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十大理论篇1
一、产业经济学理论
产业经济学又称产业组织学或产业组织理论,是从应用经济学中发展出来的应用经济学的重要分支。最初产业经济学并不被认为是独立经济学科。二十世纪七十年后,经过不断的发展产业经济学才得到公认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起源较早,可追溯到马歇尔经济学,甚至亚当斯密经济学阶段。许多学者认为产业经济学源于美国,产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产业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是一九三零年到一九七零年,在这个阶段对于产业经济学研究的代表作是贝恩在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产业组织论》,这本着作是最早一本系统的对产业经济学进行论述的文章。《产业组织论》标志着产业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该书出版后一直被作为西方经济学教材使用。一九七零年,产业经济学发展进入第二阶段,该阶段主要研究开始围绕《产业组织与公共政策论文选》,产业经济学理论体系初步成熟,在各个方面都获得了较大发展。
二、产业经济学理论流派
(一)哈佛学派
哈佛学派是产业经济学理论流派中的重要学派,奠基了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该学派形成于三十年代,以梅森和贝恩为代表人物。哈佛学派在产业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建立了完整的SCp理论范式。SCp范式标志着产业经济学的初步成熟,代表产业经济学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学科,研究也因此走向系统化研究阶段。霍特林和兰开斯特作为哈佛学派的代表人物为产业经济学中推销、营销等问题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芝加哥学派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许多来自芝加哥的经济学家对SCp范式提出了批评,SCp范式自此开始逐渐衰落,芝加哥学派则渐渐成为主流学派。芝加哥学派与SCp范式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注重市场结构和效率研究,更加关心产业竞争关系,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施蒂格勒。施蒂格勒曾在一九八二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产业经济学有开创性研究。施蒂格勒曾出版过《产业组织》一书,该书的出版标志着芝加哥学派在产业经济学理论研究上已达到成熟阶段。
(三)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学派出现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该学派引入了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所以在产业经济学理论研究理论基础、分析手段等方面都有了实质性的突破。该学派的诞生,大大推动了产业经济学理论发展,使产业经济学走向了成熟。该阶段的代表作是泰勒尔在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产业组织理论》,该书的出版立即引起了轰动,成为大学最具权威性的产业经济学教科书。该学派在研究中不仅继承了芝加哥学派成果,更在此基础上取得了新的进展,成为了二十世纪最为主要的产业经济学理论流派。
三、产业经济学理论在我国的发展
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因此,经济发展比较滞后,缺乏对经济学研究,几乎在整个八十年代,可以说我国产业结构理研究都处于引进与研究范式探索阶段,并且在这个阶段研究中由于受到传统范式影响较深,所以课堂过程停留在老模式、老思路当中。直到九十年代国内部分学者开始尝试运用西方产业经济学范式对国内的产业组织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些大学也开始设立产业经济学课程,这着标志着我国产业经济学开始真正发展起来、一九九零年产业经济学学科设置上初步实现与国际标准接轨。国内产业经济学理论代表作出版了《产业经济学导论》,该书是国内第一本产业经济学着作,研究范围与西方理论学说研究更加宽泛,在国内理论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该书的出现掀起了产业经济学研究热潮,随后不久国内陆续开始出现关于产业经济着作及翻译着作。在九十年代后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的深入,为产业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更多有利条件,使得国内产业经济学研究达到了另一个高度。
经济学的十大理论篇2
论文摘要：删除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和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建立的相关理论，把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相结合，重新建设现代经济学的新体系。这是一个大胆的彻底进行政治经济学改革的建议，是我们随着改革开放正在做，也必须做好的事情。
全国普遍高等学校“两课”示范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第l版)是一本最新出版的比较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材。优秀就优秀在教材的内容组织、表述方式等方面，“作了较大的改革和创新”。这些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笔者不再详细分析教材的特点和优点，而是立足于个人的教学实践和对有关理论的学习体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提出创新建议，删除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和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建立的相关理论，把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相结合，重新建设现代经济学的新体系。这是一个大胆的彻底进行政治经济学改革的建议，是我们随着改革开放正在做，也必须做好的事情。这将让教材更具“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枢纽”或基础的劳动价值论也应该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产生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理论学者也一直没有放弃对劳动价值论的探讨，特别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后，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进一步研究和认识价值理论提供了机遇。到目前为止应该承认已取得重大的进展，并取得重大共识。这集中体现在同志2001年7月1日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这段话反映出我党的三点共识：第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也就是我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中所阐述的劳动价值理论，在“当时”是正确的。第二，我们“现在”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条件与“当时”“有很大不同”，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不适应“现在”。第三，还要承认，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当代资本主义的情况也“有很大不同”，不言而喻“当时”的劳动价值理论也不适应于当代资本主义。因此，针对我国情况提出：“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这种“研究和认识”也有了共识，对此，教材进行了总结。第一，要拓展对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种类。主张“把创造价值的劳动从企业内部向企业外部拓展。”第二，要拓展创造价值的领域。主张“把非物质生产领域中创造精神财富的劳动也视为创造价值的劳动，…‘把创造价值的劳动从物质生产领域向非物质生产领域拓展”。这两方面的拓展，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但也应承认，这样的价值论目前还无规律可循，价值也无法统计和计量。
目前，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包括两类，一类是作为普通高校经济类专业的专业课或专业基础课，另一类是政治理论课。这两者的教学目的和要求是不同的。前者的内容可探讨、研究，而后者应具有确定性，能使学生明显感到具有现实性、可信性，从而有助于建立大学生的良好的理想和信念，而不是将信将疑。
基于“旧的”劳动价值论已经不适应，“新的”劳动价值论尚未建立，我认为作为普通高校政治理论课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剩余价值理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理论、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等等，都应从教材中删除。试想，在人们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有了新的认识并取得一定共识的今天，在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为我国提供了大量财税收入，容纳了大批就业人员的今天，在很多私营企业家成了劳动模范、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时候，我们的政治理论课教材还在根据“旧的”劳动价值论讲“工人不仅养活了自己，还养活了资本家”，甚至认为资本家的“全部资本都是工人生产出来的”，这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过时的该删除的理论继续保留，结果适得其反。
从另一方面看，现在又是我们创建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大好时机。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及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相关决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这也意味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赖以建立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已经具备，实际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建立起来了。
经济学的十大理论篇3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发展影响
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
西方经济学的引进没有一个特定的时间，是随着我国资产阶级革命逐渐引入的，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在我国半殖民半封建时期西方经济学就已经逐步走进中国。在百日维新时期，以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发起的变革带动了西方经济理论的传入。根据统计，在我国“”开展之前，大约有四十部西方经济著作的完成，系统介绍了西方经济的基础理论以及分析方法。但是这个时期都是以翻译为主，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我国才有自己著作的相关西方经济理论书籍。此时著作的理论水平较低，达不到学术水平的高度，所以出版和阅读量也十分有限。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建国都没有太大的改观。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对于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引进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对西方经济的研究由表面开始逐渐深入，并且有很多人员开始专门从事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工作。这个阶段，推动了我国西方经济学更大程度的发展。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仅限于对凯恩斯经济学以及外国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像是美国的《宏观经济学》以及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也在研究范围内，但是经过目前的研究发现，我国当时对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最为深入。这个现象和我国的国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凯恩斯经济的主张是政府要干预经济的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情相符合，此时，西方一些非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也被翻译引进，在某些方面弥补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不足。综合引入的各种经济学理论可以看到，对经济进行适当干预的理论是最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种理论，并且也得到了我国众多学者的一致认同。在九十年代初期，在我国又兴起了产权经济学，这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种西方经济学理论，产权经济学主要是以制度为核心进行的一种经济理论，强调产权制度也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建设的一个方面。此种经济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我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二、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就表现在分析方法的影响上。
（一）实证分析法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是偏向于规范分析，而西方的经济学主要是运用实证分析法来进行分析的。实证分析法相比较而言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主要分析“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主要强调的是对目前状况现象的分析，而不着眼于对现存问题的解决。第二，通过数据统计和经验，对实证提出的假说进行正面或者反面的论述，具有很大的客观性。这种分析方法对我国很多中年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他们认同经济学是一种实证类的学科，所有的假说和研究者的道德伦理价值理念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只在客观条件下研究经济学问题。所以，经济学这一学科就被赋予了“道德中性”的客观意义。目前，西方经济学家一般倾向于实证经济学方法，但并不完全排除规范经济学。
（二）结构分析法
结构分析法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宏观经济学的引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法主张在“整体”上对经济有一个宏观的判断。在分析的过程中要依据经济内部发展规律和模式，这种分析方法认为经济之所以有质的变化是因为结构不同的原因。结构分析法的学者认为我国经济的矛盾不是通过单纯的数据分析就可以解决的，真正的矛盾是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结构矛盾，所以这种分析方法主张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从结构方面来把握经济的增长矛盾。这种分析方法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是缺乏一定的弹性的，弹性缺乏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归根结底就是结构的不合理，结构对于经济方向的判断有着有着重要意义，所以对经济的分析是需要从结构方面开始的。
（三）制度分析法
制度分析法是在八十年代开始被中国的学者广泛接受，这个分析方法的热度一直持续到了九十年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视需要一定的制度作为前提和保证的，因为西方经济学都是基于成熟的制度之上的分析，所以中国经济之所以有问题就是因为制度的不成熟。此种分析方法着重关注我国的制度问题，第一，我国现存的经济制度不是最终完善的。第二，我国的经济制度还在不断的发展。第三，我国目前的经济制度在很多方面来讲都只有暂时意义可以参考。这种制度分析的方法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来说更具有现实性意义，就如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所言：“制度理论集中考察的是制度在决定交易费用中的作用……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
三、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的影响
（一）有关我国经济学的学科定位
西方经济学帮助我国经济学进行一个更好的定位，我国的传统理论认为经济学是要对社会与生产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学科。而西方经济学学者更认同于将经济学看作为是一门“科学”的观点。虽然在西方，对于经济学的定位也存在分歧，但是这种分歧对于我国经济学的定位来说是微不足道的。随着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大多数的学者都认同中国经济学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综合权威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经济学其实是一门社会学科，而不能称之为是科学。因为经济学中的很多变量是无法通过准确的计算而得出的，只能得出一个宏观的概念，综合西方经济学学家马歇尔的概念也可以看到，经济学通过分析只能得到一种经济发展的“趋势”，而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数字来证明的可以参考的规律。加入经济学可以通过数学数字准确的计算出来，那么也就是失去了其学科意义。经济学没有准确的数字计算，因为其中的因素复杂多样，所以只能出现相关的趋势和方向预判。经济学和哲学等其他学科有着很大不同，这个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特点，不是通过单纯的逻辑和推理就可以得出答案的。很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可以通过数学学科的介入来得到答案的，其实不然，经济学尤其是和我国国情相结合的经济学，是需要一定的前提假设的，只有经过了历史检验的经济学才是真正所追求的学科。
（二）关于我国经济学的学科范畴
我国经济学的学科范畴也是在不断发展中最终成形的，最初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并没有绝提的范畴划分。我国对于经济学的界定由最初的研究生产与需求的关系到了现代经济学的范围拓展。目前学术界认为经济学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为经济理论，经济正常，经济规律的应用。这三个部分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经济理论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只有将研究基于理论的基础上才具有更大的公信力。发展到现在，经济理论不止一种，有很多经济理论是需要结合现实进行创新研究的。经济政策主要值得是对我国现存的政策方针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已有的理论和结果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参考政策。这种政策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定的，必须具有现实意义才可。而经济应用研究是将理论应用到各行各业的一种最终实现，必须要提供具有参考性和操作性的依据。
（三）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融合
自从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就不可避免的与中国国情相融合，这是一个必然趋势。但是这种融合趋势是隐性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来。这表现在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被应用到中国经济发展中，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也被用来分析一些西方经济现象。虽然两者之间有融合的趋势，但是这种融合并不是融为一体，而是在某些理念和应用上的融合，必要的分支依旧十分明确。目前我国已经划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个经济学主流，研究相关经济学问题。
四、结语
西方经济学有很多的可取之处，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带动作用，能给我国经济学带来活的生机。西方经济学自传入中国以来就被不断的充实和应用，不仅确定了我国经济学的学科定位，还提供了一种新的经济思路，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赵晓雷.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及其对现代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影响[J].财经研究，1997.
