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管理法律法规篇1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5.05.005
一、冲破法律文化障碍，加快形成对法律普遍服从的社会氛围
城市公共安全法治化离不开对传统法律文化的考量。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治”传统，形成一股盘根错节、无孔不入的强大力量，对城市公共安全法治化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一）筑牢法治化精神根基
法律要获得普遍的服从，必须筑牢崇尚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的精神根基。这是法治化的灵魂。
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理念。法律至上是法治与人治在理念上最根本的区别。人治文化中，法律只是工具。法律游离于人们的需求之外，人们也自然不会崇仰法律。法律至上主要包含如下含义：一是法律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切以法律为准绳，全体社会成员对法律始终保持敬畏之心，法律被人们普遍地信仰与崇拜：立法机关依法立法，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适用法律，企业遵纪守法，公民不钻法律的空子。二是法律要平等地约束所有人。任何人都不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任何人都不能以个人意志代替法律，任何人都必须严格服从、遵守法律，触犯了法律的都必须毫无例外地承担责任。
牢固树立人本理念。法治文化的宗旨在于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权利，人治文化中没有权利的理念。人本理念主要包含如下含义：一是坚持权利优先，主动回应人民群众期待，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基本政治权利不受侵犯，依法促进人民群众的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充分实现。二是明确人的主体地位，法治化治理不是重物轻人，也不是用权力管人、用制度治人，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对人的服务。
牢固树立权力不能任性的理念。法治文化主张权力有限、权力制约，人治文化主张“以权代法”、权力无限。权力不能任性的理念主要包含如下含义：一是任何公权力不得超越宪法与法律。要严守宪法法律底线，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二是法治的要义和精髓，就在于作为法治主体的公民以法治权。三是政府把法律作为制定政策、处理问题的第一遵循，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二）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公共安全问题
对公共安全问题，各个治理主体都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分析和处理。
一是政府要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运用到公共安全事件治理的全过程。在公共安全治理中，存在排斥法治的现象：首先，不少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流于形式。例如，为了加强对化学危险物品的安全管理，国家颁布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安监局令第41号）、《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管理办法》等十多项法律法规，它们对政府的监管职责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实践中，有些履职不到位，有些。其次，许多应急预案没有法律依据。各个城市数量庞大的应急预案，“均自称依据宪法、法律及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但是大多数应急预案的规范内容实质上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1]再次，一些领导干部治理方法手段偏离法治轨道，行事风格有悖于法治精神。他们习惯于采用强权和高压手段平息群众合法诉求，在处理征地拆迁、劳资纠纷和环境污染等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方面，认为“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没事就是本事”，习惯于过度依靠个人经验、能力甚至是直觉，习惯于“上级指示”。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真正让法律法规成为领导干部开展公共安全工作的行为规范和行动准则，养成在法治约束下想问题、订规划、做决策、办事情的习惯。
在公共安全事件的潜伏期和征兆期，要充分发挥法律强大的指引功能、保护功能和预测功能，实现源头治理。在公共安全事件潜伏期和萌芽期，通过法律指引利益相关各方的行为方式，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缓解社会公正焦虑，化解社会矛盾；通过法律建立高效和统一的公共安全预防机制，实现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
在公共安全事件的爆发期和善后期，要充分发挥法律的控制功能，实现有效的应急管理。应急预案编制、应急体制建立、应急机制运行、分级响应、资金补偿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形式确定下来，并且借助法律的强制力保证应对有效、有序、有力。
二是市民要养成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权的习惯。目前，城市正处于市民权利意识强与法律意识弱并存的阶段，一方面市民诉求和民主参与的愿望日益强烈，但同时这方面的能力水平明显不足，法律意识薄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惧讼畏法，不善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权，一些人信奉“不信法、信权不信法”、“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以错纠错式”维权，采取拦截领导车辆、围堵冲击国家机关等方式违法上访，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教育市民增强“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意识，强化“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法治观念，使市民充分认识守法是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是维权的有力保证，依法理性维护自身权益，以合法合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同时，积极探索法律服务新模式，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切实解决群众依法维权难、维权成本高等问题，让群众权益通过法律途径得到伸张和保护，让群众从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主动依法维权。
二、冲破动力障碍，加快城市公共安全立法步伐
2003年非典以后，国家加快了公共安全立法步伐，初步建立起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为主干的公共安全管理法律法规体系，这为地方加快实现公共安全法治化提供了良好契机。但是，地方特别是城市缺乏立法动力，总认为这是国家的事，导致城市公共安全法治化不能与国家同步，一些该由城市立法的工作没有按时完成。例如，《突发事件应对法》出台后各个城市至今没有一部实施该法的条例，一些已有的法律法规又不能根据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及时进行修改或废止。
（一）公共安全立法是城市的重要职责
城市拥有立法权有法律依据。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同时规定，“本法所称较大的市是指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除了国家等九个事项和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较大的市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有49个。2015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作出修改，地方立法权扩至所有设区的市。
不仅如此，深圳市、厦门市、汕头市、珠海市等经济特区城市还有立法优势。这四个城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经济特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制定法规，在各自的经济特区实施，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或所在省的人大常委会备案。由于立法权源、效力等级和适用范围不同，与一般地方立法权相比，经济特区立法具有前瞻性、自主性、广泛性和实现性的特征。
城市公共安全立法是城市自己的事。该项工作应由市（设区的市）级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人大有关法制机构和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共同牵头，其他与公共安全相关机构共同参与进行。要组织城市的科研力量，以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薄弱环节和制约因素为突破口，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应对体制机制的有关法律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以保证城市公共安全法治化具体路径之科学性、可行性。
（二）城市立法要体现城市特色
一是要体现城市性。城市公共安全问题具有特殊性，立法要紧密结合城市公共安全工作特点，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各领域、各时期的现实需要，针对具体情况及时、灵活、适当地立法，改变当前法律法规制定中出现的“复印现象”，使其能够在解决城市公共安全问题中发挥作用。
二是要体现民生性。城市立法要着力解决民生和社会管理问题，因为民生和社会管理问题是很多公共安全事件产生的根源。例如，通过制定企业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条例，构建并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就可以预防因欠薪等产生的。
三是要体现可操作性。城市立法很多是实施国家和省法律、行政法规，对上位法进行细化补充，本身就需要有很强的针对性，不能成为摆设“花瓶”。因此，不盲目追求法规体例的完整，立法项目不要贪大求全，尽量做到一事一法；立法的条文力求精简，需要几条就规定几条，重在管用，重在实施。
四是要体现先进性。城市立法的一个功能是在国家专属立法权以外且国家尚未立法的情况下，先行先试。因此，城市应从法治创新角度，重点关注世界先进城市治理公共安全问题的先进经验和做法，结合市情加以消化和吸收，率先制定实施一批在全国有示范性、引领性作用的法规规章，为国家立法提供经验。
（三）城市公共安全法治化需要系统性的顶层规划和设计
目前，对于城市公共安全法治化的目标、途径等基本问题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晰，立法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往往根据某项工作的需要临时动议，“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城市公共安全法治化是一个持续改进完善的系统工程，其中涉及公共安全系统内外多重因素的交叉影响。因此，必须适应城市公共安全面临的新情况新特点，加大对城市公共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的研究力度，为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法治化提供学术和理论基础。同时，要站在城市大安全观的高度上来考虑法治体系的构建问题，综合考虑与其相关的实施、手段、保障等问题，兼顾当下与长远、实证与预测，最终形成上下贯通、结构科学、内容全面、关系明确的公共安全法治体系。
三、冲破制度障碍，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我国城市公共安全法律体系建设进行比较晚，公共安全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法律法规是良法，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的衡量标准是能够涵盖城市重要的公共安全事件、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统一。[2]
（一）建立涵盖城市重要公共安全事件的法律法规体系
一是制定《公共安全治理条例》。由于城市缺少一部统一的跨部门、跨行业的公共安全治理法规，公共安全治理没有统一的法律依据。城市人大应当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定《公共安全治理条例》，对公共安全的概念、范围、领导体制、各部门的职能包括启动机制和程序、各类公共安全责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公共安全工作的开展与实施、经费和保障、奖励与惩罚等都要做出明晰的规定，系统、全面地规范公共安全治理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为公共安全治理的全面法律化和制度化提供最基本的法律依据。
二是制定部门规章。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容易出现各种不同的公共安全事件，既需要有统一的法律进行原则性规范，也需要根据各自特点分而治之，实现公共安全的类别化治理。公安、卫生、司法、城管、民政、教育等部门结合自己的工作特点和具体职责分工制定相应的部门规章，形成不同的公共安全法治系统。该系统以四大类公共安全事件为框架，主要包括：公共卫生安全法规、食品公共安全法规、安全生产公共安全法规、药品公共安全法规、地震公共安全法规、三防公共安全法规、治安公共安全法规、交通公共安全法规、消防公共安全法规、群众大型活动安全法规等。
三是制定《公共安全治理条例》的实施细则。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制定《公共安全治理条例》的实施细则，深化、具体化《公共安全治理条例》的内容，明晰切实可行的操作措施。
（二）实现法律法规的协调统一
协调性体现为法律法规体系内部的法律、法规、规章、预案的相容性、一致性，即内容上和谐统一，形式上完整一致，构成逻辑性强的法律法规体系。
一是系统规范现有法律法规体系。要综合把各级各类法律法规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法律、行政法规、各种规范性文件，以及各种应急预案的有机衔接，消除它们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提高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紧密度和一致性。例如，各个城市出台和制定了很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当明确定位应急预案与应急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3]避免应急预案取代法律法规，成为城市政府处置突发事件的主要甚至唯一执法依据。
二是系统优化现有法律法规体系。公共安全管理是一个包含应急管理的大概念，应急管理指的是非常态管理，应急管理法治指的是非常态法制，即“雨天法案”；公共安全管理包括常态质问非常态管理，公共安全管理法治是一个从常态法治转为应急法治、再恢复到常态法治的过程，即“晴天法案”和“雨天法案”兼而有之，其法治化程度不能局限于应急这个环节，因此，需要做好应急法律法规与常态法律法规的无缝衔接工作。
（三）提升立法的质量，确保“有良法可依”
“良法”是评价法律法规的重要标准，因而也是公共安全法治化的价值导向。当前不仅需要“有法可依”的法治，更需要建立在“良法”前提下的法治。
一是立法宗旨上，改变总体上权利保障不力的状况。立法要适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立足于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不是过于强调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政府承担的义务。特别是在政府需要动用社会资源应对公共安全事件时，更需要相应的法律救济，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有效保护。
二是立法重点上，由重事中处置、轻事前预防和事后管理向重事前预防和事后管理转变。许多城市单项立法的核心内容是事中处置，欠缺对事前预防和事后恢复、调查、补偿、救助的规定，例如对各类突发事件的救助、补偿、保险的具体规定还是空白；或者虽然有规定，但都是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具体实施细则、办法，例如现行立法对如何调动社会力量、如何充分发挥市民自救的作用，只有一些原则性的提法。未来城市立法要补齐事前预防和事后管理两块短板。
三是立法内容上，要以法治化为引领，有效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体制、机制建设，打造适应城市发展需要的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升级版。通过完善立法，健全权责明确、统一高效、协同运作的公共安全组织体系，实现公共安全治理主体法治化；通过完善立法，不断有效回应公共安全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法律需求，[4]建立健全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应急响应机制、现场指挥机制、协助联动机制、舆论引导机制、资源保障机制、社会力量的参与机制，实现公共安全治理机制法治化。
四是立法技术上，遵循基本的立法技术规范，改变体例和结构不规范、条文逻辑不明晰、文字表述模糊甚至存在歧义、条文过于粗糙和操作性差等问题，保证立法的科学性、规范性、统一性。
四、冲破执行障碍，加快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
法律法规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已有的公共安全法律法规在实践中并没有严格地实施，存在着较严重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一些法律法规成为“软法”。例如，法律规定的宣教演练、风险评估、物资储备等工作难以有效推动；法律规定信息公开，但一些城市政府却封锁信息；应急处置结束后难以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严厉问责，科学、客观总结经验教训，等等。
（一）强化具体要素环节的法治执行力
魔鬼都藏在细节中。要素和环节就是公共安全治理的细节。公共安全治理法治化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的要素有组织、体制、机制、权力、责任、决策、信息、救助、社会参与等，包含的主要环节有事前预防、事发应对、事中处置和善后恢复，法治的执行力就体现在这些具体的要素和环节之中。这就要求法律法规对这些要素环节的条文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很高的实用性和很严的约束力。例如责任是重要的要素，但人们对责任的法治性存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被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标准、条件极其模糊，随意性太大。要使责任落到实处，就要实现问责法治化。对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适用、问责程序、问责标准作出规定并严格执行。
（二）提高公共安全治理的执法能力
当前，公共安全治理的执法能力不能满足严峻的公共安全形势的需求。突出表现为：执法的标准规范力不足，执法的专业化不足，执法检查内容、方式创新不足。
围绕执法中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建章立制。大力加强执法规范标准建设，出台《公共安全管理执法细则》、《现场处置操作规程》等一系列执法规范，使公共安全管理主要领域和主要环节具备相应的执法标准规范，为提升执法质量提供有力保障。
高度重视队伍专业化建设。很多公共安全管理人员缺乏专业素质和背景，有些人员是从部队或其他系统转来的，有些是大学生毕业招考进来的。他们或没有专业知识，或无实际工作经验。对他们要针对性地加强专业训练，强化培训的标准化、规范化、实战化训练，提升公共安全管理水平。
创新公共安全管理执法检查内容、方式。开展以预防预警机制建设、应急预案管理、应急培训演练、队伍建设、应急资源保障等为重点的联合执法检查工作，及时发现、排除公共安全隐患；认真制定年度执法计划，明确重点监管对象、检查内容和执法措施，并根据公共安全实际情况及时进行调整和完善；建立完善“四不两直”（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暗查暗访安全检查制度，确保执法效果；风险管理与部门执法监督相结合，将风险评估寓于日常监督检查中，建立公共安全分类分级监管制度，对重大事故隐患加大执法检查频次；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和工作平台，构建社区网格巡查、群众举报核查、企业单位自查、执法部门监察、领导带队督查相结合的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
（三）建立健全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法律法规的实施不能仅仅依靠行政化力量，应当充分发挥各种监督力量的作用，合力保证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
构建体制内的刚性监督体系。城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应按照《宪法》和《监督法》的精神，牢牢抓住公共安全这个监督重点，指导督查应急管理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将询问权、监督权、调查权和质询权具体化和实践化，建立健全严格管用的重特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的监督机制。城市政府要把法治建设作为考核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不断提升法治建设水平。
构建体制外的有效监督体系。首先，建立第三方性质的独立调查制度。世界先进城市一般都设立了第三方性质的独立机制，公正甄别事件诱因，举一反三，吸取教训。我国的调查主要还是以政府自查自纠或上级查下级的形式为主，不仅不能确保调查的客观公正，而且也很难真正找出事件发生的原因。这种先天性的缺陷在体制内很难找到根本性的解决方式，唯有通过改革引入异质的监督力量。要探索建立由国家权力机关、法定独立机构或社会机构等第三方牵头的调查制度，并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相关专家、学者、律师和其他社会人士参加，摆脱政府的行政干预以及被调查对象的干扰，[5]并将调查情况公开，保障公众的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其次，建立健全网络监督机制。网络监督的优势在于，弥补体制内监督和体制外群众监督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快速持久形成强大的舆论场。这是一种强大的舆论监督，许多人们所熟知的公共安全问题正是在这种监督的推动下得以解决的。
参考文献：
[1]孟涛.紧急权力法及其理论的演变[J].中国法学，2012（1）.
[2]李昊.重大公共事件的特点及其法治化应对策略[J].云南大学学报，2014（2）.
[3]莫纪宏.《突发事件应对法》及其完善的相关思考[J].理论视野，2009（4）.
