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经济学篇1
>>为何经济学无法预测金融危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危机全球金融危机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金融危机之因的重新审视：马克思经济学的视角马克思经济学视域的国际金融危机原因探索基于试验经济学的金融危机模型研究综述国际金融危机对现代经济学的挑战国际金融危机后演化经济学发展的新趋势后金融危机时代《西方经济学》教学的若干思考美国金融危机根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透析库恩“范式”理论的批判与借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下的国际金融危机原因剖析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本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读后金融危机时代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探讨经济学的危机危机的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危机虚拟经济及其引发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金融危机生成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政治经济学分析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wtp=tt.
〔11〕〔15〕〔24〕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m〕.李俊青，杨玲玲，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227，213-21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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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经济学篇2
一、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理论基础———一般均衡模型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自利人(self－interested)及“看不见的手”，是对自由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完美表达，在之后的20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证明看不见的手，新古典经济学家一般将诺奖获得者的贡献视为:从各种角度对看不见的手某些方面的证明。一般均衡模型使斯密“无形之手”的天才猜想转化为可系统证明的体系，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复杂的数学及重要的假设的基础上，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表明:竞争市场的特定结构具有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特征，每一种竞争性市场都是帕累托最优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普遍赞美一般均衡模型，哈耶克曾指出:“价格机制是效率最高，最简洁的传递信息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现代金融体系为将来的收益流提供了有效定价，从而实现了金融资源的配置，金融风险的有效分散以及财富成长和分享。
二、金融危机的可能起源———市场负外部性
作为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理论基础，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价值在于:创立了一种理想的市场类型，即理性人，完美信息等。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影响资源配置，一般均衡模型实际上为研究真实的市场提供了参照标准，从而测度、估计现实的市场状态是否达到最优，用与理想的市场(资源配置达最优)的差距来评价现实市场。由于个人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不一定会带来社会最大化的结果，经济学中称为“社会困境”，现实生活中充满如信息不对称等不完善的地方，完美市场是不可能实现的境界。新古典经济世界把竞争性市场的结果与“最优性”结合分析，将竞争性市场的结果视为带有最优性的结论，这实际假设个人效用与厂商生产函数相互独立，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假设不成立，如某厂商决策会对其他人产生可预见的市场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根本没有纳入交易者成本的考虑，因而市场价格不能自动调节这种影响。
金融市场本身具有特殊性，在涉及提供复杂的金融产品时，市场参与者会有一种内在倾向提供多于市场能够承受的产品数量。按照行为经济学的解释，由于资产价格上升会使投资者产生价格还要上涨的预期，从而吸引新的买主，这些新的买主出于同样的考虑预期未来价格的上升，这就类似于“击鼓传花”的游戏，只要游戏传导链不断裂，金融产品供给就不会停止，这种过度复杂化的金融产品本身增加了市场总体风险，但是这种总体风险又不纳入供应者的成本函数。因此证券市场上往往出现过度的金融衍生产品供给，生产者没有考虑带来的社会成本，从而产生了一种负的外部性。这就产生了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如果太多的参与者这样做，会出现市场的间歇波动，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引起崩溃。这就需要监管者关注参与者的仓位，以发现潜在的不平衡。这意味着，某些衍生品，如信贷违约互换尤其易于制造隐蔽的不平衡，因此必须被监管，而且适当时应被限制或禁止。
三、金融市场制度设计———“激励相容原则”
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的信心来自一般均衡模型，一般均衡模型不存在货币、政府、法律制度，产权体系，银行等，所有信息通过价格传递、调节，一般均衡模型只分析了市场的价格机制，因此一般均衡模型内部不可能对市场多样化各种制度基础的细节进行分析，而自由市场经济除价格机制外还需要非市场制度(法律、货币、产权)才能使之运行，这些是市场得以有效运行的制度基础。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金融行业提供相应的金融产品的支持，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增加更多金融衍生品的好处会随着金融行业交易的不断膨胀而递减。到了某个临界点上，实体经济领域的资源配置和风险分担的需求已得到完全的供给，再增加金融产品可能会带来负效应。这一点正如科斯指出的那样:“利用市场是有成本的”。格林斯潘对于前述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批评处于他对于监管可能引发市场扭曲的担心，如果把监管带来的市场扭曲作为监管成本看待，同时将市场的有效运行视为监管收益，那么对于监管机构来说，金融监管也是存在一个临界点的，超越了此临界点，监管成本可能大幅上升，同时会带来对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被抑制的严重后果。因此如何设计出“激励相容”金融市场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激励相容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制度安排，化解市场与监管方的利益冲突，引导市场参与者为自身利益最大化选择是市场总体收益最大化。
四、对我国证券市场制度设计的建议
金融与经济学篇3
近日，记者分别采访了高盛集团美国首席经济学家扬・哈特尤斯（JanHatzius），摩根大通银行高级副总裁汤姆・布劳克（tomBlock），摩根大通银行全球经济、政策与金融市场部执行主任戴维・亨斯利（DavidHensley）以及新兴市场经济研究部副总裁弗拉德米尔・韦宁（Vladimirwerning），他们对美国金融危机的今后走势作出了分析判断，同时不约而同地认为，美金融危机后全球实体经济将全面衰退。
高盛集团美国首席经济学家扬・哈特尤斯：
美国金融危机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但实体经济正加速恶化
哈特尤斯表示，在美国政府于11月初完成向银行注入2500亿美元资本金后，美国金融市场已出现走稳迹象：短期信贷市场趋向稳定，伦敦银行拆借利率（LiBoR）等资本市场的主要利率指标显著下降，商业票据交易量止跌回升，信用及所导致银行大批倒闭的最危险情况可以避免，市场信心正在恢复。但与此同时，银行向企业和个人发放的贷款仍处紧缩状态，估计还需要至少6个月才能恢复。
尽管金融危机的最危险时刻可能已过去，但美国实体经济将面临严重冲击，衰退程度将是二战后最严重的一次，预计2009年一至四季度美国GDp增长率约为-1%、0%、1%和2%。美国此次经济衰退伴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消费罕见地大幅下滑。美2008年第三季度消费支出为-3.1%，预计第四季度为-3%、明年第一季度还将继续下降。二是失业率将为二战后历次经济衰退中最高。自2007年中期以来，美国失业率已从4.5%一路攀升至目前的6.1%，到2009年底可能上升至8.5%。
摩根大通银行高级副总裁汤姆・布劳克：
预计美国实体经济将衰退至2009年年中复苏
布劳克指出，金融危机已经使美国经济活动呈现全方位萎缩。即使金融危机的最艰难时刻已过去，实体经济的下行趋势还远未到尽头，问题的关键只是衰退的程度与持续时间的长短。美国经济增长模式属于消费拉动型，但今年第三季度美国消费支出环比下降幅度已创下1980年以来最大单季降幅，其中食品与汽车两项消费支出降幅最大，同时新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汽车销售已降至25年来的最低点，按美国人口数量调整后，是二战以来汽车销售最惨淡的月份，可见财富缩水和信贷趋紧对美国民众消费支出的打压已到了相当严峻的程度。
根据历史经验，经济衰退的程度强弱与其持续时间长短之间没有正相关性。摩根大通初步预计美国经济还是会在2009年年中复苏，但有待根据今后实体经济的运行状况加以验证。
高盛与摩根大通银行经济学家均认为，全球经济将被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拖入衰退，但衰退程度与时间还存在变数
金融与经济学篇4
关键词: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融合;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8-0116-02
1研究的意义
管理学作为工业革命的产物,在知识经济时代获得了与时俱进的长足发展,工业革命催生了经济学和管理学。在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今天,信息革命则促进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现代化,并使金融学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使之与经济学、管理学相并列,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研究三者之间的融合,对于探索我国管理学专业的培养模式有重要意义。
2经济学、金融学与管理学的交叉和融合
2.1经济学、管理学和金融学融合的脉络
