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诗歌的知识篇1
关键词：诗歌鉴赏认识知识规律
古典诗歌对提高学生语文素养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初中学生，多背诵古典诗歌不仅能学到知识，更能得到一种情感、文化的熏陶。初中生正处在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多学习、多背诵、多理解古典诗歌对他们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初中学生却不太喜欢古典诗歌。大多数学生也只是能背诵一些诗歌，而涉及诗歌的意境、表现手法、深层次的内涵，学生却知之甚少。那么怎样才能解决这种问题，搞好诗歌教学，培养学生的诗歌鉴赏能力呢？
一、充分认识、重视诗歌教学的重要性，这是做好诗歌鉴赏教学的基础和前提
认识是行动的保障，只有我们认识到诗歌鉴赏对中学语文教学及学生的健康成长所起的作用，我们才会大胆去进行诗歌鉴赏教学的探索和改革。
诗歌鉴赏能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及想象力。如读完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头脑中便会浮现出一幅画面，就好像看到了袅袅青烟，好像看到了气势磅礴、从天而降的瀑布；诗歌鉴赏教学能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如果多背诵诗歌，多对诗歌进行鉴赏评析，那么学生的理解能力、鉴赏能力、表达能力、写作能力都会得到相应的提高；诗歌鉴赏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道德素养，对学生性格的培养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古典诗歌，或叙事，或抒情；或豪放，或委婉；无论怎样，都表达了对生活、社会的关注，反映了社会现实或心中的理想，大多表达了对生活、国家的赞扬或对未来生活的愿望。学生从中往往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力量。
二、教给学生关于诗歌及鉴赏的基本知识，做好诗歌鉴赏教学的文化基础和准备工作
中国的古典诗歌博大精深，没有掌握一定的诗词文体知识，就不可能很好地去进行诗歌鉴赏。其次，还应对诸如句法、用韵、对偶、词牌、曲牌等格律知识有比较清楚的了解，还要充分把握诗歌的特点：高度概括性、生动的形象、强烈的抒情性、鲜明的音乐性。还要让学生熟悉中学课本上出现较多的山水诗、田园诗、写景诗、咏物诗、边塞诗、咏怀诗、咏史诗的特点及鉴赏方法。
再者，还要理解常见诗词作者的诗歌特点。作家的阅历、气量、修养等不同，在创作中表现出各自奇特的格调、气派和趣味，这就构成了作品的不同风格。我们应通过自己的鉴赏，增强对作家作品的认识,归结出各个作家的风格。了解诗人的风格，有益于把握他们在诗中表达的思想感情。
三、教给学生具体的鉴赏方法及规律
1.要克服语言困难，弄懂每字每句的含义。学习古典诗歌第一步是疏通文字，学生可根据教师的指点，借助工具书和课下注释，扫清文字障碍和语言障碍。
2.把握诗歌意象，明确诗歌所写的内容。意象即作者刻意塑造的具体形象。诗歌是通过描摹意象来创造意境、进而抒发感情、表达主旨的。所以，诗歌的字、句表面含义弄懂之后，就需要把握诗歌中的意象了。明确了一首诗歌中的意象，也就基本掌握了这一首诗歌的浅层内容。
3.在鉴赏中抓关键词语。诗歌中的关键词语对理解一首诗歌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贺知章的《咏柳》中“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把春风比作剪刀，用一“裁”字，将春风化无形为有形，活灵活现，动感十足。运用此诗借柳树歌咏春风，说她是美的创造者，赞美她裁出了春天。诗中洋溢着人逢早春的欣喜之情。
4.品味诗歌整体意境，领悟作品的主旨。诗歌的意境不单纯是指诗歌中所描写的一个意象所构成的境界，更主要是指全文所描写的所有意象，它们因具有某种共同的特点而形成一个丰富多彩的立体的画面，这是诗歌的整体意境。只有深入品味这整体意境，才能对诗歌全文所流露出的诗人情怀及主旨准确地把握。
5.结合生活实际，运用联想和想象，品味诗歌的现实意义，加深对诗歌的理解。鉴赏诗歌是感情与认识相统一的一种精神活动，它是作者与读者的沟通。我们要让学生认识到，学习诗歌并不仅仅是背诵名句名篇，理解诗歌的字词含义，更重要的是发现它们的现实意义。这就需要我们展开丰富而恰当的联想和想象，将诗歌意象、意境与我们已有的生活体验联系在一起去品味，理解诗歌深层次的含义，并汲取诗歌中积极向上的内涵来指引我们的生活。
总之，只要具备足够的信心，努力去积累、去感悟、去引导，诗歌鉴赏教学就一定会开展得更加成功。■
参考文献：
1.诗情词境堪吟哦：古典诗词学习例说.何庆善.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
有关诗歌的知识篇2
（一）知识的积累诗歌的学习既要有较强的感悟能力，又要有各学科的知识积累作为铺垫，还要有丰富的诗歌本学科知识的积淀。首先要求学生背诵一定量的诗歌。在平时就有意识地指导学生背各种不同类型的诗歌，以便让学生早一点认识、了解不同体裁和题材诗歌的特点和规律，为以后学习打下基础。学生可能不懂所读、所背的诗歌，但没有关系，背会以后慢慢领悟。当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就会由数变达到量变。
（二）在背诵一定量的诗歌的基础上，具体分析，理解一定量的诗歌我们采取的是实践――理论――实践的教学过程，既先练习、分析一些诗歌，在练习中逐步的认识、了解诗歌的基本常识，以及它的规律。然后归纳出诗歌的一些理论知识，再由这些理论知识去指导诗歌的学习和练习。在具体的理解、分析、判断、积累的前提下，对诗歌进行感悟，对诗歌的分类、意象、典故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为进一步高层鉴赏打下基础。因为如果先讲诗歌的理论知识就会使学生陷入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这就如同学习语言，孩子一定是先说话，然后慢慢地去理解词汇和句子，进而去理解语法和修辞。
（三）在学习诗歌时积累作品中的意象引导学生运用“以意逆志”的理论来理解诗歌。要求学生对古诗歌的意象、意境、情感有了真切深入的感悟后，用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习惯的语言、情景对原诗进行再创作，再现诗风词韵，这就要求理解诗歌中的意象的具体意思，如“月”、“长亭”、“短亭”“秋风”“古道”等。“木奴”，果树；“丁香节”，愁思难解、情致缠绵；“长短亭”，表示送别或抒发难舍难别之情：“芳草”，怀念朋友或怀念故国、抒写离别乡思。我们让学生去记一些意象，如以冰雪的晶莹比喻心志的忠贞、品格的高尚；对月思亲――引发离愁别绪，思乡之愁；以折柳表惜别。“柳”，“留”的谐音，折柳有相留之意，等等。
还要重视诗歌中的典故的积累。例如，阅读李白《春夜洛城闻笛》，要正确理解此诗，就要了解“折柳”这个典故有惜别送行或思乡怀远的意思。
再如，李益《塞下曲》：“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谴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要想理解本诗就要弄懂“伏波将军马援”，“定远侯班超”，以及“薛仁贵三箭定天山”的故事。因此就有必要给学生介绍一些具体的典故，如“王孙”，指高人隐士；“闻笛”表示追念故友缅怀友谊；楼兰：以后诗人就常用“楼兰”代指边境之敌，用“破（斩）楼兰”指建功立业。折腰：“折腰”意为躬身拜揖，后来喻指屈身事人，而诗人常反其义用之。化碧：常用“化碧”形容刚直中正的人为正义事业而蒙冤受屈。东篱：多用“东篱”表现辞官归隐后的田园生活或娴雅的情致。劳歌：本指在劳劳亭送客时唱的歌。“劳歌”后来成为送别歌的代称。柳岸：古人送别有折柳的习俗，后来就用“柳岸”指送别的地方……
（四）在教师的引导下认识诗歌的类型、分类我们对诗歌进行简单的分类。这是第一步。可以分成英雄赞歌：如李白的《塞下曲》、王昌龄《从军行》；黍蓠悲歌：如姜夔《扬州慢》、刘禹锡《乌衣巷》；田园牧歌：王维《山居秋暝》、孟浩然《过故人庄》；闺怨诗：王昌龄《闺怨》、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思乡羁旅诗：孟浩然《宿建德江》、温庭筠《商山早行》；咏怀咏史诗：辛弃疾《京口北固亭怀古》；送别感怀诗：柳永《雨霖铃》、王维《渭城曲》等……通过分类学生对比较浅显的诗歌就有了一个大体的轮廓，有了一个纲，理解起来也就有了方向。写景抒情诗主要把握景和情的关系；借古感怀诗，一般要把握古和今的关系，可以以古喻今，也可以古讽今；托物言志诗主要领悟物和志的关系，借何物显何志，根据不同类型诗歌的特点来学习。抓住了精神实质。也就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五）引导学生要知人论世由于作家的经历、思想、生活习惯和对生活对社会的认识不同。即使同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期的处境不同，反映在诗歌里主题、艺术手法也不相同。因此就要引导学生了解作家，从而认识作品。揣摩、了解作者的心境，体会、品味诗人的情感。诗歌为什么具有感染力，就源于它融注了诗人的思想感情。而高考诗歌鉴赏经常要考诗人的思想情感，故在平时教学中要指导学生在品味字词的过程中去把握思想内容，品味作者情感，所谓“知人论世”是阅读诗歌时一定要注意的。比如了解了和陆游生活的年代、心胸、气魄等方面的不同，也才能明白为什么会说梅花“她在丛中笑”，而陆游却说“寂寞开无主”和“只有香如故”了。当然，一般来说，作家的风格其一生各阶段基本一致，如：李白的豪放飘逸，杜甫的沉郁顿挫，王维的诗中有画，孟浩然的恬静又浑健，苏轼豪放又旷达，弃疾深沉又豪放，柳永伤感又缠绵，陆游流畅又雄放，李清照凄婉多清丽……学生应该认识到，我们通过诗歌的学习可以了解、归纳出作家的这些知识。以后我们遇到这些作者的诗歌可以对号入座地猜测、理解其诗歌。
（六）归纳总结学习中应总结一些文学常识如唐诗重情，宋诗重理。一般的诗歌（主要是绝句）前两句一般写景，后两句一般抒情。诗歌往往是言在此，意在彼。无论是写景还是叙事，无论是咏物还是怀古，都会寄寓着诗人一定的思想感情，对诗歌内容情感的感悟是诗歌鉴赏的重点。
有关诗歌的知识篇3
【关键词】乡镇农村初中现代诗歌难教难学原因
自从本人走上教育教学工作岗位之后，至今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了，而在这十多年的语文教学生涯中，本人和许多同事同行有着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在乡镇农村中学的初中语文教学中，现代诗歌的教学相对于其他文体的文章来说是比较难教的，即教师普遍感到难教、学生普遍感到难学，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及分析研究，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值得我们乡镇农村初中语文教师深思：
一、从教师自身因素来看，初中语文教师自身的诗歌知识素养的匮乏是初中现代诗歌教学很难的一个极其重要原因
首先，我们乡镇农村中学初中语文教师自身的诗歌知识素养并不高。从现实中看，许多乡镇农村初中语文教师（包括我自己），因为在学生时代（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平时接触到的现代诗歌非常少，所受到现代诗歌的熏陶就很少了，并且当时各种日常测试考试关于现代诗歌涉足又少，从而使我们对现代诗歌不会产生太多太深的印象。即使在大学读书时学习了一些诗歌知识，但从来就没有很详细很专业地来学习诗歌这一文学知识。通常只是笼统地知晓诗歌发展的大概轮廓、诗歌的类型流派、诗歌的基本特征等基础知识，也只是阅读了少量的诗歌作品，而对于诗歌有哪些具体的特点，如何进行诗歌鉴赏，如何进行诗歌创作等等，则没有更深入具体去学习研究和掌握。因此在我们初中语文教师当中，专长现代诗歌的人甚少。正是我们初中语文教师本身缺乏了解和深入去感受现代诗歌的意象意境、诗歌的语言、诗歌的写作技巧和诗歌的鉴赏方法等，所以在现代诗歌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我们语文教师不能很好地引导学生进行学习、分析、理解，只是简单让学生去读一读、背一背，大概了解其内容或每节意思，以应付了事。同时我们绝大多数初中语文教师总是认为，诗歌是诗人在特定的社会背景环境下创作的，是诗人灵感一时闪现的结果，只有诗人自己能理解想写什么，想表达怎样的情感，旁人应该不能主观去臆测和理解的;况且现代诗歌流派那么多，风格多样，创作手法多样，作为初中老师，我们不用也不必要花费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大的力气去学习研究欣赏它，加上乡镇农村的初中学生知识面有限，分析理解能力尚肤浅，对于诗歌不用去学习理解掌握那么多了，只要能够背诵默写一些名句佳句就可以了，想去学习深入理解研究掌握的话，等他们考上大学以后再慢慢学习研究探讨吧。这样我们语文教师本身诗歌知识素养就有限，我们的观念与认识还是停留在应试方面，加上我们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在现实中接触到现代诗歌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现代诗歌教学的知识与经验更是微乎其微，自然对现代诗歌的教学感到很困难了。其次，我们乡镇农村中学目前仍然受到中考“指挥棒”的影响，语文教学功利主义倾向比较明显，与考试有关的内容理所当然作为日常教学、训练及测试的重点，教师钻之研之授之，学生听之记之练之;而与考试关系不大或者无关的，自然成为教学次点，教师可以简之省之略之，学生避之远之弃之。虽然现在的初中语文课本都有一定篇目的现代诗歌，但它们都不作为必须讲读的课文，而只是作为教师选教、学生自由阅读的课文，加上我们现在平时所用的单元测试卷和期中、期末的考试试卷，还有平时的写作指导（写作要求是除了诗歌之外的体裁）以及中考语文试题，都对现代诗歌不作考试要求，这就使得我们语文教师把它排除于平时的基础知识训练之外了。原先在大学里掌握的现代诗歌基础知识因忽略疏远而渐渐遗忘。同时在课改实施后，我们在课改培训过程中也没有接受过专门或比较专业的现代诗歌知识与技能的培训，如今绝大多数乡镇农村中学的初中语文教师，现代诗歌和古代诗歌的文化知识素养都比较匮乏。课本中的一些诗歌如朦胧诗、哲理诗等，我们甚至都不明白作者是在写什么，我们只能按照教师参考书里的解析照本宣科来进行教学。这样教师照搬教材，不能创新，没有激情，当然在教学过程中感觉很吃力了。总之，我们乡镇农村初中老师自身现代诗歌文化知识素养匮乏，这是我们觉得现代诗歌很难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二、从初中学生自身来看，乡镇农村中学的初中学生自身文化知识面较窄，视野不够开阔，诗歌基础差，自控力比较差，容易受父母和社会风气影响，这是中学生普遍感觉现代诗歌难学的主要因素
首先，我们乡镇农村中学的学生主要来自于农村，相对于城市中学的初中学生来说，受各种学习条件的限制，接触到的文化书籍少得可怜，各种学习资料也极其有限，许多班级的学生，上面发给多少本课本资料就有多少本了。故此他们的知识面相对狭窄，知识视野不宽广，这就必然使他们的各方面的素质和能力较低。而在城市，许多学生的各种学习资料比学校发给的课本资料多得多，同时城市的书城书店比较多，图书馆的藏书量多，学生容易买到或者借到新版或旧版的各种书籍资料，他们的知识面就比较广泛，各种文化知识素养自然高于农村学生。就古今诗歌课堂教学来说，我们乡镇农村中学的学生，因为没有关于诗歌的各种书籍和学习资料，预习时只能看看课本，不能积极调动思维，无法完成老师安排下来的预习任务，课堂学习时老师说什么就记什么，基本上没有质疑，而且记了也是不理解，不管老师说了多少次，他们还是不会运用联想与想象能力来分析理解诗歌中的意象、意境，不会分析诗歌的表达技巧及诗歌的语言运用等问题，这就使得学生在学习诗歌尤其现代诗歌时感到特别难了。其次，我们乡镇农村中学的学生，绝大多数父母自身的文化知识、认知水平等素质比较低，他们在工作的第一线容易受到“读书无用论”思想的影响;加上当前社会就业形势很严峻，而农村农民收益不错，农民负担减轻了，农村生活压力不是很高，父母对子女的学习期望值就不是很高了。这就导致自控力很低的初中学生大多数也就没有什么长远的目标或远大的理想了。他们认同父母的观点，认为今天连大学生都难找到工作，因此读再多的书、学再多的文化知识也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了，反正自己家里有几亩田地，有几片山林，有一两块鱼塘，只要有点力气，就肯定是不会饿死的;况且如今农村农民收益不差，虽说发不了大财，但起码是小康了，只要自己会算数，会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反正自己不可能成为作家、诗人，更不可能以诗歌写作当作谋生手段，学诗歌知识对自己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这样的心态及认识就使学生丧失了对诗歌尤其是现代诗歌的学习兴趣，既然没有了学习兴趣、学习动力和学习压力，那么初中学生对于现代诗歌的学习自然感到特别的困难了。
三、从现代诗歌本身来看，现代诗歌流派众多，风格多样，艺术手法多样，具有形式自由、韵律灵活、自然清新的特点，它高度凝练，大幅跳跃，富有暗示性。现代诗歌的这些内在因素使得我们的学生理解起来就比较难了
有关诗歌的知识篇4
一、教材和教学问题分析
