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历史校本研修篇1
【关键词】初中历史；校本练习；实践研究
初中历史校本练习是根据历史新课程标准和考试说明、结合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利用教师自身的优势、学校的资源和特色，形成学校特色的练习，是近年来教学与课改的热点课题之一。初中历史校本练习的实践研究不仅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课题，而且对于初中历史课的教学实践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初中历史校本练习开发的实践研究的目标
（1）通过对初中历史校本练习开发的实践研究，能够在实践中帮助初中历史教师在面临新的教学形势下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以全新的、符合时展的教学观念来进行初中历史校本练习设计，使教师和学生对校本练习的设计能力得到有效的提升，特别是在面对学生的个体差异这一情况时，能够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学习方式，促进每个学生都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和提升，改变教师在教学中的角色，使其成为能够真正引导和组织学生进行学习的引导者和组织者。
（2）通过初中历史校本练习开发的实践研究，帮助学生和教师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树立全新的练习观，使初中历史学习环境得到优化，让初中历史校本练习发挥出桥梁作用，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核心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3）通过初中历史校本练习开发的实践研究，使学生从课内走向课外，从统一走向多元，除了获得更加S富的知识外，在练习过程中还能够通过与他人合作，培养团队和合作精神，并将学到的知识在实际生活中应用，做到学以致用，积累丰富的生活经验，为自身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初中历史校本练习开发的实践研究的内容
（1）对初中历史校本练习设计的功能进行优化。使初中历史校本练习的巩固和检查功能得到优化，在练习系统中有侧重的应用“三维”课程目标。
（2）对初中历史校本练习设计的内容进行优化。使学生解答问题时有一定的思考性、实践性和探究性，练习的答案有一定的迁移性、开放性甚至不确定性。
（3）对初中历史校本练习设计的容量进行优化。练习量、难度、完成时间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分层，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不可一刀切。
（4）对初中历史校本练习设计的整合进行优化。将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进行整合，使其他学科的知识渗透进初中历史校本练习中。
（5）对初中历史校本练习设计的评判进行优化。在评判过程中，将过程性和激励性有机结合，评判主体由教师和学生共同担任，研究校本练习在推行过程中造成的影响以及影响深度，从而去伪存精，使校本练习得以完善。
三、初中历史校本练习开发的实践研究的过程与方法
1.研究过程
（1）准备阶段（二个月左右）：广泛查阅文献，了解国内外有关信息，在此基础上提出课题研究思路，成立课题研究小组，确定课题研究人员及分工；论证和制定课题研究方案、研究价值和可行性；请专家论证实践方案，确定研究方案，明确课题申报工作；课题组所有成员认真仔细学习历史新课程标准等相关理论知识，统一思想，明确研究方向。
（2）实施阶段（半年左右）：围绕研究内容收集原始材料，做好课题研究的分层分类指导工作；围绕课题研究目标和内容，做好课题研究的开展；编写《初中历史校本练习》初稿，召开专题研讨会，做好阶段小总结。
（3）实践阶段（一年左右）：编印《初中历史校本练习》初稿并试用，收集并记录《初中历史校本练习》初稿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召开专题研讨会，通过修订，编写《初中历史校本练习》第二稿。定期做好阶段性总结，撰写成研究论文，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研究方案，调整研究思路，并做好中期检测工作。
（4）总结阶段（三个月左右）：整理好课题研究的相关原始材料和研究材料，编写《初中历史校本练习》的定稿；通过认真分析研究，撰写课题研究的结题报告。课题组成员汇报展示课题研究的成果；向县进修学校及有关专家汇报课题成果，接受专家评估。做好课题研究成果转化推广工作。
2.研究方法
（1）文献检索法：课题实施启动前，通过查找并学习相关理论知识，借鉴成功的经验，及时了解和把握与本课题相关的教学原理和理论，把研究的理论层次提升。
（2）调查研究法：课题实施启动初期，通过比较新课程标准，领悟新课程内容，明确新课程目标，总结历史校本练习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3）行动研究法：在校本练习优化设计的实践中，要把课题研究和教学实际结合起来，通过自我实践、自我总结，不断找出问题，改进教学方法，精选校本练习资源，满足学生发展的实际需求。通过教学效果的检测，不断修改和完善课题实施方案，寻求最有效的方法与策略。
（4）经验总结法：认真撰写课题研究有关的阶段性小结，把课题研究的内容和过程进行归纳、综述，及时肯定研究成果，修正研究方案，撰写研究报告，实施并推广研究成果。
四、初中历史校本练习开发的实践研究的意义
（1）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普通练习相比，初中历史校本练习能将教学与实践更加密切的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更加广泛地接触社会热点、科技动态等实践内容，帮助学生拓展思维、开阔视野，对学生掌握知识的宽度和深度，也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些都是普通的练习方法无法达到的教学效果。为了更好的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更为了让学生多积累丰富的生活经验，要让学生也参与到初中历史校本练习开发的实践研究之中，在动态、开放的学习过程中，让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来建构知识，从而使学生全面发展。
（2）有利于促进历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初中历史校本练习的开发与实践，必须要与新课程的教学目标相吻合，这就要求初中历史教学在开发校本练习的过程中，不仅要深刻的理解教学内容，更要深入的了解学生，特别是教师现有教育观念的更新，学科知识储备的丰富，教学能力的提升；对初中校本练习的开发效果说，这些因素都将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例如，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收集、整理、分析各种学习资料时，需要教师的引导，在引导的过程中，就使教师的资源开发和研究能力得到了提高；在初中历史校本练习开发研究与实践过程中，对于遇到的各种困难和解决方法方案，教师要不断的进行反思，完善校本练习，在反思的过程中，也能够促进教师自身职业能力的全面提升。
（3）有利于构建有效课堂，提高教学实效。初中历史校本练习开发的实践研究是基于当前初中历史教学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和瓶颈，其目标是改变当前历史课堂教学僵硬化的教学方式，将教材、教师和学生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达到提升教学质量和效率的目标。校本练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教师对教材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对教材进行的优化重组与整合，加深教师对教材的理解和解读能力，从而开发出符合实际教学需求，能够真正帮助学生提升学习成绩，促进学生综合能力和核心素养全面发展的校本练习。
对初中历史校本练习开发的实践研究，是以学生为本，旨在构建符合初中历史新课程理念要求的初中历史校本练习设计体系，实现初中历史教学课内外、校内外、学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联系和融合，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从而提高初中历史的教学成果，还可以建立师生之间良好的关系，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这对初中历史课堂教学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也会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初中历史校本研修篇2
关键词：教师进修；县级教师培训机构；教育管理县级教师进修学校在我国上个世纪70年代形成比较统一的名称，是由县级教育管理部门领导。目前国内学者普遍是从县级教师进修学校的功能角度出发认为县级教师进修学校是县级的教师培训机构，如张立娟在《县教师进修学校发展的新取向》中认为县级教师进修学校是县域内中小学教师业务进修、学术交流和人际交往的综合性平台，郑梅枝认为县级教师进修学校是承担在职教师培训的基层教师培训机构等。目前我国各县（县级市）对教师进行相关培训的教师培训机构很多，包括县级教师进修学校、县级电大、县级党校、县教育局相关职能部门等。考虑到研究目的，本文中的县级教师培训机构主要是指县（县级市）的教师进修学校不包括承担教师培训任务的县级电大、教育局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县级党校构等单位，并确定其培训对象为县域内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一、我国县级教师进修学校的历史变迁
我国县级教师进修学校的发展历史不长，只有50多年的历史。按县级教师进修学校在各时期发挥的主要功能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建国初期到70年代中期。该时期县级教师进修学校，多数称为小学教研室，设置在县小学内，主要功能是举办基层干部轮训班，学员对象为文盲和半文盲党支部书记。
第二阶段：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70年代后期逐渐更名并成立县教师进修培训班。主要功能是组织培训小学、初中民办教师。在当时师范生紧缺的情况下，快速培养出一批教师，满足了社会对教师数量上的需求。
第三阶段：80年代到90年代中后期。80年代后县教师进修学校职能逐步完善，很多老同志都称这是教师进修学校最辉煌的时期。主要开展中师函授教育，提升各县中、小学教师学历达标率。大幅度的提升了县中小学教师的学历达标率。
第四阶段：90年代以后。主要内容开展继续教育培训。县级教师进修学校陈旧的管理模式与培训内容日显单调枯燥，培训量小，教师进修学校的继续教育培训工作一度陷入尴尬局面，不少地方县级教师进修学校纷纷撤消或与其他培训机构合并。
通过对县级教师进修学校历史发展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以前的教师进修学校培训的大多数内容实质是对教师进行的一种学历补偿教育，这些内容本应是职前教育，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职后教育。以前的教师的需求是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而现在的教师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专业化发展，甚至是专家型教师。
二、新时期县级教师进修学校面临的新挑战和新任务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策的变化，县级教师进修学校办学面临着艰巨的形势，教师进修学校的发展面临艰巨的挑战。主要是由于长期的粗放式的管理导致的办学能力下降。一是师资队伍发展没有考虑到年龄结构与专业结构。目前县级教师进修学校的人员老化问题严重，甚至成为部分地区老校长、老局长内退的“养老院”。在专业方面也表现了一些不合理现象部分专业竟没有专业老师。二是教学管理模式落后。一直沿用大课堂、一言堂的教学模式已不适应当代教学现状。陈旧的管理模式日显单调枯燥，既不能调动学员的积极性，也不能对学员的行为加以约束。课堂往往变成两不管现象，教学培训演变成走过场。三是教学内容更新明显不够。现在教育教学知识理念更新较快，教师实际联系不够，课程缺乏深度，长期忽视教师的发展，导致教师的知识面狭窄，难以创新，培训能力下降。
县级教师进修学校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本质是县级教师进修学校还没有形成一套适应当前教师职后教育的管理模式。这一切对于学校目前状况来讲是艰巨的挑战，但是如果从学校的长期发展来说，也是促进教师进修学校发展的机遇，给教师进修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任务，要求教师进修学校通过进一步地加强管理，优化组织机构，强化师资队伍，改革教学管理模式，提高教研培能力。
三、县级教师进修学校管理策略思考
通过对县级教师进修学校的历史与当前形势的分析，结合内涵式发展的工作思路，从衔接教师进修学校的组织机构、师资队伍建设、培训管理、教科研提高、特设文化建设等几个方面思考。
（一）优化组织机构，提高管理效率
县级教师进修学校的管理层占全体成员比率较高，约占50%，而一般学校只占10%-20%，往往出现管不动，管不了的现状，因此要加优化组织机构。首先，管理者要做到落实制度和提升管理理念的同时，也要拓宽知识结构，实现“内行领导”。科学研究表明，领导者的个人影响因素更能提高管理者的影响力，这就要求管理者要提高自身的能力，领导者要拓宽知识结构，跨学科的知识。其次，发挥考核评价的导向作用。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加大竞争性选拔领导干部、中层干部竞争上岗力度，进一步激发干部学习进取的积极性，让人们普遍感受到终身学习好处多，形成良好风气。第三，发挥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主要领导对学校要有使命意识，带头遵守制度，以此感染班子中的其他成员。
(二)建立健全师资队伍，提高培训能力
县级教师进修学校师资队伍是提高培训质量，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具体实施者，加强对培训队伍管理，实现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一方面，学校完善“双师型”教师培养制度，积极鼓励教师申报“双师型”教师资格证。另一方面，建立外聘教师资源库，把有专业特长的教师放入学校网站上，可以让基层学员不但可以公开评价，也可以让基层学员自己选择感兴趣的培训教师和培训的内容，便于确定课程培训内容。
(三)培训和教研结合，形成培训-教研一体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们对这种培训者主动走进课堂，走近教师的做法持欢迎的态度，能拉近了教师与培训者的距离，也使教师培训真正落到了实处，受训者不但能获得知识，同时，教科研能力也有增强。共同教研，符合基层教师的需要，更具有实用价值，能很好的帮助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成长。
（四）拓展办学思路，打造教师进修学校特色文化管理
通过开展富有成效的教学管理、校本培训、教学科研、课堂评价等途径，积极构建课堂教学新模式，努力打造特色课堂；要根据学校办学理念、地方资源、师资优势，积极开发校本特色课程。围绕学校特色建设，进一步丰富活动内容，优化活动形式，丰富活动载体，定期开展绿色校园、组织基层学校开展各类基本功比赛、观摩课、赛课等活动。
县级教师进修学校要立足自身实际，立足地方需要，提高教师培训的质量，就应加强管理，走内涵式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吴遵民,秦洁.《我国继续教师教育的回顾与展望》[J].现代教育报，2010年第3期，1-8.
