背道而驰了。
其实，法律规定的是“更严型标准”的备案，不做任何审查而径直登记存档，显然是有悖常理的：未经审查，怎么判断是否严于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的？因此，若企业报备“更严型标准”，备案机关仍应进行必要的比对审查。以往，备案审查的要点通常涵盖文本规范性、内容完整性、指标合理性和标准协调性，那么，新法之下，进行比对审查的备案，就应该取消指标合理性审查，而核查文本规范性、内容完整性和标准更严性。在这三个要点上不符合要求的，就可以不予备案。其中，就“标准更严性”而言，除了较为简单的指标数值的比对外，若涉及与食品安全有关的食品检验方法规程等并非一目了然比对即可以完成审查的标准，应该审查企业报备资料是否对“更严型标准”的确定提供了充分的依据，以及报备资料中提供的信息或其他备案机关可以获取的信息，是否会使备案机关对所谓的“更严型标准”产生质疑或疑问。若备案机关确有怀疑，也可以决定不予备案，要求企业就“更严型标准”提供更多的说明。
（三）备案机关是否承担审查不严之责
《食品安全法》（2015）第31条规定：“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其网站上公布制定和备案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供公众免费查阅、下载。”据此，“更严型”企业标准一旦备案，备案机关就应当将其公布。假设公布的企业标准经异议、重新核查，被证明不符合“更严型标准”，甚至有可能还低于国家或地方标准，而且，企业执行该标准，还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备案机关是否要为此承担责任呢？尽管在备案“更严型标准”的新制度下，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仍有必要应逻辑的要求，解决实践中的此类疑惑。
备案机关的公布，并不是为企业的“更严型标准”背书，向社会承诺政府与企业为标准的执行承担连带责任。上述假设情形下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消费者，应该追究企业的侵权责任，企业即便无法实际承担全部责任，国家也并不因此而连带地负责赔偿。《食品安全法》（2015）第4条明确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对其生产经营食品的安全负责。”《备案办法》第9条第2款规定：“企业应当确保备案的企业标准的真实性、合法性，确保根据备案的企业标准所生产的食品的安全性，并对其实施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可见，企业要为由其制定、由卫生部门备案的企业标准向消费者负全责。
然而，这绝不是说，备案机关没有任何责任。一则，既然法律赋权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承担“更严型标准”的备案工作，那么，上述假设情形就可能会引发对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问责例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2009年6月30日）第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二）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三）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监督不力，在其职责范围内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七）其他给国家利益、人民生命财产、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等失职行为的。”；二则，同时可能引发对具体工作人员是否存在审查不严、是否需要承担行政责任乃至法律责任的追究；三则，若假设情形中出现特别严重的人民生命和身体健康的损害，国家即便在法定的赔偿责任上可以豁免，也可能需要根据形势酌定补偿抚慰的必要性。
关于食品安全的作文篇8
关键词：食品安全消费者教育社会共治
2015年10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正式开始实施，新《食品安全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强调实行食品安全社会共治，重视并充分发挥消费者、媒体的作用。保障食品安全不仅仅是食品生产经营者、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责任，消费者也应充分认识到自身在防范食品安全事故、保障食品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已有经验表明，要想减少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几率，必须强化政府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同时，强化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丰富其食品安全知识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一、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的重要意义
（一）提高消费者自我保护、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能力
食品生产流通供应链的最终环节是消费，广大消费者是食品安全风险的承受者，更是问题食品的直接受害者。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是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对于食品信息的掌握，消费者与食品生产经营者相比处于劣势，由于严重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使得一些生产经营者产生机会主义倾向，为了追逐利润故意制假售假，从中谋取暴利。食品品质同时具有搜寻品、经验品和信任品的特征，消费者需要利用多种质量信息来判断食品品质。但是，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日益复杂的食品生产和流通体系，人们依靠原有的知识和经验已无法对食品是否安全作出全面、正确、科学的判断。