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思想源远流长,经济、管理思想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剩余产品后,如何分配剩余产品以及如何对氏族部落控制,这涉及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思想,金融学思想最早产生于金属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来交换商品,取代了以前的物物交换后,对货币的本质认识、职能作用以及货币价值的认识都体现了金融学理论的最初思想,以下是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思想理论融合的主要脉络:
第一阶段称为孕育阶段,时间是原始社会末期至18世纪工业革命。经济学方面,即政治经济学形成阶段,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前主要是跟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相结合,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和《伦理学》多次提到高利贷和货币的问题,并对货币流通,价值形式和信用的基本理论进行深入的分析,这涉及原始的金融学理论。管理学理论进入早期管理实践与管理思想阶段,人类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自觉地进行着管理活动和管理实践,其范围是极其广泛的,但是人们仅凭经验去管理,尚未对经验进行科学的抽象和概括,没有形成科学的管理理论。
第二阶段称为形成和发展阶段,时间是18世纪工业革命至二战。经济学方面,重商主义和古典经济学的兴起,后来出现边际三杰和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统一。此时,管理学思想理论进入萌芽阶段和形成阶段,管理理论方面已经进入古典管理理论阶段,侧重于管理职能、组织方式等方面企业效率问题的研究,对人的心理因素考虑很少或根本不去考虑,代表人物是科学管理之父泰罗、管理理论之父法约尔以及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同时,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劳动分工论,融合了经济学和管理学思想。金融学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是货币和资本市场,研究的方法是均衡分析法,代表理论是甘末尔的交易方程式、费雪交易方程式和马歇尔的现金余额方程式等。
第三阶段称为交叉融合阶段,时间是二战后至今。经济学方面主要是宏观经济学,代表人物是凯恩斯,提出“有效需求”的概念,强调国家干预经济。金融学方面,由于出现滞涨,货币主义兴起,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以及金融全球化、国际游资和资本市场稳定性分析、金融风险理论和金融安全的分析等。管理学方面,现代管理理论阶段主要指行为科学学派及管理理论丛林阶段,行为科学学派主要研究个体行为、团体行为与组织行为,重视研究人的心理、行为等对组织目标的影响作用,行为科学的主要成果有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等。当代管理理论主要以战略管理为主,在动荡和急剧变化环境下研究企业组织效率与环境关系,重点研究企业如何适应充满危机和动荡不断变化的环境,代表理论是迈克尔波特的产业集群竞争理论、拉普哈拉得的核心竞争力理论和钱皮的流程再造理论等。更加突出的特色是三者的融合特别紧密,比如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方法应用到货币金融、多因素引入分析丰富货币需求理论和货币供给理论、储蓄和投资理论走向成熟、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理论成为最主要的研究内容。
2.2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思想融合的路径选择模式
2.3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理论思想融合的特征
(1)在研究对象方面相融合的特征。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而管理学则研究人的工作和组织运作的效率问题,金融学研究的是资金的运作效率和效益最大化问题,所以,从这个方面,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包括了管理学和金融学,是从经济学分离出来的,管理学和金融学是经济学的两个子集,而且从时间上经济学理论体系也更早出现。
(2)从融合的模式来看,经济学和金融学至始至终都是相互融合的,但其融合的路径不同,金融学是在经济学的胚胎中孕育产生的,也就是经济学中一个领域的分离,经济学在工业革命的实践中,形成了微观经济学,侧重对商品、价格等生产要素的分析,而金融学侧重对货币需求和供应等要素的分析,形成宏观金融学的理论,但是二战后,经济学侧重市场运行的效率和公平方面的分析,形成宏观经济学理论,而金融学侧重企业内部的资金融通、金融市场等研究,形成微观金融学理论,也正是经济学和金融学融合的路径不同,更加丰富了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及研究的范围;管理学理论的形成比较独立,直到19世纪初期开始,与经济学、金融学的融合更加密切,经历了古典管理理论至现代管理理论的转变,在研究的领域中,侧重外部市场的变化和反应,侧重效率分析,也与宏观经济学、微观金融学研究的目的是相同的,也为其相互融合提供了基础,特别是在信息工具应用广泛的情况下,经济学、金融学和管理学融合更加紧密。
(3)从融合的内容来看,融合的领域交叉性强,研究的范围从企业单位到整个国家以及国际领域,同时研究的方法也不同,经济学和金融学侧重均衡分析,而管理学侧重实验分析。经济学、金融学和管理学融合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经济学、金融学和管理学各学科理论融合紧密,形成了理论体系;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融合了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和分析工具,特别是数量分析和统计分析等数学理论的引入,使其更加科学化。
3中国高等教育商学院管理专业改革的方案及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高校毕业生数量的剧增和综合素质的降低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造成这局面归根结底还是高校的培养模式问题。笔者根据企业对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生工作情况的反馈,结合现代企业对经理人的要求,指出工商管理专业教育体系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和培养模式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忽视市场发展和需要,忽视实践能力的培养等。笔者根据国家学科分类将企业管理学科群现有分支学科以及待建分支学科相对地划分为六组:企业管理学的基础学科,企业形态管理学科、企业基类管理学科、企业运行环节管理学科、企业细部管理学科、边缘分支学科。
以上管理学专业课程的分类,有利于理顺管理学课程体系的整个脉络,更好地进行科学的课程设置和安排,同时结合以下四种本科教育改革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两段式模式:“基础教育+专业教育”的两段式模式,一、二年级属基础课程学习阶段,学习本科专业和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三、四年级属专业训练阶段,接受较明确的专业训练。第二种模式是三段式模式:“普通教育+专业教育+临床教育”的教育模式,该模式在传统的单一专业教育之上叠加普通教育,最后再适当加强临床实践方面的教育。第三种模式是主辅修模式:学生以一个专业作为主修专业,以另一个专业为辅修专业,毕业时取得主修专业的学士学位和辅修专业的结业证书或第二学士学位。第四种模式是本硕连读模式:选拔学业优秀的学生直接攻读硕士学位,采用6-7年学制,使专业教育的重心上移,学生毕业时可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4商学院管理学专业培养模式的建议
基于管理学专业课程的分类和本科教育改革的模式,笔者提出几点管理类人才培养的建议:
第一点是关于课程改革的建议。在管理类专业的课程设置上,应力求让学生掌握坚实的理论基础知识,提高管理的各项能力素质,本文从经济学和金融学的视角研究管理学专业的人才培养问题,所以在设置课程时增加经济学和金融学课程体系的学习,特别是宏观微观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以及和经济学、金融学交叉的学科,比如管理经济学、公司金融学、管理金融学等学科的学习。同时,还要加强高等数学、运筹学等学科的学习,特别是突变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等理论的出现,为现代管理实践中的难题提供了科学依据。除此之外,还要加强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的学习,比如管理伦理学、管理心理学等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习,这有利于提高管理者的实践能力。同时,结合市场需求来进行课程设置和改革。
第二点是关于教育模式的建议。本科生的培养模式可以结合上述几种模式的综合选择,特别强调的是本科的第一、第二学年要完成管理学的基础学科和公共学科的学习,也可以加强跨学科的选课,文科和理科选课的综合,有利于扩充学科的视野和知识体系,第三学年加强专业课的学习和交叉的边缘学科的学习,同时要加强现代管理理论思想的学习,第四学年主要是管理学理论的实践阶段和管理学理论知识体系的架构阶段,形成自己独特的管理学知识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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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经济学篇5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综述
前言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金融与经济发展二者关系的研究探讨始终未曾远离人们的视线。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扮演的角色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
熊彼特1912年曾在他的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因素，并认为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对推进技术的进步，进而影响经济的增长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如此，人们认为熊彼特是比较早关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经济学家之一。
在当今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里，可以说，金融已拥有了现代经济的核心地位！对于金融在经济增长中重要作用的认识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比金融与经济增长二者相关关系的研究成果，争议较多，但可归纳为以下几种不同意见：
