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范文泰戈尔代表作十篇泰戈尔代表作十篇

泰戈尔代表作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4 21:42:48

泰戈尔代表作篇1

在东方,印度文学现代转型起步较早,率先完成现代转型的泰戈尔诗学,对后发的、正在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现代诗学起了激发和促进作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主要文学社团和流派的代表人物都与泰戈尔有过交流或接触,其中有精神的契合,也有思想的启示;有观念的碰撞,也有话语的激发。

文学研究会是我国五四时期最早成立的、有组织有纲领的全国性文学社团,他们提出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在中国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中国现代诗学的“人生派”。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郑振铎、沈雁冰、王统照、谢冰心等人,或者与泰戈尔有非同寻常的交往关系,或者发表过评论泰戈尔的重要文章,是中国文学界与泰戈尔进行诗学对话的一个重要群体。其中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及核心成员之一郑振铎(西谛)是泰戈尔作品的主要翻译者之一,也是对泰戈尔表示极大尊崇和热烈欢迎的人之一。在他主编《小说月报》期间,曾经先后三次出“泰戈尔专号”,使《小说月报》成为我国介绍泰戈尔的主要阵地。作为译者,他译的《飞鸟集》、《新月集》是我国出版最早的泰戈尔诗集。作为研究者,他连续发表了《太戈尔研究》、《太戈尔的艺术观》等重要论文;他的《太戈尔传》是我国第一部泰戈尔研究专著②。泰戈尔访华,他亲自参加欢迎活动,并发表了许多热情洋溢的欢迎文字。在他看来,泰戈尔是“乐园的伟大创造者”,是“提了灯指导我们在黑暗的夜路中向前走的”一位先知和导师③。在文学思想方面,郑振铎也有对泰戈尔的接受和共鸣。他在《太戈尔的艺术观》一文中对泰戈尔的诗学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他赞赏泰戈尔“艺术是人格的表现”以及“建筑他的这个真实的世界——真与美的生存世界——就是艺术的功用”的主张④。这既是对泰戈尔艺术观的转述,同时也是自我阐述。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郑振铎提倡“为人生的艺术”。他在《新文学观的建设》一文中首先批判了旧的“文以载道”和“娱乐消遣”两种文学观,然后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文学是人类感情之倾泻于文字上的。他是人生的反映,是自然而发生的。他的使命,他的伟大的价值:就在于通人类的感情之邮。”他认为“娱乐派的文学观,是使文学堕落,使文学失其天真,使文学陷溺于金钱之阱的重要原因的;传道派的文学观,则是使文学干枯失泽,使文学陷于教训的桎梏中,使文学之树不能充分成长的重要原因。”又进一步指出:“文学是人生的自然的呼声。人类情绪的流泄于文字中的,不是以传道为目的,更不是以娱乐为目的。而是以真挚的感情来引起读者的同情的。”⑤这样的情感表现论的文学观,与他所转述的泰戈尔的艺术观非常接近。在《什么是艺术》中,泰戈尔阐述了他的“情感剩余”论,认为人除了满足生存需要之外,还有大量的过剩精力;人的知识(即理性)的剩余,形成了科学和哲学;人的利他主义的善良的剩余,形成了伦理学;而人的情感的剩余,形成了艺术。他明确指出:“人有着情感能量的蕴藏,这种能量并不完全用于他的自我生存。这种过剩的情感在艺术创作中寻找他的出口,因此人类的文明是建立在他的过剩之上的。”⑥他还进一步指出:“一切真正的艺术都起源于情感。”⑦当然,情感表现论不是泰戈尔的独创,郑振铎的情感表现论也不一定全部来自泰戈尔,但郑振铎毕竟在其论文中转述过泰戈尔“艺术是人类剩余情感的发泄”的观点,二者的话语表述方式也非常接近。

创造社是我国五四时期非常活跃的、影响较大的全国性文学社团之一,以“为艺术”的文学主张在中国文学界独树一帜,形成了中国现代诗学的“艺术派”。创造社的发起人郭沫若是我国最早的泰戈尔接受者之一。1914年他初到日本时,正值日本出现泰戈尔热,他先读泰戈尔的《新月集》,“生出了惊异,第一是诗的容易懂,第二是诗的散文式,第三是诗的清新隽永”⑧。于是便到处找泰戈尔的诗来读。他还曾编过《泰戈尔诗选》寄出版社。由于有这样的机缘,他在思想上一度接近泰戈尔。发起成立创造社时,郭沫若虽然在政治思想和文化观方面已经超越泰戈尔,但在诗学思想方面还没有摆脱泰戈尔的影响。他为创造社成立而写的发表于《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期的诗歌《创造者》,可以看作创造社的成立宣言,其中所表现的思想仍与泰戈尔有相通之处。他将创造视为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事业,“我知道神会到了,我要努力创造”。这与泰戈尔对“创造者”的虔敬非常相似。在诗的结尾他又高唱:“我要高赞这最初的婴儿,我要高赞这开辟鸿蒙的大我。”⑨这与泰戈尔“梵我同一”的泛神论思想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郭沫若为《创造》季刊写的《编辑余谈》中虽然强调他们没有主义、没有组织、没有章程,但还是提出了主张:“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⑩。这里实际上强调了浪漫主义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想和艺术的主体精神。泰戈尔基本上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也是一位具有浪漫主义根基的诗学家。他认为:“心灵是从自然中聚集起来,而文学是从心灵中聚集起来的。为了把心灵的感受揭示出来,特别需要创造力量。”11强调了文学的主体性。又指出:“我们的经典把创造者说成是游戏家,也就是说,他在自己的创作里认识了自己五光十色的情味。人也在自己的内心创造着自己,在种种感情和情味里认识着自己,人也是游戏家。这种游戏的历史抒写和镂刻在人的文学和艺术里。”12强调了文艺活动的自由性。创造社是具有浪漫主义特质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他们与泰戈尔有着更多的共鸣和契合。郭沫若在《创造周报》第一号卷首发表的诗歌《创世工程之第七日》也具有创造社宣言的性质,其中有这样的诗句:“上帝,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是要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我们自我创造的工程,便从你贪懒好闲的第七天上做起”13。这里表现了自我完善的人格追求,表现了浪漫主义的以自我为主体的艺术精神。泰戈尔在诗作中经常表现尽弃故我从而获得新生的渴望,表现与神合一从而实现自我完善的追求。郭沫若与泰戈尔有着相同的强烈的自我更新意识和自我完善追求,只是没有泰戈尔那样的宗教虔诚精神。

当然,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和主体性诗学不仅来自泰戈尔的影响,还有对歌德、惠特曼等西方诗人的接受,但由于泰戈尔影响在前,实际上起了引发作用。郭沫若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谈自己与歌德的共鸣,一是主情主义,二是泛神思想,三是对于自然的赞美,四是对于原始生活的景仰,五是对于小儿的尊崇14。这五个方面也都是泰戈尔所具有的,而郭沫若与歌德发生共鸣,也是泰戈尔激发的结果。对此,郭沫若自己有明确的表述:“我因为自来喜欢庄子,又因为接近了太戈尔,对于泛神论的思想感受着莫大的牵引。因此我便和欧洲的大哲学家斯宾那沙的著作,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诗,接近了。”15

新月社的核心人物徐志摩是泰戈尔的崇拜者,且与之交情甚笃。泰戈尔访华期间都由徐志摩陪同并担任翻译,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泰戈尔把他的《在中国的演讲集》一书题献给徐志摩,并请他到自己的国际大学去做客。1928年徐志摩访问了泰戈尔的国际大学。1929年泰戈尔去日本旅行时绕道中国上海,在徐志摩家住了数天,二人形影不离,非常亲近。这样的交往不仅增进了他们之间的友谊,而且加强了文学思想方面的契合。正因如此,出自徐志摩之手发表在《新月》杂志创刊号上作为团体宣言的《〈新月〉的态度》一文,与泰戈尔的诗学思想非常接近。新月派针对当时中国文坛所明确反对的各种现象,包括感伤派、颓废派、唯美派、功利派、训世派、攻击派、偏激派、纤巧派、派、狂热派、稗贩派、标语派、主义派等,大部分也是泰戈尔所反对的。《〈新月〉的态度》说:“我们不敢附和唯美与颓废,因为我们不甘愿牺牲人生的阔大,为要雕镂一只金镶玉嵌的酒杯。我们是尊重而且爱好的,但与其咀嚼罪恶的美艳,还不如省念德性的永恒,与其到海陀罗凹腔里去收集珊瑚色的妙药,还不如置身在扰攘的人间倾听人道那幽静的悲凉的清商。”16泰戈尔一向反对那种脱离现实无关人生的文学追求,这在他的创作中也有所体现。如《园丁集》第2首就表现诗人拒绝来世的召唤,关切地倾听此岸生活着的人们的心声,“如果我坐在生命的岸边默想着死亡和来世,又有谁来编写他们热情的诗歌呢?”17徐志摩不仅与泰戈尔的思想相通,而且表述方式也有一致性。

徐志摩所追求的人生的健康和尊严,内涵着生命神秘主义色彩,他在《〈新月〉的态度》中说道:“生命是一切理想的根源,它那无限而有规律的创造性给我们在心灵的活动上一个强人的灵感。它不仅暗示我们,逼迫我们,永远望创造的,生命的方向走,它并且启示给我们的想象,物体的死只是生的一个节目,不是结束,它的威吓只是一个谎骗,我们最高的努力的目标是与生命本体同绵延的,是超越死线的,是与天外的群星相感召的”18。泰戈尔的诗学思想和诗歌创作中都有生命神秘主义的表现,他认为“生命是自由的不断爆发,并在不断返回死亡之中寻求自己的韵律”19。他的《吉檀迦利》中有一组吟咏死亡的诗,将死亡看作生命循环中的一个环节,由此获得生命和精神的新生。这是一种以消除生死差别为特征的生命神秘主义,其思想基础是生命的轮回和流转。徐志摩所追求的超越生死的神秘境界与泰戈尔诗学相通,显然是受到后者的影响。