[2]于静波.《发挥教师进修学校职能为课程改革保驾护航》[J].现代教育科学•小学教师，2010年第1期，14-15.
初中历史校本研修篇3
一、继续抓好师德师风和师资队伍的建设
本学期历史组强调继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做人民满意的教师。本组老师在教学和班主任工作中反映良好，没有不规范的行为。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要求写详案和教学后记，多听有经验老师的课，对新教师注重思想的沟通交流，对他们的教学行为提出严格规范要求，提高他们的教育教学能力。
二、继续抓好教学常规工作的的检查和落实
本学期历史组教研组认真落实教务处制定的教学常规。每两周对本组5位老师的教学常规落实情况作一次全面而细致的检查。每个备课组都按要求进行了集体备课并有记录，每位老师都能做到提前一周备课，且有各自特色。每位教师的作业批改和听课都达到了学校要求的次数。每位教师在备课和授课注意知识体系及问题的设计与处理，注重培养学生的设计和解决问题题能力，高一备课组集体命制了七套供会考复习使用的练习卷。可见历史组的常规教学工作是规范扎实的。
三、深化组内的课堂教学研究气氛，推动新课程的实施
本学期，结合本组的教学实际，每位教师围绕学期初制定的校本研修课题提供一节研究课，组织了全组老师听课、评课，进行业务理论学习，重点落实了学校提出的“科研兴校”的指导思想，从中逐渐摸索出适合不同年级学生心理特点的历史课堂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面提高了学习效率。在六月份教务处组织的校本研究汇报会上历史认真进行了总结汇报，并做了一节公开课展示本组的校本研修取得的成果。此外，还认真组织了对新教师的听课，在这些活动中，备课组和教研组都是精心组织准备，讨论教材、教法、学情，授课教师全力以赴地上好每一堂课，课后全组老师畅所欲言，评出课的特色风格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大家都感到在这样的活动中，备课组逐渐成长起来，成为组织教学的最基层中坚力量，备课组长各尽其责，组内形成了一种较浓的教学研究氛围，每位老师都受益匪浅，今后要长期坚持这一做法，让历史组的课堂教学更上一层楼。
四、积极参加省、市教研活动，取得了较好成绩，扩大了教研组的影响
历史组在市里的各项教学活动中，每次都是全组老师共同参加，形成了良好的教研活动气氛，在各个学校老师心目中印象很好。在本学期召开的尚志市新课程引导会上初一历史教师代表我校历史组在会上做了经验交流，对历史教学提出自己的看法主张，得到与会教师和教研员的认可。
五、教研组网站的建设
在我校网站开通的基础上，历史组积极参加了网站的建设，现已将本学期开展教研活动的相关材料传至后台，等候管理员的审批。内容包括：教研组工作计划、教研组工作记录、校本研修的相关材料、业务理论学习的相关材料、研讨课、汇报课的教案和四评材料、科研工作计划、科研工作记录、科研工作阶段总结、历史课教学反思、教学案例、课件等。今后历史组全体成员会继续在丰富充实我校的网站，使一曼中学网站成为我校教育教学交流的前沿。
本学期大家都感觉过得忙碌而充实，回顾总结已走过的路，取得的成绩是全教研组老师辛勤劳动的结果。反思一个学期的工作，大家一致认为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为把教研组的工作做得更好，下学期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多努力：
一、加强对历史课程标准、历史学科最新教育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以备课组为单位进行学习，以教研组为单位进行讨论，备课组各推出一堂示范课进行研究。
二、更多、更好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辅助教学，加强教研组老师之间教学资源的交流和共享。每个备课组负责教研组网站的一个栏目，把网站建设得更好。
三、在常规教学方面，要改进的有：多听课，多听其他学科的课，博采众长。此外我们还要创造条件，走出去，引进来，激发教师提高课堂教学艺术的积极性及时调整教学内容与思路。
四、充分调动备课组长工作的热情，使之成国各学年历史学科教学的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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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历史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近年来，我校对历史学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进行了不断探索和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方向
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是高校历史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也是历史学专业的主干课程。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我国高校历史专业主干课程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1）课程教学内容与中学历史教学内容大量重复，不仅课程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在“初中、高中课程中都已多次讲过”，“学生得到的新知识并不多”，而且“从深度而言，也大致不出初、高中历史教材的理论框架”。（2）由于教材的出版周期相对较长，导致教材内容陈旧，缺乏对史学界新成果的及时吸收，不利于学生开展探究性学习。（3）课堂教学习惯于以教材体例为线索，用“满堂灌”和注入式的方式将教学内容传授给学生，师生之间缺乏交流和互动，学生们的学习空间和学习途径封闭、单一。高校历史专业主干课程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弊端，无疑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妨碍了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有鉴于此，我们从“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出发，按照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对高校历史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研究，以期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出有利于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教学新思路，最大限度地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探究意识、创新意识，诱导和开发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促进学生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具体言之，要通过对高校历史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解决以下问题：（1）如何打破传统的以“教师、教材、课堂”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而代之以“学生、素质、能力”为中心的教学结构。（2）如何突出学生学习过程的自主性、探究性、体验性和实践性，以期促进学生由传统接受性学习向创新性学习转变。（3）如何营建一种自由、开放、多元的学习环境，促进学生智能、潜能和创新性的提升和发展。
二、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按照上述指导思想和实施目标，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历史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研究与实践。
（一）深化、拓展教学内容，开阔学生的理论和学术视野，让学生在开放和优化的教学内容中获得全面发展。
1.优化教学内容，压缩专业主干课的授课时间，确立“授课而非授书”的理念。为了让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提升综合素质，我们将历史专业主干课程由原来6个学期的授课时间改为4个学期，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对教材内容作适当、合理的精简和取舍，确立“授课而非授书”的理念。就高校历史专业主干课程教学而言，与中学教材重复的基础知识、基本史实要避免重复讲述，而对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时代特点、重要的学术理论、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则应充分关注。为了让学生有更多的思考空间，每门课程的授课总量也要给予控制。要给学生留下一定的时间，或指导学生阅读参考书，自主地获取历史知识；或进行课堂讨论，强化理论知识的应用。
2.将原来的断代史选修课改为专业核心课，提高了断代史教学内容在课程设置中的地位，同时增设了一些与历史学有关的专门史选修课程。历史专业主干课程授课时间压缩后，将以前开设的秦汉史、魏晋史、隋唐史、宋元史、明清史等供学生选修的断代史选修课程改为专业核心课，目的是在通史课程的基础上深化教学内容，使学生能根据自己的兴趣有所侧重和专攻，形成初步的学术研究能力。同时，又增设了一些与历史学有关的专门史选修课程，如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史，以便进一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无论是断代史还是专门史，讲授内容都要避免与专业主干课程重复。
3.通过课程网站中的“经典阅读”“论著选刊”“教学参考”等栏目，及时将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传授给学生，保持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和研究性。一般来讲，“为了知识的系统性和成熟性及相对稳定性，教材的内容不可避免地存在滞后性，教师无论如何及时补充，总会有局限性”。同时，由于“学术日新月异，新史料层出不穷，新方法和观点不断涌现，教材滞后的现象非常严重”。为了改变材内容滞后的现象，我们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及时将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上传到课程网站中的“经典阅读”“论著选刊”“教学参考”等栏目。另外，中国古代史课程网站“学习资源”中的“学术综述”栏目，则上传了大量的史学界研究动态。学生正是通过课程网站，及时了解和掌握了史学界新史料、新观点、新方法，从而保持了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和研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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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万历北监本《十三经注疏》《礼记注疏》版本研究
一、经书流传与明万历北监本《十三经注疏》介绍
儒家经书典籍自产生之初至唐宋时期，历经长时间发展演变，经历了由六经、五经到九经、十二经、十三经的扩充，经书文本也在正文的基础上渐渐衍生出注文、疏文以及释音。南宋初年，随着雕版印刷术技术成熟，发展迅猛，儒家经书文本逐渐规范统一，十三经作为儒家经典核心的地位确立，经书文本出现了附释文本、注疏合刻本等多种样式。南宋高宗绍兴时期，出现了将经文、注文与疏文合刻在一起的注疏合刻本，但不附释文。南宋中期开始，福建建阳地区便在过去经注本、单疏本、注疏本的基础上，兴起了新的合刻本形式，即附有陆德明释文的注疏合刻本，今存有《附释音毛诗注疏》、《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监本附音春秋b梁注疏》三种。此种经书文本将经、注、疏、释文汇聚一体，相互配合，极大地方便了读者学习理解，一经出现，便广受欢迎。附释文注疏合刻本遂成为宋以后经书注疏版本的主流[1]p1-6。
元泰定前后，曾以宋代这种附有释文的注疏本为底本，再加翻刻。后元代翻刻书板传至明代，亦递经修补印刷，后世颇有流传，影响较广。此种经书文本行款为半叶十行，清阮元便呼之为“十行本”，世人多因袭其称“十行本”，亦称之“正德本”。
明嘉靖时，李元阳在福建任御史，曾校勘正德十行本，并参考其他诸本加以补正，刊刻了《十三经注疏》，后人称“闽本”、“李元阳本”或“嘉靖本”。此本依据汪文盛本将《仪礼注疏》刻入[2]，为《十三经注疏》首次全部汇刻的注疏合刻本。
万历十四年至二十一年（1586―1593），北京国子监奉锌行《十三经注疏》，后世称“监本”或“北监本”，又称“万历本”。此本以闽本为主，参考补订以八行本与十行本，可称善本。日本学者关口顺先生于其《略说》一文中提到：
监本又称万历本。万历十四年至二十一年（1586―1593）在北京国子监刊行（重校监本）。版式：半叶九行：注，小字空左偏右；释文、疏，小字双行。据说，此本被认为是以闽本为主，另参酌八行本和十行本来补订的善本。只是，国内传入的版本很少，现存的版本大多是明末重修的重修监本（与重校监本的差异难以辨别。重修监本的标志在于将卷首所录重校者的衔名改为双行小字，从而产生的空白部分以重修者的衔名填入，不仅如此，将“重校”的“校”字改为“较”）。重修本虽然误字甚多，但是不少学人将之放在校对资料之列[3]。