高中语文学习中，诗歌占据了很大一块，说实话，诗词的讲授很考验一个老师的功底，它需要一个老师有深厚的积累。诗歌学习的主要问题在于：（1）把握不好每首诗歌的讲授重点，本来以为诗歌的讲授无外乎抓住其思想和表现手法，但是后来才知道不同的诗歌讲授的重点其实是不同的，但是在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能很好地意识到这一问题；（2）教授方法的选择，既然每首诗歌的学习重点不同，那么讲授诗歌的方法自然也应该是不同的，关于这一点的认识，我是在讲授柳永的《雨霖铃》之前意识到的。
意识到这些问题之后，我对教授的知识做了一定的修改。所以在讲授后面的诗歌、复习诗歌专题时，我不但注重学生对于课内这首诗歌的理解，还会更加重视让他们通过学习一首诗歌，学习一种学习诗歌的方法。这也是我本文中要讲的诗歌课外知识的穿插艺术。
知识的学习有时候需要全面，但是全面地讲尚且不易，而学生是否能全面地接受那就更不用说了，那么与其教给他们很多但是每一次都只是点到即止，还不如每一次都选择一个点作为重点让他们掌握，效果会更好。以下，我将就必修四第三专题的诗词来具体讲一下诗歌课外知识的穿插艺术。
二、诗歌课外知识的穿插艺术
课外知识的补充穿插不但可以扩充学生的知识面，而且可以帮助他们二次消化课内的知识点，以帮助学生巩固课内的知识。穿插恰当的话，教学重点会更加突出，学生也就会相对更加明白自己需要掌握什么。诗歌课外知识的穿插艺术有很多种，以下，我将从文本切入来讲。
1.手法角度切入艺术
首先接触到的是李白、杜甫的两首诗歌，李白《蜀道难》的学习重点应该放在诗人怎样表现蜀道难上，而不是将重点放在研究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上。本诗运用的手法主要有衬托、夸张、烘托、动静结合。说多不多，但是四个手法说少也不少了，所以在穿插课外知识的时候，我主要还是将每一种手法作为一个切入点，找来其他运用了相同手法的诗歌带着学生一起赏析。
2.诗人诗歌角度切入
杜甫的诗歌《登高》看看只有四联八句，但是学习的内容真得很多，整首诗的主要特点就是由写景和抒情共同组成，所描写的景物中无处不渗透着作者的悲情。这些都是课内知识的教授。那么这种情况下，课外拓展就可以考虑从同一诗人的诗歌切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风格，同时也可以穿插讲一下律诗的特点。
3.具体意象切入
《雨霖铃》是柳永的代表作，也是婉约派的代表作。《雨霖铃》很好地运用了悲景写悲情、乐景写哀情、情景交融和虚实相济的表现手法。但是在选择这首词的课外拓展时，我没有选择这些手法进行巩固，而是选择词中出现的几个意象进行课外拓展分析。
有关诗歌的知识篇5
关键词：高三语文复习；诗歌鉴赏；高效化
高三的诗歌鉴赏复习，不能是仅仅建立在高三的空中楼阁。高考语文要有成绩，学生必须有足够的积累，诗歌鉴赏更是如此。高三诗歌鉴赏复习要的是提高，而不是刚刚开始学习如何鉴赏诗歌。高三的诗歌鉴赏，应该是在透彻了解考纲、考题和学生学情的基础上，注重知识的梳理和技巧上的指导，让学生从练习当中逐步提高自己的诗歌鉴赏能力。
一、诗歌鉴赏中学生存在的一般问题
高考诗歌鉴赏的选题从来都不是佶屈聱牙、深奥难懂的，但学生仍然屡屡失分，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对诗歌理解不够，却急于下结论。
2.对诗歌表现手法等概念掌握不够熟练和准确。
3.答题不规范。例如语言表达不会使用诗歌鉴赏的术语，或者表达没有逻辑性，重点不突出。
二、提升学生诗歌鉴赏能力的对策
1.梳理诗歌相关基础知识，让学生能读懂诗歌和问题
首先要明确梳理的前提是什么。对于学生，相关基础知识是繁杂凌乱的，这就要求教师依托考纲，在分析高考真题的基础上，结合教材进行有效梳理。
考纲要求学生有两点，一是鉴赏诗歌的语言、形象和表达技巧；二是评价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对于考纲考题的掌握，不能仅仅停留在字面的了解，教师本身必须对高考考纲和考题认真分析，掌握考查的动向和变化，针对学生的情况作能动性的处理。更不能忽视学生的差异，听了某某专家的经验就生搬硬套，或者对不同水平的学生采用统一的方法。
其次，具体梳理的内容不能脱离教材，应以教材的诗歌作为依托，做适当的扩展。
语文高考看上去考的都不是课内的，但是事实上都来源于课文，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在梳理诗歌的基础知识时，例如诗歌体裁分类、表达技巧、表达方式、常见意象的意义……一定要结合课本的具体诗歌，逐一理解吃透，烂熟于心。这样做，一是因为诗歌鉴赏的术语对学生来说还是有陌生感，如有熟悉的诗歌做依托，就能缩短学生掌握新概念的过程，为以后能熟练使用打下良好的基础。二是高一、高二在讲练诗歌的时候，由于侧重点不同，学生对于诗歌鉴赏的知识掌握并不系统，有意识地通过梳理，将熟悉的诗歌分类，有利于更快地形成知识网络。
最后，要注重资源共享，发挥分层教学和小组合作的优点。
这里讲的资源共享，侧重于学生和老师、学生和学生之间的资源共享。例如对于诗歌的梳理，特别是教材内熟悉诗歌的梳理，可适当地交予学生完成。学生层级不同、特点不同，在教师的指导之下，通过小组合作完成任务，更符合梳理的特点。也可把诗歌分类和鉴赏技巧等综合起来，形成知识网络。这种资源共享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及时发现学生存在的问题，好处颇多！
2.技巧指导公式化，让学生明确答题步骤和答题内容
就像前面我们对所学的诗歌梳理不能是简单的重复一样。诗歌鉴赏技巧的公式化，也并不是要统一学生答案，使学生没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从而束缚学生的思维。恰恰相反，诗歌技巧的公式化，只是对学生答案的规范化和完整化。
例如炼字的题型。答题公式是：答出需要炼的字，解释其本义+解释语境意义+评价这样写的好处。
这样的公式告诉学生答案应该是三部分，及每部分应该表达的内容方向。如此学生在做答的时候，就能避免答案混乱、没有层次、罗列堆砌的毛病了。
3.精心设置习题，重课本，重层次，逐步提高
无论是对基础知识的梳理，还是对诗歌鉴赏技巧的指导，要想落实这些，都离不开习题。只有通过练习磨合，才能让学生答案完美不失分。
而诗歌鉴赏习题的选择，内容多，范围广。要想复习有效率，一定要从课本起步。课本中有很多极其经典而又鲜活的诗歌素材，以课本复习为切入点，以教材中的典型诗句为例子，重视课本中的练习，能较好地实现知识积累和能力迁移。例如将课文上的诗句设计成题，让学生练习，以练习促复习。
有关诗歌的知识篇6
诗歌鉴赏失分的根本原因在于：1.知识不够系统化，对古代文化常识、表达技巧、语言风格、修辞手法、抒情方式、诗歌分类等知识，没有形成清晰的概念；2.学生没有读懂诗歌而急于做题；3.鉴赏诗歌的基本能力没有形成，无法从形象、意象、意境、风格、情感等多个维度去把握诗歌；4.学生缺乏起码的应试能力，不会利用好诗歌后面的注释；5.学生根本不审题，不会规范答题。
针对学生的失误和失分的原因，我们怎样提高诗歌鉴赏题分数呢？我要求学生在“读”上下功夫，善“读”才能提高做题的效果。可尝试如下“读”法。
一、读好课本，熟记课本中的典例
历年的高考诗歌阅读鉴赏题都与课本联系密切。如2009年广东高考诗歌鉴赏题杜甫《月》，对诗中“南飞有乌鹊，夜久落江边”的理解，如果能够联系课文曹操的《短歌行》中的诗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的寓意，这就能很好地理解杜甫诗中的思想感情。
由此看来，重视课文的阅读，重视与学过的课本知识相结合，是学会诗歌的关键，那种丢开课本学习和复习诗歌的想法和做法，仍是不可取的；而且越到最后时刻，越要回归课本，多读课本，读好课本。
二、读熟诗歌的基本常识
（1）熟读诗、词、曲的体裁常识。如诗、词、曲的发展过程、具体分类、文体特点、文学流派等。
（2）熟读各类诗歌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包括作家所处的时代、生平经历、文学主张、文学风格、主要作品及其特点等。
（3）熟读古诗中常见的形象和塑造形象的方法知识。
（4）了解一点古代诗歌涉及的语法知识（如倒装句、互文句等），
（5）熟记一些诗歌语言风格方面的术语。如清新自然、委婉含蓄、平实质朴等；意境氛围方面常用的术语有孤寂冷清、恬静优美、清新明丽等。
（6）熟记鉴赏诗歌表达技巧的知识。如白描、细描、衬托、（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借事抒情）；常见的修辞手法（对偶、比喻、拟人、象征、夸张、双关、用典比兴等）及其作用，诗歌的结构手法（层层渲染、铺垫、抑扬法、问答法、对比法）。
三、读全诗歌信息，领会诗歌内涵
1.读懂诗歌
（1）读诗歌标题
诗歌标题常常是我们鉴赏诗歌切入点，它往往能揭示诗歌写作的时间、地点、对象、事件、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写作用意等。
如2005年广东卷寇准的《春日登楼怀归》，“怀归”揭示了诗歌中含有思乡盼归之意。
（2）“读”作者
诗人所处的生平遭遇、思想主张、创作风格等方面的内容，对诗人的诗歌创作往往有着直接的影响。因而，我们在欣赏诗歌的时候，就应当借此来理解诗歌、把握他们在诗中表达的思想感情。
（3）读诗歌内容
①找意象，析意境
意象是诗歌的基本单位，是意和象的复合体，是作者的主观心意和客观物象凝聚的表现，是作者精神和外在物质的统一，它是由情和景这两个因素组成的。意象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就是意境。我们在阅读诗歌时，首先找出意象，结合具体语言和境界，分析意境，就能深入的理解诗歌内容，才能体会到作者的情感与意图。
如2004年广东卷杜甫的《江汉》，阅读时抓住意象“片云”“孤月”，体味出意境凄凉，流露出作者孤独、苦无知音的烦闷；根据意象“落日”“秋风”，体味出意境雄壮、开阔，又体现了作者“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乐观旷达。
②寻诗眼，悟手法
诗眼，它可以是一个简练传神的字，也可以诗作体现主旨的精彩诗句。我们在鉴赏古典诗歌时，若能从诗眼入手，可更深入的理解诗歌的思想感情和艺术手法。
2012年广东卷白的《余杭四月》，我们阅读时只要抓住诗眼“一晴生意繁”这句，明白它总领全诗，颔联中用“朱、青，绿，白”相为映衬，烘托出一种清新的四月乡间独特的风貌，传达出诗人愉悦而闲适之情；巧妙了将乡间独特物象“樱桃，豆，草，鹅”排列在一起，勾勒出一幅生动的乡村春意盎然的图景，烘托静谧的气氛，表达了诗人的闲适而悠游的情怀。
③读清注释
在古诗鉴赏考题中，经常会出现简短的注释，这些注释看起来只是对诗歌中的生僻奥涩处加以注解，其实它不仅能帮助你了解作品创作背景，达到更好地理解诗歌，有时还能暗示题目的答案。
2.读明白试题
古代诗歌鉴赏，要求“鉴赏诗歌的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与“评价诗歌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这两个考点在命题中往往有所侧重。因此，我们一定读明白题目问什么，再答什么。
（1）“读”
只有明白题干指向，我们做题时针对性才强，也避免答很多无关的内容，浪费考场上的时间。
（2）读懂答题规范
每道题型都有一定的答题模式步骤，我们读完题目后，头脑中应马上想一想这题型的答题模式及步骤是什么，从而节约答题时间，提高得分率。
例2010年广东卷诗歌鉴赏题简析“隔”字的双重意蕴。我们读完题后立刻应知道这题型的答题模式及步骤是：①联系诗句确认改字及其含义（比喻义或象征意义），②联系整诗展开联想，确定改字在写景或抒情方面所使用的手法，③联系作品主旨点出该字在意境烘托或情感表达方面的作用。
四、细读往年高考试题
我们知道高考试卷是经过专家们精心雕刻，对往年高考试题我们不能简单化，要做到细细品读。我们借助往年高考试题，学习规范作答，比对参考答案，分析评卷细则，找准自己平时答题的缺陷和失分原因，及时进行查漏补缺，制定行之有效的抢分策略。
有关诗歌的知识篇7
在1958、1959年关于中国新诗发展道路的讨论中，核心的问题之一是中国诗歌的民族化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与它相关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新中国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建构--如何建构、以什么为基础建构。由于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语境中，它必须处理古/今、中/外、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民大众等诸多复杂关系，本文无力也不准备详细地分析这种关系。（1）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确立为占主流地位的话语-知识型，文化与文艺领域中的民族化问题（包括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等相关问题）基本上被纳入阶级论的框架。（2）
正是在这样阶级论框架中，文艺的民族性几乎成为大众性的同义语，而所谓"大众"并不一般地指"国民"，而是特指无产阶级或工农兵。它既不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不包括知识分子。（3）更确切地说，所谓"民族性"的话语建构遵循了一个认同、两个排除的程序。一个认同，即认同人民大众或工农兵；两个排除，首先是排除西方文化，其次是排除知识分子文化--在这
* 考虑到已有不少研究从历史的角度对于新民歌运动与新诗方向讨论作了比较清晰的历史梳理，本文的分析构架主要是逻辑的。另外，鉴于诗歌研究领域已经有从本专业角度对于新诗讨论的研究成果，本文的重点是阐述这个讨论中体现的文化现代性与民族性问题。
（1）、可以参见拙著《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第一章"被迫的现代化与文化认同的两难--兼论现代中国民主主义的两种取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2）、阶级论框架在40年代的民族形式讨论中已经非常普遍，尤其是无产阶级阵营中的理论家几乎没有例外，但依然没有被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
（3）、"大众"、"人民群众"、"老百姓"等词的准确含义及其与"民族"概念的关系不易确定。但就西方的情况而言，在"民族"的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的过程中，"民族"的含义与"人民"（people）以及"国家"逐渐趋同，"人民"作为一个现代政治术语，在革命民主派的理论框架中是指具有公民权的全体国民，而在民族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则指先天上不同于"外国人"的那些成员。（参见霍布斯班《民族与民主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页-25页）但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阶级论框架中，"人民大众""人民群众"既不是指全体国民，同时也不是先天上具有种族特征的群体。从阶级尺度看，人民是无产者（"资产阶级"的对立面）；从文化尺度看，人民则被界定为"知识阶层"的对立面。
里，西方文化（洋腔洋调、洋八股）与知识分子文化（学生腔）又几乎被完全等同，并具有相同的阶级属性（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就是
洋八股，因此不能代表民族文化；知识分子文化脱离工农兵大众，因此等于资产阶级文化。只有特定的阶级与特定的社会阶层才有资格代表民族，这里，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背后的文化暴力已经显露。
与此同时，58、59年参加新诗问题讨论的人几乎一致认为，"五四"新诗的根本问题就是脱离群众，即西化（即脱离民族）与知识分子化（小资产阶级化）。因此有必要重新确立其发展方向。这个重建工程的基础就是民歌尤其是新民歌，以及古典诗歌。新民歌具有双重优势：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说，新民歌是无产阶级或劳动人民的文化，是"共产主义文学的萌芽"；而这种阶级的纯洁性与政治的先进性自然赋予它以民族文化代表的合法性（这里的一个重要的潜台词是：知识分子不代表民族，只有劳动群众--工农兵、无产阶级，才代表民族，才是民族-国家的主人）。古典诗歌获得新民族文化建构的资源资格，则表现出一种与五四不同的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