[2]赵晓雷.西方经济学对现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影响[J].经济学家，1997.
经济学的十大理论篇4
在经历了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之后，我国的社会经济已经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相应的理论研究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马克思主义在指导社会经济发展当中发挥的作用十分巨大，为了更好的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强化对于经济哲学的认识程度，进而更好的了解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从哲学角度来对经济发展形势进行阐述，为推动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对于经济哲学的研究工作来看，首先必须要弄清楚其存在的基本形式，只有这样才能从更深层次去进行掌握，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通过强化经济哲学存在的三种形式探究，能够为加深经济哲学的认识程度提供必要的参考，从更深层次上去把握经济哲学的特点以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为社会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经济学的哲学是经济哲学的重要形式
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中，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哲学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经济哲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学的进步，而离开经济哲学的支撑，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就缺乏了相应的理论依据。在对经济哲学的表现形式进行阐述的过程中，许多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经济哲学，是社会经济能够得到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通过对诸多历史事件的分析总结发现，在目前较为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当中，哲学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经济学家在提升自身经济学能力的过程中，必然要掌握必要的哲学知识，只有这样才能从本质上来把握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更好的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建议。就拿英国来说，其在长期的发展当中，经济学相关的理论研究一直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在这些理论研究成果的背后是诸多伟大经济学家智慧的结晶，但是对于这些经济学家来说，他们不仅只是研究经济学，对于哲学也有着十分深入的探究，几乎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都是哲学家。由此可见，在经济学的发展当中，其所体现出来的哲学内容是经济哲学的重要形式。所以说，在现代经济理论发展当中，经济学家想要更为科学的提出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必须要建立在哲学的基础之上，必须要承认经济学当中存在着经济哲学。这就要求经济学家在开展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循一定的哲学规律，从本质上来把握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于各种经济事实进行哲学性的解释，将哲学与经济发展更好的融合起来，进而为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经济哲学表现在经济学范畴当中的哲学
作为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自己的著作以及理论当中对于劳动价值范畴当中的哲学思想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他的理论研究当中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诸多经济哲学的思想。但是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人们无法更深层次的去理解经济学范畴当中的哲学思想，这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的思想产生误导。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目前的经济学范畴当中，经济哲学有着十分明显的体现，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对经济学范畴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充分的认识到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劳动与商品价值相结合，劳动价值产生之后对于经济学发展的重要作用，通过对劳动价值的重要性来进行分析，能够对经济哲学展开更为深层次的研究。在诸多的经济学家研究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的学者都将经济哲学划分到经济学范畴中的哲学来加以理解与阐述，通过对经济学范畴当中的效用、价值以及发展等等因素进行分析，更好的把握其中所包含的经济哲学。从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将哲学与经济学充分的结合起来，通过两者的结合来对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进行阐述，进而更为科学的对社会的发展进行指导。在经济学的范畴当中，通过客观的认识其中存在的经济哲学，能够更为准确的对经济发展的规律进行把握，在遵循其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为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因此，在经济哲学的存在形式当中，经济学范畴中所体现出来的经济哲学是发挥其科学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所在。
四、经济生活智慧的哲学命题化
在现代经济的发展当中，一些经济学家为了更好的对一些经济现象展开研究，往往会提出相应的经济命题，通过对这些经济命题的分析来对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提供更好的建议。而通过对这些命题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些经济命题当中所包含的内容不仅仅局限在经济方面，其同样包含着诸多的哲学性内容，这就表明了哲学思想的存在，是构成经济学命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经济哲学表现在经济生活智慧当中的哲学命题化，通过将哲学内容与经济学命题更好的结合起来，能够从本质上来对经济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进而更好的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学理论以及经济思想史的发展历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学命题当中的哲学性质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客观存在性也就决定了哲学在经济命题当中的重要作用。在对经济学命题开展研究的过程中，既可以将其视为经济学命题，也可以将之称为哲学性命题，这种双重性的存在也就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研究方式。在现代经济的发展当中，想要更好的适应时展的要求以及经济发展的规律，必须要从本质上来对经济生活进行掌握，通过哲学思想的应用来增强经济生活当中的智慧水平，更好的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目前的社会发展来看，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要保证资源的节约与环境的保护，这就需要采取最为恰当的发展方式，将哲学思想当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等内容充分的融入到经济发展当中，通过提升经济发展的科学性以及决策水平，更好的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五、结语
经济学的十大理论篇5
经济法理论源于十八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755年摩莱里在其传世之作《自然法典》所描绘的“合乎自然意图的法制蓝本”中，经济法作为第二位阶的法排列於“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社会的恶习和祸害的基本的和神圣的法律”之后。（注：〔法〕摩莱里：《自然法典》，黄建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6—110页。实际上，就今人的经济法思维习惯来观察，摩莱里的市政法和治理法的内容，可能更接近现代以国家干预经济为特色的经济法，参阅前引书，第110—116页。）1843年，法国的另一位空想思想家德萨米在《公有法典》中，用散文诗一般的语言深化了摩莱里的“分配法和经济法”思想。（注：〔法〕狄·德萨米：《公有法典》，冀甫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2—44页。）很显然，十八、十九世纪的空想经济法展现给我们的，只能是经济法这一术语及其意念。经济法由空想转变为现实，需要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和国家经济职能与经济政策的转变，需要国家立法实践与法学家思维的转换，更需要适宜的法律文化氛围。实现这一转变的重任由历史选择了德国。
经济法概念形成於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历经三次对外战争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统一起来的德国，在资本主义国家属于后起之秀，到1913年在世界工业生产总值中，已仅次于美国而居第二位，超过了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注：参见吴友法：《冒险、失败与崛起-二十世纪德意志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页。）然而，和其他信奉自由、民主、统一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与容克贵族妥协居于政治从属地位，容克贵族赞成和支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使资产阶级与容克贵族实现了政治与经济的结合，这种结合使得“在德国从来也没有完全屈服于极其放任自流、弱肉强食的法则，国家始终起着调节和平衡的作用……”特别是工业在国家善意的注视下，通过大量的卡特尔，对竞争进行了“整顿”，（注：〔德〕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杨绪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14页。）这就为1916至1918年的战争期间，德国广泛采用卡特尔形式组织和协调战时经济，颁布战时经济统制法令如1915年的《关于限制契约最高价格的通知》、1916年的《确保战争时国民粮食措施令》等奠定了思想上、体制上和政策上的基础。战后成立的魏玛共和国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对产业实行社会化和公有化，对卡特尔的保护和监督在做法上作了一些改变，（注：参见〔日〕丹宗昭信等编：《现代经济法入门》，谢次昌译，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其他仍旧沿袭了战时实施经济统制的做法。这期间颁布了煤炭经济法、钾盐经济法等一系列干预经济的法规。这些经济法规“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国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干预……与确保个体自由的民法显著不同。同时，它也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法”，这一法律现象引起了德国法学家的注意，并对此开展研究和讨论，从而产生了经济法的科学意义上的概念。（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4页。）
经济法之所以首先产生于德国，从立法史的角度看，以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经济法产生于立法者不再满足于从公平调停经济参与人纠纷的角度考虑和处理经济关系，而侧重于从经济的共同利益，经济生产率，即从经济方面的观察角度调整经济关系的时候。经济法产生于国家不再任由纯粹私法保护自由竞争，而寻求通过法律规范以其社会学的运动法则控制自由竞争的时候”（注：〔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从法学史的角度看，经济法概念产生于国家干预经济立法实践的昭示。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比这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德国作为大陆法系的领导者之一，信奉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与六法体系的和谐-经济法对公法、私法划分标准的挑战和对六法和谐体系的破坏性冲击，促使法学家对大陆法文化（而不可能是英美法文化的氛围（注：参阅〔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三部分普遍法。））的已有理论作出经济法为社会法、为独立部门法的创新和发展。理论有赖于实践，更有赖于研究者的素质。德国学者具有创新意识，长于思辩，善于抽象的素养（也不可能是中华法系学者的思维习惯（注：参阅郝郝铁川：《中华法系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八章之一模糊性思维、之二语言文字的简约性。））及德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环境造就了经济法理论。
德国法学家对经济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仅1922年就出版了一批经济法学术著作，如鲁姆夫的《经济法概念》、阿努斯鲍姆的《德国新经济法》、海德曼的《经济法基础》等，使德国成为当时经济法研究的中心。1925年，日本学者开始引进德国经济法概念，并在二次大战后形成以禁止垄断法为核心的经济法理论（注：〔日〕丹宗昭信等编：《现代经济法入门》，谢次昌译，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和非以垄断法为核心，强调经济法是以国家之手来满足各种经济的，即社会协调性要求而制定之法的理论。（注：〔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满达人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9页。）现在，日本经济法理论研究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居于中心地位。在前苏联，自1924年哥伦赫巴格的《经济法》开始，历经л·и·斯图契卡的两成分法和战后经济法学家的纵横经济法主张、综合部门经济法主张、经济行政法主张（注：参见〔前苏〕国立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与斯维尔德洛夫法学院合编：《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6页。），苏联经济法学成为当时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内以“国家管理经济”为根本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学的中心思想源。
中国经济法的概念形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胡乔木同志根据其1978年7月在国务院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成的长篇论文《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中，明确提出发展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必须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工作，把国家、企业、职工的利益和各种利益关系，用法律形式体现出来，并且由司法机关按照法律办法处理”。（注：胡乔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4页。另，该文原载《人民日报》1978年10月6日。）胡乔木作为党和政府高级理论家的这一理论思考，遂成影响立法政策选择之重要因素。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指出，“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到1979年6月，叶剑英委员长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需要各种经济法”。彭真副委员长也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还要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陆续制定各种经济法和其他法律，使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完备起来”，“经济法是一系列法规中极为重要的法律”。这表明独立经济法的确立已成中国立法机关的政策选择。与此同时，经济法学在中国开始迅速成为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的热点。
