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篇1
一、产生时代有早晚
“我”的字形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甲骨文像一种有许多利齿的武器，是戌（）的变形，即超级的啵钺），无人可敌的威猛战器；有的甲骨文写作，简化了齿形，可见，“我”字在商朝已经出现。“我”是第一人称代词中出现最早的字，且在早期古文献中大量出现，如《尚书》中出现了188次，《左传》中170次，《老子》中19次。
“吾”的字形在现存甲骨文中不曾出现，金文中有记载，写作或。“吾”在成书于西周初期的《诗经》中仅出现一次，如“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昆吾”是人名；在现存16万多字的《春秋》一书中，“吾”仅出现两次，如“邓侯吾离来朝”（《春秋・桓公七年》，）“晋候夷吾卒”（《春秋・僖公二十四年》），也均为人名；而在成书于战国初期的《左传》《论语》中已大量出现“吾”，所以“吾”字应出现在西周初期，但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的出现可能最早在春秋时期。
由此可见，“我”的产生时代要早于“吾”，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中出现人称代词“我”不足为奇。
二、语法功能有区别
“我”和“吾”在古汉语中均能作“主语”和“定语”。如：
（1）吾尝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荀子・劝学》）
（2）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庄子・逍遥游》）
（3）吾行却曲，无伤吾足。（《庄子・人间世》）
（4）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诗经・氓》）
在上古汉语中，“我”也能作宾语，如“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孟子・梁惠王上》），“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两句中“我”均是宾格。但上古汉语中“吾”一般不作宾语，如《庄子・齐物论》里说“今者吾丧我”就不能说成“今者我丧吾”或“今者吾丧吾”。“吾”一旦作宾语，也只能用于宾语前置句中，如“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论语・先进》），“世浑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楚辞・怀沙》），代词“吾”均宾语前置。所以在语法功能上，“吾”用法相对单一。
另外，古文中常出现“吾”和“我”对举的情况，“吾”作主语时，“我”往往作宾语或定语；“我”用于主语时，“吾”常常成为定语。如：
（1）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
（2）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庄子・外物》）
（3）我食吾言，背天地也。（《左传・僖公十五年》）
因此，“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一句是“我”作主语时，“吾”担当句子定语成分的对举情况。
三、单复数使用有变化
“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起初是第一人称复数名词。甲骨文的本义是无人可敌的威猛战器，后来引申为手持威猛战器的人，且成为集体名词。古代王室主要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就是戎战，他们把自己部族命名为“手持超级钺的人”，即“我”，早期的“我”全部用为第一人称复数名词，它满载集体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也具有杀伐气、硝烟味，如《尚书・泰誓中》“今朕必往，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就写面对凶残的敌人时，“我军”威武凌厉、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我”是“大我”，集体之我。这种用法，现在依然沿用，如成语“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你死我活”，再如词语“我军”“我党”“我国”等。
后来因为“我”就是部族中的一员，手持武器的一个士兵，便将“我”再引申为个体之我，这从侧面反映了国人自我意识的觉醒。
与“我”不同，“吾”的产生时代较晚，一经产生就单、复数同形。如“吾未见好德者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中“吾”为第一人称单数，“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论语・季氏》）中“吾”是第一人称复数。当然，在《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中“我”和“吾”均是第一人称单数形式。
四、使用习惯有不同
甲骨文的左边由三个戈组成，这种武器杀伤力极强，“我”用于生命个体的自称时，它往往是强者的自谓，在表达习惯上具有高度自信，甚至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意味。如成语“唯我独尊”就形容极端狂妄自大者，“我行我素”则指自以为是，无视别人看法的行为，类似的还有“依然故我”“有我无人”等。孟子曾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一个“我”字让我们看到孟子对自我才能的高度自信。纵观《孟子》全书，他在自称时大多数情况下都只用“我”，这与他雄辩滔滔的大丈夫形象和气壮山河的浩然气势相吻合，也是《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中主语用“我”的原因之一。
另外“我”在习惯上还可以表示亲密关系。如“卿卿我我”用来形容夫妻或男女间相亲相爱，“怜我怜卿”谓彼此相爱怜；再如“我黼子佩”“鲍子知我”也指情深意切、关系亲密。《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邹忌问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显然邹忌对妻子语气亲密，对妾却疏远冷漠，这大概也是“妻私臣”“妾畏臣”的原因吧。孟子在此处回答学生公孙丑的问题时连用两个“我”――“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由此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师生之间融洽亲密的关系。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篇2
关键词：孟子善辩精神内涵浩然之气平等意识
孟子是战国中期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散文家，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仅次于孔子的儒学宗师。在诸子百家中，孟子以能言善辩著称，这一点无论是当时的学者还是后来的大师都是肯定的。当时他的门人公都子就曾对他说：“外人皆称夫子好辩。”郭沫若在《荀子的批判》（《十批判书》）中说：“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韩文的峻峭，单拿文章来讲，实在各有千秋。”纵观孟子的作品，就会发现孟子与之辩论的对象，很多都是各国君王，面对国君，孟子与之对话很直接也很尖锐，表现出不亢不卑的气度，保持了自己人格的尊严与独立。在孟子善辩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强大的人格魅力，解读其精神内涵，可以说孟子善辩源于他的浩然之气，源于他超越时代的平等意识。尽管在当时孟子的思想不被统治者接受，但是他雄辩、善辩的才华，他的浩然之气，“民贵君轻”的平等观念，千百年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的典范。
翻开《孟子》一书，我们可以看到孟子什么事都敢议，什么人都敢言，而且直言不讳，放语不惮。《孟子・梁惠王下》中有这么一段记载：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想象当时的情境，孟子面对齐宣王并没有咄咄逼人，而是从容道来，先假设性地提出两个问题：“朋友不尽责该怎么办？”“士师不尽责该怎么办？”都使齐宣王只能有唯一的回答，也就进入孟子的“彀中”，待到再问：“四境之内不治怎么办？”他就无话可答，无言以对，当时齐宣王一定尴尬不已、面红耳赤而且毫无回旋的余地，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孟子在文武百臣中当众捋其虎须，使他置于理屈辞穷之境，其目的并不是有意让他在众卿家面前失面子，而是使齐宣王认识到自己对人民应负的责任，把国家治理好，实行仁政。