显然，在诗歌形式问题讨论的外表下进行的是一场重塑新中国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工程，这一现代性工程涉及如何重新解说民族性、如何认识传统文化、民间大众文化（区别于今天所说的商业性的城市大众文化）、知识分子文化以及西方文化在这种重建中的地位与关系、如何认识文学形式的政治性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而这个建构过程的实质则是与政治权力紧密相关的文化权力问题。正如西方学者已经充分证明的：现代的民族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假设"，一个"方案"，一个"策略"，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一种现代性的规划与建构实践。这种建构实践即使在一个共同体内部也必然涉及权力问题。共同体不是"自然的"、"天赋的"类别，而是一种区分、分离行为的结果。霍布斯班指出："民族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相当晚近的现象，而且还是源于特定地域及时空环境下的历史产物。"民族不是什么天生一成不变的社会实体，它不但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而且是一向相当晚近的"发明"。霍布斯班特别强调在民族建立的过程中人为因素的重要性，比如用以激发"民族情操"的各种宣传鼓动、文化符号与制度设计等。（1）盖尔纳则指出："将’民族’视为是天生的、是上帝对人类的分类，这样的说法实则是民主主义神话。民主主义时而利用文化传统作为凝聚民族的手段，时而因应成立新民族的需要而将文化传统加以革新，甚至造成传统文化的失调--这乃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2）这样建构起来的现代"民族"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客观特性（比如共同的语言、族性、文化传统等），相反，这些特性倒是人为的建构物。如同霍尔指出的：我们正是通过用以表征英国的"民族文化"的那系符号象征系统，才知道什么是所谓
（1）、霍布斯班：《民族与民主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页。
（2）、转引自霍布斯班：《民族与民主主义》，第10页。
英国性"（englishness），知道成为一个"英国人"意味着什么。"民族身份并不是我们生而具有的东西，而是在表征中并通过与表征的关系而塑造、形构、转化的。"（1）
由于绝大多数现代的民族国家（包括现代中国）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而不是种族共同体、语言共同体或文化共同体，所以同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必然存在不同的文化认同，必须对这些文化要素进行筛选、排除、等级排列等暴力手段，才能建构成一体化的民族国家文化认同。依据霍尔的研究，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文化的建构中，一个关键性的转换是：在前现代时期或一个更加传统的社会中，原先被赋予一个部落、人民、宗教或地区的忠诚与认同，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而逐渐被转移到主权国家的新建构的、统一的所谓"民族文化"上，地区的、人种的或其他的差异逐渐归入民族-国家的所谓"政治的屋顶"之下，并因此成为现代文化身份的一个有力的意义来源。
这就必然涉及民族文化的同一性建构与文化多元化之间的关系这个十分紧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维罗里曾经指出："民族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具有中心的地位。它首先意味着，这些发挥只能中国家应该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传统和生活方式自由发展，……这时民族主义所要求的是国家的独立、经济上的自治，本国生活方式的维系，这就是一个国家的真正解放，赢得了解放的发展中国家不必再仿效别的什么国家了。"但同时他也警告，民族主义具有二重性，"当民族主义强调和捍卫一个国家的文化、宗教或语言上的和谐时，它也接纳多样化（diversity）和多元化（pluralism），接纳一个国家内的多元文化、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多样化的语言等。作为一个文化统一体的国家，应当允许其某些国民有权作出选择，允许他们不支持那种理想化的文化统一理念，而保留自己的看法。"民族主义的这种二重性对我们正确理解与评价58、59年的新诗民族性问题讨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一方面，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鉴于国际环境的压力，致力于寻求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发展方向与发展道路，文化同一性的建构是这个中国特色现代化工程的内在组成部分。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在建构文化同一性的过程（新民歌运动与新诗方向的讨论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没有正确处理国家内部的文化多元性与多样性，没有贯彻民族文化认同的民主原则，而是不恰当地使用了文化权力乃至政治权力压制与主流话语不同的声音，教训十分深刻。
（1）、s．hall：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from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 edited by stuart hall , david held and tony mcgrew,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2，p292。相关的著述还可以参见：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books,1991。
（2）、《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及现代化》，《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三联书店，2000，第177页。
民族风格与大众化
历史地看，把大众化与民族化联系甚至等同起来，这样一个建构文化民族性的方案并非始于1958年。至少在30年代末的"民族形式"讨论中这一等式已经确立（其实还可以追溯到30年代初期的大众化讨论，限于篇幅，本文不拟涉及）。在"五四"启蒙主义语境中，占据主流地位文化民族性建构方案是激进的全盘西化，即通过全面引入西方现代文明（被等同于"先进的"文明）重建中国的民族性。但到了1938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集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文章中有这样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洋八股必须废除，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被确立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民族性）的标准。这是一个与五四时期的精英主义立场迥然不同的大众主义立场。这个经典论述在当时的"左"派文艺阵营中占主流地位（但是在一系列问题上与1958年的讨论仍有相当大的区别）。艾思奇在《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中的一段话值得注意：
我们的新的生活，新的工作，新的体验，要求我们要有新的文艺。这
文艺不但是新的，而且是民族的，也就是大多数民众所接受的，它能够被
民众看做自己的东西。直到今天，我们有新的文艺，然而极缺少民族的新
文艺，我们的民族的东西，主要地是旧形式的东西。（1）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几个重要的论断。首先，所谓民族性也就是大众性，只有大众接受并喜欢的形式才是民族的形式；其次，五四的新文学虽然是新的，但却不是民族的，因为它不是大众的。民族的东西依然是旧的传统文学形式。在这里，已经显露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悖离与紧张。1958年的诗歌讨论基本上依然在这两个结论基础上展开。
"大众"地位变化的直接原因是政治需要：民族战争时期的群众动员。毛泽东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目的以及当时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包括大众化与民族化的关系、民族化与旧形式利用的关系等）都是为了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的政治目的。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以及同时进行的新诗歌发展方向的讨论，同样是"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产物，并反过来构成对1958年的’大跃进’的配合和支持。"（2）可以说，党中央以及毛泽东本人对于民歌的异乎寻常的重视具有明
（1）、《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394页。重点号引加。
（2）、参见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163页。此书对于新民歌运动以及新诗发展问题讨论的性质、缘由、前因后果以及发展线索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梳理与分析，参见此书第163页以下。
显的政治动机（这种重视表现在毛泽东几次在中央会议上倡导搜集民歌，《人民日报》三番五次发表社论并大量刊载新民歌作品，等等）。57、58年间的毛泽东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赶美超英的紧迫感与狂热性，而其方法却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方式（比如理性化、市场化等），而是毛泽东所熟知的唯意志论与群众运动--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发展模式。（1）有理由认为这种发展模式的民族性与新民歌运动的文化民族性诉求之间存在紧密的、非偶然的联系。新民歌本身就是文艺领域的"大跃进"（"放文艺卫星"），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与不可抑制的非理性冲动--所谓"革命浪漫主义。"这一点充分表明这种由最高权力机构直接发动的政治性群众运动表明，所谓"新民歌"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歌（民间自发创作），毋宁说是对于"民歌"的极大反讽。正因为这样，过分强调新民歌运动的"民间"性质并把分析构架建立在官方-知识分子-民间的三元模式上是具有误导性的。同时，这种自上而下的性质也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借用群众运动方式建构统一的民族文化认同的有力证明。它与国家主导的群众运动式发展模式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偶然的。
动员群众或老百姓当然就要运用群众熟悉与喜欢的形式，而群众喜欢的据说恰恰是民歌、旧形式而不是新形式。五四的新诗因此受到批评，民歌（以及古典诗歌）因此受到高度评价。时任主管文艺的副部长的周扬，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央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年道路》中，说了一段颇具权威性、为不久即将展开的诗歌讨论所广泛引用的话："新诗有很大的成绩……但新诗也有很大的缺点。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还没有和劳动群众很好地结合，群众感觉许多新诗并没有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在这些诗中感觉不出劳动群众自己的声音笑貌，更不要说表现劳动群众的风格和气魄了。群众不满意诗读起来不上口，特别不满意那些故意雕琢、晦涩难懂、读起来头痛的诗句，总之，群众讨厌洋八股。有些诗人却偏偏醉心于模仿西洋诗的格调，而不是去正确地继承民族传统，发挥新的创造，这就成为新诗脱离劳动群众的重要原因。"（2）这里有几个重要的论述方式值得重视。1、劳动群众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而不是其他群体）是否喜欢成为评价新诗得失的最重要的依据，这表明"为工农兵服务"已经确立为不可动摇的评价文学的标准；2、对于"西洋诗"与"中国传统诗"采取了一种简单化的本质主义视角，即所有西洋诗歌均为"故意雕琢、晦涩难懂、读起来头痛的诗句"，而"民族传统"则一定是人民"喜闻乐见"的。尽管实际上中国古代的诗歌同样存在"故意雕琢、晦涩难懂、读起来头痛的诗句"（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为古典文学开的三大罪状之一就是"雕琢"、"艰涩"）。这表明对于传统文化的评价有
（1）、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长期努力中，毛泽东所坚持的一直是自下而上的建国道路，以地方民众而非精英为其主要的动员资源。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不同的建国方略。参见《中国民主与自由主义研究·提纲》，郑永年，《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三联书店2000年。
（2）、《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创刊号。
了明显的变化；3、五四新诗的主要缺憾是脱离群众与脱离传统（洋化）。
周扬讲话了奠定新诗歌讨论的基调，其体现的"知识分子腔/学生腔"="洋腔洋调"，"大众喜闻乐见"="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逻辑与论式，在当时的其他相关文章中几乎俯拾即是。宋垒《第三种"化"》指出：脱离群众是造成洋学生腔的根本原因，所以，"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掉队，就赶上！向工农大众的方向’化’。当诗人真正与群众结合，他便会荡涤自己的洋腔洋调，用群众的感情、群众的语言说话。"（1）这里显然存在逻辑的混乱。"学生腔"与"洋腔洋调"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国外的诗歌也分为种种，一些是学生腔的，一些是大众化的。更重要的是，所谓"人民大众"是天然地代表中华民族么？知识分子天然地是崇洋媚外么？不是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在反对所谓"崇洋媚外"么？人民大众是否天然地反对洋腔洋调（比如长句子）？他们对于旧形式的喜欢是历史的产物还是本性使然？到底什么是"人民大众"？在民族特色=大众化，洋腔洋调=脱离大众（学生腔）此类分类框架（文化暴力）中，上述逻辑混乱都被掩盖了或忽视了。在这里，我们正可以看到当时的文化民族性建构所隐含的暴力性质、封闭性质与非民主性质，它排除了知识分子文化与外国文化在中国民族文化民族性建构中的应有位置。更严重的是，它虽然在名义上把知识分子包含在"国民"的范畴内，但却又在"国民"中进行以阶级为依据的身份等级划分，剥夺了知识分子阶层在国家中的主人公地位，从而严重地违反了现代民族国家文化认同建构的民主原则。结果，在所谓"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民族-国家中，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伦为工农兵的奴隶。新民歌之所以被抬到中国诗歌发展方向的地位，原因正在于它是工农兵自己创作、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化，而新中国民族文化的当然代表只能是工农兵。合乎逻辑地，新民歌所代表的文化就不仅是新诗的发展道路，而且也必然是新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用周扬的话说："新民歌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劳动人民在国家生活中取得了主人公的地位，有了自豪的感觉。"（2）在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所谓诗歌道路的论争要解决的实际上是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它与执政党的文化发展方向、与新政权的合法性机制都紧密相关。
民族-国家的文化人问题解决了，文艺的服务对象也就解决了，用丁力的话说："只有真正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同时也就为知识分子服务了。"（3）这等于是说，为皇帝服务的作品也就是为臣子服务的了，因为臣子也是为皇帝服务的。这是一种新的主人/奴隶逻辑。文化暴力的内化机制充分体现在：当时起劲地拥护这个逻辑的却也正是知识分子。