一、无关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这种金融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观点也被称为需求导向，赞成这一理论的研究人员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金融的发展只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被动反应。金融发展的这种反应可以解释为，经济主体伴随经济增长而对金融服务产生的需求。早期的研究如JoanRobinson（1952），莱文（1993），帕特里克（1966），RobertLucas和Stem（1989）等[1]。
JoanRobinson（1952）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它只是被动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Khan和Senhadji（2003）通过对比一些银行的发展指标数据和经济数据后发现，银行的发展指标对经济增长起的作用简直可以忽略不计[2]。
国内研究方面，谈儒勇通过研究中国的股票市场和经济数据后发现，中国的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不明显的负相关。孟猛也认为金融深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不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而经济的增长对货币化程度的起促进作用，但其对非金融机构能够取得的贷款量几乎没有影响。赵玉龙和庞晓波也做过类似的研究工作。他们通过对动态数据的发掘，得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在我国的因果性关系比较弱，这说明我国金融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因而我国的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可以通过完善金融相关服务，提升金融的效率方面获得[3]。
韩延春（2001）通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增长基本没有太大作用，而他认为经济增长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二、促进论：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经济的增长
这一类相关的文献著作比较多。熊彼特提出了别具特色的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有赖于金融的相关因素结合产业资本。指出银行的信用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是金融活动的主要形式，1969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Raymondw.Goldsmith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这一著作中，首次将金融发展以及经济增长进行了比较，开创性地提出了一套指标用于衡量一国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并对35个国家1860～1961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得出了“在大部分国家中，假如对最近数十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考察，不难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大致平行的。”这一结论。
King和Levine（1993）对80个国家1960～1989年间相关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不仅有联系，而且有很强的相关关系。他们认为由于社会中存在着信息成本以及交易成本，这些因素的存在推动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产生和发展，金融体系通过自身的中介桥梁作用，发挥了强大的功能，促进经济社会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从而使得经济得到增长[4]。
在国内，对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实证层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谈儒勇（1999），他采用1993～1998年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相关的季度经济数据，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线形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证明我国金融中介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呈现较为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米建国和李建伟检验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金融抑制以及金融深化问题，他们的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无论是金融抑制还是金融过度都会损害经济的增长，而实现经济最优增长的前提是金融的适度发展[5]。
丁晓松通过单位根和协整检验考察了1986～2002年间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间的关系。他的研究分析表明，金融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着比较积极的作用，但是，经济增长对于金融发展而言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6]。
运用产出增长率模型，赵振全和薛丰慧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对我国金融发展之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揭示，我国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而对信贷市场的作用则较大[7]。
三、抑制论：金融发展抑制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为正相关关系这一观点被大部分的研究学者所认同，但是，仍然有部分学者对此种观点提出异议，在他们看来，金融的发展将会对经济的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Vanwijnbergen（1983）和Buffie（1984）等人认为有限的金融信贷额度会因为金融体系的发展而使得国内厂商可得的份额减少。即社会投资和生产率会因为金融中介与国内厂商之间的竞争而降低[8]。
Diamond（1983）、Krugman（1998）等人认为：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供求的弹性较低并且经济结构上的刚性，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其供给以及相应需求的不足，这在资本市场上表现尤为突出；而市场供给及相应需求的不足又使得与之相对应的价格参数不能行之有效地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要求。按此循环，必然会使得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形成相互阻碍的关系[9]。
也有一些学者分析提出，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其分担风险的能力大为增强，如此一来必然会使得用于预防风险的储蓄相对减少，储蓄率的降低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可以推导得出经济增长延迟的结论。
四、互为因果关系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前，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贷款利率是资本成本这一观点的认识，人们普遍认为比较低的贷款利率有利于促进投资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但是mcKinnon和Shaw提出金融抑制论却对此持不同观点：政府对金融活动的过度强制干预，而受到政府压制的金融又会反过来阻碍经济的成长和发展。
mckinnon（1973）和Shaw（1973）基于这一观点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从中分析了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金融抑制”现象作为考察重点。mckinnon和Shaw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金融约束行为和金融压抑现象。
mckinnon的金融抑制论理论认为：对于经济发展而言金融变量与金融制度并非中性因素，它不仅能起到促进作用同样也能起到阻滞作用，关键因素在于政府决策部门的选择。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概念：即金融资产的积累速度快于非金融资产的积累速度。他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可以从金融领域入手进行经济改革，金融市场应该减少人为的因素干预[10]。
在国内，陈军和王亚杰通过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同时深入研究了两者之间的作用机理，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我国现阶段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双向的因果关系[11]。
康继军，张宗益，傅蕴英通过对比东亚三国：中、日、韩的经验发现，实证中从长期因果关系上来看，日本GDp的增长中有金融中介发展和股市发展的带动因素，检验结果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这一假说提供了支持；韩国的GDp增长与股市发展不仅促进了金融中介的发展，而且，股市的发展也从GDp增长和金融中介的发展中受益，韩国的检验结果对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对中国的检验发现结果异于日、韩，在长期中，可以得出GDp增长和金融中介的发展对股市发展起带动作用这一结论，反过来，也能得出金融中介和股市的发展对GDp的增长起促进作用的结论，然而，这种关系只在长期中存在，在短期内并不存在，但是，这个结果揭示了长期均衡中的状态[12]。
五、小结
各个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差异巨大，且制度背景各异，研究手段的差别会使得研究得出结论会差异巨大。本文通过研究国内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的研究资料，大体上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与现状。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的深化，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二者的关系也会愈发复杂，对这一领域的探讨研究也会不断完善。