泰戈尔诗学为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等不同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所认同和赞赏,一方面说明泰戈尔诗学本身具有多面性,另一方面,说明我国五四新文学各流派在大方向上具有一致性,我国现代诗学与以泰戈尔为代表的印度现代诗学在大方向上也具有一致性。泰戈尔诗学与中国现代诗学有着基本相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学语境,表现出相似的时代精神,承担着相同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东方诗学的话语转型。泰戈尔与中国现代诗人之间的精神契合与话语激发,就是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实现的,这是他们之间认同性、接受式对话的时代基础。

诗学对话不仅有认同,而且有质疑;不仅有接受,而且有拒斥;不仅有赞赏,而且有诘难。中国和印度属于不同的文化圈,泰戈尔诗学与中国现代诗学属于异质话语,二者在交流对话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碰撞,激发出许多不同的话语。虽然这些碰撞与对话大多在文化层面进行,但其中也有丰富的诗学内涵和深刻的诗学意义。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陈独秀是最早向国人译介泰戈尔的人之一,又是对泰戈尔批判最严厉最持久的人之一。他于1915年在创刊不久的《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译自泰戈尔《吉檀迦利》的四首短诗,题为《赞歌》,并在篇末附有对诗人的简短介绍,但他在译介的同时又对其持否定态度。陈独秀于1917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在诗学思想方面,他提出著名的三大主义。他批判和排斥三种文学的理由都是出于社会功利。这种社会功利主义的、写实的文学观,与泰戈尔自我情感表现为中心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诗学思想大相径庭。在陈独秀看来,泰戈尔似乎属于他所批判的脱离社会的山林文学、脱离群众的贵族文学之列,因此他号召青年不要学习泰戈尔。1920年以后,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就泰戈尔访华发表的十几篇文章已体现出新的思想高度。他用唯物主义哲学批判泰戈尔对科学和物质文明的否定,说明“精神生活不能离开物质生活而存在”20。他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批判泰戈尔的泛爱主义,指出“‘爱’,自然是人类的福音,但在资本帝国主义未推倒之前,我们不知道泰戈尔有何方法可以实现他‘用爱来调和人类’这个志愿”21。他用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唯物论批判泰戈尔的东方文化论,认为东方现有的文化现象“西方以前也曾经历过,并不是东方所特有的什么好东西”,称泰戈尔“提倡东洋思想亚细亚固有文化之复活”为“放莠言乱我思想界”22。这些批判尽管不无偏颇,但却切中要害,深刻有力。

沈雁冰(茅盾)是文学研究会的主将,他的文学观主要受西方文论的影响。他在《文学与人生》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古代没有文学理论,而服膺西洋研究文学者的一句最普通的标语:“文学是人生的反映”。他主要根据法国文论家泰纳的思想,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概括为人种、环境、时代和人格四个方面,其中只有人格一方面与泰戈尔诗学接近,但他征引的是法朗士的观点:“文学作品,严格地说,都是作家的自传”23。可见沈雁冰的文学观与泰戈尔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他的文学思想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和现实主义的写实论,与泰戈尔的情感表现说大相径庭,他关于泰戈尔的论述是文学思想成熟之后的诗学对话。然而沈雁冰是文学研究会的核心成员之一,受到以郑振铎为代表的大部分文学研究会成员对泰戈尔的认同甚至崇拜的气氛的影响,对泰戈尔不无好感,但在思想上与泰戈尔有很大的距离,所以在泰戈尔访华之际,他发表了题为《对于台戈尔的希望》的文章,对泰戈尔作了一分为二的分析:“我们也是敬重台戈尔的;我们敬重他是一个人格洁白的诗人;我们敬重他是一个怜悯弱者,同情于被压迫人们的诗人;我们敬重他是一个实行帮助农民的诗人;我们尤其敬重他是一个鼓励爱国精神,激起印度青年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诗人。所以我们也相对地欢迎台戈尔;但是我们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台戈尔;也不欢迎创造了诗的灵的乐园,让我们的青年到里面去陶醉去瞑想去慰安的台戈尔。”又指出:“我们所望于台戈尔带来的礼物不是神幻的‘生之实现’,不是那空灵的《吉檀迦利》,却是那悲壮的《跟随着光明》!”24可见他对泰戈尔的诗歌作品和诗学思想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和有选择的接受。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家和文化人中,沈雁冰对泰戈尔的分析和认识是比较客观公允的。

我国五四时期有许多人写过批评泰戈尔的文章,但多数集中批判他的东方文化论或他关于人类之爱的宣扬,其中虽然有一定的诗学意义,但毕竟不是真正意义的诗学对话,而诗人闻一多是一个例外。他1923年在《时事新报》文学副刊上发表的《泰果尔批评》一文,主要是针对泰戈尔的诗歌和诗学思想进行分析批判,是真正意义的中印两国诗人之间的诗学对话。他首先批评泰戈尔的《飞鸟集》、《吉檀迦利》、《采果》等诗集中的作品哲理和宗教压倒了诗情,又进一步指出:“泰果尔的文艺的最大的缺憾是没有把捉到现实。文学是生命的表现,便是形而上的诗也不外此例。普遍性是生活底要旨,而生活中的经验是最普遍的东西,所以文学的宫殿必须建在生命的基石上。形而上学惟其离生活远,要它成为好的文学,越发不能不用生活中的经验去表现。形而上的诗人若没有将现实好好地把捉住,他的诗人的资格恐怕要自行剥夺了。”他批评泰戈尔“怀慕死亡的时候,究竟比讴歌生命的时候多些。从他的艺术上看来,他在这世界里果然是一个生疏的旅客。”25闻一多在这里批判泰戈尔的同时,也表现了自己的生命主义和为人生的诗学思想。对于泰戈尔诗歌中的自然和人生问题,闻一多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泰果尔虽然爱好自然,但他爱的是泛神论的自然界。他并不爱自然的本身。……泰果尔记载了一些自然的现象,但没有描写它们;他只感到灵性的美,而不赏识官觉的美。泰果尔摘录了些人生的现象,但没有表现出人生中的戏剧;他不会从人生中看出宗教,只用宗教来训释人生”26。闻一多还进一步批评了泰戈尔诗歌虚无缥缈和纤弱的风格,认为泰戈尔的诗即使勉强弹上了情绪之弦,“他的音乐不失之于渺茫,便失之于纤弱。渺茫到了玄虚的时候,便等于没有音乐!纤弱的流弊能流于感伤主义。……泰果尔的诗是清淡,然而太清淡,清淡到空虚了;泰果尔的诗是秀丽,然而太秀丽,秀丽到纤弱了。”他还批评泰戈尔的诗缺乏形式美。闻一多是我国新诗格律的提倡者,非

常注重诗的形式,所以对译自英文的泰戈尔散文诗和自由体诗批评有加。闻一多批评泰戈尔的意图主要是针对当时中国的诗坛,他指出:“于今我们的新诗已经够空虚,够纤弱,够偏重理智,够缺乏形式的了,若再加上泰果尔的影响,变本加厉,将来定有不可救药的一天。希望我们的文学界注意”27。可见闻一多一方面注意到了泰戈尔对中国现代新文学的负面影响,力图加以廓清;另一方面是借题发挥,通过批评泰戈尔提出自己的诗学思想。

泰戈尔诗学中有明显的唯美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因素,这是他诗学体系中难以克服的障碍和无法摆脱的重负,其中既有时代的局限,又有民族文化基因的积淀。我国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中华民族非宗教性的以人文政治为中心的民族精神,与泰戈尔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和超越现实的宗教神秘主义难以合拍,不能相容,因此,我国文学界对泰戈尔的批判也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批判式对话是一种历史性的超越。

由于泰戈尔的诗学思想非常复杂,其中既有印度传统诗学的继承,又有西方文论的影响,而且中国对泰戈尔的了解和认识都是通过西方的窗口,因此,我国五四文化人对泰戈尔的接受中也有许多误读现象,如在文学方面,突出了他善于幻想和超越现实的一面,忽略了他关心人生,关注实际的一面;在社会政治方面,夸大了他的出世隐退和保守妥协的一面,忽视了他作为改革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积极入世、斗争进取的一面;在哲学思想方面,强调了他追求“梵我同一”的无限境界的一面,消解了他执着生活热爱人生的一面;在文化思想方面,强调了他因袭继承的传统性的一面,隐没了他突破创新的现代性的一面;在东西方问题上,抓住了他关于东方精神文明抵制西方物质文明的宣扬,丢掉了他对“活生生的西方文化”的赞美和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这样的误读也影响了对话的效果。

误读的原因很多,首先是文化过滤。我国五四时期主要是通过西方的窗口来认识和接受泰戈尔的。西方人对泰戈尔的接受已经有了一层文化过滤。经过过滤,泰戈尔作为一位反殖民主义的斗士和和社会改革家的形象被淡化了,作为一个具有宗教虔诚精神和博爱思想的神秘主义诗人的形象被突出和彰显了。如在孟加拉文的《吉檀迦利》中,直接表现爱国思想的诗占很大部分,诗人在将自己的作品译为英语向西方输出时没有选译,一方面是为了译本主题单纯统一,另一方面也可能为了照顾读者对象。这个策略也为其他译者所采用,所以英译泰戈尔作品表现强烈爱国感情的不多。另外泰戈尔在西方的演讲也以阐释印度传统宗教哲学为己任,突显了他东方传统文化继承者的面目,而遮蔽了他西方化倡导者和现代性追求者的形象。我国文化人在从西方引进泰戈尔的过程中,又经过了一次文化过滤,误读不仅难以避免,而且机会更多,几率更高。这样的误读使中印诗学对话既没有真正全面展开,也不能深入进行下去。