《寡人之于国也》里记载了孟子与梁惠王的一次耐人寻味的对话：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如何？”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闯兀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琢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这番对话是由梁惠王的“疑惑”而引起的。梁惠王自以为对国家的治理已十分“尽心”，他的“尽心”，具体表现在“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尽管邻国之政不及他如此“用心”，可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孟子没有直接回答梁惠王“民不加多”的原因，而是以梁惠王熟悉的战事设喻，告诉梁惠王他所谓的“尽心”与“邻国之政”的不“用心”，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形式上和数目上的不同而已，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也就成为必然。
孟子以“王好战”设喻，以子之矛攻之盾，一下就击中梁惠王的要害之处，从而牵着梁惠王的“牛鼻子”，让他顺着自己的思路，接受“王道”及“仁政”的思想：“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闯兀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层层发问，绵里藏针，既针对梁惠王感兴趣的问题步步诱导，又令人信服地提出了自己仁政的思想。尽管雄辩滔滔，我们看到的却是孟子对人的终极关怀，闪烁着人文精神的思想魅力。
其实孟子规劝国君实行自己的仁政思想很多时候也是循循善诱的，在《庄暴见孟子》一文中，孟子一开始和齐宣王讨论音乐的问题，其间他利用“乐”的不同内涵，巧妙地进行了切换，把谈音乐引到谈“与民同乐”的话题上来，以此劝说齐宣王实行仁政。
当孟子听庄暴说齐王喜欢音乐，就主动去拜见齐王，并直截了当提出这个话题。齐王听了当时就“变乎色”，老大不高兴，还为自己辩解：“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孟子没有直接批判齐王，而是先奉承他：“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又替齐王解围：“今人乐犹古之乐也”，使齐王如释重负。在孟子看来，作为统治者的齐王喜欢怎样的音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怎样的形式喜好音乐。“乐”有两种含义，一读yuè，当音乐讲；另一读lè，当“快乐”讲。在这里，孟子巧妙地把欣赏音乐变成欣赏音乐的快乐，有意设置了两个简单的问题让齐王回答：“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从而启发齐王承认“与人乐”更“乐”，“与众乐”更“乐”。孟子成功进行了“乐”的内涵转变，由己及人，由少及多，又不失时机恰到好处地向齐王提出：“请允许我给大王讲讲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吧！”充分显示了孟子借题发挥运用自如的谈话方式，为后文宣传“与民同乐”的政治主张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孟子仁政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施仁政以乐于民。孟子在这篇文章中对君王与民同忧乐的情景做了绘声绘色的描述：“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孟子认为，统治者若能与百姓同忧乐，才是真乐，才能真正王天下。可以说孟子倡导的这种“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思想，影响着后代无数知识分子以国家民族事业为己任，奏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乐章。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信念皆源于孟子的这种忧乐天下的思想。
在孟子善辩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对百姓的终极关怀，看到的是他直言谏君、不畏权势的浩然之气，看到的是他为民为国的坦荡胸怀。在《孟子》中我们找不到一句阿谀逢迎、趋炎附势之语，摧眉折腰、违心背意之言。尽管孟子四处游说诸侯，以期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他却从不以牺牲自己的人格尊严、人格独立为代价。
《孟子说解・公孙丑下・将朝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吾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在孟子看来，爵位、年龄、道德是天下公认为宝贵的三件东西，齐王不能凭他的爵位而轻视孟子的年龄和道德，如果他真是这样，便不足以同他有所作为，孟子也不能委屈自己去见他。可见在孟子心中，君和臣只是政治地位不同，人格上是平等的，他要求自己成为王者之师，而不是王的臣仆和奴役。孟子在君臣关系上的观点，超越了孔子一再强调的“君君，臣臣”，“君使臣，臣事君”（《论语・八佾》）的君臣主仆关系，强调了君和臣在人格上的平等。所以就不难理解孟子在《孟子―离娄》篇中表达的君臣观念：“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些均表现了孟子可贵的超越时代的平等意识。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篇3
昔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夫习巫、医犹必有恒，而况拳术之难成，且倍蓰于巫术、医道。故有恒二字，实为习拳术之无上上乘口诀，而应镌之于心版者也。古今以绝技鸣者，必有坚决之意志，而不为人事所移易。其习技也，孜孜不倦，然后三年小成，十年大成。
世有好斗之徒，所志乃大异乎此，彼以为习数十日之久，即可用以击人。而乡曲之拳师，其设馆授徒亦竟以四十日为期，习之者遂谓已得其秘，而可称雄于一方。有请业于数师者，辄傲然语流辈曰：吾曾习数馆。然所谓数馆者，亦不过四十日之数倍而已也。或遇一老弱与斗而胜之，则骄矜露于颜色，自以为万夫莫敌也。一旦被扑于强壮，遂尔色沮而返，又自恨手法之莫展、口诀之不灵，犹不悟拳术之皮毛且未得焉。
若而人者，恶足以语拳术，间有明达之辈，亦深知拳术以健身为体、自卫为用，而必朝夕练习，始克收其效焉。当其习技之始，未尝不奋发有为，久之，或以好色蚀其心，或以好货昏其智，于是废于半途者有之，亏于一篑者亦有之。此之谓不能持其志。是故能成绝技之伦，必有高人之抱，或傍迹于山谷，或和光于市尘，少艾不能移其操，荣枯不能动其念，唯以毕生之精神，兢兢焉尽力于斯技而已矣。
由是观之，不欲技成则已，欲成，则恒心不可不有也。不欲保其恒心则已，如欲保之，则所志不可不持也。夫志犹舵然，舟子之行舟，欲东，必紧持舵而之东。然则吾人之习技，亦必有坚决之志向，坚持而不肯或移，庶乎可达其目的。
所谓目的者，盖不外健身与自卫。昔达摩祖师驻锡少室，因其徒趺坐参禅之际皆昏沉欲睡，乃授之拳法，以振作其精神。此少林拳法之始也。后世僧人以山行野宿，爰习此以御暴徒猛兽，虽稍离祖意，要皆用以自卫，而不敢故意伤人。是故吾人对于拳术应有之认识有二。
（一）健身
吕氏春秋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形气亦然，故胼手胝足者，当有健全之躯，席丰履厚者，类多孱弱之体，此其明证也。盖四体不动，则气血不流，益以油腻滞其脏腑，削其元精，欲求强健，不亦难乎。
是以拳勇之为技，习之得其道，则气机内行于脏腑，外流于肌肤，内体充实，病不能侵。趺坐功深者，萃面盎背，一望可见。久行不懈，可致金刚之躯，又何况却病延年乎。
余初习技时，师语我曰：斯技能疗痼疾，同门有患呕血者，习之半载遂愈；以事间断月余，其病复发，厥后乃不敢再荒业矣。初闻之，将信将疑，后亦获奇效，先是，余鼻左孔，气闭不通者数年，习技数月，遂豁然贯通。以此证之，拳术之足健身，功效实胜于补品。吾人之习拳术，固当以健身为主要之目标焉。
（二）自卫
老子曰：柔者，生之徒；刚者，死之徒。又曰：强梁者，不得其死。
吾人之处世，无拳无勇，固不当暴戾恣睢，行法强梁；即使身怀绝技，亦应和光同尘，慈蔼待物，切不可自恃艺高，目无余子。须知学无止境，天下之能者颇多，若刚愎无礼，即是取死之道。纵至不得已之时，亦应审情察势以御之，慎勿出手以丧人命，致伤天和。
一言以蔽之，吾人处无可退步之时，即拳术致用之日，例如盗贼以白刃相加，则夺其刀以戮之可也。至若市井无赖，诟我毁我，尽可掩耳而走，苟捉而重创之，斯为过矣。以此类推，则自卫之义明矣。
夫自卫，不常遇之事也，而身体之强健，则为吾人时刻不可缺乏之要素。故吾人之习拳术，必以健身为本，而以自卫为末。
吾人对于拳术之概念既明，则练习之志向宜坚，而应守之条件有四：
1?郾戒色