当前我国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防范意识淡薄，食品安全消费知识缺乏，公众容易陷入一些消费的误区，一方面贪图价格便宜，不注重食品质量，缺乏防范意识；另一方面当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时又容易出现过度紧张情绪，听信一些不真实、不准确的信息，出现食品恐慌现象。由于消费者粗糙的选择行为，使得一些不法经营者有机可乘，导致食品安全问题产生。安全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的养成与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对消费者进行食品安全教育，使他们了解并掌握有关的食品安全知识，培养健康的饮食习惯和消费观念，使他们成为有鉴别力的消费者，能够在食品这一信息严重不对称的不平等的市场上作出明智的选择。
新《食品安全法》，强调全社会共同治理食品安全，要充分发挥广大消费者的作用。作为食品安全风险的承受者，消费者理应成为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的真正主人。但在传统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由于食品安全教育的缺失，消费者既没有很强的参与意识，也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缺乏正确的识别和判断能力去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有的消费者常常把保障食品安全的责任完全推到政府和企业头上，出现问题一味地指责政府和企业，自己只是盲目担心食品安全，监管上单纯依赖于政府，习惯于被动接受保护，在整个监管体系中往往处于边缘地位，不能真正切实地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加强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能强化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提高其科学素养，增强识别判断能力，及时发现身边的问题食品，及时向政府职能部门报告，科学理性地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活动。
（二）制约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行为
众所周知，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需求同收入有关，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基本的温饱问题解决后，影响食品安全需求的关键就是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风险的认知了，没有对食品安全的认知就不会产生对食品安全的需求。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会影响供求关系的变化，他们的行为制约着生产者的行为，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需求增强会刺激食品供应链上各生产经营主体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生产行为，能有效抑制不法企业的制假售假行为，使造假企业失去市场和生存空间[1]。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行为本身就是对厂商不负责行为最有力的约束。
同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食品的生产经营者一方面自己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面他们也是食品的消费者，他们具备着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食品生产经营者除了掌握他们自身生产经营的食品的有关专业知识外，也在作为消费者接受食品安全教育，这样通过不同角度开展的食品安全教育，使得食品生产经营者自身的法律意识和安全规范操作意识得到加强，按照食品安全相关规定进行生产的自觉性也会得到提高。
（三）提升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效率，减少执法成本
各国的经验表明，政府监管是处理食品安全问题最有力的手段，加大监管力度、提高赔偿数额、强化法律责任对于保障食品安全无疑起着重要作用，但是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食品安全监管涉及农业生产、工业加工、物流仓储、销售消费各个环节，监管的链条较长，而我国食品生产企业规模较小，据2011年统计，全国有40多万家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其中超过80%是员工不足10人的小企业或家庭作坊，小型生产企业如此之多，如果要对食品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保持持续高强度的监管力度，国家监管机关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在当前的条件下，监管部门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而监管力度一旦放松就会给不法经营者以可乘之机，导致消费者生命健康受到劣质食品的损害，食品市场交易秩序混乱。因而，单纯依靠食品监管部门“堵截式”的管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日趋突出的食品安全问题[2]。食品安全监管既要强化政府的组织，更需要普通消费者的介入，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和识别判断能力的提高，可以弥补政府监管中存在的漏洞，减少政府监管部门执法成本，提高监管效率。
二、我国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的现状
（一）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专门立法缺乏
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立法是开展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的指引，缺乏相应的规范，必然会影响到这一工作的开展。受教育权是消费者的一项法定权利，同时也是消费者实现自我保护、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基础。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关于消费者受教育权利的规定都还停留在基本原则和精神号召层面，没有具体从立法上落实这一制度，没有专门的法律为消费者获取食品安全教育提供保证，政府文件中仅是零散地直接或间接提到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有义务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教育。