公共安全管理法律法规篇2
浙江省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与促进我省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发展，推动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统筹建设与资源整合，提升政府信息化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根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的规划与建设、管理与应用、安全与保障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公共数据是指各级行政机关以及具有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事业单位(以下统称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得的各类数据资源。
本办法所称电子政务是指各级行政机关运用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优化内部管理，并向社会提供优质、高效、透明的公共管理和服务的活动。
第三条 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遵循统筹规划、集约建设、汇聚整合、共享开放、有效应用、保障安全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工作的领导和协调，将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统筹推进本行政区域内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建设，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厅)或者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是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的主管部门(以下统称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内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工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所属的数据管理机构和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确定的有关机构(以下统称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工作机构)，具体承担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相关工作。
省级行政机关应当指导、监督本系统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工作。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六条 省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编制全省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发展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设区的市、县(市、区)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根据上级人民政府有关发展规划，结合本地实际，编制本行政区域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发展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各级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根据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发展规划，制定年度工作计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七条 有关单位在起草信息化发展、智慧城市建设等相关专项规划时，应当征求同级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的意见，并与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发展规划相衔接。
各级行政机关部署电子政务应用时，应当与本地区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发展规划相衔接。
第八条 各级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政府投资、经济和信息化、财政、保密等主管部门，制定电子政务建设项目的立项审批、招标投标、政府采购、建设实施、项目监理、运营维护、绩效评价、保密安全等管理规定;定期组织实施电子政务建设项目绩效评价。
各级审计机关依法对电子政务建设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进行审计监督。
第九条 各级行政机关开展电子政务项目建设的，由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出具初审意见;初审意见作为同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审批立项、财政主管部门批复预算的条件。开展电子政务项目建设的，还应当遵守《浙江省信息化促进条例》的有关规定。
具备条件的设区的市、县(市、区)，可以由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政府投资、经济和信息化、财政等主管部门对电子政务项目建设进行联合审查。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按照职责分工做好以下电子政务基础设施建设：
(一)电子政务网络;
(二)电子政务云平台;
(三)公共数据平台;
(四)公共数据容灾备份中心。
第十一条 省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全省电子政务网络建设和管理;设区的市、县(市、区)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电子政务网络建设、接入与管理。
第十二条 各级行政机关不得新建业务专网;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需要新建业务专网的，应当征求同级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的意见。
各级行政机关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对已有业务专网进行合理分类，并入电子政务网络;国家规定不能并入的，应当做好与电子政务网络的协调。
各级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制定本级业务专网并入电子政务网络的方案并组织实施。
第十三条 省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建设和管理省级电子政务云平台，审核省级行政机关的电子政务云平台使用需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建设电子政务云平台的，建设方案应当报省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备案;县(市、区)人民政府不得单独建设电子政务云平台，确需建设的，应当报省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同意。电子政务云平台的具体管理按照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各级行政机关应当在电子政务云平台上开发应用系统，应用系统产生的公共数据应当在公共数据平台和公共数据容灾备份中心进行备份。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公共数据平台。其他各级行政机关不得新建、扩建、改建独立的数据中心;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需要新建、扩建、改建独立的数据中心的，应当征求同级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的意见。各级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制定现有独立的数据中心整合方案，并组织实施。
第十五条 省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建设和管理浙江政务服务网;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按照浙江政务服务网的规范标准和要求，建立本行政区域网上政务服务体系，并延伸至乡镇(街道办事处)、行政村(社区)。
第三章 管理和应用
第十六条 公共数据资源实行统一目录管理。省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编制全省公共数据资源目录;设区的市、县(市、区)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可以编制公共数据资源补充目录(以下统称公共数据资源目录)，并报省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备案。编制公共数据资源目录应当征求提供公共数据的机构的意见。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将本单位公共数据在公共数据资源目录中编目。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主要包括公共数据项目名称、共享和开放属性、更新频度等内容。
第十七条 公共数据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获得：
(一)依照法律、法规规定采集有关数据;
(二)因履行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责需要，通过监测、测量、录音、录像等方式产生有关数据;
(三)因履行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责需要，通过协商等方式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有关数据。
第十八条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应当遵循合法、必要、适度原则，按照法定范围和程序，采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数据信息;被采集对象应当配合。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因履行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责，需要采集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数据的，应当取得被采集对象的同意;被采集对象拒绝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不得采集，并不得因此拒绝履行有关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责。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可以通过共享方式获得公共数据的，不得违反规定通过其他方式重复采集。
第十九条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通过监测、测量、录音、录像等方式产生公共数据的过程中，应当遵守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相关规定。
第二十条 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工作机构归集、整合公共数据，实施人口、法人单位、自然资源和空间信息、宏观经济、公共信用信息等综合数据信息资源库建设。
各级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应当将公共数据资源目录中的数据归集到本级公共数据平台;设区的市、县(市、区)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工作机构应当将本级归集的公共数据汇集到上一级人民政府公共数据平台。公共数据归集的具体办法，由省、设区的市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制定。
各级行政机关开展电子政务应用系统建设，应当同步规划有关公共数据的归集、整合，并按照规定编入公共数据资源目录。
第二十一条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之间无偿共享公共数据;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不得拒绝其他机构提出的共享要求。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通过共享获得的公共数据，应当用于本机构履行职责需要，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第二十二条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中的数据按照共享属性分为无条件共享类、受限共享类和非共享类。列入受限共享类和非共享类公共数据范围的，应当说明理由，并提供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依据。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因履行职责需要，要求使用无条件共享类公共数据的，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工作机构应当无条件开通相应访问权限。要求使用受限共享类公共数据的，由同级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工作机构会同提供公共数据的机构进行审核;审核同意的，开通相应访问权限。
受限共享类和非共享类公共数据可以经脱敏等处理后向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提供，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公共数据脱敏等处理的具体办法，由省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制定。
第二十三条 公共数据资源目录中的数据，通过公共数据平台共享交换。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之间不得新建共享交换通道;已建共享交换通道的，应当按照规定整合。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应当采用请求响应的调用服务方式使用共享公共数据;需要采用拷贝数据或者其他方式使用的，应当征得同级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工作机构的同意。
第二十四条 公共数据开放实行目录管理。省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编制全省公共数据资源开放目录，设区的市、县(市、区)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可以编制公共数据资源开放补充目录(以下统称公共数据资源开放目录);编制公共数据资源开放目录，应当征求提供公共数据的机构以及社会公众的意见。公共数据资源开放目录向社会公开。
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定期组织对本级公共数据资源开放目录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对公共数据开放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五条 公共数据资源开放目录外的公共数据开放，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开放的公共数据，开放前应当告知同级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
(二)法律、法规禁止开放的公共数据，不得开放;
(三)其他公共数据开放，应当经同级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第二十六条 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审核公共数据开放时，对涉及的国家安全、信息风险、社会效益等进行审核，并遵守下列程序规定：
(一)涉及相关法律问题的，应当进行合法性审查。
(二)涉及专业性较强问题的，应当召开专家论证会。
(三)涉及国家秘密的，应当进行保密审查;涉及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由有权国家机关进行审查。
(四)涉及相关群体切身利益或者公众普遍关注问题的，应当采取听证会、座谈会、征求意见等方式公开听取所涉及公众的意见、建议。
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可以制定公共数据开放审核的具体规定。
第二十七条 公共数据资源开放目录中的数据，通过公共数据平台开放;未编入公共数据资源开放目录的数据，可以通过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门户网站开放，并按照规定编入公共数据资源开放目录。
公共数据应当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易于获取和加工的方式开放，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推动实施有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的大数据示范应用工程，提升政府大数据管理和服务水平。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公共数据进行研究、分析、挖掘，开展大数据产业开发和创新应用。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与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开展公共数据合作时，应当征得同级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的同意，并签订书面合作协议;省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制定合作协议的示范文本。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管理、使用与开发公共数据，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管理、使用和开发经同意后采集以及采用协商等方式获得的公共数据的，还应当履行约定的义务。
第二十九条 各级行政机关应当通过电子政务基础设施，推广电子政务应用，提高办公效率，并实现内部流程信息和事务处理的电子化。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基于电子政务网络的统一的公文处理和公文交换系统。
各级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制定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应用考核办法，定期组织考核并公开结果。
第三十条 各级行政机关在办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事项时，除法律、法规规定必须以纸质或者本人到场等形式提出申请外，应当接受能够识别身份的以电子方式提出的申请;各级行政机关应当公告电子方式申请的具体程序和要求。
各级行政机关接受电子方式提出申请的，不得同时要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履行纸质或者其他形式的双重义务，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一条 按照安全规范要求生成的电子签名，与本人到场签名具有同等效力，可以作为法定办事依据和归档材料。
各级行政机关应当使用省政府电子印章系统或者经审核评估达到要求的电子印章系统进行电子签名。电子印章系统使用的具体办法，按照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各级行政机关使用电子印章系统，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放电子证照的，电子证照与纸质证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三十二条 各级行政机关在办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事项时，可以通过公共数据平台提取、确认证明文件的，不再另行要求申请人提供内容相同的证明文件。
通过公共数据平台提取、确认的电子证明文件，视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三条 各级行政机关可以单独采用电子归档形式，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各级行政机关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对公共数据、电子文件进行归档和登记备份，省档案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公共数据和电子文件的归档、移交、保存、利用等具体规定。
各级档案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共数据和电子文件归档统一平台建设。
第四章 安全和保障
第三十四条 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依法履行下列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安全管理职责：
(一)编制本级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安全规划;
(二)建立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安全体系和标准规范;
(三)制定并督促落实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安全管理制度;
(四)定期开展重要应用系统和公共数据资源安全等级测评、风险评估和应急演练;
(五)协调处理重大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安全事件;
(六)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安全管理职责。
公安、经济和信息化、信息安全等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安全管理工作。
第三十五条 各级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负责本单位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安全管理，依法履行下列安全管理职责：
(一)建立并实施公共数据风险评估、日常监控管理和容灾备份等管理制度;
(二)建立有关接触公共数据的内部和外部人员岗位安全责任制，明确岗位职责，制定并落实有关惩戒措施;
(三)建立并实施公共数据分类、分级安全保护制度;
(四)制定并落实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安全检查制度;
(五)制定有关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安全事件的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六)按照规定调查或者协助调查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安全事件，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七)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安全管理职责。
第三十六条 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工作机构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履行下列安全管理职责：
(一)建立并实施公共数据管控体系;
(二)建立并实施数据安全认证机制，防止数据越权访问、使用、篡改;
(三)实施电子政务云平台、公共数据平台、公共数据容灾备份中心安全管理。
第三十七条 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履行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职责，可以采取下列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一)进入涉嫌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违法的有关场所实施检查;
(二)询问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并要求其提供证明材料;
(三)查阅、复制有关资料;
(四)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获取的情况下，可以依法先行登记保存;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有关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九条 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与其他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有权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获得、归集、共享、开放公共数据的;
(二)违法披露共享获得的公共数据的;
(三)泄露、买卖非开放公共数据的;
(四)非法复制、记录、存储公共数据的;
(五)未按照规定开展公共数据合作的;
(六)未按照规定归档和登记备份公共数据的;
(七)未依法履行公共数据安全管理职责的;
(八)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四十条 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主管部门与其他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有权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建立和落实电子政务建设项目管理机制的;
(二)未按照规定擅自新建业务专网的;
(三)未按照规定在政务云平台上开发应用系统的;