色之为害，罄竹难书，习技者遭之，辄灭其前功，惰其意志，故列为首戒。
2?郾戒食
古人有言，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能存是念，自可安贫。若慕繁华，贪名利，所习势必中辍。
3?郾戒酒
酒以成礼，饮少许不无裨益。然过量则乱性，如素不狎妓者，醉后亦竟破戒。故习拳术者，不若戒饮之为愈也。
4?郾防病
谚云：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欲预防疾病，必以慎饮食为主。次之，则起居有恒，寒暑无忽。盖初习技时，体未坚实，偶一忽略，遂遭病魔，所习亦势必中辍。
今夫色也、贫也、酒也、病也，于吾身心一无所染，持之有恒，修之不辍，可养成健全之身体，且可养成高尚之人格，又岂特习技之成功哉。
二、养气
人无气则死，气盛则强，气之宜盛者故无疑矣。然水能行舟，亦能覆舟。故气能强体，亦能毁体。何则？以其盛极而不养，犹夫水之澎湃而不平也。
孔子曰：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夫气刚之夫，且有好斗之弊，而况精足气盛、跃跃欲试之习技者乎。故斗于弱者则伤人，斗于能者则受伤，伤人或至于论抵，受伤或至于丧命。故曰：气盛亦足毁其体也。
盖气于人身，为最驰散而最易偾事之物，是以古人与酒、色、财并列为炯戒。而释氏之忍辱波罗密，即对此痛下针砭也。第释氏言空，其忍辱也，乃使意气务归乌有。吾儒不能遗世离俗，或有气贯斗牛之时，故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也。曷谓气贯斗牛之时，如古人之忠臣义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也。当其成仁取义之际，从容就死，不改其色，若非养之有素，未有不气乱血沸而至于彀觫者也。呜呼，气盛而知养，则为忠臣、为义士。反是，则为凶徒、为亡命。何若是其截然不同也。或曰，若子之言，毋乃太迂乎。
夫拳术所尚者勇耳，而岂以儒者之养气，何也？曰：唯能养气者，然后能勇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惧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曷谓自反而缩，盖此至大至刚之气，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虽千万人吾何惧焉。故曰：仁者必有勇。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篇4
孟子所善养的浩然之气，经过华夏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升华为一种人格文化，融汇于血脉中，成长于心灵上，贯穿于人伦里。
读整部中国历史，我们读出了什么？
有人读出了吃人，有人读出了乱治循环，有人读出了内圣外王，有人读出了儒的繁漫流变，这些或许都有道理。
即便如此，即便我从不认为历史是一个没有定性的小女孩，但我还是有自己的角度，并不同于这些大师方家的，我读出了一首长歌，浩气长歌，在云霄间悠长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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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气，也为浩然之气。何谓浩然之气？孟子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矣。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孟子·公孙丑上》）
这段话的意思是：那一种气，是世间最伟大、最刚强的。用正义去培养，一点不能加以伤害，就会充塞于天地间。那一种气，必须与义和道相配合，缺乏这些，就会委顿。那一种气，是由正义的经常积累所产生的，不是偶然的正义行为所能获取的。那一种气，只要做一件于心有愧的事就会疲软。所以我说，告子不曾懂得义，因为他把义看成心外之物。一定要善养这种气，但不要有特定的目的；时刻惦记于心，但是不能违背规律地拔苗助长。
由此我们知道，所谓浩然之气，就是人间正气，就是大义大德造就的一身正气。一个人有了这种浩然之气，就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官吏和百姓在精神品格上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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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浩然之气具体包含了哪些内容呢？
首先这是一种高尚之气。孟子思想是中国崇高精神的源头之一，许多人文气节标准实际是他制定的。这些标准有的高得让人仰目，但的确如日月之光，时时激励、观照着这个民族的一切人等，那或许是永恒的理想，遥远的目标，难以企及，但只要君臣庶民不偏离这个人文大方向，社会将趋于美好；过去没有明确答案的道义和生命孰更重要的人生大问题，孟子第一次给予了明确答案，那就是“舍生取义”。孟子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说起，论述了当生命与道义不可兼得时，要舍生命以取道义。为了道义，宁死也不苟且偷生，决不屈从避死。这样才能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这种崇义尚道、舍生取义的崇高人生精神，激励陶冶了中华民族漫漫历史长河中无数后来的慷慨悲歌之士。
孟子的浩然之气还表现在一种苦难意识和忧患意识上。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句话的励志力量几乎超过了中华历史上任何贤言慧语，对在灾难深重的环境中奋搏的仁人志士有特别的激励作用。孟子还认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也是他对追求安乐的人类天性的一种驳论，几乎成了每一位身怀家国大义者的血脉认同。
在策略层面，孟子的浩然之气并不是一种蛮干的哲学，它注重内心的培养，更重视善心的养成，这已然是宋明理学遥远的发端。心动则身动，有心何愁无世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一语惊万年，这既是一种非常明智的“浩然”观，也是一种至高的善境界。中心是善，扩展为救天下，志向高远，心在万民，完全是一个正人，一个君子，一个国臣，一个士人，一个布衣，无愧于天地、成为至人的人生准则。
孟子在筚路蓝缕的游说推广中还给出了一种善养浩然之气的操作“文案”。他蔑视王公权贵，对国君经常是大不敬，表现了他“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现代民主思想。他曾说梁襄王“不似人君”——即现代百姓用语“不像个人样”，是一句很厉害的骂人话。孟子几乎没说过君王的好话，齐宣王问计于孟子时，他竟然直言不讳地说，皇帝昏庸无道，就不是君王了，人民是可以起来杀掉他的。
从孟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原始儒家精神从来不主张愚忠，一切以浩然之气中的仁义礼智信为准绳，如果君王暴臣恣意榨取人民血汗，杀掉他们就好像及时雨从天而降，欢迎还来不及呢。
孟子的浩然之气更多的成分是对普通百姓的关爱，这也是孟子在历史上最被人称道的一颗柔软的心。因而浩然之气并不意味着一味浩大，也经常蕴含着润物细无声的柔气。孟子提出过即使是在当下也极为先进的“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政治行为观，他的爱几乎普及全体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博爱的感染力，恐怕远超近代西方自由思想家的论述，是中华民族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怪不得现在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方家开始重视起孟子了。
总之，孟子所善养的浩然之气，经过华夏一代又一代人漫长而苦难的实践后，升华为一种人格文化，融汇于血脉中，成长于心灵上，贯穿于人伦里。可以说，孟子开创了炎黄子孙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精神品格的人伦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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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从夏商周以来，周边民族觊觎寻衅，兵燹纷扰；不患寡而患不均产生的血仇更时常倾覆国土，可谓民族苦难，人民煎熬。但从来掩不住天地间如雷电闪过的浩然之气。
浩然之气经常体现为“气节”。气节，对于世人来说太熟悉了。我最早是从徐悲鸿的历史画作《田横五百士》中读出的。大师的画本身并不特别愤然，但读了文字后，一种情气顿从胸出：古汉家，多壮美之士，像田横，为保众兄弟的性命，毅然应招见汉高祖。快到京城为自己的尊严又毅然自刎，让人提头见汉高祖，两种气节都不舍，独舍身家，以命相换。他的两随从完成使命后也在田横墓前自杀，汉高祖叹田横手下俱忠义，遂欲招抚五百壮士，但那些在岛上苦等的军士听说田横自刎了，岂羡那荣华，也全都追随田横蹈海而死。