北监本传入清朝后，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奉旨重校修，于卷首改刻官衔，加入重校修者官名，并除去了版心年号，只在每卷卷首改刻上“康熙二十五年重修”字样而刊行[4]。北监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央图书馆（台湾）以及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等，现在最易看到的是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本，其电子扫描版本可从网络获得。
从网上公布的图片资料来看，此日本藏本《十三经注疏》共119册，其中《周易注疏》5册9卷，《尚书注疏》8册20卷，《毛诗注疏》16册20卷，《周礼注疏》14册36卷，《仪礼注疏》10册17卷，《礼记注疏》20册63卷，《春秋左传注疏》20册60卷，《春秋公羊传注疏》8册28卷，《春秋b梁传注疏》5册20卷，《论语注疏》4册20卷，《孝经注疏》1册1卷，《尔雅注疏》3册11卷，《孟子注疏》5册14卷。
以其中《礼记注疏》为例探讨其版式，可以发现北监本《十三经注疏》版式为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书口上刻“万历十六年刊”。每卷卷首刊刻“礼记注疏卷第某汉郑氏注唐孔颖达疏”，以及校对者职衔与姓名，如第一册第一卷刻“皇明朝列大夫国子监祭酒臣田一y，承直郎司业臣王祖嫡等奉兄匦？”。末卷终了，墨笔题写“礼记注疏全部涂朱墨点了，若正义亦一见之，往往丹铅抹过了。夕颜巷道春法笔。”另有墨笔不同笔迹“礼记注疏全部以上杉安房守宪实所寄进足利学校古唐本侍家君对读一校终篇。承应三年（1654）甲午十月十七日。”“自甲午之秋讲《礼记》至己亥八月十八日K篇，注疏一览了。万治二年己亥八月十八日。向阳子四十二岁。”除此外，经书每卷天头、地脚处间有墨笔或朱笔校语，经书文本中亦多用朱笔句读，修改讹误、重文等。
北监本为首次官刻整套《十三经注疏》[5]，奉锌刻于万历十四年至万历二十一年，上承十行本、闽本，下启明崇祯毛晋汲古阁本、殿本，为《十三经注疏》版本体系中较为关键的一环。因此，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二）明万历北监本《十三经注疏》研究意义
从经书刊刻历史的角度来看，对北监本《十三经注疏》进行研究，不仅会丰富目前对北监本问题的探讨，更有助于理清经书刊刻的源流。
从整理古籍的角度来看，众所周知，古籍整理时，底本选择尤为重要，须在众多版本中，善中选善，优中择优。清代校经集大成之作，非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莫属，而阮元校勘群经，所用的十行本虽为目前能看到最早的本子，但已被很多学者认定为《十三经注疏》较差的版本，如何选择最为恰当的底本，则是目前校勘《十三经注疏》最需要重视的问题。北监本《十三经注疏》承袭于闽本，为北京国子监奉兄匦＃对于十行本以及闽本多有补订，不失为较好的《十三经注疏》校勘版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北监本《十三经注疏》为重校监本，其中讹误等较少，参考价值较高。对其进行全面研究，可搞清楚北监本与其他刻本之间的差异和优劣，讨论其版本价值，解决《十三经注疏》的一些版本问题，这对于整理古代典籍也是十分重要的。
从文献价值的角度来看，北监本《春秋b梁传注疏》末卷尾，有墨笔题“b梁全部为训点讫。宽永四年初冬十二日之夕罗山道春记”二十四字，为各经识语所记年份中最早的。日本天皇宽永四年乃公元一六二七年，而监本《十三经注疏》刊刻于万历十四年（1586）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其中《孝经注疏》之刊刻在万历十四年。由此可知，自《十三经注疏》刊刻成书至日本国道春训点《孝经注疏》，相隔仅三十五年，可以断定此书由明朝传至日本肯定不超过三十五年，此本应为初刻本，极其珍贵。
二、国内外关于监本《十三经注疏》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十三经注疏》版本较多，虽然相关研究繁多，然而更多的是对阮刻本《校勘记》及《十三经注疏》版本流传问题的讨论，如长泽规矩也《版本略说》、关口顺先生《略说》、杜泽逊先生的《万历北监本书后》等，均属此类。目前国内外对万历北监本的专门性研究相对较少。现将相关研究状况梳理如下：
顾炎武于《日知录》“监本二十一史”条目下批评万历北京国子监刻《十三经》、《二十一史》“校勘不精，讹舛弥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指责北监本说“此则秦火之所未亡，亡于监刻矣”。《四库全书总目》引用其评价北监本《十三经注疏》的一段话：
北监本《十三经》中《仪礼》脱误尤多。《士昏礼》脱“婿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一节十四字（赖有长安石经据以补此一节，而其注、疏遂亡），《乡射礼》脱“士鹿中R旌以获”七字，《士虞礼》脱“哭止告事毕宾出”七字，《特牲馈食礼》脱“举觯者祭卒觯拜长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馈食礼》脱“以授尸坐取革兴”七字。此则秦火之所未亡，亡于监刻矣。[6]p159
段话几乎给北监本《十三经注疏》定下了证据确凿的差评。
杜泽逊先生在其《“秦火未亡，亡于监刻”辨――对顾炎武批评北监本的两点意见》中，对顾炎武的观点予以反驳。杜先生指出北监本这几段脱文，由来已久，并不是自北监本始。校勘之学，发现异同只是第一步而已，根本目的是判定是非。而是非根据来源，可以通过训诂考证或者版本流变来回答，不能一言而论。“古本固然宝贵，今本也不可轻视”。他认为明北监本《十三经注疏》校勘质量总体上要高于元刊明修十行本、李元阳本和毛晋汲古阁本[7]。
王亚勇先生曾对我国五代、宋、明之国子监刊印书籍进行过研究，明代国子监有南、北之分，南监书板多继承宋元遗留旧版加以修补，而北监成立较晚，所刻书籍常见的为十三经、二十一史等正经正史。王先生经过考察，指出明代监本由国家出钱出力校勘雕印，一般来说属官刻本中的上乘，具有较高版本意义[8]。
关于万历北监本的版本特点与价值，目前学人讨论不多。同时，对北监本之流传、阮刻本与北监本《十三经注疏》的差异等方面，目前涉及较少。因此，以上几个方面将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注释：
①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北监本《十三经注疏》经道春校点，记载有校点时间的共十部。其中《春秋b梁传注疏》末标识时间为“永四年初冬十二日之夕”，《孝经注疏》末标识时间为“宽永四岁丁卯十月十三日”，《春秋左传注疏》末标识时间为“宽永四年丁卯十一月廿七夕”，《仪礼注疏》末标识时间为“宽永四年丁卯季冬十七日”，《尔雅注疏》末标识时间为“宽永丁卯十二月廿三日”，宽永四年丁卯年为公元一六二七年。《诗经注疏》末标识时间为“承应三年甲午正月十九日”，《尚书注疏》末标识时间为“甲午季春中旬”，《春秋公羊传注疏》卷末标识时间为“承应三年甲午五月七日”，《礼记注疏》末标识时间“承应三年甲午十月十七日”，承应三年甲午年为公元一六五四年。《孟子注疏》末标识时间为“乙未二月二十六日”，乙未年为公元一六五五年。可见《春秋b梁传注疏》为道春子最早校点完成。
参考文献：
[1]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王锷.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考略――以《礼记注疏》为例[Z].未刊稿.
[3]关口顺.《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略说[Z].刘玉才、水上雅晴主编.经典与校勘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4]长泽规矩也.《十三经注疏》版本略说[J].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0（4）.
[5]杜泽逊.《尚书注疏》汇校札记[J].文史，2014（1）.
[6]永.四库全书总目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5.
初中历史校本研修篇6
【论文摘要】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是从西学东渐开始的，从20世纪初至今，中国的新闻教育经历了一个艰难而又曲折的过程。虽然现今中国新闻教育事业呈现高速度大规模，多元化的发展，但是在这种繁荣气象下却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以时间为脉络，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通过课程设置来研究中国教育的发展与演变，希望从中可以为现今的新闻教育提供借鉴，对中国新闻教育未来发展找到恰当的途径和方法。
从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到现如今新闻教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我国的新闻教育走过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路程。随着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新闻教育的重要性，新闻教育研究也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早在1912年，我国的报界就有一种认识：“欧美名记者，往昔佥谓报馆为最佳之报学馆，实用方法恐难于教室内教授。故报业教育初兴之时，颇遭报业之轻视。然自此种人才（受过新闻教育）加入报界之后，觉成绩优良，远过于未受专门训练者，于是报界之怀疑始去，而乐与教育界携手。”①由此可见，我国早期对于新闻教育就有了较深的认识。本文将从中国新闻教育不同阶段的课程设置情况来分析其发展状况。
一、萌芽及创立时期（1918～1927）
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成立，它是我国新闻教育的一个开端，标志我国新闻教育从此步入正轨。
在这期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燕京大学。燕京大学的新闻教育得益于与有着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的美国密苏里大学的合作。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本系学则》指出：“新闻学乃多方面之学科，与人生任何部分均有关系。因此，新闻人才，不但具有专门的知识与训练，对于各种学识皆宜有清晰之概念。所以本学系对于专门学识极为注重，而同时对于其他与新闻有特殊关系的学科亦为重视”②
燕京大学新闻学课程，按这一要求分为四类：
1、必修基础课：国文一年、英文两年，16学分；法学院政治、经济、社会学基础课2门；理学院数、理、化、生物基础课选一门；历史基础课一门；共20学分。并按全校本科生必修体育的规定，修完三年体育，共6学分。
2、主修课：新闻专业课程，包括实习（共有三方面：（1）本学系之刊物；（2）报纸杂志之投稿；（3）假期间及毕业后在报馆之实习。）和论文，共44学分。
3、副修课：选定一门学科，不得少于20学分。
4、选修课：依本专业学习需要及本人志趣选修其他学科，约30学分以上，4年修满136学分。学生编级，按各人所得学分编定。
当时美国新闻教育已经开始融合多学科，这种理念也影响了中国的新闻教育。燕京大学新闻专业课程约只占全部课程的三分之一，而副修课相当于让学生有了第二专业，多学科的选择非常符合美国当时的通识化教育。而多方位的实习理念，就更加贴近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的特色，它的创始人沃尔特·威廉对于新闻教育的思想和原则就是：最好的学习新闻和广告的方法就是实践。③由此可见，在中国新闻教育发展之初，是完全沿承美国的教育模式，通识化和职业化教育十分明显。
二、初步发展时期（1928～1949）
北伐战争之后，******于1928年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中国至此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在这期间，战乱平息，内外政策重新制定，使得新闻教育在这一时期有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中国新闻教育由此得到了初步发展。这一阶段一共创办了33所新闻科系和院校，超过了以往的总和。④虽然此时新闻院校数目繁多，但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是燕京大学和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在1929年9月调整科系，原中国文学科分为中文和新闻两个系，新闻专业从中文系独立出来，谢六逸担任新闻系首任系主任。当时的《复旦大学新文学系简章》规定4年制本科生的培养目标为：“养成本国报馆编辑人才与经营人才”。施教方针“则在灌输新闻学知识，使学生有正确的文艺观念及充分之文学技能，更使之富有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与各种知识，而有指导社会之能力”。⑤课程设置本着“理论与实践并重，教学与科研并重”的精神，安排4类课程。第1类为基础知识（必修课），如中国文学、英语、第二外国语、心理学、伦理学；第2类为专门知识课，如报学概论。新闻编辑、新闻采访、报馆组织与管理、广告学、发行、照相术、绘画、印刷术；第3类为辅助知识课，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地理、外交概论、法学概论；第4类为写作技术课，如评论练习、通讯联系、新闻写作、速记术、校对术等。一二年级主要学习基础知识与辅助知识课，三四年级注重专业知识与写作技术课。在业务实践方面，低年级结合课程学习，去报社参观；高年级学生，课堂学习时间减少，除去报社实习外，在校要参加校刊《复旦五日刊》的采编工作。从上述的课程设置中我们可以看到，相比较新闻教育初创时期，此时的新闻教育更加注重专业课的技能训练，比如速记术，照相术，绘画术之类的技能也首次在课程设置中出现。但是，我认为，由于专业技能课程的增多，减少了相关扩展学科比如自然学科的安排，美国的通识化教育在此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值得提出的是，复旦大学的实习安排相对合理，明确指出了不同年级的学习重点，为以后其他学校的课程安排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1942年9月，陈道望新闻系主任。他主张“做一个记者，除熟悉新闻业务之外，最好还掌握一门专长”。这个时期的课程设置增加了政治外交和三民主义等政党性课程，从一定侧面开始体现中国特色的新闻教育，到现今，这种政党特色依然鲜明。另外，调整后的课程设置出现了按兴趣分组这一全新理念，这种设置可以让学生们真的“有所专长”，在现今的大学中也很值得我们借鉴。