(四)未按照规定擅自新建、扩建、改建独立数据中心的;
(五)未按照规定要求申请人履行提供电子和纸质或者其他形式双重义务的;
(六)未按照规定归档和登记备份电子文件的;
(七)未按照规定在公共数据容灾备份中心进行备份的;
(八)未依法履行电子政务安全管理职责的;
(九)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水务、电力、燃气、通信、公共交通、民航、铁路等公用企业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共数据的归集、共享和开放管理，适用本办法。
公共安全管理法律法规篇3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清单》的通知
各县区法宣办，市直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法治思想，深入宣传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培育全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落实“谁执法谁普法 谁主管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要求，现将《2021年铜陵市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清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贯彻落实情况请及时报送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电话：2835020、2830658
邮箱：tlsfjfxk@163.com
铜陵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4月16日
2021年铜陵市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清单
序
号
责任单位
重点普法内容
时间节点
重点普法项目和主题活动
1
各县区、各单位
学习宣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五中全会精神，学习宣传法治思想，学习宣传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党章党规。加强宪法、民法典以及疫情防控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教育；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1-2月疫情防控法治宣传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宣传
长江保护法宣传
3月妇女维权月
3.22世界水日
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4.26世界知识产权日
5月民法典宣传月
5.1劳动节
5月全国助残日
6.9国际档案日
6.26国际禁毒日
7.1建党日
8.1建军节
9月网络安全宣传周
9.30烈士纪念日
10.1国庆节
11.9消防安全宣传日
12.2全国交通安全宣传日
12.4国家宪法日暨宪法宣传周
1. 健全完善普法工作机制，制定普法责任清单并向社会公布；
2. 各县区、各单位党委（党组）落实集体学法制度，做好本地本单位领导干部学法、年度法律知识考试和年度述法工作；
3. 每年至少举办一期法治专题讲座，加强工作人员和服务对象的法治培训；
4. 组织好本地本单位工作人员年度宪法法律知识考试；
5. 落实媒体公益普法制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新媒体进行普法；
6. 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实现法治广场、公园、景区、街区、长廊、法治宣传栏、农村法治书屋等法治文化阵地的全覆盖和提档升级；
7. 开展“防控疫情 法治同行”、“江淮普法行”、“12.4”宪法宣传周等活动；
8. 抓好普法责任制落实，完善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
9. 深化“公民旁听庭审”、“法律七进”等活动，加强普法讲师团和普法志愿者队伍建设。
2
市纪委监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监察机关监督执法工作规定》、《关于加强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意见》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
1.列入市纪委常委会会议学法计划
2.列入全市纪检监察干部教育培训内容
3
市委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6.9国际档案日
1.组织召开市委保密委和保密协作组会议，会议，开展保密教育、通报有关案件；
2.组织各机关单位宣传《保密法》《密码法》，开展保密教育；
3.开展“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宣传《国家安全法》《保密法》《密码法》；
4.组织全市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学习《档案法》；
5.将宣传教育《保密法》《档案法》纳入全市干部教育培训内容；
6.向新进公务员宣传《保密法》，开展保密教育。
4
市委组织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及《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等重要政策文件
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述法
12月宪法法律知识测试
1.向全市新进公务员宣传《公务员法》；
2.将《公务员法》学习宣传教育纳入全市干部教育培训内容；
3.组织全市领导干部宪法法律知识测试；
4.组织开展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述法。
5
市委宣传部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铜陵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2-3月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
8-12月“江淮普法行”活动
12.4宪法宣传周活动
1. 组织开展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开展法律法规宣传和法治文艺演出；
2. 组织开展“江淮普法行”活动；
3. 开展国家宪法日暨宪法宣传周活动；
4. 组织开展法治文化作品创作。
6
市委统战部
《宗教事务条例》、《安徽省宗教事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
6月宗教法规学习月
9月侨务法规学习月
1.开展宗教改革法规学习月活动；
2.开展《宗教事务条例》《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等社区巡回宣讲活动。
7
市委政法委
《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两高《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相关法律法规。
《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学习宣传月
1.在全市政法机关开展《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专题知识讲座，并对《条例》相关知识进行测试。
2.组织开展《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知识竞赛；
3.组织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宣传系列活动；
4.举办全市政法系统领导干部综合能力素质提升班。
8
市直机关工委
《中国共产党党章》、 《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
7.1建党节主题党日活动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
1. 利用机关大讲堂平台，面向机关干部开展重点法律法规宣讲活动；
2. 组织发动市直机关开展宪法、民法典等重点法律法规学习宣传活动；
3. 利用“党日”活动，组织发动市直机关开展普法宣传和党员志愿服务活动。
9
市委党校
《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2019-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等
长期宣传贯彻落实
1.出台铜陵市县级党校分类建设计划；
2.开展县级党校办学质量评估；
3.举办各类主体班和社会培训班。
10
市委编办
《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3.10机构编制工作纪律主题宣传
1.开展机构编制政策法律法规宣传：
2.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
11
市委网信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
《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9月网络安全宣传周
1.开展铜陵市2021年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2.开展铜陵市护网2021网络攻防演练；
3.开展互联网企业网络安全法律法规知识竞答等。
12
市中级人民
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
4.26国际知识产权日
12.4国家宪法日暨宪法宣传周
1. 开展法庭巡回审理；
2. 组织开展公民旁听庭审活动；
3. 利用专版、专栏和微信公众号加强普法宣传；
4. 适时开展“铜娃学法”模拟法庭进校园等青少年普法活动。
13
市人民检察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
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12.4国家宪法日暨宪法宣传周
1.开展《民法典》、《刑法修正案（十一）》等专题培训；
2.结合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通过LeD电子屏、展板、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大力宣传国家安全相关法律知识；
3.结合国家宪法日，组织干警观看宣传片、在社区设置横幅、宣传展台等形式，弘扬宪法精神。
14
市政府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6.9国际档案日
1. 组织市政府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党内规章；
2. 结合政府办公室系统业务培训，加强法律法规学习宣传；
3.仲裁委定期开展学法活动和案件评议。
15
市发改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政府投资条例》、《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
1.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广泛开展电力设施保护宣传活动；
2.组织开展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
16
市文化和旅游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
4.23图书馆日
5.19旅游日
1.利用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机关干部学习、党员活动日等开展法律法规学习宣传；
2.开展系统新进人员专业法学习宣传；
3.组织相关单位（旅行社、景区、文物保护单位）开展专业法学习宣传教育；
4.将学习宣传专业法律法规纳入系统年度工作计划和考核体系。
17
市教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
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6.26国际禁毒日
8.8全民健身日
全国中小学教育安全日
1. 组织开展教师队伍专项法治培训；
2. 开展民法典等专项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3. 开展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法治宣传活动；
4. 开展6.26国际禁毒日法治宣传活动；
5.开展8.8全民健身日法治宣传活动；
6.开展全国中小学教育安全日活动。
18
市科技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5月科技活动周
1. 面向全市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技进步法》、《科技成果转化法》以及国家、省、市科技创新政策宣传活动；
2. 面向局机关及事业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开展法治思想、党的五中全会精神、民法典等学习宣传活动；
3.面向全局党员开展党内法规学习宣传活动。
19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安徽省非煤矿山管理条例》、《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安徽省促进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条例》、《安徽省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等法律法规
6月安全生产活动月和节能宣传周
1.安全生产活动月期间，组织召开安全生产法律知识培训，学习《安徽省非煤矿山管理条例》等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法律法规知识；
2.结合江淮普法行，入企督查宣传《安徽省促进散装水泥发展和应用条例》、《安徽省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条例》等企业生产法律法规；
3.开展节能宣传周活动，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4.开展“法律进企”活动，入企宣传企业经营管理、企业纠纷处理相关的复议、仲裁、诉讼等法律制度。
20
市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全国110宣传日
5.15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
6.26国际禁毒日
12.2全国交通安全日
1.以《安徽法制报》和《铜都警方》杂志为宣传阵地，开展“全国110宣传日”活动；
2.组织编印《反恐怖主义法》宣传资料，在全市组织宣讲、发放；
3.开展“5.15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
4.在“6.26国际禁毒日”期间进行普法宣传；
5.开展“12.2”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春运、五一、十一等小长假期间，针对假日出行开展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宣传；
6.建立公安机关行政执法人员以案释法制度、建立执法教育培训制度、开展法治专题教育培训，利用相关重要节点进行普法宣传。
21
市民政局
《铜陵市居家养老服务促进条例》、《安徽省志愿服务条例》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殡葬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4.5清明节期间
10.14重阳节期间
1.在重要普法时间节点开展广场宣传活动；
2.在养老服务机构、社区和农村、社会组织和协会中，对特定服务对象进行普法宣传；
3.邀请法律顾问开展普法讲座；
4.进行宪法法律知识测试。
22
市司法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安徽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安徽省关于律师执业的若干规定》
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江淮普法行”活动
12.4国家宪法日暨宪法宣传周
1.在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期间，开展相关普法活动；
2.组织开展“江淮普法行”活动，宣传相关法律法规；
3.组织开展相关法律法规专题讲座；
4.组织司法行政业务培训，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宣讲教育；
5.在“12.4”国家宪法日暨宪法宣传周期间，开展相关普法活动、组织机关干部职工集中在线考法。
23
市财政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财政部门监督办法》、《安徽省财政监督条例》、《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政府会计制度》等。
财政系统春训
科长上讲台
1. 举办全市财政系统春训，宣讲预算法、预算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
2. 举办财政财务知识培训班，宣讲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法规规章；
3. 参加江淮普法行等集中宣传活动，宣讲预算法和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知识。
24
市人社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等
1-2月就业援助月
3-9月全市企业家提升培训
5-6月人社局长进校园活动
7-8月仲裁开放月
8-9月根治欠薪夏季专项行动暨执法月活动11-12月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
11-12月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
“四送一服”专项行动
1. 组织开展就业援助月活动；
2. 组织开展全市企业家提升培训；
3. 开展人社局长进校园活动；
4. 开展仲裁开放月活动；
5. 开展根治欠薪夏季专项行动暨执法月活动；
6. 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
7. 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
8. 开展“四送一服”专项行动。
25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6.25全国土地日
8.29测绘日
1.开展全国土地日活动现场宣传；
2.开展行风热线宣传，解答群众关心的问题；
3.组织开展重点法律法规知识讲座；
4.组织单位职工参加法院旁听庭审活动。
26
市生态环境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6.5世界环境日
1.举办专题培训和讲座，举行各种形式的法治宣传教育，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开展环境执法案件评查、执法大练兵活动；
2.落实“谁执法谁普法”主体责任，在执法监管和提供服务过程中主动开展“面对面”环境法治宣传教育。派员为行业协会、企业事业单位举办的培训班宣讲新修制订的环保法律、法规、规章和重要环保政策；
3.积极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充分利用环保部门官方网站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环境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4.结合“六·五”世界环境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等环境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27
市住建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安徽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安徽省建筑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城市房地产预售管理办法》、《物业管理条例》、《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城市照明管理规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城市绿化条例》、《铜陵市城市绿化条例》、《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安徽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城市供水条例》、《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安徽省城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等。
3月12日中国植树节
3月22日世界水日
6月全国安全生产月
9月全国质量月
1、在冬季雨雪冰冻、夏季高温、汛期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建筑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及建筑安全生产管理法律法规等；
2.结合全国质量月，开展建筑市场、工程质量专项检查和质量安全标准化工地观摩活动，召开建筑质量专项工作会议，对建筑业、房地产业有关人员开展专题培训；
3.组织住建系统相关人员及建设工程项目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负责人及从业人员开展消防业务专题辅导；
4.通过社区及物业小区宣传栏等形式、结合物业企业季度考核，加大对《民法典》、《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的宣贯力度；适时组织物业服务企业专题法规培训；
5.通过线上和线下等多种形式，宣传《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组织征收工作相关人员开展业务培训；
6.结合中国植树节和春季补绿补植等重要时间节点，通过游园广场设点等形式宣传《城市绿化条例》、《铜陵市城市绿化条例》；
7.结合世界水日，在城市公园及游园广场、施工现场、物业小区宣传《长江保护法》、《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不断提升全市居民节水、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28
市交通运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港口经营管理规定》、《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安徽省治理货运车辆超限运输非现场执法程序规定（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安徽省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安徽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
春运期间、农民工返程
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6月安全生产月
1.集中学习法治思想和《民法典》等；
2.春运、农民工返城期间前往企业开展“农民工权益保障”普法宣传和执法监督活动；
3.开展综合执法业务培训，集中学习公路治超、公路路政、水路执法、道路货运、道路客运、出租车行业监管、交通工程质量监管和交通执法程序要点等相关法律法规；
4.组织干部职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及《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
29
市农业农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农药管理条例》
3-5月春季农资打假活动
6-7月放心农资下乡活动
9月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
12.4宪法进农村主题活动
1.开展春季农资打假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2.开展放心农资下乡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3.开展中国农民丰收节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4.开展宪法宣传周期间宪法进农村主题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30
市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3.22世界水日
3.22-3.28中国水周
1.开展局党组中心组学法活动；
2.组织干部职工学习《长江保护法》《防洪法》《水资源管理条例》《水土保持法》等。
31
市商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拍卖管理办法》、《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
12.4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传周
1. 组织开展商务相关法律法规专题讲座；
2. 开办商务相关法律法规专题栏目；
3. 组织商务相关法律法规培训教育；
4. 组织在线学习商务相关法律法规；
5. 到企业开展商务相关法律法规宣传。
32
市卫生健康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基本医疗与健康促进法》、《职业病防治法》、《食品安全法》、《母婴保健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中医药条例》、《人口和计划生育法》
4月职业病防治法宣传
5月全民营养周暨5.20学生营养日
9月《中医药条例》宣传暨食品安全宣传周
1.组织开展《职业病防治法》法治宣传活动；
2.组织开展全民营养周暨5.20学生营养日宣传；
3.组织开展《中医药条例》宣传；
4.组织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法治宣传活动。
33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烈士褒扬条例》《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安徽省信访条例》、《安徽省拥军优属条例》
4.5清明节
8.1建军节
9.30烈士纪念日
1. 组织开展送法进军营活动；
2. 开展英烈保护法律知识有奖问答活动；
3. 开展机关法治专题讲座；
4. 开展“9.30”进烈士陵园普法活动；