经济法之所以能在中国本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兴起，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一是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推动，我国的法学研究者，开始从“左”的、僵化的、禁锢的状态中走出来，寻求一种新的法学研究领域，为经济法在我国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二是受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的重大决策的推动，人们开始要求我国的法制建设必须适应这种转移，这就为经济法的创立奠定了路线基础；三是受经济立法实践的推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适应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国家制定了一系列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和法规。这就为经济法学的初创奠定了立法基础；四是受外国经济法研究成果的推动。在这个时期随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访，外国的鲜为人知的经济法学研究成果的引入，人们开始意识到可以利用外国的经济立法经验和经济法理论成果来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这就为我国经济法的创立奠定了借鉴的基础；五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推动。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推动某项改革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我国经济法的创立，是与他们的倡导分不开的。（注：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尤其是邓小平的经济法制理论，为中国经济法学的兴起、发展和革命性转换，奠定了理论基础。（注：参阅王艳林：《邓小平经济法制思想论》，载李龙主编：《法治论-邓小平法治思想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上编中国经济法学说的历史与发展
中国经济法学说的兴起，自1979年至今已整整二十个年头。二十年的学科史是短暂的，但学科二十年的历史却是辉煌与沉寂、兴旺与坎坷、勃兴与苦思交错映象的显现。本文把这二十年的经济法学科史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9年至1992年，我们称其为探索时期经济转型特色的经济法。（注：这一时期的经济法论著、论文、资料极多，综述性的论著可参阅《经济法诸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工具书可参阅王明权主编的《中国经济法情报概览》，武汉出版社1989年版。报刊类可参阅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心编辑出版的《法学》、《经济法》、《经济法学、劳动法学》各年份的索引和选文。）第二阶段为1993年至今，我们称其为建立市场经济的经济法。（注：对第二阶段予以综述的论著或工具书目前笔者尚未见到，综述类文章在《法学家》、《法学研究》近年来每年第1期均有经济法专文，可资参考。）受本文篇幅限制，我们仅选择这两个阶段的主导流派和观点予以评说。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注〔17〕和〔18〕的文献。
一、学说的短命、易变和新生
-对教科书的个案研究
综观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法学，留给学界的整体印象是不成熟、不统一和缺乏系统性、权威性。经济法以经济政策法律反映的面目而出现是正确的，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法学理论应当有前瞻性，应当注意探求法律的普遍性和规律性，而不能跟在并不如人意的现实立法背后，进行简单地反映和注释，更不能把现实中一些本不合理、正有待改革加以解决的现象，当作永存或真理而提升为理论。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经济法学研究初期的许多理论观点与学说主张，处于短命、易变和新生的状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高等学校法学教材《经济法学》第一至五版中关于经济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的认识变化过程。该书第一版认为“经济法调整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内部及其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公民之间的那部分经济关系”，“具体的调整对象”包括：（1）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纵向经济关系（2）调整社会组织之间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横向经济关系；（3）调整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内部经济关系……还调整他们与公民、个体户之间的经济关系。（注：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6～8页。）此即所谓纵横说。由于将经济关系形象地细划为纵向与横向所具有的缺陷，在纵横经济法学派的发源地前苏联和中国民法学家那里，都遭到猛烈的批判。（注：参阅〔前苏〕国立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与斯维尔德洛夫法学院合编：《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梁慧星与王利明合著：《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所以该书第二版开始将第一版着重强调的“纵向经济关系”、“横向经济关系”予以淡化，并特意说明：“在研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时，运用纵向、横向经济关系来分析，这不过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因为经济关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不便于分割的……经济法所调整的正是这样一种统一的经济关系。”（注：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此即所谓纵横统一说。
该书第三版与第二版关于什么是经济法的表述基本相同，但发人深思的是，在第三版前面的“说明”之外，又加了一个“补充说明”，称：“本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通过前修订付印的……因此在阅读本书时应该注意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注：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说明”第2页。）。“本书的作者们虽极不情愿但也不得不和立法者及立法文件保持一致，尽管他们已充分预见到了《民法通则》的颁行将会给经济法学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冲击。然而，中国现行体制下经济法学界渺小的学者和脆弱而又附属的思想，对他们充满热情与赤诚的立法只能表示无奈和叹息。立法机关用世界性的民事立法创举-以《民法通则》第2条对民法经济法学术之争予以法律界定之后，经济法学人断臂求存，进入低落时期。经过长期沉思，1989年，该书第四版发行。第四版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作了较大修改，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经济管理关系以及与经济管理关系密切联系的经济协作关系“。（注：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6页。）此即密切联系说。然而，无情的历史再一次捉弄了中国经济法学人。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作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决策，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家加强经济立法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国家经济体制的革命性变革使得学者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所倡导或追随或赞同的学术观点，他们又一次面临着决择。1995年6月本书第五版付梓，作者们在此将经济法定义为：”是调整宏观调控下一定的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下一定的市场经济关系“，具体包括：（1）宏观调控经济关系，由”直接调控经济关系“、”间接调控经济关系“、”混合调控经济关系“构成；（2）一定的市场经济关系。（注：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群众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第22～27页。）从该书的第一至五版来看，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学说认识经历了一个由”纵横说“到”密切联系说“至”宏观调控市场关系说“的演变过程。
造成中国经济法学说的短命与易变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经济生活的激荡与多变造成的。中国经济法学者的热忱与苦闷、尴尬与希望，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中国跌宕起伏的改革发展进程的写照。对此，应如何评价，学界是有不同认识的。李昌麒教授认为应正确对待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经济法定义。首先，由于人们的认识水平、能力和角度的不同，各种理论对现存体制和改革方向的适应程度可能有所差异，但是不能因此而给任何一种理论随意作出某种具有政治含义的评价；其次，对经济法含义的揭示，属于意识形态范围内的事情，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价值观的干预；最后，经济法理论具有体制的烙印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不主张用现在的经济法的应有的价值取向对过去的经济法理论进行抨击。（注：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页。）漆多俊教授认为，大经济法观点和其他经济法偏见，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代各公有制国家较为普遍的一种经济法思潮，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产物，是民法大都不甚发达的结果。（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154页。）我们想，除客观的根本原因外，主观方面主体素质上如经济学修养不深，在外国经济法理论的取舍上对原苏东国家一边倒，对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采取排斥、漠视的态度以及个别学者学术品味与学术追求上缺乏独立性等原因亦不能予以排除。
二、经济法学说简史
为了简明起见，这里按照所主张的调整对象的范围大小，将经济法学说的主要观点分为全、大、小、无四类，分别介绍如下。
所谓“全”，是指主张经济法调整一切经济关系。有人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调整经济关系而制定的法律规范”，“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规的总称”，（注：高程德著：《经济法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或者说，“经济法是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它调整的是经济关系，包括国内经济关系和对外经济关系”（注：简明法学教材《经济法讲义》，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或者说，“经济法是调整国民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注：唐国栋编：《中国经济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教材，1983年印，第45页。）。
鉴于民法也调整一定的经济关系，上述主张经济法调整一切经济关系的人，如何看待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呢？基本上有两种态度：一是“取消论”，既然经济法调整各种经济关系，民法的调整对象便只剩下婚姻家庭关系和与婚姻家庭关系密切相关的一些财产关系，“那么，民法的传统体系就被打破了，民法的本来涵义改变，因此，再使用‘民法’一词就没有必要了”，可以“建立我国的婚姻家庭法”（注：邹瑞安著：《试论我国民法调整对象—兼谈民事立法的改革》，载《政治与法律丛刊》第二辑，1982年9月。）。二是“归并论”，即主张把民法归并于经济法之中，成为经济法的一个核心部分或作为经济法的基本法。这可表示为：
经济法＝民法＋各种部门（或单项）经济法规
经济学的十大理论篇6
关键词：传媒经济理论结构广播电视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220【文献标识码】a
我国城市广播电视传媒现在的结构模式基本上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形成的。具体来说，1983年，国家广播电视部根据党的第十二届代表大会的要求，召开了中国第十一届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了“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开展多种经营”和“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现在，我国的城市广播电视传媒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发展起来的。可见，第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既是我国广播电视传媒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我国广播电视朝着产业化方向发展的一盏指路明灯。正因为这样，第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以后，一方面是广播电视广告业得到了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报业经济理论研究的率先起步促进了广电人把广播电视经济研究提到了议事日程，并于1984年开始了“广播电视经济”的研究。到1990年，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经济理论体系的雏形已基本形成，但是真正科学的、完整的中国广播电视经济理论体系以及结构模式是在2000年以后逐渐形成并快速发展。
一、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
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与我国的宏观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一样，它们是一个共同的整体，所谓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也就是我国的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在我国传媒人的共同努力下，我国“1+2+1”的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已基本形成。其中的第一个“1”是指传媒经济中枢理论，“2”是指传媒经济造血理论与传媒经济输血理论，第二个“1”是指传媒经济纳新理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依据“1+2+1”的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的要求更快、更健康地发展我国的整体传媒文化产业。
传媒经济理论系统涵盖的十大基础性理论是引领我国传媒经济发展的核心理论、路标性理论。这十大基础性理论主要是：传媒二重性理论、传媒生产力理论、传媒结构理论、传媒产业资源理论、传媒产业经营与管理模式理论、传媒产业集团化理论、传媒资本运营理论、传媒多种经营理论、传媒市场营销理论、网络经济的本质理论等。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1+2+1”的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
传媒经济理论基础体系中的传媒二重性理论、传媒生产力理论、传媒结构理论、传媒产业资源理论等四大理论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了传媒经济中枢理论。传媒经济中枢理论是一种引导性理论、灵魂性理论、宏观性理论、聚集性理论、共享性理论、中心性理论、主导性理论，它一方面告知传媒人应该如何科学认识传播媒介和科学开展传媒经济活动以及其他的相关活动，另一方面又告知传媒人应该如何科学感悟传媒现象和自己的传媒行为。传媒经济中枢理论是阐述传媒的性质、功能、走势等传媒的重大理论问题，不是阐述传媒运作的具体技巧，但是它可以引导传媒人通过自身对传媒经济中枢理论的感悟而创造出具体的、具有特色的传媒经济的运营技巧。