其次是翻译媒介的局限。泰戈尔的母语是孟加拉语,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用孟加拉语创作的。当时我国没人懂孟加拉语,泰戈尔的作品、演讲和论著只能通过英语转译,其中不仅有误译和误解,而且只能是管中窥豹,难见其真。比如闻一多对泰戈尔的批评,针对的主要是其英译作品,其中的确空灵者多,现实者少;纤弱者多,刚健者少,又经过二度翻译,形式美也丢失了。闻一多从中国新诗建设的角度对泰戈尔提出批评,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可否认,这种批评是建立在误读基础之上的。实际上,闻一多与泰戈尔的诗学思想是非常接近的。比如闻一多在其诗学代表作《诗的格律》一文中强调诗歌必须有格律,否则没有游戏规则,游戏就失去了趣味,并进一步指出:“诗的所以能激发感情,完全在它的节奏;节奏便是格律。……对于不会作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世上只有节奏比较简单的散文,决不能有没有节奏的诗”28。泰戈尔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在早年的一封信中说:“河水在不再为河岸所制约,流散为一片单调的茫茫水泽时,便失去了自己的美。就语言而言,韵律起着河岸的作用,赋予它以形式、美和特征。正如河岸给每一条河以鲜明的个性一样,格律也使得每一首诗成为独创。”29晚年,他又在演讲中进一步指出:“什么是韵律?它是由和谐的限制产生和规定的节奏变化,是艺术家手中的创造力。只要语言停留在平铺直叙的散文形式中,它就不能给人以任何真正的持续不断的艺术情调。一旦语言具有节奏并进入韵律,它们就会产生共鸣,焕发出光辉。”30闻一多主张诗歌要有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泰戈尔也有类似的观点,他指出:“文学为了弥补语言表现力的不足,借助另外两个手段:一是图画,二是音乐。……图画和音乐是文学的两个主要助手。图画赋予感情以形式,音乐赋予感情以活力。图画恰如身体,音乐犹如生命。”31可见泰戈尔和闻一多诗心相通,思想接近。诗心如此相通的中印两位诗人,由于文化过滤和翻译局限而产生了既深且巨的误读,不能不说是中印现代诗学对话中的遗憾。当然,误读也不见得都是坏事。闻一多通过批评泰戈尔使自己的诗学思想更加清晰和深入,正是在1923年底发表的《泰果尔批评》的基础上,闻一多于1926年发表了他的诗学代表作《诗

的格律》,这也可以看作诗学对话的成果之一。第三,我国五四时期多元的文化语境,形成不同的接受话语,对文学误读起了强化作用。所谓接受话语即在对作家的接受过程中,根据特定的接受语境和接受目的而形成的群体接受意识。对于接受者来说,接受对象不是一个需要认识的客体,而是一个需要阐释的文本。这样的接受话语具有“建构对象”的功能。具体到五四中国,文化语境主要是东西方文化论争以及科学与玄学论战,由此形成了东方派与西方派,科学派与玄学派等不同阵营。泰戈尔对西方文化有一定的错觉,认为西方文明已经陷入危机,需要东方文明来拯救,他到中国的当天便对东方通讯社记者发表了这样的谈话:“余此次来华讲演,其目的在希望亚细亚文化、东洋思想复活。现在亚细亚青年迎合欧美文化。然大战以来,竟暴露人类相食之丑态,西洋文明濒于破产。人类救济之要谛,仍在东洋思想复活之旗帜下,由日本、中国、印度三大国民,坚相提携”32。由于泰戈尔以“东方精神文明”的宣扬者自居,在不经意中卷入了中国文坛的文化论争。在对泰戈尔接受的多声部话语中,玄学派居于主导地位。梁启超所主持的讲学社是玄学派的大本营。他们作为东道主,在接待来访的泰戈尔时,极力称赞其宗教神秘主义的方面和东方精神文明的观点,结果是话语建构对象,突显了泰戈尔作为东方精神文明鼓吹者的形象。与玄学派对立的是早期共产党人的接受话语。他们在批判东方派、复古派和玄学派的文化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话语系统。据茅盾回忆,他们写文章批判泰戈尔,“是响应共产党对泰戈尔的评价,也是对于别有动机而邀请泰戈尔来中国‘讲学’的学者、名流之反击”33。这样的话语建构对误读起了强化作用。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中国现代文化人与泰戈尔的诗学对话也形成了赞成与批判、欢迎与拒斥的不同阵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诗学对话中的赞成或批判与文学流派阵营不尽相同,同一个文学流派中对泰戈尔诗学思想也有不同的态度和声音,比如同是文学研究会的主将,郑振铎对泰戈尔诗学赞赏有加,茅盾却对泰戈尔思想多有微词;同是新月派的主要成员,徐志摩对泰戈尔的诗歌和诗学极为推崇,闻一多则对泰戈尔持批判态度。即使同一接受主体,前后观点态度也大不相同,如郭沫若早期受泰戈尔影响很大,后来也加入了批判泰戈尔的行列。这样的多重对话和众声喧哗,一方面表现了中外诗学对话的个性化特征;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现代诗学发生期具有众声喧哗的复调语境。无论是认同接受还是批评批判,对话主体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精神和超越精神。这种开放精神和超越精神对于诗学的跨文化对话具有重要意义。

泰戈尔代表作篇2

一、文学的起源和定义

泰戈尔认为,文学起源于“心灵世界渴望展示自己”的冲动[1]2,是“一个人的心祈求在别人心中得到不朽”[1]11的结果。“外部世界进入我们的心中,变为另一个世界”[1]1,也就是“内心世界、自己的世界和人的世界”。在泰戈尔眼中,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虽生活于这个世界上,却感觉麻木,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内心一片荒芜,宏大的外部世界对他们的内心不能产生丝毫的影响;另一种人则幸运得多了,他们好奇心极强,时刻处于敏感状态,世间万象都能深深的触动他们的心弦,内心世界极为丰富。文学则是属于这后一种人的。只有这种人,才会产生“表达的焦灼”,也只有文学,才能让这种“焦灼”“一瞬间就平静下来了”[1]4。而心灵世界之所以有渴望展示自己的冲动,是因为人和动物的不同。动物的活动只是本能的维持生存和延续种族,而人除此之外,还有丰富的情感,这种情感的表达需求便促使了文学的产生。

在《文学意义》一文中,泰戈尔对文学的定义进行了概括:“外在的自然和人性,在人的心中,时刻构成形态,时刻奏响音乐,用语言描写的那种形态、那种音乐,就是文学。”[1]5“那心灵之歌的展现,以及在天帝创造下的冲击下,内心那创造激情的展现,就是文学。”[1]6在《文学素材》一文中,泰戈尔写道:“培植富于个性的情感,让个人的情感成为所有人的情感,就是文学、就是艺术。”[1]14

在《文学批评》一文中谈到文学创作时,泰戈尔提出:“把内在的变为外在的,把情感的变为语言的,把自己的变为人类的,把瞬间的变为永恒的,这就是文学创作。”[1]20由此分析,泰戈尔对文学定义的认识有以下几个要点:第一,文学的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外在自然,二是人性。关于文学与自然世界的关系,泰戈尔认为,“文学不是自然的一面镜子……不是自然的单纯模仿。”[1]18这里泰戈尔主要强调了自然真实与文学真实的区别。自然真实是客观存在的生活事实,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是文学真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文学真实是作家通过自身的认识和感悟揭示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表现生活的内蕴,是一种审美意义上的主观的真实。泰戈尔认为,真实固然是文学追求的一大目标,但这种真实并不是“毫厘不差的临摹”,文学家的真正才华就体现在“以扩大的方式维护真实的能力中”。

除此之外,泰戈尔也多次强调了人心和人性在文学中的地位。“文学捕捉的,不光是人的心灵。人的性格也是一种创造……”“千姿百态的人性是捕捉不到的……而文学却想把它从内心世界挖掘出来,加以展示。”“文学的内容是人心和人性。”[1]5“文学的主要内容是人的心灵描绘和人的性格刻画……文学的本来含义就是‘接近’,也就是结合的意思,文学的任务就是使心灵结合。”[2]378

第二,情感是文学的主要支柱,且在表现时需要被“放大”。在泰戈尔眼中,文学不同于哲学和自然科学。它不像一件物品,是大是小是蓝是白一目了然。“文学的主要支柱,不是知识而是情感。”[1]13既然是情感,就必然是主观而抽象的。情感要想被证实,让作家的苦乐与好恶得到读者的同情和认同,成为读者的苦乐与好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虽然作家对自己的情感是清楚的,但若要他人也能感受到这情感的真实,就要“把话稍加放大”。泰戈尔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此观点。一位母亲因为丧子而在夜里号啕大哭,使全村人的睡眠受到了打搅。其实,表达悲痛所需要的哭泣真的需要这么高的声音吗?未必。但这完全是虚伪的吗?也未必。她只有以这种更加强烈的表达方式,才能使麻木的世人多少理解一些她的痛苦。最后,泰戈尔总结说,这样做虽然使“作品的内容表面上有些失真,可本质上比自然现象更加真实”[1]19。