实证研究方面，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还处于发展的阶段，目前为止尚且没有哪一种计量方法可以在实证上做出对错判断。这主要是因为：
1.“金融”这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很难也没有人能够做出一个较为完整而且准确的定义，在经济和金融创新日益发展的大背景下，金融也处于剧烈的发展变化当中。因此，影响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键因素也较难确定，建立于历史研究数据的可靠性和由此做出的分析结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推敲。
2.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中除了金融发展这一因子以外还有其他众多的因子，并且，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考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这也使得我们很难以去否定其中的某一种假设。
总而言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研究是永无止境的，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证考究都还路途漫漫。只有不断地完善理论研究体系，补充其中的不足，进而指导实践，从实践中发现并解决问题，才能使理论和实践得到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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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经济学篇6
「关键词法律，金融发展，法律金融理论，法律经济学
一、引言：法律现实主义、法律经济学运动与法律金融理论的产生
长期以来，西方法学家忽视法律和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只有到了二十世纪末30年代初，由于来自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和社会经济发展受阻――经济大萧条这两方面的推动力，才使经济学和法学真正结合，从而导致了一个新兴了法学流派的诞生即法律的经济分析学说。一方面，以弗兰克和卢埃林等著名法学家为首发起的当时风魔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LegalRealismmovement）促使人们改变以往的概念式的法学教育方法和内容，将眼光更多的投向复杂多样的社会现实，无论是法律理想主义还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法条主义，都面临日益纷繁复杂的经济现实的挑战，对本世纪美国的法学教育和研究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被受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所替代，法学家们不得不考虑把政府的社会经济职能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法现象加以考虑，改变法是一个封闭式的规范体系这个传统的法律机能观，积极地探讨法律和经济的相互联系，法律经济学开始萌芽。
到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的概念和理性选择的分析方法得以大规模地在法学领域繁殖开来。经济学在法律分析领域60年代以后的发展就是一个疆域不断扩展的过程，几乎所有的法律领域都被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开垦过，并且随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交易费用分析、比较制度分析、公共选择、博弈分析、演进博弈分析、实验经济学等新的分析工具又被运用到法律经济学中，“经济学帝国主义”在新法律经济学领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现代法律经济学理论的集大成者波斯纳将法律经济学在其短短20余年发展历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影响称为“法律经济学运动”.
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看，法律经济学是以“个人理性”及相应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其研究方法基础，以经济学的“效率”作为核心衡量标准，以“成本—收益”及最大化方法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来进行法律问题研究的。
法律金融理论（LawandFinance）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在美国兴起的一门由金融学和法学交叉而形成的新兴交叉学科，是法律经济学在金融学领域的运用和发展，属于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分支领域。它应用金融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和探究法律和金融的关系、法律和法律制度对国家金融体系的形成、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效率、公司金融、金融发展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1998来自美国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的四位学者La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以下简称LLSV）发表了“法律金融”（LawandFinance）这篇奠基性文献，标志着法律金融理论的产生。自此以来，法律金融理论渐渐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法律学者、经济学者、金融学者、管理学者甚至历史学者的研究兴趣，他们的工作，极大地推动了法学和金融学的融合，推动了法律金融理论的发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法律金融理论研究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研究范式，尚未形成完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一些研究成果散落于法律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管制经济学和新比较经济学以及金融法等领域的一些专题研究文献中。目前，法律金融理论有两大研究方向：一是结合法律制度来研究金融学问题，也就是以金融学为中心、以经济学或计量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同时研究涉及的法律问题，强调法律环境因素对金融主体行为和金融系统运行的影响，比较金融组织在节约交易成本方面的功能性结构和与其相适应的法律形态；二是利用金融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法律问题，即运用经济学、金融学的最优化、均衡、效率、风险、收益等概念和工具来解析金融法律制度，描述和评判金融法律制度和法院的行为和效果，将法律原则转化为经济学原则，去解释金融法背后的效率逻辑。法律金融理论已经取得的成就可以分成两个领域：一是宏观法律金融理论，即研究法律和金融的关系、法律起源、法律移植与金融发展、法系与金融发展、司法效率与金融发展，投资者保护、债权保护与金融发展等问题；二是微观法律金融理论，即研究法律与企业成长、企业融资能力、融资成本，法律体制的质量与企业所有权和企业规模，投资者保护与企业公司治理、公司价值等问题。
二、宏观法律金融理论：法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在解释金融发展的国别差异时，法律金融理论的重点是法律制度的作用。首先，法律金融理论认为，在法律体制强调私人产权、支持私人契约安排并保护投资商合法权利的国家，储蓄者更愿意资助企业，金融市场活跃。其次，在过去几百年中形成的、并通过征服、殖民和模仿在国际上传播的各种欧洲法律传统，有助于说明当今各国在保护投资商、契约环境和金融发展方面存在的差异。然而，相反的理论和证据则对此类法律和金融理论的作用提出了挑战。许多人认为，在法律起源派系之内的差异多于派系之间的差异。还有人怀疑法律传统的主要作用，并认为政见、宗教倾向或地理因素是推动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最后，有些研究人员怀疑法律制度的主要作用，并认为其它因素（如竞争性的产品市场、社会资本和非正式规则）对金融发展也很重要。
（一）法律起源与金融发展
1、法律起源决定金融发展：LLSV模型
金融与经济学篇7
[关键词]农村；金融结构；经济增长
一、引言
20世纪60～70年代，以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罗纲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开创性的研究，肯定了金融发展对于一国经济增长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此后，该领域一直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不仅试图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演绎，而且从两个方面对该领域进行了拓展。一方面，学者们开始注重金融体系内部结构的演变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即关于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问题；另一方面，学者们也注意到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带来了农村金融市场的“二元”分割，于是便致力于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而这两个方面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纵向深化”和“横向衍生”。本文认为，如果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继续拓展，即将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纵向深化”，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进行“横向衍生”，其交点便是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然而，目前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以及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这两个相关领域。因而，本文将这两个方面的已有文献进行述评，并针对这些研究存在的缺陷以及结合国家目前的经济政策，提出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问题将是下一个研究的重点。
二、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虽然学者们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但至今对金融结构的内涵及其衡量的指标也没有达成共识。因而在分析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上也并非是一种思路。
(一)金融资产结构与经济增长