综上，这一阶段的新闻教育是以技能化教育为主，出现了很多专业性强的课程，专业性记者的培养初见端倪，政党性教育也开始发展但是相比萌芽时期通识化教育有所淡化。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新闻教育是在不断发展完善的，在战争频发的年代，这种发展也是得来不易的。
中国的新闻教育在曲折中开始，也在曲折中发展，虽然经历各种难关但依然顽强发展。回顾这近百年的新闻教育发展史，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特色。我认为初创和发展时期的课程设置是我心目中的理想模式，这个时期的新闻教育，沿袭了西方教育界的职业化和通识化教育方法，培养出来的新闻人才是全面的，可以直接上手的，也是现今社会急需的。所以我认为，各个高校应该重新审视各自的新闻教育课程设置，精心研究出一份适合当下的新闻课程安排，为学生的未来做好科学的准备。
参考文献
①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2003
②李寿朋、王士谷等：《燕京大学史稿》，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
③黄鹂：《美国新闻教育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初中历史校本研修篇7
严修（字范孙，1860―1929年）是近代著名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的“校父”，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自幼读书治学，1883年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1886年散馆授编修。1894年任贵州学政，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并于1897年奏请开经济特科，发科举改革、戊戌新政之先声。因此得罪座师、翰林院掌院徐桐，1898年任满回京，即请长假。返津后，延聘张伯苓为塾师，从此两人长期合作共办新学。1902年自费赴日考察教育。1904年受直督袁世凯之邀，总理直隶学务，上任前再赴日本考察。回国后，推广新式教育，创建一系列新学堂，并改家塾为敬业中学堂（后改名南开学校）。1905年学部成立，任侍郎，推动全国教育改革，制定了中国首个官方颁布的教育宗旨，积极推动教育的近代化。1909年请假回津。清末至民初，屡拒各方邀请，不再出任官职，专心从事文教、公益事业。1912至1914年先后赴日、欧考察。1915年，袁世凯欲复辟帝制，严修以故交入都力争，不得。1918年，赴美考察。1919年同张伯苓等创建南开大学。1927年，与同仁筹立崇化学会。1929年逝世。严修一生经历了晚清至民国北洋政府时期近70年政治社会的巨变。他终身记有日记，其中保存了大量中国近代政治、社会、教育、对外交流的珍贵史料。
严修生前身后曾得到很高评价，被誉为“教育界之道德家”。①出版于1918年的《当代名人小传》中，严修被列为教育家之首。严修去世后《大公报》发社评，称他“殆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②他的学生也曾说：“严先生是封建社会的好人。”③历史学家傅斯年曾欲作北洋时期历史曰《民国北府记》，计划单独做传者二十余人，其中以严修为“清正”列传之首。④至于自袁世凯以下北洋时期大小政要，更是将严修作为当代严子陵（两汉之际隐居的高士），仰之弥高。
对于严修这样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现在的研究仍嫌不足，一个主要原因是大量资料尚未得到很好的整理和利用。严修一生留下大量文字资料，包括日记、书信、诗文、书稿、札记以及任官期间的档案。其中一部分曾在严修去世后出版过，但都已非常罕见。在这众多史料中，《严修日记》最为珍贵。从现存日记手稿看，严修从17岁开始记日记，一直记至70岁去世前一个月，前后跨越54年，虽有间断，但总体上相当完整。
清代士人多有记日记的习惯。严修就曾研读过钱大昕、曾国藩等先贤的日记，他的师友中也不乏记日记者。不过对他影响最直接的是其父严克宽。严克宽是一位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盐商，在世时热心地方慈善公益事业，在天津开办有育婴堂、施材社、惜字社、备济社、牛痘局、灯牌公所等。①严修终身从事公益、教育，正是遵父之道而行。在修身方面，严修对父亲十分佩服，曾撰写《先父仁波公事略》歌颂其德行，文中提到父亲记日记的情况：
吾父中年以后，日有日记，记身过、口过、心过。尝以事诃叱仆人，修窃异之。越日，见日记册中果有自讼之语。②
严修学习了父亲记日记自省的方法，他的第一本日记《丙子日记》中就有“身过、口过、心过”栏目，或许用的就是与父亲同样的日记本。严克宽去世后，严修曾将“先考日记四本又信稿一本，交秀文斋装潢”。③可以说严修写日记习惯的养成，正是得自其父真传。
严修一般于晚间记日记。据他制定的一个日程计划，写日记是每日亥初（晚9点）的任务，④大体上是当日记当日事。有些日记先作草稿，后复钞写。如《欧游日记》全用正楷，即为乙卯（1915年）九月誊写。但也有时因各种原因，当时未记事后补写。如丁亥五月十九日、庚寅四月初七日、甲午九月十七日等有“补日记”的记录。此外还有一些日期记错，于文后注明者，如：“王云翁来。系昨日。”可知非当日所写。但这些补写一般不会相隔太久。就笔者目前所见，相隔最远、篇幅最大的一次补写见于壬辰（1892年）七月一日日记：“自庚寅九月逮今，日记中辍，匆匆将已二年。”可知现存的庚寅、辛卯、壬辰日记中都有大量内容为此后所补。虽然如此，这次补写基本上有书信草稿、诗文、会课或随手所记资料为依据，可信度和准确度还是有一定保证的。
严修早年日记多用印好栏目的日记本。如丙子日记和丙戌正月十三日至三月三十日日记用一种版心印有“毋自欺堂”字样的日记本。甲申至丁亥上半年（除上述一册丙戌日记外）共五册题为“恒斋日记”一、二、四、五和“无恒斋日记”，使用的是另一种日记本。丁亥下半年至甲午日记（另有甲辰日记与甲午同期写于一册）又是一种日记本，版心印“香馆”三字。还有一种版心印“枣香书画室”字样的日记本，只一册，记录有戊戌、己亥、辛丑、壬寅、癸卯几年的日记。以上四种日记本虽略有不同，但均印有栏目，如将每日按“晨起”、“午前”、“午后”、“灯下”四个时段分为四栏;又有“记事”、“杂识”、“日知”等栏用于日常备忘和读书札记;此外第一种日记本还有“身过、口过、心过”、“敬、怠”等用于自省的栏目。此外，庚寅日记、使黔日记（甲午九月至戊戌五月）、戊戌日记（五月至十二月）和癸卯以后的日记本则多用白纸或条格纸装订而成，无栏目。日记中对日记本的印制也有记录，如甲申三月十五日记有“敏斋借去日记板”，可见严氏曾为日记本专门制板，还曾借友人印刷。又如丁亥七月初一日“穆某送新印日记册来，嘱其再印十册”，七月初五日“刻字铺送来日记十本”。这指的是上述版心为“香馆”者，这种本子严修自丁亥秋冬起使用了8年多，共有15册。
严修在有生之年，至少对日记做过一次大规模整理。据乙卯（1915年）九月二十九日日记云：“检笥中存昔年日记，装订之，自朝至暮。”⑤严修亲自整理了此前的日记，重新进行了装订，并在个别地方做了注释（如丙子日记十月十一日“与侯子贞同车回”句下写道：“是时无人力车，同车者骡车也。乙卯九月注”）⑥。现在看到的严修早年日记都有两重封面，应该就是此次装订的结果。另外，早期日记本尺寸较大，可能装订时为了做统一的函套，所以对本子做了剪裁。有些写于页眉、页边的文字被裁了去。
严修常和友人交换日记。如癸巳二月二十九日“看体仁日记”，甲午九月十七日“阅式金日记”。因为日记中记有功课进展情况，通过互读日记，起到相互激励的作用。严修也将这种方法运用到子弟教育中，通过查阅日记，督促学习。如癸巳二月二十九日严修接到自天津寄来的四弟、五弟日记仿本，看后于三月初十日寄回。⑦在贵州督学期间，严修也常写家信，要求几个儿子将日记寄来检查，并反馈读后感想。严修还通过阅读儿子的日记，补充自己日记缺漏的内容。如戊戌十月一日至十一月初六日日记即表明“以上据智崇日记”。①
不仅如此，严修还推广日记法，用于劝学。任贵州学政之初，严修便作《劝学示谕》，将“劝行日记法”列入五项劝学内容之一，作为指导黔省士子读书、省身、记功过的重要方式，并提出“本院于覆试之日当索观之”，即对日记进行检查。②
日记法是严修砥砺学行的重要心得，他将此坚持终生，并在临终前，仍不忘嘱咐子孙要坚持记日记。③
严修逝世后不久，家人便对其日记、信草、文稿等进行了初步整理，④其后又将手稿捐赠给天津图书馆，其中日记共计13函74册。据赵元礼《香馆使黔日记序》可知，严修的后人曾有将其日记陆续整理出版的计划。⑤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很长时间只有《香馆使黔日记》（严修赴任贵州前后近五年日记）于1935年影印。2000年严修诞辰140年之际，南开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日记全文，终于让读者一窥全豹。2012年天津图书馆影印出版馆藏严修手稿，再次收录日记全文。不过由于手稿多用行草书写，且有多年记于一册，或一年记于多册等情况，需要专门进行整理，才可更好地利用。此前，已有部分日记整理出版，如《香馆使黔日记选辑》（刘泳唐选辑，1986年）、《严修东游日记》（武安隆、刘玉敏点校注释，1995年）等，品质较高，但仅占日记很小篇幅。笔者近年致力于将严修日记全部整理点校，其中1876―1894的日记已于2015年3月出版。
《严修日记》记事内容广泛丰富，天气、读书、通信、购物、交游、自我反省，以及对时政、社风、他人的观察、看法无所不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包含了大量珍贵的教育史、政治史、社会史、地方史一手资料，特别是利用日记与其他史料相参照，可以发现许多值得研究的线索。兹举数例略作说明。
1.《严修日记》对近代教育的记录
作为近代重要的教育家，严修日记中有大量关于教育史的记录，这里仅举严修与近代教育宗旨的关系为例。清末新政一项重要举措是教育改革，1905年学部成立，严修任侍郎，制定了中国有史以来由国家颁布的第一个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宗旨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初一日上奏，当日朝廷下谕旨布告天下。《严修日记》可见奏稿起草过程：
七钟起，芸生、小庄来商订文稿。（丙午二月初六日）
七钟起，芸生、小庄仍来商订文稿。午未到署，改文稿。（二月初七日）
七钟起，仍改文稿。（二月初八日）
仍改文稿，小庄、云生俱来。（二月初十日）⑥
现存严修手稿中也留有这一奏疏的草稿。⑦据此可以确认这一教育宗旨出自严修之手。学部成立最初两年，由于尚书荣庆对西学、新学并不熟悉，教育改革实际大多由严修主持和推动。日记中芸生、小庄指刘潜、陈宝泉，时任学部主事，均为严修在直隶学务处时的故吏，因此奏稿明显带有直隶办学的特色。⑧
从日记中，还可看到严修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教育宗旨，即“民国元年教育宗旨”的关系。鼎革易代，教育问题也需作出新的调整。1912年，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召开，教育总长蔡元培致信严修，邀他参加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严修虽婉言谢绝出山，但仍关心教育政策的制定。此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讨论新的教育宗旨。会后，严修专门找到参会的张伯苓，谈了自己的看法。日记中记道：
访伯苓于南开中学，为教育宗旨事。初蔡总长拟教育宗旨五项：一道德主义教育、二军国民主义教育、三实利主义教育、四世界观教育、五美感教育。而教育会会议时竟将四、五两条取消，大奇大奇！余劝伯苓力争之。（壬子七月二十一日）①
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新教育宗旨是对“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旧宗旨的扬弃。其中前三项内容是在“三尚”基础上提出的。②此外，新宗旨取消了忠君、尊孔两项，新增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作为旧宗旨的制定者，严修对新宗旨没有丝毫抵触，反而积极拥护蔡元培的全部主张。根据日记可知，新宗旨起初没有得到教育会议的通过，而严修劝张伯苓“力争”保留蔡元培的主张。后来正式颁布的教育宗旨，加上了美感教育，不知是否有严修之功。日记为我们理解这段教育史的重要事件提供了信息。
严修对教育宗旨的探索从未停止。1918年，严修、范源廉等赴美国考察教育，此时张伯苓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他们会合后，常常一起研究、辩论。日记中记到：
伯苓每日往大学师范部听讲两次，至夕则来寓为余讲述……昨议定自今日始。（戊午七月八日）
夕听讲，晚与伯苓谈吾国教育，辩论许久。（七月十七日）③
讨论期间也涉及教育宗旨。一次，张伯苓问道：“先时吾国教育目的，为尊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而今又当如何增减？”并问究竟“何为教育宗旨？”④
之所以有此问，是因为1912年教育宗旨颁布以来，教育界对宗旨问题仍未形成共识，受到复古思潮、实用主义教育、新文化运动等来自不同方面的影响，几度废止，议论甚多，莫衷一是。通过在美的考察学习，严、张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认为教育宗旨“当本其国情而定之”。⑤这里的“国情”指的是国家、国人存在的问题，“本其国情而定”就是要对症下药。以往中国的教育者主要是希望引外国教育模式作药，来治中国的病。此时经过深入观察与思考，严修、张伯苓认识到教育宗旨不能仿造，既需要学习先进，也需要依据本国国情实行变革，适合国人需要，解决中国问题。这也就是南开大学后来提出“知中国服务中国”、教育“土货化”的思想基础。⑥
2.《严修日记》对时人活动的记录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人物，严修交游广泛，与张之洞、张佩纶、徐桐、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胡适、陈独秀、张伯苓、等重要人物多有来往。《严修日记》的内容可以充这些人物的部分信息。