2006年8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了“全国食品安全宣传教育纲要（2006―2010）”、2011年5月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食品安全宣传教育纲要（2011―2015）”，虽然这些文件提到了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是构建我国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但文件效力级别较低，内容简略，仅是对一段时间内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的原则性安排，现有的法律法规规章等并未明确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的主体、客体、内容、责任等相关要素，使得工作的开展无法可依，政府、企业、社团开展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的职责和行为得不到规范，不利于提高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和食品消费鉴别能力以及培养消费者维权和参与意识。
（二）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工作机制尚未形成，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
缺乏法律体系的支持，使得我国的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没有形成体系，没有形成具体的工作机制。新《食品安全法》虽然明确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食品安全的监管之责，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食品行业协会包括食品生产企业也应承担起开展食品宣传教育的责任，但具体开展食品安全消费者教育工作的工作机制、工作任务、目标、职责等没有明确。消费者协会作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组织，其最重要的一条职责就是提高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引导文明、健康的消费方式，但现实中消协更多的工作是受理消费者投诉，解决有关的消费纠纷。目前我国还没有明确具体负责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工作的职能部门，更没有专门研究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的机构。由于没有相关法律的规范，没有相应的工作机构，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难以形成系统性，“就事论事”、“亡羊补牢”现象比较严重，常常是在食品安全问题暴露后，匆匆忙忙开展集中性的、突击性的食品安全检查、宣传，而当问题稍稍平息时，一些不良的食品消费习惯又会抬头，不法生产厂商的问题食品又重新在市场上出现。周而复始，层出不穷的问题食品不仅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更是对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巨大威胁。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于2011年确定在每年六月举办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至今已举办了五届，参加的部委也从最初的9个增加到2015年的18个。但每年一到两周的集中宣传教育，无论是从宣传教育的受众还是实施形式都非常有限，主要是一些零散的媒体节目或是相关部门街头、社区开展的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在国家层面上还没有形成持续的、系统的、全国范围内的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活动。而且，食品安全教育包含的内容很丰富，食品安全宣传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食品安全教育应该是一个长期、持续、全方位并且教育内容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短期的临时性的宣传活动不能替代食品安全教育。
（三）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基础薄弱，教育体系不健全
我国社会公众食品安全知识缺乏，长期忽视食品安全基础教育。众所周知，饮食习惯是在孩童时期养成的，从小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对于一个人一生的健康非常重要，因此，各国都把少年儿童作为食品安全教育的重点对象，“从娃娃抓起”，使消费者从小就形成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也在中小学校园开展了一些食品安全教育活动，如开展了“食品安全进校园”活动，培养中小学生科学、健康的食品消费行为。但这些活动多采用不定期在学校举办食品安全教育讲座的形式，并没有把食品安全教育纳入学校的正规教育体系。目前，我国以正规的学校教育在中小学开展食品安全教育还没有统一模式，各地实施形式各异，食品安全教育的内容差异也很大，只是在与素质教育有关的如劳动课、社会课等课程中涉及少量食品安全的内容，没有专门的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课程开设。
当前，互联网和电视是社会公众获得食品安全知识的首要途径，广播、报纸杂志次之，最后是食品安全知识手册、宣传画册等，这些都是通过大众媒体或街头宣传等方式进行的全民食品安全知识宣传普及，针对性不强。随着微信、微博等自媒体的出现，消费者接触到的关于食品安全的信息量大大增加，但同时也出现了信息真伪难辨，各种虚假、夸大、不准确的信息让消费者无所适从。而广大农村由于农民受教育程度低，收入水平低，信息闭塞，使得农村成为造假售假的最佳隐蔽地，过期劣质食品也大部分流向了农村。而农村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不健全，普遍缺乏统一的、固定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和宣传教育机制，城市普遍使用的宣传教育手段又很难适应农村的实际情况，针对农村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教育尤为匮乏。
三、完善我国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的措施
（一）完善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的立法