第三,文学是“把自己的变为人类的”这一过程的产物。

在《文学素材》一文中,泰戈尔写道:“把民众的东西以特殊的方式转变为自己的东西,再以特殊方式把自己的东西转变为民众的东西,就是文学创作过程。”[1]14

在这里,泰戈尔用极为抽象和简练的语言概括了文学活动的四个要素及其产生过程。根据现代文学理论,文学活动分为四个要素:世界、作者、作品、读者。文学活动的过程是:首先,作者从世界中选取素材,通过艺术构思采用各种手段对素材进行加工,创造出文学作品。文学作品不仅是现实客观世界的“镜”,更是表现主观世界,给人照亮方向的“灯”。然后,作为文学接收主体的读者通过作品与作者进行潜在的精神交流。这样,作家先把外部世界经过加工变成了自己的主观世界,又通过文学作品把这主观世界传达给读者,读者在阅读作品后获得与作家获得共鸣,产生相同的感受和体验,这时,作家“自己的”主观体验便变成“人类的”了。

二、文学的目的和功能

有人说作家的创作激情是自然喷涌的,就如鸟儿情不自禁的啼唱一样。泰戈尔却不赞同这种说法。他认为,哪怕是鸟儿的歌声中,恐怕也有吸引鸟族成员的动机,就像母乳喂养的对象是自己的孩子一样,作家创作的对象是读者。可见,泰戈尔是主张文学创作的目的性的。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并不能得到泰戈尔的支持。“为艺术而艺术”是“人们已经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的结果(恩格斯语)[3]128,正如恩格斯在这里所强调的“需要”是人们行为的主要目的一样,泰戈尔也否认了文学创造这一行为的目的性理论,他曾明确表示,“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不抱有任何目的,他所写的一切都会被忘记”[4]。

那么,文学的目的和功能究竟是什么呢?泰戈尔认为文学首先是为了满足人们强烈的内在需要。#p#分页标题#e#

“心灵世界一直为表现自己而作着坚持不懈的努力,为此,人类自古以来就进行着文学的创作。”[5]36

人不同于动物,除了满足基本的生存和繁衍需求之外,还有着充满丰富情感的内心世界。而“情感有一种天然态势,即它想在不同的人心中感知自己”[1]8。人们所居住的房屋、使用的家具、浇铸的金属物品、制造的皮革制品等等这一切外在的物质世界终将湮灭,而只有人所感知过的情感“从一颗心到另一颗心,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不停地向前流动,永不止息。然而,泰戈尔认为文学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作者内心情感的表达需求,更有为他人解除痛苦,带来快乐,在困境中鼓舞人为了理想而艰苦奋斗,在黑暗的现实中给人带来光明的功能。总之,文学是要为人类社会服务的。“纯粹为自己的欢乐而写作,不能称作文学……作品,不是为作家个人写的。”[1]8

在《世界文学》一文中,泰戈尔以一个比喻说明了个别作家的创作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整个人类文学密不可分的。泰戈尔说,人类文学创造好比是建造一座殿堂,各个时期各个地域的作家只是建筑小工,没有人拥有整个建筑的蓝图。只要建造过程中稍有纰漏,整个殿堂就会倒塌。每个小工都应该竭尽全力把自己的作品摆在整个建筑的恰当位置,这样才能展现自己的才华,才能受到像师傅一般的尊敬。

在《文学批评》一文中,泰戈尔还写道“心灵进行创造,是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文学进行创造,是为了给大家快乐。”[1]20“文学家不仅为当代从事高尚的创作,永世的人类社会是他们的服务对象。”[1]22这里泰戈尔肯定了文学的社会功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泰戈尔在晚年还充分认识到了工农劳动者的历史作用,提倡文学要为他们服务。他在总结自己一生的创作时,想到了普普通通的农民工人,意识到正是他们在推动人类历史的前进。泰戈尔对自己没能走进他们的生活深表遗憾,作诗写道:因此,我在等待着一位诗人———他是农民生活中的同伴,他是他们工作、谈话中的亲人,他和土地更加亲近,在文学的盛宴中,让他来贡献我不能奉献的一切。

三、文学创作

泰戈尔的一生是创作的一生,积累了丰富的文学创作经验,发表了许多关于文学创作的言论和文章,为世界文学理论的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泰戈尔曾多次强调文学创作技巧的价值,认为创作技巧可以使语言和文学获得发展,语言和文学的发展又可以促使人的表达能力不断提高。

表达能力的获取并非易事,需要付出巨大而艰辛的劳动,但这却是人们历来所渴望获得的。泰戈尔还说,文学是不能像哲学和科学那样毫无修饰的,文学应借助于韵律、暗示、含蓄、对比、比喻、蕴藉、象征等手段来“做好自己的事”。在众多文学修饰手法中,泰戈尔对韵律和蕴藉反复强调,独有偏好。

韵律美是泰戈尔文学思想的核心。在《文学本质》一文中,泰戈尔写道:“文学应在作诗押韵、造词遣句里讲究韵律的运用。”[5]38他甚至主张用音乐来弥补文学表达的不足。当某些辞藻已经司空见惯,在表达某个意义时无法表现出触动人心的生命力时,可以通过音乐来使之变得不同凡响。然而,泰戈尔的韵律观已不仅仅局限于诗歌的格律和文学创作,而是成为一种哲学观点,来解释世间的万事万物。在《艺术家的宗教》一文中,泰戈尔给韵律下了定义:“什么是韵律?它是由和谐的限制产生和规定的旋律变化,是艺术家手中的创造力。”[5]33韵律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一方面,韵律存在于客观存在的万物之中,玫瑰花、岩石、甚至矿物中都有包含韵律。另一方面,并不是人人都能感受到这种客观存在的韵律,只有心灵敏感的人才具备这种能力。在泰戈尔心中,韵律是矛盾对立的协调,韵律的存在及其运用使个人心境平和,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乃至国家与国家之间和睦相处。

除了韵律,泰戈尔也十分看重蕴藉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据印度古典文艺理论,在美中有一种难以表达性,这种难以表达性就是真正的美。[5]37

泰戈尔认为在文学中要维护这种难以表达的特性,就如维护女人的美丽和羞涩一样。

泰戈尔代表作篇3

泰戈尔与他的创作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于1861年5月7日出生在印度加尔各答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印度教宗教改革领袖,他是父亲的第十四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孩子。他8岁就写诗,并展露出非凡的天赋,13岁即能创作长诗和颂歌体诗集。1913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

泰戈尔兼有诗人、小说家、剧作家、音乐家、画家、哲学家等多重身份。他一生共写了50多部诗集,被称为“诗圣”。他还写了12部中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20多部剧本,并创作了1500多幅画,谱写了众多的歌曲。他的作品反映了印度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种姓制度压迫下。要求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描写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充满了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同时又富有民族风格,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他的诗在印度享有史诗般的地位,他本人被许多印度教徒看做一个圣人。

泰戈尔重要的诗集有《吉檀迦利》《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等,重要短篇小说有《还债》《摩诃摩耶》《太阳与乌云》等,重要的长篇小说有《沉船》《戈拉》等。早在1915年,泰戈尔的作品就由陈独秀翻译介绍到中国,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文坛上的“泰戈尔热”盛况空前。此后的几十年,泰戈尔的作品在中国保持了长盛不衰的魅力。现行的初中语文教材,大多选有泰戈尔的作品。

泰戈尔在世界上具有巨大的影响。1941年8月7日,80岁的文学巨星陨落了。

泰戈尔的散文诗

泰戈尔说:“诗人的创造领域宛如星空。浩渺朦胧的星空中不时迸发出成形的恬静的创造。那就是诗。是我全部作品中的宠儿。”他以一颗赤子之心,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用勤劳的双手,浇灌着一朵朵美丽的诗之花。他的诗闪耀着深邃的哲理之光,不仅唤起人们对自然、人类和一切美好事物的爱心。而且也启示着人们如何执著于现实人生的理想追求。让整个世界充满欢乐与光明。

第一,泰戈尔歌唱大自然的变化多姿与美好。大自然中,有变幻无穷的云雾:“雾,像爱情一样,在山峰的心上游戏,生出种种美丽的变幻”:有静悄悄母亲般的黑夜:“静悄悄的黑夜具有母亲的美丽,而吵闹的白天具有孩子的美”:有奉献光明给天空的月亮:“月儿把她的光明遍照在天上。却留着她的黑斑给她自己”;有脚步虽小,却拥有无限大地的小草:“小草呀。你的足步虽小,但是你拥有你足下的土地”(《飞鸟集》)。

第二,泰戈尔崇尚美妙纯洁的爱情。他把男女之间初恋的羞怯,相思的苦闷,期待的焦急,幽会的颤栗,新婚的快乐,生死离别的痛苦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尤其是他毫不吝惜地运用了大量比喻来赞美爱情的伟大与永恒:“生命因为付出了爱情。而更为富足。”在对待爱情问题上。泰戈尔告诫人们:“不要因为峭壁是高的,而让你的爱情坐在峭壁上。”对待爱情,必须忠贞,只有双方用爱来交换,才会获得真正的爱情。如果玩弄爱情,人为地制造种种的爱情悬念,那势必是让爱情悬在峭壁之上,随时都有粉身碎骨的可能。

第三,泰戈尔倾心于母爱与童真。泰戈尔怀着一颗的童心,回到了闪着琥珀色奇光的童真世界,去歌唱母爱:“孩子,你真是快活呀,一早晨坐在泥土里,耍着折下来的小树枝儿。我微笑地看你在那里耍着那根折下来的小树枝儿。”孩子无忧无虑地坐在树下的泥土里玩耍,并天真地询问自己是从哪里来到人间――“我是从哪儿来的,你,在哪儿把我捡起来的?孩子问他的妈妈说。她半哭半笑地把孩子紧搂在胸前说:你曾是我藏在心里的愿望,我的宝贝。”(《新月集・玩具》)母亲微笑地看着玩耍的孩子,没有责备,只有欣赏。