如，严修日记中关于康有为、梁启超的活动有生动记录。严修在戊戌日记中记下了他第一次见到梁启超时的情形。此时严修由贵州学政任满回京，先至上海，再乘船赴天津。就在船上巧遇梁启超、康广仁：
余舱外有一人，堆行李于船阑之内，而徙倚以待。余开窗问姓名，曰南海康姓。问晋京何往。曰访人。又细问之，乃知即长素之侄（按：实为弟），因伴送梁君卓如而来也。卓如力疾行，康左右之。康名广仁……未正三刻开船，梁君卓如偕康君来访，谈一小时许。康君谓梁君曰，数日来未曾说如许多话，今日话已多矣。乃去。（戊戌三月初一日）⑦
转日严修回访梁启超，并遇到汪钟霖：
至大菜间第四号，访卓如。坐中遇汪甘卿钟霖，苏州癸巳孝廉，现主《蒙学报》，畅谈甚久，浑忘卓如之病也。既而〈王〉〔汪〕去，余又小坐，亦去。（三月初二日）⑧
严修的记录可为《梁启超年谱长编》作一补充。梁氏此行进京正是要与康有为发起保国会，广揽同道，开展变法活动。严修于前一年首倡开经济特科，是为“戊戌新政的原点”（此即梁启超语）。⑨可能正有感于严修为维新同道，梁启超虽在病中，仍主动过访。而严修亦久慕康梁学说，故而二人相谈投契。虽然日记中没有记下所谈内容，但从二人恋恋不舍之状，可以断言绝非简单寒暄。不久，严修在北京与康有为有过一次长谈：
拜会徐艺甫，兼晤子静前辈。时康君长素在坐，畅谈良久。（四月初四日）①
《严修日记》还记下了康、梁在京一次约会日本公使的情况：
接梁卓如来字，约明日到江米巷办馆陪日本公使。主人：卓如、长素、李孟符、徐艺甫。客：建露、夏虎臣。（四月初九日）②
康、梁邀请严修也来参加这次会晤，虽然第二天“公使因翻译患病，不得来”，③但也可见严修与维新人士关系是比较亲近的。严修似乎并未加入保国会，或直接参与变法活动。这主要是他“因经济特科之奏，见绝于徐荫轩师”。当时的翰林院掌院、严修的座师徐桐以保守著称，不容严修的维新思想，将他开除门籍、断绝来往。老师兼上司的不满，让严修在官场已无法立足，于是“请假回籍”。④不过，严修也因此躲过了后的党人之祸。直到去世前，他还为此自道“侥幸”。⑤
严修与康、梁的交往一直持续到晚年。但时移势易，三人对政治的理解已发生了变化。此时康有为仍岌岌于政治活动，几次赴严修家中，试图邀其参与：
会客：康南海及其婿潘。又徐善伯来访。南海谈约一小时，仍申复辟之说，但主虚君共和耳。（癸亥五月三十日）
康更生偕徐、潘二君来访，久谈。（六月六日）
会客：康更生及其婿潘君……答拜康、潘、徐三君。（六月十一日）⑥
康长素、徐善伯同来访。长素因本日得武汉失守之耗，忧惧特甚。伊云，前日晋京，系催促张宗昌出兵也。（丙寅九月八日）⑦
日记反映了康有为为复辟的奔走，以及对北伐军的恐惧。从日记记述的语气可读出，严修对康氏活动是不屑的。严修虽在晚清时深受康有为影响、赞同君主立宪，但此时他十分清楚民主共和已经深入人心，无论是二元君主制还是虚君共和制都已不适合中国。也因此，他既反对袁世凯变国本，更避见同在天津的前清逊帝。
相比而言，严修与梁启超的主张更为接近，交往也更频繁。1921年梁启超应聘南开大学主讲中国文化史，1922年1月讲稿编成《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出版。严修于第一时间（1月27、28日，恰为乙未除夕、丙申春节）通读一遍。⑧2月6日，严修记道：
至南开学校听梁任公、陈哲叔（指严修表叔、教育家陈哲甫）演说，是日学校开学日也。演说毕，陪任公到大学闲谈。任公招大学学生蒋、黄、王、陈四人讨论学术研究方法。小庄、哲叔继至，同在学校晚饭。饭后又听任公述戊戌、丙辰两次出京脱险事。
他们一直谈到晚上九点，才尽欢而归。⑨这一年南开大学开始建设八里台校区。梁启超计划在南开大学新校址中开办东方文化研究院，得到了南开的支持。虽然这一计划最后并未成功，但晚年梁启超关心中国的教育事业，与教育家严修保持着密切联系，《严修日记》多处提到两人在不同场合的会面、长谈。
3.《严修日记》中晚清至北洋时期的天津士绅
士绅在中国近代历史转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群体。由于天津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晚清至北洋政府时期的特殊地位，造就了具有地域特性的士绅。总体上看，这一群体中的人年辈相近、价值取向相似，不少人身具士、商双重身份。他们中的多数人在洋务运动中度过青少年，政治上倾向改良主义，思想上既坚持中学本位，又注意向西方学习。他们同情或支持康梁的维新运动，又积极参与清末新政改革、立宪运动，直到北洋时期都在天津地方事务上拥有主要话语权。深入研究天津士绅，对于理解中国近代士绅阶层和进一步探讨中国近代史都是有益的。
严修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天津度过，由于他曾任翰林编修、直隶学务督办、学部侍郎等清要显赫的官位，其家族在盐业和实业界具有重要地位，又与本地各望族有着盘根错节的婚姻、交往关系，可以说他是天津近代士绅核心人物之一。以严修弟子高凌雯编著的《天津县新志》“荐绅表”所列光绪、宣统朝的625人为例，①这些人多数能在《严修日记》中寻到踪迹，有些人则频繁出现。利用《严修日记》，再参以其他史料，可以勾勒出一个天津士绅关系网和活动的大事记，为天津士绅研究提供重要的线索和依据。
除了上述关于近代人物、近代教育、近代天津的史料外，《严修日记》中也有不少反映清末民初政治事件的记录。虽然严修并不热衷政治，但由于他与袁世凯、徐世昌等晚清、北洋时期军政要人的关系密切，所以日记中不少内容也可作政治秘闻看。《严修日记》中还有大量文字反映了时代风貌，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此外，严修一生游历颇多，除京津常住之地，国内曾至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贵州、上海、浙江等地，国外曾遍游欧、美、日本，对途中名胜人文都有认真观察、生动描写。
初中历史校本研修篇8
在本学期教学的过程中，我主要做出以下努力：
本学期我新接手高二教学工作，对于一些学生的基础和学习状态不是很了解，因此难以在短时间内就抓住学生的特点，尽早针对学生的特点进行会考前辅导。为了能够顺利指导教学，我尽量多地向其他科任教师，特别是班主任教师询问本班学生学习的状况，除此之外还通过检查作业、即时小测、单元测试、复习测试等方法了解他们对历史学科的学习态度与及基础水平。
在了解教材与教学方法方面，我开始也存在一些困难。我没有经历高一两本必修的教学工作，对于课改之后的教学方法要求等新方向无法在短时间内领悟。为了能够尽快熟悉教材与教学方法，我采取了多听课，多备课组教研组教研，开公开课以接受众人意见，多参与试卷的设计和材料的整合工作等措施，在较短的时间内领悟课改精神理念。本学期召开一节校际公开课，关于必修三第22课《西学东渐》一课，在第四周完成，组内各教师在评课中基本表示教学效果良好，教学设计新颖合理，给予了良好的平价。另外我也积极听课，超过二十节，并客观参与评课。
本学期我担任高二历史备课组长，在高二历史教学研究与整个历史教研组当中起一定的主导作用。作为一名备课组长，必须为整个备课组的教学研究工作负责。在这一方面我的经验较少，但我在本学期也做了许多努力，为高二备课组整体备课，促进整个备课组教学研究的进步起到重要作用。如组织历史教研组内的课题研究，如新课改教材与旧教材知识的衔接，初高中课改教材的衔接等等；倡导备课组教师积极辅导学生撰写论文参与评选，取得较好的成绩，两个学生在晋江乡土小论文比赛中获奖；积极参加校际、教研组、备课组教研活动，参加了六校联考结果汇报会议，组织本组教师到晋江一中听课评课；根据高二教学的实际和教学的难点，每周在教研组活动之外另定期组织备课组教研活动。目的在解决教学重难点，统一知识结构，学进度，取长补短，采取众长。
初中历史校本研修篇9
一《旧约圣经》与希伯来人重视教育的传统
宗教起源于人类的生存需要，这已经是不刊之论；《圣经》的成书与基督教的产生则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现存被基督教会确认的《圣经》正典主要由《旧约圣经》与《新约圣经》两部分组成4。《旧约圣经》的历史比基督教自身的历史还长，它来自于古代希伯来人；而《新约圣经》的成书则与基督教产生的早期历史结伴而行。
《圣经》，尤其是《旧约圣经》，究竟成书于何时？它的作者又是谁？人们对这样的问题感兴趣是非常自然的。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学者已经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和智慧，研究了千年以上，至今仍然还在研究，而且还不断地有新发现、新见解，甚至形成了新的知识门类，例如哲学解释学。
《旧约圣经》原本是希伯来人犹太教的经典，而早期的基督教也只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非正统的支派。因此，基督教奉《旧约圣经》为自己的正典是很正常的，如果这样做最初只是一种生存与发展的策略需要的话，──就这一点而言，基督教的创始者们做得非常成功！──那么后来则更成为其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即使在有了自己的《新约圣经》以后，基督教也一仍旧惯，只不过为了与《新约圣经》衔接，对《旧约圣经》在内容和编排上动了一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手术。这也就是《旧约圣经》的历史比基督教自身的历史还长的原因所在。
毫不奇怪，《旧约圣经》中有很多关于希伯来人的历史记载。在古代，正如美国学者S•e•佛罗斯特所说的那样：「对于希伯来人来说，宗教就是他们的全部生活。5因此，《旧约圣经》就和希伯来人的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尽管「对现代学者来说，写一部可信的希伯来人早期的历史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从收集的民间传说、传奇、诗歌、戏剧以及夸大的英雄伟人故事、道德故事和实际发生的事件的报导中，现代学者力图形成一部希伯来历史。6
翻开这部历史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文明奋斗史，也是一部民族流浪史7，还是一部独特的把宗教、法律与教育融合在一起的历史。
大约是在五千多年以前，希伯来人就开始有了上帝崇拜，只不过这时候的上帝还只是一个名叫耶和（Yahu）的迦南雷神，是希伯来人诸神中的一位，没有独尊地位8。后来，耶和更名为耶和华（Jehovah），还在耶路撒冷建起了专门的神殿，并逐渐成为希伯来人独一无二的全知全能的上帝。这就是至今仍在延续的犹太教。
现在已经很难准确考证，希伯来人重视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的传统来自何处。但是至少是在西元前十二世纪，也即距今三千多年以前，希伯来人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正规学校。而在此之前，尽管没有正规学校，重视儿童教育的传统也已经存在。S•e•佛罗斯特在描述希伯来人西元前十二世纪以前的教育状况时写道：「生活本身就是儿童的学校和教师，儿童通过集体生活和参加集体生活进行学习；长辈把自己所掌握的技能传授给儿童。另外，长老还有计划地让儿童了解作为一个成年人所负担的责任和享有的权利。整个教育内容包括一些必须熟练掌握的技术、狩猎的技能、获取食物的方法、巫术和一些民间传说。这一时期的整个教育是实际的，它和自然及社会环境中的生活有紧密的联系。9
到西元前5世纪，在所有《圣经》典籍中内容最古老的《旧约圣经》中的「律法书，也被称作「摩西五经的已经成书，「并且成为希伯来人教育内容的核心。学生们用希伯来语背诵它的大量内容，倾听老师的讲解，讨论它表面的和内在的含义。不久，希伯来的儿童教育就以此书为课本。10
大约到西元一世纪，希伯来人已经建立起一个由学前教育（以家庭为单位）到小学教育（教堂小学），由小学到中学（主要是法律学校），再到更高级的学校（没有固定的形式），这样一个相对完整的全民教育体系，并且通过法律和行政命令的形式实行强制性的初等义务教育：「在每一个地区和每一个城市都要为儿童任命教师，年满六岁的儿童必须入学。11
这种把宗教、法律与教育熔于一炉的做法，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创造！S•e•佛罗斯特满怀深情地写道：「在研究希伯来历史的时候，在很多方面会对如下事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生活完全是为了未来；他们曾失去了自由，在自由时期他们编写和留下了他们的历史；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传统，一本书（《圣经》）和一个宗教；在若干世纪中，他们能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组成一个整体；他们塑造了一种教育能把这个传统、这本书和这个宗教传授给世界各地的青年人。甚至在现代，尽管希伯来人生活在世界各地，并且继承了异族文化，但他们一直保持著自己的喜好。他们有自己的礼拜堂，自己的经典，自己的神。正是这些东西把各地的希伯来人联系在一起，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12
二 早期基督教与教育
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是个希伯来人，而且是个虔诚的犹太教徒，这是充满了争议和虚幻的基督教的历史上最确凿、最没有争议的公论。「早期的基督教是从犹太教中产生的，最初这个运动的皈依者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新约常提到基督徒在犹太的地方会堂讲道。在外人──例如罗马当局──看来，这两个运动如此相似，以致他们把基督教看作是犹太教中的一个教派，而不是一种独特的新运动。13
尽管大约在西元一世纪后半期，基督教逐渐有了自己的崇拜物件和经典，于是便从犹太教中独立出来；但是，基督教不仅继承了希伯来人几乎所有的优点：一本书──《旧约圣经》、一个一神宗教，以及重视教育的传统，等等；而且还消化、吸收了古希腊哲学和古罗马文化的一些营养，克服了希伯来人的致命弱点：把一个单一民族的排他性的宗教改造成一个可以包容所有人的普世性宗教，从而对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中包括对人类教育事业的贡献。
根据希伯来人的宗教观念，希伯来人的历史还是一部获得上帝拯救的历史。在他们看来，《旧约圣经》就忠实地记录了这些被拯救的故事。因此，《旧约圣经》的主题就是论述上帝与希伯来人之间的关系，目的是使上帝与犹太教取得合法性。应该说，《旧约圣经》的创作者们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耶稣及其门徒们非常聪明地继承了希伯来人的成功，从而免去了重新论证上帝的合法性这一苦差事。也正因为这样，当愚笨、率直的马西昂要愚蠢地斩断《旧约圣经》与基督教的连续性的时候，结果只能是马西昂于西元144年被开除出基督教。