传媒经济理论基础体系中的传媒产业经营与管理模式理论、传媒产业集团化理论、传媒资本运营理论、传媒多种经营理论等四大理论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了传媒经济造血理论。血对于人体是何等的重要，同样，对于传媒产业来说，它的生存和发展同样需要“血”。传媒产业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血”是从哪里来的呢？简单地说是从传媒产业经营活动中来的，若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它是由传媒人在传媒经济造血理论的引导下创造出来的，是以传媒产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传媒经济输血理论――传媒经济理论基础体系中的传媒市场营销理论。传媒经济输血理论与传媒经济造血理论是传媒经济生命理论链条上的两个环节，传媒经济造血理论是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传媒产业如何创造价值（造血），传媒经济的输血理论是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传媒产业如何实现价值（输血）。传媒经济输血理论是从医学中的“输血”理论发展而来的一种新理论。输血理论是当代医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包括采供血理论和输血理论两个部分。传媒经济输血理论的实质就是借鉴医学领域中输血理论提升传媒市场营销理论的地位和作用，它的任务主要是：（1）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传售各类传媒产品；（2）监督和检查传媒产品的质量；（3）实现传媒产品的价值，保证传媒产业功能和传媒事业功能的实现。
传媒经济纳新理论――传媒经济理论基础体系中的网络经济的本质理论。传媒经济纳新理论是根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常态现象以及传播媒介生存、发展、壮大的实践要求形成的一种理论。我国有一个成语，即吐故纳新，其原意是指人呼吸时，吐出浊气，吸进新鲜空气。后来，人们常常把扬弃旧的、吸收新的行为称为吐故纳新。一个组织要永葆青春，就应该不断地吐故纳新。同样，传播媒介作为一个实体也必须吐故纳新，只有这样传播媒介才能永葆青春，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才能充分地、更好地发挥传播媒介的作用。但是，传播媒介的吐故纳新既是一般意义上的吐故纳新，又是具有传播媒介特点的吐故纳新。所谓具有传播媒介特点的吐故纳新，主要是指传播媒介实体应根据传媒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调整那些不适应传媒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传媒生产关系，绝不是取消某些传媒实体。比如我国的报刊、广电等传统传媒可以借用网络技术和网络传媒的孵化器作用，推动传统传媒实施吐故纳新，一方面提高了传统传媒的网络技术含量，实现了传统传媒的吐故纳新，另一方面借用网络技术实现了整体传媒文化的融合，为推动我国整体传媒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全方位地发挥整体传媒文化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做好了传媒体制上的准备。
二、广电经济理论结构模式形成过程
（一）广播电视经济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广播电视传媒始于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到现在可区分为两个阶段：1.广播传媒单一事业功能发挥作用阶段。1940～1980年的40年间，我国广播传媒和1958年5月1日开播的电视传媒（1958～1978年称为北京电视台，1978年后改称中央电视台）只执行单一的事业功能，否认广播电视传媒的产业功能。2.广播传媒事业功能与产业功能共同发挥作用阶段。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率先播出了中国大陆第一条电视广告以后，我国广播电视传媒在功能上开始由单一的事业型功能转变成为两种功能――事业功能和产业功能。可见，我国广电人对于广电传媒二重性的认知是从认知广电传媒的事业功能和产业功能开始的。广电传媒的事业功能和产业功能是一种传媒现象，广电传媒二重性是传媒本质的体现。根据认识论的本质要求，人们对于任何事物的认知都是从其现象开始的。可见。广电人对广电传媒二重性的认知过程，是认识规律的一种体现。
随着广播电视传媒产业功能作用的发挥，在广播电视传媒领域内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广电经济学理论开始萌芽。1979年初，当我国的电视传媒广告经营问世以后，电视传媒产品经营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为了保护具有中国特色的广电经济的萌芽，1979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明确肯定了传媒恢复广告的做法，并作了具体规定。1979年12月，中央电视台开办了《商业信息》节目，开始集中播送国内外商业广告信息。1980年1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该台有史以来的第一条广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均先后开办或恢复播出广告节目。
在此情况下，人们对广播电台、电视台能否创收（即经营收入）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传统观念开始动摇。正当广电人困惑和徘徊的时候，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于1983年3月13日～4月10日在北京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第十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的经验，讨论和确定了广播电视传媒改革的基本方针，会议指出：要“自己走路”，要“以宣传为中心”，要“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要“四级办节目、四级混合覆盖”，要“开展多种经营，广开财源”，开创了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1985～1991年的六年间是我国整体传媒经济元素发现最多的六年，也是广电传媒经济发展最快的六年。在这六年间，就传媒经济元素问题学术界进行了认真讨论，进而科学地确定了哪些是传媒经济元素，哪些不是传媒经济元素。比如新闻就不是传媒经济元素，它是新闻学的核心元素，但是，也是发展传媒经济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六年间，在广电传媒经济理论上确定了广播电视也是生产力理论、传媒二重性理论等传媒经济理论元素；在广电传媒实践上，于1986年12月15日，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经广播电影电视部和广东省委的批准成立，其办台方针是：“大众型、信息型、服务型、娱乐型”；呼号为：“珠江，珠江，珠江通四海，经济第一台！”从此时起，中国大陆第一个直播电台――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用全新的广播方式开始了播音。1990～1993年，我国相继成立经济广播电台14家、经济电视台10家、有线电视台12家。
1992～1995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广电传媒开始进入了市场。
1996～2002年，中国传媒经济理论博弈进入高潮。1996年5月29日，全国首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事业集团宣告正式成立，并宣布从即日起中国传媒业走上了集团化发展的道路，同时在传媒理论界也开始了中国传媒集团应该是产业性还是事业性的博弈。1999年6月9日，中国第一家城市广电集团――无锡广播电视事业集团宣告成立，此后，中国传媒集团性质的博弈进入高潮。2000年12月27日，中国第一家省级广电传媒集团――湖南广播影视事业集团宣告成立；2001年12月6日，中国最大的传媒事业集团――中国广播影视集团挂牌，标志着我国广播影视事业管理体制和事业性运行机制“重大改革”的全面展开，广播影视事业集团化运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003年以后，一方面广播影视事业集团的弊端日渐暴露，另一方面广播影视产业的优势在“夹缝”中有了一定的发挥。为了促进广播影视产业的发展，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明确提出“产业化年”的口号。2005年1月，广电总局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不再组建广播电视事业集团，对已组建的广播电视事业集团改为“总台”，同时对“总台”进行“产业化”改革，并恢复了建立“制播分离”制度的政策。2005年以后，广电总局没有审批一家广播电视事业集团，但是有相当多的省市成立了与“总台”并行的“广播电视台”。2010年，国家广电总局批准安徽、黑龙江、湖北等省成立了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在，我国的广播电视传媒正朝着传媒融合化、一体化以及整体文化的方向稳步健康地发展。
（二）广播电视经济开始走向成熟
我国广电传媒经济同我国整体传媒经济一样，是逐步走向成熟的。
1.广电产业经营已市场化。自1978年以来的三十多年间，我国广电传媒产业从“无”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再到产业化经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在它的变化过程中，我国广电传媒人创造了许多广电产业经营市场化的经验，其中有两种广电传媒产业经营的经验是一定要写入传媒经济发展史的，因为它体现了广电产业发展的一种规律。这两种广电产业经营的经验是：一是由央视传媒人创造的黄金传媒资源广告招标式的广电广告产业经营模式；二是由湖南广电传媒人创造的用广电经济活动塑造企业形象的传媒产品经营模式。
2.广电传媒经济政策已逐步走向完善化、科学化。从整体传媒经济来看，比较完善的、科学的传媒经济政策体系已基本形成，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实施这些政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多年间，如果把我国制定的传媒经济政策细分一下，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辅助类政策，即新中国建立初期，为解决报纸所需资金短缺问题所采用的政策；其二，事业类政策，即1956年我国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2年间制定的关于传播媒介的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其三，“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类政策，即1978年国家财政部批准的《人民日报》等八家在京新闻单位可试行的一种办报模式；其四，产业类政策，即在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类政策的博弈中以渐进式态势逐渐走向完善化、科学化的传媒产业政策。这类传媒产业政策体系的形成大致可区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83年中央37号文件确定的“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二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三是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十报告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一条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之路的论述。十年来，我们在认识上的一大突破就是将文化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两手抓，两加强等，并在党的重要文献中，全面阐述了我国传媒文化产业政策。
3.广电经济理论已体系化。基于整体传媒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广电经济理论也已体系化。所谓理论体系一般是指基于某一公理的演绎。传媒经济学是一门社会学科，它的理论体系就是基于传播媒介的特点和运营规律而形成的一种被社会认可并能指导传媒组织或机构实体依据传媒运营规律持续发展的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传媒经济理论基于的一种“公理”。对于传媒来说，这一“公理”就是传媒二重性理论，它是实现传媒经济平衡发展的支点理论。不管是人类社会还是自然界，只要发展，就必须保持平衡。因此，保持传媒活动各要素的平衡、有效开发传媒资源是传媒人追求的基本的价值目标。但是传媒活动各要素的平衡是相对的，是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传媒人为了促进传媒业的发展，必然追求新的传媒平衡并努力保持这种平衡，因为平衡可以表明传媒业已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统一、和谐、一致，标志着传媒业已在原有平衡的基础上，经过平衡与不平衡的博弈进入了一个高水平的平衡。传播媒介同其他事物一样，就是不停地从不平衡进入平衡，循环往复，进而促进传媒业的发展。可见，传媒经济理论体系化必须具有三组基本的传媒经济理论系统，即传媒二重性理论系统、传媒资源理论系统、传媒平衡管理系统。传媒经济理论体系内的这三组基本理论系统的科学结合度是决定传媒产业发达度的重要因素，也是检验传媒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
4.广电经济活动制度化。长期以来，我国的传媒制度是单一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特别是广电传媒更加强调公有制。后来，随着我国传媒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发展，除在传统传媒领域仍然坚持公有制外，在新兴传媒领域采取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
就传媒经济活动制度来说，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传媒经济活动的主体已经多样化，既有公有制性质的实体，又有集体性质的实体和个人。但是大部分传媒经济活动是由传播媒介主办和发动的。
就传媒管理体制来说，当前的传播媒介基本上是以事业性管理为主，产业性管理所占的比重还不大。但是，从传播媒介的发展趋势来看，传媒文化产业在整体文化产业中的主体地位决定其产业化管理所占的比重将会增大。具体来说：（1）报业传媒将实施“三分开”的管理体制，即产事分开、产政分开、管办分开。通过“三分开”的管理体制的实施，一是改变报业的高度垄断状况，二是纠正“千报一面”的现象。从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开始实施“三分开”管理体制以来，虽然推广较慢，但是效益还比较理想，因为“三分开”的管理体制，有利于报业尽快转企改制，有利于更充分地调动报人办报的积极性，有利于更好地利用报业资源，有利于改变过去“千报一面”现象，是报业传媒体制改革的最佳途径。（2）广电传媒应实施“制播分离”制度，这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业界率先提出来的改革设想。经过18年的反复实践，证明这是广电传媒实施管理体制改革的最佳选择。（3）我国的网络传媒应建立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结构，实施传媒产业化经营，充分调动各类网络传媒的积极性。
总之，根据我国传媒产业制度的特点，要解决当前我国传媒产业机构中存在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经营好公有制传媒产业的同时，支持和扶植民营传媒产业公司的发展，以便更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促进我国传媒经济的发展。
5.广电传媒经济教育规范化。传媒经济理论作为一门专业课走进大学课堂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其中作为一门知识课较早走进大学课堂的应该是《广播电视经济学》。所谓广电传媒经济教育规范化就是说《广播电视经济学》作为一门新专业不仅已经走进大学课堂，而且从1995年起，我国的一些高校已根据国家教育部的统一规划开始招收传媒经济学类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2002年，中国传媒大学还招收了我国第一位传媒经济学博士后。从此，传媒经济学就成为我国高校的一门常设课程，既有规范化的《传媒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又有相应的《传媒经济学》教材建设，传媒经济教育已被纳入到了我国规范化教育的行列。
三、未来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