毛定祥(2006)把金融结构界定为金融资产结构，即货币性资产(包括流通中现金、金融机构存款)、证券性资产(包括债券、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和保险保障性资产(包括商业性保险资产、政策性保险资产)的构成及比例。毛定祥依据协整理论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正处于从转轨经济向成熟的市场经济过渡的发展阶段。同时，中国的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存在不协调。蒙丹(2006)同样以金融资产结构为代表，对中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非货币金融资产(主要是股票和债券这两类)在金融资产总量的比例的变化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
(二)银行结构与经济增长
王红(2005)以银行集中度及银行的市场结构为代表，利用1986～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中国银行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银行较高的集中度对经济增长有负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显著。胡峰(2004)对关于银行集中对企业融资影响的两种假说，即结构一绩效假说、信息基础假说进行了探讨。并且认为，随着我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入，我国银行的集中度有可能会提高。我国政府需要制定出完善的相关政策，这样才能够保证我国银行业在集中的过程中能够对经济的发展起促进的作用。
陆益美(2005)引入单一区域模型，分析了银行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机理，从市场结构、所有制结构、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等方面总结了中国银行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适应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一调整银行结构的政策建议。
(三)金融体系结构与经济增长
林毅夫等人认为主要有两类金融结构现象：一类是指银行业内部的结构，即信贷资产在不同银行间的分布状况，特别是不同规模的银行在信贷活动中所处地位和相应的分工；另一类是指金融市场的融资结构，即以股市融资为代表的市场型直接融资和以银行融资为代表的关系型间接融资的相对比例及其分工。而这两类现象都可以用金融体系结构解释；金融体系结构包括了中介型金融体系与市场型金融体系，中介型金融体系主要考察银行业的结构即第一类现象，市场型金融体系主要考察融资结构即第二类想象。基于金融结构的这种理解，林毅夫、章奇、刘明兴(2003)，从金融结构在经济增长中所起作用的角度出发，对全球制造业1980～1992年数据的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当金融结构和制造业的规模结构相匹配，即在一个以大企业为主的经济中，存在一个市场型的金融结构，或存在一个较高的银行集中度时，才能有效地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从而促进制造业的增长。此后，林毅夫、姜烨(2006)又利用分省面板数据对银行结构与经济发展做了实证研究，他们认为如果金融体系结构、银行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相匹配，将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反之，则会对经济的发展和增长起阻碍作用。
(四)小结与评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已有的关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对于金融结构的界定，主要有金融资产结构、银行结构和金融体系结构三种观点；第二，对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都认为金融结构应该与经济结构、产业相协调，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第三，研究的角度都从一个国家的宏观层面，分析的是整个国家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问题，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二元”经济现象，忽视了由此带来的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城市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问的差异。
三、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诚然，学者们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很少涉及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问题。但是，我们从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可以隐约地发现，学者们实际上一直把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问题隐含于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了。
姚耀军、和丕禅(2004)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中国农村1978～2001年间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出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并没有起到“供给主导”作用，而是处于一个严重滞后的“需求遵从”地位。实证研究表明，农村正规金融相对于农村经济增长是缺乏效率的，而农村非正规金融值得关注。郭沛、蒋俊鹏(2005)运用双变量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选择1985～2003年的有关数据，分别检验了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内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组织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表明，就区域层面而言，农村金融组织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农业经济增长不是农村金融组织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培育和发展农村金融组织，建立多元化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对于构建农村金融组织发展与区域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安翔(2005)在对内生增长理论中的帕加诺模型作适当变换后，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农村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业的发展对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国家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决定性变量；另外，利率指标与农村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应以凯恩斯的低利率货币政策为佳。邓莉、冉光和(2005)采用灰色理论中的关联分析法，研究重庆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重庆农村金融规模是影响农村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指标；农业贷款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弱，说明金融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够；而乡镇企业贷款对乡镇企业增加值的直接贡献有限，说明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村金融的依赖程度不高，但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的影响却较为突出，说明乡镇企业的发展可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这些研究都表明农村金融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农村金融必须与农村经济相协调。但是在分析农村金融发展时采用的大都是采用金融相关率、农业贷款等指标衡量表示，而忽视了金融结构的变迁也是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表现。因而，他们是将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隐含于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进行研究。
四、结论与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的再次拓展将会在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研究上形成交点，但是目前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以及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两个相关领域。前者忽视了在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结构与城市金融结构的差异，后者把农村金融结构隐含与农村金融发展中。因而，研究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问题，对于促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金融与经济学篇8
大思路：
金融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
“大金融”的概念起源于本世纪初。早在2000年，著名经济学家黄达先生在关于金融学科建设的多次演讲中都提出：金融学科应包括金融的宏观与微观、金融与实体的关系等方面，金融学应当是宽口径的。黄达先生十分关注社会经济变化对金融的要求、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宏微观层面金融理论的整合，实际上这就为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指明了方向。
13年之后，我们欣喜地看到，黄达先生关于金融学科建设的构想已在《大金融论纲》中全面实现。这是金融学“人大学派”对金融理论的重大贡献。在《大金融论纲》中，作者依然将关注的焦点置于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上，认为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至少给了人们三大启示：一是经济运行中的金融因素和金融规律远未得到充分认识；二是金融发展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系统性风险被长期低估；三是传统的经济学框架未能很好地整合宏微观层面的金融理论。针对这些问题，作者在剖析主流宏观经济学与西方金融理论的缺陷、进行系统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大金融”理论。《大金融论纲》构建了以“大金融”理念为核心的现代金融体系基本框架，使“大金融”成为完整的金融理论体系。