既然上帝的合法性已经无可置疑，那么，只要证明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代表，或者甘脆就是上帝本人，基督教的合法性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证明。而这正是《新约圣经》要完成的历史性任务。应该说，《新约圣经》的创作者们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也已经被历史事实所证明。于是，翻开《圣经》我们可以看到，《旧约圣经》的核心是上帝；《新约圣经》的核心则是耶稣，而根据基督教的神学观念，上帝和耶稣是可以合一的，所谓圣父、圣子与圣灵三位一体。而这一点正是基督教与犹太教最根本的区别之一，也是基督教与犹太教分手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期基督教是在犹太教的挤压和罗马帝国的迫害的双重逼迫下成长起来的，充满了苦难和曲折。不仅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而且他的十二个最杰出的门徒中有多人被下狱，甚至被迫害至死。至于一般信众的遭遇，就更加可想而知了。但是，基督教不仅没有被压垮，反而愈战愈强，愈战愈勇，靠的是甚么？检索基督教的早期历史，如果剔除其神秘主义色彩，从无神论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早期基督教最强有力的武器不是上帝，不是组织，更不是暴力，而是宣传、教育，即布道。耶稣的核心事迹就是布道，十二使徒实际上就是耶稣最亲近的十二个学生；而《新约圣经》的核心内容也就是对耶稣及其学生布道的记录。因此，无论是从希伯来传统来看，还是从基督教自身发展的历史来看，基督教重视教育都具有某种先天性。所以，阿尔文•施密特（alvinSchmidt）说：「几乎很少有人对耶稣是一位元迄今为止我们认识的世界上最伟大的教师这一事实提出疑问。他使用的言词、比喻以及人类生活的例子，无论是他的朋友或敌人都为之震动。……有人曾说过：『即使基督离开人间时没有预备任何人继续他的工作，他仍是历世历代最伟大的老师，他的生活和榜样，仍对整个教育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广的影响。14先知与传教士则成了人类最早的专职教师。
大约在西元前四世纪，西方世界进入希腊化时期。希腊化对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到西元前200年为止，大多数犹太人，包括许多祭司的家族，都被希腊文化所征服。……正是大祭司吉生（HighpriestJason）──他的希腊姓名，表现了他对希腊文化的倾心──应对下述情况负责。『因为他热切地创办了一座体育馆，并使得最高贵的青年们追求仿效希腊精神，因此产生了一种极端的希腊风尚；而且，由于吉生不敬神，招来了一种外国宗教，所以他被称作罪孽深重的人，并被褫夺了大祭司的职位。这里提到的希腊体育馆，不仅仅是一个锻炼的场所，而且是年青人的一所学校。这座体育馆的创立，真正意味著希腊教育方法已传入犹太人之间。……饶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犹太人力图把他们自己从希腊文化的征服拯救出来时，竟为他们的儿童采用了希腊的学校制度，并为其青年们采用了希腊的辩论风尚。由于使用希腊的教学方法，一个东方民族成功地从希腊影响下获得自由，这正是希腊文化巨大能力的一个显著铁证。15
希腊化对早期基督教在教育方面最重大的影响是教义问答学校的建立。基督教第一所教义问答学校创办于西元二世纪后期埃及的亚力山大城。当时的亚力山大城是那时候西方世界的文化传播和学习中心。在这里有当时西方世界最好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学校和教堂，其中包括一座基督教的教堂，汇聚了当时西方世界最杰出的教师、传教师和学生；这里还云集了许许多多形形的学者，有希腊哲学家、犹太学者、东方神秘主义者、无神论者、科学家以及奇特教派的宣教者。正是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激荡中，基督教需要为自己的信仰辩护，由此导致了第一所基督教教义问答学校的诞生。随著形势的发展，这所教义问答学校的课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地，学校课程从单一的宗教与教义内容扩充到各种学科，构成了普通教育体系──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东方的信念认为古典主义学问是深入理解基督教的基础，忠实于此，学校开设了除伊壁鸠鲁主义外整个希腊哲学体系的课程，包括形而上学、伦理学、逻辑、物理学、几何、天文、解剖学、神学、教义说和教堂礼拜仪式的解释。还有一个高级课程是《圣经》注释。16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教义问答学校遍布各地，但亚力山大城的这所教义问答学校一直是基督教学者的主要学习中心和其他同类学校的典范。
对于教义问答学校在基督教发展史上和西方教育史上的地位，西方著名教育史家博伊德教授在他的传世之作《西方教育史》中写道：「教义问答学校的影响巨大而深远。通过它，基督教第一次在全世界文化中成为一种肯定的因素。同时它本身采纳了希腊的科学和哲学方面一切最好的东西。……就是在西方，教义问答学校甚至对像奥古斯丁那样的神学家们的思想，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使调解教会和学术之间的矛盾并把古代的文化推进到中世纪变得容易些。……甚至在欧洲黑暗时代已经来临以后，教义问答学校学术的光辉，继续在灿烂地燃烧著。在这一点上，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实是，人们可以探索出一条直接连续的路线，它从亚力山大城经过安提阿（antioch）和埃德萨（eedessa），到尼西比斯（nisibis）的聂斯托里学校（建于489年）。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从聂斯托里学校转到伊斯兰教学者手中，在那里他们被珍藏到12世纪和13世纪，然后又返回欧洲。17
由此可见，教义问答学校不仅无意中为西方的文艺复兴预做了准备，而且也成为后来基督教的修道院和中世纪大学的先声，尤其重要的是，教义问答学校设计的一些课程和教学方法，更在其后的修道院和中世纪大学里直接得到延续。
三 从修道院到中世纪的大学
说到欧洲的黑暗时代，就不能不提基督教的修道院。正如克里斯多夫•道森所说的那样：「对中世纪文化起源的任何研究，都必不可免地要给西方修道院制度的历史以重要地位，因为，在从古典文明的衰落到十二世纪欧洲各大学的兴起这一长达七百多年的整个时期内，修道院是贯穿于其中的最为典型的文化组织。18
大约在西元四世纪，隐修生活成为一种风气。「模范基督徒不再是被拖到罗马竟技场上在野兽面前勇敢无畏的主教。他现在是孤独的隐士，生活在被人遗弃的埃及旷野抵抗魔鬼。19
在这些隐士之中不乏富家子弟。被视为基督教第一修士的安东尼就是一位富家子弟，他在二十岁时根据《圣经》中耶稣的教导，放弃了自己的万贯家财，志愿地过一种隐修的生活。因为安东尼的行为完成了一件在耶稣看来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的事情，超越了《圣经》中的记载20，很有感召力，使成千上百的人仿效他。事实上，由于「罗马帝国的环境对基督教徒来说日益恶化，有些人发现在通常环境中无法生活下去，似乎到处都是腐化与邪恶。帝国政府强加的沉重的税收与严格的纪律、公共道德的缺乏、不能承受的紧张，这一切驱使一些人逃至山中或沙漠里独居以躲避诱惑。21这样一来，「外在世界的诱惑被内在世界的诱惑所取代，其中有：骄傲、争斗和褊狭。在埃及和叙利亚，许多修士相当极端，忍耐各种艰苦的生活。有些人只以野草为生，有人住在树林里，还有人拒绝洗澡。22
隐居的最初形式是独居。但是隐士们发现，群居比独居更能有效地实现自己的宗教目的。西元320年，帕科米乌（pachomius，约290-346年）23组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修道集团；三年后，他写了一本用来管理修士生活的《章程》，建立了第一座修道院。根据帕科米乌制定的《章程》，修道院在院长的绝对领导之下，修士们的工作、学习、礼拜，以及休息和就餐都有规定，都要按部就班地进行。修道院从此走上制度化管理的轨道。到帕科米乌去世时，他已经设立了九座修道院，一座修女院，有三千多人在这里隐修24。
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隐修形成一种潮流，影响到基督教的方方面面，修道院也由埃及而遍布西欧各地。「修士们复兴了基督徒的热情以及早期处境艰难时代的虔敬。他们将殉道士的精神转换为最终完全献身于神以及以禁欲的方式效仿基督。……在五、六世纪，每个教会领袖要么自己就是一位修士，要么与隐修制联系密切。25
由于外族入侵及罗马帝国崩溃，欧洲处于一盘散沙的境地。而一统天下的基督教会也由此发挥了准政府的作用，成为欧洲的主宰。「在五世纪和六世纪侵略时期，教会承担了许多先前由罗马帝国履行的政治职责，并继续改变日尔曼部落的信仰。通过宣扬一种较高的道德，教会驯化了日尔曼民族的勇武习性。通过保持希腊和罗马的部分高度文化，使日尔曼人开阔了视野，接受了新思想。当罗马帝国崩溃之时，教会充当了一个使信仰统一、使社会文明的人，并赋予人们明确的、有目的的生与死的概念。在一个垂死的世界，教会是唯一能够重建文明生活的机构。26
西元五—十一世纪，西欧教育的主体是基督教教育，就连世俗的宫廷教育也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在这被史家称之为「黑暗时代的日子里，修道院成为最重要的承先启后的文化组织。在这当中，本尼迪克特修道院的贡献最为杰出。
西元480年，本尼迪克特出生于义大利一个贵族家庭。由于无法忍受当时的邪恶，本尼迪克特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过隐修生活，并成为著名的修士。在他四十九岁时，他在距离罗马东南八十五英里的卡西诺山上修建了一座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修道院，这就是著名的本尼迪克特修道院。本尼迪克特也把自己的余生全部贡献给了这座修道院，直至542年去世。在他的杰出领导下，修道院的组织建设和基督教的隐修制度都有了革命性的重大发展。因此，本尼迪克特修道院成为所有修道院中的最佳模范，而本尼迪克特本人则被尊称为西方隐修制之父。「到九世纪末，仅高卢地区先后建立了数百所本尼迪克特派的修道院，成为西欧一股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27
关于本尼迪克特修道院在西方文化传承中的历史地位，克里斯多夫•道森的评价值得重视。他说：「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加洛林王朝时代以及在它前后的几个世纪中，中世纪早期不仅在宗教生活的精神诫律上，而且在基督教文化的思想发展上都带有修道院领先的痕迹。它们被称作西方文化的本尼狄克特时代，因为上自七世纪新型基督教文化在诺萨布里亚的兴起，下迄十二世纪城市生活的复苏和公社的兴起，较高层次的文化的连续性在西欧，在作为知识和文学创作的巨大源泉的本尼狄克修道院中得到了维持。28
具体说来，本尼迪克特最重要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他特别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他认为，没有严格的纪律，隐修就会流于形式，而修士也并不会比流浪汉好多少。因此，在他为修道院制定的《管理条例》──也有译作《会规》或《教规》的，笔者注──中，对修士生活二十四小时中的每时每刻都有严格规定。但是他也认识到，严酷的制度不是每个人都能长期忍受的。所以，修士在见习其间可以随时离开；但一旦成为修道院的正式成员，就必须严格遵守纪律。
第二，本尼迪克特还特别强调劳动的重要意义，而他的劳动概念包括心智和体力两个方面。他在《管理条例》里说：「懒散是对灵魂的的敌视，因此，兄弟们应当在固定的时间专注于体力劳动，在明确规定的时刻专注于宗教阅读；29他认为，「对于修士来说，在院墙外四处游荡是巨大的精神危机。30体力劳动不仅具有道德价值，而且具有经济意义，因为很明显，修道院要长期维持，必须能够自给自足。所以，「修士编织自穿的衣服，酿造自饮的酒，自己就是木匠和泥瓦匠。31
第三，比上述两点对后世影响更大的则是图书馆的建立。「丹尼尔•布林斯廷（DanielBoorstin）说圣本尼迪克特被称为『图书馆之父。在本尼迪克特会的很多修道院里创建了一种精细的图书馆系统；他们收集各书籍，在写字间复制手抄本，把书出租给别的修道院，而且要求修士每日读书。在本尼迪克特会的图书馆藏书包括《圣经》、教父的著作、圣经注释以及希腊罗马作者写的非宗教书籍。图书馆对于这个修会是如此不可或缺，修道士们甚至称图书馆为修道院的军械库，类似于城堡里的军械库。32
对于基督教的修道院和图书馆，佛罗斯特写道：「修道院中的一个主要教育设施是图书馆。大多数修道院都强调修道士们理智的连续发展。在生活计划中，规定修道士每天要用一定的时间读书学习，其结果，在修道院中造就了许多当时最卓越的学者。除了很少几个例外，西欧数百年的先驱思想家们都是修道院成员，都是从修道院中教育出来的。33
在教宗和世俗政权的支持下，修道院从纯宗教教育扩张到普通教育。西元六世纪以后，修道院也开始开办学校，招收俗家弟子，可以住读，称之为「内修；也可以走读，称之为「外修。修道院的课程设置也愈来愈规范。在课程设置方面，古希腊时期的学园和希腊化时期的教义问答学校成为修道院的楷模。「修道院学校的课程是『七艺。七艺是古希腊、罗马的传统课程。在希腊时代，柏拉图提倡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加上智者们的教学科目文法、修辞、辩论术，这七门课程在古希腊后期已逐渐成为学校普遍教授的科目。到罗马共和时期以及帝政时期，学校的教学科目基本上继承了希腊传统，不过在不同时期、不同学校所教授的科目有多有少。到六世纪左右，卡希欧多尔（西元480-575年）在《神学与世俗学导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七艺这个名词，将古代罗马学校设立的课程文法、修辞、逻辑这『三艺，与算术、几何、音乐、天文这『四艺合并为『七种自由艺术，并强调世俗文献对于基度徒也具有重要意义，『七艺成为中世纪世俗和宗教教育的基础。34