第四,泰戈尔赞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爱”。泰戈尔对“爱”的思索,是深切、执著的。不仅男女间有纯真的爱情,母子问有温馨的亲情,而且人与自然间也有微妙的感情……一切人类可以体会的情愫,都被他原原本本地极其含蓄地表达出来。因为有“爱”,世界才会充满幸福与快乐。他说:“我们爱生命,实在就是为了维护我们同这个大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爱的关系。……一切存在的矛盾都在爱中融化、消逝。”爱是人生的基础,爱是人生的全部。

第五,泰戈尔积极探求人生的真理。他倡导一种为创造美好生活而默默献身的精神。“果实的事业是尊贵的,花的事业是甜美的,但是让我做叶的事业罢,叶是谦逊地专心地垂着绿荫的。”那小小的绿叶,没有花的事业的美丽,也没有果实事业的尊贵,可是,它的价值不就体现在为果实、为花朵做陪衬和制造绿荫吗?这种“叶事业”,是一种献身的事业。泰戈尔还倡导不断奋斗的精神:“如果错过了太阳时你流了泪,那末你也要错过群星了。”人。不要因为错过了太阳而去流泪,错过了今天的太阳,只要你能正视黑夜,并执著地追求,那么,闪烁在夜空中的群星,仍然会给你力量,给你信心,去追逐明天的太阳。正因为人有了默默奉献的精神,有了不断进取奋斗的拼搏精神,人活在世界上才能“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吉檀迦利》片段欣赏

下面的片段摘自《吉檀迦利》的第10、11首诗歌,描写的是泰戈尔心中的“神”的所在:

这是你的脚凳,你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歇足。

我想向你鞠躬,我的敬礼不能达到你歇足地方的深处――那最贫最贱最

失所的人群中。

你穿着破敝的衣服,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行走,骄傲永远不能走近这个地方。

你和那最没有朋友的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们作伴,我的心永远找不到那个地方。

他是在锄着枯地的农夫那里,在敲石的造路工人那里。太阳下,阴雨里,他和他们同在,衣袍上蒙着尘土。

泰戈尔心中的“神”,是万物化成一体的泛神,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象征,是诗人追求的最高目标――“神我合一”。神“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歇足”,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行走”,“在锄着枯地的农夫那里,在敲石的造路工人那里”,也就说明诗人在最贫最贱不断干着苦力的劳动者那里,关心他们,爱护他们。这充分表现了诗人的泛爱思想。

相关链接

散文诗,是兼有诗与散文特点的一种现代抒情文学体裁。它融合了诗的表现性和散文的描写性。从本质上看,它属于诗,有诗的情绪和幻想,给读者以美和想象,但内容上保留了有诗意的散文性细节;从形式上看,它有散文的外观,不像诗歌那样分行和押韵,但不乏内在的音乐美和节奏感。散文诗一般表现作者基于社会和人生背景的小感触,注意描写客观生活触发下思想情感的波动和片段。这些特点,决定了它题材上的丰富性,也决定了它的形式短小灵活。

散文诗最早出现在法国。中国的散文诗出现在前后,刘半农是中国散文诗的开拓者。印度散文诗的开拓者是泰戈尔。

泰戈尔作品的中译本:

《泰戈尔散文诗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

泰戈尔代表作篇4

“世界用图画同我说话,我的灵魂答之以音乐。”泰戈尔的这句诗,现在就镌刻在泰戈尔曾居住过的上海静安区四明村。

泰戈尔飞过上海,并且永远留在了上海

泰戈尔是作为思想偶像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的。1913年,泰戈尔以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亚洲人第一次获得如此高的世界荣誉,整个亚洲为此欢欣鼓舞。

泰戈尔曾因没能到具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访问而深以为憾。为了完成此心愿,1923年4月,他派助手来中国接洽,希望访华。徐志摩喜出望外,牵线讲学社,向诗人发出了邀请。

泰戈尔欣然接受了邀请。1924年3月,诗人一行乘船从印度出发,前往中国,第一站就选在上海。

上海的空气中似乎都有“飞鸟”抖羽的声音

1924年4月12日早晨,上海汇山码头,料峭春风依然有点刺人。徐志摩、瞿菊农、张君劢、郑振铎等代表早早伫立码头,迎接诗人。

眼看着船离码头越来越近,岸上的人们终于清清楚楚地看到在第一层甲板上站着的那个和蔼慈祥的老人了。他们都脱帽向这位令人尊敬的哲人行礼,印度人则站成一排,合唱着一首欢迎的歌。泰戈尔这时正靠在栏杆上,凝望着第一次在自己眼帘中出现的中国的风景。当看见岸上欢迎的人群时,诗人微微欠身,俯首合掌还礼。

船终于停靠在了码头上。船还没停稳,欢迎者就迫不及待地一拥而上,把泰戈尔围在了中间。印度人给他戴上了花环,请他坐在中间的椅子上。泰戈尔用一种舒缓、低沉却美妙如音乐般的声音回答着记者们的提问,边回答边不时把眼镜拿下来放在眼前,有时又微微笑着,说出一些很有趣的话,让听者也都不由自主地跟着笑起来。欢迎者要求为诗人拍张照片作为他来到中国的纪念,他微笑着从椅子上站起来,要把脖子上的花环拿下来,但几个印度人连忙阻止他说:“现在先不忙拿下来。”泰戈尔笑着说:“这样我就是一个新娘子了!”大家都笑了。

远途而来的诗人太疲倦了,络绎不绝慕名前来拜访的人,都被礼貌地拒绝了。

但诗人渴慕自己心仪的中国。当天下午5点,兴冲冲的诗人就在徐志摩等人的陪同下,游览了上海古刹龙华寺,观赏正在盛开的桃花。遗憾的是此时古寺为军人所占,泰戈尔本是来看文化的,却看到了与文化格格不入的暴力的象征,加上年久失修,古寺已经败落不堪,犹如当时中国的缩影。这些都给诗人留下很不愉快的印象。

18日下午3点半,商务印书馆、《申报》等团体和报社的代表,以及印度、西方人士共1200余人,借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会议室,为泰戈尔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当泰戈尔出现在会场上时,乐队奏起优美的音乐。泰戈尔身穿黑色长袍,戴着红帽,仪态庄严肃穆。泰戈尔在演说中表达了对中国的“敬与爱”,但也遗憾地表示自己到上海之后,所见到的一切都无法突显中国伟大的文化,相反,满目所及都是物质主义这个魔鬼所留下的败落迹象,“物质发达,真趣消失”。泰戈尔演说后,周映湖开始演奏中国古琴曲,泰戈尔凝神细听,若有所感。

当晚7点左右,泰戈尔一行乘车至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有正书局参观。他边翻看书局里所展的中国美术品,边大加赞赏,最后买了十几件自己最满意的作品。

“我的不幸的命运从我的本土跟着我来到异乡”

随后,泰戈尔一行去了北京,这是一次并不愉快的北上之行。他在北京的演讲受到攻击,他的学说受到质疑。老诗人黯然离京,5月21日至太原,之后赴武汉。5月28日上午,泰戈尔一行从汉口抵沪,下榻极司菲尔路的意大利诗人倍纳夫人家。

29日下午,在慕尔鸣路37号,也就是上海各界为泰戈尔举行第一次欢迎会的地方,上海各界代表又为泰戈尔举行了欢送会。泰戈尔在演讲时伤感地说:“如今我快走了,我带走的也就只有这一层友谊的记忆。但同时我亦不需自我掩讳,我的不幸的命运从我的本土跟着我来到异乡。”

老诗人的告别词意味深长。参加送别会的人都能听出其中蕴涵的无限酸楚与悲哀,并不由得为这位千里迢迢抱着诚意来到中国的印度老人感到难过。

泰戈尔刚到上海时正是暮春天气,温和而隽永;而现在要离去时已接近上海的梅雨季节,老诗人的心情也犹如这变化了的天气。“他的笑容,除非我是神经过敏,不仅有勉强的痕迹,有时看来简直是眼泪的替身。”一路陪伴老诗人的徐志摩对泰戈尔情绪的变化感受最真切。

在华的这40多天,老诗人经受了他所爱的中国的考验。他“学乖”了,在告别演说中,他不再直接批评中国的物质主义,而只婉转地讽刺,语气里多了一点惆怅,一点无奈,一点欲言又止的伤心:“你们一部分的中国人曾经担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告诉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不会存心与他们作对的。”

5月30日,泰戈尔一行从上海乘船赴日,结束了这次路途和心境都颇为坎坷的中华之行。送行者目送着这位60多岁老人的身影从中国的国土上慢慢消失,心里不知是何感想。他们或许在自问:这次泰戈尔先生来华,不知是他接受了中国人的裁判,还是中国人受了他的审判?