民族性问题的阶级化、党派政治化也反映在对外国文学的重新分类上。窦功亚在其《民歌万岁！》把"诗"分作三种：古诗，洋诗，民歌。所谓"洋诗"，在他看来就是"自由诗"、新诗、知识分子的诗，它与民歌的区别在于："民歌
（1）、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创刊号。
（2）、宋垒：《第三种"化"》，《诗刊》1958年第4期。
（3）、丁力：《诗风杂谈》，《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
是抒发劳动人民的内心深处的真实感情的；洋诗，是抒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
级的感情的"。用阶级的话语划分诗歌类型，尤其是中国/外国的区别，民族性问题从而被转化为了阶级性问题。知识分子的诗与外国诗因为同属于资产阶级性质被划归一起并逐出文化民族性的领域。在这里，阶级的标准比之于民族的标准是更为根本的。因为在有些人看来，外国的诗歌也可以分为民歌的/群众的与知识分子的/贵族的/资产阶级的两种。前者与中国的民族性没有矛盾，它是中国民歌的"兄弟"，都是劳动人民或无产阶级的作品。这就是说，外国民歌由于其政治正确性，已经不是"洋腔洋调"，无产阶级的"西方"已经不再是西方，所以与民族性似乎不再矛盾。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新民歌运动所代表的文化民族性建构虽是非民主的，却又是现代形态的，因为它并不诉诸前现代的民族性基本要素：血缘、族性或方言。
五四"新诗传统的评价与重塑
自周扬的讲话以后，认为"五四"以来的新诗脱离群众、脱离传统、洋化与脱离民族特色，已经成为一个"共识"，很少有人表示异议。其作为新中国的民族-国家文化代表的资格受到深刻的挑战。（1）五四新诗（以及它背后的那套启蒙主义现代性话语）一下子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2）
对于五四新诗的重新评价本身就是重建文化民族性的一个内在部分与题中应有之义。大家（即使是对民歌持一定保留态度的人）普遍认为，五四以来的新诗在民族化、大众化以及继承传统方面存在重大缺，导致新诗的文化民族性与大众性的丧失。天鹰说："所谓新诗歌的基本道路，我的理解是指一个国家的诗风和诗歌的民族形式的问题，也就是诗歌的民族化和群众化的问题，从这点来说，五四以来的新诗就存在着相当大的缺憾，必须加以彻底的改造。"（3）沙鸥在《道路宽阔，白花争艳》中总结了新诗的三大"缺点"，在当时的文章中具有代表性：1、还没有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没有很好地表现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2、对于劳动人民的语言还不熟悉，盲目学习西方，具有洋腔洋调；3、在打破旧体诗格律的同时忽视了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4）第一个缺憾涉及世界观问题与内容问题，第二个涉及与西方文学形式的关系问题，第三个涉
（1）、据有的资料透露，在1958年3月22日的中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除了指出中国诗歌的出路"一是民歌，一是古典"以外，还说："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190页注释[1]。
（2）、有人写道："现在一提起自由诗（也就是一般人所指的’五四’以来的新诗）就有人嗤之以鼻，深痛恶绝，大有不一棍子打死就不能消心头之痛的样子。"参见谷瓯：《自由诗和外国诗及其他》，《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作家出版社1959年，第172页。
（3）、天鹰：《新诗自由体和民歌自由体》，《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27-28页。
（4）、《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223页。
及对于传统的态度问题。脱离群众、洋腔洋调、传统虚无主义已经成为扣在新
诗头上的三大罪状。其核心是政治性的："没有和劳动人民很好地结合"。
民歌就是在这个检讨与重塑新诗传统的语境中作为新诗的救星出现的，五
四新诗身上的所有毛病新民歌全都没有。因此只有民歌才是新诗的发展方向。徐迟甚至要用民歌来取代新诗："我们过去写新诗，写来写去许多年，大家不满意，自己也不满意。忽然民歌出现了。它是新的民歌，是新时代的人民的诗歌。这是不是新诗？民歌就是新诗；新诗就是民歌"， 新的诗人（这不是指小部分的诗人）他们的新的任务就是采集民歌，学习古典诗歌，吸收它们的营养，写出新诗来。"（1）贺敬之豪情满怀地说："没有这部新诗经（指新民歌），我们的新诗就不能更好的往前发展"，"我们这个新时代的新诗风是由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民歌来开拓，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大跃进的民歌的出现，及它在整个诗歌创作上的影响，已经使我们看到，前无古人的诗的黄金时代揭幕了。这个诗的时代，将会使’风’’骚’失色，’建安’低头。使’盛唐’诸公不能望其项背，’五四’光辉不能比肩。"（2）就连郭小川也认为："我们现在新诗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气太浓了，……新诗受外国的影响太大了，尤其重要的是，所受的还不是外国民间诗的影响，而是外国知识分子诗人的影响。"（3）另外，周扬、郭沫若、邵荃麟等文坛的重量级人也都纷纷认为，新民歌"显示着新诗的一个方向"（郭沫若），"新民歌开拓了我国新诗的新纪元"（周扬）、"民歌应该是诗歌中的主流"（邵荃麟）。
但是对于五四新诗传统的评价又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毕竟，包括新诗在内的五四启蒙主义的合法性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存在紧密的联系，中国共产党本身就与五四启蒙现代性一起浮出历史地表的，它自己也一直以五四运动的领导者自居。这样，彻底否定包括新诗传统在内的五四启蒙主义现代性，必然意味着否定整个中国现代革命乃至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历史合法性。何况五四新诗运动的许多领袖人物（如郭沫若）当时还身居高位。因此在多大程度与什么意义上否定新诗、以及在多大程度与什么意义上肯定新诗，就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彻底否定新诗的代表是窦功亚、欧外鸥。在《民歌万岁》一文中，窦功亚对新诗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把新诗完全等同于"洋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诗"（4）。欧外鸥在《也谈诗风问题》中认为，五四以来的新诗革命"越革越糊涂"，"大多数是进口货如果不是签上中国人的姓名，几乎教人认为是翻译过来的东西"，"五四以来的新诗革命，就是越革越没有民族风格，越写越脱
（1）、徐迟：《南泉诗会发言》，《新诗歌的发展问题》作家出版社1959年，第1辑，第66页。
（2）、贺敬之：《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1辑，第79页。
（3）、郭小川《诗歌向何处去？》，《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1辑，第93页。
（4）、《民歌万岁》，《文汇报》1959年1月15日。
离（不仅脱离而且是远离）群众。"（1）此文发表以后激起了众多的批评。这充分说明了彻底否定五四必将引发的严重合法性危机。但有趣的是，这些批评文章对五四新诗的"缺点"的认识与窦、欧完全相同。比如张汾、黄牧与窦功亚争鸣的《我们对新诗和民歌的看法》一文同样认为，新诗"在整个倾向上是不健康的"，原因在于"不少诗人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生活和斗争，脱离民族的语言习惯而一味的学习国外，他们的作品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所不能接受。"（2）实际上即使是为新诗辩护最力、对民歌的局限性谈得最多的卞之琳、何其芳等人也没有离开当时的主流话语多远，也承认五四的新诗存在脱离群众的问题，承认"’新诗歌’的主要构成部分必然是从新民歌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那一部分"，"因为新民歌比诸新诗更直接继承了民族传统，发扬了民族形式，且有远为广大的群众基础。"（3）因此卞之琳认为"我的看法基本上与大多数同志的看法差不多。"这是一句大实话。实际上也不可能差得太多。
既然完全肯定与完全否定都不可能，那么，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部分肯定、部分否定。由于新诗受到的指责主要是脱离群众与洋化，新诗的辩护者在为新诗"辩护"的时候就要尽力分辨出两个不同的传统。这个分离的方法是证明新诗并不是完全脱离群众的，证明新诗中还是有一些非知识分子化、非洋化的、甚至民歌化的作品，比如田间、阮章竞等人作品，尤其是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甚至有人把大跃进新民歌中的一些作品，如《我来了》、《大字报》、《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泥工赞歌》也归入"新诗"：劳动人民创造的"新的新诗"。这样，争论就变成了大家对于这部分所谓"新新诗"（民歌化的新诗）的争夺：它们到底是民歌还是新诗？辩者基本上没有对于一个更加重要的前提提出质疑：即使是那些知识分子化、洋化的诗歌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就没有自己的合法性吗？新诗必须得到工农兵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吗？或者说，中国的文化民族性的塑造只有民歌与古典这两个资源么？
本来，利用西方的资源来重塑中国的民族形式与民族文化认同在五四的启蒙主义者（比如陈独秀、胡适以及鲁迅等）那里是不成问题的，他们甚至认为中国文化的新民族性必须在摧毁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但是在1958年的语境中，这种观点乃至思路几近绝迹。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方牧的《新诗是"洋诗"吗？》指出："我们认为’五四’以来的新诗虽然受了西洋诗的影响，在表现形式上有别于我们的古典诗歌和民歌，不为广大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但它仍然是中国诗，极大部分仍然有它一定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1）、《诗刊》1958年第10期。
（2）、参见张汾、黄牧：《我们对新诗和民歌的看法》，《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123页。相似争论的是傅东华与张锺仁、汪国璠之争。参见傅东华《谈谈民歌的过去未来》，1959年1月7日《文汇报》；张锺仁、汪国璠《如何对待新民歌与新诗》，1959年1月19日《文汇报》。
（3）、卞之琳：《关于诗歌的发展问题》，《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55页。
不是’洋诗’。"（1）这实际上是说，是否受西方诗歌影响、是否学习民歌与古典诗歌，乃至是否为工农兵大众所喜闻乐见，都不是中国诗（以及中国文化）民族性（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标准。这里隐含着一种新的、比较开放的对于中国认同、中国民族性的理解，其核心是把民族性与大众性、传统性加以分离。遗憾的是，方牧的文章并没有沿着这样的思路发展下去，而是在提出这样的一个具有颠覆性的见解以后，转而与其他人一样把新诗分为"两个传统"，一个是欧化的、表现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传统（以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为代表），它是"支流"、"末流"，另一个是以革命诗人郭沫若、田间、殷夫、闻捷等为代表的新诗传统，是"主流"。同时也肯定了新诗向民歌学习、与工农兵结合以进行"根本改造"的必要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自自己否定了自己的观点。
再比如李霁野。他的《一封关于新民歌和新诗的信》认为："只要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是对头的，外国形式为什么就一定不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服务呢？外国形式为什么不能中国化，而一定与民族形式成为不统一的矛盾呢？有生命力的民族形式是不应当怕外来形来影响的，包括形式在内。我以为在新诗的领域内也可以土洋并举，再进而土洋结合"，民族文化的创造应当"吸收一切可能吸收的营养。"（1）同时，李虽然承认"成功的标准是群众喜闻乐见"，但又说"不被群众欢迎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时是因为不惯见。"托尔斯泰与屈原的作品都没有多少人能够欣赏，但它们依然是伟大的作品。在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他认为，群众的趣味是历史地形成的（所谓"惯见"），因而也是会发展变化的。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本质化的"大众趣味"或"民族特色"。在一定意义上，这个观点包含反本质主义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在民族文化认同建构中，革命的标准与民族传统的标准发生了微妙的错位：只要是革命的（立场观点对头），外国的文化也可以参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塑造。在这里我们可以窥见革命标准与民族标准的微妙紧张与错位。而近代以来的"革命"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现象，所以这也可以说是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紧张。
在这种紧张中，占优势的是革命现代性。这决定了更常见的维护五四新诗传统的言述必然是"革命论"的。革命论言述与大众论言述有联系也有区别。（1）、《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作家出版社1959年，第127页，重点号为引者所加。
（2）、《一封关于新民歌和新诗的信》，《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5-7页。重点号引者加。谷瓯的观点与李霁野比较接近。他认为：新诗与群众"这种现象是暂时的。由于广大人民--主要是农民，解放前受着剥削压迫，衣食无着，根本没有条件接受科学文化知识，所以他们和’文坛’、’诗坛’是隔绝的，他们对文人写的东西（不管内容进步或落后、革命或反动）是极生疏的。新诗与群众隔阂的原因在这里主要是群众的文化水平不高而不是新诗脱离群众。"人的习惯、爱好、兴趣是变化的，发展的。在扫除了文盲、普及了教育、农民的文化修养提高了，对个类文艺作品接受多了以后，他们就会扩大自己的兴趣，改变习惯，原来不了解、不接受的东西（摆阔诗的形式在内）就可能了解并接受。"参见《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176页。
五四时期文化革命的主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论是他们的出身还是他们的作品，虽非大众的或大众化、民族化的，但却是革命的。因此，通过"革命"（包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叙事把新诗合法化，从革命角度把新诗分为革命与反革命的两大传统，并认为前者是支流，只有后者才是主流，在当时十分普遍。（1）何振邦说："五四以来的新诗的主流是革命诗歌"，"这些革命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应有的重要地位。"（2）雁翼说："观察一下我们的新诗歌运动史，不是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一股红色的主流吗？四十年来，这股红色的主流，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随着革命的发展和要求，一直在斗争中发展着。"（3）沙鸥说："新诗的历史是一部斗争的历史，四十年来，两条路线的斗争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新诗史中，革命的新诗经历了一系列的战斗，它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起了鼓手的作用。革命的新诗是在与胡适派、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胡风派和右派的斗争中壮大起来。"（4）所有这些为新诗正名的办法，都是证明它是革命的，是党的好儿女，是为人民服务的（虽然服务得不太好）。