根据西方学者研究，现在遍布于各种大学的学术研究也直接起源于中世纪的修道院。「修道士在修道院里从事各种《圣经》和非《圣经》书籍和手稿的翻译和抄写工作，他们经常会将抄写翻译的有不同来源的版本进行比较和讨论。这可以从现存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圣经》以及非《圣经》古籍的不同版本中找到证据。这种与研究相关的活动在大学里得到延续，因为现在的教授也通过不同的图书资源来编写讲稿。35这种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就是经院哲学，经院哲学对巴黎大学的诞生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尽管修道院教育为中世纪大学的出现准备了一切条件，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世纪大学的真正出现却是在修道院教育衰落之后。「如果没有从九世纪到十四世纪教育方面的进步，中世纪后期哲学和科学的许多成就是不可能的。由于加洛林学术复兴，在西欧的一些修道院里建立了比较好的学校和图书馆。但是，在九世纪的混乱中，许多这样的机构被毁坏了。十一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得修道院忽视了教育，结果存活下来的修道院学校和大教堂学校相比，日益相形见绌。一些大教堂学校后来的发展相当于学院，在所谓的文科方面提供很好的教育。但是中世纪教育最重要的发展是大学的产生。36
从西元十世纪开始，中世纪的大学在西欧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也许萨莱诺是最古老的大学，从十世纪起它就是医学学习的中心。波隆那大学（UniversityofBologna）和巴黎大学也是十分古老的大学，前者大约建于1150年，后者于十二世纪快终结时才建成。牛津、剑桥、蒙比利埃、萨拉曼卡和那不勒斯等著名院校的历史仅次于以上几所大学。日尔曼直到十四世纪才有大学，在布拉格、维也纳、海德堡和科隆出现了类似的学校。到中世纪末期西欧已经建立起八十多所大学。37
四 中世纪大学的现代转型
中世纪大学的产生首先应该归功于商人阶层和独立自治的新型城市的出现，而商人阶层和独立自治的新型城市出现的根本原因又在于中世纪欧洲经济的复苏和人口的增长。因此，欧洲社会产生了对高级人才的需求。大学则为满足这种需求而应运而生。佛罗斯特说：「当修道院放弃教学转向祈祷和反省隐居生活后，大的教会加强他们的学校来弥补这个理智的空白。当欧洲在教会下处于和平、繁荣和一致的时候，这些组织能吸引学者和学生来此，训练年轻人，用以补充他们扩大的教职员。其结果是很多人口的中心都有有名的教学社团。他们的名声吸引了其他学者和学生，于是这样社团发展起来。渐渐地学者和学生们组织成行会和集团，于是，大学的雏形形成了。38这里说的「很多人口的中心就指的是欧洲中世纪出现的独立自治的新型城市。
中世纪的大学就是这样由教学社团发展而来。最初，大学并没有固定的教学场所，也没有固定的课程，甚至没有固定的教师和学生。一切以需求和满足需求而决定。正如马文•佩里主编的《西方文明史》所指出的那样：「最早的大学并非有计划地建设起来的，而是自发形成的。当渴望求知的学生集中于某些杰出的学者周围时，大学便产生了。39这从词源学上也可以得到解释。欧洲中世纪教育通行的是拉丁语。因此，中世纪大学最初的称呼也是拉丁文，有两个：一个是studiumgenerale，另一个是universitas。开始的时候，这两个词的意义有差别：studiumgenerale是指一个接受来自各地的学生的场所，而universitas则是指一种从事教学的学术性的社团。很明显，一所大学不能没有学生，但更不能没有教师。因此，随著大学的组织结构愈来愈稳定，愈来愈制度化，这两个词逐渐合一，并被更为简练的「university所代替。这个演变过程大约经历了两、三百年的时间，与中世纪大学从最初产生到大体定型的时间差不多。
关于早期的中世纪大学，美国学者布鲁斯•雪莱有一段非常生动形象的描述：「在听到『大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象到常青藤遍布的小山和青草幽幽的庭院。但中世纪大学甚至连永久的住房的影子都没有。最初，讲演是在牛津和剑桥路边的棚子里，在巴黎大教堂的回廊里，在义大利的广场上举行。教师租借房间，学生席地而坐，通常地上铺上防潮的稻草。因为没有运动馆、图书馆和其他设施的限制，如果大学发现自己与当地居民发生矛盾，可以随时打点行装，迁移别处。40
一般认为，中世纪大学有两种模式，一种可以义大利的波隆那大学为例。简单地说，这种大学的特点是以学生为中心，是学生交钱来雇用教师，因而在管理上也以学生为主。「两位学生校长是大学的最高管理者以及大学制定的各项法律和规定的执行者。他们轮流管理大学的行政、司法和教学等事务，其中最重要的权利是代表大学拥有司法权。学生校长的行为不但不受所在城市法律的约束，有权对本民族团以及整个大学的行政事务进行管理，特别是拥有司法裁定权，而且有权雇佣教师，规定教师的报酬。有关资料表明，到十四世纪末，学生几乎完全控制了波隆那大学的管理，例如，受学生民族团雇佣的教师必须在民族团首领面前宣誓，表示绝对服从学生民族团的管理。各分民族团的首领学督和两位学生校长组成大学委员会，对校长进行监督并对大学管理活动提出谘询意见。不过大学的最高管理机构是由全体学生参加的大学全体会议，负责制定有关大学的重大的规章制度。41这种在今天听起来仿佛是天方夜谭式的大学管理方式虽然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尤其是在欧洲南部的一些商业活动中心具有普遍性，但毕竟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因此，在这些特殊的历史条件消失以后，这种管理方式也就不存在了。
另一种则以法国的巴黎大学为典型。这种大学以教师，通常是中世纪的著名学者为中心。例如，中世纪富有盛名的法国经院哲学家彼得•阿伯拉尔就曾经为巴黎大学的建立作出过重大贡献。法国学者雅克•勒戈夫甚至认为：「就十二世纪的新时代范围来说，他（──指彼得•阿伯拉尔──笔者注）是第一个伟大新时代的知识份子，第一个教授。42
巴黎大学是由巴黎圣母院的附属学校发展演变而来。「巴黎大学的教务主要是由受教会控制的校长和教师们决定的。由校长负责的教师公会经过斗争，取得了原本属于主教许可权的诸如对学校的教学管理、教师资格认可、教学程式安排、司法裁判、生活管理方面的事务的独立管理权，因而有『先生大学或『教师大学之称。教师们按照授课专业分成不同学院，通常有文学（又称艺术）学院、神学学院、法学学院、医学学院。院长由教师选举产生，学校由院长联席会议共同管理，逐渐地，某一杰出人物成为大学校长。学生人数最多的是文学院，他们按照民族或国家组成分会，每个分会都由一名学监管理。在中世纪，特别是十三-十四世纪，巴黎大学是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学术机构，国际神学、哲学研究中心，著名的经院学家大多出自这里。43
中世纪大学与诞生它的修道院学校和大教堂学校的继承性主要是在精神文化上和学术传承上，尤其是体现在教学课程和教学方法上；而它们与修道院学校和大教堂学校的最大区别则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是中世纪大学具有国际性。这里所谓的国际性是指，早期中世纪大学一般都没有特定的国别，因而其招生范围也没有国别的限制，教师和学生在各个大学之间的流动也相当自由。这主要是因为中世纪大学诞生的初期，欧洲的民族国家也刚刚开始形成；而且由于大学的数量太少，供过于求，同时也由于入学的门槛很低──几乎是没有任何限制，因而像波隆那大学和巴黎大学这样的学校，它们的学生来自于西欧的各个角落。但是随著民族国家的日益成熟和大学数量的日益增加，这种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大学数量的增加，如果不是废除了，也是削弱了那些最重要大学在国际范围内的招生，无论如何它是破坏了到那时为止一直很重要的大学多民族体系，这个多民族体系常常是大学结构中的主要特点。44
第二是学位制度的形成。尽管学位的起源可能非常古老，但学位制度的形成，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却是以中世纪的大学为起点。学位制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大学教师的资格问题，至于成为一种区别知识层次的标志和一种荣誉头衔，则是后来的事情。最早实行学位制度的是义大利和法国的中世纪大学，大约是在13世纪初，当时，三个学位，即学士、硕士和博士之间没有明确的层级区别和相互衔接关系。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按照巴黎大学的模式创办起来的，并从巴黎大学引入了学位概念。但是在牛津和剑桥，只有获得了学士学位的人才有可能向更高级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发起冲击；而要获得博士学位，则又必须先完成硕士学位的课程。十六世纪，英国的学位制度移植到美国；而美国在十九世纪以后建立起研究生教育，并把它和学位制度挂?，从而使学士、硕士和博士的三级学位制度趋于成熟，成为各国仿效的对象。
第三是学科的初步划分。由于中世纪的大学最初都是为了满足职业需求而创办的，而各个不同的大学则具有不同的办学优势。因此，最早的学科划分是按照职业的不同在各个大学之间进行的。萨莱诺的医学传统直接继承于古希蜡，而波隆那则是欧洲最著名的罗马法研究中心；由于教宗和教会的垂青，巴黎大学在神学研究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至于文学，那是从事专业学习的必备基础，自成一格。这就形成了中世纪大学最早的四大专业，即文学、神学、法学和医学。今天的大学，学科的划分愈来愈精细，但其基础则是由中世纪大学所奠定的。
第四是实验性的学术研究。尽管在修道院里已经有了学术研究，但真正具有科学性质的实验性研究还是开启于中世纪的大学。例如，今天医学研究普遍使用的尸体解剖，就开始于中世纪的波隆那大学。1300年，为了法庭辩论的需要，波隆那大学解剖了一具尸体；这种做法被传到那些以医学为专业的大学里，从而形成风气，一直被延续到今天45。
最后，由于基督教会在欧洲中世纪文化上的统治地位，除很少的例外，中世纪的大学都在不同程度上要受到教会的控制，至少是精神方面的控制，都必须开设神学方面的课程；而大学的教师也大多数都是传教士或基督徒。但是，教会、世俗君主与新型的独立自治城市的三足鼎立为中世纪大学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正是利用这种形势，在与教会，与世俗君主以及与自治城市当局的摩擦和斗争中，中世纪大学为自己争得了独立自治权，并为后世的大学留下了自治传统。
在后来一些世纪中，随著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在欧洲相继展开，中世纪的大学也相继开始了向现代大学转型的艰苦历程。这既是一个完全摆脱教会控制的彻底世俗化的过程，又是一个由于民族国家日益成熟、强大而民族化的过程，还是一个由于科学技术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科学化的过程。在这个近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些大学保存下来了，但是更多的中世纪大学却被淘汰了，而且即使保留下来的那些大学也已经面目全非，以致于我们在今天的大多数大学身上已经完全看不到中世纪大学的影子。但是，「大学在中世纪起著重要作用，学生们养成了说理辩论的习惯。大学培养职业书记、律师，他们管理教会和国家事务；这些学术机关同时也培养哲学家和神学家，这些人营造公众舆论的气氛。大学传授的学问拉紧了联系整个欧洲基督教文化的纽带，并且形成了不朽的学术传统；今日我们的大学是中世纪大学发展的直接继续。46
经过上文的梳理，《圣经》与现代大学教育的历史渊源已经清晰可见。诚然，我们在《圣经》本身的文本中也许读不到有关现代大学教育的文字，但是，通过基督教会，通过希腊化时期的教义问答学校、中世纪的修道院学校和大教堂学校，以及现代大学教育的直接先驱──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上帝和耶稣──无论你是否确信它们的存在──还是在我们今天的大学身上留下了自己不可磨灭的印记，而不管你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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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何怀宏编：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1版1刷
注释
1S•e•佛罗斯特（美）：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华夏出版社，1987年11月1版1刷，第3页。
2同上书，第18页。
3一般认为，「基督教一词在汉语语境中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包括所有教派在内的、以耶酥基督命名的宗教总体，也被称之为基督宗教；另一含义则专指这个宗教中的「新教一派。本文在第一种含义上使用「基督教一词。
4罗马天主教的《圣经》正典还包括《次经》七卷。此外，还有各种各样不被列入正典的圣经著作。
5同注1，第37页。即使在今天，宗教仍然在犹太人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不管他们住在哪儿。
6同上，第27页。
7黄陵渝在《犹太教学》中写道：「在人类历史上，犹太人一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民族。这个有著4000多年历史的民族，曾有近2000年的流散史。自西元70年起，这个民族失去了祖国，一次又一次地被驱散到世界各地，受尽侮辱、迫害；在百忙之中0世纪30-40年代又遭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劫难，600万同胞死于德国法西斯的屠刀下。然而，这个民族却顽强地生存下来，以自己珍贵的文化精神支柱犹太教──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一神教──维系、振奋著整个民族，使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黄陵渝：犹太教学，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6月1版1刷，第8页。
8同注1，第30页。
9同上，第36页。