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治，法治和教育缺一不可，我国的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缺乏完备的法律的支撑，体系尚未形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颁布实施20余年，《食品安全法》也已实施6年多，作为消费者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受教育权不应该还只是停留在法律的原则性规定上，更应该尽早出台细化可操作的具体的法律规范，明确开展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的目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对政府、企业、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各相关主体在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中的权利、义务、责任作出相应的规范，使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工作的开展有理有据，各主体分工明确，责任清晰，在法律法规体系中为消费者获取食品安全教育提供法律保障。
（二）将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纳入正规的学校教育，实现正规教育与普及教育相结合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食品消费活动贯穿于整个社会及每个社会成员的一生，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实际上是一种国民教育，是对全体国民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授有关食品安全消费的知识和技能，培养科学的食品消费观念，提高消费者自身素质的一种社会活动[3]。食品安全教育是全民教育，应将大众普及教育和特殊人群的教育结合起来，增强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的针对性。如针对社会大众，教育的重点是食品的安全选择、健康的饮食习惯、营养膳食知识等；多是通过网络、电视、报刊杂志等媒体或街头宣传等方式开展教育。而少年儿童是食源性疾病易感染人群，同时也是观念、行为形成的关键人群，是食品安全教育的重点对象[4]，针对他们的教育重点应该是培养食品安全意识，增长食品安全知识，从小培养科学健康的饮食习惯和消费观念。因此应该积极协调教育行政部门将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纳入基础教育体系，成为学校教育基本课程的一部分。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该与教育行政部门相互配合制定全国中小学食品安全教育计划，根据少年儿童的行为特点，共同组织编写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食品安全知识相关教学材料，使食品安全教育成为学校正规教育的一部分，使食品安全教育常态化、体系化。
（三）加强在农村开展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
农村作为食品原材料的产地，在食品生产供应链中占据源头地位，同时也是食品安全高风险地区。广大农民既是食品原材料的生产经营者，同时也是食品的消费者，针对他们的食品安全教育工作是我国食品安全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但由于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较城市普遍偏低，在农村开展食品安全教育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因此，农村的食品安全教育工作需要政府更大的财政投入、更强的工作力度，特别是要注意到农村中收入较低、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消费者的需要，教育培训的方式也要相应进行调整完善，如将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融入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中，充分动员农村基层组织，在乡镇、村庄广泛建立食品安全宣传栏，采用张贴宣传画、举办知识讲座、排演食品安全小剧目等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浅显易懂的方式普及食品安全知识，使广大农民具备一定的防范意识和食品鉴别能力。
（四）加强对媒体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教育
一些调查研究表明，我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程度超过发达国家，部分消费者的支付意愿甚至高于发达国家[5]，但同时消费者又普遍缺乏食品安全消费的基础知识，在食品消费方面缺乏科学引导，在评价食品安全风险时，往往是主观的，因从众效应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很大。媒体对社会认知有着重要影响，媒体的观点对社会公众具有十分明显的导向作用。互联网、电视、报刊、广播等各类媒体是针对社会公众开展食品安全普及教育的主要平台。现实中部分媒体出于经济利益考量，为了吸引眼球，满足公众喜欢曝光等心理，会突出报道一些负面信息，甚至违背职业道德，编造一些虚假信息；同时由于其自身往往也不具备科学正确的食品安全知识，在新闻报道中又不认真求证，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造成传播的食品安全信息不真实不准确甚至出现错误。当前，自媒体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使得社会公众接受到的食品安全信息更加良莠不齐，真假难辨。由于食品安全信息报道人命关天并且专业性特别强，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加强与媒体的沟通交流，专门针对媒体从业人员组织一些食品安全专题研讨会或座谈会，加强对媒体工作者的食品安全教育，提高媒体科学认知食品安全风险，科学报道食品安全问题的能力，促使其客观、公正、科学地传播正确的食品安全知识，纠正错误理念和观点。
新的《食品安全法》强调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要形成良性互动、有序参与、有力监督的社会共治格局，既需要政府监管、市场优胜劣汰等多种手段综合治理，更需要不断提高社会公众的安全意识和识别判断能力以及媒体的素养，只有当每个消费者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得到提升，全社会食品安全治理的巨大潜能得到激发，社会公众才有能力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的社会监督，与政府、企业一道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强大合力。