5. 组织局机关干部职工旁听庭审活动。
34
市应急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徽省安全生产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防火条例》
5.12全国防灾减灾日
10.13国际减灾日
6月第二十个安全生产月
8月第三届全国应急普法竞赛
1.“5.12”全国防灾减灾日、“10.13”国际减灾日期间，开展防灾减灾系列宣传；
2.第二十个安全生产月期间，广泛发动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徽省安全生产条例》等系列宣传活动；
3.组织干部职工参加为期一个月的第三届全国应急普法知识竞赛；
4.开展矿山企业班组长、工贸行业、危化品行业安全生产负责人专题培训。
35
市审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国家审计准则》、《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安徽省审计监督条例》
“审计大讲堂”活动
“审计大比武”活动
1.学习宣传《审计法》、《审计法实施条例》《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国家审计准则》、《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及《安徽省审计监督条例》等；
2.学习宣传《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党内法规。
36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标法》、《专利法》、《食品安全法》、《安徽省食品安全条例》、《特种设备安全法》、《产品质量法》、《药品管理法》、《疫苗管理法》。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
4.26世界知识产权日
6月食品安全周
9月安全生产月
11月全国质量月
1.开展“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纪念日活动；
2.开展“4.26”世界知识产权日，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
3.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4.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5.开展全国“质量月”活动；
6.开展安全用药月活动。
37
市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
12月8日统计法颁布纪念日
1.在全市统计年报会上宣传统计法律法规；
2.向全市新录入公务员开展统计法法律法规教育；
3.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统计法律法规；
4.将统计法律法规纳入市政府常务会学习；
5.将统计法律法规纳入全市干部教育培训课程。
38
市医疗保障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打击欺诈骗保集中宣传月
1. 开展打击欺诈骗保集中宣传月活动;
2. 开展医保法律法规知识培训。
39
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意见》、《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的通知》、《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典当管理办法》、《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5-6、10月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
1.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期间，组织开展《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意见》宣传活动；
2.全年常态化宣传《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
3.组织小贷公司学习《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的通知》，促进小贷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4.向担保机构宣传《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引导融资担保规范担保行为；
5.向典当行宣传《典当管理办法》，规范典当行为；
6.向融资租赁公司宣传《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40
市人防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安徽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规定》
3.1国际民防日
5.12防灾减灾日
9.18防空警报试鸣日
10.31人民防空日
1.开展人防宣传月活动；
2.开展法律知识讲座、法律知识考试等活动；
3.开展广场咨询活动；
4.利用人防教育场馆开展中小学生人防宣传教育活动；
5.结合日常执法工作，开展说理式普法等。
41
市信访局
国务院《信访条例》、《安徽省信访条例》、安徽省《信访事项内容分类（2020年修订）》、《安徽省视频信访系统使用管理办法》等
1.1安徽省信访条例施行日
1. 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开展信访条例宣传；
2. 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班等形式开展学习宣传。
42
市扶贫开发局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相关文件、分类优化调整后的帮扶政策、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有关文件
10.17全国扶贫日
1. 在全国扶贫日期间开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政策宣传；
2.分类优化调整后的帮扶政策宣传；
3.学习乡村振兴有关文件内容。
43
市数据资源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宣传
1.组织召开学习宣传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会议；
2.组织各相关单位和县区宣传《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3.将宣传贯彻《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纳入全市营商环境共性指标考核。
44
市城管执法局
《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城乡规划法》、《安徽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铜陵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铜陵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铜陵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
铜陵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集中宣传
1.动员多方力量，广泛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入户宣传、街头宣传、媒体宣传；
2.组织机关工作人员参加行政处罚案件旁听庭审活动，提高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能力。
45
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11月招投标法学习宣传月
1.组织开展招标机构培训，学习宣传公共资源交易相关法律法规；
2.组织开展评审专家培训，学习宣传公共资源交易相关法律法规；
3.分批次针对公共资源交易评审专家库的专家、机构从业人员、本部门职工进行普法学法活动。
46
市地震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安徽省防震减灾条例》、《安徽省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安徽省人民政府令第291
5.12防震减灾宣传月期间
7.28唐山大地震纪念日期间
1.每季度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会议学法；
2.在重要普法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全体干部职工学法活动不少于3次；
3.加强对《安徽省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安徽省人民政府令第291的宣贯。
47
铜陵日报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报纸出版管理规定》、《新闻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等
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12.4国家宪法日暨宪法宣传周
1、组织从业人员学习《报纸出版管理规定》、《新闻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等与本部门密切相关的规定；
2.组织从业人员集中学习宣传宪法、民法典等法律。
48
铜陵广电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
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9.30烈士纪念日
12.4国家宪法日暨宪法宣传周
1.将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纳入全台干部职工日常学习内容。组织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重点法律法规；
2.组织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等专业法。
49
市残联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安徽省残疾人保障条例》
5月全国助残日前后
1.在全国助残日期间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活动，发放宣传单页、面对面解答群众咨询；
2.在门户网站、公众号开展全国助残日系列宣传活动，线上宣传相关法律法规。
50
市总工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安徽省集体合同条例》、《安徽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安徽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1.组织参加“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安全生产月”和“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
2.参加“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
3.开展民法典竞答和培训等各种形式的普法宣传活动。
51
团市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6-7月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学习宣传月活动
1.举办“青春与法同行”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实践活动；
2.开展“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
3.围绕法治文明建设，开展阐释普及法律法规志愿服务活动；
4.集中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学习宣传月活动；
5.开展青少年禁毒宣传活动；
6.对重点青少年群体提供困难帮扶、法治教育、法律援助、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等专业服务。
52
市妇联
《妇女权益保障法》、《反家庭暴力法》等与女性权益相关的法律法规
3.8妇女维权月
11.25国际反家庭暴力日
1、开展“三八”维权月法治宣传活动；
2、开展平安家庭创建活动。
53
市税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3-4月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4月税收宣传月
1.结合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开展网络宣传、入户宣传等多种形式的税收法治宣传活动；
2.在税收宣传月期间，开展个税汇算清缴宣传志愿服务、“学党史、讲税法、促发展”主题活动、以案释法宣讲会等。
54
市国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
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11.1反间谍宣传日
1.开展“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2.开展“11.1”反间谍日宣传；
3.主要开展隐蔽战线敌情形势宣讲、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宣教、制作发放宣传品、播放宣传标语等。
55
市气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气象灾害防御条例、通用航空管制条例》、《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升放气球管理办法》、《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气象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3.23世界气象日
5.12防灾减灾日
国家安全生产月
1.开展气象法律法规进校园、进企业、进农村等宣传活动；
2.组织中小学生参加全国气象科普（普法）知识竞赛。
56
市烟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
6月烟草行业普法宣传
1.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普法宣传；
2.在“6.29”烟草行业普法宣传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宣传活动；
3.开展局党组中心组法律法规集中学习；
4.开展安全法律法规学习宣传教育。
57
市邮政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快递暂行条例》、《邮政业寄递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安徽省邮政条例》、《邮件快件实名收寄管理办法》、《智能快件箱寄递服务管理办法》、《邮政业消费者申诉处理办法》
机关集中学法月
安全生产宣传月
10.9世界邮政日
“双11”旺季集中宣传活动
1. 参加“法律七进”活动，宣传邮政法等专业法律法规；
2. 挖掘邮政系统典型案例，组织开展“以案释法”活动；
3.开展邮政行业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培训班；
公共安全管理法律法规篇4
【关键词】公共安全；保障体系；影响因素；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群众对公共安全要求越来越高，同时随着危害公共安全的因素越来越复杂，公共安全保障体系尤显重要。
一、我国公共安全保障体系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公共安全的相关产业基础薄弱
食品、药品、煤矿、非煤矿山、建筑、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等高危行业准入门槛低，结构不合理，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分布散、集约化程度低，产业素质不高，技术装备和管理手段落后，安全保障能力低下，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能力不足，自身质量安全管理能力不足，科技创新和应用能力不足，研发设计、生产工艺、产品标准整体水平还不够高。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等影响制约安全生产的深层次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同时，经济社会发展对交通、能源、原材料等需求居高不下，公共安全保障面临严峻考验。
（二）公共安全投入不足
2012和2013年全国财政预算中用于公共安全的支出均为占2.9%左右，虽然每年在预算上都有增长，但我国公共安全的基础设施、装备、队伍建设历史欠账较多，亟待投入，同时社会资金进入渠道和数量不够，安全基础脆弱。一遇重大突发性事故常常显得捉襟见肘。
（三）公共安全技术支撑力度不够
我国目前的安全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监管技术保障体系不健全，企业对安全生产技术研究、安全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推广重视不够，新兴的安全中介机构，在利益驱动下为了生存，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
（四）突发事件应急救援保障体系不完善
首先表现在应急救援技术装备保障不足，尤其是基层，一旦遭遇突发事件，就会发生通讯中断、道路阻塞、救援设备短缺、基础信息缺乏；其次，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上下雷同，多年没有调整和变动，缺乏针对性和操作性；再次，应急救援队伍按照行业和领域分散设置，难以整合、调用和培训，严重影响了救援效率；最后，应急资源短缺、分散，政府储备的应急资源品种和数量远不能满足巨灾的保障需求。
（五）公共安全法律体系尚不健全
虽然我们已有《法》、《防震减灾法》、《防洪法》、《消防法》、《安全生产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等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但还有许多公共安全领域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如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公共安全、反恐怖活动和处理大规模方面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的部门管理特点严重，协调问题十分突出，很难适应应对大规模和复杂的公共安全事件和公共危机。[1]执法中依然存在“大事化小”的遮丑心态、选择性执法、象征性惩罚，以及政府官员推卸责任等诸多管理痼疾。
二、加强我国公共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的对策
（一）强化公共安全生产基础
对公共安全的高危行业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对不符合公共安全标准的企业不允许生产和经营。将公共安全作为重中之重，全面排查治理重点行业和领域安全生产隐患，落实和完善安全生产制度，严格安全生产标准，提高企业安全水平和事故防范能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要充分发挥各类行业协会和名牌企业的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和行规行风建设，落实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健全完善考核奖惩、激励约束机制，加强质量安全保证体系和诚信体系建设，进一步规范生产经营行为，使企业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努力提高质量安全保障水平，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促进我国公共安全各产业科学发展。
（二）建立健全公共安全的多元财力保障体系
资金保证是确保公共安全的必要条件，公共安全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金投入的保证程度。作为公共安全管理主体的政府，在每年制定财政预算时，要加大对用于公共安全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逐年增加公共安全支出在GDp中的比重，使其在“十二五”末达到2%。加强公共安全领域的科技、设施、装备的投入，强化政府投资主渠道的保障作用。同时通过保险，转移或降低政府的风险。政府可以对某些行业和领域实施强制性保险政策，例如：交通事故意外保险等；可以鼓励发展商业保险，例如：农业保险、工业保险、自然灾害保险、气象灾害保险等新险种。[2]同时，积极吸收来自国内外企业、非政府组织、个人和国际组织的赞助和捐助，完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商业保险等的投资与管理机制，培育和发展社会共同参与的公共安全管理财力保障机制。
（三）加强公共安全科技支撑
技术保障体系有助于对安全生产事故实现早预防、早发现、早排查、早救援，从而将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和损失降到最低。一是加强公共安全生产和管理科学技术研究，培养专业人才。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团体等科研资源，加强公共安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加强公共安全科学学科建设，积极发展公共安全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和造就更多的公共安全科技和管理人才。积极开展公共安全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快先进公共安全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步伐。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不断提高公共安全装备水平。完善各级公共安全专家队伍，提高专家参与公共安全监管工作和为企业服务的能力，形成公共安全专家支持体系。建立健全公共安全社会技术咨询服务体系，培育发展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培训和咨询等公共安全中介组织，拓展公共安全中介服务内涵。二是推进公共安全防控信息化建设。采用先进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卫星遥感系统（RS）及通讯网络系统等实现对公共安全风险的精确监测。建成覆盖各级公共安全预警、监管和公共安全应急管理机构的信息网络与基础数据库。在现代化网络通讯技术基础上，通过建立统一的、法定的技术规范、数据标准、数据交换格式，制定相应的制度和管理办法，实现城市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3]充分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建设公共安全应急联动系统，以技术促进各种资源整合和各部门的协同行动。实现公共安全管理技术的体系集成与辅助决策支持，提高公共安全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四）完善应急救援保障体系
一是完善技术装备保障系统。技术装备保障系统应当包括信息通讯保障、运输保障、抢救装备保障。列于技术装备保障系统第一位的是信息通讯保障。其中，计算机骨干网络系统是整个指挥系统的基础平台，为保证信息通道的畅通提供技术保证，各层级政府应予以重点建设和保障。二是制定、修订和不断完善重特大事故应急预案。制定预案需要有针对性，不能上下一般粗；预案要具体，具有可操作性；不同层级和领域的预案要相互衔接，互相支撑。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变化、科技的发展和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预案必须及时调整和修改，不断与时俱进。三是加强应急救援队伍体系建设。各地政府应做好应急队伍、物资、场所等资源普查和统计工作，指导各单位建立由本单位职工组成的专职或者兼职应急救援队伍。指导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和非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联合培训、联合演练，提高合成应急、协同应急的能力，加大应急资源整合度。[4]四是保证充足的（下转第199页）（上接第197页）应急资源。建立健全救灾物资储存、调拨和紧急配送系统，积极培育和发展经济动员能力，确保救灾所需的物资器材和生活用品的应急供应。建立标准化的资源管理制度，完善重要应急保障物资的监管、生产、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体系，建立标准化的资源目录，用标准化的流程和方法来预订、确认、调动、分配和跟踪资源，确定最佳的资源保障配送方案。逐步实现储备物资的社会化，建立政府物资储备和社会资源相结合的救灾物资储备制度。通过对社会仓储、物流资源进行调查，采用登记、定购、代储等方式适时征（调）用，充分发挥社会资源的作用，增强应急保障能力。
（五）完善公共安全法治保障
法治建设是公共安全管理体系建设中关键的一环，只有建立科学完善的制度，才能在公共安全处理中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才能保证政府公共安全管理的长期战略地位。一是完善公共安全法律体系。进一步细化《突发事件应对法》，完善配套法规，及时修改、清理和调整与时代不适应的一系列有关公共安全的文件、政策、法律和法规等。尽快制定《公共安全法》、《紧急状态法》、《社会治安法》、《社区矫正法》、《保安法》、《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法》、《职业安全保护》、《安全生产培训》、《台风防治法》、《沙尘暴防治法》等基本法律法规，消除立法盲点，避免监管空白。二是加快公共安全标准化建设步伐。尽快制定《公共安全管理指南》，提供标准化的公共安全管理工作和活动方案，指出公共安全管理中不可缺少的准备措施、管理活动和步骤、管理的质量以及如何制定应急预案、救援的优先次序、怎么进行恢复等等。[5]建立公共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类似部门，制定公共安全标准指南、公共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应急准备/管理和BCm标准，以重点应对相关国际标准化活动，系统地开展安全标准化工作。三是加强执法力度。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监管、安全技术标准、违法行为追究制裁等法律法规的执行与约束力度，提升安全生产执法的权威性。通过加大事故查处力度，严肃追究事故责任人的经济、行政及刑事责任，提高违法违规代价，使有关人员特别是单位负责人意识到违法违规生产经营得不偿失，从而消除其侥幸心理。严查事故背后的等违纪违法案件。发生重特大公共安全事故要追责有关地方和上级单位负责人。事发单位或地区的行政首长不论有无具体责任，都要求按国际惯例引咎辞职。