10同上，第39页。
11同上，第41页。
12同上，第42-43页。
13阿利斯特•麦格拉思：基督教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1版1刷，第249页。
14阿尔文•施密特：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1版1刷，152页。
15博伊德、金（英）合著：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2月1版，1986年11月1刷，第55-61页。
16同注1，第120-121页。
17同注15，第84页。
18克里斯多夫•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1版，1992年6月3刷，第40页。
19布鲁斯•雪莱（美）：基督教会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1版1刷，第127页。
20据《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9章第21节记载，耶酥曾对一位青年财主说：「如果你要达到更完全的地步，去卖掉你所有的产业，把钱捐给穷人，你就会有财富积存在天上；然后来跟从我。可是这位青年财主听了耶酥的话以后，却垂头丧气地走了，使耶酥很失望，感叹地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有钱人要成为天国的子民多难哪！我再告诉你们，有钱人要成为上帝国的子民，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相关章节中也都有相同的记载。
21同注1，第128页。
22同注18，第130页。
23不同版本的书上对这个名字有不同的译法，其实说的都是同一个人。由于翻译的关系，类似的情况屡屡出现。在本文中，凡属这种情况，无论出自何书，皆统一为一种，而且不再加以说明。
24同注1，第129页。
25同注18，第131页。
26马文•里主编，默•蔡斯、詹•雅各、玛•雅各、西•冯•劳（美）合编：西方文明史（上），商务印书馆，1993年9月1版1刷，第265页。
27毛丽娅：天堂地狱：基督教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1版1刷，第206页。
28同注18，第207页。
29同上，第134页。
30同上，第133页。
31同上注。
32同注14，第169页。
33同注1，第132-133页。就在引文以下的篇幅里，佛罗斯特还详细描述了修道院图书馆建立的历史过程：「抄写间是大多数修道院的一个特征。它是一所大房间，设有摆著笔墨纸张的书桌。每张书桌后都坐著一个有一定书写技巧的修士。坐在桌边上的一个修士大声念著一本书，其他人把它抄写下来。读写完成后，修道院就有了这本书的一些抄写本，可用来交换其他修道院的另外一些抄写本。通过这种方法，图书馆成立起来了，书籍也在当时的文化中普遍得到使用。
34同注26，第206页。
35同注14，第170页。
36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力浦•李•拉尔夫（美）：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1月1版，1990年4月2刷，第2卷，第64页。
37同上注，第64-65页。
38同注1，第161页。
39同注36，第320页。
40同注19，第219页。
41黄福涛主编：外国高等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1版1刷，第77页。
42雅克•勒戈夫（法）：中世纪的知识份子，商务印书馆，1996年12月1版，1999年4月2刷，第31页。
43同注27，第216-217页。
44同注42，第125页。
初中历史校本研修篇10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4）09-0053-03
高中历史校本课程开发是我国基础教育三级课程管理的重要内容，目的是拓宽与历史学科有关的专业知识，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对历史常规教学形成有益的补充。作为一种重要的校本课程资源，文化遗产资源的有效利用对于高中历史校本课程开发而言，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现实中却存在文化遗产资源利用不足，与中学历史教学结合不够紧密的现象。怎样能够高效率地利用文化遗产资源，在上好校本课的同时，达到对常规历史教学的有益补充呢？笔者以石家庄为例，就如何在高中历史校本课程开发中有效运用文化遗产资源，作一粗浅分析，与各位同仁探讨。
针对石家庄文化遗产资源在校本课程中的比重过少，但教师普遍对当地文化遗产资源比较了解的现状，我们主张就地取材，加大文化遗产资源在校本课程开发中的权重。白佛口文化遗址、正定县城内的隆兴寺、赵县■河上的赵州桥、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西柏坡，都是石家庄的城市名片，利用好这些资源，能够很好地丰富校本课程内容。
一、在知识挖掘和能力培养上，要注重有形文化遗产与无形文化遗产相结合
以赵州桥为例，它是非常突出的有形文化遗产，作为启蒙教育的小学语文教材已经对其有过形象的描述。而赵州桥本身设计和工艺之精巧，也让其在世界桥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现代钢筋混凝土拱桥的祖先，在1991年还被被评为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也正是赵州桥科学而精致的结构技术，有关赵州桥的传说，如“柴王推车运三山五岳”和“张果老骑驴驮五湖四海”过桥而桥仍牢固如初，渲染了桥体的稳定，也增加了这座建筑的神话色彩。因此，精巧的技术、科学的结构、优美的造型、“平安吉祥”的艺术主题、“通济利涉”的完美功能使赵州桥日渐成为丰富而深刻的文本模型。“经过1400余年的读解，不同时代的人们根据各自不同的功能需求、审美期待和社会理想，对其进行不同的读解诊释，由此不断地生成与特定时代相协同的新意义。……显然，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敞肩型石拱桥，赵州桥已超越了自身单一交通功能，成为文化的载体”。①从这个意义上讲，了解赵州桥的有形文化，还需要其无形文化做铺垫。教师在讲授赵州桥时，将有形文化遗产与无形文化遗产巧妙结合，会使学生对赵州桥有更立体、更深刻的认识。笔者曾讲过《赵州桥传说背后的历史》一课，就以播放河北民歌《小放牛》，②导入新课。利用民歌这种无形文化遗产营造教学氛围，引出教学的主题――赵州桥，再通过引入赵州桥的神话传说，将赵州桥的无形文化遗产融入传统赵州桥的有形物质创造当中，结合几则史料对赵州桥的高超技术水平作深入分析，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要渗透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还以赵州桥为例，引入神话，将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结合，只是教学的初级阶段，教师可以在学生了解少年鲁班修桥和张果老、柴王爷试桥的神话传说故事后，让学生推断该神话产生的大致年代。因为虽然赵州桥修建于隋代，但其相关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却属各个时代，有的还相距甚远，比如鲁班是战国时代的人，张果老是唐代的道士，柴王爷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周君王柴荣，真正的修桥者李春则是隋朝人。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修桥的真正时期，为什么又会产生众多不同时期的人物交织在一起的神话传说呢？所以作为对史学研究的一个尝试，我们首先要区分出修桥的时间与神话传说产生的时间。这里可以让学生们进行大胆的假设，再充分说明理由。当学生们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后，教师再出示各种材料，特别是通过鲁班、张果老、柴王爷三人的生活时期，可以断定该神话最早是在五代以后产生。①这就是胡适所讲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历史研究方法，也是中学历史教学中“论从史出”方法的体现。
同样，对于革命圣地西柏坡，我们可以让学生从另外一个角度体会“论从史出”。为什么党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为什么新中国会从这里走来？最好的回答就是实地参观。当学生亲[看到党中央领导人的生活住处的风貌，感受到那种军民鱼水情，他就真正懂得了教科书中的内容，形成“论从史出”的观感。
三、挖掘高中教材相关内容，做好历史教学的有益补充
为什么传说中把鲁班作为赵州桥的修建者呢？这一方面说明了造桥的技艺高超，好像只有神仙才能造的出来;另一方面还可以结合中国古代官营手工业这个知识点。在中国古代，官营手工业一方面生产着皇室（王室）、官府和贵族及百官需要的一些特殊物品，同时也从事着诸如宫廷建设、寝陵修建、政府衙门修缮、兵器生产、钱币铸造等特殊手工业以及诸如桥梁等公共设施，还直接垄断着盐、铁以及酒、茶叶等关乎国计民生的物资生产和流通。因此官营手工业重质量、技术水平高，赵州桥就是其中一例。但同时中国自战国以来，统治者便一直贯彻“重农抑商”思想，士农工商等级排列，手工业者地位不高，特别是官营手工业中的工匠地位更低，很难留名;同时官营手工业中的工匠往往是世代相传从事同一门技艺，有的朝代称之为“匠户”，而传艺时又有很多限制，有的只在自家相传，有的传男不传女，还有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会拿出“秘方”，这就造成技艺非常容易失传。由此来分析，学生就会明白为什么一千多年来真正的建造者――工匠李春一直是那样的默默无闻了。再者关于赵州桥修建的原因，可以从隋朝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的需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统一，政局相对稳定;当时■河洪水频发等方面分析。这同样可以用来解决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如中国古代重大工程长城、大运河、故宫等的修建;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评价;对国家统一问题的认识等。同理，关于革命圣地西柏坡，探究党中央为什么选址于此，可以从地理位置易守难攻、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石家庄已经解放（当时军事形势）、群众基础好等角度分析。这可以用来解决中国近代史中革命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选择建在何处，具体战役胜利的原因，以及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甚至是中国古代史中都城的选择等诸多问题。另外西柏坡与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与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我军的历史紧密相融。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在此颁布，轰轰烈烈的解放区由此展开。而由此调动了大量农民直接参军，众多农民随军出征，负责运粮、战争的勤务等，这都成为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这对于学生学习和理解党的土地政策、解放战争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都会有帮助。
党中央在此还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特别是七届二中全会，这也是高中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除了教材中涉及的党的工作重心、中心、基本政策、总任务和“两个务必”之外，如果可以实地参观党中央领导人的居住旧址，本身就加强了对“两个务必”的认识;参观西柏坡的博物馆，通过影音实物和讲解员的深入讲解，学生们对该知识点的把握就绝不仅仅是教材中的那点知识了，而且学生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也会有不少收获，是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四、中学、高校、相关文化部门要互相协作与配合
1.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强与文化遗产资源主管部门的联系。
我们可以把一些具体的有形文化遗产列为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教育的基地，定期组织师生参观学习;也可以专门组织相关学科教师（历史、语文、班主任等）进行系统培训学习，提升各中学校本课程的质量。教科研部门也可以组织全市的校本课程相关培训，如历史学科就可以把历史校本课程开发纳入学科的教研计划。
2.各中学还应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
井陉县长岗村的龙母文化是中国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流传的五龙圣母传说、独特盛大的接龙母仪式、五龙圣母祭典、龙母民俗文化、龙母趣事、龙母传统庙会等在全国罕有。石家庄学院历史文化系与井陉合作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保护与开发基地，发掘井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系的大学生曾经到非遗大县井陉社会实践，协助文化馆挖掘整理板桥、长岗村非遗项目。中学历史教师可以与这些科研教学机构合作，交流学习，丰富中学历史校本课程资源。通过合作，高中历史教师对于石家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更加深刻，校本课程的开发也就更加完善、内容更加丰富。