平静的第二次访华

相对于第一次访华的轰轰烈烈、毁誉参半,泰戈尔的第二次来华显得过于平静。1929年3月,泰戈尔借道中国去日、美讲学,下榻于福熙路913号的徐志摩家中。鉴于第一次访华的不愉快经历,泰戈尔到中国前一再叮嘱徐志摩,这次他来中国,一定不要再像上次那样弄得人人皆知,到处去演讲。他只需静悄悄地在家里住几天,做一个朋友的私访,大家谈谈家常,亲亲热热的像一家人,愈随便愈好。徐志摩明白老人的心情,所以对泰戈尔的这次来访,持极其低调和保密的态度,只有一些好友知道。

当时徐志摩与陆小曼新婚不久,“房子那么小”,使陆小曼羞愧得不敢让泰戈尔入住。而泰戈尔不去印度同胞的高厅大厦,就喜欢他们的小家,而且还不愿意住他们费尽心思布置的一间“印度式房间”,就爱他们的卧室和那张“破床”,因为他爱其“东方风味,古色古香”。在这个浪漫小家庭里,泰戈尔感受到亲情和温暖,过的是极普通的家居生活。对徐志摩与陆小曼夫妇,泰戈尔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地宠爱”。每次印度同胞请吃饭,他一定要带他们同去。在向印度人介绍徐志摩和陆小曼时,泰戈尔有次说他们是他的儿子、媳妇,这使徐志摩与陆小曼受宠若惊。泰戈尔还在徐志摩的纪念册上用毛笔画了一幅水墨自画像,并在画像右上角用钢笔题写了一句英文诗。

6月11日,泰戈尔结束在日、美的讲学,转道上海返回印度,又住在徐志摩家中。泰戈尔这次在上海只住了两天。离开上海的前夕,他把自己穿的一件紫红色丝织印度长袍送给徐志摩夫妇,并深情地说:“我老了,恐怕以后再也不能到中国来了,这件衣服就给你们留做纪念吧。”

临行前,泰戈尔和徐志摩还约定,到1931年泰戈尔70岁大寿时,徐志摩去印度为老诗人祝寿。然而,年轻的诗人却遭遇了空难。

之后诗人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但三次来华却使诗人的心永远牵挂着这个让他悲喜交加的国家。他对这个文明古国的爱,从来没有因为曾经的不愉快而有丝毫减少。泰戈尔的中国之行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三次中国之行都是始于上海,终于上海。上海见证了诗人的悲喜,并留下了诗人实实在在的足迹。虽然诗人表示厌恶上海的西化色彩和逐利市风,但恰恰是这个西化的东方都市,以自己的宽容和博大的胸怀,让诗人倦飞的翅膀和疲惫的心灵得到暂时的栖息,并使诗人获得了真正的友谊。

泰戈尔代表作篇5

  浅夏,与时光轻语,与季节生情。

  行走在夏的路上,满目青翠,片片绿叶叠起,成了夏日的树树浓荫。起初喜欢夏,仅仅因为一些童趣。现在喜欢夏更多的是源于泰戈尔的那句“生如夏花之绚烂”。

  夏花是向日葵吗?看他大朵大朵的开得那么灿烂,似乎要和太阳比个高下。夏花,是紫薇花吗?一团团一簇簇睁开一点点细碎的小花瓣,俏皮的在枝头上摇啊摇,你是在和我打招呼吗?夏花是不知名的小野花吗?他们是天空下热爱开花的植物,大大咧咧的开着,涂抹着夏的颜色。夏花,在阳光最饱满的季节绽放,他们是跳跃飞翔的生命精灵。

  “生如夏花”泰戈尔做到了。他努力的去爱这个世界,他说天空的黄昏是一盏灯;他说微风中的树叶像思绪的断片;他说鸟儿的鸣唱是晨曦来自大地的回音。他让天空和大海对话;鸟儿和云朵对话;让花儿和太阳对话。黑夜默默无闻的绽放出花朵,却让白昼去接受谢意,溪流是欢快活泼的,一路横亘着的大石,磨平了他的棱角,当他成为海洋,便就浸染了静谧与深沉。他们都在给予着,以沉默的方式,他们爱着对方,爱着所有。

  我们沉浸在屏幕上的数字幻影,醉心于轻点鼠标,我们又错过了多少简单而又诗意的美丽?

  一生一路,几多起伏,昨日开花,今朝凋落。花期短暂,生命亦是短暂,每个人都应怀着积极乐观的心态,像夏日怒放的花朵一样成就怒放的生命。

  泰戈尔,我是你的读者,我喜欢你的诗,因为有你,我笨拙的文字才充满活力,我的心啊,在不自觉地向你靠近,句长长短短,心沉沉浮浮,我好像看到你深邃的眼眸,你站在河的对岸,那是曾经的你心灵的渴望。

  我们的每一个昨天都在变多变长,那是因为我们的每一个明天都在变短。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想静美的秋叶,我要把生命这份厚礼,痛痛快快的释放。

  满塘的荷,满院的海棠,不久后,也将与夏日说再见,那么你呢,可曾辜负夏日时光?

关于《泰戈尔诗选》读书心得中学生 

  在我还是半个文学青年的时候,曾经看了一些出自于有一定名气的诗人笔下诗歌。那时对于诗歌之美确实有很深的感受,时不时还背几句,写文章或者聊天的时候可以装下文艺。

  近现代诗人中,最敬重的有两位:海子和泰戈尔。用浮夸一点的话来说,海子是一位相当接近神的诗人了,以海子的年纪及其的时代背景,其所做的诗歌实乃我们后人的一大笔精神财富,可惜英年早逝了。

  读泰戈尔的诗是在海子之后。那时在图书馆闲逛时发现了几本《泰戈尔诗选》,遂借走一本细读之。序言无非是泰戈尔和诗集的简介:一、泰戈尔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二、《泰戈尔诗选》中收集了《飞鸟集》、《新月集》、《园丁集》、《吉檀迦利集》等多部泰戈尔代表作中的经典诗篇。

  此前我早已听过泰戈尔的盛名,但并不知道泰戈尔就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毕竟至今为止只有4位亚洲人获此殊荣。看完诗人简介崇拜之情不免大增,但要说我的心真正地为他折服,还是在阅读其作品中,一点一点的沦陷的。读的越多,感叹越多,如此诗篇,实乃天人之作。诗选中最喜爱的诗句,也一一摘录下来。摘抄之时,已经没有半分为自己贴金的想法了,我所想的,有生之年能读到如此美妙的诗篇,绝对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

  下面就分享一下我在诗选中摘抄出来的一些诗句:

  花朵用它的芬芳熏染着空气,

  但它的最终的使命,

  是把自己献上给上给你。

  人们从诗人的语句里,

  选取自己心爱的意义,

  但是诗句的最终意义永远是指向你。

  关于《泰戈尔诗选》读书心得中学生

  读完《泰戈尔诗选》后,我思绪万千。是的,泰戈尔的石总是那么丰富,有韵味和思想,极易让读者产生共鸣。我在读他的诗时,好像在和一位伟人在倾心交谈。

  《泰戈尔诗选》收录了泰戈尔大部分的名作,当中有政治诗,宗教诗,抒情诗,等等。当中我最喜欢看泰戈尔描写儿童生活的《新月集》。

  《新月集》里的诗看起来像一个个零散的故事,但是将它们串联起来,便共同展现了泰戈尔一颗纯真的童心。泰戈尔用天真稚嫩的孩童语言,写出自己对生活的反思,写出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强烈地表现出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的热爱,对家乡的热爱。总之,泰戈尔把“爱”当作了人类的理想,这与他的人道主义思想是相辅相成,密切结合的。

  就拿他的《新月集》中的一首诗〈〈同情〉〉来说吧。诗中有一段这样写道:“如果我是一只小狗,而不是你的小孩,亲爱的妈妈,当我想吃你的盘里的东西时,你要向我说‘不’吗?”

  “你要赶开我,对我说道,‘滚开,你这淘气的小狗’么?”

  “那么,走罢,妈妈,走罢!当你叫唤我的时候,我就永不到你那里去,也永不要你喂我吃东西了。”

泰戈尔代表作篇6

郭沫若作为我国杰出的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身份就是著名的外国文学翻译家,他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这些译介对我国翻译文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几部东方文学译著,引起了较大的反响,郭沫若对东方文学翻译做出了独特贡献。

1914年来到日本的郭沫若,最先接触的就是东方文学。自1913年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在英国出版后,就受到西方的广泛好评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时一股“泰戈尔热”的旋风刮遍了世界各地,日本自然也不例外。当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郭沫若,第一次读到泰戈尔《新月集》中的《岸上》、《睡眼的偷儿》和《婴儿的世界》等几首诗歌时,便爱上这种“清新而恬淡的风味”,“成为了泰戈尔的崇拜者”,“和泰戈尔的诗结下了不解之缘”1。1917年8月郭沫若就编辑了一部英汉对照的《泰戈尔诗选》,然而由于当时国内对郭沫若与泰戈尔了解甚少,使他在商务书馆和中华书局碰了钉子,最终他翻译的这部《泰戈尔诗选》也没能出版。

可是通过对泰戈尔诗歌的翻译,他获益匪浅。在郭沫若后来的创作中,可以发现,他受到了泰戈尔诗意与文风的浸染。像《晴朗》、《晨兴》、《静夜》、《南风》、《新月》等,都与泰戈尔的诗一样的云淡风轻、超脱空灵。正如郭沫若本人所说,接触泰戈尔的诗,好像获得了“生命的泉水,面壁捧书而默诵,时而流着感谢的眼泪而暗记,一种恬静的悲调荡漾在我的身之内外,我享受着涅快乐。”2与此同时,泰尔戈的作品也给予了郭沫若灵感与勇气,使他大胆革新诗歌形式,首创了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自由体诗”这一艺术形式。同样是出于对泰戈尔的喜欢,郭沫若又探究了印度古诗人伽毕尔(即《伽毗百吟》的作者)和印度古代经典《乌邦尼塞德》(即《奥义书》)。他还翻译过《沙恭达罗》的作者迦梨陀娑所写的诗《秋》,现收入《沫若译诗集》中。

由郭沫若根据英译本所翻译的波斯作家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1924),被收入于我国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中,它成为中国最早被译成新诗的域外诗,这使得当时并不被人们关注的莪默伽亚谟及其《鲁拜集》广为流传。郭沫若对莪默伽亚谟《鲁拜集》的热心研读与“五四”时期中国诸多黑暗腐败的社会情况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郭沫若译著的多数作品都展现了社会的腐败及人们的苦闷心情。像《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作品均表现出了人们不满于社会现实,迫切需要探索新道路,追求新的人生意义与社会理想的要求。而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从思想主旨到文体风格无不吻合郭沫若当时的心境心态和“五四”时代的气息,因此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莪默伽亚谟对宇宙本原、人生真谛的思考,重视现世生活的态度,无疑启迪了当时迷惘苦闷又力图寻求出路的郭沫若。他这时创作的《新芽》、《赠友》、《苦味之杯》等诗歌,都可以看到《鲁拜集》文风的痕迹。