参考文献：
[1]彭彦强.中国公共安全管理：问题、国际经验与对策[J].中州学刊，2009（3）.
[2]唐钧，陈淑伟.全面提升政府应急管理能力，构建城市安全和应急体系[J].探索，2005.
[3]兰贵兴.论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战略层面[J].中国公共安全（学术版），2007（3）.
[4]刘星.中国公共安全管理机制：问题与对策[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5）.
公共安全管理法律法规篇5
[论文摘要]社会治安现实的召唤与公共管理社会化、市场化理念催生了公共治安承包现象。在其近十年的实施历程中，面临的诸多法律困境依然存在。公共治安承包的内容范围、协议性质、签订主体、经费来源、公安机关和承包方的角色定位及其合法性困境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掣肘。如何正视、考量和解析这些法律困境是目前公共治安承包摆脱尴尬处境。迈向法治化的关键所在。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人、财、物大流动，社会控制难度加大，导致治安形势日益严峻；同时，警力不足的矛盾也日益加剧。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与财政条件的限制，短期内不可能给公安机关增加更多编制、扩大队伍，这就为治安承包提供了机会。“治安承包”是指将某一特定区域的治安防范任务和一部分治安管理任务有偿承包给某个人或某一组织，承包人组织人员开展巡防工作等，相关政府部门根据区域内的刑事案发数量和承包人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数等指标对承包者进行考核奖惩的社会化安全管理新模式。近年来，全国许多地方先后实行了治安承包的做法。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褒贬不一，支持者考虑到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的现实以及新的警务改革和公共管理市场化、社会化带来的契机；反对者则坚持公权力应由国家机关行使及政府理当完全负责生产社会治安这一“公共产品”的观念。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是由于立场不同和治安承包在实践中确实存在不规范的做法所造成。这就需要对公共治安承包目前所面临的法律困境进行正视、析疑，以实现政府机制、社会机制与市场机制三种社会治理机制选择在公共治安承包制度设计中的平衡。
一、承包内容范围的困境：治安防范承包vs治安管理承包
治安承包在中国推行了近十年，涉及的区域范围由农村逐渐扩展到了城市，但由于各地的实际情况有所差异，使得其模式、内容和具体操作也有所不同。从实践来看，在承包内容上，治安承包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治安防范承包；二是治安管理承包。实行治安防范承包的省市比较多，如自1999年以来，泰安市委、市政府以“治安防范职业化承包责任制”形式解决了城乡不少治安问题。此后，治安承包的内容逐步扩大到一部分治安管理权，如宁波余姚市牟山镇从2005年就开始推行治安承包责任制，将治安巡逻以及村内的私房出租管理、暂住人口登记等管理权一并承包。各地的治安承包行为对于承包的范围没有一个规范的统一规定，造成了公共治安承包中治安防范和管理行为的类型与幅度不统一。
(一)治安防范承包
治安防范是社会治安群防群治的方式之一，也是全体公民的一项责任和义务。这一责任和义务，既可以要求全体公民在没有经济利益的前提下为社会公共治安安全尽义务，也可以将其与经济利益挂钩，承包于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治安防范承包具有合法性。治安防范承包中的承包内容虽然一般属于私权范畴的事项，如纠纷调节、对违法犯罪人员的举报权和制止权、对违法犯罪分子的正当防卫权、检举权和扭送权、治安巡逻等，但其中的治安巡逻却具有双重属性：既属于公安机关的公权力，又属于私权的范畴。治安巡逻是指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为了维护社会治安而依法组织实施的一种巡查警戒活动；在我国进行治安巡逻工作的既有专门巡警队伍，又有由各种民警、武警和派出所抽调的警力等组成相对固定的警察队伍，还包括由民警组织和带领的群众性治安联防组织。由此看来，治安巡逻虽属公权力的内容，但实践中承包的事项仅限于群众性治安联防组织所实施的事项(又称为治安巡防)，为一般管理权范畴，对于属于警察权范畴的强制措施和执法活动并没有纳入承包范围。因此，对于治安防范承包内容的范围界定应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是治安巡逻；二是治安巡逻之外的治安防范内容；对后者进行承包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对于前者中的治安巡防(即群众性治安巡逻)进行承包并没有牵扯到警察权的市场化，也不违法。因此，在此基础上的治安防范承包就能作为社会治安防范群防群治的一项新举措，其存在也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
(二)治安管理承包
治安管理是公安机关的行政职能，是指公安机关依照国家法律和法规，依靠群众，运用行政手段，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社会生活正常进行的行政管理活动。具体的治安管理职权有治安管理命令权、治安处理决定权、治安强制权、治安处罚权、治安调解权、治安奖励权等。治安管理是国家警察机关的权限，涉及公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也就是说，治安管理是一项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执法活动，是具有执法性质的公权。根据法治原则，任何一项行政权力的取得与让渡都必须有法律的授权，这就使治安管理承包内容的合法性受到了极大的质疑。但笔者认为：首先，法律本身就具有滞后性的特点，现行的法律虽没有给予治安管理承包以合法的地位，但这并不能说明治安管理承包从本质上就是错误的；其次，法治原则的依法行政并不仅仅是指恪守现行的法律、法规的现成文本规定，还应包括这些法律所体现的立法精神与法律原则。治安管理权中的一些具体权利如户籍管理、暂住人口的登记和发证、房屋出租管理以及治安调解权虽属公权力，但不属于国家强制管理权，是具有业务性的管理权。将其承包并没有改变公权力的性质，只是对该权力进行必要的社会授权调整，并没有造成“公法向私法的逃遁”。执法权依然掌握在公安机关手中，治安承包人只是通过行使这一部分非强制性的管理权来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辅助力量和补充，以便更充分地发挥行政权的灵活性优势以及广泛的社会资源参与热情，进而实现公共管理的多元共治。
二、承包协议性质的困境：民事合同vs行政合同
对于公共治安承包的协议性质，理论界并没有作很明确的界定。大部分学者将公共治安承包协议笼统定义为行政合同，殊不知根据承包内容的不同，其协议的性质也应作不同的诠释。
(一)民事合同
从上面看来，治安防范承包的承包内容除了治安巡防具有双重属性外，其他的都属于私权领域。而对于治安巡防以外的治安防范内容承包合同应看作民事合同。所谓的民事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不含治安巡防内容的治安防范承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基于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民法基本原则而达成的一种合同；内容属于私法领域的内容，不涉及公权力，主要包括双方的民事权利、义务和奖惩；发包方与承包方都属于平等主体；合同也是基于双方合意而签订的；因此，此类合同当属民事合同。
(二)行政合同
行政合同又称为行政契约，是指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双方的意思一致，所缔结发生行政法上法律关系的合同。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防范中治安巡防承包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行政主体——公安机关、公安派出所等；从合同内容来看，承包人和发包方的权利、义务都围绕着“公权力”(如登记出租房、外来人口登记、治安巡防等)而存在，而这些权利和义务具有行政属性，要受行政法原则的约束，不能随意免除和放弃；签订该种合同的目的是为了执行公务、实现特定的国家行政管理目标；合同是以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前提；合同中行政主体享有行政优益权，主要表现为签订合同的选择权，如宁波泗门镇治安承包的承包人三分之一是党员，一半是退伍军人。这就是派出所运用签订合同选择权，通过招标的形式，选择特定签约对象的结果。这充分说明治安管理承包合同与治安巡防承包合同在本质上属于(准)行政合同。
三、承包签约主体的困境：公安机关vs民间主体
在公共治安承包的实践操作中，公安局、公安派出所、村民委员会、物业公司等均可在不同的条件下作为对外签订主体。至于在何种条件下和何种合同中，谁能作为发包方，成为对外签订主体却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要求。如浙江嘉兴的嘉善县出现了由警署将治安防范承包给民警个人，再由民警挑选保安人员进行防范的模式。治安防范承包分为治安巡防承包以及之外的治安防范承包，二者由其内容性质不同，导致对外签订主体必有差异。因此，随意地确定发包方可能会引发合法性质疑。
(一)祛除治安巡防中治安防范承包合同的签订主体困境。这类合同的内容属于私法领域的内容(如纠纷调节、对违法犯罪人员的举报权和制止权、对违法犯罪分子的正当防卫权、检举权和扭送权等)，合同性质属于民事合同，其发包方既可以是村民委员会、物业公司、社区等民间组织，也可以是公安行政机关及其派出所机构。因此，此类合同的签订主体一般不存在多少争议。
(二)治安管理承包合同与治安巡防承包合同的签订主体困境。行政委托是指基于管理上的需要，某一行政主体委托另一行政主体或其他组织及个人，以委托人的名义代行其职权或者其他事务，其行为效果归属于委托人的法律制度。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8条第1款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因此，当承包方为个人的时候，这类承包是否属于行政委托关系呢?《国家赔偿法》第7条第4款明确提出，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委托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此款已将个人行使公权力纳入可能情形之一，承认个人也能作为行政主体。笔者赞同陈新民教授的学术观点，即行政任务的委托可以依法律或其他法规，甚至经由行政合同来委托及授予执行权限。由此看来，治安管理承包与治安巡防承包实质上属于一种行政委托关系。另外，又由于此类合同属于行政合同，签订主体的一方必须为行政主体，因此，公安局以发包方的身份出现，直接参与此类承包合同的签订没有任何异议。但是，问题在于公安派出所是否也能以自己的名义成为发包方?在行政委托关系中，委托方必须是行政主体，非行政主体不能成为行政委托法律关系中的委托方当事人。根据行政法学的行政主体理论，公安派出所作为公安局的派出机构，只要有法律法规的授权，或者权力机关对其作了某种专门行政授权，且当其行使这种职权时，公安派出所就可以成为行政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公安部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以及《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等，公安派出所享有法律、法规设定的关于暂住人口管理、出租房屋管理等方面的行政职权，因此，公安派出所可以凭行政主体身份对外签订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巡防承包合同。
以上对公共治安承包合同的对外签订主体进行了标准定性，但笔者认为，不含治安巡防内容的治安防范合同的签订可以不让公安机关直接参与，而是由公安机关以外的民间组织或个人与承包方自行签订，公安机关只是在受邀请的情况下，以承包合同的居间者面目出现，负责业务指导和监督合同履行，这样有助于减少众人对该合同性质的误解，体现该类承包合同的民事性及主体地位的平等性。而治安巡防承包和治安管理承包合同的签订则必须由公安机关直接以发包方的身份，直接参与合同的签订，以保证行政合同订立的合法性与合同履行的公正性。
四、承包合同当事人角色定位的困境：发包方vs承包方
(一)公安机关(发包方)的角色定位困境
公共治安承包是应公共治安需求多样性与提供单一性的矛盾而应运而生的，是一种公共治安的多元主体提供方式。虽然这一新尝试以契约的方式提高了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但同时也引发了公安机关的角色定位问题。
有人认为在公共治安承包中，公安机关是在向社会转嫁和转移自己的法定义务，与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当好“守夜人”、管理好公共事务的趋势是相悖的。治安承包是满足那些安全需要较高的组织或个人而展开的，是公安机关提供必要的、基本的安全服务以外的一种补充形式。当前，行政权力正逐渐向服务行政、给付行政转变，从某种角度上来看，治安防范和治安管理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给付公共产品的服务行政。法律并不禁止公安机关根据民法规定通过与特定公民、法人签订治安承包合同的方式来履行职责。但不管是治安防范承包，还是治安管理承包，公安机关都不得以治安承包合同存在为由而拒绝履行治安管理职责或为治安管理失职进行辩解。如果实行承包后，公安机关将不再向这些地区提供安全防范和管理服务，这就有可能在公共治安承包者的承包失败以后，使那些本想获得较高安全需要的组织或个人的合法权益遭到更大损害的风险。《人民警察法》第6条规定，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是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职责。因此，公安机关不应该在该区域的治安防范任务被承包以后而成为“甩手掌柜”，而应当是给这块承包区域加上双保险，确保发包人享受到高于一般区域的公共治安服务。
当承包人履行合同侵犯了其他公民或组织的权利而使社会治安出现了问题时，公安机关是否仍须按公法承担相应责任也成为了角色定位的困境问题。公共治安承包的合同分两种：一种是祛除治安巡防的治安防范承包合同；另一种是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巡防承包合同；后者属于行政委托关系。根据《国家赔偿法》第7条的规定，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行政权力时，若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委托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这就说明在后一种承包合同中，公安机关仍须按公法承担责任，因为《国家赔偿法》等法律对公安机关的约束不可能因为公安机关自身与特定公民、法人之间签订的一纸合同而被解除。但前一种合同(即祛除治安巡防的治安防范承包合同)属于民事合同，这类合同中的公安机关勿须按公法承担责任。当其作为此类合同的发包方时，负有履行合同的附随义务，若因其附随义务的缺失而导致承包人侵犯了其他公民的权利时，公安机关应承担民事责任；当其只作为此类承包合同的居间者出现时，公安机关只承担监督者的责任。
(二)治安承包方的角色定位困境
至于治安承包方同样也存在着相应的角色定位困境。首先，承包方在合同中代表谁工作，应对谁负责，这是一个困境。在治安管理和治安巡防承包合同中，公安机关与承包方之间是一种行政委托关系，此时，承包方是代表公安机关来工作，并对其负责；在祛除治安巡防的治安防范承包合同中，不管公安机关是否作为合同的对外签订主体，承包主作为民事主体不存在代表谁工作，但他却应对合同另一方，即“发包方”负责。其次，如果这些承包人在履行合同时出现了伤亡现象，由谁来承担责任以及是否算公伤也值得斟酌。笔者认为，在治安管理承包合同和治安巡防合同中出现的伤亡可以算工伤，而不能算公伤。公伤是指在国家法律范围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因执行公务造成的伤害。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的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即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此时责任应由公安机关来承担。而在民事合同性质的治安承包合同中，承包人出现的伤亡不能算作工伤，责任应由自己承担。第三，承包方在巡防时要完成承包任务难免会对有嫌疑的人进行盘查或检查，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也就是说，盘查属于警察刑事权的一部分，承包方无权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立法法》第8条第5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如果随意盘查过往车辆及人员，显然是侵害了被管理者的合法权益，有悖于《宪法》在内诸多法律的规定。因此，如何确定承包人角色的法律定位直接决定治安承包是否合法。第四，承包方进行巡防的场所没有进行明确界定。若其将巡防的场所扩大至公路时，则牵涉到上路执法权的执法主体资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安全管理工作。由此看出，上路执法权只属于极少数的特定行政执法机关，民间组织或个人都不具有。而深圳市福田区首批160名民防队员于2003年3月25日开始上路巡逻。这种巡逻主体和巡逻行为是否合法，不禁引人深思。
五、承包经费来源的困境：财政资金vs社会资金
公共安全管理法律法规篇6
论文关键词治安案件未成年人轻伤害案件调解结案
一、未成人治安案件的界定
（一）治安案件界定
什么是治安案件？各种著作表述不一。它与2005年前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2006年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密切相关。整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治安教材与论著，主要有以下几种表述：
第一种表述：治安案件，是指公安机关和基层包围组织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国话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以及公安部《关于查破和处理治安案件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对需要给予治安行政处罚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和不够成立刑事案件的轻微犯罪行为，立案查破并给予治安行政处罚的法律事实。
第二种表述：治安案件是治安行政案件的简称，指按照《治安案件处罚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公安机关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依法对违法治安管理行为裁决处罚的案件。
第三种表述：治安案件，是指由公安包围机关，依据治安管理法律、法规，对违反治安管理，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组织查破并对行为人予以治安管理处罚的案件。
第四种表述：治安案件是指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法律、法规对受理的报案、控告、举报、投案或者有关部门移送的违反治安管理案件进行审查，认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需要追究治安行政法律责任且属于自己管辖的，依法进行调查的法律事实。
第五种表述：治安案件是指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组织调查并对违法行为人予以治安行政之才的法律事实。
第六种表述：治安案件，是指违反治安管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认为应当受到治安管理处罚而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受理调查的法律事实。
上述几种表述基本上都是从管辖主体、管辖依据、管辖行为的性质以及处罚的性质等要素进行表述的，第一种定义是依据1957年实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三、四种表述是依据1987年实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五、六、七种表述依据的是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因此，以上各种表述都不同程度地留有当时治安管理处罚法律制度的内容痕迹。当然，上述其中定义于今都有不当、不足或不明确之处，在此不作更多的分析。但通过比较能发现，多数表述都将“治安案件”定义为“法律事实”，这在公安法学研究领域是一种普遍现象。
第七种表述：治安案件，指违反治安管理法律、法规，依法应当受到治安行政处罚，由公安机关依法立案查处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这种表述在法学研究者中得到普遍认可。该表述缩小了治安案件的范围，笔者比较认同以法律事实来定义“治安案件”。
根据有关规定，笔者分析认为，定义治安案件应该把握以下三点：
第一，查处的客观事实。治安案件查处的客观事实是存在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且应该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事实。并非所有的违反行政管理的行为都构成治安案件，违反其他行政法律的行为不一定是治安案件。治安案件必须是违反治安行政管理，应该受到治安管理处罚而由公安机关依法立案的法律事实；违反其他行政法律，由其他行政机关依法立案的法律事实就不是治安案件。
第二，确认的法律依据。确认治安案件的法律依据应该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及与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有关的法律、法规。治安案件构成的重要依据是指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及有关的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应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事实。有的行为虽然违反的是其他法律、法规，但按照法律规定也应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也应该属于治安案件。所以，确认治安案件的核心是看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该行为是否应该受到治安管理处罚；如果应该受到治安管理处罚，则该行为可以构成治安案件；否则，就不构成治安案件。即是一切以《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为据。
第三，办案的主体。查处治安案件的法律事实必须是由公安机关依法立案。我国行政管理机关众多，违反行政法律的行为由相应的行政机关立案查处，而治安案件是必须由公安机关立案查处的法律事实。有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由于情节轻微，或者有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公安机关依法不予立案的法律事实，也不构成治安案件。
（二）未成年人界定
“未成年人”是一个法律概念，但在国际社会上，对“未成年人”还有类似不同的称谓，具体在年龄界限上的规定也不同，笔者认为研究未成年人治安案件，应采用我国《中国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条规定，未成年人是指未满18周岁的公民。
综上所述，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的应指未满18周岁的公民违反治安管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应该受到治安管理处罚，而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立案查处的法律事实。
二、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现状分析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率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相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资料也逐渐增多，如今已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专项统计资料。
通过查阅资料和对派出所进行调研，笔者发现当前我国涉未成年人治安案件具备以下现状：
（一）未成年人治安案件发生数量有所上升
有关数据显示，1991年，全国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未成年人达42681人，占未成年人作案人数的22.56%；1997年为29940人，占未成年人作案人数的19.60%。但是结合未成年犯罪的比例来看，由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比例在逐年上升，所以涉未成年人治安案件也是逐年上升的，只不过所占的违法犯罪比例有所下降。也就是说，治安案件的发生率也在逐年增加，但刑事案件的发生率更高，即说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情况在日益严重。
（二）涉案的未成年人存在地区差异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日益显露，也引起了一系列的地区差异，对于涉未成年治安案件来说，这种差异也十分明显。25岁以下流动青少年是流动人口中的特殊群体，在流动人口中占有一定比例。数据显示，25岁以下流动青少年过亿，其中有近2000万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他们或者跟随父母迁居，或者外出打工谋生。最近几年，有关流动青少年权益侵害与违法犯罪问题屡见报端，备受社会关注。一方面，流动青少年的许多合法权益经常被忽视，甚至被肆意侵害，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另一方面，某些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流动青少年的违法犯罪率持续攀升，成为当前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一个新的突出特点。根据一些地方的统计数据显示，流动人口犯罪呈增长趋势。例如，流动人口犯罪占上海全部犯罪的50%以上，广州高达80%，深圳竟达97%；在北京，1990年流动人口犯罪占全部犯罪的22.5%，到200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69.2%。流动青少年在流动人口犯罪中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在浙江，流动青少年治安案件占到当地案件总量的69%。但是，欠发达地区，如河南，由于流动人口数量少，涉未成年人的治安案件却多集中的本地人口。以开封为例，2012年涉未成年人治安案件122起，只有2起是非本地户口，占0.016%。