参考文献：
[1]郭雨，叶良均.我国食品安全教育的问题与对策分析[J].宿州学院学报，2014（1）
[2]何坪华，何信生，周德翼.从消费者角度检视我国食品安全信息的缺失[J].河南农业科学，2005（12）
[3]彭海兰，刘伟.食品安全教育的中外比较[J].世界农业，2006（11）
[4]李世敏.美国食品安全教育体系及其特点[J].中国食物与营养，2006（11）
[5]钟甫宁，易小兰.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程度与购买行为的差异分析――以南京市蔬菜市场为例[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关于食品安全的作文篇9
【关键词】食品安全；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5-088-01
在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中,食品安全犯罪被置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这一章节中,主要规定在第一百四十三条和一百四十四条，因此本文着重围绕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展开论述。综观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以下缺陷。
一、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设置不合理
食品安全犯罪属于经济犯罪，食品安全犯罪的行为人一般都是以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所以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设置罚金刑是非常必要的，虽然刑法修正案（八）涉及有食品安全犯罪罚金刑的规定，使法官在判处罚金时能够根据具体犯罪情节，自由裁量，加大了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罚金刑的处罚力度，但其缺陷也很明显：
（一）罚金刑的规定过于笼统，操作性不强，不利于有效打击食品安全犯罪
我国刑法第143条和第144条对基本犯罚金刑的判处统一采取“并处”的方式。笔者认为“并处罚金”的罚金方式，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罚金刑剥夺犯罪人的犯罪所得，使其丧失再次犯罪的物质基础的作用，但不利于有效打击食品安全犯罪。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前，刑法第143条和144条对于罚金数额的规定都是以“销售金额”作为基点的，以销售金额作为规定确实不利于罚金刑功能的发挥，在实践中的操作性不强。但是刑法修正案（八）将“销售金额”直接删除的做法，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司法解释未能同步的情况下，将会使法官在量刑时无所适从，不以“销售金额”作为罚金刑数额的基点，那到底依据什么对犯罪人判处罚金？这种立法模式会使得量刑幅度过于宽泛，罚金数额既无上限也无下限，法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滋生腐败，造成司法不公，使有些造成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犯罪分子罚不当罪甚至逃脱法网，而使其他罪行较轻的犯罪行为遭受过重的刑罚，影响刑法的公正性。
（二）未设置资格刑
食品安全犯罪属于经济犯罪，而犯罪人再次犯罪的途径就是其从事特定行业或者职业的资格。而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和驱逐出境这两种资格刑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人来说，并不能起到剥夺其一定时期内从事食品行业的资格或者永远禁止其从事食品行业的作用。《食品安全法》中虽然规定了对于违法的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可以吊销许可证，对于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一定时期内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但其毕竟是行政处罚，不等同于刑罚意义上的资格刑。一方面，刑罚同行政处罚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刑罚严厉的强制性和制裁性，以及代表国家对于犯罪分子否定性的政治评价的功能是行政处罚无法实现的。另一方面，行政处罚规定过于笼统且不全面，例如，《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二条规定，被吊销食品生产、流通或者餐饮服务许可证的单位，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这种规定过于笼统，一律处罚五年内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不具有灵活性，而资格刑的规定则可以根据犯罪的情节，性质，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处以不同的刑罚。
二、犯罪主体单一，犯罪对象单一，与食品安全法不协调
我国刑法第143条和第144条的规定与我国《食品安全法》不协调，调整范围过于狭窄，在犯罪主体上只涉及食品的生产、销售人员，在对象上只涉及食品，，不利于打击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
（一）我国刑法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主体的规定比较单一，只涉及食品的生产、销售人员和监管人员
而《食品安全法》的违法主体包括生产（包括种植和养殖）、销售、加工、包装、运输、储藏、消费等各环节人员，《食品安全法对食品以及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都规定了相应的义务，当非食品生产、销售人员违背了法定义务需承担刑事责任时，就只能在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之外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种规定一方面会破坏食品安全法律保护体系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也会给刑事司法实践带来极大的不便和危害，使法院的判决无所适从，容易造成司法不公，同时也违背刑法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