“士为知己者死”，这几乎是我们民族独有的为友谊、为仁义所奉献的至情的礼物。这是我在少年时第一次感悟到的中华民族的浩然之气。
就我的经历，读史最恸的恐怕是致使南宋灭绝的“崖山之战”那一节，至今时有泪暗流。
南北宋的繁华今人已经难以想象，GDp占世界50%以上，经济、文化、科技达到中国历史的顶峰，而且人民富足丰约，官民心性松弛，大宋朝三百年，竟无一文字狱，也从未有改革或者直言的官员丢了性命。宦官乱政、地方割据、民变起义等也基本没有或者仅局部发生几起，没有横贯全国的大杀戮。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另有学者说，这是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如果再发展下去，足以形成另一种形态的经济科技文明，可与欧洲文明的崛起相抗衡。
但天不假年，从来富贵转眼过。强大的蒙元帝国军事机器，在以摧枯拉朽之势蹂踏欧亚大陆后，突然调转锋头，瞄准军事弱小的南宋。令世界惊叹的是，最不尚武的宋文明竟然是野蛮的游牧军团最难啃的一块土地。四川钓鱼城军民与忽必烈对峙了36年，这在蒙元世界攻伐史上从未有过，他们从来都是几天攻下，屠戮全城。谁知，裹挟西夏军、“伪军”等几十万大军的铁骑，对付南宋最后一支由幼帝及十几万宫女文官组成的最没战斗力的“军队”，竟然也多日不破。
叱咤风云的蒙元帝国愈发欲集全力一举消灭这片土地上的最后敌人，南宋一批忠贞的大臣为保存江山最后的希望，屡战屡退，拥立幼帝从杭州退到福建，再退到广东，直至崖山，三面大海，再无可退。以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宋末三杰”为代表的王朝精英们，慷慨赴国难，踏上了历史留给他们的最后舞台。
公元1279年，人类古代史上规模最为宏大、战局最为惨烈的一场海战在广东新会崖门海域爆发。这是两个民族之间异常残酷的一场海战，双方共投入兵力40余万，动用战船2000多艘。时逢台风，大浪与炮火交织，巨舟与铁船相冲，南宋军民虽同仇敌忾，但“天欲灭宋”，最终无力回天。陆秀夫看大势已去，背负幼帝蹈海而亡。据记载，最后的时刻，年仅8岁的幼帝赵昺态度平缓，与大夫同去“见先帝”。十几万将士、文臣、宫女、太监也都蹈海，追随他们自己的王朝而去。
文天祥因早在海丰被俘，被拘禁在元军船上目睹了宋军的覆灭，悲愤作诗《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与他此前拒招降时写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相映成绝句。
“崖山之战”后，文天祥被押至广州。带领元军灭亡南宋的将领张弘范对他说：“南宋灭亡，忠孝之事已尽，即使杀身成仁，又有谁把这事写在国史？文丞相如愿转而效元，定会受到重用。”文天祥回答：“国亡不能救，作为臣子，死有余罪，怎能再怀二心。”
1282年12月初九，是文天祥就义的日子。这一天，兵马司监狱内外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上万民众聚集在街道两旁。行刑前，文天祥问明了方向，随即向着南方拜了几拜。监斩官问：“丞相有什么话要说？回奏尚可免死。”文天祥不再说话，从容就义，终年47岁。
“君臣士民一起死社稷，天水一朝三百载之绝唱。”这种让周边儒教国家震惊的巨变以及从中焕发的“崖山精神”，春秋大义，浩然之气，即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而不绝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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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山之战”后，天下顿时肃然无声。
有学者说，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灭亡，更是天下的灭亡。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异族彻底击败和统治，向世界顶峰冲击的科技、文化、经济、制度浪潮戛然而止，接下来是漫漫百年长夜，中华文化那种活力甚至到明清都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因而从古至今许多中外学者为了凭吊这“古典中国”的消亡，都在说一句话：“崖山之后无中国。”
我的确痛惜这场汉民族的劫难，但又岂能“无中国”？实际上，浩然之气，作为一个民族的人格文化，是永存长天、亘古不灭的。史上有一条金线，串集各代英雄明珠，一直闪耀至今——
顾炎武，明亡后，回首故国明月，呼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思想中的爱国情结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从他之后，中华民族不止一次地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每当此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就激励中国人民奋起反抗。
林觉民，1911年从日本回国，留下情真意切的绝笔《与妻书》：“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随后毅然赴广州参加起义，在进攻总督衙门的战斗中受伤被俘，从容就义。
梁启超，在“老大中国”遭受欺凌，疲弱至极时，含泪看极远，甚至产生了一种思之甚切的幻象：“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掀起狂风，飞沙走石；珍奇的鲜花含苞待放，万木逢春，生机勃勃……”正是他，大声疾呼“少年中国”，并第一次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为以后中国国家概念的成熟、升华，奠定了雄厚的文化基础。
历史演变到今天，我们更何曾缺男儿，我们心魂所能感之的，眼睛所能见到的风流人物还在今朝耸立：孙中山、陈独秀、、、、邓小平……他们所做的壮举，前无古人。
我一直以为，能发现无形的“气”，的确是中国人聪明之处。这双聪明的眼睛，在春秋之前就生成拥有了，于是孟子很自然地对学生公孙丑说出了“浩然之气”这个概念。孟子的伟大之处是他第一次把道德、人心、品格等更高一层的精神概念，引入过去大多周旋于生理健康范畴的气。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篇5
问题是自省自身是每一个体的基本心理机制。庶民也能省，儒生也能省，儒家之省与庶民之省又有何分别？
“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论语·雍也》）
此谓儒家第一省，是君子与庶民之省的根本区别。无此省，儒家之学就会成为乡愿德贼的沃土，儒家之礼就会成为乡愿德贼的粉饰。“吾日三省吾身”之所以成为儒生为人为学的基本功夫，皆源于此，源于儒生要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这种内在的生命企求。
儒家第一省就是要时刻铭记勿为小人儒，要为君子儒。
何为君子儒？君子儒，心仁履义。
仁，天地流行之大德；义，宜也，因地制宜行此天地大德于此世及后世也。君子心仁履义，必要明天地流行生生大德、通神明幽微之变，若此方可为君子儒。
问题是个体何以自省才能达这种君子儒之域？
阳明少慕圣学，以成圣成贤为人生第一要义。青年时期谒当时明儒娄谅，“（娄谅）谓‘圣人必可学而止’，‘（阳明）深契之’”（《年谱一》，《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自此遍求考亭之书。“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遂取竹子格其中至理，“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阳明以朱子格物之法不得入圣贤之门，遂“自委圣贤有分”（引文均同上），乃随波逐流，随世就辞章之学。后因宦官刘瑾弄权被黜至贵州龙场，独自面对亘古宇宙，体悟生死，方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阳明寻朱子路线格竹子不可不谓一日三省，不可不谓“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何以阳明格竹子不得其理而反为其病，直至龙场面对亘古宇宙，方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王阳明的自省历程给我们这样一种启示：“吾日三省自身”必要有境域。惟在此境域自省，吾人才能明仁行义，通神明幽微之变，方能悟圣人之道。否则，虽智如阳明也不可避免陷入泥途，不得其理反为其病，君子之省也无以别庶人之省。1
什么样的境域才可使吾人省自身而不入歧途，而入君子儒之域？
君子儒行仁履义，以身弘道，必有如天地日月生生不息大健生命力，通神明幽微之变，见微知著，神以知来，智以藏往，若此方可任重道远。