郭沫若在日本留学和生活了20年,日本堪称郭沫若的第二故乡。他的翻译与文学事业也得益于日本,其关系可谓是“走步于日本,终于日本选注本”。因此他对日本文学作品的译介不可缺少。

郭沫若翻译了日本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1924)一书。这本书对他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郭沫若说:“它对于我有很大的帮助,使我的思想分了质,而且定型化了。我从此以后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本书的译出把郭沫若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来,至此,郭沫若克服了在日本期间所接受的泛神论思想,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一重要转变。于是郭沫若“从文艺运动的阵营里转进了革命运动的路线里来”了,也因此积极参加了大革命和南昌起义。《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的出版迅速在国内传播开来,受到了广大青年的喜爱。但是由于受到反动当局的严厉限制,很快便停版。

郭沫若还以“高汝鸿”为名翻译了《日本小说短篇集》(1935)共收作品19篇,其中最早的译于“五四”时期,最晚的译于30年代初。该书囊括了新感觉派(横光利一、中河与一、片冈铁兵)、白桦派(志贺直哉)、私小说(葛西善藏)、无产阶级文学(小林多喜二、武田麟太郎、林房雄、德永直、藤森成吉)、新兴艺术派(井伏鳟二)、新思潮派(芥川龙之介、丰岛与志雄)等近现代日本文坛的主要流派及作家。这部译作,大大加强了我国读者对日本社会、文学与文化多角度、多侧面的了解与认识,对我国学界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在郭沫若的翻译活动中,他正式出版的译作有30种,虽然涉及东方文学的作品少之又少,可是这仅有的几部东方文学译著受到了我国广泛的关注,这些译本多次再版,它们有着大量的阅读人群,引起了人们罕见的反响。可见郭沫若在我国翻译界的重要地位不容置疑,他对东方文学翻译的贡献得到了人们正式和充分的肯定。

参考文献:

泰戈尔代表作篇7

泰戈尔说:“让我设想,在群星之中,有一颗心指导着我的生命,通过不可知的黑暗。”一这颗最闪亮的星星,想必就是这本泰戈尔的《飞鸟集》吧!下面由小编来给大家分享飞鸟集读书心得,欢迎大家参阅。

飞鸟集读书心得1生如夏之绚烂,死如秋叶之精美。反复品读泰戈尔的这句名言,除了对文学巨匠文采的钦佩,更多的是对这种生命感悟的赞叹与向往。这是对生命的态度,既有一种对生命奇迹的赞美与感激,也有一种对死亡的豁达与淡然。反应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之中,就是我们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富有活力与朝气,要学会赤诚的对待生活,生活才能给我们真实的反馈,而生活本身才是生命的意义所在。这样,岁月带给我们的不是苍老,而是心灵的宁静,光阴增加的不是我们的年龄,而是我们对生命的感悟,就像一块平静的湖水,看似平静无波,但水下生机勃勃,生命生生不息。

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我们这一生看似漫长,而又崎岖坎坷,但相对于浩瀚的宇宙,不过是刹那间的一指流砂,踟蹰于得失,似一叶障目,浮云蔽日,必然会失去更多。所以,我们必须要用这有限的光阴,去领略更多的风景,去体悟更多的美妙,比如康德的星空,比如黑格尔的灵魂的高贵,比如苏格拉底的那条河……

就像泰戈尔说的那样:我的存在,对我是一个永久的神奇,这就是生活。而我们就是要怀着生命的赠予与神奇,去追求我们人性的饱满,我们内心的宁静。如果把每个人的一生都比做一本书的话,这本书里应该有着最生动的故事,真实的足迹,真实的爱憎,真实的眼泪,真实的失去与得到……。因为真实,所以生动,至少必然是可以感动我们自己的。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如果我们是一本书,我们也要做一本独一无二的书,这样纵使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平静的说: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是我已飞过!

飞鸟集读书心得2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被里面的文字深深吸引,其有其幽默性也有其讽刺性。

是泰戈尔,是他的《飞鸟集》陪着我度过了每一个伤心失落的日子。虽然这本书都是由两三句简短的话而成,但恰恰就是这样的言语向我们表达了人间的美好,可以让我们找到对人生的思考,找到对生活的热爱与对于爱的认识。面对痛苦失落,我不再抱怨气愤,而是以积极向上的心态面对生活所带来的磨。

泰戈尔的爱如清晨的露水一样,滋润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我们每个人的思想随着这些闪耀的露珠而发光,我们的心灵也似阳光一样散发着温暖。泰戈尔与他的飞鸟向我们赞颂了世界的美好,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热爱生活不去热爱世界?

“天空没有留下痕迹,但我已飞过”我也愿做一只泰戈尔笔下这样一只来无影去无踪的鸟儿,不求影响这个世界什么,只求可以在这个温暖的人间留下一丝我的温暖。

读泰戈尔的飞鸟集,我感受到了一种在世俗中脱胎换骨的超然,我庆幸可以在这样一个喧闹的世界里可以找寻到一片宁静。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有谁不曾失魂落魄过,但《飞鸟集》会给予我们对于生命的珍惜与渴望,无论这个世界有多么残忍,都会让我们相信爱。

当一个人的欲望越多,他的痛苦就会越多,人生多半的痛苦都是自找的。而泰戈尔让我懂得了知足常乐,懂得了生命的可贵。生活要做的就是满足,心灵上的精神,远比财富要贵重的多。

读完《飞鸟集》,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振奋,他让我对新生活充满向往,泰戈尔的文学气息,彻彻底底的影响了我,唤起了我对这个社会,自然的所有爱心。

我庆幸在有生之年可以读到这本书,可以和伟大的诗人有一次心灵上的交流,可以感受到时间美好。

飞鸟集读书心得3生活的苦恼,阻止不了我对生命的追求;城市的喧闹,模糊不了我对生命的赞美;岁月的沧桑,或许能在生命上留下烙印,但是生命依然在延续着。

午后坐在家里的阳台上,一缕阳光,一杯清茶,一曲优美的音乐,让午后的生活变得如此的惬意,现如今在快节奏的工作与生活中已难得有这样的时光。轻轻的翻开曾经爱不释手的一本小巧的诗集,找寻逝去的记忆。

“天空中没有留下痕迹,但我已飞过”。在如此喧嚣的城市中,飞鸟邂逅了我的心,我很庆幸自己能在喧闹的城市中寻找到这一处宁静之所,飞鸟带给我的是一场灵魂的洗涤,是一种生命之花的绽放,是一个鲜活而亮丽的梦。此刻我认识到,泰戈尔的《飞鸟集》就是一处哲学天堂,一处处鬼斧神工的花园就是那一首首美的像云彩一样诗歌,而园丁就是泰戈尔,他用自己唯美的思想,用一支普通的笔,耕耘出了这一块圣洁的土地。

我喜欢其中“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是泰戈尔放在卷首的一句诗,这是作者对生命的感悟,也是对生命的一种诠释,活着就应该好好珍惜,因为生命对每个人都只有一次。

“明月把清辉洒满了天空,却把漆黑留给了自己”。我读到了生命的美并不仅限于获取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在于奉献。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飞鸟集》是走过大半生,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老人,在人生的道路上终于放满了自己的脚步,回头凝视着自己的足迹,开始沉思自己的历程,思索自己的生命,将自己感悟人生的思想写下,以劝诫后辈,生命在于思索,生命在于奉献。

飞鸟集读书心得4《飞鸟集》是泰戈尔的代表作。时至今日,再去读它,仍然能够感受到作者流露出的丰富感情和深邃哲理。《飞鸟集》并不长,全篇只有325段,多是短小精悍的格言式诗歌,很适合细细品味。

开篇第一段,就点明了“飞鸟”集的命名理由。表面上看,泰戈尔运用了“飞鸟”和“黄叶”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象,表达了对夏天的向往和对秋天的厌倦。但进一步思考能够发现,这种动静结合、扬抑结合的写作手法实质上表现了诗人对自由自在的“飞鸟”充满欢喜,对孤寂落寞的“黄叶”心存悲伤。夏天象征着自由和希望,秋天代表着压迫和阴郁。寥寥数语,就能形成一幅较为立体的画面。这种“对比”的写作手法还有很多。比如“鸟儿愿为一朵云。云儿愿为一只鸟”,就同样选择了一动一静两种意象进行对比。通过意象之间的对比,清晰地表明了作者的人生态度:渴望融入自然,向往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在西方工业时代显现出旺盛发展活力的时代,泰戈尔却选择了一种追寻自然的反“潮流”倾向,能够称得上是反思科学、反思现代化的先驱人物。

在第130段和243段,泰戈尔两次谈及“真理”和“错误”。从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作者对当时过分压抑的社会环境并不满意,认为其束缚了思维,阻碍了社会发展。那种害怕犯错的价值取向实质上是一种保守主义倾向。真理和错误本身就是相对的,不能因为遇到错误,就停止对真理的追寻。寻求真理本身就是试错的过程,错误与真理或许真的只有一步之遥。由此,能够感受到在价值取向上,泰戈尔同样表现出一种开放包容的自由主义立场。这样的实例在《飞鸟集》中还有很多,多是利用自然意象、象征手法阐释作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能够在静谧之时,品读几行小诗,也实属一件幸事。

飞鸟集读书心得5《飞鸟集》虽然每段诗歌都是简短的两三句,可是在冥冥之中,竟悄悄的点亮了我们的心灯。当我们迷茫、困惑、无助时,读读泰戈尔的诗,想想自由的飞鸟、穿着光之衣的太阳、披着绚丽围裙的云朵、祈祷的樵夫、淳朴的泥土……