基于我国已形成的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和我国广播电视经济开始走向成熟的传媒环境，未来我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应该是：建立整体文化框架下的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即树立科学的整体文化观，深化城市广电传媒体制改革，加快实施转企改制，促进广电传媒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城市广电传媒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这是我国未来城市广电传媒发展的一种科学的发展模式，只有从整体文化的角度和整体传媒文化的视野去改革城市广电传媒、去发展城市广电传媒，我国的城市广播电视传媒才能够快速发展，才能够大发展，否则，企图把城市广电传媒做强做大是不现实的。现在，根据我们党和国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深化整体传媒文化体制改革的社会环境、技术环境、政策环境、理论环境都已具备。对于我国城市广电传媒来说，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抓住机遇，既要在宏观上弄清楚我国“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大好形势，又能从本地实际出发，科学地实施转企改制，不断“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这样，不久的将来，一个具有中国整体文化特色的新的城市广电传媒将会出现在世人面前。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战略思想，它一方面科学地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对于文化体制改革以及文化管理体制、文化生产经营机制、文化法制建设、文化市场培育等都作了全面部署；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命题，并把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首次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进行了讨论；党的十再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一定“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已进入了快车道，有关“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战略思想日渐明确，推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政策日渐完善。这种宏观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已为深化我国传媒文化体制改革、解放传媒生产力做好了准备。
从文化和文化产业理论的角度来看，人们不仅在思想上认识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在理论上弄清楚了文化也是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弄清楚了要增强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就必须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就必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就必须大力发展重点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传媒文化产业。
任何一种传媒产业都是传媒文化产业，都是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支柱性文化产业，其发展受着两种力量的支配，即受传媒发展规律的支配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支配，特别是受传媒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支配。传媒经济活动是所有传媒活动基础，因此，传媒经济的发展同样受传媒发展规律的支配和社会生产力以及传媒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支配。作为传媒发展规律对于传媒经济的支配力量是永恒的，但是传媒发展规律对于传媒经济活动的支配力度是同传媒人对于传媒发展规律的认知度和驾驭度相联系的。那就是说，传媒人对于传媒发展规律的认知度越深、驾驭度越娴熟，传媒经济发展就快些，反之，传媒经济发展的速度就慢些。但是，还应该明白：从总体上来看，不管传媒人对于传媒发展规律的认知度如何，传媒发展规律对于传媒经济的支配作用是不会改变的，这是真理，是不可怀疑的。作为社会生产力对传媒经济的支配力度通常是指社会生产力对传媒经济的影响力，其核心是传媒自身的力量，即传媒文化生产力或传媒技术的作用力。比如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产生了许多新传媒，而且也促使传统传媒焕发了“青春”，衍生了新的生命力。现在，我国的传媒经济在传媒发展规律和社会生产力的支配下，不仅得到了健康、快速的发展，而且它正在促使我国的分散性的传媒文化、“独立”性的“传媒小文化”朝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传媒大文化的方向发展。分散性的传媒文化造成了我国传媒文化机构“林立”和在传媒资源利用上的浪费；“独立”性的“传媒小文化”造成了传媒实体的“小而全”“大而全”和“重复建设”，严重影响了整体传媒文化功能的发挥。造成我国传媒文化的分散性和“独立”性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我国的传媒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渐进性，二是由于观念更新的滞后性。传媒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渐进性造成了我国长期的单一纸传媒文化独占鳌头的传媒文化模式，不会与新传媒合作，更不会与新传媒分享传媒资源，于是，当一种新传媒产生以后不得不另立炉灶，实施分散化独立运营。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新传媒越来越多，形成了我国目前多传媒并存的局面，或者说是多传媒割据的传媒结构。观念更新的滞后性造成了我国传媒文化组织职能发挥的局限性和组织职能的相互制约性，使本来就具有局限性的我国传媒文化组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内耗，既影响着传媒文化组织职能的发挥，又影响着我国传媒文化的发展。根据我国传媒文化体制改革实践提供的经验，要改变目前我国传媒文化现状，必须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基本精神，不断提高传媒融合的品位，在实现传媒高层业务融合的同时，积极推进传媒文化机构之间的融合和传媒文化机构与相关宏观文化机构的融合，逐步改变我国分散性传媒文化和“独立”性“传媒小文化”的现状，努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文化”，即整体文化。
实现分散性传媒文化和“独立”性“传媒小文化”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大文化”的转变，是传媒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聚合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的结果，也是未来我国传媒经济理论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过去，对于传媒文化经济与我国宏观文化产业经济的关系问题研究的较少，只是在传媒经济学体系的研究中、在传媒经济整体理论体系的研究中以及传媒经济发展走势的研究中，对于整体传媒文化经济的发展及其在我国宏观文化产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论分析，其目的是为了给未来我国传媒经济的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从现在起，特别是党的十以后，传媒经济理论研究的任务是：在已创立的传媒经济基础理论的基础上深化研究整体传媒经济理论和文化产业经济理论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用科学的“大文化”观统率传媒经济理论研究、指导传媒文化经济理论研究，从“大文化”的角度去解决传媒文化经济活动中的一切问题。这既是传媒经济理论研究的重心，也是我国传媒经济运营的重心。
城市广电传媒是我国广电传媒产业的基础性产业，它具有数量多、差异大、资源丰富等特点，它既是我国城市文化事业的主力军，又是我国城市文化产业主体产业。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我国整体文化实力和竞争力过程中，城市广电传媒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建立整体文化框架下的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无论是对于整体广电传媒文化的发展，还是对于整体传媒文化的发展以及整体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因此，要建立整体文化框架下的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当前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其一，在思想认识上，一定要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把握文化、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把握我国已形成的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和我国广播电视经济开始走向成熟的传媒环境对于建立整体文化框架下的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的意义；把握传媒生产力就是传媒文化生产力，它是我国文化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在理论上，一定要明确城市广电传媒文化产业是我国文化产业的主体产业，是实现城市传媒资源整合的一种主导性力量。
其三，在资本运作上，一定要面向资本市场，充分利用传媒文化产业的技术含量高、产业链长、盈利点多、资源广泛等优势，有效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促进城市广电传媒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社会资本的利用率，满足社会投资者的需求。
其四，在广电传媒产品的经营上，一定要提高传媒产品品牌的影响力。广电传媒产品经营者可以借助于传媒产品品牌的力量占领市场、获得盈利，促进广电传媒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提高传媒产品品牌的影响力，必须强化品牌策划，必须打造那些具有本地特征的传媒产品品牌，打造那些贴近本地受众文化心理和审美诉求的传媒产品品牌，用这些品牌产品提高城市广电传媒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其五，在城市广电传媒资源开发策略上，一定要注意其层次性，既要重视对重点资源的开发，又要避免对资源的浪费；一定要注意提升城市广电传媒文化产业的规模化，这是实现城市广电传媒优势资源科学开发利用的关键。
经济学的十大理论篇7
论文摘要：党的十五大报告不仅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而且在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党的十五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基本特征和历史进程，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党的十五大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大会，是在世纪之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保证全党继承邓小平同志遗志，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胜利前进的大会。这次大会不仅全面论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而且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党的建设理论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本文拟就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进行探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我们以往发生的失误，制定的有些方针政策所以不符合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归根到底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所处的阶段认识还不清楚，不明确。诸如“一大二公”、“急于求成”、“大干快上”、“急于过渡”等等，都与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还处在初级阶段这个问题认识不太清楚有密切联系。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所以成功卿F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地确立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归根到底，就是由于全党同志对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个最大的客观实际，有了清醒的、科学的和坚定的认识。正是从这个根本实际出发，展开对各种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来确立和确定同这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这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理论和实践上的伟大成果，才有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生机勃勃的新局面。因此，正确认识党的十五大对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全面贯彻十五大精神，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那么，党的十五大在哪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初级阶段的理论呢?
一、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
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历史进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一个不成熟的、特定的历史阶段，它除了具有一般社会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特征外，还具有自身的特征。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总结十三大以来的实践经验，在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概括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历史进程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和论述:①这个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这是一个总的概括;②这个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③这个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④这个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⑤这个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⑥这个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⑦这个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⑧这个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⑨这个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上述九条系统、全面地概括和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科学描绘了它的整个历史进程，阐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这个阶段的历史任务，使我们能够更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明确努力的奋斗目标;使人们懂得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九个方面的概括，与十三大的概括相比，不仅更具有科学性，如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的概括方面，目的性更明确;把“商品经济”改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等，而且还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由十三大五个方面的概括增加到十五大的九个方面概括。