君子达此界非一日功，圣若夫子也要“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但若志要为君子儒必要明神明之力，明己之卑微。明己之卑微，吾人才能损己、虚己，神明之力方能充盈于吾人之心，达布吾人四体，吾人方能真知何谓神明之力。
君子省己身、明神明，要将己置于天地宇宙中，在流转不已无言的亘古宇宙中，明己卑微、损己盈满，以虚明之心恭候神明大力充盈吾人之心，浃洽肌髓、达布四体。
君子虚己、损己恭候神明充盈吾心，后必要明己之命、己之立。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君子之命是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不知礼无以立”。君子之立是要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君子儒之命与立，是君子儒不能自已的命与立。
君子要明己命、知己所立，必要将己置于吾先民开吾人类文明的创化史中，当吾先民艰苦卓绝创化的人类历史文明如洪流贯注吾人之身时，吾人之省方真明己命、真知吾人所立必循之礼。
以下分论君子在这两种境域的自省。
一、君子儒于宇宙苍穹中省己身
君子儒省己身、明神明，恭候神明流贯吾人生命深处，恭候神明居于吾人之心，要将己之生命放在宇宙苍穹中孤独自省。
何谓在宇宙苍穹中孤独自省？
独自一个人处于宇宙苍穹中，最真切、最直接、最源初的是什么？是孤独。
孤独，惟我自己存在，整个世界都远离我去，世界和我失去了联系，孤独以巨大的力量敛我入其孤独之在中。在孤独中，尘世染我的一切牵滞皆为如剔刀般锐利孤独所斩去，内心孤独而又虚明，在这种孤独的虚明中，吾丧我致极，血气愚顽远离吾去，在这种无血气愚顽的虚明、孤独与卑微中，宇宙的创生之力开始展现自身。2
孤独卑微的吾人独自处于宇宙苍穹中，头顶是深邃浩渺的星空，这一浩渺的星空使吾人心中产生一种源于远古宇宙深处的孤独，宇宙苍穹这种源于远古宇宙深处的孤独击中吾人，同时又使吾人内心充满不可言状的神性。
孤独卑微的吾人，独自面对亘古自然，独自处于宇宙苍穹中。在不知不觉的无言中，大地星河流转不已。“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河灿烂，若出其里。”君子面对宇宙苍穹，西流星汉之浩淼，叹己命如清水浮萍，鸟栖枯枝。洌洌北风中，冰贯神髓，内心壮美、凄怆不可言达。惟不可言达，吾人之生命才是一个无言的存在，一个源源不竭的、如江河不舍昼夜的、融含古今创痛、凄怆与欢乐的无言存在。在宇宙苍穹巨大、无言的运转中，吾人惟有在默中静感天道之亘远、己命朝露无常。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又源于什么？我是谁，他们又是谁？“天何言哉，四时行焉。”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天不言，吾又有何言能明天地运行，吾虽不能明言之，但吾人心中对这一切的发生己惊叹不已。没有言语、没有逻辑、没有推理，言语、逻辑与推理在这一境域中失去了效力，天地宇宙苍穹中的一切都如其本然那样在发生着，天地的神明默默无言运行着、创化着。神明在天道运行的无言中，源源不竭、生生不息出离自身。在吾人惊叹与疑惑间隙中，神明贯一的穿透力如日月破云而出，吾人生命为此神明贯一之力穿透。我是谁，他们又是谁，这些问题皆在神明破云而出的贯一之力下涣然冰释。
孤独的吾人在宇宙中自省，世间一切皆远离吾而去，惟有孤独吾之卑微与神明相会。在这种不期而然的相遇中，吾人卑微虽如独孤之朝露、独孤之芦苇，但神明之力却贯中吾之卑微，吾虽卑微却有神明大力盈于吾胸。吾人在卑微的静默1中，与神明交，获其大力。
神明贯中吾人之心，内心浮华剥尽，生命笃实中和又有渊默如雷之力，充满神性的生命血气如江河流转不已。
中和、静默与创造的、无以名之强名之“仁”存于吾人心中。若此君子自省才真正开始有了始基，吾人之省开始在“天何言哉”的渊默中有合天地大德的创生。
君子在宇宙中，明何谓中，何谓渊默，何谓渊默中“天何言哉”的创生。君子在宇宙中自省，知何谓神、何谓正，何谓流转不已的神明幽微之变。在宇宙中自省就是要日新复日新存天地神明于己心，惟天地神明居于吾心，吾人才能不能自已地如日如月、新新生生。
吾人在宇宙苍穹中自省，惟有浩浩的静默存于吾人胸中，或曰静默是吾人与神合一。这一静默是吾人自省的始基，因这一静默是神明居于其中，惟神明居于吾人胸中，吾人方可如先圣所言“默而识之”。静默的神明居于吾胸中，何谓中，何谓仁、何谓义，无需言辩，精诚之意昭昭如日如月，辉耀于吾人承载着、生发着的虚明之心上。
吾人于宇宙苍穹中孤独自省，久，无了宇宙，无了苍穹，无了我，惟有无以名之强名之的“神明”或曰“仁”横贯吾人与宇宙苍穹上，无以名之强名之的“神明”或曰“仁”成了真正的大存有，其渊默如雷、发而中节运行着一切。
宇宙苍穹中孤独自省，无言、静默的“神明”或曰“仁”居于吾人胸中，吾日三省自此便有始基。何以如此言之？这是由省的意义决定的。
省的真实意义分析:
省是什么？省是纠己错，我们何以能纠己错，必有一种真实力量充盈于吾人胸中，我们才能纠己错。故“子绝四”，惟“勿意、勿必、勿固、勿我”，真实的力量才能从虚明中出离自身，从而击中吾人。吾人于宇宙苍穹中孤独自省，源于宇宙苍穹源古的、如剃刀锐利的孤独必能斩去吾人内心的一切虚浮，“意、必、固、我”皆弃我而去，惟有一个孤独、真实虚明的是吾不是吾的空明境域静候着，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一切。在这种虚明的静候中，“神明”或曰“仁”垂临这一空明境域，并居于此，因此“神明”或曰“仁”富于创造的力量居于此虚明境域中，吾非吾、吾丧吾但吾又真正获得吾存有的力量，在“神明”或曰“仁”垂临吾人胸中、生发于吾人胸中的历程中，吾人又重新获得自我。这个自我是有“神明”或曰“仁”居于其中的自我。因有这种力量，吾人才能真正省己身，因为省己身要有中正之力定是非、明曲直，中正之力使吾人之省己身有一源源不竭之力。因为中正，我们省己身才能以“中”充之，“以中养不中，以才养不才”，以“中”充之，吾人之省才不仅仅是一种认识，同时这一省也是一种行为，一种在“神明”或曰“仁”力量下纠己错、并以神明力量充盈己身的行为，一种吾人存有的革命性默跃。1
省是在“默而识之”中识己错，并以神明之力纠己错的过程。省是一个完结、一个开始。省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新纪元的开始。省是吾人个体生命元年。一切省皆基于这种个体生命的元年。
二、君子儒于先民创化的历史中省己身
君子儒将己身置于宇宙苍穹中，恭候神明流贯其生命深处，明何谓神明、何谓神明幽微之变，明何谓中、何谓仁。后，必要将己命置于人类历史中，明己之使命与己之所立。
“神明”与“仁”居于吾人胸中，它是祥和的、富于生生不息创造的同时又是孤独的。孤独是神明没有在具体的境域中展现自身，“神明”与“仁”必于具体的境域中显现自身，故有“神明”与“仁”居于胸中的君子必要将己命放于人类历史中自省。明己之存在于此世此地的使命，明己之所以立与生民所以立。
吾人于人类历史中，苍海一粟。吾虽卑微如一粟，但先民之血脉与吾相连。先民所恶，吾之所恶，先民所欲，吾之所欲。先民是吾之生命的过去，吾当世的生命属吾不属吾，吾当世的生命是先民生命在当世之体现。吾生命与先民的生命皆是一个生命，只是这一生命所处的时间不同，故吾与先民的生命是源于同一生命源泉、同一个生命的因时而化。
先民的生命是吾生命的过去，吾当下生命是先民生命因此世而所化。先民筚路蓝缕，开启的文明，是吾生命在过去历史中艰辛创化，故吾先民开启的郁郁文明，其精其神乃吾精吾神，这一源于历史的吾精、吾神必从历史中如泉之源源不竭、奔涌而入吾心、充盈吾心，必如破云之日月、不竭之江河，夺获吾人于嚣嚣芸芸之上。在嚣嚣芸芸的无根沉浮中，吾人为先民的文明所贯中，卑微如一粟的吾人知何为先民所创的文明。吾人在先民创化的文明中，知吾之过去，也在先民创化的文明中虑吾与先民这一同一生命的未来。
将吾人置于人类历史中，舍吾之一切，吾丧吾致极，虚明体会先民的一切。先民的伟业、先民的困苦皆从历史中向吾人涌来，吾人内心真实地体会着先民的一切。当吾丧吾致极，吾人内心与先民一起承载着亘古的创痛与文明的生生大乐。先民的历史何不就是吾人当下的一切，吾人当下的一切何不就是人类的真实历史。历史的一切如日月之明流贯入吾人卑微一粟内心中，吾人卑微一粟的内心充满人类历史文明的恩泽。充满人类历史文明恩泽的内心，不能自已地传承着历史，或曰这一充满历史恩泽的内心本身就是历史的具体再现。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之叹实道出千古士人之命，君子儒之命必上承往圣之绝学，下启万世之太平，若此方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君子儒之命非是己要如此，而是先民文明如日如月的光明之流贯中吾人内心，吾人之生命是先民之生命于当世的具体再现。上承下启，先民与吾生命同为一个生命的历史必然，吾人不得不如此。
“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之叹实叹孔子为中华文明之集萃者，孔子之精之神实是江河不舍昼夜的中华文明精神的再现。
“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同上）
孟子所明言之学实是道出中华千古学人之使命，虽“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学孔子虚明心体，上承往圣，下启后学。孟子明言所学即是君子儒之使命。