让我们回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合法性与五四的关系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依照中共党史的权威叙述，中国革命分为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个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阶段，前者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后者的领导者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权威叙述中，五四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的微妙定位决定了对五四的基本态度只能是：问题虽然不少，成绩却也很大。五四新诗同样如此。如果不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么就不能不适度地肯定新诗的进步性，甚至包括它所宣扬的启蒙主义价值观，如自由、民主、科学与个性解放。郭沫若说："五四以来的新诗还是有贡献的，应该肯定它的成绩。如反封建、解放个性，打破束缚"，"我们应该肯定五四运动的精神，要民主，要科学。"（5）天鹰《"新诗"自由体与民歌自由体》详细分析了新诗在民主革命时期出现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它所以采用借鉴外国而没有继承古典或学习民歌的原因。他写道："当中国人民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欧洲（包括亚洲的日本）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已经走前了一步，他们不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
（1）、有的时候，论者把革命而非民歌化的作品强行纳入民歌。比如雷霆认为，郭沫若与田间等的新诗"多少都有些民歌的成分。"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郭沫若的作品显然是非常洋化的，与李季、田间等的诗风风马牛不相及。之所以在批评新诗"洋化"时不拿郭沫若开刀反而把他树立为正面的典型，显然是因为郭沫若在当时依然居于高位且与毛泽东私人关系紧密。参见雷霆：《踏踏实实地向民歌学习》，《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179页。
（2）、《应正确评价"五四"以来的新诗》，参见《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185页。
（3）、《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93页。
（4）、《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219页。
（5）、《就当前诗歌中的主要问题答〈诗刊〉社问》，《诗刊》1959年1期，第2辑，第8-9页。
经成了功，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已经做出了相当辉煌的成绩……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当时是用十分惊惶和羡慕的眼光面对西方的大哥哥的，他们在向西方学习经济和政治的同时，在文化上也和盘照收，是并不奇怪的。在文学形式上也向西欧找到了在当时来说是较为适宜于表达革命情绪的样式，那在诗歌上便是自由奔放的自由体新诗，这种诗在当时摆脱束缚思想的古典诗歌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新诗和整个新文学一样，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是起过旗手作用的。"（1）这样的分析算是比较具有历史眼光的。
当然真正阻止讨论向全盘否定五四新诗方向发展的力量，还是来自最高权力机构的自我合法化需要。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59年发表的文章总体而言比1958年的文章在对于五四新诗的评价上要公允客观一些，尤其是在1959年5月前后发表的文章。这一点通过对于当时的《诗刊》、《星星》、《长江文艺》等杂志上的相关文章做一个概览即可发现。原因是当时中央举办了纪念五四40周年的活动并有一些权威性的肯定评价。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是谭洛非、谭兴国发表于《星星》1959年第5期的文章《发扬革命新诗运动的战斗传统与革命精神》，文章的副标题就是"为纪念五四40周年而作"。可以说，这是当时对于五四新诗肯定最多的文章，而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把五四的新诗传统纳入中国革命的历史叙事中，列举了它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以后的历史贡献。文章同样把新诗分为革命的与反动的两派，但是认为前者是绝对的主流，而后者则是绝对的支流。文章虽然认同五四的新诗脱离群众与欧化的观点，但是却认为这是"历史造成的"：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是在觉醒的知识分子中进行的，而且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要求与中国革命的要求、与民族的利益、工农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这种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叙事中肯定新诗的策略隐藏着一种历史决定论与线形进化论的逻辑，而且按照这个逻辑，新诗的"缺点"在五四时期虽然可以"历史地"加以理解，但是在今天就不可饶恕了：
如果说，这两个缺点（指没有很好的与劳动人民的生活结合起来，没
有完成创造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的任务）在五四时期还’情有可原’
的话，那么现在却是完全不应该的了。如果说新诗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带
着这些缺点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形势的要求的话，那么，现在就永远不
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形势了。（2）
这就是说，今天已经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已经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时代，这个时代的诗歌的主流当然应该是劳动人民自己的诗歌--新民歌了。
（1）、天鹰《"新诗"自由体与民歌自由体》，《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22-23页。
（2）、谭洛非等《发扬革命新诗运动的战斗传统和革新精神》，《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186页。
更深一层地看，以反帝反封建、追求自由民主与个性解放为核心的五四启蒙主义现代性规划虽然因其在当时的"革命性"而免于被全盘否定的命运，但是它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规划（尤其是在建国以后）依然存在微妙的矛盾。建国以后确立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文化现代性规划虽然没有直接否定自由、民主、个性解放，但是它们显然不可能成为这个规划中的强音，无论在制度层面还是在意识形态层面，这种声音均逐渐淡出乃至消失。解放以后接二连三的、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文艺运动充分说明，个性、自由、多元、宽容与建构一体化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与紧张。
重新评价古典诗歌
对于五四新诗的评价问题还必然涉及任何对待旧形式或古典诗歌传统的问题。在30年代末的"民族形式"讨论中，部分左翼阵营的文人除了将大众化与民族化加以等同以外，另外一个重要的意见是认为旧形式是民族的（大众的），而新形式则是洋化的。上引艾思奇的那段话中已经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在此文的另外场合，他又反复对此加以申述："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运动有没有产生我们的民族气派和民族作风的东西呢？我们不能说没有，而要说太不够。"在他看来只有一个鲁迅。他甚至认为民族形式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民族旧文艺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的问题。"（1）
但是在对待民族旧形式的态度上同样存在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这就是它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在历史发展阶段论这个经典的现代性框架中，民族旧形式毕竟是属于前现代的或所谓"封建的"形式，它与中国文艺学主潮的现代性追求具有内在的紧张。在"左"翼文艺理论框架中，对待旧形式的两难还表现为：旧形式虽然是民族的，但同时又是封建的。如果无条件地肯定旧形式，就与无产阶级文艺的现代性方向相悖。早在1930年的大众化讨论中，郭沫若就强调，既有无产阶级的大众文艺，也有"红男绿女"、"有产有闲者"的大众文艺，后者的主体是"封建时代的遗臭"，一种落后的旧形式。（2）对于经历并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来说，把传统的旧形式当作是民族形式的代表，是无法接受的（即使它非常受大众欢迎）。这与他们的现代性追求存在根本的紧张。到了30年代末的民族形式讨论，这种紧张依然存在。艾思奇在《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中一方面批评新文学缺乏民族性，应当利用旧形式；另
（1）、《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394-391页。
（2）郭沫若：《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同时可以参见史铁儿（瞿秋白）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等文，均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
一方面又反复强调，这种民族性应当是新的（现代的或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从来认为自己是现代的或最现代的）民族性。他指出："旧形式是从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中生产起来的东西，封建制度的保守性，经常地刻印到文艺上来。"（1）为此他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既不能全盘否定旧形式，也不能走向"旧形式至上主义"；"不绝对否定旧形式，然而也不能投降旧形式。"（2）关键在于让新文学与旧形式在服务于民族的新文艺（实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文艺）的基础上"相互渗流，相互发展。"这再一次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左翼）在现代性与民族旧形式关系上的两难处境。
周扬的《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1940年）一文对旧形式的利用更多地采取了实用主义的论述策略。他同样认为旧形式的性质是封建主义的，而且还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的长期性，"旧形式在人民中间曾经、现在也仍然是占有势力。"相比之下，体现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潮（现代性）的新文学由于是外来的，所以"深刻地蒙上了西洋文学的影响，以至显得和中国旧有文艺形式仿佛已经没有了多少血脉相承的关系。"（3）。周扬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角度指出，新文艺的内容既然是先进的民主主义，是"新经济政治的反映和产物"，那么依据内容决定形式的原理，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文艺民族性要以发展新形式为主就是不容置疑的。但他同时认为，既然在新社会彻底摧毁旧社会以前旧形式的巨大影响力无法被新形式（新文学）取代，那么，从当时民族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利用旧形式以便动员大众也是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无奈的。何况由于抗战，大城市这个新文学的大本营已经失去，广阔的农村现在成了新文艺的新环境，所以利用旧形式就显得更加必要。这样看来，周扬实际上是看到了旧文艺的巨大工具/利用价值："利用旧形式并不是单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实验或探求，而毋宁更是应客观情势的要求，战斗的需要，作为一种大众宣传教育之艺术武器而起来的。大量地需要旧形式的原因就在这里"，"抗战政治宣传与大众启蒙教育需要大量的旧形式，但是由于它带有时代所加于它的缺点和限制性，所以对它就不能不采取批判地利用的态度加以改造，而且这改造比新形式的改造，那意义还更不同，因为这是以最后否定旧形式本身为目的。"（4）这样看来，利用旧形式完全是一种权宜之计。周扬的文章中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区分了"旧形式的民间形式"与"旧形式的统治阶级的形式"。周扬不但认为前者依然具有活力而后者已经死亡，而且更把五四文学革命解说为知识分子利用民间的旧形式摧毁统治阶级旧形式的努力。这种用阶级论的框架重新解说新与旧、现代与古代的策略，在58、59年的新诗讨论中得到延续。
在1958年的诗歌讨论中，由于毛泽东有关新诗要在"古典诗歌与民歌的基础上发展"的指示，古典诗歌形式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国新诗发展的重要资源（1）、（2）、《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397、398页。
（3）、（4）、《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412、422页。
资源。虽然有些人仍然肯定"五四"运动对于封建主义文化传统是应当肯定的（详上），但是大家的基本共识是"五四"全盘否定民族传统、一味学习西洋是错误的。与五四时期集中攻击传统文化相比，现在的批评对象主要集中到了洋腔洋调以及"五四"新诗的洋化问题。比如贺敬之就明确指出："首先是洋八股必须废除的问题。这表现在过去有一个时期某些人中间存在过的那种脱离传统、脱离人民的倾向。这种倾向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文学观的反映。它对民族文学、民歌抱虚无主义的态度，……这种做法不是把诗歌的发展放在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传统的基础上，而是放在知识分子个人的神经质的胡思乱想上。"（1）沙鸥说"提出以民歌和古典诗歌作为新诗发展的基础，正是由于新诗在五四以来在继承诗歌的民族传统上很不够；为了很好地继承诗歌的民族传统，才提出要以民歌和古典诗歌作为发展的基础。"（2）张光年说："我国的古典诗词，有悠久的、光辉的传统，至今在人民中间保持着深远的影响。过去有人认为新诗只能向外国的诗歌学习，顶多可以从民歌学些东西，至于古典诗词，他们认为那是’封建形式’，没有什么生命力，不值得学习。现在大家可以看出这种论调是多么幼稚！"（3）在这些言论里，"传统（旧）形式"、"民族"与"人民大众"是作为同义词或近义词使用的，传统的形式是人民大众喜欢的，因而也是民族的。值得注意的是，与30年代的那次讨论相比，传统旧形式与现代性、与无产阶级方向之间的紧张显然已经大大缓解。缓解的原因在于，古典形式或旧形式的合法性已经通过其与民歌以及大众的亲缘关系而得以解决。也就是说，在1958年的讨论中，传统形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简约为民歌形式，而民歌是劳动人民的创造，其纯洁的阶级属性使它得以免除封建主义的指责。很多论者干脆认为古典诗歌与民歌本是一家，"中国古典诗歌中伟大与杰出的作家，都善于学习民歌，而又加以自己的创作，这是中国诗歌的一个优良的传统。"（4）这种声音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沙鸥更具体地分析了古典诗歌与民歌的所谓"一致性"（共有六条），并指出："民歌和古典诗歌是相互影响的两股源流"，（5）而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民族的。因此他认为，以民歌和古典诗歌为基础发展新诗，"这个’基础’的实质是必须继承诗歌的民族传统。"（6）当然，旧形式与新民族形式之间的紧张并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在当时，最主要的批判对象是洋腔洋调。为了共同对付这个"外国势力"，传统与民歌至少暂时结成了"统一战线"，联起手来"矫正五四以来一部分新诗作者喜欢模仿外国诗的不良的偏向。"（7）