《大金融论纲》最重要的创新或理论贡献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创建全新的金融理论，即“大金融”理论。其内涵为：宏观和微观金融理论的系统整合、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和谐统一、金融发展一般规律和“国家禀赋”的有机结合。
二是构建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全景分析框架。其总体逻辑思路是通过对影响一国金融竞争力的相关因素进行研究，得出金融体系发展变迁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进而对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的理论基础进行系统重建。这部著作将影响一国金融竞争力最基本的因素概括为三大因素，即效率性、稳定性和危机控制力：效率性决定金融体系的“活力”，稳定性决定金融体系的“弹性”，危机控制力决定金融体系的“张力”，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理论的“三大支柱”。
大智慧：
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的框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中国金融发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金融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更趋复杂、金融宏观调控面临挑战、金融机构转型和防范风险问题突出、金融体系不健全和结构不合理、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举步维艰、金融服务与人民生活水平发展不相适应等等。显而易见，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大金融论纲》对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构建了一个“大金融”框架：
首先，设计金融发展的战略框架。包括金融发展的总体目标、基本原则、整体蓝图与实践路径。
其次，设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框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框架的核心是协调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力图从一个整体、系统和动态的视角来设计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并在两者之间构建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实现中国金融发展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双稳定+双发展”（“金融稳定+实体经济稳定”与“金融发展+实体经济发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框架的重要意义，还体现在对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金融支持，助推金融和实体经济的有效结合，金融全面支持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再次，设计新型金融宏观调控体系。设计构建“三位一体”新型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是这部著作的一大亮点。“三位一体”，即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协调与配合。货币政策，要盯住通胀和产出，关注金融体系风险状况，以价格调控为主、数量型调控为辅。监管政策，实施逆周期监管应综合考虑银行广义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统筹协调。信贷政策，可选择盯住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满足度，与总量性的货币政策相区别，主要发挥结构性调控功能。值得一提的是，这部著作构造的“金融失衡指数”是衡量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指示器，可为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提供有效的决策和参考信息。
最后，设计金融改革的方略。如构建高效而稳定的现代金融体系、全面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金融业混业经营等。
大战略：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探索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以美元霸权为重要特征的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和弊端，危机也表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危机后国际经济金融竞争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探寻中国在大国间金融竞争中以及在国际金融体系重构过程中的战略与政策已成为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中亟待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大金融论纲》以提高金融竞争力为主线，对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外金融发展的相关战略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这部著作从长期的视角全面审视了全球范围内主要大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战略，以及现代金融体系下一国金融竞争的决定因素，并以此为基础全面构建了有利于促进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和增强国家竞争能力的金融体系框架，丰富了中国关于大国竞争金融战略的理论，弥补了国内外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大金融论纲》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创新见解，最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发展趋势。国际金融格局出现“再平衡的多边主义”，国际货币体系从“一主多元”向“多元制衡”转变，金融的功能回归实体经济，以及金融监管走向了宏观审慎。
其次，国家战略的金融工具运用。从全球经济发展史来看，作为国家战略的金融工具包括为战争融资、促进海外贸易、加强对外经济控制、建立货币强权体系、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和实现经济增长转型。
金融与经济学篇9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金融学；科学方法论；内在缺陷
文章编号：1004-7026（2017）19-0020-01中国图书分类号：D035文献标志码：a
1宏观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分析
对于宏观经济学而言，想要摆脱经济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应基于自身框架，充分将金融学体系有规律的纳入到其中，这是危机过后经济学首要解决的问题。但根据目前的体系理论发展形势看，虽然宏观经济金融模型架构的程度较为乐观，但依旧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内在缺陷。一是大多数的研究都将银行机构的建模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却忽视了金融市场与银行机构之间的联络关系，影响了模型的实际解释。二是某些重要的金融变量在模型中的部门之间没有较为明确的传送制度及有效方式，因而无法依托于模型的评估机制上，做出全面客观性的分析。三是大部分模型依旧被看做成单纯性的线性关系，使许多突发事件对经济以及金融系统所带来的潜在性的危机得到科学合理的有效评估。四是家庭与企业各部门之间的财产债务信息统计表均未纳入到当前的模型中，但从实际情况分析，家庭与企业的财产债务统计表不均衡，甚至经常与金融部门较大杠杆性相适应，这表明纳入家庭与企业部门的财产债务，能够有利于对宏观经济发展动态信息的理解。五是财务部门的工作行为及稳定性能经常不属于当前模型范畴中，但欧洲债务危机却明确的表示出，财务部门的稳定性会根据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加大政府债务风险，进而对金融体系以及实体经济体带来较为严重的不良影响。对此，强加国家资产债务统计表的分析，能够更加精确的表示公共机构的失衡情况以及其有体系的风险。最后，针对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间具有不确定性的动态联动机制，宏观经济制度在面对失衡的分析不应只是单纯的结合金融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了解并掌握金融系统的内部发生扭曲会最终造成整个系统以外的全部失衡，以及对宏观经济带来的巨大影响的原因。
2宏观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构建
2.1完善金融学理论体系
金融学的理论要取得突破性的革命进展。在西方国家传统的体系类别划分下，金融学通常是将经济体资产所定价格与企业金融作为代表，这是较为常见的微观经济学典型，而含有货币、信贷等方面的信息则会被分到宏观经济学研究范畴，一般情况下仅仅是在形式上体现出作用却不对实质性的事物造成影响。但在现实情况下，含有货币、信贷以及利率等所有这些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金融变化要素，却是极其重要的，不仅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经济变化要素的运行轨迹，同时还会对实际经济体造成不容小觑的重要影响。
2.2提高对金融规律认知
宏观经济学应全面提高自身对于金融学规律的认知，必须要将其上升到全新的层面。虽然在建立完善的金融学基础理论体系中，会遇到金融要素与经济实体之间的联系方面的问题，但宏观经济学想要真正完成全新的构建，就应在其基础上不断向前迈进，在更高的角度上去构建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相互统一的基础性理论框架。针对宏观经济学以往发展过程中所堆积下来的诸多短板问题，首要任务就是应重新构建其金融支柱。主要指的是系统性将金融体系视为单独存在的完整个体，进而基于内生性的角度，对框架中的核心构成部分展开研究，而不是单纯性的只分析货币与信贷。并基于此，对宏观经济学的整个框架分析并依据结构对其重新构建。基于相对较高的角度上去建构一个有着内生性逻辑，又含有金融、实体经济以及政策间彼此作用的综合性理论框架。框架既要有依托于家庭、企业、金融部门以及政府相關行为方式的微观基本性要素，也要充分结合微观基础到宏观展现的传输机制与有效途径，从而产生较为完整的宏微观连接明确的统一性研究框架。
参考文献：
[1]陈雨露.重建宏观经济学的“金融支柱”[J].国际金融研究，2015，（06）：3-11.