（二）我国刑法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对象的规定很单一，只涉及食品
一方面，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只有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有毒有害食品才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而《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都有规定，违反《食品安全法》，生产、经营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的行为要受到行政处罚。如果行为人违反食品安全法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说有毒、有害的食品添加剂，或者食品相关产品，造成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就难以按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1]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杨德明.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现状、问题及解决[D].吉林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关于食品安全的作文篇10
一、关于食用农产品的范围
1、什么是食用农产品
《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规定的食用农产品为农业初级产品。《食品安全法》第2条规定，供食用的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称食用农产品。《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农产品。是指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调整的食用农产品的范围是一致的。
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对农产品初级加工定义为：由农民家庭兼营或收购单位对收获的各种农产品进行去籽、净化、分类、晒干、剥皮、沤软或大批包装以提供初级市场的活动，以及其他与农产品收获有关的初加工服务活动。包括轧棉花、羊毛去杂质、其他类似的纤维初加工活动：其他与农产品收获有关的初加工服务活动，包括对农产品的净化、修整、晒干、剥皮、冷却或批量包装等加工处理：未列明的农产品初加工服务。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对农产品初级加工的定义与《农产品质量法安全法》中释义所指的初步加工的含义是相同的。农产品的初级加工，一般是农产品的生产者或者收购者实施的，发生在与农产品的收获相关的环节。这部分初级农产品有的直接用于消费，有的用作制造其他产品的原料。
食用农产品即是源于农业的供食用的农业初级产品，同样有上述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农业活动中直接获得的可供食用的产品。另一部分是初级加工食用农产品。这也是《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调整的食用农产品的范畴。
这里需要注意区别食用农产品的初级加工和食品加工之间的区别。食用农产品的一系列初加工活动，以不使农产品发生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为原则。农产品的初加工仍属于农业生产领域，经过初级加工的产品仍属于食用农产品，由《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调整。食品加工属于制造业。农产品作为原料从农业生产领域进入食品生产领域，经食品加工后形成新的产品，该产品不再属于食用农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将日常生活中使用食用农产品的概念等同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调整的食用农产品的概念，两者是不同的。法律中相关用语的定义可以是自然科学的定义，也可以是根据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做出的解释。日常生活中农产品的概念包含了所有源于农业生产活动直接获得原始形态的产品、初加工产品、部分经过农副食品加工业加工形成的产品，其内涵远远多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所指的食用农产品。《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中的食用农产品仅指初级农产品。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可以作为认定区分食用农产品和食用工业产品的参照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2条第一项规定。乳制品、肉制品、饮料、米、面、食用油、酒类等的加工食品属于工业产品。第3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的工业产品目录由国务院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并征求消费者协会和相关产品行业协会的意见。报国务院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国家质检总局已颁布的涉及食品许可证的公告共3批28大类，各大类食品均按照小类及申请单元作了明确的规定，并制定了相应的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食品的生产加工形成产品，改变了食用农产品的物理性质或者化学性质，形成了新的产品，不属于《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调整的食用农产品范畴。
3、有关部门制定的涉应税食用农产品的范围不能作为认定食用农产品的依据