“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论语·子张》）贤者识其大，何谓大？大即立心、立命，于人类文明史尽己力上承下启。君子儒于当今东西文明交融之世，学无常师，与人相处，必要秉仁履义，虚明其心，以身弘道，上承先圣之学，下启后来者，此为君子儒份内之事。
君子儒于当今之世，有责任“为往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尽己力1，不尽己力者吾何以面对先民，不尽己力者乃人类文明史上的孱弱庸碌不思进取之人，是贼人，而非君子儒。受先民文明之恩泽，而己无尺寸之功于吾人类历史文明之传承，受人恩泽无以回报，不是贼人又是何？2深受恩泽无以回报，吾人有何面目面对先民、面对后人、面对己充满先人恩泽之内心。
故君子儒必要在人类历史中明己之使命。
明己之使命，使命已明，君子必要秉命而行。秉命而行，君子天地间无所逃，必要从嚣嚣芸芸众生中走向前来担当。担当即厚载，厚载，君子必要先修己，剥尽浮华。
吾人生命秉天地而生，其力生生不息如江河洪波汹涌不已。何以使此如日如月生命大力，驰骋张扬于六合而又藏密于心，发而能敛，用而不竭，莫过于礼——这一法则。何以如此而言？
想吾先民，履坚冰、逆冽风，于洪水横流、禽兽逼人境域中，烈山泽、驱龙蛇、兼夷狄，创吾中华郁郁乎文明，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必要遵循法则。法则自身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将吾人从蒙昧中剥离而出进入文明的创化力量，是一种推动个体与种族向前迈进的力量。3无法则吾人不仅不能立，更无以奢谈入精微致广大之域。文明之精微、之广大是在吾人遵循规则基础上的豁然贯通。一个个体、一个种族文明程度之差异在于其是否能严格遵循规则及在此基础上对规则的领悟。
“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在于圣人不因己命之微，而自溺于欲望之流中。圣人之卑微只是肉体会如朝露、枯枝逝去，而其心因秉日月神明之力，故圣人能秉天之所命，循法则、因人情制礼仪。圣人肉体虽如枯枝逝去，但其因人情所制法则的精神却如海上明月亘古贯今，一代代秉命而行新学人，无不是循先圣所制法则，脱离血气愚顽、脱离困厄，终入人类文明精微、广大的亘古流贯境域。
“礼者，养也。”礼——这一法则何以能养？
人之生莫不有欲，有欲则不能无争，争而无节则乱，故先王制礼以分之，此止恶也；吾人生而静，秉天地之正，动则有不正之处，何以则吾人之动止于正，需礼。礼秉天地之正，顺吾人之性，又节吾人之性，此礼又养善也。
故“绝恶于未萌，起敬于微渺”莫过于礼。
礼之治民，教也、戒也，不得以而惩也。教者，教民养善去恶莫过于礼也。“礼者，交接会通之道”，交接会通必有争，争乃源于人性，有合乎人类历史进步之争，有乱己乱群之争。为止其乱，君子正人正己，为社会表率。“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故君子之争必揖让合礼、合义，不合礼、合义之争乃禽兽之争，非君子儒之为。君子修己治人，以礼导民，从而导整个社会入“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这样一种合乎人类社会发展的有序中。
教而不能使其近善离恶，则戒也，劝戒也。劝戒而不行，继为恶弃善，则惩也。
故礼——这一法则，因人情而制，养善去过绝恶。“不学礼，无以立”，“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吾族之先觉者，面对人生而欲，有欲不能不争，故因人性制礼，养善去过绝恶，脱离蛮荒，入文明精微广大。
以先王之名而定的礼——这一法则，实是先民在历经一次又一次大劫难、生命一次又一次毁灭重生后，从汹涌不息的人类历史中，浮华剥尽，真实乃现。礼——这一法则实是吾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经过血腥、暴力后的产物。故礼乃止乱，止乱故其能养民近善离恶。
结 语
君子儒一日三省己身，必要置己于宇宙苍穹中独孤自省，静候神明流贯其心；必要置己于人类历史中自省，明己上承下启之命，知己必要查与所要遵循的法则。
心有神明，秉己命，心存法则，若此一日三省自身方是君子之省。小人也能省，其心无神明居于其中，不知己命，不知遵循积善去恶的法则，其省终不入中正之道，与动物在进化中的纠错机制相去几希矣。
君子之省必要有神明居于其中，必要省己之行为是否遵循规则。循规则方能“绝恶于未萌，起敬于微渺。”起敬绝恶，彼此交接会通方可缘彼此之情、智，循循善诱，彼此相砥相砺，近善远恶，虽不入圣贤精微广大之域，也可守身、立家有益于吾周围同志。且如前述，规则自身就是一种不能自已的“仁”的力量，是世界真实的大存有，固守规则，循序渐进，“仁”——这一世界真实“大存有”的生命力自会流贯入吾人内心中。正所谓“知之明、守之固、节之密、乐之深”，吾人明规则、恪守规则，而吾人又于事上节之密，吾人虽不欲入精微、广大之界，其由我乎！
循规则已久，在宇宙苍穹中静候的神明必安居于吾心。神明安居于吾心何谓？内心之仁如江河源源不竭、如日月周流不息，内心虚明无“意、必、固、我”，事物人情之精微无不洞若观火。心有神明大力，吾人居于具体境域而又不滞于所处之域，此谓神明居于吾心。
君子儒明神明、循规则、养己正、入精微广大。若此君子之省才能由个体之修养进入到上承先圣之伟业、下启后民所循法则的境域中。
君子儒之省己修己是为克己之虚浮，“子绝四：勿意、勿必、勿固、勿我”，以无私意之虚明恭候神明充盈其胸，明人类历史所循法则，后必要省如何使先圣之学、所立规则与当世结合，为当世之民立人伦之极、立所循之法则。不入此省不是君子儒。正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君子儒之省必从省己身而入省己身如何为当世立人伦之极、立生民所循法则尽己力。惟入此域，君子儒之省方能入民族的反省之中，君子儒的反省方是民族的反省，民族的反省必要由一个个君子儒反省方可实现。当君子儒的反省在民族自我反省中进行反省时，君子儒的反省才有了自己的归依。
君子儒个体的反省与民族的反省是两极而又相互贯通。吾日三省吾身必要省己之省是否在省吾民族的人伦与民族要循的法则，惟在民族的自我反省中君子儒反省己才会有吾民族的神明正吾人之身，君子儒入民族的自我反省中，才能在“吾丧吾”过程中获得真正的个体生命。反之，无神明居于其心、明历史法则、秉仁履义、内心虚明、精微广大的儒生或曰知识分子介入民族的自我反省中，当今的民族的自我反省不可能为这个民族重新复兴寻找到一条真正的通途。
吾民族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就处于一个大变动时代，何以传承国故，融纳新知，为当今吾国吾民立人伦、建法则是当今君子儒首要反省并要予以解决的问题。当君子儒的反省融入民族自我反省中，君子儒的反省才开始了君子儒的反省历程，君子儒的反省岂能只反省己身而不反省民族当下要建立的法则与未来的路程。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立人伦之极，官、民有耻且格；亲民，立法则，导吾民、养吾民，息今日社会贼民、网民之现象；止于至善，吾国发展，平稳有序，和平崛起，远邦近邻不敢侮吾国吾民，彼此和睦相处。此三纲乃今日民族自省之核心，君子儒自省必要从省己身至省如何在当今中国社会实现此三纲，方为君子儒一日三省其身。
“吾日三省吾身”。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篇6
关键词：隐逸；儒；道释；山水；地域因素
“孟浩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1]5050，“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2]。史册对孟浩然着墨不甚多，但都不避其“隐”之好，历来文人骚客更不少提：“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李白《赠孟浩然》），李白赞其起卧于松林；“金銮消息远相招，雪满吟鞍过灞桥。处士本无经世志，强将诗句杜清朝”（王恽《孟浩然灞桥图》），画了一幅“渔夫”图；“明主怜才若赐官，奔驰微禄负家山。狂吟一首笑归去，满路秋光上醉颜”（郑思肖《孟浩然归隐图》），画下的形象既是隐者，亦是狂人……孟浩然的形象也就由此而定：一个归卧山林，不求闻达的隐者形象。察孟浩然所处之时，即“贤人在位众多，其道戢不出者，才班班可述，然皆不可概者也。隐逸之士此时广为存在，且最终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孟浩然成了“隐逸”者中的一名，但就其特定坏境而言，其情与其所受的教育、生活的时代、地理环境等都有关联，且无可或缺。
一、“兼济天下”之后的退守――儒家文化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孟浩然的人生。其在诗作中“降兵初灭虏，王粲始从军”（《送王宣从军》）、“才子乘春来骋望，群公暇日坐消忧”（《登安阳城楼》）赞扬王粲从军报复得以一展，慕其交游之广。隐为蔽也，即一心要隐，自身甘于匿迹于尘嚣，孟浩然慨叹王粲的所为表现的是不甘于松山老林的困守，想要出来一展济世之志，愿其志得以实现之后作为功臣的退守。又如孟浩然吟咏多次的羊公，称其“召夫多遗爱，羊公有令名”（《送韩使君除洪州都曹韩公父尝为襄州使》），也叹“岘首羊公爱，长沙贾谊愁”（《送昌龄王君之岭南》），孟浩然追悼羊祜之外的感伤羊公功成明就，而自己此时只是一介布衣，纵然年岁渐逝，最终添加的只能是愁苦。