金融与经济学篇10
论文关键词：金融学科建设金融资源意识金融功能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论文摘要：金融学科建设的研究与实践说明，我国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需要建立金融资源意识，其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可以基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进行必要转换。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学界对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不断关注。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和发展，对比说明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所具有的质性发展观。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是金融资源观，其研究基轴是金融功能的不断扩展与提升。
一、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曾康霖（1998）就针对金融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进行过较全面的论述。世纪之交，教育部设立了“面向21世纪金融学专业系列课程主要教学内容改革研究与实践”这一研究项目，项目（张亦春、蒋峰，2000，2001）比较了我国和西方在金融学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在培养目标、专业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给出了概括性的设想[1]。以中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为成员学校的“21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给出了我国金融专业发展的学科定位，制定了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王广谦、张亦春、姜波克、陈雨露，2005），项目更强调了素质教育和教学质量的提升[2]。
在西方，投资组合理论（markowitz，1952），分离理论（tobin，1958），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Sharpe，1964;Lintner，1965;mossin，1966），金融工程科学（JohnFonnerty，1988;HayneLeland，1989），行为金融理论（Debondtandthaler，1985；Statman，1995；Bernstein，1996；Shiller，2000）的不断提出和扩展，使得我国学者开始更多的关注金融专业教学内容的扩充、转变，更多的考虑教学与实际的衔接，学科发展和国际的接轨。王广谦（2001）[3]、张新（2003）[4]、封思贤（2005）[5]和张文颖（2006）等在各自的文献中都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另外，李芒环（2007）、佘德容等（2008）和梁玉等（2006）结合各自所处学校的特点，对金融专业的目标定位和课程设置等进行了整体性设计，提供了个案经验。张亦春、蒋峰（2001）[6]，何嵬（2009）专门针对金融专业和金融类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行了研究，给出了改进的思路、方法、经验，为金融教学改革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些借鉴手段。
我国现有针对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多是寻找差距，模仿和学习西方金融学的研究范式、学科体系和教学方法。然而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这并不完全符合金融发展规律，而且容易受制于人，甚至严重的会造成金融资源流失，金融主权丧失，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黄达（2000）[7]、白钦先（2007）关于金融学科建设、中国经济学金融学理论与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任务等进行了思考与论述，他们的论述从思想方面提出了独到观点，这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视角。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启示与金融发展理论的视角
1.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思考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两年多时间，其造成的影响严重、持久和深远。这场危机不仅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影响，更是给我国的金融从业者提出了挑战和质问：即金融的本质是什么？怎样认识金融的结构、金融的功能和金融的发展？目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多局限于技术的层面，且争论颇多，莫衷一是。
要正确、准确地认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需要掌握和理解包括公司金融、金融工程等知识在内的微观金融体系；而要抓住危机爆发的根源和本质，以及日后最大限度的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又要求我们不能拘泥于微观金融的观察视角，要有金融资源的意识，大金融的意识和具备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
2.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视角
自20世纪70年代始，以Black-Scholes公式为代表的数理金融理论的创立，西方的金融专业逐步形成了以金融工程为代表的微观金融的理论体系。金融学科逐渐数学化、模型化和微观化，而且往往将金融专业设在管理类学科之下，这与我国传统的以货币、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专业形成了较大反差。
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学家（以我国学者白钦先（1998、2001）等为代表）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主权等基本概念，形成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契合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可藉以对金融本质进行更深化的认识。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下，我们能更清楚的知道，对各类金融资源的运用应以金融功能的扩展和提升为基轴，以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实现为归宿，避免简单的金融量性发展观。如果我们从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历程及其研究视角来审视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市场）发展，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对危机的理解及对金融学科教学改革的推进会更加具有指导和针对性。
三、从金融发展理论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框架形成
1.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
金融发展问题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Goldsmith（1969），其最早给出了金融
发展的定义，即金融发展是指一国金融结构的变化，并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R）对金融发展进行了量性描述。作为对Goldsmith金融发展观念的深化，Shaw（1973）和mckinnon（1973）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由于两个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同一问题，故一般可简称为“金融深化论”。mckinnon和Shaw所提出的“金融深化论”的理论背景是：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即政府过分干预金融市场，实行管制的金融政策，同时存在着较高的隐形或显性的通货膨胀，使得国内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发生扭曲，致使利率、汇率不足以反映资本的稀缺程度。金融抑制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严格的利率管制、高额存款准备金、信贷配给、高估本币汇率等。发展中国家要使其金融和经济不断发展，就应该放弃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深化改革。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六个方面：提高或放开利率、放宽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建立与发展国内统一的资本市场、抑制通货膨胀、财政和外贸配套改革。
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但其在体系上比较粗糙，分析模型过于简单，包括因素较少，不具有动态特征，很多观点还停留在经验水平上，理论分析尚显不足。更重要的是，根据mckinnon和Shaw的理论框架，其认为金融部门并不创造财富，金融的发展也只能影响资本的形成，并不影响全要素生产力，这些也都较大地削弱了金融发展理论的解释力度。
2.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一些经济学家汲取了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成果，在其金融发展理论模型中引入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外部性等因素，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
（1）“金融供给论”和“金融需求论”。patrick（1966）研究了金融深化对国民财富的构成及使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货币供给带动下的金融发展战略。他强调，贫穷国家应当采取金融优先发展的货币供给带动政策，在需求产生以前率先发展金融。这种战略要求政府在短期无明显效益的情况下，坚持对金融进行投资和重点发展（陈岱孙、厉以宁，1991）。1996年，帕特里克提出了金融发展中“供给导向法”和“需求导向法”之间的区别。“需求导向”的金融发展是实际经济部门发展的结果，这意味着市场的拓展和产品的增长必须更有效地分散风险以及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了一个更好地推动作用。此外，“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先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因而对经济增长有着自主的积极影响，对动员那些阻滞在传统部门的资源，使之转移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现代部门，并确保投资于最有活力的项目方面可以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后者对早期的经济发展有着支配作用，一旦经济发展成熟，前者便发生作用。
（2）金融约束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界在反思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认识到：对发展中经济或转轨型经济而言，金融抑制将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和落后。而推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不仅很难收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导致金融动荡，因此有必要寻找另外一条道路，这便是由Herman，murdockandStiglitz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