（三）治安案件涉案的未成年人以在校学生为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2章第11条规定，凡年满6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7周岁。根据2008年的《中国未成年人权益状况报告》，2007年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人口覆盖率已经达到99%，小学学龄儿童的净入学率由1991年的96.8%上升到2007年的99.5%；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8%，较1991年上升28.3个百分点；高中毛入学率达到59.2%，较1991年上升33.2个百分点。这种高入学率结合未成年人的年龄特点，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一般集中在中学或者中职院校内，治安案件的发生也多发生在校园，通常由学校负责处理和消化，而刑事犯罪的未成年人大多已经脱离了学校。这也给涉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的调查带来了难度，过多的校内处理减少了发案记录，减少了我们对治安案件数量的统计，但是，从另一个侧面考虑，这种减少证明涉未成年人治安案件在学校内部消解了矛盾，对社会稳定和未成年人的保护是不无裨益的。
（四）未成年人治安案件以轻伤害案件居多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条对治安案件的调整范围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即适用于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而在笔者的调查中发现，涉未成年治安案件的种类多集中在对人身权利的侵害。原因有二：一是，侵犯财产权利的案件通常私自解决或者由学校处理，并不报案；二是，过于严重的伤害案件直接由刑事立案不作为治安案件处理。由此又引发涉未成年人案件的另一个现状。
（五）未成年人治安案件调解结案居多
公共安全管理法律法规篇7
关键词：政府；公共警告；立法
中图分类号：DF3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53（2012）02-0095-06
一、引言
消费安全特别是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我国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管，从立法角度而言，不仅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还颁布了专门的《食品安全法》，从监管责任主体而言，自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还有各级工商、质检、卫生等多个部门在不同环节负有监管职责。但是看似严密的监管体系，在现实面前竟然不堪一击。长期以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无处不在，无时不在”，\[1\]2008年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使得消费安全问题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质言之，消费危害的预警机制缺失实为我国消费危害事故频繁发生之症结所在。
政府公共警告是指政府性组织向其权力辖区内之社会大众公开其所掌握的可能对人们造成较大危害的行为、商品、事件等信息，以促使人们产生警觉心理的行为总称。政府公共警告是一种新兴的公共治理方式，是一种消费行政预警机制；是在现有社会管理条件下，运用现有资源和经验的一种政府应对消费风险的社会管理机制创新。在公共管理领域，新制度的出现意味着新的行政活动内容的产生；如若没有完备的法制作为铺垫，所谓的“新制度”可能只是一些新概念的简单揉合，不仅不能达成其创设之原初目的，并且还有可能给社会大众带来新的问题。就政府公共警告而言，在立法上应当着力实现政府公共警告合理构造。
二、政府公共警告的法规现况与立法模式选择
（一）政府公共警告的相关法律规定检视
在法治社会里，法律是国家的“君主”，政府是“君主”的派出使者，政府必须按照“君主”之意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因此，政府公共警告作为国家的社会管理手段必须以法律规定为实施依据。检视我国现行法律，尚未有关于政府公共警告的专门法律，政府公共警告的法律依据散见于各层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中。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层级的地位，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从宪法的规定。因此，政府公共警告的运行首先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我国宪法没有关于政府公共警告的直接规定，其运行主要是基于宪法对行政机关职能的概括授权。我国《宪法》第28条明确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职能，第89条、107条、第118条分别对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自治地方人民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及其手段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这些规定是政府公共警告的宪法性依据。政府公共警告的直接性法律依据主要有《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事件应对法》是我国现行法律中涉及政府公共警告最多一部法律。该法于2007年8月30日获得通过，其目的是为了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规范突发事件应对活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秩序。《突法事件应对法》适用范围十分广泛，该法第3条规定：“本法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消费安全事件依其性质可归入事故、公共卫生事件之范畴，故《突发事件应对法》亦是消费安全公共治理之法律依据。相关规定见第10、11、20、42、44、45、47、53、54、65、68、63、66条。、《食品安全法》为填补“三鹿奶粉事件”引出的食品安全监管的漏洞，维护食品安全，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9年2月28日通过了新《食品安全法》，该法已于2009年6月1日开始实施。新《食品安全法》对与食品安全的相关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涵盖了食品安全监管的全过程。该法最大的亮点在于“一破一立”，即取消了食品免检制度，确立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风险评估制度。《食品安全法》以专章的形式对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进行详细规定。相关规定见第11、12、13、14、15、17条等。、《产品质量法》为了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于1993年2月22日通过了《产品质量法》。该法设定了产品生产与销售的禁止性条款。相关规定见第7、8条等。、《传染病防治法》为了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保障人体健康和公共卫生，我国早在1989年2月就通过了《传染病防治法》。2003年“非典”危机暴露了我国传染病防治工作中的诸多不足，遂于2004年8月28日重新修订了《传染病防治法》，并于2004年12月1日开始施行。《传染病防治法》也对疫情的预防、报告、通报和公布作了规定。相关规定见第19、20、38条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是我国消费者保护的基本法，对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世界各国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规范都是基于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这个假设而制定的。因此，国家具有保护消费者的天然职责。相关规定见第5、6、20、32条等。、《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办法》《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办法》（2010年11月3日公布）是卫生部会同农业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制定的规范食品安全信息公布行为的部门规章。相关规定见第3、7、11条等。等。
除了上述法律规定外，我国的《对外贸易法》、《药品管理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管理规定》、《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管理规定》、《食品安全监管信息暂行管理办法》等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也有涉及公共警告的法律规定。它们同前述法律规范共同构成了我国政府公共警告的法律框架。
（二）政府公共警告构造的立法模式
从上文可以看出我国还没有关于政府公共警告的专门法律，有关政府公共警告的法律规定散见于各法律法规之中。法律依据的零散性给公权力部门的法律适用增加了困难，有些法律规定之间还存在相互矛盾的情形。因此，当前需要尽快改变这种局面，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法制的统一性。统一政府公共警告法律有两种可行之法：一种是通过制定专门的《政府公共警告法》以实现法制之统一；另一种是结合当前的行政程序法典化之趋势，通过在《行政程序法》中设置专章规定，以改变政府公共警告法律规定的零散状态。笔者认为，前者是政府公共警告法制统一的终极目标，而后者可以作为实现这一终极目标的基本铺垫。我国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和《食品安全法》均出台不久，如果制定《政府公共警告法》必然要将这两部法律的许多内容纳入其中统一规范，但这样做又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两种法律颁行时日不久，相关机制运行经验尚存不足；二是如果在制定《政府公共警告法》后仍保留这两部法律不免有重复立法之嫌，如果废旧立新又有违法律的稳定性和严肃性。考虑到当前的立法现状，笔者认为在《行政程序法》中设置专门规定更为可行。实际上行政程序法典化正是政府公共警告法制完备化之一大良机，通过在《行政程序法》中设置专门规定既可以解决上述两种疑虑又可实现政府公共警告的法制统一。
当然，规范公共警告行为最终还是需要一部统一的《政府公共警告法》，将与公共警告相关的法律规定统一于该法之中。该法在实施过程中如果出现需要增补或改进之内容可以由国务院制定实施细则，以促法律之具体实施。尽量避免相关地方性立法，因为以往的立法经验表明，许多地方性的法律规定存在“小法复制大法”之情形，并没有真正结合地方实际，大多是在应付立法任务，并且过多的地方性立法亦可能“蚕食”政府公共警告法制统一化之成果。
三、政府公共警告主体的立法确认
政府公共警告的主体是指具有政府公共警告权的特定组织。当前，我国公共警告的主体较为繁多，加之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公共警告的主体呈现出较为混杂的局面。这种混乱情形，如不通过立法予以矫正势必影响政府公共警告的实施效果。
虽然政府公共警告主要以行政机关危险性信息的形式呈现，但在实践中，这种危险性信息的实际者还可能是非政府组织、企业甚至是个体公民。理论与现实的折冲会使人们对政府公共警告的主体模式产生不同的认知和理解。传统公共警告理论主张一元主体论，即政府公共警告权为政府性组织独享。当然，随着社会的变革，新兴媒体的不断出现，社会团体、企业单位、公民个人亦在风险预防信息的传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否应当赋予它们公共警告的权成为政府公共警告立法必须考虑的问题。
（一）行政机关
行政机关的消费安全监管权能及其对社会大众的生存照顾义务使其成为政府公共警告的当然主体。然而，监管权能和生存照顾义务只是为行政机关提供了政府公共警告的正当性基础，正当性基础并不能涵括行政机关实施公共警告的合理性。政府公共警告权作为一种具有潜在强制性的信息权，实施不当，势必会对市场自由与社会秩序造成不必要的侵扰，因此，这就要求政府公共警告的实施必须客观、适度、符合理性。合理性的实现受限于行政机关的自身条件，并非所有的行政机关都适宜行使政府公共警告的权能，这就需要设置限制性的条件将一些行政机关排除在政府公共警告的主体范围之外。可以考虑以行政级别和专业性程度为基本标准进行划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机关的专业性行政机关（如省卫生厅、省工商局、省旅游局等）具有公共警告的权力。另外，应该设置政府公共警告的全国协调机关和统一平台，行政机关的政府公共警告应以在该平台为原则。
（二）社会团体
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条规定“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也就是说，在我国，社会团体基本上属于第三部门，是非营利性组织。在当代社会，第三部门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填补政府治理缺陷的重要力量。在消费风险预防领域中，社会团体是否可以成为政府公共警告的主体？
回答这一问题必须解决作为公共警告之主体应具备何种实质性条件。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关于政府公共警告主体实质性条件的具体规定，明晰这一条件需借助行政机关这一推理中介，即通过作为政府公共警告的当然主体之行政机关在政府公共警告职责中所显现的特质推导政府公共警告主体条件。
行政机关之所以成为政府公共警告之主体主要在于其公共服务性、权威性和社会资源掌控能力。公共服务性意味着，行政机关公共警告是基于公益目的，不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即非营利性），公共服务性是信息利益中立的基本前提；权威性则是指危险信息主体具有社会公信力，其的危险信息被认为是可信的；行政机关的资源掌控力能够保证危险信息及时地由危险源传递到行政机关再到社会大众。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条的规定，在我国，社会团体的公共服务性当无疑问。一般来说，隶属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具有社会公益性和不以营利为目的之特质。在权威性上，由于社会团体在服务社会的信条和旗帜下，往往能得到社会大众的信任和支持，具有一定的公信力。一般来说，社会大众对专业性、宗教性较强的社会团体较为信赖。这种信赖具有“爱屋及乌”的传导效力，人们基于对这些组织的信赖进而对其的信息产生信任感。在社会资源的掌控上，社会团体可能在资源总量上不及行政机关，但在某一特定行业或领域，一些非政府组织的资源掌控能力未必逊于行政机关。另外，由于社会团体摆脱了行政的羁绊，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其执行力和工作效率也相对较高。
虽然，“政府公共警告”顾名思义是指政府性组织的公共警告，但我国的社会团体具有一定特殊性，其多附属于业务主管部门之下，具有准官方性质，赋予其政府公共警告的权不会引起人们认识上的混乱。另外，非政府组织经法律、法规的特别授权，即可成为独立实施公共行政管理职能的行政主体，与“政府性组织”并不相悖。
综上所述，应当授予一些社会团体公共警告权，使其成为政府公共警告的主体。社会团体参与社会治理亦符合现代社会公共治理的基本理念与趋势。在政府公共警告的立法中，可以考虑以列举的方式将政府公共警告职能授予特定的非营利性组织，将其吸纳入政府公共警告的主体行列。
（三）企业
在现实生活中，商品的生产者也会向提供消费者提供一些关于商品使用方面的警示性信息，在商品出现质量问题之时也可能发出召回公告。是否可以将企业的这种行为称为公共警告，并将其视为公共警告之主体？企业向消费者提供消费危险信息虽然满足了消费者知情权，让消费者了解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与公共警告相当之效果，然而，企业的这种信息提供行为是交易行为的基本要求而非基于公益之目的，它与政府公共警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众所周知，企业是一个营利性组织，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基本目的，这就决定了它无法真正保证其公布信息的公正性以及社会公信力。企业的任何重大决策均是在利益比对下的行为选择，因此，如果企业发出召回公告可能产生的利益不及其隐匿信息之收益所得时，企业经营者就有可能选择隐匿行为；即使在企业经营者提供危险性产品信息的情况下，也未必是“知无不言”。在利益的驱引和导向下危险信息的完全性和充分性实难保证。生产经营者主动消除危险信息是一种自我监督，这种监督逻辑就决定了企业不应也不能成为公共警告之主体，因为让生产经营者监督自己最终很可能变成一种空头监督，企业的自我监督行为并无法解决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困局。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公共警告就是为了弥补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如果让企业成为政府公共警告之主体必会引起逻辑混乱。当然如果企业与行政机关合作，以两者的共同名义消费危险信息，由于借用了公权力并受到了公权力的监督，该消费危险信息行为应被认定为政府公共警告行为。此时的企业是依附于行政机关才成为形式意义上的公共警告主体，而企业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或者实质意义上的政府公共警告主体。
值得说明的是，此前探讨的企业是指以盈利为目的的传统型企业，并不包括新生的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大约出现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类企业以社会公益为基本目的，通过传统企业的市场经营方式创造社会效益，实现其服务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的目标。目前，国内外对社会企业的定义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社会企业是介于公私部门间的组织，其主要形态为利用交易活动以达成目标及财政自主的非营利组织……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特质”\[2\]，该定义得到各国学者的普遍认同。从该定义出发，可知社会企业应当作为非营利性组织之一种，其能否作为政府公共警告主体，应参照前述关于非营利性组织的要求而定。
（四）专家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科学家根据自己的研究发现，也会对人类提出一些警告。例如，在2009年5月，英国国家医学研究院分子结构中心主任甘布林称：“英国政府特别拨款超过1亿英镑，囤积超过5000万粒达菲，以防止甲型流感病毒在英国大范围蔓延。这种大量囤积同一种药物的做法并不科学。研究认为，如果大范围使用达菲，甲型H1n1流感病毒突发变异的可能性也将大幅上升，并使病毒产生抗药性。”\[3\]虽然专家的警告和呼吁在外在表征上与政府公共警告相似，然而这种学术意见存在一定的研究受限性，不同的科学家对同一问题甚至会出现完全相左之结论。因此，一些科学家的警告或预言不乏“杞人忧天”之成份，实际的情况可能并非如其研究成果所呈现的那样糟糕，因此，科学家的警告是一种学术性意见而非政府公共警告。另外，专家与行政机关相比还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一是专家作为个体性的人相对于组织来说更容易为人所“操控”或“利用”，一些财团或企业可以通过收买科学家的方式，使科学研究结论呈现出有利于自己或者不利于竞争对手的情形。二是“专家”的概念具有模糊性，对专家的界定存在很大困难。何谓“专家”？学界并没有也不可能制定出一个科学的量化标准。现实生活中，很多商业广告以虚拟的专家的名义，进行不实宣传，正是利用了专家的概念无法明确化这一漏洞。三是作为人类个体，其承担责任的能力相对有限。如果科学家的警告发生疏失，可能会对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巨大损害，而科学家在责任承担上存在困难。专家作为政府公共警告的主体对社会的福祉之增加远不及其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因此，专家不适宜作为政府公共警告之主体，专家意见应限于学术领域内的小范围传播。
当然，专家意见亦可能与行政机关或非营利性组织结合后成为政府公共警告的内容。例如，行政机关或非营利性组织可能会采纳专家意见，然后一字不差地“专家意见”，以提醒社会大众注意特定风险。但必须明确的是，这不应当是专家公共警告而是非政府组织或行政机关的公共警告，“专家意见”只是政府公共警告的内容而已，而非政府公共警告本身。另外，专家不能作为政府公共警告之主体具有“举重以明轻”之意，这意味着社会公信力不及这些专家的个人亦不宜以个人名义公共警告，个人不具有政府公共警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综上所述，在政府公共警告立法中可以授予符合条件的行政机关和非营利性组织政府公共警告权，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是政府公共警告工作的协力者。
四、政府公共警告的排除范围
“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政府公共危机信息就是公开问题，而公开问题就是为了解决问题”\[4\]，而不能引发新问题。政府公共警告如果没有合理的往往就难以给人们提供周全保护，而且还可能引发一些新的问题。因此，除了明确政府公共警告的主体外，还必须在立法中正确区分得政府公共警告与不得政府公共警告的情形。政府公共警告作为政府信息的一种，自然要受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调整。《条例》第14条第4款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就消费危险信息而言，商业秘密仍是政府公共警告之当无疑问。国外之立法例对商业秘密亦有相似规定，例如美国《消费品安全法案》第6条第（2）项规定“委员会或其代表收到的或以其他方式取得的任何信息，如果含有或涉及《美国法典》第18卷第1905条所述的商业秘密或其他事项，或受到《美国法典》第5卷第552条第（b）款第（4）项的制约，都应视为机密，不得披露。”
国家秘密、个人隐私似乎与政府公共警告并无关联，将其列为政府公共警告是否必要？我国《宪法》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国有企业则肩负特殊的国家经济职能，国家通过建立和发展国有企业来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这就决定了国有企业内部的一些信息可能是国家发展经济的机密性文件，如在政府公共警告中披露将可能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至于何种信息为国家秘密，1988年颁布2010年修订的《保密法》第2条作了明确规定，即“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该法第9条列举了七大秘密事项，即国家事务重大决策中的秘密事项；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活动中的秘密事项；外交和外事活动中的秘密事项以及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秘密事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科学技术中的秘密事项；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经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确定的其他秘密事项。1990年颁布的《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第4条以行为的危害为中心，对国家秘密事项作了更进一步规定，即某一事项泄露后会造成“危害国家政权的巩固和防御能力；影响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损害国家在对外活动中的政治、经济利益；影响国家领导人、外国要员的安全；妨害国家重要的安全保卫工作；使保护国家秘密的措施可行性降低或者失效；削弱国家的经济、科技实力；使国家机关依法行政职权失去保障”后果之一的，则应当将该事项列入国家秘密。由此可知，国家秘密与政府公共警告并非永无关系的两条“平行线”，政府公共警告的内容应避免涉及国家秘密。
个人隐私是指自然人的隐秘性私人信息，它包括个人的私生活、日记、相片、生活习惯、交际圈、身体缺陷、通信秘密，这些信息的公开会影响自然人的生活安宁。政府公共警告并非与个人隐私绝然无关，政府公共警告的原始信息可能会涉及到受害者的个人隐私，在此种情形之下，有关部门只能物品本身的危害性信息，而不能公布受害者的个人信息。例如，某种治疗艾滋病患的药品导致患者身体其它机能受损或者死亡，行政机关在药品公共警告时不得公布患者的姓名、家庭住址等能据以直接或间接识别自然人身份的信息。
此外，《条例》第8条还规定了安全和稳定条款，即“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该条规定是否为政府公共警告的除外范围内容存有争议。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任何一种信息行为均不应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但作为应急措施的公共警告必然会引起社会的震动，这种震动现象甚至可能表现为社会恐慌，影响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那么，如果根据《条例》第8条的规定是否意味着这类公共警告不能？实际上，社会恐慌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基于所披露信息中令人震憾的事实，也可能是因为信息宣传的夸大或放大现象。前一种情形并非政府信息本身之过，换言之，这种社会震动并不是由于政府信息引起的，故不适用于《条例》第8条之规定，因此，具有政府公共警告权的公权力部门不能因为政府信息所包含的事实对社会影响巨大而隐匿信息。至于由于信息宣传手段的原因致使社会发生紧张状态，则是特定主体政府公共警告时应当避免的情况。必须注意的是，安全和稳定条款可能成为行政机关隐匿风险警示信息或行政怠惰的借口，故在实践中应慎用该条款。
参考文献：
\[1\]周游，赵学刚.论我国食品安全公众参与的法律制度构建\[J\].管理现代化，2011(4):3.
\[2\]oeCD.thenon-profitsectorinachangingeconomy\[m\].oeCD，2003:299.