三、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概括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几十年实践中正反两方面丰富经验，特别是近二一i一年实行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的总结。为了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必须进一步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并明确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文化。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①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②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③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④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竞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一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匕，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要①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②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③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安定，政府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经济学的十大理论篇8
［关键词］混合所有制经济西方混合经济论争议认识借鉴
“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一概念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出现了两次，一处是在为了“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需要发展多种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另一处是在指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时，提到了“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前者说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实现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主要形式；而后者则说明了混合所有制经济与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互为推动的关系，这些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这一表述，是中央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一个科学总结，也表明了中央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高度重视。
一、“新的财产所有结构”所引起的争议
长期以来，尤其在我国理论界，把“市场经济”和“混合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它的微观层次）”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对价值规律、商品经济的认识逐步提高，尤其是1992年公开发表邓小平南巡讲话，党的十四大确定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之后，理论界才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在思想认识上逐步形成共识。但是由于对于已经出现的混合所有的企业的认识，还没有权威文件和最高领导层的表态，如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对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所有制结构及其关系问题的约120个字的论述中，没有提到“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字样，理论界就很难突破“混合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这个理论误区。直到400天以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才十分明确地指出，“随着产权的流动和重组，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越来越多，将会形成新的财产所有结构”。虽然在这个表述中已经第一次出现了“混合所有”的字样，但是由于在决定中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个“新的财产所有结构”就是一种新的所有制形式，就是一种经济成份，理论界对这种“新的财产所有结构”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还是产生了分歧和争议。
这个重大的理论争议是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一年多公开化的。1994年11月4日《经济日报》发表了该报记者对著名经济学家晓亮就上引《决定》中的一段论述应作如何理解所作的访谈。访谈以《混合所有制问题应受重视》为题，报道了晓亮的见解，晓亮首先对记者所问的“混合所有制”这个概念能否成立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并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他还进一步指出了这种所有制的发展前景。他说，“从总体上说这是公有制为主体，但具体形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却占多种”；“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形态和私有制形态很有可能相对减少，而各种混合所有制形态会相对增加”。他还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它可以质量上高于原生的或基本的所有制，在数量上多于原生的或基本的所有制”。与此相对立的一方是黄如桐先生，他在《经济学动态》1995年第3期上发表了以《当前部分私营企业大户和一些理论工作者对私营经济观点的述评》为题的文章。该文的第二部分以“关于‘混合经济’‘混合所有制’问题”为标题，着重就晓亮关于混合所有制的见解作了评论。评论明确指出：“贸然提出与西方‘混合经济论’性质相似的‘混合所有制，概念是不够妥当的。”他还认为，“混合所有制这个概念不宜采用，还是以联合所有制较为适合”。他引用了十四大报告中所提到的“不同经济成份还可以自愿实行联合经营”为理论依据，并以此来论证其“联合所有制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的不同所有制之间进行联合的一种所有制形式”见解的合理性。他还认为，“发展所谓混合所有制不会有任何积极意义”，并对“任何企图通过发展所谓混合所有制来动摇、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作法表示了担心、忧虑和指责。
上述两种有代表性的见解虽有共同之处即都承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同所有制之间资本流动和重组现象将大量发生，都承认有一种新的财产所有结构。然而他们的分歧却是重大的，主要有二：一是由于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产权的变化、流动和重组，从而形成了“新的财产所有结构”，这种事物究竟是一种“混合所有制”还是“联合所有制”。二是如果确认是“混合所有制”，是否会和西方的“混合经济论”相混淆；混合所有制的发展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有何关系，是排斥还是促进？这两个理论分歧将对改革开放的实践产生重大影响。据估计，环绕“混合所有制”问题的争论在中央级报纸和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有影响的理论文章有80多篇，而在一般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就有数百篇，这是一个长达数年之久的理论争论。这个争论不仅活跃了理论空气，推动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进一步解放，而且为中央在改革和扩大开放政策制定上的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创造了条件。1998年党的十五大文件明确提到，“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份”。这表明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概念可以成立，同时也表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仅不会妨碍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且还是“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的表现”。由于混合所有制经济必然要采用股份制形式，而十五大文件明确指出了“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样就为关于“混合所有”问题而引起的争议，划上了句号。
二、由认识分歧到高度重视
据上所述，就混合所有问题引起重大争议的缘由有二：一是由于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没有指出和没有说明“混合所有”的性质是什么，虽然当时已有了“改组联营”等引起产权流动和重组的改革实践，但数量不多、也不成熟，虽然搞好的不少，但搞糟了的也有，因此还很难以改革的实践对这种“新的财产所有结构”进行理论阐述。何况当时理论界的思想解放程度并不一致，“唯上”“唯书”的思维定势仍然存在，既然政策性文件中没有明确表态，产生争议也就很自然。而且也应当认识到中央还不宜明确表态，因为我们的改革方针是“摸着石头过河”，还要试一试、看一看再说。二是十四大文件虽然明确提出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邓小平也一再说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可见市场经济是一种工具性的制度安排，所以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划等号的思想误区就被突破了。然而党的文件、领导人的讲话均未明确提出“混合经济”的性质问题，加上我们长期以来批判“西方混合经济论”，并认为它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力度很大，所以对混合经济概念的顾虑仍然存在，从而引起争论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现在我们要深入认识和理解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义，就必须在理论上弄清两件事，第一就是要把第一个提到“混合所有”的文件和最近一个、而且是两次提到“混合所有制”的文件进行比较，从比较中认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和实践的变迁过程；第二是要对“西方混合经济论”作一全面的认识，弄清它的基本内容、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它的社会意义以及对我国的改革有那些影响。对上述两个问题有了全面深入的认识，不仅有助于我们贯彻好十六大及其三中全会的精神，同时也有助于推动思想理论上的创新，从而推动机制、体制和制度的创新。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选择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大和十六大各为其确定了任务。十四大确定的经济改革目标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文件中对所有制结构及其关系问题只能作出约120字左右的论述，当然也没有提到“混合所有”问题。而党的十六大确定的经济改革的目标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这一体制在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今后是怎样建设好的问题，对于已经有了相当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应抱什么态度。因而十六大报告中作出了“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论述。而党的十四届和十六届的两个三中全会的决定，都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作出了专门的决定。前者，对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对已经出现的“改组、联合”等改革实践所出现的新问题即“随着产权的流动和重组，财产混合所有的单位越来越多，将会形成新的财产所有结构”作出描述，并提出“可以组建有限责任公司……也可以组建为股份公司”的对应政策。这里提出的“混合所有”问题，是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提出的。而在相隔十年之后的决定，是为“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而作的。“完善”什么内容和怎样“完善”，就是这个决定的主要内容。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还间隔着一个党的十五大，十五大报告中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的第一目“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中，指出了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份“也是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的形式”。这个论述正式认同了“混合所有制”是一种复合性的经济成份，由于混合所有制经济必然是要以股份制形式组合而成，所以在此论述了股份制的积极意义并明确指出它“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的工具性和中性的功能。显然这些表述都是对十四大以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践经验及理论讨论所作的总结，也是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决策的政策先导。既然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是对十六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作出的专门决定，那么这个决定就必须对“混合所有制经济”及其必然的组织形式“股份制”在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的作用作出评价。这个评价是一要“大力发展”，二是承认它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同时，决定还就现代产权制度与“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作了论述。混合所制经济是在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下形成的，因此，只有符合现代产权制度特征的资本流动和重组才有利于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反过来说，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积极发展必将推动现代产权制度的进一步健全，从而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以上就是我国关于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政策上的表述过程，也就是混合所有制作为一种经济成份在理论上的逻辑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它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和发展前景。
三、对西方“混合经济论”的借鉴与吸取
混合所有制经济与“西方混合经济论”的关系问题，在十年前有些理论界人士看来，似乎还是一个禁忌。如今，只要我们承认社会主义需要利用人类社会一切有用的文明成果，对它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了。应当说，我们今天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确实是借鉴了“西方混合经济论”的。
所谓“混合经济论”，是指西方经济学家对当代西方社会经济特征认识的一种理论体系。早在19世纪末即已出现所谓“社会多元主义”的论调，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出现除资本主义以外还有其他经济形式并存的社会制度。但从其实践进程来看，“混合经济”源起于上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之后。当时，西方所谓“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受到了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巨大挑战和压力。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自己的生存，推行了“凯恩斯主义”，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了重大干预，实行了“国有化”改革，建立了不少“公营”企业以作为其对市场失灵的调控工具，强调“让国家的权威与私人策动力相互合作”（凯恩斯语），并提出“公营经济关心的是社会福利，私营经济关心的是利润”（汉森1941），强调“公私合伙”，认为这时的资本主义已不是单一纯粹的私人经济，而且同时存在着大量的“社会化公共经济”。汉森还提出了“公私混合经济”和“双重经济”（Dualecmony）概念。二战以后，在微观层面上由于“国家参与”从而出现了不少“公私合伙”或“国家参股（甚至控股）”的企业并得到了大量发展。加上西方国家推行“福利国家”、“人民资本主义”、“员工持股计划”等政策，因此在事实上就形成了西方社会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份，因此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形式的多元化。混合经济的出现，确实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西方经济学家称之谓“混合经济结构时期”，而我国理论界称之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反映这个现实的经济理论体系则称之谓“西方混合经济论”。当然，对西方国家这种混合经济的现实及其政策和理论体系，可以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但却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它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尤其是资本社会化的高度发展）的必要条件，又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混合经济尤其是混合所有制对于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来说都有借鉴意义。对于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我国来说，其参考价值有三个方面：