目前工商部门一般是参照商建发(2005)1号文件的附件《食用农产品范围注释》，作为认定食用农产品范围的依据。该《食用农产品范围注释》规定的食用农产品是指可供食用的各种植物、畜牧、渔业产品及其初级加工产品。从表面上看，该文件认定的食用农产品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的定义是一致的，但是从其规定的实质性内容看，远远超越了上述两部法律调整的范畴，是属于日常生活中关于食用农产品的定义，非法律范畴的食用农产品定义。该文件是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05年4月4日的，目的是为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发口004]1号)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发¨2005]1号)，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到城市开办农产品超市，促进农产品流通的规模化，增加农民收入。因此，这份文件是从税收征收角度来确定食用农产品的范围，把大量的超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初级加工范畴的食用工业产品纳入了该范围，给予税收上的优惠，体现了国家政策对农产品连锁、超市、配送经营的税收政策支持，该文件规定的食用农产品不能等同于《农产品安全质量法》、《食品安全法》调整的食用农产品。例如：该文件中规定粮食是指供食用的谷类、豆类、薯类的统称。范围包括：(1)小麦、稻谷、玉米、高梁、谷子、杂粮(如：大麦、燕麦等)及其他粮食作物。(2)对上述粮食进行淘洗、碾磨、脱壳、分级包装、装缸发制等加工处理，制成的成品粮及其初制品，如大米、小米、面粉、玉米粉、豆面粉、米粉、荞麦面粉、小米面粉、莜麦面粉、薯粉、玉米片、玉米米、燕麦片、甘薯片、黄豆芽、绿豆芽等。(3)切面、饺子皮、馄饨皮、面皮、米粉等粮食复制品。以粮食为原料加工的速冻食品、方便面、副食品和各种熟食品，不属于食用农产品范围。该规定把食品加工等同于食用农产品初级加工。
税收政策有其灵活性，国家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可以不断地对上述优惠征税的范畴进行调整。2008年11月20日，财税字(2008)149号文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农产品初加工范围(试行)的通知》中，明确了新的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农产品初加工的范围。这个文件规定的农业初加工范围比原规定更接近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调整的食用农产品的范畴。但仍然有部分食品生产加工的产品列入了初加工的范畴。如该文件规定粮食初加
工包括小麦初加工、稻米初加工、玉米初加工、薯类初加工、食用豆类初加工、其他类粮食初加工。谷物磨制属于农副食品加工业，根据《大米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实施食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大米产品，包括所有以稻谷为原料加工制作的大米。大米的加工已经改变了稻谷的基本自然性状，属于食品的生产加工范畴。非食用农产品的初加工，大米属于工业产品。
可以看出，《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调整的食用农产品与上述财政、国税部门认定的食用农产品的范围是不一致的。上述两个文件对食用农产品的定义更多的是从自然科学、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不是根据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做出的解释，因此不能作为工商部门认定《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调整的食用农产品的依据。
二、关于进入流通环节的食用农产品是否需要办理流通许可证
食用农产品进入流通环节是否需要办理食品流通许可证，存在两种观点争议，部分认为需要办理食品流通许可证，部分认为不需要办理食品流通许可证。
1、两种观点的依据
(1)认为不需要办理的依据是：《食品安全法》第2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下列活动，应当遵守本法：(一)食品生产和加工(以下称食品生产)，食品流通和餐饮服务(以下称食品经营)；……”第二款又规定，“供食用的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以下称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规定。但是，制定有关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标准、公布食用农产品安全有关信息，应当遵守本法的有关规定。”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是受《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调整，不受《食品安全法》调整。《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对农产品的销售未规定许可制度，因此，所有的食用农产品都不需要办理食品流通许可证。
(2)认为需要办理食品流通许可证的依据是：《食品安全法》第29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食品流通许可、餐饮服务许可。”第二款又规定，“取得食品生产许可的食品生产者在其生产场所销售其生产的食品，不需要取得食品流通的许可；取得餐饮服务许可的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其餐饮服务场所出售其制作加工的食品，不需要取得食品生产和流通的许可；农民个人销售其自产的食用农产品，不需要取得食品流通的许可。”上述第二款是对流通许可证的特殊规定，可以理解为应该取得流通许可证的经营行为，由于其情况的特殊性，法律规定不需要办理食品流通许可证。
2、《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监管内容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1条规定，“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维护公众健康，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制定本法。”