公共安全管理法律法规篇8
时下，学术界和实务界针对日益繁杂的治安现状，就治安承包的争议开始升温。社会治安究竟是应该强化的政府职能，或者可以适当进行私化；治安承包是否应该是一道解决好众多社会治安问题的良药？但仅就目前的我们国家的法律层面而言，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治安承包尚不具有合法席位。横向来看，实施治安承包应该是顺应社会潮流，那么国家可以运用行政法法理作为理论视野，以行政法作为主体法规手段，科学地对治安承包进行控制、引导与完善，促使政府与民间组织或个人形成开展治安工作的伙伴关系，可能会对构建和谐社会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治安承包存在的理论与实践合理性
治安承包在理论上契合新公共行政理论。倘若按照传统公共经济学所倡导的公共物品的有关理论，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物品主要是指社会成员所共同进行消费的相关物品，特征表现在消费方式上具有明显的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治安问题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比较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上午公安队伍通过治安防范与治安管理等运作手段，保证安全并提升公民的安全感，所有在治安区域的人都能够从中得到收益，从而无法排除他人同类受益；就提供公共治安而言，单位公共治安的成本供给，根本不需要特别地追加资源的个体投入；同样，每个人对公共治安的实际消费不排斥与妨碍其他人同时享用享有。伴随着新公共行政理论的兴起，“公共提供并不等于公共生产”已经在公众流行，公共政府提供和私人生产的现象一并出现，因此公共物品消费与提供引入了竞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上各国政府都面临着社会变革与科技发展以及财政赤字等压力，社会公众对政府信任度不断的降低。于是，公共行政逐渐变化：政府公共权力重新进行配置，政府的地位开始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和行为开始发生变化。这就必然要求政府以全新方式同社会、公民与组织开展合作和竞争。政府与民间开始建立公私部门伙伴关系的新型公共行政。
治安承包契合当代警务改革的实际与理论。被称之为第四次警务革命的社区警务，在国外大约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一般意义上的社区警务依托社区与服务社区并举，其目标是改善与密切警民关系，从而保持社会治安构建的良性秩序。治安承包实际上不是单纯政府行为，也并非单纯民间行为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综合表现为警察职务行为和居民自治行为的紧密结合，地方政府主导并对各种社区治安资源进行整合完善，因此，治安承包实际上符合第四次警务革命发展时代潮流。当前，第五次警务革命已经开始酝酿：对警察部门内部运用企业化管理模式来规划警务考虑成本与效率；利用市场与社会的力量来推行警务工作的社会化。治安承包在新世纪同样满足这次警务革命的特殊需求。
二、我国治安承包的运作模式
我国当今的治安承包起源于农村。在1996年，山东泰安一名退伍军人承包该市一个村的治安，从而被媒体称为中国“治安承包”第一人。据相关资料统计，各种治安承包目前在我国的近十个省（区）运作，而且治安承包涉及范围与区域，已由单纯的安全防范已经扩展到公安机关行使的治安管理。根据运作的情况大抵可以分为三种模式。
治安承包的山东泰安模式。治安发包人一般为村（居）委会、综治委或者物管公司等机构，相应的治安承包事务局限于本区域内治安防范等实务，所需的承包费用由发包人承担或由直接受益人提供，相应派出所只负责具体业务的监督指导。在山东省泰安市的治安承包就是这种模式，一般将村或街道或单位的整体治安或项目进行治安巡逻看护与安全防范，一般采取以合同价格承包给一定量的个人。而相应的发包方为村委会、居委会或其它单位，对应的公安机关与发包方共同对治安承包人进行量化考核，产生的承包费用则由发包方出一部分与群众出一部分加以解决。
治安承包的嘉兴嘉善模式。在2002年8月，嘉兴市嘉善魏塘镇推出一种“治安防范组合承包”的新模式。治安事务的发包人为地方公安机关，相应承包人的身份较为特殊，一般是公安机关内部的在职警察，然后再由所承包警察挑选组织保安队员。治安承包事项往往限于本区域内治安防范和管理，治安承包费用向直接受益人进行募集。另外还可根据发案与破案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民警与保安队员的对应经济收入，相应的治安承包经费则由警方出面收取保安费来进行保障。
治安承包的宁波郸州模式。2002年12月，在宁波市的郸州区五乡镇明伦村的一个村民名叫张伟忠公开竞标，比较顺利地拿到该村第二年度的安全防范承包权。一般而言，这种模式的治安发包人往往为村委会，对应的治安承包人为非公安机关或警察，是完全的民间组织或个人，并且治安承包的事项仅限于本区域内治安防范工作与部分治安管理一般性的事务，另外还可负责私房出租户和暂住人口的管理工作等。相关产生的承包经费往往由发包人提供，公安机关主要负责协助综治委的组织竞标并审核承包人的相应资格资质，并且负责对承包人进行考核。
三、治安承包存在的现实问题与不足
治安承包的法律困境有待行政法进行破解。现行的法律框架使得治安承包只能在法律与规则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在社会治安上的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根本分野在于，在古代社会普遍合理存在私力救济现象，在现代社会一般以公力救济为主，少数私力救济只在正当防卫和进行扭送等情况才可以，还比较严格地规定这些权力均来源于相应的法律明确的授权。如果按照现代行政法的相应要求，行政行为如果非有法律授权不得开展；如果出现法律缺位，往往相应就排除任何行政行为；所有的行政活动都应该受到目前法律的制约和约束，有责的行政机关应该主动积极地执行明文法律，而且不得推卸和怠慢履行法定职责。在我国《行政处罚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之前广泛适用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均有明确规定的条文，公安机关以外的组织与个人未经法律明确授权或委托均无权对违反治安管理的相关行为行使管理与处罚权，社会治安是各级政府及治安管理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在目前运行的法律框架下，还不存在法律明文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将治安管理权赋予民间任何组织与个人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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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承包具体模式在运作中存在先天不足。治安承包顺着市场经济而生的新生事物，具体在实践中运作必然存在欠规范甚至违法的做法。治安承包的参与主体混乱，就目前几种治安承包模式而言，发包方既包括有公安机关和众多物业管理公司，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繁多的居（村）民委员会和众多街道综合治理委员会等。有的发包方甚至将不属于自己行政范围内或职责范围的事务，错乱地发包给相应的承包人。与此对应的承包方分为组织和个人，这两者必然在治安业务的专业性与组织管理规范性方面均处于不规范不完善的阶段。我国至今还没有实质性引入规范化的与私人保安行业相匹配的市场运行机制，因此要想在较短时间内科学提升治安承包双方主体的相对应的专业水平明显不切实际。治安承包模式的具体运作也目前呈现无序状态，没有真正意义上建立警察机构与专业社会组织之间关于治安承包的理性合作关系。
治安承包在现实中往往引发负面作用。治安承包在推行市场化运作与管理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与一段时间内能够达到较好的治安效果，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公众参与社会治安工作的职业化与报酬货币化等相应的困境与难题。但是，治安承包从长远来看，必然会随之产生一定副作用。一是容易导致政府的治安职能错位。政府治安职能的错位表现为该管的事没有管或没有管到位。目前我国政府部门在管理经济和干预市场经济方面的力度相对而言较大；但是在提供法治与秩序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做得远远不够。治安承包虽然一方面可以使公安机关减轻工作压力，但同时也容易对治安防范和管理工作采取一包了之，甚而至于成为甩手掌柜。二是治安承包过程容易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的公安机关具体的治安行政执法对治安实体与程序均有严格的一套规定，成熟的专业警务人员往往需要经若干年专业培训与实际工作方能合格。然而，治安承包却将专门由警察才能行使的公安行政执法权，放心地交给既无执法资格又没有法律专业素质与基本警务技能的对应承包人来行使，如果监管不力或不当，一定会造成承包人或者非法办案，甚至发展到私设公堂和刑讯逼供，或者可能出现法盲执法怪圈与恶人治村的诸多怪现象。三是治安承包很容易引起权力寻租。就治安管理而言，公安机关所应该追求的是社会公众效益，然而治安承包者往往首选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可能会使相关的经济激励异化成为追求经济利益的赚钱工具。四是治安承包容易加重负担。在承包经费的来源上，一般的模式差不多均遵循谁出资谁受益和花钱买平安的交换原则。尽管新公共管理理论已经提出了“多元共治”和引入社会公众力量来参与管理，这种目的应该是为了降低政府管理的运营成本进而达到减轻公众负担，但往往这种花钱买来的平安在客观上却使公众承受了经济分摊的繁重负担。
四、我国治安承包制度的法律化过程
在我国，应该从行政法等法律方面和制度规则方面对治安承包进行规范和完善，从而不断增强其存在夫人生命力，应该尽量避免可能因无章可寻而致其无声无息消亡。理性地看，我们国家对治安承包进行不断的控制、引导与完善过程，其实质就是自身法律化的完善过程。
第一，明确设定承包事务的法定范围。就治安承包在承包事务范围的角度来划分，可以分为“治安防范承包”与“治安管理承包”这两种类型或者两个方面。目前的治安防范应该是我国现阶段治安管理重点，肯定要将预防放在首要位置。法律明文规定的部分非强制性治安管理事务可开展相应的治安承包，主要内容主要涉及治安行政教育与治安行政监督等具体事务，都可以列入治安承包的对应的事务范围。
第二，法律明文规定治安承包人的专业资格。配好与选好承包人是实行治安承包的关键核心环节，就现实情况而言，如果对治安承包人的资格作过高的要求显然不合实际，法律应该规定基本条件和选任程序。另外还要抓好治安承包与开展保安服务的科学结合，还要促使承包人进行整体素质普遍提升教育，保证能够有效承担治安防范与管理的专业职责，另外也要建立和完善专业化的私人保安队伍进行运作。
公共安全管理法律法规篇9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江苏省法治实践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我国社会建设领域的一场重大变革，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仅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更要通过法治建设促进全社会形成共同的价值目标与行为认同，推动社会建设的有序与科学发展，从根本上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近年来法治江苏建设的实践表明，法治化是江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践的客观需求。作为东部沿海发展较快的地区，江苏在社会管理领域遇到的问题较早，碰到的挑战也较多，有效破解这些问题，在法律层面形成稳定机制，对于全国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因此，研究和总结江苏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深入研究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问题，对于推进江苏社会管理创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江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化，给社会管理带来一系列新课题。江苏始终高度重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对如何建立适应国情和省情的社会管理制度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社会管理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2002年），主要特征是坚持“严打”与预防相结合，探索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在此阶段，中国社会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变革，在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社会治安问题相对突出。1979年第一次全省政法工作会议，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路。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全省建立了以党政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实行目标管理和一票否决的责任体系；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基层综治组织为骨干、群防群治组织为依靠的工作体系；以“严打”为首要环节，实行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相结合的综合治理体系，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维护社会治安、保持社会稳定的路子。1994年6月，中央综治委在苏州吴江召开全国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推广江苏经验。此后，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并以其独特优势保障和促进了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①
第二阶段（2003～2011年），主要特征是以平安建设和法治建设为载体，探索建立社会持续稳定长效机制。2003年，江苏在全国率先作出建设平安江苏、创建最平安地区的重大决策。在实践过程中，江苏创造性地构建了确保社会治安持续稳定的“大调解”、“大防控”和“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三大机制，有效推动了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②在深入推进平安建设的同时，把法治作为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2004年，省委、省政府颁布《法治江苏建设纲要》，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我省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法治化的战略目标。2011年5月，制定下发了《关于实施社会管理创新工程切实加强群众工作的意见》，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全省上下以公正司法、依法行政、法制宣传教育为重点、以开展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为载体，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为评判标准，不断规范公共权力，着力提升全社会法治意识，扎实推进法治惠民工作，有效发挥了法治在加强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群众权益方面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为又好又快地推进“两个率先”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第三阶段（2012年～），主要特征是以法治保障为重点，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③法治已成为社会管理体系发展和完善的必然方向。按照中央决策部署，江苏提出了围绕构建全国法治建设先导区的总目标，以实施社会管理创新工程为抓手，充分发挥法治建设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的引领性、基础性、保障性作用，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在具体目标体系上，确立了社会稳定工作、依法治省水平、基层基础建设、社会管理绩效“四个位居全国前列”的目标；在工作机制上，强调实施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共同治理、长效治理；在工作重点上，实施社会矛盾排查化解、人口服务管理、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固本强基、社会组织培育管理、信息网络综合管理等“六大行动计划”；在工作方法上，推行信息化、网格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具有江苏特色的法治化的社会管理体系建设不断向前推进。④
回顾江苏社会管理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从以“严打”为主的综合治理，到平安建设和法治建设，再到实施社会管理创新工程、构建法治建设先导区，江苏省社会管理的理念不断更新、内涵不断丰富、范围不断拓展、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法治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作用日益得到提升和加强，这既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社会管理领域得到落实的表现，同时也是社会管理工作内在的规律性要求。实践启示我们，在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关系、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形势下，作为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引导、保障等作用，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在法治化的轨道上向前发展。
江苏社会管理法律制度建设状况
实现社会管理的法治化，立法是基础。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只有以法治理念为指导，以法制体系、法制程序和规范为支撑，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才能真正实现最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我国已制定宪法和法律240部，形成了包括宪法和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社会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的七大部门。其中，社会法共计17部，占全部有效法律的7%。⑤与此同时，江苏社会管理的地方立法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在社会矛盾化解、人口管理服务、社会公共管理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为维护社会的长期和谐稳定提供了法律制度的保障，具体来说，有以下方面：
社会矛盾化解方面。2005年12月起施行的《江苏省法律援助条例》、2006年10月起施行的《江苏省条例》、2009年1月起施行《江苏省行政复议听证办法》、《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调解工作的意见》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司法厅、江苏省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诉讼调解与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衔接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等，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社会矛盾的化解工作作出具体规定，为江苏大调解机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人口管理服务方面。2003年6月修订的《江苏省暂住人口管理条例》、《江苏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意见》和2008年5月起施行的《江苏省农民工权益保护办法》等制度对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进行规定。这些制度规定从我省实际出发，突出了公平对待、强化服务的原则，促进了人口管理服务方面问题和矛盾的解决。
社会公共安全管理方面。包括2005年7月起施行的《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2009年修订的《江苏省公共场所治安管理条例》、2010年修订的《江苏省食品卫生条例》和2012年2月1日起施行的《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等，这些方面的制度规定进一步深化了平安江苏的法制建设，为建设和谐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提供了法制保障。
社会组织管理方面。目前，全国性的社会组织管理的法规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江苏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2010年5月起施行的《江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和2012年1月起施行的《江苏省行业协会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为慈善组织、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在组织行为、机构治理和管理体制等方面提供了法律规范。
信息网络管理方面。国家先后制定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规和规章以及司法解释。2012年1月1日起施行的《江苏省信息化条例》从信息化规划与建设、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利用、信息产业发展与技术推广应用、信息安全保障等方面对信息网络管理进行了具体规定。这些法律制度体系在促进行业规范发展、维护网络秩序、惩治网络犯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实践情况看，江苏的社会管理已经超越传统模式走向法治化道路，在法律制度建设上也具备了一定的基础，这些都为进一步推动社会管理法治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江苏继续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化的主要路径
自2004年开展“法治江苏”建设以来，江苏在推进依法行政、规范执法行为、开展依法治理、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与现代化建设进程相比，法治基础还比较薄弱，地方立法还不够完善，执法不文明、不规范现象还不同程度的存在，全社会法治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十二五”时期是江苏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并向基本实现现代化迈进的重要时期，也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依然突出，加强法治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更为紧迫。党的十报告提出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十六字方针，开启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落实到社会管理领域，推进法治化应该以维护法律实施、提升法治能力为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从立法上看，全国及江苏省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法律制度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但由于数量少且不完整，不同法律之间协调性较差，还不能充分适应江苏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需求，亟待加以完善。要根据社会管理的轻重缓急和问题的主次，确定立法的重点方向，奠定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基础。例如，在解决矛盾纠纷领域，有必要修改相关法律规范，整合各种解决机制，规范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关于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的管理，需要完善相关的配套法律规范；为了建立社会管理新格局，亟需厘清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法律关系，完善社团管理法规，明确非政府组织的地位、职能、权利义务，使社会多元管理主体各司其职，各尽其能；要加快网络信息管理立法，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规范有序发展；加强公共安全领域立法，健全应急管理体系，切实增强政府运用法治手段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
严格规范执法行为。社会管理创新需要通过具体的执法来实施和体现。执法环节做得好不好，关系到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能否得到遵守、是否得到执行以及执行能否到位等重要问题。因此，在完善社会管理立法的同时，加强社会管理执法，同样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其中，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是重中之重。