第一、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经济，不仅在各经济主体客体间存在着竞争，而且在制度安排上也表现出激烈的竞争。混合经济之所以获得成功，它是一种复合型的所有制形式，也是市场为主导兼有计划机制作用的资源配置方式，还是以某种所有制为主体而又与其它经济成份并存的经济结构形式，表明它和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单一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纯而又纯的所有制结构相比较，具有“杂交优势”，所以是一种具有极强生命力与竞争优势的高效率的制度安排。
第二、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混合经济的核心层次，它是一种中性的工具性的资本组织形式，它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因此，它既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当代的主要实现形式，同样也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经济学的十大理论篇9
在中国,学者们对于经济法学的肇端尚有不同的认识,但经济法学界大体倾向于以1978年为学科发展的起点,并在每个十年前后,推出一些回顾性、反思性的研究成果。对于经济法学这个新兴的学科,各类理论观点纷出,不同声音混响。而在其研究方法上,学者主要侧重于经济法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上,即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与制度构建的分析。
一些学者把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比做“鸡肋”,认为其食之无味。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法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遭遇了方法论上的“意识形态”化、“概念法学”化和“半殖民地”化的巨大冲击,树立经济法学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增强其自足性和开放性,成为经济法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同时,他们也指出其无意否定那些研究主义的学者所进行的研究价值,只是认为这样的研究偏离了法学本来的研究目的。法律就其作用而言是一种游戏规则,是为了处理人类社会的各种纠纷,法学的任务就是发现以及创新更好的游戏和裁判规则,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解决纠纷。因此,法学研究不只是书斋中的学问,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要解决现实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进行的经济法研究与中国活生生的经济现实、经济改革与立法司法实践不联系,只是热衷于构建抽象的理论框架,将经济法理论变成了高深莫侧的玄学,其研究结果是不仅不能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和指导,而且会偏离法学研究的初衷和实质。
但对于那些有“爪牙之利、筋骨之强”的人来说,“鸡肋”同样可以咀嚼、消化和吸收,同样可以“食之有味”。他们认为经济法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坚实的理论基础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去探求、发现、形成一套科学的经济法范畴体系,这套范畴具有确切的内涵,准确地概括了事物的本质,并成为逻辑思维的基本要素,从而构建一套科学的经济法基本理论原理,只有具备丰厚的理论基础,才能进行有关制度建设的研究。严重冷落法解释学等传统的研究方法,会直接导致经济法理论解释力的削弱和经济法研究法学特质的减损,而未来经济法研究方法必定是多元的,研究手段必然是综合的,研究体系也一定是动态的、开放的,但其核心却应该是恒定的,即传统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不应被动摇、更不应该被抛弃。
二、关于经济法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共识
从第十五、十六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来看,目前学者普遍达成了关于经济法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共识。这也验证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古话。现在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既要研究“问题”,也要研究“主义”,同时更要注重两者的并重研究。张守文教授用“顶天立地”四个字,对这种研究方法进行了高度的概括。“顶天”指在研究经济法理论的基础上,更注重理论研究水平的提高,强调研究必须能够真正的拔高,要真正体现出一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提炼和萃取。因为理论的高度不够,就很难有较为广泛的指导意义,就极易被等同于一般。但是,我们所强调的研究并非只是“形而上”,只是“空对空”或者“空中接力”,而恰恰要强调一定要“立地”即要立足于现实,脚踏实地,而不能使其成为海市蜃楼。“立地”强调经济法理论的研究要同经济法的实践相结合,形成具体的制度,以回应和解决法制建设中存在的大量现实问题。因为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和解决是经济法理论研究极其重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经济法研究能否纵深发展的基础。
三、经济法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未来发展趋势
经济学的十大理论篇10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革命的重要理论基础，又是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也是先重点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再解决建设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五大发展新理念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展示了今天中国发展的大趋势，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科学理念。
[关键词]
发展新理念；经济新常态；四个全面；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6）01001906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为国务院编制“十三五”规划纲要，阐明党和国家战略意图，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要求、基本理念和重大举措。《建议》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并以这五大发展理念为主线谋篇布局。
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这五大发展新理念一经提出，就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和热议。这不只是因为它“新”，让人耳目一新，而且是因为它“深”，具有重大理论贡献。这里讲的“深”，不是深奥的“深”，而是深刻的“深”。这五大发展理念的深刻性和理论贡献，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切入讨论。其最大的贡献就是在政治经济学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魅力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一经济学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剩余价值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奥秘，为无产阶级觉悟和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在其对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预测中，阐述了建设未来理想社会的许多重要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革命的重要理论基础，又是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重点针对的是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重点论述的是革命问题。同样的道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我们也是先重点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在革命取得胜利后，进一步解决建设问题。当然，这一主题的转换，从认识到实践都来之不易。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当我们把全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也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转换。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联系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深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还要联系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重点是研究怎样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研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其中一个基础问题、关键问题，就是发展问题。今天，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任务，就是全面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在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做的全部工作，在经济理论上，就是探索以发展为重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经济学。邓小平在1984年评价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时候说过，“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p83）。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直到十以来发表的系列重要讲话，在经济工作实践和经济理论上，无论是工作重点战略转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参与经济全球化，还是提出科学发展观，形成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这五大发展新理念，做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经济学这篇重头文章。
为此，我们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历程。这个过程大体有四个阶段。
1.主题转化，重心转移。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作重心开始转移。这个过程，从“行”到“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才从根本上统一了思想。2.体制变革，促进发展。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开始，我们决定以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重大举措，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当然，这一体制转变的艰巨性，不亚于甚至超过了重心转换。3.发展再认识。首先是认识到增长不等于发展，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建设，进一步意识到发展必须是可持续发展，今天的发展不能破坏生态，要绸缪子孙后代。所以，在十六大以后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4.新常态新发展。即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围绕“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特别是今天首先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破解经济新常态下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和大难题，以人民为主体，由科技创新开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
发展新理念是“全面小康”与现代化相衔接的发展理念，是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的发展理念，是立足国内与全球视野相统筹的发展理念，是全面和重点相协调的发展理念。今天形成这样的发展新理念，是全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不懈探索的结果，是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统揽全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展示了今天中国发展的大趋势
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2]（p48）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的现实意义，概括之，它是我们破解经济新常态下各种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行动先导。
首先，发展新理念指明了破解经济新常态下各种问题的根本路径，展示了中国在创新驱动下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大趋势。我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GDp总量是3645亿元，人均227美元。2014年，我国经济总量为63.6万亿元，折合10.3万亿美元，人均7590美元。从1978年到2010年GDp年均增长9.98%，持续三十多年高速增长，这两年开始减速，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实际上，这两年东部下行偏多，中西部还有增长的。东部有下行，也有较快增长的，比如深圳。还有重庆，有两位数增长。这些省市保持增长的经验就是比较自觉比较早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经济新常态表面上是速度问题，实际上是结构调整问题。用“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这12个字来描述新常态，强调对于经济新常态要“适应、把握、引领”。这六个字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适应它、把握它、引领它，就有一个怎么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就有一个树立什么样发展理念的问题。党中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其理论贡献和新的亮点是突出用创新驱动取代要素驱动，增强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利用劳动力红利的发展阶段已经走到尽头，消费、投资和出口拉动也需要原创性科技成果支撑，与此同时，新的科技革命正在蓄势待发，创新驱动的阶段正在到来，这是一幅全新的发展图景。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是新阶段新发展的重要亮点，不仅着眼于可持续发展，而且将创造大量新的发展业态。坚持对内协调发展、对外开放发展，是实现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通过开放发展推进“一带一路”，通过协调发展实施“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这是极其重要的发展思路。而且，“十三五”规划与以往的五年规划相比，第一次在全球视野下制定规划，第一次把“一带一路”这样的战略写进规划中。坚持人民为主体的共享发展，有助于更好地把发展、民生、社会建设融为一体。当然，一个社会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比如脱贫，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减少六亿多贫困人口，成绩巨大，但按照中国贫困线标准2300元测算，还有七千多万贫困人口，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可能还剩一两千万贫困人口，到那时就由政府兜底全包下来。因此，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是要我们尊重客观规律性，发挥主观能动性，掌握经济新常态下工作主动权。这一发展新理念，指明了中国发展的大趋势和我们努力的方向。