该法调整的范围包括三方面内涵：一是产品范围问题，该法的“农产品”是指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二是行为主体问题，既包括农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也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者和相应的检测技术机构及人员等：三是管理环节问题，既包括产地环境、农业投入品的科学合理使用、农产品生产和产后处理的标准化管理，也包括农产品的包装、标识、标志和市场准人管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对涉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相应的规范，设立了一系列监管制度，包括各级政府及其农业部门以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配合的管理体制、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制度、农产品生产记录制度、农产品包装与标识制度、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和监督检查制度、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报告制度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追究制度等。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综合性法律，填补了《食品卫生法》和《产品质量法》留下的空白，具体监管农产品质量和安全，同时注意与原有的《食品卫生法》等法律相衔接。《食品卫生法》主要侧重于食品生产、制造环节卫生状况的监督和管理。管辖范围不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等食品生产，而这些行业最容易造成食品源头污染。《产品质量法》主要是对工业产品的质量进行监管，对农产品的监管处于空白状态，《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颁布后填补了这一空白。《食品卫生法》规定，“食品：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都必须遵守本法”，“未取得卫生许可证的。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食用农产品属于该定义中的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原料。食用农产品出农业生产领域进入食品生产领域，需要领取《卫生许可证》，受《食品卫生法》调整。两者之间实现了无缝对接。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确实没有规定农产品的销售许可制度，只在该法第33条对五种情形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作了不得销售的规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监督的是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不对农产品生产经营中的卫生实施监督，不可能制定食用农产品销售卫生的许可。《食品卫生法》建立了食品卫生监督制，是食品生产经营卫生许可的法律，两者调整的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在作为食品生产经营领域卫生监管的《食品卫生法》，已对食用农产品的卫生许可作了详细规定的前提下，作为填补农产品质量监管空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不需要也不可能对涉及食用农产品生产销售环节的卫生许可再作规定。
3、《食品安全法》中食品流通许可要求的实质
《食品安全法》第27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食品生产经营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符合下列要求：(一)具有与生产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食品原料处理和食品加工、包装、贮存等场所，保持该场所环境整洁，并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二)具有与生产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生产经营设备或者设施，有相应的消毒、更衣、盥洗、采光、照明、通风、防腐、防尘、防蝇、防鼠、防虫、洗涤以及处理废水、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或者设施；(三)有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四)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防止待加工食品与直接人口食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避免食品接触有毒物、不洁物：……”
这是对食品生产经营中的卫生要求，也是质监部门、工商部门、食监部门实施许可的共同依据。其中，第一条是食品生产经营的环境卫生要求：第二条是食品生产经营中应当具备的卫生设施；第i条是食品生产经营应当有食品专业安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第四条是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的卫生要求。可以看出，食品流通许可证
是对食品经营者符合食品流通卫生要求，准许其从事食品流通行为的许可。《食品安全法》是在《食品卫生法》的基础上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的定义是与《食品卫生法》相同的，《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卫生法》中行之有效的食品卫生制度予以保留、补充。由于《食品安全法》调整了食品监管体制，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流通许可证、餐饮服务许可证，取代了原食品卫生许可证。因此，食品流通许可证实质上是流通领域的卫生许可证。根据《食品安全法》第20条的规定，食品安全标准包含了食品生产经营过程的卫生要求以及与食品安全有关的质量要求。《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对食用农产品质量的监管和《食品安全法》对食用农产品流通许可的规定是不矛盾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是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管理，食品流通许可证是对食用农产品经营者符合经营的卫生条件准予其从事食用农产品经营的许可。
从质监部门的角度来看，《食品安全法》中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的实质会更清楚。《食品生产许可证》是对食品生产者符合食品生产卫生要求，准许其从事食品生产行为的许可。食品生产企业办理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是食品生产者符合保障食品质量安全的条件，准许其从事食品生产行为的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