（1）、《关于民歌和开一代诗风》，《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1辑，第85页。
（2）、（3）、《道路宽阔 百花争艳》《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229页。
（4）张光年：《从工人诗歌看诗歌的民族形式问题》，《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25页。
（5）、《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187页。
（6）、《道路宽阔，百花争艳》，第228页。
（7）、缪越《新诗怎样在民歌和古典诗词歌曲的基础上发展》，《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186页。
形式是否具有阶级性
--"百花齐放"与民族形式的关系问题
如上所述，新诗歌讨论中的重点问题是诗歌（以及文学与文化）的民族形式问题。但民族文化形式的建构既然是一个人为而非自然的过程，它就必然涉及文化主导、文化排除等权力机制。如果"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只能建立在民歌（工农兵文化）的基础上，那么，新诗（知识分子文化）与外国诗歌（外国文化）将被剥夺参与民族文化形式建构的权利。这个问题的论争因而必然涉及"百花齐放"（文化的多元并存）与民族文化形式建构之间的关系问题。
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并引来尖锐批评的是雁翼、何其芳、卞之琳、力扬等的文章。何其芳指出：民歌体是有限制的，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此"民歌体虽然可以成为新诗的一种重要形式，未必就可以用它来统一新诗的形式，也不一定就成为支配的形式"，"新诗的民族形式是否只有一个样式，还是多样化的？新诗的民族形式是否只能利用旧形式，而不可能创作出新的民族形式来？新诗的形式是否只能向我国的古典诗歌和民间诗歌学习，还是同时也还可以适当地继承五四以来的传统并吸取外国诗歌的影响？"这个问题被何其芳自己称为"多样化的民族形式"问题。概括地说，他从"自然发展论"出发，认为诗歌的"支配性的形式"或"主流"应该在自然发展、"自由竞赛"的基础上产生，"新诗的发展和繁荣也是只能通过’百花齐放’的道路的。"（1）应该承认，这个在今天看来是常识性的观点在当时提出却殊为不易。它的核心在于反抗（几乎是悲壮地））在文学的民族形式上定于一尊，给民歌以外的形式以自由存在与发展的余地，同时认为文化的民族性以及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即使有主流也应该在自由竞争中自然形成。力扬也说得很明确，"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如果有人在艺术形式和风格上有定于一尊的想法，无疑是不利于艺术繁荣和发展的想法，了解艺术发展规律的人都不会赞成的"，"我是感觉到这次关于诗歌道路问题的讨论中有些论点和倾向，是和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的方针，不尽相符合的。"（2）
这种文化民主化、多元化的要求当然立即遭到批评。天鹰在《驳"内容论"》中明确指出："百花齐放"不是无限制的。作为一个"国家诗歌的方向"，还是应该有"主流"有"基本风格"，自己的"国风"。在他看来，"在统一的国家风格的基调下面，让各种形式的花吐艳竞芳，这才是真正的百花齐放。"为什么要强调统一的国家风格或民族形式？作者直言不讳地说，因为政治："用什么形式创作，这牵涉到文学艺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的作用问题，因
（1）、何其芳：《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处女地》1958年第7期。
（2）、力扬：《诗国上的百花齐放》，《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291-292页。
此说形式问题不单纯是一个形式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1）这已经最清楚地表明了诗歌形式的探讨与重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民族-国家的统一文化认同之间的紧密关系，也表明了这种建构必然也必须借用文化暴力。说它是文化暴力，是因为，首先，为了建立统一的"国家风格"，它剥夺被认为是"非民族化"的或游离于统一的民族文化风格之外的其他风格的存在权利，因而所谓"百花齐放"就必然受到限制；其次，它把风格/美学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通过文化政治（建设单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这一强大的权力话语来宰制美学话语。诗歌风格的讨论从而必须服务于党的重建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使命。
这样，何其芳等人的这种所谓"放任自流"论是注定不可能成功的，甚至是有些可笑的。因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是一个绝对不能质疑的金科玉律，即使何其芳本人也不敢有微词；而一旦把为工农兵服务确立为国家的文艺"法律"，实际上就已经不可能真正百花齐放了。工农兵文化水平低，喜欢民歌、顺口溜、快板书之类东西，所以要以这些形式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就必然要排挤外国的与知识分子的文化，这不都是顺理成章的么？这种排除了知识分子或西方形式的"百花齐放"当然不是真正的百花齐放，也不是真正的自然选择。真正的"百花齐放"不但不能允许形式上的限制，而且不能允许内容上的限制，不能允许设立文艺为什么东西服务的教条。而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离开文艺内容、目的、宗旨上的"百花齐放"，单单争取形式上的"百花齐放"是不可能成功的。实际上，在当时的语境中大谈什么"百花齐放"、"自然发展"本来就是十足的书生气发作。 何其芳说过，"不要勉强地用人工去造成支配性的形式"，"勉强地用人工造成的形式是不能持久的"。历史证明了何其芳的远见。但是在当时，这种观点无异于主张党不要介入文艺的发展，不要指手画脚。他没有看到：文艺政策只是政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党的意识形态又是党的性质决定的。何其芳在不触及这个文艺方针与意识形态的前提下，想只就形式问题谈论"百花齐放"当然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也是自相矛盾的。这种矛盾在何其芳的发表于1959年第1期《文学评论》的长文《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中，表现得很明显。（2）何其芳反复申辩：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大前提之下，各种形式可以并存：
民族形式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文艺与中国广大人民结合的问题，因
此，凡是符合今天中国人民的需要，能够为今天的中国人民服务的，无论 它是新形式或从新形式改造过来的，无论它是旧形式或从旧形式改造过来 的，都是民族形式。只有这样一个最高的也是最宽的标准。形式的基础是 可以多元的，而作品的内容与目的却只能是一元的，那就是只有从人民生 活中去获得文学原料，并使文学又转回去服务人民。
（49）、《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134页。重点号引加。
（50）何其芳在《处女地》1958年7月号上发表《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以后，招致了许多批评，此文系对于这些批评的回应。
问题是当"人民"的含义被界定得过于狭隘、过于阶级化时，在服务"人民"这个"内容"与"目的"的大前提下很难谈得上形式的百花齐放，也很难有何其芳所反复强调的形式的"自然发展"与"自然选择"。
与"百花齐放"有限还是无限同时进行的是形式是否具有政治性/阶级性的论争。有人认为文艺的形式不存在政治问题，可以"百花齐放"（被概括为"形式无关论"），而有些人则主张即使是形式问题也同样是政治问题，也不能百花齐放（所谓"形式要命论"）。
"形式无关论"的始作俑者是诗人雁翼。他在发表于《诗刊》58年第6期的《对诗歌下放的一点看法》中指出："’诗歌下放’，主要是指诗歌的思想内容，至于形式，它只是表现思想内容的一种手段。"言下之意是：形式不存在"下放"（大众化）与否的问题，因为形式可以为不同的思想内容服务，没有政治性。"形式无关论"的实质在于在形式领域（但也只是在形式领域）倡导"百花齐放"，反对在形式问题上进行政治鉴定或阶级分类。形式无关论者指出；如果"形式问题"一个政治问题，那么，除"民歌体"以外的其他形式不是被判"死刑"了么？而且即使民歌体，也没有阶级性，敌人可用民歌体写，人民也可以用民歌体写。当我们在讨论着艺术上的形式和风格的问题时，是不应该轻率地牵涉到阶级立场问题上去的，因为那样做，既不利于关于这些问题的自由论争，也不利于艺术上各种形式、各种风格的自由发展，即不利于促进社会主义艺术的繁荣。（1）
如同"百花齐放"的情形相似，此类对于文艺形式的非政治性的辩护严格停留于形式领域，几乎所有人都不反对或不敢反对内容上、文艺方向上的政治标准与阶级标准。这样一种对于形式上的多元化或百花齐放的辩护是内在矛盾的、不彻底的，是注定要失败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是，非大众化的形式（知识分子腔、学生腔以及洋腔洋调）并不必然在内容上是反动的（郭沫若那些仿惠特曼式的诗在形式不是非常的洋腔洋调么？但是它在内容上则是非常革命的），但是它依然不能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因而与"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相抵牾。想要真正实现"百花齐放"，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放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提法，或者，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放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
实际上，从"服务工农兵"这个宗旨出发批判 "形式无关论"或"形式百花齐放论"正是当时的文章通常采用的逻辑。针对"形式无关论"，李亚群、宋垒等人提出了"形式要命论"，认为洋腔洋调只能表现资产阶级思想（例子是艾青）；要为工农兵服务，就要用民歌体。"一个诗人，他的创作如果仅仅为了抒发自己的感情，那么，他可以不顾客观效果，可以认为’形式无关’。如果诗人是立志为工农兵服务，立志以诗歌作为革命斗争的武器，他就会自觉地
（1）、除了何其芳的文章以外，"百花齐放"的观点还集中见于唐再兴与郑乃臧的《谈形式问题》以及力扬的《诗国上的百花齐放》。参见《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
尽毕生努力去追求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形式无关’论，实际上是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格格不入的！"（1）"一个革命诗人，要使自己的诗歌为工农兵服务，不得不迫切地考虑到诗歌的形式能不能为群众所喜闻乐见。"（2）"工农兵方向"成为作家头上的紧箍咒。针对何其芳说的新诗要以"现代口语"为基础，宋垒也针锋相对地说：这个"基础本身就是分裂的"，因为"知识分子的口语，和劳动群众的口语有很大不同。"（3）这实际上是说，即使口语也是有阶级性的。形式的选择必须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大前提下进行，因此洋腔洋调或知识分子喜欢的形式（学生腔）是不能允许存在的。为工农兵服务当然就要在形式上也为工农兵考虑，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么？
思想改造与诗人的工人阶级化
与1958年的诗歌形式讨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是：在诗歌形式与发展方向尤其是新民歌的评价问题上的"错误"认识，是与世界观问题紧密关联的。或者说，对民歌的地位"估价不足"，说民歌体"有限制"（以何其芳为代表），新诗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主流"，说到底是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彻底转变。因而根本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而思想改造的实质是消灭自我，重新做人，即所谓"脱资产阶级之胎，换知识分子之骨。"（4）这个"脱胎换骨"的改造被纳入了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建构大业--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社会主义社会是个新社会，做社会主义的人必须从头做，参加它的建设，参加它的战斗。"（5）它首先要求知识分子灭绝"小我"，"我们绝对不要为自己写诗，绝对不要为个人主义打算写诗，这个顶重要啦！这不解决，是不行的。过去有很多人是为自己写诗的。不要为自己写诗，也不要为少数人写诗。我们要天天为人民写诗。"（6）
知识分子（"个人"，"少数人"）不属于"劳动人民"，是因为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而在当时的语境中，脑力劳动不是劳动，只有体力劳动才是劳动（所以知识分子是"寄生虫"）。这样，知识分子改造的关键、世界观与阶级立场转变的关键是体力劳动化，要"参加劳动，种地、扫街、扫院子。"（7）劳动（体力劳动，下同）就是美，就是诗："劳动成了新民歌的支配一切的主题。诗歌劳动化了，劳动也诗歌化了，在过去的诗中，甚至在民歌中，谁歌颂过积（1）、宋垒：《不仅是对诗歌形式的态度》，《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148页。
（2）、（3）宋垒：《建立真正的现代格律诗》，《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156页、第158页。
（4）、骆文：《工农兵开一代诗风》，《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138页。
（5）、（6）、徐迟：《南泉诗会发言》，《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74页。
（7）、田间：《谈诗风》，《蜜蜂》1958年第7期。
肥送粪这样的事情呢？现在送粪进入了诗，而且充满了诗情画意。"（1）这段话中的反智主义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即使是主张形式上百花齐放的沙鸥在《新诗的道路问题》中也认为："诗人们深入生活，与劳动群众同甘共苦，同劳动，同斗争，在火热的斗争中去了解和熟悉劳动群众；在火热的群众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是唯一的好办法。"（2）这个"好办法"概括起来就是"知识分子的劳动者化。"