其次，发展新理念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决胜之策，展示了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中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大趋势。党的十六大提出要紧紧抓住21世纪头20年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重要奋斗目标，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也是我们党对人民群众的庄严的郑重的政治承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五年，是冲刺阶段、决胜阶段。与此同时，当前发展还面临许多问题，即“短板”，包括在多年发展中累积的农村贫困、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生态保护不力、民生欠账较多等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针对的、要解决的就是这些问题。这一发展新理念，为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中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发展的大趋势。
最后，发展新理念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行动指南，展示了中国充满自信奔向现代化的大趋势。发展新理念，不仅能指导我们解决经济新常态下各种问题，指导我们制定和完成“十三五”规划，而且能指导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十三五”规划是连接两个“一百年”，即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并为第二个“一百年”打下坚实基础的发展纲要。事实上，这次编制“十三五”规划的任务，不仅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还要为这以后3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了实现这“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十以来，励精图治，谋篇布局，先是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现在又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这五大发展新理念。这五大发展新理念，是我们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科学理念，展示了中国充满信心奔向现代化的大趋势。
当然，深入理解发展新理念的现实意义，必须仔细研究当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形势和任务、经验和问题。
（一）机遇和挑战。当前面临的形势，是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现在进入一个重大的调整阶段，即经济新常态的阶段。这与世界经济出现的根本性调整有关，一方面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另一方面各个国家都在谋求新的增长动力、新的经济格局和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此刻，国内国际两方面结合起来，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新的机遇。这个机遇稍纵即逝，抓住了才能够形成新的强大的发展动力。挑战也很明显，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更大的是结构调整的难度。如果结构不能调整，还按照原来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来谋划“十三五”，那么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甚至新能源产能也过剩，这是没有出路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创新，即转变思路、转变增长方式。既然机遇和挑战并存，就要求我们在过去三十多年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发展出路、形成新的发展理念。
（二）形势和任务。总体来讲，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是好的。尽管我国GDp增长速度从过去两位数降到现在7%上下，但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更重要的是，这个7%是在一个庞大的基数上即10万亿美元总量基础上的增长。尽管经济下行但就业率持续三年上升，2015年三季度就业人口达1000万人以上，调查失业率为5.22%，这意味着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初见成效。因此，既要看到问题，又要看到向好的趋势。任务很明确，就是通过“十三五”这五年的努力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人均国民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这是很重要的指标，是对人民群众一个庄严郑重的承诺。然而，全面小康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实现两个翻番，还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发展，尤其是生态的发展。人民群众应是在“绿水青山”下谋求幸福的生活，而不是生活在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的环境里面。这个任务很艰巨，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有基础来完成这个任务。所以，在这样的形势和任务面前，面对发展思路、发展方式、发展要求等问题，我们党形成了五大发展新理念。
（三）经验和问题。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们努力在学习中成长、在学习中积累经验。尤其是最近三年多来，我们认识到经济新常态下面临的新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十八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五大领域、六十多个方面的改革决策以及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一些重要决策，这都是我们在发展中形成的重要经验，这些经验对我们未来的五年，对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都是弥足珍贵的。能看到问题并始终保持清醒，这是我们党的优点。对于现在的问题，我们党是很清醒的。这个清醒，体现在对经济形势的分析上面，更体现在对问题的认识上面。从确定“全面小康”目标开始，党就强调要解决三个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过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以来的努力，破解三个不平衡的难题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还没有最后彻底全面地解决。农民问题、社会建设问题、环境问题、民生问题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解决。怎么能够弘扬经验、破解问题、补上短板，是编制“十三五”规划时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难题。而破解这个难题需要有新的发展理念，因此形成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
三、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
（一）五大发展新理念是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党的十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3]（p15）五大发展新理念的主题词是“发展”，时代新要求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是一个高标准的科学发展理念，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我们可以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来考察这一发展新理念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系。第一步，在十报告中，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总的目标提了出来。第二步，十后，秉持着“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一手抓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手抓反腐败斗争，“老虎”、“苍蝇”一起打，全面从严治党。第三步，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策，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总目标，并做了战略部署。第四步，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各个环节，对于建设一个法治中国做了精心部署。现在到了第五步，形成一个全新的发展理念，来实现十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这个轨迹是一个圆圈，从确定“全面小康”目标开始，然后从严治党，全面改革，全面法治，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后，提出发展新理念，向“全面小康”目标冲刺。这就好比打仗，目标确定后，整顿组织队伍，形成攻击力，完善保障体系，最后发起攻击。在这么一个从确定目标到实现目标的历史轨迹和逻辑运演圆圈中，可以看到，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决胜阶段的决胜之策，就是发展，就是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因此，这一发展新理念无疑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
（二）五大发展新理念是“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连接线。说过，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要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领导艺术，学会统筹兼顾，而且还要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原则。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处于中心位置；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战略举措，应该围绕和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无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因为，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每一个“全面”都是围绕“第一要务”展开的。我们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小康社会。这“五位一体”不是五元论或多元论，而是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意义上的“五位一体”。这要求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忘记“中心”，甚至偏离“第一要务”的错误倾向。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新理念，把“发展”作为“五位一体”之“体”突出出来，特别是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建设都归位于“发展”。这不仅有利于防止和克服忘记“中心”，甚至偏离“第一要务”的错误倾向，而且能够以发展为“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和党中央治国理政“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各个组成部分连接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党的十指出：“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3]（p15）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地推进。
（三）五大发展新理念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基础。通过五大发展新理念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使之成为一个战略布局，需要正确处理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内部的三对关系。
1.协调处理好“1”和“3”的关系。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4]因此，“四个全面”实际上是“1”加“3”个全面。即无论是改革、依法治国、治党，都要服务于“全面小康”。当然，“全面小康”也不能偏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要求。这是“四个全面”战略实现过程中要处理好的第一对关系。实质上，就是要处理好发展与改革、法治、治党的关系。
2.协调处理好“2”与“2”的关系。这对关系就是“全面小康”、全面改革和全面法治、全面从严治党的关系，即解决“搞活”与“治乱”的关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把社会内在的生机和活力激发出来。生机和活力激发出来，中国就活跃起来了。但是，在“活”的同时一些腐朽的东西也出来了，鱼龙混杂，乱象频发，乃至败象显现。事实上，进入21世纪前后，党就意识到这些问题，意识到搞活不能搞乱，也意识到治乱不能治死。现在，我们在原有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破解这个难题，就是既搞活又治乱。“四个全面”，前两个“全面”侧重于搞活，后两个“全面”侧重于治乱，努力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
3.协调处理好“3”和“1”的关系。这对关系就是“全面小康”、全面改革、全面法治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所有问题最后都要聚焦于党的自身建设。坚持对“全面小康”的领导地位，坚持在全面改革中、全面法治中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祛除队伍里的“病灶”和不健康因素。由于以前有些人违背党的宗旨、离开党的规矩，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十后不容许这样做，因此出现了在搞活的时候“乱作为”，在治乱的时候“不作为”的现象。这种现象影响了我们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执政地位，同时也影响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里，除了“1”和“3”的关系，“2”和“2”的关系，关键就是“3”和“1”的关系。处理好这对关系，实际上就是要破解“乱作为”与“不作为”两个陷阱。我们不应该“乱作为”，不能“乱作为”，也不应该“不作为”，而应该有“大作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发展新理念，就是要求我们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去作为，对于防治和抵御“乱作为”、“不作为”，破解“难作为”，做到“大作为”至关重要。总之，五大发展理念是我们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础和关键。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