这一切真的可以让你找回你对生活的热情,对生命的真正思考,对爱的重新认识,面对失落与痛苦,我们不会再有抱怨与气愤,而是对平凡的生活充满激情,充满感动,美好的生活就在眼前,让我们用爱去回报世界,用宽容去亲吻世界。

泰戈尔代表作篇8

上午9点30分,印度代表团乘坐的客车甫一抵达,本刊总编辑应金泉和印度世界合作与文化关系联合会主席马赫施瓦里、两年不见的老朋友热情握手、拥抱。待来宾落座,香茶泡上后,杂志社副社长何一枫致了简短的开场辞,应总编传达了刘枫社长对印度朋友的问好。他还拿出了刊有2011年印度友人来访相关报道的《文化交流》杂志,与代表团成员们分享。

应金泉用“有缘千里来相会”的中国俗语,形容马赫施瓦里率团千里迢迢与杂志社友人相聚的“文化的缘分”,并回顾了中印两国作为文化古国,从有史书记载的一直没有中断过的文化交流。他特别提到了2011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诞辰150周年之际,《文化交流》杂志刊发的的泰戈尔1924年访问中国的相关稿件,引起了印度朋友的浓厚兴趣。

同时,他还向印度朋友说:“听说这次代表团的行程中还将访问浙江经济、文化发达的义乌、绍兴等地,希望印度朋友通过你们的视角,把一路访问的感受记录下来,《文化交流》欢迎这样的稿件。”

马赫施瓦里代表访问团对本社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特别称赞了桌上的龙井茶。他说:“我在新德里时,就收到了来自你们的邮件,以及寄来的杂志,十分高兴。关于《文化交流》杂志刊发的泰戈尔1924年访问中国相关稿件我也认真阅读了,里面提到的当时中国学者与泰戈尔的互相交流,是我之前所不知道的,它增长了我的见识,十分感谢。”

泰戈尔代表作篇9

泰戈尔,印度著名诗人、作家、艺术家、小说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1861年5月7日生于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1941年8月7日与世长辞,享年81岁。他是向西方介绍印度文化和把西方文化介绍到印度的很有影响的人物。

泰戈尔是具有巨大世界影响力的作家。他共写了50多部诗集,被称为“诗圣”。他还写了12部中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20多部剧本及大量文学、哲学、政治论著,并创作了1500多幅画,抒写了难以统计的歌曲。他的创作文、史、哲、艺、政、经范畴几乎无所不包。他的作品反映了印度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精神,充满了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同时又富有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深受人民群众喜爱。他的代表诗作有诗集《吉檀迦利》《新月集》《飞鸟集》;1921年问世的著名诗集《吉檀迦利》,使泰戈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脍炙人口的《喀布尔人》《素芭》和《摩诃摩耶》均为世界短篇小说的杰作。

【事例】

1.泰戈尔喜欢旅游、爬山,从1890年起,他常常乘船周游各地,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去徒步旅行,观赏各地的景物和风土人情。有时,他也坐下来,听农民、村妇、泥瓦匠和石匠演唱民间歌谣,或听他们讲述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和生活中发生的趣事。

2.摔跤,也是他喜欢的一种体育活动。青少年时,他常常天不亮就赶到摔跤场练习,开始练时,由于技不如人,常常被人摔倒,惹得场边的观众哈哈大笑。但他毫不气馁,也不在乎别人的嘲笑,马上爬起来又练。他有时也遇到伤心的事,或种种烦恼。怎样排遣这些不该有的情绪?一是写诗,二是演奏乐曲或唱歌,三是走出门去和人交谈,听他们说说话,讲一讲有趣的事情,回家时,泰戈尔便忘记了心中的烦恼。

3.泰戈尔一贯强调印中两国人民团结友好合作的必要性。1881年,他写了《死亡的贸易》一文,谴责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罪行。1916年,他在日本发表讲话,抨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动。1924年,他访问中国,回国后发表了《在中国的谈话》。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他屡次发表公开信、谈话和诗篇,斥责日本帝国主义,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国作家郭沫若、郑振铎、冰心、徐志摩等人早期的创作,大多受过他的影响。他的作品早在1915年就已介绍到中国。几十年来出版他作品的中译本和评介著作数量很多。1961年为纪念他的百岁诞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10卷本《泰戈尔作品集》。

【精彩语录】

1.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窗前唱歌,又飞去了。秋天的黄叶,他们没有什么可唱的,只是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2.果实的事业是尊贵的,花的事业是甜美的,但是让我做叶的事业罢,叶是谦逊地专心地垂着绿荫的。

3.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

泰戈尔代表作篇10

关于《飞鸟集》读后感范文  最好的自然的诗歌是怎样的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泰戈尔的《飞鸟集》一定是最清新的自然诗集!随便翻开这本书的任意一页,随时都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自然的词语,比如说:“瀑布”、“鸟儿”、“云”、“太阳”等等。不过,虽然写的都是大自然的事物,但隐喻的却是各种各样人生的哲理。

  印度是一个“诗的国”。诗是印度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印度文学巨匠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泰戈尔闻名世界。《飞鸟集》是他的最具代表的诗集之一。他在诗中写到“假如你为了思念太阳而落泪,难道你没有错过群星吗?”是啊,其实太阳跟群星一样,其实都是宇宙之中的一颗星星,但由于太阳直接给人类带来光明,而星星只会在夜晚的天空里眨眨眼睛,于是在我们眼里,太阳发光发热,而群星的闪耀连月亮的光辉都比不上。于是我们注重了太阳,忽视了群星,注重了伟大,忽视了渺小——但实际上呢?我们已经错过了太阳,难道还要放弃星星的美丽吗。何况很多星星其实比太阳还要大许多了!

  “鸟儿但愿它是一朵云,云儿但愿它是一只鸟”。我读到此句会心一笑,其实它们何必各自“但愿”呢?人们总认为别人的东西才是好的,自己的东西总不如别人,但借来一用却往往发现,其实别人的东西也不过如此,或者说还不如自己——不知道有多少你的“厌倦”,别人还在“但愿”呢?

  “上帝期待,人能重拾童年的智慧。”那么处在童年的我们有怎样的智慧能让上帝也念念不忘呢?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又会丢掉多少美德呢!是可爱,是单纯、还是成人难有的真诚……长大后的我,能保留儿时的美好,不让上帝失望吗?

  “人类自设障碍,对付自己”,中国也有成语叫做自作自受。人类造出武器,相互攻打的也是人类自己。在这句诗歌写后的若干年,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物种消失,核电危机,哪一样不是“人类自设障碍,对付自己”呢?

  《飞鸟集》是一本好书,从它至少有15个中译版本便可以知道,译者和读者对它的喜爱。《飞鸟集》诗歌集语含义非常丰富,就是相同的人,年龄和心境不同,也会有不同的理解!而且当我学习疲倦后,看一看《飞鸟集》身心就会舒展开来,我相信你也会喜欢上它!

  关于《飞鸟集》读后感范文

  《飞鸟集》是泰戈尔的代表作。时至今日,再去读它,仍然能够感受到作者流露出的丰富感情和深邃哲理。《飞鸟集》并不长,全篇只有325段,多是短小精悍的格言式诗歌,很适合细细品味。

  开篇第一段,就点明了“飞鸟”集的命名理由。表面上看,泰戈尔运用了“飞鸟”和“黄叶”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象,表达了对夏天的向往和对秋天的厌倦。但进一步思考能够发现,这种动静结合、扬抑结合的写作手法实质上表现了诗人对自由自在的“飞鸟”充满欢喜,对孤寂落寞的“黄叶”心存悲伤。夏天象征着自由和希望,秋天代表着压迫和阴郁。寥寥数语,就能形成一幅较为立体的画面。这种“对比”的写作手法还有很多。比如“鸟儿愿为一朵云。云儿愿为一只鸟”,就同样选择了一动一静两种意象进行对比。通过意象之间的对比,清晰地表明了作者的人生态度:渴望融入自然,向往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在西方工业时代显现出旺盛发展活力的时代,泰戈尔却选择了一种追寻自然的反“潮流”倾向,能够称得上是反思科学、反思现代化的先驱人物。

  在第130段和243段,泰戈尔两次谈及“真理”和“错误”。从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作者对当时过分压抑的社会环境并不满意,认为其束缚了思维,阻碍了社会发展。那种害怕犯错的价值取向实质上是一种保守主义倾向。真理和错误本身就是相对的,不能因为遇到错误,就停止对真理的追寻。寻求真理本身就是试错的过程,错误与真理或许真的只有一步之遥。由此,能够感受到在价值取向上,泰戈尔同样表现出一种开放包容的自由主义立场。这样的实例在《飞鸟集》中还有很多,多是利用自然意象、象征手法阐释作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能够在静谧之时,品读几行小诗,也实属一件幸事。

  关于《飞鸟集》读后感范文

  今天,我读了著名诗人泰戈尔的诗集《飞鸟集》。刚读,就喜欢上了这本书。

  这本书由325篇短小精悍的小诗组成。这些形式自由、语言精湛、笔法清隽朴素的小诗中,似乎带着一点点童趣,细细品味,仿佛又蕴含着一点儿哲理……总之,一个字:美。

  说它有童趣,是因为《飞鸟集》中的诗,写的都是生活中常见的“死物”,并赋予它们“生命力”和“说话的权力”。例如:他在第36篇中写道,“瀑布歌唱道:‘我得到自由时便有歌声了。’”这句话就是作者赋予了瀑布“唱歌的权力”;又如他在第86篇中写道:“‘你离我有多远呢,果实呀?’‘我藏在你心里呢,花呀。’”这是一则“花”与“果实”的对话,在对话中,作者赋予了它们“说话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