邵荃麟的《门外谈诗》是论述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代表性文章。文章认为，1953、1954年间的诗歌形式问题讨论"收获不大"，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把这个讨论和诗人深入群众改造自己的问题结合起来"，"如果不解决这个基本问题，而只是去讨论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或艺术表现方法，那确是不会有多大的收获。"（3）可见，形式问题或诗风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的问题，世界观不改造，身份不改变，诗风是无法解决的；而身份改造了，知识分子都不再是知识分子了，他的作品还能够不大众化么？换言之，知识分子必须非知识分子化，才能写出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邵荃麟把这个所谓"最根本的问题"精要地概括为"诗人的工人阶级化"。这就是邵荃麟对"风格即人"的新解。他指出："既然’风格即是人’，那么，在这个社会主义时代中，你就先要做为一个社会主义的人，一个革命的人，然后你才能创造出社会主义诗歌中丰富多彩的风格。"因此风格多样化的真正含义是"工人阶级的风格的多样化"。（4）
思想改造、身份转变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当然也就迎刃而解了。比如诗歌的语言或诗意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一个世界观与阶级立场的问题，是谁是老师谁是学生的问题，是谁的思想感情健康的问题，而不是什么美学问题。如果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就会觉得工人阶级的感情是健康的而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是不健康的，劳动人民的语言（如"让高山低头，要洪水让路"）是最有诗意的而知识分子的文人雅趣是庸俗低级的。邵荃麟说："缺乏正确的、健康的思想感情，缺乏生活的知识，是不会产生出优美的诗歌语言的"，"语言的问题是和思想感情的问题分不开的。"知识分子所以喜欢用那种"沙龙式的语言"，"首先因为他们的思想感情就是沙龙式的。"（5）张光年《从工人诗歌看诗歌的民族形式问题》指出：在知识分子的头脑里，"似乎只有清风、明月、远山、红树这些远离尘世的东西，才是最富于诗意的。工人群众的诗歌，有力地批驳了这种极端陈腐的美学观点。"比如"你是一支铁手臂，高呼口号举上天；你是一支大手笔，绘画祖国好春天"是多么的富有诗意！革命等于美、等于诗意。或者说革命高于美也高于诗意，革命是判断一切的标准，当然也是判断美和诗意的标准："在革命激情、劳动激情最热烈的地方，也就是美的诗（1）、周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道路》。
（2）、《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1辑，第307页、第308页。
（3）、（4）、（5）邵荃麟：《门外谈诗》，《诗刊》1958年4期。
意最饱满、最强烈的地方。"（1）
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是最革命的，所以合乎逻辑地，他们才是真正的老师、诗歌的真正裁判。比如，对于诗歌好坏的判断是请一个老农民来唱，能唱的即为好诗，否则为坏诗。（2）这样，新诗歌的主流问题也用不着再讨论了：凡是被群众认为好的诗歌，受群众欢迎的诗歌，就是主流。最大众化的文学才是最美的、最主流的。"所有那些在狭小的圈子里’嘲风日，弄花草’、那些与人民无关的眼泪和痴狂，不管它多么玲珑精致，不管它是灰暗的还是明亮的，拿它们和民歌相比，特别是和我们大跃进的民歌相比的话，只有被列如下品去。"（3）这个文学的标准是反智主义的，它的逻辑就是：没有文化的人是最有文化的。正如贺敬之说的：什么是诗人？什么是诗人的资格？诗人的最充足的条件不是他的文化修养而是他的无产阶级出身与劳动者身份。冉欲达说的："我们相信，艺术技巧不是什么少数’天才’和’高级知识分子’的专利品，劳动人民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将要掌握它，像士兵掌握自己的枪一样熟练。"（4）他举例说，"滚珠不大点儿，安在节骨眼儿。骡马多省劲儿，乐坏车老板儿"，"多么亲切、生动、形象地说明了’滚珠轴承化’这个伟大的技术革命运动，这是坐在大楼里，隔着玻璃窗看生活的某些知识分子所万万想不到、写不出来的。"（5）
邵荃麟的"诗人的工人阶级化"的观点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被广泛引用。成为（体力）劳动者、为工农兵写诗成了对于诗人的基本要求，否则要被剥夺诗人的身份与写诗的资格，或有"忘恩负义"之嫌的。比如在丁力看来，"坚持（为知识分子写作）这种倾向的人，如果看到劳动人民看不懂，听不懂，难道不感到疚心吗？"（6）其潜台词是：吃劳动人民的饭就必须为劳动人民写诗，如果你写的作品连你的人民（主人/恩人）都看不懂，就应该为此而感到羞愧，应当忏悔。这样，工人阶级化变成了知识分子的自觉要求，对于知识分子的审查、规训与拷问最终变成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审查、自我规训与自我拷问。最典型的例子是徐迟与雁翼。徐迟在《南泉诗会发言》中沉痛地说："最近我写的诗中，有这么两句：’蓝天里大雁飞回来，落下几个兰色的音符。’自己检查出来了，赶快划掉。"（引者戏言：是否应该改成"蓝天里大雁飞回来，落下几粒
（1）、《新诗歌的发展道路》，第2辑，第21-22页。
（2）、例子参见《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172页。另据说有人把《人民文学》上的一首诗歌《给一条河》念给农民听，其中有这样几句："呵，我多想包起你，抱起你，紧紧的亲你，因为我们寻求你，已有多少世纪"。农民听了以后听不懂，一个妇女听懂了，说"臊死了"。这位所谓"听懂"的妇女一定联想到了男女之间床第之欢。这样的"鉴赏力"却被认为是评判诗歌好坏的标准。
（3）贺敬之语。参见《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1辑，第79页。
（4）、（5）、《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13页。
（6）、丁力《诗必须到群众中去》，《文艺报》1958年第7期。
可以肥田的鸟粪"？）（1）
雁翼例子或许更加典型。他曾经在《对诗歌下放的一点看法》指出新诗"有某种脱离群众的倾向"。（2）因其使用了"某种"一词而遭到猛烈的批评。之后，他终于在《红岩》杂志1959年5月号发表《对新诗歌发展的几点看法》的文章，深刻地检讨自己原先的观点是对新诗缺点的"严重估计不足"，而"造成对新诗的缺点估价不足的原因，是我较长时期离开了生活，听不进人民群众对新诗的要求与意见"，"忽视了首先是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向广大的劳动人民学习。"他为自己"原来的这种想法和做法吃惊！"此外，他还检讨了自己的诗"洋味很重"，认为"这是我的教训"。这种洋化的追求"反映在思想上，是忘记了叫谁看，是为谁服务的问题，这是严重的。这不仅仅是文艺思想的问题，也是政治思想的问题。……这个严重的教训，我一生也不会忘记。"（3）这正可谓是通过新诗问题的争论达到成功地"教育"与"改造"知识分子目的的一个十分"珍贵"的个案。
对于新民歌与新诗的评价也被提到知识分子世界观的"高度"。对于新民歌的任何保留观点（比如认为它"有限制"）就是与工农兵过不去。反过来，维护新诗就是维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当时争论不休的关于民歌是否具有"局限性"的问题，在许多人那里实际上就是一个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有人认为：与其说是民歌体有什么局限，还不如说我们的世界观有局限（所谓"民歌的局限性不在民歌体里，而在我们的思想里。"）在有些认为新民歌没有任何局限的人看来，说新民歌有局限性的人简直就是故意捣乱，"向民歌找岔子。"丁力不客气地说："有人借口民歌有局限，来蔑视民歌，否定民歌"比如红百灵对于民歌的"轻蔑态度"正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的观点。"（4）
有人甚至认为，新诗与民歌争谁是"主流"，实质上是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争文化领导权。比如愚公在《对〈新诗的道路问题〉一文的几点浅见》中指出："五四"以来的诗坛民歌是主流，革命的新诗是支流，洋化的新诗是逆流。知识分子之所以要把新诗拿出来与民歌争主流，"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肯定只有部分知识分子才喜欢的洋化诗的成绩"，"谁是主流之争，实质上是部分知识分子要为洋化诗争正统争领导权的问题。""在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背后，隐藏着争正统的问题，隐藏着部分知识分子企图打倒劳动人民自己创作并为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新民歌的问题。"（5）有人认为，几千年来的中国诗坛，一直是被文人们所独占，民歌的解放也就是劳动人民的解放，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傅东华在《谈谈民歌的过去未来》一文中回顾了民歌的历史，认为民歌（1）、《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1辑，第66页。
（2）、《星星诗刊》，1958年第6期。
（3）、《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96-99页。
（4）、《也谈新诗的道路问题》，《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33页。
（5）、《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2辑，第199页。
的命运是与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过去人民是奴隶，所以民歌也必然被埋没或盗用，"直要等到民歌作者的人身得到解放，民歌方才能够甩掉这种可悲的命运，而扬眉吐气起来"，新中国人民做了主人，所以民歌当然也翻身解放。由于民歌的胜利就是人民的胜利、社会主义的胜利，因而对于民歌的任何保留态度就是对于人民的主人公地位或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挑战，这种与人民争夺领导权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在傅东华看来，敢于说民歌有"局限"的知识分子"他们看见新民歌的声势浩大，生怕自己头上的桂冠要被摘掉"，这才对民歌"吹毛求疵"。这种"歪曲的理论"当然挡不住民歌的历史潮流，因为"新民歌有它的社会基础，也有它的历史基础"，"诗歌的发展道路与整个社会发展的道路是分不开的"，这就是共产主义必然要实现，人民必然是社会的主人因而自然也是诗歌的主人。（1）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顺我者倡逆我着亡。
话说到这个份上，争论当然也就无法有效进行了。因为谁都明白，新民歌的优势是无可比拟的。这在当时大家给它戴的"桂冠"中体现无遗："工农兵的文学"、"社会主义的文学"、"共产主义文学的萌芽"、"走向共产主义文学的道路"等等。这些"定义"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使新民歌变成至高无上的权威。在一个工农兵当家的社会主义国家，新民歌的合法性还允许置疑么？新民歌因沾了"共产主义"、"大跃进"、"人民"的光而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谁反对新民歌或对它说三道四，谁就是反对人民。
至此，从30年代开始的从知识分子的化大众到大众化的历程终于走向了它的顶点：大众是文学艺术的绝对审判官。回顾一下，在30年代的讨论中（无论是大众化还是民族形式）虽然都指出了新文艺没有深入民间的缺点，但是其主流并没有走到认为大众就是文艺的最后裁判的地步，它没有否定新文艺的成绩，没有否定借鉴外国文化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还坚持化大众与大众化（启蒙大众与深入大众）的结合，还没有把"大众"神化。不要说何其芳认为新文艺不够大众化的"责任不应该单独由新文学来负，更主要的还是由于一般大众的文化水准的低下。"（2）就是周扬、潘梓年这样的左翼人士也持相同或相似的观点。（3）相反，持激进大众化与民歌化的向冰林（赵纪彬）倒显得比较孤立。（4）如果说在30年代，人们还敢于说在知识分子深入劳动群众的同时，
（1）、1959年1月7日《文汇报》。
（2）、《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1939年11月16日《文艺战线》第一卷第五号。
（3）、参见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417页。
（4）、他的《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提出大众性是民族性的核心，把维护新诗传统的人驳斥为"新国粹主义"。文章发表以后，立即受到葛一虹、郭沫若等批评，在1940年4月的一个座谈会上，参加者有叶以群、葛一虹、潘梓年、向冰林等，向在会上是非常孤立的。参见葛一虹《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吗？》，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笔记》等，均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
劳动群众也要逐步提高文化水平；那么，到58、59年，已经几乎没有人敢说大众提高文化知识的必要性，一旦有这样的言论也会立即引来批判。（1）
我们必须把诗人的"工人阶级化"看做是自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改造实践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个实践的核心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文化人格以及审美-艺术个性的全面规训，借此确立新的统一的文化-文艺规范，把作家的艺术个性纳入同一框架中。1949年以后先后发生的此类大重要的规训事件先后有：1951年的《武训传》批判、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等等。其间还有许多小的事件。如批评作家萧也牧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倾向"（1951年）、关于塑造新英雄人物形象的讨论（1952年）、对路翎及其作品的批判（1952）、对"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批判（1955年）、对秦兆阳的"中间人物论"的批判（1956年）、典型问题的讨论（1956年）、对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论的批判（1957年），特别是1957年文艺届的"反右派运动"。这些或大或小的文艺运动与事件使作家与人文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愿地或被迫地扼杀自己的精神主体性与艺术个性。
我们必须注意到建国后这一系列文艺届的批判事件的规训效果。经历了这些运动的作家都纷纷放弃了自己原来的独特的政治立场与文化-艺术个性，大都走向毛泽东文艺思想所指示和要求的道路--工农兵化、文艺为政治服务。所以当1958年党发动新民歌运动，号召新诗作者向工农兵学习，走民歌与古典诗歌相结合的道路时，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投入到其创作中，以新民歌的美学特征来限制自己的艺术个性。当时关于新民歌长达两年的讨论几乎都是在"阐述"所号召的"工农兵化"、"向民歌学习"，所谓"争论"就是这个框架中的略有差异的"阐述"而已。很少有人彻底地质疑这个框架。
结束语
值得指出的是，有学者将新民歌的胜利、将政治化的"大众话语"对于五
（82）、力扬曾经指出，"我认为提高民歌的质量、扩大民歌的境界，关键的问题在于提高民歌的主人--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力扬：《关于诗歌发展的问题》，《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126页）卞之琳也认为，随着新诗的大众化与大众文化艺术水平的提高，新民歌和新诗会"逐渐合流"（《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57-58页）。对此，王永生气愤地指出，卞之琳"把所以能’合流’的原因，比较偏重于’劳动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接受新诗影响的可能性加大’这一方面，……好象主要的问题不在其他方面，而在于’文化水平’问题似的"，"究竟怎样才叫’合流’呢？……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诗人们的继续深入生活，加强思想改造与锻炼，做到思想感情的彻底变化，做到与劳动人民共呼吸，同爱憎。"也就是说，要让知识分子被劳动人民"合"掉而不能相反让劳动人民被知识分子"化"掉。