金融约束论运用信息经济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金融深化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同时，即使现实中存在这些条件，由于普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行为等因素，这些因素会引起金融市场的失灵。金融约束论认为，金融市场失灵本质上是信息失灵，它导致了金融市场交易制度难以有效运行，必须由政府供给有正式约束力的权威制度来保证市场制度的充分发挥。政府可通过金融约束政策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并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有效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可预测的低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为金融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这一理论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政府如何实施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框架。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抑制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情况下的作用。因而它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而是对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转贴于
（3）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理论把金融因素作为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的重要变量，研究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效用与作用机制。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
体系形成和发展。内生金融发展理论从效用函数入手，建立各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引入了诸如不确定性（流动性冲击、偏好冲击）、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督成本之类的与完全竞争相悖的因素，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作了规范性解释。
内生金融发展理论既放弃了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又坚持了从金融与经济关系角度来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立场，金融学家们试图建立一个一般金融发展理论。它带来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转变，使有关金融发展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令金融发展理论在沉寂了20多年以后重返主流学术界。但是，他们有意无意地坚持了金融发展研究的机构观，即从现有的机构出发来研究金融功能，导出其产生、发展和作用于经济的机制，依然具有一定局限性。[8][9]
3.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呈现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态势，金融与经济越来越密不可分，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的核心性和主导性要素。这一切要求人们重新认识金融的本质以及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有学者认识到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不符，提出了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是面向21世纪新的金融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和金融理论的融合与升华，是对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扬弃与创新。
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作了比较全面、深刻论述的代表人物是白钦先教授。在其《论金融可持续发展》（1998）中，白钦先教授首先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主权等基本概念，并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发展金融理论认为，金融可持续发展是在遵循金融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和未来发展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金融体制，发展和完善金融体制，提高和改善金融效率，合理有效地动员和配置金融资源，从而达到经济金融在长期内的有效运行和健康发展。在其他文献（白钦先等，2001）中，白钦先教授及其合作者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从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切入，从金融发展的一般性出发，对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了更系统的阐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既不是孤立研究金融的发展和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是孤立研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是在金融与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即在两者彼此互动的意义上来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发展。
在这一领域，白钦先教授一直关注并持续不断地研究金融结构和金融功能的演进和金融总体效应（功能）两个方面同时展开，针对西方学者只包含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两大要素的特指金融结构理论，提出“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结构理论；针对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变迁即是金融发展”的量性发展观，提出“金融结构演进（质性与量性发展相统一）即金融发展”及“金融功能演进（扩展与提升）即金融发展”的金融发展理论；并在发展金融学的整体框架内，梳理整合了“发展金融学是以金融功能为研究金融与经济关系的联结点，以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为其研究的基轴，而以金融效率为研究的归宿”。[10]
四、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
现代金融已成为包括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理论金融与实务金融、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金融观念与金融意识等众多因素，并直接涉及经济与社会、财富与资源、实质经济与虚拟经济及经济风险与经济危机等众多因素的庞大的复杂巨系统。我们在研究金融，进行金融学科建设的时候需要始终具有这样的大金融意识，始终将金融问题与金融的功能提升紧密联系起来。
第一，强化金融资源意识，树立金融主权与金融安全意识，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发展中的经济体尤其需要有这样一些意识，并形成相应的对策措施。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对这些问题没有给出直接回答。而金融发展首先也是一国的金融发展，在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发展中经济体往往处于被动和被掠夺的地位，发展金融和金融发展，就必须给与它充分的重视和保护。
第二，对于我们国家这样正处于发展成熟中的金融体系来说，仍应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逐步推进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我们要形成适合我们自身发展状况的合理的金融结构，在某些市场化改革不利或行不通的行业与部门，我们仍应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职能。金融倾斜并非是惟一正确的金融改革方向，其关键是要看改革能否充分的发挥出金融相应的功能性作用，是否实现了经济金融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金融体制改革应鼓励创新，鼓励对外开放，但我们要有自己的时间表，要与健全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完善金融的监管体系同步。
第三，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需要适当转变，凸显人文价值观的认同。包括金融发展理论在内的现代金融学科体系和大多数经济类学科一样，呈现出研究方法数学化、模型化的现象，这本无可厚非。但在金融这样一个充满风险因素的领域，在金融虚拟化程度不断强化的时代，我们应该，而且也不得不转变我们认识、发
展金融理论及其实践的思路，重新审视金融的本来目的到底是什么？金融的人文价值观又是什么？这对维持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对我们防止危机的发生都不无裨益。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在能够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的基础上，也应发展起具有我们自身特色的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这不是简单的中国特色，而是金融发展理论的中国化。[11]
当代金融学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货币非中性基础上的金融非中性，将“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理念引人金融学研究，拓宽了金融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这一研究范式确立了金融学的最终研究目标，在最高层面上给出了我们进行金融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金融发展观；在方法论上，这一研究方法注重了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的有机结合，并突出了金融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实现从货币分析到金融分析的真正变革。[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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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21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J].中国大学教学，2005（2）：6-18.
[3]王广谦.正确定位加速金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J].中国高等教育，2001（2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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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封思贤.从金融理论变迁看金融本科教学改革[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5（2）：38-41.
[6]张亦春，蒋峰.金融学专业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进研究[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1（3）：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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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龚明华.当代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及前沿[J].国际金融研究，2004（4）：4-11.
[9]刘澄.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演变简评[J].当代财经，2001（1）：35-39.
[10]白钦先.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和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历程[J].经济评论，2005（3）：3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