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盛唐诗人认为“礼有大伦，君臣之义，不可废也”[1]5120。高适自语“一朝事将军，出入有声名”（《蓟门行》；“李公仰天长吁，谓其友人曰：吾未可去也。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高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尽管从政治成功律来说，盛唐诗人的政治成就比不上初唐诗人，更比不上中唐诗人”，但这种政治的热望“却远之胜过每一个朝代”[3]。但结果是“天宝中，刘希夷、王昌龄、祖咏、张若虚、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虽有文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诞而然也”，不一而足。他们的政治理想的最终实现大多落空。山林亦没能成为体面的隐退处，而只能是理想遗失之后的退守。儒家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是对自我的保全，而孟浩然在徜徉于山水之间，最终做到“自适”与盛唐的文化息息相关。
二、超脱人生的无奈选择――道释文化
唐兴以来，最高统治者为自己正名愈加推崇道教，如太宗等历代皇帝多次礼聘有声望的道士。老子也在唐代被奉为“真人”，五千言的《道德经》被皇家奉为“经典”。这一系列的举措让盛唐文化中的“道”文化愈加的鲜活。孟浩然诗作中表现出道家的超然于世，“海上求仙客，三山望几时。焚香宿华顶，露采灵芝”（《寄天台道士》）中脱离现实；“物情趋势利，吾道贵闲寂。偃息西山下，门庭罕人迹”（《山中逢道士云公》）里的隐逸山林；“高步凌四明，玄踪得二老。纷吾远游意，乐彼长生道”（《宿天台桐柏观》）所见的逍遥人生。如若说儒家文化培养了孟浩然作为士大夫渴慕入世的情操，那么在道的影响下，孟浩然到达的是人生的另一境界――超脱自身，超然于物外。
自汉起，始入华夏国土的佛教经过几千年的本土化与发展，在唐代大兴，其中“郑叔清与宰相裴冕建议，以天下用度不充，诸道得召人纳钱，给空名告身，授官勋邑号；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及两京平，又于关辅诸州，纳钱度道士僧尼万人。”[4]在孟浩然的诗作中写到游访寺庙、拜访僧人的诗有25首，这些佛教诗歌的内容有直接描写寺庙之景观，如“石壁开金像，香山倚铁围。下生弥勒见，向一心归”（《腊月八日于剡县石城寺礼拜》）；有与僧人的交游，如“阴风常抱雪，枯涧为生泉。出处虽云异，同欢在法筵”（《陪柏台友访聪上人禅居》）；而更多的是诗人对佛理的感知：“谷口闻钟声，林端识香气。愿言投此山，身世两相弃”（《寻香山湛上人》）。诗人在香山的自然坏境及湛上人的佛理感召下超生的弃世隐居之感；“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东林精舍近，日暮但闻钟”（《晚泊浔阳望庐山》），诗人心念慧远对佛理参悟后的超然于世；“弃象玄应悟，忘言理必该。静中何所得，吟咏也徒哉”（《本黎新亭作》），诗人将心中心念之的“吟咏”都弃之，只为有所悟。佛教常说“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所求不得苦、略五盛阴苦”，孟浩然的人生也是苦，其岌岌于名利，追逐于世俗，佛教的教义正合其心，让孟浩然为无奈人生找到解释，最终实现超脱。
三、徜徉山水之间的潇洒――地域因素
南北土壤风俗的不同造就南北文化的不同，北方重质实，南方贵虚无。质实的背后是儒风的影响深远，仕进之心更为激进，虚无让南方之士多愿偏安一隅，流连于山水之间。孟浩然选择隐居鹿门山固有追随先贤之意，却更离不开的是地域生而就有的“遗世之风”的影响。闻一多曾说“隐居本是那时代普遍的倾向，但在旁人仅仅是一个期望，至多也是点暂时的调剂，或过期的赔偿，在孟浩然却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事实。在构成这事实的复杂因素中，家乡的历史地理背景，我想，是很重要的一点”。盛唐给了世人安宁，也让仕人入世更难，但孟浩然在仕途上的不顺并没有让他与世人格格不入，因为山水带给了他仕途之外的另一种惬意。
襄阳，“环江带山，山明水秀，襄之为区，界守南北。东抵郢随而汉沔诸水滔滔东注，西距陇蜀而秦蓝诸山叠叠相连，南接荆湖而巴江如字，北枕唐邓而一望千里”[5]。可见其风景之秀丽。而鹿门山，“旧名苏岭山。建武中，习郁为侍中，时从光武幸黎丘，与帝通梦，见苏岭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鸿胪。录其前后功，封襄阳侯，使立苏岭祠。刻二石鹿，夹神道口，百姓谓之鹿门庙，或呼苏岭山为鹿门山”，是有功之士光荣的栖身所。孟浩然在其诗作中写道：“雪罢冰复开，春潭千丈绿。轻舟恣来往，探玩无厌足”（《初春汉中漾舟》）赞其风景秀丽，让人流连忘返；“垂钓坐磐石，水清心亦闲。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萝间”（《万山潭作》）说其适合隐居的生活，与大自然相融合；“竹露闲夜滴，松风清昼吹”（《齿坐呈山南诸隐》）又是最平常的清幽风景。
四、结语
孟浩然生来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积极入世，渴望立功，但身在盛唐的政治之中，不缺少仕进之士，最终孟浩然出现入而不得的悲哀。虽心中的郁结不少，但盛唐文化的广大包容性让孟浩然在不得的无奈下超脱现实的束缚，尽情恣意于山水，最终我们看到一个隐者的形象。（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刘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050.
[2]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779.
[3]霍松林，傅绍良.盛唐文学的文化透视[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30.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篇7
对于“逆境”，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沉沦、破灭、湮没，他们自暴自弃，以颓废的心态对待人生和世界，在混混之中了其终生；一种便是抗争、奋发、自强，他们百折不挠，愈挫愈奋，悟得人生的真谛，从而促进了事业的成功，创造了人生的辉煌。所以说，“逆境”有时倒反而往往能培养一个人正确的人生观，磨炼意志，坚强毅力，锻炼出一个人最可贵的品质并成就事业。“逆境”，可以说是人生旅程的促进剂，开拓思维的催化剂，助长成功的添加剂。
昔人云：“少年刻苦，并非真苦，乃是助长日后成功之精神。”又曾听人说：“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是童年的苦难。”这便是从逆境而言。当然，我们现在不可能也不必要为此去追求“童年的苦难”，但对于艰难困苦，我们还是应以积极的、乐观的态度加以正确对待，如果能“自找苦吃”，也不失为是一种“养气”良法。
唐代大诗人杜甫，终生流离漂泊，功名无成，生活无着，流落在社会底层的生活之中，所以他得以最多地接触广大普通民众，他能以平民之乐为乐、平民之忧为忧，把他的所见所闻凝于毫端，写出诸如《三吏》、《三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等等诗句，当他听说北方官军打胜仗，便唱出“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样难得兴高采烈的欢快节奏。他的诗，已经抛开了个人的恩怨悲欢，与人民血肉相连。其性正大，其气浩然，所以他自然可以与日月争辉，被后世广大人民誉为“诗圣”。
聂绀弩是一位杂文大家，但在“”期间，也受到无端迫害，这可以从他的《挑水》、《推磨》诗作中得以证实。他的《挑水》诗这样写道：“这头高便那头低，片木能平桶面漪。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汲前古镜人留影，行后征鸿爪印泥。任重途修坡又陡，鹧鸪偏向井边啼。”“片木”能使水桶中的水不晃出，这便是从劳动“改造”中得来的实践体会；鹧鸪啼什么？“行不得也”，隐喻“改造”的艰苦性。《挑水》一诗中，他以“连朝齐步三千里，不越雷池更外头”作结，因为关入“牛棚”，不能自由行动，他便以“不越雷池半步”来戏谑地加以刻划，使悲哀更深沉而又现其襟怀更宽广。又如另一首《赠织工小裴》诗：“武斗文争事已非，又挑蟀蚁斗蛛蜚。晨风猎猎钻丝网，暮雨潇潇铁板扉。二十岁人天不管，两三里路梦难归。班房不是红梅阁，哪有莺声唱放裴”。把“”中文争武斗，“小裴”因被关禁而近在咫尺的家归不得的怨愤之情写得含蓄、蕴藉，虽哀怨而不失敦厚。为什么？因为他已不是说个别的人事，他的心胸已包含了整个的民族、社会，自具浩然之气，故鞭挞腐恶、发聩振聋能哀而不伤，恰往往是直点伤心深处。他有“屈刀成镜，点石成金”（程千帆语）的功力，而又能以突破传统诗句句法、精到的炼词抒发真情，不落前人窠臼，不囿今人规矩，用悲愤、哀伤、幽默、调侃的笔调，写出时代的新音，独创了可被誉为“当代之离骚，诗家之楷模”（袁第锐语）、“它的特色也许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胡乔木语）“绀弩体”。