四知识分子话语的征服视作"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的全面断送。"（1）
这是一个可以商榷的观点。这个观点的基本前提是，建国以后，尤其是反右与大跃进以后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包括文化、文艺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是五四启蒙主义现代性的中断，因而也是现代性的中断。这是一个在80年代流行一时的知识-话语型。这个知识-话语型得以成立的预设前提是：五四启蒙主义的现代性模式是唯一的现代性模式，因而对于五四的背离就是对于一般现代性的背离。但是我们如果转换一下视角，把现代性理解为具有多种形态与变体的规划，而五四现代性规划只是现代性形态之一；那么，五四现代性规划的中断并不必然意味着现代性本身的中断，而是意味着现代性形态或方向的转变。同样，新民歌对于五四新诗的征服以及大众话语对于知识分子话语的征服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中断的必然标志，而是现代性形态转换的标志。我这样说的理由首先是，1958年前后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虽然偏离了五四的启蒙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西方国家的现代性规划，但是它的一些基本的理论与实践依然没有彻底放弃现代性的逻辑--比如线形的时间-历史观念，对于"新"与"发展"的狂热追求（新民歌运动中反复地突出"新"、"改天换地"即是明证）。其次，新民歌运动中的平民主义、大众主义以及反智主义同样是一种现代现象，前现代传统中国社会中占据主流的恰恰是儒家的精英主义。何况50年代（以及文革期间）的反智主义不同于古代的反智主义之处在于：它是现代政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共产党的建国方略--民众动员--的文化表达（如果不是这样，它的范围之广大、力量之强大将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恰恰因为它是一种现代现象，所以它的危害才如此巨大。学术界之所以长期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是向前现代专制主义的倒退，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现代性是一个复数名词，同时也是一个中性（在价值上）名词。他们把现代/古代的二元论对应于自由民主/专制主义的二元论。结论是：凡是专制的必然是前现代的或传统的。实际上，现代性并不是自由民主的代名词，法西斯主义就是典型的现代专制主义。我以为改革开放以前的极左专制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专制主义（不否定结合了传统的专制主义因素），因为不但它的意识形态是现代的，而且它的国体也是现代的民族-国家。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对于现代性的形态进行仔细的分辨，厘清中国的现代性道路为什么一度走入了现代专制主义，我们所需要的应当是何种类型的现代性绘画，如何实现这种现代性规划。
有关诗歌的知识篇8
【摘要】诗歌鉴赏是语文备考的的一个难点，赋分不多，涉及知识却很多，能力要求看似浅显初步，但却是高级的精神活动。学生在诗歌鉴赏方面出现的问题主要有4个：1.积累少，诗歌意境进不了。2.读不懂，诗歌特质悟不出。3.审不明，问题实质分不清。4.答不准，答案层次不全面。要解决好这几个问题，让学生取得好成绩，可以采取步步为营的策略，巧妙破解诗歌鉴赏之妙境。
【关键词】高中语文；诗歌鉴赏；教学
诗歌鉴赏不但能提高人们的文学审美情趣，而且能培养人们的良好文化涵养，所以自1993年诗歌鉴赏在高考试题中出现以来，就深受广大中学语文教师好评。但由于考生文化底蕴薄弱，诗歌鉴赏题的得分率一直偏低。以前诗歌鉴赏的复习，往往强调指导学生认真分辨题型、明确试题选项常见的错误方式、掌握一定的解题技巧等。
1.让学生明白考什么即带领学生认真研读《普通高等学校全国统一考试考试说明》，即所谓“考试大纲”中有关诗歌鉴赏的考点。明白诗歌鉴赏主要考察两个方面五个要点，即：语言、形象、表达技巧、思想感情和观点态度。
2.帮助学生建立诗歌鉴赏知识储备库比如赏析诗歌语言，要引导学生回顾以前读过的古诗词，梳理总结并认识各种语言风格的特质及对应的诗词篇目，让学生做题时能按图索骥，对号入座。比如：清新自然，淳朴清新，工丽华巧，洗练简洁，生动传神，等等；又比如：诗歌依据体裁分类的知识和依据题材分类的知识，帮助学生掌握一些古诗词在表达思想感情时惯常用的一些表现手法和表达技巧。比如：律诗绝句的知识，词曲的知识；送别诗，思乡诗，田园诗，边塞诗，哲理诗，咏史怀古诗，讽喻言志诗。等诗歌中常用修辞手法和表现手法，如：起兴，托物言志，用典，虚实，动静，铺垫，衬托，对比等等。让学生建立这些储备，既是积累的问题，也是提高答题用语准确的问题。常言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解决什么问题要用什么语言。解决诗歌鉴赏的问题，就要用诗歌鉴赏的专门语言。
3.带领学生研究往年高考题，分析并归纳诗歌鉴赏的考点认真研究“怎样考”的问题，并帮助学生建立全面的训练策略，提高针对性，查漏补缺，从技巧应对落实到真正提高赏析能力上来。比如：考诗眼，考最有表现力的关键词，考意味深长语意隽永的句子，考诗歌的谋篇布局、表现手法或传达出的思想感情、审美特质等等。同时，这些考查又有一定的综合性，更要研究命题人的设问技巧，表面上问“含意”、作用或艺术效果，其实质要落实到哪一个具体的考点上，以便能调动自己的储备做积极思考。对诗歌的评价定论很多，有争议的也不少，如果出现了给出评“诗”让考生来分析的题目，考生往往需要理解，并根据诗歌的内容，有理有据得出咱自己认同或有异议的见解来，并加以阐发。
4.研讨往年高考题提供的参考答案的内容组成作答是门技术，在对“怎么考”做出总结之后，就要带着学生研讨往年高考题提供的参考答案的内容组成了，从而做到有问有答、准确全面，避免答非所问或答不准答不全的失误。一般来说，完备的答案包含三个层次：“是什么”“怎么样”“效果如何”。比如问某首诗运用了什么样的表现手法，就包含“手法是什么”，“对应诗中的内容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对于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起了怎样的作用”，有了答案层次感，缺失就少得多了。这一个过程，实质是思维缜密的一个过程，与学生的思维品质有关，也是诗歌赏析训练与备考的一个难点。
5.灵活运用答题技巧学生在回答主观鉴赏题时要重视“三注意”：
首先要注意题目，有些题目本身就具提示性：象杨炯的《从军行》、李白的《越中览古》《送孟浩然之广陵》、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杜甫的《春夜喜雨》等等。
其次要注意作者，一般考试出题选取诗文都是能代表作者主要创作风格的诗作，例如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词，柳永、秦观的婉约词，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王维的“诗中有画”等等。注意到这一点，对整体鉴赏很有好处。
再次要注意注释，注释虽短短一二句，却是出题人给你的暗示。有时介绍写作背景，那是在暗示你本诗的思想内容；有时介绍相关诗句，那是在暗示你本诗的用典或意境。有时介绍作者，那是在暗示你本诗的写作风格。所以，我们一定要仔细研读注释！
可以这样说，做到了“三要”，诗歌鉴赏就成功了一半。
6.帮助学生养成认真读诗的好习惯“读懂”其出发点，受到审美熏陶，得到感受与启迪是诗歌鉴赏的归宿。它为顺利完成训练提供物质上的保证。要读懂一首诗，先从诗的题目开始，它是诗歌的眼睛，一般都能帮助读者打开诗的意境，激发读者的联想和激情，唤醒读者的知识储备。接着是作者的年代、姓名和注释中的有效信息，可以帮助读者进一步把握诗歌的内容语言风格及常见的情感倾向。然后是对诗歌字句的斟酌，把握作者“炼字造境”，借助手法传情达意的独到深远。完成之后，要引导学生采用“还原”的方法，设身处地，把自己变成诗人本身，体悟诗人此时此地此情此景独有见解感受情味，基本就能把诗歌读顺了、读懂了。另外，诗歌的语言具有跳跃性，古人造境又有个性化的一面，就要帮助学生来“复原”，学习诗歌的多元美。真正读懂一首诗，当然还要借助古汉语的许多知识，这增加了诗歌赏析的挑战性，也正是如此，诗歌阅读的本身就有着无穷的魅力。
7.审问作答这是诗歌训练的一次完成，具体的要求前文已经谈到，在这里，我想要强调的是要充分运用好你选取的诗歌训练篇目，训练不是一锤子买卖，要充分挖掘，从不同的角度来设问，甚至把诗歌训练变成改写练习，写散文，写评论，写想象性作文，模仿写作等等，从而达到举一反三、学以致用的目的。
有关诗歌的知识篇9
1.高一阶段，培养兴趣，了解诗歌特点
对不喜欢诗歌读不懂诗歌没得高一新生来说，培养学习诗歌的兴趣是关键的第一步，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一些尝试来提高学生学习诗歌的兴趣。
1.1重视诵读
诵读是诗歌教学的基本切入点。《新课程标准》指出："加强诵读涵咏，在诵读涵咏中感受作品的意境和形象，获得情感的体验、心灵的共鸣和精神的陶冶。"的确，学生通过诵读可以陶冶性情，开阔胸怀，增强理解，还可以有效地培养对语言词汇细致入微的体味能力。有时，教师一次深情的示范性诵读就能改变学生对诗歌厌烦的态度。有时，伴随着一段温和意境的音乐，学生用和谐自然、悦耳动听的声音将诗文的情调完美展现，就是一种美的享受。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参加诵读比赛，朗读篇目古今中外不限，朗读形式多样，可配音乐，可配舞蹈，可几人合作朗读，形式多样，能够激发学生兴趣，让学生获得美的感受。
1.2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
中学生都很喜欢流行歌曲，对歌词过耳不忘。其实古典诗歌中有很多也是歌词，只不过是诗人所处那个时代的歌词。许多流行歌曲的歌词意境优美，与古典诗歌的内容、技法都有相通之处。我在进行诗歌教学时，经常引入流行歌曲的歌词，目的就是激发学生的兴趣，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分析留心观察的技法、情感，再与古典诗歌比较，寻找共同之处，消除学生学习诗歌的畏难情绪，拉近学生与古典诗歌的距离。比如，柳永的《雨霖铃》描写了恋人分别时的难分难舍，上片通过长亭、寒蝉、骤雨、兰舟等意象渲染了离别时的感伤。下片虚写，设想分别后的情景，再次表现对恋人的依恋，不忍分别。
高中教材的诗歌编排也是按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顺序进行的，由现代诗歌过渡到古典诗歌。很多学生喜欢写现代诗，教师就应当鼓励学生自由创作，并予以指导。要想写好古典诗词，必须掌握一定的平仄、用韵、对仗等基本知识学生自己去学、去掌握，无疑比老师单纯地灌输效果来得强。教师可、可以在作文课上读学生的优秀习作，也可以向校刊或报社投稿。这些都是激发学生兴趣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2.高二阶段，积累知识，掌握鉴赏诗歌的方法和技巧
经过高一阶段的学习，学生克服了畏难情绪，熟悉并了解甚至喜爱古典诗歌。在此基础上，以教材中的古典诗词教学为例，引导学生积累掌握有关诗歌鉴赏的系统知识，启发学生体会思考如何鉴赏诗歌。比如，在进行诗歌教学时，一般要首先介绍作者的生平经历、创作背景，这就叫"知人论世"。反复诵读诗歌，展开联想，再现诗歌描述的画面内容，这叫审视意象，掌握言内意。体会作者在诗词中抒发的情感，挖掘诗歌内涵，这叫把握意境，掌握言外意。教师反复示范，学生自然就能熟知并运用鉴赏诗歌的方法了。还要鼓励学生收集掌握诗歌中常见的意象，培养学生鉴赏诗歌的敏感性，甚至形成"套板反应"。如"月亮"代表着乡愁、别情；浮萍、浮云代表漂泊无依，等等。教师还要引导学生掌握归纳古代诗歌常见的流派，作品中抒发的情感，以及常见的表达技巧。常见的表达技巧包括修辞手法、表达方法和抒情方式。掌握这些鉴赏古代诗词的基本术语，学生就能准确规范的组织语言，对于提高阅读鉴赏古典诗词的能力有意义[1]。
3.高三阶段，专题复习，掌握诗歌的解题技巧
新课程高考考纲对诗歌鉴赏有两个要求：一是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语言、表达技巧；二是评价文章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围绕考纲，考查题型主要分为六种：（1）分析想象类；（2）分析意境类；（3）分析主旨类；（4）表达技巧类；（5）语言炼字类；（6）分析诗眼类。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总结回答这些题型的步骤和模式。还要通过适量的练习检测寻找学生答题的薄弱环节、知识漏洞，并把这些作为教学重点[2]。
经过高一、高二阶段的知识积累，很多学生在审题时细心巧妙，能够敏锐地捕捉题目所流露的信息，指导答题，提高答题准确率，如咀嚼诗题、关注作者、利用注释。古人云："题者，额也；目者，眼也。"因此，赏诗要先赏题，题目是文章的灵魂和主旨，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蕴含许多重要信息。诗题可以揭示诗歌内容，可以表露诗人心绪，可以展示诗人创作思路。掌握了这些具体的解题技巧，无疑会事半功倍，提高答题准确率。
参考文献
有关诗歌的知识篇10
1.借助丰富的教学材料，以跟读、阅读、朗诵的形式强化学生对于诗歌意境的体味
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诗歌的教学不同于常规的课文教学，其实际教学任务的开展不仅仅需要强化学生对于诗歌中出现的基础知识进行有效的把握，还要提升学生对于诗歌的阅读、品味的能力，进而为学生体味诗歌的意境提供有效的保障。因此，高中诗歌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就要注重教学的方式方法，以有效的措施来不断的推进学生诗歌阅读与品位的能力。随着国家对于高中教育的重视与扶持，大多数高中都完成了多媒体教学工具的配备，而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网络资源的丰富化，教师备课资源的获取渠道也更加的便捷。因此，在现代化教学的背景下，教师一定要有效的搜集教学资源，进而借助教学资源的帮助，以跟读、阅读、朗诵的形式强化学生对于诗歌意境的体味。
例如在《再别康桥》这首现代诗歌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一方面可以以正常的备课内容保障课程教学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可以借助网络工具来下载相关的配乐诗朗诵以及单独的背景音乐。进而在基础知识教学工作完成后，教师就可以借助多媒体教学工具为学生播放标准的《再别康桥》朗诵录音，以指导学生进行有效的跟读感受诗歌的意境。同时，在学生掌握基本感情的表达方法后，教师也可以邀请部分的学生以配乐朗诵的进行来体味整首诗歌，进而再次强化学生对于诗歌情感的把握以及对于诗歌意境的体味，为高中语文诗歌教学效果的发挥提供有力的保障。
2.教学过程中抓住有效的契机，指导学生进行模仿写作，引导学生直观感受诗歌意境
诗歌意境的体会当然不仅仅在于对于诗歌的重复朗读，很多时候，高中课堂上，教师对诗歌的拆借、诗歌含义的解读以及诗歌写作手法的讲解同样能够提升学生对于诗歌整体把握的能力，进而强化学生感受诗歌意境的能力。因此，在诗歌教学的过程中，一线的语文教师应当注重对于诗歌的讲解尤其是诗歌写作手法的教授，进而在教学的过程中，把握相关的契机来让学生进行诗歌的模仿写作，以诗歌的写作以及情感的表达，引导学生直观的感受诗歌美好的意境。
高考结束后，很多学生都会远离家乡去其他城市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活，而这一美好而又伤感的未来情景就可以作为诗歌的素材来指引学生进行诗歌的创作。在《我爱这土地》这首诗歌的学习过程中，语文教师首先要对诗人艾青表达情感的方式进行讲解，进而在诗歌讲授课程完结后，教师可以以远离家乡这一素材为主题，让学生尝试进行模仿创作。这种形式下，学生对于家乡土地的热爱之情都会被激发出来，同时，在诗歌的模仿过程中，学生也能够更好的对《我爱这土地》这首诗歌进行深入的体会，进而在自己的作品与教材作品的对比下，学生对于诗歌意境的感受更加的深刻，对于应试教育环境下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有了更好的渠道与锻炼方式。
3.以诗歌朗诵比赛等形式，强化学生借助诗歌意境提升文化素养的能力
高中语文知识内容繁多、知识点错综复杂，因此，其整个语文教学效果的维持很难得到有效的保障。诗歌是语文教学中的一部分，虽然其整个课程的内容量并不多，但其对于学生文化水平的提升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诗歌的教学以及诗歌意境的把握都需要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进行有效的巩固与拓展。所以在高中诗歌教学的过程中，语文教师可以在本年级内进行探讨研究，以诗歌朗诵比赛等形式在日常的学习中不断的强化学生对于诗歌学习的效果，进而再次提升学生借助诗歌意境提升文化素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