一是要树立正确的执法理念。执法理念指导执法行为，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法为民，教育各级各类执法人员树立人权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时效意识、监督意识，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二是要完善执法程序设计。尽快制定出台《江苏省行政程序规定》，从执法的启动、调查、取证和作出决定等方面作出详细的规定，增强执法人员的程序意识，做到在程序中执法，违反执法程序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是要改进执法方式。合理界定执法权限，明确执法责任，推进综合执法，解决多头执法以及不执法、乱执法等问题。推行全程说理式执法、行政监管劝勉、轻微问题告诫等柔性执法方式，提高执法效果。同时，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司法职权配置，加快形成公正、权威、高效、廉洁的司法体制，提高司法公信力，切实维护法律权威，保障法律正确实施。
始终坚持公正司法。司法功能的充分有效发挥对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实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是要厘清司法机关与执政党、人大、政府的关系，确保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非法干涉。同时要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防止司法腐败，确保司法公正。二是尊重司法裁判的终局性。司法机构在裁决任何案件时，必须给出一个最终的裁决方案。在司法机关作出生效判决以后，便对当事人发生法定的约束力，非依法律明确规定，不得再行启动司法程序，对该案件再行审理。只有司法裁判得到尊重，才能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当事人服判息诉。三是认清司法的定位，既要发挥司法的功能，也不能夸大司法的功能，误导当事人滥用诉权。
提高全民法治意识。首先，作为社会管理主体应当尽可能用法律手段进行社会管理，而不要简单地使用法治之外的手段干预社会生活，为此，要大力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法治思维是以合法性为判断起点而以公平正义为判断重点的一种逻辑推理方式，包括合法性思维、程序思维、权利义务思维、公平正义思维等。领导干部要成为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典范，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应成为领导干部“依法执政”和管理社会的基本功。其次，要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规则意识。要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大力培养公民崇尚法治、维护法治权威的精神，动员组织群众依法理性有序地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引导群众按照法律程序、利用法律手段理性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打牢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根基。
【作者单位：江苏省司法厅】
【注释】
①彭凯：“让平安与富裕同行—江苏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十年回眸”，《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2期。
②林祥国：“建设平安江苏筑牢铜墙铁壁”，《求是》，2009年第14期。
③：“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④张新民：“率先建成具有江苏特色的社会管理体系”，《群众》，2011年第11期。
公共安全管理法律法规篇10
关键词：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法律执行
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无论是对社会发展、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世界上的一切国家，为了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和社会秩序，保障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免遭火灾危害，无一不重视消防管理事业的发展。而其中公共场所的消防管理尤为重要。目前我国公共场所的规模、数量和档次，从整体上说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必定有大的发展。因此，做好公共场所消防工作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任务极其繁重。社会相关部门应提高认识，以积极端正的态度和主动有效的工作来适应和满足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的客观需要。近年来，全国许多地方屡屡发生公共场所重、特大恶性火灾，不仅造成了惨重的经济损失，而且导致众多人员伤亡，公共场所的消防安全工作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本文拟从公共场所的含义及公共场所的消防安全现状等方面入手，探讨公共场所中消防法律的立法、执行状况及改进完善措施。
一、公共场所的消防安全现状
（一）公共场所的概念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活动场所主要有私人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其中公共场所是指人群经常聚集、供公众使用或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活动场所，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关于公共场所的概念，有一种表述为：公共场所是人类生活环境的组成部分，是在自然环境或人工环境的基础上，由人工建成的具有多种服务功能的公共建筑设施，供流动人群从事生活活动或社会活动的临时性生活环境。通过对其概念的表述，我们可以归纳出公共场所有开放性、共享性、秩序性等特点。我国在《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中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公共场所的范围，具体包括7类：住宿与交际场所、洗浴与美容场所、文化娱乐场所、体育与休闲场所、文化交流场所、购物场所、就诊与交通场所。无论何种公共场所首先应保证使用者的人身、财产安全，以满足人们丰富生活内容、提高生活质量的美好愿望。
（二）消防安全现状
火灾是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种灾害。虽然在防范火灾发生的过程中运用了各种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强化了管理手段，人们的安全意识也在不断的提高，但是造成的损失仍然越来越大。我国近年来火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公共场所火灾形势严峻。2002年6月16日北京“蓝极速”网吧大火，由于网吧的窗户安装了铁栅栏，屋内人员无法顺利逃生，造成25人死亡；2003年2月2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天潭酒店发生特大火灾，33人死亡，伤亡惨重的原因之一是出口过少；2004年2月15日，吉林省吉林市、浙江省海宁市发生特大火灾，共造成93人死亡。这些特大火灾事故的发生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给人们的精神和心理造成严重的伤害。公共场所火灾带来的诸多问题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我们必须对我国公共场所消防安全工作存在的问题有个清醒的认识。
群死群伤的公共场所恶性火灾事故的发生看似偶然，深究其背后原因却发现有着必然性的一面。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公共场所日益增多，规模不断扩大。但随之也存在着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
1、公众消防安全意识淡薄
在我国，由于没有系统的消防安全教育体制，大多数国民的消防安全意识普遍比较薄弱。无论是防火、报警、初期火灾扑救还是火场逃生方面都缺乏必要的常识，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群死群伤事故。公共场所的从业人员缺乏必要的消防安全知识，在火灾发生后，从业人员不能及时报警、快速组织灭火、迅速引导顾客逃生，贻误灭火逃生时机，酿成大灾大难。
2、管理人员对消防工作的重视不够，认识不深
公共场所的负责人轻视或忽视消防安全教育,平时不注重消防安全检查和整治，不注重服务人员的消防安全教育，只注重经济效益，把消防安全工作当作儿戏。一些老板、业主和经营者消防安全意识淡薄，急功近利，只重经营，不顾安全，忽视或不愿在消防安全方面投人，消防设施严重缺乏。还有一些个体、私营经济实体在招收员工时，没有进行必须的上岗前消防安全知识教育培训，特别是公众聚集场所的员工，没有实行专门培训、持证上岗。尽管消防部门每年都组织不同形式的消防安全教育培训，一些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中层管理人员也参加了消防培训，但不能认真组织员工进行消防技能培训，难以落实各项消防安全措施。
3、消防设施不足
一些经营业主防火意识淡薄，以为配备灭火器材用处不大，随意削减消防设施的投入和业务开支，致使消防设施严重不足或因年久失修而损坏、灭火器具得不到更新和补充。当发生火灾时，得不到及时扑救而酿成大灾。安全出口数量不足、疏散通道不畅、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短缺、消防设施损坏等是一些公共场所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以上问题反映出公共场所火灾频繁发生的必然性。在我国法制建设不断加强的今天，消防安全领域的法律法规也是急需完善、改进的，通过加大消防立法、执法力度，减少公共场所的火灾发生率。
二、消防安全现状的法律原因
1998年4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标志我国消防工作全面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全面推动了消防工作社会化、法治化、规范化建设。以《消防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消防法律体系使公安消防机构有法可依，保障了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稳定和发展。但是社会上消防工作有法不依、有法难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已经严重妨碍了我国消防民主与法治建设。下面将从立法、执法方面分析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现状的原因。
（一）现行的消防法律法规体系不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1、法律法规体系之间缺乏统一管理和协调
德国的消防法律体系结构比较严密，德国为联邦自治体制，国家无统一的消防法律、法规，消防工作均由各自治州独立管理。全国共有16个自治州，各州涉及消防的法律法规有消防法、建筑法和消防标准。各州消防法主要规定了消防部门的职能、任务；建筑法包含了建筑工程消防设施的内容；消防标准涵盖了消防产品标准和消防技术规范。根据德国联邦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各州消防法、建筑法等由州议会制定颁布。起草制订工作由州议会下设的内务法律工作委员会和建筑法律工作委员会负责。相比之下，我国的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结构不够清晰、严密。目前，我国的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主干是《消防法》和公安部制定颁布的相关规章，以及各地制定的消防条例，各项专门规定和技术规范标准是该体系的支干。但是由于立法过程中缺乏统一的管理和协调，现行消防法律法规体系中的主干与支干之间往往出现矛盾和冲突。如：公安部《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管理规定》第8条、第9条规定设有自动消防设施建筑工程验收前应取得消防测试报告，而《江苏省消防条例》第31条规定设有自动消防设施建筑工程验收前应取得消防测试合格的报告，两者有明显的矛盾。“规定”与“条例”同为消防执法依据，由于缺乏统一，造成公安消防机构执法无所适从。
2、执法程序设置不合理，导致执法成本大、效果差
《消防法》对很多违法行为设置了处罚的前置条件，即公安消防机构发现违法行为后，先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方可进行处罚。这样的前置条件，保护了违法责任主体的利益，却难以保障消防安全。譬如：对“营业性场所不能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这一违法行为的处罚。《消防法》规定，营业性场所有不能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的行为，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可以并处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罚款。很多情况下，这一违法行为是比较容易改正的，营业性场所的经营者却钻法律的空子。责令限期改正的程序规定，应该仅适用于公安消防机构初次检查发现的单一行为，而《消防法》和《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关于责令限期改正和到期复查的程序规定，将连续的违法行为分割成若干个单一行为，使《消防法》设定的处罚形同虚设，营业性场所的违法行为不能受到应有的处罚，这样既损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同时也给社会消防安全留下隐患。
3、语意不明，法理不清，导致消防责任主体不明确，消防执法随意性大
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应该内容完整、法语明确、法理清晰，各项规定的内容无明显冲突。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在这方面有所欠缺，这也是造成消防法律法规交叉多、冲突多、执法随意性大的重要原因。如：在《消防法》中有关于营业性场所不能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的规定，又有堵塞消防通道的处罚规定。在技术规范中只有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的说法，没有消防通道一词，根据《消防法条文解释》，“疏散通道”是“消防通道”的一种，而“堵塞”又是“不能保障畅通”的一种，两者互有交叉。前者须责令限期改正，可处责令停产停业，后者可直接处罚款。以处罚程序看，前轻后重；以处罚种类看，前重后轻。在实际检查中，存在大量营业性场所堵塞疏散通道的现象，究竟按照什么法理原则来处理，消防部门就根据需要，对同样的违法情形选择不同的处理方法。这样的法律法规执法情况，极易引起当事人的异议，引发大量听证、复议和诉讼。
4、消防行政强制措施过少，导致执法力度不大
消防行政强制措施是公安消防机构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违法行为人实施的一种暂时强制限制其人身、财产或其他权利的行政行为。它是强制消除火灾隐患的保障性措施，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强制措施往往与消防行政处罚紧密联系，而且常常是公安消防机构做出处理决定的前奏。针对当前行政执法难度大的现实，公安消防机构作为依法行使消防监督管理权的行政机关，赋予必要的强制措施对于消除火灾隐患，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是很有利的。从现行的消防法来看，公安消防机构具有的行政强制措施过少，一些火灾隐患因缺乏强制执行措施而不能得到及时消除，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二）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不高
1、执法人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一些执法人员执法时不以法律为准绳，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利益：不唯法唯公，而唯权唯情；不看法律条文有没有，却看谁的关系好不好，看谁的面子大不大，视法律如儿戏，置法规于不顾，搞“上有法律、下有对策”，搞实用主义，蔑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这些现象直接造成在基层执法中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另外有些执法人员超越行政执法权限或者不遵守行政执法程序，造成行政执法的混乱或留下隐患。
2、执法方式方法简单生硬，廉洁自律意识不强
一些执法人员由于受不良习气的影响，在监督执法过程中存在特权思想、衙门作风等不文明执法行为。表现为工作作风粗暴、工作态度冷漠、说话语言生硬、执法行为蛮横、办事推诿拖拉、超时限办理，甚至时不时刁难群众等。个别执法人员对开展反腐倡廉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主动性不够，工作被动；有的对自己要求不严，廉洁从政的有关规定落实不好，还存在“吃、拿、卡、要”和利用职权或变相指定消防产品、消防工程队伍的现象。
3、执法服务不到位
有关单位监督执法检查发现火灾隐患，依法下发法律文书，本无可非议，但个别执法人员对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后，对相对人的履行情况不闻不问，使消防执法形同儿戏、流于形式，个别相对人对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中的违法行为不理解，咨询中执法人员不是耐心解释，而是责怪连篇，态度冷漠，语言生硬等。有些执法人员办案，避重就轻，甚至回避，怕承担责任，导致执法工作失之于宽，失之于软。这不仅达不到消防执法目的，而且严重影响执法权威。
三、公共场所的消防安全对策
通过上述对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现状的分析及法律原因的归纳，我们认为应从下面几点加强公共场所的消防安全。
（一）加强消防安全的对策
从我国近年来公共场所发生火灾的直接原因看，绝大多数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因而是可以防范的，关键是做好防范和教育宣传工作。针对公共场所的消防安全现状，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应对存在的问题：
1、加强消防宣传教育,提高民众的消防安全意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条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经常进行消防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劳动、教育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把消防知识纳入教学、培训内容。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有关主管部门有进行消防宣传教育的义务”。各有关单位要结合实际，有重点地进行经常性的消防安全知识教育和培训，努力提高职工的消防安全技能。
针对公共场所社会性强、人员集中，一旦发生火灾易造成人员伤亡的特点，应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纸等舆论导向作用，大力宣传消防法规、火灾案例、防火及灭火知识，提高全民自防自救能力。并对公共场所的从业人员举办消防安全知识培训班，实行公共场所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制，使他们懂得基本的防火、灭火知识及公共场所的火灾危险性，做到“四会”即:会报火警、会使用灭火器材、会扑救初期火灾、会组织人员疏散，即使发生火灾也忙而不乱，将火灾消灭在萌芽状态或初期阶段。
2、使公共场所管理者树立“重视消防安全”的理念
做好公共场所的消防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公共场所老板、业主和经营者的认识。要通过消防知识普及宣传、培训等各种形式使他们真正树立安全第一，安全就是最大效益的思想和观念。自觉摒弃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只顾经营，不抓安全的错误作法，引导他们在有安全保障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经营效益。同时要为他们创造学习条件，提供培训机会，使他们了解和掌握一定的消防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做好自身消防工作的能力。通过建立消防安全培训中心，分期分批地开展消防轮训，以促进公共场所管理者整体素质的提高。
3、保证消防设施经费投入，改善公共场所的消防设施配置
疏散通道堵塞、安全出口缺少是导致公共场所群死群伤火灾事故的主要原因。公共场所在营业期间疏散通道、始终保持安全出口畅通是杜绝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最基本要求。公共场所的相关管理人员不应随意削减消防设施的经费投入，要加强对消防设施、消防器材、应急照明以及安全疏散指示标志等的维修保养，保证其完好有效，确保一旦发生火灾，能够进行有效的扑救，力争在发生火灾时以最短的时间将火灾的损失降到最低。另外，由于建筑消防设施定期维护、保养、检测等制度执行不力，每年都新增一些消防设施瘫痪的单位。为此，各级公安消防机构应建立长效工作机制，经常性地开展建筑消防设施专项治理，切实保证建筑消防设施完整使用率，提高建筑的自防自救能力。
4、加强消防队伍建设，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消防组织
我国现有的消防队伍主要是现役制的公安消防队和乡镇、企事业单位专职消防队，他们主要担负着依法进行消防监督、预防和扑救火灾的任务，实行军事化管理，是各地同火灾作斗争的骨干力量。但随着我国国家和社会的职能的分化，以公民社会组织为主体的公众参与正在出现，并不断扩大。中国城市政府在一系列领域鼓励公众的广泛参与，各种公民社会组织也组织志愿者参与相应领域的活动。我国目前志愿活动的领域主要在卫生、环境保护、就业、扶贫、助残、社区服务、国际志愿者等方面，关于消防的内容尚未列入志愿活动的视角。推动志愿消防活动的发展，对于解决目前消防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特别是提高公众的消防意识和自救技能，有着切实的意义。例如：德国法律规定，每个城镇至少须建立一个消防队，但10万人口以下城市政府可只建立消防站，不建立职业消防队，而由志愿消防员轮流在消防站执勤；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必须设立职业消防队，同时也设立志愿消防队作为补充。西方国家对志愿活动的一系列研究表明，通过志愿活动形成的网络在促进社会融洽、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志愿活动对于提高公众对志愿服务项目的认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应当努力发展多种形式的消防组织，使消防工作真正落实到社会各个角落。
（二）完善消防法制体系的对策
尽管消防法律、法规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制了公共场所火灾的发生，但是公共场所火灾损失的不断增加说明我国的消防法制体系仍需不断完善，必须通过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消防法律法规、公共场所的消防安全责任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对公共场所的消防监督制约机制、强化消防执法专业意识等方面来加强公共场所消防法制建设。
1、不断加强消防法制建设，健全和完善消防法律法规
坚持立改废并重原则，加强消防法律法规的清理、修改和废止工作，以适应新形式下消防工作的需要。要确立《消防法》的核心地位，紧紧围绕《消防法》制定和完善与之相配套的法规，同时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在内容上要协调一致，形式上要完整统一，即构成消防法律法规体系的部门主体、法规之间以及各个层次的法律、法规、规章之间都要协调一致，相互衔接，不能相互矛盾。另外，消防法律法规体系表现形式要规范，结构要严谨，内容要准确。
2、强化消防执法责任制的奖惩功能，完善执法监督制约机制
要通过全面推行消防执法责任制，建立与执法优劣相应的奖惩制度，要坚持执法例会制度，通过支队和各大队、各科，由主官主持按时按质召开执法例会，总结经验教训，及时纠正和避免执法工作中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做到警钟常鸣。针对消防执法中的行为，要进一步完善内部执法监督机制，加大监督力度，最大限度地把执法中的问题消除在内部，如支队纪检部门对防火监督人员受理的消防业务进行抽样监督、追踪、回访。同时要拓宽外部监督渠道，从社会单位聘请廉政建设监督员，加强对消防执法工作的外部监督，并定期召开座谈会，掌握当前社会对我们执法工作的意见、建议。只有进一步完善警务公开制度，逐步建立起内外交合的联动监督机制，才能保证消防执法的公正、公开、公平。
3、推行消防执法岗位资格持证上岗制度，强化消防执法专业意识和质量意识
岗位资格认证是现代社会各行业专业性和权威性要求的必然手段，消防执法作为一个特殊岗位对执法者具有更高的专业要求。对消防监督岗位、建审岗位、火调岗位实行持证上岗制度，以确保每一位消防执法上岗人员有较高的法律素质。
4、借鉴、学习外国经验
英国是以案例法为依据执法的国家，凡是发生的火灾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类型的，即所谓第一次，国家消防局都要为此增补一个案例，以作为下次同类火灾的判决依据。这对消防的严格执法具有极大好处，在这种惯例下，可以说几乎没有一起火灾案例和防火执法检查是轻易疏漏的或难以处理的，只要照搬已有的类型就行，被执法对象也往往无以抵赖，乖乖就范。如果是前所未有的情况，就要层层上报，引起国家消防局注意，专门调查处理，有关人员更是不可能逃脱责任。针对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讲，实行案例法至少可以减少法官的执法不公现象。英国的行政机关虽然不能制定法律，但是可以根据法律原则制定行政案例。行政案例制定后，只要是行政执法，就必须遵守。如果像英国一样，各种行政案例都有据可查，印成范本广为普及，那么在法制意识日益强化的今日，其效果自会显现。那些人情案，后门案，人们一翻，你该罚没罚，该查没查，岂不将行政机关的不作为统统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才有利于全社会的监督，也是我们在消防法制建设中最该注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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