已故的著名山水画家李可染自十岁（1917年）入小学得图画老师王琴舫赞“孺子可教，素质可染”而改名后（其原名李永顺），便一直专心研习艺事，在36岁（1943）年便提出“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的观点，用现在的时尚语言说，便是强调了“继承”和“创新”。他传统功力极为深厚，在1965年前正处于“打出来”的变革时期，“”开始了，他的画被称为“黑画”，画笔被迫搁置。这时，他便开始潜心摹习汉隶北碑，又常于街坊市肆观察酱油铺、当铺门楣或墙上的招牌字，于是在“”十年间自创了一种“酱当体”（见图1），字体平直质朴，较少顿挫转折变化，但含隶、篆笔意。所以在逆境中不甘沉沦的他却反而获得了新书体开创的机会，难道不是浩然之气促之成形的吗？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篇8
古往今来，多少人在巨大的诱惑面前无力招架，拜倒在其石榴裙下，身败名裂，不得善终。秦时身居宰相之位不可一世的李斯，为权势所诱惑与赵高结党营私，终因权高势大而引起秦二世的怀疑，而将其腰斩于咸阳。“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南唐后主李煜，终日沉溺于美酒佳人，忘情于吟诗作赋，醉生梦死，终而国破家亡，做了个违命侯。吴三桂，无力抵御红颜的诱惑，引清兵入关，“扬州十日，嘉庆三屠”是何等惨烈，而吴三桂的冲冠一怒引来后人多少唾骂。号称中国第一大汉奸的汪精卫，更是为权势所诱惑，卖国求荣，而遗臭万年。由此可见，诱惑足以亡身破国灭族，实在是可悲，可叹，令人警醒。
纵览青史，能够拒绝诱惑，不为之所动者却也比比皆是。庄子这位冷眼观世者，当楚国国君欲重金聘请他去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堂堂相国时，这位漆园小吏居然毫无受宠若惊之态，而是以楚之神龟“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也不愿“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死而留骨以贵”为喻，拒绝了诱惑，为后人称颂。谪仙李白，不以“钟鼓馔玉”为贵，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辞官不做，漫游天下，为后人留下了多少传世之作，不朽诗章。
古人尚能藐权贵如草芥、视金银如粪土，我们今人又该如何去面对诱惑，怎么才能拒绝诱惑呢？
老子曾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从而“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使民“无知无欲”，以此无为之治来消弭诱惑，这种做法在当今社会是不现实的。一个人是否能够在诱惑面前做到无动于衷，其关键在于自身，在于个人素质，在于其道德修养。玛丽?居里以其高尚的人格，崇高的科学追求，折服了全世界，种种诱惑在她面前根本就无孔可入，以至奖章都成了她女儿的玩具。被称为无论放在哪里都抵得上一个师的钱学森，以其伟大的爱国热情抵制了各种诱惑，抛弃了美国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为后人景仰。
“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为千古文人志士所传诵，只要能够做到非己之物莫取，非正义之利不谋，不断提高个人素质，不断加强道德修养，养其“浩然之气”，树立崇高理想，坚守高尚情操，诱惑在我们面前定会偃旗息鼓，失去它的威力。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篇9
第三支部 黄波功
2020年4月14日晚上8点，我校在黄燕萍校长的组织下召开了《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警示教育会》，使我深刻感受了扶贫领域反腐倡廉的必要性，使自身的思想作风、廉洁自律、遵章守纪等方面有了很大提高。
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说，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党员干部要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保持一颗公仆心，认真践行“三严三实”要求，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终身课题，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勇气和能力。要严以修身，“养吾浩然之气”。自觉加强党性修养，站稳政治立场，增强政治定力，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和人民工作，对党忠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始终如一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培植自己的精神家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练就不坏之“身”；提升道德境界，坚决破除金钱至上、享乐至上的思想，牢固树立清廉为官、清白做人的思想，道德上严守清白，精神上追求高尚，行为上坦坦荡荡，生活上戒奢戒贪，心生底气、行显正气，养吾浩然之气。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篇10
一些长寿之人介绍养生经验时常说,长寿主要得益于没心没肺,一辈子不生气。我就很不以为然,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如果一个人要是从来不生气,永远的笑口常开,无忧无虑,那还是个正常人吗?人食五谷杂粮,自然就有七情六欲,这些都要由气而生,又变成气而泄。因而,一个真正生活丰富多彩的人,一个经历过大起大落、建立大功大德的人,都要胸中常郁积一股气,使其久不发散,用气来支撑自己、刺激自己、磨砺自己。
胸中要常郁积浩然正气。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正气。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英雄豪杰,胸中无不时刻郁积着浓郁得化不开的浩然正气。有了这股正气,才能舍身报国,杀身成仁,如同屈原、李广、霍去病、岳飞、文天祥……有了这股正气,才能刚正不阿,不向恶势力低头,不向魑魅魍魉屈服,如同东汉的清流人士,明代的东林党人,人称巾帼丈夫的鉴湖女侠秋瑾,拍案而起宁死不屈的闻一多,宁饿而死不食美国救济面粉的朱自清,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谱写了一曲曲撼天动地的正气歌。
胸中要常郁积一些不平之气。天下常不平,世间多不公,看在眼里,积在胸中,蓄势而发,就常成惊人之鸣,醒世之音。孔子为礼崩乐坏天下不平而著《春秋》,乱臣贼子惧;司马迁为李陵鸣不平,哪怕因此而遭受宫刑;鲁迅为批判“吃人”世界而著杂文,为学生被杀而抗争,为人民流离失所、水深火热而呼吁;梁漱溟为农民收入低、贡献大、负担重而鸣不平,不惜触龙鳞,逆天怒,被打入冷宫20年。如果没有胸中郁积的不平之气,他们可能都是好好先生,都能安然无恙,寿终正寝,时时郁积胸中的一股不平之气,让他们受尽磨难,遭遇重挫,也让他们走向辉煌,成为不朽。
胸中要常聚积一些郁闷之气。人不得志时,受屈辱磨难时,虎落平阳、凤凰落地时,遭受不公正待遇时,再具体来说,譬如升级提职、奖励表彰、评职称、晋军衔不得意时,胸中总会不同程度地聚集一些郁闷之气,这股气虽然是个人之私气,也同样会给人刺激,给人磨砺,促人奋进,使人成功。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列举的那些历尽千辛万苦后而成就事业的楷模,其实无一不是胸中聚集着郁闷之气,这种气使他们不沉沦,不堕落,不懈怠,终于战胜苦难,走出困厄,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就说周文王吧,被囚禁于里,别家离国,受尽屈辱,儿子被杀还做成肉羹逼他吃掉,他心里也气得发狂,这一股气在心中转来转去,发酵积聚膨胀放大,终于转变成了一本千年不朽著作《周易》。
气,也是一种能量,能量会转化为动力。胸中郁积之气,究竟有益还是有害,关键是看能不能转化,如果不能转化,一直郁积在心,闷闷不乐,怨天尤人,那确实有害身体,于事无补,还不如不生气,少生气。反之,如果能把胸中郁积之气化为自强不息的动力,化为翻身雪耻的精神,化为竞争向上的志向,化作坚忍不拔的韧劲,那气就越多越好,越浓越好。君不见,古往今来那些成就大事业、大学问、大功德者,无一不是借气而生,凭气而斗,因气而争,为气而胜。总结说,志愿军在朝鲜打胜仗,原因就是“钢少但气多”;王进喜为了扔掉贫油国的帽子,“肺都气炸了”;钱学森、邓稼先为造“两弹一星”,殚精竭虑,夜以继日,一口气憋了十几年,终于憋出了中国的“蘑菇云”。总之,打仗要靠气,建设要靠气,科研要靠气,国家强盛要靠气,个人成功也要靠气,什么事情要干好都离不开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